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让老百姓议论纷纷而又担忧不已。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政府的又一个重要反对者将遭戴笠的特工杀害。蒋介石不顾舆论的反对，在这些报道发表时已经下令，准备谋杀人权保障同盟的第二号领导人：《申报》的主编史量才。
谋杀史量才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汪精卫受伤
谋杀汪精卫的企图是那年公众遇到的最令人瞩目最戏剧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正式开幕式，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让官方和媒介的摄影记者拍摄他们出席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开始拍照时蒋介石正在厕所里。其余的知名人士便排列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此时的汪精卫周围。当摄影师们准备拍摄时，一个持有“晨光通讯社”记者证的摄影师，捣鼓了一下相机后，只见突然一闪，接着爆发出一声枪响，汪精卫当即受伤倒地。实际上，那相机是个伪装起来的武器，掩藏着一把小手枪，通过
镜头发射。
汪精卫倒下后，会议厅立刻一片混乱。汪的警卫开枪击中了那个摄影师，另外两个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张学良和张继也上前抓住摄影师，并把他摔倒在地。幸亏汪精卫没有受致命伤。但他的妻子陈璧君对此不罢休，她愤怒地指控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蒋对这一指控感到恼火，他把戴笠找来，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找出幕后策划者。
戴笠亲自审问了受伤的刺客孙风鸣，他首先要弄清这位摄影师是怎样搞到记者证作为正规记者出席开幕式的。孙的回答把戴笠的调查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其一将他引向了戴笠自己在力行社的同志们，并进一步指向蒋介石本人；其二从黄埔蓝衣社成员转向蒋在十九路军中的对手们。
孙风鸣先承认说在中央军事学校内有个同谋。结果发现，这个同谋就是力行社总书记、酆悌的助手陈光国本人。戴笠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似乎对陈的介入非常吃惊，于是他立即召集力行社全体干事和监查员会议。据参加会议的干国勋说：
当召开力社全体干、检会报，到齐坐定后，他［蒋介石］举目遍视，问酆悌为何未到？无人答报，他即命戴笠去召他，片刻来了，甫坐下，蒋先生说：“陈光国是何人叫你用的？”酆未答复，自是默认是他用的。蒋先生很生气地说：“像这样重要的人员，你不请示，也未提会通过，真是‘愚而好自用’，他竟牵涉在刺汪先生案内，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会场气氛顿形紧张，酆说：“请领袖处罚。”蒋先生说：“处罚就能了事吗？”贺衷寒当即起立满面流泪说：“酆同志一向忠实，此次失于疏忽，犯了大错，我们大家都应负责，请领袖处罚。”
酆悌的性命由于戴笠调查的第二条线索而保了下来。在审讯中孙风鸣还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包括社长华克之、主编张玉华和部门主任贺波光在内。这三人立刻上了戴笠特务处和陈立夫中统局的通缉名单。
戴笠的特工在南京抓住了张玉华，在他企图从沧州饭店逃走时跌断了一条腿。同时，中统局特工在审讯了贺波光的女友后，在丹阳一带逮住了贺。但军统和中统都无法逮捕华克之，他住在英租界，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逃之夭夭。
总而言之，华克之是同谋这一事实把谋杀策划者们同“刺杀王”王亚樵联系了起来。华克之作为王的左右手而著名，他曾卷入一系列谋杀日本海员和文职人员的活动，包括1935年和1936年杀害中山（Nakayama）和田港（Taminato）行动。
这一联系又把调查引向了十九路军的顽固分子，因为国民党当局有理由相信，这些谋杀是共产党勾结了前十九路军军官在陈铭枢将军拥有的布林顿饭店里故意策划的挑衅行为。1934年11月，上海公安局要求上海市政警察协助对前十九路军军官进行监视，跟踪在火车站来来往往的嫌疑分子，尤其是对饭店进行专门查访，以出其不意地捉拿刺杀人组。据中国当局说，这种高度警惕的理由是，他们获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们决定“与包括一个姓楚的在内的十九路军军官们勾结，在上海建立一个小姐，谋杀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日本要人，包括HIJM的部长，以达到让国民党难堪并在中日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目的”。
刺杀王
谋刺汪精卫事件发生之后，有关共产党阴谋的看法消失了，国民党警察当局开始感到十九路军的小组在独立地活动，但得到了王亚樵及其他职业杀手们的协助。特务处的特工们得知王亚樵已经逃往香港，而且媒介的报道把王亚樵与他在“改组派”中的庇护人陈铭枢和李济深联系起来，是他们对王下令谋杀蒋介石或汪精卫，甚至干脆把两人都杀了。
但这种联系仍没有什么把柄，直到后来，戴笠的侦探们从对张玉华和孙风鸣的审讯中终
于得到直接的证据。这二人在医院里每天受到有关余立奎是否是同谋的审讯，因为余和在香港的“改组派”有密切联系。但对案件的真正突破是在逮捕了孙风鸣的妻子崔正瑶后，她是在四川路上的新亚酒店被发现的。戴笠亲自审问了她。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参与的残酷施刑的一个案子。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他们的“改组派”身份，终于使陈璧君相信蒋介石并非是谋杀她丈夫的后台。
陈璧君对蒋介石的宽恕也许救了酆悌的命。当然，酆本人在蒋亲信中的地位，加上贺衷寒的求情（贺代表所有人向蒋请罪），也起了作用。但最终是孙风鸣透露的所有与“改组派”的联系才使蒋介石的否认变得可信，使酆悌免遭蒋对他的满腔怒火。结果，只有陈国光因与孙的关系而被秘密枪毙，而酆悌只是被免了力行社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也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公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王亚樵与谋杀汪精卫阴谋的可能关联上。
一旦崔正瑶肯定了王亚樵在谋杀案中的角色，“刺杀帮可怕的首领”若在戴笠手下、由郑介民率领的特工员们自由行动的香港和澳门继续待下去，他自己就会面对遭逮捕或谋杀的危险。于是，在李济深的帮助下，王亚樵于1936年7月离开香港，来到梧州河西边，住进了省长黄旭初的一座宅子里，并接任了梧州陈铭枢将军部队里的特务警察队的领导职务。
但是，郑介民在逮捕了余立奎并把他的妻子“转变”为特务处特工之后，已近在咫尺。王亚樵刚到达梧州便处于国民党秘密特工的监视之中，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乎。他很快就适应了梧州的生活，还在这个有点儿颓废、死气沉沉的地方城市里，把他的小老婆金石心安顿在河边天东街14号的一座客栈里。
那年秋天，金小姐决定乘西河摆渡船去香港买衣服。她一踏上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便被戴笠的特工陈质平发现了，他最终把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吸收为特务处特工。陈质平——他后来当了蒋介石驻菲律宾大使——把她介绍给特务处最精明能干的外勤特工王鲁翘。1936年11月17日，王鲁翘和金小组两人一起坐当夜的渡船回梧州。
四个夜晚之后，11月21日周日，王亚樵与桂系的两个军官在外面玩。三人都喝得醉醺醺地一块儿去天东街金小姐那儿。夜里11点左右，他们到达小老婆的住处不久，只听五声枪响。警察和保安队的官员冲向出事地点，但当他们赶到时，刺客们和迷人的金小姐全都无影无踪了。他们在地上发现王亚樵的尸体，他中了三枪并被捅了两刀。
远在上海的警察官们非常怀疑这位“刺杀王”会就这么被真的杀了。最初的报道说，被杀者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而王亚樵当时是55岁左右。还有人说，在“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刚被扣留不久有人在西安还看到过他，作为白崇禧和桂系派的代表正与杨虎城将军磋商。但过了一段时间，王亚樵被杀似乎已确定无疑，而王的尸体被埋在梧州河对面的高尔夫球场边上。梧州地方首脑派人去调查事件时，他们未被准许进入天东街的那幢房子，而且，不久公安局从军队方面得到指示，中止对此案的调查。
于是，无论王亚樵到底是由于企图谋杀汪精卫受到报复，还是因为桂系的官员怕无法控制“刺杀王”而将他杀死，王亚樵反正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不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恐怖主义出现全新的转折。到了那时，由于动机复杂而思想混乱的特务组织彻底取代了个人英雄豪杰，政治谋杀也随之将以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
培训间谍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在太平洋战争中由戴笠将军和海军上将梅乐斯领导建立的中美合作所的故事已经相当熟悉了战争末年，中美合作所被美国媒介当做一个中美合作游击抗日的成功典范来颂扬，而它的黑暗面——戴笠那些由美国军事和警察顾问训练出来的无恶不作的秘密警察，最终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来对付地下共产党的事实——则过了很久才暴露出来。
这部分是由于当时负责该项目的美方，有意在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工单位的人事安排上不让中方插手。部分还因为，直到1980年代以前，西方历史学家们更容易得到国民党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正面叙述资料，而对共产党历史学家们尖锐指控美国介入训练蒋介石反间谍干部的“内部”分析则难以获悉。然而，现在，不仅有可能对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局和战略业务局联盟的性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认定，早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十年，美国对中国警察的训练就开始了。
现代间谍是培训班和专业学校的产物。从契卡问世开始，间谍和特工都无一例外地始于这样一个特殊形式：培训机构和短期培训班的开办，使之从完全的民政性质正式转为彻头彻尾的特工性质。军事学校的经历要比专业情报训练班更加深厚持久，但后者的经历更加剧烈，尤其是，为了掩护便衣特工的秘密身份，它必须培养至关重要的绝密性。“间谍王”戴笠早就意识到这种专业训练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在开办了黄埔校友会办公处不久，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训练所”来发展他的秘密特工骨干。
秘密特工训练系统仅仅在抗战爆发以后才独立地蓬勃发展。在这之前，以及在紧接着发生的太平洋战争（事实证明，那时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中，戴笠的训练单位必须在幕后以及在20世纪初中国发展起来的正规警察学校结构的内部，与现代警察力量机构携手合作。
现代警察
中国的第一支警察力量于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建于湖南省府长沙。虽然长沙保卫局在百日维新之后被反改革力量解散，但现代警察力量于义和团暴动、外国人占领北京期间，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重新出现了。清朝廷逃往西安后，八国联军便建立起“安民公所”来从事警察工作、修路和其他市政任务。公所的高级官员都由外国宪兵担任，而常规的巡捕则由中国人充当。1901年9月联军撤走以后，安民公所被“善后协巡营”取代，它是1902年“公巡总处”的核心，并很快成为华北其他警察力量的模型。
袁世凯（1901—1907年任直隶总督）是华北欧洲式警察力量的主要资助人，他用占领北京的欧洲人与日本人的警察模式取代了传统的衙门捕班。袁从省府保定开始，在警务总局下面安排了500个溃散的士兵。天津在1902年9月被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复后，袁便把这个城市当做他的警察总部，他既想用这股新力量来安抚民心，又想为省府提供一个绕过当时仍拥有自己本地武装和乡村团丁的地方力量。
天津新建立的警察称为“巡警”。“巡”的意思是视察或巡逻，“警”当然是警告的意思。从词源上讲，“巡警”一词介于传统“巡捕”和现代“警察”之间。“警察”一词最早来自于1872年到欧洲学习西方警察制度的日本人，他们递交了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建立警察机构的建议，后来这些建议成了1874到1875年间的法规。大约在1915至1925年间，“警察”一词开始普遍用于中国。
日本顾问
1901年中国清政府开始派留学生去东京学习明治的控制系统，从此日本的警察模式便遍及中国。明白这一点，对警察一词的日本来源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有许多被当做警官或教官，分配到由袁世凯这类强硬的省政府官员或更直接忠于清王朝的改革派们新建立的军事学院和警察学校去。
后者的领导机构之一是北京的警察训练单位，它由暨总理衙门的满洲首领靖王在日本警
察专家川岛浪速（Kawashima Naniwa）的帮助下建立。川岛浪速本来的合同是为这个新学校指导警察训练，但他不久便在清政府最后的维新活动中当起总顾问来。川岛浪速在1902年递交的一个备忘录里提出了1905—1908年间改组警察计划的基本纲要。备忘录本身阐明了该计划的原则基础：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警察系统。它是军事力量的补充。其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权利而准备抵御外侮。其二是为了执行国家法律和法令而用此工具进行内部控制并约束人民。这是国家最强大的两股力量，没有它们，国家便一天也无法生存。
除了建立后来成为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象征——军队和警察保护这两个羽翼以外，川岛浪速的备忘录还呼吁建立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全国警察系统。就像川岛浪速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这个新警察系统是按照欧洲的中央警察模式建立的，尤其类似荷兰和柏林的警察。
为了得到欧洲的财富和权力，清政府在1905年颁布成立培训警察官学校的命令，来实行川岛浪速的提议。1905年10月8日，在战争部资深军机大臣徐世昌主持下，巡警部成立；1907年绿营兵被废除后，巡警部合并到民政部内，所有警察工作都属警政司管，而正是这个司，20年后成为戴笠在国民党内政部里权力的主要行政核心。
在1907年至1911年的革命期间，巡警部成了清王朝警察力量的典范。袁世凯死后，北京的警察也被立为全国的模范。1917年4月由内政部在北京召开的“警务会议”上，巡警部大出风头。7个月之后，内政部命令各省开设警察培训学校。但由于当年各个军阀大打出手，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无暇顾及管理警察的具体事务，改革的努力中断了。在这方面，早期民国历史重复了晚清历史：尽管日本模式和欧洲榜样提供了中央集权制的可能，但在中国不首先进行军事统一便很难施行警察统治。更加有效和长期的警察改革，还得等到北伐完成和南京新政府成立后才能实现。
国民党公安局
假如北京巡警部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军阀的全国性模式的话，国民党在1927年成立的相应机构便是广州的公安局——受到当时美国警察机构名称启示的一个名字。广州公安局是由孙科建立的，北伐前他把美国的市政管理系统在广州付诸实施。国民党执政后，除了南京都市警察总部以外，所有的警察部门都乖乖地把他们的名称改为“公安局”。
名称一致，行政管理也统一。1928年全国警察专家委员会成立，由首都的4个官员和8个
省级官员组成，归内政部警政司领导。次年颁布了有关规章制度，要求对所有警官和警校学生实行教育。于是警察学校纷纷在浙江、江苏、山西、广东、江西、湖北、陕西、山东、云南、河北、甘肃、察哈尔、青海、福建和广西建立起来。全国委员会按理每年开4次会，但实际上他们从未碰过头或召开正式会议，后来这个组织干脆解散了。
1931年在全国重开警察改革的讨论。1月里，内政部在南京召集了讨论警察管理的第一次全国内政会议。接着次年12月召开了由来自各省市100多个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全国会议。这些代表提出了关于开始实行警察退休金制度，使用新式武器，雇用女警察和统一按手印制度的提案。
这段时期内，日本的警察制度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30年内政部举行了一次考试，从高级警校第十五届选拔了1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东京接受内务省警察训练学校的培训。当年浙江警校也派了21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日本。但欧洲警察力量仍为基本模式。1929年全国警察委员会成员之一王达瑞（音）利用参加9月在巴黎召开第五次国际警察会议的机会，研究了欧洲警察体系。他认为维也纳的警察部队最为优秀，值得模仿。于是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邀请了如道夫·缪克（Rudolph Muck）博士和奥地利的其他警察专家担任警察管理和培训的顾问。
同年浙江警校毕业班的10个学生被派往维也纳学习，而到了1932年，如道夫·缪克博士成了南京中央政府的警察顾问，同时也是改组上海公安局的顾问。两年后，由酆悌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被战争部派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去考察。1935年力行社核心干部组及蓝衣社核心成员李士珍，也被派到国外去研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警察制度。
1930年被邀请到中国的司法专家之一是加州柏克莱警察署警官吴兹（A.S.Woods）。吴兹之所以被选拔为顾问帮助改组南京都市警察，是因为奥古斯特·涡孟（August Vollmer）的V-人对美国地方警察署来说，就像代表了国家警察力量概念的艾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G-人一样，他们使柏克莱警察署成为世界最杰出的警察部门，名声越来越大。
奥古斯特·涡孟及美国式的警察专业化
奥古斯特·涡孟是美国的“警察专业化之父”，1876年生于新奥尔良。8岁时丧父，10到12岁期间，母亲把他带回她的出生地德国生活了两年。少年时的涡孟热衷于拳击、摔跤和游泳。他在“新奥尔良学校”学习了一年的秘书业务，后来全家迁到旧金山，又在1890年搬到了柏克莱，这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在那里开货运车。5年之内，不到20岁的涡孟在柏克莱开了一个家原材料与煤炭商店。但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后，他便决定参军，到菲律宾作战。
