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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在城市里蜗居（1）
一片濒临江湾滩头的乡村田园，由于现代建筑理念的植入而带领中国走向国际化，家居生活也因居住方式的变化而远离从前。■主笔 杨东晓
这是上海划出英租界8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巨大商机，1853年9月间，英租界的西北部和分隔英法租界的洋泾浜两岸，一夜之间平地长出成排的小木屋，马上就被有钱的中国难民租走了。由于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而租界则成为这些难民眼中最安全的避风港。于是这样的木屋盖多少，都能迅速出手，而且根本无法满足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的需求。
正当英商想抓住这个商机大发一笔之时，华洋不得杂居再度被公部局提起。
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把讨厌的本地人赶出租界，拆除有碍观瞻的难民寓所。”这项政令带来的结果是，成千上万在小木屋里刚住了一两个月，或者刚刚搬进新居的中国富人，在一个凄惨的冬夜里全部搬出，再度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阿礼国领事很快就要为他的这种态度负责了，一位英商给他写了封信，明确告诉他自己为什么要反对领事先生，而英商本人没有想到，这封信给他正在发财的乡村，夯下了一块里程碑。
“或许会有这么一天，后来之人将对现在这种将房屋出租给中国人的做法啧有烦言，但在我们地主和投机家来说，与此何干？你身为大英帝国领事，自然应当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这是你的事情。但我的事情是抓紧时机发财，把土地租给中国人和建筑房屋租给他们，以获取30%～40%的利益。这是运用我的资金的最好办法，我希望至多在二三年里能发到一笔大财，从此走开，以后上海不论化为灰烬或沉入海底，都与我何干！你不用盼望像我这种人肯为子孙之计而甘长期流徙在这种不健康的环境里。我们是为发财，愈快愈多愈好，在合法范围内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为着这个。”
这简直就是一份宣言书，宣告了整个飘洋而来的西方人社会对这块土地最殷切的希望：从这块土地上迅速发财。
中国人内部的矛盾给西方淘金者送来了这样一个机会，而精明的英国商人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不仅仅修建小木屋，同时还给中国的富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高档的“石库门”房子。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不经意间的利益驱动，竟然在此后的日子中一步步地改变了中国人对居住的所有理念。
逃难者与新市民
刚刚涌进上海的江浙富人喜欢有院落的宅子，他们举家迁来，需要有前厅后厅，东西厢房，灶披间旁边还得有小房间给佣人住。但这院落毕竟不如他们天高皇帝远的家乡，可以前后好几进了。
建这种房子的西方人也将他们的审美带给了中国，把西洋雕花的大石头，镶到了大门上头。这种门楣上有着三角形、长方形或半圆形石雕装饰，被称作“石库门”的房子，虽然外加了不少西洋审美，但围合的基本样式还是符合中国观念和传统的。
U型的院落一楼还分出来正厅和厢房，祖宗的牌位在这种新居中还能找到最有份量的位置。这种院子一般只盖到两层高，女眷被安置在二楼。脱胎于中式庭院的石库门宅院分明已融入西方洋房建筑的特点，中国人习惯中的庭院变成了天井，天井只是为了改善厅堂和房间采光，所以比庭院不知瘦身了多少——毕竟上海的地价就算是城外，也比江浙乡下要昂贵得多，好在这上下几间正屋加上东西的两边厢房，也够大户人家住了。
公寓：在城市里蜗居（2）
石库门房子的设计者还聪明地把楼梯放进客堂间里，后边当厨房的就叫“披间”，因为做饭专用，干脆就叫“灶披间”。这种建筑改变了中国人旧有的柴扉院落和高墙大院，也改进了中国的建筑业，中西合璧的门楣和山墙将以建筑为业的传统“浦东帮”升华为现代建筑的第一批践行者。
苏州典当业巨富“程百万”程卧云1860年逃“长毛”跑到上海后，就住在租界里这种有几进深的石库门院落中，携十万两白银在上海办起了钱庄。1887年，后来成为百年荣氏家族创始人的荣宗敬就在租界内的源豫钱庄当了学徒。又过了几年，16岁的宁波慈溪少年秦润卿，进入程卧云在上海几处钱庄中最有名的协源钱庄当学徒。
钱庄和它的主人们，把当时上海钱庄扎堆的宁波路变成了“上只角”——有钱人住的地方。但是钱庄设在空间受限、光线阴暗的石库门里弄中，多少会影响客人的心情。精明的宁波人秦润卿认定，钱庄的建筑气势就是雄厚财力的象征。当他全面主持福源钱庄以后，就在宁波路70号，用新型建材钢筋水泥造了一座外形气势可与西洋银行比肩的福源营业大楼。此时已到了1930年代，上海滩上住宅的风尚已变，石库门不再风光，新式里弄方兴未艾。
秦润卿的生活，依然固守在石库门的里弄房子里，即便是1952年以后，他成为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副董事长、上海市政协委员，还是住在闸北海宁路浙江路口一个叫“咸宁里”的旧式石库门弄堂里。
江浙皖带来的热钱和十倍增长的人口，成为上海新兴的房地产业的机遇，租界内的中国人，从最初的500人，激增到19世纪末的50万，最多时达到70万人。从英国来的沙逊甚至他的看门人、从巴格达到上海来淘金的犹太人哈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先后成为租界里最大的房地产商，而哈同的一生，除了盖房就是带着小跟班从南京路的这头走到那头，挨门挨户马不停蹄地收房租。
从石库门到新式里弄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结束了。
江浙富绅逐年重返家园，炒高了的上海房地产业热钱渐次降温，他们留下了花园宅院、里弄也不再炙手可热，房产和地产的价格都降了下来。
远在北京的官员可谓“高瞻远瞩”。李鸿章一如当年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的判断一样，对上海与他家族的生存同样做出了判断。盛宣怀、贝润生等人也把握了这次上海机遇，纷纷在租界内今天的静安区一带置业开发。他们在民初时期开发的石库门里弄年深月久，加上沪市城建脚步的加速，目前几无存留。
他们在上海成片开发石库门里弄时，正是上海开始中西合璧、新旧杂糅的时代。十里洋场的风情迅速推进着现代化生活，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门弄堂文化。
那个年代，旧式的石库门里弄开始雨后春笋般地长出来。里弄内的石库门房子属于“批量生产”的性质，一张图纸或相类的图纸可以无数次地在各条街道上复制。既然批量生产，就建成了联排的形式，这种联排的造型和成片开发的形式，也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国家开发房屋的基本形式。
联排的石库门建筑，已经谈不上院落，天井缩得只有一两平方米，两位主妇在天井里洗衣，水能溅到对方的盆里，三个女人一起洗涮，屁股会碰到一起。在这里，洗衣的可能是女佣，也有可能是主妇了——这是由旧式石库门居民的经济条件决定的，这是一个平民的世界。
公寓：在城市里蜗居（3）
100年前的旧式石库门房子能留到今天，不是建筑质量特别突出，就是具有一定的意义。1911年一座旧式石库门建筑在环龙路老渔阳里建成。这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约150平方米，小户人家自用还是很宽敞的。说它老式，因为有着规矩的坐北朝南的朝向、花岗岩的门框，门楣装饰着西洋的浮雕花卉，水泥沙浆涂成了立体外观的外墙。一位名为陈独秀的新式青年租下它。楼上当卧室，楼下客厅会客。三年后他在这里办起了月刊《新青年》。
老式石库门住宅一般只盖两层，因此空间利用不太充分，而且没有上下水道。如果是多家庭共居一所石库门的房子里，就会整个白天都很热闹：抢占一个小天井摘菜晾衣；共用一个灶披间烧小菜；一家点煤球，整座楼各扇窗户都会被呛着；张家长会像刮了风一样在烧菜的同时飞进每一位阿婆或姆妈的耳朵，李家短也会马上成为各家饭桌上的谈资。在这种狭小到藏不住隐私的空间里，家长里短、男情女爱成为上海心思慎密的小市民阶层乃至小资阶层的主要消遣。
“新青年”们逐渐成为社会中坚，但当时处在暗流时期。在张爱玲搬入赫德路爱丁登公寓之前一年，郁达夫和王映霞还住在赫德路上，他们租了赫德路嘉禾里前弄1476号的亭子间，以每月8元的租金，在这所新式里弄生活了5年多。
新式弄堂是市民建筑向现代住房迈进的一大步：自来水引入一楼、二楼、三楼；电灯代替了煤气灯，清清爽爽地照亮了每一个房间，好看的是，电线开始会走暗线了；抽水马桶解放了每天早上刷马桶的女人们；大浴缸开始培养经常洗澡更衣的习惯。
新式弄堂中的“亭子间”，因为鲁迅的居住而最为著名，这是一种一律北向、冬寒夏热、光线阴暗的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位于两层楼的半中间位置，把守着楼梯的拐弯处。郁达夫选租亭子间的原因，按照王映霞的回忆一是便宜，二是能“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杂居在一起，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上海滩，比较容易隐蔽。”
也许是因为与劳动人民杂居在一起，比较容易隐蔽的缘故，鲁迅、茅盾、陈望道、叶圣陶、周建人、冯雪峰和柔石这些清贫的左派，都曾住在一个叫*里坐南朝北，朝向别扭的砖木结构弄堂里。
到了1930年代，新式的上海滩弄堂越建越多、地皮越来越少，厅堂的方位也不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了，祖宗的牌位能朝北向吗？即便有朝南向的厅堂也越建越小，只能权充客堂间，再不济就是个“穿堂”，走路过个人而已。形势比人强，活人都自顾不暇的时候，“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在普通人家也没有位置可以供奉了。
世道就这样变了，而且加速度地变化着。洋人又把他们家乡最舒适的，一种叫公寓的楼房连同他们国产的装饰石料也原封不动地搬到上海来了。
公寓改变生活
1930年代的上海，沐浴了开埠七十多年的欧风美雨，社会发展以及贫富差距早已明显而稳定地存在。一些“纳税华人”更加紧了向洋人和洋人社区的靠拢。在住宅上，白领青睐新式里弄，洋人、中产家庭、在商场上成功地达到了纳税标准的华人偏爱公寓楼和洋房。
李鸿章当年的几处房产在上海拔地而起之时，曾外孙女张爱玲也长大成人了。张爱玲的稿费收入不菲，加上有祖荫，主要还是脑子里小资得不行，自然是不能住弄堂石库门的，她选择了中产阶层通常居住的西式公寓。
公寓：在城市里蜗居（4）
在西方社会，公寓集中了当时人类最新潮的几项发明：电，带来电灯、电梯，照明与登高不再是问题；自来水，满足高层饮用的同时，带来了洗浴的便捷；洋人同时把使用煤汽这种先进卫生的炊事概念也带给了上海；西方的公寓理念同时还给喜欢享受的人类带来了另一样好东西，steam，暖气，上海人把它翻译成“水汀”。
