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作 者：师永刚 詹涓
书籍简介
这个现代闻名于世的叛逆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崇拜者俱乐部。即使在他去世38年后的今天，还为每次反对运动尽力尽责，没有哪个反战工集会上没有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没有哪能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上没有切·格瓦拉的旗帜。切·格瓦拉身上浓重的宗教色彩正在使其成为各种理想主义的代表。
这位20世纪最后的征人，甚至影响到了中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知道自己被这位硬汉征服了。这本书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秘密的传奇。
序章
20世纪的悲伤浪漫英雄(1)
1967年10月9日，在近代革命史上，乃是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近代最伟大的传奇革命英雄格瓦拉壮烈而亡，死时年仅39岁。
格瓦拉最后的那几天，过得实在非常凄厉。当时他所带领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和美国联手实施高科技式坚壁清野的围剿战术下，已愈打愈少。到了10月初，只剩下16人而已，最后被围困在一处叫做“无花果村”的北面山脊。10月8日，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攻击，格瓦拉在还击时，他的卡宾枪被击中，右臂也被击中，由于失去了反击能力，只得投降被俘，时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同时被俘的还有两名他的战友。
格瓦拉被俘后，玻利维亚军方以及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罗德里古兹立即展开侦讯，但他拒绝做任何答复。而同时，他被俘的消息也立即被呈报到了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总统达伦多斯立即邀集了陆军将领和美国中情局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结论是不能让格瓦拉活着受审，否则他一定会在法庭上借机鼓吹革命。于是，立即把他处死的命令传送到了前线。10月9日下午4时许，即他被俘后整整24小时，一个士官进来，对他的手脚进行射击，当时是希望把他弄成伤重不治的模样。但很快地，他们觉得这太麻烦，干脆直接杀死。于是几个士兵进来，对他一阵射击，格瓦拉当场死亡。后来被证实，他当时一共挨了9枪，有两枪是打中致命的要害。而就在格瓦拉被射杀的同时，另外两名被俘的战友也被立即处决。
那些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射杀他之后，搭乘直升机返回首都拉巴斯，而格瓦拉的遗体则被帆布包裹，用另一架直升机送往陆军总部所在地的瓦诺果安德市，他的遗体首先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验明正身，美国中情局人员全程参与监控。当时全球主要媒体的记者都已闻风而至。于是在检验完毕后，用了很短的时间让摄影记者拍照。玻利维亚军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定没有想到，让格瓦拉的遗体被拍照，已替20世纪创造出了一个具有耶稣形象的受难英雄。
因为，格瓦拉的那张死容照片，实在太奇迹了。他躺在担架上，上身裸露，躯体瘦削无比，仿佛正对世界的不义做着最后的指控。而他长着胡须的脸孔，有着那种受难的神圣气质，脸上泛着一缕悲伤的笑容，整个神情非常有耶稣受难的相似性。这张照片被全球媒体刊登出来之后，它不但未曾达到宣告格瓦拉已死的意义，反而让他的道德形象因为他的死亡而被更加抬高。他成了现代的“被钉十字架的神人偶像”（icon of cnlified demigod）。格瓦拉的那张头戴革命扁帽的头像照片，以及那张死在床上的照片，不但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青年反抗运动时，成了每个人的图腾，甚至到了今天，他的头像都还被印在青年人的 T 恤上。格瓦拉个人的革命事业虽然戏剧性的并未完成，但只要人们的希望不死，总是会有人在他的感召下前仆后继。20世纪有太多的英雄豪杰，但像他那么纯粹、洁净、头上罩着道德光环的悲伤英雄，可谓绝无仅有。格瓦拉不朽，是因为他对世界的不义充满了悲伤，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悲伤的命运。这个长得十分英俊，出身上流世家，自己也是医生的革命家，他的人生如果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定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到老，但他却硬是抛弃了这一切，自己提枪走向全世界的穷山恶水。这是伟大的人道浪漫，要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和那个足以征服全世界的大美国对敌。他当然没有成功，但他革命的终极理想真的永远不会成功吗？
我们等着看吧！
格瓦拉是20世纪几乎再也看不到的浪漫英雄，而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乃在于他是如此的独特，以至于变成了一则几乎不可能的传奇。
格瓦拉生于1928年6月14日，他的父亲是阿根廷的著名医师，为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而他的母亲则是漂亮的社交名媛。在他还没有记忆的幼年，有一次他的母亲带着他去参加上流社会帆船俱乐部的活动，由于母亲自顾自地嬉游，任由他被疾风吹袭，这场灾难使他大病一场，并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哮喘病，但他却拒绝向这个麻烦的病屈服。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明知自己哮喘严重，但却硬是去玩那种最激烈，也最和呼吸器官挑战的美式足球活动。他自组了一个球队，运动时总是带着药以备急需。有次比赛中病情发作，而药却遗失，几乎让他丢掉了性命，仅仅由这样的故事，格瓦拉那种不向命运低头的个性，即已一览无遗。
由于出身上流社会，格瓦拉自幼生活优裕。他的父亲希望儿子继承家业，继续行医，而放任的母亲则鼓励他自行发展。于是他遂自行选择了医学的道路，后来进了阿根廷最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
而就在这习医期间，1951年他偕同年龄较长的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像美国前卫嬉皮青年一样，两度骑着摩托车和靠在公路上拦车，到南美洲五国漫游，全程12000公里。从后来出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一书中，已可看出在那个时候，他那种素朴的社会良心与人道关怀已经开始萌芽生根。
而促使格瓦拉成为革命家的最主要机缘乃是1954年。那一年他到危地马拉探索玛雅文化，就在那时，危地马拉的进步总统阿本兹为了改革社会、抵制美国的垄断剥削，决定将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收归国有。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合水果公司”的高干，遂和危国军人勾结，发动政变，轻轻松松就把阿本兹总统推翻。危地马拉的事件，使格瓦拉看到了拉丁美洲被美国主宰操纵下的悲剧。于是，追求拉丁美洲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宰割的革命思想进入了他的心意中。同一年，除了由危地马拉的事件得到启发外，当年他漫游到了墨西哥，当时在古巴搞革命而流亡的律师卡斯特罗也在墨西哥，两人在朋友的引介下，于1955年在墨西哥城的近郊首次见面。卡斯特罗找到了他革命事业的最重要伙伴，而格瓦拉则找到了他泛拉丁美洲的第一个献身国家——古巴。
20世纪的悲伤浪漫英雄(2)
于是，1956年11月，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一共82个知识分子，搭乘一艘破船“格拉玛号”，偷渡回古巴。在抢滩上岸时遇到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军队的伏击，只有12人幸存。他们召唤到一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当时的古巴正被美国严重剥削垄断，而巴蒂斯塔政权则助纣为虐，因此古巴650万人口里，有100万买不起鞋子，50万从未喝过牛奶或吃过肉，240万劳动人口中有20万人完全失业，而独裁者虽残暴但却无能，以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本不认为这些学生游击队可以成就大事，因而未介入对他们的围剿。这些因素，使得古巴革命成了一场相当幸运的革命。只不过两年的时间，这一群知识分子游击队就在圣克拉拉一役之后，势如破竹地驱逐了巴蒂斯塔。这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长驱进入哈瓦那，古巴革命成功。
古巴革命后，格瓦拉先后出任过陆军副总司令，国家银行总裁及工业发展部长。从1959年到1964年他担任古巴政府要职期间的表现，我们已可看出他的两个思考主线：
其一：他那种泛拉丁美洲，甚至泛全球的革命浪漫主义开始增强，认为古巴知识青年以意志力为基础的革命实验，应向所有被帝国主义及独裁者双重压迫的国家推展。
其二：他是个中庸社会主义者，认为古巴应摆脱依靠糖出口美国的方向，走出另外一种更加多元自主的发展道路。当时的古巴在美国的杯葛颠覆下，被迫不得不向苏联靠拢，对此他大为不满。
其后，1964年格瓦拉失势，隐居古巴西南海外的松岛，在那里专心著书。他那本对后来激进新左派曾发挥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游击战》，即在那个时候完成。在那本著作里，他认为革命家从不等待革命情势的到来，而是要去创造革命情势。他不认为城市内的共产党官僚体系或工人组织可以发挥革命的作用，而是应由纯粹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组织乡村游击队，每个游击小组是个小马达，全部加起来就会成为革命的大马达。这就是他的“革命核心点理论”。
为了推广他的理论，1965年初他曾从古巴失踪了大约半年之久。这个谜团在多年后被揭开，即他写的《非洲之爱：刚果革命斗争日记》。原本他率领了百名古巴游击战士到了刚果，要协助刚果人民摆脱殖民帝国的噩梦，但他的“非洲之爱”最后被证明本身即是个不可能成立的噩梦。他和游击队员对刚果毫无了解，只有意志和信心完全没用。刚果经验是格瓦拉浪漫主义的首度遇挫。
但刚果经验并未让格瓦拉灰心。1966年11月，他又率领一小队知识分子游击战士，化装为乌拉圭商人，进入南美的玻利维亚，而后辗转到了该国中部的大谷区和大河区。但在玻利维亚即将满一周年的时候，他们的游击战却告失败，格瓦拉亦告死亡，这段经验，他都写在《玻利维亚日记》里。这本日记忠实地把他在玻利维亚所遭遇到的艰难革命历程，做了最坦白的记录。
其实，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挫，这并不难理解。自从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即开始担心拉丁美洲能否会脱出它的掌控，而让美国利益受损。于是，美国一方面封锁古巴，另一方面则是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右翼政府加强合作，要肃清各国的反美游击活动。美国对巴拿马施加压力，在那里设置了反游击战基地，从拉美各国征得了两万多人加以集训，这个基地后来也是美国颠覆尼加拉瓜右翼政府的基地。此外，美国的特种绿贝蕾帽部队也进入拉丁美洲各国。美国部队在战场上使用遥感探测科技，格瓦拉的游击队甚至连煮饭都会被侦测到。在美国和各个右翼政府合作下，格瓦拉的游击战已形同少数人与大举动员的美国之间的战争，格瓦拉当然不可能成功。
因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革命经验有如一场梦魇。玻利维亚乃是南美洲穷国，他们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更是最穷的地方，那里瘟疫盛行，生存维艰，甚至连基本的枪械弹药都补给困难，他的游击战士愈打愈少，终于在1967年10月9日结束了他璀璨、短暂，让人感动的一生。