那年夏天，涡孟参加了美国进攻马尼拉和占领马拉特（Malate）要塞的战斗。1898年秋天，他帮助过马尼拉警察，次年2月，阿奎纳多（Aguinaldo）党人兴起，涡孟自愿到一只装甲船上，用大炮轰击菲律宾游击队，并由于到敌后执行反阿奎纳多游击队同盟的联络任务而荣获特殊声誉。涡孟服役期满后回到加州，但这个强壮而无畏的一米八汉子对室内工作没有耐心，而且不安心当一个平民百姓。
1905年1月，一些积极参政的柏克莱公民问涡孟是否愿意以改革为基调竞选市警察局长。29岁的涡孟答应了，而且当选了。他所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关闭城里最大的中国赌场和其他各种赌场。与此同时，他开始一系列行政和技术革新，使柏克莱警察闻名全国。是奥古斯特·涡孟带头使用起自行车巡警，首次创造了定期巡逻制度，从洛杉矶的一个私人侦探那里学会了电话报警和直线报警机并予以实施（他还通过选民专门投票，集资建立了一整套警报系统），设立起档案制，完善了手印存档方式，启动了测谎器的发明，首次在巡逻车里装上无线报话机，并开始任命大学毕业生当巡警。
奥古斯特·涡孟名声日噪，特别是在他当选为国际警察局长协会主席后，不仅答应在美国其他城市改组司法机构，而且接受了外国政府的邀请，改革它们境况不佳的警察部门。比如1926年，涡孟应古巴总统谢拉德·马乔多（Gerardo Machado）的邀请去了哈瓦那。他到达时，古巴总统把他当做一种治疗社会症结的职业医生，对他说：“你是警察部门的医生，我们这里需要你。”
涡孟在建立了警察训练学校并设立了电报通讯系统，以此治疗了这位古巴独裁者的司法机构的症结后，回到柏克莱。这时他收到了又一个外国政府的请求帮助：这次的邀请来自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据说涡孟警长把吴兹上尉叫到办公室来，对他说：“上尉，这封信来自中国南京的警察局长。他们需要实在的帮助。你来干这项工作如何？”于是，吴兹于1930年作为一位警察顾问去了中国，为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内政部工作。留在柏克莱的涡孟则在加州大学发展起犯罪学，并训练越来越多前来向他学习警察管理的学生。
涡孟的中国学生
那年涡孟的外国学生中有一个叫酆裕坤的人，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学习了6个星期的暑期特别课程“警察组织和管理”，然后在秋季进了密执安大学。他是那里15个被中国派来学习市政管理的学生之一。1930年11月，酆从安阿博（Ann Arbor）给奥古斯特·涡孟写信说，他对“发现犯罪原因和预防方法”感兴趣，而且他希望在著名犯罪学家瑞蒙·富思第克（Rayomnd Fosdick）的文章所提供的美国数据的基础上，做一个犯罪统计的比较研究。在接下来的1931—1932学年里，酆上了加州柏克莱大学的犯罪学课程，次年夏天他回到中国，用涡孟犯
罪学的科学方法帮助他的同胞们改革警察体系。
作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接受过最先进的警法训练，酆裕坤不可能默默无闻。他立刻在1932年7月应邀拜见南京的警察局长陈焯将军。不久以后，他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蒋递交了两份中文报告：一份是“世界警察力量现状”，另一份是关于研究“中国所有警察力量状况”的计划。这以后，他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南京交通处处长，改革了城市交通规章制度。1933年3月，酆第二次到了陈局长的办公室，当了他保安处的一个“特别秘书”。他马上翻译了一篇关于警察专业化的文章，刊登在《刑法和犯罪学杂志》上，并在大学里讲授被他的美国教授推崇的警察工作的“科学基础”，推广涡孟的观点。当然，他也力图寻求涡孟的帮助，效仿柏克莱警察署的通讯系统，在南京装起了直线报话机，以引进最先进的刑警技术。
1934年3月酆裕坤受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邀请，去杭州当警察训练部主任。浙江警察学校是新国民党政府培养干部的主要机构之一。它在北伐刚结束时由朱家骅领导建立，朱在1926年是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头目，协助戴季陶在学校中进行对左翼分子的大清洗。次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是在这个职位上建立浙江警校的。作为“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的校长，朱家骅保证了警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当他于1930年离开省政府的职务时，他确保了该学校掌握在他所信任的人手中，此人便是史承志。不过，史承志担任警校校长的时间并没有超出1932年：王固磐于1933年接替了他，而赵龙文又在1934年成了该校校长。
酆裕坤是被任命在警校担任要职的回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在国外受训的警察专家是梁帆（音）博士，他原是学农业的，也是一个秘密特工，在里昂警察实验所当过法国法医学家洛咖（Locard）博士的助理梁从里昂结束学习回国时，身边有两个法国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侦探，她后来当了浙江警校女警察的头儿。他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整套警察实验室技术设备，包括发射学、毒品学、手迹分析以及指纹调查所需要的所有器具和化学材料。这些设备形成了中国在上海国际租界警察部门以外的第一个法医实验所的基础。尽管后来梁作为法医学家的能力受到怀疑，但他当时立刻在警校里开起了警察实验最新技术的课程。
第三个重要的回国留学生是涡孟的另一个弟子，叫余秀豪（Frank Yee）。余是广东人，在旧金山的中国人圈子里很有名气，他请涡孟在这个警察名牌学校给他推荐工作。于是涡孟给酆裕坤写信谈了余秀豪的事。当余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轮到达上海时，酆裕坤与他的“许多表兄弟们”一起在码头上迎接他。适应期过后，他在浙江警察学校得到一个位置。他后来发现，这位置是“全中国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而且即使在蒋介石眼里也是“所有这类警察学校”里最重要的。
浙江警察学校
浙江警察学校坐落在上杭江十来亩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可以容纳500多个学生。据余秀豪形容，入学的350个男女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30岁之间。他们全都享有良好的条件，除食宿之外，每月还有15元的津贴，并装备有“步枪、左轮手枪、机关枪、自行车、马匹和汽车”。学校的特征无疑是军事化的。学生在早晨的军号声中起床，升国旗，由军事教官带领进行操练，由“从中央政府来的人”作为“指导员”教授“政治训练”课程。
和涡孟在柏克莱的模式一样，浙江警校本身与地方警察力量密切联系。当时在杭州的警察署有2000来名警察，他们被分成8个分所，每年有100万元的经费。1934年9月1日以后，警校校长赵龙文同时担任了杭州公安局局长，余和酆，加上另一个从柏林警校毕业的学生被任命为他的机要顾问在赵领导的“设计委员会”的建议下，设立了军校生制度，让警校的学生熟悉杭州警察署的职责范围。到了1935年1月，余秀豪已经按涡孟在柏克莱创造的巡警模式建立起了一个巡逻制度。杭州警察署的正式成员强烈地抵制新制度，但在酆裕坤的支持下，余成功地于1935年4月1日在西湖一带开始实施巡警制，于是在两个月之内，犯罪率下降了50%。
从余的角度看，他们在浙江警察学校的领导地位给了涡孟的学生们一个黄金机会，他们看到“柏克莱的制度和精神被传播到了中国”。他告诉涡孟：“我们的学校本来只受日本和奥地利影响，因为学生们只被派到上述的两个国家去过。现在，你可以说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美国模式，更具体地说，是柏克莱的模式。”他还请涡孟告诉他“在著名的〔柏克莱〕研讨会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们，他准备通过翻译关于罪犯调查和秘密特工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引进警犬的使用，建立现代警察实验室和进口新发明的测谎机，“使整个中国警察管理现代化”。
受过美国训练的人员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涡孟的信中，余经常埋怨他的教官同事们，甚至包括酆在内，对全盘接受他的革新犹豫不决。但酆裕坤同意协助余为浙江警校起草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并将经济、心理、防止犯罪、城市政府、无线电、警犬等课程加入了常规教育中，扩充了由“蒋委员长发起的”新生活课程。余和酆还按照柏克莱警训项目设计了一年级教学提纲，其中必修课包括打靶、游泳、自卫（柔道）和军事科学。
第二年学生可以从四个系中挑选一门作专业：管理、刑事侦查、外事和妇女警训。余是管理系的主任，该系的课程包括学习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人事、防止交通事故、数据统计和警察记录、无线电通讯和警察力量分布。刑事侦查专业设有法医化学、摄影、罪犯鉴定、警犬、密码术和警察记录。其他两门专业远远没有它们发达，尽管外事专业课程中列有欧洲历史、世界外交、无线电和心理学。
到了1934年秋天，浙江警察学校已经非常著名，并正在成为全国的楷模。9月里，教员们得知南京的全国警察学院和中央军事学校合并成一个单位，浙江警校就成了“本领域中惟一的一个全国机构”，于是招生便在全国进行，其中有些学生是来自地方警察机构的警官，经过余从柏克莱学来的包括“军队智力测验”在内的身体和心理测试。
全国警察训练
初冬，当余和酆正在等待向蒋介石的特殊拜见以介绍他们关于全国警察改革计划时，他们也得到了上海市长吴铁成这类重要的地方官员的喝彩：
我们立刻被邀请到上海接管一些重要职位。吴市长对我在上海警察杂志《警光》上的文章尤其欣赏。但控制全中国警察组织的特派员们绝不会同意我们离校。我们和［酆］裕坤［和梁帆］一起负责全中国的警察教育。
吴铁成市长在上海市政府里喜欢用广州人，他器重余可能因为余是广东人。总之，中央政府——当然包括戴笠本人——不会让那些在国外受过最佳训练的专家们成为重要城市警察力量的顾问，因为他们自己想最终对警察力量进行控制。浙江警校是用来为全国树立标准的，而非用来支持地区和省级机构。所以，当浙江大学向余提供一个教书的职位时，他不得不因为自己在浙江警校的全日制职位而谢绝。
作为全国性机构，浙江警校也管辖庐山和江西北部山区的游览胜地的治安，蒋介石在那里有避暑别墅。庐山那时已被用来作为反叛乱的训练区，设有“军校庐山特训班”。当特训班的一些毕业生被分配到邓文仪领导的反共调查机构南昌行营的同时，戴笠也组建起由连谋领导的一支特殊干部纵队（康泽协助组建该纵队，因为他更加正宗的军事背景使戴笠非常嫉妒，于是戴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从警察部队调到半军事组织里去），为特务处培养特工。夏季里，这个地区会有两万多旅游者，他们很容易成为窃贼的猎物。于是警校学生便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实习执法的机会，他们能加强总司令所偏爱的山区的治安，同时还能够向英国租借的古岭领地的外国人管理的警察部队显示：中国人完全能够自己管理自己。
1934年7月，酆裕坤奉命带领近100个浙江警校第二届毕业班的警察到庐山地区巡逻。然后，次年夏天，酆裕坤和他的人员干了件出色的事：建立了存档和其他刑事调查程序，这使他们破获了一些著名的疑难案。余秀豪也不落后，他与学生一起爬上了3000米左右的古岭峰，避开了山脚下的炎热，一头扎进了警察工作当中。用余从柏克莱带回来的指纹和摄影设备（他们还希望能有一架涡孟发明的测谎机），这些警校生成功地独立进行了盗窃调查，还协助推广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他们的成绩如此优秀，以至于英国人在租借区撤除了他们的行警权而让中国人来管辖。于是浙江警校生被树立为全国典范，为江西、湖南其他地区的警察作出了榜样。各省官员们被他们的成绩所打动，秋天回去后便举行选拔性考试，以从中挑选出20个男女去浙江警校接受类似的训练。
不管余有多么直接和坦率，他对自己的导师丝毫没有提起浙江警校最神秘的特点之一：虽然警校是个致力于培养正规警官的省级机构，但它实际上也是戴笠自1932年建立起来的全国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警校校长赵龙文就是戴笠的一个特工，而且全校所有的政治指导员都是特工处的干事。
戴笠和浙江警校
戴笠在1932年夺取了对浙江警校的控制权。当时第二届正科学生刚刚毕业，住在雄镇楼30号的校友会宿舍等待分配。利用蒋介石授予他在浙江警校特训班的“政治特派员”的权力和与政府直接的无线电联系，戴笠带了一队特工驻进了警校。这队特工中有王孔安、毛人凤、毛宗亮、赵龙文、胡国振、谢厥成、罗杏芳和刘乙光，他们在那年假期里完全控制了整个学校。王孔安被任命为政训处书记长，毛人凤任秘书，而毛宗亮则充当了通讯官员。其余的人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到了1932年秋天，戴笠在政治处的外表下建立起一个秘密特工特别
训练班级，分成甲、乙、丙和通讯班。每个班级的学期为6个月，由2到30个人组成，他们将是特工处的基干人员。于是，“军统后期的许多高层特工分子”——在1940年代中这类“高干”中有毛森、肖勃、杨超群、阮清源、丁默、章微寒、娄兆元和黄雍——在1932—1935年中都在浙江警校接受过他们最初的地下训练。
乙训班由每年从警校毕业班里挑选出来的30个学生组成。他们的班长是刘乙光，也是该期班的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毕业生被派到蒋介石警卫组当便衣特工。
三班，或丙训班，是培训掩护人员的，即女特工。从警校毕业生里挑选出来的6个女生被送到特训班，该班由警校正科的女生指导员章粹吾主持。这些学生在分配到特工机关当“掩护关系人员”之前，专门学习理发、烹调等课程。
一班或甲训班，是几个培训班中最重要的，其毕业生被分配到特工处当骨干，在头头的领导下直接运作。戴笠在名义上是训练班的教官头，一班由警校的二班和三班的毕业生和已经在特工处当现行特工的人员组成。实际教官头是余乐醒，他指导在雄镇楼30号的训练班，他也教特工理论和如何使用毒品及吗啡的课程。前共产党员谢力公教军事地理、国际间谍和密码；李世璋教政党及其派系；梁翰芬教痕迹学；殷振球教爆破学；管容德教速记；叶道圣教情报学；朱惠清教看相；王文钊教摄影；金民杰教擒拿；刘金声教国术；曾惕明和黄泗钦教驾驶；谭金城教骑马术。日文课由霍淑英和一个叫山田一隆的日本人负责。
主要的课本则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在苏联留学过的王新衡，翻译了两本俄语书：《格伯乌》（即GPU）和《契卡》。学生们还读顾顺章（共产党在保卫方面的头目，1931年在汉口向陈立夫和徐恩曾领导下的特工处叛变，后来投奔到戴笠手下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顾顺章关于布尔什维克秘密特工的知识，由于他在共产党乡村和城市支部当联络负责人的实践而完善起来。实际上，前军统官员们认为顾的信息对戴笠如此宝贵，这也许是他丧命的原因。据他们说，顾顺章作为最大的共产党“叛徒”加入“中统”不久就被谋杀了。虽然杀手从未被获，但研究中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刺客是陈立夫派的。因为陈立夫不能原谅顾向戴笠献计，于是陈要防止“间谍王”向这个共产党人榨取秘密。但陈立夫对此否认，他向本书作者提示：必须除掉顾顺章，因为他是个杀人狂。
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完全处于戴笠的控制之下。但同年，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校与江苏警校合并，成立一个“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合并对戴笠来说既意味着挑战，也带来了机会。
中央警察学校(1)
蒋关于创立一个中央警校的决定，是出于要用一个全国性的警察制度来联合地方控制系统的远见。1936年蒋介石召集了一个“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讨论地方警察的治安问题。会议的背景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领导之间对维持保安队的长期争议。地方官员自然偏向保存由他们自己资助控制的地方武装，而中央政府的代表则反对保安队，他们力争成立一个由新的国民党政府领导和培训的正规警察部门，但要地方出资。
蒋介石在听取了两边的意见后，决定采用警察制。正如余在给涡孟署长的信里说的那样：“现在委员长非常关心在中国改善警政的问题。他要取消所有的保安队、宪兵，等等，而把维持内部治安的责任在三年内交给警察。”行政院积极地通过了这项要求各省在警政司规定的原则基础上提交警察改革计划的提议。警政司宣布：第一，在1936年底以前取消保安队，并在三年中将他们的职权逐渐移交给正规警察；第二，在解散保安队的同时，将它的资金转到县警察部门；第三，地方警察的各种级别制将尽量统一；第四，在无力供养正规警察的贫穷偏僻乡村地区，执法权将归前保甲互助单位；第五，为提高警察素质，对警察服务人员的要求将逐渐提高，小学毕业将是受雇用的起码条件；第六，警察的月起薪将为10元；第七，高级警官将一律在新中央警察学校学习；第八，正常的警察招收将从各省市的训练班中挑选；第九，被解除的保安队的武器将转到正规警察部门供他们使用。
显然，这个自上而下合并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央警察学校，它“受命把旧保安队的某些部分取消后将其改变成警察”。正当这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取代各省的地方机构时，浙江警校关闭了它的大门，并把它的第五届学生转到了南京。现在，赵龙文的学生（也就是戴笠的学生）名义上是中央警校40岁的校长李士珍的学生了。
李士珍是中国的首要警察专家。李于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浙江保安队当过队长，1931年在日本警察学校完成正科训练。1935年，李士珍率团去欧美19个国家考察他们的警察制度，回国后被任命为南京的“警官高等学校”校长。1936年9月，他接替陈立夫在新中央警官学校任教育长。
李马上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校园。他在南京郊外麒麟门附近选了一个地点，在那里盖楼房、建设备，并招收学员和学生。
学员班分批调自各省、市、县原有警官再加以新式教育：如指纹、户口、侦讯、擒拿、追踪、交通、信号、警犬训用等……学术，修业期半年；学生招考高、初中程度学生，施以警察各科教育、思想政治训练、外文教学、军事常识操课、体能训练等。修业期三年，旨在革新警政。
同蒋介石一样，李认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有一支出色的警察力量。他对中央警校1943年毕业班的学生说：“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国家，那你首先得建立一个新社会。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首先必须建立一支现代的全国警察力量。”李士珍还把行政领导与学术结合起来。他从欧洲回来后发表了一篇有关世界警察制度的重要调查报告，并且出资和主持了“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可见他的业务资格无可挑剔。
