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大愚一代名臣：原来曾国藩
作者：张研
引子评说
引子评说曾国藩(1)
曾国藩仿佛一位神秘的历史老人，让人对其充满了兴趣与迷思。说不完，道不尽……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著名学者。
曾国藩出身农家，少年得志，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得举人，十八年高中进士，年仅二十八岁。道光二十年（1843年），得授翰林院检讨。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八年连升六品十二级。任京官期间，曾国藩广识京师有道之人，治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事起，曾国藩屡向清廷冒死献策。二年，曾国藩典试江西途中母亲病故，回乡服丧。不久，奉命在乡举办团练，即“湘勇”。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曾国藩所办湘军初具规模，与太平军转战长江中下游地区。湘军力量不断壮大，渐成对抗太平天国主力。“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成为当时汉人权位最重者。因剿灭太平天国、捻军有功，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升任武英殿大学士，得封云骑尉世职。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利，回任两江总督。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六十一岁。死后清廷追赠其太傅，谥号“文正”。
曾国藩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余年来，后人对他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誉之者赞其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毁之者称之为“汉奸”、“刽子手”。
曾国藩死后，清廷颁发上谕：“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我们从民国初年修纂的《清史稿》中，可见清廷官方对曾氏的总结与评价：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按：即戚继光）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净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才，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踏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取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李鸿章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尤其对这位同僚意志之坚毅、为人之谨慎赞赏有加，认为：“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
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何璟也对这位前任由衷敬佩，认为他的功劳大大超过了唐代名将郭子仪。
曾国藩幕僚、早期启蒙思想家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最成功之处在于育人用人之道：
“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佚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曾国藩目送江忠源曰：‘此人必名立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统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亦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
如上可见，曾国藩确为维护清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得到大多时人的赞誉。然至清末，特别是随着反清革命的不断深入，曾国藩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
革命家陈天华在其脍炙人口的反满宣传手册《猛回头》和《警世钟》里分别对曾国藩作出评说：
“列位呵！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曾国藩吗？俺想曾国藩为人也很诚实，只是为那数千年的腐败学说所误，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怜曾国藩辛苦十余年，杀了数百万同胞，仅得一个侯爵。八旗的人，绝不费力，不是亲王，就是郡王。而且才立大功，就把他兵权削了，终身未尝立朝，仅做个两江总督，处处受人的挟制，晦气不晦气！若是当日晓得我的世仇万不可不灭的，顺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汉人的，曾国藩的子孙如今尚是皇帝，湘军的统领都是元勋，岂不好的多吗？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当初曾国藩做翰林的时候，曾上过折子，说诗赋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后来出将入相的时候，倒一句都不敢说了。若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体，缘何却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呢？无非怕招满政府的忌讳，所以闭口不说，保全自己的禄位，却把那天下后世长治久安的政策，丢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然而，并非所有的革命家都认为曾国藩可恨。同盟会领袖黄兴和宋教仁对曾国藩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黄兴说：“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宋教仁称：“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识度，无忝英雄。”
护国运动主将、云南都督蔡锷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理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高度评价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攻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
又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研治中国近代史，曾国藩更是不能绕开的关键人物，因此他始终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近代史学鼻祖梁启超最早提出曾国藩之历史地位：“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清史学家萧一山首著《曾国藩传》，于代表作《清代通史》中如此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之出治湘军，挽回垂危之清室命运，保存传统之中国文化，此其经世学之本质乎？曰：是殆不然。其壮年之志，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无忝父母所生，不愧天地完人。
“视军事政治为转移风气之手段，而军事政治并非其事业之目的也。所谓‘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欲获致贤养民之功，以尽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国藩真正目的在此。
“国藩始终认为，政治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要改造社会，亦必须先改造教育。其一生事业，胥本此原则而行。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最后则用公诚道义之精神教育。”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考察了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清朝自嘉庆以后，康、乾时全盘之光辉尽湮，其势力已自造极之巅逐渐下降。而道光朝一经鸦片战争，清廷之朽弱无能毕露。洪、杨革命乃乘之而起。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国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轩茂之文章，取服一时，而成其事业，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国，致同治之中兴。虽苟延残喘，然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伟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也。
“要之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
建国初年，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史家评价为“刽子手”。其论诸如：
“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
“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吗？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冯友兰近年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曾国藩同太平天国的斗争赋予新的涵义，指出太平天国本质上是一场宗教革命。因此对曾国藩的评价问题提出不同于前述“刽子手”的看法。他认为：
“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说还是进步的。”
台湾、香港学者大多对曾国藩评价较高，认为其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苏同炳在其《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评价道：
“曾国藩在他所生存的时代中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曾国藩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伟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学不懈与终生笃实践履。他的朋辈与僚属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进德修养及负责尽职自期，所以才能团结众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难，转移风气。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说是千古以来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丰以后，人心日偷，整个国家社会都有分崩离析之危险的时候，竟然能有曾国藩这样一个节行文章俱属卓荦不凡的人出来挽救国家危亡，转移社会风气，实在可说是国家与人民的福分……”
