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些人却反驳说，福柯式的女性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二者确有相吻合之处，福柯关注的许多论题都与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例如，女性主义者和福柯都看重文化而不看重自然；二者都十分重视性的质量和行为规范；二者都把性的问题视为政治斗争的关键领域；二者都把政治的领域扩展到了与个人领域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上来；二者都批判生理决定论和传统的人性论；二者都怀疑人文科学中隐含着统治的现代形式；二者都不把知识的增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而是指出，随着知识的一些特殊形式的增长——如医药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微妙的社会控制机制；福柯向“性别是自然的”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女性主义亦如是。
比较温和的批判者提出，对后现代主义应当持批判性吸收的态度。一部以《反对福柯：福柯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标题的论文集中说，女性主义反对福柯的武器之一就是他对知识和权力的性质提供的与传统不同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关于现实与真理、因果关系、自由与体制的关系这些自启蒙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史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想法。正是福柯使女性主义开始怀疑这些一向以为是真理的东西。福柯并未直接向女性主义挑战，其本人似乎还同情女性想要改变目前权力关系的欲望。由于他的著作对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政治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女性主义应当特别注重对福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要防止人们把后现代女性主义搞成一个大杂烩，忽略了许多持有相似立场的人们及其观点之间的差异。巴特勒指出：“许多立场都被归之为是后现代主义，好象它是一系列观点的载体：所有一切都是话语，仿佛话语是某种能构成一切的一元论物质；主体消亡了，我再也不能说‘我’；没有现实，只有再现。这些描述以各种方式被归之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它们二者常常互相合并，有时与解构主义合并，有时又被理解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法国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拉康式的心理分析、福柯式的分析、罗蒂的会话论和文化批评组合在一起。在大西洋的此岸，在最近的话语中，‘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一笔勾销了这些观点之间的区别，提供了一个实体，一个名词，容纳了这些观点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各种形态或变体。”（巴特勒，王逢振，第69页）其实，在这些观点和立场之间有很多区别，不应对它们做过于简单化的理解。
五、文化女性主义(1)
1、文化女性主义对女性价值的重估
文化女性主义于1970年代在美国女性主义中出现，它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赞美女性气质，限定男性统治文化的价值。主要著作有金堡（Gayle Kimball）编辑的《女性文化：70年代的女性文艺复兴》（1981年），内容涉及在视觉艺术、音乐、文学、戏剧、宗教和政治社会组织中的文化女性主义表达。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新估价与女性有关的价值，开创女性的精神空间，弘扬女性的精神。文化女性主义认同被压抑的女性与男性不同的质量、经验和价值。认为这些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它不强调推翻男权制，而致力于认同、复兴、培育女性品质，使之超越男权制，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建立女性中心的文化和亚文化环境。因此，文化女性主义又被称为价值重估派。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估女性的重要性，认定女性价值高于男性价值，如果将社会建立在女性价值之上，将使社会变得更加“富于生产力、和平和正义”。它还认为，由于女性所拥有的母性本能，女性在生理上优越于男性。女性的性格特征是人类行为最可贵的形式。它反对男权制社会为女性所贴的反面标签，使用正面框架定义女性。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新估价传统女性的技术和观点，重新估价女性对文化的贡献，超越男性的思维框架。它们批判男性中心的宗教，提出各种女神崇拜的宗教。坎贝尔（K. Campbell）在《男人不会为她说话》一书中重写了女性历史。凯勒（E. F. Keller）的著作使人们重估基因学专家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的工作，写作了一部更加完整、更加准确的科学史。
文化女性主义主张重估女性的活动和伦理特征。吉利根重估女性的关爱价值，认为男性只看重公平和个人权利，而关爱并不比公平低下。吉利根提出：女性的关怀伦理、母性思维、和平和关爱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如果我们能够将女性的形象确立为社会保护者的形象，高扬女性和母性——关爱、养育和道德感，社会将会变好。因此西方出现了母性运动。母亲的经历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女性自身的经历，又是男权制的经历。
文化女性主义认为，由于自然（生理）和养育（社会化）过程，或由于二者的结合，男女两性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女性注重建立和保持深入的亲密的关爱的关系；男性更愿意表达其个人性和对他们所属物及他人命运的控制。文化女性主义拒绝男性气质对政治权力、经济地位和医学专业的追求，希望改变竞争的制度关系，将个人利益导向合作的制度关系，以达到共同目标。女性编织亲密关系的能力是女性在私领域和公领域都拥有的能力。文化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女性建构知识策略是，将分离（线性的、权威基础的）与联系（同情、个人基础的）结合在一起的模式。
文化女性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有重叠。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男性不同，但不是先天而是后天建构而成的。女性留在家庭中的传统使她们更富于养育性、支持性、合作性。文化女性主义从立场理论出发，为女性争取特殊法律保护，要求法律承认，由于只有女性生育，男性不生育，因此只有女性才有与此相关的特殊需要应由加以法律保护。这种新的法律实践的一个副产品是将女性的价值观推广到整个社会。
2、文化女性主义的女性优越论
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有过一个演化的过程，其女性优越论的形成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可以被概括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她们主张消除和减少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以便消除性别歧视；在第二阶段，她们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主张排斥和脱离男性；在第三阶段，她们转而赞美女性的生理特征，主张女性的生理优越和道德优越。
在否定男性本质之后，文化女性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此时她们认为，即使男女两性差别的生理基础真的被铲除了，还是不能保证女性就一定能够获得解放。因此，她们不再主张铲除两性的生理差别，而是去赞美女性的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
文化女性主义不像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那样认为女人同男人一样是由于她们分享了那些男性的能力，而是赞美女性气质中的独特之处，她们认为，这些特征不仅不应当被否定，而且应当大力肯定，并认为男人也应当接受和培养这些女性特征，例如被动性，乐于照料别人的抚育性，富于感情，对他人的依赖等。她们为此列举的原因如下：被动性可以避免人与人的暴力冲突；抚育性可以使人乐于去照料儿童、穷人和受伤害的人；对男性理性的崇拜会毁掉这个星球，反之，女性的重情感和重直觉则可以避开对生命毫无感觉的理性；依赖性对于地球的幸存也是绝对必需的，男女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是绝对重要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应当得到重新评价。
文化女性主义者进一步提出，她们对与男人平等不感兴趣，假如平等意味着同男性压迫者相同的话。因此她们反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些抹煞男女差别的主张诸如女性参军等，而是主张男女都不应该参军，因为军队是男权制夸大男性、压迫女性、毁灭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的机制。
五、文化女性主义(2)
早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吉尔曼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角度提出过女高男低的观点。她认为，性别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力量，并将女性特质与人类进步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她指出，女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狩猎者、思想者、教育者、行政人员和管理者、立法者，她们具有关怀、爱、保护这一类的特征，这些品质来源于母性，是从母亲角色培养出来的；而男人就没有这些品性，所以他们必须从女人那里学习这些品性。男人的基本特征是暴力、对立、斗争、相互践踏
。一个以男性的自私、竞争和个人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必将被一个以女性的集体主义及为所有人的利益的协调合作的社会主义为其特征的社会所取代。虽然有史家因此把她归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但我认为她的思想更接近后来出现的文化女性主义。
被批评为本质主义者的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伊丽加莱提出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女人”的问题，呼吁母性的回归。拉康 (Lacan) 把性差异理论建立在男性性行为的基础上，伊丽加莱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女性性行为的基础之上。伊丽加莱提出如何创造女性美的问题，她的答案是：作为一个女人，最要紧的是应当承认：我是这些女人中的一员；作为女人，我为子女赋予了性别；作为女人，我们被限制在一些不适合于我们的形式当中，我们应当打破这些形式，重新发现自己的性质；男性中心的文化剥夺了我们形象的表达，限制了女性和母性的天才。
伊丽加莱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男女平等这一简单要求。她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女性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性差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通过性差异这一途径。她批评某些女性主义者为了寻求男女平等，主张女人的中性化 (be neutralized)。她认为，中性化是身分的丧失；而且这种中性化如果有可能普遍实行的话，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人类之所以分为两种性别，就是为了保证其生殖繁衍，希望摆脱性的差别，是在召唤一种“种族灭绝”(genocide)，比历史上已有的任何毁灭形式都更激进。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社会正义应当赋予或说还给女性特征以文化价值。
她认为，我们的文明缺乏两种尊敬，表现为两种不公正：第一种是赋予别人生命的女人被排除在男人的秩序之外；第二种是女孩得不到与男孩相同的地位，被排斥在文化之外，只作为一个能生育的自然肉体而存在。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男权制的男性生殖器崇拜 (phallocratic) 秩序呢？她提出了如下主张：要恢复对生命和抚育行为的尊重；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树立母女关系形象；母女关系中要建立可以互换的主体地位；母亲要为子女灌输性的不分等级的思想；要强调女性生活空间的重要性——那种在生育和满足男性欲望之外的空间。
她认为，女性倾向于和平、干净的环境及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产品的生产，这才是人性的选择；她列举的应当受到尊重的女性价值和女性应当争取的权利包括：财产和姓氏的母女传递；姐妹的特权；女性在宗教中占据重要地位；尊重各种地方文化的空间与神祉；尊重自然食品如水果和谷类；尊重生命的周期，日月的循环与季节的流变；以爱与和平为基础的更高的道德水准；建立一个囊括所有人类在内的大社区；在缔结盟约和解决冲突时强调女性价值；在与艺术有关的象征体系中强调女性价值等等。(Irigaray, 11-91, 107-129)
伊丽加莱的观点鲜明惹眼，充满激情和浪漫诗意，富于感召力、煽动力。但是有批评者认为，她过高地估计了性别的重要性，把女性文化完全建立在生理差异的基础上了。
弗洛伊德的“阳具羡慕”假说受到文化女性主义最激烈的抨击。弗洛伊德曾说过：“从许多女性心理症患者身上可以看到，她们早年曾有一段时间特别羡慕其兄弟们有一个阳具，并为自己缺少这样一个器官而沮丧 (其实并不真的缺少，只是比较小一些)。觉得自己是因为受了某种虐待才导致了这种残缺不全的状态。我们可以把这种‘阳具羡慕’看作‘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在这种羡慕中包含了一种‘希望成为雄性’的含义……”(弗洛伊德，牧原编，第223页) 女性主义的反驳是，女性根本就不会去羡慕男性器官，因为她们不但有自己相对应的器官，而且她们的器官比男性的既好且多。她们还假定，按照弗洛伊德的逻辑，完全可以把母亲的乳房视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女孩因即将拥有这样的乳房而自豪，男孩因为不会拥有乳房而感到缺憾、羡慕。婴儿同乳房的接触毕竟要多于和阴茎的接触。(爱森堡等，第24页) 著名的心理学家霍妮还讨论过男性的子宫忌妒。
文化女性主义明确提出了“女性是优越的”(Female as superior) 这样的口号。一些激烈的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s) 将女性的优越追溯到女性的生理基础，提出的主要论据有荷尔蒙成分和生育的能力。据说男性存在荷尔蒙缺乏现象，而且男性荷尔蒙与生命的联系较弱。格里尔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女太监》中指出：男性从胎儿期起，就有一连串的弱点，被称为伴性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只有y染色体中才有的基因。这些弱点会导致毛发过度症、角质斑块、色盲等症状；此外还有大约30种机能失调现象可以在雄性物种身上找到，但很少能因同样理由在雌性身上发现。有足够证据表明，女性从体质上比男性强壮，寿命更长，在每一个年龄组中，男性死亡人数都多于女性，尽管男性胎儿数目要比女性胎儿数目多10%到30%。男性中的天才、疯子和傻子的百分比要高于女性，而女性与之相比更为正常。(格里尔，第17页)
五、文化女性主义(3)
文化女性主义者还提出，女人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 (natural pacifists)；而男人是战争贩子 (war-mongers)；女人是看重人与人关系的 (relational)；男人是个人中心主义的 (individuated)；女人全身到处都能体会快感；男人的快感只局限在生殖器 (penis-fixated)；女人从事各类行为时总是能够从整个过程中得到快乐；男人却一门心思盯着最后的结果 (goal-oriented) 等等。(Bacchi, 86-88) 她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女人比富于攻击性和自我中心的男人更适合、也更有能力领导这个社会。文化女性主义者大力颂扬女性气质，主张以
感性代替知性；以天生爱好和平的气质代替好斗气质；把母性神化为一种创造性行为。
这种反过来的本质主义在我看来仍没有摆脱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范畴，虽然它同男权主义的本质主义相反，而且是为弱者说话的。
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女人一定爱和平，男人一定爱战争。撒切尔夫人当政时，英国和阿根廷打了仗，可见女人当政并不能制止战争。战争的形成原因除了人的意愿和意志之外，恐怕还有很多，如经济的利益驱动，政治的冲突，民族的矛盾等等。
其次，即使男性普遍比女性好斗，富于攻击性，也没有证据说这种特性是天生的，也许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战争的责任总是要落在男人头上，社会总要求他们要挣钱养家，男孩从小受到要有攻击性的教化，所以男人才变得好斗的，以此来责备他们，甚至假定他们天性就是如此，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最后，即使退一步说，男性的好斗真的是天生的，男性真的有荷尔蒙缺乏症，他们也不能因此被视为劣等种族。仅仅依据一些先天的特质，如肤色、种族、天生残疾，就将某些人视为劣等人，这是典型的种族歧视，是法西斯主义的逻辑。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论，男性也可以因为他们的体力比女性强而歧视女性，他们也有很多生理上的长处可以作为“男性优越”的证据。这样互相歧视、仇视下去，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实际上，男女两性在生理上各有所长：男性在体力上比女性强；女性的免疫功能强于男性；类似的对比和差异多得不胜枚举。因此，文化女性主义是本质主义的，它仅仅从生理差异出发，将各个文化中的女性通通视为被动的受害者、被压迫者，又把所有的男人都当作压迫者，这种立场不仅错误而且毫无出路——按照她们的逻辑，既然两性之间的差异永远存在，两性之间的冲突就是永远不可避免和永远不可调合的了。
3、分离主义倾向
17世纪末的艾斯泰尔（Mary Astell）认为，男女均有理性，因此她有建立女子学院的壮举，鼓励女性追求知识和精神需求。这就是分离主义女性主义的前身。
文化女性主义也被视作一种分离主义的女性主义。分离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女性的特质是人类行为的最佳价值和正面价值；它强调有独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征的基础之上的。分离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吉里根 (Gilligan)、亚当斯 (Jane Addams)、庞克斯特 (Christabel Pankhurst) 等人。亚当斯认为，女性比男性高明，如果社会能够建立在女性的价值之上，将会变得更加富于生产能力，更加和平，更加公正。在使女性彻底脱离男性、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区的方向上走得最远的庞克斯特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但相当激烈的观点：“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对异性恋。”(转引自Campbell, 25) 文化女性主义所主张的解放女性的战略包括建立女性文化，从而使男女两性隔离。实际上，最彻底的文化女性主义立场最终会与性别分离主义的立场合二为一。
分离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完全脱离男权文化，建立女性文化。由于女性重视生命、平等、和谐、养育和和平，而男性忽视这些价值，这就造成了男女两性根本的不同，造成世界上到处都是竞争和强权的局面。因此应当建立单独的女性社区，反对男性的攻击性、个人主义和压迫价值。文化女性主义提倡建造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发展以女性为中心的经济、女同性恋社区经济等。
可惜，分离主义女性主义建立单独社区的想法无论政治影响还是实际影响都很小。因此，对分离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她们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在政治上是失败的。由于分离主义主张从男性定义的体制、关系和角色活动中完全分离出来，因此还被批评为带有很重的乌托邦色彩。女性主义者达文纳斯（Marie-Jo Dhavernas）公开反对分离主义，指出其理论和政治后果。她指出，虽然争取男女平等的关系很耗费精力，但还是应当争取男女两性的平等，不应当像分离主义那样采取逃避的态度。分离主义不是解决两性不平等问题的办法。
对分离主义女性主义的另一个批评是它的生理决定论倾向。批评意见指出，通过颠倒男女角色摆脱束缚的人有一个危险：复制传统男女模式，而不是在新的社会实践中解放被压抑的潜力，鼓励男女两性共同哺育儿女，分担工作，创造出新的整合角色。（弗里丹，2000年，第164页）有人警告说：赞美女性的传统活动会压抑女性的潜能，因为它所赞美的是男权制压迫机制长期制造出来的结果。
五、文化女性主义(4)
对于分离主义女性主义最严重的批评是，它是一种仇男倾向和翻转过来的性别歧视。它是在制造反转过来的不公正，它只会严重脱离现实，脱离广大女性人群的需求，因此是没有出路的。
六、生态女性主义(1)
1、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一思想流派在1970年代出现，在19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关于生态女性主义有这样两种提法：女性主义的生态学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和生态学的女性主义 (the feminism of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寻求一种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并且认为一个生态学家必定会成为女性主义者。
生态女性主义反对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和男性中心论（androcentrism），主张改变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并认为这一思想来自人统治人的思想。它批评男权的文化价值观，赞美女性本质，但并不完全是本质主义的，它反对那些能够导致剥削、统治、攻击性的价值观。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性中心的知识框架，目标是建立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原则的乌托邦。
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信念包括：第一，女性更接近于自然；而男性伦理的基调是对自然的仇视。自然与文化的两分，生理（动物）世界与社会（人类）世界的分离，男女两性的区分，以及跨文化的观点，将女性与自然、繁殖、物质、他者性归为一类；将男性与文化、生产、形式、自我性归为一类；这是西方男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贬低和强奸自然和女性寻找合理性。（Kourany, et al., 451）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性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与自然为敌；女性则要与自然和睦相处。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疏离。这正是生态运动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主张自然世界与女性主义精神的结合。它认为应当建立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尽管生态运动不一定全是女性主义的，但是任何深刻的生态运动，其性别化程度是令人震惊的。它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深刻的生态学意识是一种女性意识，或者可以说，生态意识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生态女性主义者关注着地球上生态的严重破坏，森林消失，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她们说：“我们在和自己作对。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其他造物视为仇敌，很久以前我们就已放弃了自我。”生态女性主义提出：“对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强奸，已成为一种隐喻，就像以种种借口强奸女性一样。”(Plant, 1-8)生态女性主义者格里芬（Susan Griffin）指出：我们不再感到我们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其他造物视为仇敌。森林消失，空气污染，水污染……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放弃了自我。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毁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遗传基因。（转引自Plant, 7-8）第二，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并无上下高低的等级之分。我们的社会状态是种族分隔、性别分隔的。人们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甚至没有感觉到它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这种世界观认为，存在是分等级的。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上帝这类纯精神是最高级的，而生长在地球上的生命是低级的；在所有的生命中，人又是最高级的，以下依次是动物、植物、山、海和沙；在人类当中，白种男性是最高级的，以下才是其他种族和性别的人们。而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对生命做等级划分。