在食住行三个方面都能满足人的要求，公寓迅速在洋人和富裕华人中间成为宠儿。电梯使得地面越来越紧张的上海，楼房个子越长越高，从多层公寓到十几层的高层公寓建筑中，“寓公”们又多了一层*：住公寓成性的张爱玲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美观的外型设计和先进的硬件建设，使1930年代的公寓楼到了21世纪仍不落伍。1934年建成的毕卡第公寓，1949年以后，曾经是上海市委所属机构、专业的外国专家招待所。
张爱玲住在1936年建成的意大利风格的爱丁登公寓，它在繁华的南京路上，从5层搬到了6层还是不离开这里。站在她宽大的阳台上，看着楼下街上开出西饼店、咖啡店，看对面哈同花园又在开派对。深居简出的生活，公寓能满足所有要求，卧室中附带卫生间和储藏室，与客厅形成良好的功能区别。
有一天一个男人叩响了张爱玲的门，她正无心待客，男人把字条塞进门来。从此，这个人和张爱玲就经常步行在从赫德路口爱丁登公寓到大西路379弄28号一段不算短的路上。
这个叫胡兰成的男人住在大西路美丽园一座小洋楼里，这是一条建于1912年的洋房式花园弄堂，他还经常在28号楼下花园里打太极拳养生。三层的小洋楼不算大，已经都是钢混结构，但前后的住户的来头都不小，除了在日伪政府供职的胡兰成，还有中统局和军统局的要员，来头最大的，要数20号的蒋纬国了，他在美丽园和当时的妻子石静宜安了家。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买下了诺曼底、迦陵、培恩等多座公寓楼。诺曼底公寓现在叫武康大楼，一套3居2室2卫的公寓销价1200万元人民币，月租价16000元。武康大楼公寓房的销售广告中，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正宗经典洋房、正看宋庆龄故居”。
公寓楼在中国近代百年建筑史中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它带来最先进的居住理念和最体贴的家居文化，符合人性的东西总会与人性共存，这也是公寓按生命力几经周折然仍顽强之所在。
有趣的是，人性竟是一种富有弹性的东西，经常被压制，却不影响生存。所以，当1950年代大量苏式的筒子楼进入中国以后，住阴暗而潮湿的筒子楼依然是幸福的享受；联排单元楼取代筒子楼，单元房能关起小门成一统，实现了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文明社会居住形态的理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最基本的居住标准，总算达到了人们在初级阶段对居所安逸的要求。
而这一切的起因，总是逃不脱公寓楼对生活的改变。 ■
住宅之变
混血儿，石库门
从石库门住宅能登上国家名片邮票这一经历来讲，它在籍贯上属于上海民居，而且是代表性建筑，但是从血统上看，却是一个十足的混血儿。
公寓：在城市里蜗居（5）
它出生在太平天国和小刀会时期，有着中式四合院建筑的围合体态，左右对称的结构，却长着标准欧式的眉眼留海儿，门窗山墙都具有西方黄金分割的优雅比例和石刻雕花。
因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这种建筑因此得名“石库门”。石库门住宅通常为二层楼，采光面小。坡型屋顶常带有老虎窗，红砖外墙，可谓中国建筑中西合璧的开端。
石库门弄堂
战争使上海的租界成了避难地，独栋的石库门房子显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在1910年左右出现了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旧式石库门弄堂。这种弄堂一般狭窄拥塞，没有卫生设备。通常为二到三层的砖木结构，弄口有中国传统式牌楼。代表建筑有南昌路老渔阳里，出过的老名人有陈独秀、陈其美、杨杏佛；愚园路亨昌里，老主顾有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他们的常客是周恩来、王若飞、谢觉哉；延安中路四明村，住过徐志摩、陆小曼夫妇，胡蝶，还有泰戈尔。还有河南中路东侧，宁波路、北京路之间占地公顷的兴仁里，中山南路新码头街的敦仁里、 棉阳里、吉祥里。
新式弄堂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新式弄堂在断承了旧式弄堂“客堂间”、“厢房”、“亭子间”、“灶披间”、“天井”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方国家抽水马桶、洗浴间和大玻璃窗、大阳台等居住概念。弄堂和支弄马路加宽，符合消防要求，安全和卫生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价格为白领阶层消费得起。此时，钢混建筑开始出现。长乐路、淮海中路、愚园路、重庆南路上有很多新式里弄，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别墅、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属于里弄建筑中内外环境设计周到住宅群落。尤其是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三层独立楼房设计的，有独立门户的院落，蒋介石曾安顿陈洁如在那儿住过。
老上海住宅新生代：公寓
公寓是具有上海特色建筑中的新生事物，它出生在1930年代，集当时西方通行的人类居所科技于一体，配有多部电梯、暖气（也有欧式壁炉建筑）、屋顶烟囱、通风口、大卫生间、大露台等。颇受小资家庭和洋人的欢迎。武康路、湖南路、华山路、愚园路、茂名路、衡山路、北苏州路一带至今矗立着70多年前建成的西式公寓，这些在摩天大楼下显得矮小灰暗的公寓却有着不菲的租界和售价，作为中国迈入现代建筑时代的见证，它们上海“老克拉”般的气质日见珍贵。
花园洋房
以上住宅都是针对工薪阶层而言，对于资本阶层和官绅来说，花园洋房最能满足他们的需要。20世纪30到40年代，官僚、外商、买办、实业家纷纷像成功的外国冒险家那样，建起有宽阔草坪、雕像喷泉的花园洋房。徐汇区、卢湾区、静安区、长宁区是现存花园洋房最多的地方。徐家汇和长宁区的老上海花园洋房几乎占到全上海老洋房的70%，武康路、衡山路、岳阳路、湖南路、永嘉路、复兴西路星罗棋布，溧阳路、多伦路、华山路、愚园路和虹桥路上花园洋房散见其间。上海两大洋行的主人，同时也是上海地产两巨头的沙逊和哈同，分别于建有英国古典式的“沙逊别墅”和仿《红楼梦》大观园设计的“哈同花园”。（杨东晓整理）
中西结合的石库门建筑。
石库门弄堂。
2008年10月，上海浦西城隍庙，弄堂中玩耍的儿童。
华山路731号，有“海上名楼”之称的枕流公寓。
英国古典式的沙逊别墅。
1912：没有归程的南极之旅（1）
1912年1月17日，斯科特、威尔逊、埃文斯、奥茨和鲍尔斯一行人成功抵达南极点，却发现他们的竞争对手，挪威人阿蒙森一行，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抵达。1月18日，斯科特一行踏上返程之路，然而，这却成为了他们的不归路。■冯成
1912年1月17日，南极点附近——这里是世界上最为干旱的地方，降雨量甚至不及撒哈拉，大风卷起地面的冰雪，天地一片苍茫，远处的地平线上，一队黑影浮现……
英国人罗伯特·斯科特，正和他的队友们在南极冰原上奋力前行。在离开最后一个营盘后，斯科特确定了最后向南极点冲刺的队伍：威尔逊、埃文斯、奥茨和鲍尔斯。糟糕的是，用来拉雪橇的矮种马全部死掉了，没有了运输工具，每个人都拉着200磅重的雪橇在茫茫冰原上蹒跚而行。
然而，当他们成功抵达南极点时，失望和沮丧再度袭来：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顶帐篷和一张写着5人名字的纸条：罗得·阿蒙森、欧拉森·布亚兰德、斯威热·海瑟、奥斯卡·威斯汀和海默·汉森。纸条的落款是1911年12月14日。他们的竞争对手，挪威人阿蒙森一行，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抵达。
落寞之情充斥着整个探险队，1月18日，斯科特一行踏上返程之路，然而，这却成为了他们的不归路。8个月后，救援队在南极冰原上找到了斯科特一行的遗体。
罗伯特·斯科特此后被英王追封为爵士，在那个极地探险的传奇年代，他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01年，斯科特第一次前往南极进行探险，发现并命名了爱德华七世半岛，1904年载誉而归。
初次成功给斯科特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一时间，他成为备受瞩目的英雄人物。经过数年准备和几次尝试后，1910年，斯科特率领英国探险队乘坐“特拉·诺瓦”号再次启航，踌躇满志的他在日记里写道：“此次南极探险的主要目的是为大英帝国赢得荣誉和成就。”这一次，他誓拔南极点之头筹。
但斯科特的探险之旅并不孤单，挪威探险家阿蒙森在放弃了北极探险计划后，也启程前往南极。“请允许我通知您我已经向南极进军——阿蒙森”。斯科特还在新西兰为南极征服之旅筹措资金时，阿蒙森已经颇为绅士地发来电报告知。
斯科特的行进之路似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1910年12月9日，“特拉·诺瓦”号进入冰群并破冰前行，船身也出现漏水，一路走走停停，颇为不顺，1月份终于在坚冰处下锚。辎重和补给从船上卸下，但最重的雪橇却坏掉了，西伯利亚矮种马也很快长了冻疮，斯科特没有想到，在矮种马和爱斯基摩犬的挑选上他犯下大错，这也最终成为了葬送斯科特一行的重要因素。
和斯科特不同，阿蒙森有着丰富的探险经验。他启程比斯科特晚两个月，却早9天抵达罗斯海东岸的鲸湾，并在那里建立了探险基地。双方都在等待南半球的夏天，极昼会驱散这里长达半年的暗无天日。8月23日，由于矮种马无法适应南极极端的气候条件，斯科特最终将出发时间定在11月1日。坏消息接踵而至，9月，赞助经费出现缺口，这意味着后期探险活动将无经费保障，一些队员也终止探险行动，返回“特拉·诺瓦”号。但多数队员选择了留下，等待出发日的到来。
就在斯科特的队伍面临种种困境之时，1911年10月20日，阿蒙森一行便已踏上征程。精心改造的雪服、更为轻便的雪橇，耐寒的爱斯基摩犬，让阿蒙森一行极大地保存了体力。12月13日，阿蒙森抵达南纬89度45分，兴奋地向队员们大喊：“极点就在不远处，今晚大家好好休息，保存体力，明天大功告成！”
1912：没有归程的南极之旅（2）
12月14日，阿蒙森一行成功抵达南极点——南纬90度，海拔3360米，一面挪威国旗在南极冰原上迎风飘扬。阿蒙森一行整整在南极点考察了4天才启程返回。
而斯科特一行，还在前往极点的征途上费力前行。矮种马接连倒下，由于焊锡无法抵御严寒，履带式拖拉机出发后没几天注油系统就因漏油而彻底报废，这些严重地影响了斯科特一行的前行速度，使得他们落后了近一个月才到达。而且在返程路上坏天气始终不断，最终，一场暴风雪过后，斯科特一行永远地长眠在了距离营地仅仅18公里的地方。
8个月后，营救人员在斯科特蒙难处发现了睡袋中的3具遗体，而另外两位同伴，已随南极冰雪而去，难觅踪迹。斯科特留下的遗物包括一本日记和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
这位探险家在信中告诉妻子，“亲爱的，这里只有零下70多华氏度，极其严寒。我几乎无法写字。除了避寒的帐篷，我们一无所有……你知道我很爱你，但是现在最糟糕的是我无法再看见你——这不可避免，我只能面对……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适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
