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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高阳

_9 高阳(现代)
  我们一定帮你。”朱大器紧接着又说,“实在也是帮百姓,帮我们自己。再说句实话,苏州那件事一出来,最着急的是我们几个。”
  “为啥?”
  “只为你一定会大起戒心,好好一件大事,就此谈不成功。
  其实情形完全不同。如果蔡爷你是向江苏方面接头,过去以后会有什么变故,我不敢说,至于投到浙江方面来,我可以拿身家性命,保你一定如意。这就是利害关系不同的缘故。”
  利害不同,决于形势各异。朱大器先为蔡元吉抽丝剥茧地指出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处境,正好相反,李顺左逆,处逆境的亟望外援,杭州以北的嘉湖两郡,明明是浙江的疆域,而左宗棠可望而不可即,坐视李鸿章越俎侵权,却只有干着急。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如果有人能在他鞭长莫及之地为他出力,收复浙江疆域,排拒苏军入侵,岂非是左宗棠所求之不得。
  “这就是所谓利害相同。蔡爷,左制军非重用你不可。而江苏李中丞呢,他有的是兵,没有你照样能打仗,让你带了兵,他反倒要防你,利害发生冲突,事情就不妙了。再说,程学启杀那八位的时候,重兵密布,预先防范,如果左制军要杀你,请问他办得到办不到?要派多少兵来警戒?这些兵能派得过来,他杭州亦早就攻下来了。”
  经过这一番解说,蔡元吉不但消除了疑虑,也增加了信心。自己手里亦有好些人马,左宗棠即使要学李鸿章的样,也未必能轻易如愿。这样一想,便毅然决然地答说:“好!我准备向左制军归顺。事情怎么做法?”
  这一问倒将朱大器问住了。因为一路来,所盘算的只是如何说得“顽石点头”,下文如何,还待分解。松江老大与孙子卿对浙江的情形比较隔膜,官场的规矩,亦欠熟悉,自然更不能赞一词了。
  当然,以朱大器的机智敏捷,临时想一套办法,亦非难事,或者要个花腔,先搪塞过去,更加容易。可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为的是像做生意一样,深知识信相孚的道理,此刻越诚恳,就越能取得蔡元吉的信任,以后办事也就顺利。
  于是他歉然答道:“蔡爷,我说实话,怎么个做法,要大家从长计议。尤其是王都司,一定要请来一起商量。我再说句实话,我此刻还不便上岸,为啥呢?因为江苏方面跟我不大对劲,说不定处处地方在找我的毛病,尤其是我接引你到浙江,更犯他们的忌,不能不防。我在这里跟你会面,没有关系,一上了岸,说是我到长毛窝里去过了,通敌的嫌疑那就跳到黄河洗不清,不但我自己会有很大的麻烦,也耽误了你的正事,这一层苦衷,千万要请你原谅。”
  “言重,言重!”蔡元吉急忙答道:“我也知道官军争功,不讲良心,更不讲义气。老兄不必在意,我把他们两位请了来一起商量就是。”
  这就见得蔡元吉倾心相待了。主方三人,异常欣慰,置酒相待,闲话生平,真所谓一见如故。尽管船外惊涛拍岸,风声如虎,舱内却如日丽风和的艳阳天气,令人沉醉。
  约莫一个多时辰,王、刘二人重新回船,刘不才一进舱便笑着说:“我倒真舍不得安澜园。打算睡一睡乾隆当年睡过的龙床,也过一过做皇帝的瘾,偏偏又把我们接了回来。”
  这自是开玩笑的话,但如果时地不同的凑巧了就成为大逆不道的罪名,这个玩笑开不得,所以没有人答他的话。朱大器只把蔡元吉的应诺,告诉了他们两个人,商量进行的步骤。
  为了坚定蔡元吉的信心,也为了要让他了解官军方面的情况,好作适应,朱大器很巧妙地暗示玉锡驯,应该留在海宁陪伴蔡元吉。至于传递信息,居间联络,由刘不才担任,蔡元吉给了一个暗号,一共两个字,第一个是刘字,第二个以日期比照千字文排列使用,如果是初一就是“刘天”,初二就是“刘地”,初三就是“刘玄”。他会逐日关照海塘的守卫,只要说对了暗号,自会领他到营中相见。
  这一谈直到深夜,月黑浪高,不宜涉险,蔡元吉便宿在沙船上,第二天黎明时分与王锡驯一起离去。朱大器送他下了船,随即又跟大家商议,要指一个人跟左宗棠方面去联络,孙子卿与松江老大自然不行,刘不才也不是适当的人选,那就似乎只有朱大器出马了。
  “不!我不行。不是我推辞,其中有个我不便出面的缘故。”
  朱大器说,“这一趟说服蔡元吉投降,是我回浙江的第一步,我的戏要摆在后面唱,现在还不宜献功。这个功劳,对王都司很重要,要让给他,我一出面就分了他的功劳了。”
  孙子卿比较了解朱大器的想法和做法,深深点头,表示支持:“小叔叔的话,我懂,我也很赞成。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要在后面另外唱出重头戏,才显得出声势。”
  “那,”刘不才灵机一动,倒想到一个人了,他很兴奋地说:“让小张去接头。”
  “着啊!”孙子卿先就击节称许,“小张再适当不过了。由他出面去接头,不正好跟当初的那封信,首尾呼应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朱大器说,“事不宜迟,说做就做。
  三爷,你到杭州辛苦一趟吧!”
