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该由大哥当县长！”又是一致的拥戴。
“我？不行，不行。”戴春风故作谦虚道，“我看还是大家推选好了。”
“好！我们推选。咱们推选大哥当县长好不好？”一个小头目抢先提议道。
“我赞成！”另一个小头目边说边举起了右手。
紧接着“我赞成”！“我赞成”！全举起了手，一致通过了。
“恭喜！”“恭喜！”
“我们的大哥当了县长喽！”
“今后的江山县就是我们的天下喽！”
在一片喧闹声中，戴春风以“县长”的身分说话了。
“各位，各位，请静一下，我来说几句话。”戴春风说道，“首先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既然大家推选我当县长我就当，我也用不着推辞了。但是，我没当过县长，也不知道县长是怎么当的，当好当坏，就全在大家了。好在我们都是弟兄，我当也好，各位当也好，都是一样。总之，我们既然要干，就要大家共同努力，把它干好，干出个名堂来，大家说对不对？”
“对！”
“太对了！”
紧接着，戴春风话锋一转说道：“有一个问题需要顺便说一下：过去咱们是二杆子，一切都吊儿郎当，满不在乎，今后我们也是衙门了，就不能太随便了。俗话说，王八还有个鳖规矩哩！我们也应该有点规矩。因此，现在咱们先把话说头里，该执行命令的时候就得执行，否则就不能说大哥对不起人，不讲义气，也就是说，该受处分就得受处分。不这样就搞不成事情，就成不了大气候。当然在私下，我们还是好弟兄，随便怎么样都行。大家说对不对？”
“对！大哥说得对！”
“过去我们听大哥的，今后更要听大哥的！”
“下边我再说两个问题。”戴春风说道，“第一个问题是县衙门都有哪些组织；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要当官……”
“还有什么官？”
“官还多着哩，我们这些人还不够哩！”
“好！我们都要当官喽！”小头目们都高兴了。
戴春风说道：“县衙门除了县长，还得有副县长，下边有秘书室、军事科、司法科、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社会科等。另外还有警察局、警察中队，或者叫作保安中队，这就是县衙门的组织。秘书室应该有主任秘书、秘书，各科要有科长、副科长，警察局有局长、副局长，警察中队有中队长、中队副等等。这些官都得我们这些人去当啊！所以我说我们这些人都还不够哩！”
紧接着，戴春风指派了各个人的官职，一个江山县衙门就组成了。
刚刚宣布了每个人的官职，新的问题又来了。
“这科长怎么个当法儿呀？”一个科长说。
“是呀！这玩艺儿咱们没干过，都搞些什么事体呢？”另一位科长说。
“我更难啦！斗大的字不识一升，我这个秘书可怎么个当法儿呀？”
“这个问题各位用不着发愁。”戴春风说道，“应该干些什么，怎么个干法儿，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至于秘书嘛……不识字不要紧，暂时先接着名，以后慢慢再说吧！现在最最要紧的问题是，咱们的县衙门应该设立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正式宣布成立？大家应该抓紧时间商量一下！”
“是呀！县城里有一个县衙门，咱们的县衙门设在哪里呢？”一位科长说道。
“这好办，”另一位科长说，“咱们把那个狗日的县衙门给他撵走不就完了。”
“对！咱们把他狗日的撵走！”其余的科长和秘书也跟着说。
“不！咱们暂时还不能撵他。”戴春风说道，“到底他们属官，咱们属私，弄不好就会惹出麻烦来，当然，我们既然要干就不怕什么麻顿，关键问题是咱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惹出麻烦来，咱们就会吃大亏，坏大事儿。因此，我们不能同他们争一日之长短，而是应该从长远打算，也就是说，等咱们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咱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到了那个时候，不要说撵县衙门、专员公署，省衙门咱们也敢撵，咱们不但要当县长，还要当专员，当省长哩！……”
“对对对！大哥——不，县长说得对！”
“那咱们的县政府现在设在哪里呢？”
“咱们江山县的地面儿大着哩！”戴春风说道，“他们的县衙门在城里，咱们的县衙门就暂时设在乡下。我们住在乡下的有利条件很多，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咱们的地盘儿。他们住在城里，咱们叫他们出不了城门儿，把他们憋死在里面。大家以为如何？”
“好！设在乡下好！”
“可是，村庄这么多，咱们住在哪个村好呢？”
“我看咱们就暂时住在峡口镇吧！”戴春风说道，“当然这是暂时的，以后看哪里合适咱们再搬过去。各位以为如何？”
“好好好！咱们就暂时住在峡口镇。”大家表示一致赞同。
“咱们什么时候宣布县衙门正式成立呢？”戴春风征求意见道，“请各位发表意见。”
“县长看什么时候合适，咱们就什么时候干。”
“对！县长说了咱们听着。”
“那好，咱们讲究的是干脆利索，说干就干。”戴春风说道，“咱们明天就宣布县衙门正式成立如何？”
“好！同意！”大家一致表示拥护。
时为1922年3月15日。
次日——1922年3月16日，浙江省江山县峡口镇满街都贴上了红纸黑字的大幅标语：“热烈庆祝江山县县衙门成立！”当地老百姓有看热闹的，也有前来帮忙的。戴春风的几百名弟兄，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更是忙碌异常。经过一番热烈庆祝，戴春风的县衙门，便正式宣告成立了。
从这一天起，江山县便同时有了两个县衙门。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山难容二虎”，的确不错，县太爷闻报，大吃一惊！“大胆狂徒竟然如此嚣张，这还了得！”但继则思之认为戴春风既然敢于私立政府，此人必有来头。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便惊惊慌慌的具文上报专员公署，请示如何处置，专署又转报到省里，省里政府下令给江山县县政府：
“据报，江山县狂民戴春风聚集匪众三百余人，经常四处抢掠，危害民众。近日竟敢成立伪县政府，实属胆大妄为，目无国法。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及国家纲常计，着令该县政府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剿灭，并将匪首戴春风捉拿归案，依法究办。其进剿情况如何，应迅速上报为要。此令。”
县太爷接到政府命令，如获至宝，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办理。即命县国民兵团及保安队，抽调约五百人的兵力，由国民兵团副团长带队，统一指挥，浩浩大军，直向峡口镇戴春风的县衙门扑来。
却说戴春风的人马都是二杆子出身，警惕性特别高，峡口镇四周早已布置了严密警戒，随时准备着应付突发的情况。当岗哨发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远处尘土飞扬，黑压压的人流，有如长蛇阵般向这边滚来时，立即飞报戴春风：“报告县长，大事不好，县里派了大队人马，直朝这里逼来，现在距这里不过二三里之遥。”
“好！知道了。”戴春风道，“我这就布置。你马上返回岗位，继续监视！”
“是！”岗哨转身而去。
戴春风毫不迟疑，立即传令所属各就各位，做好战斗准备，以逸待劳，打击来犯之敌。
戴春风亲临战阵，密切注视敌情，亲自指挥。当敌军渐渐逼近，进入有效射程之内时，他大吼一声：“弟兄们，冲呀！给我狠狠地打，叫他们有来无回！”
听到命令，戴春风的队伍“唿”地一声一齐冲出村来。他们这些人勇敢异常，个个都像下山猛虎。“噼噼叭叭”顿时枪声大作，一片喊杀声。
县城里来的队伍虽然多了近一倍的兵力，但他们脚跟尚未站稳，更来不及展开阵势，便遭到了猛烈的迎头痛击，于是，队形大乱，纷纷四散逃命。就这样，“唏哩哗啦”垮了下去。这一仗大败而归，徒然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十几条枪支之外，并未捡到丝毫便宜。
县太爷闻报战况，直气得咬牙切齿，浑身颤抖！奈之如何？只有如实上报而已。
一个星期之后，县国民兵团经过休整和补充，专员公署又派了一个警察中队，凑了足有两个营的兵力，组成国民兵团，由县太爷亲自指挥，又一次来到了峡口镇。
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为上次是白天，目标大，导致失败。这次改由晚上来，并且更换了指挥，增加了兵力，选择了有利时机，预料出奇制胜，稳操胜券是绝对有把握的。
当县部队悄悄地来到村头时，又被岗哨发现鸣枪报警。戴春风的队伍早有准备，立即应战，给以迎头痛击。这一帮人都是杆子出身，久经战阵，不仅浑身是胆，而且枪法准确，战术灵活，尤善于各自为战，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县里的部队虽在数量上超出对方两倍，但由于平时养尊处优，既缺乏严格训练，又无战斗经验，加以地理不熟等等原因，尽管他们的任务是主动攻击，但只有处处被动挨打的份儿。特别由于县太爷是文弱书生出身，既不懂军事常识，更不懂指挥艺术，战斗打响之后，精神紧张，惊慌失措，指挥失当，致使部队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交战不到一个小时，又是“唏哩哗啦”大败而逃。不仅白白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枪支，而且由于县太爷浑身筛糠，四肢瘫软，还差一点让人家掳去。
战报到了省里，只有挨一顿训斥！
时隔半月，经过了一番充分准备之后，浙江省政府调派了一个保安团，共有四个营的兵力，更深夜静，人不知鬼不觉，悄悄开到了江山县峡口镇。第一、二、三营分作三层，把一个峡口镇围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第四营留作预备队。三层包围圈儿循序渐进，步步紧缩，当接近村边时，猛然一个冲锋号令，发起了总攻击。
突然，杀声震天，子弹如雨点般朝村里飞过来，戴春风的队伍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虽然个个如狼似虎，但最终还是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保安团步步紧逼，包围圈渐渐缩小，终于杀到村里，进入院落，一场激烈的肉搏战展开了。杀声，喊声，呻吟声，本是同根生，相残如此无情，这就是战场。
双方伤亡相当惨重，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随处都可以听到呻吟声，随处可见斑斑血迹！
戴春风的队伍尽管十分顽强，终因寡不敌众，放弃了峡口镇，四处逃窜。戴春风他眼看大势已去，坚持无望，便慌忙脱掉军装，迅速换上一身农民的粗布衣裤，抓一顶斗笠朝头上一戴，趁着慌乱之际，便溜出了峡口镇。这把斗笠可能改变了戴春风的一生，此话到后面再叙。
戴春风逃出峡口镇之后，真是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他顾不得选择路径，急急忙忙一路小跑，一口气奔出十多里，眼看天色将明，他估计已经脱离了危险区，很想休息一下。当他刚刚在路边坐定，两张眼皮就像上了胶似的，再也张不开，他睡着了。
一股晨风袭来，戴春风打了一个寒颤，他被惊醒了。这时，天色已经大亮，有的农民也开始上地干活儿。他清醒地感觉到，这里并非久留之地，还是赶路要紧。
戴春风站起身来，刚刚走了几步，就觉得饥肠辘辘，脚下无力，昏昏沉沉，摇摇晃晃，几乎要栽倒下去，他确实是太疲劳了。但他意识到：尚未最后脱离险境，眼下绝对不能再耽搁，必须尽快的离开此地。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勒紧裤带，振作精神，继续向前行进。
但是，当他勒紧裤带时，触摸到了一个硬梆梆的东西，这时他才想到：自己的腰间还藏着一支法国造手枪。这又引起了他一阵忧虑：扔了吧，实在舍不得；带在身边吧，也是有害无益，况且已经没有了子弹，带着它也没有用。他想来想去，觉得处在目前的境况下，还是把它扔了的好。决心既下，他就离开路径，走到麦地里，假装着解手蹲下身去，用手挖了个坑，把心爱的手枪放了进去。
埋好之后，他又回到路上，但一步三回头，总觉得不忍离去——可不是嘛，这支枪已经是他最贴身的伙伴，也是他的命根子呀，他又怎能忍心把它扔掉呢！但是，想到眼前的处境，想到未卜的前途，终于，他一咬牙，一狠心，毅然昂起头来，大步离去。
戴春风孤身一人在路上行走，却怀着满腹的心事。他心里说：自己呕心沥血树起来的大旗，被一阵风吹倒了；自己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家业，一夜之间给毁了，此行何处？今后怎么办？都是未知数。他思前想后，心里犹如一窝乱麻，根本理不出一点儿头绪。只觉得前途茫茫，眼前一片漆黑。
戴春风迷迷糊糊地想着，漫无目的地往前走着，他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不知不觉间，他居然摸到了省会杭州。
当戴春风走到一条大街的拐角处，忽然发现有一堆人挤挤攘攘，正朝街边的墙壁上张望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出于好奇心的驱使，他也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慢悠悠走近前去，拨开人群，挤了进去。他猛抬头一看核桃般的大标题字写着“浙江省政府布告”。然后再去细看内容——不看犹可，一看，顿时毛发直竖，豆大的汗殊从头上往下滚落，浑身打着寒颤，感到周身酸软无力，若不是前后左右都有人依靠着，只怕他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上。
原来那墙壁上的布告是浙江省政府的通缉令，内中说道：“有捉拿匪首戴春风归案的，奖给大洋五千元。”因此，所有观众，对这张布告都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看了一遍又一遍，久久不愿离去。
