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另类历史：出轨的王朝》
出轨的王朝：晋朝历史的民间书写 简介 序言(1)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是个怪异的年代。从秦汉帝国的建立，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历史就像一场气势磅礴的戏剧，按照自己的逻辑一幕又一幕地演出。舞台上的人物纷纭变化，但骨子里的底色依旧一脉相承。比如你把明朝的一个人忽然揪到汉朝，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妥。他们适应适应水土，就能接着说自己该说的台词，不会把角色搞砸。但是，要是把他们揪到晋朝，他们可能就会哑巴了，一定会产生严重的“与时代脱节”的自卑心理。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欧洲小说，往往会在主要情节里忽然插进去一个不相干的故事。比方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正好端端地讲着武侠迷发疯的事，忽然莫名其妙地穿插了一个小故事，讲两口子之间如何变得不忠诚。如果把中国历史看成一部《堂吉诃德》，那么，魏晋时代就像这个不相干的红杏出墙小故事，初看起来好像与主题并无关联。
在这个时代里，“君君臣臣”的一套老剧本似乎宣告无效。君权无法控制地方的运作，帝国的权力被粉碎又被整合，最后慢慢落到了一个个大家族手中。两千年来，中国从没有像此刻那样类似于一个贵族国家，“修身治国”那一套主旋律似乎也销声匿迹。手拿老庄，嘴里嚼着毒品的士人开始放弃那些宏大主题，回归到自我深处。
确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汉朝的士人，坐着时光穿梭机来到魏晋，那他一定会感到这个世界太过奇异。他也许会感慨说：“江湖，已经不是我们的江湖。”而当他回到时光机器，再按个“前进”键，他会来到唐宋帝国，甚至明帝国。此时，他的惊异会大为减小，他会感慨儒家学说和集权帝国终究是世界的普遍真理，虽然有过莫名的挫折，但终究会再放光彩。
当然，这也许只是假象。
魏晋所走过的那条坎坷道路，依旧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它根植于中国历史的深处，并且影响着之后的时代。它是一段朝另一个发展方向努力的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一旦成功，有可能将中国引入另一条轨道。走兽似乎要变成飞禽，但是这一切最终并未发生。
秦汉帝国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一帝国，隋文帝和李渊建立的隋唐帝国，则被称为第二帝国。中国历史到了第二帝国，重新又回到了以往的道路。魏晋那个浩大的试验宣告失败，这次失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魏晋时代的中国，就像被历史放到了炼丹炉中做了一次煅烧。在火焰的烧灼下，它苦痛地蜕变。试验结束后，它也许会凝结成一颗璀璨的结晶，也许会融合成一粒致命的毒丸。但是，在不可逆转的变化出现以前，火渐渐熄灭了。
这本书就是源于我对这次试验的惊奇感。
李商隐有一首诗，叫做《乱石》：
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
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
这里讲的是魏晋名士阮籍的故事。阮籍在做步兵校尉的时候，经常驾车出游，不循道路，随意东西。到了再也无路可走的时候，阮籍就下车对着乱石野草痛哭失声，然后驾车返回。这一时刻，阮籍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为了什么而痛哭？这一切已经不可索解。当然我们可以说阮籍想的是奸臣倒行逆施、外汇储备濒临枯竭、国民经济行将崩溃，所以伤心流泪，但我们也可以做别的解释。
人的心灵、行为是如此复杂，依靠史书，我们已经无法还原这些微妙的事物，正如我们无法理解阮籍的痛哭。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也许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历史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历史是灰色的，而我们编写的很多历史书则努力让她变得更加灰色。
打开一本历史书，里面记载最多的往往是“张大帅打了李大帅，王大帅又打了张大帅，最后他们都被赵大帅捉了去”。如果你不喜欢看打仗的故事，那么你也可以读到“生产力大大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但赵大帅的故事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并不能让我们明白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可能更糊涂了。
出轨的王朝：晋朝历史的民间书写 简介 序言(2)
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人有各种利益盘算，有各种欲望追求，更有各种胡思奇想，这些东西可能比赵大帅的故事更重要，也比抽象的“生产力”更加容易琢磨。
很多史书把这些都变成一个个空洞的文字符号，呈现出的古人形象往往像傀儡一样单薄。他们似乎是和“我们”不一样的生物，但实际上，魏晋人和我们一样，有同样的小算盘、同样的小苦恼。他们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个外部环境限定了什么是他们做得到的，什么是做不到的。在这个天地之内，他们会有各种充满人性的表现。他们也会为衣食发愁，为买不起房子发牢骚。他们磕了药以后也会撒疯，喝了酒以后也会胡闹。要是发给他们一部手机，他们没准也会为“超女”投票。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他们把自己的印记烙印到时代之上，给了它鲜活的力量。
这本书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王朝史，更不是历史教科书，分门别类地罗列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这本书写的是我眼里的时代。
我看着那个时代，就像看着自己所处的时代。我所能看到的，是一个个有着梦想和挫败的个体，就像生活在我周围的人一样。
魏晋发生在遥远的古代，也发生在我自己的心灵深处。
那些人像尘土一样寂寂消失在大地上，却又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在我的心间。那些复活的历史鬼魂，似乎像我周围的人一样清晰可见。对他们，就像对我同时代的人一样，我有一种始终存在的好奇心：是什么样的外部牢笼困住了他们，什么样的利益盘算在驱动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奇思异想在刺激他们？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内容。
历史绕不开政治，而魏晋的政治又是中国政治史中最奇特的一段。
秦汉的大一统帝国倾覆了。显赫的皇权慢慢褪色，真正掌握权力的是几百个大家族。这些家族依靠手中的庄园、部曲，更依靠官员的变相世袭制度，成为王朝的真正主人，帝国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贵族联盟。但是，这些士族不能长期停留在巅峰地位。士族子弟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实干家，但总体来说，他们很快成了一群渎职的官员、无能的将领、嘴碎的清谈家。他们精心策划了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里面，他们无人能敌。但是，没有天敌的动物是很难长期保持体能的，这些士族变得越来越无能，权力也就不可避免地渐渐滑出他们的手心。无心阅读公文的人处理不了政务，跨不上战马的人指挥不了战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这些士族渐渐被排挤到了政治边缘，他们的光辉岁月一去不返，中国进入了官僚时代。
士族的兴盛与衰落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一章描述了他们变化的轨迹，并且把这段历史放到更大的视野之中，和西方作了比较。
当然，士族建立自己统治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回溯士族政权建立的过程，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发生在东晋初年。东晋的开国皇帝曾经和士族进行过一次生死决斗，但以失败告终。《青龙与白虎的决斗》一章描述了这次至关重要的战斗。
