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此时，朱仲丽才后悔自己真不该去毛泽东那里说那些没用的话，便喃喃自语：
“那只好求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他平安无事了。”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登机飞赴重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到中国的大城市去。
是日，阳光明媚，整个延安城万人空巷，机场上人山人海，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都纷纷拥向机场为他们敬爱的领袖送行。
毛泽东在延安机场向欢送的军民挥帽告别
毛泽东敏捷地登上舱梯，站往舱门口，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送行军民致意。那顶灰白色的有边沿的西式帽，紧紧地抓住了每一位送行者的心。
在一片欢呼声中，满载着亿万中国人民祈盼和平的美好心愿的飞机腾空而起，径直向重庆飞去，去进行一场新的形势下的新的政治斗争。
朱仲丽站在送别的队伍中，眼里充满了担心和忧虑，也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心中在不断地祈祷：
“祝愿谈判胜利，祝主席身体健康，平安回家……”
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三天，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可谓惊心动魄的四十三天。
毛泽东履险如夷，把重庆当作展现其雄才大略和人格魅力的舞台，一面同蒋介石进行紧张的谈判，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抓紧时间会见在渝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出席各种座谈会和宴会，向世人展现了他善于捕捉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把军事斗争与谈判斗争完美结合起来的高超斗争艺术。
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与战场上的斗争相配合的。正当国共双方代表团在谈判桌前进行唇枪舌剑的斗争时，国共两军则在华北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大打出手了。
原来，蒋介石见在谈判桌上没有让中共屈服，便想在战场上占得先机，并以此向中共大施淫威。
9月17日，蒋介石密令重新印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同时密令各部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此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部集中了13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晋东南的上党地区。
面对蒋介石杀气腾腾的攻势，毛泽东胸有成竹，对蒋介石的这招棋早有准备。萧劲光曾回忆道：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线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自然心领神会，率部发起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解放区的国民党军35万余人，击毙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虏第19军军长史泽波。
果然不出毛泽东的所料，在战场上屡遭重击的蒋介石，不得不收敛起嚣张的气焰，乖乖地回到了谈判桌前。
经过四十三天的商谈，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十协定》。
10月11日，毛泽东胜利返回延安。
当天，朱仲丽兴奋地跑去见毛泽东。
“主席，你平安回来了，祝贺谈判取得胜利！我向你检讨，当初，我不该说那些话。”
“你看，我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像你这样感情用事的人不止一个，没什么错。我一到重庆，就去拜访许多名人和老熟人，阐明我党的政策，宣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争取了中间派，扩大了革命的统一战线。”
重庆谈判取得胜利，毛泽东的心情也格外好。
当朱仲丽对他去重庆时戴的盔式帽赞不绝口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是好看，就像一个戴了钢盔的大硕士，像文又像武。”
屋里响起了毛泽东那爽朗地笑声。然后，他又诙谐地说：
“其实不好看，只是那顶帽子能够改变我的头型，高额和长发可以遮盖，变了个样，免得特务发现我，绑我的架。”
所有在场的人都禁不住笑弯了腰……
“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你要少抽烟，多睡觉，中国…
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只是把和谈当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手段。
1945年10月13日，也就是《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所以，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
