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格瓦拉和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在内，17名古巴战士将要开赴玻利维亚。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回到古巴。
1966年7月，格瓦拉回到了古巴。他始终认为卡斯特罗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他不愿意回到古巴，可是又不得不承认，只有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军人，才有可能在条件极端艰苦的玻利维亚，再创一次革命的奇迹。
他亲自挑选了15名战士，单从他们的头衔就可以发现，这是格瓦拉所能找到的最精锐的人马，其中包括5名少校（这是古巴的最高军衔）、7名上尉和5名中尉，而且格瓦拉对他们大多知根知底。
其中三人曾在格瓦拉担任部长期间在他身边工作，他们分别是马钦少校（化名“亚历山大”），此时担任工业部副部长；阿贝特·德奥卡少校（化名“帕乔”），时任矿业部主任；苏亚雷斯·加约尔中尉（绰号“黄毛”），任糖业部副部长。
另外有5人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胡安·阿库尼亚少校（化名“华金”）、安东尼奥·桑切斯少校（化名“马科斯”）、埃利塞奥·雷耶斯中尉（化名“罗兰多”）、奥兰多·潘托哈中尉（化名“安东尼奥”）、曼努埃尔·埃尔南德斯中尉（化名“米盖尔”，格瓦拉最早的老战友）。
其他人大部分都是格瓦拉的保镖或卫士，个个对他忠心耿耿，包括黑人“庞博”、“图马”、拉米雷斯（化名“贝尼尼奥”）和何塞·塔玛约（化名“里卡多”）。另外，伊斯雷尔·雷耶斯（化名“布劳略”）是劳尔·卡斯特罗的部下，也曾随格瓦拉去刚果。雷内·塔玛约（化名“阿图罗”）是前面提及的何塞·塔玛约的弟弟，直属于卡斯特罗的情报部门。只有一个人格瓦拉不是太熟悉，他是莱昂纳多·塔玛约（化名“乌尔瓦诺”）。之所以每个人都安上了一个化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干扰敌人的视线。每个人都拿到了一本假护照，同时还有一个小册子，专门介绍自己的新身份和生活背景，大家都需要牢记在心。
几乎每个人都已在古巴身居领导职位，可是在这里接受训练时，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普通战士的起点。格瓦拉并没有向他们交待将要接受的任务，每天他们要从早上5点训练到晚上11点，训练的内容包括射击、山地负重行军和跑步，同时还要上文化课，学习法语和凯楚阿土语——印第安人的通用语言。卡斯特罗每周都来视察一次，最喜欢在战士们赛跑时充当裁判，要么就假装是警察，反复审问战士们的证件，让他们交待虚构的人物履历。
格瓦拉偶尔也会来卡斯特罗的那一套把戏。8月初，战士们接到通知，要接受一个叫“拉蒙”的西班牙人的检阅。大伙儿暗自猜想，这个人想必就是他们行动的头头，所以列队时个个都显得很精神。没想到，走过来的不是一位穿着军服的军人，而是长相猥琐的商人“拉蒙”。眼前的这个人，穿着一套很时髦的西服，还打着领带、穿着一双油光可鉴的皮鞋。他已经完全谢顶，架着副很精巧的眼镜，嘴上叼着烟斗。战士们根本就瞧不起眼前的这个小资产阶级。
这个让人不喜欢的家伙走过来时，陪伴着他的古巴军人毕恭毕敬地问：“这就是我们的战士，您觉得怎么样？”拉蒙先生一脸不屑，说：“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吃屎的’。”接着，他一脸不耐烦地与战士一一握手，大家都一肚子火，只好语带讥讽地说：“见到您真荣幸，拉蒙先生。”结果这个拉蒙又说了句：“我的看法还是没变，他们就是群‘吃屎的’。”
大家的拳头都捏得紧紧的，这时，“黄毛”突然惊叫起来：“我们真是笨蛋！他就是切！”斯斯文文的拉蒙先生戴上帽子遮住秃头，又拿下眼镜和烟斗，穿上军装，大家这才相信，眼前的人果然就是格瓦拉。这只是格瓦拉的一次试验，试验的结论是：情报部门找来的整形专家果然不赖，他连身边共事这么久的战士都能骗过去，应该不会遇到太大危险。
