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生活的万物之始：时间开始了 作者：看历史
现代中国生活的万物之始
2300年前，中国归于一统。在政制层面的统一之外，始皇帝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就是“立标准”——“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实际上，更早以来，试图统一全中国的标准和规范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礼记·中庸》概括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直到秦灭六国，在强力政令下，这种理想才首次初步实现。费孝通写到，秦始皇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就是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和确立度量衡的标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为统一体立下制度化的规范。车同轨和度量衡的标准化是经济统一的必要措施。书同文就是把各国的通用符号统一于一个标准，也就是把信息系统统一了起来。
然而，在随后两千年里，划一的标准从来没有被完全落实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在这样的“存异”与“求同”间循环往复。
可以说，中华帝国在“标准”的意义上，从来没有达成真正的“统一”——直到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标准”——西方的、工业化的、现代文明的新规则。它，给中国带来的，是旧与新、中与西的嬗变与接轨。
在“标准”的碰撞和演替背后，既有枪炮，也有面包。西方需要敲开这个庞大市场而推行之，中国需要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文明，也不得不接纳之。
这是一个文明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规则与规范重新确立和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以农业和农耕为核心建立起的一整套“衣食住行”的生活规范都完全被打破和摒弃，而以机器生产和精细化社会分工为要求的标准，则一步步地侵入、影响，并最终主导了此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被上海海关大楼上滴滴答答的钟表所寓意的格林威治时间观所取代；以皇帝个人即位为准则的纪年方式，被国际通行的公元纪年所取代；那种纷繁复杂，各自不一的尺、寸、合，被精确的“吨”、“公尺”、“公里”等等现代计量标准所取代；长袍马褂被西服、中山装所取代；驳杂难懂的方言，也逐步开始向统一标准的“普通话”靠拢……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从走路的方式到头上的发式、从交往的礼仪到居住的模式，从行文的顺序到消费习惯，没有一种生活理念不被革新，没有一种生活方式不被改变——我们当下的一切种种，无不可追溯到这些在微细处给我们塑立的路标。
由是观之，百余年来的巨变，不仅仅是显现在上层建筑，如政体、思想、制度等层面，如*、自由、平等，更是隐现于文明的另一个层面——社会生活之中。但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却更加深刻，更为长远地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如果说前者是“万国公理”，后者则是“万国公制”。
这种演进的主线，是由旧到新的更替，由中到西的“接轨”，或者说是由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万象更新，构成了现代中国生活的“万物之始”。
从更大的时空来看，如果说秦始皇完成了中华帝国之内的“一统”，则百年前的这次“变法”， 则将中国纳入了全球文明秩序中；接下来是1949年以后，所有中国人再度被纳入新意识形态建构的“标准”；然后是1978年，“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重新成为这个国家的诉求，直至今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1）
天变，道亦变，连时间也要变了。从打更报时的12时辰，到钟表计时的24小时，一切原来农业社会的慵懒散漫，都被工业化的精密节奏所统一。■黄艾禾
当中国正处在清王朝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时，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正在领兵与太平军打仗。他在自己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照例严谨地记下自己这一天的时间表：
上半日 见客审貌听言 作折核保单
点名看操 写亲笔信
看书 习字
下半日 阅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记银钱账目
夜间 温诗、古文 核批札稿
看来，这位总督大人的时间表相当粗略：以半天为单元，上午特别留意政务和军事，下午注重的是账目，晚上则专心于文事。
曾国藩还在日记中记过他为家中妇女订的时间表：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后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这个时间表稍微细致一点，出现了时间单位，当然，这都是以在中国社会运行了数千年的传统的十二时辰来计时的。在一个农业社会，人们基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计时法已经足够。
在首都，编历授时工作由钦天监负责，他们一直使用晷影漏刻靠看太阳测时报时。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官府会敲鼓或击钟来向市民宣告时刻的变化，在小一些的城市或街道，值班的更夫用敲梆子来提示时间的演进，听不到梆子声，听听家里饲养的公鸡已经啼叫了几遍，人们也能大致判断出时间已经到了哪个时辰。
然而，在1862年这个时候，中国古老的似乎几千年都恒定不变的时间步伐已经走得跌跌撞撞了——22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外国列强挡也挡不住，而老大中国的内部，内乱频仍，灾荒不断，世道变得不再安逸从容，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此开始。天要变，道亦要变，连时间也要变了。
“海岸时”：随着外国轮船进入中国
本来人们从中国历史中所熟知的，是历代的改朝换代时，新建的王朝一定会新换一个年号，以新的年号，来昭示自己的合法与正统。然而中国历朝的年号基本都建立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之上，这个历法以月亮盈亏为基准来衡量四时节气和相应的岁时节令。
从明代起，就开始有外国传教士将钟表带入中国呈献给皇帝，清代时，清廷宫殿里的外国钟表摆得琳琅满目，据说康熙收藏的西洋钟达4000件。但这些时钟始终也只是皇亲贵族们的玩艺而不会对社会生活发生真正的影响。中国人仍在以击鼓和燃香来计算时间。现代时钟真正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众所周知，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越来越多，到1899年底时已经开放31个商埠，有10个中国城市辟有外国租界。上海作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华的开放口岸，也是外国租界最为集中的城市，进出的外国轮船越来越多，进出口贸易日益繁忙，外滩上的江海关大楼应运而生。而在这座大楼的楼顶上就镶有一面西式大钟，它也是上海滩的黄浦码头的显著标志，因为来往的船只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来指挥。
于是在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的法租界当局在上海外滩建起了一个信号站，在正午时刻利用信号塔顶落球报时，并测风力。它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徐家汇观象台来控制，旨在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2）
在1884年前后，当时的《点石斋画报》刊登过一幅以“日之方中”为题的画，画上方的文字是这样写的：“本埠法租界外滩外洋泾桥堍，于秋间新制验时球与报风旗，按旗于每日之上午十点钟扯起，递报吴淞口外风信，其视风之所向或大或细或晴或雨，随时改悬各旗，传报至球，则每日十一点三刻钟时升起半杆，十一点五十五分钟时升至杆顶，至十二点钟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验对时刻。允称奇制。”这个气象信号台每天中午12点钟会落下一个球，让大家来校对时钟。虽然它十分简单，但却是中国江南地区最早的气象预报台及标准时间对时钟。
在最初，这个气象信号台用的时间标准是上海本地的“地方平均太阳时”，即以太阳通过上海的子午线时为正午12时，来计算一天的时间。
以本地的“地方平均太阳时”来报时，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作法，在人们素不来往的农业时代也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西方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来往日益繁密，首先感到没有统一时间标准的不便。1880年，英国国会决议以格林威治时间为全国标准时间。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首次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时区的划分方法，与会者决定将按全世界统一的时区系统计量的时间，称为（格林威治）标准时。
格林威治标准时将整个地球分成了24个时区，而中国大部分的繁华地区，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在东八区（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标准）。大约是到19 世纪末，中国的沿海口岸也开始改用格林威治标准时，即东经120°的标准时来计时了。当时人们把这个时间标准称为“海岸时”。
到1902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海关就提出以这个“海岸时”作为中国的标准时间。在民国时代留下的《*八年历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民国纪元前十年间，海关为划一时刻起见，尝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之时。称之曰海岸时，实即第八区之标准时。其时区范围未经规定。但内地如京奉、京汉、津浦等线路，以及长江一带，均采用之。”
1902年时，掌管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还是英国人赫德。而制定中国的标准时间这种事情绝对属于中国政府的主权，由“海关”来制定实在是不合适，于是它也只能说得含含糊糊：“海岸时”只在东部的各海关口岸实行，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内地，“其时区范围未经规定”。然而，当时的铁路系统，以及长江一带经济繁华地区，显然也开始实行“海岸时”了。
因为现代的交通系统需要现代的时间标准。
被时间安排的生活
中国现代铁路的开创，起始于鸦片战争前后。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那是英国人擅自建筑的吴淞铁路，这条铁路经营了一年后，被清政府赎回拆除了。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列强在中国获得了1万多公里的路权，掀起修铁路的高潮，到1911年，中国已经出现了9400公里的铁路，包括京奉线、京汉线、胶济线、津浦线、 沪宁线等，而经营铁路是需要标准时间的。
一位叫丁贤勇的学者，对19世纪末现代交通系统开始在中国出现，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有过深入研究。他找到过一份“中国最早的火车时刻表”，那是吴淞道路有限公司（Woosung Road Co.）于1876年在上海发布的：