惟有戴春风怀着鬼胎，不愿在此地多留一分一秒。他匆匆忙忙看了几眼，一颗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他极力设法使自己站定、稳了稳神，然后拨开众人拔腿便走，好象走慢了一点儿，马上就会人头落地似的。因此，他边走边下意识地用右手摸摸自己的脑袋，看是否仍然长在自己的颈项上。这一摸，却触到斗笠，当然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斗笠分明是戴在自己头上的，既然斗笠还在，脑袋肯定没问题。这样他便放下心来。但他不由自主地赶快把斗笠向下拉拉，尽量压得低低的，好像生怕人认出他就是戴春风似的。
钻出人群，他默默地低着头，一边朝前走，一边想道：“这布告上悬赏缉拿的并不是别人，明明白白说的就是我戴春风呀！一旦缉拿归案，肯定是杀无赦！这，这，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此刻的戴春风，整个儿脑袋都装满了“？”和“！”他边走边想。边想边走；“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今年才26岁，我不能死！我还要做一番事业！我不能死！”
但是，有什么办法不死呢？他继续往前走着，想着，想着，走着……
“嗨！”戴春风突然一拍脑门儿，“有了，他们捉拿的不是戴春风吗？我只要一改名字不就得了吗？但是……”紧接着，新问题又出来了：“改个什么名字呢？”因为他只有一个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肚子里没装几滴墨水，怎么想也想不出个什么适当的名字来。
想呀！想呀！把戴春风急得抓耳挠腮，直拍脑门，不觉在当街站定，突然“嗨！”了一声，“有了！”他这赫然一声吼叫，把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们吓了一大跳！有的人还朝他瞪着眼骂道：“这个神经病！”
其实，戴春风并没有什么神经病，只因为他用手拍脑门儿，无意中触到了自己头上戴的斗笠，茅塞顿开：“我头上戴着个斗笠，恰好我又姓戴，就把名字改作‘戴笠’不是很好吗！好！合当我戴春风命不该绝，今后我就叫作‘戴笠’了。”
从此，这个自封为“司令”、被“推选”为“县长”以及后来被通缉的人，就与戴春风永远诀别，而同“戴笠”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死。
但是，在他发迹之后，为了装点门面，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便常常得意地在一些人——特别是女人面前说：“我这名字是古人代我取的。”说着，便翻开书来念道：“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然后把书本一合，得意地笑道：“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其实天晓得，他的名字，不过与古书偶然巧合罢了。
身遭通缉，江山无处藏身，戴笠只好出走宁波，浪迹街头。
戴笠六岁时丧父，其母蓝氏，艰难地拉扯他长大，为他娶妻生子。戴笠一去不归，不免使她牵肠挂肚，又听人说儿子流落于宁波街头，更是思儿心切，便决计到宁波寻找。
蓝氏到了宁波后，想到儿子既然过流浪日子，必在祠堂庙宇处栖身，便在这些地方寻找戴的下落。这天，蓝氏到了宁波关帝庙前寻儿，没找到儿子，却看到有一摆卦摊的算命先生，便过去给儿子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要被算者八字，其母说：“丁酉年四月二十七日酉时。”瞎子“袖里吞金”地算了一卦说：“这位先生是丁酉年、乙巳月、丙辰日、丁酉时。山下火命，命里有三层火，二层金，二层木、三层土。五行缺水。”又说：“先生的火属于丁火，丁火又为星火，日头落山，星星眨眼之际，为丙火落丁火出之时，卦书上说：‘阴火时亥，富贵悠悠’，这位先生的命宿不错，只是巳中戊土又属伤官不吉，对父兄妻子多有克制，这位先生怕是父在母先亡吧？”
俗话说，瞎子算命两头堵。这个瞎子的话就是两头堵的话，父在母先亡可以有几层解释，可说成父亲在母之先亡，也可说父亲在母亲先亡。如果算命的人父母尚健在，瞎子则说被算命的父母将来的结果。总之是怎么说怎么有理。
蓝氏听丁瞎子之言，想到儿子六岁丧父，是应了瞎子父在母先亡的话，觉得瞎子算的挺准。
这日，蓝氏宿于关帝庙。是夜，天气骤变，风雪交加，衣衫褴褛、失魂落魄的戴笠也来到了关帝庙栖身，不想被母亲撞见，蓝氏见儿子一副落魄之态，十分伤心，母子抱头痛哭。第二天，蓝氏将戴笠带回家中。
四、巧识第一杀手王亚樵
回到家里，戴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日不出门，好像真的改了以往的恶习，其实是怕出门被抓。
母亲怕戴笠再到处惹是生非，呆在家里不安全。与儿媳、儿子商量还是决定让戴笠暂时去杭州躲躲风声，或者另谋出路。
戴笠又一次到了杭州，他毕竟自幼生长在农村，初来杭州市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生活颇为艰难，他不甘心命运如此，但到了这一种地步也无可奈何，也只好打发着前途莫测的愁苦日子。
幸好，戴笠身上还有几个钱，可以节俭度日。他心里盘算着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应该怎样花，今后的日子应该怎样过。他首先想到：在城市生活比不得在农村，在农村可以不修边幅，胡里胡涂过日子，但在城市多少应该讲究一点体面，否则无人看得起你。他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的一套农民粗布衣，实在有点不像样，因此，他决定先买一套衣服。但自己钱有限，就花了不多的钱，买了一套灰颜色的旧军装，改成一套便服，也就勉强可以凑合。又花不多的钱买了一双白力士鞋朝脚上一蹬，乡下佬立刻变新颜。这一身打扮看上去，既像一个大学生，又像一个穷公务员。
至于吃住，也十分简单，几个烧饼、几根油条就可以过一天。时值夏季，也无需被盖，庙宇内、阶檐下，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躺倒过夜。真是家当一身，居无定处，食不定点，戴笠生活就是如此简单。
戴笠每天无事可干，只有四处游逛，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借以消愁解闷。一双白力士鞋穿得变了颜色，花一个铜板买点儿白粉往上一涂，又像是新的。一套灰便服穿脏了，没有衣服可换。就找个僻静处去洗澡，洗衣服，一举两得，这就是戴笠一天的生活。
酷暑的夏天，使人热得心烦。他东游西逛，来到灵隐寺湖畔，便到湖里洗澡，这是一个好去处，每隔一两天，必来一趟。
已经一两天没有去洗澡了，天气热得使人发闷，这天戴笠照例又去洗澡，先把衣服洗了洗，而后又把衣服晒在岸边，用小石头压着，生怕惟一一件衣服被风刮走。
而后又回到湖中洗澡游泳，等待岸上的衣服晒干，时不时的向岸上斜上两眼。
“喂！同学们！”突然间，戴笠大声叫嚷道，“别拿压在衣服上的石头！……”
原来戴笠游泳洗澡时，忽然来了一群小学生游览，用石子向河里扔，打水漂玩，无意中把戴笠压在衣服上的小石头拣了起来扔到了河里。
戴笠早就注意了这帮孩子，看见石头被扔进了河里，又手足无措，想上岸，却又一丝不挂，若不把衣服压住，一阵风把衣服吹跑那岂不一辈子呆在湖里。于是大吵大叫起来。
这时，从孩子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觉察到了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大喊大叫的原因，又拾了小石头把衣服压住了。两人彼此对视一笑，彼此会意，似乎代替了千言万语。
这带队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胡宗南。
胡当时在某小学当教员。次日，戴笠找到学校里，当面向胡致谢。两人一见，彼此谈话投机，便交成了朋友，以后一直成为生死之交，无论在工作上或私生活上，一概不分彼此。所以在戴笠死后，胡宗南送的挽联上写道：“患难与共，安乐与共。”其实，他们关系之密切，远不止这些。
戴笠在杭州，仅有的几个钱已经用完，实在混不下去了，听说上海地方大，门路多，为了求生，更为了出人头地，便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和试一试的心情，决定到上海闯荡一番。
1922年的隆冬季节，戴笠只身来到上海。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四处求职均遭拒绝，饥寒交迫，悲观失望，深感世态炎凉，十分烦恼。
在上海最初的几天，戴笠几乎没有一天能够填饱肚子，冬夜寒风萧萧，他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生活如此熬煎，实在痛苦不堪！
现实的压力，把他逼得无路可走。这时，他猛然想到，“我还有一个表兄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做事，为了暂时解决生计，何不投奔他去！”
张冠夫仅是一个小职员，每月收入有限，小两口住在阁楼里，勉强对付着过日子，生活十分拮据。
戴笠见了表哥，说明来意，希望在他那里留住一段时间。张的房子本来就不宽绰，两口子住就已够勉强，再添一个人就更加拥挤不堪。不但没有铺盖，而且连放一张床的地方都没有。
张冠夫感到十分为难，但念及是至亲也无法拒绝。两口子经过一阵合计，张冠夫说：“表弟，你都看见了，咱这房子实在不宽绰，只可容下一张床。你如果不嫌蹩脚就住在这里吧！不过另外没有床，而且也没有放床的地方，晚上就打个地铺将就着吧！至于吃饭，也没有啥好的，你表嫂做啥咱就吃啥。咱们的条件只有这样，想表弟是能够谅解的吧！”
旧中国的上海，摇曳着一片纸醉金迷的景象。这个被人誉为“东方大都会”的城市里，政客、黑帮、流氓、妓女、三教九流比比皆是，但同时也因为它的繁华，成了各路军阀你争我抢的一块肥肉。
东方不夜城，冒险家的乐园！
20年代初期，与上海紧邻的江浙两省分别由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这两个不可一世的军阀对上海这块近在咫尺的风水宝地更是垂涎欲滴，千方百计想要攫为己有。齐燮元将自己的亲信徐国梁安插于上海，担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而卢永祥派遣自己的妹夫何丰林担任淞沪护军署护军使一职。这样，两军对垒，谁也不让谁，他们在此演出了一幕幕厮杀“闹剧”。
这天，卢永祥正坐在他的公馆为报复徐国梁的事情而犯难，前几天，也就是1923年5月10日，徐国梁派人暗杀何丰林，致使何丰林至今尚在医院治疗。“妈的，姓徐的小子这么猖狂，我们得干掉他！”卢永祥对徐国梁在淞沪的势力一直视作劲敌，早有除去这个心腹大患的意思，今日看到妹夫的伤势，更恼羞成怒，顿时下了杀徐的决心。
可是，几天过去了，却仍然没有见到他有所行动，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书房里拼命地吸烟凝思，烟雾中依稀显现出那张被权势与金钱扭曲着的胖脸，和那双因酒色过度而略显迷惘的眼睛……
“要干掉徐国梁决非一件易事，作为警察厅长，戒备肯定十分森严，又有谁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下手去行刺他呢？”卢永祥拧灭了烟蒂，喃喃自语道。
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小个子青年慢慢走了进来，阳光被烟雾变成了千丝万缕，照在了卢永祥的脸上。
“小川？”卢永祥眯着眼轻声问了一句。
“是我，爸爸！”卢小川掩上门，坐在了沙发上，一捋长发，道：“爸爸，您又在为刺杀徐国梁的事发愁？”
“嗯。”
“要杀徐国梁不难，只需说动一个人。”卢小川向父亲献计道。
“谁？”
“王亚樵。”
卢永祥无神的双眼里忽然露出了光亮，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王亚樵的大名他早就有所耳闻，此人出身贫贱、地位低下，然而在上海却打出了威名。王亚樵和他的“斧头帮”更是在上海滩有着一股巨大的势力，如果联络上这个人，在这上海滩多一个帮手，的确不失为一着妙棋。卢永祥点燃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又问儿子道：“这主意不错……不过，如何才能说动他呢？”
“这事我去办！”卢小川自信地站起身向屋外走去。
王亚樵，字九光，名王鼎，别名王擎宇。1889年生于安徽合肥。父亲王荫堂行医兼开棺材店，一边救人活，一边盼人死，一生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生活。王亚樵兄妹四人，亚樵为长，小弟述樵随名律师沈钧儒学习法律。王亚樵早年攻经史，习书法。辛亥革命期间，积极参加反清活动，在合肥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后与同盟会上海总部委任的合肥军政分府总司令孙聘骖发生矛盾，被孙作为土匪受到通缉，亡命南京，参加了江亢虎的社会党，并任安徽支部负责人。1913年，社会党安徽支部被安徽督办倪嗣冲宣布为“乱党”，受到镇压，王亚樵再次逃亡上海，加入无政府主义小组，立志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1915年，王亚樵在上海用五十把利斧强行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李鸿章的遗产)，专事接待旅沪的皖籍穷人，并积极在皖籍上海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由此而形成安徽帮，在上海滩上声名鹊起，形形色色的“学生”和“门徒”成群结队而来。在此基础上，王亚樵组织了一支腰插利斧的敢死队，凡有打架斗殴之事，这帮人往往一拥而上，抡起利斧，横劈竖砍，凶猛异常。不要说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如此拼命，就是黄金荣、杜月笙等流氓大亨对之也惧怕几分。于是，“斧头党”威名大震，王亚樵也成为上海滩上的闻人，手下门徒激增至数千人，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十万之众，不可一世。
一个月之后，王亚樵及其门徒在上海温泉浴室门外枪杀了刚刚洗完澡的徐国梁，卢永祥收到捷报喜出望外。他在杭州督军府里大摆宴席，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盛情款待王亚樵。