然而，戴笠还是一心要在中央警校内（学校坐落在南京郊外一幢价值25万元的“巍峨的”新大楼里，用争夺警政训练权来排挤李士珍。于是，为在学生中贬低李士珍的权威，戴笠让自己首先成为“校务委员会”的成员。然后，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特工权力，在警校内建立了一个特工委员会，自任主席。特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王固磐、酆裕坤和赵龙文在内他的弟子和亲信们。而且他还把前浙江警校教官如胡国振、卢振纲和余秀豪安插到新中央训练机构的教职员中。还有，为了使自己掌握学术专业权并与李士珍的警察科学组对立，戴笠还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该学会踊跃地介入与李士珍“中国警察学术研究社”的各种辩论中。李士珍的全国警察制度改革是建立在涡孟的柏克莱调查问卷基础上的，为在竞争中战胜李，戴笠需要在内政部的国家警政政策上获得控制手段。为此，他把酆裕坤安插到中央政府中管理各省警察项目的警政司司长的位子上。警政司“负责计划、领导和监督全中国的警察”。在这个位子上，酆裕坤“控制了省属民政厅的警政科，掌握了警察系统的人事权”。他还在首都警察部队内部安插了戴笠的秘密特工支部。
在酆裕坤晋升的时候，他在柏克莱的同学余秀豪被安排到警政司负责警察教育、防火、外事、刑侦和“特工”各科当中。在给涡孟的信中，余把他们的新职位当做柏克莱警察改革的胜利的象征。他说：“从此以后，整个警察管理和教育都将完全由V-人控制。”既然那时“柏克莱的V-人”都是戴笠特工处的特工，中央警政控制的一些方面就落到了戴笠的特工手中。结果，在1936—1937年期间，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通过操纵内政部训练项目和人事安排，将其影响扩展到了九江、郑州、武汉、洛阳等城市的警察局。
酆裕坤在这个扩展中起了绝对关键的作用。作为内政部级别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时候只要戴笠需要用中央政府的司法权把正规的警察单位变成秘密特工队，酆裕坤就可以把自己单位的名称借给他使用。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后尤其明显。1941年，戴笠要把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扩充成一个大队，并把它置于前上海站头目沈醉的领导之下。当戴笠把这一要求向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发去后，唐自然向内政部警政司请示。
中央警察学校(2)
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是军统特工，这个司也由军统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个电话给酆，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酆在电话中诺诺连声尊命办理。
于是不到一星期，戴笠的助手和门徒沈醉就被任命为重庆侦缉大队队长。
唐毅本人是戴笠接管四川警察过程中强有力的关键一环。唐原是刘湘总部情报处处长，后被任命为四川警备司令部谍查处处长。虽然唐有大烟瘾，而且是哥老会成员，但他因向省政府书记王缵绪提供了一个讨其欢心的妓女而得宠。他被指定当王的特别助理，从此便跟戴笠联系上了，后者把他当做一个正规特工。1938年，唐毅是改革后的成都警察局局长，这就在四川执法核心内给了戴笠充分的自由。
中国秘密特工从法律教育机构中招收特工的计划，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察长培训项目同步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有的长处是，二者都有着在地方执法机构中普及警察专业化的目标。余秀豪向涡孟汇报说，从1936年9月15日起，在南京，“全国各地的高级警官将在警校接受速成复习培训”，而其他警官将于夏季在庐山参加一个特别训练班，那里的教学大纲是余编写的，其中包括涡孟关于美国警察系统的教科书。除此之外，还有余秀豪的讲座，到全国视察，以及酆裕坤频繁“强调警政的重要性和人民与警方合作的必要性”的广播，以及内政部警政司引进美国最先进的鉴定中央化和记录存档程序化方面的措施。例如1937年初，酆裕坤与艾德加·胡佛联系，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整理和处理指纹。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央指纹局。
引进最新的警察技术，将确保现代化的管理效率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地方上的半军事化体系进行全国性控制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回国留学生对改革的热忱，正好与蒋介石要统一他自己的控制，要把警察和军队当做他政府统治的两大羽翼的决心不谋而合。作为中央警校的校长，蒋介石在1937年对毕业班的学生说：
我们的国家有两股重要力量，军队和警察。一个用于国防，另一个用于治安。就像一架飞机要有双翼才能飞行，但因为现代警察责任范围的复杂性，因为他们是惟一持续与公众保持联系的公共人员，所以警察的职位对我们的社会甚至更加重要。
作为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民国的警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央集权。但作为一个制度本身，警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工具。
蒋介石全面发展警察是为了抵制地方上的军事竞争。但他也狡猾地用此来支持他的随从们在全国执法系统中的相互斗争，以防止他们为个人官僚利益而滥用司法权力。在与李士珍争夺对中央警察学校控制权的同时，戴笠还与陈立夫争夺对邮电检查的权力。这些官僚暗中斗争的结果最终都无疑取决于委员长的支持。到了最后，尤其是在政府情治机构和军事系统的秘密特工相互之间，为了争夺优势而激烈斗争的时候，还是戴笠对主子的个人效忠最起作用。
争夺资源
虽然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告胜，但在戴笠和蒋介石所经历的时期，政治统治的关键似乎既在于通过现代技术和组织纪律来保证效率，也在于建立或者培养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要想迅速有效地达到政治目的，与其靠一群目不识丁的贫农大军，还不如拥有一批相对人数较少，但有组织、可以信赖、掌握着现代技术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具有很强控制能力的信徒。
我们已经看到，控制中国的警察力量是戴笠一贯想要占据的资源之一。因为警察为他的秘密特务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也因为地方公安局为他渗透到城市的政治体系铺垫了道路。有人声称“到了1933年全国重要城市的警察人事都在戴笠手中”，虽然这也许有点夸张，但从1932年起，戴笠的影响便开始惊人地渗透到许多公安机关中。
但是戴笠从来不放弃竞争。整个这段时期，他的权力是逐渐增长的，但总受到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制约。他们也指挥着自己在党内的秘密警察——在蒋介石于1938年改组了特工后，它被叫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中统除了自己在中央、省市和地区的机关以外，还管理交通部统计调查局、财政部税务局、内政部司法人员培训机构和县长培训机构、外交部外交俱乐部、教育部和中国驻外机构的特务，局长是陈果夫的外甥徐恩曾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学习电气工程。在徐的眼里，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个由草莽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流氓组成的团伙，除了放火杀人之外什么也不会。
陈氏兄弟
但若从徐恩曾的叔叔们即陈氏兄弟的角度看，戴笠的特务处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用来抵销他们的秘密监视力量的。例如，约翰·卡特·维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1942年报道，“(戴笠的)组织有时被用来制约CC派控制的党内警察，它表明了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用制衡来保持各派力量的均等。”
陈立夫自己宣称，对戴笠独立的秘密特务的存在，他只是在它正式成立了两年之后才听
说。直到1934年，陈立夫以为他作为中统（先在他和他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后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局长，是情报活动的惟一领导人。他所知道的是，戴笠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别警卫，负责蒋的个人安全。“无论蒋先生到哪里，戴笠都派人去做预先准备。个人警卫的头子的地位非常敏感……警卫中也有间谍。”
但当陈立夫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时，他发现戴笠培养了另一个独立的、与他的组织平行的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是奉蒋介石之命。
在我把中央调查局交给徐恩曾不久后，蒋在没让我知道的情况下要戴笠领导一个单独的机构。你看，当只有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时，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想蒋先生要用其他机构来制约我们。
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戴笠的机构。我是怎么知道的？戴笠对别人说蒋先生分配给他调查工作。中统局的人对我说戴笠变得活跃了。我局里的同志们自然不高兴。他们感到蒋先生不信任他们。我这么对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是中国人所谓的“耳朵和眼睛”。我问他们人有多少眼睛和耳朵。当然是两个。所以，我说，执行我们的工作得要两个机构。我对他们说别对这个并存的组织存疑心而要与它合作。
开始陈立夫对戴笠的活动假装视而不见。他回忆说：“我假装不知道。后来蒋先生下令所有的事情都得经我之手，但尽管他这么命令，体制并不这么百分之百地运作。我不在乎。”
实际上他很在乎。他后来坦率地承认。
我被置于一个困难的处境。如果我不向蒋先生打听戴笠，那就显得我工作不得力。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问了，又显得我多心。总之，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了戴笠的情况，我对蒋先生说戴笠说蒋先生要他做调查工作。我问蒋先生这是否属实。他好像很尴尬。他说戴笠在做某种工作并要我指导他。
这使陈立夫处于更艰难的困境。说穿了，谁愿意负责限制戴笠危险而惨暴的工作？
我对知道戴笠的机构并不十分积极。为什么呢？我对这类工作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我去见戴季陶先生。我只要有问题，我总是去找戴先生谈，他是个思想非常深刻的人。他总是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对戴先生说我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工作。他提醒我说当一个人进了庙——戴先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会看见微笑的大肚子弥勒佛菩萨，但在他后面的人会看到他捧一杖吠陀经。当他向庙再走近一点，他会看见一个微笑的如来佛坐在中间，但从两边看去，他会看到十八罗汉显得凶恶并把持着各种武器。这意思是：我善良而微笑，但你要是不听话，我持有一巨杖；你最好小心些！戴先生对我说我最好还是做这个工作。要是我不做，谁来控制这些掌有强大武器的人呢？他把这工作比作一把利刀。当它由别人来掌握时，也许会非常有害，但假如由我的人来看管，他们就不敢做坏事了。我能够减少危险。没人更合适这个工作了。戴先生先是谈了解决问题的总原则也谈了我很和善的事实。我就像弥勒佛。他的意思是这是领导凶恶的人所需要的类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陈立夫可能对蒋情报组织并行竞争的制度颇为不悦，但他的战略家本能对制约平衡还是非常欣赏的。
当然，蒋先生信任戴笠。负责这样工作的人必须绝对可靠。假如戴笠稍涉及哪怕是最小的麻烦，那也将是灾难性的。从一方面看，蒋先生监视他，从另一方面看，他要我也监视他……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笠绝对可靠，但加倍检查、小心谨慎总没错。
自然，陈立夫对戴笠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控制力值得怀疑。“我实际上有没有指导戴笠的机构？当出现重要问题时，我跟戴笠一起商量并指导他。”
联合机构
事实上，陈立夫的控制是相当间接而且带协商性的。在1935年的某个时期，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也叫密查组或调查组）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成立，它专门协调蒋介石的情报活动。据陈立夫说：
在1935年建立的一个联合组织是为了促进协调中央和军事的调查局。它直接归蒋先生领导。我是联合组织的头。我的副手是陈焯，他在军委做过重要工作……这个联合组织由三个
科组成。第一科由徐恩曾领导。它的大多数人员都在组织部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有现任职位。二科由戴笠领导，他们大多数人员的工资来自于军事机构。三科，由丁默领导，相对比较小。它有特别资金支持。
一科负责所有“不带军事性质的反共工作”，带军事性的归二科管。
戴笠的机构或工作组属于军委。它的任务一方面是保护蒋先生，另一方面是执行蒋先生布置的任务。这逐渐朝着军事方向发展了。戴笠的人在军队单位和军事组织里并在一些军国主义的领土上工作。但是，这个机构也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人。他们的工作属次要地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消灭在军队里替共产党或日本人工作的间谍。
三科负责国际情报，尤其是关于日本的情报。
这个神秘的、“没有名字”的“联合组织”的任务是协调各个科或局的活动，尤其是中统和戴笠的“特务处”之间的活动。协调是通过每周由陈立夫召集的“讨论战略大纲”的会议执行的。
设立这个联合组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两个局经常在办同样的案子。我们要通过联合组织把结果具体化使相互核对成为可能。当然，有时，重复也是必要的；因为两个局都被分配管理一些案子。联合组织的名字叫什么？两个局真正重要的人……这是一个私人关系问题。
该组织也许还审阅了一些个别机构的报告，尤其是当他们在处理蒋介石同时向两个局的人布置任务的时候。
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陈氏兄弟对戴笠的秘密特务都瞧不起，认为他的人过分地依靠残暴和恐怖手段，针对敌人的运作程序又太缺乏精确的判断力。陈立夫一般在大学生中为中统招收人员，而且常常雇用曾在苏联受过训的前共产党员做他的特务，理由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敌人的世界观。尽管戴笠后来掌握了余秀豪和其他人从美国带回来的，或由梅乐斯将军和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最新的“科学”调查技术，但他却永远无法摆脱其残暴无情的形象。用维森特的话来说，戴笠在别人眼里一直是“国民党后期压制倾向的个人体现”，没有陈立夫那种精细微妙的耶稣会般的名声。
戴笠知道陈立夫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在他的局暂时与中统合并到了中央军委第二处后。戴笠从未饶恕陈立夫那时对他的“藐视”，尤其是在他手持帽子接受检查的时候。从那以后，他多年一直怀恨在心。
邓文仪与南昌机场纵火
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黄埔同志们中间，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是邓文仪。我们已经看到，邓文仪是蒋的一个“狂热信徒”，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使他到了经常唾沫四溅、胡说八道的程度。在黄埔圈内，他被认为是最疯狂的“清党”鼓吹者，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拥蒋有功，被任命为总司令的侍从室长。他死心塌地，哪怕蒋有时对他不好，他也还总是站在领袖的身后，虔诚地为其主子服务。他积极地在其他黄埔学生中筹款以出版蒋介石的文章，同时起劲地印刷各种“剿共”手册，如《“剿匪”手册》和《“剿匪”主要文献》。
1932年之前，邓文仪在侍从室的位置对于控制反共间谍来说十分关键。戴笠组织的日常报告总是送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这个组由邓文仪控制。1932年后，邓掌握了南昌行营总部调查科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机场纵火案使邓文仪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架正在南昌机场修理的军用飞机着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机场的营地和楼房，烧毁了整个机场，那是蒋介石持续轰炸江西苏维埃的基地。邓文仪的调查科奉命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上海报界的传说是，纵火是航空局的官员干的，目的是掩盖他们贪污国家资金的痕迹。但邓的调查组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于是他们就此向南昌发电，而这份电报被截收后向报界透露了出来。
上海报纸立刻发表了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并指责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掩盖整个机场纵火案的真相。尽管邓文仪本人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们为了控制航空局而制造的阴谋，但他无法向蒋介石证实他的无辜没有太多的纠缠，总司令便下令开除了航空局的官员，解除了邓文仪所有的公职。戴笠马上接管了邓的反间谍角色，把自己的特务处与南昌行营的有关科合并，于是他总算让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规军事供给制。
扩充特务处
这时戴笠已经在中国26个城市建立起地区性特务单位、省站和基层的组。在南京租界地区、铁道通讯组和财政部密查组也有特务单位。
在南昌机场纵火事件和邓文仪被贬黜后，戴笠不仅接管了南昌卫戍部队的调查部，而且马上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所有治安和宪兵机构里扩展他的特务组织例如在宪兵总部，他设立了梁干乔和张炎元领导的政训处。他从自己的特务中任命了“政治训练员”，安插在各个宪兵
连内。各省的保安处还奉命成立谍报股，股长是该地区特务处的头目。