第三，一个健康的平衡的生态体系，其中包括人与非人在内，都应保持多样化状态。消费市场把人们的文化兴趣搞得千人一面，既浪费资源，又无趣。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应当发起一个反集中化的全球运动，既照顾到人们的共同利益，又要反对某些消费形式的统治和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实际上是一种暴力形式。而生态女性主义就是这个运动的潜在力量之所在。
第四，物种的幸存使我们看到，重新理解人与自然 (自身肉体与非人自然) 关系的必要性。这是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理论的挑战。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二元对立的理论，反对将人与自然分离，将思想与感觉分离。概括地说，生态女性主义所主张的是按照女性主义原则和生态学原则重建人类社会。（Plant, 20）它强调所有生命的相互依存，将社会压迫与生态统治的模式两相对照。它是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女性主义回应，主张积极改善女性与环境的状况，并且认为这两项任务是息息相关的。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发展的概念提出质疑，她们认为，发展这个概念是基于西方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关于经济进步的概念而形成的，以为变革必须走线性发展的道路。从文化角度上讲，这个概念具有局限性，但却被奉为神明，在全世界通用。它不仅带有霸权主义特征，而且与女性运动所强调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去听取无权者的呼声，尊重差异性；而发展概念不重视个体，不重视社区层面，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却不考虑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人类的贡献。她们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两性差别能被考虑在内，发展计划的实施一定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发展应当顺应女性日常生活的情理，不应当一味追求竞争和侵略的精神；男性和统治制度应当改变自己，应当富有责任感、教养、开放思想并且最终放弃等级思想。
六、生态女性主义(2)
生态女性主义中最极端的观点是从根本上反对发展的，它将发展作为西方男权主义的举措加以抨击。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发展一直是个后殖民主义的举措，是全世界对西方殖民主义进步模式的被动接受。发展理论有一个假设，即西方的模式是在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其主要特征是工业化和资本的增殖。然而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那样，西欧的早期工业发展导致了殖民力量的永久统治和地方自然经济的毁灭。她认为，资本的增殖离不开殖民主义，资本的增殖所带来的是贫困和剥夺。商品化的经济发展还会在新独立的国家制造出国内的“殖民地
”。发展于是成为殖民化的继续，它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或排斥之上的，是建立在对他种文化的剥削之上的。发展会造成女性、自然和处于不利地位的文化的毁灭。正因为如此，第三世界、女性、农民和部落民不断力图从“发展”下争解放，就像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争取解放一样。
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发展本身已成为问题；女性的“欠发展”不在于对发展的参与不够，而在于她们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利益。经济增长是新殖民主义，是从最贫困的人们的手中剥夺资源，是国家的精英取代殖民者以国家利益和提高GNP为名在强大技术力量的武装下所进行的剥削。在这一过程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全都贫困化了，女性尤甚。据联合国的调查，在世界范围内将男性和女性加以比较，在接近经济资源、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女性的相对地位都有所下降，而工作负担却在增加。女性的相对和绝对健康状况、营养和受教育程度都下降了。她们提请人们关注一个普遍的事实：女性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工业化、都市化和货币经济带来了森林、水源和空气的污染，它给女性带来的是直接的伤害。举例言之，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可能会由于环境的恶化而加重。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女性用90%的劳动时间做饭，其中80%的劳动用于打水和拾柴。由于水源和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女性打水和拾柴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致使她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大大增加。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不幸的根源在于，发展是在毁灭自然资源；生产和增长的概念基本上是男权主义的；目前地球上每个人所消耗的能源相当于役使了50个奴隶，与每人维生所需要的3600卡路里相比，多消耗了20倍的能源；而一个美国人与一个尼日利亚人相比，又多消耗了250倍的奴隶。热力学第二定律警告我们，对能源的一切消费都会在远期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是一场人类长期生存与短期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之间的争夺战。它通过将土地、水和森林从女性的掌握和控制中拿走，毁掉了女性的生产活动；同时也毁掉了这些资源。性别统治和男权是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在发展的规划中，它以新的和更加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男权主义把破坏当作生产，导致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他们将被动性视为自然和女性的天性，否定了自然和生命的活动。因此可以说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新形式的统治。
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两种不同的增长，即良性发展与恶性发展 (maldevelopment)；后者常常被称作“经济增长”，它是由GNP来衡量的。著名生态学家波利特 (Porritt) 曾这样谈到GNP：即使是传统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用GNP来衡量进步是无用的。GNP度量所有货币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而其中许多产品和服务并未给人带来利益，而是对做错了多少事的度量；在防止犯罪、防止污染以及在官僚机构上增花的钱，也全都计入了GNP的增长之中。因此，GNP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有时，GNP的提高标志着真正财富 (自然财富和为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生产) 在急剧下降。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恶性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价值降低了，原因在于：第一，她们的工作是与自然进程同步的；第二，一般来说，为满足维生需要所做的工作贬值了。女性主义的原则将会改变恶性发展的男权主义基础，它所主张的是与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发展，而不是与破坏联系在一起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人为中心的过程，因为人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工具。
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似乎可以作以下推衍：工业与自然为敌，农业则与自然和睦相处。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应当回到工业化之前去？是否能够回到工业化之前的状态去？现在有一种说法：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已经走上了绝路，需要东方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来救世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究竟是出于东方的理念，还是出于女性主义的理念？抑或是农业社会的传统理念？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或许可以说，工业与自然为敌，农业与自然和睦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更有责任、更有愿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疏远。这是生态运动的最终目标。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是否能够拯救世界？主张适度发展和反对无节制发展的思想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但它还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何谓适度。我想，适度的标准应当定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水平上，例如，拿具有同样使用价值的一般产品和名牌产品相比，对前者的消费就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消费后者就超出了人的基本需要。第二，确定了适度的标准之后，如何做到使人能满足于这个标准。第三，公平问题。例如，在一些人得到私家汽车之后，让另一些人满足于自行车是否有欠公平？为了公平，是应当让已有汽车的人放弃汽车，还是应当让只有自行车的人拥有汽车？这些问题不解决，生态女性主义只能是空谈。
六、生态女性主义(3)
2、生态女性主义的分支
粗略地说，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被划分为两个支流：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本质”特征，诸如同情心，关爱，女性是自然的象征物；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承认性别的社会建构根源，研究社会生态学，关注社会变迁。
对生态女性主义更精细的划分包括下列分支：
第一，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它的主要观点是：月经使女性与自然过程（月亮圆缺）保持有规律的联系，使女性能同他人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保持关怀的关系，作出敏感的决定。
从女性的生理角色及照料子女和家庭，女性发展了关怀的伦理（ethic of care），这一伦理原则对于重新界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被批评为本质主义的，因为它强调女性的生理本质。它赞美女性气质，赞美女性人生的仪式，如月经来潮、生育及女神崇拜（大地母亲）等。
第二，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它不像文化生态女性主义那样强调女性是通过身体功能与自然接近的，而是认为，女性是通过其长期以来所履行的社会角色与自然接近的，女性的各种特征和伦理是由社会建构的，如怀孕，生育，照料孩子，做家务等。在扮演各自的社会角色时，女性与身体保持了亲密的关系，而男性却远离了这种角色，诸如生产和烹饪食物，取水，取暖，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注重创立社会生态运动，试图将等级社会重新组建为平等的去中心的生理地理社区。它特别关注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在地球上持续性的生理与社会再生产中的女性的作用。
第三，自由生态女性主义。它寻求对既存政治经济结构的生态注意改革，特别注重从内部进行改革，而不是推翻既存制度和结构。
第四，激进生态女性主义。它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摧毁既存的政治经济结构，建立更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政治经济结构。
第五，批判生态女性主义。它希望改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类，改变两分理性的划分，使两性关系更符合生态环境的需求。
第六，原住民生态女性主义。它主张使人类的生活更接近自然，保留对土地神圣性的信仰，将原始的空间神圣化。
第七，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它批评第一世界的过度发展，认为有色人种女性处于优越地位，因为她们的精神尚未被殖民化，也因为她们从未因压迫他人而获利。
下表详尽地阐明了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在生态与环境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
女性主义与环境
自然人性女性主义的生态主义批判女性主义的生态主义形象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精神肉体两分人对自然的统治理性主体个人主义自我利益之最大化男性及其环境排斥女性自然资源与生态科学中的女性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通过科学技术转变自然为人类所用将统治自然视为人类获得自由的工具自然是生活的物质基础：食物、服装、住房、能源生产方式创造人性和习俗历史特征不确定人类的物种特征批判资本对资源之控制产品和利润的积累社会主义社会将利用资源为男女两性谋利益工人阶级控制资源环境污染能够被减轻因为不必 生产剩余产品两性参与环境研究
文化女性主义自然是精神的、个人的传统科学技术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生理学是人性的基础人的肉体是分性别的生理基础的不同造成人的生理性别社会环境的不同造成人的社会性别过去人们没有注意到男性统治自然与统治女性之间的联系男性的环境观是等级制的，忽视对女性生育的环境威胁（化学品、核战）女性气质和自然的价值是应当肯定的生育自由反对由淫秽品所反映出来的女性和自然的形象文化生态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自然是生活的物质基础，包括衣食住行能源等自然是社会历史建构的通过生产和再生产改变自然生理和社会实践（性别、种族、阶级、年龄等）创造了人性人性是由历史和社会建构而成的批判那种认为自然是不活跃、无反应的观点批判忽视女性的生育功能的观点批判认为系统是机械的、非辩证的观点自然与人类生产都是活跃的以生理和社会的再生产为中心生产与生殖的辩证关系多层结构分析辩证而非机械的系统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Hatfield, 42-43）
七、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黑人女性主义(1)
近年来，在女性运动中产生了关于女性所受压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女性虽然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受压迫的，但是她们所受压迫的形式是不同的。在女性群体内部，大家的处境和地位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人们所受到的压迫除了性别上的，还有阶级的压迫，种族的压迫，民族的压迫，以及不同性倾向之间的压迫，例如，异性恋对于同性恋的压迫。强调这些差别的人批评了否定这些差别的人，认为女性运动不应当把自己建立在一个关于女性受压迫的虚假的普遍性假设之上。
有色人种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产生的。1983年，沃克（Alice Walker）首先提出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她赞同女性，但也关心男性，致力于解放所有人，反对白人至上和分离主义。黑人女性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者们认为：我们首先要对黑人同胞忠诚，因为白人女性的经济状况和我们有很大差别。有色人种女性特别关注性别压迫与种族压迫的交错。
这一女性主义流派对过去所有的女性主义流派的一个共同的缺失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它们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它们关注的问题都是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它们忽略了第三世界女性、下层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所面临和关注的问题；而这两大群体所面临和关注的问题是有很大差距的。然而，由于女性运动对于男女两性差异的高度重视和强调，人们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别，如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倾向的差别。
黑人女性主义认为，白种人在社会结构中是强势群体；白种人总要从白种人的立场看他们自己，看他人，看社会；白色种族意味着一整套文化实践，用它来推测其他文化的情况是不正确的。她们主张，女性主义理论应当是有种族意识的。她们特别提出了反对门面主义（tokenism）的主张。一位黑人女性主义写道：“我们在黑人文本中成了门面女性；而在女性主义文本中成了门面黑人。”（Robinson, et al., 42）言下之意是，黑人女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总是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即使偶尔被提及也不过是为了充充门面而已，在种族斗争中，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是主角，黑人女性被边缘化了；在性别斗争中，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是主角，黑人女性再次充当了被边缘化的角色。
胡德 (Elizabeth Hood) 在其《黑人女性、白人女性：不同的解放道路》一文中，探讨了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所受压迫的异同。她虽然认为二者都受到“为白人男性所建立和操作的男权制”的压迫，但仍然认为白人女性由于其种族所处的有利地位而得到了某些特权。她坚持认为，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会处于分裂状态，除非白人女性既为根除男人统治又为根除种族主义而斗争。她的观点是“作黑人难于作女人”。同胡德持相同观点的人们指出：男人压迫女人的男权制概念误解了黑人男子的地位。在白人社会里，黑人男子的权力往往低于白人女性；而只要种族主义较之男人的统治更牢固，影响更广泛，女性就会同本种族的男人站在一起，而不是相互建立跨种族的女性联盟。因此，若不将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就将继续处于分裂状态。
自从一批自称卡巴希河团体 (Cambahee River Collective) 的黑人女性于197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声明》以来，这篇文章一直被视为黑人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这一声明指出：黑人女性的生活结构是多层次的，其所受的压迫不仅建立在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阶级、年龄和性倾向的基础上。目前的政治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黑人女性的处境。例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只讲“不考虑种族和性别的工人”，忽视了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说明不了黑人女性的真实境况；激进女性主义关于两性冲突的理论也只是以性别为基础分裂人类，忽视了黑人女性和黑人男子的共同利益。黑人女性所受压迫的复杂性使其不能认同于任何只强调压迫的一两个侧面的群体。她们认为，衡量女性主义理论适用性的唯一最重要的标准应看其能否解释黑人女性的境况，“如果黑人女性获得了自由，那便意味着人人都获得了自由，因为我们的自由要求消灭所有的压迫制度。”(贾格尔等，1989年)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提出了殖民化 (colonization) 这一概念，并指出它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强使一个群体屈从于另一个群体，例如强使黑人屈从于白人；第二步，摧毁有抵抗力的文化因素；第三步，建立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制度。当然，殖民化的概念已被引伸，它不仅指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奴役，而且指称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压迫，指称前者以强权使后者臣服的过程。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历史进步的一般理论常常会导致对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利益和兴趣的特殊性的否认和拒绝。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需要一种话语，它是非普适性的，没有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允许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两个重心是：解构许多关于第三世界女性的写作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充分表达第三世界女性的关注点。（Jaggar, et al., 82-83）
七、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黑人女性主义(2)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认为，第三世界女性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眼中仅仅是男权制社会经济体系的受害者；男性暴力的受害者；殖民过程的受害者；阿拉伯家庭制度的受害者；经济发展过程的受害者；伊斯兰教规的受害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第三世界的女性有着共同的问题、需要、兴趣和目标。比如说需要教育，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等。虽然女性内部有某些差别，例如都市的中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的需求，
显然会不同于没受过教育的贫穷的女仆，但是不宜特别加以强调。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认为，不应将女人分阶级，原因如下：第一，阶级分析要使用生产和职业概念。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要掌握生产工具。第三，对男人来说，阶级是获得的；而对女人来说，阶级是天生的。