  于是,即刻开始,由北岸驶向南岸,凭藉常捷军的旗号,在一处名叫小泗渡的地方登岸,向西渡江到杭州南郊,辗转混入城内,寻到小张,细说经过。然后又相偕出城,小张来见蒋益沣,刘不才在萧山等候消息,约定在一家长发客栈会面。
  ***
  小张遵守朱大器的告诫,只夸张王锡驯和他自己的功劳,虽然也提到朱大器,只说他主持全局,不提他曾跟蔡元吉见过面。然而蒋益沣却深知朱大器过去帮王有龄干得有声有色的那一番作为,所以节外生枝地要求跟朱大器见一面。
  “朱观察人在上海。派人去请他,要由宁波绕道过来,起码得要十天半个月的功夫。海宁方面在等回话,夜长梦多,变了卦就不好了。”小张又说:“蔡元吉是千肯万肯的了,不过有苏州杀降那件事,人家总不能完全放心。日子拖长了,启他的疑惑,未免不智。”
  “现在就是他要带兵这件事。我要跟左大帅请示。”蒋益沣说,“今天请你在我营里住一住,我连夜去走一趟看!”
  于是蒋益沣将小张留在营内,奉如上宾,是他自己星夜急驰,赶在杭州以南一处叫做横溪头的地方去见左宗棠,请示机宜。
  左宗棠其时正有烦恼。杭州的太平军头脑之一“听王”陈炳文,派他的族兄陈大桂出城,找路子跟官军接线,预备献城投降。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恼的是舍弃近在咫尺的浙军,路远迢迢到苏州去向李鸿章通款曲。
  李鸿章自然很高兴,却苦于鞭长莫及。因而便派一名委员,带着陈大桂来见左宗棠,另备一通咨文,含混其词地说是“咨商办理”。就是这句话将左宗棠惹火了。
  “我不懂李少荃的意思。”左宗棠冷笑着说,“莫非他要到我杭州来当江苏巡抚?”
  这位委员是个大名士,名叫薛时雨,字慰农,安徽全椒人,诗文俱佳,八股尤其有名,所谓“时文高手”,他的“闱墨”风行南北,士子多用来作为范式,细心揣摩,猎取高第。
  不过薛时雨却不是不通世务的书生,在李鸿章幕府中,亦颇有能干的名声。此时看到左宗棠大为恼怒,便赶紧为李鸿章解释。
  “大人请息怒。李中丞决无到杭州来受降之理,所谓‘咨商办理’,无非想知道如何呼应协力而已。”
  “那还差不多。彼此勤劳之事,虽说无分畛域,究竟也要略分权限。越境剿贼则可,越省受降则决不可。嘉兴的剿抚事宜,请他就近负责,此外不劳他费心。”
  话虽如此,左宗棠总觉得李鸿章欺人太甚,因此听到蒋益沣的密报,异常兴奋,认为这一来足以抗衡李鸿章的“入侵”,毫不迟疑地接纳了蔡元吉的要求,授权蒋益沣就投降的长毛中,挑选精壮,编为官军,而且即刻就要往嘉兴这方面攻过去,将功赎罪。
  得此指示,蒋益沣又复赶回本营,调兵遣将,指派署理杭州府知府陈思谲、署理海宁州知州廖安之,带着小张一同渡江,在萧山长发客栈跟刘不才见了面,说知经过,让刘不才回海宁去接洽。
  一到自然先跟王锡驯见面,私下密谈,才知道情形不妙,蔡元吉竟有些犹豫了。
  “怎么?”刘不才大惊,“你看出什么来了,还是他本人有什么表示?”
  “蔡元吉本人倒是有心投过来的,可恨的是他有个妻舅,执迷不悟,颇有反对的意思。蔡元吉跟我说,事缓则圆,不能心急。你看,糟不糟?”