王尔敏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固亦如常人者，而其深厚之学识修养，坚贞之志节毅力，则远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带兵日久，历经折磨，迭遭倾挤，无不逆来顺受，忍辱含垢。经过长期奋斗，终能建立大勋，功名盖世。此种坚苦贞定之毅力，实为曾氏过人之长。用于当日官场，乃最有效之适应方式。”
百余年来，史家蒋廷黻对曾氏之评价可谓最为公允详尽。他说：
“曾国藩是中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满清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史的伟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
“现在我们要指出他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很多。足证中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病。”
百年来，后人并未忘记曾国藩，对其作出形形色色的评价。近些年来，社会上更是兴起一阵“曾国藩热”。这股热潮使曾国藩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曾国藩仿佛一位神秘的历史老人，让人对其充满了兴趣与迷思。
说不完，道不尽……
第一章治家
家情(1)
曾国藩的祖籍为湖南衡阳。曾家在清初最早迁到湖南湘乡的祖先（通常称为“始迁祖”）叫作曾孟学。曾孟学六世孙曾应贞（族中称为元吉公）生了六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曾辅臣便是曾国藩的高祖。曾辅臣娶妻蒋氏（继妻刘氏），二十一岁得独子曾竟希（曾国藩曾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十五岁时故去。
嘉庆十三年（1808年），曾竟希率全家十余口迁至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白杨坪即成为曾国藩的老家。曾竟希二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族中称其号为星冈公）是他第二个儿子。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族中称其号为竹亭公），次子早卒，三子曾骥云未曾生育。
曾麟书生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四弟三妹，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国藩在湖南衡阳的祖先数百年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始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第六世上出了一个地主，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曾元吉于清康熙乾隆年间勤劳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青定塘、湘乡大界等地置有土地、室庐，人丁也相对兴旺。然同其他家庭一样，六个儿子长大后，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全都平均分给了他们。只留衡阳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按惯例，每一个儿子分得的家产与其父所留养老产业的数量大致相等或略多一点。从曾元吉所留养老产业的数量，可知其诸子分得的家产不会太多，其经济状况各自重新归于中下等农民的水平。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曾元吉去世，他身后这四十亩田，由六房子孙“岁分其租以为常”，后改为祀产。嘉庆年间，在曾元吉之曾孙曾玉屏（曾辅臣之孙、曾竟希之子、曾国藩之祖）的积极主张和活动下，曾氏族长曾尊三、曾以彰召集族人，定议拿出一年应分的四十亩田租，于圳上置田十亩作为供曾元吉清明祭祀的公产。翌年，曾氏宗族又将曾元吉留下的靛塘湾四十亩田也“永为公祀田矣”。六房合置的十亩加上曾元吉身后的这四十亩，共五十亩公产，成为维系曾氏宗族祭祀助学等活动的经济基础。
如前述，曾元吉六子中的二子曾辅臣只有一个儿子曾竟希。曾竟希在父亲去世三十二年后的嘉庆十三年（1808年）、自己六十六岁时，率全家十余口人离开与其他五房聚居的老家，搬到了湘乡县南百余里外的偏僻山村白杨坪，成为曾氏家族白杨坪始迁祖。白杨坪亦成为绵延五世、曾国藩离家出仕后魂牵梦绕的老家。此后，他多次在诗文中追忆此地：
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莽莽寒山匝四围，眼穿望不到庭闱。
絮漂江浦无人管，草绿湖南有梦归。
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曾竟希在六十六岁时能下决心离开祖居搬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偏远山村白杨坪，可推知他在原居地的生活不会十分安逸富有。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购买了白杨坪便宜的土地；一是他在原居地的生活发生了某种变故或日益艰难，方举家前往山区开荒谋生。
而从曾竟希次子、曾国藩祖父曾玉屏的回忆中可知：曾玉屏少年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祖父曾辅臣过世时他已三岁，之后是一段“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的“少耽游惰”的日子。之后，显见其家生活每况愈下，以致乡亲父老讥责他浮薄浪荡，将成为败家之子。曾玉屏“立起自责”，卖马步行，从此终身天不明即起。曾玉屏自述“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他三十五岁那年，正是其父曾竟希举家迁徙白杨坪，“居枕高嵋山下”的嘉庆十三年（1808年）。也就是说，嘉庆十三年后，曾国藩祖父曾玉屏跟随其父曾竟希在高嵋山下白杨坪开荒创业。高嵋山“垄峻如梯、田小如瓦”，生产生活条件均较艰苦。三十五岁的曾玉屏成为主力，“凿石决壤”，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然后耕夫易于从事”。他一早一晚浇地灌田，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禾苗露水以为乐趣。还“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过着乡居地主兼自耕农的生活，家庭经济条件也逐渐改善，为他的子辈曾麟书等、孙辈曾国藩等耕读生活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世代务农的祖先，包括始迁湘乡、积聚数千金产业的曾国藩太高祖曾元吉在内，均未发现有关他们社会地位的记载。直到曾国藩为其祖父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方得一窥以曾玉屏为代表的曾家在地方上的地位。
曾玉屏在地方上属头面人物。津梁道途，废坏不治者，孤嫠衰疾无告者，他量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邻里讼争，他居间以解两家之纷，评理讲情，调解说合，摆酒吃茶，使之一笑散去。遇到“尤无状者”，他“厉辞诘责，势若霆摧”，“悍夫往往神沮”。所谓“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
曾玉屏之所以能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曾玉屏以筑宗祠置祀产之举成了曾氏宗族组织的领袖。
曾玉屏是将曾氏族人组成宗族组织的倡导者。曾氏宗族历来没有祠堂。曾玉屏“谋之宗族诸老”，为本支始祖、元明之际始迁湖南衡阳庙山的祖先曾孟学建立了祠堂，定于每年十月致祭；又“谋之宗族诸老”，为清初始迁湖南湘乡的曾祖曾元吉别立祀典，“纠族之人议积一岁之租”置圳上之田十亩，又将曾元吉身后四十亩田并为公祀田。这就从精神上和经济上将虽聚居却散在的曾氏族人以共同祭祀祖先、共同管理和分享公共祀产的形式组织起来。
第二，曾玉屏是当地有经济实力又有威望的人物。
曾玉屏在地方能够随时随地修桥补路、恤孤济贫；在宗族能够首倡筑宗祠置祀产，说明他与其父曾元吉迁至白杨坪后经过一段艰苦的开山创业、勤俭积累，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
难得的是，曾玉屏为富却非不仁。他本人早年失学，未能读书博取功名，年既长而经济条件有所改善，遂“引为深耻”，令子孙出就名师读书，且喜好“宾接文士”，与“通材宿儒”密切往来，对“老成端士”乃至一应读书人均“敬礼不怠”。
曾玉屏又重视搞好亲缘、地缘关系，“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帮财帮物助力。
这些，都提高了他在地方上的威望。
以此，曾玉屏凭曾氏宗族领袖、地方权威人士的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的地方精英。换言之，曾国藩家自其祖父时起，即在湖南湘乡白杨坪拥有地方精英之家的社会地位。
曾国藩的祖先保持和传承着农民俭朴、忠厚的传统。
曾国藩曾祖曾竟希小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时，父亲给他一百文钱做零用。五月归来，他只用了一文，把九十九文原封不动交还给父亲。
曾国藩祖父曾玉屏在曾国藩初点翰林步入仕途时，对曾国藩之父曾麟书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曾文正公年谱》作者写道：“自是以后，公居京城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曾玉屏还一直坚持种菜、拾粪，不丢“勤俭”二字。曾国藩进京离家时，侍祖父于阶前，请求教训。曾玉屏“要言不繁”，只说了一句影响曾国藩一生的大白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曾玉屏此类警句式的大白话还有不少。如“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又如“怕临老打扫脚棍”。说的是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这些话，后来都成为曾国藩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曾国藩从潜移默化到主动自觉地效法祖父乃至祖先，他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
父母(1)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长媳不孚其望，果真产下男婴。夫人却开玩笑，佯告是“千金”。曾玉屏懊丧已极、如木雕泥塑之际，儿子曾麟书兴冲冲来报是男婴，曾玉屏喜出望外，立即大筵宾客。此时，曾国藩的曾祖曾竟希还在世，据说，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先在宅堂左右盘旋良久，随即又进入内庭环绕一番。曾竟希惊悸而醒，正在琢磨此梦的吉凶，忽听家人报喜，说孙媳妇生了个男孩。他忙把儿孙召来，告之刚才所梦，并说：此乃祥兆，他日此子必定光大我曾氏门庭，你们要好生看顾！
此种梦兆生贵子之事，史不绝书，真假难辨。而彼时彼刻，毋宁说是曾氏家族对这一男孩无限希冀的幻化。这一男孩正是曾国藩。
曾国藩六岁那年，七十四岁的曾竟希没有看到吉梦成真，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梦却给曾国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说，曾家后宅有株古树被一苍藤所缠已经枯槁，曾国藩出生后，树滋藤荣，又活了过来，垂荫竟致一亩。特别是苍藤形状矫若屈蟠，鳞片层层，与曾竟希梦中所见十分相像。其后，曾国藩得志顺遂时，此藤便枝繁叶茂；失意困厄时，此藤便枯槁凋零，这是由于曾国藩乃巨蟒投胎，与此灵藤相应。连曾国藩后半生所患的百医不治的牛皮癣，也被看作是巨蟒“鳞体”的根据。