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所提出的回归“我们母亲的花园”的主张难逃生理决定论的巢臼。它的负面效果是有可能将种族和民族的界限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女性联盟的障碍。
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的另一个批评在于，黑人女性主义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白人女性比黑人男性享有更多的权利。就像在中国，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女性比农村男性享有更多的权力。这种看法无疑是言之成理和有事实依据的。但是，在黑人群体中，男性难道不是比女性享有更多的权力吗？在中国农村，男性难道不是还在压迫女性吗？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会导致人们将性别歧视放在次要的位置，将视线转向其他方面：种族矛盾，城乡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而使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进一步边缘化。总之，既然是女性主义的抗争，首要的目标还是争取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不该把男女平等的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情况是民族、种族、城乡、地域之间的矛盾比性别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女性主义的关注重心也应当始终放在性别平等的问题上。这是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八、心理分析女性主义(1)
过去20年间，研究性别问题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心理学界。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显得异常紧张。心理分析学派中的女性主义学者分为两派，一派坚持反对心理分析，一派寻求对心理分析的重新评价。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认为，解释目前社会中的男女关系，用两性的生理区别来解释是无效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属于心理的范畴，是儿童的社会教化过程造成的。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不
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心理的，即女性是下等人这一心理的内化。
心理学对女性的思维模式有一套刻板印象 (steorotype)，其中包括，它是异性恋的，是被动的，是富于哺育性的，是忌妒男性的，是较少伦理观念的，是难以预料、难以把握的 (据说是因为女性的荷尔蒙有高低周期)，是缺乏理智的。性别主义就像种族主义一样，把女人视作孩童，好像她们都是乐天知命安于现状的；都是遇事凭直觉而非凭理性判断的；都是接近自然而非文化的；都是既无能力又无竞争力的。
在性的问题上，心理分析学派的大师弗洛伊德 (Freud) 和性学家埃利斯 (Ellis) 都持有男主动女被动的看法，他们关于男人是活跃的、富于攻击性的，而女人是被动的这一观点一直没有受到过认真的挑战。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社会调查还在不断重复和肯定这一观点：在我们的社会中，成年人异性恋活动频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男性在这一活动中的活跃程度。对此，女性主义提出的疑问是：那么女人的欲望到哪里去了呢？(Campbell, 74-75)
心理分析理论由弗洛伊德创造，他有一个名声：“西方男性主义心理学之父”。（Nelson, et al., 59）他提出三种自我的理论：第一是本我，它受生理的直接影响，是生命的动力，由“快乐原则”统治；第二是自我，它为本我设置限制；第三是超我，它是社会的标准，由“现实原则”统治。
本我必须经过5个阶段以达到自我和超我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口腔阶段，0-18个月的婴儿。在这一阶段，婴儿主要从口腔的吮吸和进食汲取生理和心理的快乐感觉。
第二阶段是肛门阶段，18个月至3岁。在这一阶段，肛门活动为婴儿带来生理与心理的快乐。以上两阶段男女一样，并无区别。
第三阶段，阴茎阶段，3-5岁。在这个阶段，里比多集中在生殖器，儿童可通过手淫达到快感。男女两性在这个阶段开始分道扬镳。
男孩迷恋阴茎，幻想占有母亲，即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憎父，在情与性两个方面把父亲当作情敌，害怕父亲会阉割他，剥夺他的性快乐。他发现女孩没有阴茎，以为她曾经有阴茎，被阉割了。而最有可能阉割他的是他的情敌——父亲。“阉割焦虑”使男孩压抑对母亲的欲望，认同父亲，从而发展起自我、超我和男性的性格。
女孩的伊莱克特拉情结是心理学大师荣格命名的。他运用古希腊神话中的公主帮助别人杀了自己的母亲的故事来象征这一情结。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感到自己是低等的人，从而嫉妒男孩和男人（阴茎嫉妒）。她认为是母亲阉割了自己的阴茎，因而拒绝母亲，下意识地将父亲作为欲望的对象，希望得到父亲的性，希望怀上父亲的孩子。弗洛伊德认为女孩永远不能解决其伊莱克特拉情结，因为她永远不会有阴茎。女孩的阴茎嫉妒比男孩的阉割恐惧要弱一些。她认同了母亲的价值观、思想和性别，阴茎嫉妒使她终身感到比男性低一等，心理上因此而不够成熟，表现在嫉妒心理，含有受虐意味的母性欲望，依赖男性的意识，道德上的不成熟（不成熟的超我）。她在解剖学上的低下导致了她在道德伦理方面的低下。
第四阶段，潜伏阶段，6岁至青春期。在这一阶段，性的重要性下降，男女儿童专注于非性方面的兴趣。
第五阶段，生殖器阶段，青春期到来之后。这一阶段，男女青少年的兴趣集中于异性恋，达到性的成熟期。女性从阴蒂快感转向阴道快感。（Nelson, et al., 61）
概括地说，弗洛伊德认为，从婴儿期开始，母亲就是男孩的里比多的渴慕对象，其后，男孩拒绝母亲，认同父亲，产生阉割焦虑，摆脱俄底浦斯情结，导向超我，将男性认同为内在的自然的性别。女孩与男孩相反，认为自己是被阉割的人，并接受了阴蒂低于阴茎的看法，在她的一生中都受到阴茎嫉妒的煎熬。为了得到阴茎，女孩放弃作为爱的对象的母亲，转向父亲。后来，她了解到自己不可能有阴茎了，就想用同父亲生孩子作为补偿。男孩的阉割焦虑解决了恋母情结的问题；而女孩的阉割情结却导致了恋母情结。男孩解决了恋母情结之后，就成功地建立了超我，但关于女孩的理论却不很清楚。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阴茎嫉妒是女性心理的中心；阉割焦虑是男性心理的中心。总之，弗洛伊德的理论强调家庭关系，亲子的早年关系，女孩直接认同母亲，而男孩必须将自己与母亲区别开来，拒绝和否定母亲，以定义独立的自我。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的批判集中在他的性别认同理论方面。由于他的性别认同理论中关于女性性格的假设强调，小女孩从发现无阴茎起，即被阴蒂低等和阴茎嫉妒压倒，进而发展出补偿性性格，即被动性、受虐倾向、自恋倾向和依赖性，弗洛伊德的性别认同论被认为有男权主义的偏差。
八、心理分析女性主义(2)
对于心理分析理论很难做出科学的评价，原因是其理论与很多经验研究所发现的事实并不相符。换言之，弗洛伊德理论只能被当作一种未被证实的理论假说来看待。米利特（Kate Millett）着重批判了弗洛伊德派心理分析理论的下列观点：将男性等同于主动，女性等同于被动；阴茎嫉妒。她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指出：他的理论不仅是男性中心的，而且是阴茎中心的。他的理论有过度概括的倾向，以为人的生理能够完全决定人的心理和行为。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运”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好象女性被解剖学决定要经历缺失和下等的
感觉。（Nelson, et al., 62）
其实，心理分析学派对两性区分的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弗洛伊德认为，当女孩发现自己无阴茎时，从男性退缩回女性。心理分析学家霍妮（Karen Horney）和琼斯（Ernest Jones）反对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认为男性和女性都是在前生殖器阶段就存在的，男女两性各自分别获得了内在的不同机制，因此，男性和女性拥有前男性生殖器的、前俄底浦斯情结的起源。霍妮认为，女性气质是天生的，不是获得的。它先于生殖器阶段，是内在的。对异性对象的选择源自内在的女性气质，源于对阴道的自我意识，而不是对于缺少阴茎的失望。女孩的欲望指向阴茎，是出于性冲动，而不是出于自恋。（Person, 79）
斯托勒（Stoller）则进一步认为，男女两性在第一阶段均为女性，这是因为儿童对母亲的认同，男性的发展和认同需要克服最初的女性认同才能获得。男孩必须克服对母亲的认同才能获得男性。独立个性的形成对于男女两性不应有什么大的差别。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男性是更加自然的性别，女性是后来获得的；对于斯托勒来说，女性是更加自然的性别，男性是后来获得的。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评价，霍妮的观点是最正确的，男性女性应当被视为平行的结构。女性认同和男性认同的形成没有孰难孰易之分。但是霍妮认为社会性别是从内在的异性恋倾向来的，这一点却没有什么证据。性对象的选择是获得的，而不是内在的。
霍妮批判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心点在于阴茎嫉妒以及女性究竟是不是受挫的男性这一问题。她认为弗洛伊德理论有三点错误：一是女孩从母亲转向父亲的机制；二是女性生殖器自我意识的性质；三是关于阴茎嫉妒的发生学。女孩由母亲转向父亲是由于其女性生理和对阴道的意识，而不是对于自己没有阴茎的失望。女孩的俄底浦斯情结（杀母奸父）直接来自其内在的女性。现代心理分析学者大多赞同霍妮的观点。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提出，与女性的“阴茎嫉妒”相应的有男性的“阴道嫉妒”，因此在许多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芬兰，在犹太人和伊斯兰的传统中都有过男性“假生育”的习俗。假生育的仪式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男性仪式性地强调阴茎对于生育的重要作用；还有一种形式是模仿女性生育，强调子宫的重要性。
一种同弗洛伊德理论思路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性别认同的过程不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充满冲突和矛盾，而是一个平静的学习过程。这种观点认为，性别的认同有无意识和有意识的两种成分。性别的获得是从非冲突中学习经验，而不是从冲突中学习经验。性别的早期既非男性，也非女性，性别也不是内在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它是非冲突性的，是通过认知和实践建构起来的。性别角色的认同无论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是由身体、自我、社会教化和性别差异的关系塑造而成的。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还特别关注母亲女儿关系，认为它是弗洛伊德著作的盲点。性别教育的历史观点认为，母亲给孩子爱与哺育性，父亲给孩子规则和纪律。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性欲发展而不是社会性别角色发展。长久以来，性对象逻辑与性别认同是被视为一回事的，二者不一定一致，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前后不一样。
在先有性别意识还是现有性意识问题上心理分析学界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性别意识来自生殖器的感觉和自我刺激。对性别区别的发现，阉割情结，阴茎嫉妒，俄底浦斯情结，都是早年对孩子的性别认同形成有影响的因素。另一种观点认为，性别意识先于性意识，而不是性意识和性活动先于性别意识。在一般情况下，心理学观点倾向于后者，但是后者无法解释在经验研究中确有发现的婴儿期的性活动。经验研究发现，几个月大的婴
儿就可以有自慰性质的性活动，这一发现可能成为性活动先于性别意识形成这一观点的证据。
在心理分析理论中，女性主义最为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无意识概念，因为无意识概念的提出和证明摧毁了理性、主体性和意义，使它们成为不固定的。通过无意识概念，心理分析提供了文化决定论，可以用来抵制性别的生理决定论和生理身份论。
对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的批判意见是：心理分析基本上是一种男权制的话语，女性主义不应该借用心理分析的任何理论，而应当对它采取全面批判的态度。
九、女同性恋女性主义(1)
近年来，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日趋公开、活跃，女同性恋分离主义 (lesbian separationism) 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她们提出“多元”(diversity) 口号作为对“变态”(perversity) 这一指责的回应。她们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要求隐私权的阶段，甚至超越了开办女同性恋酒吧、实业和项目的阶段，达到了要求开展广泛的公开讨论的阶段。”(Barrett and Phillips, 95)
早在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恋者在迪尔·马丁(Del Martin) 和菲丽丝·里昂 (Phyuis Lyon) 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女同性恋组织，取名为“比利蒂斯的女儿”，这个名字来源于由古希腊著名女同性恋诗人萨福一首诗改写的色情诗。目前在美国约有600个同性恋者的组织，有大量的出版物。她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活跃在各类传媒上；选举能代表同性恋利益的地方议员和行政长官；争取法律上对同性恋婚姻的认可。80年代，在美军中，女兵将近15万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恋者无意中在那里得以聚集，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难以相遇的。无怪乎有人说，曾经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爱已经变得滔滔不绝了。(韦克斯，第25页)
有的女同性恋者认为她们的文化被女性主义重新解释了。她们说，“女同性恋是实践而女性主义是理论”的口号不失为一个好的动员令，但它却歪曲了我们的历史。(韦克斯，第309页) 她们批评保守派，认为她们反对和压制了一切有关性、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严肃讨论。她们认为，性别主义是一切压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对男性霸权的威胁，女同性恋者必须组织起自己的运动以反对男性霸权。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猛烈抨击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和攻击性性行为。她们还认为，母性是女性的优点，而不是女性的弱点。她们反对异性恋霸权，即那种以为只有异性恋才属正常范畴的偏见。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可以分为选择性的与“天生”的，当然关于同性恋倾向到底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形成的至今尚无定论。此处所说的选择性同性恋是指将同性恋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来实践的女性。关于女同性恋形成原因的理论可以被分为：生理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和社会政治选择论。所谓社会政治选择论这一成因专指那种以选择女同性恋生活方式作为摆脱异性恋压迫制度的行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一大批女性确实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这些政治导向的女同性恋者选择将自己的生命、爱和精力交付给另一个女人，而不浪费时间经营同男人的关系。认为异性恋女性是与敌共眠。（Watkins, 111）从女同性恋中的三种成分可以看出，性倾向的差异是自然的、文化的，有时又是政治的。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认为，只有同男性分开，女性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她们强调分享与支持，强调性生活的和谐，反对就业歧视，争取保险、住房和财产权利，她们认为同性恋伴侣应当获得与异性恋配偶同等的权利，并积极争取这种权利。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争论焦点包括：
性活动：是任何形式都可以还是应当反对性活动中的权力关系，如虐恋关系。
倾向的选择：是天生的还是选择的，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否一定要先做一个女同性恋者。
恐惧症：许多女同性恋被诊断为“内化她们的同性恋恐惧症”，把社会歧视说成心理疾病。
结婚与否：异性恋占有性、爱、婚姻、家庭之权利，女同性恋应当争取同性婚姻。
双体制还是单体制：异性恋与男权制是一个体制的两面，还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制度。
女同性恋母亲：抚养孩子的家庭环境缺乏刻板的性别示范问题。
女同性恋的不可见性：无论在异性恋霸权的社会还是在同性恋世界中，女同性恋都面临边缘化的问题。
女同性恋被视为女性男性化：异性恋的男女两分思维以及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两分思维总要将女同性恋关系中的角色比附于异性恋关系中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不能够接受性别模糊或混淆的状态。因此，女同性恋往往被视为女性的男性化，而不被当作正常女性看待。
1988年，美国通过了新的地方政府法案，其中第28条款竟然还有这样的规定：禁止“提倡同性恋和假家庭关系”，禁止“在学校接受同性恋的教育”。（Charles, 186）这是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所面临的社会现实，证明同性恋权利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世纪90年代，酷儿理论横空出世，它是一种全新的性话语。而酷儿政治可被追溯到60年代和70年代。酷儿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身份批判的过程。在酷儿理论中，身份形成和身份政治是中心论题。酷儿一词被用来指称这样几种人：第一，同性恋；第二，对某人有感情；第三，拒绝接受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分类的人，挑战的欲望超越了异性恋规则。
女同性恋研究摆脱了男同性恋研究，在近年来发展为酷儿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研究。酷儿的视线一反70年代和80年代求人接纳的正面描述同性恋的姿态，故意去探索变态，观照性欲的“下腹部”，探察同性恋关系中的暴力、嫉妒、不平等关系、占有与背叛。在90年代做一个酷儿，就是对你自己的性和你的政治保持热情，而采取一种“现身”的策略或生活方式，对主流的趣味和敏感采取不屑一顾的不让步的态度，将快乐视为真正自我的一种表达。（Robinson, et al., 60-61）
九、女同性恋女性主义(2)
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的批评是：它只适用于女同性恋者，不适用于其他人群，因为女同性恋者认为异性恋比男权对她们有更大的压迫，因此许多女同性恋者更倾向于选择酷儿理论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酷儿理论的影响与局限性在于：这个90年代兴起的新理论的主要口号是：“一切坚实的东西都消融在空气中。”（Dunphy, 29）所谓坚实的东西包括男性和女性，同性恋和异性恋，以及一切可以说得出来的分类。这些分类和身份的消融固然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解放感，但是也使一切现实斗争的可能性化为乌有。作为具有战斗性的女性主义，
这不能不成为一个问题。
十、其他女性主义流派
1、权力女性主义
权力女性主义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其代表人物沃尔夫（Naomi Wolf）认为，女性主义犯了一个错误，即强调女性是受害者、受压迫者。权力女性主义告诉女性：女性不是受害者，除非她们选择去当受害者。女性对于现状应当负起个人责任，包括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领域。她们应当自我赋权，使自己在社会上、职业上、政治上与男人平等，鼓励女性使用男性
的工具——金钱、选票和政治批判，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权力女性主义反对反强奸游行，认为这种游行是自毁自贬，她们把此类游行示威称为“哀鸣”。她们认为，参加反强奸游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把自己摆在了弱者和受害者的位置，是一种乞怜的姿态。而与其去向男性乞怜，不如直接去做一个强者。
权力女性主义还反对事事要讲“政治正确性”的做法。“政治正确性”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概念，随后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它是指一整套关于对与错的信念，要求人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保持政治上的进步立场，其中包括不能歧视女性，不能歧视同性恋等等。例如女性主义用“政治上不正确”指责右派，认为女性一般来说社会地位在下降，其中包括贫困的女性化，男性放弃做父亲的责任，性暴力，性骚扰等。
权力女性主义批评左翼知识分子的“种族-阶级-性别”区分意识形态味道太重，总是要求人们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导致了教条主义的不宽容气氛。解构所有的价值导致了学术危机。政治正确性不仅被用于左右两派的论争，还被左翼用来攻击政敌，批评反文化论者。
反对权力女性主义的人认为：将女性自身当作她在性、经济和社会地位各个方面的处境的全部责任人是很危险的，会使女性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用自己所处的地下地位来责备自己。与此同时，那些应当为女性的低下地位负责的社会机制、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却可以乘机逃之夭夭，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
2、包容女性主义
包容女性主义认为，应当走向多文化的女性主义。有女性主义者担心过分强调差异，否定一致性，将导致知识和政治上的解体。女性主义需要一个空间，其中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空间，但是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墙应当是很薄的，能够允许对话；允许道德上的朋友社区；允许行动的伙伴。女性主义需要一种非帝国主义式的、非种族中心的、相互尊重的理论。
包容女性主义也可以包容男性，因为有很多男性是赞成女性主义运动的。
包容女性主义挑战传统的种族、阶级、性别、权力安排，认为这种传统秩序优待男人歧视女人，优待白人歧视有色人种，优待健康人歧视残疾人，优待有工作的人歧视无工作的人。（Nelson, et al., 107）男女之间的压迫不是唯一的，应当与种族、民族压迫结合起来看。种族、民族与性别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女性可以区分为有色人种女性，非英语母语女性，发展中国家女性，土著女性等类别。西方传统女性主义没有意识到其种族和民族的偏向。压迫包括性别、种族和民族的压迫。以及阶级、身体特质、职业、性倾向等方面的压迫。包容女性主义主张应当包容这一切。
包容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除了关注男权制的压迫，还应当关注种族主义、健全主义、异性恋主义、阶级歧视同男权制的关系。在改变社会的男权制结构的同时也要改变各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使人们得到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
第四章 女性主义论争
女性主义论争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来，女性主义开始向所有现存的范畴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这些领域包括知识基础、价值体系、话语体系、意识形态、方法论、组织结构、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当代女性运动也有很多新的关注点，如两性的平等待遇与特殊待遇问题、对女性的保护性立法问题、工业造成的健康灾害问题、离婚问题、孩子的监护权问题、性与色情品问题、暴力问题等。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了一个又一个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女性主义不再惧怕研究男女解剖学和生理学，例如强奸想像问题，虐恋性欲问题，性活动中的统治与服从问题