  当然是很糟糕的事。刘不才心想,身处危地,夜长梦多,倘或蔡元吉真有犹豫之意,就首先得求自保。因而便问:“王都司,你在海宁做过官,总有熟人吧?”
  “有啊!不过不知道找得找不到了?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先得找个退路。万一蔡元吉态度有变,不明不白葬送在这里,我可是死不瞑目。”
  “这大概还不至于。”王锡驯说,“我也安了一条线在蔡元吉身边,他有个小弁,让我拿了一只金表收买了,往来传话的时候,对我殷勤得很,倘有不利于我们的消息,他总会有风声透露给我。”
  听得这样说法,刘不才比较放心,然而即令遇到危急之时能逃出一条命去,大事总是不成了。吃尽辛苦,落得一事无成,亦觉得于心不甘。刘不才沉吟了好一会,毅然决然地说:“置之死地面后生。王都司,我要破釜沉舟跟他谈一谈。”
  “刘三爷,你怎么跟他谈?”王锡驯不安地问:“是不是要跟他决裂?我们在人家手里,无拳无勇,只能委曲求全,千万鲁莽不得。”
  “不会跟他决裂,你放心好了。”接着,他将他的措词,密密说与王锡驯,两个人商议了好半天才谈妥。
第八章
  刘不才是下午到的,因为蔡元吉视察防务去了,直到傍晚才见面。蔡元吉作为主人的礼貌很周到,在陈家花园的正厅设宴款待刘不才。这座厅叫做“环碧堂”,是高宗当年驻跸之地,堂内还供奉着两方蓝地泥金的匾额,都是御书,一方题的是“水竹延青”,一方题的是“怡情梅竹”。
  尽管主人殷勤,刘不才却有食不下咽的模样,这一大半是做作,要让蔡元吉发觉他忧心忡忡,为他要说的话,做个伏笔。
  蔡元吉也很为难,所以对该谈的事,迟迟不发。客套既毕,寒暄的闲话也说光了,图穷而匕首见,终于不能不谈正题。
  “蔡爷,一切都说好了。左制军不但要请你带兵,而且要催你赶快出兵立功。杭州的‘听王’已经准备献城——”
  “他!”蔡元吉急急问道:“真有这话?”
  “我如果骗你,天诛地灭,死在海宁。”刘不才故意做出急不择言的神气,“是派他的族兄陈大桂去接头的。先跟苏州接头,李中丞把他送到左制军那里。我所晓得的情形,只有这一点,不过,看样子,杭州的局面很快就有大变化。蔡爷,你不可自误,自误误人,我可要惨了。”
  “怎么?”
  “我这趟去看到、听到,好些机密在我肚子里,譬如官军布防的虚实之类。所以蒋藩司不免有小人之心,怕我是做你这里的奸细,他也不大相信你真肯归顺。拿我的家眷看管了,如果三天以内没有动静,舍下一家大小要在监狱里过年了。蔡爷,我听说你的意思要缓一缓,这话不是真的吧?”
  蔡元吉不作声。好久,自言自语地说了句:“陈大桂!陈大桂真的去接过头了?”
  “我刚才罚过咒了。你如果不信,只有一个办法。”刘不才容颜惨淡地说:“拿我杀掉!尸首请王都司带回去。这样不但为了救我一家老小,也让蒋藩司晓得,我不是做什么奸细。
  蔡爷,我说我心里的话,生为大清人,死为大清鬼。对国家、对朋友,我都是一个‘忠’字。”
  “言重!言重!”蔡元吉肃然起敬地说,“事情好商量。”
  于是蔡元吉告个罪,起身离席。刘、王二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偌大一座环碧堂,竟显得阴森可怖。刘不才吃力地透了一口气问:“你看如何?”
  “大概是跟他大舅子商量去了。”
  “他大舅子是干什么的?”
  “自然也是他们的将官。”王锡驯低声答道,“听说蔡家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蔡元吉很畏惮他。”
  “这样看起来,先要将此人收服。”刘不才问:“你见过他没有?”
  “见过一面。为人很深沉的样子。”
  “深沉就好办。”刘不才有了信心,“深沉的人,利害关系看得透,讲得明白,就怕刚愎自用,蛮不讲理。”
  “那,那就不妨说明了,请一起来谈。”
  刘不才同意他的办法,趁这等待的片刻,要作个准备。一眼瞥见廊上有个俊俏小厮,心中一动,猜想就是王锡驯所说的那个已为他收买了的,蔡元吉的小马弁,一问果然,便将他找了来,有几句话要问。
  先是和颜悦色的闲谈,问他的姓名、年岁、籍贯。那小马弁叫贵福,自道是苏州人,七岁的时候,随家人逃难失散,为蔡元吉所收容,至今八年了。
  “你们‘王爷’待你好不好?”刘不才问。
  “当然好。”
  “‘王爷’的夫人呢?”