戴笠最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它在名义上由赵世瑞领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由吴乃宪、翁光辉和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由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沪—杭铁路局警察署由吴乃宪任署长；最后，他还控制了禁烟督察处密查组。而且，到了30年代末，大多数省公安部门训练科和侦察队的重要运作部门都把南京的特务处当做他们自己的“总处”而直接向它汇报工作。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改组之后，邓文仪还是继续当力行社的助理书记，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领域中的机会，甚至也许失去了对那方面的兴趣，而且整个转向了宣传工作，1936年，他又当起了复兴社的书记长，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他准备像戴笠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希姆莱一样，成为它的戈培尔。“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
戴笠不喜欢被比做希姆莱。在寻找自己合适的角色上，戴笠是个戏剧性的大师。在这个生活阶段，他喜欢把自己比做孙子眼中的间谍大师和战略家：为政治车马开道，让国家列车在他身后平稳地前驶虽然后来他发展了一套比较周全、深受儒家影响的关于特工职业道德的理论，但在1934年他的指导思想只有四个要点。他用手迹形式散发给他的同事们四个要点：1坚持三民主义；2运用推理，讲究理性；3培养感情维系；4遵守纪律。
戴笠对领袖的忠诚
这四个要点旨在培养对领袖个人的感情。在1932年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地体现出来。跟纳粹元首一样，不论蒋介石是否在场，都会受到人们致敬，并伴随着鞋跟有节奏的撞击。“1933年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每次会议上只要提到委员长的名字，人们便会起身立正。”所以戴笠的特务处总部大会堂里装饰有强调理解领袖的担子和对他集体支持的感情性口号：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
戴笠勉励他的特务们采取一种强调个人能动性的哲学：“要具有死的意志，干的决心！”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他们在同时又被告知，要被动地即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情报人员不得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应当把领袖的意志当做自己的意志。
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特别重要。它包括了不同的传统观念。一方面，蒋介石的弟子们、前黄埔军校毕业生，对他们的校长保持了崇敬之心。但这种忠诚超越了孔学范围，它要求总司令的追随者们抛弃自我。蒋介石对弟子们的要求结合了19世纪末曾国藩“强健孔教”那样的狂热的忠诚，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蒋把自己树为这种约束的榜样，其信徒必须自觉地效法领袖严格的自我控制和永恒奉献的高标准。他们得在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在完全献身于领袖的过程中，通过领袖本人对他们的赞许，直接地、逐个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对干部们作的“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话中，把这种对“领袖的信仰”与国际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一切事情要他领袖来最后决定，我们现在就要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个人，除这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一切的权力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我们哪一天入了这个革命的团体，亦就自哪一天起将我自己的一切权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给团体交给领袖了！绝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做一个法西斯蒂！
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大家回去要拿这个意思切实告诉一般同志：现在革命不能如从前一样散漫，第一就是要问你有这个对领袖绝对的信仰没有？能不能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领袖？既做了这个革命团体的一分子，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然后我们这个团体和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一方面党员要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领袖，另一方面领袖不仅对于革命和整个团体要负责任，就是对各个党员所有一切的事情，也要负责任。不仅对党员本身的事情要负责任，就是对党员的家庭的事情，也都要负责任。不仅是对党员生前的职责要负责任，而对于他身后的一切善后抚恤，尤其要负责任。总之，只要你真能信仰领袖，尽忠团体，努力革命职务，其他所有公私一切，都会由领袖来负责，团体来负责！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再也不要患得患失，恋家惜眷，愁穷叹苦，或是怕自己牺牲了以后，家眷儿女没有人照顾，身后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办理。总之，党员个人的一切，无论他生前与死后，自有团体和领袖来为他负责，自己不要再为自己个人来打算，要完全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为领袖而努力！
这便是当初使这批忠实的追随者们进入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目的，对于后来并入戴笠的军统当中的特工部门来说，这是个必须永生铭记的信条。
家规
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戴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组织是个“大家庭”，强调模范团体精神的重要性。他表示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在特务处1935年1月初于杭州西湖畔召开的一个集体讨论会上，虽然采纳了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戴笠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秘密特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仁”和“义”、“忠”和“孝”的概念上。“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
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
戴笠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家长，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级，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传统家长身份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戴笠是以一种贵族主人的过于殷勤来对待他门庭中的“贵客”的。戴笠经常引用古语“士可杀，不可辱”，尽量对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就是所有从特训班出来的人）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
对违反他规定的人，戴笠以三种形式给予惩罚：口头警告、禁闭、由行刑队枪毙。尽管他讲究礼仪，但他是个极易发怒而尖刻的人，这也许是他故作谦恭的姿态和本能的意志之间的不协调所致。他经常发脾气，发起来便会破口大骂，斥责他的部下破坏了他的“家规”。这些规定代表了家长对他的家人发布的指导个人言行的命令，包括禁止赌博和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据奥利佛·卡维尔（Oliver Caldwell）说：
常奇怪的是，戴笠对部下受女人影响感到嫉妒。他自己的组织里有女人，她们既是秘密特务，同时也照顾他的部下生理上的需要，但他强烈反对婚姻或永久结合。
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此禁止军统的男女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在局内或局外结婚。
为了执行他的规定，戴笠在特务处内部设立了一套复杂的监视系统。大量的人员被分到柯建安领导的督察室下的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有重复性。这个指挥连锁系统显然直通戴笠本人。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不管报告人的级别如何。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便会遭到斥责，然后接下来便经常是在戴笠的监狱或集中营里关禁闭。关押的时间不限，尽管戴笠对“绅士”们非常礼貌，但没有人、哪怕是他组织里级别最高的人，能够逃脱惩罚。
军统的监狱系统(1)
对戴笠的监狱和集中营值得研究一番。
蒋的将士们解除了新四军的武装并将他们逮捕投入了集中营（叫做劳动营）。有一段时间，不光是戴笠（他被讥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正规”秘密警察，而且连国民党的警察都在抓人。据说集中营有十几处，它们不仅用来囚禁共产党员和企图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学生，而且还关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党派”的代表，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批评
了政府的人。
这些监狱是“塞满了受过刑法而奄奄一息的男女的囚笼，这些人有的在里面多年，而且本应根据1937年统一战线的规定予以释放的”。后来陈立夫对一个采访者说：
有多少被捕嫌疑分子被送到那些机构去？大多数。我认为结果怎么样？很好。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昏了头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就出不去。共产党员使用各种手段：金钱、女人，来拽人“当新成员”。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暂时昏了头，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从我与你的对话中。共青团？不见得。我看到过许多左翼青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结论。其他审问过嫌疑犯的同事们也这么看，如张道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改造机构。这些是中国机构——苏联人不会使用它们。他们的政策是要么用要么杀。
最凶险的监狱包括狱长何辑生管理的益阳监狱、周养浩狱长的息烽监狱、福建建瓯由曹飞鸿看管的“东南看守所”和西安蒋坚忍的“东北青年劳动营”。
东北青年劳动营是根据总司令1940年2月1日的命令设立的（见附录1）。它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战争干部培训军第四团的特训纵队的编制。特训纵队的队长是萧作霖，后来被蒋坚忍将军取代，蒋被命名为集中营的“教育长”。有300多个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地方政府、第三十四军和山西国民党机构逮捕，被列入三个“大队”。他们每两周一次的政训课意在驳斥共产党在延安抗大宣传的观点。接下来的三年里，劳动营持续扩展了各种功能。1944年它被组建成西北青训纵队，但仍在胡宗南的总体领导下。
集中营的确存在。除了对付政治上任性的青年以外，它们还是戴笠内部惩罚制度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早在特务处创立初期（上海特务站开始扩充的时候）就开始了。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和不听话的部下，戴笠在南京一个连他的高级特务都不知道的秘密地点设立了特别监狱。上海的犯人被送到火车站，他们不带手铐，但脸的下半部被用棉纱口罩遮起来，而且戴上墨镜。他们几乎全部受到酷刑，有的甚至终身致残。
通常，被捕者的一只鞋里会被布满钉子，使他们靠着负责押送的两个特务之中的一个踉跄着走路。他们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里坐进夜班车，然后在开车时被塞进没有厕所的卧车车厢里。到南京的一路军统押送人员都十分紧张，因为连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自己是否会被送去坐牢。一旦到达地点，便与秘密警察在车站外碰头，交接他们押送的犯人，然后，要是他们走运的话，就可以离开了。而许多倒霉的军统特务则恰恰是在他们把犯人交给军统接收委员会的时候自己也被捕了，然后他们在戴笠的监狱系统里待上多年，如果他们想最终出狱的话，他们被命令在监狱里收集政治犯的情况。
像周伟龙、余乐醒或谢力公这样的军统高级骨干起码被关过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干的特务，如许忠午、楼兆蠡等甚至被关过八次监狱。只要戴笠乐意，他可以随时给予第三种制裁。戴笠可以任意对人判处死刑。戴笠本人可能也面对这种危险。他的领袖以杀人成性著名，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曾悄悄传说“他喜欢杀人”。如1941年，在军统被处死的几百人中，有30多人是因为违反了军统纪律而被处死的。
不过必须理解，戴笠的惩罚并非胡来。
在他自己的组织（说到底这个组织是由一批野心勃勃和难以驾驭的冒险者组成的）内部，犯错误的人知道会受纪律处罚。他们显然明白自己的错误或违纪行为和戴笠制裁的关系。事实上，他们知道这是由蒋介石亲自监督的内部纪律惩罚制度的一部分，但这个制度从头到尾都由戴笠个人执行。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就是例子之一。像行动组其他有经验的枪手一样，王也是河南人，但他家住在北平，他在那里也有一处住宅。1934年王为局里的事去张家口，所以当北平发生“惊人”的谋杀案，并被认为是天津站的特务干的时候，他并不在。后来在北平侦缉队宣布破案后，关于此事的新闻风波才平息下来，但谋杀案的真相细节对公众来说则是个谜。
在北平还被这个案子的新闻搞得晕头转向时，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收到了戴笠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让他为这个特务头子在北平租一个旅馆房间，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戴笠到达的当晚，两个人从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买了外卖的食品带到戴将军的房间晚餐。在晚餐时随便谈了谈后，戴笠便详细询问了陈恭澍关于王天木的情况，那时王还在张家口。当陈准备走的时候，戴笠说：“我在这儿等着天木从张家口回来。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谈谈。我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会打电话通知你的。”次日王天木从张家口回来了，当晚戴笠通知陈他准备回南京。陈到火车站去送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已把王天木逮起来了。
军统的监狱系统(2)
这之后王天木没有回到他在天津的职位上。相反，王子襄被指名取代王天木站长的职位。一个月后，戴笠电报命令北平站“护送”天津站书记、王天木的前助理，回南京结案。这样，天津站行动组就解散了，其他外勤特务要么辞职，要么受到处罚。
戴笠向蒋介石写了个关于这一案件的特别报告。据戴笠的私人秘书毛万里说，整个报告只有几百字长。但戴笠为此整整花了一个夜晚，从傍晚到天亮，一笔一画地写这个报告。戴
笠扼要地叙述了这个事件，含蓄地指责前天津站站长，然后列出了王天木以前的功绩与成就，最后向蒋建议三点：一，死刑；二，终身监禁；三，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蒋采用了第二个建议。王天木于是被监禁在老虎桥供特务处使用的“丙地”军事监狱。“丙地”专门关押长刑期犯人，王天木在那里一直关到沦陷时戴笠才把他放出来，派他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戴笠的秘密警察工作实际上是终身性的。你一旦成了特务处或者是后来的军统局的成员便再也不会被解职，也不能辞职。谁要是向戴笠请求允许退休便会冒受长期监禁的危险。
特务们相互说：“我们组织里的同志，只有活的进来，睡在棺材里出去。”
礼仪
戴笠为了维持“纪律”而下令杀死的秘密特务男男女女几乎达两千人，可是他们在死后却令人哭笑不得地被追认为“烈士戴笠认为如此被处决的军统特务“用他们的生命维持了集体纪律的尊严和完整”，他们为军统“家庭传统”永恒的纯洁而死他给这些被杀者的家庭及其孤儿寡母一样的生活费、学费及其他费用。而这也是国民党干部家属待遇的一部分，它是蒋介石在1933年福州一次悼念“剿共”阵亡者仪式的讲话中立下的。戴笠当了军统局的正头儿后，每年都要在军统总部召开10天的“四一大会”，由全局内部特务参加，纪念特务处成
立周年并悼念死去的特务。会议召开之前，他会向各省市的军统机关“负责人”发出秘密邀请。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代表他们的机关，到达后被庄严地引入大礼堂，在那里等待最重要的悼念者——蒋介石本人。
随着年代的推移，“四一大会”变得越来越讲究，仪式也越来越复杂。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后，建起了一个“烈士灵堂”，参加10天纪念日的人会在礼堂里看到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戴笠(左)正在给特务们训话碧血千秋，浩气长存 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由蒋介石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难者（死于工作）和殉职者（病故）及殉法者（因违法而受到制裁）哀悼。祭奠仪式后，蒋介石向在场的高级特务巡视一周。他离去后，与会者会捐以钱物和衣服等表示慰问。然后由戴笠主持会议，向到会人员讲话，宣讲军统成立的过程，讲述最高领袖对他们如何关怀。
戴笠讲话完毕后，400多桌的宴会便开始，上的菜都是戴笠亲自挑选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为蒋介石的健康，其次是为戴笠的健康，然后是祝全体人员身体健康。最后，戴笠让值星官叫声“开动”！特务们才坐下开始会餐。宴会上还有文艺节目，由军统自己组织的剧团表演。庆祝会要持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庆祝要到深夜后才散场。第二天休息一天后晚上仍有宴会。第三天休息，晚上在军统办事处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第四天分小组讨论工作问题。讨论一般持续四五天。最后一天，戴笠要率领军统局科级以上干部和各地代表向郊外的“无名英雄墓”（墓碑特意不刻名字）献花圈，标志会议结束。会后，戴笠率领各地代表去中央训练班接受蒋介石召见，于是10天的纪念活动便全部告终，各地代表们回原单位。