皇帝纠集力量，发动武装，组建自己的小内阁，热心地阅读《韩非子》，但无论是内阁，还是《韩非子》，都没能让皇帝获胜。皇帝自然可以窝在皇宫里，欺负欺负身边的一些士族首脑，皇帝也可以下达诏令，给那些士族敲敲警钟，但是等长江上游的军队呼啸而来的时候，皇帝才发现事情不像书上写的那么好操作。首都的要塞被出卖，皇帝被周围的人抛弃，只好束手待毙。不久，东晋的这位开国皇帝在深宫被害死，决斗以皇权的失败而告终。自此之后，晋朝的皇帝再也没能向士族发起像样的挑战。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麻烦事以外，晋朝政府还要对付更危险的战争。北方的异族政权一直筹划吞并东晋，为此，他们曾做过一次最大规模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在淝水岸边宣告破产，而且后果很严重—一个强大的氐人帝国彻底瓦解。淝水之战是历史上一场非常宏大而荒诞的战争。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有过描述，但往往宏观过头，很少人从具体物质角度去思考：这样的一场战争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军队是如何征集的？粮食是如何运输的？士兵是如何作战的？这场战争其实是一次崩溃而不是一场战斗。历史上，莫名其妙的战场崩溃常有发生，往往还没有作战，大家就忽然发声喊，跑个精光。更有甚者，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做个噩梦，喊了一嗓子，然后整个军营忽然就开始大逃亡，谁敢阻挡，通通踩死。士兵们对战争有何感受，他们能否克服自己的恐惧，对战争结局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传统史书中往往少有涉及。
出轨的王朝：晋朝历史的民间书写 简介 序言(3)
《一场奔跑摧毁了一个帝国》一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古代战争。古代大规模战争要面临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正是这些困难导致了淝水之战的荒诞结局。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人们的胡思乱想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就像现代人一样，容易接受各种荒唐的说法。比如，他们沉迷于性爱，同时又指望从纵欲里得到些好处，滋补滋补身体。他们渴望长生不死，为此不惜吞服大量毒物，直到被活活毒死，还认为自己是在羽化成仙。这些愚蠢的念头一方面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大家都喜欢听各种夸大其词的好话，随时仰着脖子往天上瞅，指望有馅饼掉下来；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当时的知识水平太低，无力从逻辑上看出鬼话与实话的区别。
魏晋时代是一个放纵恣睢的年代，毒品风靡，酗酒成风，性party更在贵族子弟中流行。伦理和准则不再重要，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只要能满足他们各式各样、彼此矛盾的欲望，他们就趋之若鹜。
《要享受性爱，也要追寻长生》一章叙述了魏晋人士的一些风尚：毒品、炼丹、性错乱等。这一章可以看做魏晋时代疯狂与愚昧行为的汇编。人性是如此复杂，我们在看到魏晋人士风雅倜傥的时候，也要看到黑暗的另一半。也许它们本是一体。
宗教在魏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东晋，曾经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天师道宗教叛乱。天师道有漫长的历史、复杂的组织，更有许多诡秘的宗教仪式。比如，他们有一种神秘的“过渡仪”，在这个仪式上，男女信徒借性交成为神圣的选民。此外，天师道还有精心组织的忏悔和狂欢仪式，这些民间活动激发了信徒狂热的崇拜。日常生活在宗教狂欢中似乎被颠覆，这种颠覆距真正的反叛只有一步之遥。这关键性的一步最终迈了出去—一次血腥的大叛乱爆发了。
《当阴暗的火焰熊熊燃烧》一章描述了这次大叛乱的起源、过程和结局。这是一次梦想破灭的过程，在这次叛乱中，天师道信徒们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残酷，对生活的怨恨使他们充满了破坏力。官员被残杀，家属被迫吞下亲人的肉酱，房屋被焚毁，水井被填塞。信徒们急于赶往心中的圣地—会稽，为了尽快赶路，那些母亲居然将自己的婴孩投入井中。而镇压叛乱的官军表现得也同样残酷，富庶的浙江在叛乱过后变得满目疮痍。
被灾难压倒的信徒变得伤心绝望，他们从狂欢径直走向毁灭，而这一切也许并不新鲜。
当我们的眼光盯着这些灾难与疯狂的时候，不要忘了，更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日常生活里。如果我们去询问一个晋朝的普通人，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多半跟日常生活有关：为什么吃的喝的都这么贵？为什么自己工资这么低？出门为什么这么难？
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历史最重要的部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烦恼和喜悦汇总起来，往往决定了历史的走向。但是日常生活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我们很容易知道某一次战争的前因后果，但却不大清楚农民吃什么、喝什么。
不了解生活的物质结构，就会导致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一说起晋朝人的奢侈，就拿何曾举例，他一顿饭据说要花掉一万钱，但是谴责完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一万钱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的谴责也就只能是闭着眼瞎嚷嚷。
《如何过日子是更重要的问题》一章介绍了晋朝人的衣食住行。晋朝人吃什么喝什么、出行用什么交通工具、住什么样的房子、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等，都是本章所涉及的内容。
谈到生活方式，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能回避，那就是爱情。《被色欲与权力玷污的爱情》一章就是关于魏晋时期的爱情生活的。随着传统伦理的衰落，爱情也开始拖着氧气瓶浮出水面。荀粲冬天站在院子里，冻凉了自己的身体，给发烧的妻子降温。少女从父亲那里偷来奇香装点自己的情郎。这些美好的爱情使魏晋时代折射出璀璨的光芒。
出轨的王朝：晋朝历史的民间书写 简介 序言(4)
当时更是同性恋炽盛的时代，讴歌娈童和俊男的诗篇产量甚丰。从没有哪个时代像魏晋一样重视美丽的容貌和优雅的举止，美丽的男子成为时代偶像。同性之间的爱情可以像异性爱一样，有着坚贞的情感和温柔的享受。
但是，权力可以腐蚀这一切。
慕容冲在魏晋同性恋史上占据着显著的地位。他和他的姐姐一起被胜利者占为己有，这位俊美青年的心中，没有恋情，只有被占有的羞耻和仇恨。时机到来后，他向昔日的性伴侣进行了报复。但是他的成功只有短短的一瞬，接踵而来的就是灭亡。这是被权力所玷污的性爱，它所激发的没有温存，只有死亡。
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魏晋是一个充满了刀光剑影的乱世，在那里，有死别生离的人生悲剧，也有被命运拨弄的末世英雄。如果我们忽略那些传奇人生，就无法窥见那段历史的原貌。
我无法记录下所有生死间的翻云覆雨，我所能做的，是辑录几个帝国的倾覆瞬间：国王坐在马上要沦陷的宫殿里，敌人的吼叫清晰可闻，王座就要坍塌，王国就要荒废。这是让人震撼的时刻。
一个从乞丐到王子，又从帝王到死囚的传奇，一段群敌窥伺下万里远征的壮丽史诗，还有那些转瞬解体的外族王朝，这就是《那些死去的王者，那些废弃的帝国》里记述的古老故事。
这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谱。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那段诡异的岁月。
出轨的王朝：晋朝历史的民间书写 简介 后记
这本书的初稿全部写完的时候，我颇为兴奋。那时不知道后面还有大量工作（几乎比写作本身更加磨人），傻乎乎地以为已经基本完工，可以在心理上摆个pose，就此和魏晋时代做个告别。
回忆起来，那时的心情倒也搀杂着一些失落，似乎就要和一些老朋友道别了似的。几个月里，这些人物在我的笔间，也在我的心头游走。他们仿佛是一些活生生的人物，而不再是印在古籍里的枯索名字。那个时代，也不再仅仅是躺在《晋书》、《资治通鉴》里的一段国家分裂、生灵涂炭的倒霉岁月，反而变得立体、生动。
这段纷纭变幻的历史，当然被我涂抹上了自己的色彩。我不能自诩这本书完全客观中立，事实上，我是有偏私的。拜伦说过，对于写历史的人而言，偏私是一个优点。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具备这个优点。
历史上那些千千万万有血有肉的生灵，不是苍白的符号。那些人来到大地上，生活，苦恼，然后死亡。那个用自己冰冷的身体为爱人降温的荀粲，那个经历了长久屈辱和短暂辉煌的慕容冲，那个在佛寺中被人活活勒死的一代君王，那个积攒了一辈子钱财却在颠沛流离中死去的王戎，他们都曾经真实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我是在用一个人看待另一个人的眼光在看待他们。
这样，书中的魏晋时代就印上了我自己的烙印。