1913年，他的日记以《斯科特最后的探险旅程》为名出版。2009年，时隔1个世纪后，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们将它的日记发布到Twitter等新兴社交网络上，以缅怀那个充满激情却又悲壮的年代。 ■
1910年：探险队的摄影师赫尔伯托·邦汀(Herbert Ponting)在给特拉·诺瓦号拍照。图/CFP
1912年：探险队的摄影师赫尔伯托·邦汀在雪地上倒立。图/CFP
1911年：地质学家Thomas Griffith Taylor 和气象学家Charles Wright站在一个冰洞的入口。图/CFP
1911年，“罗斯属地”（Ross Dependency）：三名探险队员坐在野营炉 周围。图/CFP‘
①1910年，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组织一支探险与科学考察兼顾的队伍，搭乘“特拉·诺瓦”号（Terra Nova）前往南极探险。图/CFP
②1911年10月16日：探险队的摄影师赫尔伯托·邦汀以放映幻灯片的方式给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讲有关日本的知识。幻灯片上是一名日本艺妓。图/CFP
③1911年10月9日，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南极探险期间，建在“罗斯属地”（Ross Dependency）的营房，鲍尔斯（Henry Robertson Bowers）、奥茨（Lawrence Oates）、Cecil Meares和 Edward L. Atkinson躺在营房里的上下铺上，Apsley Cherry-Garrard站在左边。图/CFP
④1911年，“罗斯属地”（Ross Dependency）：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正在写探险日记。他身后挂着妻子与儿子的照片。图/CFP
⑤1912年：探险队的摄影师赫尔伯托·邦汀(Herbert Ponting)。图/CFP
“哲学船事件”始末（1）
1922年夏，苏维埃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被迫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杜华
1922年9月29日傍晚，彼得格勒的空气中弥漫着秋日黄昏的轻盈和宁静。涅瓦河畔的码头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
不断有客人进入德国船只“哈肯船长号”。车夫们帮着搬运行李，与海关检查人员交涉、争吵。朋友和亲人们来送行。其中有一大群给教授们送行的学生。他们帮着搬东西，给教授们的妻子献花。一百五十多个年轻的女孩子，像一窝小鸭，因为秋凉和激动而泛红的脸庞，在人群中形成一条蜿蜒、晃动的长彩带。一直到晚上11点，岸边还沸腾着一拨接一拨的年轻人的汹涌激情。凌晨时分，伊萨基耶夫教堂的钟声远远传来，送行的人群渐渐散去，涅瓦河逐渐恢复了宁静。
然而，所有的乘客们，除了那些不懂事的孩子，都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将离开祖国俄罗斯，前往德国港口施特汀。这不是普通的旅行，而是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境。他们也不是普通的乘客，而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及他们的家属。
驱逐出境
1922年8月16日，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在彼得格勒的家里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务必到果洛霍夫街的契卡（秘密警察）办公楼去一趟。洛斯基以为此行是去办理出国护照的手续，便毫不担心地去了。
但是一走进契卡的办公楼，他就知道自己被逮捕了。他被带进二楼，坐在审讯室的门口，旁边站着一位持枪士兵。几分钟后，他看见哲学家列夫·卡尔萨文走出审讯室。后来，洛斯基在监狱里看到50多名各个阶层的被捕者，其中有哲学家卡尔萨文、拉普申和数学家谢里瓦诺夫。
同一天，一名政治总局委员突然闯进语言学家谢·叶·特鲁别茨科伊的房间。搜查无果后，他还是蛮横逮捕了特鲁别茨科伊，又用汽车将其带到秘密警察的“内部监狱”。在那里，特鲁别茨科伊见到了哲学家弗兰克和许多知识分子。
是夜，特鲁别茨科伊见到好几辆汽车开来。显然，里面都是被捕的人。两天后，特鲁别茨伊被第一次叫去审讯。去的时候他遇见了审讯归来的洛斯基的老朋友、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16日这一天，一场针对“反苏”知识分子的秘密抓捕行动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克兰地区同时展开，一直持续到18日夜。行动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执行，目标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的217名“反苏”知识分子。
抓捕行动尚未结束，审问就已经开始。
作为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别尔嘉耶夫受到“优待”：他大概是莫斯科地区最早受到审问的人。18号清晨，别尔嘉耶夫被领到审讯室。出乎他的意料，没有冗繁的程序，也没有凶神恶煞的审讯员，审讯过程简洁流畅。
在简单地填写了一张个人信息表后，别尔嘉耶夫开始回答提问。问题早已设计好：对苏维埃政权机构和无产阶级国家体系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萨文科夫分子（1921年萨文科夫在国外创立“捍卫祖国与自由人民同盟”，目标是在俄罗斯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总起义）和审判社会革命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的态度、对苏维埃政权的高校政策及高校改革的看法、对俄国境外侨民前景的看法。
“哲学船事件”始末（2）
“我无法站在阶级的角度来看问题，无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有局限且自私自利的。我站在人类的角度看问题，任何阶级和政党都应该上升到这一高度……我想，俄罗斯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是农民”。“我不赞成苏维埃政权对高校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也限制了以前的哲学自由”。别尔嘉耶夫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勇敢而坦诚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尊严。
令他意外的是审判员似乎没有听到别尔嘉耶夫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面无表情，昏昏欲睡。审讯室里只听见别尔嘉耶夫的义正词严的回答和记录员沙沙的录写声。
而且，审判员立刻就做出判决：受审人“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法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审判员还让他手写一份自费出境的申请和一份未经许可不擅自回国的字据，再签署一份同意书，保证自费出境并在七或十天内处理完公私事务与出境文件，限期回来向第四科科长处报到。别尔嘉耶夫在判决书上签字时顺带写下了自己对判决的抗议，但无济于事。
随后走进审判室的是特鲁别茨科伊。他经历了与别尔嘉耶夫类似的审问过程，连审判员所提的问题都一模一样。审问结束后审判员立即宣布：“你涉嫌触犯有关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条款，将要被判处最高刑罚——枪决”。
整个审讯室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审讯员突然问道：“您愿不愿用出国来代替枪决？”
特鲁别茨科伊一时惊讶得说不话来。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对一个最无辜的苏维埃公民来说，获得出境许可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特鲁别茨伊还是一个“犯人”。
审判员的劝说更特鲁别茨科伊感到不可思议：走吧，想想您在这边过的什么日子，在这里你会消失，但是出去之后人们会把你看得像金子一样珍贵，您还能见到您国外的兄弟。这是德国领事馆的护照，签字吧！
这是不是秘密警察的圈套？他们是不是想寻找到我准备逃往国外的证据？特鲁别茨科伊不敢相信他的耳朵。生活经验使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拒绝签字。两周后，在著名的秘密警察阿尔图佐夫的仔细劝说下，特鲁别茨伊答应被驱逐，并签下保证书：如果再出现在苏维埃境内，就会被枪决。
就这样，特鲁别茨科伊和别尔嘉耶夫一样，被“依法”驱逐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所有被逮捕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千篇一律的审问，大同小异的判决，一模一样的命运——驱逐出境。
“净化”俄罗斯
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访时，第一次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解释了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原因：“我们驱逐或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士，在政治上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是我们可能的敌人手中潜在的武器。在军事状况复杂化……的新形势下，所有这些不调和和又不悔改的人士就将成为敌人的军事政治间谍。而我们将不得不按照战争法枪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和平时期，预先驱逐他们更好。”
托洛茨基称这次行动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关于此次事件的交流中，只有冰冷的匕首和子弹，没有温情的“人道主义”。
“哲学船事件”始末（3）
1922年初，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首次提到驱逐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合适的地方”。
