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曾国藩认为，道德层面的凝聚力对湘军建设无疑更为关键。他着力推广《要齐心》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
富者狠心不怜贫，不肯周济半毫分。
贫者居心更难说，但愿世界遭抢劫。
各怀私心说长短，彼此有事不相管。
纵然亲戚与本家，也是丢开不管他。
这等风俗实不好，城隍土地都烦恼。
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
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
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
一家有事闻锣声，家家向前作救兵。
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贫家饥寒实可怜，富家量力略周旋。
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
个个齐心约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
若有一人心不诚，举头三尺有神明。
军纪严明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极为关键，曾国藩何尝不知。他始终把严明纪律作为建设湘军的头等大事，大力宣讲：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陪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湘军成军后，在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仍反复告诫属下切勿扰民：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
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
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
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
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
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
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
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
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
一年两载发更长，从此不敢回家乡。
一封家信无处寄，背地落泪想爷娘。
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
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
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
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
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
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散，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
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
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
“儒生治军”之法(1)
同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相比，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可谓在更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丰富资源。从这一层面上，后人对曾氏军事思想亦发生极大的兴趣。民国时期云南督军蔡锷首倡反对袁世凯之护国运动，便以曾国藩为师资，自谓取法曾国藩、胡林翼之事功，乃发扬曾氏军事思想遗产的具体表现。蔡锷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可谓曾氏军事思想之集大成。
曾国藩首先提出何谓“将材”。将材应是忠义血性之人，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他认为将材应具备四项基本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此一要求不外乎“公”、“明”、“勤”三字。将领只有公正、严明，士兵才会心悦诚服，为其所用。勤，则指的是对营务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心中有数。第二要“不怕死”。将领不怕死，临阵当先，士兵才能上行下效，死力效命。第三要“不急名利”。将领好大喜功，追名逐利，其表现为“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以致兵怨沸腾，无法治军。第四要“能耐受辛苦”。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短乏，久用则散，这样的人不宜为将。曾国藩认为，为将者此四项缺一不可。“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
将材有所谓“体”、“用”之分。将材之体在于“得士卒之心”。曾国藩指出，古代名将得军心之手段，往往靠钱财之外的精神魅力。近代则不然：“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好的统领营官应备两端：一为真心实肠，服从上司；二为精打细算：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湘军初期名将王鑫虽精明能干，然始终不依从主帅曾国藩，过于自负，曾氏谓之“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古人称将材之用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西方人论将则曰“天才”，强调“天所特赋之智与勇”。曾氏则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曾国藩本一介书生，于带兵统将之事毫不相干；最终能够削平大难、建立事功，靠的便是“良心血性”。
其次，曾国藩提出识人用才之道。曾氏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别。人才并非天生得来，而“以陶冶而成”，且随时有转移可能，故识人不可眼光太高，动辄谓无人可用。访求人才之道，乃“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以曾氏用人经验，人才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重的人才，“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不足在于缺乏生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重的人才，“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不足在于“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曾氏培养人才，在“劳苦忍辱”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用才之道在于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显其所长。