  贵福摇摇头不答,脸色变得不大好看。刘不才看他那模样,心中明白,贵福必是蔡元吉的娈童,与蔡元吉的妻子等于“情敌”,相处得自然不会融洽。
  这样一想,便从腰上解下一柄小刀来,递了给贵福,“来,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这把刀你留着玩。”刘不才说,“将来我要邀你们‘王爷’到上海夷场上去好好逛一逛,那时候再送几样新奇有趣的洋货给你。”
  贵福童心犹在,接过那柄雕镂极精的牙柄小刀,爱不忍释,笑嘻嘻地不住道谢。
  “我倒问你句话,你家的那位大舅老爷,听说脾气很好,是不是?”
  “好?”贵福睁大了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撇撇嘴说:“不晓得好在哪里?”
  “怎么呢?”
  “从来没有看他笑过。除非——”贵福双手一比,“除非看见大元宝。”
  原来贪财!刘不才已心里有数了。“还有呢?”他觉得无须绕弯子说话,直截了当地问道:“他还喜欢什么?”
  “多得很!喜欢女人、喜欢赌——赌品最坏,没人喜欢跟他赌。”
  听这一说,刘不才更有把握,看看蔡元吉去的时间不少,怕他回来发现贵福在此,心生怀疑,反为不妙,便点点头说:“好了。我就问你这两句话。你请吧!”接着,又在荷包里掏出一枚由大内所传出来的金钱,塞到贵福手里,作为额外的犒赏。
  其实是过虑了。刘不才等了好久,才见蔡元吉回席,后面跟着一个人,瘦而长,脸上棱棱见骨,一双眼睛似乎黯淡无光,但瞒不过这几年阅历江湖,经过大风大浪,见过三教九流的刘不才,他那一双眼睛是有意掩饰光芒。凡是善于“装羊吃象”的人,都有那么一双眼睛。
  最使刘不才触目的是他那一身装束,一件旧宁绸的皮袍,油光闪亮,真像所谓“敝裘”,然而“敝”在面上,骨子里一点不敝,卷起的袖口,雪白的毛片,蓬蓬松松,耸得老高,是件极珍贵的白狐皮袍,衬着大拇指上一只碧绿的斑指,越显得夺目。
  那只套着斑指的大拇指,薰得黄中带黑,再看食指、中指亦是如此。刘不才明白了,贵福还少说了此人的一样爱好,他是鸦片大瘾,那几只手指就是让鸦片烟薰黄了。
  “我来引见。”蔡元吉指着那人说,“是我内兄,姓杨,行二。”然后又道了刘不才的姓名。
  “啊,杨二哥!”刘不才抢着套交情,一揖到地,“我早就听说杨二哥了,今天真是幸会。”
  杨二也拱手还揖。跟王锡驯是第二次见,无须寒暄客套,只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然后坐下首作陪。
  几句门面话说过,杨二问道:“我们要请教,刘爷是在哪里,听说过我?”
  “在上海。”刘不才胡诌着,“在上海就听说,‘听王’那里第一大将是蔡爷,蔡爷又全靠杨二哥辅保。”
  真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杨二听他这话,那张“面无四两肉”的驴脸,立刻就有了喜色,“不敢,不敢!”他说,“只怕是误传。”
  这一态度,就让刘不才完全将他看透了。他不是什么忠心耿耿,只知道“天王”的长毛,对官军并没有什么难解的敌视。然则,反对蔡元吉归顺,亦只是未餍所欲,有意刁难而已。
  转念到此,刘不才越有把握,态度也轻松了,饮酒吃肉,谈笑风生,与先前那种沉重的脸色相比,判若两人。
  蔡元吉自不免诧异,而他的困惑,只要一显现出来,刘不才立刻就明白了,“蔡爷,你觉得奇怪,是不是!”刘不才说:“我一条性命捡回来了,怎么不开心?”
  “这话,”蔡元吉问:“是怎么说?”