格瓦拉传奇英雄的地位，在他死后开始形成，正如同耶稣是在受难中成就了伟大一样。他被20世纪反抗哲学家萨特推荐为“当代最伟大的英雄”，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翼知识青年运动有如狂飙般兴起，有七个人物被列为新左派英雄，格瓦拉为七人之首。他那张头戴游击扁帽，像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的肖像，被反叛青年印在海报上，杂志里，更多的则是印在年轻人的 T 恤上。他被人膜拜，乃是他的一生在这个一切都庸俗化的时代已形同一则不可能的神话，他用这种不可能向人们的良心发出呼唤，并对世界的不公不义做出浪漫的抵抗。举世之人都像古巴人一样称他为“切”（CHE），那是亲切的“大兄”，格瓦拉大兄（CHE GUEVARA）成了他的代号。
而一生都是传奇的格瓦拉，他的革命生涯传奇，他的死亡也传奇，甚至他的遗骸也是传奇。他死亡之后，玻利维亚军方和美国中情局将他的手割下送给了卡斯特罗，但尸体本身却被草草地和其他游击队员埋到了一个秘密坟墓里。玻利维亚几经改朝换代，他的墓渐渐被遗忘，而后，1997年7月，终于找到了这个坟墓。在经过鉴定无误后，当年9月他和同埋的其他五名游击战士的骸骨被送回古巴，古巴为了安葬他们，特地在距离首都哈瓦那东南方300公里的圣克拉拉辟建纪念馆。1997年10月14日，星期二，他们的骨骸抵达该市，整个城市一片悼念的花海，数十万人都挤到了这里。1959年元旦，当时格瓦拉所率的第八纵队在一番血战后攻下圣克拉拉，他率队进城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该役之后，古巴的革命大军有如洪水决堤，不可遏抑。隔了38年，他的遗骸再度进城，这时他已是全球的受难英雄，受到的欢呼更胜过从前。而1997年，乃是格瓦拉逝世30周年，除了纪念堂外，这一年的10月，也是全球的“格瓦拉日”。在欧洲和美国,印着他相片的 T 恤和纪念品都告大卖，有好几本他的传记在出版，美国华纳电影公司推出他的传记电影，一个摇滚乐团推出新专辑，以他的肖像为封面，许多中年一辈的人则到玻利维亚他当年被杀的无花果村去朝圣，使得那个荒凉的高山小径，刹那之间成了国际观光的热点。在这个一切都商品化的时代，格瓦拉已成了一个好商品，对此，他的女儿阿莱达说得很好：“有许多投机的人都在剥削着他的形象，这当然让人觉得有点讨厌，但只要一想到青年男女们都穿着印了他照片的 T 恤，我们应当知道这对他们而言，是有某种他们相信的东西在里面，而这是件好事。”
20世纪的悲伤浪漫英雄(3)
一个传奇英雄出现后，即注定会一直传奇下去。1997年他逝世30周年的纪念高峰期过了之后，2003年巴西电影界拍了一部喜剧片，情节是格瓦拉并未死亡，他逃到了巴西的亚马逊原始雨林，在那里开了一家店，专卖印着自己肖像的 T 恤，这是“后现代式”的小聪明。许多人犬儒般地认为现在已是个“无事可为”的时代，当他们自己没有了热情，就去嘲谑一切的热情。
而最特殊的，乃是巴西另外拍的一部电影，以他早年的摩托车之旅为主轴，这部电影是2004年坎城影展的话题影片之一。这部电影2004年6月在巴西首映。
在这个一切都成了商品，甚至英雄人物也在商业中被消费的时代，格瓦拉的意义被扭曲，被改变，甚至被变成喜剧，这正如同有关耶稣的电影也可以被拍得和情色诱惑挂起钩来一样。但尽管意义可变，格瓦拉那真实的反抗意义却是不可能改变的。近年来，中南美洲几次重大革命事件，从墨西哥的“扎巴蒂斯塔农民及原住民起义”到秘鲁的国巴克游击队占据日本大使馆事件，他们所用的标志，都是格瓦拉的那张头像照片。近年来，中南美洲多位追求国家自主、反抗美国宰制的领袖，如巴西总统卢拉，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们也都是格瓦拉的信徒。由于他们追求国家的自主，当然难免遭到丑化，甚至有被颠覆掉的危险，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有了格瓦拉的呼唤，拉丁美洲尽管在美国强势宰制下前途仍然坎坷，但这条自主不屈从的路，早晚一定会被走出来的。真正的受难悲伤英雄永远不死，只要大国对小国的压迫、宰制，甚至帝国主义式的侵略不止，他就会一直存在，变成对后人的呼唤与叮咛。全球有那么多人崇拜格瓦拉，所反映的，或许即是大家心中拒绝死灭的那种对公平正义的终极向往吧！
我一向尊敬格瓦拉这样的“神人”型悲剧英雄，并深信世界的获救就在这种英雄人物的榜样行为中。在这个世界复归野蛮，大国任意凌辱弱国，而且可以炮制假证据肆意侵略的时代，难道像格瓦拉这样的人不应该更多一些吗？
第一章 那个与哮喘病作战的孩子
两个名门望族之后一见钟情，男的荒废了学业，女的抛弃了一辈子侍奉上帝的念头，毫不犹豫地结了婚。格瓦拉·林奇没有否认，妻子很有钱是他想与她结婚的原因之一。
在大萧条前，阿根廷算是一个不赖的国家，婴儿呱呱坠地时，父母还不至于为孩子的未来而担心。对于这对年轻的贵族父母：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德·拉·略萨而言，他们只需要庆祝孩子的降临，而不必担心他们未来的衣食住行。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生于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是名门望族之后。父亲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对于阿根廷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说，如此长期的定居，足以代表贵族的身份。而母亲的家族同样可以上溯到７代，在当地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声誉卓著的家族，拥有大片地产。
父亲身上流淌着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他的曾祖父帕特里克·林奇曾经一路漂泊，从英国辗转来到西班牙，最后在阿根廷落脚。在18世纪下半叶，他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他的祖先甚至还跟美国沾点关系：事实上，他的母亲安娜·林奇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而父亲罗伯托·格瓦拉同样来自美国。不过这只是出于巧合——1848年，在加州淘金热那会儿，罗伯托的父母曾去过美国，几年后才带着孩子们回到阿根廷。这个家族在阿根廷的上流社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祖先恩里克·林奇是19世纪末阿根廷寡头政治的统治者之一。不过，埃内斯托的祖母安娜·林奇显然是这个家族中的异数，她是个无神论主义者、生性崇尚自由，她是埃内斯托热爱的祖母和偶像，他最终选择了学医，也是因为她去世的缘故。
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母亲这边的先人，同样也都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直到1820年南美独立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他才告别政治舞台。塞莉亚是家中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据说，他是在被确诊得了梅毒后投海自尽的。没过多长时间，她的母亲死于黄热病。虽然成了孤儿，塞莉亚却仍然可以过着优渥的生活，一方面，这是因为她的父母留下了大量遗产，虽然是由7个孩子平均分配，但仍然可以保证每个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大姐卡门对这个小妹妹照顾有加。1928年，卡门嫁给了诗人卡耶塔诺，夫妻俩都是阿根廷共产党员。塞莉亚一直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心教会创办的法国学校里接受最正统的教育，她是虔诚的教徒，就在这个20岁的女孩打算当修女时，她遇见了格瓦拉·林奇，27岁的建筑学系学生。
两人一见钟情，男的荒废了学业，女的抛弃了一辈子侍奉上帝的念头，毫不犹豫地结了婚。格瓦拉·林奇没有否认，妻子很有钱，这是他想与她结婚的原因之一。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不断用妻子的钱投资做生意，但几乎从未成功。
1930年5月2日，两岁生日的前夕，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1928年，当埃内斯托·格瓦拉（小时候，人们都喊他小名“迪迪”）出生时，阿根廷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大批白人移民为这里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繁荣。在一战前，阿根廷的人口社会版图更像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或新西兰，而不像它的南美邻居秘鲁、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这个国家当时得到的国外投资，是墨西哥或巴西的三倍，千人拥有的铁轨长度，更是南美其他国家的三到十倍。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全球排到了第13位，比法国还要高一点。此时，阿根廷致命的弱点——工业欠缺，外债过多，出口类别极度不平衡还尚未显露出来。总而言之，埃内斯托出生时的阿根廷，是个繁荣却又有些过分轻率的国家。
埃内斯托出生的这一年，阿根廷政坛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伊利戈因第二次连任总统。伊利戈因是激进市民党的首脑，1912年，在激进市民党的支持下，政府通过了普选法，伊利戈因当选总统。伊利戈因试图限制大地主大商人的统治，为中产阶级和新兴的工人阶级摇旗呐喊，可惜始终未能获得成功。在大萧条的影响下，1930年，军方接管了统治权，20世纪拉美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它短暂的民主试验。
埃内斯托出生在罗萨里奥，可以说是纯属偶然。结婚后，他的父母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了位于阿根廷西北角的密西昂奈斯。他的父亲野心勃勃，打算在这片潮湿而炎热的地区种植200公顷的马黛茶。马黛茶实际上是一种灌木，在这里生长得格外茂盛。阿根廷人将它的叶子放到小葫芦里，浇上开水，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麦秆吸着喝，虽然味道又苦又涩，却是阿根廷人最为喜爱的一种饮料，人们甚至称它为“绿色的黄金”。父亲有一套经营哲学，在其他同行都满足于将马黛茶叶直接出售时，他却在考虑深加工的问题，想用风磨将茶叶磨碎，再把茶包装起来出售。而此时，妻子塞莉亚已经怀孕7个月，一方面为了研究购买风磨的可能性，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妻子找到一个生产的地方，夫妻俩来到了罗萨里奥。最终，购买风磨的计划泡汤，农场的生意也失败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格瓦拉·林奇的一生，就是不断投资，又不断失败的一生。可是他们的另一个计划却成功了：埃内斯托在罗萨里奥呱呱坠地，早产了一个月，但看起来还算是个健康的男孩。
孩子出生后不久，一家人就离开了密西昂奈斯地区，老爸又做上了一门新生意，成了圣依西德罗一家即将破产的造船厂的合伙人。就在这里，埃内斯托的哮喘病第一次发作。
这是1930年5月2日，还有几星期，就是他的两岁生日。据格瓦拉·林奇说，他的妻子特别喜欢游泳，经常带着孩子去圣依西德罗的航海俱乐部，然后，就把两岁大的孩子一个人丢在河岸边。父亲在他的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回忆说：
5月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
虽然父亲认为一切责任都在妻子身上，可事实上，病灶已经在埃内斯托身上潜伏。在他出生后40天，他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差点儿因此送命。可是母亲塞莉亚已经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甚至认为自己的遗传害了儿子，因为她小时候也曾得过哮喘病，这样，她后代得哮喘病的可能性会高达33%。孩子的病一直没有好转，到了1933年6月，埃内斯托几乎每天都会犯病。