为贯彻国共双方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并专门派出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调处”内战。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止内战的协定。根据停战协定，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并在北平设立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
由于王稼祥长期主持军委工作，同时对国民党军事历史情况及目前状况很熟悉，毛泽东知人善任，亲自提议任命王稼祥为“三人小组”的中共顾问。
“你是一个军事家，党内的军事状况你很熟悉，你以顾问的身份到北平作‘三人小组’的我方顾问正适合，你的身体也可趁此在北平的大医院作检查和治疗。”
办公室里，毛泽东诚恳地对王稼祥说。
“主席，我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王稼祥欣然接受。
“把仲丽也带去吧，一方面可以照顾你，另一方面还可为别的同志看看病。看来时局不妙，可能全面进入战争，你们夫妻最好在一块。”
毛泽东考虑地非常周全。
“谢谢主席总是照顾我们。仲丽听了一定会感激你的关心，希望主席多注意休息。”
能与爱妻一同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王稼祥心里自然十分高兴。
“主席，我好想你！”
听到消息后，朱仲丽马上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做临行前的道别。
“是真的好想我？”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笑着说。
“稼祥的肠胃伤口发病了，已经有七年没有发过病，我好着急。‘七大’他没有选上中央委员，我倒不在乎。你的一篇讲话，我听说了，对稼祥一生有全面的看法，使我十分感动。”
朱仲丽话中所提的王稼祥“七大”落选一事是这样的。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这次大会是在德、意、日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日益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举行的。
1945年4～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延安举行。图为大会会场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出乎毛泽东的意料，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竟然落选。原来，王稼祥因在中央苏区时执行了王明、博古领导的党中央的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而受到少数与会代表的不满和攻击，致使大多数代表对王稼祥产生了误解。
第二天，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指出：王稼祥虽然以前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建有功劳的，并当场列举了他的三大功劳。
最后，毛泽东诚恳地说：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王稼祥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经毛泽东一番开诚布公的讲话，代表们对王稼祥有了充分的了解。王稼祥顺利地以全票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听了朱仲丽的话，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认真地说：
“他是一个好同志嘛！在工作上坚持原则，难免有同志心胸狭窄，对他有意见。”
“主席！我很快就要和稼祥动身到蒋管区北平军调处去工作了，不知何时能见面啦！”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有些忧心地说：
“军调处的谈判，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的心不死，我们趁此机会也想喘口气，调动调动部队应付他们的进攻，全中国必须解放！”
见毛泽东不停地吸烟，桌上烟灰缸里早已堆满了烟蒂，朱仲丽便劝道：
“毛主席！你要少抽烟，多睡觉，中国人民需要你来领导，身体要紧啊！”
“仗是会打赢的，因为我们有群众的支持和战斗力旺盛的部队。烟是不会戒的，因为不抽烟就不会有灵活的脑细胞……”
毛泽东一边说笑着，一边又抽了一口烟。
“主席！你错了，你忘了我是一个大学毕业出来的医生。烟，只会使脑细胞迟钝的……”
朱仲丽十分严肃地说。
“你这个医生又来给我做思想工作了，我就是一根也不减少。”
朱仲丽知道一时半会儿也劝不动毛泽东，便笑道：
“等将来再说吧！主席，我们就要飞北平了，请您保重！”
朱仲丽恋恋不舍地与毛泽东道别，陪同王稼祥离开了延安，奔赴新的革命工作岗位。
1946年春，朱仲丽随王稼祥到达北平军调处。期间，王稼祥到当时的“中和医院”检查身体。
“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及第五执行组人员在
张家口市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前合影
谁知，医生极不负责任，在给王稼祥做X光透视时，射线用量过多，烧伤了王稼祥后肠胃脊的皮肤。不几天，皮肤就溃烂如铜币大，王稼祥被折磨得疼痛难忍。
毛泽东知道后，电令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立即送王稼祥到张家口陆军医院治疗，那里当时还是解放区，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下。随后，毛泽东放心不下王稼祥的病情，专门派著名外科医生周泽昭从延安赶赴张家口为王稼祥诊治。
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实在令王稼祥、朱仲丽夫妇感激万分。