不过这张时刻表下面还有一个说明：“吴淞铁路1876年6月30日通车，7月3日正式营业，表中时间表记方法略作了调整。”也就是说，当时的计时方法可能不是今天这种习见的24小时制的标准时间计时法，但是火车两小时一班是肯定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3）
无论是赶火车还是乘轮船，都必须以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计时，丁贤勇叙述道：“清光绪年以后，上海‘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经过一段时期，人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时间，他们会把自己原来的生活时间和现在戴了手表以后的时间做好调整。”
最有趣的是，原来人们会说，“鸡叫三遍的时候”“吃晌午饭的时候”，现在会说，“早班船刚刚开走”的时候，“开往苏州的火车还没有来”的时候。人的生活节奏已经在随着新式交通的节奏走了。
1912年1月2日，推翻了满清王朝的*政府宣布，自此开始采用公历（民间也称阳历）。但是，在开始的几年里，中国各地的计时方法还是采用当地的“地方平均太阳时”，因为当时的中国，钟表才刚刚开始进入民间，更没有广播电台来为人们报时，大家还是习惯在本地看太阳来定时间。到了1914年时，民国政府的中央观象台改用北京地方平太阳时来发布历书，也就是说，开始以北京的太阳时来作为全国的一个时间标准，这是一大进步。
此前50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是以中国天干地支十二时辰来记述时间的，而在1912年，时任民国*职员的鲁迅，日记中表记时刻的方式已经西化：
“（五月）十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视事，枯坐终日，……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至五时赴夏期讲演《美术略论》，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
（七月）一日 部改上午七时半至十一时半为理事时间。”……
1912年时的中国首都，至少在中央政府的*，是实行现代时间标准计时的。
曾经的五时区标准时间
到了民国 7 年即1918 年，当时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时区：一，中原时区：以东经120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及内蒙古之东部，可以看出，这个“中原时区”实际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时间的东八区，也就是“北京时间”。
另外四个时区是：陇蜀时区：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时区：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当时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
昆仑时区：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长白时区：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吉林及黑龙江东部。
陕西天文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庆生，曾专文研究过中国的标准时制。他在《中国标准时制考》一文中写道：“今天广播电台的六响报时信号和电视台的时码显示画面，对全国各个角落的普通群众真是再方便、再熟悉不过了，以致人们很难想象20世纪初要得到比较准确的时间有多么困难。 作为中央政府专司测时编历机构的中央观象台直到消亡竟没有一台好一点儿的望远镜，没有无线电收讯机，京畿重地的授时依旧沿用在城墙上施放午炮的古老办法”。
这个五时区的方案，始终也没能真正实施。到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标准时的应用也不断扩展。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国电报局一律改用标准时，并令上海无线电报局及南京有线电报局分任每日广播之事；南京电报局每日 11 点 30 分左右对时一次。海关、电报总局、铁路局以电报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车站、码头、大银行、大机关及繁华市区街道，多置有大钟（时称标准钟）为一般市民提供时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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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3 月9 日，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在重庆召集“标准时间会议”，对以前的五时区方案做了少量修改，并决定于1939年 6 月 1 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 “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日本占领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使用“中原时间”。到了抗战胜利恢复使用中原标准时的时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却仍然使用“陇蜀时”，因此当时人们回忆“沪渝、沪蓉、沪昆等线民航飞机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
到1948年时，国民党政府又决定从3月起实行五时区的标准时间，但一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这方案最终也没推行起来。
再往下面的事情，我们就比较清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一年之内几乎解放了全中国。战争中全军指挥系统使用的时间应该是高度一致的，那只能全部使用中原标准时间。
不过，研究广播史的专家赵玉明曾对记者说，他看到过延安时期共产党“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当年用的虽然是中原标准时间，但却叫作“上海时间”，或许是有意与国民党政府区别吧。
1949年10月1日新的中央政府在北京成立，改北平为北京，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率先使用“北京时间”报时，此后西安、成都等地也纷纷宣布改用北京时间。到大约1953年，全中国除新疆和西藏外，实际上都已使用东经 120度标准时，即北京时间。
时间，将每个人卷入的机器
时间标准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计时方法的问题，它给人的观念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丁贤勇这样写道：“过去尽管生活中也需要赶时间，如赶早市中市、抢收抢种等，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时段，即使稍晚一些，也无非是先来后到的区别。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准确而固定的时间目标——时点，例如11:15，要赶到这一时间点前面，才能登上这一班特定的交通工具。可以说，新式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时间也就从模糊的时段精确到了时点。”
当统一的时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座日夜不停的运转机器时，生活在其中的人仿佛被一种无形却不可抗拒的力量所裹挟，所控制了。学者叶文心在研究中国银行的历史时，写下这样的话：“20世纪出现在上海工商行号工厂机关的钟，当然已经不是摆设，而是切割时间操纵作息的基本工具了。……欧式的钟表跟上海新兴的白领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知识阶层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了工厂式的团体纪律。”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2月，它前身是清末时的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及大清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又有官方支持的第一家西式的半官方银行。1928年，当宋子文决定在南京建中央银行后，国民政府的财政部下令，原来承担国家银行职责的中国银行变成“特定办理外汇银行”，中国银行从此转成私营，总部迁到上海，彻底成为商业银行。
这时候，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公权决定，重新训练他的银行职员，适应这种市场化转型。张公权当年是痛感老的中国银行官气十足，营业厅像个衙门，职员对客户态度冰冷而工作纪律疏落涣散。他的训练方式是让职员们都住进银行建的宿舍，上岗前严格培训，工作后也都在银行专门买下的同仁宿舍中居住。
大家上班在一个大厦，下班后又回到一个院子。当年的职员们都清楚记得，在院子大门口有中国银行的行徽及一座大钟，职员们进进出出，都在大钟的滴答声中走过——无论是银行经理还是普通柜员，他们的作息时间表都是一个标准，都要由这只钟显示的时间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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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进了中国银行，一切原来农业社会的慵懒拖沓舒适散漫，都被一种现代化工业化的快节奏所驱除，代之的，是一种管理的统一，思想生活方式上的统一，人们的生活从此身不由己地卷进工业化的齿轮运转之中。
按叶文心的解读，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照新中国的时间系统。解放全国后，政府在全中国实行统一的“北京时间”，它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中国都统一在同一个时间系统之下，距离虽长而没有时间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城市都是全城定时共同作息，街头巷尾，随着广播器播送的音乐及口号做早操、进食堂吃饭、进单位工作，由午休而下班，整齐划一。……全体生活在国家计划经济之内。” ■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形成昼夜起伏的自然生活规律，与太阳出没的自然节律结合，使得中国先民自古即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作息方式。但是日照时间有夏长冬短的区别，漫长的冬夜，这段时间如何加以利用便取决于照明工具。清代无论城乡皆用菜籽油或豆油点为灯盏，油脂做的蜡烛因价格较贵，只是富裕人家或年节时使用。
由于照明工具的限制，一般城乡百姓日常活动，基本昼起夜伏。这种昼夜分明的生活，人们祖祖辈辈相沿为习，视为天经地义，直到19世纪中叶开口通商后，出现了新的照明工具，这种传统作息习惯才开始出现变化。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已经有五六家专门制造、出售西式玻璃煤油灯的商店。
19世纪60年代以后，通商城市开始出现更为明亮、更适合使用的煤气灯。煤气灯的使用，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更明亮、更便利的照明工具，为人们的夜生活提供了便利，如煤气灯在上海租界推广应用后，主要街道及较大的娱乐场所普遍安装了煤气灯，一至入夜，各处煤气灯一齐点燃，大放光明。19世纪70年代初，文人墨客将“夜市燃灯”列为上海租界最流行的娱乐项目“沪北十景”之一。照明工具的改善，使得人们进一步克服了黑夜的自然限制，延长了可以使用的夜晚时间。清末以后城市夜生活兴旺，人际互动、社会团体活跃，*活动增加，和照明工具的改善也有一定联系。
格林威治时间的诞生，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进步。图/华盖
旧时，迎着晨光下地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人传统的时间概念。资料图片
1893年在原址重建江海北关，新建的海关官署为英国教堂式建筑，中间为五层高的四面钟楼，外国人称它为“大清钟”因为它能让联想到伦敦的“大本钟”。图/CFP