电影《黑客帝国》的第三集《矩阵革命》里，有一段场景：主人公尼奥双眼已盲，但却在脑海里看到了壮丽的机器城，那座像火一样燃烧的雄壮大城。他对爱人崔尼蒂说：“我多么想让你也看到我所看到的景象。”
作者们写作的动机，一般是比较复杂的。他们当然多半是贪图钱财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摇笔杆子的人大半也是虚名渴慕狂。但把这些都撇开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把尼奥的话当做他们的动机：“我多么想让你也看到我所看到的景象。”
我也不例外。
我希望读者们能看到我眼中的那个时代。
也许我的能力不足以做到这一切，这就只能留待读者评价了。阿门！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皇帝的劁刀(1)
晋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国从来都有等级制，但自秦始皇之后，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等级制如此僵硬、如此鲜明。说起来，晋朝的等级划分很明确：士族和庶族。两者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士族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东晋尤其是士族鼎盛的时代，士族牢牢把持了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寡头制色彩最重的一个王朝。
彼时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你再有钱，家里有乌鸦飞不过的良田，官府一道公文，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抄家就抄家，说批斗就批斗。不要说皇上了，连个芝麻大的县官，随便见个京官都要胁肩谄笑的角色，都能被称为“灭门县令”，顾盼生威，乡下财主见了他就忍不住倒气儿。政治权力在中国是头等宝贵的资源，士族要想控制国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财自居，而要极力垄断这个资源，不容他人染指。
士族把各种优差都变成了自己独享的禁脔。朝廷的高官显职被他们尽数扫入囊中，他们完备了世袭制度，保障子子孙孙占据显要地位。
严格的世袭制是儿子接替父亲的职位，一些古代帝国的封疆大吏就是这么干的，春秋时代也采用这种严格的世袭制。晋代的贵族世袭体制还做不到如此彻底，他们搞的是次等的世袭，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顶替”制度—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把编制当做遗产留给儿子。晋代士族的福气比后来的工人更好，他们不到退休，儿子就可以有编制。职位固然不能世袭，但儿孙却可以顺利进入高层，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层的官员始终出身于这个世代相传的小圈子。
世袭倾向对皇权是个打击。晋朝的皇权衰微，和这种世袭制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考察历史的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皇帝对这种世袭倾向深恶痛绝，打击的手段五花八门，有时甚至像荒诞剧里的情节。
五代十国时期，在现在的广东有过一个很奇特的政权—南汉，它的开国之主叫刘岩。这位前广州刺史，现南汉皇帝，端的有一副狗娘养的脾气—最喜欢用酷刑杀人，杀人的时候还一定要亲自前往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兴奋异常，一边看，一边口水直流。皇帝心理变态，倒也还不算太稀奇，稀奇的是他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阉掉。按照南汉规定，考上进士的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刘岩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有不少饱学的纯儒。为了推行这项基本国策，还设了不少专门阉人的技术员编制，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这些人天天读“明明德”，读“仁义礼智根于心”，可读到最后，连自己的根都留不住。但明知要被阉，也忍不住不去做官，读书人的官瘾，当真深入骨髓，无药可救。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去参加科举，哥哥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郁闷地先回家了，嫂子听说老公中了，欢喜无限。弟弟就造谣诬蔑，说：“你瞎高兴啥？中了的，那话儿都要去了！”嫂子听了以后，如遭晴天霹雳，一下子蔫了。等哥哥兴冲冲回来，却看到老婆在哭，就问为什么。老婆把听来的话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声称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老婆才破涕为笑。哥哥就感慨说：“我这进士，还比不得那话儿值钱！”中国历史上，就是把功名看得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也许反过来的话，很多故事需要重新改写。
这些官迷暂且不提，我们先考察一下刘岩的想法：他为什么会推行这样一个古怪的制度呢？有人说他是爱才若渴，希望能和俊杰之士朝夕相处，所以才阉了他们，方便他们到皇宫串门。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还有一个说法比较合情理，说刘岩是怕这些官员有家庭拖累，容易产生私心杂念，不如一刀阉了，心地无私天地宽，正好全身心地报效朝廷。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皇帝的劁刀(2)
放眼历史，我们可以把刘岩的做法看成是对世袭制的一种极端反动。对于古代帝国来说，要想保持长期的集权体制，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官员的世袭倾向。如果官员可以搞世袭，那么官员们的官职就不是来自于皇上，也不是来自于上级，而是来自爹爹。他们承谁的情？承他们爹的情！他们又凭什么要听上司的话、听皇上的话呢？再者，官员一旦世袭化，考核任免都很难执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分散化，这些官员的利益和帝国政府的利益就会渐次脱节。
不仅帝国如此，但凡大的社会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中世纪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侣们偷偷娶妻生子。这种痛恨可不仅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觉得屈服于肉欲是可耻的，这里还牵涉一些实际利益的问题。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如此解释其中的原因：“僧侣们一旦结婚，自然企图将教会的财产传给他们的子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世袭的僧侣阶层。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无上权力呢？教皇当然可以规定僧侣的儿子不许接替圣职，但是“设若僧侣已经有了子嗣，他们总不难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教会田产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刘岩类似的做法，只是没有那么极端。教皇强迫这些教士独身，并动用了宗教上的理由作为武器，和这些教士的肉欲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然，在刘岩看来，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简单地把他们阉了也就是了。
世袭和反世袭的斗争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问题，有过此消彼长的复杂过程。正如前面所说，南汉是割世袭尾巴的时期，而晋朝则是世袭倾向占上风的朝代。南汉反对世袭倾向的利器是一把劁刀，晋朝士族推动世袭倾向的利器则是九品中正制。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做官里头还有许多不平处(1)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建立于曹魏时期。它就像老师给学生打分一样，把候选人分为九品，不同品第的人有资格出任不同级别的官员。九品这个想法来源于班固的《古今人物表》，班固在表里把古今人物排了一个序：
一、上上圣人类：伏羲、神农、皇帝、唐尧、周公、孔子等。
二、上中仁人类：女娲、比干、孟子等。