等。当代女性运动的一些主要论争包括：强调相同还是强调相异；强调平等还是强调区别；强调法理社会 (Gesellschaft) 关系还是强调礼俗社会 (Gemeinschaft) 关系；强调自由参与竞争还是强调责任；强调工作的投入还是强调家庭的投入；强调社会教化过程的作用还是强调生理和心理的区别等等。总之，在各个领域中都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来提出和分析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出女性状况的最新发展和最新关注点，又预示了女性运动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1)
1、生理决定论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时正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反对女性运动的人们也在集结自己的力量，当时出版的几本畅销书就是男权制观点对女性运动反弹的表现。这几本书试图证明，男性的攻击性和男性的统治性具有生理的依据。它们主要的论据来自对灵长类的研究，试图以此证明“男权制的不可避免性”，向女性主义的人类平等的观点挑战。
人类生理性别的基本变量有以下几种：染色体性别（chromosomal sex）：女性是xx；男性是xy。
荷尔蒙性别（hormonal sex）：雄性激素（androgens）和雌性激素（estrogens）内生殖器性别（internal reproductive sex）：睾丸；卵巢。
外生殖器性别（external genital sex）：阴茎；阴蒂、大小阴唇、阴道外半段。
脑性别（brain sex）心理学家马尼（John Money）对生理性别的发展阶段做了更为精细和全面的概括。他认为：两性是从同一组织中分化出来的，所有的人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是后来分了路，潜在的男性和潜在的女性通过一系列的岔路口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这些岔路口包括：1、染色体性别（chromosomal sex）2、性腺性别（gonadal sex）3、胎儿荷尔蒙性别（foetal hormonal sex）4、内生殖器性别（internal morphologic sex）5、外生殖器性别（external morphologic sex）6、脑性别（brain sex）7、抚育性别（sex of assignment and rearing）8、青春期荷尔蒙性别（pubertal hormonal sex）9、社会性别身份与角色（gender identity and role）10、生育性别（procreative sex）（Tripp, 110）高度概括地说，影响性别的生理影响因素有三大类：染色体、荷尔蒙和大脑结构。
染色体性别（只适用于部分灵长类动物），又称基因性别。染色体除了女性xx男性xy之外，还有xo, xxx, xxy, xyy。其他动物的性别并非全都由染色体决定，而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温度。举例言之，鳄鱼在高温时孵化为雄性，在低温时孵化为雌性。鸟类的染色体与人相反，雄鸟有两个相同的染色体（xx, ww），雌鸟是wz或wo。
荷尔蒙性别。生理决定论者相信，是激素造成了男女身体的不同。那些有犯罪、吸毒、暴力、虐待倾向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较高，攻击性行为程度较高。雄性激素水平高还导致了热中于争夺领导权，企图影响或统治他人，容易表达愤怒等。
脑性别。7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尚未直立行走，100万年前出现语言，取代手势。在东非发现的古人类表明，400万年前，人类大脑的体积只有现在人的一半大，10万年前才达到目前的体积。
关于大脑对不同性别的影响有一段特别有趣的人类认识史。19世纪，解剖学发现女性比男性脑子体积小，于是这一点成为女人智力低下的证据。科学家认为脑体积大则聪明，由于男性脑体积大于女性，因此认为男性的智力高于女性。
后来，解剖学证明脑体积与身高体重有关，与性别无关，即脑体积的大小仅仅是因身高体重不同导致的。男女绝对头高比例是100比94，相对头高比例为100比100.8，女性高于男性。成人大脑平均值：男脑重1388克；女1252克。但是相对于体重来说，男性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1.6克；女性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3.6克。这就是说，虽然绝对脑重是男性超过女性，但是相对脑重却是女性超过男性。但丁的脑重甚至低于男子的平均脑重。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能证明才智与脑重之间有密切关系。”（倍倍尔，第249-251页）于是科学家放弃了脑重与智力关系的性别差异的学说，转向脑内不同部位之间的差异。开始时，科学家认为额叶（frontal lobes）专司智力，因此说男性大脑的额叶大于女性，女性的额叶较小，而顶叶（parietal lobes）较大。后来，研究发现顶叶专司智力功能，与认知过程相关，这些科学家又改为说男性的顶叶大于女性，或者说女性的顶叶比以前所发现的要小。（Nadeau, 14-15）目前，学者们一致认为，脑体积和脑内各部分均无男女差别。（Nelson, et al., 45）其实两性大脑的区别很细微，而且人类各个器官的可塑性很强。总的来说，两性的认知能力只有细微的差别。
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颅相学和关于脑重量、脑结构的性别差异的谬误和作假说明：“社会偏见其实是科学事实”的理论总是最得势的。（斯坦能，第95页）颅相学所犯的错误简直可以被视为丑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男权制观念与所谓“科学发现”的关系。
在颅相学的荒谬被彻底唾弃之后，现代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并不对男女任何一方特别有利的大脑构造差异的研究结果。例如，男女的语言功能在大脑的不同部位，它影响语言的流利程度、用语理性、联想的流利程度；男女的交流风格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男女的感觉不同，对触摸、味道、气味、声音感觉不同，视觉也不同。（Nadeau, 12-13）从语言能力上看，儿时女孩的语言能力强于男孩，到上小学后差异才消失。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2)
从大脑结构看，男性左脑发达，它控制线性的逻辑思维；连续有顺序的信息，抽象性、分析性的思维。女性右脑发达，长于想象、艺术活动，整体性、直觉性的思维，视觉与空间能力。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左右脑的连接神经组织，因此女性的这一连接组织比男性更发达。
解剖学的最新认定是，左右脑之间的连接神经女性大于男性。由于两脑之间的联系神经
女性比男性粗，女性的认知功能分散在两个脑半球中，而男性则集中在一个脑半球中。女性的语言能力强于男性。女性的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比男性敏感。以视觉为例，男性对亮敏感，女性对暗敏感。男孩对物比对人更感兴趣，身体更活跃。掷物跟踪活动男孩比女孩更强，攻击性更强。女孩比男孩更能认出人脸及其声音，对人的情绪（音调、表情）更敏感，对新人比对新玩具更有兴趣，喜欢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游戏。（Nadeau, 58）
生理决定论中的一个重要假说是变异性假说，用来解释男女两性因生理因素决定的智力状况的不同。这一假说认为：男性智力分布比女性大，即女性智力中常，男性智力或者很高，或者很低，更有可能出现天才或智力迟滞者。这一假说流行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证明变异假说不能成立。在各种心理能力的分布中，明显的两性差异并不存在。男女两性的智商并无差异。（钱铭怡等，第5页）
在生理决定论那里，生理性别被认为是自然的分类。这一分类又常常被概括为三个档次的性征的区别：第一性征包括染色体、性腺（卵巢、睾丸）、生殖器；第二性征包括肌肉组织、体毛等；第三性征指发式、服饰等。
反女性主义的生理决定论观点的口号是：“生理即命运。”这种观点认为，人生而有荷尔蒙、解剖学和染色体的男女不同；女性先天就有比男性更麻烦的生殖角色；男性表现出男性气质的心理特征，女性表现出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社会应当维护这一自然秩序，保证男性保有统治地位，而女性维持其服从地位。
对性别结构的生理解释大致是这样的：人类学记录表明，所有社会都是男权制，关于过去的母权制社会的故事只是神话。所有已知社会中，最高地位均为男性占据。男性争夺统治地位，愿意牺牲其他动机和报酬——对情感、健康、家庭生活、安全、轻松、假期之类——以获取统治和地位。就像高个女人并不代表社会状况一样，例外的个人如成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女人不能驳倒“行为的生理根源”。（Nelson, et al., 54）
就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性别问题上也是一位生理决定论者，他说过，男性与女性相比处于进化的较高阶段，赋有更多的智力和理性能力，因此天生应当做领导。男性暴力是男性气质的自然健康的表现。
进化论生理学与社会生理学很接近，二者的区别集中在性问题上。对人类性行为模式有一种进化论生理决定论的解释，其主要理论是：男性的精子要寻求更多机会使女性受孕以传种；女性则拒绝低质量的精子以保证后代质量。这种生理学力量决定了男性的滥交、不专一和女性的专一性。（Nelson, et al., 59）
受到进化论生理决定论的影响，以往的医学教科书大多这样说：卵子是被动的，精子是主动的；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精子在逃离卵子的捕捉。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却又都是歧视女性的，都是从男性的角度说话的，是赞美精子，贬低卵子的。令人感慨的是，性别主义甚至影响到人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及其对观察结果的描述和解释。
生理决定论除了用生理因素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之外，甚至还会用性别差异来解释身体的疾病，比如，由于男性占领医疗行业，男女受到不同的对待：男性的肺病就是肺病，女性的肺病却被认为是由子宫引起的病。（French, 132）这种完全没有依据的假说居然也可以以科学和医学的面貌出现。
女性主义就是要推翻上述的一切。批评生理决定论的人们强调，生理原因决定的人类行为局限于生育或身体结构的不同，只对少数活动有影响，如打篮球，钻一个狭窄的洞等等，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类活动并无任何影响。
女性主义挑战生理决定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支持社群之间的差异，证明现存社会秩序不论是否公正毕竟有其必然性。既然在每个社群中，个人与个人的差异就远大于社群之间的差异，又何必老是着眼于由出生决定的差别呢？一位美国的电视主持人曾经使两名生理决定论者张口结舌，窘迫不堪，她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数学不好的男人是否就不算“真正的男人”了？（斯坦能，第98页）
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又被称为性别生理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有些女性主义者对性别作出本质主义的解释，例如格茨（Gotz）自称是个“温和的本质主义者”。她认为，社会性别的认同有生理基础。如果否认生理基础，就会成为“绝望的相对主义者”。（Gotz，11）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合作性、灵活变动性就是有基因基础的。
但是，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是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对本质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本质主义无法解释男性内部和女性内部的差异。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罗宾明确地指出：生理事实对于性别认同毫无作用。（Nadeau, 103）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3)
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心理性别甚至可能与生理性别对立，比如易性者和易装者。这也是生理决定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生理决定论或本质主义往往导致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例如认为一切先天注定，不会变化；认为女性不适合做某种类型的工作，不适合做家外的工作；认为男性的天生的强悍和攻击性决定了收入的差异。保守派作家吉尔德（G. Gilder）竟然公开宣称：性别的差异就是收入差异的全部原因。（Dunphy, 7）生理决定论不仅导致政治上的保守，还会导致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20世纪的纳粹主义就试图从生理上证明女性、有色人种和犹太人的低下。希特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种族都是笑话。（Jackson, et al., 57）有基因学者因此警告说，要对人类行为做基因和生理解释具有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种族灭绝。虽然社会行为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宜特别强调生理因素的作用。（Wood, 47）在反对和声讨歧视女性的生理决定论的浪潮中，女性主义阵营中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前文所述及的文化女性主义。以戴利（Mary Daly）和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义认为，女人更接近自然，这一点使其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觉和创造性。（Jaggar, et al., 285）以往的生理决定论都是从对男性有利的角度上分析问题的，而文化女性主义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发表了大量对女性有利但仍属于生理决定论范畴的言论，例如：雄性动物个头更大，毛色更漂亮，更有攻击性，更好动，在求偶行为中更加主动，有更多无用的身体器官，如犬牙。因此，女性更符合生态标准，比男性适应性更强。虽然男性的数学能力及下棋等人为能力更强，但其功能仅仅与孔雀尾巴的功能相同——为了吸引异性。女性比男性预期寿命更长，婴儿期死亡率更低，这些都说明女性在生理上是比男性更优越的性别。
社会建构论认为，文化女性主义的上述观点以及所谓大地女神的命题是政治上的幼稚病。社会建构论否定性别与性差异的本质性质，主张从饮食、职业、性别角色分工等解释两性区别。它揭露母性意识形态的文化再生产性质，否定“母性”与“父性”的区别，认为男性本质也有关爱性、养育性，是被社会建构加以改变的。它进一步认为，人的本质上也没有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的区别，是社会文化因素压抑了一些感觉，表达了另一些感觉。
德沃金在1978年写作了“生理优越性：世界上最危险和最致命的观点”一文，批驳了文化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女性在生理上优越于男性的观点。德沃金认为这一观点就像女性在生理上低于男性的观点一样的错误。她认为，生理决定论的任何形式都是法西斯主义的。（Jackson, et al., 57）脑神经专家列维（Le Vay）曾试图证明同性恋是由脑神经与常人的差异这一生理原因造成的，试图通过将同性恋归因于生理原因来抵制同性恋恐惧症——如果同性恋的成因就像左撇子的成因一样，常人不就不会歧视同性恋了吗？可惜，他的想法被批评为天真幼稚的想法，批评者反问：基因或荷尔蒙一类的成因什么时候动摇过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基础呢？
2、社会建构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至今已经持续了40多年。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如今，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反对生理决定论和关于人性分性别的观点。
从1960年代起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就像将船称为“她”）。社会建构论最初的观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社会和符号的创造物。
在1980年代初的西方性别学界，就连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也被质疑：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是否就是固定不变的？加格认为，变化的社会实践会改变身体，例如，女性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壮。在女性体力强壮成为社会可接受的事实之后，女性的基因和内在生理学也改变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社会喜欢娇小的女人，这些女人的生育机会就多些；如果社会喜欢高大的女人，她们生育的机会就多些。因此，生理学和社会实践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换言之，男女的生理差别也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习俗的产物。社会性别并非固定的自然的男女生理差别的反映，而是为身体差异建立意义的知识。（Jaggar, et al., 290）社会建构论的一个论证是这样的：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明攻击性（常被当作由男性生理决定的）与社会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关。当社会条件允许时，女性可以变得同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坏。例如女律师就全都表现出敌对性、雄辩性和统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出现在女性在学术上挑战男性学者提出的关于人性的偏见方面。（Nelson, et al., 58）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4)
据此社会建构论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建构的，都不是自然的分类。由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仅仅来源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生理性别）。（Cromwell, 33）男性和女性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后天获得的。
极端本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而极端社会建构论则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建
构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论争双方各自坚持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相应的是“自然”与“文化”的两分法。前者强调天生的自然基础；后者强调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个人选择。
社会建构论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多种理论：
性别的文化建构论：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的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动和柔顺，亚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女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
社会角色理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不同，由于劳动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在社会上活动。许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社会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来自身体的区别，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体力大小的区别等，但是更多地决定于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
心理分析理论：男女两性的起源和发展是长期的争论，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可以知道，虽然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
社会建构论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与生理决定论针锋相对的观点。
以生育问题为例。在生育问题上，本质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生育的孩子有限，而男性生育得却很多，他可以同很多女性生育。由于精子数量多，所以比较便宜；卵子数量少，所以贵重。反本质主义观点则认为：男女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社会经历和源自社会经历的观念的不同。
再以沟通和影响问题为例。社会建构论对交流和对他人的影响力的性别差异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地位特征理论认为，由于女性比男性地位低，所以男性对他人的影响比较大；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由于男女社会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内，所以男性的影响较大；既存性别模式理论强调儿童积累的性别知识影响其行为，由于环境是分性别的，儿童就会学着用性别分类来整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规范化和强化训练最终造成了分性别的行为模式。社会直接强化对正确性别行为的奖励，对错误性别行为的惩罚，或者通过直接强化，或者通过观察学习，人同时获得了对性别角色的知识与性别认同。
在性别的劳动分工问题上，社会建构论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男女工作类型不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安排的。工作的性别不平等是为男性利益服务的，然后被非正式的习俗和正式的法律体系加以强化。一旦这些社会结构障碍被去除，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样工作，男女两性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水平。
此外还有女性美德是天生的还是社会建构的这一问题。男性在婴儿期同女性一样无法自立，要靠社会上的其他人来抚育，因此男性的社会性不应当低于女性。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关心照料他人的人，但是她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美德，美德倒是女性处境的结果：因为女性总是在照料他人，致使女性对个人自由评价较低，对相互支持和安全感评价较高。
社会建构论的渐成气候虽然是这几十年的事，但是一些思想家很早就萌发过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她就具有建构论的意识。她曾指出，在文学史上男女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不是生理原因造成，而是由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大多是物质性的（grossly material things），如教育、职业和政治过程的机会不均等。
19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穆勒指出：“所谓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智力差别，不过是他们在教育和环境上的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低劣了。”（穆勒，第304页）
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对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的。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波伏瓦的名言是社会建构论较早的一个表达：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女性主义理论家乔多萝也指出：对性别差异的意识并非天生的，而是后来发展起来的。（Meyers, 15）乔多萝将男性性别认同与男性统治等同起来，认为它是男性统治的原因。