1924－1927年，中国，葬礼上拿着西洋钟的送葬者。西洋钟最初进入中国时，只是一种摆设，而非认识时间的工具。资料图片
世界闻名的英国天文台，现位于英国南海岸苏塞克郡的赫斯特蒙苏堡。格林威治天文台始建于1675年，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格林威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新址，但保留了“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名称。1884年，经过这个天文台的子午线被确定为全球的时间和经度计量的标准参考子午线，也称为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图/CFP
日晷，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知晓时间的最主要方式。图/华盖
1948 年的中国标准时区划分图（来源：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国防部测量局《天文年历（民国三十七年）》制图/徐尧
现在是“北京时间”（6）
北京朝阳区中国科技馆，一位女孩站在巨型手表面前。资料图片
吴淞道路有限公司
本线自1876年7月3日星期一开始
在上海与江湾间准时行驶火车
开车时刻如下
上海开：7：00 9：00 *11：00 *13：00 15：00 17：00
江湾开：7：30 9：30 *11：30 *13：30 15：30 18：00
如有变动 另行通知
火车客票票价目
单程票价 来回票价
头等 元 1元
二等 制钱300文或元 制钱600文或元
三等 制钱120文或10次联用票元 制钱200文或6次联用票元
购票使用制钱需足额完好，不足10岁孩童可购半票
每逢星期日，凡带*记号的车次均停开
舶来的“星期天”
缘于西方的礼拜习俗的星期休息和24小时精确计时，使人们作、息区分，做事定时，效率增加，以往顺乎天然的生产、生活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除了昼夜作息之外，日间在劳作之余，也需要一些间歇性娱乐休闲来调节。中国自古相传有“十日沐浴”之说，但民间一般只是依年节农时等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星期休息，缘于西方的礼拜习俗。每七天一个安息日，停止工作去教堂做礼拜。礼拜日休息随着西方人到中国通商开始，由此影响到与外商相关的华人商家的商务活动，甚至连聘有洋员洋匠的海关、机器局等官办机构，也开始停工休息。于是，在洋行做事的买办、细崽，在西人机构中做事的文人、职员、仆役、小工，以及西人主持的机器局工人等皆受此影响，1876年时人所撰《沪游杂记》中，记述上海的礼拜休息、中西人士游玩娱乐的情形道：“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架轻车，骑骏马，或携眷出游，或赴堂礼拜。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
通商城市以商贸活动为社会生活的主轴，主要商贸活动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整个城市工作劳动的停歇。在外商习惯的连带影响下，逢礼拜休息便成为这些地区商业生活的节奏，也成为商、工，乃至其他市民的作息节奏。每逢礼拜天，洋行及西人各种机构停业关门，与西人洋行有关的各种商务业务也随之停歇，后来商贸活动的礼拜休息节奏，对其他商业服务业影响巨大，以礼拜为生活安排节奏的人们也日益增多，渐及一般市民。一到礼拜天，娱乐场所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时人有竹枝词题咏上海市民礼拜休息，纷纷上街消遣的习俗道：“不问公私礼拜虔，闲身齐趁治游天。虽然用意均劳逸，此日还多浪费钱。”从此竹枝词可以看到，礼拜已经成了上海人生活的一种作息节奏。这一时期上海报纸上的商业娱乐广告中，也往往以礼拜为安排营业演出的日期。
星期天休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并体制化，是20世纪初新政期间由教育改革、兴办学堂开始的。清廷开始实施新政，令全国各地兴办新学堂，新式学堂皆仿行西方学校制度，因而也仿行西方学校七日一休息的模式。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新学制章程，在中学堂合高等学堂章程里就明确规定了星期放假制度：“除年假暑假合计在七十日之外，每岁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端午中秋节，暨房虚星昂日，各停课一日。”披上了民族色彩的“房虚星昂日”即“星期天”。
后来，随着清政府设置新政机构及官制改革，北京一些官署衙门也开始陆续实行星期休息制度。先是1903年设立的商部、1905年设立的学部，由于都是新设机构，主持者多为新派人士，设立之始即实行星期休息制度。1906年各部实行官制改革，各部官署相继实行星期休息制度。成为新衙门不同于旧衙门的一个标志，有报纸评论道：“星期休息一节，真是与众不同，这就是新衙门的特色。”至1911年夏，连没有进行官制改革的吏部与礼部，也实行了星期休息制度。甚至连这一年宣统小皇帝开始典学读书，关于其作息制度是循祖制还是行新法的问题，经过朝臣帝师们的一番讨论，也决定放弃祖制而实行星期休息的新制度。
有中央机构倡行于上，1907年以后各地方官衙纷纷仿效，陆续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一时间，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似乎成了官署衙门新政改革的一个标志，很快在全国推行开来。星期休息和24小时精确计时，使人们作、息区分，做事定时，效率增加，以往顺乎天然的生产、生活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清末，几个外国人在郊外骑自行车。他们带进了新的时间观，也带进新的生活方式。
新纪元：孔子 黄帝 耶稣（1）
在满清政权受到越来越强大质疑的关口，被符号化的孔子和黄帝先后被提出作为中国纪年的起点。而在民族主义激情消退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到西方的亦即世界的时间格局中。■主笔 庄秋水
1903年夏天，一篇署名为“无畏”的文章在晚清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阵阵涟漪。
这篇名为《黄帝纪年论》的文章，出自刘师培的手笔。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倡“黄帝纪年”大旗。“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刘师培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
他提议国人应该绍继黄帝志业，效法日本以神武天皇纪年的作法，以黄帝降生这年作为中国纪年的开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所署日期便是“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
这一年，出身经学世家的刘师培，刚刚结识另一位经学大师章太炎，对这位著名的革命党颇为倾慕。他改名“光汉”，表示自己“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他的这篇文章所针锋相对的便是清廷支持者──保良派所提出的“孔子纪年”。
于是，在1900年代，一场关于历史纪年的论争成为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这场有关纪年的文化论争，其背后是清末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诉求的工具。那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近代名人的身影，都在这场论争中隐现。从更深远的历史影响来看，这场纪年之争，正是近代中国民族建构、探寻的历史过程中所蕴涵的矛盾与冲突。
以孔子为共主
中国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中国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开始用当朝年号纪年 ，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 ,都要改用新的年号。因此，纪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按照传统，王位代表着正统的合法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央集权的、伦理的和普遍的，换言之，特别带有非民族的色彩。”（《中国的现代化》）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中，浩浩帝国败在日本蕞尔小国手里，从1860年以来的挫败感达到了极致，中国已经成为了“落伍者”。这个事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传统“天下”观的理想提出了挑战。
一年之后，著名的改良者康有为在上海创立强学会分会，发刊《强学报》。他令人瞩目地在报刊封面上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样。这期创刊号中，康有为还刊布了《孔子纪年说》一文，直接提议采用孔子纪年。
康有为的灵感来源于西人的“公元纪年”。既然代表着先进而强大的欧美人选择一个圣人的诞生作为纪元，我们何不也因循其事？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谁比孔子更有影响力呢！十几年来他推行“孔子纪年”，孜孜以求，初心不改。多年之后，康有为伪造了一批“戊戌奏稿”，其中之一便是“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
他明白指出，西洋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尊行”，然而中国的纪年，“历朝数十、阅帝数百、年号几千，记述既艰，考据不便”，为今之计，便是仿效西洋善法，改以孔子纪年。 何况这一作法自有历史渊源。司马迁就曾使用过“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这样明确的史书记载，最为有力，使用起来也颇为可靠。
新纪元：孔子 黄帝 耶稣（2）
康有为认为孔子所代表的，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而这一套秩序所体现的价值与意义，又是数千年来中国赖以存立的命脉所系。他相信，儒家有能力从内部变化，与更新社会秩序机制的过程齐头并进，自身也可以得到强化。而一个人或一个族群是否是一个中国的成员，就在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在他看来，孔子之所谓“中国”与“夷狄”之别，一如现今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以光绪帝为首的清廷，尊孔崇儒，自然亦是真正的中国一分子。
在《强学报》第一号上，康有为写道：“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絷■割……”他高倡“保教、保种、保国”，在和师友弟子们的往来信件中，均标注“孔子纪年”，只是此纪年改以孔子出生之年始。 无疑，康有为高举“孔子纪年”，和他一贯倡导孔教和奉孔子为教主等宗教性主张是一体的，其用心在于为他的政治观念与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的支撑。
“孔子纪年”随着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广布流传。他门下弟子和过从朋辈，纷纷响应。维新人士唐才常在1898年撰写《师统说》，直接树孔子为“师统”，其位在“君统”之上。他用语严正：“不纪年则无统，不立统则无师，不系统于师则无中国”，将推行“孔子纪年”与中国的存亡挂钩。影响所及，便是日后激进反满的章太炎，也在1899年提出“以素王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
梁启超不但宣扬老师的新纪年说，还有所发挥。他在1898年写了《纪年公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及了纪年的基本功用，表明纪年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的冗繁所起。随后，他又在《新史学》中直言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 “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之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