虽然这些仪式严肃的儒家基调被戴笠庄严昂扬的讲话强调出来（尤其在1941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他对部下的言论则要简朴实在得多了。人们会对他在10多年前的30年代的一些对话粗俗扭曲的内容感到吃惊。那些对话暴露了他平庸的文化水平，但却显示了他精明敏锐的头脑以及随意歪曲格言和操纵周围关系的能力他那时的语言明显出自一个沉迷《三国演义》传统的人，言词不出“江湖”和绿林帮匪的范围，听上去则像个“幕友”。当然，他比衙门跑腿的要高过一头，但他的语言只是小职员的，而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的。
江湖(1)
最显示戴笠战略眼光、最说明他受封建传奇和草莽智慧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44年春节胡宗南在西安马陵公馆设宴一事。宴会后，大家谈起《三国演义》。胡宗南和他的客人，尤其是梁干乔、范汉杰和蒋坚忍，都从容不迫地从演义讲到孙子兵法。戴笠开始哼哼哈哈，装作不通经典。但在众人鼓励下，他异乎寻常地讲起了他的观点。他说，首先他不像范那样读过这么多的中外名著，也无法从实战角度对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谈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不是一员战将。但他对孙子兵法的《得间》篇中“得间为主”这句话倒颇有些看法，认为《
孙子兵法》是古今超绝的一篇“武经”，篇篇句句都好。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听众说，戴笠谈起孙子来兴致勃勃，讲到“军事间谍”和“军事情报”时更是滔滔不绝。说到底，还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这方面，戴笠的英雄是中国传统上最早的“间谍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孔明）。在他的眼里，诸葛亮几乎是指导刘备如何创建帝国“大业”的神仙。
孔明作为魔法大师的本事最生动地体现在小说描写他于建安九年二月（公元231年）出师伐魏一节当中。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与司马懿对峙。他的左右二十四个精壮之士，各穿皂衣，披发跣足，由扮作天蓬模样的关兴率领；孔明在他们的护卫下，用计施法，摆脱了追击的魏兵，令司马懿仰天长叹：“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
毛斯·罗伯茨（Moss Roberts）对罗贯中经典著作的权威翻译，是用了毛宗岗的修改本。在该版本中诸葛亮被“神化”了，其梅林般的神机妙算贯穿小说始终。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位中国现代“间谍王”、阴谋诡计的高手对“卧龙”的迷恋。戴笠甚至有点出乎意料地告诉宴会上的其他客人，说他将来有时间要写一本诸葛亮传记。
显然，戴笠讲这番话时还得把听众的素质考虑进去。他在抗战前吸收的特务们大都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男女。尽管他再三强调《孙子兵法》里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但在民国时期间谍和反间谍都是名声不太好的职业。许多早期吸收来的特务——尤其是从老百姓中招来的——大都来自社会底层：诈骗犯、打手、江湖艺人、小贩、狱卒、刽子手、窃贼和帮会分子。这些特务经常摇身一变装扮成糖果贩、挑夫、街头小贩、餐馆或旅馆的侍者、家佣、摆报摊的或人力车夫，被派到外面去执行任务。
而且，管制文化活动的高级特务们也没有受过当时一流的教育。从现有的关于这些官员的资料来看，这些特务大多数在20世纪初，在与五四运动的蓬勃思想隔绝的环境中接受了地方性的传统教育。当然，戴笠上过浙江省师范学校，该校在1919年以前教授传统文学课程还免收学费，于是吸引了家境贫寒的学生。秘密特工的其他一些要人，从邓文仪、赵龙文到刘培初和乔家才这类中级干部，自幼研习经史，崇拜《三国演义》和《水浒》中的英雄好汉，可以毫不费力地引经据典。可是和那些毕业于上海或北京的大学生相比，这些人不仅在入学考试中缺乏数学和英语的竞争力，而且对文化反叛及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西方化城市生活方式抱着矛盾的态度。
跟戴笠一样，这些人的文化世界受了传统英雄好汉和历史典故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又对南京时期的特务处的成型起了作用。戴笠要寻找具有《史记》里形容的“鸡鸣狗盗”的能力，或具备许多通俗小说里形容的“飞檐走壁”的勇猛武艺的人。
到了1940年中期，戴笠对这些超凡的武艺仍然非常相信。那时在重庆的军统已经成为由专业密码员和秘密特务组成的机构，配有短波无线电报话机和汤姆森机关枪。戴笠在反复斟酌后邀请了一些道士参加他的组织，还请了一个“功夫”师到局里，把他当做《江湖奇侠传》（当时非常流行的武侠小说）中主角的化身为了寻找“江湖好汉”，军统从浙江中部的山区嵊县招来了强盗绑匪，上海的许多帮会分子和诈骗犯都来自那里。有一次，一个关押在武汉军事监狱死牢里的窃贼被释放出来，接受了几个月的间谍培训后被分配到特务处工作。可以肯定，戴笠在总司令眼里最大的本事之一，便是他启用这些渣滓，将他们变为当局工具的能力。
那些年代戴笠对部下战略指示的重点可用五个字概括：裙、办、师、财、干。他对这些词的解释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裙，不能再明显了。戴笠经常说，在“玩政治”方面，总离不开“裙带关系”。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去发现这些关系，甚至去创造它们，然后利用性关系去实现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则指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说客”，在今天说来，就是军阀们驻上海或北平的办事处处长，专“办”他的事务。这类人是“千里眼，万事通”。与此同时，你得知道如何结识和操纵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各种“师”，就是军师，绍兴军师爷之流，即现在为统治中国军队的将军们当“机要秘书”和“参谋长”的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们，其他一切都好办：“上下通气，一通万通。” “财”很重要，它是压阵脚的。而“干”，是指同时做上述的所有事项。“当然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
江湖(2)
戴笠作为秘密警察头子的本领，也从他会迅速地从一个角色转换成另一个角色的能力中体现出来，而这一点又在于他能够判断出对方的反应和他们当时的感受的技巧。他对人性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别人内心的阴暗面，而他对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则处之泰然。而正因为他愿意承认甚至迁就自己身上的恶习，他自认为是掌握人类灵魂的大师。戴笠对利用“裙带关系”的热衷也说明了他玩弄女人的本能，至少迄今为止对他持有否定态度的传记作家是这样写的。当然，为了迎合读者的胃口，他们可以任意制造哗众取宠的材料。
戴笠和女人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
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
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一位前秘密特务说：“我虽四次做过他的随行人员，却从没有人敢提起他这些有关污辱女性的事。”
但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她一旦成了戴笠的崇拜对象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也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结果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但这些联姻对这些女人来说并不总是如意。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为庆祝他们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
不过，对戴笠作为军统秘密特务头子享受和使用“裙带关系”这一点并不应过于渲染。他与自己的私人职员和秘书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是他用可靠的关系来确保机密的一种普通的方式。这些习惯对戴笠来说，也保证了他在“内部”网络中心对收集情报和汇报机密的全盘控制。因为他最嫉妒别人侵占他的机密来源，并以此越过他而直接抵达他权力的主要源泉：总司令本人。其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翁光辉事件。
翁光辉事件
1932年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据点，查获的材料中有一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江西省红军的部署和装备及其他军事情况。法国警察署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是青帮分子，也是戴笠工资单上的人。于是他把一份秘密报告送到了他的主管上司、上海站站长翁光辉那里。翁光辉立刻意识到该文件的重要性，决定不向戴笠传达这一情报，而把这份极端重要的情报直接送到蒋介石手里。
翁光辉毕业于黄埔三期，随后曾在革命军的一艘军舰上当舰长。他得知当时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便决定占有这艘舰艇，直接把它驶往九江，然后在那儿登陆到庐山，亲自将报告送给委员长。但是军舰一离开上海，他在上海站的一个部下就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戴笠果然大怒，他下令准备好一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从南京飞到九江。当翁光辉的军舰入港时，戴笠率领一支特务分队已在那里等着了。军舰一靠码头，戴笠立刻上去把翁光辉扣押起来，他搜走了秘密报告，并威胁这个特务站站长说，要对他施以酷刑。翁光辉居然逃脱了死刑，但被撤了职。
从此以后，戴笠确保自己在每个秘密特务组都有个负责内部监视的间谍，这些间谍的名字无人知道，于是其他特务就不敢绕过他而自己去找委员长了。这样，戴笠便积极地捍卫了自己在蒋介石眼里必不可少的角色，同时使自己成为对蒋政体的其他领导人安全的主要卫护者。于是军统便堂而皇之地对周末去上海寻欢的南京要员们采取保护措施。任何人被看见在他们的门前闲逛或在他们的汽车旁边溜达，秘密特务就立刻会把他们作为嫌疑分子逮捕。事后证明，这些嫌疑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完全是无辜的，但他们还是照常被关上几个月的监狱。这些人在漫长的关押期间为早日出狱而行的贿赂，还为关押他们的特务们提供了额外收入。
秘密特工壮举
1931年9月23日，有人在上海火车站谋刺宋子文。宋当时头戴自己常戴的巴拿马草帽，成了显而易见的靶子。他把草帽扔到了一边，然后躲进人群，藏在一个钢架后面，幸免一死。但他的秘书唐腴庐被杀。凶手逃走了。1934年4月，一个“眼线”与特务处上海站联系，通报了凶手的情况。戴笠立刻派出两个最精锐的特务沈醉和程慕颐来调查此案。“眼线”把他们带到了苏北，嫌犯在盐城当保安队长。在“眼线”的帮助下，他们把他骗到一只小船上后便抓起来审讯。
用刑之下，此人招供说，刺杀宋子文是奉了“刺杀王”王亚樵之命。他还招供了另一个同谋：宋子文的前司机，现在扬州的一个机械厂工作，结果这个前司机被逮捕。这二人被带回上海后，戴笠向宋子文出示第二个人的照片。宋不但肯定了司机的身份，而且还要给沈醉5000元奖赏。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还给了宋，并说保护部长是他们的责任。此后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后来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可以越过财政部而得到宋的签名，从此宋不止一次地批准了军统要求中国银行拨付活动经费的申请。
但戴笠在那些年代最成功的秘密特工行动，是在东南征服国内的军界人士：1933年镇压福建反叛和1936年颠覆“华南王”。1933年11月，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独立政府，要推翻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最严重的威胁。戴笠意识到福建反叛的严重性，便立刻亲自前往浦城南面80公里的建瓯。
戴笠携带一批以郑介民为首、张炎元为辅的特务。特务队被叫做“策反组”，分成4小组，由莫雄等人领头，到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招募策反人员，颠覆反叛事业。戴笠自己由沈醉陪同，在厦门外的度假岛鼓浪屿设立了办公处，岛上到处是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寓所，他们在那里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热。策反组遵循戴笠的指令而尽量争取叛军。结果他们收买到了两个关键的军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参谋处长范汉杰。在反叛开始的头几天里，戴笠的人就得到了敌人的密码，使这位“间谍王”能在鼓浪屿的寓所里侦收十九路军所有的战役布署计划。此外，戴笠还争取到了驻马尾的团长，从而打开了通向福州的大门，使蒋介石的军队于1934年1月轻取福州。反叛被迅速平息，这使戴笠在总司令的眼里变得更加重要。
“华南王”即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与胡汉民一起领导建立在广州的新国民党。1935年5月胡汉民死后，陈济棠参加了1936年6月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形成广西军阀对蒋介石政府的直接挑战。戴笠又一次带领郑介民亲自前往南方镇压他主子的敌人。郑介民携巨款前往香港，将这笔用来行贿的款子委托给戴笠的一个特务邢森洲。一个复杂的阴谋随即开始。戴笠的人通过在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说服了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与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拉上关系。
与此同时，戴笠把他的一个最优秀的女特务，前上海舞厅舞女黄佩贞，派去引诱黄光锐。裙”加“财”的确生效。刑森洲向黄光锐保证，他每次把陈济棠空军一架飞机交给蒋介石便可得两万元。6月30日，七架飞机从广东起飞投向了蒋介石。不到三个星期，7月18日，又有82架飞机离开了白云机场，逐站向北飞往南昌。这支由150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的队伍加入了南京政权，使广东空军一蹶不振，陈济棠感到大势已去，当日“华南王”宣告辞职，乘一条英国船逃往香港。
广东起义完了，戴笠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扬，这种赞扬由于特务处早先破了宋子文被刺案而被立刻转化为财政方面的信用。自此以后，戴笠在中央银行向宋子文或向上海分行行长贝淞荪提款，只要凭蒋介石的一张字条，便不必经过任何财政部的手续。
西安事变
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逮捕。当他们迫使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下与共产党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酝酿着反攻，包括轰炸西安城。蒋夫人阻止了轰炸，并命令忠于他们的军队不要从潼关要道进攻渭河谷。她的解决方式是飞往西安。同行的有她哥哥行政院长宋子文、蒋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Donald）和自告奋勇的戴笠将军。
蒋的这位军事情报头子痛苦地意识到置身于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手中的危险。说到底，戴笠对杀害成千上万地下党和“反革命”负有责任。他决心要为领袖的困境“赴难”。那时孙中山被陈炯明的军队包围在广东总统府，年轻的蒋介石决定赶去营救，这使蒋深得孙中山信任，成为他的革命继承人之一。此刻，戴笠相信这个后来史称“西安事变”的事件将是对他个人忠诚于蒋介石的一个类似的“严峻考验”，于是他怀着“永丰号”般的历史信念离开了首都。
在离开南京去“效忠”蒋介石之前，戴笠在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开所有副科长以上人员会议。戴笠曾发动过对张学良的情报战，遭到惨败。他作为负责领袖安全的官员，对自己完全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深感内疚。他含着眼泪对部下说：“此去凶多吉少。”飞机于1936年12月21日离开南京飞往西安，戴笠带了两支左轮手枪，满怀与校长共生死的决心。当他们终于到达西安见到蒋时，他冲向前去，跪在总司令面前抱住领袖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保护领袖失职。
戴笠戏剧性的行为可能有些过分，但他在西安的出现对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及陪同总司令回南京起了关键作用。据当时的外国情报消息透露：没人比戴笠更能说服少帅，一旦他们回到南京国民党管辖区，他将受到国民党秘密特工保护。不过，这“保护”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期的软禁，但张学良的命是给放过了，而杨虎城和他的一家则最终被军统的刽子手们杀害。
蒋介石当然被戴笠愿冒生命危险赶来西安与他会合而感动。他在事变中的日记《西安半月记》中多次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而且多年后他在别人面前仍然经常赞扬戴笠在危难中对领袖的忠诚。
与此同时，那些在西安事变中未能前来援救领袖的竞争对手们在蒋的眼里因此而失宠。比如，委员长认为，邓文仪和贺衷寒在那两个星期中表现动摇。于是蒋回到南京后，便把他们及另一些人全都降职。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后，对邓文仪只给了个战时干部训练班第一团团长的职位。后来他当了成都军校政治部门的头儿，二战后他总算被任命为国防部新闻局局长。但他因为没有与戴笠一起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深入虎口”，在蒋介石那里或在黄埔派中再也没有恢复地位，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被重新任命为侍从室书记。
戴笠在西安事变中还另有收益。作为负责张学良前途的人，他接管了少帅的部下如陈旭东、吴骞和王化一等一些要员，把他们安排在军统工作。此外，一批来自东北的警卫、助理、厨师、佣人以及与张的随从有关的家属们都被置于戴笠的管辖之下，这些人后来对他非常有用。比如，张学良的妹妹嫁给了陈录的儿子，陈录后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接受了梁鸿志的傀儡“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戴笠正是通过她和她的东北保骠们，安排了对这位外交部长的暗杀。