王亚樵不但得到了一大笔赏金，还被委任为浙江别动队司令。卢永祥还划出湖州地区给王亚樵做据点，让他在那里招兵买马，练兵备战。
王亚樵感觉到一条阳关大道迎面展开，多少年来的抱负使他一直想着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似乎以前的时运不济、屡受挫折成了衬托今日光明的云彩，毕竟这个别动队司令要比洪门帮首威风，他去了湖州，开始在那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决心大干一场，以展鸿图。
他深感自己人手不足，就写信给方振武等同乡，让他们来帮忙训练军士。同时，经助手胡抱一推荐，他又写信给戴春风，让他务必来湖州，帮助自己整理军务。
信已发出，王亚樵盼望着……
“司令，外面有个青年求见！”王亚樵听到报告后，立即向寺外走去。司令部设在湖州城外的白雀寺，这里依山傍水，人迹稀少，确是个练兵习武的好地方。
寺外站着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一对眼睛打量着整个寺庙。王亚樵步履缓下来，心里嘀咕道：“你是……”
“这就是我们王司令。”士兵介绍道。
“鄙人胡宗南，字寿山，别号琴斋，原本孝丰人氏，后迁居湖州，来此之前系县立高小教员，因仰慕王司令的大名，故来投奔。”这青年文质彬彬，王亚樵十分喜欢，军队中缺乏这样的人才，便热情地道：“哪里，哪里，胡老弟能来是我王某人的荣幸和造化，咱们共建大业。”
王亚樵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青年，几十年后，却是中国军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晚饭时刻，王亚樵叫来了胡宗南、胡抱一等将领喝酒，方振武值班巡逻故而未能赴宴。三人讨论的都是如何训练士卒的话题。忽然，卫兵闯了进来：“报告司令，有一个姓戴的求见。”
王亚樵喝了杯酒，正待夹菜，听到这个报告后，问：“在哪里？在哪里？”他准备起身出门去迎接。
一个青年风尘仆仆地走进了大殿，望着众人。
“哎呀，春风兄，是你呀！”胡宗南显然认出了来人，大步迎上。王亚樵奇怪，问道：“怎么？你们俩早就认识？”
“九哥！我认识春风兄比认识你还早呢！”胡宗南兴奋异常地答道。
王亚樵听了一肚子的疑惑，但仍热情地拉两人入座。
王亚樵从谈话中才明白了二人相识之故。胡宗南在学校竞选校长失败，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便来投奔王亚樵。
胡抱一把戴笠引到王亚樵面前介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戴笠，人称江山才子，文武皆备，而且为人足智多谋。他从小离家飘泊，想投奔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队伍，铲除强权，报效国民，终不可得。春风素闻司令英名，久欲追随左右，只是无缘得见，今见司令正是用人之际，故不远千里，特来投奔。”
王亚樵见戴笠面色微黑，两眼炯炯有神、神态却颇为谦恭。于是问道：
“为什么来投军？”
戴笠早在到湖州之前，就已经把王亚樵的底摸得清清楚楚，知道此人投身辛亥革命，屡受强权所迫，不为当局所容，尤对北洋军阀政府深恶痛绝，势不两立。且此人屡处厄境，矢志不渝，性情刚烈，极富侠义心肠，推重人材，不计小节。于是，挺胸昂首答道：
“小时候，先生问立志，吾答曰：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当今曹、吴当道，奸臣横行，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希圣、希贤皆成泡影，学生惟有愿随先生，执一利斧，铲除豪强，效命疆场而已。”
王亚樵一听，心中果然高兴，当即任命戴笠为一名分队长，拨给数十名新兵，交其训练。自此，戴笠对王亚樵言必称“先生”，执礼甚恭。
王亚樵笑道：“聚饮千杯男儿事，诸位老弟以后就是我的分队长了，咱们努力奋勇支撑，闯出个名堂来。”
其他三人鼓掌叫好。胡抱一也是浙江人，见状即对王亚樵说道：“九哥，看你们三人如此情投意合，何不效仿刘、关、张，来个‘桃园三结义’？”
“好主意！既然我们有缘，何不来个‘桃园’四结义，不知三位意下如何？”王亚樵不仅赞成，而且还拉上了胡抱一。胡、戴二人更是喜出望外，被封为分队长已颇感青云万里，和司令结拜岂不更是前途远大，二人当下点头答应。
焚香歃血，四人齐跪倒在香案之前，学着“桃园结义”的样子说道：
“某等四人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国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声音很响，士兵们都围在厅外观看，王亚樵居长，其他三人为小弟。
戴笠感到一阵惬意，这次决定是正确的，作为分队长他开始训练士兵。尽管胡宗南与戴笠二人友好相善，但治兵却截然相反。
戴笠当分队长后，练兵一丝不苟、极为严格，有时几近残忍暴戾的程度。训练中，无论出操、射击或战术动作，只要动作稍慢或一个规定的动作没有做好，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打脚踢。一次，戴笠罚一个士兵在中午的烈日下暴晒，使他因中暑而昏死过去。王亚樵听到后，勃然大怒，命人把戴笠找来训斥道：治兵之道，在于言传身教。古人云，爱兵如爱子。上下一心，解衣推食，到了阵前，才能甘冒危险，冲锋陷阵，为我所用。你用残兵立威的办法进行训练，貌似从严，可是士兵心里不服，甚至产生仇视心理，将来我们必受其害。以后再如此，我必请你滚蛋。戴笠受到训斥，扑咚一声跪下，痛哭流涕地说：“先生，我知道错了。以后但有此事，任凭先生发落，决无怨言。”
这件事，使戴笠懂得了驾驭人不但要树威慑服，而且要施惠恩服，同时也了解了王亚樵组织何以能在上海滩上横行无忌、久摧不散的道理。自此，戴笠一改过去单纯严厉冷酷的治兵方法，注意在生活上给以关心，施以小惠，果然赢得了士兵的心。戴笠还故意在与别人的言谈中，推崇王亚樵是位关心部下、爱兵如子的好司令，追随他做事是一个人最大的幸运。王亚樵性本刚烈豪爽，见到戴笠知过则改，倒认为这是个很有为的青年，也就更加信任他。
胡宗南对待士兵讲究“以德服人”，善施小恩小惠。因而，他与手下官兵往往十分融洽。
1924年9月，江南之秋，爆发了齐卢战争。王亚樵、戴笠、胡宗南等人野心勃起，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乘此机会打它几个漂亮仗，在卢永祥面前露一手，以便战争以后加官进爵、飞黄腾达。
戴笠春风得意，荷枪实弹直奔向前。不料战争打了四十天以后，形势急转，卢永祥的浙军竟土崩瓦解，一败涂地。
“大哥，这该怎么办呢？”胡宗南提着枪跑进了司令部。
戴笠早已在司令部内，冷笑道：“卢永祥一开始就估计错了，他不知齐燮元背后还有曹锟这个大军阀。”此刻王亚樵部也陷入了四面重围之中。
这支浙江别动队虽经胡、戴几人的精心操练，作战力较强。但是仍然抵抗不住强大兵力的攻势。兵士伤亡过半、粮草弹药奇缺。
“诸位老弟，如今兵临城下，集体突围已难以得逞，就是咱们侥幸突出去了，这么多人又去哪里安身呢？”王亚樵紧皱眉头，提着把刀说道。
几个纵队长也已聚齐，戴笠听了王亚樵的话后，小心翼翼地道：“这支队伍不如不要了，咱们分头突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大哥？”
“唉，只能如此！来，兄弟们，端起这碗酒，就当是告别酒。”
众人端起海碗，一饮而尽。然后走出了司令部，隐没于漆黑的夜幕之中……
戴笠来时带着一阵春风，回到家中却已是寒冬腊月，在仙霞乡老家，他望着儿子发呆……
路在何方？
第三章黄埔镀金，渴望谋求出路一条
一、南下广州，金榜总算题名(1)
革命风云，变幻莫测，孙先生在黄埔建立军校，成立革命军，谋求实现三民主义，诞生了“黄埔三杰”、“黄埔四凶”。他们不断为难共产党，谋求分共独裁，蠢蠢欲动。在这种局势下，戴笠辞别娇妻，投奔广州，寄人篱下，历练斗志，不但谋求政治资本，他仿效蒋介石，认真研读《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俾斯麦传》，就这样他终于成为“老蒋”的忠实信徒，机缘巧合，他巧遇蒋介石，初露其狡诈一面……
戴笠和王亚樵分手后回到家中倒也安分了几日，这时中国正发生了很大的动荡。
中国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知道广州有两所著名的革命学校，一所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同志办的；一所是广州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广州的这两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一大批革命的火种和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名扬中外，一度是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学府，尽管后期的黄埔军校变成了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的反动大本营，它的前期还是进步的，革命的。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没搞出个名堂，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到了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做出改组国民党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了苏联的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苏联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孙中山决心先办军校，原定“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又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并敲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毛泽东同志说过，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
其中有黄埔三杰，黄埔四凶，黄埔十三太保，当时黄埔三杰真是如雷贯耳。
而此时的戴笠，在家里开始还呆得住，渐渐的本性又复发了，这一次他偷偷地跑到广州，开始了他真正的人生之路，但路仍然是坎坷的……
戴笠在家乡蛰居的一年多时间内，中国的政局有如舞台上的魔术表演，瞬息万变。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下台，被囚禁；段祺瑞赴京组织临时执政府，皖系得势；孙传芳乘机扩大势力范围，成了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入关，直打到北京，辖制了北京政权。然而在广东，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从而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国民革命根据地，并创办了培育革命军队的黄埔军校，粉碎了商团叛乱，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使广州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成立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遗憾的是，不久，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廖仲恺先生亦遭暗杀身亡……
戴笠在家乡深居简出，并密切地关注着政局的变化。他除了让在县城当伙计的弟弟春林常往家捎些报纸外，自己还隔三差五地乘去县城办事购物之机饱览诸报，或从南来北往的旅客那里打听些消息。对于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之举，他早有耳闻，且听说在衢州联合师范教书的姜超岳已经偷偷地跑到了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去了；还听说有的浙江青年欲去广州被人告发，便被当局抓去关进了监狱。他也曾想去投奔广州，因他已意识到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各派军阀的革命政府。但是广东国民革命政权到底能坚持多久？能否取得全面胜利？这正是戴笠所担心的。所以，一年多来他一直抱着观望的态度，总下不了决心。
这天，他去江山县城联系毛竹、春笋销售之事。事毕之后，天已黄昏，他习惯地沿着文溪河前往距码头不远的悦来客栈歇息。路过文溪高等小学校时，一群少年学子的嬉戏声从河对岸传来。他抬头望去，只见几个少年正在对岸追逐打闹，另有几个少年站在河中的仰止亭上比赛打水漂漂，搅得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泛起一道道细碎的浪花。
望着这群无忧无虑的少年，戴笠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他和周念行、姜绍谟等同学在这仰止亭商定成立“青年社”，组织同学节假日下乡搞宣传，提倡放足，反封建，以及驱除迂腐的国文教员等等往事。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雄心勃勃，何等的受同学拥戴！而如今的自己……
想到此，戴笠长长地叹了口气，郁郁不乐地前往悦来客栈。悦来客栈是一幢临街的二层木结构的楼房，楼下进门处有两三张八仙桌，供旅客吃饭饮茶及打牌之用，后厅和二楼均为客房，每个客房内均有两张挂着蚊帐的单人床，床上被褥洗得极干净，叠得也极整齐。到这里来的大都是有点身分的乡绅或商贾。戴笠每次进城都习惯住在这里，跟店里的老板、伙计混得很熟。戴笠一进门，伙计立即笑呵呵地招呼他，并热情地为他沏茶，端洗脸水，让他稍稍歇息一下再回楼上客房。