  “有杨二哥出面来,事情一定可以谈成功,我就不会好心不落个好报,岂不该高兴,”
  “这位,”杨二指着刘不才问,“说的什么?我好像没有听清楚。”
  “刚才不是跟你谈了嘛,人家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的。”
  “是的。”刘不才说,“我到了这里,才知道人家猜得有道理,我倒好像太相信了朋友了。这些话不必去说他,在杨二哥面前,说了就不够意思了。”
  这些语意暧昧,不知所云的话,没有一个能听得懂,杨二只猜出一点意思,刘不才很看重自己,而且很愿意交朋友。
  同时他也觉得刘不才是个世故熟透的外场人物,这个人可以交,然而要些本事,一无长处的庸才,他是看不上眼的。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杨二便处处要逞强显能了,口讲指划,从淮军的程学启,批评到已死的谭绍光和长毛中公认的悍将陈炳文,说得他们一无是处。只是对李秀成却还保持相当的敬意。
  他的话当然也有些见解在内。然而真如上海夷场上所说的“开口洋盘闭口相”,话一多了,底蕴尽露,肚子里有些什么货色,都让刘不才掂出斤两来了。
  席间都是些闲话,王锡驯急在心里,一言不发,反倒是蔡元吉忍不住了,“谈谈‘那面’吧!”他特意提一个头,希望言归正传。
  “不忙,不忙。”刘不才看准了才二十六岁的蔡元吉为人老实,因而喧宾夺主地自作主张,“回头我跟杨二哥靠烟盘的时候,细细斟酌。”
  于是酒醉饭饱,“开灯”谈心,杨二等十六筒鸦片烟抽过,精神十足,抱着把乾隆窑五彩的小茶壶开始谈到正事。
  “刘兄,你行几?”
  “行三。”
  “那就是刘三哥。”称呼一改,更显亲热,刘不才身子往上缩一缩,弓起了背,将头靠得极近,听杨二低声说道,“彼此一见如故,我倒要请教,刘三哥,你这样子热心,贪图的啥?”
  “做生意啊!”刘不才答道,“舍亲朱观察是杭州人,从前王中丞在世的时候,他是浙江官场上一等一的红人,你总听说过?”
  “听说过。然而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
  “现在就要靠你老哥了。能将令亲说服了,拿队伍拉过去,舍亲朱观察就在这上头算立了军功,‘保案’一上去,仍旧回浙江官场,老实说一句:就都是他的天下!那时候,自然忘不了你老哥。”
  “不会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于舍亲有什么好处。现在是同船合命,连左制军在内,都要靠这里。”
  “刘三哥,你的话倒说得还实在。”杨二不由得说了真心话,“有些官军,一面孔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把我们贬得一文不值。我就不服!大家真刀真枪,上过明白!”
  “照这样说,杨二哥,你大概先当我也是那样的人?”
  “这也不去说他了。我倒再问一句:如果我们不过去呢?”
  “那,那就只怕要看别人的热闹了!”
  “这是怎么说?”
  “好比赌台上一样,一上了‘路’,一定要下注,错过一注,心里懊悔,手上就更加谨慎了,要看着再说。结果呢,越看越下不了手,岂不是只好看别人的热闹?”
  听这一说,杨二的心就痒了。然而这是拿赌作譬仿,到底不是真的赌,而且一输亦不是输钱,而是输身家性命,所以他不能不强自按捺纷乱而兴奋的心情,仔细看一看,到底是真的上了“路”没有?
  抹不掉的是苏州杀降的影子,“刘三哥,”他只有这样问:“你是你的看法,庄家又是庄家的看法,明明看是活路,作兴是在钓鱼。我们跟你的身份不同,一上了钩是再也逃不掉的了。”
  刘不才点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上钩不上钩,先不去说它,如果你自己当自己是一条鱼,那就要睁大眼睛看一看,一座池塘,四面有缺口在放水。水放光了,鱼就死了!活活困死,杨二哥,你不甘心吧!”
  杨二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处于将涸的池塘中,“那条鱼,”他问,“如果从缺口中冲了出去,龙归大海,岂不逍遥?”
  “不见得。缺口外面作兴布着网。”刘不才灵机一动,立即改口,“不过,你跟令亲的处境不同,如果你想从这个缺口冲出去,我倒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噢!”杨二深深看了一眼,“怎么冲法?”
  “船就在海塘外面。这条船有常捷军的旗子,官军的辖区通行无阻。你想到哪里,到哪里!”
  杨二不作声,取起那盏有名的所谓“太谷灯”的烟灯灯罩——整块水晶所雕,用一方手帕擦了又擦,十分起劲。这好整以暇的动作,恰恰表现了他内心的紧张。
  刘不才不肯错过机会,紧接着说道:“我倒替你想好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包你安安稳稳,无风无浪,舒舒服服地过一生。”
  “是,是哪里?上海?”
  “上海,夷场上!”刘不才说,“现在好多长毛在那里,尤其是手里有积蓄的,更加适意,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洋人不都帮官府的吗?”