西安事变还使戴笠与蒋夫人接近起来。回南京不久，戴笠就发了慢性阑尾炎，住进了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宋美龄亲自来探望他，转达蒋对他早日康复的希望，并关照医院人员对他给予最优厚的照顾。自此以后，戴笠与“夫人”之间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他经常给她的秘书和佣人送钱送礼来打开自己的“裙带门路”，以保持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
显然，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做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
抗战更加坚固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同盟。随着战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成为国家的拯救者，戴笠迅速地在全国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最终为戴笠提供了扩展他秘密王国的机会。现在，“间谍王”及其部下的地下活动有了新的内容。他们也将自己进行恐怖活动和暗杀阴谋的专长用于抗日战争中。
戴笠和杜月笙
1937年夏天爆发的抗日战争为戴笠扩展他的秘密王国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正如他的前助手沈醉后来讽刺的那样，“国难当头，大交鸿运”。战争在全国蔓延，阻碍了南京自上而下统一扩充军事和警察的计划，而且沿海地区的丢失切断了蒋介石不可弥补的资金来源。但由于日军的占领区支离破碎，戴笠能够见缝插针地把他的组织延伸到地方的公安和半军事力量中去，而两个相连的战时经济又使秘密警察得以从戴笠控制的黑市和交通运输中获得新的资金来源。战争还把特务头子与杜月笙这类帮会分子撮合到一起，使军统更加依赖于来自毒
品买卖的非法赢利。
当时的人说，戴笠早在1921—1923年在上海当流氓时就认识了杜月笙。1927年秋，蒋介石从国民党政府辞职并暂时解散了他的秘密调查单位，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几乎身无分文的戴笠又到上海来寻找生财之道，结果他到了老朋友杜月笙那儿求援。那时，杜月笙已是个“名人”，他两次给了戴笠50块钱来对付困境。事实证明，戴笠的穷困并不长久。但在蒋介石恢复了权力并重组他的私人秘密特工之后，戴笠一直记着杜月笙的慷慨。
这一时期，蒋政权开始在上海与杜月笙合作进行鸦片交易。从实际角度说，把鸦片买卖集中在一个团伙手中，将这个难题与其他国事分开，更加方便，这样如果出丑，便于抵赖。不再有盲目的竞争，交易变得井然有序，巨额的收入悄悄地汇流而来。新国民政府在南京一成立，财政部便开始对鸦片进行正式垄断，这种垄断在1927年8月20日延伸到了江浙地区。开始杜月笙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对他控制的大公司利益形成威胁。然而后来杜与国民党之间达成协议：后者将上海地区的垄断权交给大公司的一个叫“三鑫公司”的子公司，以此换来的收入由国民党军队保护。
前面提到，戴笠开始动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蓝衣社内的特务处的经费。CC派也通过杜月笙赚取了钱财。为对抗CC派——用前蓝衣社成员对蒋介石政策的概括说法，即“以毒攻毒”——戴笠与杜月笙结盟为兄弟，并开始吸收青红帮分子加入特务处，以此来加强他与地下社会和毒品走私的联系。
财政部1927年与杜月笙的协作总体上并不稳定，因为走私量如此之大，盈利如此之高，以至于协议双方都禁受不住它的巨大诱惑。到了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本身每年生产12万吨左右的麻醉性毒品，即全世界非法毒品供应量的7／8以上。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海洛因来自于上海和天津的实验室。在约有10万人染上鸦片瘾的上海，杜月笙的人操纵着10个这样的炼制厂。其中最大的两个每天赢利4万元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工厂的保护费就要40万元。
1931年5月，杜月笙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蒋向这个帮会头子提出，如果杜的青帮能够参加“剿共”，他愿出100万元。他还答应与帮会分子分享政府在全国对鸦片的垄断，作为对地下社会投入600万元的回报。不过，支付给这青帮头子用的是财政部宋子文那里贬值了的政府债券。在管理鸦片秘密垄断的协议上，宋也没有表现出诚意。这位正在想方设法支付蒋的“剿共”战役巨额军费的财政部长，对麻醉毒品眼红起来，开始计划用管制局没收来的鸦片垄断市场。
尽管南京当局在1931年6月18日颁布命令：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服从法律，不得进行鸦片买卖，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们仍然继续建立他们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预计这项垄断每年能给政府带来1亿元的额外收入。在一些省份内，鸦片买卖公司应运而生，用来储存没收来的毒品的仓库也在安庆、大同和芜湖纷纷建立起来。这些仓库并非由它们所应属的鸦片管制局负责，而是由宋子文的特别税务局控制。
三鑫公司
1932年7月，财政部安排了一个在江苏市场公开销售鸦片的方案，江苏省政府授权在当年9月1日公开出售没收来的毒品。杜月笙与省政府的代表们谈判后获得了对上海市场的鸦片垄断，后来又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答应直接向财政部上交300万元，以获取政府对从四川过来的货船的保护，从而将垄断扩展到了全国。
接着，杜月笙在南市建立了一个新批发公司，为上海的毒品零售商供货。据说“三鑫公
司”每月向中国地方当局和其他机构支付20万元。这个毒品销售的庞大计划的用意之一是保护特工。这有两层意义。从地方上讲，杜月笙三鑫公司的业务与中国市政治安力量的腐败利益密切相关。据英租界的一份警察报告说：
他意识到武装保护对运送鸦片必不可少，任命杨虎将军为上海保安队司令。然后保安队成立了一个“特工部”，接管了已“收摊”的三鑫公司的工作。但是，特工部在1932年12月，奉吴铁成市长的命令由公安局兼并了。
在全国范围内，杜月笙同时加入了戴笠的力量而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大运公司”。该公司在经销“航空奖券”上赚了一大笔，并取代三鑫公司成了最大的鸦片商。戴笠从赌博行业和毒品买卖得来的利润被用来补贴秘密特工活动的经费。
与此同时，宋子文继续尽力扩展南京政府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1933年1月，再次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汉口的特别税务局划归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直接管辖。2月，鸦片管制的一切权力全都交到了军委会主席蒋介石手里。同年，中国当局缴获了大量的吗啡，汉口税务局对鸦片船只的纳税在1600万元以上。国民党已经开始有规律地把缴获的鸦片送到杜月笙那儿去提炼海洛因。这时英租界的特别署发现，蒋介石决定把这批新缴获的吗啡提炼和出售，据说是用于医疗目的。其实，“所获盈利是为蓝衣社之用”。
规定给杜月笙提炼吗啡和海洛因的时间是6个月。这段时间，他设在南市的加工厂得到承诺，会受到政府当局的全面保护。杜月笙从中看出赢利的机会——这可以帮助他筹集为维持垄断而答应支付蒋的巨款。想到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经营毒品，他便与张学良的弟弟、天津警察署长张学明暗中达成了协议，把张学明在天津储存的吗啡的一大部分运到南市的工厂去提炼，以取代被蒋介石的人没收的那部分供应。据上海市政警察报告，吴铁成市长“为默许这场骗局”而每月收入1万元。
当6个月的时间到期时，吴市长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因为毒品市场不景气，为提高他们的利润得延缓提炼。蒋批准了申请，但到了中秋时，他获悉了杜与张学明合作的骗局（也许是从戴笠那儿）。
蒋介石本来就已经为罪犯圈子公开谈论政府与地下社会在毒品买卖上的合谋而恼火。他立刻从南京派遣了一支宪兵队去袭击和占领杜月笙在南市最大的吗啡工厂，他们在那里缴获了价值150万元大洋的毒品。突袭的事一传到杜月笙那里，杜便对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施加压力，让他下令撤军。撤军令上盖有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将军的钢印。但是，宪兵队不仅没有识相撤兵，反而呆着不走，而且还把吴铁成的命令转给了蒋介石，蒋大为光火，追问吴怎么回事。上海市政警察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解释说：“市长为自己开脱，说他不知道有吗啡工厂，而且他的钢印通常是由副官保管，仅供公用，他不知道有人用了它。结果温建刚被押送到南京，最后被枪毙。不知杜先生自己如何摆脱了他在这场风波中的责任。”
到了1934年，中国政府在鸦片上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贪婪的宋子文决定利用杜月笙的挫折，与帮会分子争夺对上海市场的控制。他自任上海鸦片管制部门的主任，还招收了一支由几百个精干警察组成的特别队伍来实现他下的赌注。他失败了，这也许是由于杜月笙愿意迎战他的赌注，因为说穿了这本是蒋介石的赌局。过了不久，宋子文的鸦片警察队就解散，而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与杜月笙谈成了一个在南市重开吗啡工厂的新协议。自此以后，所有来自重庆和宜昌的毒品原料的提炼，全都垄断在杜的药剂师手中。〖ZW(〗Marshall，“Opium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34〖ZW〗)
同年，杜月笙继续青云直上，他拥有的头衔有：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中国商业丝棉贸易协会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华蒸汽商业航海公司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申报》、《时事新报》、《商报》和《新闻报》董事会主席。
全国对麻醉毒品的关注
次年，1935年，蒋介石的军队进入贵州，追剿长征中的共产党。要是蒋想制服西南地方派和桂系的话，那他就会摧毁他们对鸦片的垄断。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报告说：
通过确保对鸦片走私的控制，蒋希望增强中央政府对各个不可靠的省份在政治上的控制权。……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靠鸦片收入生存。假如中央政府能够控制一个省的鸦片供应，
那么这个省将永远无望反叛成功。
通过史迪威的观察，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蒋把他在贵州的军事战役转变成一个制造中央政府对鸦片控制垄断的机会，为什么不让鸦片通过广西运到南方，却转而把它运到长江流域，再顺流经汉口运到上海。在国民党进入贵州后被任命为财政专员的本地人李仲公，被任命为鸦片垄断的头目。与此同时，杜月笙及其鸦片企业被授予从贵州外销鸦片到汉口和上海的垄断权。1935年5月，为确保全国整个鸦片系统控制在个人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撤销了全国鸦片管制委员会，并取而代之亲自负责全国鸦片管制。
蒋对贵州鸦片的控制迫使桂系转向云南另找货源。作为报复，南京政府在云南和当时还未建完的汉口——广州铁路之间架起了公路。但即使在1935年秋天公路告竣之后，云南的鸦片商队仍然穿越广西，因为那里的过境税低多了。但尽管如此，广西的军阀们仍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而蒋的钱匣子则不断地膨胀起来，其收入来自于他和杜月笙之间在鸦片垄断上的特别协议和上海麻醉毒品生产的利润。
但问题是，随着中日在毒品走私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上海的提炼和零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竭。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宣布了新的法律，惩罚使用鸦片提炼品的人。据上海市政警察报告，这是日中毒品走私控制战中的一次新的高潮。中国政府最终有效地垄断了鸦片交易，但因为华北的提炼厂和日本军方对它的保护，日本人对吗啡和海洛因的走私越来越获得控制权。
还有，毒品和间谍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日本在东北扩展其影响，他们的特工单位与麻醉毒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入侵华中，随即开始通过招募杜月笙的人或者直接将自己的特务打入走私网中的方法，接管华南的毒品网。
上海争夺战
1937年夏战争刚爆发，杜月笙便利用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公民联盟，领导组织抗日力量。杜月笙显然是想获得“爱国者的光环”，他主动提出，在长江下游用沉没他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来阻挡日本军舰，同时还向捍卫上海的中国将军们提供他的防弹汽车。但比起他与戴笠秘密协议在死守上海之中及之后组织反日地下抵抗运动来，那些被广泛宣传的壮举便显得逊色了。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戴笠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最关键的特务是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队长王兆槐，他也是杜月笙的弟子，恒社成员。在那以前，上海站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反共和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敌人的活动上，所以对日本人的情报收集得很少。当时沈醉是特务处虹口行动的负责人，他在日本人圈子里只有一个级别很低的特务：东有恒路上的当铺店老板。其余在“小东京”的情报人员都是双料特务，他们作为汉奸在替日本人工作。特务处只能从日本人布置给中国特务的任务性质里去琢磨日本人的意图，以便至少对敌军的方向有所察觉。但这些情报往往都虚无飘渺。比如，卢沟桥事变后，一个酒醉后的日本特务说：“只要几天工夫，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的工作可要大大地忙起来！”
几天后的1937年8月13日，上海真的爆发了战事。当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向城北苏州河边的本地人区域时，戴笠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情报有多么糟糕。他立刻命令备有无线电台的特务渗透到虹口、闸北和吴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为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些逆人流而移动的特务们。沈醉组建起一支由8名特务组成、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小分队，并将其活动站设在虹口。但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不疏散。沈醉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裘声呼把他们的电台藏在裘刚满周岁的小孩推车里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能回到那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
虽然如此，在闸北的浴血巷战中，戴笠仍然赢得了游击战胜利的形象。通过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鼓励帮会和黑社会组织武装起来反抗入侵者开始，他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曾经企图炸沉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计划也未果。但不久，他们开始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的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别动队。城市游击队根据上海市政警察收集到的秘密情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初组织一个“非常时期服务团”来对付上海的汉奸和间谍。上海虽已有保安队，但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离之后，它主要替市政府充当警察力量。
现在，为了在前线和敌后与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决定创建一支城市游击力量。军事委员会相应地为这支力量拨款50万元，归国民党第八十七师司令王敬久统筹。他在江阴的司令部已开始在一个“军官训练班”为情报工作培训军校生，该训练班也是特务处“入门训练”的一个程序。上海战事爆发后三天，240个军校生被作为特别部队派往龙华小学。
王将军的“非常时期服务团”的副司令们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烃军将军和杜月笙，杜立刻想把这个新组织为己所用。
接到任命和指示后，王敬久将军和蔡烃军将军发现这同他们目前的位置以及他们应当积极参与的工作不合适，于是就把组织这个新单位的事情交给了副司令杜月笙先生。在组织这个单位的过程中，杜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将自己部下安插为部门头目的机会，便将龙华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陆京士先生和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任命到这些位置上。但杜月笙把他部下的名字提交给军委会后即遭到否决，这使他非常光火，而且这对陆京士和朱学范也是极大的侮辱。
由于杜月笙一时无动于衷，上海警察局局长蔡烃军将军决定干预，在忠义会（上海市政警察的密报人把它形容成一个由“黄埔军校生组成”并由蒲风鸣领导的团体）的帮助下，他在公安局内部设立了服务团办公处。蒲风鸣和蔡将军后来成立了两个团：防护团和特务团
防护团在苏州河南北两边的活动有所不同。在城北，尤其在虹口，他们组织了一支“上海枪手队”，主要由无业游民组成，他们用毛瑟步枪或手枪在敌后袭击日本人。在苏州河南面的南市，防护团由征募来的市民组成，主要任务是挖防空洞。南市的每个户主每天都要出一个人去防护团劳动，该团由蔡将军在露香园路的一个办公处的副官指挥。〖ZW(〗该副官被认为是沈心抚
特务团的办公处设在南市蠡园路旁属于绍兴府的一个私立学校里。特务团由蔡将军的前指挥官刘槐指挥，两个副指挥官一个是公安局监察员陈伴农，另一个是前公车售票员张国权。特务团的正式成员大都从无业工人那儿招来，月薪9块钱，外加可以容纳1000人的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到了1937年9月下旬，有400人加入该团。