戴笠边喝茶，边请伙计拿些报纸来。其实，不用他吩咐，伙计也知道他的习惯，早已把近期的本省报纸与上海《申报》都拿了出来。戴笠洗把脸，旋即坐下来仔细阅读报纸。从报纸上他了解到，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已发布了北伐宣言，表示要出师北上，打垮一切军阀，而且委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今。看到这条消息，戴笠激动得难以自已，禁不住把桌子一拍，忘情地喊道：“这可太好啦！”
这一拍把茶杯里的水震洒了一桌子，也把在一旁擦茶壶的伙计吓了一大跳。伙计惊愕地转身望他一眼，手忙脚乱地抓过抹布，边擦桌子边问：“戴先生，怎么啦？”
“哦，没什么，没什么……这些报纸我带回客房去看吧。”戴笠意识到自己不应喜形于色，连忙卷起报纸，问清房号，就要上楼。可才跨上楼，没走两步，就听见身后有人喊道：“哎呀！这不是春风兄吗？”
戴笠转过身，一眼就看见店门口站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此人身材较高，着长衫，手提藤条箱，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他那双不大不小，眼角微微向上翘着的双眸和那见棱见角的四方形厚嘴唇，戴笠是那么熟悉，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对方的姓名。
“春风兄，我是毛人凤！你认不出我啦？”来人正是戴春风高小时的同学毛人凤。
“哎呀，人凤兄！十多年没见啦，你变化可真大。过去你是又瘦又小，现在竟这么高大啦！”戴笠惊喜地跑过去，紧握着毛人凤的双手，一个劲地打量，并连珠炮似地发问道：“人凤兄，你这是从哪里来？这些年都干什么？还在边嘉湖小学教书吗？……”
毛人凤知道戴笠是个急性子，索性等他问完，才微微一笑说：“说来话长啦，还是让我放下行李，喝口水，慢慢谈，如何？我这是才从船上下来啊……”
“对！对！伙计，我就跟毛先生住一个客房吧。你帮我去买几档好菜，把好酒也快快端来！”戴笠从衣兜里掏出两张钞票塞给伙计，又接过毛人凤手上的提箱，就往楼上请。进了客房，戴笠忙不迭地为毛人凤沏茶，端洗脸水。毛人凤边洗脸边告诉他说，他头年去广东投考了黄埔军校的潮州分校。可是入学不久，他就得了场大病，只好中途退学。病好之后，本准备重新报考军校，不料又遇上老父病故，他此行便是回乡奔丧……
戴笠一听他是从广东来，就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原来你老兄是从广东来的？快说说，那边到底怎么样？”
毛人凤正要说什么，房门被推开了，伙计用托盘端着四小盘菜和两小壶酒走了进来，戴笠和毛人凤忙抬过靠窗边的小长条桌，帮伙计把饭菜摆好。
待伙计退出之后，毛人凤压低声音对正在斟酒的戴笠说：“春风兄，依我看，中国革命的朝气在广州，中国革命的希望就是黄埔……”接着他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广东革命政府以及黄埔军校创办、训练、招生等等情况一一相告。说得高兴起来，毛人凤还轻轻地哼起了黄埔军校的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进……”
戴笠听得入神，连酒菜也顾不得吃。室内光线越来越暗，他却浑然不觉，直到毛人凤提醒，他才点着煤油灯，边喝酒边继续问这问那。毛人凤以往是不太爱说话的人，这天他或许是多喝了两杯酒，或许是老同学相见格外高兴，突然变得能说会道起来。
说完自己的经历，他又把听到的一些情况，比如黄埔军校如何严格训练学生，如何领导学生英勇奋斗，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以及孙中山先生生前所说的关于黄埔军校的一些话，通通倒了出来。他告诉戴笠，孙中山先生说过：“……我们今天要开办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
“太好啦！吾辈总算报国有门，前途有望啦！”戴笠听到此，兴奋得双手一捶桌子，“腾”地站了起来，仿佛他已经考入了黄埔似的。
“嘘！”毛人凤伸出右手食指，轻轻地吹了一下，示意他小声点。他这才警觉地走到门口，看看门外无人，才又关门返回桌边说：“在这里是得小心点。对了，你在潮州分校见到过蒋介石先生吗？”
“见过一次。他也是我们潮州分校的校长。只不过，平时是何应钦先生代理校长，主管校内事务。蒋校长还是我们浙江人呢，讲的一口宁波话。”
“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叫戴季陶的人？”戴笠曾经在报纸上看过蒋介石的戎装照片，总觉得这个蒋介石就是当年在上海交易所见过的那位蒋瑞元。为了证实这一点，他特意先打听戴季陶。
“此人没见过，但听说过。据说他担任过军校的什么主任。现在军校的孙文主义小组，据说就是根据他的什么主义成立的……”
“果然是他们！”毛人凤话未说完，戴笠不禁拍案而言。
“你认识他们？”毛人凤不禁好奇地问。
“在上海见过几面。不过他们地位太高，恐怕也不会关照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啊！”戴笠自然羞于说出自己在上海交易所“打流”之事，便含糊其辞地答道。
“你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同学周念行和姜超岳都在广州，找他们，会关照你的。他们已经是一二期的老大哥啦！”毛人凤又告诉了一个戴笠意想不到的消息。
“念行他也在广州？他可是日本留学生啊！”
“哦，那里的留学生多着呢！不过小学文化程度的也有。你尽管放心去，一定能考上。”毛人凤一个劲儿地鼓动他去广州，并从衣兜里掏出二十元钱放在戴笠面前，说是送给他做路费。
其实，戴笠近来一直在盘算着投考黄埔之事，所以格外关心报纸上的有关消息，现在经毛人凤一讲，心中主意已定。他感激地收下毛人凤送给他的二十元钱，并表示日后定将报答。
第二天，戴笠辞别毛人凤，又在县城的熟人及朋友处筹集了八十元钱，便匆匆赶回保安村。
路费有了，但母亲和妻子那里尚无把握，尤其是母亲那一关。因为齐卢之战失败后，戴母曾认真地告诫他说，她已日渐年迈，再也不许他出远门了，更不许他再去当兵。戴笠知道母亲向来说话算话，要想闯过母亲那一关可实在不太容易。为此他一路上苦苦思索，可也没想出什么好法子。离家越近，他越犯愁，以至于身后有人喊他，他也没听见，直到对方连喊几声，他才回头。
来人叫柴鹿鸣，三四十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土灰色的军装，连军帽也没戴。他当时是江山县政府保卫团驻保安乡的一个班长。不过，此人一向对戴笠不错。戴笠手头拮据时，他常借钱给他；戴笠遭乡人讥笑时，他总为其辩护说：“你们莫小瞧他，他若时来运转，决非一般人可比呢！”于是戴笠一向视其为知己，有什么难处总愿跟他说说。而他虽没多少文化，但毕竟是个老兵油子，见多识广，往往能说出一两句很有分量的话。此时戴笠一见他，没说上两句寒暄话就把自己的打算一股脑儿告诉了他。柴鹿鸣一听，立即拍手称赞：“春风，这样好的机会，千万莫错过！我要是年轻十岁，有你那一肚子墨水，我也跟你一起去！”
“唉！我妈妈和老婆不会让我走啊！我该怎么办？”戴笠想让他出个主意。
“好办！藏宜他娘平日不都听你的！这次你也只要说服她，偷偷准备好行装，先放在我那里，瞒着老伯母一走了事。事后她老人家也没办法。”柴鹿鸣把瘦瘦的长脸凑在戴笠耳边，仿佛怕旁人听见似的轻声说着。
“老兄，还是你有办法，就照你的办！”此言正中戴笠下怀，他高兴得直拍柴鹿鸣的肩膀。
当天晚上，戴母领着孙子回房睡觉去了。戴笠温存地望着因操劳家务而眼角上已出现鱼尾纹的妻子，轻声细语地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妻子的脸色就为之一变，惶惑不安的眸子里渐渐涌出了泪水。无论戴笠如何解释，她只是一个劲地低头落泪，一言不发。
这个是极贤良的妇人，可她理解不了丈夫，在婆母面前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她只会哭。
“哼！这次让走也得走，不让走也得走！你要是敢告诉妈妈，就莫怪我不客气！”戴笠急性子，遇上这种局面他就冒火，索性甩出一番气话，独自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醒来，妻子早已下厨房烧火做饭去了。戴笠起床之后，无意中发现自己从县城拿回的那一百元路费已不翼而飞。他急得满头大汗，到处翻找。他最担心的是妻子把钱拿走，交给母亲，那他可就很难脱身了。吃完早饭，好不容易等母亲领着孙子到菜园摘菜去了，他才忙不迭地把在厨房洗碗的妻子一把拖进卧室，怒冲冲地吼道：“你把我的钱放哪里去啦？赶快给我！不然我打死你！”
“你打吧！打死我，我也不给你！”妻子怯怯地望着他，但语气很坚决。这大概是她进戴家以来，第一次违背丈夫的意愿。昨夜，她整宿未曾合眼，鼓足了勇气，才想出这万般无奈的一招。
戴笠急得把她的手臂一甩，跺着脚吼道：“你！你这个鬼婆娘，你是想让我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守你一辈子？……”他越想越气，恨不得真给她两下子。但一见妻子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想起她在戴家千辛万苦，又强压住心中的火气，压低声音哀求道：“秀从，我眼看就三十岁了，若错过这个机会，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你就忍心看着我无声无息地老死乡里？”
这几句倒还真起了作用。毛秀从的口气松动了一些。她含着眼泪，委屈地说：“不是我不愿让你出门，只是你前脚一走，婆母回头就会责怪我，骂我没能耐，连个丈夫也拴不住……”说到伤心处，她索性掩面痛哭起来，哀求他：“你就不能看在婆母和儿子的份上，不再出门？”
戴笠本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虽说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妻子并非是理想伴侣，但十多年来，她以她的温顺、体贴、善良、勤劳，给他带来了多少安宁和温馨，为他承担了多少责任和义务！他确实依恋她，需要她，尽管他这种情感很少表露，但内心深处确实是感激她、尊重她的。此时此刻，他完全体会到了妻子内心深处的委屈与痛苦，深感自己对不起她，便也忍不住鼻子发酸，喉头发紧，泪水衔在眼眶里直打转。他动情地把妻子搂在胸前，哽咽地轻声说道：“我知道你为我受了不少委屈，受了不少苦。我这次出门就是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好闯出一番事业，让你和妈妈也过几天舒心日子……”说着说着，戴笠的眼泪也止不住滚落下来。
戴笠的眼泪比他的怒吼更加使妻子为之震撼。十多年来，她很少见到丈夫如此动情，更难见到丈夫落泪。她的心早软了，没等丈夫再说什么，也顾不得抹干自己的眼泪，就忙不迭地从自己的枕头套内掏出一百元钱，同时还取出自己结婚时佩带的金簪，一并捧到丈夫面前，含泪说道：“我所有的私房钱早给你花光了，只剩下这支金簪，你带上吧，万一路费不够，也能派些用场，只望你这次多少能有些成就……”
戴笠感激地捧着妻子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连几天，妻子早起晚睡，暗中为戴笠缝制了两套新衣和一双新布鞋，并准备了其他上路所用之物，让丈夫分几次悄悄地送往柴鹿鸣处。这天夜里，夫妻俩依依不舍地相互叮咛嘱咐，直到鸡叫头遍，戴笠才告别妻子，轻轻地走出家门，毛秀从强忍着眼泪，目送他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之中……
此时此刻，整个保安村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狗吠之声。不知为什么，这次出门戴笠心中总有一股难以言状的兴奋，又有一种莫名的依恋。他出了家门之后，并不急于赶往村口与柴鹿鸣碰头，而是站在街头，久久凝视着尚在灰蒙蒙晨雾中酣睡的村庄，默默地告别生他养他的故乡和母亲，暗暗地发誓：不闯出一番事业，不混出个人样，决不返回故里！
“春风！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柴鹿鸣在村口等得不耐烦，沿路找了过来。
“鹿鸣兄，让你久等啦！”戴笠接过对方手中的行李卷，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还以为弟妹变卦了，不让你走了呢！”柴鹿鸣开玩笑地说着。但此时的戴笠哪有心思开玩笑，他背好行李，就要走。柴鹿鸣一把又抢回行李卷说：“我先扛着吧，你要走的路还远呢！”
柴鹿鸣一直把戴笠送出村子，这才紧握着他的手说：“这次进军校，一定要争口气，找面红旗回来！可莫像过去一样，两手空空哟！”
“放心，鹿鸣兄。这次我不闯出点颜色，也没脸面再见你。你待我的恩情，小弟没齿难忘。我若有出头之日，定将报答！”说完，他头也不回，大步而去。
一路上，戴笠时而乘车，时而坐船，无车无船就靠两条腿走，饿了就啃几口妻子偷偷为他准备的干粮，困了就近找个旅店或农舍住宿。他这样日夜兼程，足足走了二十多天，才来到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广州。
5月的羊城，繁花似锦。红红绿绿的革命标语比比皆是；三三两两身着军装的青年来来往往，呈现着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戴笠一踏上广州，立即就被这革命摇篮中那轰轰烈烈的神圣气氛感染了。他深切地感到，广州的天空比别处的更晴朗，广州的太阳比别处的更明媚。他那由于多年坎坷经历及在孙传芳等军阀统治区长期压抑的心情，顿时变得格外舒畅起来。他习惯地找了家干净宽敞的旅馆住下，痛痛快快地洗完澡，穿戴整齐，就按毛人凤告诉他的地址去找周念行，遗憾的是，周念行等第一、二、三期毕业的黄埔生，大都被拉到野外训练，做北伐的准备去了，连姜超岳也没能见着，这不能不使戴笠有些扫兴。
不过，更让他扫兴的是，黄埔第五期的招生考试刚刚结束，而第六期的招考时间尚未确定，这不能不使戴笠忧心忡忡。他担心等候时间太长，在这举目无亲的广州，旅费花光了又怎么办？即便坚持到考试，万一考不上，又该怎么办？不过，这种烦恼只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决心已定，无论等多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决不退缩，一定要考上黄埔军校。主意一定，他立即搬出那家较为昂贵、舒适的客栈，迁往宏兴客栈。