第三，曾国藩以儒生治军，终成大业，靠的便是“尚志”、“诚实”和“勇毅”。曾氏认为，辨别人才之高下，首先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他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举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之人。这样的人却最易埋没，“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贪婪退缩的庸俗之辈，却往往“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那么如何培养高尚独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讲，“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尚志”切忌“喜誉恶毁之心”，即“患得患失之心”，“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总之，“尚志”之目的在于“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亦为“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治军亦推重“诚实”。他强调做人要光明磊落。“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诚实”于治军颇为关键。“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湘军中尽用儒生，亦不乏武将，曾国藩对二者的团结尤其注意，教之以一个“诚”字：“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曾国藩专用诚实质朴之人，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因此，“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质，有其质而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他主张任用诚实之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认为治军尤要做到“勇毅”，不可轻易夺其志。“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踰，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选拔人才亦如此，“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曾国藩回顾当年艰难困顿于湖南江西之际，“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在此期间，曾国藩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坚定意志，“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治军尤其如此。“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曾国藩将治军比作行船，云：“如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
第四，曾国藩强调治军须张弛有道，既做到严明、公明，又要仁爱、勤劳。“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治军必须严明。曾国藩认为近世以来，治军者往往“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不难，贵在执行。曾国藩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的道理，“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做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公明，指的是公正光明。曾国藩认为历史上举凡大乱之世，往往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最后灾害来临。他把将帅比作店铺伙计，“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曾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下功以为己功乎？”曾氏将其改为：“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乎？”他指出“明”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二是精明，“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理想境界乃是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然要真正做到颇为艰难。“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苟，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曾国藩提倡治军要有“公心”。他阐述道：“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用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他进而认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曾国藩乃理学名臣，自然提出以“仁”治军思想，但“仁”要以“礼”为约束。“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弟子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漫，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
曾国藩一生勤奋，治军亦然。早在其做京官时便养成“多勤少食”的习惯，“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他强调，“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第五，曾国藩指出军队要内部团结，具有凝聚力。他总结道：“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内讧分裂，危害尤甚。“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龌龊，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
第六，曾国藩的“兵机”、“战守”思想。曾氏“兵机”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练兵须“简练慎出”，军队“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有一次，曾国藩因战事吃紧，需从湖北招兵东下，他便提出：“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然湖北新募之军仓促起行，“人尽乌何，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这样的军队纵能速达，又何堪一战，无异于送死。因此曾国藩令其继续编练，直至打造成“战舰二百号，又补以民船载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的可战之师，次年再行前来，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直方家一哂”。其次是哀兵必胜，“兵事宜惨戚，不宜欢欣”。“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素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第三是要保全士气。曾国藩认为，战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勇气的较量，“大约用兵无他妙巧，长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历史上不乏气盈则胜，气虚则败的战例。“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阳，气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下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曾国藩的自身体验亦证明如此：“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总之，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诸如“孤单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等，都是瓦解士气的因素，也是用兵大忌。