曾氏“累世业农”，纵有读书之人，也向与功名无缘。曾玉屏不算富裕，却循依“以耕养读”传统，供给并鞭策长子曾麟书读书，将读书出仕、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曾麟书积极向学，无奈天性“钝拙”，考了十七次童子试，方于四十三岁上考中秀才。在漫长无望的读书科考途中，他开馆授徒为业，兼之发愤督教自己的长子曾国藩读书，将两代人的希望加诸曾国藩一身。曾国藩五岁开始读书，七岁受父课读。自此，八年间未曾离开父亲的身边。道光四年（1824年），十四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赴省城长沙应童子试，父子双双落第。
曾麟书不想让儿子曾国藩遭受自己一样的挫折，道光十年（1830年），他支持二十岁的曾国藩离开家乡到衡阳双桂书院读书，师从汪觉庵。尔后，又拜在欧阳凝祉门下。汪觉庵、欧阳凝祉的学风为曾国藩日后成为名儒并注重经世致用打下了好的基础。不久，曾国藩考中秀才，并娶欧阳凝祉之女为妻。好事成双，同年，曾麟书第十七次应试，终被取中，成了秀才。父子俩改写了曾氏家族入湘五六百年间没有功名的历史。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年长丈夫曾麟书五岁。因曾麟书排行老四，故人称麟四嫂，后称江夫人。
江氏原籍江西，迁到湘乡后，第十二世祖江嘉爵病故没有请风水先生相“阴宅”，葬于湘乡仙人山称为“仙女袒肤”之地。后据风水先生云：此仙乃处女，葬于此地的人家要“洗女”九代，即九代头胎女孩都不能活，否则于她出嫁的男家不利。江嘉爵六传至曾国藩外祖江沛霖，其间繁衍了二十八个男孩，没有一个女孩。曾国藩的母亲出生后，江沛霖将她偷偷地丢到床下，企图使她冻饿而死。可她命大，冻了大半夜仍然活着。江沛霖大惊道：“可怜可怜，罪过在我，你不该死！”遂将其抱回，起乳名为“怜妹子”。江家“洗女”六代，人说可能发男家，江氏嫁给曾麟书后，丈夫中了秀才，儿子官封一品，荣华已极。因此江氏家族认为，曾家的发迹靠的是江氏祖先葬的这块“仙女袒肤”地。
江家原比曾家富裕得多。江沛霖的父亲江宏辉本是国学生，家业丰厚，颇有豪侠气概。江沛霖兄弟各分得一份不小的家业。而江沛霖“弃场屋为族之领袖”，“轻财好义，家遂中落”。江沛霖“虽然贫困不遏，其志未少损”。将女儿许给曾家后，他对女婿曾麟书寄予厚望。曾对女婿说：吾人为学，如果能不以外物移其志，不以世不录用而迁其业，持之以恒，自能成功。吾知你固能奋力而学，你的后嗣亦一定能光大吾道，努力吧！
曾麟书十分敬佩岳丈，常携妻儿造访江家。曾国藩十岁时，还曾到外祖父门下读书（江沛霖在家设馆课徒，招收了几百人）。江沛霖家旁有一口水井，据说有一次，曾国藩跟外祖母去提水，与表弟相挤，掉进了井，幸被江沛霖救了出来。江沛霖晚年信佛，认为这是江家与曾家的祖德相报，并从外孙掉进井里险些“浸死”二字的谐音预言：外孙将来一定会成“进士”。后来曾国藩果真成了进士。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考中举人，曾麟书又携妻儿拜望已经八十五岁的岳丈。曾麟书让儿子曾国藩将他中举的试文拿给外公看，江沛霖细细阅读，大加赞扬，对女婿说：吾过去就知汝后代力学有大成，足以为吾道之光，这无非是其发轫耳。
中举才仅仅是个开始。这既是肯定，又是鼓励和更高的期望。江沛霖的话，给曾麟书、曾国藩父子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印象。后来曾麟书为岳丈刻写墓碑时，还满怀敬意地叙述上事，并说：“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
家风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曾国藩母家对曾氏家族的影响也不可忽略。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秀品德。她容貌秀丽，勤劳淑德，纺花搓线，烧茶煮饭，样样能干，并受家学影响粗识文字。当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江氏与曾国藩的父亲成婚后，谨守曾门家训，操持家务克勤克俭，特别是侍奉公婆十分周到。曾玉屏晚年卧病三年，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床边，毫无怨言。江氏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用“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
曾国藩继承了母亲的性格，敢与困难周旋，有倔强之气。晚年时，曾国藩说：他们兄弟秉承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
手足(1)
曾麟书育有四女五子。曾国藩为老二，上有一姐，下有三妹四弟，因最小的妹妹早夭，实际兄弟姐妹八人。
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在族中大排行居四，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过继给曾麟书三弟曾骥云，在族中大排行居六，称老六；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在族中大排行居九，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曾贞干，字事恒，称季弟。分别小曾国藩九岁、十一岁、十三岁、十七岁。
对几个弟弟，曾国藩恪尽兄长之责，认为这是在尽孝道，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一次，曾国藩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们：“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几个弟弟道理上明白，但实际行动起来，总是差强人意。如国潢懒散，国荃浮躁，国华受不得挫折，国葆缺乏自制。对此，曾国藩谆谆教导诸弟一要“立志有恒”，一要“专心致志”。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场、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择学择师均一一参与意见，支持弟弟们赴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曾国藩在信中对父亲说：“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脩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廿两至金竺虔家。”
几个弟弟都曾到京城曾国藩身边读书。曾国藩除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又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他常与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爱弟之情时时溢于言表。他曾说：
“我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曾国藩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做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他接到曾国潢批评自己“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为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的信，回信说：“甚为切当”。“兄读之不觉汗下”。又说：“信中言兄与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所见甚是，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纲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还说，信中有“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中，乃志士之惜阴”，读至此，不胜惘然，“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纵谈数日乃快”。
曾国藩给予诸弟的便是上述“德”与“才”。他特别表示，“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几个弟弟在曾国藩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为符合儒家标准的人。曾国荃成为统帅湘军的封疆大吏不说，未出仕的曾国潢在家乡操持家务、族务、地方事务，成为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曾国华、曾国葆先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江西连破八府五十余州县，曾国藩坐困南昌，数月音讯全无。曾国华赴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处求援。胡林翼发兵五千交曾国华统帅驰援。从未带过兵的曾国华，连克数县，为南昌解围发挥了重要作用，擢同知，赏戴花翎，成为湘军将领。时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曾国华兄弟丁忧回籍。然曾国华已过继叔父，只须守制一年，遂于翌年由已订儿女亲家的李续宾奏调复出，襄理李续宾部军务。咸丰八年十月，太平军三河大捷，李续宾部全军覆没。李续宾、曾国华等四百余名文武官员喋血沙场。曾国华骸骨数月无寻，曾国藩忧急哀恸已极，泣血写道：
我奉简书，驰驱岭峤。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后来曾国华的遗骸终于找到了，却是一具无头尸。季弟曾国葆因之再次投军，“以报兄仇而雪前耻”，不料身染重疫，病死军中。曾国藩为其写书联云：
英名百战总成空，泪眼看河山，怜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
慧业多生磨不尽，痴心说因果，望来世再为哲弟，并为勋臣。
曾国藩同样将手足之情给予了一个姐姐、三个妹妹。除小妹染痘早殇外，曾国藩大姐二妹都嫁进了普通人家，家庭不和，经济拮据，无一美满。曾国藩除了开导姐妹，帮助调解家庭纠纷外，总不忘接济她们的生活，哪怕自己还在经常举债之中。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兰姊、蕙妹家运皆舛，兄好为识微之妄谈，为姊犹可支撑，蕙妹再过数年则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爱，纵彼无缺望，吾能不视如一家一身乎？”三妹国芝，是他乞假家居时亲自为之择定的婿门，为本邑朱家。国芝夫家较富有，生活无忧，但国芝婚后病弱不堪，三十岁时难产而死。曾国藩叹道：“吾姐妹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
妻儿(1)
曾国藩结发之妻欧阳夫人，是其师欧阳凝祉之女，比曾国藩小五岁。婚后四年，她生了长子桢第（又名纪第），惜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染疫早殇。当年年底次子纪泽出世。翌年冬，欧阳夫人携幼子赴京师。在京师连生四女—纪静、纪耀、纪琛、纪纯，后生三子纪鸿，最后生满女纪芬。
自咸丰二年（1852年）始，欧阳夫人带领诸子女在乡下老家生活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其间，曾国藩“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则居勤居俭、任劳任怨操持家务，下厨烧灶、纺纱织布，事事躬亲。曾纪芬晚年回忆道：“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勤俭持家、谦和处事，正是曾国藩提倡的持家之道。他在给子弟的信中反复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
曾国藩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曾国藩女儿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因他认为，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
曾纪芬回忆，同治三年全家赴金陵，初十入督署。当时她穿的是蓝呢夹袄及已故长嫂贺夫人遗下缀青花边的黄绸裤。曾国藩见了斥为奢侈，于是曾纪芬赶忙拿三姐的一条绿裤换了下来。而三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所遗之物。嫂遗姑，姑与姑又互相袭用。