康梁是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本人，他对光绪帝的忠诚从未动摇。然而“孔子纪年”一出，无异于扔下了一颗炸弹，引发朝野震动，直接导致了南北强学会被封禁，《强学报》被迫停刊。守旧派人士的攻击颇具杀伤力：“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经，灭圣籍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皇上也；孔子纪年，教人不知有本朝也。”
高梦旦，一位近代中国最具声望的出版家之一，则从纪年的基本功用角度，分析梁启超纪年论的逻辑矛盾。他指出，使用“孔子纪年”有一个现实困境：在中国统一使用“孔子纪年”。因为尊孔者，尊“孔子纪年”，而回教、耶稣教、佛教、道教等教徒则可以遵从各自教主，并使用各自的纪年，如此一来，岂不又陷于混乱和纷杂之中？
而最激烈的攻击来自于排满的革命派。
黄帝“复活”
“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刘师培概括得精到之极。晚清两派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想像过程中的分野，亦正在“保教”与“保种”的区隔。
新纪元：孔子 黄帝 耶稣（3）
就在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前不久，青年周树人给朋友许寿裳寄了自己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眉宇之间英气勃勃。上一年的三月，像众多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然后又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医，现在又回到了东京，住在公寓里，修习德文，看杂书。
在这像上，周树人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的周树人，以救国救民的启蒙者自居。他在东京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朋友们探讨如何救国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受了进化论影响的青年，“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当时，慷慨激昂，救国救民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情愫。但是，周树人，这个后来以笔名“鲁迅”著名的青年，为何要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呢？“血”和“轩辕”和这个时代又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轩辕”，便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圣王“黄帝”。按照《*通义》的解释：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然而，鲁迅血荐轩辕，“其所真正关怀的，却是与他同时并存，同在一块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关的无数‘同胞’……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晚清，以黄帝符号为中介，一种崭新的意识──国族意识，确实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扩散，终至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对政治社群既有的想像方式。”（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励着人们寻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符号。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当时流行的各类纪年新法，“我国近年有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者，乃相率欲用新纪元法；或以唐尧纪、或以夏禹纪、或以孔子纪，然揆之民族主义，皆无大纪念、无大关系”。所以，宋教仁提出，唯有改采黄帝纪年，始能合于民族主义精神。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学家钱穆专门著《黄帝》，彰明这位先贤伟人，他亦承认，关于黄帝的传说，荒诞离奇的太多。正是在晚清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中，黄帝复活了。他被从历史记忆中发掘出来，从一个神话人物和历代皇朝系统中抽离，重新被赋予符号性认知,作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进化论影响下的晚清知识分子从事民族的构筑时，其所诉求的主要认同符号，便是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他们所想象出的中国民族，正是一个“种族化”的民族。 1903年，《江苏》杂志刊载了黄帝像题词，以无比精简的形式，藉由黄帝这一符号，传达了种族化民族这一信念：“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滋，我疆我理，誓死复之。”
在这种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为了证明中国人种和白种人一样，是文明的、优质的，晚清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据说，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左右，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的巴克民族，在酋长奈亨台率领下大举东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中国甘肃一带，复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流域，并在此建国。这位“奈亨台”，便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巴克”便是《尚书》里所说的“百姓”。
新纪元：孔子 黄帝 耶稣（4）
无疑，这是面临西方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重估，他们既有现实政治利益的驱使，亦是为融入现代世界而努力“发现”自身的文化。
如此，以黄帝来纪年便顺理成章。
黄帝战孔子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传统里，诸侯接受共主所颁布的时历，表示“奉正朔”，改历则意味着易代与革命。因此“黄帝纪年”说一出，便为激进、反清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各方势力所赞赏。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写文章，皆题用黄帝纪年， 《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等报章也纷纷改用黄帝纪年。
革命党藉此与满清划清界限。“黄帝子孙”自然不能受“犬羊贱种”的奴役。年轻的革命党邹容，在他所撰写的《革命军》里高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勿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以革命排满为现实政治目的的“黄帝符号”，自然难以获得不同立场知识分子的认同。康有为挟“孔子纪年”十余年不改，与革命派相论战。可以说，黄帝战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利害之争。
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孔子与黄帝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英雄谱系”。在章太炎眼里，洪秀全举兵反满，上绍黄虞，足可以跻身中国帝王正统， 而曾国藩之辈助异族以残同类，自然就是“汉奸” ；梁启超则对革命派“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不以为然。
康有为和梁启超亦不反对黄帝作为民族的认同符号。早在1899年，康有为对加拿大华人发表演讲，便有“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之语。
颇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发表文章，两人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国号的主张，而且皆要求以“中华”作新国名。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中国已久，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他反问：既然“俱为中国，何必内自离析，所以生讧衅乎”？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
于是，康有为呼吁清廷，删除满汉名籍，正定国名曰“中华国”，使满、汉、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人。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的“*”构想里，只能以汉族为主体。“*”的疆域，应以汉代华人活动范围为界。
可见，革命派的“黄帝纪年”漏洞也不少。他们所倡扬的“民族”，是经由日本人熔铸的西方概念， 一个揉杂种族与国家等不同概念于一炉的群体；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一种高度种族化的意识形态。为了反满的正当性，汉人被视作是真正的黄帝嫡系。鉴于此，1905年之后，清廷的满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利用“黄帝”，重新诠释自己乃为黄帝后裔。又何况黄帝本为传说人物，出生日期无以考据，以此纪年，就连史学家章太炎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黄帝纪年标注。
如史景迁所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日趋强烈和复杂只是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就在“黄帝战孔子”的热潮中，一股不那么引人瞩目的潮流亦渐渐涌出。批评梁启超“孔子纪年”的高梦旦提出，既然纪年仅仅只是符号而已，而作为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那么从西方历史的演化和整个世界使用的现状而言，耶稣纪年无疑代表了这一趋势。不过，高梦旦仍然把采用耶稣纪年提高到“新全国之人心”的高度。
新纪元：孔子 黄帝 耶稣（5）
曾经鼓吹“孔子纪年”的梁启超，也在1910 年写下了《改用太阳历法议》。他从国家的日常管理的角度提议，比如租税征收、财政预算、学堂规划以及课程的安排来看，改用太阳历法 (耶稣纪年) 会更为方便。
1911年底，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元旦”，同时以民国国号开始纪年。革命派黄帝纪年的使用亦同时废止。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现代概念，开始缔造真正的政治团结。 ■
2009年4月4日（清明节）上午9时50分，陕西省在黄陵县桥山祭祀大院举行己丑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图/CFP
如今中国人的日历上，仍然中西历并举。资料图片
2010年2月19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建筑一角。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地位之重，以至一度被提出当作纪年标准。图/CFP
《读报手册》刊登的关于国都、国旗、国歌、纪年的议案。资料图片