然而，王稼祥的病情仍旧不见好转。他的情绪也一天一天地消沉下去，时常对朱仲丽痛心地说：
“我是一个病躯，不能为党工作，反而给党增加负担……”
朱仲丽认为就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思来想去，只好请求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意送王稼祥去医疗条件更好的苏联治病。
于是，朱仲丽背着王稼祥拟了一个电稿交给聂荣臻司令员，请他用密码发至延安党中央、毛主席。
电报内容如下：
毛主席：
稼祥的烧伤治不好，他疼痛难忍，十分消沉。我在他身边责任甚大，特报告党中央，是否有其他办法医治。
朱仲丽
没过多久，聂荣臻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他立即高兴地给王稼祥和朱仲丽看。
电报全文如下：
聂并转稼祥同志：
关于派机接稼祥赴苏治病，自我方交涉后，彼方考虑已久，初则顾虑国际环境，要稼祥夫妇去外蒙登机，但现在已无此种顾虑，决定派机直飞张家口。因此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即可告远方派机来接。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王稼祥看完电文后，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既决定我到莫斯科治病，我愿意去。”
“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朱仲丽动情地说：“一定要把…
1946年8月，王稼祥和朱仲丽飞抵苏联莫斯科。几天后，王稼祥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在苏联医务人员的治疗下，王稼祥很快痊愈出院，住进了位于莫斯科市区繁华的高尔基街“柳克斯”旅馆内。
在此期间，当时在莫斯科读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来看望王稼祥。其中有毛泽东与杨开慧烈士的儿子毛岸青、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张大保、蔡和森烈士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转转、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莉等。
这些红色后代是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由国内辗转来到苏联学习的。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对国内情况已经很不了解，有的甚至只懂俄文，不识中文，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了。如今，他们都已经陆续长大成人，迫切地需要了解祖国的情况。对于王稼祥、朱仲丽这些来自祖国的亲人，他们感到格外亲切。
王稼祥、朱仲丽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喜爱他们，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困难，适当改善其伙食，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和专业知识，以便将来回国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在谈话中，王稼祥、朱仲丽意外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以及他们的女儿娇娇（李敏）正在苏联，而且贺子珍被关在莫斯科郊外的精神病院里，陷入了精神上无比痛苦、生活上极端困难的境地。
贺子珍，是一位老革命家，早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结为战斗伴侣，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战争岁月。长征途中她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体内留下了十多块敌人的弹片。1937年，她怀着孕离开毛泽东到苏联治病。在苏联，贺子珍生下一个男孩，但不久这个孩子却不幸因肺炎死去……这一连串不幸事件和沉重的打击，大大加重了贺子珍的伤病，也使其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在治病期间，贺子珍因语言不通，与苏方人员产生了种种误解，结果被苏联医生错误地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强迫她住进了精神病院。
毛泽东与女儿李敏（娇娇）在一起
王稼祥和朱仲丽都认为让贺子珍这样一位老同志长期孤身寄居国外，甚至被关在疯人院里，是很不合适的。两人经认真商议，王稼祥通过苏方联络人员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让贺子珍到莫斯科诊治，如果没有精神病症状，就应该送她回国。
谁知一周后，苏方又通过联络员给了王稼祥、朱仲丽一个完全是外交辞令的否定答复：
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王稼祥随即与苏方磋商，提出朱仲丽以医生身份，需要查看一下贺子珍的病情，并且要看望娇娇，为方便起见，还是请苏方将贺子珍母女送到莫斯科。
然而十天后，苏联的联络员依旧带来一个毫无结果的答复。
王稼祥一下子收起了往日的谦和笑容，非常严肃地用流利的俄语直接对联络员说：
“请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再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我们有权利代表我们的党，看望自己的老同志贺子珍。如果她确实病情严重，我们将请示国内，是否将她继续留在苏联治疗，或是将她接回祖国，我们已经解放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那里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完全可以让她得到较好的治疗。如果她病情不重甚至没病，你们就更没有理由把她长期关在疯人院内！请你们的上级重新考虑我们的郑重要求。”