训练期间还有个小插曲。一天早上，一辆汽车突然来到了训练基地，传令兵通报说，格瓦拉的妻子阿莱伊达来了，就坐在车上。格瓦拉气得要命，因为前不久他还严令禁止手下的这群战士与家人告别，他坚决不让妻子下车，甚至不愿意走过去见她一面。好在这时卡斯特罗来了，打了个圆场，结果，所有人都和格瓦拉一样，特许与家人团聚5天。格瓦拉终于有机会回去看看他的几个孩子，分别是小阿莱伊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小埃内斯托，最大的6岁，最小的刚刚1岁。他不能见长女小伊尔达，因为这时她已经快11岁了，人们怕她会乱说话。?词故羌咨侨猓裢呃故遣坏貌换埃拮佣院⒆用撬担飧鋈耸前职值囊晃晃靼嘌琅笥眩盟呛八袄上壬薄Ｕ馐歉裢呃詈笠淮渭剿暮⒆用牵墒牵次薹ㄌ⒆用乔卓诮兴鞍职帧薄Ａ僮呤保裢呃菇桓拮右痪砺家舸家舸铮拮永仕辛四袈炒锏?0首爱情诗和一首悲痛欲绝的诗。
他的战士们终于知道了行动的计划，并且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包括格瓦拉在内，17名古巴战士将要开赴玻利维亚。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回到古巴。
10年过去了，格瓦拉从一个外表俊秀、乐观活泼的青年，变成沉稳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中年人。母亲去世了，有5个孩子却不敢相认，出生入死的好友卡米洛早已失踪，而他当年视为兄长的卡斯特罗已与他生疏。有一点永远不会变：他仍然相信自己将会为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革命的火炬。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在他那本深红色封皮的大记事本里，写下一句话：“今天，一个新阶段开始了。”这不是格瓦拉一贯的文字风格，受到诸多南美诗人、尤其是聂鲁达的影响，他的日记往往热情洋溢。
距离1956年11月“格拉玛号”启航，到现在，整整10年过去了，格瓦拉已经从往日那个外表俊秀、乐观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稳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中年人。母亲去世了，有5个孩子却不敢相认，出生入死的好友卡米洛早已失踪，而他当年视为兄长的卡斯特罗却已经与他生疏，刚果革命失败的阴影更让他每每从噩梦中惊醒。可是，有一点永远不会变：他仍然相信自己将会为南美乃至全世界，带来革命的火炬。
这一天，格瓦拉在卫兵庞博和图马的陪伴下，进入了他们位于玻利维亚卡拉米那的战斗基地。几天后，古巴战士们也趁着深夜，分批来到了这里。虽然已经相当注意，可他们还是引起芳邻阿尔加尼亚拉斯的注意。前市长认定这里成了制造可卡因的秘密工厂，一时半会儿，他还不敢惊动眼前这群“毒品贩子”。
基地几乎与世隔绝，最近的村庄离这儿也有30公里。基地里只有一间小小的铁皮屋，周围到处都是灌木丛，如果不带把砍刀贸然进入森林，肯定得吃皮肉之苦。古巴战士们刚刚到这里，就成了饥饿的小虫子们的目标。这段时间，翻开格瓦拉的日记，跃然纸上的尽是他对当地害虫们的咒骂。11月8日，他恨恨地写道，“这里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小害虫，不是咬人，就是在人的皮下产卵，弄得奇痒难忍。”11月9日，他“从身上抓了6个扁虱之类的东西”。11月11日，格瓦拉在无奈之中，在吊床外又加上蚊帐（这是格瓦拉少校一个人的特权）。
格瓦拉做好了在这儿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很快，他与战士们把这里整修得很像那么一回事儿，搭建了基本设施，自己做了几条长凳和一张桌子，修了个厕所，将一部大型发报机藏在附近的山洞里，甚至还弄了个烘面包的烤炉。可是，他却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来基地不到一星期，庞博就建议他“练一下手艺”，偷袭玻利维亚军队的一处小军营，格瓦拉坚决制止，理由是“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吃败仗”。
11月至12月间，格瓦拉兴奋地迎接一拨又一拨的新兵。11月27日，科科带来6名玻利维亚战士，包括他的哥哥因蒂，还有一名医学院的学生乌尔塔多，以及洛洛等人。12月初，5个秘鲁士兵加盟基地。这里越来越热闹，为了防止被邻居告密，他们挖了几条坑道，将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比如护照、证件，甚至罐头食品都藏了起来。
人一多，管理起来就出现了种种问题。几个玻利维亚人最难缠，因为他们只服从玻共的命令。连格瓦拉的老下属也跟着起哄，帕乔和马科斯这两位少校，虽然本事确实很大，可是不服管教。