五年里，这家人在阿根廷四处游走，只想为他们患病的孩子找到一块适宜的土地，至少不要再让他的哮喘病恶化。最后，他们到达了阿尔塔·格拉西亚，这是个科尔多瓦附近的小镇，海拔高度超过600米。这里空气纯净，居住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干净而稀薄的空气吸引了大量游客和肺结核病人。来到这里，孩子的病情果然大有好转。
一家人决心在这里定居。他们租下一所宽敞的别墅，母亲全心全意照顾埃内斯托，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塞利亚和玛丽亚，以及弟弟罗伯托。家中的另一个小成员胡安·马丁，在1943年出生。此时，与全世界一样，阿根廷也走进了大萧条时期，可是，这家人的生活仍然像往日那样宁静。
塞莉亚与患病的长子之间的关系，明显比其他家庭成员要更亲密。也许这是因为埃内斯托的病，母亲无法不给予比对其他孩子更多的爱。埃内斯托在母亲的膝头上认识了第一个字母，母亲的性格影响了他的一生。至于家中的顶梁柱呢？不错，格瓦拉·林奇同样是孩子们亲密的朋友，可是，他却是个疏远的父亲。有时，他会一连几小时陪儿子游泳、打高尔夫球，可是更多时候，他却完全不理不睬孩子和家人。当母亲担负起家庭教师、厨师和护士的职责时，父亲却流连于西埃勒酒店，这是小镇里专供富人享乐的地方。
由于疾病的缘故，埃内斯托没办法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他只上了两三年学，到了小学的最后两年，他只能尽力去学校。他的弟弟妹妹为他抄作业，他的老师其实是他的母亲。
国外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埃内斯托对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西班牙内战对小埃内斯托的影响，远远胜于罗斯福“新政”甚至贝隆执政，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内斯托的父亲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在这个病童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男性的角色，培养了儿子对于体育的热爱，并且使他相信，顽强的毅力可以令他战胜病痛带来的种种困难。埃内斯托的父母都热爱体育，喜欢大自然，这种爱好也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很快，父母就发现，虽然在运动时，埃内斯托表现得很吃力，可他总是能坚持到最后，在不断的游泳、登山和骑马中，孩子的病情竟然稳定了不少。
不用上学，埃内斯托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可以随意与他的小朋友们一起玩闹。孩子们是不知道阶级之分的，埃内斯托的朋友中，既有中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些是住在贫民窟的，这当中包括阿尔塔·格雷西亚高尔夫球俱乐部里的球童和饭店里的小服务生，还有些孩子的父亲，就在埃内斯托父亲开设的建筑工地上做工。他们既有像埃内斯托这样的白人，也有很多是黑人，比如在街头卖糖果的扎卡里亚斯。过去半个世纪了，扎卡里亚斯仍然记得他的这位白人朋友，在他的回忆中，“埃内斯托是个完美的孩子，没有一点他们那个阶级常见的骄横。”
犯病时，埃内斯托只能乖乖地躺在床上，这培养了他对书籍与文学的强烈兴趣。他大量阅读了那个时期孩子们必读的经典小说，像大仲马、杰克·伦敦和凡尔纳的作品，可是他也读了很多超越他年龄的著作，比如塞万提斯、阿纳托尔·法郎士、聂鲁达、奥拉西奥·基罗加和加西亚·洛尔迦的作品。父母的阅读趣味影响了孩子，父亲钟爱的是探险小说，而母亲更热爱诗歌和法国文学。
在学校里，埃内斯托只能说是表现平平，他的一位老师埃尔巴·罗西回忆说，他和他的几个妹妹一样，都非常聪明，可是读书一点也不用功。看起来，他的父母好像走向两个极点，母亲塞莉亚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可是父亲却采取了极端放任的态度。老师这样说：
我只认识他母亲。她真的非常民主，而且非常热心。她每天都来学校，每次家长会都会来参加，而且跟我说很多话。开着那辆小汽车，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时，总会有其他孩子们想要搭顺风车，她也会笑嘻嘻地把他们捎上。他父亲是个很高贵的绅士，好像总是在西埃勒酒店里消磨时间。我好像也只在西埃勒里见到过他一次，那可是我们这里最高级的酒店。他从来不跟老师讲话。
埃内斯托对政治的热衷，此时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的西班牙内战对他影响深远，不过，作为一个还不到10岁的男孩，他关心的倒不是西班牙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而是战争的走向。1939年，他在自己卧室里挂了幅西班牙地图，这样可以更方便地观察内战局势的发展。他还在自家院子里搭建了一个小型战场，有模有样地搭设了壕沟和山脉。
1937年，埃内斯托的姨父、诗人凯耶塔诺出发前往西班牙，作为阿根廷共产党员，他此行主要是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西班牙局势。姨妈卡门于是带着两个孩子去格瓦拉家小住，凯耶塔诺的所有书信和文章都被埃内斯托仔细翻检阅读。国外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埃内斯托对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
此时他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些难民先后来到科尔多瓦和阿尔塔·格雷西亚居住，离格瓦拉家最近的一户人家，是医生冈萨雷斯·阿古拉斯一家。他们家的三个孩子与埃内斯托注册的是同一所学校，整整一年时间，他们结伴一起去35公里外的学校读书。
两个家庭的友谊延续了几十年。冈萨雷斯和其他难民讲述的故事，深深激发了埃内斯托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同情。西班牙内战对小埃内斯托的影响，远远胜于罗斯福“新政”甚至贝隆执政，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政治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埃内斯托的父母也在向孩子传递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在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失败后，父亲带着刚刚11岁的儿子去参加了一个叫“行动阿根廷”的组织，并且替孩子报名参加这个组织的青年团。“行动阿根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法西斯组织，它召开会议，为反纳粹军队募集资金，同时通报同盟国的战果。格瓦拉·林奇回忆说，“每次‘行动阿根廷’组织什么活动，或者进行一次重要会议，埃内斯托都会跟着我一起去。”
“去游行，然后让这帮狗屎把我们也拉进来？绝不。如果我没有一杆枪，我就绝对不会游行。” 埃内斯托好像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
格瓦拉家永远一片混乱。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外敞开，小孩、朋友甚至素不相识的客人，不停地在他们家川流不息。他们的待客之道只有两条：第一，无论对谁都热情有加；第二，孩子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自行车和三轮脚踏车可以在屋里任何一个角落飞驰，无论什么时候到格瓦拉家，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于是，夫妻俩渐渐发现，原来觉得多得花不完的钱，现在竟然有些不够用了。父亲开始逃避责任，长期驻扎在酒店里，母亲虽然热情好客、对孩子关爱有加，却不善于料理家事，孩子们则永远缺乏约束随心所欲。当夫妻俩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这个家，就益发混乱。
到了1942年3月，埃内斯托将近14岁时，父母替他在科尔多瓦的迪安·福耐国立中学注册，按道理说，作为名门贵族之后，埃内斯托理应就读于当地的贵族学校蒙塞拉中学。可是父母却宁愿他在更加大众化的迪安·福耐中学读书。就是在这里，埃内斯托读了5年书，认识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
埃内斯托的生命展开了一个新篇章。他对体育的热衷仍然不减当年，特别爱好的运动是橄榄球，常常在科尔多瓦的草地网球俱乐部与伙伴们一起打比赛，在这所俱乐部，他还常常和人比赛游泳、打网球或者高尔夫球。他也认识了一批新朋友，与他关系最亲密的莫过于托马斯·格拉纳多和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两兄弟。与他同岁的托马斯是他少年时最好的朋友，而阿尔贝托则是他青年时期骑自行车旅行时的亲密伙伴。他们就读于同一所高中，一起品尝到初恋的苦涩滋味，共同见证了阿根廷的政治风暴。1945年10月17日，贝隆登上了阿根廷政治舞台。
由于哮喘病，再加上父母不和，从埃内斯托的成绩单来看，他在学校只能算是个表现平平的学生，至多在文科考试中偶尔冒出几次高分。以1945年他在高中的第四学年成绩来看，他在文学和哲学课上取得了高分，而数学、历史与化学刚刚及格，音乐和物理成绩则相当低。他对音乐一窍不通，这已经成为了朋友们取笑他的把柄。事实上，他完全分不清节奏和旋律，不会跳舞，也不会玩任何一种乐器。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回忆说：
埃内斯托只会跳探戈，你们都知道，即使听不出来节奏，还是能按一贯的脚步跳跳探戈。于是我们达成协议，每当探戈舞曲响起时，我就踢他一下，提醒他这支曲子可以跳。他生日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派对，他在上面大出风头，演讲棒极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埃内斯托身上也有可取之处。那天晚上，他一直在和一个印第安姑娘跳舞，她好像是个麻风病村的护士。突然，乐队奏起了波尔卡舞曲。我轻轻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拉着他的姑娘跳起了探戈。我在一边简直要笑晕过去，过了好久他才意识到我在捉弄他，他发火的样子真是有点可怕。
埃内斯托的英语成绩只能用“可怜”来形容，高中第四学年，满分10分的情况下，他平均只能拿3分。不过他的法语却很好，在母亲的启蒙下，他法语听说读写的能力都比同龄人要强，文科的成绩普遍也要优于同班同学。据他的同学回忆，他读完了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在与他的历史和文学老师讨论问题时，他们会发现这个少年想的问题非常深，也非常远。之所以其他功课乏善可陈，老师和家长认为这是因为他实在过分活跃，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体育、国际象棋和他在省高速公路局的第一份兼职上。他的父亲因此很骄傲地评价说：“在利用时间方面，埃内斯托简直是个天才。”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桩事，或许可以看出埃内斯托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他们家住的那条街，旁边便是贫民窟，穷人们住在纸板糊成的小屋里。那里有个断了腿的可怜人，他的交通工具是一个靠狗拉动的小滑轮车，人们因此都叫他“狗人”，他只能把满腔愤怒发泄在比他更可怜的狗身上。每天早上出门时，他都会用力鞭打他的几只狗，这已经成了这条街上每天上演的闹剧。有一天，当地的孩子们一边嘲笑着“狗人”，一边向他身上扔石头，埃内斯托和他的朋友们正好见到了这一幕，于是他立刻上前制止这些小孩。没想到，“狗人”非但没有感谢埃内斯托，反倒用更肮脏的语言咒骂他，在他的眼中，仿佛充满了对埃内斯托的仇恨。用他朋友德洛丽丝·马丁的话来说，“狗人”的敌人并不是那些向他身上掷石头的穷人家的孩子，而是那个试图保护他的富有的白人少年。生平第一次，埃内斯托发现，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填平富人与穷人之间那条深深的鸿沟。