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长262米，镌刻着距今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两千年的时间纪年，凝练的文字记述了中华民族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辅以天干、地支和生肖图案。图/CFP
公元纪年的确立
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确切纪年的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始用年号纪年，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纪年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浓厚的政治意义。
晚清由于中国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融入世界潮流的需要，接触、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方案。其中“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影响较大，并为部分知识分子所用。此外还有“耶稣纪年”、“西周共和元年纪年”、“帝尧纪年”和“秦始皇纪年”等纪年变革方案。
高梦旦等人提出的“耶稣纪年”最终在1912年被确立使用。清朝帝王统治瓦解之后，1912 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元旦，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 31日)为止。
1912 年元旦开始正式使用公元纪年。同时也使用国号“*”纪年。*前的纪年用“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和世界接轨采用了公元纪年法。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与世界接轨，即用公元为新中国的纪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四项决议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一些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等沿用传统夏历推算。
图/华盖
2010年3月4日，南京朝天宫里孔子塑像前的小学生。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地位之重，以至一度被提出当作纪年标准。图/CFP
禁不住的春节
中国农历的岁时节气，是从几千年中国的农业文明中提炼出来的，已经融入广大农民耕耘劳作的日常经济生活之中。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立法决定自公元1912年1月1日起使用公历，并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民间仍然习惯过旧历新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在保留公历新年的同时，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全国例行放假。后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同时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
为确保法令实施，国民政府命各报大力宣传，各机关、学校传达贯彻外，还通过各省市社会局、教育局和公安局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如禁止印刷、出版和销售旧历历书历本，禁止报刊附印旧历，学校调整寒假时间；邮局自1月15日起停止收受投发贺年片、贺年电；工厂对旧历春节期间上班者支付双薪等等。
但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民众心理和风俗习惯无法轻易扭转。于是一方面是政府严令，政府所属机关、学校团体对旧历新年有意冷漠，另一方面，民间过旧历新年之习俗及热闹场景，却丝毫没有因政府一纸禁令而减弱。
当年北京《晨报》对此曾有生动描述：“一般人民于阳历新年异常冷淡，对于阴历新年，则特别高兴。就北京一城而论，在阳历新年的时候，除各公共机关门口结几块彩牌，与停止办公几天外，社会上绝无甚么表示为新年点缀的，而在阴历新年时候，无论何界都一律休息，而群趋于行乐一途，燃放爆竹彻宵不绝，比之阳历新年实在热闹百倍。”
《民国日报》于1931年2月18曰，即旧历之正月初二，刊发社论《昨天》，在历数了上海街头“锣鼓声、爆竹声，又到处显露着度岁的色彩了”。“一些私立学校依然放假数天”，“内地的学校更视国府明文为废纸”等事实后，明确指出：“废历系社会实际生活所形成……，想用命令和宣传力量，去革除废历，实系违背事实之奢望，决无立即实现之理。”这种“用命令的力量”革除旧历，“实系最大的错误”。1933年起，民间庆贺年节又复萌。到后来，除报纸不附印旧历和春节期间不停刊外，一切如故。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１月１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并规定放假三天，让人民愉快过年。
然而在1967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春节不再放假。全国的报纸一片响应之声，要求举国上下“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从此春节革命化十几年。直至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到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1919年，河北保定府春节祭祀。民国实行阳历后曾禁止民间再过旧历年春节，放鞭庆祝则处罚。但禁不住，新旧年并存直至现在。资料图片
从“黄钟”到“米突”（1）
从“布手知尺，布指知寸”，到“通过巴黎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米突”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工业化的全球工厂。■本刊记者 何书彬
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的胜利者们，用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并试图用他们刚刚制定的各种标准，打通中国的市场。
这些标准被写进了与中国签订的各种通商条约中，如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第四款规定：“中国一担即系一百斤者，以英制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为准；中国一丈即十尺者，以英国一百四十一因制为准……”
其他如法、德等国，也都依据自己国家的度量衡制度，在与清政府签订的通商条约中列明了与中国度量衡的折算方式。
但是这些国家很快就发现，以上条款形同虚文，因为中国各地的度量衡实在是繁杂，通商条约中所依据的“担”，在中国每换一个地方，其所代表的重量就不一样；同样是“升”，甘肃兰州的一升几乎相当于广西贺县的两升。
事实上，受到困扰不仅仅是这些外来者。在19世纪20年代，如果一个人从上海开始，沿着长江向内地旅行的话，他会有一种“这简直不像一个国家”的感受。
以度量衡为例，在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商业都市，市面上使用的既有来自西方的各种量器，也有上海本地的“庙斛”；到了安庆，市面上通行的是“米升”；到了汉口，人们一边使用“公斛”，一边使用“樊斛”。这些形形色色的量器不但名称各异，而且大小不一。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社会，各地都使用自己“地方标准”来量长度，衡轻重，这不会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那时候一般人谋取衣食住行所需大都不超过本乡范围，而此刻，古老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在被强力纳入世界市场形成的潮流中。在英国曼彻斯特生产出来的纺织产品，要不受阻碍地销售到世界各地，势必要求打造出一种通行的贸易标准，并推诸全球。
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提出要把中国度量衡划一标准：“中国因各省市肆，商民所用度量权衡参差不一，并不遵照部定程式，于中外商民贸易不无窒碍，应由各省督抚自行体察时势情形，会同商定划一程式，各省市民出入一律无异，奏明办理，先从通商口岸办起，逐渐推广内地……”
在外力与内需之下，中国传统的度量衡就这样了开始了它的变革。
泊来的“原器”
1907年，清廷命令农工商部和度支部，在6个月内拿出重订度量衡的办法。1908年，两部议定以当时正在国际上流行的“万国公制”作为重订中国度量衡的依照标准，同时行文给驻法大使，商请国际权度局定做营造尺(32厘米)和库平两砝码(克)铂铱合金原器和镍钢副原器各一副，1909年(宣统元年)，该原器、副原器经国际权度局准确校准、给予证书携送来华。
三年后的1912年，福建青年吴承洛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随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进入里海大学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
清廷覆亡后，划一度量衡计划并没有中止，更有人提议，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应直接采用米突制。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权度法》，规定把营造尺库平制、米突制作为甲乙两制并行推广，但是国内局势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状态，这次重订度量衡同样收效不大。
从“黄钟”到“米突”（2）
此时，那些庚款留学生正学成归来，并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当时中国在知识、精神上的新领袖，一切正如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催促罗斯福尽快采取措施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一样：“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1920年，吴承洛回到中国，在随后的数十年，他身上的光环也许不如留美预备班那些同学那样炫目，或许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所以我多年来就做了行政与学术联系的工作。”在经过民初以来十多年的思潮澎湃和社会动荡之后，社会各界对于这个如此残破与分裂的国家早已深感痛心，而国家的制度一体和贸易流畅，度量衡是一个前置的条件，而这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
1927年秋，吴承洛召集同人成立了度量衡标准委员会，研究如何让利于工业生产和贸易开展的米突制在中国扎根，在他看来，在使度量衡这一“科学家及工程师的基础工具”变得标准化后，进而就可以紧随世界潮流，进行中国的工业标准化运动，使中国实业的发展如虎添翼。
本着统一、建设国家的需要，南京国民党政府早就注意到了这股来自各方的重订度量衡热情。早在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通过了要“划一度量衡”的决议，因为这与实业建设和“国民福利及国家政治，均有密切关系”，接下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中每光复一省，就把划一度量衡列入该省政纲。
矛盾中的“划一”
1928年4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成立，并奉令承办度量衡划一工作，吴承洛即入职工商部，迅速筹办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向社会征集划一度量衡方案。
1928年7月18日，《*权度标准方案》发布，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了《度量衡法》，规定民国度量衡采用米突制为标准制，同时暂设过渡性的市制，作为标准制的辅制。
标准制和市制的关系如下：
1公升=1市升；1公斤=2市斤；1公尺=3市尺。