朱仲丽也以医生的身份，坚持提出要看望贺子珍母女的要求。
最后，苏方不得不派人将贺子珍母女送到莫斯科。
许多年后，朱仲丽满怀深情地回忆在莫斯科见到贺子珍母女时的那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
贺大姐与王稼祥是老战友、老相识，我对大姐也久已闻名，一见如故。这次会见使我们大家都激动万分。
我们细心地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贺子珍。她身材消瘦，戴着一顶法国式的圆形无边帽，遮盖着那被剃光了的头部（苏联的精神病院有一条规定，所有患者不分男女都要剃光头）。上身穿着黑灰色薄呢子西装短衣，下面穿着一条黑裙子，一双半高跟的圆头皮鞋。令我们稍感安慰的是，贺子珍虽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悲痛，受到如此严重的磨难，但她的容貌依然如初，神态安详沉着。见到我们后，她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和高兴，稍事停顿，便激动地说：“你们好！我几年没怎么说话了，中国话更是没机会说，现在说起话来，口齿都不顺。”
我们发现，贺子珍是一个神智非常清楚的正常人，根本没有什么“精神分裂症”，只是由于情绪上的苦闷不堪而形成一种忧郁症状，加之苏联有关人员的简单粗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她送进精神病院，一关就是七八年，直到苏德战争结束，一直无人过问，使她受尽了精神折磨，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次突然脱出牢笼，又见到亲人似的战友，真是如入梦境，百感交集。
在她的情绪得到安定之后，才慢慢地向我们诉说了几年来的伤心事，我们也尽力抚慰她。随后我又仔细地查看了她的病情，完全否定了原来对她作的“精神分裂”的错误诊断。我们征询贺子珍今后打算怎么办，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回国去！”情况摸清后，王稼祥向苏方正式提出：贺子珍不宜再回精神病院，应该暂时留在莫斯科，等待国内指示，决定她的去留问题。她的女儿当然地要留在自己母亲身边，并随同母亲去留。
在把贺子珍母女安顿好后，王稼祥对朱仲丽说：
“我们必须把贺大姐带回祖国，无论是出于一个革命战友的阶级感情，还是考虑到她和孩子的境遇，必然关联到毛泽东同志，我们有责任为中央处理好这件事！”
朱仲丽当即表示完全理解丈夫的做法，坚定地说：
“是不能再让她这么受苦了，一定要把她们母女接回去。她到底是毛主席的前妻啊！”
为了稳妥起见，王稼祥当即致电毛泽东，把贺子珍母女的情况详细地进行了报告，并请示是否将她们母女带回国内。
不久，毛泽东亲自复电：
同意回国。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46年秋，王稼祥、朱仲丽夫妇陪同贺子珍、毛岸青和娇娇，由东北入境，到达哈尔滨。
贺子珍母女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一直思恋的祖国，结束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在国外的流浪生活。
到达哈尔滨后，王稼祥即通过东北局向中央报告：
我已恢复健康返回祖国，并等待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中央复电指示王稼祥留在哈尔滨，并任命他为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后又兼任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就这样，王稼祥、朱仲丽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再也没有回到延安去。
“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 西柏坡，朱仲丽又见到毛泽…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的最后阶段。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人民解放军已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工作重点。国民党军精锐损失殆尽，穷途末路的蒋家王朝如风中残烛，摇摇欲坠。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写下“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神伤地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
初春的一天，王稼祥接到中央指示：
立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接到命令后，王稼祥用商量地口吻对朱仲丽说：
“这一次党中央会议，是全国胜利前夕的重要会议，将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许多方针政策、人事问题，都必须做出适当的安排。到西柏坡之后，我的工作很可能重新安排，回东北局工作的可能性不大，你还是辞去这里的工作，和我一块儿上路。”
当时，朱仲丽刚刚由哈尔滨调到沈阳市卫生部工作，因患感冒还没有正式上班。听王稼祥说得有理，朱仲丽便辞去了沈阳的工作，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坐上火车到天津，然后换车到石家庄，又从石家庄乘
汽车到西柏坡。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月初的一天，西柏坡。