  这就是提出一个疑问:洋人帮官府,官府指名索人,则夷场亦不足以成为逋逃薮。这当然是不明白夷场情况的话,刘不才便从容陈说,将官府的势力达不到夷场的事实与原因,一一道来。在杨二便有顿开茅塞之感了。
  “刘三哥,”杨二毕竟撤尽了藩篱,“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替我们开了两条路,我们决定挑一条路走,请你稍为等一等,我一定有切切实实的回话给你。”
  “好的!”刘不才隔着烟灯拉住他的手说:“我们都是‘脚碰脚’的朋友,一切都好商量。”
  “我知道。”杨二答说,断然决然地,“我赌了!”
  他的想法是,举家——包括蔡元吉一家在内,带着搜括来的金珠细软,当夜就搭刘不才坐来的船到上海,以夷场为安乐窝,安度后半生的日子。然而蔡元吉却不是这么样。
  “手下的弟兄呢?”他说,“我们不可以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只问你一句话:姓刘的信得过,信不过?”
  “信得过。”
  “那好!”蔡元吉毅然决然地说,“我年纪还轻,还想做一番事业,躲到夷场上去过无声无臭的日子,我不干。”
  听得这话,杨二颇有意外之感,因为他这个妹夫,一向听他的话,说什么,是什么,不想遇到这种重要关头,却会自作主张,而且主张相当坚决。
  “二哥,”蔡元吉又说,“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我决定带着弟兄过去,你如果想到上海,你管你走吧!”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既属至亲,患难相共,说不出独善其身的话,呆了一会说道:“做事要留退步,我倒有个两全之道,我送妹妹、外甥到上海。你过去以后看情形,能合则留,自然最好,不然就回上海,先守一守再说。”
  “二哥,你倒真是一只手如意,一只手算盘,世界上那里有这样好的打算?”蔡元吉笑了。
  “怎么呢?”
  “你不想想,虎防人、人防虎,我们相信人家,人家是不是相信我们?”蔡元吉放底声音说:“家眷不过去,一个人去归顺,只怕来的这两位客人先就要疑心,蔡某人搞的什么花样?莫非送走了妻儿老少,后顾无忧,预备敞开来干一场?”
  设身处地想一想,自然也觉得不能无疑。杨二倒没有主张了。
  “二哥,”蔡元吉却稍为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我赞成你走。
  你这两年舒服惯了,投过去了就能做个官,那种军营当中的苦,你也吃不来。倒不如现在脱身。狡兔三窟,你能在上海安个家,对我们夫妇总是一件好事。”
  “好!那就这样。”杨二说道,“我们辛苦了一场,总要留下点东西,我替你保管。”
  “这——”蔡元吉说,“只能带些细软,现银子不能带。”
  “为啥?”杨二问道,“莫非还要孝敬官军?”
  “这也不是。弟兄们的饷要发。”
  “官军会发饷,何用你费心?”
  “话不是这么说。左制军不比李中丞,他那里饷不足。就算能发,一时也运不过来。既然归顺了,一切总要为大局着想。”
  杨二心想,能带兵又带饷去,必得左宗棠的欢心,对妹夫的安危与前程,大有关系。白花花的几万两银子,平空舍去,虽觉得于心不甘,也就只好算了。
  ***
  定议以后,告诉了刘不才,他自然要帮忙照办——这件事其实于自己这方面有利无害,因为杨二与蔡元吉的财产转运到上海,自然要作营运,而做生意少不了自己这方面的关系,便等于增加了实力。
  不过,这是隐匿敌产,事情要做得很秘密,所以首先就告诫杨二:“这件事要谨慎,千万不可张扬!请你悄悄去准备,等我来好好策划一下。”
  等杨二背转,王锡驯立刻就紧张了,一把将刘不才拉到角落上,带着埋怨的语气问道:“刘三哥,你怎么冒冒失失去挑这副担子?挑不下来的呀!”
  “担子很重,我知道,不过——”刘不才陪笑答道:“也不至于挑不下来吧?”
  “唉!你老兄到现在还是这么不在乎的神气,真正急死人。
  我请问你,两军对阵,相持已久,这方面看看支持不住了,那方面就要防备些什么?”
  “这我不懂了!”刘不才依然是轻松闲逸的神态,“你老哥官拜都司,我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不够。你不要考我了,教教我吧!”
  “也不是什么教不教。我跟你说吧,像现在这种情形,不管苏军还是浙军,都认为到了瓮中捉鳖的局面,要防的就是突围、偷漏,所以水陆两路的外围,一定加紧巡查。你想,杨二带了家小细软,路上岂有不遭拦截之理?”