特务团还有一个调查处，由30人组成，归杨福林领导。这些人被安置在老西门外西林路上的精勤小学里住。其中有个以前当过小学校长的人叫傅多马，他说，刘槐派他去打听日本便衣特务在英租界的活动情况。他还被派去调查中国“汉奸”的情况。要是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就让中国警察逮捕这些汉奸，然后把他们押送到特务团办公处进一步受审。
苏浙行动委员会
在蔡将军手下的两个团中无疑有戴笠的人，特别是在特务团的调查处里。但这个秘密警察头子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杜月笙弟子们在工会、商团和地下社会的网络上。显然是戴笠在9月底使这个受侮辱的帮会头子和他的青帮随从们回到军委会的正轨上来，并在10月初说服蒋介石为了将帮会分子转为半军事组织的骨干而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
苏浙行动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其成员包括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张啸林、杨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陆京士。戴笠是书记长，他在法租界的善钟路上设立了办公室。委员会分成参谋处、政训处、情报处、训练处和总务处。各处处长均由特务处的人承担，如陈旭东、汪祖华、谢力公和余乐醒。
当务之急是培养干部和征募民兵。于是在松江和青浦办起了培训支队队长的特训班。10月初，戴笠利用委员会的权力为别动军总支队部组织了一个总司令部。这个后来以“淞沪别动总队”著称的司令部设在市南枫林桥附近的沈家宅1号。虽然在名义上这个组织由杜月笙领导，但戴笠是它的真正头子，英租界的警察把他认做“蓝衣社领导”。杜月笙的“外交”助理、山东来的青帮老军阀刘治陆，是别动总队的名义副司令。但各部门的关键职位全由戴笠的人担任：陈旭东当参谋长，方超任参谋处处长，周伟龙负责政训，周家礼是经理处处长（后由谭良甫任），周济文为总务处长，余乐醒管技术室。余还和谢力公一起负责松江和青浦的训练点。
别动队
淞沪别动总队由5个支队组成，每个支队有500到3000人，总共有8000名民兵。每个支队又相应分成3个队，每个队又再分成中队、小队和股。股及其以上的队长们都是戴笠特务处的特务或者衡社的骨干。
别动总队的普通成员来自社会各界：上海商店的店员、帮会的地痞流氓、国民党溃兵、上海沦陷后倒闭工厂的失业工人和工会成员等。此外，除了吸收新成员，别动队还兼并了前
保安队的单位，如重组南市纵队。9月初，领导别动队第五支队的陶一珊，被南京任命为上海市所有训练中心的头目，其办公处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
陶一珊上校的工商界人士组是穿黄卡叽制服、配毛瑟枪和手枪的支队之一。二支队驻扎在南市鲁班路东亚体育学校，奉命帮助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据恽惠芳（他因为在1932年的恐怖活动而在英租界的警察中闻名）的证词，他的别动队支队的目的，是“仅仅捉捕汉奸”，据说这些汉奸被移送到了附近的中国警察局。
三支队分配给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他的任命曾经被军委会否决过），以保持对劳工的控制。其他劳动阶层的组织有陆京士领导的邮政和海员支队，还有一个码头工支队。
喜欢指责的人后来把别动队形容成一群“乌合之众”，无能力抵抗日本人的正规军。不过，杜月笙的干将们，如陆京士和水祥云，还是暂时放弃了他们“阴暗角落里的耗子”般的秘密角色，各个衣冠楚楚，俨然一副时势英雄的模样。但他们的光荣并不长久。别动队本来应当卫护苏州河南面梵王渡、曹家渡直到日晖港一带，但日本人一向苏州河南岸发动进攻，他们便溃退了。
戴笠在中国城区沦陷之前逃到了法租界海格路的办公处。但他力图效仿成为爱国典范的团指挥谢晋元在1932年捍卫四行仓库的壮举，希望重整旗鼓，奋勇保卫南市。可是他在上海的特务们有许多都放弃了他们的指挥岗位而躲到外国租界去了。上海站站长周伟龙向戴笠保证，他会在法租界里建立一支潜伏区的敌后队伍，来骚扰敌人。戴笠还命令他的同乡姜绍谟组织地下间谍单位，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收集和传递情报。
为安全起见，这些间谍组织得完全与别动队分开，它们只通过龚仙舫向戴笠直接汇报。龚曾是特务站上海站的人事负责人，现在被任命为特务处与上海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下面会讲到，这些秘密地下支部要么被日本反间谍机构破坏和粉碎，要么成了为傀儡政府工作的汉奸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戴笠为了资助这些地下行动，在围绕毒品走私的地下中日关系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里越陷越深。
随着日本军队渐渐进入上海市中国区域，抵抗运动的主要领袖纷纷离沪。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和王晓籁都偷偷去了香港。杜月笙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并很快为蒋介石组织起地下情报行动，其经费部分来自他和戴笠建立的名叫“港记公司”的麻醉毒品工业。与此同时，日本人一占领上海的中国管辖区，他们的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就开始以这个被分割的城市为据点，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迅速扩张他们自己的毒品走私。
上海别动队在日本军队面前溃不成军。大多数武装单位逃往苏皖边界，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投奔了前湖南土匪陈士虎这类的军阀，或者当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员；要不就是被戴笠组织起来加入了最终由美国人武装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最后一支分队于1938年2月1日从上海撤出时向上海报界发了一封告别信，说他们离开租界是“为了外国租界居民的安全”。那时戴笠已经逃离上海，经香港到了长沙，“苏浙行动委员会”彻底垮了。上海的战争成了一场地下行动，而接下来的34个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恐怖活动在租界里秘密展开。戴笠又一次大有所得。
战地情报
上海市政府于1937年11月倒台后，戴笠被召到南京。当然，他知道首都不久将陷落于来自东南部的日军。于是他立刻开始准备城市的地下工作。想到战事爆发后在上海设立军事情报网所遇到的种种艰难，戴笠把南京指定为特区，由他最信任的一个部下钱新民任区长。他告诉蒋介石，钱担任这个关键职务完全可靠。他还设立了两个秘密电台，由女报务员主持，准备在南京被敌军占领以后潜伏下来。
南京沦陷以后，作为二局头子的戴笠在全国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变得日益重要。在那以前，戴笠办公室的使命是所谓的“军事静态调查”。在实际工作中，它被分为两部分活动：由一组外勤特工进行“搜集”活动；而由二局的另一组人员对前者的情报进行“查证”。
搜集情报通常是由有军职的特工们负责。他们的责任有两重性：实地搜集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并汇报他们自己所属的军事单位的情况。关于共产党的报告被送到戴笠的办公处（先在武汉，后移至重庆），然后经分类后再发送到复兴社地方网络或其他军事机构中的特工去证实，以便采取行动。关于各个军事力量的报告包括了当地的“保安团”、该军事实体的战斗力（马匹数量、武器量、人员的体质状况）、士兵的政治背景和道德品质（是否吃喝嫖赌等），以及官员们的“思想状况”。这些报告送到内勤人员那里，他们有规律地跟踪观察这些具体单位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能力。尽管前一种报告被认为比后一种报告更紧急，但二者被指定用同等速度发送。因此，戴笠的特工系统在通讯的清晰有效方面保持了应得的声誉。二局的官员们夸耀说，在外勤特工与戴笠的总部间接收和转发信息的速度上，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单位能够与他们相比。
战争爆发后，戴笠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重点：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动向及国民党将军们的活动。为此，他建立了一些“战地调查组”，将它们派到江湾、罗店、浏河、杨行等地。每组至少有一个以大队部政治官员作掩护的头目、一个配有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报务员、一个密码员、一个内务人员，他们都是来自特务处总部的正规特工。若有需要，也会通过“毕业生调查处”从受过中央军事学校训练的无业军官中增派人员。只要有需要调查和汇报的战役，他们便奉命前往。由于这些人的军事背景，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前线的军事人员联络。战地调查组还负责对军人的监视任务。
蒋介石把戴笠的日常战地报告视为他所得到的关于前线最可靠的情报。但他对戴笠也许信错了。虽然戴笠每晚都派信使坐火车去南京送报告，供蒋介石每早审阅，但情报本身并不见得来自第一手观察。战地调查组的人员，甚至组长们，只是在“营部”层次上受欢迎，但不允许到前线连排的阵地中去。担任罗店和浏河战地调查组头目的沈醉，好几次要去前线观察，都被一位旅长阻挡，因为那旅长要向南京隐瞒无法收复被日军攻陷的一块阵地的实情。
只是在整个战线崩溃后，沈醉从对其他官员的采访报告中，才逐一将失败的原因比较准确地勾画出来。
随着敌人渐渐逼近南京，戴笠迁到了汉口。他的情报机关设在前日本租界南小路的一个小学校里。他会偶然去湖南、贵州或重庆，但总是尽快回来审阅特工们送来的报告，并尽力确保他对战时不断发展的间谍网的控制。就是在汉口法租界的住宅里，他获悉了南京大屠杀的详情。他还得知了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靠日本人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戴笠又震惊又恼怒。
早在日本人包围南京以前，钱新民便把特区总部迁到了河对岸的浏河。南京一陷落，钱新民便携带“首都”特区秘密特工的名单投奔了日本秘密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并帮助日本人到处逮捕军统特工。只几天工夫，戴笠在沦陷城市内开展地下情报活动的成果便被破坏殆尽。南京的网络被钱新民彻底暴露了，因此戴笠责备自己是个“瞎子，看不见这个人的真相”。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再一次为使总司令失望而感到万分沮丧，他对最早向他报告钱新民投敌的沈醉说，他因为担保了一个“完全没有良心的人”而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
南京沦陷后，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次大改组。1938年2月4日，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党员监察网”来“检查党员们是否真正在做布置给他们的工作”。据陈立夫回忆，“蒋先生觉得党员们没什么用。共产党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的党员没有。他们对执行命令粗枝大叶而且松弛散漫。蒋先生觉得有必要检查他们，督促他们。”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军人入党，而且省政府主席们也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国民党被置于一种战备状态。1938年3月至4月，在武昌珞珈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全票当选为党的“总裁”，而治安工作的重要性也得到加强。
军统的正式成立
戴笠的特务处名义上仍属陈立夫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之下。在那年冬天的一个短时间里，中统被重新命名为“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徐恩曾被称为中将和组长。
然后，1938年3月29日，蒋在党代会上宣布，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处。这个全新的组织原是陈立夫主持的联合机构的第一处，将由
徐恩曾领导。可以肯定，它的大多数成员和特工都来自于原组织的情报部门。同时，戴笠领导的调查处（原联合机构的第二处）仍属于军事委员会，但被重新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于是，戴笠的军统终于正式成立了。
由于戴笠在国民党内的浮浅资历和在黄埔圈子里的低级身分（说到底，他仅是黄埔六期的一个学员而已），蒋介石怕一旦任命他为军统的正局长，其他部门会不服气。于是总司令便暂时任命他的侍从室长（侍从室主要由蒋介石的警卫人员组成）为军统局局长。在名义上，戴笠开始只是军统的副局长。
事实上，戴笠对军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军统成立后头两年里的名义局长贺耀祖、钱大钧和林蔚文都非常明白蒋介石的意思：戴笠应该全权负责军统，而且他们不应过问军统的工作、人事或财政这些方面的问题。每年4月1日纪念特务处成立日的时候，局长会到军统总部来听戴笠的年度报告，然后就离开了。大多数在总部外面工作的外勤特工甚至都不知道在局里还有职位比戴笠更高的人。总之，到了1940年，戴笠大权在握，终于被任命为正局长。
军统刚成立时并非是个很大的组织。当戴笠在1938年获得军统统治权时，它只有四个“处”和两个“室”，共有100多一点的“内勤人员”和不到2000的男女“外勤人员”。其中有些处与原蓝衣社的第二处有重叠。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仅在新成立的军统里任秘书。而早先的科或股都合并到了军统的情报、行动、司法和电讯处里。
老竞争对手CC派
三四年前就开始的蓝衣社与CC派的竞争和敌视随着改组遗留了下来。尽管战时需要团结一致，这些机构在正式分开并互相独立后，仍保持着这种分裂状态。据陈立夫说：
中央调查局负责社会，军统负责军队。很难在这之间清楚地划分。两个组织经常办同一个案子。他们经常碰到并发生冲突。他们就像两个在黑暗中摸索而碰撞的人那样。我们与共产党不同，那是单独的一个组织，它的工作没有被划分开来。难的是，每个局都很容易侵犯
另一个局的领地。常常是，一个将领的部队逮捕了把他的地区作为活动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但如果“军方”宣称那是它的领地，那你就无法进入。
虽然这两个情报局互相写对方的报告，但中统并不敢对军统进行渗透。而且，尽管一些军事将领对戴笠比对徐恩曾和陈立夫更感到害怕，但中统在军队里也不直接开展工作。
中统局在军队单位里进行工作吗？没有。它的政策是“不碰军队”。不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并冲突起来。不过，要是中统局得到信息说军队单位的某个人与共产党串通，而且这案子由于时间关系很重要，就会有更详尽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存在这种串通，它会报告戴笠，好让他采取行动。
可以想象，军统也不试图对中统进行渗透——起码在总部这一层上。在地方，戴笠经常利用中统设立的调查机构，他的人有时会与中统的特工在一个具体的单位中密切合作。总而言之，两者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僵硬，军统在军队里的位置与正规政治委员的体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陈立夫的遗憾尤其说明问题。
戴笠的特工是否与政训处或者他所负责的军队单位里的特别党部合作？不见得。军队中存在好几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它们不见得在某一点上汇合。这与苏联军队单位的政委制不同。我们的情况是，每件事都取决与它所涉及的人。举例说，比如，我是戴笠派遣的一个特工。你是由政训处派出的，在那个特定的单位里还有另一个人是军队党部的书记。假如我们是朋友，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中央当局派来的——有时是可能知道这点的——于是我们可以密切合作。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关系。
在戴笠和陈立夫之间竞争尤为激烈的领域是通讯，以及对电报和邮检的专门控制。当然，陈
立夫对自己在无线电和密码上对国民党北伐的贡献是非常骄傲的。这个情报工作的技术性符
合他当时及后来对中统——中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想象。
但戴笠对这一领域也非常垂涎，二者的争斗最终导致了“联合机构”的创立，而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三处的独立存在，显然是这两个机构之间妥协的结果。
因为，除了负责收集外国情报，丁默的三处还负责邮电调查。在1937年的某个时期，三处的名字被改为“特检处”。并且，次年，当这些单位都迁到了内陆后，蒋介石把特检处置于军委总参谋长的领导之下。后来，随着中统在抗战期间逐渐失去了对通讯的控制，特检处开始向军统汇报工作。于是戴笠获得了对邮电检查侦收的控制权，这在重庆时期对他的秘密警察体系具有非凡的意义。
军统的扩展
这个在战时建立的独立的军统局，终于为戴笠提供了他长期等待的机会：扩张他秘密的特务王国。几年内，也许是在他被正式命名为正局长时，戴笠已经把军统局扩展到了有10个处和许多相应的办公室、地区站和小组的机关。 “区”成立于1941年，决定权就落到了区长手里，区长直接向戴笠汇报工作，而且区长在改组了的军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地区的监察员负责人事、财政、广播和电码设备、地区情报和实地运作。一旦区监察员得到戴笠的批准执行一项计划，所有其他部门就会得到通知，要准备全力支持该计划的执行。换句话
说，一个区内的行动计划被置于军统机关内各个部门的需求之上。
与此同时，办公处的人员超过了1000人，他们被分配在8个处、3个区和几个室里。
每个室与处同级。甲室是戴笠的私人秘书办公室，由特务头子最信任的人组成：张毅夫、何芝园和译电员毛宗亮；乙室也叫秘书室，但它向戴笠的副手毛人凤和郑介民负责；丙室是计核室，张冠夫负责监督内部财政。
除了这三个部门以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室。机要室——原来的译电科——由军统内职位最高的女官员姜毅英负责。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江山人，所以他们可以在工作中用他人无法听懂的方言，这些人广泛地被认为文化层次低。另外，稽查室是个高层次部门，由郭寿华（后来是廖华平）领导。它相对由数目较小的一批办公处人员和一大批对外的“秘密督察”组成，他们直接向戴笠和定期的“周督察”汇报对全国军统人员的秘密监视情况。
结果，在扩充办公处人员的同时，外勤人员也在继续增长。就连那时的外国观察家都意识到戴笠及其秘密特工的重要性。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机关，是中央调查局。它是一个超级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无疑它存在于党和政府的所有机关当中。这个局由戴笠将军领导，据说他是惟一的一个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见到总司令的人。
这个人事上的巨大扩张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军统的训练营和间谍学校——戴笠日益把这些单位看成建立一个现代间谍系统的关键。
训练