这是一家专供穷学生居住的便宜客栈，每日只交三四毫钱即可付清食宿费。不过这家客栈的居住条件确实很差，它夹在一条终年潮湿不堪、腥臭熏天的小巷里。这小巷，是专门经营水鲜海味的。由于经营海鲜的小贩们往往是楼下做铺面，楼上住家，所以一走进巷子，脚下就是黏乎乎的泥水，头上则飘着住户们晾晒的像万国旗似的衣裤，空气中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一股鱼肉的腥臭。
自幼酷爱干净整洁的戴笠虽然厌恶这种环境，但为了最终目标，他咬着牙忍受着，每天坐在那狭小且架着两张上下铺的客房内埋头复习，自学那些初中生才学的数、理、化等功课，不懂的地方就向住宿在这里的初高中学生请教。那些十来岁的小青年们知道这位已为人父的老大哥是来报考黄埔的，也都愿意帮他的忙。凭着戴笠的聪明和勤奋，三个月时间内，他总算把该考的功课都学习了一遍。
然而，他身上那本来就不多的钱也花光了。他几次想卖掉那支金簪，却又有点舍不得。这金簪能使他想起十多年前的新婚之日，想起夫妻之间的情爱，想起妻子对他无微不至的体贴和殷切的希望。每当他在这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南国感到孤独、寂寞之时，看看这支黄澄澄、沉甸甸的金簪，他心中就会感到一丝温馨，一缕安慰。在这茫茫的大千世界里，除去母亲之外，毕竟还有一位弱女子在关心着他，思念着他啊！所以，他决心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轻易卖掉金簪。
然而交食宿费的日期越来越近，囊中所剩无几，他便决心到码头或店铺去找些零活干干。可是，当时从各地来投考黄埔的青年成千上万，像戴笠这样囊中羞涩的青年又何止一人？谁不打算找份零活干干？更何况年已三十的戴笠，早已非当年浪迹沪杭等地之时的流浪汉了，他如今显得清癯、白皙、老成持重，倒很像一个文弱儒雅的教书先生。码头的重活没人找他干，店铺的零碎杂活，不便让他干。所以他找来找去，都被对方客气地拒绝了。
不过，戴笠并不因此而气馁。广州的革命气氛如同兴奋剂，总使他兴奋不已。特别是这年7月，他从传单、标语上得知了北伐军已挥戈北上并节节胜利的消息，就更加激动了。
此时此刻，他遗憾的是自己没能早日来到这里，没能赶上参加北伐战争。但他坚信自己考上黄埔之后，将会大有用武之地。眼下，当务之急乃是考上黄埔，只有考上黄埔，自己的理想、抱负才能得以实现，将来才有脸面回去见妻子、母亲和好友柴鹿鸣。所以，他抱定决心，无论等多长时间也不能打退堂鼓。然而愿望终归是愿望，现实终归是现实，眼下怎么办呢？
这天，戴笠在外奔波一日，仍然一无所获。由于交费的期限已过了五六天，老板娘早已停止供应他的伙食，他不得不天天去门外的小饭馆花上两个铜板买包荷叶饭或腊味饭充饥。他刚走到客栈门口，不意遇见了的老板娘。由于天热，那胖得像面口袋似的女人，穿着一身短肥短肥的玄色香云纱裤褂，一手叉腰，一手拿着大蒲扇不停地扇动着。一见戴笠，她就似笑非笑地说道：“戴先生，现在总该交食宿费啦！我这小客栈可赊不起啊！”
“师徒婆，你就再宽容几日吧，我不在店里吃饭，只占个床位！”戴笠学着广东话称呼她，并和颜细语地向她解释。
不知是戴笠的江山口音让老板娘费解，还是由于没有要到钱让她恼火，总之戴笠话没说完，她便用蒲扇指点着戴笠嚷道：“先生，我这不是济贫院，今天不拿出五块钱房钱，就从这里搬出去吧，不要在这里耍无赖……”
老板娘的吵嚷声引出了好几个青年学生，他们好奇地打听着。老板娘仿佛更来了劲儿，吵嚷得更凶。
“你，你怎么这么说话？我又不是想赖你的账，不过让你宽容几日嘛！明天我一定把钱给你就是了！”当着这些年轻娃娃的面，被她如此羞辱，戴笠顿时脸气得通红，他决心一会儿就上街去卖掉金簪。
老板娘仍然不依不饶地嚷道：“不行！你今天就得把钱交来！”
“行啦！这五元钱我替他付了。”围观的人群中一位个子瘦小的青年见戴笠被老板娘逼成这样，很是同情，便毫不犹豫地掏出五元钱塞在老板娘手上。那女人见了钱，铁板似的胖脸顿时烟消云散，似笑非笑地嘟囔句什么，扭扭地走了。
这突然的变化，戴笠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此时他仍气得发懵，只认出这青年是头一天才住进他隔壁客房的新客。却想不起应该向他道谢，就愤愤地一甩袖子走了。直到他在街口找了个钱庄，把金簪卖掉，换了几十元钱之后，才想起应该好好地谢谢那位青年。
当天晚上，他轻轻地敲开了隔壁的房门。
客房内，那瘦小的青年正与另一位身材粗壮的青年一起在灯下促膝而谈，见戴笠进来，便都站起身来招呼他，并主动地做了自我介绍。原来他俩也是来报考黄埔军校的。瘦小的青年叫徐亮，江苏无锡人，另一个青年叫王孔安。他们都是听到北伐军相继在湖南等地取得辉煌胜利后，才偷偷跑出家门来投考黄埔的。三人一见如故，因为戴笠比他俩年长好几岁，所以徐、王二人都尊他为兄长，那日之后，便与他形影不离，成为莫逆之交。
由于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全国各地投奔广州的青年骤然增多，军校入伍生部终于定于8月底、9月初招考第六期的第一批学员。考场就设在广州惠爱东路的中山大学，先口试，后笔试。口试的题目因人而异，笔试的内容却是相同的：作文、数学、理化等。口试时，主考老师问他的经历后，问他为什么要报考军校？他的回答简洁有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师表示满意。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笔试太差劲。他毕竟初中只上了三个月，数、理、化没基础。更不幸的是，他对新三民主义的内容，以及什么《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书，看都没看过，而作文的试题便是《试阐明三民主义为何能救中国》和《三民主义之主要内容是什么？》，他对三民主义倒是背得挺熟，所以只能用“民族、民权、民生”等观点来阐述。
发榜之日，戴笠与徐、王二人一道，同去看榜，三人既紧张又兴奋。结果，徐、王二人均榜上有名，俩人忘情地拍手蹦高，欢呼起来。而戴笠前前后后看了两遍，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原来那带着笑意的长脸渐渐地变红了，继而又变白，最后连他整个人就像木头似的僵立在那里。从离家到考试、发榜，整整等了近半年之久，他万万没想到竟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春风兄，还没找着？不会吧？我们再帮你找找！”徐亮高兴了一阵，猛地发现戴笠神情不对，立即意识到什么，连忙拉过王孔安帮着查找，担心戴笠看落了。
戴笠知道他们二位是真心关心自己，但事实已如此，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他愣了一阵，趁二位到一旁看榜之际，便转身往回走。此时此刻，他脑海里变得一片空白，他不知该怎么办，也不知该往哪里走。不知什么时候，徐、王二人追上了他，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默默地走着。到了拐弯处，戴笠才发现他俩，见他俩为自己的落榜而垂头丧气，心里很感内疚。他强笑着搂着二人的肩膀说：“走！我请两位老弟喝酒去，为你们庆贺一下。”
“春风兄，改日吧！我们……”徐亮知道，这是戴笠不忍让他俩扫兴，才故作欢颜，所以极力推辞。
“我看喝两杯也好！放松一下，再想想办法。春风兄盼了半年，不能就这样打道回府啊！”王孔安似有所思地说道。
“唉！我看也没脸面回去了，不行的话，就到北伐军中去当兵算啦！”说着，他们进了家小酒店。
“春风兄，不能泄气啊！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嘛！”徐亮故作轻松地说笑着，想以此来宽慰戴笠。说到此，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指手划脚地冲戴笠说：“哎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春风兄，你可以再考一次嘛！我们帮你补习！如何？”
原来，第六期入伍第一批招考时，北伐军已攻占了汀泗桥、贺胜桥。这是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决定性的两次战役。就在这捷报频传之际，中国共产党为了促使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号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和支持北伐军。这样一来第六期第一批学员刚考完，各地来报考的青年又有不少，军校入伍生部决定9月底再招考第二批学员。这消息戴笠等人都知道，但他们原指望一次考中，并未放在心上，刚才一见戴笠落榜，都有些发懵，谁也没想到这一层。经徐亮这一提醒，戴笠心中顿时为之一亮，但他并没有马上表现出自己的心情，反而有所顾虑似地说：“再考一次？让他们认出来怎么办？”
“嗨！你不会改个名字！那么多人，他们哪能认出你！”王孔安一旁出着主意。
“对！改名字！改个有意义的，春风这个名字既不好听，又有点像女人名字……”徐亮也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着。于是三人围绕改什么名字讨论起来。戴笠看到这两个好朋友如此为他着想，并不因他俩高中，自己落榜而轻慢自己，深感友谊之珍贵。同时，他也想起了以前为逃避官府通缉而改的名。于是说道：“我还有一个别名，叫戴笠，意为交朋结友不能以贵贱而论。”
“好，这名字不错，很有诗意，很高雅。听人说，人的名字可重要啦，有人一改名字，顿时就时来运转！”王孔安边喝酒，边发表自己的高论。
他的话一出口，戴笠脑海里立即闪现出当年报考衢州联合师范时，集市上那算命先生说过的话：“你虽属‘双凤朝阳’格，而且五行中金、木、火、土齐备，但命中缺水，有偏枯之象……你须将名字改为带‘水’字的，方可逢凶化吉，大展鸿图……”
想到此，戴笠觉得算命先生的话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当初自己不愿听他的，不肯改个名字；命运一直不济，如今何不按他的说法改个与“水”有关的名？他喝了两口酒，稍加思索后笑着对徐、王二人说：“我想好啦！再报名时，我就这样写：姓戴名笠字雨农。以前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水，要用名字补，这‘雨农’想必‘水’是够多的啦！”说完，他自嘲地哈哈大笑起来。其实，此时此刻他对算命先生的说法还是半信半疑，只是觉得既然现在不得不改名字，何不按他的说法去改呢？人到穷途末路之时，难免要讲点迷信了。打这以后，戴笠便正式改名为戴笠，字雨农，并以此名又一次参加了黄埔军校的考试。
一个多月以后，黄埔六期第二批招生考试发榜，戴笠名列前茅。他本人自然是欣喜若狂，徐、王二人亦为他高兴，并不时地跟他开玩笑说：“春风兄，哦，不对！应该是雨农兄！你这一改名字，果真是时来运转啦！”大概这就是命吧，此时，他似乎对这一点也深信不疑了。
二、寄人篱下，历练斗志
受胡靖安的影响，戴笠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1927年夏，戴笠来到胡靖安手下，开始没有任何军职，每天只是自动去搜集情报，以晚生身份向胡靖安递送，被戏称为“编外情报员”。这段时间戴笠搜集的情报，因为不了解高层意图，也没有活动经费和职业情报特务的经验及眼光，情报来源面很窄，大都是凭自己过去流浪的一段功底，搜集一些社会花边新闻之类，毫不起眼，没有引起上层的注意。
有时偶尔打听到一些较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经过胡靖安一转递，往往又成了胡靖安的功绩。戴笠此时人微言轻，寄于胡靖安篱下，当然不会去跟胡靖安争功。相反，他为了感激和报答胡靖安的收留，取得胡的信任，还经常跑到胡家，给胡抱孩子，做一些杂事，以取悦于胡。后来戴笠回忆说，这是他一生最窝火的时期。
当时，同与胡靖安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另一个老牌特务蔡劲军，也是黄埔二期毕业生，胡是江西赣北靖安人，蔡是广东海南万宁人，两人都受到蒋的宠信，并以侍从参谋和副官的身份搜集情报，向蒋呈递。戴笠当时半途脱离黄埔军校，按规定应作为自动放弃军校学籍处理，经胡靖安疏通，学籍虽得以保留，但还没有取得六期毕业生的资格，因之每每见了蔡劲军、胡靖安，犹如见了顶头上司毕恭毕敬，谨言慎语。蔡见戴态度谦卑有礼，工作勤奋，人亦机警敏捷，精明能干，也就常常给予关照。当然，蔡、胡也都从来没有防范戴有朝一日会爬到他们头上，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
1927年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遇到了严重危机。4月12日反共清共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相对峙，形成宁汉对立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也开始反共清共，主动提出宁汉合作，但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与他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的强敌，拒绝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使蒋氏处于被动地位。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氏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全面矛盾爆发。新桂系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后又帮助蒋氏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政府，自认为出力颇大，不肯对蒋称臣。蒋看到新桂系日渐坐大，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认为当时蒋、桂力量已不相上下，无必胜把握，加之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好，不愿执行此项计划，蒋何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的计划后，遂加紧联合各方的反蒋势力，准备寻机对蒋发难。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蒋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新桂系、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将官的忠诚情况。于7月底，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经胡推荐，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为该组成员。该组任务主要是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氏对嫡系第一军及杂牌部队的控制。表面上以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做掩护。这是蒋介石成立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