曾国藩的“战守”之法则是其军事经验的总结。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杜。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做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动，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合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占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
第四章为官
“清正廉洁”为律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清季官场的真实写照。曾国藩身逢残败末世，位居一品，却能在腐败丑恶的官场中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殊为不易，可谓实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志。
曾国藩的起居生活非常俭朴。穿衣方面，曾国藩平素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着绸帛。一件天青缎马褂是曾国藩最好的衣服。这件衣服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旁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道：“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每晚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吃饭上，曾国藩亦不讲究，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曾国藩吃饭简单，每食仅菜一品，谐称之为“一品宰相”。为提倡节俭，教育家人，曾国藩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从居住方面看，曾国藩反对大兴土木，在家乡修建巨宅。曾氏湘乡旧宅已有百余年历史，曾门兄弟发达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865年，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曾国藩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九弟“奢靡若此”，新房入住则易，搬出却难，此种作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以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一怒之下，他发誓绝不踏进新宅半步。曾国藩每次回乡都住旧宅，平生从未进过新屋。曾国藩还反对家中购置私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恶习，誓不为之。”咸丰五年，欧阳夫人在衡阳娘家私自买田置地，曾国藩知晓后立即将土地转让出去，并在家信中表达了反对置田的态度。
曾国藩生活简朴，源于他出自亦耕亦读的农民家庭，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将林父家训中“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由儿任之”的名联略作改动，变为曾氏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成名后，继承父亲的治家经验，亦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曾国藩为官的过人之处一方面来自个人品高清廉，另一方面来自勤于任事。曾国藩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曾国藩不回乡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国藩归结不能归省有“三难”：“现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所谓“三难”，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前两难犯愁的是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大学士年薪不过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如此低廉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雍正、乾隆两帝致力惩贪，推出地方官“养廉银”和京官“恩俸”、“双俸”制度。“养廉银”制即“耗羡归公”，此项数目巨大，可谓开高薪养廉之滥觞，一般来讲，督抚一级的地方最高长官养廉银超出正俸近一百倍，最低一级的知县亦超出正俸几十倍。相比之下，京官则要低许多。“恩俸”只发给“六部堂官”，即各部尚书和侍郎。“双俸”发给大学士、“六部堂官”双俸双米，其余京官双俸单米。“正俸”、“双俸”之外，京官的合法收入还有差事和科考、捐纳的“印结费”。然京官若想过富足生活，便得索收地方官的礼物银钱，如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等。可见，清代官员想要保持清廉的操守着实不易。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勤政自律”为法(1)
曾国藩为官要诀，在乎一“勤”字。曾国藩早年戎马，书生治军，全靠一“勤”字诀。“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曾国藩认为，为官者应有五勤，“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
“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纵观曾氏一生，“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是对其最好的评价。曾国藩办事认真，心思缜密，后期更是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他仅活了六十一岁，这与其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有很大关系。曾国藩晚年右目失明，仍不愿假手他人，坚持亲手批阅公文，递折奏事。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临死前一天才罢笔，而此前的一周他已深受病痛折磨，舌头僵硬，口不能语。
曾国藩以“勤”为生命之快乐体验，指出“习劳则神钦”。“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干；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为把“勤”字诀传之后人，曾国藩将居住之所命名为“八本堂”，教育后人要戒骄戒惰。这八句话是：