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紧张变成淡漠。父亲与一个叫瑞科尔·希维娅的女人好上了，这个古巴女人长相艳丽，是当地有名的放荡女人，对于格瓦拉·林奇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风流韵事，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件事成了科尔多瓦的一桩丑闻，有趣的是，格瓦拉·林奇甚至曾经将瑞科尔带回过家，立刻遭到了孩子们和妻子的强烈抗议。这桩丑闻显然让埃内斯托相当生气，几年后，有一次他的女友“奇奇娜”不经意地提到了瑞科尔的名字，结果埃内斯托立刻大叫起来：“永远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个女人！”
父母之间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5个孩子，据他们家的朋友贝蒂回忆，“我记得埃内斯托最小的弟弟胡安·马丁出生时，我过去看他。他们住的那幢房子乱极了，给人一种贫穷而没有出路的感觉。塞莉亚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而且非常有吸引力，可是在我看来，当时她似乎已经放弃了要将丈夫拉回来的念头。”事实上，埃内斯托的父母是在1947年才正式分居的。此时，丈夫已经不着家了。1943年，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胡安·马丁在科尔多瓦出生，这个婴儿与兄长的关系非常微妙。胡安·马丁后来说：
埃内斯托既是我的大哥，也是我的父亲。他教会我走第一步路，他常常把我扛在肩膀上，他带着我玩，他就是我的父亲。
埃内斯托好像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据他的一位堂兄回忆，埃内斯托似乎开始不停地打工，谁也说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可是他总会把工资如数交给母亲，他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对于政治，他有了更多的思考，他关心阶级与贫富差距，希望有一天投身战争，只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将要为谁而战，又为什么要战斗。在埃内斯托·格瓦拉诸多版本的传记中，有一个故事反复出现。那是在1943年，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在参加一次学生反武装示威游行时，被警察局拘禁，当埃内斯托前去探监时，格拉纳多建议他和其他仍在中学读书的朋友一起，再组织一次游行。埃内斯托回答说，“去游行，然后让这帮狗屎把我们也抓进来？绝不。如果我没有一杆枪，我就绝对不会游行。”16岁的埃内斯托，虽然还不明白他的未来在哪里，可他已经发现了一个真理：永远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埃内斯托长成翩翩美少年。
1946年底，埃内斯托终于从高中毕业了。这年夏天，他在科尔多瓦公路局里工作，而他的家人此时已经离开科尔多瓦，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埃内斯托的祖母同住。不幸的是，1947年，祖母病倒了，一向与祖母最亲的埃内斯托赶去照顾她。最后，祖母还是去世了，埃内斯托做出了一个令家人惊讶的决定。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读工程学的时候，他却一个人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注册。此时的埃内斯托已经长成翩翩美少年，人们开始以他的姓氏格瓦拉来唤他。而他的父亲，人们则喊他“老格瓦拉”或“林奇”。
为了谋生，格瓦拉从事了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不要父亲的钱，却通过父亲一个朋友的关系，在市政府的物资供应局弄到了一份抄抄写写的差事。这里成了格瓦拉最常去的地方，或者在这里看他的医学书，或者编写他自己的哲学词典。在这本词典上，他既摘抄了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经典著作，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
在学校，他表现得非常用功。在图书馆或咖啡厅，他常常抱着书一看就是十来个小时。20年后，当年暗恋他的女同学蒂塔·因凡特回忆说：“听他的声音，你会发现他很热情，同时却又有些愤世嫉俗，他看似高傲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智慧。”
1950年一二月份，学校放暑假，格瓦拉骑着自行车去流浪，这次旅行，他走过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跨越了4000多公里距离。当时，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已经从药学系毕业，在科尔多瓦北部圣弗朗西斯科的麻疯病院里当药剂师。他邀请格瓦拉去那里参观，格瓦拉一下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的野心更大，决定要沿大西洋的海岸走一大圈。
这次长途旅行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他在上面装了一个意大利制造的小马达，每小时可以跑25公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来到圣安东尼奥，接着他连人带车上了一辆大卡车，到达出生地罗萨里奥。到了第三天，他的自行车后胎破了，好在碰到了辆顺风车，将他送到了科尔多瓦，总算与格拉纳多兄弟会合。兄弟俩陪他参观克里罗河瀑布时，不安分的他一定要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结果在下坡时摔了下去。他颇有哲理地总结说：“就这样，我学会了登山运动的第一条规则，上去远比下来容易得多。”
一路上，格瓦拉涉足的是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越往北走，接近印第安人居住的区域，这种感觉就越强烈，22岁的青年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要了解一个民族，不能只凭借参观天主教堂、当地的神庙、博物馆甚至是什么圣母显灵地，这些只是最表象的东西。在医院里的病人、监狱里的犯人或是忧心忡忡的路人身上，才会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真正灵魂，你应该去跟他们交朋友。
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安第斯山脚下的门多萨，当他满身污垢地出现在姑妈面前时，她差点以为面前站着的是个乞丐。3月，学校开学，他如期回到学校，重新恢复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医科学生形象。
人们都叫她“奇奇娜”。与格瓦拉一样，她也出生名门，家里马球场、游泳池、网球场这些设施一应俱全。奇奇娜的家人很不喜欢格瓦拉，他们相信这个年轻人是“共产党”。不过，这反而越发点燃起奇奇娜对格瓦拉的热爱，她决定与格瓦拉私订终身。
1950年10月，格瓦拉全家来到科尔多瓦，参加好友的婚礼。在婚礼上，格瓦拉认识了16岁的玛丽亚·德尔·费雷依拉，一个既漂亮又热情的女孩，人们都叫她“奇奇娜”。与格瓦拉一样，她也出生名门，家里马球场、游泳池、网球场这些设施一应俱全。
初次见面，奇奇娜便发现，格瓦拉与她以往认识的那群公子哥儿很不一样。首先是外表，虽然长得很英俊，可格瓦拉完全不懂得打扮自己，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夹克，裤子也很脏。可他那种大大咧咧的气质和激进的语气，对于16岁的女孩来说，却是一种独特的刺激。奇奇娜发现，她竟然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好感。
奇奇娜的家人却很不喜欢格瓦拉，他们相信这个年轻人是“共产党”。那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奇奇娜家的亲戚们正在热情赞美英国首相丘吉尔，一向不喜欢跟他们凑在一块儿的格瓦拉突然接上了话茬儿，大骂特骂丘吉尔：“这个贵族，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他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保住大英帝国，扼杀一切要独立的国家。”数年后，当格瓦拉回忆起这个小插曲时，他承认说：“这样做，一方面确实是因为我极其痛恨丘吉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奇奇娜，我希望引起她的注意，希望她能崇拜我。”可是，他已经彻底得罪了奇奇娜的家人，他们禁止她再与格瓦拉这个“野蛮人”交往。不过，这反而越发点燃起奇奇娜对格瓦拉的热爱，她决定与格瓦拉私订终身。
1950年，格瓦拉一下子通过了三门考试，还差21个学分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1951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去阿根廷的货船上打工，当护士，到过库拉索岛、特里尼达岛和多巴哥岛这些地方。可是格瓦拉意犹未尽，因为“航行15天，才能在一个肮脏的港口停留4个钟头”，无法真正踏足他所经过的城市与乡村。不过这种单调的生活也有一个好处，他可以在船上复习功课，后来回到学校时，他一口气通过了6门考试，比校方规定的速度快了一倍。
旅行的计划，在他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他仍然在与奇奇娜热恋，偷偷摸摸地与情人相会，可是，带着娇滴滴的未婚妻长途旅行？这未免太不现实了。他在筹划着一场真正属于男人的旅行，而范围，将是整个拉丁美洲。
第二章 革命时尚主义者
“我是个梦想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烦透了医院、学校、考试这些无聊透顶的事情。” 流浪的梦想早已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从小到大他的家就在不断的迁徙中。出发日期定在了1951年12月29日，在地图上，他们圈定了这样的线路：沿着南美的脊梁骨穿过整个南美洲，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
1951年春天，趁着“圣贝隆节”——10月17日，贝隆上校就任周年的纪念日，格瓦拉来到科尔多瓦，与情人奇奇娜相会后，他来到老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家里。
阿尔贝托开始向格瓦拉发牢骚，抱怨工资太低，而格瓦拉紧接着说：“我是个梦想家，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烦透了医院、学校、考试这些无聊透顶的事情。”
阿尔贝托突然问：“我们干脆去北美（南美北部）走走？”
“北美，怎么去呢？”
“不是还有这辆摩托车吗？”
格瓦拉兴奋地跳了起来，立刻就开始办护照和签证，流浪的梦想早已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从小到大他的家就在不断的迁徙中。出发日期定在了1951年12月29日，在地图上，他们圈定了这样的线路：沿着南美的脊梁骨穿过整个南美洲，途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
父母虽然对孩子的想法非常不以为然，可是，他们还是同意放格瓦拉远行。行程的第一站，是奇奇娜家。热恋中的这对情侣在这里度过了如胶似漆的一星期时间，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跟奇奇娜在一起一切永远像蜜一样甜。然而，一星期之后，长久的离别就要到了。这离别一天比一天近，我就越来越痛苦。”格拉纳多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他认为同伴已经醉倒在温柔乡里，他甚至做好了一个人上路的准备。