经这一段时间磨练，戴笠在密查组里很快显示出其搜集情报的特殊才能。从密查组成员中脱颖而出。他的情报不但来得多，而且来得快，视野开阔，质量较高。戴笠搜集得最多的还是各方面的反蒋言论和黄埔失业同学的牢骚。一般每隔两天，他就有一份材料报蒋。戴当时以密查组成员的身份难以直接见蒋，但他又不甘心每每经胡靖安之手转递，把自己辛辛苦苦搜集到的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为他人作嫁衣裳。于是，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戴总是千方百计直接交到蒋的手中，以期引起蒋的注意。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的汽车到达时，戴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蒋开始对戴的情报不甚重视，往往粗略地看过一遍，就丢过一边。因为蒋是久历江湖之人，深知下属的心理。他认为戴笠这种人不经过常规传递手续，唐突地越级上送，无非是沽名钓誉之徒，企图一步登天罢了。虽然有这种心理活动支配，但蒋每次坐车看到戴笠站在路边等候，还是吩咐停车，命令警卫人员接过戴笠的情报。戴笠也不问情报送上去有没有引起重视，每当搜集到稍有一点价值的情报，就用拦车的老办法送上去。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戴的情报大都出于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到戴笠的情报才能。后来，蒋亲自下条子追认戴笠的黄埔军校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偶然也慰勉戴两句，让他多多搜集情报，以补耳目不足。在这段时间里，戴一人调查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其余所有成员搜集到的情报都要多。
随着政局的继续恶化，1927年8月8日，蒋介石在徐州前线指挥军事失败。回到南京，将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作为替罪羊，不经审判，不宣布罪行，立即处决。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何应钦同乡。何应钦对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也受到极大震动，担心成为王天培第二。于是，李、白、何相约“逼宫”。蒋看到桂系军队已控制南京周围地区，嫡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与桂系串通一气，局面已难挽回，只好于8月12日辞去总司令职，当晚离京赴沪。
8月13日，蒋在沪发布下野宣言，这也是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同时，赴宁波后转至奉化溪口老家。
同时，蒋介石为谋东山再起，在离开南京赴上海前夕，指令胡靖安领导密查组人员继续秘密活动，搜集各方面情报，直接送交蒋亲阅。由于戴的积极和吃苦精神，胡靖安多次叫戴秘密来往于南京、上海、杭州、溪口之间，向蒋递送情报，使戴笠能与蒋得以经常接触。一次，戴笠把搜集到的黄埔学生中因蒋下野而极度恐慌，纷纷要求蒋复出和请示机宜的反映呈递给蒋，蒋看后很重视，并要求密查组继续搜集这方面的情况。蒋认为他这次下野，黄埔系的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黄埔骄子们被别人奚落嘲笑，使他们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团结一致保护校长的地位，即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927年9月20日，蒋介石根据戴笠等人调查的情况以及各地黄埔学生的来人来函，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要求黄埔同学一致反省失败的原因，不要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而要统一意志，团结起来，经受挫折和失败的考验，苦心做下层工作，自己努力去闯等等。此后，蒋介石决定利用自己置身事外，国民党各派互相厮杀、争吵不休的机会，到日本一游，一是去日本神户有马温泉拜见宋美龄母亲倪氏，请求其同意宋美龄与自己的婚事；二是对汪精卫及南京政府请求他复职的呈请置之不理，以便提高身价，待价而沽，进而谋求更大的权力。
9月28日，蒋介石在上海乘日轮“上海丸”东渡日本，行前下令撤销密查组，以免在出国期间失去控制，受人口实，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顿起不良之心。他把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人留住在上海他的家里，拿出少许经费，权充他们每天的伙食，而将余下薪饷尽入私囊，自己带了家眷，悄悄回到江西赣北，度假游玩去了。
戴笠等人在胡家坐吃，不几天伙食费尽数用光，却不见胡靖安送钱来，一怒之下，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典当，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笠与杜月笙是拜把兄弟，交谊非浅，便怂恿戴去向杜借贷。
当时，杜月笙已成为上海滩的三大亨之一，财源不断，尤其是因为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有功，被蒋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戴笠受大家怂恿，找到杜月笙门上，言明来意。杜月笙笑笑，只问戴需要多少，戴笠开口五十元，杜月笙命人如数点给。戴回到胡家后，几个人公推许忠五经办伙食，好歹挨到胡靖安回来。不料许忠五拿了这笔款子，心想胡靖安走得，我便走不得？没有几天，也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笠、成希超、东方白等人再次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没有办法，戴只好再次到杜月笙门上，告贷五十元，好歹渡过难关。戴笠受此捉弄，自此对许忠五十分反感。
三、再创新功，初树雄心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并，乱杀一场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等斗得精疲力竭、几败俱伤，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以自重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介石玩弄的以退为进战略，首次宣告成功。
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先后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人，至1928年3月7日，他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痛定思痛，蒋介石总结了8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先机制敌是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蒋介石决定建立情报组织，充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旋即，蒋介石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特工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
1928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中央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
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曾留学美国，获得工学硕士。调查科是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以后发展为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齐名，并称“两统”。
同时，为了加强军事情报方面的工作，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官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其工作都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持其事。
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除了蔡劲军、胡靖安等老牌特务外，又增加了不少新人，其中有两人对蒋介石今后数十年的特务统治影响极大。一个就是戴笠，因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颇有成效，加之胡靖安力荐，蒋破格升戴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另一位是郑介民。郑是广东海南文昌县人，少年家贫，出走南洋打工。1924年回国报考黄埔军校，一期不中，发愤攻读，再考二期得中，毕业后由蒋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回国时，因蒋氏下野只好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当总队长的黄埔一期同学潘佑强，由潘安排在军校任政治教官。这次，一并被蒋任用为侍从副官。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两广方面的关系，搜集桂系及粤系部队的情报。郑介民后来成为戴笠的首席助手，配合戴搞特务活动达十五年之久，戴、郑二人在性格、气质、作风、经验等方面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成为特工活动中的一对“黄金搭档”。
蒋介石为了把军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驾驭派系林立的新军阀，在其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后，提出重新整顿和平建设国民革命军的口号。
1928年初，各派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是蒋介石、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系。但当务之急，蒋认为是要整顿好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
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一军，是蒋氏起家的本钱，蒋视之如命根子，并一直交给何应钦率领。但8月“逼宫”事件暴露了何应钦拥兵自重的野心和与蒋离心离德的倾向，这是蒋深感痛心和绝对不允许的。于是，蒋认为重新整顿建设国民革命军，首先必须惩治何应钦，重整他的嫡系第一军，夺回他对第一军的绝对控制权。
为此，蒋于1927年11月任命戴笠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把他派驻徐州前线，调查和掌握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和动向，重点了解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对蒋的忠诚程度，以此决定升降，从而牢牢控制该军。
1928年2月9日，刚刚开完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带着少数亲信随从悄然前往徐州前线，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撤销了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然后派人将蒋的决定送交在外打猎归来的何应钦。接着蒋又以军纪废弛为名，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而将何应钦调任总司令部任参谋长，何应钦从此失宠。黄埔军中的第一人何应钦尚受此打击，从此黄埔将领再没有人敢对蒋怀有异心。