一般认为，生理性别是生理的真实，社会性别是社会的产物。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第一人，性别与权力共存，在两分的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根据福柯的观点，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表现在性实践中。福柯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抵抗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国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快乐学的知识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就连压制本身也是生产性的。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5)
通过自然和文化的对比来定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尝试是罗宾（Gayle Rubin）在1975年发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她的理论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转引自Glover, et al., PXXIV）
199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开展了一场辩论，达尔文主义哲学家克罗宁（Helena Cronin）提出，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深刻的心理差别可由达尔文进化论加以解释：由于男性为争夺女性而竞争，女性谨慎选择配偶，这就意味着，男性由自然决定比女性更具竞争性，更野心勃勃，更有地位意识，更投入，更一心一意，更不屈不挠。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接受的几百万年的事实。男性有一套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女性有另一套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跨历史跨文化地保持基本不变。（Tripp, 2）
社会建构论者格里尔（Germaine Greer）则指出：“我同意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也相信，男人为创造男性气质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们行为方式的许多方面是高度文化式的，极端变化多端，能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够被很快加以改变的……事物不能违反生理学，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文化参与制造了生理学。”（转引自Tripp, 2）
格里尔认为，社会性别就是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按照格里尔的模式，社会性别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可变的不确定的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的思维、行为和互动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对所谓生理学“事实”有着不同的解释，比如对母性的解释就很不同。
从政治上看，克罗宁的模式是保守的：如果人类行为和心理只是在长期的进化中才能改变，那么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看到变化。格里尔的模式则是激进开放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不停地适应和发明，发展和变化。如果性别结构是文化环境建构的，那么它就像文化一样可以受到政治的干预，发生巨大的改变。过去不可想象的事物最终将会变成可以接受的。
3、化装和表演理论
在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流派中，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精彩论述为我们开启了观察性别问题的崭新视角。尤其是瑞维尔（Joan Riviere）的化装理论（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更是重写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的理论。
瑞维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分析对象，后来成为心理分析家。她的内心是男性的和高度智慧的。她本人在男权社会中就是化了装的，假装成一位传统女性。她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做到既有智慧，又做女人，如何做一个知识女性。她的思想原本已被埋没，后来由于拉康在著作中提到她和她的化装理论，才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她所谓的化装就是戴上女性的面具，化装成女性。她的情况属于女性在内心认同男性，但在表面假装成女性。在化装时，一个女人似乎在模仿真正的女性，但是所谓真正的女性不过是模仿和化装而已，它们是一回事。
对化装理论具有最强烈感觉的人是尼采，他受到女人、真理、面具和女性主义的烦恼，他说：如果女人没有做二等角色的直觉她就不会有追求时髦的天才。“她最艺术的一点是欺骗，她最关心的是容貌和美丽。”
拉康也从社会建构论角度专门论述过性别角色问题。他认为，社会性别角色是面具，而不是规范。他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列火车进站了，一对小兄妹面对面坐在火车包厢里。当火车停下来时，他们透过车窗可以看到站台上的建筑。哥哥说：“看呀，我们到女厕所了！”妹妹马上反唇相讥：“傻瓜，你难道看不出我们到了男厕所了！”（转引自Tripp, 169）这个例子旨在说明：第一，像孩子一样，我们看不到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关系的结构，我们受到结构权力的影响，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根本不能辨认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控制和局限我们的行为的程度。第二，两个孩子都用对立的性别来界定自己的位置。男孩只看到女厕，女孩只看到男厕。另一性别的事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秘密。第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别是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并不是自然或生理的事实。总之，社会性别在拉康看来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主体的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性别特征之上，而是建立在与另一性别的符号对比之上的。第四，从所指到能指的整个体系最终是人为制造的，并没有自然或公正的理由。一个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女性，另一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男性，并无先验的理由要求这种划分。性别的划分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习俗完成的。第五，无论依据生理和社会性别的划分是多么人为，这一体制却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西方社会将继续将厕所作男女区分不是偶然的。女人如果穿男人衣服，就会被执法者要求提供她是女人的证据。第六，拉康并不主张解剖学即命运，但暗示文化为以解剖学为依据的性别发了通行证。男人要按男人的规则做，女人按女人的规则做。“解剖学的区别并不等于性别差别，但是解剖学的区别塑造性别差别，成为性别差别的唯一标准。”（转引自Tripp, 169-170）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6)
对于拉康关于性别的思想，女性主义作出这样的评价：第一，他改变了传统对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看法，引入了社会建构论。第二，他认为女性的性是男性的补充。女性的性是被动的，来了快感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拉康的心理分析是阴茎中心论的另一形式。（Tripp, 178）女性主义学者斯柯特（Joan Scott）对它评价也并不太高，她说：“拉康的火车并没有使女性主义走得更远一些。”（转引自Tripp, 171）只不过是社会建构论而已。她认为，社会性别就是将一个社会建构的类别加在事先确定的分生理性别的身体之上。她提出应
当将注意力从生理性别转向社会性别，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交汇点上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观念。
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将生理性别差异放在生理决定论一边；将社会性别差异放在文化建构论一边。她主张打破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关系，认为社会性别并不是身体特征或早已存在于人体之中的什么东西，而是某些社会技术的产物和过程。（Tripp, 172）
法国作家威蒂格（Monique Wittig）认为，唯一的答案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全面解构。因为社会性别是性别之间的政治压迫和对女性的统治的语言指标；生理性别则是“发现社会作为异性恋霸权”的政治和哲学分类。在社会中，女性被打上生理性别的烙印；在语言中，女性被打上社会性别的烙印。她说，社会性别“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不可能性，因为它试图完成存在的划分”。在这个问题上，女同性恋话语是对话语的重新彻底检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分类不是理解完全自我的方式。抛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抛开男女区分，社会将由本体论意义上的完整的主体组成。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女同性恋现象所引发的语言学革命。（Tripp, 178）
威蒂格指出，与性别的多元化不同，在与性别有关的语言中，男性的角度总是被当作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类（mankind）指称人类，用男性的他（he）指称男女两性都在内的他。她将语言革命视为社会变迁的先导，她认为，仅有经济变迁是不够的，必须制造关键概念的政治变迁。因为语言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机体”，为它打上烙印，强烈地塑造它。（Glover, et al., PXXIX）
威蒂格指出，维护男女不平等，语言起到重要作用。它在无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为主体行动的能力。女性只能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被定义，不能独立地被定义，不能因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义。因此，那些拒绝异性恋关系的人就等于拒绝成为男人或女人。
威蒂格主张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称代词（I, you, he, she, we, you, they, everyone）。她发明了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没有性别认同的人，这个人称代词非动物，非植物，非矿物，是不确定物。
关于两种“自然”的生理性别的种种特征是由社会性别制造出来的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在出生时两性器官不明显的人。医生以性别角色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创造出“自然”的性别——用手术取舍某一性别。这就证明所谓男性气质或男性气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戴弗（Devor）讨论了变性手术对于性别理论的意义。她认为，被医生通过手术途径赋予的生理性别，被制造出来的第二种生理性别，并不比原来的生理性别更自然或更文化，人能够变性这件事本身，使我们认识到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变性手术既不是女性主义的，也不是解构的，它反而应当被视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强制遵循：如果想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的社会性别，就必须首先得到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这究竟有没有必要？
戴弗反对用变性手术或选择性别手术处理此类问题，呼吁“性别混合”，并认为性别混合“能够成为从当前的男权性别主义社会性别模式过渡到废弃社会性别概念使之变得无意义的未来状态的一个过渡阶段”。（转引自Tripp, 180）
从表面看戴弗和威蒂格有像处，但是戴弗并不是去寻求一种前社会的完整主体，她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相结合的相当宽泛的领域，使性别这一概念不再成为制造歧视的基础。
德里达的性别解构论认为，不应当将性别差异理解为性别对立。我们应当超越性别两分，这一直是哲学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释的问题之所在。
德里达有一个关于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尔和夏皮洛从中看到了农民、女人，德里达却通过他们的分析看出：对立——左与右，男与女，城与乡，农民与画家——以及能够看出这种对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当对象被划分为相辅相成的对子（男与女，阴茎与阴道，内与外）时，性别才成为可见和可想之物。（Tripp, 181）
德里达寻求的是非两分的、非对立的性别，它“有着不同性别声音的多重性”，“非认同的性别特征表现在那些由不同设计所承载、划分和多重化的每一个个人的身体上面”。（转引自Tripp, 181）于是性别差异就像伊丽加莱关于女性所说的那样：“她们的快乐不可能有什么规则，也不可能有什么话语。”（转引自Tripp, 181）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7)
德里达的想法被批评为乌托邦，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从未有人有过此种经历。但是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赞成超越性别的两分和对立，认为这是德里达思想中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的论述。德里达的写作是明显的乌托邦，它构造了我们现行体制之外的另一处地方，而在我们的体制中，性别作为一种严格的身份存在于既存的异性恋模式当中。这种乌托邦思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要求对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不断探索和再探索。”（Tripp, 181）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是社会建构论身体政治的一个主要论点。社会建构论认为：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绝女性气质。所谓女性气质是“一种对接受下来的性别规范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体的许多风格一样。”（巴特勒，1985年）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进一步解构了异性恋霸权，颠覆了当代社会把它当成是统治的、必然的、强制的性的逻辑。她反对生理性别通过社会性别继而通过性表演出来的理论，发展出一套“性别表演理论”。性别身份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一种必须重复表演的行为。
巴特勒深受福柯影响，主张性别是通过重复的表演行为从话语中形成的。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将一种持续的扮演当作真实的”。生理性别是“将话语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实化了”。（转引自Tripp, 14）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写道：“前话语的‘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过程中及其作为行为的确定参照点并不存在……生理性别已经就是社会性别，已经被建构了……性别的‘物质性’是被强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Tripp, 14）对于巴特勒来说，“女人”和“男人”不再被当作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类型，是先于社会性别的文化构成的存在。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是“公共行为”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戏剧性的隐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巴特勒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性别是早上起来才决定今天要做哪个性别的人，晚上又换成另一种性别的人，人可以像一种消费某种商品一样来消费性别。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一个婴儿被培养成一个男性或一个女性，这一培养结果是长期反复练习和强化的结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在专门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气质”之后得出的结论那样，作一个“性别颠倒的人”可以是相当“自然的”。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回顾性的投射，是它的虚构的起源。生理的性别被当作起源或原因，而事实上是制度、实践和话语的结果。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性别认同的意识是通过重复的表演或对我们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引用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巴特勒质疑生理性别作为自然事实先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存在，她说：“社会性别之于文化并不象生理性别之于自然。”（Tripp, 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只是一种假象，然而这一假象对于文化来说是必然的，是它表达自身的基础。巴特勒的目标不是解构社会性别以发现自然的生理性别，在性别的最深处并不存在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基本事实。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话语因素实际上制造了对于前话语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实际上，生理性别反倒是社会性别的产物，社会性别在时间序列上应排在生理性别之前：“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事实上，社会性别被自然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被建构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或肉体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 173）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东西，社会性别只是表演（drag, performance）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持续的自我解构。它建构了所谓自然，只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建构而成的。在解构过程中，结构的碎片被视为自然的，其实它们是建构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儿》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动是权威讲演的形式，大多数的表演都是声明，也表演某些行为，行使与之相关的权力。巴特勒的社会性别的表演性质是下列当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戏剧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例如酷儿国（Queer Nation）；时尚的和典型的性别模糊的身体艺术形式，例如文身和身体穿刺；性欲少数族群的公开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装。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别化身体的当代表现的流动性和表演性；我们对性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从外表“读出”身份的困难。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8)
总之，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它期望性别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成为一个男性”或“成为一个女性”，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心理和社会的权衡”。（Glover, et al., 7）
4、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有三种立场：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女性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和社会身份；第二种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解构女性这一身份；第三种是策略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将承认“女性”身份的存在仅仅当作一个暂时的策略，从女性长远的利益出发，还是应当最终解构性别结构。
本质主义的立场是性别问题上最长久也最常见的立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为了将女性问题从个人领域进入社会领域，使用“女性”这一概念似乎有着绝对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只有知识女性中某种人的声音能够被公众听到，只有她们的利益被提上议事日程，随后更广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
坚持女性身份的学者认为，不应认为“女性”这一概念只是策略本质主义，因为策略本质主义似乎隐含着女性这个类别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意思。她们认为，应该将女性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充满差异的概念。但是相对于男性，它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 et al., 297）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本质主义立场又被称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identity politics）的立场，它的主要观点是：反身份政治的人们忽略了性别不平等问题，使得女性主义运动丧失了动员群众的话语基础。
持这一立场的人们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女性这个类别不复存在，怎么会有女性运动？这岂不成了女性运动的取消主义？答案是：女人既然已经由社会建构出来，要想改变现状只能在社会和文化中改变。于是，当代女性主义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一方面有建造“女性”身份并赋予它坚实的政治意义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女性”这一类别和粉碎它的过于坚实的历史。
坚持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这个词可以保留，这样做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仅仅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群体。