三、上下智人类：鲍叔牙、百里奚、子贡、范蠡等。
四、中上类：愚公、老子、伍子胥、勾践、商鞅等。
五、中中类：齐桓公、扁鹊、孙子、吕不韦、荆轲等。
六、中下类：吴起、苏秦、张仪、秦始皇等。
七、下上类：易牙、庞涓等。
八、下中类：夏桀、末喜、秦二世等。
九、下下愚类：蚩尤、共工、后羿、商纣、妲己等。
对班固这个排列大家可能会有不同意见，我就不能理解愚公怎么就排到孙子前面了。但这个无关紧要，比如，九品中正制并没有真按女娲的业务水平来考核二品，要求他们也拿泥抟个活人出来。
这个制度规定，各州都设立大中正，各郡则设立小中正。这些中正官本身都是中央现任官员兼任的，地方官做中正的少之又少。官员一般原籍在哪里，就担任哪里的中正官。中正官按照九个品第给候选人打分，将结果申报司徒（宰相），最后由中央按照品第高下任官。
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由官员给原籍人士打分，一边是自己的亲戚或世交，一边是小萝卜头，你会把高分打给谁呢？不言而喻，一定是小萝卜头被淘汰。小萝卜头不服气，说不公平，可什么是公平呢？这个评定又没有标准，完全是自由心证。
现在的高考要高度保密试题，把考卷上的考生名字都封上，就是怕人作弊。有人说高考制度不合理，应该考察综合素质、以人为本，可是在现实环境里，如何公平地考核综合素质呢？大家都知道高考制度有问题，但对作弊的恐惧遏制了改革的冲动。反观九品中正制度，我们就能理解这种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理论上来说，九品中正制考察的是综合素质，比高考制度要人性化，但人性化的结果是旗帜鲜明的作弊导致了变相的世袭制度。
这样的演变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你做中正的时候不选拔士族大姓的后人，那么等你下台了，人家又凭什么选你的儿子？给你儿子评个末流，他就只能在弼马温的官职上消磨一生了。因此，你当然会积极选拔大姓名门，广种薄收，以后也有个好结果。别人上台，自然也会依法炮制。这种花花轿子人抬人的做法，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激励机制。天长日久，按照门第品评、登记就成了牢不可破的“习惯法”，不这么干的人似乎就严重违反了天理人伦，在官场上混不下去。
这样的制度刚刚运转的时候，还会打出招牌说“要考核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连这个幌子都没了，直接按照门第打分，最终演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做法最终突破了潜规则的范畴，成为正式的人事制度。从皇帝到寒族，都承认它的合法性，没人认为这是舞弊。舞弊舞到不是弊，就到了化境。
一个贵族化的寡头统治，也就在这种化境中脱胎而出。
九品中正制说是九品，其实是八品，因为据说第一品实在太高级了，只有孔子这样的圣人才配得上，所以虚位以待。品评从第二品开始，而且也只有第二品值钱。第二品被称为“灼然”、“上品”，由士族子弟垄断，二品以下直到九品都是“下品”、“寒素”。门第制度成型以后，士族就被称为“高门”，高门里面出的自然都是高人；庶族被称为“役门”，意思是他们都是些只配给高人驱使的下等人。
当官讲究的是“官品”，比如太守是五品官，县令是六品或者七品官，而中正九品考核的据说是“人品”。“人品”和“官品”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人品”二品的士人不到二十岁就可以出来当官，而且这些人仕途顺畅，都能成为五品以上的官员。而“人品”差的，一般三十岁左右才能出来当官，担任官职也都基本在六品以下。五品官成了一个鸿沟，把士族和寒族划分开来。寒族出身的县令，哪怕在职位上干得吐血，也是没多大指望被提拔成太守的。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做官里头还有许多不平处(2)
出身不一样的官员，在仕途上处境也大不一样。
明清时期，实行科举制度，考出来的官叫进士官，考不中花钱捐的官叫科贡官。这两种官，待遇大不一样，科贡官见了进士官处处低人一头。《警世通言》里一个老秀才鲜于同就誓死不做科贡官，一定要考。他的理由是：“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比及按院复命，参论的但是进士官，凭你叙得极贪极酷，公道看来，拿问也还透头，说到结末，生怕断绝了贪酷种子，道：‘此一臣者，官箴虽玷，但或念初任，或念年青，尚可望其自新，策其末路，姑照浮躁或不及例降调。’不勾几年工夫，依旧做起。倘拼得些银子，央要道挽回，不过对调个地方，全然没事。科贡的官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晦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替进士顶缸。有这许多不平处，所以不中进士，再做不得官。”
晋朝役门出身的官员就有科贡官的苦恼，按照《通典》作者杜佑的说法：“衣冠士族和寒门百姓之间好有一比，就像大树和杂草一样。如果杀了一个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树木，看了让人打心眼里难过。要是杀一个庶族，就算是杀错了，又能算得了什么事呢？就好比砍掉一根杂草罢了。大家看了庶族被冤杀，就算不喜笑颜开，也不会为他们悲叹的。这样不杀士族只杀庶族，不是很好吗？”“捧着卵子过桥”的人并不安全，很可能成为替大树顶缸的杂草，被领导诛杀。
不过“役门”并不是最糟糕的，能被中正官“品一品”还算是有福气，更多的平头百姓是没资格被“品”的，这些杂草就被称为“吏门”。他们如果想报效朝廷，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小吏。那时的小吏地位和被“品”人士相比，也是如隔霄壤。官员们上厕所，还可以指派小吏在茅厕里给他们举蜡烛。现在即使比较丧心病狂的上司，也很难提出让手下在茅房里给他们打手电筒的要求。这当然说明时代进步了。
高门、役门、吏门构成了吏民的三个层次。作为高门的士族，垄断了高级官职，控制了政治局面。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看我安贫乐道(1)
政治特权自然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士族大多拥有庞大的产业。魏晋时代，贸易相对落后，很少有商人能够累积大量财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许多古代富商巨贾，但在魏晋，依靠贸易或者工业积累巨额财产的相当稀少。当时财富的象征是土地、庄园和奴客，士族依仗特权世代积累，控制了社会的经济命脉。
这些士族的土地都不按亩计算，一般都是多少多少顷，更过分的还有按里来论的，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里地。比如江南豪族孔家在永兴修建了一个庄园，周回三十里，庄园内居然有两座山，还有果园九处！
谢灵运曾撰写过一篇《山居赋》，描写自己的大田庄：庄园披山带水，里面简直无所不有。植物非常齐全，包括各种草药竹树，他列举了里面的十六种水草，我基本都不认识。他罗列的庄园出产的十六种鱼类，其中大半我也没听过。而且庄园里面居然还有各种山禽野兽，按照他的说法，甚至还出产“熊罴豺虎”。
但他的庄园并不是一个野生动植物乐园，里面更多的还是农田果园。他在华丽的文章里没有用农田的顷数来烦扰读者，但据他说，仅仅是果园，庄园里就有五个之多—“北山二园，南山三苑”。这样的庄园关起门来，也许除了盐什么都不缺—因为我没有在文章里发现有盐井的记载。
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庄园，谢灵运却谦虚地表示，自己自奉甚薄、安贫乐道，所以守着这个小产业，也能知足度日。他用自己的生活来训诫读者：“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只要少私寡欲，就是像他这样俭朴的生活，也能过得很快乐，何必贪慕富贵呢？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被谢灵运这等有天良的话所感动，幡然醒悟，以艰苦朴素为生命之本，反正我看了是更羡慕有钱人了。
士族豪强的庄园往往囊山括湖，东晋但凡有点经济效益的山川湖泊，几乎悉数被士族豪强霸占。这些地方本来是无主之物，大家都可以去砍柴捕鱼，可是不知怎的，忽然就变成士族的私产了，大家以后再去砍柴打鱼，都得交税给他们。看上去似乎实在没什么道理，但那些士族也许会拿出一套理论来，解释说大锅饭要不得，产权改革刻不容缓，把山川湖泊变成私产是为了更好的资源整合。可惜晋朝还没有职业经济学家，否则说得还可以更动听些。
光有土地是不够的，还得有人干活。晋朝士族庄园有成百上千的依附者，这些人名号繁杂，有“奴”、“客”、“荫户”、“部曲”等等。但不管叫什么，他们都是豪强的依附者，不用向政府缴税，也不用服徭役、兵役，但是得向主人交租子、服劳役。这些人的赋税往往非常重，有的甚至能占全部收获的七成以上。这些奴客不仅种地，还要替主人盖房子、养花种树，有的甚至还要跑码头做生意，赚的利润统统上缴。
这些人被免除了对政府的责任，却多了对某个主人的义务。关于这些奴客的生活记录很少，我们已经很难推测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起自由农民来到底是高些还是低些。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奴客有多少是自愿投靠豪强的，又有多少是由于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我们能够了解的是，这些人从政府的税收网络中消失了。这些依附者的数量极为巨大，有人认为，魏晋时代依附民数量和政府控制的编户数量大致相当，还有人更加悲观，认为政府最多能控制人口的三分之一，剩下的都是豪强的依附者。