5月19日，列宁在写信给捷尔任斯，他要求捷尔任斯基有计划地抓捕反苏知识分子，并把他们驱逐出境。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强烈批评这些“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有历史学家解释说，这似乎是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内战结束后维护革命组织纯洁性的措施。曾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此时被认为变成了敌人。于是，这些极具号召力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为苏维埃政权亟待消灭的对象。
在苏维埃政权制定的“政治履历”中，这些“反苏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某一党派——立宪*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或人民社会党，哪怕是某党前党员。而那些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人，则是被指出具有某党倾向或同情某党。别尔嘉耶夫的“政治鉴定”中如是写道：“君主主义者，后来是立宪*党”。哲学家斯捷蓬则被“鉴定”具有“社会革命党倾向”。
但是，并非所有被驱逐的知识分子都是*的牺牲品。彼得格勒大学教授卡尔萨文是一位完全的无党派人士，他的“政治鉴定”中这样写道：“完全陷入神秘主义，不做任何工作”。哲学教授伊里因的“政治鉴定”里，同样看不到任何政党字眼，只是笼统地说他“反苏情绪明确”。
对此，别尔嘉耶夫有深刻的洞见：“（知识精英）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驱逐”。内战结束后，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已经被消灭。这些“不与新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成为布尔什维克统一意识形态、建立专政的最大障碍。他们手无寸铁，即使参与一些秘密结社活动，无非就是讨论学术，散布思想，根本不足以动摇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可能突破红色专政的意识形态。只有清除他们，才能真正“净化”俄罗斯。正如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便条中所说：“我们要彻底净化俄罗斯。”
英国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将这一特殊时期视为“纸上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先后查封了《经济学家》、《经济复兴》、《文学之家年鉴》、《思想》等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将那些“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教授和学生清除高校，抓捕异议者，强制使用新的教育课本，并采取初步措施创建一个新的激进的*列宁主义分子新阶层，以实现意识形态形态的大统一，将权力集中于铁腕人物手中。“1922年，列宁将这些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之后，这场冲突才真正结束”。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层们，显然经过了深入讨论才决定以驱逐代替枪决。因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拟订的217名驱逐对象中，大多数都是享誉欧洲的知识分子，处决他们将会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的“良好”形象。
而且，社会主义*政权不会把人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让这些知识分子在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腐朽”之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美好，从而改造自己。别尔嘉耶夫离开的前夕，俄罗斯艺术科学院主席曾对他说：“克里姆林宫希望，到了西欧后您会明白真理在哪一边”。
“哲学船事件”始末（4）
离别时刻
得知自己将被驱逐之后，别尔嘉耶夫的内心一直很矛盾。离开祖国和亲人，让他忧伤难受，而且他排斥移民，不想加入移民界。但同时他也有另外一种感觉：“我将去到一个更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
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矛盾心情。但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感伤或幻想，国家政治保卫局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很有限：一周或十天。他们匆忙收拾行李，处理公私事务，最重要的他们得凑集经费，因为他们要自己承担出境所需的所有费用。
倒是国家保卫处还没有做好准备，资金迟迟没有到位，签证问题也遇到麻烦。这些命运未卜的人们在莫斯科滞留了整整一个多月。等待中的人们开始焦虑、不安。他们深知，只要他们还没离开，领袖的一句话，秘密警察的一粒子弹，都可以随时让他们失去生命。现在，他们渴望被早点驱逐了。
这段时间内，别尔嘉耶夫和作家奥索尔金作为“流放组织”的负责人，一直在为诸多事情忙碌：张罗外币，商讨到彼得格勒的单独车厢和轮船上的舱位，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交涉，与德国大使馆商谈签证问题。有时还要接受外国报刊的采访，他们对这些未来的流亡者很感兴趣。奥索尔特金感到，他们现在暂时是共和国最自由的公民。
9月27日，这些知识分子携家人乘火车来到彼得格勒，却被告知船要两天后才到。这一次，完全不认识的人们特别热心地搭救了这些被驱逐者。谁在彼得格勒没有能收留他们的亲人和熟人，马上就有陌生人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当时，整个俄罗斯都面临巨大的物质困难，而且把“被驱逐者”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带入家中，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所有人都立刻受到邀请。
特鲁别茨科伊和其他几名被驱逐者受邀来到一个知识分子家里，他是彼得格勒一家公共图书馆的主任。面对好心的收留者，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担心好心人因为他们而受到牵连。他们十分想离开，“每一分钟似乎都是双倍的煎熬”。别尔嘉耶夫则住在老朋友洛斯基的家中，在书房的沙发上休息。或许是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事情，离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恶梦，大喊大叫，吓坏了房间里的其他人。
终于，1922年9月29日，30多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亲属登上了“哈肯船长号”。第二天早晨，特鲁别茨科伊醒来，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超过预定时间几个小时了，船却还在原地。
“怎么回事？”“是船长还没获得出发许可。”“为什么？”“不知道。”
等了很久，船终于开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拿到护照，秘密警察也没下船。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要把我们押到另外一个地方？
正当他们惶恐不安之时，一艘小船驶近，秘密警察们下了船。随后，大家都拿到了自己的护照。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从心里掉了下去。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就在前几天，他们还渴望着被早些驱逐，而现在，离别的忧思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特鲁别茨科伊在后来回忆说：“揪心的伤感控制了我。我眼睛死死盯住最后一片故土。令人绝望的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大海、灰蒙蒙的灯塔侧影、甚至海鸥不知为社么也是灰色的。忧愁、伤感、绝望！……但这毕竟是俄罗斯，我们父辈和祖父辈的国度。”
“哲学船事件”始末（5）
岸边，还有人在为他们送行。甚至有秘密警察也脱下帽子，向他们挥手，大喊：“我们都是俄罗斯人！再见！”
苦涩的历史感
其实早在一周前，被驱逐者就已经开始陆续离开。9月23日，社会学家索罗金和别舍霍诺夫乘上了莫斯科至里加的火车；随后，斯捷蓬等人乘坐同一车次直接去了柏林。一个月后的11月16日，又有17名知识分子携家眷乘“普鲁士号”前往德国。岁末，哲学家、宗教活动家谢·布尔加科夫登上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轮船，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这就是后来俄罗斯史家所说的“哲学船”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事件中真正被驱逐的人数不超过120人。但是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流放国内的知识精英了。直到苏联解体之际，相关档案文件开始解封之时，事件的真相才被一点点揭开。2002年以来，随着又一批资料的解密和一些研究著作的出现，“哲学船”事件才大白于天下。
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我们看到了真相：这些知识精英们被野蛮地逮捕，加上罪名，驱逐出自己的祖国。但还有另一个真相：把这批俄罗斯知识精英驱逐出境，对驱逐者本人，对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都是人道而幸运的。如今，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被驱逐离开的时候，伊兹戈耶夫曾说：“彼得堡的文化和国家建设的宏大在屹立的俄罗斯面前只是一粒沙。知识分子——在彼得堡和那些毁灭的俄罗斯城市的宏大面前也只是一粒沙。而我们——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努力护着将会‘燎原’的星星之火。”