这个被称为“123”制的方案，吴承洛是倡行者和执行者。在确定这个方案之前，他曾详细地给时人分析过这个方案的一个突出优势，那就是通过“一二三”的简单换算关系，把标准制和市制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既照顾了民众的传统心理，也有利于标准制的推广。
《度量衡法》的施行日期为1930年1月1日，依照计划，全国应在6年内完成度量衡划一。其中又做特别规定，国家公务机关要先行在1930年底前完成度量衡划一。
全国度量衡局在1930年10月成立，设总务、检定、制造三科，以吴承洛为局长。当年秋天，首批度量衡检定人员毕业，分赴各地推广新制度量衡。
四川省度量衡检定所成立较晚，时在1935年，地址在成都实业街，第一任所长是马相文。一名来自荣县，叫江锡权的检定员回忆，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所长吕相文讲话中，曾引用一个例子说明统一度量衡的重要。他说，日本在“九·一八”进攻东北时，张学良发现自已武器库中所存子弹与部队使用枪支不合。原来这些子弹都是东北兵工厂的日本籍技师按照其特务头子土肥原策划的计谋，故意按日本尺寸制造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不能使用这种子弹，枪成废物。吕相文讲此例虚实难考，但意在强调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
从“黄钟”到“米突”（3）
依照度量衡划一计划的日程安排，到1930年底，各公务机关都完成了划一，使用了“公尺”、“吨”等米突制计量单位来核算资产和资源，唯独海关和盐务是例外。
海关仍在使用“美加仑”、“英加仑”，于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外交部及全国度量衡局多次与英、美等国协商，告之以“我国现已实行采用万国公制，海关所用度量衡亟应改正，实有充分之理”，如是一再磋商，在1934年2月1日，各海关的度量衡终于一律改用新制。
盐务部门改用米突制度量衡则遇到另一个麻烦，那就是与传统习惯的对抗，中国民众不习惯使用“公斤”、“公升”等新名称，于是盐务机关采用了作为新制度量衡辅制的市制，“乃能通行全国于各县市。”
就全国各区域来看，度量衡划一的情况正与全国度量衡局的预期相仿。现代经济活跃的大都市最容易推广新制度量衡。比如上海市在1930年3月即派员到南京受训，5月即制订出全市度量衡划一计划，8月正式成立度量衡检定所，开始依程序规定渐次开展各项工作。1931年7月，上海市提前宣布完成划一，“推为全国先河”。
到1935年，倍感振奋的吴承洛觉得划一度量衡“已由城市而达于乡村，除少数县份外，只待坚持到底，不难于训政完成之日达到全国初步完成。”
事实上，度量衡新制在偏远乡村的推广一直不容乐观。江锡权回忆，他所在的四川荣县推行新制总的说来是比较顺利的。而有些县就不一样了。例如隆昌县改用新秤后，麻纱贩子耍奸使滑的“摇钱秤”不能再要了（隆昌出产麻布，绩麻纱卖者颇多），乃借1936年天旱的机会，编造谣言，说“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是按别天下太平的笔画数制作的，象征“天下太平”。而今新秤十四两为一斤，象征“天下太干”，现在果然天干了。”并鼓动妇女们烧香拜佛求雨，殴打检定员，哄闹县政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保护南京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的一批精密仪器，吴承洛等待仪器装箱西迁后，才乘火车辗转到长沙。
而他所毕力推行的度量衡统一，也为战争所打断。到1935年7月，湖北汉口市召开大会，宣告全市完成划一，当场焚毁旧制度量衡器2万余件。许多县也较有组织地推行，使新制（主要是市用制）推行到全省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 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全省大部沦陷，省政府西迁恩施，度量衡机构全部撤销，人员星散，各地旧杂制又自行恢复。
“新标准”
1949年，旧政府面临全面崩溃，当时任商标局局长的吴承洛，为了不使他主管的重要资料流失，携带商标专利和重要图表６万余册前往香港。1950年初，吴承洛由香港带回北京，使全部资料得以保存无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技术管理局设立度量衡处，吴承洛成为首任处长，接收了国民党政府留在重庆的有关度量衡卷宗、器具和设备，继续推进度量衡划一和工业标准化进程。
1955年，63岁的吴承洛在北京病逝。在他的身后，1959年，国务院发布了《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立米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但是允许保留市制；1960年以来，国际计量会议制定了由米制发展而来的国际单位制（简称SI）。“安培”、“开尔文”、“摩尔”、“坎德拉”等与“米”一样成为国际标准单位的基本单位；1986年7月1日，中国《计量法》开始施行，规定国际单位制的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从“黄钟”到“米突”（4）
时至今日，国际单位制单位已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所有人都在使用着现代大工业生产体系里生产出来的标有“190mL”的洗发水、“80cm×55cm”的地毯、“”的笔记本电脑、“60W”的灯泡、“阻抗：32ohm”的耳机……各种各样的精准的计量单位成为全世界工业制成品的“通用语言”，并且把大众生活和现代工业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 ■
米突制
“米突制”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在1800年前后，西方各国包括法国在内，度量衡体系同样混乱，当时在德意志境内的一个小小的巴登公国，就有着至少92个面积单位、65个木材单位、163种谷类度量方式。
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人士立志要在永恒不朽且尺度恒定的地球上创造出统一的度量衡单位，于是在1790年，法国政府责成法国科学院创立新制度。两位天文学家出发了，他们要测定经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四分弧的长度，将其长度的一千万之一称为“米突”（也就是今天所称的1米），作为计量长度的基本单位，然后，又根据1米的标准长度，采用10进制，得出1公升的标准容量和1千克的标准重量。“米突”制诞生，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法国人把他们依照1米的标准长度制成的米制标准器严密保管在巴黎近郊一个城堡的地下八米深处。
由于“米突”制（今称米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因此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万国公制”。
与“米突”制相比，中国传统的度量衡可以说是没有体系。因为两者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前者是本着严密的科学方式精确测量出来的，并且长度、容量、重量各单位之间有着整齐划一的换算方式；中国传统度量衡的出发点则是传说中的“黄钟”，比如康熙在考证度量衡的《律吕正义》一书中写到：“黄钟之律……则有尺度，然后数立焉。”但是谁也不能见到“黄钟”，于是在实际中就以“累黍”，即排列黍粒的方式，得出一尺的标准长度，清朝官方的“营造尺库平制”度量衡体系就是这样制定出来的，比如康熙规定：以横累一百黍的长度，等于纵累一百黍即营造尺的百分之八十一。
“米突”制出现的时候，恰逢西方各国迎来工业化大发展，科技和贸易合作迫使国际上采用一致的标准。贸易的需求更为强烈，因为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有利于保证规模生产，降低贸易障碍，打造世界性的统一市场。于是在1875年，采用了“米突”制的世界各国在巴黎开会，正式签定了“米突”制公约。
1877年，国际度量衡局在巴黎成立。到20世纪初，欧洲、南美洲各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采用了“米突”制作为唯一的计量制度，英、美、日等少数国家虽然保有本国的度量衡体系，但是也都采用了“米突”制作为比较标准，在工业领域，“米突”制更是通行全世界。
图/华盖
民国时期，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前庭的嘉量。嘉量（一种古代量器）与日晷相对，天子量正位，为政治的象征。资料图片
2005年9月6日是我国《计量法》颁布20周年。在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度量衡展厅，展出的660件度量衡仪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图为精确到分、厘的明清时期戥秤。图/CFP
《小尔雅》记；“跬，一举足也，倍跬为步”。240步为一亩，以步幅、手的长度来作为计量标准在古代通行，却不甚准确。图/CFP
清代的天平。图/CFP
“普通话”的诞生（1）
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南京话、北京话，成为中国官定“标准音”的主要竞争者，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开放、流动、融合的重要工具。■本刊记者 李远江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尽管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口说的都是汉语，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得千差万别，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谈。
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个通商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为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提供方便。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中国，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几乎停滞的社会，也在无意间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
那里是小农经济的天下，既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也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动，地方官吏的数量极为有限，其行政职能除了征税就是维持秩序。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通商口岸的那一边，施美夫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百舸千帆的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贾，一个个五方杂处的商业都会正蓬勃发展起来。初到上海，他看见吴淞河北岸“商人居住的洋房正在兴建”，那里将成为名扬世界的上海滩。
1853年，天平天国定都南京，长江下游富庶地区遭受战乱之浩劫。十余年间，作为江南唯一的安全区，上海租界人口由1845年的数百人，急剧膨胀为1862年的50多万人。人口的激增带来了上海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上海滩俨然一个南腔北调（但主要是江浙吴方言）的大杂烩。
又何止是上海？
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被迫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从沿海到沿江，从中原腹地到内陆边疆，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陆续成为通商口岸。
传统的农耕社会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贸易浪潮中被完全被打破了。外国船只不断深入中国内河，铁路则像病毒一般凶猛生长，紧接着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发达的通商口岸逐渐演变成现代都市。伴随着贸易和近代工业的发展，人口流动不断加剧，曾经静若止水的中国已是死水微澜。
官话的版图
方言的坚冰虽已破裂，但通行全国的标准音却迟迟未能诞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有一种语言在局部地区但当着通用语角色，它就是官话。