按理来说，豪强是控制不了这么多依附者的。各个级别的士族能拥有多少数量的免税依附者，朝廷有明文规定，但问题是这个规定根本执行不下去。这些士族硬是霸占了这么多不用缴税的依附者。
政府里头都是这些士族豪强，他们当然不着急核查，但是有人着急，比如皇帝。对于皇帝来说，这些士族豪强好比一群土匪，把属于他的东西占为己有。皇帝当然可以下诏令，规定大家从今往后不许这么干，但是怎么把这个诏令推行下去，是个很大的问题。两晋历史上，中央政府确实颁布过不少这样的诏令，也曾付出过巨大的努力，但是却没能够真正奏效。高级政治职务都被士族把持，皇帝要通过士族推行反士族的政策，其中的困难显而易见。所以自始至终，政府顶多是半个帝国的政府，那迷失的另外半个帝国，就是那些豪门的庄园。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看我安贫乐道(2)
这是士族大姓的全面胜利，但胜利中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我们拿西方中世纪的贵族体制和晋朝士族统治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个弱点所在。西方的贵族把他们的力量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上，他们的城堡、庄园是其力量的源泉，是否在国王的宫廷上任职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对宫廷政治的依赖性相当弱。但是晋代的士族则在朝廷垄断高级职位，以此作为他们世代冠冕的保障。西方的贵族背朝着国王，眼睛注视着自己的土地；而东方的士族则背对着自己的土地，眼睛注视着皇帝的宫廷。
西方的贵族成了盘踞在自己土地上杀不死的九头鸟，而东方的士族没有办法把命运寄托在地方权力之上，他们向皇帝的宫廷蜂拥而去。他们之所以能拥有广阔的庄园、控制山川湖泊，是因为他们在朝廷中的政治特权。因此他们虽然能够控制整个帝国，但却是泥足的巨人。随着时局变化，皇帝可以慢慢控制围拢在他身边的士族，但西方的中世纪帝王却无法控制分散各个角落、拥有独立权力的贵族。
士族在胜利中酝酿着自己的失败。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待客亦有道(1)
士族既然按照门第和血统确定官位，就不得不在文化和婚姻上都保持高度的排他性。
士族和庶族的政治地位判若云泥，社会地位也是如此。除了穷嚼蛆以外士族子弟往往并无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出身混了个高级干部。如果他们不做出一副神头鬼脸的高级派头，又如何能使寒族肃然起敬？如果他们不强调出身的等级差别，又如何能在庶族面前理直气壮？如果他们和寒族通婚，又如何能标榜自己的高贵血统？在此逻辑之下，两晋南北朝成了中国阶层之间隔阂最大的时代，虽然没有发展到印度种姓制度的程度，但在后人看来，已是匪夷所思。
士族和庶族之间在交往时有严格的区分，其严酷程度，较之种族隔离不遑多让。如果庶族不安分守己，妄自尊大地要和士族平等交往，会遭到迎头痛击。
刘宋时有一个叫张敷的，出身于江南豪门，他和中书舍人秋当、周赳是同僚，秋当、周赳却不幸是寒族。秋当邀周赳一起到张敷家做客，周纠本分，说：“恐怕人家不能给咱们好脸色看，不如别去了。”秋当说：“咱们现在和他是同事了，怕些什么？难道他还不跟客人一起坐坐吗？”两人就互相壮胆，到张家做客去了。张敷倒确实为他们设了两个座位，但怕他们弄脏了自己的墙，把座位安排得离墙有三四尺远，让他们靠不住。客人离墙远远地坐好了以后，张敷忽然召唤左右说：“把我的座位移得离他们俩远点！”秋当、周赳听了以后，只好失魂落魄地告辞而去。
在士族子弟看来，寒门、役门出身的人都属于“小人”。东晋的刘和王都出身高门，一次他们俩结伴外出，到了中午也没吃上饭。这时候有一个与他们认识的“小人”特意准备了酒席，菜肴非常丰盛，刘却不屑一顾。王的阶级觉悟没有他高，又熬不住饿，就对刘说：“聊以充饥嘛。为什么要拒绝呢？”刘大义凛然地说：“我们不要跟小人打任何交道。”这些“小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记载到《方正》一章里，但我看不出刘方正在哪里，看到的只有鼻孔朝天的自高自大。我们看古画里那些两晋雅士宽袍大袖、神态闲雅，但他们内心深处却有着最龌龊、最势利、最不可理喻的傲慢。他们贪婪地攫住利益不撒手，然后又用极度虚伪、极度做作的姿态，来掩盖一个事实：他们霸占了原本不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把寒族役门当做人渣看待尚且不足，即便在士族内部，他们也要划分出三六九等。这些士族子弟能找出一切理由做骄傲的资本，任何细微的差别也不放过。比如说，西晋灭亡后，士族们纷纷渡过长江，到南方避难。那些先到一步的士族就摆出先知先觉的老革命嘴脸，瞧不起后到的士族，一副“先入门一日就是大”的样子。他们成了贵族中的贵族，为此还特地修订《百家谱》（就是指先渡江的一百个士族的名册）以作纪念。那些晚来的士族被打入另册，见了他们就得矮三分。百家之中，也要按照父祖的地位再加甄别，发达早的家族就有资格对他人表示蔑视。
唐诗有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说的王、谢就是晋朝士族的两家魁首，但是就连这两家，也不是没有级别差异。谢安和谢万曾经路过吴郡（在今江苏），谢万提出去王恬府上拜访，谢安坚决不肯，说：“人家一定会给你难堪的。”谢万就一个人去了。王恬等客人刚落座，就忽然起身到后堂去了。谢万看了很高兴，觉得王恬一定是去安排家人好好款待他了。过了很久，赫然见到王恬蓬头散发地出来了，原来这家伙跑到后面洗头去了。他也不陪客人，自己走到院子里晒头发，神态傲慢，根本没有要搭理谢万的意思，谢万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王恬是东晋首任宰相王导的儿子，有人说他性格过于傲慢，才会如此。但究其实际，推动他如此行为乖张的，终究是门第的自豪感。王家显赫在谢家之前，如今谢家的风头虽然迎头赶上，但王恬依旧认为自己比谢家人高贵多了，谢家人想和他平起平坐，那还早得很呢。他的逻辑是：我的爹（王导）比你的爹牛，那我当然就比你牛。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待客亦有道(2)
谢家尚且如此，其他后起之秀待遇往往更加不堪。王家一个子弟王胡之在东山时，时乖命舛，生活贫困。当地县令陶范是晋初有名的大帅陶侃之子，陶侃曾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是一个半军阀性质的将军，可惜他出身寒族，虽然军兴之际可以侥幸出人头地，但还是被士族瞧不起。陶范想讨好这位王家人，一出手送了一船米给王胡之。王胡之不要，直接回答说：“我要是饿了，到谢家要米也就罢了，哪轮得上这姓陶的奴才送米！”他有权毫不掩饰地侮辱比他出身低下的任何人，而且他知道舆论还会表扬他的“方正”、他的“风骨”。类似故事全部搜集起来的话，数量相当惊人。彼时中国的婆罗门们用傲慢的火锻铸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等级社会。
士族统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统论上的等级制，他们的婚姻也被这种等级制操控。士族与寒门、役门之间的通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行。寒族之女嫁入高门，多少尚可为人所容忍，而士族女性嫁给寒族男人，其丑恶程度比起人兽交合已经相去无几。士庶婚姻，都要在门第相当的家族间进行，否则就属于“婚宦失类”，后果相当严重。
南朝时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一个叫王源的官员把女儿嫁给了富户满璋之的儿子。王源出身名门，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家产却颇为不足。王源把女儿嫁掉，得了一笔聘金，还用其中的一部分娶了个小妾。他的那个亲家满璋之也不是土财主，他自称是魏晋旧族，而且本身还是一个中级官员，新郎官也不是白丁，担任着主簿的官职，但是这一下还是惹了祸。
大臣沈约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按理说，人家结婚娶媳妇不干他的事，但他还是仔细进行调查研究，警惕地发现了其中的不正常现象。沈约考察了满璋之的家谱，认为里面有问题！满璋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士族，出身不高级，而王源却是高门华胄，和满家联姻实在是败坏人伦天理。
沈约用优美的骈体文起草了处理意见：“王源自己降低身份门第，其行为玷污了祖宗，侮辱了亲族，性质恶劣至极。这种歪风邪气不刹住的话，败坏人伦的联姻将比比皆是。对于王源的这种可耻行为，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重惩，把他开除出士族队伍。这样一来，那些已经干了同样勾当的士人将无比羞愧，那些正在策划干同样勾当的士人将悬崖勒马。所以，我的处理意见是：把王源就地免职，终身不得再担任领导干部职务。”王源的下场就是如此。