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身份政治只是策略需要，但必须承认身份政治的许多形式的本质主义基础的性质和局限性。她们认为，身份应当被视为由话语建构的、必要的，但永远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
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引起了很大的论争：因为她不仅解构了男女的分类，而且解构了同性恋异性恋的分类。很多人崇拜她的理论，但是不喜欢她的神秘难解的腔调和精英的态度。她们认为她将“女人”和“同性恋”都视为很不稳定的分类，这就为女性政治和女同性恋政治造成了困难。
身份问题上的第二种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以巴特勒的观点最为典型，它如何解决解构性别划分结构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呢？“女性”的概念是否有本质意义？巴特勒说：有人认为反本质主义是“寒潮”，使女性主义不能去寻找任何女性的共性，使女性丧失了结构性的共同基础。（Jaggar, et al., 295）
对此，巴特勒作出了两个回答：
第一，“有政治必要性作为女性讲话或为女性讲话，我不想与这种必要性争论，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女性内部的差异。”（巴特勒，王逢振，第86页）这就是说，巴特勒并不完全否认“女性”这个身份的策略意义，但是她希望人们在使用这个类别时，不要忽略了它内部的差异。
第二，“如果担心一旦不能再把主体及其属性、性或者物质性视为当然，女性主义将会一败涂地，那么明智之举是考虑一下让那些从一开始就设法使我们处于从属地位的前提保持在原位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巴特勒，王逢振，第94页）把“女性”的身份视为天经地义的存在，视为“自然”的存在，那么男尊女卑的男权制也就是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了。这是女性主义绝对不能接受的判断。
巴特勒在《暂时的基础：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一文中指出：“与后现代主义相反的一种努力，则试图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论都需要一个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假定它的主体、语言的参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体制描述的完整性。因为没有一个基础，没有这些前提，政治简直不可想象。”“主张政治需要一个稳定的主体，意味着声明这一主张不能有政治对立面……于是，这种单方面确立政治疆域的行动就像一个独裁阴谋，其目的是使关于主体地位的政治争论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第68-69页）
巴特勒说，女性主义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从属于一个有着共同特征、兴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体。（Dunphy, 29）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儿”、“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这些词，这些术语在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它们之前就被说了出来。她认为，“女性”一词在学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9)
一个矛盾的模式是：社会性别不仅是我们接受的，也是我们抵制的。它维持我们的存在，又限制我们的存在。它影响我们的决定和行动。用巴特勒的话说：社会性别是一个“麻烦”。“社会性别不应当被建构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应被视为“结果”，是“身体姿态、动作和不同风格的有规律的重复的产物”。（Glover, et al., 157）社会性别既非永远固定的，也非永远流动的，而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限制的。
有人提出一种分两步走的方案：虽然女性并不是一种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会把它看成是某种身份，这是当前的现实。我们第一步是争取各种身份之间的平等身份，第二步是解构女性这一概念，不再把它视为一种身份，而是把它视为行为。“承认一种身份、一种标签无论多么有价值，总是有可能将其僵化，固定化，阻碍变化，使观点变成教条；立场被制度化；潜在的盟友被排除；从而使女性主义变成保守主义。”（Tripp, 40）
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还是要横断面（transversal）政治的问题，身份政治将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唯一的、对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样性；而横断面政治则承认具有各种特殊倾向的群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者开始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由此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在90年代引起极大关注。
酷儿理论超越了同性恋身份政治，在性别和性的问题上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正统观念，提出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坏固定不变的分类，质疑所有的本质化的倾向和两分思维。
酷儿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性为主题，特别是从同性恋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问题，质询对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传统理解。所谓酷儿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难以适应分类。所有那些自称“酷儿”的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难以为他们分类。不止是有男性气质的女人、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都会感到：“我的自我不仅仅是这样的，我比这个要多得多。”
塞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为酷儿所下的定义是：“酷儿可以指：开放的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裂、重新选择、不和谐、不协调、不一致与回应、共鸣、意义的偏离与超越，人的社会性别的形成因素并非与其生理性别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说在女性和女性主义内部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身份，单一的女性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种立场将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二者都否定了，认为前者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后者不能创造有效的理论和政治。它主张将性别划分只当作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一方案又被成为“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来的。公开承认女性概念是一种政治干扰、政治介入，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说明真实情况。“女性”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自然的阶级”，而应当被当作一个为了特殊目的组成的政治联盟（Diana Fuss）。（Jaggar, et al., 295）对女性作为一个社群的强调是一个阶段，这对斗争是基本的需要，虽然女性内部有差异，但是她们仍属于一个阶级。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1)
1、同与异的论争
长期以来，在女性运动中一直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之处；另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异之处。这两种倾向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为此将女性主义者划分为要求平等 (equality) 者和强调特性 (identity) 者两大类，并将女性运动中的这两大类概括为人性女性主义和女性女性主义。前者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人性，这一发展
与性别无关；后者则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女性。前者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后者强调女人应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前者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后者要求对女性的特殊性质和活动加以特别的对待。前者强调女性应当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后者则强调女性特异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应当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强调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如斯坦顿 (C.C.Stanton)，否定性别的差异；而强调特性的女性主义者如亚当斯 (J.Addams) 则认为，差异的存在对女性不是不利条件，而是有利条件。
历史学家将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有关男女两性的同异之争做了精细的划分：从1848年至18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强调男女的共性；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则转而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和个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母性的公开讨论，强调女性的生理能力 (主要指生育能力) 影响了女性的性格。(Bacchi, 19) 随后，女性运动分裂为“同”与“异”两大阵营。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主张男女应当“相同”，她们不愿生养孩子，追求个人机会与兴趣，接受法理社会的原则；与此相反，那些主张男女“相异”的人则接受礼俗社会的原则，强调传统女性角色，不赞成女性就业，主张在家内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地位。如果从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来看，在女性运动的早期，比较强调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女性运动的目标是去争取男性已有的权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来的女性运动转而强调男女的差异，去争取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特殊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这是对一个多世纪女性运动最粗略的概括，是女性运动总的走势。
女性运动内部关于两性的同与异的争论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抽象的哲学层面，其争论焦点是男女两性基本性质和性格特征之异同；第二个层面是功能主义层面，其争论焦点在于男女两性是否有或应该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与功能；第三个层面是体制层面，争论的是女性是否应当在制度和立法上争取到与男性不同的待遇。
弗里丹在《女性的神话》中曾引用过美国一位参议员在1866年发表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如果给女性以平等权利，就会毁掉她们那种“十分温顺柔和的天性，正是这种天性，使得她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动乱和斗争退避三舍，绝不参与”，“她们有比别人更崇高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在静处幽居之中造就未来男子的性格。她们的使命是在家里，当男人从生活的斗争中回到家里来后，用她们的奉迎和柔情去抚慰男人激动的心，而不是自己投身进去，在生活的斗争中火上浇油。”那些老式的保守主义者对争取女性财产权、就业权和选举权的女性主义者痛心疾首地说：“看来她们对自己失去女性特征还不满足，她们还想让全国每一个女人都失去女性特征。”还有人给那位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席州立法会议的女性格里凯姆写信说：“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对别人的依附，正如葡萄藤，其力量和魅力就在于依附棚架，将一串串果实半遮半掩，如果葡萄藤也想像榆树那样，绿荫盖地，自由自在，那么，它不仅结不出果实，还会落入尘土，丢尽脸面。”弗里丹批判了那种以科学面目出现、实质是歧视女性的伪科学，她引了一段这种伪科学的典型观点：“所有的观察资料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理性的女性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热烈、直觉的知识屈从于冰冷无益的思想。……社会心理学上的规律是这样的：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调；在同一组女性中，性生活失调越严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她们不仅在生孩子方面，还在性快感方面，都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弗里丹，第102、110、210、229、256、257、417页)
弗里丹在她的书中还批判了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错误概括，其矛头主要指向关于阉割情结和阳具羡慕的观点。弗里丹对弗洛伊德的批判颇有道理，理由如下：第一，认为男性比女性在身体构造上更完备是言之不能成理的：虽然男性有女性没有的器官，可女性也有男性没有的器官，只是有差异而已，谈不上两性中有哪一性在身体构造上是不完备的，或某一性比另一性更完备或更不完备；第二，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对没有男性生殖器普遍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个别女人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可能的；但同样可以找到个别男人对没有子宫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第三，即使女性真的以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样器官，也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就会因此而普遍地感到自己处境低劣，因而变得郁郁寡欢。
生育在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始终占据着独特的重要位置，因为生育对于男人来说是暂时的和他人的事情；而对于女人来说，它却是一件长时间的自身的事情。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一个较为抽象的问题，即母性的问题。早期的女性运动认为，女性在共同的人类精神上与男性是平等的，但是在育儿和母亲的社会功能上同男性相异。在争取男女平权的过程中，社会努力能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剩什么了，剩下的问题要靠生理学来解决了。因此，波伏瓦和费尔斯通都曾主张，想要实现性别的平等，女性“必须要克服生育这一特殊性”(Barrett and Phillips, 129)。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2)
这一观点的极端不现实使得许多人难以接受。于是，与此相对立的观点主张，女人不应该变得“像男人”。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向：反女性主义的方向和赞美母性的方向。前者希望“女人要有女人样子”，所谓“女人样”还是传统中的温柔驯顺的那一套；后者则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对肉体的深刻的仇恨与恐惧，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充分肯定和赞美女人的身体及其繁衍和哺育的能力；赞美女人的爱和平和关心他人，反对男性的好斗和自私自利。结果引起了同与异之间的长期论战。在这一论战中，以波伏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站在＂相同＂即平等一边；激进女性主义站在“相异”一边。这一论争建立在肉体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的两分的基础之上，争论的是二者孰轻孰重——是肉体和自然更重要，还是精神和文化更重要。
在男权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差异有时被夸大，有时被否认。在性别差异被夸大时，就强调女人的抚育特征和不善于理性思维等特点，使性别的等级制合法化；在性别差异被否定时，就忽略女性的特殊利益和问题，如性暴力、性骚扰和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等问题对女性的伤害。长期以来，女性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女性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
2、性别与气质主张两性气质不同的人们对男女的特质做了大量的区分和概括，例如：科学对诗意；活力对和谐；力量对美丽；智力对爱情；理性对浪漫等等。 (两性气质的划分可参见下表)两性气质-------------------------------------------------------------------------男性气质/主体 女性气质/客体-------------------------------------------------------------------------认知主体/自我/独立性/主动性 认知客体/他者/依赖性/被动性主体性/理性/事实/逻辑/阳刚 客体性/情感/价值/非逻辑/阴柔秩序/确定性/可预见性/控制性 无序/模糊性/不可预见性/服从性精神/抽象/突变性/自由/智力 肉体/具体/连续性/必然/体力文化/文明/掠夺性/生产/公众性 自然/原始/被掠夺性/生殖/私人性-------------------------------------------------------------------------（Peterson and Runyan，25）美国人观念中定型化的性格特征----------------------------------------------------------------------社会尊崇的男性特征 社会尊崇的女性特征----------------------------------------------------------------------富于攻击性 圆通机敏富于独立性 文雅温柔不感情用事 为他人的感情很敏感不易受他人影响 虔诚富于支配性 整洁喜好数学和科学 有强烈的安全需要不爱激动 喜爱文学艺术主动 易于表露柔情富于竞争性擅长业务谙于处世富于冒险精神决策果断行动中常以主将自居富于自信心不怕受攻击雄心勃勃----------------------------------------------------------------------（海德，第166页）在人类行为模式的研究中，医生采用荷尔蒙研究，生理学指标研究法采用了这样一些指标：生理女性指喜欢婚姻和婚礼，重婚姻轻事业，喜欢婴儿和儿童，儿时喜欢玩娃娃等。生理男性的证据则包括：喜欢活动量大的游戏和玩具，自信，想干事业，认为事业比家庭、做父母重要等。（Tripp, 175）作这种划分的人们并不一定持有孰优孰劣的观点，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二者只是角色不同，价值是相同的；另一些人则为两性的不同气质赋予了或高或低的价值。
这场关于两性气质的旷日持久的论争在哲学层面集中在以下几对概念上：第一是关于感情与理性的区分 (亦有浪漫与理智的概括方法)。在感情与理性的问题上，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女人天生富于感情，缺乏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奥托.威林杰的著作《性与性格》颇有代表性，他说：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佐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他首先将女人等同于肉体，继而又将其等同于无意识的性欲；最后等同于消极被动的兽欲。(转引自格里尔，第102，107页) 英国政治家切斯特菲尔德曾说：“女人只是长大的孩子；她们有着娱人的口舌，有时显得机灵，但却没有实在的理性或理智……事实上她们只有两种情感：虚荣和爱情。”(转引自海斯，第226页)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3)
在女性运动内部，有些人比较强调理性，例如穆勒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另一些人如福勒 (Margaret Fuller) 则更强调浪漫。然而，极少有人能够对感情-理性这一划分本身提出挑战。直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出现后，这一状况才有改变。女性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和浪漫文化已经成为加强性等级分层秩序的文化工具，其中包括色情主义 (eroticism)，女性的性的私人化和美人理想对女性的压抑。(Pearsall, 110)
第二是关于自然 (nature) 和文化 (culture) 的性别归属。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理由有：女人的肉体看去更接近自然；女人的社会角色更接近自然；女人的心理更接近自然。不同意这种划分的人们则反驳说：女人并不比男人更接近于自然，男女两性都是有意识的，也都会死去，没有什么现实的证据表明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接近自然，或更远离自然。
第三是关于哺育性的问题。人们容易把哺育性同女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活动，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养育的特性，并使她们更乐意从事养育性职业，如护士、保育员等。但也有人提出，虽然生育的功能把男女两性分开了，但是这个因素对于两性从事职业的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在西方社会中，医学主要是男人的事业，但是在前苏联，它主要是女人的事业；在欧洲，农业主要是男人的事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却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尽管如此，人们注意到，有些差别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例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女性较多地照顾孩子；以及男性的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现象等。
第四是关于攻击性问题。人们总是把攻击性与男性联系在一起，把柔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衡量男人时，所用的标准是强壮、粗犷、能干、自信；当衡量女人时，所用的标准则是娇小、细致、软弱、体贴、美丽、优雅等。还有社会生物学家试图从进化论角度来解释男性的攻击性，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什么多数动物的雄性比雌性身体大、较有攻击性？这是雄性动物为了获得与雌性交配的特权而在自己性别中开展竞争的结果。雄性搏斗，雌性选择。攻击性适合于雄性的竞争，所以攻击性是性交选择的产物。(海德，第69页)