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曾国藩教导子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多次提到：“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可忘竹山凹施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什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声誉鹊起，成为其时第一名臣，连同治帝都不得不承认：“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此种形势下，曾国藩益求自律，遵从一“谨”字。平定金陵后，湘军军纪大坏。加之曾国藩功高震主，遭清廷猜忌。咸丰曾下旨，取金陵者封王位，但等曾氏兄弟攻取金陵后，只得到侯爵封赏。曾国藩审时度势，果断下令裁撤湘军。湘军裁撤后，许多士兵加入秘密会社哥老会。湘乡乃湘军首倡之处，哥老会成员也众多。曾国藩兄弟发达后，他十分忧虑家人骄横，屡次写信回家，告诫族人万不可依仗权势，横行乡里。但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在家中主事的是他的四弟曾国潢。曾国潢藉大哥、九弟威望，对镇压哥老会“会匪”一事颇为热心。保护地方本无可厚非，然曾国潢往往借剿匪之名打击异己，将平素“憎恶”之人以“匪徒”名义交官治罪。湘乡县令熊某哪敢得罪，曾国潢交代的事他一一照办。有一次曾国潢送来五十余人，要求全部杀头，熊某只好依从。熊某笃信佛学，不忍心杀人，故每次见到曾国潢时都垂泪不已。有人问他何故，他答曰：“曾四爷又要藉我的手杀人了！”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未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十六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皆以曾氏族人为恨。咸丰七年，曾国藩因父亲亡故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曾国潢杀人逞凶、遭民怨恨之事。曾国藩怒不可遏，本想狠狠教训四弟一番。然而他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四弟照料，且父亲尸骨未寒，甫一回家便责骂四弟，未免不妥。这天中午，他向夫人要了一锥子，等曾国潢睡午觉时，曾国藩用锥猛刺四弟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至今湘乡的老年人提起曾国潢，仍对其做的善事津津乐道。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表弟江庆从家乡赶来，希望能在城里谋份差事，以免乡间劳作之苦。江庆是曾国藩五舅独子，五舅对他可说是恩重如山。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缺少路费，五舅将自家耕牛变卖，为其凑足盘缠，才有了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况且曾国藩乃爱才之人，于情于理都应留下江庆。曾国藩将表弟安排在身边，交办一些上传下达的闲散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曾国藩发现表弟尽管能力平庸，但办事认真，尚属可造之材。但不久曾国藩改变了主意，他发觉江庆在熟悉情况后开始飘飘然，其偏狭怠懒的弱点渐渐开始暴露。江庆经常打着总督表弟的旗号，在其他幕僚面前指手画脚，搬弄是非，造成很坏的影响。曾国藩与江庆同桌吃饭时，总是咬去米饭中未脱尽的谷壳，将里面的米嚼碎咽下，江庆则不然，直接挑出谷粒扔掉。曾国藩觉得表弟本为农家子弟，却尽沾染些游惰之气，不宜继续留在幕府。曾国藩亲自手书一联，告诫表弟“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送他作为置业本钱，将他打发回家了。
“整顿吏治”为方(1)
曾国藩身逢乱世，对当时吏治腐败有着深刻感受。他虽以平定内乱起家，却始终认为太平天国起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吏治不清。“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内乱结束后，两江总督曾国藩明确提出，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内乱迟早会再次发生。曾国藩的吏治思想，主要体现为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制定的《劝诫浅语》。这成为后世为政者取法借鉴曾国藩政治资源的经典文本。
劝诫州县四条
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好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劝诫委员四条
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
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忱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偾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
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经管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袒，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前他便听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甫一上任，他就采取一系列刚猛措施，“严立法禁，违者重罚”，着手整顿吏治，清理讼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国藩先后参劾知府、知县十一名，直隶政坛为之震动。五个月后，曾国藩又参革劣员八名。这些官员，皆为“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之辈，劣迹斑斑。裁汰劣员的同时，曾国藩极力保荐贤官廉吏十九人。不足半年，直隶吏治状况大为改观。
曾国藩直督任上整顿吏治的另一件事为清理讼案。他上任十个月，直隶审结登出旧案12074起、新案28121宗，积案基本得以澄清。曾国藩亲定《直隶清讼事宜十条》，规定：
一、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
二、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
三、州县官亲自过问，“不得尽信幕友门丁”；
四、禁止滥传滥押；
五、禁止书差索费；
六、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
七、严治盗贼，以弭隐患；
八、久悬未结之案“核明登出”；
九、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
十、奖励人才，变易风俗。
“用人之道”为要(1)
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关键在于知人善用。其“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曾国藩能够成就事功，贤才云集是一决定性因素。他的对手石达开对此深为折服，认为曾国藩“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左宗棠自视甚高，以当世诸葛亮自居，自号“老亮”，尤不服气曾国藩，然论及识人用人，亦不得不承认：“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有人评价说：“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俱’为勇，以‘戒惧’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言虽诙谐，却切中曾国藩成功之要害。
曾国藩认为，全才应德才兼备。“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若德才难以兼备，曾国藩更强调“德”，宁用有德无才，而不用有才无德之人。
曾国藩有知人之明。平素其为人威重，目光敏锐，见客时不喜多说，善于观察他人一言一行。客人走后，曾国藩用心记其优劣，随时备为采选之才。他第一次见江忠源后评价道：“此人气度不凡，忠义血性，必以节烈死。”果然，江忠源任安徽巡抚时在庐州被陈玉成的太平军击毙。曾国藩好友郭嵩焘云：曾氏“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高下与其人之贤否。公识量恢宏，望而知其伟人生平，取舍是非，求信诸心，一言一事研核无遗，尤务规其大而见其远”。