社会和婚姻的隔绝使士族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小团体。他们内部彼此联姻，时间一长，大家都沾亲带故，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扯出一大堆人来抗议。他们的心态正如杜佑所言：“如果杀了一个士族，就算不冤枉，那也好比砍掉了一株秀美的树木，看了让人打心眼里难过。要是杀一个庶族，就算是杀错了，又能算得了什么事呢？”有人说这些士族尽得唯美文化之风流雅趣，我承认他们可能很是风雅，但这风雅的基础分明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贪婪无耻。
这些士族也不能在成功巅峰永远驻留，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利益像沙漏里的沙一样慢慢流出。
罗马将军出征凯旋归来时，罗马城会为他举行巨大的凯旋仪式。将军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城市，这时他的身边总有一个身穿白袍的侍从，在他耳边不断低语：“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
没有人在士族的耳边说起这样的话。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不管事的“清官”(1)
这些士族把持了高级官职，但他们却有一个先天的大缺陷，那就是不能干活。这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结果：士族子弟养尊处优，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捞个官当，长此以往，如何能有动力好好工作？有业务能力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作为一个整体，士族官员是彻底的不称职。
这些士族子弟热衷的是做名士，而不是当能员。他们习惯于拿个麈尾，摇头晃脑地谈论老庄玄学，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阅读统计数字。他们没完没了地谈天论地，没完没了地灌酒，不干正经事。本来他们愿意酗酒、穷嚼蛆，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并无大碍，但是这些货色霸占了高级政府职位。将政务交托给他们处理，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比如晋朝的名士毕卓，他出身士族，在西晋混了个吏部的郎官干，可是他唯一乐于投身的事业就是喝酒，因为喝酒耽误公事那是常事。一个邻居酿了酒，他居然晚上跑去偷喝，喝得正高兴，让人家的家丁抓了个现行，一根绳子捆在那里，到了天亮，一看居然是芳邻毕郎官，赶紧把他给放了。他公开宣称自己的理想是“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这样一个酒鬼怎能干好公务？可是该酒鬼的仕途居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东晋接着当干部，还成了平南将军温峤的秘书长。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立志在酒船中拍浮一生的货色能给上级提供什么帮助。
许多士族名流并非庸才，他们家学渊源，文化水准相当高，但他们更适合混沙龙、搞艺术，而不是去议事厅开会。比如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之子，极为擅长书法和绘画，天资卓异，绝非庸人所能及。但他就像大多数士族子弟一样，可能适合做很多事情，但就是不适合当官。不过他出身琅邪王家，按照特权当然能弄个官当，于是他就成了重臣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相当于骑兵参谋官。可他倒好，天天蓬头乱发，不干正事，就像现在大公司里，所有员工都西装领带，可是某个部门经理自己倒天天穿个大花裤衩子，到班上胡混，还没人敢管他。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可以断定，这样的公司一定存在着重大的问题，晋朝各级部门就像这样的公司。
王徽之胡混得实在是太出格了，一把手桓冲有一天故意问他：“你是管什么的？”王徽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有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我面前牵着马走，可能我是管马的吧？”桓冲脾气很好，没有骂他是头猪，反而进一步追问：“你管多少匹马？”王徽之说：“Goodquestion！不过我从来不打听这个，怎么知道有多少马呢？”桓冲又问：“那最近死了多少匹马你知道吗？”王徽之觉得他的问题很愚蠢，说：“我连活马都不知道有多少，怎么知道死马有多少呢？”王徽之转的这些回答都有出典，这也是高级文化人喜欢的游戏之一，结合了智力竞赛和特务对暗号的特点—典籍里的话当平常对话应出来，尤其是说话时不假思索，意思还贴谱，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都能感到两腋生风，头上隐隐有光环闪动。闲话少叙，桓冲碰到这样满嘴暗号、放手渎职的下属，按理说应该革职拿办才对，可是桓冲没有勇气仅仅因为渎职就拿办一个士族。他对王徽之好言相劝：“你在单位时间很长，也是个老同志了。你看能不能好好料理料理公事？”王徽之也不理他，估计是觉得他庸俗，自顾自地抬头看天，忽然说道：“西山早晨的气息，真是让人爽啊！”像王徽之这样的混账官，就因为他是琅邪王家的人，长官反倒不敢来寻趁，居然还能升官，做到了黄门侍郎。
自古以来的文化人说起才子，都是万分钦慕，要是才子做不了大官，都说是官府没长眼。比如擅长填词的柳永，皇帝认为他只适合填词，拒绝给他官做，后来就有人抱怨说那个皇帝摧残文化，仿佛栽培文化就等于给文化人官做。很多人酗酒成性、不务正业，也被一律附会为因“无法实现理想抱负”、“报国无门”而产生的苦闷心情，也许确有此例，但在我看来，更多的“骚人”根本就不是报国无门才去喝酒，他们就是简简单单的酒鬼而已。他们不务正业，也不是因为没有条件让他们施展才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惯了。晋朝官员中，才子比例很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但社会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文化和政治本是社会中两支彼此激荡的力量，两者的合流不过导致了变态的社会结构。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不管事的“清官”(2)
王源因为跟一个门第较低的人成了亲家，就把官给丢了，且永不叙用，王徽之自顾到西山去爽，连手底下有多少马都不知道，却能被提拔。那么，大家何必去干工作呢？事实上，士族确实以干具体工作为耻。用柏杨的话来说，晋朝的“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务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领以不过问军事为荣”。
东晋的一个官员熊远在奏章里也描写过当时的士族风气：“当今的官场把处理公务当成庸俗，把恪守法律当成苛刻，把待人有礼当成谄谀，把游手好闲当成高妙，把放荡无行当成通达，把傲慢无礼当成风雅。”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高妙、通达、风雅的官员，他不庸俗、不苛刻、不谄谀，他的那些马死光了他都未必知道！
士族生出这样的风气，在我们看来，实在是不可理喻，但是这背后自有它的逻辑，我们将其简单归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玄学风尚，是远远不够的。试想，士族依靠门第得到官职，如果让他们去认真处理公务、执行法律，就等于把他们和寒族官员放到同一考核标准上。这些寒族能在对他们大大不利的情况下博个功名，其平均政治才能必定在士族之上，一个没有淘汰机制，一个有淘汰机制，运行下来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同一标准来考核的话，士族官员的愚蠢无能必定昭然若揭，所以一定要打造另一个标准，这样才能彻底地、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秀木”，对方为“小人”。在这个标准下，寒族的无能是无能，士族的无能就变成了风雅。
另一方面，既然只有寒族才需要认真工作，时间长了，认真工作就和下贱有了某种隐隐然的联系。这就好比只有穷人才去干体力活，所以很多中国人就留长指甲，表示自己不需要动手，是个上等人。
《世说新语》里记录了一个故事：有一次王、刘（这两个人似乎很喜欢结伴）和一个叫支道林的和尚一起去拜访骠骑将军何充。何充正在那里专心处理文书，见他们来了，没有理睬，接着看文书。王对何充说：“我们今天拜访你，你就别埋头于那些日常俗务，大家一起谈谈精微玄妙的话，岂不美哉？怎么还费劲看这些文书呢？”何充硬邦邦地回答说：“我不看这些文书，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
士族发现自己只喜欢俸禄和特权，不喜欢文书之后，就把政府官职分成两类：清官和浊官。士族们“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就是说，文书看都不看就拿来签署，这样的工作就是清贵，需要勤勉谨慎的工作则留给下流胚们来干。