第五是关于公众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在女性主义对现存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有一种被她们称为“领域划分”意识形态 (‘separate spheres’ ideology)，主要是指把人类活动的领域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公众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公众领域是男人的活动领域；而私人领域才是女人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女性主义认为，“领域划分”这一意识形态贬低了私人领域的价值；私人领域不仅是性政治和性压制的基本领域，而且对公众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分析认为，由于挣钱工作与家庭的分离，强化了男人是家庭供养人的观念。人们大都认为，女人与生俱来的位置是在家里，是以家庭这个私人世界为其主要活动领域的；而男人则以工作和政治这些公众世界为主。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谚语：男人为土地而生，女人为炉灶而生；男人为剑而生，女人为针而生；男人用头脑，女人用心灵；男人发命令女人服从；除此之外的一切只会扰乱人心。(Bryson, 51)
无论是强调两性相同还是强调两性相异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在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情、文化与自然、公众与私人这些划分中，男性总是自然而然地被划在好的一方，女性则被划在坏的一方。强调相同的一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精神、理性、文化、公众领域同男性拥有相同的能力，或者说可以同男性做得一样好；而强调相异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不仅同男性的那些特征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更有价值。
中国文化首创出阴与阳的概念，并传到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一划分是遍及所有的文化、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本身的。班昭所作《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中国人对于男女两性特征尤其是智力方面特征的概括带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其底蕴是阴阳调和，阴阳互补。例如，中国学者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智商基本相同。他们将两性智能特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认知方式看，女性的味觉、触觉、听觉等比男性敏感，女性的阅读能力强，注意力集中，靠书本和课堂听讲获取知识能力强，但由于女性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对差一些。第二，从记忆方式看，不论机械记忆还是理解记忆，不论在哪个年龄阶段，女性均优于男性。第三，从思维方式看，女性感情较细腻，形象思维好，言语表达流畅，只是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比男性差，抽象思维能力较差一些。第四，从运用知识的能力看，女性较男性强，具有丰富的联想力，模仿能力很强，因此接受新鲜事物较快，但是灵活性和实际能力不如男子。第五，从发掘问题能力看，女性较男性观察力强。第六，智力分布较均衡，成绩最好与最差的两端，男生所占的比例超过女生；而成绩中等的女生居多；平均成绩男女并无明显差别。第七，从女性的大脑发育看，女性的大脑皮层比男子的更厚一些，这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它有力地证明，“女人的智力不如男子”的传统观点是不科学的，应当予以摈弃。(况世英等，1988；徐南，1991年)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4)
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工业社会中，依赖体力的工作越来越少，需要智力和技术的工作越来越多，只要女性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她们在智力和技术上就没有理由比男子差。因此，过分强调两性角色分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和人类进步有害。
3、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对性别气质的传统看法已经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力量，它甚至会影响到人们对精神健康的评价标准。一个以精神病医生为调查对象的调查表明，他们头脑中精神健康的标准因性别而不同：他们对健康、成熟的成年男子的描述与对精神健康的成年人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其中包括独立性、冒险意识和自我肯定等；而他们对精神健康的成年女子的描述却包括温顺、依赖、易于为小事激动等。由此可见，传统的男子气质被医生看作是心理健康的规范和标准，这就使女性受到双重约束：一方面，如果她们打算做个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就很可能被戴上不正常的帽子 (有男子气的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她们用传统文化对健康成熟女子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举止，必然会感到忧郁，不满足和受到多种精神困扰。(雷泽蒂等，1993年)因此，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激烈批判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规范化，认为这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手段。她们对弗洛伊德“阴茎忌妒”论的抨击特别激烈：阴茎忌妒理论认为，女性胆敢追求生理上达不到的境界，是女性受罪的根源，谁若渴望过一种较少羞辱和约束的生活，谁就会立即被说成是不自然的，是遗传身分的变异。一个女人想反抗“女人味”即女性的气质、地位和角色，便会被看作近于精神病，因为正如“生理就是命运”一样，女人味就是她的命运。(转引自王政，1993年)一个轰动西方的、对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具有颠覆性的发现是玛格丽特·米德 (M.Mead) 对三个原始部落中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性角色的考察。她发现，虽然这三个原始部落座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其性角色规范却完全不同，尤其有趣的是，这三种规范又全都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性角色规范。其中第一个部落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模式都像西方文化中对女人的行为规范要求一样，即一种柔和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眼中是“女性的”和“母性的”；第二个部落中，男女都如西方男性的行为方式，即一种残忍的富于攻击性的行为方式，脾气暴烈，敢作敢为，在性生活上积极主动，“具有男子气概”；第三个部落中，男人的行为就像西方文化中女人的传统行为方式——敏捷，负责购物，所负责任较女人为小，并在感情上依附于女人；而女人却个个精力充沛，善于经营，而且不事奢华，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管理者。(米德，第2页) 米德以她对原始部族的研究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鲜的证据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她的重要发现表明：世界上各个社会都有性别分工；这种分工的原因并非仅仅源于女性的生理功能；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因而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自然秩序”。尽管许多文化中都盛行男主外女主内，但的确也有男主内女主外的文化。米德的发现可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证据。
波伏瓦的观点也接近于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有一次，当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女人天生比男人爱和平，女人是生命的孕育者，男人是天生的破坏者”这种说法时，波伏瓦说：“那真是荒唐，因为女人应当从人而不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来争取和平。这种论辩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说女人们是母亲，男人们就是父亲。……总之，不管人们如何假借女性气质或女性本能的名义鼓励女性为争取和平奋斗，女性应永远丢弃这种‘女性’论证。这纯粹是男人的诡计，要使女性地位降低到只具生殖能力而已。其实女人只要有了权力，其行为就与男人无异，绝无例外。你看甘地夫人、梅厄夫人、撒切尔夫人及其他，她们当然不会突然变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波伏瓦，牧原编，第267页)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激烈批评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它的主要论点在于，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作法，不赞成把女性特征绝对地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它反对西方哲学中将一切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听上去离现实最远也最难懂，但它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它使我们跳出以往的一切论争，并且为我们理解性别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天地。
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女性运动把反对小学教材中有歪曲女性形象的内容提上了日程，因为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关于女性的错误的刻板印象。但是，像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员会“改变方案”组那样有系统、有组织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所谓“改变方案”就是改变对女性态度方案。“改变方案”的发起人是位教育心理学家。她认为应该从尚未形成男女不同概念的幼儿开始进行教育。在里斯本，她们选了五所小学作为试点。她们制定了一份调查表格，让每个学生填写，从而了解孩子们在男女观念方面的状况，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如女孩子天性就是胆小怕事、羞羞答答的；男孩子是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女孩子生来爱美，要注意梳妆打扮；男孩子注意的是知识、爱好学问；女孩子应该玩娃娃、过家家；男孩子才玩汽车、玩动脑筋的游戏；女孩子长大以后要带孩子、管家务、依靠丈夫；男孩子将来才是在外面挣大钱、干大事的；在家里妈妈总是比爸爸忙，妈妈做饭，爸爸读报，妈妈打毛衣，爸爸看电视，因为家务活是妈妈的本职等等。“改变方案”就是要改变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从幼年时代起，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新的观念：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区别之外，不论在学校里、家庭生活中和将来在社会上就业都没有理由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所谓男性职业、女性职业都是人为的。在家庭中家务由女性承担并非天经地义。教育女孩子要泼辣大胆些，不要自卑，而男孩子应该温柔细致些。教育女孩子要胸怀大志，树立男孩子能干的自己也一定能干的雄心。教育男女孩子自幼要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而这种尊重绝不是停留在表面上那种“女士先行”的形式上的尊重，而是实实在在地尊重女孩子的人格，承认她们的才干，平等地对待她们。(陆颂和，1986年)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5)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传媒却在讨论女性的“男性化”问题。这一讨论同上述西方女性主义者涉及的是同一问题，但方向完全相反——西方女性主义的努力方向是试图模糊性别区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国的传媒却希望将被弄模糊的性别差异重新加强，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
中国传媒提醒人们注意女性解放中蕴含的一种“危险”，即漠视女性特征的危险。有一
位记者举例说，他参加过一次“中国新时期女性电影研讨会”，落座前排的女导演个个状如铁塔，声如洪钟；而坐在后排的男性评论家、理论家们倒是纤眉细指，低声低语。这种强烈的反差令他感到痛苦。这位观察者援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旨在说明女性丧失其性别特征是一种“异化”。他还断言：女性与生俱来的温柔、慈悲、耐心、细致等特长不会随着社会政治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马凡，1988年)
的确，我国从五十年代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以来，“男女不分”成为时尚，它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一时尚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仅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已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别意识在沉寂几十年之后重新浮现出来。最明显的表现是，女性开始重新注重衣着化妆，表现“女性特征”的意识一旦苏醒，立即变得十分炽烈。女性意识的复苏还表现在大量的影视作品中。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过程中，又有人矫枉过正，表述了一种近似本质主义的思想：由于女性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养育者，因而对生命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现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常常使人忘记了“人是生物”这一点，而生物离开生物性活动，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如果男性文化将使生命变成机械并使其遭到毁灭，女性就必须履行自己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的职能，发挥母性和女性独特的社会作用。这类思想的本质主义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它假定由于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热爱生命；可是男人也为生命贡献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创造者，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呢？其次，它假定男性文化“将生命变成机械”，女性文化强调人的“生物性”，这是缺乏证据的。此类说法同西方有人将男性同“文化”联系在一起、将女性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辙，而这种划分是本质主义的。
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念深入到社会意识中，有时甚至以科学知识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前所述，人们在分析男女两性特质上的差异时都相信：女性逻辑思维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其实它却存在着极大的疑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念，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宁说，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而把它当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质主义的。
中国的传统性别观念与西方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人往往把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斗争的关系，而中国人则长期以来把男女关系视为协调互补的关系。阴阳调和、阴阳互补这些观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这并不能使中国人摆脱本质主义的立场，即把某些特征归为“男性气质”；把另一些特征归为“女性气质”；而且认为这些气质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对于上述文化理念来说是颇具颠覆性的，因为它根本否认所谓男性与女性的截然两分。对于深信阴阳两分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立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难接受。这倒颇像法国和英国革命史上的区别：法国压迫愈烈，反抗愈烈，双方势不两立，结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国温和舒缓，双方不断妥协退让，结果是和平的“光荣革命”，保留帝制。在两性平等的进程中，西方女性主义激昂亢奋，声色俱厉，轰轰烈烈，富含对立仇视情绪；而中国女性运动却温和舒缓，心平气和，柔中有刚，一派和谐互补气氛。但是在我看来，也正因为如此，若要中国人放弃本质主义的观念，恐怕比西方更加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
4、如何看待两性刻板印象
两性的刻板印象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现实的存在呢？
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完全是由文化和社会建构起来的。即使男女两性确实存在如刻板印象中所说的那些差异，这差异也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男女两性的解剖生理差异造成的。即使是生理性别也不纯属于生理领域。由于性别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因此，政治、社会和道德都会对肉体发生影响。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6)
在自然（nature）还是养育（nurture）、先天还是后天的问题上，可以肯定地说，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形成过程中，养育的作用比自然的作用更重要；后天的因素比先天的因素更重要。正如第一代女性主义理论家穆勒所说：关于女性神经敏感、不适合于家庭生活以外之事，爱动，易变，不能坚持，易受影响，因此不适合做高级严肃的事务。这是精神活力的浪费，如果把它引到一个具体目标，这种状态就会终止。所谓女性的旗帜全是教养的结果，“一如自从‘发歇斯底里’和晕厥已不再时髦，我们就看到它们几乎绝
迹了”。（穆勒，第312页）
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可以作出下列理论解释：
第一种是认知理论：从小灌输的信息和参照体系形成了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二种是社会角色理论：社会环境强化了性别信念。人们一般期望社会劳动者要积极活跃，而持家者应当富于交际性。这一期望要求符合规范的行为，因此公司雇员工作努力，持家者则富于团队精神。行为者本人和周围的人都促进符合规范的行为。男性不成比例地成为雇员，女性不成比例地成为家庭主妇。因此男性看上去更有力量，女性看上去更善于交际。
第三种是社会认同理论，它强调动机因素。刻板印象可以是一个群体的认知过程，而不仅发生在个人的头脑中。每个人都要在积极的群体中获得正面的身份认同。
第四种是权力的观点，强调社会结构因素，认为个人与群体是有意保持性别刻板印象的，以便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压低其他群体的地位。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区分是维持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别秩序）。性别刻板印象的直接后果是：限制知识的探索，误以为某种性别就是某种样子的；限制有独立目标的行为，要求按照规范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对“女性气质”的焦虑像男性对“男性气质”的焦虑一样久远。这种焦虑就是来自遵从性别气质规范的压力。
人相信性别有差异，赞同许多刻板印象的性别差异，并且认为全社会都是这样看的。人按照他人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期望来行动，人规范自己的行为以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自我建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按照性别的刻板印象来做事情。
女性对男性化感到恐惧，冷峻、富于攻击性、有野心、忽视孩子、高智商的女性被视为不够“女性”的女人。男性对女性化同样感到恐惧，怕人说自己有“女人气”“娘娘腔”。 女性把自己的男性气质、男性技巧掩盖起来。她们在同男技工一起工作时，把一些高明的建议假装成是“幸运的猜测”，以掩饰自己是个很懂行的人。
男人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人际关系互动支持结构和相互依赖链，所有的社会都如此。男人在男权制系统中保有权力，同时也伴有痛苦的矛盾：他们必须压抑情感，变得异化和孤独。女性运动增加了男性的痛苦，但是有望将男性权力与男性的痛苦一起消灭。
总之，在对性别刻板印象的遵从的过程中，性别刻板印象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固定，越来越不容“越轨”，它最终建立起一种性别的秩序，限制了人的自由。
在21世纪，性别刻板印象已经越来越过时。在女性普遍就业的今天，很难说在女性的生活和性格中的女性气质是否多于男性气质。许多女性家内、家外、家庭、事业都很出色、成功。互联网上没有年龄，没有种族，没有性别，没有健康疾病，没有强弱之分，只有精神和心灵。性别刻板印象已经无从谈起。在新的时代，性别刻板印象已经式微，一个性别气质上的多元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三、关于性问题的论争(1)
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西方性观念变化巨大的一个世纪，而在中国这个变化发生于20年前。西方从维多利亚时代要遮盖钢琴腿以免引起下流联想，到在海滩上可以暴露腿、胸和臀，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改变了对男女两性的看法，对性的看法。
美国性学家盖格农认为：性学时代是从1890年开始的，其间性研究者和活跃分子试图将性导入“科学”领域。最大规模的几次性学调查是：金西，12000例，1948-1953年；海特，
15000例，1972-1986年；英国，20000例，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0000例。
60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话语的题目；到了80年代，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论争的题目，又是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因素。性问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与家庭有关的性；性行为本身；性与母性；生育控制；堕胎与生育权利；性作为商品——卖淫业与色情业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有关性的问题地位尤其特殊，因为性是女性研究的一个主要自变量。
1、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分歧
女性主义者在性问题上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弗里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认为，只要女性获得了社会平等，性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格里尔尽管不反对异性爱，但却要求解放了的女性不要结婚；费尔斯通则号召“在每间卧室中进行革命”；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把性解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既要争取两性平等，又要争取性倾向选择的自由，她们争取女性解放的根本动机是性解放，并认为只有通过完全摆脱异性恋才能实现女性的性解放。