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小批知识分子为俄罗斯和整个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索罗金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别尔嘉耶夫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鲁别茨科伊成为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阿·基泽维特尔是卓越的历史学家……
驱逐真的成为一种“仁慈”。假设别尔嘉耶夫们没有被驱逐出境，他们又该怎样穿过那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如果他们留在俄罗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当时确实有14个人通过说情避免了驱逐。但他们其中大多数，最终没有避免在30年代再次被捕、判刑甚至枪决的厄运。其中，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法学家费里德斯泰因等四人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惨遭枪决。其余人均多次被捕，或死于劳改营，或下落不明。
晚年，别尔嘉耶夫曾不无感慨地说道：“离别之际我很难受，必须和太多太多的人告别，而前面却是未知……但我还面临在西方漫长而有趣的路途要走，面临一个与我而言非常有创造力的时期。我从流放中看到了某种天意和意义，那就是我的命运的建树。”
2002年，哲学船事件八十周年之际，彼得堡哲学会在当年出发的码头上立起一座纪念碑，静静地望着涅瓦河水。第二年，又一首名为“哲学船”的轮船，载着各国的哲学家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哲学大会。然而，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别尔嘉耶夫的感叹：“我所经历的一切最后造成一种苦涩的历史感。”■
思想产生分歧前，列宁（中）和马尔托夫（右二，孟什维克首领）在圣彼得堡合影。资料图片
别尔嘉耶夫、特鲁别茨科伊、索罗金
199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一位画家在涅瓦河岸边正在展示他的作品。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向红军发表演说。资料图片
延伸阅读
《哲学船事件》 别尔嘉耶夫等著，伍宇星编译。广东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追寻被遗忘的志愿军战士（1）
60年前，数百万中国军人先后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抗美援朝的战场。十余万中国军人埋骨他乡，20余万伤员回国治疗，2万余人被俘。
60年后，即使是那些声名赫赫的英雄，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都已经淡出了不少人的视线，何况还有另外一群老兵，已经更早地被人们所遗忘。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75岁的蒋振娟，思维仍然停留在56年前，医生护士都叫她“小蒋”，问到年龄，她永远的回答都是“17岁”。而她的病友，87岁的胡久昌，已经卧床不起。他们在医学上被称为“战争应激反应”患者，当年共有417名志愿军人来到这里，其中146人长期留在这里休养终老，而现在，只有蒋、胡二人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他们的战友，80岁的原志愿军第60军180师战士赵英魁，却长期留在了台湾。作为万名被胁迫到此的志愿军战俘，他的人生下半场，更加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直到近年来，这些特殊的原志愿军战士的命运，才得以被公开关注。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勋章和鲜花，但他们同样曾经是战士，也曾经为自己的祖国慷最后的志愿军精神病人
毛剑杰
慨赴死，流汗流血。
60年后，让我们重访他们的故事，追忆他们永不再回的青春。
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走上朝鲜战场时，16岁的蒋振娟可能没有想到，仅仅1年半后，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乱解小便，反复把棉被掀起一个角又放下折平。继而连续数日不眠不休，并且拒绝与任何人交谈。
3年后，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转入浙江第五康复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医院。
年仅19岁的蒋振娟，就此开始她漫长而混沌的余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病区里，满头白发的蒋振娟坐在床边的的靠背椅上，低头摆弄衣角，一丝口水从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间或抬起头来，眼神空洞发直，没有聚焦点，没有一丝情感波动。
从56年前入院起到现在，医生护士们一直叫她“小蒋”。 “问她多少岁？十七”，护士长俞静如说。75岁的“小蒋”，记忆永久停留在了发病前。
在蒋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岁的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着氧气管，颈窝插着营养液管，已经卧床不起。
“战争应激反应”
朝鲜战争，陆续参战的300万中国军人中，有近20万人伤残。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战斗英雄，也有中高级军官。
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就是一位。在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里，他一天到晚只重复一件事，声称设计“威力无比”的大炮。间或对着天空大吼，有如冲锋陷阵。
战后，这些病人由东北陆军医院陆续转到大后方休养治疗。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医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愿军精神病人，陆续转到了1955年在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医院的前身。
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复出院，或是转回原籍继续休养治疗外，最后剩下146人长期留院休养直至终老。
和当时国内其他医院的收治情况大体相似，他们入院时，大多年龄只有20多岁，最大的不超过35岁，有的甚至还不到20岁。
这些“最可爱的人”，就此早早开始了连过去与现在、生存与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后半场。
追寻被遗忘的志愿军战士（2）
50年来，他们陆续离世，到现在只剩下蒋振娟和胡久昌两人，也已处于生理机能整体衰退状态。
护理了老兵们30多年的俞静如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已丧失记忆，丧失语言能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类型的病症还伴随不同的怪异行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蒋振娟终日枯坐不语，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动辄无故打人。偏执型的如已去世的谭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点起床一遍遍扫地、重复擦桌子。只有护士声称“不准凌晨两点起床，这是军令”时，他才会停止强迫性劳动。
不同类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应。他们大多对电视里的战争场面反应强烈。每当枪炮声响起，有的老兵就会高唱解放军军歌、志愿军军歌，站起来向电视里的毛主席敬礼。
他们的病症，被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Rache称为“战争应激反应”。他说，军人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数月、数年间，都一直处于战场上才会有的特殊亢奋状态，最后会到达”崩溃点”,然后出现严重精神萎靡不振、反应迟缓，甚至记忆、语言功能退化、战争噩梦、终日独处脱离群体，以及其他轻重不等的抑郁症状。
这或许能解释，蒋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战场之后才慢慢发作。
恐战自伤
与赵桐风等人的亢奋、狂躁截然相反，志愿军20军58师174团三连副班长马玉堂，却是因恐战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刚从第20军后勤部抽调到一线战斗部队，马玉堂就流露出了强烈的恐战情绪。某次高地阻击战时，敌军炮火猛烈倾泻，身为副班长的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里，直到被副排长强行拖出。
从那以后，马玉堂一直情绪低落。“我身体不行了，但现在还没有复员条件。”他时常和战友念叨。部队也注意到他回国训练时，“工作不起劲，拒绝参加政治学习”，进而拒绝进食、声称“班长要拿冲锋枪打死他”、“班长说我是特务”。
当人们开始觉得马玉堂“似有神经错乱”时，他已经在反复念叨“要死，自杀”之类的字眼。几天后，马玉堂支开看护他的两名战友，以“身体直立、两脚平行”的古怪姿势从楼上跳下。
送医院救治时，马玉堂咬紧牙关，显得很痛苦。但军医检查后认为并无大碍。因此，组织鉴定结果认为，马玉堂并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过自伤的方式尽快脱离现役”。
1955年5月，马玉堂终于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不适合服役”。退役后，马玉堂转到湖州三院长期休养。
因“战争应激反应”产生的心理、精神异常，往往会被视为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严厉处罚，如关监狱，强迫加入“突击队”，送上军事法庭，甚至处决。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军事人员坚持认为那是违反军纪。因为“真正的违纪行为，与心理应激性违纪行为之间的界限不易确定”