笼而统之地说，“清官”们的工作大抵是坐办公室，愿来就来，愿走就走。上班了也不用怎么干活，抄个手到各个办公室串个门、聊个天、谈谈艺术、谈谈价值观。下属拿来了文件，他们就在上头胡乱签个字，然后领的薪水高得出奇，还可以利用特权投机倒把、圈占土地。
显而易见，许多重要的工作没法交给这些清官们处理，比如军事。开始的时候，士族们还有领兵作战的能力，比如淝水之战中，晋军的指挥官就是谢家子弟。士族之所以能在东晋获得压倒性胜利，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握有军权。初期晋朝的军队多由士族出身的官员节制，但即便在当时，领军作战也多被认为是粗鄙的事情，比起聊天辩论来，实在是太庸俗了。祖上出过军事长官的家族，被人称为“将种”，此称呼绝非褒义。
晋朝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炎，有一个姓胡的妃妾，其父是有名的将军。有一次，司马炎和她玩投壶的游戏—所谓投壶，就是拿箭往一个壶里面投。这位妃子和他抢一支箭，把司马炎的手指头弄伤了。司马炎很生气，说：“你真是个将种！”这位妃子回道：“某些人的祖上北伐公孙渊，西抗诸葛亮（指司马炎的爷爷司马懿），他不是将种是什么？”司马炎当下就被说得很羞愧。司马懿率军征讨四方，战功显赫，孙子却为此而羞耻。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不管事的“清官”(3)
发展到后来，士族能带兵打仗的越来越少，指挥权逐渐落入士伍出身的北府军将领手中。士族和军权的渐渐剥离，已经预示了士族衰败的命运。他们在此形势之下，只能加倍努力地鄙视“将种”，把自己的无能装点成一种高贵的姿态。那些军官确实也为自己的污浊而自卑，皇帝如果想对军官施加恩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武职转为“清官”，哪怕在品级上降低了，该军官也会感激不尽。
不仅军职，其他重要的职位也慢慢滑出士族之手。比如担负检察重任的侍御史，是格外要紧的职位，但是士族嫌工作量太大，不够清贵，任由它落入寒族之手。至于参赞机要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之类能参与政权枢纽的管理工作的职位，也被寒族渐次占据。士族既想清闲，又想控制权力，这两者之间必然有巨大矛盾。
士族握有最高权力、垄断高级官职的时候，就把竞争机制从士族阶层里取消了。如果动物不需要奔跑捕食就可以得到充足食物，那么捕食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弱，这些士族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得到官职，他们的政治能力也就必然逐渐弱化，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南朝的颜之推对江南的士族如此评价：“他们对人情世故完全不懂，做官不管事，也确实管不了。只会穿博衣大带，用香料薰染衣服，涂脂抹粉，出门坐车轿，走路还要人扶着，官员骑马甚至会被人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嘶鸣跳跃，大惊失色，对人道：‘这分明是老虎，你们怎么能亏心说它是马呢？’碰上了动乱，这些雅致至极的士人肉柔骨脆，体瘦气弱，路也走不得，凉也受不得，唯一能干的就是穿着绮罗绸缎，怀揣金银珠宝，在路边等着饿死。”
从马上征战的司马懿到不知道马数的王徽之，再到指马为虎的王复，展现了士族的衰落轨迹。
士族子弟这种先天缺陷，给皇权复兴铺平了道路。他们霸占了高级职位，却又把实际工作留给了低级职位，这就等于给皇帝开了个后门，皇帝可以借此培植属于自己的力量。虽然皇帝没有办法把他们从政府里清除掉，但是可以把这些懒胚架空。无所事事的“清官”虽然地位尊崇、待遇优渥，但他们离真正的权力核心越来越远。晋朝是唯一一个士族享有崇高地位，又握有实际权力的王朝。南朝的寒族开始颠覆士族的统治，这些寒族的官职品级很低，但却握有实际权力，士族对此处于无力反抗的地位。“你想管？行啊。先把这些案卷都处理了！嗯，也不多，一天看八个小时就够了。”这些士族就会马上傻眼。
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留给士族的最终只有空洞的光荣。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士族的衰落(1)
即使在巅峰时期士族也没有取得中世纪西方贵族的权力，他们没能在地方上拥有行政权和军事权。不管在中央有多高的官职，不管在地方上有多大的庄园，他们终究没能掌握独立行政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再多的俸禄、再多的官职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
他们可以霸占山川湖泊，但是那些只是他们的私人产业。私人财产权在中国并不特别值钱。西方的封建领主可以指着土地说：“那是我的！”可是中国的士族要说这话，就有些心虚，那些土地在属于他们的同时，也属于整个帝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远古的咒符并没有完全消失。西方贵族的土地所有权有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支撑，而在中国，它却是可疑、变动、无法预测的。
他们也可以控制众多的依附者，但帝国从来没有正式放弃对依附者的管辖权。士族豪强的占有是不合法的，中央政府经常核查人口，和士族争夺这些依附者。俄国的领主曾对农奴说：“我属于沙皇，你们属于我，沙皇可以对我下达命令，但不能对你们下达命令。”这种人身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是封建体制的核心，而在晋代，士族距离这样的金字塔结构完工还很远。
士族没能把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方化，也没能把地方的行政权、军事权变成世袭所有。他们从地方上得不到的权利，由他们在中央政府里的特权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更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建康—而不是和自己的领地—牢牢捆绑在一起。士族在最强盛的时期，也是聚集于建康。这些三心二意的士族不可能建立西方那种封建贵族体制。
阅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充满了变数。不仅是个体的命运，就连集团势力的消长也都变幻不定。政治格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态，带有强烈的变动性。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贵族集团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士族团体，抑或是军人集团，他们彼此的权利并没有确定的界限。
在合法与不合法、应该和不应该之间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
士族似乎可以占有土地、占有人口，但这些似乎也可以被剥夺；中央政府似乎可以调动军队、任免将领，但似乎也可以被拒绝。一切都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说明社会格局并未凝聚成型。士族的胜利并非无可置疑，他们仍旧时刻要面对挑战。
更要命的是这些士族应对挑战的能力越来越弱。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了政府的高级官职，但是士族阶层本身数量相当有限。士大夫多有姬妾，按理说几代人下来，子孙数量应该颇为庞大才对。前些时候，有位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考证说，由于多妻制，成吉思汗一个人的后代在全球就有千万之巨。这些士族子孙即便没有如此之多，但群策群力，数量亦当不少。但是很不幸，这些子孙里大多必是庶出，庶出子弟在当时极受歧视，没有资格顶门立户，可入仕途的嫡子嫡孙数量并不可观。在很小的士族人口基数上推行九品中正制度，等于在士族中取消了竞争机制。取消的结果是培植出来王徽之、王复那样的军事白痴和政治弱智。
这样一群纨绔子弟，没有在地方上扎下根，没有牢不可破的实力基础，却投身于复杂的政治冲突之中。一群被优越环境宠坏的士族，去和皇权与寒族的联盟争夺天下，结果如何不难臆测。
但是为什么那些接管士族权力的寒族没有成为新的士族？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就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拆了宫殿，再修一个”。为什么这种循环交替在士族问题上没有出现？这需要把这段历史放至更大的历史背景上考察。
汉朝是一个集权化的大帝国，随后的魏晋南北两朝却带有明显的贵族化色彩。中国历史在此有过短暂的犹疑，在集权化和贵族化两条道路间难以取舍，但中国最终又走向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此后集权倾向不断加剧，明清成为古代帝国集权的极致。反观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贵族化的封建体制绵延千年之久，给西方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士族的兴衰：光有名士风流是不够的 士族的衰落(2)