虽然女性主义者在性的问题上观点各异，但是概括起来，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两个阵营——激进派阵营和自由派阵营。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内部出现了关于性问题的激烈论争，这一论争使得两个阵营渐趋成型。激进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否定，被称为否定性的一派（anti-sex）；自由派倾向于对性的基本肯定，被称为肯定性的一派（pro-sex）。它们的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女性运动与性自由的关系；另一个是女性运动内部差异所具有的含意。
性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内部最富争议性的问题。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认为，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力影响到他们与女性的性关系；女人在性的权利和权力上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双重标准的问题普遍存在。女性运动向传统的性观念提出挑战。传统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一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分和尊严。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女性运动最常提到的一个要求是，“男人不应当把女人当作仅仅是一个性对象 (sex object)”。女性主义向男性压迫与女性屈从的秩序挑战：过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种”，女人则应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拥有土地和财产一样，也拥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宫的产品。
激进女性主义的性观点认为：异性恋性关系一般具有性客体化特征（男性是主体和主人；女性是客体和奴隶），它导致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女性主义应当拒绝任何导致或将男性性暴力“正规化”的性实践。作为女性主义，我们应当通过发展我们自己的性的优先权来控制女性的性，它与男性的性不同——更关注亲密关系，较少表演性。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充分自愿的、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有感情卷入，不扮演两极角色。（Jaggar, et al., 314）
激进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农和德沃金（MacKinnon and Dworkin）。她们两个人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激烈反对两性性关系的场合，因此有人创造出一个带有讽刺的称呼“麦德分子（MacDworkinites）”。在某种程度上，激进女性主义的性观点已经被妖魔化了。
女性主义关于性机制是如何导致压迫的问题有大量的探讨。麦金农有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说法，她说：“做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语-动词-宾语。”(Mackinnon, 124) 在她看来，这就是女人最现实的状况，这就是这个社会中在性别问题上的最后真理。性别就是女人的性的客体化 (sexual objectification) 的结果。换言之，所谓性别身分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强加在女性身上。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两性的差别成为令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借口。“这种差异就像戴在统治铁拳上的一双天鹅绒的手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差异是毫无价值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无论这一差异被承认还是被否认；无论差异的性质被褒扬还是被贬抑；无论女人因此被惩罚还是被保护。”(Mackinnon, 219)
按照麦金农的观点，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操人者和被操者 (fuckors and fuckees)。当然，在她看来，这一划分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为一群人长了男性生殖器，也并非因为女人要生育，这一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性别认同的规范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而不是由两性生理的差异自然形成的。总之，她对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性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三、关于性问题的论争(2)
在性问题的两大阵营中，激进派还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侣之间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男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制售业，男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 (S/M)，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 (butch/femme) 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性主张包括：异性恋及其他一些性实践中存在压抑、父权制资产阶级的性规范压抑了每个人的性欲望和性快乐。通过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为了使多数派保持“纯洁”，受到控制。女性主义应当拒绝所有的理论分析、法律限制或道德评判，因为它们将性少数派污名化，从而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作为女性主义我们应当通过要求实践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的性行为的权利来控制女性的性。理想的性关系是发生在完全自愿、平等的伴侣之间的。他们通过协商使用任何他们选择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得双方的性快乐和性满足。（Jaggar, et al., 315）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正确和不正确的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Masters and Johnson) 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更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 (pro-sex) 和反对性 (anti-sex) 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 (阳刚阴柔) 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与服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理论，它主张，女性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力，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了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
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性被允许与生殖和婚姻家庭关系保持更远的距离。在性追求和性快乐的追求中也容纳了更多一般被归属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亲密、社区和性平等。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类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动，人不仅喜欢性活动，而且将其变为宗教仪式，变为一种持续的体育运动，甚至是一种职业。除生育外，性还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表达正面的情感：爱、亲密、兴奋和快乐；也可以表达负面的情感：统治、攻击、愤怒、仇恨和羞辱。（Barash, et al., 37）性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紧密、最亲热的方式。
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 (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忽略了的问题。伍德胡尔 (Victoria Woodhull) 也曾公开主张女性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与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可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情人。”(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560页) 在60年代的女性运动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作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有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 (panic sex)，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一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ecstasy)。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 (aesthetics of 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性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女性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是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 61)
三、关于性问题的论争(3)
社会上一向存在着性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就是在性方面对男女两性有不同的要求，适用不同的道德伦理标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性平等就是女性享有像男性那样的性自由；激进女性主义则认为，性平等就是女性自己定义“性自由”，不为男性服务，不要像男人所拥有的那种性自由。
总之，在女性主义内部对性持基本肯定态度的自由派和对性持基本否定态度的激进派之
间，一派强调女性的性的屈从性；另一派强调性的快乐。这种分歧还导致了下列问题上的论争：淫秽品问题，美与身体的问题，卖淫问题，虐恋问题以及暴力问题。这些论争全都与性有关。
2、女性主义的关注点
女性主义理论家罗宾认为，性的权力体系不能被归结为性别体系。它与性别问题有交叉，但是性与性别是两个领域。
女性主义对性的关注集中在以下领域和问题上：
一是探索女性的性的真正形式，更符合女性身体的欲望的性话语。
二是将某些女性的性方式理解为对男性统治的抵抗，或反对异性恋霸权的激进的越轨行动。
三是将某些性形式理解成对女性的社会压迫，对女性的暴力的潜在和系统的方式。
四是将性概念扩展到一种包括但不限于生殖器中心的活动。
五是将性理解为社会建构的、具有性别、种族、阶级和生殖实践的社会分层的意义，提出主观能动性，抵抗与权力问题。
六是将性建构成一个准独立的社会领域，允许他种解释、规范和价值的探索。
七是搞清性身份及与其相关的性别形成的概念。（Jaggar, et al., 308）
在与性有关的具体实践和问题当中，女性主义讨论和关注过下列问题：
首先，关于女性性欲的问题。女性的性欲是与男性完全一样的吗？如果有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对于理解女性以至对于理解人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法国学者伊丽加莱是女性主义中最早关注女性性欲问题的学者之一，她说，女性性欲的特殊性还从未被承认过。两性的性都是从阴茎中心主义的角度被理解的，专横傲慢的，仅仅追求性高潮的。而女性的性欲是多重的，非中心的，弥散的。女人有多种性器官，因此有多重性快感，不仅仅是单一的性高潮。（Jaggar, et al., 323）她的意思是，女性的性欲不象男性那么单一，仅仅集中在生殖器官，仅仅关注于性高潮。女性除生殖器官外的其他身体器官也能感受到快乐；除了性高潮之外，还有非高潮类的快乐感觉。
伊丽加莱批判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学，认为他们否定了女性的性差异，压抑了我们的性。由于女性的性总是用男性作为参照物，因此在“男性气质”的阴蒂主动性与“女性气质”的阴道被动性的对立上，弗洛伊德及其他许多人总把不属于阴道被动性这个行为模式的性活动视为阶段性的活动、不成熟的行为或异类，有此类行为的女性不属于性方面“正常”的女性。阴蒂快感不存在阉割情结，而阴道是因为放置阴茎才有价值，被禁的手必须去寻找一个能够带来快乐的替代品。（Jackson, et al., 79）女性主义的性观念主张为被禁止、被贬低、被病理化的阴蒂快感正名，承认女性性欲的特殊性，还女性性欲的一个“清白”，给女性性欲一个合法的地位。
第二，两性关系对性行为的影响。人类学调查表明，男女的角色越是格格不入、势不两立，性就越是成为一种困扰，越是被说得“肮脏不堪”（面纱），故作正经的或清教徒式的过分的性压抑以及如今以色情作品大肆泛滥为特征的性反抗，表现的同样都是那种性迷恋或性反感。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对亲密的性行为的基本需求被异化了，暴力也因此酿成。（弗里丹，2000年，第361-362页）女性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女性能够享受到性自由。但是与次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女性能够从性别主义之下获得自由。
豪威（W. Hollway）将性话语中的性别差异概括为下列三类：
第一类是男性性动力话语。此类话语旨在说明，男性的性是直接由生理冲动造成的，其功能是保证物种的繁衍。而女性的性动力却极其微弱，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类是享有与占有话语。此类话语将女性划分为妻子与情人，处女与妓女，玛丽亚与夏娃。家庭光荣的维护在于女性完全屈从于男性的控制。
第三类是宽容话语。在此类话语中，一夫一妻的原则受到挑战。它主张，性是自然的，不应被压抑。它只考虑冲动和欲望，不考虑人际关系。一夜情就是此类性话语在人们行为中的典型表现。传统男女两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并未消失，女性尚不习惯完全没有感情投入和责任感的与陌生人的性，而男人早就喜欢这种性活动。（Jackson, et al., 110）
第三，还有一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即异性恋霸权问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公开提出应当反对异性恋，认为它是男性压迫女性的机制；也有人不是绝对反对异性恋，而仅仅反对异性恋的霸权地位。这两种立场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异性恋视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机制；而后者则把异性恋当作多种性方式当中的一种。
三、关于性问题的论争(4)
异性恋作为一个物质和历史实践的类别变成一个表演性的类别。通过引进性的可转变的行为、快感和幻想的场面，以及与无定型的外表相关联的新的色情语言，它能够被同性恋关系制造出来，传播社会特权和等级的清楚意识，反之亦然。（Jaggar, et al., 317）
挑战人类性行为的各种形式的统治结构的斗争往往具有政治性。这些斗争无论被称为变态还是反常，受到社会与技术变迁的影响，这些变迁使质疑性别与性关系成为可能。规则、
政策和控制的新形式不断涌现，有些属于新的“正规化”范畴。规范话机制常常在旧机制将退未退时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势力大回潮中，规范性别与性的国家政策与公共政策表现为：大力提倡异性恋，从国家政策角度强化歧视，国家将艾滋病说成是同性恋疾病，法律不承认长期的同性恋伴侣关系。家庭政策不承认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强奸案的处理中使女性成为受审者等。以致有一种观点认为，60-70年代的性革命失败了，原因是：第一，换偶活动、性聚会、随意性交等，不仅从威胁健康的角度，而且从反淫秽力量（宗教右派加女性主义）方面，遭到强烈反弹。第二，离婚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性革命提高了离婚率）。第三，反对对配偶和子女的虐待（其中包括性虐待）。
第四，围绕虐恋问题上的论争。有一批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虐恋活动，认为此类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和暴力因素是男权制压迫女性在性领域的典型表现。她们在抨击男权制的两性关系时常常不成比例地使用虐恋的符号、道具和传媒形象，把它当作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性虐待的典型。例如激进女性主义者杰弗瑞斯（Sheila Jeffreys）就公开抨击虐恋活动，认为它是男性气质的尤其是男同性恋的性实践。她认为女性主义应当质疑快乐，并避免对权力和不平等的性感化。（Jackson, et al., 238）
女性主义对虐恋的忧虑来自以下问题：受虐（否定个人权利）和施虐（享有无限权力）都是来自男权制原则的东西。虐恋中的施虐者与现实中的施虐者不好区分。弗洛伊德曾将施虐倾向归入男性气质，将受虐倾向归入女性气质。社会现实中的施虐与受虐同性的施虐受虐也不一定就完全没有相互重叠的情况发生。
虐恋的特点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结构上；说是自愿，实际上有强迫性；相互依赖；有权无权双方可以对换位置。
对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来说，关于女性是否天生有受虐倾向的问题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如果女性的受虐倾向是天生的，那么男性统治的社会结构就有了心理学的基础。女性主义认为，虐待狂是仇视女性的男权文化的必然表现，是利用女性内心最深处的性欲来强化男性的统治，使这一统治看上去是自然的。
一位心理学者为虐恋做了如下的定义：“所有那些包含把统治与服从关系色情化的性实践。”常常被引述的一位有受虐倾向的女性的故事是这样的：从6岁起，她的性幻想中就有盖世太堡型的人物，他们强迫她很痛苦地裸露身体，使她受窘，羞辱她，伤害她的肢体，高高在上地统治她。她一直觉得自己不正常，是变态，直到她听到统计资料说，有25%的女性有过被强奸想像，就像《飘》里面的白瑞德对郝斯嘉所做过的婚内强奸那样，她才改变了对自己的严酷看法。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认为，粗暴地对待女性，似乎能够增加男性的魅力。(Bartky, 46)如果所有的女性都有的天生的受虐倾向，那么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虐待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女性主义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
使女性的受虐倾向问题大大复杂化起来的是有一大批女性并不否认自己对虐恋活动的喜爱。与反对虐恋的态度针锋相对的是，美国西海岸女同性恋组织（West Coast Lesbian Group）成立了一个虐恋组织萨莫瓦（Samois），这个名字借用了在虐恋经典文学作品《O的故事》一书中出现的一个地点的名字。这一组织的成立令女性主义者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这个组织是专为有虐恋倾向的女性而成立的，并自诩为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的组织。它的宗旨是，积极鼓励那些有虐恋倾向的女性，让她们不必为此害羞，应当对自己的想像持完全接受的态度，接受这类想像所带来的性满足。它认为，这种以双方协商为前提的相互给予的快乐是自由和解放的表现；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性道德的挑战；是一种典型的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活动；是用人的整个身体的每一根神经去体会人的热情和欲望。
Samois的主要理论家是罗宾 (G. Rubin)，她是一位人类学家。她批评美国全国女性组织 (NOW) 站在了性自由和性越轨者 (sexual nonconformists) 的公民权的对立面，因为这个组织对虐恋、跨代性关系、色情品和公开场所的性表现持否定态度。罗宾将虐恋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性自由，理由如下：寻求性快乐和性自由属于基本人权范畴；女性主义对虐恋的批评则属于性压抑的范畴，是把性神秘化，是压制人的性实践；反对性自由会威胁到女性运动的前途。在虐恋活动与女性主义原则的冲突问题上，关键的问题是虐恋中的假暴力关系与现实生活中的真暴力关系的区别。
虐恋有个人和社会、政治两个方面，形成一个个人和性与社会政治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存在着对虐恋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都对虐恋关系加以肯定；第二种是仅仅从社会方面否定，但是允许个人的虐恋倾向和虐恋活动；第三种是不仅从个人角度允许虐恋活动，而且认为它根本不关政治的事，只是个人快乐的一种方式而已。
三、关于性问题的论争(5)
1994年11月28日，纽约某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在1974年是自由的性；1984年是安全的性；1994年是暴戾的性——虐恋文化进入主流文化。”1990年代被成为“虐恋高潮（繁荣）期”（sm boom）。由此评价可见虐恋活动的巨大影响。女性主义决不可能也并没有忽略虐恋这个从女性主义角度观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
第五，在性的问题上，女性主义关注的还有男性对于女性的性的刻板印象，比如认为亚洲的女人都是驯顺的；黑种女人都是淫荡和性关系混乱的等等。此类刻板印象是对现实的歪曲，也是对当事人自由选择权利的限制。因此，女性主义反对使用此类刻板印象来描述女性的性活动与性特征。
四、关于淫秽色情品问题的论争(1)
1、围绕淫秽色情品的论争史
在西方，围绕着淫秽色情品与检查制度的争论有很长的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的净化社会和愚民运动，是从女王明令禁止出版淫秽书籍开始的，一开始还只是没收或销毁色情书，后来殃及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就连莎士比亚、密尔顿、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审查，甚至连圣经中与性有关的章节也遭到删节。
在17世纪的英国，没有宗教主题的淫秽色情品是不被禁止的；当18世纪反淫秽法通过以后，没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审查了。在1868年，由英国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项裁决中，曾为淫秽色情品下过一个定义，即要看被指控为淫秽的东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蚀那些心里准备接受这种不道德影响的人，或是否有意让这类出版物落入他们手中。美国也立法禁止淫秽色情品的进口。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关曾禁止巴尔扎克和伏尔泰等人的作品进口。
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对希克林定义提出质疑，并根据《尤利西斯》一书出版案，提出了一个淫秽色情品的新定义：用当代社会的标准衡量，如果这个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的主题是唤起一般人对淫欲的兴趣，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社会意义。换言之，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是否淫秽的标准有三个：首先，制约整个作品的主题必须是淫秽的；第二，它必须是冒犯了社会共同的准则的；第三，它必须被判定为完全没有社会价值。(拉里亚等，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