徐州之行，戴笠得以联络参谋名义以作为蒋介石的随从，亲眼目睹了蒋氏重整第一军的全过程。此时，蒋介石为了加强第一集团军的控制，戴笠继续奉蒋命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名义，在第一集团军中从事情报活动，调查了解各级部队长官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映，并密切注视第一集团军内原何应钦亲信将领的动向，随时密报蒋介石。
蒋介石在徐州将第一军重整完毕，即提出“二次北伐”的口号，消灭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再次到徐州，将第一集团军改编为四个军团，分别部署在向北进攻的位置上。4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4月10日，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攻击令，总攻开始。而二次北伐的胜利，也有戴笠的功劳，原来，早在2月初，蒋介石就秘密召见戴笠，要他只身先赴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的动态和奉张集团的部署情况，以供决策。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后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报告。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郑太铁路分途进攻的战斗部署下达后，戴笠于次日奉命赶在东路北伐军前面先期北上，潜入敌境，打探敌情。行前，蒋介石亲书：“艰苦卓绝”四字赠戴笠，以示勉励，戴如获至宝。自此，他是常自诩得校长真传，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膺者。
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后，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戴笠原以为此行凶险难测，命运殊难逆料。岂知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大都是老粗，文盲多，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讲江湖义气等，利用老军阀这些弱点，戴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戴由此更加受到蒋的器重。
四、忍辱负重，整装待发
戴笠虽然日渐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但由于自己地位不高等诸方面原因，其间工作还是一份苦差。当日后戴笠回忆这段时期生活时，曾称自己是“跑单干”。用现在话讲是“情报个体户”，“衙门苦差，不是人干的”，其间辛酸苦辣，没有亲身体会过，是难以言喻的。
当时，戴笠最大的苦恼，是由于地位不高，人微言轻，辛辛苦苦搜集到情报，却不能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中。以戴笠一个上尉联络参谋或少校副官的身份，不用说难以面见蒋，就是蒋的官邸或办公室也往往进不去。蒋身边数十名侍从参谋或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军职也比戴高得多，每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打流人员，颇有些不屑不顾的神态。
不但是黄埔老大哥轻视戴笠，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佣仆之流，如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戴笠，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听到这些话，戴笠虽引为奇耻大辱，但为了打开通往蒋介石身边的大门，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去巴结他们。经常用一些小恩小惠去进行贿赂收买，从警卫、勤务兵、司机，直到门房、厨房、娘姨等，戴笠一见面无不点头哈腰，极力奉承，送上一点小礼品。有时他们起哄，大敲戴笠的竹杠，戴笠常常被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口袋里连吃晚饭的铜子也不剩。
直到戴笠发迹以后，仍不敢对这些人怠慢，经常在暗中赠金送礼，巴结奉承。这样，戴笠但凡有了情报就从官邸后门递到厨房，交到厨师或勤兵务手中，由他们放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在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戴笠巴结最大的要数毛庆祥。毛庆祥又名宗骧，浙江奉化溪口人，曾赴日本、法国留学。北伐时，由其父介绍给蒋介石任北伐军司令部机要秘书，凡军政大员的任命、作战命令的颁发，以及蒋与各方联络通信，各方面递送的情报或情况反映等，都要经过毛庆祥之手。
戴笠深知毛庆祥的地位非同一般，于是就拼命在毛庆祥身上下功夫。只要毛庆祥有所暗示，戴笠无不尽力去办，开始毛庆祥对戴笠的情报也懒得转呈，后来见戴笠对自己十分谦卑讨好，做事勤快，毛庆祥有所感动，加之戴的情报确有价值，也就肯代为转呈。有时甚至打破常规程序，随接随呈。因而戴的情报放在蒋的办公桌上总是十分及时，往往要比别人的快半拍或一拍，蒋看了也就格外欣赏有加，不但对戴笠送的情报仔细审阅，而且如果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戴笠的情报，还要向毛庆祥查问。戴笠听到蒋对自己送的情报如此重视，也就更加不敢掉以轻心，努力脚踏实地地去做。
然而，做什么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戴笠千方百计讨好主子的时候，在蒋介石侍从人员中，也有破其好事，始与戴笠作对的，他便是王世和。
王世和是奉化溪口人，他与毛庆祥、蒋的侍卫组长蒋孝先、侍从室出纳兼会计蒋和畅4人，并称为溪口的四小家族。王世和是一个寡廉鲜耻的粗坯，其父亲王良鹤原是蒋母王氏的族人，早年就追随蒋介石，当过贴身马夫、勤务兵，忠实可靠。蒋介石从上海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世和被其父引荐给蒋，在广东先给蒋介石的小情人陈洁如当了一段时间的勤务兵，然后进黄埔一期，毕业后留在蒋身边，子承父业，当了蒋介石的随身侍卫，负责警卫、接待、传令等。
戴笠要见蒋氏或进入官邸，必先经过王世和这一关。王世和以黄埔一期老大哥和蒋的心腹自居，历来看不起戴笠的出身和鬼鬼祟祟的行迹。加之戴笠囊中羞涩，难以有让王世和看得上的孝敬，只得转而求其次，在蒋的门房、勤务、厨师、娘姨等佣仆人员身上下功夫，绕过王世和的这一关，这就犯了王世和的大忌。王本是瞒上压下，专横跋扈之人，现在“小瘪三”戴笠居然敢在他眼皮底下弄手脚，自是怒不可遏。故王世和每见到戴笠，便破口大骂，并命人将他赶走。戴笠虽对王世和恨之入骨，但在当时如何敢与王世和作对，只得忍气吞声，打掉牙往肚里咽。每见王世和，便避之如见瘟神。
作为“情报个体户”的戴笠，工作是很辛苦的。起早贪黑，忍饥挨冻，遭人白眼，简直是家常便饭。如在南京做特务工作，每天一清早就要出去，直到半夜三更回来，回来之后，又得连夜把当天搜集到的情报资料整理出来，请曾在上海一起流浪的黄埔六期同学徐亮用正楷誊写出来，再自己校阅后定稿。然后，戴笠草草睡一会儿，天不亮再起床上中山陵园官邸送情报。
这时，戴笠如果手头宽余，那就花上一两块大洋租一辆车去官邸，如果囊中如洗，则徒步前往。风雪冰霜，天天如此。每到官邸门前，戴笠心中总是默默地祷告上帝，千万别碰上王世和那个凶神。只要戴笠能比较顺利地把情报交到毛庆祥手中，只要情报的内容比较重要，则能很快转到蒋的手上。蒋如看得有意思，需要继续补充或跟踪调查，则批给戴笠一批活动经费。戴拿了这些钱，照例抽头给蒋身边的人一点好处，然后再雇人帮助搜集调查。
这样，他的情报更多，内容也更充实，蒋看了也满意，便亲自召见予以嘉奖，到后来便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笠有了这笔较为固定的经费，便开始布置眼线，雇请助手，情报工作也更为活跃。蒋也常常直接向戴笠交待任务，在蒋心目中，戴笠的地位逐渐突出，开始受到器重。
然而，戴笠也有倒霉的时候。一次，戴笠陪同一个客人去晋谒蒋，从官邸出来时，恰被王世和看见，王当着客人的面对戴破口大骂：“戴某人，我下次看到你私闯官邸，非把你关起来不可。”戴被王世和一顿痛骂，虽狼狈不堪，却不置一词，默默地离开。但心中却种下了伺机对王世和报复的种子，多少年以后，戴笠终于把王世和赶下了侍卫长的宝座，报了当日的一箭之仇。
因此，为了避开王世和，戴笠只能远远地离开官邸，在清晨的寒风中苦守蒋的汽车从官邸里出来，然后上前拦车递过情报。这时王世和即使在车上也无可奈何，因蒋看到戴笠拦车，照例是要停车的。王世和心中则恨得牙根痒痒，对戴笠怒目而视。戴则佯装视而不见，迅速向蒋敬礼后离开。
戴笠后来经常借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对特务进行训示：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说，其所不能也要动心忍性使得他能。我们担任特种任务的人，要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做人做事，智深沉勇，外圆内方，但却不是泄泄沓沓，随俗浮沉，更不是同流合污，日趋下流。
五、策反先锋，初谋其位
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增加自己的军事实力，1929年1月1日蒋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借机削弱冯玉祥的西北集团军，阎锡山的晋军集团，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集团，李济深的粤系集团的实力。此举使蒋与实力派的矛盾再度激化起来。
桂系首先发难，暗中开展倒蒋活动，蒋介石决定首先铲除桂系。在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同时，暗中先派侍从参谋郑介民利用与李宗仁弟弟李宗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潜入武汉，打入桂系内部进行策反活动，结果桂系土崩瓦解。桂系问题解决后，蒋把郑介民看成是和戴笠一样难得的特工人才。
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搞垮了桂系，下一个目标即对准冯玉祥。他决定亲自赴北平会见阎锡山，以拆散冯、阎联盟，孤立冯玉祥，搞垮西北军。
1929年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戴笠奉命以参谋名义随行，负责调查搜集北方实力派的情报。在北平期间，戴笠使出浑身解数，与阎锡山手下的幕僚人员接触，企图打开一个缺口做内应。岂知阎锡山多年来在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外人极难与其手下人接触。戴笠费尽心机，无功而返，不得不承认阎锡山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山西九尾狐。从而，使阎、冯联盟得以继续。
然而，祸起萧墙。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驱逐白崇禧，曾起用被赶下台的湘军将领唐生智，封唐为讨桂第五路军总指挥。桂系垮台，唐失去利用价值，蒋决定收其兵权，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免去第五路军总指挥职务。于是，唐又同蒋决裂。1929年冬，在改组系的联络下，唐在郑州，石友三在浦口，桂系李、白等在广西，宣布参加反蒋拥汪的“护党救国军”。唐就任第四路军总司令，举兵讨蒋。为此，蒋介石一方面联合阎锡山的晋军东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共同围剿唐生智；一方面预先派戴笠潜入河南开封、郑州等地，调查了解唐生智的兵力部署和内部状况，准备策反收买。
严冬腊月，戴笠奉命进入河南，经开封、郑州到达信阳，一路在唐军中大肆活动。不料消息泄露，此事被唐生智发觉。唐下令在河南全境搜捕，以十万元赏金通缉戴笠。唐生智的宪兵营拿着戴笠的画像到处设关设卡，对戴笠一路追捕，形势非常危急。
戴笠踩着积雪向前走了几步，回头对助手贾金南道：“看来是咱们用武的时候了。我们这就换上便装，潜入唐军后方驻地，多方了解搜集他们驻地的情况，好协助校长袭击唐生智。”
两人换取了便装，向信阳赶去。“长官，去信阳干什么？”贾金南不明白戴笠的意图，小声问道。
“我想用策反之计。”戴笠故装神秘地说道，“我打算去投信阳城唐生智司令部军警稽查处处长周伟龙，策反他弃暗投明。”
“可是咱们不认识他呀？”
“周伟龙是黄埔毕业生，每一位校长的学生都应该为校长效力，以前唐生智服从校长的命令，周伟龙没有错，可现在不同了，我要劝他迷途知返。”戴笠一脸正气，对贾金南讲道。
贾金南对这个长官是言听计从，可仍然问道：“可是咱们并不认识他呀？”
“我有张东方白的名片，周伟龙可是东方白的至友，我是东方白的至友，你说咱们认不认识他？”戴笠从地下抓起一把雪，揉成一个雪球，奋力向远处扔去。
“认识，认识。”贾金南也笑道。
傍晚时分，两人已远地望见了信阳城巍峨的门楼，夕阳西下，映着白雪，使得中州大地更显得格外美丽。
美丽中戴雨农看到危情，原来在城门口唐生智的军队把着城门一个一个地搜查过往的行人，有几个人说话间已被五花大绑，押进城去。
“怎么办？”戴雨农远目而望，问着身旁的贾金南道。
贾金南尚未说话，背后就有人低声道：“怎么办，跟我走吧！”
戴笠、贾金南吓了一大跳，猛然回头，扭住了那人的胳膊，道：“你是谁？”