军医院事后对马玉堂跳楼事件的分析报告也认为，马玉堂所在部队的基层领导及身边战友，都存在认识不当的失误。即不应该表露出强烈鄙视其“贪生怕死”的态度，“这个态度进一步刺激了马玉堂，导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后选择跳楼”。
但当时部队的组织结论仍然强调马玉堂“贪生怕死、思想落后”。
美国精神病学家Rache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战时心理、精神异常视为“应激”。因为“当战斗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现精神异常。若能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治疗，将能大大减少军队的精神病减员。”
追寻被遗忘的志愿军战士（3）
事实上，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对手美军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场战争及此后的越南战争中，美军精神疾病退役人员均占总数的1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7830名精神症患者被解除兵役，占解除兵役总人数的2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因患精神疾病退役的官兵为312354人，占减员总数的。
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
并不是每个志愿军精神病人都象马玉堂一样，保存下了较详细的病案记录。随着医护人员一代代更替，他们的生平事迹渐渐湮没无闻，甚至连籍贯、部队番号、年龄等基本信息也变得模糊。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从档案里，从老医护人员口中，从他们故乡的亲友述说中，试着去完成一幅浸透硝烟血色的青春残片拼图。
湖州三院院办主任马琼芳说，三院早年多次搬迁，档案也有部分散失。如今病案室里“或许还有一些”。
医院病案室里，确实还保存着一个敞开着的旧纸板箱，装着100来份牛皮纸档案袋，有的纸袋上注明着“牺牲”或是“死亡”。还有10来本鲜红封面的军人退役证，无法归入任何一个档案袋。
每个档案袋里的材料多寡不一，大多只有一份军人登记表或是退役证明。仅有个别袋里存放有病历，或是审查材料、询问笔录。
随手打开一本军人退役证，发黄的相片和纸张粘在了一起。显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翻动、注目过这些曾充满英武气息的青春面容。
这些老兵中，绝大多数是一线战斗人员。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隶属12军34师102团。12军是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预备队，34师106团则是在战役后期接替伤亡惨重的15军45师一部，固守了阵地28天。
上甘岭战役之惨烈，一直被公认为朝鲜战争之最。此役前后历时43天，“联合国军”炮兵和航空兵，对志愿军固守的两山头发射炮弹共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顶部，竟被炸弹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有学者指出，枪、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没有直接造成杀伤，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也会对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影响。他们把“战争应激反应”称为“炮弹休克”。
几乎所有的志愿军老兵都会在回忆中提及，朝鲜战争中美军炮火格外猛烈：敌人“像撒胡椒面一样扔炮弹。以前扔汽油弹也就一颗两颗，看准了来这么一下，那天的汽油弹扔得不断点。在营指挥所里看着那个山头就像一个大火炬。整整一天烧得如同火焰山。”
那个环境里，很多人当场就精神错乱了，“前方有，后方也不少。一个个目光呆滞。胡言乱语。动不动就在那里’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乱叫。那样子，没有人见了不发怵。”
归俘洪朝林
志愿军第40军119师355团二营机炮连弹药手洪朝林，就是在战场上激发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第40军率先入朝作战，收复平壤、越过三八线、徒涉临津江，一路杀去，势不可挡。
然而在“不到汉城的一个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军俘虏了。“碰到了大批敌人，我跑得慢，掉队了”。
在战俘营里，洪朝林先是被拉去“听讲耶稣”，而后又有美军心理战部队、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合志愿军叛徒，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在志愿军战俘的胸口和双臂等处强行刺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或是“*抗俄”等政治宣传口号，洪朝林也未曾幸免。
追寻被遗忘的志愿军战士（4）
1953年8月，作为6000多名被遗返战俘之一洪朝林带着手臂上洗不掉的“*抗俄”刺青，回到了国内，安顿在辽宁省第十康复医院里。在这里，洪朝林开始整天“乱跑乱闹”，在理发馆理了发不给钱，嫌弃鞋小穿不进去乱发脾气，还在牛奶碗里小便。
院方最初怀疑洪朝林是“胡说装疯”，理由是“初入院不说话，有一次打麻药痛得受不了就开口了”。
“反动刺字”及国民党旧军人履历，使得洪朝林在此后的4年间，经历了至少4次极为详尽的政治审查，留下了30多页文字材料。包括浙江与辽宁方面的往来协查公函、组织上对洪朝林的审查记录，以及洪朝林自述材料。
这些审查记录和询问笔录条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迹，洪朝林自称“在战争中吓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时是清醒的”。
洪朝林的档案袋，最后落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这至少证明，洪朝林在1957年后在这里休养过，甚至可能是终老。
浙江中部浦江县潘宅镇洪田畈，一个仅有一条机耕路出入的浙中小山村，洪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
洪朝林这个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以致于我们道明来意后，和他年纪相仿的邻居洪才水也大感惊诧。
“他们一家人已经死绝了。”洪才水说，洪朝林最后在世的亲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
和绝大多数乡亲一样，洪朝林念了三年小学勉强识字后，就辍学回家了。他家出身中农，有几亩水田。如无意外，春种秋收、娶妻生子，然后盼个儿孙满堂，顺理成章地奔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心目中理想的人生结局。
只是，大时代的巨浪中，小人物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在1946年6月的一天里改变：母亲渐渐远去的哭喊声中，19岁的洪朝林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
两年零三个月后，洪朝林以国民党军93军“解放官兵”的身份，在辽西会战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0军，然后跟随四野大部队南下，从华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洪才水说，1950年代，洪朝林曾经回到过老家一趟。那时，洪朝林的父亲已经去世。
“他有时神经兮兮的，有时又很正常。”洪才水说，洪朝林只在家里呆了半个多月，原因是“病情时好时坏，痛苦难耐”，据说“又回部队治病了”。他已记不起洪朝林那一趟回家的确切时间，也从来不知道洪朝林参加过朝鲜战争。
那以后，洪朝林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就此下落不明。洪朝林的母亲情知“儿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无奈认了村里一个孤儿作义子，为自己养老送终。如今，洪家养子也已到垂暮之年，卖掉了洪家祖宅后，住进了浦江县敬老院。
“他家收干儿子、卖房的契约都是我执笔的。”洪才水说。
两天后，马琼芳向记者发来短信：确认洪朝林已于1959年1月在我院病故。
“胆小怯生”的学生兵
在湖州三院里保存着档案的志愿军精神病人中，像洪朝林、马玉堂这样的“国民党被解放官兵”并非个案，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方面强抓壮丁入伍的农民。
并且，无论有没有旧军人经历，这批病人中绝大多数军龄不超过5年，除去发病到久治不愈退役休养的2-3年，正常服兵役时间往往也只有2-3年甚至更少。
Rache比较了新兵与老兵、未受过军训者与受过军训者、普通部队与精锐部队的“战争应激反应”情况后，证实前者发病率均比后者高。
另一个可佐证该项论断的事实是，这批病人中的少数“学生兵”， 没有念完中学就直接参军上了朝鲜战场，从入伍到发病时间通常不超过1年半。
“学生兵”吴曾规，1950年参军，服役于志愿军第26军。从此与家人音信断绝。
这支部队于1950年11月开赴朝鲜，略晚于洪朝林所在的40军，也是第一批踏入朝鲜战场的志愿军。
在姐姐吴玉华眼里，吴曾规是一个“胆小怯生”的孩子，竟然主动报名参军去朝鲜战场，这让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吴玉华认为，弟弟是受了“当时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报名参军潮”鼓舞。
吴玉华也谈到，当时母亲很担心，觉得吴曾规完全不适合上战场。但“看看到处都在宣传参军报名”，又想想儿子也是“为国效力，参军也是好事”，就同意了。
直到战争结束，吴家仍然没有吴曾规的音讯。多方打听后才得知，吴曾规可能在浙江省第五康复医院里。
于是，吴玉华在1956年去信查询。院方回复“请来院当面确认”。
“他恍恍惚惚抬起头，迟疑了片刻，叫了声姐姐”。吴玉华悲喜交加，欣慰弟弟总算还认得“一直和他感情最深的姐姐”。
1952年10月，吴曾规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脑子也震坏了”，在东北陆军医院几经医治没有起色，只好转回浙江。
这一面，成为吴玉华和弟弟的诀别。