曾国藩并为曾纪芬等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他说：“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于女眷则）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右验功课单谕儿媳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曾纪泽新婚，曾国藩写信给诸弟并纪泽，论以教诲新妇：
“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
曾国藩婚嫁儿女，只限二百金。大女儿出嫁，他寄银二百五十两，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并嘱“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二女儿出嫁，有一枚重七钱的金耳挖，值二十余缗，为人所窃。欧阳夫人忧惜之，数夜未眠，虑女儿至其夫家无耀首之饰。四女儿出嫁，于舟上发轿，欧阳夫人亲自送亲。仍恪秉曾国藩规定的嫁妆成法。曾国荃听说后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打开箱奁查验，果然只有二百金，这才相信。他再三嗟叹，以为实在寒酸、难以敷用，私下里又送了四百金。
曾国藩对两个儿子更是望之切，责之深。在赴天津办教案之前，他预留了一篇遗嘱，中有这样的话：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其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沅叔扶助之力。我身没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浦、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附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
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右不忮）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盘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伙。
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涂，奚事先嗟忾。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右不求）
或许曾国藩历经了人世沧桑，对儿子与对诸弟的教育不尽相同。在一如既往强调勤俭、孝友，教导二子进德、修业的同时，曾国藩屡屡告诫他们不要热衷入仕做官，不要热衷科举考试，要不忮不求，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
两个儿子不能脱离开当时的社会，仍然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又一次次铩羽而归，最终连举人都未能考上（曾纪鸿被特赏举人）。不过，在乃父曾国藩办洋务的环境和氛围中，兄弟俩在洋务之学方面，都得以登堂入室，成名成家。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后出使各国，所谓“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曾纪鸿尤精算学，并编着《炮攻要术》六册、《电学举隅》一册，跻身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之列。
第二章修身
立志(1)
曾国藩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实现了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书生变蛟龙”理想。进入京师后，曾国藩并未如常人般沾沾自喜，内心深处充满着宏远抱负。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初涉京畿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考中进士是曾国藩政治生涯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号都改换门庭。曾国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后，先改号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得益于名师劝导，改名国藩，以示做国之藩篱，为朝廷栋梁。
曾国藩立定君子之志，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衡阳同学均为“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他劝说弟弟们不要和这些人密切接触，他们“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他甚至认为，“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当时只不过是三十左右的青年，却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为目标，身心疲累程度可想而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内容有：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年轻的曾国藩乐观地相信，所谓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虚妄之语，人的品行可以改变，就如同流水一般，导之向下则无孔而不入；人的情趣就像禾苗一样，加之阳光雨露则能健康成长。然而说易行难，诸多今人眼中逆性而为的举动在躬身实践中又是何等艰难！曾国藩亦不例外。
儿时的曾国藩本性并非宽容达观。九岁时，曾国藩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主人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暗藏心底，离别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才兴高采烈地随父亲回家。十二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再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六里的古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他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成年后的曾国藩亦非老练沉稳之人。他曾一度为仕途扶摇直上而沾沾自喜。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给祖父去信云：孙儿“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语气乍听颇为谦恭，但在给叔父和弟弟们的信中，他道出了真实想法，在致叔父的信中他写道：“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致诸弟信中则云：“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其自负心绪表露无遗。
后来的曾国藩品性坚卓、为人通达，乃是他修身养性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被后世奉为圣人的曾夫子最初是如何实践这“日课十二条”的。
第一条是“主静”。计划中规定“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曾国藩实践起来又是怎样的呢？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京城忽然刮起大风，这样恶劣的天气曾国藩仍不能呆在家中，其日记中记载，“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曾国藩在京城居翰林之位，主要做的事情便是读书。读书是非常艰苦的事情，要真正深入研读必须做到心无旁骛。曾国藩的读书状态又如何呢？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研读《易经》时的情形：“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第二条是“静坐”。曾国藩本打算用功读书，韬光养晦，实际行动上却总是慵懒怠忽，“因循过日”，日记往往无可记录，四十多天“日日玩憩”。这种状态使曾国藩时感空虚，晚上回到寓所将自己检讨一番，立誓明日洗心革面。孰知明日复明日，许多光阴空蹉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读罢《易经》后便出门会友。上午与杜兰溪谈学论道，留在杜家吃中饭，下午为何子敬祝寿，晚上于何宅赏听昆曲，直至初更时分才回到寓所。静夜思过，曾国藩充满愧疚，在日记中写道：“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底意思，又有姑且随流底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交友聊天本是年轻人的常性，曾国藩亦不例外。他平时忙于交际应酬，酒酣耳热之际更是忘乎所以，高谈阔论，哪里还记得“静坐”功课？曾国藩对京城的一切都充满好奇，甚至连菜市口斩决大臣的热闹也想去凑。“欣然乐从”途中，才意识到观赏杀人乃“仁心丧尽”之举，于是“徘徊良久，始归”。
第六条是“谨言”。争强好胜之心，有野心的年轻人常常有之。这对饱读诗书、春风得意的翰林公曾国藩来讲，亦不例外。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每夜静思，面对“谨言”课程时，他常常愧疚不已：白天“总是话过多”，“言多尖刻，惹人厌烦”的情形历历在目。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据《曾国藩日记》记载，一次，他与好友为学业争论起来，反省云：“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此种情形在其日记中时有反映。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曾国藩为戒妄语付出了艰苦努力。他甚至刻意疏远朋友，被大家戏谑为“淡而无味，冷而可厌”。师友吴廷栋劝导他说：“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然君子不谓命。”
第七条是“养气”。今人眼中的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之典范。过去史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往往为突出其政治属性，将这些人物简化为冷冰冰的面孔，对曾国藩的评价便是典型一例。曾国藩无疑是理学家，恪守“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后世史家往往由此出发，忽略曾国藩和其他男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另一面。曾国藩笃信理学，并未纳妾，且妻子欧阳氏经常患病，因此格外羡慕姬妾成群的同僚。一次，曾国藩应邀赴宴，看到进士同年美妾如云，心中顿生无限游思，“目屡邪视”，回家后又闻妻子病榻呻吟，心中无端烦躁。入夜静思，他顿感理学功夫大减，反省云：“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挚友陈源衮新纳美妾，人皆赞貌若桃花，曾国藩羡慕不已，借故意欲一见。陈源衮拗不过曾国藩，只好从命。曾国藩见美妾后窘态百出，出言调戏，“狎亵大不敬”。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曾国藩在好友汤鹏家中又故伎重施，对汤鹏的两个姬妾“谐谑为虐，绝无闲检”。除调戏友人姬妾外，青年曾国藩还经常出入声色场所，“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第八条是“保身”。曾国藩平生有三戒，除“戒妄语”外还有“戒围棋”和“戒水烟”。