格瓦拉最终还是决定继续这次旅行，可是格拉纳多并不满足，他要考验这位热恋中的同伴。他注意到奇奇娜的手上戴着一只很漂亮的金镯子，大概很值钱，于是他怂恿同伴把奇奇娜的手镯要过来，换成他们旅行时的盘缠。格瓦拉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件不那么光彩的事情：
我把她的手紧紧握在手心里，说，‘奇奇娜，这个手镯如果它能在整个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给我指引方向，给我留作纪念，那该多么好！’可怜的姑娘，我知道，她从来没有掂量过黄金的分量。她的手指想要触摸爱情，而爱情却使我去询问这只金手镯是多少K的。
别离不可避免地到来。临走时，奇奇娜塞给格瓦拉15美元，央他为自己买一条镶花边的连衣裙，而格瓦拉则送给她一只名叫“康白克”（comeback，意即“回来”）的小狗。一切，都如此甜蜜。可是，这对恋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裂痕。就在格瓦拉走后，她就写了封信，要求与格瓦拉分手。直到一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2月12日在穿过智利边境的前夜，格瓦拉才收到这封信。对于又累又乏的格瓦拉来说，这封信尤如当头一棒，他写道：“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经跟她睡过觉！”可是年轻人复元的能力，甚至可以超乎他自己的想像，格瓦拉很快却发现，他并没有为此痛苦多久，因为“我不可能再坚持，坚持也没有用”。
为了省钱，他们能骗则骗，声称自己是麻疯病专家，当地的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两位举止奇特的外乡人，纷纷登出他们的照片和新闻。
两个人的旅行，总是充满了磕磕绊绊，为了省钱，他们采取了能骗则骗的战术。找不到朋友帮忙时，他们就出示助理医师和药剂师证件，在医院或者警察局借宿。
1952年2月13日，也就是刚刚失恋后的一天，他们到达智利。这时，他们的旅行才真正有了那么点“环游南美”的意思。在智利一个小村庄暂住时，他们与当地的医生谈话，得知复活节岛上有一个巨大的麻疯病院，两个医务工作者大感好奇。他们碰到了两个同样是来旅游的巴西黑人姑娘，关于这次艳遇，格瓦拉在日记里有很清楚的描写：“我把我的那个女伴引到湖岸，谈了一会儿生物化学以后，我们双方同意，进入局部解剖学，我希望不要闹到谈论胚胎学的地步。”当地的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两位举止奇特的外乡人，格瓦拉和格拉纳多于是活学活用关于复活节岛的知识，声称他们是麻疯病专家，结果当地的几家报纸纷纷登出他们的照片和新闻，标题是《两位阿根廷麻疯病专家骑摩托车漫游南美》。
尽管行程充满了欢乐和艳遇，可是格瓦拉也开始体会到了越来越沉重的悲哀，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穷苦百姓时，格瓦拉日记中的笔调也渐渐沉重起来。来到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时，他们本想直接前往复活节岛，成为真正的麻疯病医生。可是一打听才发现，每半年才有一艘船驶往复活节岛，于是，格瓦拉和同伴不得不滞留下来，在当地为人看病。
本身就患有哮喘病的格瓦拉大夫，被叫去给一个患慢性哮喘病和心脏病的老妇人看病。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震动，他写道：“这个可怜的老妇人置身的环境糟透了，满屋子都是汗臭和脚臭味，加上到处飘浮的尘土，她没有哮喘病才怪。此外，她的心脏也很虚弱。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一个医生的能力范围，特别容易让医生产生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念头。”最后，他总结道：“在这些没有明天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全世界无产阶级所深受的苦难悲剧。在这些垂死者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希望家人原谅的卑微愿望和渴望得到家人安慰的绝望哀求。”
没法按原定计划去复活节岛，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只好调头往北走，最后到达了丘基卡马塔——全世界最大的露天铜矿。这是智利的一座“魔山”，方圆几公里之内都是铜矿，巨型的卡车将成吨的矿石运送到冶炼厂，再进行爆破，同时，100米高的烟囱向天空喷出带着硫磺的浓烟。当时，这个铜矿由美国公司投资，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铜矿才最终被智利收归国有。
在这里，格瓦拉和格拉纳多如此近距离地体会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他们碰到了一位老矿工和他的妻子，夫妻俩都是智利共产党员。当时，智利共产党还是非法组织，两人向年轻的旅行者们讲述了美国公司和智利政府是怎样将他们这样争取工人权利的人列上黑名单，又是如何来残害他们的。
格瓦拉成功地混进铜矿，在那里看门。在那里，他们刚好碰到了一次罢工事件，格瓦拉在日记中语带讥讽地说：“那些傻帽儿美国人，他们不肯多给可怜的工人一丁点儿工资，结果罢工的时候，他们每天得损失上百万比索。”
旅行者继续向秘鲁前进。他们首先要走过两个神奇的地方。一个是印加古国首都库斯科，另一个是马楚比库废墟。这里距诗人聂鲁达笔下的“老山”还有若干公里。聂鲁达说，这座山是南美大陆文化的祭坛。由于这里表面覆盖了一层茂密的植被，人们一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存在，直到1911年，美国学者宾哈姆在这里发现了印加人的废墟。
面对这些印加文化的遗迹，格瓦拉格外兴奋，他走遍了所有台阶和神庙，不停地素描、作笔记。在这里，他逗留了整整10天，写下了15页汪洋恣肆的笔记。他甚至有些同情那些“北美的游客”：“一般来说，那些舒舒服服坐着大巴游玩的旅客，根本不可能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有所了解。大部分美国人都直接坐飞机从利马前往库斯科，在这里绕一圈就立刻又飞回去，他们能懂得什么呢？”
1952年5月1日，他们终于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在这里，佩斯塞医生给了两位旅行者极大的帮助。他让两人住在麻疯病院，还经常请他们吃饭，同时，他是秘鲁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其思想核心是强调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的作用。他与格瓦拉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格瓦拉产生的影响，也许是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10年后，格瓦拉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游击战》寄给了佩斯塞医生，在扉页上，他写道：“给胡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格瓦拉，与其称之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1952年6月14日，麻疯病院的全体病人和医生为他举行了24岁的生日派对，在致祝酒词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把拉丁美洲割裂为各个不稳定的国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做法。我们的旅途加深了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混血民族，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我们拥有太多的共性。正因为如此，我本人要抛弃所有狭隘的地域观念，这杯酒，我要献给秘鲁和团结的拉丁美洲。”
在游历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后，格拉纳多决定留下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麻疯病院工作，而格瓦拉则在美国迈阿密逗留了一个月，然后乘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离家八个月后，1952年9月，格瓦拉终于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格瓦拉。
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和关于过敏反应的毕业论文。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4月，在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他就通过了医学博士所必需的30项考试中的15项。6月1日，他正式成为医学博士。
等待着他的，将是锦绣前程，他应该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如果愿意，他每天可以只为阔太太看病。可是，这次旅行已经彻底改变了格瓦拉，在旅行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像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的独裁统治已经令人为之胆寒，母亲担心儿子会被征用做军医，于是她宁肯让儿子逃离阿根廷。于是，格瓦拉在大冬天洗冷水澡，让哮喘病发作得更厉害。医生委员会相信以他的体质完全不能当兵，格瓦拉总算成了彻底的自由人。
他再一次计划起旅行，这一次，目的地是玻利维亚，与他同行的是童年时的玩伴卡洛斯·费雷尔，不过大家都叫他“卡利卡”。据卡利卡说，之所以选择去玻利维亚，是因为格瓦拉想再去看看他心中的圣地印加遗址。此外，他们还有更庞大的计划，卡利卡想去巴黎，而格瓦拉想去印度。
1953年7月7日，格瓦拉与卡利卡一起登上火车的二等车厢，两人出发前都向各自的家人要钱，一共筹得300美元路费。在他们上火车后，格瓦拉的堂兄马里奥发现，他的三件崭新的丝质衬衫不见了，后来格瓦拉承认，他顺手牵羊把衬衫给拿走了，因为这些衬衫“可以供我们住15天旅馆”。马里奥气急败坏，写信告诉格瓦拉，作为报复，他已经把格瓦拉寄存的一只望远镜拿去卖掉了。
母亲塞莉亚在送行时，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我将要永远失去他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了！”火车开出好久，母亲还紧紧地追在后面，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而格瓦拉倚在车门边上，像演戏般大声念着：“一个美洲的战士，从这里出发了！”
“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玻利维亚，到处是枪声，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
第二次南美之旅，格瓦拉打开了一本新的日记本，日记的标题取名为《又一次》。在解释他此次出行的目的时，他说：“这一次，我同伴的名字变了，从阿尔贝托变成了卡利卡，可是旅程还是与第一次相同，两个波希米亚人在美洲游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找寻什么，也不知道前行的方向。”
向着玻利维亚前行，是因为格瓦拉想要亲眼目睹这里正在进行的一场革命。玻利维亚被人们形容成“坐在黄金宝座上的乞丐”，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锡、铜、黄金、石油、钨等矿产，可大半都被美国资本和国内的一小撮富裕家族垄断。印第安人占玻利维亚人口的大多数，却过着农奴般的艰苦生活。