  “说得是!”刘不才深深点头。
  “既然你明白,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带杨二过得关?”王锡驯很郑重地警告:“刘三哥,军队里的花样,我比你懂得多,像现在这种情形,真所谓‘财帛动心’,不要说你没有公事,就有公事,人家亦未见得卖帐。兵荒马乱,什么叫官兵?什么叫土匪?有时候根本分不清!劫财劫色,杀人灭口,最后把只船打沉了报功上去,歼敌多少,还可以升官。请问,你的冤枉到哪里去申诉?”
  这些后果,原也在刘不才估计,只是听王锡驯说得如此严重,他倒也有些惴惴然,不敢掉以轻心。因而收敛笑容,用低沉的声音答道:“打算我是有个打算,原要跟你老哥请教。
  我想冒充常捷军的采办船,拿洋人的旗号唬官军。你看唬得住,唬不住?”
  “要看怎么唬法?做得像,就唬得住。”
  “那一定做得像。”刘不才很欣慰地说,“现在我们俩,拿职司分一分。一个带蔡元吉到萧山见蒋藩司,一个带杨二到上海。”他紧接着又说:“你老哥总看得出来,不拿杨二弄服帖,事情就摆不平。”
  “这话也是。”王锡驯踌躇着,“这两个职司,一个难、一个容易,难的有性命出入,我亦不便推诿。不过——”
  “有你老哥这句话就结了。有性命出入的,我去。不但因为上海是我熟,更因为浙江方面你去接头更方便,准定这样吧,我带杨二到上海。”
  “万一,中途出了麻烦呢?”
  这话将刘不才问得一楞,想了一下,懂了他的意思,斩钉截铁地答道:“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会牵连到你老哥。”
  王锡驯也是阅历江湖,熟透世故人情的人,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也不跟你多说什么无用的客套了。反正富贵患难相共,大家心照不宣好了。”
  这平平淡淡两句话,像是生死之盟,刘不才倒提起了警觉,认为万一出了麻烦,何以自处要好好想一想。
  刘不才的心思也很快,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全盘局势,便已了如指掌,当即说道:“王老哥,我们做这件事的要诀是,桥归桥、路归路,切忌扯在一起,混杂不清。万一我这面出了事,让巡逻的官军抓住,脱不得身,请你通知舍亲朱观察,你跟小张不要出面救我。这就是说,你根本不晓得有我跟杨二开溜到上海这件事。”
  王锡驯懂他的意思,这实在是为了保全蔡元吉,要使他的归顺经过,看起来毫无瑕疵,这样,蔡元吉才站得住脚,而此中牵引奔走,也才是一件大功,说话始有力量,要救刘不才反而方便了。
  “好的。”王锡驯点点头说,“等我跟蔡元吉上了路,我自会跟他细说,拿线索得清清楚楚,免得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刘不才很欣慰地说,“你老哥完全明白。这样子联手做事,一定会很顺利。”
  到得午夜,杨二与蔡元吉携酒相访,不必开口,从目光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郎舅二人,已经都商量好了。
  “刘三哥,”杨二说道,“我把我们这面的情形说一说。我、我老婆、三个孩子,带八口皮箱跟你走,元吉一个人跟王都司走。”
  “蔡爷跟王都司怎么走法,我们放在后面来说,先谈我跟你这一路。请问,三个孩子多大?”
  “一个女孩,八岁;两个男孩,大的五岁,小的还在吃奶。”
  杨二指着蔡元吉说,“大的男孩,是我的外甥,舍妹的意思,让我先带了出去。”
  这表示蔡元吉夫妇已顾虑到事有不测,作了托孤的打算,刘不才大不以为然,使劲摇着头说:“不必,也不妥!”
  “怎么不妥?”
  “第一,我包蔡爷这趟过去,不会有什么凶险,把孩子先带了出去,反显得意思不诚,作兴节外生枝。第二,我们到上海是偷渡,我有一套掩藏的法子,有小孩在船上,要紧关头一哭,马脚全露,神仙难救。照我看,不但令甥不能带,你那小儿子最好也留在这里。等局势稍为定一定,包在我身上,让你们父子团聚。”
  杨二还不曾开口,蔡元吉先就同意:“这话说得也是。二哥,就这样办吧!”
  “我,”杨二踌躇着说,“先请教刘三哥,怎么走法?”
  “我们船上有常捷军的旗号,不妨冒弃常捷军的采办船只。”刘不才问道:“你们仓库里有没有面粉?”