曾国藩自幼即酷爱下棋，任职京师后更如鱼得水，“溺情于弈”。京城为棋界精英荟萃之所，曾国藩的师友中有不少人耽于此道，如刘谷仁、何子敬、朱廉甫等。曾国藩论学之余，最大的爱好便是下棋，几致沉溺痴迷的程度。一次，曾国藩上午刚同友人战罢，午饭时看到有人下棋仍“嗜之若渴”，立在一旁指指点点，“几欲自代”，其爱好程度可见一斑。然下棋非常劳神，一局下罢往往令人头昏眼花，精神萎靡。曾国藩为专注精神于正务，决心戒棋。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为了戒棋，曾国藩令家人将围棋束之高阁，藏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可是，一旦棋友来家做客，他便将誓言、决心弃之不顾，命家人取出棋具，下将起来。戒棋对曾国藩来讲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修身极限，终其一生亦未戒除。一次，郭嵩焘至曾国藩家中做客，谈罢公事，二人“围棋二局”。下完棋后，曾国藩感到身体非常疲乏，发誓“以后永戒不下棋”。没想到，曾国藩的“永戒”之期竟然未能坚持一日。次日便又与郭嵩焘下棋，“复蹈昨日之辙”。第三天又同黄鹤汀下棋良久。虽然围棋暂时戒不掉，但沉溺其中有损身体却是不争事实。选择理性还是欲望，曾国藩始终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一天，好友徐石泉来访，二人围棋数局，“石泉去而余头昏眼花，因戒永不下棋。誓曰：如再下棋，永绝书香也”。即使下如此大的决心，曾国藩还是未能戒掉棋瘾。无论金陵决战的殊死时期，还是天津教案的千钧一发之际，曾国藩都未曾忘记围棋。
梁启超将曾国藩视为唐宋以来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尤以个人意志力“坚苦卓绝”著称于世。他对曾国藩能够戒烟深表钦佩。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经世”学派影响，对当时流行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然而，他却有抽水烟的嗜好。曾国藩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为“保身”计，决心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开始戒烟。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聊天，防止戒烟失败。关于这一段痛苦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戒烟中期，曾国藩的烟瘾时有反复，“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每到这种时候，曾国藩便“不能静坐，只好出门”。一个月后，曾国藩终于成功戒烟。
由上种种来看，曾国藩的修身实践艰难异常，始终徘徊于同本心欲望斗争的困境。然而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
曾国藩正是在“君子之志”指引下，抵制随波逐流，虽经困惑挫折，终于修炼为一代道德典范。其幕僚薛福成对曾氏道德操守的评价可谓中肯：“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家训(1)
同治十年，曾国藩于金陵督署中总结自己的修身之道，归纳四条，记入日记。
第一是“慎独”。曾国藩以为，能够做到“慎独”——即使一人独处、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保持和实行儒家的行为规范，才能使心灵达致“安静”境界。他认为，修身之道最难在于养心。心虽然知道有善，知道有恶，却不能实用其力为善去恶，这就叫做“自欺”。一个人内心深处方寸之地，自欺与否，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清楚。所以，《大学·诚意》一章两次讲到慎独：如若果真能够好善、嫉恶，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中所讲的“自谦”，《中庸》中所讲的“戒慎恐惧”，就都能切实做到。曾子所言“问心无愧”，孟子所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不外乎此。能够“慎独”，则心怀坦荡、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心泰然，始终感到愉悦满足、宽平宁静。因而“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也是修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是“主敬”。曾国藩以为，能够“主敬”，则可致身体强健。他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做到了“敬”，则无美不备。“敬”的切近之效，尤在于“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重恭敬，则精神饱满；懒散随便，则松弛泄怠，这都是自然的反映。即便是衰朽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也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便足以证明，“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变得强健，又有何物可疑？
第三条是求仁。曾国藩以为，能做到“仁”，便可获得人们心悦诚服的拥戴。他说，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讲，同出一源。如果只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那就违背了大本一源之道。至于享受优厚俸禄、高居人上的大官，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每日读书学古、粗知大义的文人，则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只知自我完善，而不知教养百姓，则大大辜负上天厚待众人的本心。儒家教人，最紧要的莫过于教人“求仁”。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若想显达，首先要帮助别人显达。已成就事业之人，不担心自己能否成功，如同富人百物有余，不需外求。已显达之人，四通八达、路路畅通，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们谁不愿成就事业以致于显达呢？若能推己及人，使别人也能成功显达，则可与万物同春那样美满了。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将天下苍生视为同胞，宏援广济。惟如此，才算得上是“仁”，否则即有悖于“德”，有悖于做人的准则。如真做到这些，虽成事显达，却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有谁会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第四条是习劳。曾国藩以为，能够习惯于劳苦，则神仙也会钦敬。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安逸而惮于劳苦，自古至今无不相同。《无逸》这一篇章，推论到勤劳则长寿、安逸则夭亡，屡试而不爽。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炼筋骨，遇到困惑便努力学习和实践，认真思考，居安思危，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一人没有收获，就应看作是自己的罪过。军兴以来，经常见到人有一才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受到重用，显赫于时。绝无才技、不惯劳责者，则受到唾弃，饥寒交迫而死。故勤劳则长寿，安逸则夭折。勤劳则有材，而为人所用；安逸则无能，而被人唾弃。勤劳则普济众生，神灵钦慕；安逸则无补于人，神鬼不佑。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最关键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立人达人”，将自己多年修身的四条心得，推及于家人。他对儿子说：“余衰老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警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这四条心得成为曾国藩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之一。除此之外，曾国藩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八本”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致祥是：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曾国藩在多种场合反复发挥和解说了上述修身治家思想。
曾国藩修身治家的思想，应该说基于其父祖。曾家是中国传统社会耕读家庭的典型。曾国藩继承了祖父、父母倔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们拙诚、仁孝、勤劳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家的家规家训在曾的祖父曾玉屏时已粗具形态。曾玉屏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家规：“男子耕读，女必纺织。”耕，是生存根本；读，乃入仕阶梯。耕读之家须以“读”求取功名，以“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曾玉屏要求家人须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曾国藩曾说：子弟之贤与不贤，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特别是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他将祖父曾玉屏的家规，编成八句话：书蔬鱼猪，考早扫实；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
并告诫家人：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后来，曾国藩将“八好”归结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后人戏称为“八宝饭”；又将“六恼”归结为三不信：不信者为“药医也，地仙也，僧巫也”。曾国藩说：“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孝’之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书：就是读书。耕读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写照。所谓“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自唐宋以后，随着地主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于是耕读成为实现个人发迹、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耕，代表生存生活的物质基础；读，代表处世出仕的基本教育。除极少数外，但凡有一点条件的家庭，总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弟（甚至包括女儿）读书，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入句。