1952年，农民和矿工揭竿而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激进派代表人物埃斯登索罗取得了政权。上台后，埃斯登索罗宣布废除农奴制，进行土地改革，从而使得印第安人可以分得一小块土地。同时他决定将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锡矿收归国有。在浩浩荡荡的变革中，矿工和农民们取得了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和劳工阵线。观察这样一个国家，让格瓦拉感到异常兴奋。住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时，他写信给父亲，决定要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有趣了，而且它正在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时刻。（1953年）8月2日，土地革命开始，整个国家乱成了一团，到处都有人在吵架打架。我们看到无数人举着毛瑟枪和机关枪，动不动就互相干一架。每天，枪声都不绝于耳，不停地有人在我面前倒下、死去”。
在格瓦拉看来，拉巴斯是个光怪陆离的城市，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咖啡馆和酒吧里度过，与来自美洲各国的移民会面、讨论。在这场革命中，玻利维亚成了激进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麦加圣地”。在他的日记中，格瓦拉写道：“拉巴斯就像是美洲的上海。在这座多姿多彩的城市里，集合了一大群来自各国的探险家。”
除了与激进的政治家们探讨问题，格瓦拉还“混”进了拉巴斯的阿根廷移民圈里，进入了这个圈子里的上流社会。在别人介绍下，他和卡利卡还参加了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婚礼。
在拉巴斯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格瓦拉和卡利卡不得不继续前进。格瓦拉故地重游，再次游览了秘鲁的印加文化废墟，接着去利马，重新拜访佩斯科医生。他们在那里碰到了几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人，其中一个告诉格瓦拉，要是去危地马拉，可以用暗号联系秘鲁女同志伊尔达·加德亚，相信她会给他们无私的帮助。
他们又继续奔向厄瓜多尔，在那里，他们碰到了三个年轻同胞，分别叫巴尔多维诺、埃雷索和加西亚，他们都是法律系的大学生，准备去危地马拉，但是凑不齐路费。三个人极力劝说格瓦拉与卡利卡与他们一起去危地马拉。格瓦拉被说动了心，但卡利卡却不愿意，他一心起去委内瑞拉。于是，这对同伴不得不分手了。现在，格瓦拉的新同伴成了加西亚。
1953年10月25日，格瓦拉和加西亚坐船前往中南美洲。由巴拿马，途经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最后到达危地马拉。
格瓦拉与同伴已经身无一文。为了筹措路费，格瓦拉不得不忍痛将医学书籍卖掉。同时他向当地一家杂志投稿，发表了他关于秘鲁印加遗址的游记和照片，稿费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他与加西亚的吃饭问题。更糟糕的是，在搭卡车去圣何塞的路上，卡车遇到暴风雨，结果翻了车，格瓦拉的左手和两条腿都摔伤了。
虽然在哥斯达黎加逗留的时间很短，可是格瓦拉在这里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这里是当时美洲的一块民主绿洲，自1952年起，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总统何塞·菲格雷斯慢慢迫使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交出四成利润给该国政府，同时还愿意收留来自美洲各国的流亡者。从格瓦拉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局势越来越关注。1953年12月10日，在圣何塞，他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这样半开玩笑地写道：“我的姑妈，我有机会从联合果品公司的领地前面走过。我曾经在年迈的令人怀念的斯大林同志的肖像面前发誓，不消灭这些资本主义的章鱼就绝不吃饭。在这里，我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得到了成为一个真正革命者所缺少的东西。”
她不是个好看的姑娘，面色暗淡，身材臃肿，是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而且比格瓦拉大了三岁。可是在格瓦拉看来，她却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
“这里才是美洲中部真正值得一住的国家，充满了民主的气息。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可以敞开胸膛，自由呼吸民主的气息。”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刚刚来到危地马拉，就被这个国家深深吸引了，危地马拉独特的政治氛围令他极为兴奋。两年前，37岁的阿本兹当选危地马拉总统，这个药剂师的儿子是南美最年轻的国家首脑，血气方刚，不愿再忍受专制制度，并且下决心挑战这个国家的贵族们。事实上，危地马拉全国一半的耕地，当时都集中在22家贵族手中。1952年他下令进行土地改革，凡是占有90公顷土地以上的，其中未耕和休耕地都被国家征用，征收到的70万公顷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土改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联合果品公司，这家公司占有50万公顷土地，其中开发耕作的部分只占15%。
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被人简称为“果联”，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不仅占据了该国最好的土地种植香蕉，而且控制了内河航运。这家公司的来头极大，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集团都是它的股东，后台老板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而杜勒斯的弟弟艾伦就是中央情报局（CIA）的头头。
这种公然对美国发起的挑战，令格瓦拉热血沸腾，他主动要求去丛林当医生，可是危地马拉政府规定必须先经过一年实习，而且要加入革命党。迫于无奈，他只能靠摆地摊勉强度日。朋友把他和加西亚介绍给一个秘鲁的女经济学家，直到见面，格瓦拉才发现，原来在秘鲁时，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朋友就已经跟他提及了这个叫伊尔达·加德亚的女人，并且声称她会在必要时帮助他们。
如果把伊尔达描述成一个性感热情的美女，那就陷入了三流小说的俗套。事实上，她不是个好看的姑娘，面色暗淡，身材臃肿，是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混血，而且比格瓦拉大了三岁。可是在格瓦拉看来，她却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人，她的吸引力在于气质和思想。伊尔达是经济系学生，因为投身社会主义运动而被开除，当时在危地马拉政治避难。
伊尔达对格瓦拉的第一印象却不是那么好，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格瓦拉长得太好看了，在她的传记中，她仔细回忆了第一次与格瓦拉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小伙子太漂亮了，所以一定不是个聪明人。他清瘦修长，大概一米七五的身高。跟我们秘鲁人相比，他显得太白了点。他的头发是栗色的，黑色的大眼睛富于表情。格瓦拉的嗓音略带沙哑，很有男人的味道。我注意到，他的眼光富有洞察力，思维也很敏锐。”
人们叫他“切”，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无论如何，伊尔达已经对格瓦拉相当信任，很快便把自己的好友们介绍给格瓦拉。他认识了危地马拉的经济部长鲍尔·莱兹和总统秘书迪亚兹，来自洪都拉斯、刚刚访问过苏联和中国的埃莱娜·莱伊娃。12月27日，格瓦拉又认识了6个古巴流亡者，其中包括马里奥和安东尼奥·洛佩斯（人们都叫他“尼科”），这些人都是在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后，幸免于难的战士。那一年的7月26日，24岁的大学生卡斯特罗正在竞选议员，没有想到，巴蒂斯塔的政变将一切选举的幻想化为泡影，于是卡斯特罗发动了一次对蒙达卡军营的突袭，打响了现代古巴革命的第一枪。
这些古巴战士都没有多少文化，可是，他们的故事却让格瓦拉“感到自己十分渺小。我可以撰写十倍具体的演讲稿，我可以读得更好，把观众都说服，但是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些古巴人真行！尼科把他整个的灵魂都放到麦克风里去了，所以他把像我这样抱有怀疑的人都激励起来”。
在这6个古巴流亡者中，与格瓦拉最亲密的是尼科。尼科叫他“Che”。这是个感叹词，在阿根廷是亲友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相当于“喂，老兄”的意思。格瓦拉喜欢好友这样喊他，从此，他就自称为“切”。
1954年上半年，危地马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很多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抨击总统的评论，而在这些评论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人。在美国的支持下，美洲各国的反动政府也俯首承认美国在这些国家拥有“宗主权”。1月，阿本兹宣布，“北方的某国政府正在准备武装入侵。”
在这种局势下，格瓦拉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他想知道，社会公正何以能得到实现，伊尔达成了他的亲密战友和导师。她说：“我们都读过俄国革命先驱们的那些小说，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另外，我们还讨论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反杜林论》，恩格斯的《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对《资本论》特别熟悉，因为我就是学经济的。”此外，格瓦拉还介绍伊尔达读些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著作。两人越谈越深，而格瓦拉的思想，也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54年2月12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格瓦拉第一次坦率地承认他与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有联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地位，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爱好文艺的空想家。置身于这个环境中，在危地马拉劳动党这一批人中间，我有意地站在赞成危地马拉政府的立场。于是，我就跟有这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有联系。还在几个工会里当医生。”
阿本兹政权摇摇欲坠，许多外国政治难民纷纷离开危地马拉。到了4月份，加西亚回国，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未婚妻结婚。现在，格瓦拉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为了挣钱，他动身去邻国萨尔瓦多，在途中，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流浪汉脚步的芳香，在我的身上久久飘荡。”一个星期后，他重返危地马拉，在“果品联盟”的码头，当每天工作12小时、只能赚2.63个比索的码头苦力。