  “有的。”
  “那好。黄牛有没有?要个十来条。”
  “十来条黄牛总找得到的。”
  “那更好了。”刘不才说,“我要五百包面粉,十来条黄牛,杀好,拿盐腌过,用干净麻袋装好,摆在露天底下,让它冰冻。再要一个木架子,一丈多长,五六尺宽,四五尺高;木架子要坚固,经得起重东西压。千万、千万!”
  要完东西要人,要一个洋人。就像投效官军一样,太平军各营中,亦往往有洋人受雇,或任教练、或任炮手。此辈大都是由白齐文那里散出来的,在蔡元吉那里就有两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英国人狡猾,法国人脾气坏,刘不才认为狡猾不怕,只怕脾气坏不可理喻,要紧关头会误事,所以决定用那个叫艾立克的英国人,此外又要了一个通事,姓沈,恰好是他的湖州小同乡。
  第二天仅白昼一天,准备妥当,到得黄昏时分下船。一大一小两条,小船中是蔡元吉与王锡驯,直航萧山。大船中是刘不才、艾立克、沈通事,此外五百包面粉下面还有杨二全家——木架子的妙用在此,用来隐匿活口。好在面粉包中空隙甚多,不怕闷死,苦的是杨二鸦片大瘾,不能开灯抽吸,只好吞烟泡挡瘾。
  冬天当然刮西北风,扬帆向东,舟行如箭。刘不才安安稳稳先睡了一觉;五更时分起身,推开船舱一望,旭日如火,风平浪静,是个极好的天气,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亲自到沈通事舱里,将他唤了起来,说有话要跟艾立克谈。
  “洋人吃饭睡觉,都有定时。这个家伙不到七点钟不起床。”沈通事说,“刘三爷,你有话跟我说好了。”
  “也好。我先请问你,你们跟我来,干些什么,杨二爷告诉了你们没有?”
  “只说要到上海去一趟。一路听你老的指挥。”
  “指挥不敢当。现在大海茫茫,同船合命,请你帮忙。”刘不才说,“到了上海,我跟杨二爷都会重重酬谢。”
  “刘三爷言重了。彼此同乡,无事不可商量,请吩咐!”
  “今天是个好天,我们的船,一定会遇见巡逻的官军水师,或者外国兵舰盘查。到那时候,我们要冒充常捷军的采办船只。请你跟艾立克说清楚。”
  “这个——”沈通事面有难色。
  “怎么?”刘不才问道,“艾立克很难说话是不是?”
  “这个人很贪。”
  “那不要紧。他说好了,要多少钱?”
  沈通事想了一会,突然说道:“有钱何必送他?我看这样,遇着官军水师,反正他们听不懂洋人的话,我来应付好了。遇着外国兵舰,就跟他们说实话,也不要紧。”
  “说实话不要紧吗?”刘不才指着面粉包说,“那下面还有人。”
  “不要紧。”沈通事答说,“外国军队的规矩,不伤害老百姓的,只要跟他们说了实话,说不定还会护送我们一程。”
  听他说得这样有把握,刘不才放心了。同时觉得这沈通事态度诚恳、言语爽利,加以又是小同乡,便有心要结纳他了。
  “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台甫。”
  “不敢当!草字文山。”
  “文山兄,”刘不才认为此时透露真相,已不碍事,所以这样问道:“你知道不知道海宁的局势要有变化了?”
  “我知道。”
  “怎么?你们‘头儿’跟你说了?”
  “头儿”是指蔡元吉,他谨守约定,只与极亲信的几个太平军将领谈过归降之事,以沈文山的身份是不可能与闻机密的。他笑笑答道:“只看面粉包下面的一家人,就可以猜想得到。”
  “老兄眼光很厉害,佩服之至。”刘不才问道,“海宁局势起了变化,你作何打算?”
  “到了上海再说。海宁,总归是不会回去的了。”
  “宝眷呢?”
  “我孤家寡人一个。”
  “跟我一样,无牵无挂,在这个乱世,再干净痛快不过。”
  刘不才很高兴地说,“文山兄,光棍一个人,住在上海最好,吃喝嫖赌,样样方便。你如果不嫌弃,我们一起做生意好不好?”
  “怎么不好?”沈文山笑道,“我一上船,把事情看清楚以后,就盘算好了,到上海还是回我的老本行。”
  “你的本行是啥?”
  “我们都是湖州人,你想想看,会是啥行当?”
  “这样说起来,我们不但是同乡,还是同行,你一定也做丝生意?”
  “对了。”沈文山说,“我本来是宝顺洋行跑街,专门兜揽丝生意,那年经过嘉兴,为长毛抓住,一直脱不得身,现在可是要脱离苦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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