两年后，久病不愈的吴曾规病故于湖州三院，吴玉华去医院带回了弟弟的所有遗物以及骨灰盒。
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里休养的志愿军女护士长凌小云，与吴曾规情况大体相似。她在上甘岭战役中抢救伤员时，被炮弹削去半边头盖骨。凌小云大难不死，但大脑功能严重损坏，记忆永远停留在了20岁。
遗忘与关爱
从吴玉华找到弟弟，到弟弟去世的两年时间，因为“家里上有老下有少，又要工作养家”，即便是“和弟弟感情最好”的吴玉华，也没有再去看望过弟弟。
和亲友断绝了联系，几乎是这群志愿军精神病人的常态。
常年照顾胡久昌的护工徐成役说，上一次有老兵家属来医院，还是几年前一位老兵去世时。“在医院十几年，我就没看到过有谁的家属来探望的。”
不过，在垂暮之年，湖州三院里的老兵们得到了一份迟来的关爱。近年来，湖州地方政府为在世的老兵承担了每人每年40万人民币的全部生活、医疗开销。马琼芳说，十年来，湖州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也会在春节及建军节时来看望老兵们两次。
只是，无论多少拨款支持，或是领导多关爱，都改变不了老兵们的结局，他们终将在混沌中，带着寂寥和孤独，长眠于3公里外碧浪湖畔的湖州烈士陵园。
赵英魁：战俘营青春（1）
口述：赵英魁 撰稿：王丰
1950年初夏，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上级号召解放军战士奔赴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20岁的赵英魁参加了入朝志愿军。
入朝半年，赵英魁在汉城以北不远处负伤，被追击而来的美军虏获。
1954年1月，近万名志愿军战俘被胁迫遣送到台湾。台湾当局对外宣称，朝鲜战场有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拒绝重返大陆，选择前往台湾，投奔蒋介石阵营，并为这群赴台战俘起了一个名字：”一万四千个*义士”。
近期，作者在台北专访志愿军老兵战俘赵英魁，透过赵老现身说法，回溯这段令人刻骨难忘的战俘故事。
1945年秋冬之交，我还不满十五岁，进入阎锡山部队当兵。进部队满四个月，排长告诉我们，现在部队人满为患，正准备裁员，一分钱都没领着，白干了四个月。后来我才晓得，钱饷都给排长私吞了。
1946年春，国共内战全面开打。有位长辈在阎锡山部当连长，我就随着这位连长又回到阎锡山部，被编配在阎部第三十三军七十师工兵连当兵，驻地在太原外围地区，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安地雷、构筑工事。这时内战越打越凶，晋省境内交通中断，回不了老家。过不久，“*”攻进太原周边地带，城郊逐渐陷于漫天战火之中。
1947年7月某日，工兵连奉命掩护团部突围，团长和长官们早已逃之夭夭，我们掩护部队边走边打，来不及撤退，乱军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声轰鸣，杀声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奔窜，既疲乏又恐惧，我这娃娃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枪炮声铺天盖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喘着大气，心想暂时在树下掩蔽休息吧。我才刚坐下不久，工兵连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我问他：“眼下我们的人都跑光了，该怎么办？”他说：“部队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等天亮再说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远处走来两个穿粗布军服的军爷，衣服胸口别了一方符号，上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朝他打招呼：“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番号啊？你们是胡宗南的部队吗？”内战时期胡宗南部调了不少人支持阎锡山部。走在前头那个操河南口音的军爷，面露不悦地斥责我：“胡说八道！什么是胡宗南的部队！我们是解放军。不要乱讲话！你们两个俘虏跟我走，我带你们进村里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解放军俘虏！
我被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这支隶属徐向前的队伍，在1949年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
入朝被俘
1950年*月份间，由于朝鲜战事白热化，上级下达指示，要调我们到国防最前线去。大部队到达天津，我们在那里接受抗美援朝战前教育。上级命令，开赴前线的单位名额有限，一个营只挑一个连，采取自愿报名方式，但是，这项命令旋即引起战士们一阵喧闹，因为很多人来不及报名，志愿军即已额满。报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动，上级见士气高昂，便顺应军心，下令全军开赴前线。那年，我十七岁，隶属第十八军团第六十军第一八０师，阶级：战士。
我军是第二阶段入朝的部队。入朝之后，桥梁和道路都被美国飞机炸成一片废墟。鸭绿江铁桥炸断，我们部队趁夜泅渡新义州。美机企图二十四小时阻滞我军的前进，公路、铁路、桥梁完全瘫痪。渡过鸭绿江后第三天，我军遭逢美机狂炸滥射，官兵伤亡颇重，但仍坚持战斗，士气昂扬。1951年5月份，我军渡过汉江，前锋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上级突然紧急命令我军撤退。接到命令，我们非常错愕。我军两名随军韩语翻译，从电台广播知悉，我军已深陷美军包围。
赵英魁：战俘营青春（2）
深陷重围之中，上级命令我军各自为战，往回撤至铁原，再行集结。接奉突围命令以后，因视线不良，我不慎失足掉进坑道里，摔伤了腿。我举步维艰，跟不上队伍，一路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天亮之后，来了几个手持冲锋枪的美军，他们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继而比手划脚，示意要我们举起手来。我和另外三个无武装的伤兵，一块被送进釜山战俘营。因为天冷，腿部伤口疼痛难当，美军待我们稍微客气一点，一切都照规矩办事。美军把我们交给韩国兵看管，几个韩国兵像强盗似的，穷凶极恶，抢走了我的钢笔、皮带和随身钱币。一名韩国兵强迫我脱去皮鞋，逼我交换他的破胶鞋，我示意不肯，这韩国兵猛踢我受伤的腿，像土匪似的夺走了我的皮鞋。
在釜山战俘营待了几天，我们被转送到济州岛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不消化而泻肚子。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复说：”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说：”小麦粒哪能吃？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掉头而去。恰巧，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从台湾派来牧师，向战俘传教，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牧师大吃一惊，连忙去跟美军办交涉。美军突发慈悲，特地找来一条牛，专门用来牵磨，把麦子压碎了，再让中国战俘吃。
但是，战俘营伙食配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都要修码头、扛石头修房子、干各种粗活，吃不饱饭，根本没有力气做工。中国战俘再度透过宋美龄的牧师，向美军反映。老美这次竟然两手一摊：”你们中国战俘吃不饱，我也没有办法！”老美声称，战俘营的口粮定量，是遵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老美根本在扯谎！美军供应中国战俘一天吃两餐，主食是一小碗碎麦饭。菜色千篇一律，永远只配给我们吃绿豆芽，这绿豆芽哪里是芽，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塞进嘴里叽呱叽呱，怎么嚼都嚼不动。隔好几天才配给每人一丁点罐头牛肉、罐头马铃薯。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赵英魁：战俘营青春（3）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
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抗俄”之类的字眼。还有些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
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连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故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
赵英魁：战俘营青春（4）
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牢狱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军与国民党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
船抵达台湾基隆，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个*义士”。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义士”上课，灌输*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
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经历。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快要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 ■
归国战俘（1）
大鹰
朝鲜战争爆发的那年我还没有出生。
但是，我和许多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一样，对那场战争并不陌生：我们曾站在父兄的肩上，挤进欢迎“最可爱的人”的行列里；我们曾参加过慰问演出，让那些经过炮火硝烟的大手把我们举向空中，使我们觉得和平的蓝天伸手可触；我们听过许多场报告，随着前线的勇士去冲锋；我们熟悉鸭绿江、上甘岭，像熟悉家门前的小河、街道和学校；我们学唱：“一条大河……”、“风烟滚滚唱英雄……”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志愿军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