危地马拉在流血。格瓦拉不知道CIA已经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档案，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的档案之厚，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要没收联合果品公司8400公顷土地，美国人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1954年3月28日，艾伦就利用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小小的雇佣军，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指挥，并且在危地马拉边境设立电台，表示他们即将把国民从国际共产主义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6月17日，阿玛斯的军队带着美国人的武器，越过了洪都拉斯与危地马拉的边境。几天前，早有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在危地马拉境内散发传单。当时，危地马拉根本就没有飞机，更不用提组建空军了。山区的印第安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飞机这种玩意儿，恐慌，像瘟疫般四处散布。
空袭开始了，老百姓吓得四处逃散，此时格瓦拉的反应着实有些奇怪，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你承认，这些日子里，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感觉很有趣。我莫名其妙地相信自己不会受伤，所以，看到飞机一来，人们就像野兔一样四处逃命，我觉得很好玩。”
由于总统阿本兹始终不愿意正面宣战，他的军队很快被击溃。6月27日，他逃到了墨西哥大使馆。阿玛斯轻而易举地爬上总统宝座，残酷的镇压开始了。在他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就有9000人被杀害或被丢进黑牢。果品联合公司不仅收回了失地，而且还多分得了几万公顷土地。左派人士纷纷逃到大使馆避难。可是格瓦拉很坚决，反而成了有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那句“在我的胸口，留下一个伤口的危地马拉”，一时间广为流传。一个觉得战争“很好玩”的顽童，已经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
格瓦拉婉转地向伊尔达求婚，请她陪自己一起去墨西哥和中国，伊尔达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她说，她更想回到祖国秘鲁。于是，自觉很受伤的格瓦拉决心离开这里。1954年9月24日，格瓦拉得到去墨西哥的签证，对伊尔达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请她陪自己再坐上一段火车。伊尔达答应了他，陪他坐了一站路，然后他们就分手，从此各奔东西。
一个人，再次开始一段不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格瓦拉的诗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要长的路。陪伴着我的，是朝圣者般的孤独。我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却充满悲苦。”此时的格瓦拉还不知道，CIA已经专门为他建立了一个档案，在随后的那些年里，他的档案之厚，超过了任何一个人。
在长达半年的拉锯战后，一个周末，他们来到墨西哥城附近的奎尔纳瓦卡，第一次真正结合在一起。
格瓦拉不喜欢墨西哥。通常来说，作为一个流浪汉，每到一地，他总能迅速发现这个地方吸引他的地方，可是他无法喜欢墨西哥。在给姑妈贝阿特丽斯的信中，他写道：“我来到了一个专长就在于宰人的国家。”墨西哥的警察是宰人高手，不放弃任何一个敲诈勒索的机会。这让格瓦拉很不满。
因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格瓦拉在墨西哥倒不必为了生计发愁，他在医院找到了工作，每天上午看半天门诊。很凑巧，他的古巴朋友尼科竟然也来到这里，他照例以一声“Che”亲热地与格瓦拉打招呼。
11月初，格瓦拉又意外地见到了一位他想念已久的人，伊尔达竟然来了。伊尔达在送格瓦拉上火车后，返回危地马拉城旋即被捕，随后被驱逐到墨西哥。但在边境又被一位喝得醉醺醺的军官拦住，举着枪要求她陪自己散步。最后，伊尔达不得不跳水游过河，给了蛇头一笔钱，这才偷渡到墨西哥境内。格瓦拉惊喜交加，再一次向伊尔达求婚，结果，伊尔达又拒绝了他。格瓦拉这次真的有些恼火了，可是，他还是保持了绅士风度，没有发作。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两人周而复始地进行着一场拉锯战，格瓦拉不断求婚，伊尔达始终拒绝。到了1955年2月，伊尔达好容易放下身段，答应3月份就与格瓦拉结婚，可是又节外生枝，她在格瓦拉的一本书里，发现了一个泳装女子的照片。结果，两人赌气绝交。
格瓦拉干脆不理伊尔达，专心做他的兼职工作，替阿根廷新成立的拉丁新闻社墨西哥分社工作，他既管出版又管摄影，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他还没有放弃医学研究，撰写出论文《浅论皮萨尼有关消化前食品的研究》。1955年4月23日，论文在墨西哥的过敏反应学会上宣读，他还因此得到了一笔研究经费。结果，伊尔达反而沉不住气了，这次，她总算表示愿意与格瓦拉结婚，两人打算花两个月时间办理结婚证件。
墨西哥当局却不允许两个身份不明、地位不合法的青年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结为正式夫妻。于是，在一个周末，他们来到墨西哥城附近的奎尔纳瓦卡，决定让一切繁琐的手续见鬼去。他们就在那里，第一次真正结合在一起。格瓦拉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件事的确切日期：1955年5月18日。
“从一开始，一种浪漫的同情和冒险的精神让我相信，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死在国外也值得。”从此，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以及古巴的命运便紧紧地绑在一起。
1955年7月8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城。他是一个女厨的儿子，在家排行第五。由于最受父亲喜爱，他可以读最好的贵族学校，1945年，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大学，专业是法律。
古巴是个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可是老百姓的生活却极端贫困，良田、森林纷纷成为甘蔗田，耕地锐减，出口食糖却进口糖果，25%的失业率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当时古巴的统治者是巴蒂斯塔，此人1933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权，结果1944年在大选中失利，1952年3月又在哥伦比亚要塞发动政变夺回大权。就在他夺权几周后，刚刚从法律系毕业两年的律师卡斯特罗，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要控告巴蒂斯塔。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这对兄弟率领着150名青年，在纪念何塞·马蒂百年诞辰当天，进攻圣地亚哥附近的蒙卡达军营。结果，行动以失败告终，很多战士被杀害，卡斯特罗本人也在8月1日被捕。
10月26日，卡斯特罗在法庭上发表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讲演。在法庭上，他侃侃而谈，从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说起，一直谈到了万一成功，将如何解决古巴土地、工业化、失业、房屋、教育和人民健康等六大问题。最后，他向法官傲慢地宣布：“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弟弟劳尔被判刑13年，一起被关到距哈瓦那100公里的松树岛上。1955年2月巴蒂斯塔搞了一场虚假的选举，总统候选人只有他一个，他获得了当然的连任，于是5月13日，他假惺惺地特赦政治犯。卡斯特罗等人重获自由。出狱后，卡斯特罗已经觉察到，始终有人在跟踪他，于是与其他被释的同志们一起，纷纷流亡到墨西哥。
在尼科的介绍下，卡斯特罗与格瓦拉见面。两人可以说是真正的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他们就促膝长谈了10个小时。格瓦拉说，“我跟他聊了一整夜，到了清晨，我已经成了下一次武装行动的军医了。”可是，这10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格瓦拉回忆说，他向卡斯特罗推心置腹地讲述了自己多年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后在危地马拉看到和想到的一切，而卡斯特罗则说，当时的格瓦拉，思想比他还要进步。
在《革命战争回忆录》中，格瓦拉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最初，当我站在这个造反的领袖一边，并参加他的革命时，我觉得胜利是不大可能的。从一开始，一种浪漫的同情和冒险的精神让我相信，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就是死在国外也值得。”
从此，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命运便紧紧地绑在一起，即使两人再忙，他们每周还是会见两三次面，而且每次都要长谈很久。可是，这两个同时在CIA和FBI（联邦调查局）榜上有名的人聚在一起，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一次，格瓦拉和伊尔达的住宅被小偷光顾了，丢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如照相机、打印机，还有伊尔达的一些不值钱的首饰。伊尔达想报案，可格瓦拉却断定这是FBI干的好事，于是，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格瓦拉留了个心眼，不再在日记上记录与卡斯特罗谈话的细节。
8月初，伊尔达告诉格瓦拉，觉得她肯定是怀孕了。格瓦拉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他，一个以流浪为生的人，怎么可能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培养下一代？可是，他还是不得不加紧补办与伊尔达的结婚手续，卡斯特罗本想为他们这对新人证婚，可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最后还是作罢。
1955年8月18日，在离墨西哥城40公里的郊区，格瓦拉与伊尔达结婚了。仪式结束后，格瓦拉特意露了一手，做了阿根廷风味的烤肉，特意赶来道喜的卡斯特罗尝到了格瓦拉的手艺，他的评价是：“味道不赖，不过，我的手艺应该比他强。”
10月间，卡斯特罗去了趟美国，向当地的古巴侨民宣传并募集资金。10月底在纽约，他正式宣布将在1956年底之前回到古巴，对着侨民，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可以十分坦白地告诉你们，到了1956年，我们不是得到自由，就是成为烈士！”
圣诞节，卡斯特罗邀请格瓦拉进入他最亲密的朋友圈子，按照古巴的传统习惯吃年夜饭。伊尔达记下了这一餐的菜谱：烤猪肉、什锦拼盘（其实就是黑豆和大米饭）、传统的果仁糖、苹果、葡萄，甚至还有一瓶酒。对于还在逃亡的卡斯特罗来说，这一餐已经很难得了。从此，美味佳肴与这群战士无缘。
1956年1月中旬，卡斯特罗召集了40名古巴战士（其中12名是袭击蒙卡达军营中的幸存者），加上已经在墨西哥的20人，总共60个人，开始做打游击战的准备。他们将租来的房子布置成军营，学习军事和政治课，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私人信件都由伊尔达代为接收。格瓦拉和伊尔达没有对他们的朋友透露半点口风，他们的组织名称，就以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叫“七二六运动”。