产生这种不同结果，背后自然有其原因，这些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官僚管理能力的差异。
在一个分权的、贵族化的国家里，出现一个强者并不困难，这个强者也有可能在军事上压倒其他所有的对手。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强者如何建立一个集权帝国？只在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权力也才能真正集中起来，而没有官僚组织，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军事强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他又该如何管理这个帝国呢？如果他不能向各个地方派出足够多的官吏，如果他不能考核控制这些官吏，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权力交托给某个地方贵族。他可以轮换这些贵族，也可以打击那些对他不忠的贵族，但是他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没办法真正控制这些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一定会积累属于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的离心力。
在中世纪，无论是查理曼大帝还是奥托大帝，他们都没有能力组建一个官僚组织。当时有阅读能力的人少之又少，除了一些教士，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那么，这些帝王如何用公文来监控那些地方长官呢？如何得到各地的统计数据呢？又如何选拔官吏去充任各个政府机构呢？
他做不到，即便他有千军万马也做不到。
可以想见，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政府机构弄得非常简单，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运转。如果地方上不出现叛乱、暴动之类的大事，就会交由地方长官全权处理，而地方长官的行政机构也同样简单至极。这样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又能实施多少有效的管理呢？对地方长官又能有多少控制力呢？地方长官产生离心力于是不可抗拒。
彼时中国的文化水平、经济水平、人员流动程度都大大超出了中世纪的西方，有能力实施复杂的行政管理，填充和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即便在晋朝，要选拔大量有文化、受过同样意识形态熏陶的官吏也并非难事。可以说，中国集权的能力已经存在，不过是没有条件施展开来而已。而在中世纪的西方，这种条件本身就不存在。为什么奥托大帝没能造就集权的神圣罗马帝国，而赵匡胤却能建立一个集权的宋帝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资源迥然不同。
中国皇帝们要想释放这种能力，需要做的就是用官僚替代贵族，而他们采用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科举制度。隋唐时代开始推行科举制度，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贵族统治彻底终结，皇权变得至高无上。此种趋势再也没有改变过，这绝不是巧合。
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他们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这个转变是“好”还是“坏”，实在很难回答。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士族就此消失，换来的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帝王（想想那个流着口水看着别人被剥皮的刘岩），还有和士族同样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千万官吏。一个混乱残酷的贵族时代就此消失，换来的是僵滞沉闷而且往往同样残暴的大一统帝国。
离奇荒诞的淝水之战 九十七万大军(1)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决定倾全国之力，征服东晋王朝。这个消息对于东晋政府当然是个噩耗，但是对前秦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个灾难性的消息。苻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每十个男丁抽一个的比例征发军队，而且全国的马匹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一律征发供远征军使用。
从数字上看，征发的结果是喜人的，总共凑出了九十七万军队，其中骑兵有二十七万。此外，苻坚还征募了富家子弟三万人，充当仪仗部队。
单看这些数字，远征前景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按理来说，差不多应该是有征无战。东晋全国人口估计也就是三百万至四百万左右，打仗的士兵不过十来万人。东晋军队看到这一百万人浩浩荡荡开来，应该集体吓破胆，束手就擒才对。但是战争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说明在数字背后有很多隐蔽的细节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苻坚曾经统计过前秦帝国的人口，得出的数字大约是一千六百万。去掉女人和老弱，男丁数量至多不过六百万至七百万，如果十丁抽一，是抽不出九十七万军队来的，这里面应该还有不少常备正规军。无论如何，可以料想，这个十分之一比例的征发，执行一定相当彻底。
我们光知道征发了多少人，可征的到底是谁呢？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使，比方本来你正在陕西老家，下了班坐那儿抽烟打麻将，忽然有人跑来塞给你杆大铁枪，说是要让你去江苏打仗，你一定不会欢欣鼓舞，为王前驱。所以不难猜测，有点手段和关系的人一定会尽量避免被算到那十分之一里去。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进行举国征兵以做大规模战争之用。二百多年之后，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即现在的朝鲜）就征发了一百多万军队和更多的运夫。
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也曾大规模征军。秦皇汉武征军都是优先考虑以下几种人：失足干部、流亡者、倒插门的女婿、做生意的小老板、转业的小老板、小老板的儿子、小老板的孙子，称为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很明显，这些都是社会的下层人士，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弱势群体。
当时是农业社会，被征发的人平时多半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一般都是握惯锄头而不是枪杆的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忽然拿上大刀长矛，要去杀人，这自然带来了很多问题。孔子曾说：“以不教民而战，是谓弃之。”意思就是让没经过训练的民众去打仗，无疑是送死。但是中国千百年来，多是用这种民众来打仗。
没有经验的士兵，置身在战场上往往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精神高度紧张，无法控制情绪。历史上有无数的军队莫名其妙地瓦解，多半就是这种新兵过于紧张造成的。当然，领导一般会安排不少大刀队来督战，看哪个士兵想逃跑就上去给一刀。但是这种督战队也不是总有效，如果惊恐在军队中雪崩似的扩散，那是什么大刀队都挡不住的，那些士兵就像一群炸了窝的野马，谁敢阻挡，通通踩死。历史上无数大将都死于自己士兵的脚下。
中国历史上，一说到战争结局，往往都是某某方溃败。这个“溃”说明了很大问题：很多战争不是大家血拼到底、体力不支才告败退，而是刚有吃紧或者还没来得及吃紧，士兵就一哄而散。逃跑路上被人追上杀死的，往往大大多于作战身亡的。
战争总是血腥残酷的，不要说习惯交粮纳税的本分农民，就是普通军官也很容易惊慌失措。东晋王朝的将军司马流，在参战之前就异常惊恐，以至于吃烤肉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嘴在哪儿，结果打仗的时候被杀身亡。普通士兵内心的恐惧就更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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