蔬：就是蔬菜。曾玉屏说：亲手种植、亲手采摘的蔬菜，味道尤其甘美。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便可以无所求于他人。
鱼：“鱼跃于渊”，天机活泼，家中有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可见养鱼，不仅可以食用，而且可以增加生气，使人感到生气勃勃，家道有兴。
猪：俗话说，猪的一身都是宝。养猪可食肉、肥田，年腊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体现了勤劳，所谓“早起三光，晚起三荒”。早起，强身健体，合乎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勤字之本即是早。起早贪黑，是勤劳的象征。
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大多由妇女为之。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时屋前屋后，还要大清扫一次，以示万象更始。这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十分重要。
考：就是祭祀。祭祀祖先，尊祖敬宗，可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发扬整肃仁孝家风，使子孙树立出为忠臣入为孝子的信念。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玉屏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一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可能独善其家。人与人，息息相关，一个家庭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便成怨府，迟早毁败。曾玉屏将善待亲戚邻里作为居家的法宝，经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力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
除“八宝”外，曾玉屏告诫家人要“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的“游医”，“僧巫”、“地仙”即指巫婆、道士、和尚、风水先生之类。曾玉屏不仅认为这些人以迷信幻术骗人不可信，而且认为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
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又将克勤克俭的治家经验汇为箴言家训，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熏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
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曾命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之家风：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曾国藩在铭文中道出了曾氏家风传承、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
昔日创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第三章 治军
开军阀之先例(1)
曾国藩的仕途在道光朝可说是扶摇直上。在短短的九年中，他从寒门进士一跃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这种情形至咸丰时期则迥然不同。
咸丰登基伊始，清代衰世情状已随处可见。为振兴朝纲，咸丰帝晓喻群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针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上奏云：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不久，曾国藩又递一折，直陈皇帝“三大缺失”：
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则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诚使我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则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
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也，尤不可以不防。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滤，实类乎此。
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不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
曾国藩本想藉新帝气象，效仿乾隆名臣孙嘉淦冒死直谏，实现其郁积多年的政治抱负。曾国藩在递上奏折后，曾经坦言：“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然咸丰帝终究不如祖父乾隆，他与孙辈的光绪帝并称清代两大“苦命天子”，除时代因缘外，个人实逃不脱关系。他收到曾国藩折子后做的首要之事却是为自己辩解：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在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
君臣之间的诚谏虚应奠定此后二人恩怨的主旋律，曾国藩每每以“血诚”之心换得咸丰帝的冷眼相对。曾氏经常提及的“艰难困顿”很大程度来自咸丰帝对他的猜忌与疑虑。究其主要原因，当是曾国藩创设湘军。
咸丰二年后期，全国反了一大片。洪秀全于前一年发动金田起事，旋以摧枯拉朽之势连战连捷，将战火蔓延到曾国藩的家乡湖南。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全力攻打省会长沙。长沙一时成为清廷布防重心。当时长沙城的清军兵力远胜于太平军，驻扎六万余名士兵，领兵将领计总督两人、巡抚三人、提督三人、总兵十二人。太平军猛攻长沙不下，天王洪秀全的妹夫、西王萧朝贵中炮而亡。太平军决定向北进军，进入洞庭湖流域。清军非但丧失剿灭太平军于长沙的有利战机，其衰弱腐朽亦在战争中暴露无遗。曾国藩形象地描述道：“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靡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而未闻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而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
当时的绿营军可谓“见贼如鼠，见民如虎”。将领忙于发国难财，克扣军饷；士兵则因饷薄无以自存，往往兼营小贩。钦差大臣向荣负责防剿江浙太平军，每日犒赏绿营，劝兵出战，指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开战在即，向荣下令：“明日出五成人。”士兵们却鼓噪说：“天热谁肯打仗，若出二成人便去！”部将无奈，将实情禀报向荣。向荣道：“至少也要三成！”部将暗自忖量：“三成恐怕差不多，也许肯去。”出告于兵，兵则怒曰：“二成便去，否则不去！”部将劝之终不得。夜晚，向荣点派出战人员，部下纷纷推脱，或称肘有疖，或称足生疮，或称已三日没吃饭，皆不肯接取权杖。次日迎敌者不过一成人马。出战士兵袒胸裸腹，以布围腰，辫线粗一握盘顶，东先西后，不成伫列。大家抵达城下后，即各自释弃刀杖，席地而坐，或与敌方通火吸烟深谈，或认亲叙两军光景。至倦且饿时，则曰：“该吃早饭了！”于是大呼狂笑喊杀，鸟枪不纳弹，犹向天放，又咳声作势曰：“开炮！”则闻“砰匍”声，群呼曰：“杀贼不计其数……”此时大营奏捷已缮写完毕，文曰：“杀贼不计其数。”碰巧向荣一个亲兵有事要到大营，途中遇见数名清军向太平军营垒徒手逍遥而去，因问：“何往？”答曰：“那边吃饭去。”亲兵莫名惊诧，到大营后将此事报告主将。主将的答复更令人啼笑皆非，云：“随他吃去，这边正缺饷……”此种军队如何能战？
针对正规军不堪一战的状况，咸丰帝不得不作出调整，号召地方举办团练，助官兵防剿。内乱初起，咸丰帝对举办团练非常慎重，仅允许在广西、湖南、江西等所谓“贼氛逼近”之处推行。陕西巡抚张祥河曾建议该地“择要举行团练”，却遭咸丰帝质疑。
相对来说，咸丰帝更看重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据《清实录》载，咸丰元年、二年间，咸丰帝与各地督抚廷议保甲和坚壁清野之法，计有十八次之多。“坚壁清野”一时被内外朝臣视作“平乱良方”，屡次上陈。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国难当头之际，曾国藩家中又遭变故。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母亲江夫人辞世。事发当天，曾国藩接到谕旨，充任江西乡试主考。曾国藩已十余年未曾回乡，此次赴任离家不远的南昌，决定考试结束后请假两月，回籍省亲。行至安徽，曾国藩闻母亲病殁，遂改道湘乡回家奔丧。曾国藩抵湘后切肤感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狂飙之猛烈。乡居期间，他写下《保守太平歌》，号召地方士绅振作人心，保家卫国。咸丰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接到圣旨，令其在乡举办团练。这份谕旨改变了曾国藩一生的命运。
内容如下：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现闻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谕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稽查土匪诸事，务必尽力不负委任。
当时曾国藩母亲还未发丧，灵柩停放在家，尸骨未寒。按照清制，官员服丧期间仍须办公者称为“夺情”。曾国藩是著名的孝子，当然不肯因“夺情”而遭人耻笑，乃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恳请“终制”。书信尚未发出，张亮基的信件却先到一步，告知湖北省会武昌已为太平军所占。恰在这一天，曾的好友郭嵩焘也以奔丧吊唁为名，充当张亮基的说客，规劝曾国藩出山。郭嵩焘对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天下之志，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曾父亦支持曾国藩出山。曾国藩遂决意于湘乡创办团练，“不欲复执守制不出之初心，能尽一分力，必须拼命效此一分，成败利钝，付之不问”。
曾国藩之办理团练，改变了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的统治格局，有历史学家评价其为“传统国家的崩溃”与“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此举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曾国藩举办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练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乡“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在现有团练基础上，曾国藩提出其办团的重要思想——“赤地立军，别开生面”，即抽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军的新军——勇营。