曾国藩以八字总结用人之道，“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他新到一地，首先遍贴告示，访求人才。如第一次出师湖南，他发布的檄文主要涉及招揽本地英才，“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北上督师剿捻时，他又发布“寻访英贤”帖，写道：“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
曾国藩认为，得到人才首先须礼贤下士。“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湘军名将塔齐布本为一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但他练兵认真，黎明即起，后得到曾氏大力提拔。其次要因材而用，不拘一格。“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在上者提倡之则有，漠视之则无”。第三是唯贤是举。曾国藩有识人本领，但并非仅凭面相，如早期湘军第二号人物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却被他称为奇才。
曾国藩并未将延揽之才放任自留，而是时刻勤加督导。李鸿章便是一例。李鸿章办团兵败后投到曾国藩门下担任幕僚。曾国藩有黎明议事、同吃早饭的习惯。李鸿章是江淮人，不习惯湘菜口味，且不愿早起，坚持一段时间后就不想去了。有一天，他以头痛为由，向曾国藩请假。曾国藩不准，命差人去请，李鸿章睡意阑珊，不愿起床。一会儿，差人又来，对李鸿章说：“曾帅还在等你，一直等到大家聚齐才开饭！”李鸿章无奈，“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见到他，一言不发，阴沉着脸低头吃饭。食毕，曾国藩正色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从此，李鸿章改掉了睡懒觉的毛病。
曾国藩勤于身教使幕僚们受益匪浅。吴汝纶回顾自己在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的日子，慨然曰：“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人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人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自琢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曰：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与否，亦于是焉殊矣。”
曾国藩对人才要求严格，决不姑息。李元度是曾国藩很赏识的人才。靖港战败，曾国藩投水自尽便靠了李元度在旁解救，算得上救命恩人。有一次，曾国藩派李元度驻防徽州，临行前特地交代切不可轻易出兵。然李元度到徽州后却轻易进兵，结果全军覆灭。曾国藩不顾师生情面，将李元度严参革职。
曾国藩对勤勉有识之员则极力举荐，恩恤有加。名将李续宜死殁，曾国藩心痛万分，手书挽联：
我悲难弟，公哭难兄，旧事说三河，真诚万古伤情地；
身病在家，心忧在国，弥留当十月，正是两淮平寇时。
李鸿章、左宗棠二人发迹均出于曾国藩的保荐：“苏浙两省，群贼纵横，安危利钝，系于巡抚一人。王有龄久受客兵挟制，难期振作，欲择接任之人，自以左宗棠最为相宜。至江苏巡抚一缺，目前实无手握重兵之人可胜此任。查道员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
曾国藩其时可谓时代翘楚，群英领袖。“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千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械等专家，无不毕集”。
薛福成将曾氏培养之才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画者”；第二类为“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第三类为“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第四类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
容闳是第一批自费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学业完成后，他决心回国实现抱负。1860年，容闳来到天京，拜会了在太平天国主政的干王洪仁玕。他向洪仁玕提出施政七策，内容包括改练新军、实行新政、设立银行、改制学校等。洪仁玕曾在香港多年，对西方的风俗制度有一定了解，故对容闳之策颇感兴趣。不久，洪仁玕差人告知，他的建议太平天国无法采纳。容闳乘兴而来，扫兴而归。离开天京后他决心投身商务，以商兴国。这时他接到曾国藩的邀请，希望能到安庆军营面谈。曾国藩与容闳一见如故，对其提出的采买外国设备以兴办机器制造厂等建议欣然接受，且当即委容闳以重任，由他负责操办。曾国藩又在容闳的建议下，促成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认为“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此事不难看出，曾胜洪败之历史结局绝非偶然。
垂暮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举朝震惊。清廷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恩赐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
曾国藩小时候患有癣疾，类似于今天的牛皮癣，很难治愈。他在三十五岁时癣疾一度发作，奇痒难当，彻夜不得成寐。曾国藩一生勤勉，积劳成疾，五十九岁时又染上肝病，致使右目失明。1871年11月25日，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时已届花甲之年。他是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江督，心情十分不快。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他吐露心声：“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
1872年元旦，两江总督府整修一新，迎接就任不久的曾国藩。曾国藩则无心过年，心情抑郁，身体、精神状况急转直下。几天后，他与友人闲谈时忽然右脚麻木，颓然坐地。三天后，他和老友重逢，一时激动，口不能语。他似乎也对自己的死有所预感。在去世前五天的日记中，他写道：“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责，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1872年3月12日，南京城天气阴霾，下着密密的小雨。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陪同下，于总督府西花园散步。曾国藩突然感到两脚发麻，舌头僵硬，忙令曾纪泽扶他回去休息。曾纪泽将父亲扶至书房，端坐桌前。三刻钟后，曾国藩气绝身亡。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举朝震惊。清廷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恩赐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师友亦纷纷表示哀悼，挽联、祭文一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数众多，祭奠活动足足持续百天才告结束。可见曾门弟子之盛。其中，左宗棠、李鸿章和郭嵩焘题写的挽联尤为中肯，大可概括曾国藩的一生。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为我最；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郭嵩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