到了1935年夏，戴笠已在杭州警官学校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
学员们主要来源于特务处内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他们被分配在六个纵队中的一个。一到三纵队是训练普通秘密警察或治安人员的；四队训练“全能性的特工”；五队训练驾驶员；六队是无线电通讯人员。此外，“特务”一词并不是军统人员们所偏爱的称呼。他们都知道它来自于日本语tokumu，而他们喜欢用苏联特工对自己的称呼：从事“革命工作”、“革
命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或“调查统计工作”。
四队最享有声望，它设有密码术、侦察和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通常是英语和日语）课程。毕业生们要经过一场特殊的、在半夜举行的加入军统局的仪式：在一个佛庙里，他们在阴暗的青灯笼下对着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宣誓忠于三民主义，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为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学生们饮鸡血酒来结束仪式。许多毕业生后来当了情报员，在全国各地的特务处（后来是军统）工作。
1938年，戴笠又“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在他的指导下，接下来的七年中，军统培训了20万基础干部、50万人的武装队伍，并在100期特训班中至少训练了5000名通讯人员。
沈醉叙述过一段有关戴笠的轶事，这段轶事非常能说明戴笠对建立和垄断特务训练班特别的偏执。那是在抗战早期，大批的流亡学生为特工招生提供了新的人才来源。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前共产党人、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为此他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这使他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的用意暴露无遗。
戴笠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送到梁那里，命令他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爱国青年送到湖南。这位特务头子打算在那儿建一所军统训练学校，好使用因中国沿海失陷而形成的这批人才。
沈醉递交了这封信后，梁干乔立刻意识到他已经被戴笠把这些新人才武断地掠夺走了。他气愤之极，把信摔到地上，命令沈醉到中正中学去当学生的训练官。
三天以后，首都警察厅保警大队长杨清植持戴笠的另一封更加霸道的信到了梁干乔那里，这时这个前共产党人终于明白，他除了向军统特务交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能上台面的人员以外，别无选择。梁还认识到，由于想亲自指导训练为军统工作的学生，他已经失去了戴笠对他——最早变节而来到蒋介石特工部门的一个前共产党人——的信任。在中正中学与沈醉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后（据说梁大叫：“你们都滚！明天一齐给我滚！”），梁干乔辞掉了戴笠的特工，去西北投奔胡宗南。他后来到耀县当反共专员，在一次战斗中死去。
临澧训练班(1)
戴笠在湖南筹建的训练班位于长沙外临澧县的一个旧中学校址。这个军统重要的干部培训学校在它于1938年3月成立时，只是以“训练班”的形式存在。1937年成立该学校的计划小组开始行动的时候，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戴笠使用了军委的权力，把它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军委办公厅不予以承认，他便只好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务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把它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
军统第一期毕业生被吸收到这个中央警校里，但在军统内部他们只被称为“特训班”成员。学员们后来使用“临训班”或“临澧训练班”来称呼他们当时的训练班，他们对自己是军统新特工训练学校的首届学员的身分都极为骄傲。因为，他们自然都强烈意识到，这几乎相当于黄埔军校。而且，戴笠决心要把军统最优秀的人才送到临澧当教员，使这一点更加明显。毕业后这些男女便成为其他训练单位的骨干，如后来指导兰州特训单位的廖华平。吴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主任。
副班主任余乐醒关于情报工作的讲话，更加激发了临澧训练班学生们的优越感。资历较深的老特工余乐醒，把他们的新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主角诸葛亮的使命相比。“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他不仅在三国之间建立了“科学情报网”，而且还采用了“最有才华的高级特工人员”，同时他本人还是一个杰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实战统帅。
虽然几百个学生都是通过已在特工部门里的亲友介绍进来的，但并非所有的新生在刚到达临澧，穿上灰军服和领取12元月津贴时，都能意识到他们是进入了军统的。从郑州梁干乔那里来的800多个年轻人被告知，他们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总监部技术人员”训练班。他们中许多人无家可归，而且他们在刚到达临澧，对湖南还人生地不熟时就被派去与教员一起修建学校的楼房和盖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草竹大礼堂。也许在主任余乐醒为取悦戴笠，用军统头子的另一个名字把礼堂的一部分命名为“雨农堤”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训练的真相。
余乐醒实际上只不过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戴笠是名义上的主任。而教务处长谢力公是戴笠派去抵销余乐醒对学生的影响的。在这些学生终于明白了自己是进了间谍学校后，他们变得十分不安起来。他们是逐渐明白训练真相的。当学生们在3月到6月间接受“入伍训练”（主要是观察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时，他们的家庭背景受到调查，本人的个性也受到考察，以确定他们将来最合适的工作。当他们到了“分队训练”，而且看到他们学的都是搜查和逮捕、绑架、暗杀等技术时，许多人害怕后悔起来。
最强烈的抵制来自于一个女生组，她们是戴笠让胡宗南从长沙中央军校第七校园招收来的。这些女青年以为她们是弃笔从戎抗日救国，当她们得知是在受训练变成特工，其敌人还包括共产党时，她们便要求回原校。戴笠和余乐醒对此的反应都非常慎重。因为她们是胡宗南招收来的，而且家都在长沙附近，这些青年女子没有受到赤裸裸的胁迫。相反，谢力公和政训教官花了一整天时间，对她们讲为军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将来晋升的各种可能性。最后，她们勉强答应留下来接受训练。在著名女特工如吴毓坤、赵世英、彭家萃、吴奎元、吴舜华和凶狠的中队长安占江（她丈夫因惹恼了她而被她用手枪打死）的监护下，她们
逐渐成为军统的骨干和外勤特工。
自此以后，所有的新生都得签署一个自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表格。就像戴笠说的：“只要你开始就给他们的脖子上圈套，以后你就可以驾驭他们了。”
临澧训练班六个月的培训初期，相当的力气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据当时在总务处工作的沈醉说，大部分政训都是关于反共的。
政训教官头儿汪祖华企图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说他们打日本人打了胜仗是骗人的。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这位政治指导员和七个中队（每队有140个学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坚持说共产党正在秘密地搞一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战争。是国民党以它的“革命集团”和军事统计局在打一场抗日战争。“除国民党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
临训班的政治教官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调查学生们的政治言行，没收“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新华日报》，还检查他们的邮件。这类窥探尤其让那些自己的情书被截收的学生气愤。后来，学生们想让附近的商店帮他们收信，而店主则被告知不要帮学生的忙，或者把他们的邮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儿偷偷地打开检读。
尽管临训班当局竭力想对训练班的存在保密，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许多人都知道县里有一个很大的特工训练班。甚至从共产党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有来信，假装是来自前训练班的学生的，这些信要求学生们趁早退出训练班，以免为时过晚。这些信被发现不久后，临澧队部就开设了“禁闭室”，来对付违反纪律者或者威胁要逃走的学生。
对共产党诱惑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教官们本身。关于对共产党进行渗透的课程被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部分，因为这些课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指导员的廖华平，本人是前共产党员。在这些课上，他们使用从邮检或警察搜查中没收来的共产党文件，来给学生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好让他们能装作“进步”的样子。与此同时，教官们还得使用这些教材诽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学生对列宁主义有抵抗力。据沈醉说，他当时在临澧队部工作，这使教师们非常为难。作为前共产党员，他们想让学生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害怕其他军统同事们会误以为这是秘密左翼政训，是要学生们接受再教育。他们知道戴笠在他们中间安插了密探，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随便提到连总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
临澧训练班(2)
戴笠第一次来临澧训练营地是在1938年秋天。余乐醒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于是让学生们作为警卫向戴笠的汽车致敬，由两个中队的学生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笠的车到达县城附近时，一声立正的口令发出，随着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装学生也立刻开始执行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在来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对余乐醒不满的小报告，他已经火冒三丈。当他到了县城，看到接待的阵势这么讲究，他的脾气当场就爆发了。他一边从车里出来，一边大声地质问余乐醒，这套戒备森严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又不
是过去的军阀！要是领袖蒋总司令知道了这些可笑的阵势，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让余乐醒做任何辩解，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把在场的学生都吓坏了，感到他们主任的威风的可怕。
让戴笠如此愤怒的小报告来自他的密探，报告形容了余乐醒作为副班主任的出色工作。余对特工有广泛的知识，这使他一开始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意。由于他给所有的新生们上基础间谍课，所以在赢得他们尊敬和忠诚的同时，他结识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训练开始的几个月里，余和学生们非常接近，这使想成为学生们惟一的领导和导师的戴笠非常嫉恨。
于是，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对汇集在礼堂里听讲的教官和学生们贬低余乐醒。他不仅专门指责副主任，而且还骂总队长和总教官们，说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学生们。他说教官和队长们中有不少人与女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他严厉地指责总队部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湖南籍女生；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朝鲜的空手道教官学拳击时被打伤致死。不过，他高度赞扬前共产党员廖华平，说他在政训课上力图使学生理解：要是不歼灭“赤匪”，那在将来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
访问的第三天，戴笠与各个学生小组讲话，他告诉他们，军统是国内最革命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还专门查看了“他的”学生的记录，并提升了一些他认为应受嘉奖的学生，同时下令把那些小报告里说得最坏的人禁闭起来。但是，戴笠对学生们的控制并没有使余乐醒垮掉。戴笠访问临澧后回到了汉口，关于余的声望的新报告又送到了军统总部。于是戴笠决定用陶一珊取代余乐醒。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在1938年5至6月里陶一珊尽最大可能来管理学校，师生们似乎对余被撤职感到非常难过。最后，为了重振他们的士气，戴笠软了下来，在7月下旬恢复了余乐醒的职务。
自然，对师生们来说，整个事件只是提醒了他们戴笠无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戴笠私人独裁专制黑暗面的认识，这很快地成为他们终身面对的一个事实。然而，临澧的学生们虽然对他们将来作为秘密警察的个人安全感到忧虑，但他们还是受到间谍活动的深深吸引：无论是学习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还是在长沙街头上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
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现代间谍技术吸引，部分也因为受了传统武艺的诱惑。戴笠本人就深爱中国的拳击师，例如一个叫李克炼的临澧学生是个气功师，他能在腹部放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却不受丝毫损伤。戴笠后来任命李克炼为军统重庆技击班副主任。在临澧班的毕业典礼上，戴笠还对朝鲜空手道教官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几秒钟里失去知觉的掐指术印象深刻。当戴笠在武术教官的表演后斥责他时，别人都以为他们的头子讲人道，怕把这小孩子弄死。其实，戴笠发火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位武术教官在众人前泄露这种“高招”。
间谍术
不管后来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所有的学生都得上由副主任余乐醒教的一门叫做“特工常识”的课，学基础间谍技术。课程包括收集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布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跟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察、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与炸药。
一旦学生们上了这门基础技术课，他们就应当能够选择将来的专业了。实际上，根据每
个人的才智，他们被分配到现有的中队去：最优秀的到精锐间谍部门，差一点的到游击队去。假如是一个特别聪明警觉的人，他就有可能被选到“情报队”。一个脑力差点但明显强壮勇敢的人，会被分到“行动队”，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被派到军事情报的“谍参队”。其余比较一般的则进入“军事队”，他们在那里学习游击战术，这些游击战术是从叶剑英在湖南南岳的共产党游击干部班抄袭来的。
女生们一开始要么被分去学情报工作，要么变成特别行动特工。1938年7月，临澧特训班还设立了特别小组叫通讯组和会计组。那以后，大多数女生都参加这两项的训练组。有一些会被选为“工作太太”，陪同如傅胜蓝（他在投敌成为杭州傀儡市长之前，负责军统在上海的地下行动）这类的大特工去日占城市工作。
情报队里的高级课程由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过的官员教授。还有一些关于军火和炸药的辅助课和示范，由刘绍复和黄林玉讲授；收集情报由谢力公主讲；沈醉负责间谍术；总部的电讯员负责无线电通讯和电码；摄影由军统摄影师教授。
行动队教它的学生使用武器（暗藏的匕首、手枪、斧头、带毒的断剑等），进行逮捕、暗杀、监视和盯梢。领导了多次绑架和逮捕的上海老手沈醉，讲授抓嫌疑犯的实际细节：要是三个人抓他们两个，该如何行动；如何把一个人从三四层的楼上抓下来；体质不同的受害者对抓捕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等等。特工们学习如何先痛击对方使其无力反抗，而并不把他们打伤致残使他们无法走出楼房，但要让他们无力叫喊或拒捕。在课上对这类技术的示范，有时会让抵挡教官武术的学生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教官们往往感到面临着考验，在学生面前他们要保持“权威性”和“可信性”而不能丢脸。这便是一个学生最终被他的朝鲜武术教官金先生打死的原因。
重点是在实际而具体的案子上。开始，行动队的学生接受爆破方面的训练，但军统很快发现，要把一个秘密特工变为一个爆炸专家需要至少六个月的额外训练。而且，训练中经常发生爆炸事件，有时还造成伤亡。更实际的做法是，把爆破专家与受训的特工分开来，让前者为实地训练的特工们制造炸弹这类器材，特工们只接受基础技术训练，能够引爆就行。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各种黄色炸药的威力，而这可以在临澧外的乡村很容易地进行，尽管这可能骚扰在附近居住的农民。
在这些特别行动课上，学生们不能记笔记。假如他们没有理解某一点，他们可以让教官再重复一遍。教官们奉命鼓励学生在课外找他们寻求帮助。通过这种方法，班里的“骨干”们可以发现热衷于暴力和阴谋诡计的学生，这些人是教官们能够为高级工作“培养”的真正合适的“专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