曾国藩受命帮办团练之前，湘乡生员罗泽南、王鑫等人即已倡办团练。罗泽南等并不像曾国藩般将“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视为团练；将“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视为保甲。他们甚至不提保甲，只提团练。王鑫说：“团练之法，是团练二字本不容分。今欲其名色不混，始拆为二。其有招募四方精锐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者，名为练勇。其各乡团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者，名为团勇。练勇视其地为多寡，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其训练之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团练”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各乡团家出壮丁组成，守望相助、有警则守卡打仗助阵的非常设民众武装；练勇，是招募四方精锐而成，日事训练、有警则调发守卡打仗的常设专业武装。前者类似保甲，但怎样看，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低度军事化”的保甲，而是保甲军事功能扩大化、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的反映。
曾国藩则以钦差帮办湖南团练的朝廷大员及本籍基层社会组织代表缙绅的双重身份，调集家乡练勇参与咸丰三年初剿平“桂东土匪”、驰援江西南昌等战事，同部分绿营军和新募之勇共同组合成一支新式武装——即作为湘军前身的湘勇。曾国藩本人否认这支新武装是团练。他十分清醒、准确地界定自己所办的是“官勇”：“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他的幕僚薛福成后亦评价：“曾文正公始不过奉命帮办团防，后乃改为就地捐饷募勇自练。数战之后，声威既着，于是有本省之捐饷，有邻省之协饷，饷源广而募勇渐少。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但他没有看到，曾国藩的新式武装——湘军，正是其以本籍大员受命“帮办团练防剿”，在维护和坚持传统以上层政权统治为主导的统治格局基础上，将家乡既有团练纳入到调整之后的统治格局过程中创立的。因此，站在调整政权结构、重建统治秩序的立场，曾国藩的做法，对后来奉旨办团的人员来说，却成为理想化的样板。
清廷对新崛起的湘军势力及其领袖曾国藩的态度和做法同样耐人寻味。丁母忧在籍的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奉旨办理团练，所练湘军转战江南、苦斗硬撑，成为清廷唯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而整整八年，清廷没有授曾军政实职。其间，咸丰四年湘军攻破太平军重镇武昌，咸丰帝“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大喜过望，下令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然首席军机大臣祁隽藻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曾国藩一方面曾高居二品侍郎之位，另一方面又是统带私军的地方精英。曾国藩谦辞奏疏还未到京，咸丰帝已改变主意，降旨其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仅赏给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
曾国藩“素位而行”，“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无土无财，无位无民，凡有筹饷之方，动多掣肘之虑”，身份地位十分尴尬。他致信诸弟，大吐苦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
咸丰六年二月，曾国藩因丁父忧再次回籍，三个月假满时，他以请求不返大营、在籍终制相要挟，公然要官，称：“非位任巡抚、有察吏治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疑忌已深的咸丰帝却顺水推舟，诏准守制，将其晾了一年有余。咸丰九年，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命丧三河之役。翌年，清廷以道员例优恤。因曾国华过继其叔父，赏其叔父从二品封典。对此，曾国藩不无失落——他过去为二品京官时，其叔父已受两次一品封典。曾国藩只能自我解嘲道：“受侄之封与受子之封，覃恩普遍之封与逾旨特颁之封，究有不同，即日当具折谢恩，并声明‘诰轴则拜此次之新纶，以彰君恩之稠迭；顶戴则仍二年之旧典，以明宠贶之久增’”，“庶叔父先受侄封，后受子封，二者并行不悖”。
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度溃败，咸丰帝无兵无饷、无计可施之时，仍不甘心将督抚实权交与曾国藩，先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督办江北军务，广西提督张玉良署理钦差大臣，江宁副都统魁玉署理江宁将军；后来在万般无奈下，方下令授予前任侍郎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典兵之权尚且不给。直到太平军占领余杭，才最终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对清廷而言，依靠地方精英结团自保、练勇出队、集队成军，以牺牲基层社会的低度军事化听任其在地方精英主宰下向高度军事化演变为代价“防剿”太平军，无异于饮鸩止渴。这是清廷不愿意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现实。
然不管清廷愿不愿意，十九世纪中期地方精英终以特殊形式进入了上层政权。且正是由于地方精英的进入，国家政权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清朝官制，同为省级封疆大吏的总督巡抚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均直接向皇帝负责。一般来讲，总督管军事，节制省内绿营提督、总兵各官，且自辖“督标”三至五营；巡抚管民事，总管省内政务监察，也自辖“抚标”二营，用兵时负责粮饷。督抚以文人铨任，不用武人。盖以武人知兵，不能轻与事权，文人不习兵事，不妨假以重任。平时以文制武，战时由朝廷另外特简经略大臣等专事征伐。一省政务另有主管民政财政的布政使、主管司法的按察使及其佐贰分守道、分巡道道员分任。总督巡抚与他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只行督率之责。布政使、按察使有办事衙门，向上分别听命于户、刑等部，且各有专折奏事之权。
曾国藩当时却是亦文亦武、亦官亦绅的古怪角色。他受任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具有统辖江、皖、赣、浙四省军务之大权，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受其节制。且前有车后有辙，不少巡抚由湘军将领出任或兼任节制本省各镇绿营总兵的提督衔，并加兼理粮饷衔。这样，巡抚变成了总督的下属。与之同时，布政使、按察使则又成为督抚的属员。按照清制，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均由总督奏请升调免黜，这样大批湘军将领开始受任地方实职，相继进入政权机构。攻陷天京后，曾国藩主动裁撤大量湘军，湘军遂为淮军所取代。
一批因湘军崛起的湖南地方精英，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以曾国藩模式掌握地方大权。所谓“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全国总督计有八人，同治二年湘军将领任总督者三人；全国巡抚十五缺，湘军将领九人任七缺。“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廷不承认湘淮军为国家经制军队，湘淮军作为地方基层社会的私军勇营，军饷自筹。又因战事所需，清廷被迫允许其以厘金、票盐等形式就地筹款，自行支配。无形中，从湘淮军领袖到督抚大员的地方精英，手中掌握了财政大权，加之所辖苏、皖、赣三省富甲全国，军队乃至“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成为五脏俱全、拥有独立军事、财政、后勤系统，甚至学校、兵工厂的可以分权割据的力量。
湘淮军领袖凭实力进入中央津要，左右政局，打破了清入关以来满清贵族忌防汉人、独揽大权的一统天下。尽管曾国藩及其继任者并未割据分权，但他们手中掌控的政权、军权、财权却逐渐形成了“重地方、轻中央”的政治格局，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历史发展，为其后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埋下了种子。
“兵为将有”之制(1)
曾国藩成就事功之基础在于拥有私属武装——湘军。早在创办湘军之前，他便明确提出国家经制军队八旗军、绿营军已不可用，必须另立新军：“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荡其肠胃？恐岳王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
曾国藩的湘军以营为单位，营下设哨。湘军一营编制计五百人，首领为营官。
营官亲兵分为六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二名。六队分别是：一队劈山炮，二队刀矛，三队劈山炮，四队刀矛，五队小枪，六队刀矛。亲兵卫队共计七十二名。除亲兵队外，营下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的首领为哨官，有护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下设八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伙房一名。八队分别是：一队抬枪，二队刀矛，三队小枪，四队刀矛，五队抬枪，六队刀矛，七队小枪，八队刀矛。其中，抬枪队设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勇共计十四名。刀矛队、小枪队设正勇十名，合什长、伙房共计十二名。这样，每哨计一百零八人。一营含四哨，计有兵丁四百三十二人。
除兵士外，湘军还设有长夫之制。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子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亲兵卫队中每劈山炮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共长夫十四名。拔营远行时，营官另拨长夫，帮抬劈山炮。哨官拥有长夫四名，四哨共计十六名。每抬枪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四哨抬枪八队，共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二十四队，共长夫四十八名。这样，一营中设有长夫一百八十名，计每百人用长夫三十六名。随着湘军日益壮大，许多贫苦农民见参军有利可图，纷纷愿意加入。曾国藩惟恐长夫数量过于膨胀，而生腐败弊端，又规定其人数只许减少，不许增多。凡带百人者，用长夫不得超过三十六名；凡带千人者，用长夫不得超过三百六十名。
军用物资方面，曾国藩亲定“帐棚之制”。规定：营官、帮办、书记、军火等，共用夹帐棚八架，单帐棚二架。哨官、哨长、护勇，共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二架，前后左右四哨相同。亲兵每队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一架，六队相同。正勇每队单帐棚二架，三十二队相同。每营合计夹帐棚十八架，单帐棚八十架。