1845年，施美夫在宁波发现：“由于地方方言繁多，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广为应用，成为帝国各处政府机构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普通话”的诞生（2）
同样是官话，却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如“北京官话”、“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这种不纯粹的官话被称为“蓝青官话”，是京音同方言融合的产物。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趋近北京话，因而在沟通上不会遇到特别的困难。
事实上，早在1844年，施美夫在广州学习北京官话时，就曾发现戏班里的演员说的都是南京话（他以为这是旧官话），听起来却没有什么障碍。
然而，官话却不是人人都会说的。由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字音要一个一个地“死记硬背”，学习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在方言区，官话基本上成了上层社会的专利。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面对差异较大的方言，仍会像施美夫的宁波男仆一样摸不着头脑。
受方言困扰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百姓。早在1728年，雍正皇帝就因方言阻碍政令之传达，下令在官员中推广官话。他要求各地设立“正音书院”，在方言最难懂的福建、广东等省率先推行官话。规定8年以后，福建、广东两省，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然而，推行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不那么难懂，但依然不知所云的福州官话、厦门官话、广东官话而已。在闽粤等省推广官话一百多年后，科举出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还因为讲不好官话无法与光绪帝正常交流，足见得语言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留声机、电话、广播等语音媒体产生之前，文字仍然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满足于汉字“书同文”的便利，自然无意为统一语言做太大的努力。如果没有新力量的介入，官话的版图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老国音的诞生
然而，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仅打败了中国，也使部分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盛极而衰，再到维新思潮的兴起，普及现代西方文化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此时，繁难复杂，无法直接拼读的汉语无疑成了普及新式教育的头号难题。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话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官方语言。明成祖迁都北京，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一百三十多万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他们主要居住在内城，而将原在内城居住的本地居民迁出城外，因此当时北京人说的仍是南京官话。
清朝初期，沿用前明旧制，仍以南京官话为正音。直至1728年，雍正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南京官话才结束了作为中央政府官方用语的使命。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借助政权的力量，南京话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对各地官话甚至方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普通话”的诞生（3）
南京官话尖团音分明，有入声，这些特征都渊源于纯正的中原的雅语，也就是宋朝以前的中原官话。卢戆章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标准音，就是因为它保留了较多的汉语古音，并且长期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影响的地域比较广。
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洲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不仅如此，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湖北话接近古夏声，主张以湖北黄陂话为标准音。
然而，这场争论很快就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同盟会员老江苏人吴稚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反对“狗叫”式的京腔。但同时也反对以其他方言作为标准语，主张以“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一时间，标准音的争论不绝如缕，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民间争论如火如荼，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语音统一的政治意义。1903年，清政府在《学堂章程》中规定：“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内彼此不通语，办事■格。兹以官音（即北京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为了尽快确定汉语的标准读音，民国政府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2月15日，*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议选举吴稚晖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员80人，实际到会44人。除了各省选派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在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中卓有成绩的杰出语文学者。切音字运动的发起人卢戆章作为福建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着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京国之争”
“老国音”诞生之时，袁世凯正为宋教仁案焦头烂额，顾不得推广国音。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再往后，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没人去理会国音推广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
“普通话”的诞生（4）
然而，国音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一场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1920年南京高师的张士一教授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吴稚晖、刘孟晋等学者认为“老国音”明确区分尖团音，阴阳上去入五音俱全，最能代表汉语的丰富性。
1920年11 月，黎锦熙约同吴稚晖、陆衣言、范祥善等，与张士一、顾实、周铭三、陆殿扬等大会于南京，讨论国音问题。由于京音派坚持根本改造的主张，结果是不欢而散。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普通话”的确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的统一再次提上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经过长达6年的反复研究和群众讨论，最终于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
参考资料
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
许长安：《语文现代化先驱——卢戆章》
罗平汉：《风尘逸士：吴稚晖别传》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李可亭：《钱玄同传》
晚清，上海的一个传教士和她的教徒在基督教学校合影。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发现，不仅他们与中国人之间有语言障碍，中国人彼此之间也可能互不了解。资料图片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和学生在一起。这位曾经的京师大学堂负责人，在初来中国之时，还曾在宁波试图创造一种汉字罗马化字母，来简便学习。资料图片
1919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门前的学生演讲。图/CFP
1952年，为加速消除文盲，总政治部决定在全军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为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军文化教员祁建华同志所首创。其主要精神是：藉注音符号为辅助识字的工具,发挥我军群众路线的教学经验,采用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展开群众性的识字运动。运用“速成识字法”，约在一百五十小时左右的教学时间内，可使一般文盲和识字不多的人初步会认、会讲一千五百到两千个汉字（离开注音符号）。图/CFP
章炳麟利用小篆字形创制的表音文字（摘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共由辅音36种，成为其后的注音字母的基础。图/CFP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国语留声片》。
靠左走？靠右走？（1）
《古礼》曰：道路男子由右，妇女由左，车从中央。而至近代汽车进入，中国交通规则仍各行其道：南方诸省靠左，北方诸省靠右，1945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发布通令：“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走”。■朱斌
1945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电文称，“着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走”。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在公共通道上，为了保持畅通，人和车却不能随便走，得遵循一定的规则。是靠右走，还是靠左走？
《古礼》曰：道路男子由右，妇女由左，车从中央。唐代，则有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普遍实行，也不具有延续性。真正意义的交通规则的产生，则是汽车出现之后。
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南方省份和城市，例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受英国的影响，普遍靠左行驶；而山东、直隶等北方省份，受美国等国的影响，大多采用右行规则。
直到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而东北等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全国范围内的规则才基本得到统一。但为何在10年之后，又要“一律改为靠右行”呢？