格瓦拉射击总是拿满分，意志力惊人，为了克服自己的哮喘病，他不断进行各种耐力训练，登上5400米高的波波卡德贝尔山，被他视作对自己最大的考验。这期间，他有了他的“小印第安姑娘”。
战争即将开始，首先必须物色一位合格的军事教练。卡斯特罗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退休空军将领阿尔贝托·巴约。这个人在古巴出生，长期在墨西哥的西班牙外国军团服役，而且在战争中被打瞎了一只眼。最让卡斯特罗满意的是，巴约是个地地道道的游击战专家，他一直鼓吹只有游击战才能对付强大而有组织的敌人，他在1955年还出过一本叫《游击战150问》的书。惟一的问题是，卡斯特罗觉得这位65岁的老头儿有点像一尾滑溜溜的鱼，让他难以捉摸。他倒是满口答应，愿意为卡斯特罗训练军队，可是居然狮子大开口，要价10万比索墨币（相当于8000美元），最后双方以5万比索成交。但事实上，巴约不仅分文未取，还变卖了自己的家具工厂，丢下了他在航空学院的工作，全心全意培养这群士兵。
此时格瓦拉还在医院工作，可是他一有机会便与他的古巴战友们一起训练，学习的内容包括急行军、渡河、爬山、射击、埋地雷、制作手榴弹等，大家都以“切”来称呼他。虽然身体并不好，格瓦拉还是成了巴约最得意的徒弟，他的射击总是拿满分，而且意志力惊人，为了克服自己的哮喘病，他不断进行各种耐力训练，而登上5400米高的波波卡德贝尔山，被他视作对自己最大的考验。
格瓦拉本人也向战友们传授自己的知识，作为突击队的医生，他的本职工作是维护全队的身体健康，并且教他们伤员紧急救助的基本知识。同时，他还主动担任突击队的政治教员，向战友们讲述马克思的学说。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如此热衷，可他仍然讲得很认真。虽然与战友们相处融洽，可格瓦拉觉得古巴人有一点让他很看不惯：他们太爱干净了，竟然每天都要洗澡、换衣服。而格瓦拉正好相反，打小时候起，一个月不洗澡对他来说就是常有的事。他强烈要求古巴人能学习他“随遇而安”的作风，让他们把剃须刀和牙刷统统扔掉，理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没有这些东西”。
就在格瓦拉接受“魔鬼训练”时，另一件大事发生了：1956年2月15日，伊尔达生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其实格瓦拉更想要一个男孩，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命不久矣，男孩子更适合继承他的事业。不过，这个孩子还是让格瓦拉兴奋不已，他立刻写信给妈妈，恭喜她已经升级做祖母了。他给孩子取的教名也是伊尔达，跟妈妈的名字一样，不过，平时格瓦拉总是唤自己的女儿“我的小印第安姑娘”。
尽管训练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巴蒂斯塔的特务还是知道了一切，他委托墨西哥的警察帮他干掉卡斯特罗和这帮突击队队员，美国大使馆也向墨西哥政府施加压力。1956年6月20日，卡斯特罗刚刚从战士们的藏身之所走出来，立刻就被警察塞进了警车里，被捕的原因竟然是“违反交通规则”。当天夜里，又有12个同志被捕。第二天，警察将伊尔达和她4个月大的小女儿带进了警察局，警察先生们一再追问她孩子父亲的下落。伊尔达什么都没说，警察只好释放了她。事后伊尔达说，她听见在黑暗中审讯她的人中，有人说的是英语，因此怀疑这次行动背后的策划者，除了巴蒂斯塔，还有FBI或者CIA。
6月24日，警察带着卡斯特罗冲到了战士们训练的地方。当时格瓦拉正好躲在树上监视周围的动静。事后他对伊尔达说：“我本来可以一直躲在树上，可是菲德尔让大家放下武器。”就这样，又有13人被捕，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则带着一小队人逃了出去。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其他26名战友被关进了移民局的一处特别监狱里。
这起事件引起了墨西哥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声援，古巴人则在狱中绝食抗议。自7月9日起，25名古巴人陆续被释放，只有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加西亚仍然被拘禁，当局的解释是这三人签证过期。好在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尔德那斯慷慨相助，主动出来游说。7月24日，卡斯特罗也出狱了，在他临走前，格瓦拉对他说，千万不要为了他而把整个计划推迟。而卡斯特罗望着格瓦拉的眼睛，坚定地说：“我绝不会抛弃你。”
现在，监狱里只剩下格瓦拉和加西亚这两个阿根廷人，面临着作为非法移民被引渡回国的命运。格瓦拉不想面对这样灰溜溜的结局，他的生命已经与悲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死亡这个话题，他写道：“我的命运和古巴革命联系在一起。不是胜利，便是死亡。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可以把我的生命传至永恒。”他还引用了土耳其诗人的两句诗：“我将被带往坟墓，哼着尚未完成的悲歌。”而在另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激烈地解释了自己的信念，母亲批评他太富有献身精神，而儿子回信说：“我不是基督，也不是慈善家。我跟基督恰恰相反，我更愿意给大地带来一个对手，而不是把我自己钉上十字架。一切伟大的事情都来自热情，为了革命，需要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在信末，他第一次签上了古巴同志们叫他的绰号，“你的儿子，切。”
格瓦拉真正爱的只有革命和理想，为了革命，他可以抛弃家人和爱人；为了追求他的理想，他可以放弃一切正常人的生活。
重获自由后，卡斯特罗重新募集资金购买武器，同时，他又花了12000美元，买了“格拉玛号”游艇，准备登陆古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谙熟墨西哥政治生态的卡斯特罗，仅凭几个厚厚的红包便打动了墨西哥警察。8月中旬，两个阿根廷人终于获释，但他们必须在10天内离境。
了解格瓦拉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乖乖地这么做，他原本便是个视一切规则如粪土的家伙。他东躲西藏，不过倒挺满意，声称自己现在的职业就是流浪艺人。此时，他与妻子伊尔达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很大问题。他们的关系改变得很蹊跷，因为伊尔达始终不觉得丈夫冷落了她。相反，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提到此时的丈夫对她表现出了少有的温柔。可是格瓦拉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之间的问题，似乎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10月份，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告诉母亲，伊尔达所在的拉美人民联盟又跟修正主义的普拉多取得了联系，而普拉多刚刚当选秘鲁总统，这样，伊尔达就可以光荣地重返秘鲁。他讽刺地说道：“她现在倒成了高贵的反共政党的代表了，只不过有点迷了路。”而在写给阿根廷的女同志蒂塔·因凡特的信中，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夫妻生活几乎完全停止了，在决裂中有些苦楚的滋味。我的妻子是个很好的同志，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差异太大了，我生活在无政府的精神状态中，梦想着广大的地平线……”
3年后，格瓦拉才最终与伊尔达离婚，可是他们早就貌合神离。1960年8月8日，伊尔达对美国的《时代》杂志说：“就是因为古巴革命，我才失去了我的丈夫。”格瓦拉真正爱的只有革命和理想，为了革命，他可以抛弃家人和爱人；为了追求他的理想，他可以放弃一切正常人的生活。
82名战士挤在年久失修的“格拉玛号”上，高唱着古巴国歌。其中有一个人口音与其他人都不一样，肤色也比他们白了很多，但他却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激情。
“格拉玛号”是艘原本属于一个美籍瑞典人的小游艇，外表还不算破破烂烂，实际上状态极差。由于经历了一场台风，需要大修，而且一次只能载25人。卡斯特罗倒是对这艘船相当满意，为了便于火速上船，他还一并买下了河岸边的一座房子。
“七二六运动”队伍中的两个人开了小差，这让卡斯特罗有种危机感，他决定趁早行动，准备登陆古巴。当时的情况并不妙，古巴国内圣地亚哥的负责人弗兰克·派斯认为，行动还早了点，东部地区的军队没有做好准备。人民社会党的古巴共产主义者们也向他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他们认为应该等到来年1月，那时收割甘蔗的雇工们可以响应起义。在古巴，军队加强了海军巡弋，专门等着对付登陆的古巴战士。可是卡斯特罗信心十足，1956年11月19日，他公然在接受古巴政府办的《钟声报》上宣称，“如果巴蒂斯塔在两周内不下台，我将保留‘掀起一场革命斗争的权利。’”当年立下的在1956年杀回古巴的誓言，一定要遵守。
11月23日开始，战士们开始将军火和物资送上“格拉玛号”，全体战士于24日集合，整装待发。格瓦拉匆匆赶回家一趟，吻了妻子、女儿，却没有透露自己要去哪儿。伊尔达的直觉告诉她，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可是她什么也没多说，只是提醒格瓦拉带上治哮喘的喷雾剂，偏偏格瓦拉还是忘记了。
1956年11月25日凌晨两点，82名战士挤在年久失修的“格拉玛号”上。严重超载的小船顺着图斯潘河顺流而下，向东驶向大海。在这82个一边晕船，一边高唱着古巴国歌和“七二六运动”战歌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口音与其他人都不一样，肤色也比他们白了很多，喝着马黛茶的他显得特立独行，但他却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激情。
第三章 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
只能装下25个人的小船，硬生生塞进82个壮丁和大量军火补给；海水浸入甲板，大家把能扔的东西都扔掉后，才醒觉那不过是个误会；原定的航程拖延了整整两天，原先设定好的策应计划统统用不上。
……
登陆，成为一场闹剧。
浪漫的海上漂流，很快就变成了一桩惨剧。他们遇上了暴风雨，小船在海面上乱摇乱晃，几乎所有人都晕船。格瓦拉医生倒还保持了镇定，可他很快哮喘病发作，这时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随身带上平喘的喷雾剂。
只能装下25个人的小船，硬生生塞进了82个壮丁，还有大量军火和补给，“格拉玛号”已经吃不消了，海水浸入甲板。卡斯特罗命令助手福斯蒂诺·佩雷斯用水泵抽水，结果船上的积水居然越抽越多。格瓦拉于是建议大家把能扔的东西都扔掉，然后弃船游上海岸。大伙儿按照他的建议做了，吸了一口气正准备跳海，佩雷斯这时终于觉醒，原来以为进水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问题，是一个救火用的水龙头不知为什么被打开了。可是，此时他们已经把带着的补给都扔掉了，很多人晕船症状刚刚缓解，就又面临饿肚子的痛苦。
由于船负载过重，原定五天的航程，拖延了整整两天。结果原先设定好的完美计划统统用不上。按照原有的计划，1956年11月30日这天，“七二六运动”在圣地亚哥的分部策应登陆，发动起义，不到30名战士烧毁了警察的驻地，抢走了海事警备所的枪支，巷战持续到了次日清晨。可是，面对400名闻讯赶来的正规军，他们不得不放弃攻打蒙卡达军营，留下9具尸体匆匆撤退。巴蒂斯塔确认卡斯特罗的军队将从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登陆，于是宣布整个奥连特省戒严，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活捉卡斯特罗及其部下。
12月2日清晨，在淡水和燃料都已经用尽的情况下，他们终于接近了奥连特省的尼科罗海滩。上岸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找对登陆的地点，距离原定计划偏了两公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晚到了两天，接应他们的同志不得不撤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