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请来她的亲戚给我们作报告。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志愿军战俘”。他的报告，留在我幼小的脑海中的是铁丝网、电刑和血淋淋的心脏……那天晚上，我做了恶梦，把家里人全吵醒了。这个我讲不清的梦，至今还朦朦胧胧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十几年后，1979年底，我在北京某机关上访接待室里，又见到了他们。他们十几个人，穿着一色的蓝衣服，操着四川、山西。辽宁……等各地口音，在和接待人员争论着什么。说着，说着，他们有的脱了上衣，有的挽起袖子，我看见在他们的背上、胳膊上都留着一块块伤疤。我不禁走过去，摸着其中一个人胳膊上的一块巴掌大小的伤疤——它已经结成死痴，可以看出当时伤口愈合得很不好，一棱一校的肉条向外翻着。我怯生生地问：“还痛吗？”
“不……现在是这儿痛。”他指指自己的心口。
我无言以对。我已经不再是个幼稚的小学生。就在这时，我萌生了要了解这些人的愿望。
我看了近五百封被俘归来人员的申诉信。看了许多他们写的自传、自述和回忆。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决不雷同的人，他们中间有操着流利英语的大学生，有曾经出生人死的老红军干部，有高贵地死去的纯真的女俘，有刚刚翻身解放的农民；有高喊“共产党万岁”而被挑出心脏的国民党人的后代，也有成为卑鄙叛徒和败类的“革命阶级”的儿子；有人屈辱地活着，有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他们是与当年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和渣滓洞、白公馆的英雄们不同的一群人，他们是人民军队第一批被外国军队俘虏并关押在异国土地的战俘……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有两万多人被俘。他们有6673人返回了祖国大陆，有1．4万多人被裹胁到台湾。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受到长达20多年的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遇才有了好转。这20多年的逆境，为他们当年的回国斗争作了长长的注脚，人们看到的是他们始终如一的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一位战俘在1979年写了这样一首题为《露水》的小诗：
汇不成江河，
流不进大海，
但我也是水，
在太阳下同样闪光。
在中国的传统中，被俘是极不光彩的。不管如何解释，人们在感情上都很难原谅那些被俘者。至今有些志愿军战俘仍然被人们甚至被妻子、丈夫、儿女所蔑视、所歧视。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将永远难以弥合。
一个美国人说：“中国人最关心的是面子。他们不允许一个人为他的国家丢脸。”我不想评论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和谬误的成份。我想说，被俘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丢面子。就像战争要流血和死人一样，战争也必然会有人被俘。俘虏的多少既不能说明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说明战争的胜负。
归国战俘（2）
当年的美国远东军司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曾经说过，在被朝、中方面俘虏的美国军人不少英雄。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军人，也要说：在被美军俘虏的志愿军战俘中有不少伟大的英雄。我要说，他们是我的父兄，我的姐妹，我的朋友。
摘自《志愿军战俘纪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年6月出版
2009年 蒋振娟和胡久昌，在湖州第三医院合影
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英雄阵地上甘岭。资料图片
志愿军精神病人胡久昌
志愿军精神病人蒋振娟
湖州第三医院资料室里的志愿军老兵档案
1950年，从海南岛胜利归来的40军部队，在挥师北上参加抗美援朝的途中，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资料图片
1954年1月26日，台湾一位妇女与卡车上的志愿军战俘握手。图:邓锦辉/FOTOE
1954年，志愿军战俘陈永华在台湾与分离八年的母亲团聚。陈永华原为国民党军台湾籍士兵，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所俘，并参加人民解放军，在入朝作战时被“联军”俘虏。图:郭琴舫/FOTOE
中为受访者赵英魁。图/王丰
2010年1月15日，重庆，抗美援朝老战士在竹林茶园欢聚一堂畅诉友情。图/CFP
1951年6月5日，广州各界妇女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大会上，主席团成员、献旗队、献物队和志愿军归国代表柴川若同志合影。图：文仕工作室/FOTOE
明星咖啡馆
隐形的台湾文艺地标
台北武昌街一段七号明星咖啡馆，是一个隐形的台湾地标，见证了台湾的变迁，它的历史与台湾人，尤其台湾文人的集体回忆紧密相连。■宋衫山
2009年，明星咖啡馆开业60周年，始创人之一简锦锥出版了一本关于明星历史的书籍《武昌街一段七号》。其实，这家位于台北市武昌街的咖啡馆本身就宛如一本精彩的小说，每个篇章充满人情味，字里行间记载一个大时代的潮起潮落。
明星升起
武昌街七号，在台北著名的娱乐休闲区域“西门町”，“西门町”原为日治时期行政区名，因为位于清朝台北城的西门外，被称为“西门”。
在日治时代，西门町原本还只是一片荒凉，后来日本人决定仿效东京浅草区，在此设立休闲商业区。其中最早的娱乐设施为1897年的台北座、1902年的荣座（现为新万国商场）及1908年的八角堂（西门红楼）。其中武昌街二段是行人徒步区，著名的“电影街”，约于1930年代开始形成，40年代起戏院门庭若市，黄牛票猖獗，光是武昌街二段就有十几家戏院。
日本战败后，荣景也继续维持下去，1949年后，西门町的称呼仍然沿用。就在这一年，出身贵族的俄国沙皇侍卫队指挥官艾斯尼（Elsne），跟着军队一路辗转流亡到上海。随他一起来到台湾的，还有几个同乡。他们都是1917年俄国共产党发动革命，流亡中国的白俄罗斯人。
兵荒马乱、身处乱世的白俄罗斯人艾斯尼，语言不通、远离家乡且不知何时能够归返，心中一定更为慌乱。然而，无论在哪里，生存总是第一要事。其中一个白俄罗斯人布尔林曾于上海霞飞路七号开设“Astoria咖啡馆”。
食物是治疗乡愁的灵药，于是几个俄罗斯人1949年在台北武昌街一段七号合作经营“Astoria西点面包厂”，并于面包店二楼开设“Astoria咖啡馆”，据说台北的Astoria，完全按照上海的“Astoria咖啡馆”打造。咖啡馆既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心头那一点乡愁。同时入伙者还有年仅18的简锦锥，他是艾斯尼刚来台湾时，因缘际会下认识的忘年之交。
归国战俘（3）
咖啡馆和面包厂设立在一间旧公寓建筑，就在武昌街城隍庙斜对面，这里是介于最繁荣的西门町和政要名流云集的博爱特区之间，尽管当时台湾呈现一片乱世影象，这家咖啡馆却以优雅、精致为名：当时的台湾地板不是黄泥土就是水泥地板，Astoria却是铺满木质地板，并以咖啡渣在地板上铺出一个通道，这样客人一上楼梯就可以闻到浓浓的咖啡香。
早期的明星咖啡馆一楼店面售卖俄罗斯面包与蛋糕，二楼与三楼则专卖俄式简餐与咖啡。在那个饮食习惯仍保守的年代，西式蛋糕和佳肴在普通华人社会非常罕见，因此明星咖啡馆的出现引起各阶层的注意。
对于大批初离上海、南京繁华的街头，精致的食物的官员政要，这个咖啡馆可以让他们怀念过去生活的心情，寻找一点慰藉。于是每天下午四、五点，不少达官贵人的车纷纷来到武昌街，等着在第一时间购买刚出炉的面包，场景蔚为奇观。
巅峰时期，不少政要人物和外国人经常出入Astoria咖啡馆，咖啡馆不时举办宴会与派对，后来蒋经国与俄籍夫人蒋方良参与其中，为明星添加政治色彩。蒋方良最爱的是这里一道小吃：俄罗斯软糖。俄罗斯软糖由列比洛夫夫妇负责制作，他们曾在俄国王宫厨房里工作，手艺出神入化，为了保密，他们总是在自家秘密调制软糖。
芬娜和尼古拉的“明星时光”
在Astoria咖啡馆，蒋方良不叫蒋方良，而叫做芬娜；蒋经国不叫蒋经国，而叫做尼古拉。他们是Astoria的常客；有时芬娜陪同尼古拉参加与俄罗斯友人或飞虎队的聚会，有时是自己带着四个孩子来喝罗宋汤或吃西点，有时只是在门市外买点俄罗斯软糖、麸皮面包和火腿。
Astoria咖啡馆的俄罗斯新年盛会，芬娜和尼古拉也一定不会缺席。每到元月十三日，一大早厨师便开始准备火鸡、牛排、烤乳猪、各式糕点和饮料等等，晚间九点送走其它客人，热闹的俄罗斯之夜才正要开始。当晚所有与会的俄罗斯人都会穿着传统服饰，聚集在Astoria咖啡馆二楼进行祷告和守岁，待午夜十二点钟声一响，众人不约而同举杯大喊“那达”，互相恭贺新年快乐。
现场常有人即兴以口琴或其它乐器吹奏俄罗斯民谣，也常有人乘兴跳起俄罗斯传统舞蹈。有几次，尼古拉饮了几杯伏特加，酒酣耳热之际跳起俄罗斯舞蹈，利落的舞姿赢得掌声连连，满脸笑意的芬娜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俄罗斯民谣。
老板简锦锥还保存有当时的一张照片，其中坐满一地西方人，很容易认出人群里年轻的蒋经国和蒋方良，“他们刚在明星二楼开完俄国新年舞会。”简锦锥解释道，“照片洗出来后尼古拉跟我说，不要留这一张啊，因为照中他的手像是要掐死芬娜（蒋方良）。”
如此光景维持了七、八年，随着尼古拉担任的官职越形重要，两人到明星的次数也越来越少。1959年左右，时任“青年救国团团长”的尼古拉下令“不可奢华”，芬娜写了一封俄文信到明星，薄薄一封信笺、写着短短几行字：“因为先生有要职在身，往后无法再参加私人聚会。”
此后，夫妇俩再也没有出席任何一次的新年盛会，只是偶尔来到明星吃吃点心、喝喝咖啡。1969年，尼古拉再次升职，他家搬离四条通的日式宿舍，迁入大直的七海寓所。自此芬娜不曾在明星出现，只偶尔派司机老胡来带回几包俄罗斯软糖或面包。明星的俄罗斯软糖，芬娜一直吃到93岁。蒋方良的葬礼上，简锦锥坚持女儿代表出席，他说因为对于远离家乡的芬娜，“明星就代表她的娘家！”
归国战俘（4）
咖啡厅的文学时代
明星一开始吸引的是中国来的高官、商人，1950年代起，台湾文化界开始摆脱战后的青黄不接，有人办杂志、有人搞出版，重庆南路一带因邻近火车站和众多政府机关，成为多数出版社落脚处，书店随之聚集于此处。
1959年，明星咖啡馆骑楼下也出现一个卖杂志、书报的小书摊，老板长得瘦骨嶙峋，他有时将摊子摆在明星门口左边，有时摆在右边。有客人时，他会陪客人聊聊；没客人时，就摆上两张板凳，一张板凳坐、一张板凳放脚，在阳光下打起盹来。他是诗人周梦蝶。往后二十一年，这里成了台湾文学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