美军制造的难题
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最多，汽车多由美国输入。美国公路交通规则是靠右行驶，因此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而这需要大量的改装费用。正如1945年12月31日的《申报》所称：“改装费须达车价百分之十二。统计全国车辆因改装而支出之费用，殊为浩大，故节省改装费用，亦为改靠右边行驶理由之一”。
抗战期间的后方大城市，和抗战胜利之初的上海、天津、成都、重庆等城市，都驻扎了一定数量的美军。美军不习惯中国靠左行驶的规则，事实上，也确实时有美军军车肇事发生。
如《申报》（1946年2月9日）提到的：“抗战胜利的前夕（民国33年至34年）在后方诸大城市中，如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因为军用汽车云集，运输量激增，均有行车秩序混乱的发生，及肇祸伤人的不幸事件。当时各地，以美军车辆较多，故运输当局感觉美邦人士对于靠左行驶，或不习惯，拟改为靠右行驶，以谋矫正一切弱点。”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的电文里，也如此阐述改革的原因：兹为节省改装，减少肇事起见，亟应修改。
除此之外，适应“世界趋势”也是改革的重要原因。1945年9月10日，内政部给四川省政府的电文声称：“查车行改靠右行驶，行人仍靠左走，诚为适应世界趋势之举。”《申报》也称：“中央规定明年元旦起全国公路交通，均改靠右行驶，其原因之一，为适应各国多数之趋势。”
以当时情况而论，世界各国靠右行驶确为多数。《申报》统计，二战之前靠右行驶之国，有“美、苏、法、土、德、意、比、加拿大、巴西、智利、瑞士、丹麦、挪威、芬兰、荷兰、希腊、罗马尼亚、葡萄牙、埃及、西班牙及波斯”，共21国，约占世界各国总数十分之七；而靠左行驶者，有“英、奥大利、捷克、匈牙利、瑞典、澳洲、南北洲、阿根廷、乌拉圭、印度、日本”以及中国，共12国。因此，中国改为靠右行驶，也就是适应了世界趋势。
靠左走？靠右走？（2）
“一律靠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这封电文，拉开了“一律靠右”改革的序幕。行政院接令后立即即着手办理，制定了《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
新法规定，车辆一概靠右行驶，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边顺转；人兽力车应绝对紧靠右边，单排顺序行驶，不得超越争先；后车需要超越前车时，必须先鸣喇叭，得前车表示手势许可超过时，始可靠前车左边越过(当车辆靠左行驶时，是从右边越过)。
与此同时，为适应此项改革，政府还绘制全国公路行车路线示意图，其中包括行车靠右示意图、超越前车示意图、叉路口顺右拐弯示意图。
另外，为保证靠右行驶改革安全稳妥施行，政府也制定了汽车限速规则。《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规定，汽车行车最高速度，在市区及人口稠密交通繁盛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为限；其他地点，小型车辆每小时50公里，大型车辆以每小时40公里为限。
车辆“一律靠右”，而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党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
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不是用车去撞人？因此，此项规定作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忙于接收工作，难以顾及其它，为慎重起见，对公路车辆靠右行驶改革，在时间上作了调整。军事委员会于9月初通令各省政府、战时运输管理局、交通部，公路车辆靠右行驶改为1946年1月1日起实行。
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发布公告，提出应注意事项六条：
(一)三十五年元旦零时起，所有汽车及通行公路之人力车、兽力车、轿马等一律改靠右行。
(二)有轨及无轨电车应自明年元旦起靠右行驶。
(三)部队行车及群众列队*应靠右行走，与车辆一致。
(四)成队行列掺杂车马者，应与车马同样靠右行走。
(五)普通行人应在人行道上行走，如无人行道之处，必须靠紧路边行走。
(六)所有车辆行人均应听从交通警察之指挥。
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应对，制定了相应的交通规则并广泛宣传。上海市颁布的注意事项尤为具体：
（1）行人注意：“搭乘电车、公共汽车，须在车辆右边上下；横越马路，须先左看，行至路中再向右看，注意来往车辆。”
（2）驾驶人注意：“车辆均须靠右行驶，向右转须走小转弯，向左转须走大转弯；车辆欲超越前车时，应由其左边驶过，惟超有轨电车时，则由右边驶过。”
全国一致转向
由于政府与民间的准备、宣传较为充足，交通秩序又维持得认真，施行当天(1946年1月1日)的情况比较理想。
在上海，“车辆靠右行，昨秩序如常 ”。“在这熙熙攘攘嘈杂的人群里，有时会有一小队的童子军走过，他(她)们真使人喜爱，他们服装整洁，精神充沛地用着轻快的步伐走着，他们不是闲逛，而是负责帮助维持交通的工作，因为车马靠右行开始的第一天，恐怕车马行人们都未习惯，致紊乱了交通秩序，所以全市警察、青年团团员、市党部服务队队员和全市学生，都参加这督导工作，他们在细雨朦朦下，充分表现着他们的服务精神。”（《申报》）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靠左走？靠右走？（3）
1月1日上午9时的成都，“车辆靠右行，情形极良好”，“公路局之督导车即载警局车管所、公路管理局、市府工务科三机关督导人员，出巡全市。省警局徐局长乘吉普车率员官长警巡阅各街道，指挥各干道车辆向右行驶。成都童军分会派出童军十余队，协助警局服务，各童军在车民喧嚣拥挤之中，颇能尽责……行人车辆均能遵守秩序。终日经过情形，尚属良好”。（《新新新闻》）
天津的事前筹备训练十分周密，“津市实行车辆右侧通行后，除由警察局全体长警出动指导外，并有交通部公路总局天津运输处人员至各要路口纠正指挥”，因此1946年1月1日推行车辆改靠右行，“结果非常圆满”。当天市战运局处长、警察局副局长，“直接负责指导车辆右侧通行”。全市各冲要路口，有战运局职员和警察局督察分所长等协同指挥。“从国民饭店到金钢桥，为全市车辆最多的一条街，有三岔路、十字路和六岔路，所以出动的警察也最多。”改革第一天，“马路上汽车接吻的事没有发生，一般车辆的小麻烦，因为维持指挥交通的人员众多，也算不了一回事”。（《大公报》）
城市居民由新奇而渐渐习惯了“一律靠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沿袭了这一规则。
“*”期间，一些城市的红卫兵认为靠右行驶的规则是“走右倾(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下令车辆靠左行驶。他们还认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停”呢？规定红灯通行、绿灯停车。这两项措施在短时期内造成了大量的交通事故，不久即被废止。 ■
上海交通规则之变
人力车时代
上海是江南水乡城市，在农耕年代，上海人远行靠舟楫，陆行靠步行，只有大户人家或小脚女人外出时才会坐轿子；上海人不养马，也没有马车，这样的城市环境也不需要有一种规则来制约人的交通行为，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城市交通规则。
1843年上海开埠，1873年一位叫米拉(Menard)的法国人将二轮车引进上海，并向租界申请在租界里开展人力车客运服务，得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准许。这种来自日本的人力二轮车就被叫做“东洋车”，以后又被叫做“黄包车”。上海城市人口、车辆密度不断提高，那些整天在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也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1888年后，租界当局先后公布了《手推车规章》等针对营用车辆的各种限制和规定，如明确规定江北车（一种木制独轮车）装物的体积和重量，具体规定江北车一次载重不得超过450斤或600磅等。
马车时代
西方人喜欢养马和赛马，并在上海建立了跑马总会(Shanghai Raceclub)和跑马场。后来跑马就成了商业性的博彩。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博彩活动，跑马总会还特设中国马的赛马比赛，于是有许多蒙古马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其大部分尚未入选为赛马就被筛选下来，1867年，一位叫帕兰特(B·Pallant)的西班牙人就收购被淘汰的赛马创办了龙飞马车行(Shanghai Horse Bagaar)。不久，一位叫陶善钟的浦东人也以低廉的价格收购马匹，开设“善钟车行”。这两家车行控制了上海80%以上的马车。
与江北车、黄包车相比，马车的载重巨，体积大，车速快，在人口密集的市区街道奔跑的马车更容易造成伤人事故，因此，必须要制定一个规章制度来约定行人与车辆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处罚条例。1899年公共租界出台《巡捕房职务章程》，这个《章程》从文件名称看是一个警察章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则是一个城市守则。《章程》的第三十项为《马路章程》，共17条，涉及行人、车辆、道路等多方面的内容，举例如下：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靠左走？靠右走？（4）
1、驾车者须在马路左边前行，他车须从他车之右边向前。（条例采用英国交通习惯，车辆必须靠马路的左侧行驶，后车如要超车，则必须从前方车辆的右侧超车。）
2、过桥或十字路口，或转弯之时，应格外缓行，向左转弯，应靠路边，即俗所谓“小转弯”；向右转弯，则须从宽而转，即俗所谓“大转弯”。 （这是路口减速的规定，上海的交通俗语“大转弯”、“小转弯”在当时已出现了。）
3、载重之车马等类，其速率不得较速于步行之人。 （由于当时没有机动车，只有人力车和马车，制动很差，所以规定重车缓行的条例。）
4、在马路之马或牲口，无论驾车不驾车，应有伶俐之人看管，此人应在随时可以收缰制服之处，不准离开。（这是针对马车而制定的规则，马匹容易受惊而乱奔，车夫不得随意离开马车。）
机动车时代
进入20世纪后是世界汽车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时期。1909年，上海注册的汽车销售商已有8家，其中5家还兼营汽车出租业务。与此同时，1908年有多条线路的有轨电车在上海开通，原来为人力车，畜力车设计的道路与城市格局因此显得十分落后。所以，在汽车进入上海后，上海一方面进入城市道路的改造期，许多河道被填平筑路。工部局还派专人对道路与人流、车流量进行统计，如1909年7月7日对南京路江西路口从上午7时至下午7时的12小时统计，过往车辆20447次，行人60038次，是人、车流量集中，交通事故的多发区。
1920年，工部局责成公共租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巡捕房制定《交通规则》，1921年1月1日正式对外公布和实行。这是上海正式公布的第一部《交通规则》。1923年和1931年又两次对《交通规则》进行修订，并于1931年6月正式公布，共62条，是一部相对完善的上海城市《交通规则》。
《交通规则》第一条对城市道路的性质和使用作出界定，把城市干道称之“大路”，“大路”分“车行道”和“人行道”，规定车辆和行人各行其道；并对“交通”、“车辆”、“驾驶员”、“机动车”、“行人”等涉及交通的名词作出诠释。第二至第四条，以及第八条主要对“行人”的交通行为作出限制和规定，第五至第六条，第十一至第三十一条则对“驾驶员”的行为作出限制和规定。该《规则》是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规则》，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道路的使用，如全天通行车道，单行道，泊车办法等作出明确规定。
（摘编自薛理勇《回眸旧上海的交通规则》一文）
在交通方式变得复杂之后，交通规则便愈加重要起来。图/华盖
1948年，民工用独轮车把粮食送到济南前线，很自然地靠右侧行。图/CFP
19世纪40年代，江苏徐州的自行车邮班。资料图片
民国时，望平街为上海报馆会集之所。从图中可以看出街巷狭窄，人群纷扰。图/CFP
19世纪,香港皇后大道，行人黄包车挤作一团，可见交通规则的必要性。图/CFP
20世纪30年代，上海西藏路跑马厅处街景。这条路南起延安东路大世界北至苏州路西藏路桥，为市内交通要道，旁边为著名的跑马场。路上的交通工具有西式的马车、人力黄包车。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