饷金军费开支是八旗、绿营腐败的主要来源。曾国藩规范了湘军将士的薪金，具体如下：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哨官每员日给银三钱；哨长每名日给银二钱；什长每名日给银一钱六分；亲兵、护勇每名日给银一钱五分；正勇每名日给银一钱四分；伙勇每名日给银一钱一分；长夫每名日给银一钱。营官每月办公经费银一百五十两，凡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办旗帜号补等费均包括在内，听营官酌用。这样，湘军每营大月支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小月支银二千八百零二两四钱六分。对于新募勇、夫，曾国藩区别对待，实行“小口粮制度”。规定：每名每日给小口粮钱一百文。练习成军后带至大营，上宪派员点名后再行起支大口粮。为保障湘军将士战斗的积极性，曾国藩亦制定恤赏制度：凡阵亡者恤银三十两；受伤头等者赏银十五两，二等赏银十两，三等赏银五两，致残者另加。曾国藩深知军饷开支于军队建设之重要意义，反复强调“军中浪费，最忌官员太多，夫价太多”。自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便“立定限制”，规定：嗣后“无论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统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
曾国藩随后又制定颁行《马队营制》，规定：
一营十哨，每哨官给马一匹。一哨马勇二十四名，每名给马一匹。营官亲兵八名，每名给马一匹；
营官月给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四十两，马四匹，马夫二名，火夫一名，长夫八名；
帮办一员，月给银十六两，马一匹，长夫一名；字识一名，月给银五两；哨官十员，每员月给银九两陆钱，杂费银一两二钱，马夫一名，棚夫一名；先锋官五员，每员给马一匹，月给口粮银五两四钱、杂费银六钱。五人共为一棚，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亲兵八名，每名给马一匹，日给银一钱四分，杂费银月给六钱。以四名为一棚，每棚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步队亲兵什长一名，日给银一钱六分。步队亲兵十名，日给银一钱五分。共为一棚，火夫一名。此专备营官差遣及出队时留守营盘之用。毋许再向各哨派人当差；马勇日给银一钱四分，杂费银月给六钱。每四名为一棚，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搬运军械、草料，公长夫四十名。凡长夫每名日给银一钱，火夫每名日给银一钱一分；营官领蓝夹棚二架、白单棚一架，帮办领蓝夹棚一架、白单棚一架。马队亲兵领白单棚二架、马圈棚子二个。步队亲兵领白单棚二架。每哨领蓝夹棚一架、白单棚六架、马圈棚子七个；每营月给烛一百五十斤、油二百斤；每营百马之内，每年准报倒毙三十六匹。如数换领，以资弥补。另于哨弁兵勇杂费银内，每月扣出三钱，作为添补马匹公项，名曰朋马银。营官总理其事，月派哨官一员，轮流经管。遇有马匹额外倒毙，及病瘦不堪驰使者，即行抽拨此项，随时采买添补；每马月给麸料草豆银二两。每年三、四、五等月，青草正茂，可以放食，每马减银五钱，只给一两五钱；马医、铁匠、号褂、旗帜、大小扫把、铁刮、竹槽，出自营官公项；修补鞍上坐褥、布屉、后、辔头，哨官、兵勇自办；笼头、偏，哨官、兵勇自办；马药钱，营官出自公费，哨弁、兵勇出自杂费；更换鞍桥、油皮鞯、肚带及拴肚带宽皮条、拴蹬窄皮条、皮扎、铁嚼全副、马枪、弓箭、腰刀、扎草刀、草料口袋，由军械所办给；凡扎营之处，先择斜坡掘地二弓，以为马圈，可拴四马兵勇之棚，即与马圈棚子相对。哨官之棚，亦与哨官马圈相对。凡支马圈之时，兵勇四名，与马夫二名，亲自锄挖。如马圈办理不妥，将该哨官分别严惩。
最令曾国藩担心的，便是绿营兵将的游惰积习。“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在挑选湘军官兵时格外严格苛刻。他指出，湘军士兵与国家军队不同，当兵并不是吃饭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了保家卫国。湘军士兵的理想条件是那些“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的农民，而对于“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则概不录用。士兵应召入伍后，为防止士兵违纪逃亡，曾国藩将其一一登录在案，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等项清册。
曾国藩吸取绿营军“将不知兵、兵不听命”的经验教训，把湘军打造成一支“兵为将有”的私属性军队。具体言之，曾国藩身为湘军统帅，所有营官由其直接任命与撤换，营官只对他个人负责。营官自行委派指定哨官，后者仅对前者负责。哨官则自主招募兵勇。营、哨各级军官可谓湘军之灵魂。曾国藩深知湘军成败系于军官之手，因此对其选拔分外留意。他认为带勇之人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勘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颁布的《劝诫营官四条》，可谓其创办湘军经验的总结。
一曰禁骚扰以安民。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二曰戒烟赌以儆惰。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败。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泪交流，遍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
三曰勤训练以御寇。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俭以服众。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银，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
湘军士兵均为朴实农民，从未经历战阵。曾国藩不得不白手起家，效仿前朝名将戚继光，订立日常军事功课。这些职业军人习以为常的训练，对湘军士兵来讲却极为艰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湘军的日常训练时间表。
每日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
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子、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这些招募来的湘军士兵大多数平生从未碰过武器军械，这也是曾国藩必须捱过的一道难关，他在这方面的考虑可谓费尽苦心：
一、枪炮要试过三十次方免炸裂。群子要包紧合膛；
二、矛杆为木质而非竹质，要整树直纹，不要横纹；
三、锄要八寸长、三寸宽，锹要八寸长、六寸宽，挑土用四方布袋，盛子药用生漆皮桶；
四、旗帜要一色，不宜混杂；
五、刀矛要常磨，火药要常晒，火球要亲手自制。
曾国藩亦对湘军的开仗、守夜、扎营、行进等诸种军事功课，无一不作出系统周密的训练安排。
《开仗条规》规定：
一、出队要分三大支，临时再多分几小支。凡有房屋之处，须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后，须分一支；树林之中，须分一支。
二、队伍要占住山坡，排立不动。营官要四处往来，登高瞭望。
三、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
四、前队用好手五百以备冲锋，后队用好手五百以备救败，中间大队略弱些也不妨。前队若小挫，后队好手出去救败；前队若得胜，后队好手不动，专等收队时在梢尾行走。
五、刀矛对杀之时，要让贼先动手，我后动手。头一下已过，第二下未来之时，我拨他头一下，正好杀他。
《守夜条规》规定：
一、扎营之处，凡有来路，派人于五里之外守卡。四五更时，另派亲信人查卡。
二、每棚派两人守上半夜，派两人守下半夜。不许打更，传令者大声，接令者低声。每夜派哨官四人巡更。从二更起，每哨官巡一更。周围巡查，查本哨兼查别哨之勇。
三、起更即关营门。无论客来、文书来，均不许开营门。贼来不许出队，不许点灯，不许呐喊，说话悄悄静静。预备枪炮、火毽，看准再打。
《扎营条规》规定：
一、扎营之地，忌低洼潮湿，水难泄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敌；忌坐山太低，客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炮子易入。
二、扎营之地，须择顶上宽平，旁面陡峻者、四面陡峻者难得，或一面、二面陡峻亦好。
三、择背山面水者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亦难择此好地。但或前或左或右有一面阻水者，即易御敌。择砍柴挑水便利者，汲道最关紧要，如为贼所断，则不可守。
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壕，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
五、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筑墙子不用门板、竹木。里外皆用草坯、土块砌成，中间用土筑紧。每筑尺余，横铺长条小树，庶免雨后崩裂之患。上有枪炮眼，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
六、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壕中取出之土，须覆于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时土仍流入壕中也。花篱用木须粗大，约长五尺余，埋土中约深二尺。坚筑旁土，以攀摇不动为主。或用二三层，或用五六层。
七、凡墙子、壕沟、花篱，三者缺一不可。墙子取其高而难登也；壕沟取其深而难越也；花篱取其难遽近前也。曰垒、曰壁、曰土城，名虽不同，皆墙子之类也。曰池、曰堑、曰陷马坑，不甚宽长，其上虚铺以土；曰梅花坑，乱挖深坑，约四五尺，大小无定，名虽不同，皆壕沟之类也。曰木城，立木圆排，周围如城；曰栅，亦系立木，不必周围皆有；乱钉者曰梅花桩，分层次者曰花篱笆；鹿角树之有权丫者曰拗马桩；曰档木，中有横木，用小木斜穿，以架于地；曰地刺，用竹削尖，钉于地，曰铁蒺藜、曰铁菱角，名虽不同，皆花篱之类也。墙子只可修筑一道，壕沟则两道、三道更好。花篱等，则五层、六层更好。
八、一营开两门，前门宜正大，后门宜隐僻。营宫中军帐对前门，中留甬道，宜阔。亲兵各棚扎甬道两旁，前哨扎前门，后哨扎后门，左哨扎左，右哨扎右。两帐相距略宽，以留水火之路。营外开厕数处，宜远，营内开厕两处，专备夜间之用。火药，挖一地窖，上覆草棚，用泥涂之，仍安气眼，免其潮湿。
《行路条规》规定：
一、凡拔营时，以七成队预备打仗，以三成队押夫。若贼在前，则七成队走前，锅帐担子走中间，以三成队在后押之。若贼在后，则以三成队走前，押锅帐担子同行，留七成队在后防贼。如有十营、八营同日拔行，则各营七成队伍分班行走，不许此营之队参入彼营队中，尤不许锅帐担子参入七成队中。至押夫之三成队，专押本营之锅帐担子，不许此营与彼营混乱。
二、凡拔营，须派好手先走。或营官，或统领，或哨官、哨长，皆可择其善看地势、善看贼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队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细看明。一探树林，二探村庄，恐有贼匪埋伏在内。身边带七、八个人，每遇一条岔路，即派一人往看。若遇过桥过渡，尤须谨慎，恐大队过水之后，遇贼接仗，进则容易，退则万难。
三、每营派一弁在后押尾，凡锅帐担子过完之后，查明恐有病者落后，又恐本营勇夫在后滋事，又恐游勇假名滋闹。
以上诸条，虽然浅显，对于不识“几箩筐字”的农夫士兵来说却尽收实效，终使湘军成为一支可战之师。
曾国藩以儒生为将，农夫当兵，目的在于将湘军锻造为“血诚之军”，即成为一支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军队。鉴于此，曾国藩着有大量通俗晓畅的歌谣，从道德感化方面增强湘军的凝聚力。
首先，曾国藩强调将士要保卫家乡，著有《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二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咷。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无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惊慌先徙走。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保卫家乡要靠训练得法，作战有素。曾国藩写下了《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灰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