那人疼得直喊：“放了我，是我，李校长。”
戴笠、贾金南听后急忙放开手，一看果然是他在徐州认识的在信阳城外李庄小学教书的李校长。“雨农兄，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到处乱闯？他们正抓人呢！走，去我家。”李校长道。
路上，李校长告诉戴笠，周伟龙正在下令搜捕蒋军密探，宪兵、警察在城内严阵以待，挨家挨户盘查，过往旅客、行人，稍有怀疑者，就被押至稽查处，严刑拷打。而且，还对能抓到密探的宪兵、警察大大有赏……
“那你老弟岂不就要发大财了吗？”戴笠故意开玩笑说。
“雨农兄，咱们会做那事？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抓住可不是好玩的。”李校长显然十分焦急。
“不，我不能走，为校长我豁出小命，请你帮我个忙，明天让我混进城去，去见周伟龙。”戴笠望着窗外的白雪，坚定地说道。
“你，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我一定要见到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校长死而无憾！”戴笠摇着李校长的手，李校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天色微明，戴笠很早便起床，只见他身穿皮衣皮袄，宛如一位玩世不恭的阔少爷。
李校长、戴笠二人来到城门。
“站住，干什么的？”士兵恶声恶气地喝道。
“老总，这位是城内安泰钱庄的大少爷，特意回家看望他老爹，他老爹病了。”李校长笑着说道。
“来，老总，一点小意思。”戴笠从腰里掏出一大把银元递给把门的士兵。
“走，快进去！”士兵收了钱，竟放二人进了城。
城内的情况更让戴笠吃惊：军警林立，防守极严。这次说服不了周伟龙，自己是很难活着离开此城了。戴笠心中暗暗发急。
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如此险峻的形式、环境，稳稳情绪，戴笠径向稽查处走去。来到门口，他掏出了东方白的名片，对士兵说是周伟龙的老朋友，要见周伟龙。
周伟龙是黄埔二期的毕业生，也是擅长此行。正在屋中审查疑犯，见士兵递上东方白的名片，十分高兴，连声喊：“请！”
边说话边披上棉衣，出门亲自迎接。一见来人不是东方白。戴笠迎了上来，周伟龙把脸一沉道：“你是谁？敢冒充东方白？”
“伟龙兄，我乃是东方白的至友，特来拜访你。”戴笠连忙抱拳作揖。
周伟龙看着戴笠不禁惊觉起来：“你想干什么？”
戴笠一脸神秘，道：“此处非说话之地……”
周伟龙哼了一声道：“那你跟我去办公室讲，我可告诉你，别给我耍花招。”
戴笠跟着周伟龙进了办公室，反手插上门闩，周伟龙吓了一大跳，从腰中拔出手枪，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戴笠盯着黑洞洞的枪口，不慌不忙地道：“我跟你一样，是校长的一名学生。”
周伟龙心里惊道：这小子不要命了，两军对峙，他竟敢自己上门送死。“你到底要干什么？”不知为什么，周伟龙的语气已经没有刚才凶了。
“我是自投罗网，你抓我去领赏吧！同是黄埔出身，这个便宜不能让别人占了。”戴笠说话的同时举起了双手。
“你？！”周伟龙举枪的手慢慢垂了下来，直着两眼望着戴笠，愕然无语。
戴笠心中暗喜，表面又不动声色，而且越加郑重地道：“一个堂堂的黄埔学生，怎么可以帮助一个反复无常、背叛中央的军阀为虎作伥？他唐生智难道是中央的对手？他一旦失败，你怎么办？”
“别说了！”周伟龙猛地一击桌子，桌上的茶杯乒乒乓乓地跳将下去，摔得粉碎。戴笠看到周伟龙颓丧地坐在了椅子上，心中更是高兴，这下可说到要害上了。
接着，戴笠向周分析天下大势，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群雄并起，军阀林立，战乱不断，国无宁日。民心思合乃大势所趋。蒋校长继承孙总理遗志，顺乎天道民情，决心铲除列强，统一中国，攻必胜，战必克，将来之中国非校长莫属。你我辈都是校长最忠实的学生，正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拥护校长打天下，坐天下，建功立业，为天下先。”
确实，这也正是周伟龙这几日思索的一个问题，他心里明白，唐生智根本不是老蒋的对手，但自己已上了“贼船”，而且唐生智一向待己不薄，虽说自己是黄埔生，但目前已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
看到周伟龙有所动摇，戴笠趁机又说：“纵观天下时事，校长必能一统天下。只要你跟中央合作，向中央提供情报，策反部队投靠中央，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一定会受到校长器重，伟龙兄啊，要当机立断呀！”
“雨农老兄，我周伟龙是校长的学生，又何曾想与中央、与校长作对啊！”周伟龙终于被说服了，他抓住戴笠的双手，诚恳地说：“作为黄埔生，怎能不愿追随校长，可如今我该怎么办呢？”
“伟龙兄，真乃人杰也。”戴笠大笑，同时又伏在周伟龙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一阵。
翌日，戴笠、贾金南二人在周伟龙的护送下，带着他提供的情报，登上火车，离开了信阳。
果然，不久之后，周伟龙策反唐军已有结果，并按戴笠的指点，与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一旅接上头，配合行动，唐生智军队被击败，唐生智被迫通电下野。
蒋介石在他的行宫里亲自接见了戴笠与周伟龙，蒋介石递给戴笠一杯酒，当众称赞道：“雨农搞情报万无一失！”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戴笠戴雨农”益显份量。中原大战，戴笠又穿梭于弹雨枪林之中……
这一年，戴笠因功被蒋提升为中校联络参谋。同时，周伟龙也成为戴手下资深的大特务之一，青云直上。
1930年4月，蒋、冯、阎大战在中原大地爆发，双方投入军队约一百三十万人。蒋仍然采用军事压迫和内部瓦解双管齐下的办法，使得反蒋联军力竭不支。冯、阎、桂等各实力派决定邀请汪精卫北上，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和西山派，组成新的联合阵线，共同对付蒋介石。戴笠得到消息后，经蒋批准，再次派出自己雇请的情报助手王孔安，赴北平秘密参加汪精卫于8月份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了解会上各派的政治态度，由戴笠随时密报蒋介石，制订安抚收买的策略。
9月18日，奉军首领张学良一改中立观望态度，宣布拥护蒋介石，东北军主力入关，向反蒋联军进攻。这时，蒋利用戴笠搜集的反蒋联军内部的情报进行收买策反工作也收到成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张学良，反蒋联合阵线发生动摇；接着是晋军将领见大势已去，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更是迅速易帜，掉过枪头向反蒋联军开火。结果，反蒋联盟与蒋介石较量了七个月后，在蒋的内外夹击下彻底失败。
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盟后，进驻平津，收编晋军，主持华北地区的政事，权重一时。为进一步拉拢张学良，沟通与张部的经常性联系，同时也为了掌握张部的内部情况，蒋介石命戴笠作为自己的代表赴北平晋谒张学良。戴笠受此重任，深感殊荣。
到达北平后，善于搞情报工作的戴笠不急着拜谒张学良，却先对张学良身边的人事关系考察一番。了解到张学良警卫旅的团长吴泰勋年方十九岁，其父吴俊升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为此张学良与吴泰勋结拜为兄弟，意在照拂。因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系，张吴关系也就不同寻常。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戴笠先拜见吴泰勋，疏通融洽关系，然后再请吴把自己引见给张学良。
张学良知戴笠是蒋的代表和心腹亲信，也不敢怠慢，视为上宾。此后吴泰勋曾向戴笠推荐很多人到特务处当特务，如裴级三、李志一、吴安之等，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马弁，戴、吴的关系在西安事变后继续保持。戴则通过吴泰勋掌握到东北军内部许多内幕情报，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从此，蒋基本上把对付东北军的工作交给戴笠处理，极大地巩固了戴在蒋心目中的地位。
六、教父举荐，锦上添花
1926年10月到1927年2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响应北伐军的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
这些武装起义展开之时，部分上海流氓帮会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捣乱，有的无业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胡作非为，败坏工人纠察队的名声；有的受外国资本家的雇佣，充当武装警卫，镇压工人；上海商业联合会中的帮会分子甚至明目张胆地把工人浴血奋战缴获的枪枝抢夺而去。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号称上海滩上的三大亨。上海总工会成立后，他们利用在各工厂中的徒子徒孙暗中监视工人，刺探工运情报，破坏工人运动。
中共浙江区委对此十分重视，并在1926年下半年专门开会讨论对策，决定先礼后兵，派汪寿华作为上海总工会的代表和杜月笙等人进行面对面的谈判。
汪寿华，1901年生，原名何纪元，字介尘，五四运动中改名何今亮，后又改名何松林。浙江诸暨人，1917年考入杭州第一师范。五四运动期间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1920年下半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俄文。1921年4月去苏联学习，因交通阻塞，留伯力、黑河等地，曾任赤塔远东职工会中国工人部主任和海参崴工人苏维埃委员。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在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常委，代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一直从事工运工作。
早在1925年领导“五卅”运动的时候，汪寿华与杜月笙打过几次交道。因为杜月笙想操纵工会，作为将来和洋主子讨价还价的一颗筹码，所以，他对“五卅”工人运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汪寿华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敌进行斗争的角度出发，和杜月笙交上了朋友。
杜月笙呢，他在与汪寿华的交往中，发现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思维敏捷，作风果断，有魄力，讲义气，在工人当中很有威望，不由得敬重几分。他说：要在上海滩上混，就离不开同工人打交道的事。要打交道，就得有能拉得起工人的熟人。这位汪委员长正是用得着的一把好手。所以，从那以后，杜月笙对汪寿华十分客气。
1927年2月28日，杜月笙以法租界总巡代表的身份会见了汪寿华。此时，正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已就起义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们与已经占领上海南部龙华的北伐军白崇禧部队联系，再三力请他们出兵，来个内外夹攻。白崇禧却拒绝出兵，原来他已接到蒋介石拍来的密电：“为避免同各国在沪军队发生冲突，兄等缓攻上海……”
白崇禧不愿出兵，中共方面也不强求，起义指挥部对沪宁铁路工人做了很多工作，约定同时罢工，切断北洋军阀张宗昌对孙传芳的援兵。为了实现预定计划，拉拢杜月笙也成了部署之一，于是，汪寿华与杜月笙在上海进行了一次协作谈判。
“杜先生，您是上海滩知名人士，懂大体，识大局，为人排忧解难，扶困济贫，本人一向敬佩。”
在沙发上坐定，汪寿华先来一番客套。几句话一捧，杜月笙飘飘然起来，嘴上却说：“不敢，不敢，过奖了。”
“现在的形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汪寿华继续说，“军阀孙传芳的末日到了，另一个军阀张宗昌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要不了几天他们就要统统完蛋。上海滩上的毕庶澄，就更不在话下！过几天，上海便要回到老百姓的手里。在这紧要关头，希望杜先生要深明大义站在老百姓一边，反对军阀。”
“这些军阀，人多枪好，工人行吗？会不会是鸡蛋碰石头？”杜月笙担心地问道。
“这个，杜先生甭担心，我们可以动员上海七八十万工人，对付几万丘八老爷，毫无问题。要说鸡蛋与石头，我们动员起来的人民才是真正坚如磐石的大石头哩！再说，北伐军薛岳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龙华……”
“真的，薛岳部队到了龙华？”这个消息，使杜月笙十分震惊，他想，真得好好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那还有假？现在孙传芳的部队，已龟缩在闸北、吴淞、南市等地，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关门打狗。”
“那我能为你们做点啥呢？”
“杜先生是个爽快人，我就直话直说，请您做好三件事。”
“哪三件？”
“第一，请你们手下的帮会兄弟，保持中立，不要为虎作伥；第二，不要阻拦法租界工人罢工与出租界；第三，据我们了解，您同张宗昌派来协助李宝章防守上海的毕庶澄有点交情，要把他笼络住，搞得他晕头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