时隔三年后，朱仲丽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一时激动得不知话从何出口。
毛泽东微笑着上下打量着王稼祥说：
“看你这个外表，比三年前在延安时，脸色红润……”
“谢谢主席，我相信自己的身体不会再垮下去了。”
“那就好。你在东北局管理城市工作有成绩。”毛泽东吸了口烟，满意地望着王稼祥。
朱仲丽在回忆录中写道：
后来，在中央机关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对我说，东北局的同志已经向他反映了王稼祥在哈尔滨城市工作中的主张和做法。他认为王稼祥所实行的哈尔滨市的建设和管理方针，是符合中央的政策的，无论在方向路线还是在方式方法上，都是与二中全会提出的精神相一致的。
老战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王稼祥向毛泽东谈了他对目前形势的分析，最后由衷地说：
“三年的解放战争，是运用了主席的战略战术，才如此神速，获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一次蒋介石当了大笨蛋，真是反动到底，总以为有美国作后台老板，可以为所欲为，最后落得个单人匹马跑到浙江老家……当初，我们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打内战，他不接受。”
王稼祥点点头，说：
“主席，是的，我党尽了最大的力量来避免打内战，你亲自到重庆谈判。可蒋介石太反动，硬要打。他要打，我们也不能不还手，这一次一定要追击到底，叫他一兵一卒不留，以免后患。”
毛泽东举起右手，用力地一挥，坚定地说：
“中央也看到这一点，各个战场不能姑息，要彻底打倒反动派，取得全国胜利。”
朱仲丽坐在一旁认真地听这两位老战友兴致勃勃地交谈，这时也笑着插话道：
“主席，三年不见你了，你越发健壮了。”
“是呀！这肚皮像鼓一样，越打胜仗越高兴。”
毛泽东用手夸张地拍了一下肚子，接着满怀深情地说：
“如果你爸爸还健在，就是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了。”
正在这时，江青走了进来。她礼貌地与客人互相道好后，就笑着说：
“听说仲丽在哈尔滨当了医院的院长，还到了一趟苏联？”
“是的。”
毛泽东突然问王稼祥：
“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朝定都于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353
西安、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261
南京、北京，我们呢？”
王稼祥沉思片刻，说：
“依我看，是不是定在北平？”
“说说你的理由？”毛泽东一下子来了兴趣。
“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又偏西了一点儿。”
“嗯，言之有理。”毛泽东笑着点点头。
见天色不早，王稼祥起身告辞。
“主席，请休息。”
朱仲丽也跟着站起来。这时，她突然又想起件事，忙说：
“主席，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岸青，而且常在一块儿吃饭。”
毛泽东略感吃惊，关切地问：
“啊！他长得怎样了？读书好吗？”
“长的真像你啊！又高又大。学习也不错。……还有，我在莫斯科见到了贺子珍同志和娇娇。她们已回到东北哈尔滨了。”
“她的身体怎么样了？”
“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长得很可爱，真像你，只是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
“嗯！嗯！”毛泽东频频点头。
江青一直注意地听着，这时插话道：
“将来，我也可以带娇娇。放在她妈妈身边，只怕教养不好。不过……仲丽，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何必今天又重提？”
朱仲丽心里清楚，江青对她非常不满意，只是碍于毛主席在跟前才没有过多表露出来。想到这里，朱仲丽为自己的失言有些后悔，便赶紧告辞。
事后，朱仲丽十分懊悔地对王稼祥说：
“唉，我真不应该当着江青的面提贺子珍的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以后党的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向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且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
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乘车离开了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朱仲丽也随王稼祥一起乘车前往北平。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迁移，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举行南昌起义以来，经过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开始从农村转入城市，向着北平——未来的新中国的首都前进了。
出发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
“今天是进京‘赶考’嘛。”
周恩来笑着说：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说：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整齐的车队迎着朝霞，在大路上浩浩荡荡地奔驰。一望无际的田野，到处洋溢着春意。车上的每一个人，脸上都充满着胜利的喜悦。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