12月24日，战士们聚在一起，庆祝这个难得的平安夜，大家吃着烤肉，喝着烧酒，气氛很轻松，无线电收音机里传来了探戈舞曲。这时，格瓦拉做出了一个罕见的举动，庞博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段小故事：“切拿起了一根一米长的木棍，跳起了探戈，我们一个个都笑倒在地。”在战士们的心目中，格瓦拉一直是个不苟言笑、甚至说话有些刻薄的人，“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做这样的事。”格瓦拉还嫌场面不够热闹，“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念一首诗，最后一句诗是这样的，‘打倒淋病，青霉素万岁’。”当时，两名战士趁着还没打仗，竟然出去嫖妓，结果染上淋病，战士们原本都以为格瓦拉并不知道这件事。大伙儿一时有点紧张，可司令仍然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大家松了一口气，和衣睡去。
“军事领导是我！”格瓦拉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与玻共不欢而散将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他们将失去一切援助，无法得到战斗所必需的武器、药品和食品，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可能将他们当做敌人。
玻利维亚共产党与古巴的关系，可以说是互不信任。最大的分歧是武装斗争和领导权之争。1950年刚刚成立起来的玻共并不支持武装斗争，又不愿意得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采取相当圆滑的策略：不加入武装斗争的路线，认为这是“鲁莽”行为；可是如果其他国家共产党需要帮助，他们也会出钱出力，前提是不要在玻利维亚境内打仗。
对于格瓦拉的游击队，玻共第一书记蒙赫早就非常不满，最不能容忍的，是一群古巴人在自己的国家买土地、建立基地，他认为这是古巴人干涉内政的阴谋。因此虽然卡斯特罗始终在力促他与格瓦拉见面，可蒙赫却避而不见，借口要去莫斯科开会。
12月31日，两人才最终碰头。一见面，蒙赫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玻共不便参加游击队，但他本人可以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加入战斗；第二，他愿意说服其他拉美国家共产党，对游击队给予支持；第三，只要战斗是在玻利维亚境内展开，他就要求取得政治和军事的双重领导权。
格瓦拉立刻感到这次的会谈将相当艰难，他对蒙赫提出的头两条意见不置可否，但对于游击队政治和军事领导权问题，他坚决不让步，毕竟蒙赫根本就没打过一次游击战，只在哈瓦那短期受训过，他对蒙赫表示：“军事领导是我，这一点绝不含糊。”谈判就此中断。第二天格瓦拉在日记中分析说：“我觉得他是抓住这一点不放，以此为借口断绝关系。”
蒙赫拂袖而去，临走时，他想让玻利维亚的战士们和他一同离开，甚至对他们危言耸听地说：“当人民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由一个外国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就会翻脸，不再支持你们。你们尽可以英雄地死去，不要指望有朝一日能成功。”不过，玻利维亚人一个都没走，他们都责怪第一书记是“宗派主义”。晚上吃年夜饭，没有一个人愿意把饭盒借给蒙赫，最后还是古巴炊事兵解了围，将饭盒给了蒙赫，他自己却只能直接在锅里吃饭了。
格瓦拉并没有好好思考蒙赫所说的话。事实上，他没有意识到第一书记的话虽然太过教条，但至少有一半是对的：在这场战斗中，他必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利用人民的民族情绪，否则，胜利的希望微乎其微。同时他也没有仔细想想，与玻共决裂将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他们将失去一切援助，无法得到战斗所必需的武器、药品和食品，所到之处，所有人都可能将他们当做敌人。
2月10日，农民奥诺拉托·罗哈斯用玉米招待战士们，格瓦拉坐在一截树干上，胡子头发都很长，叼着烟斗，脚上坐着罗哈斯的两个孩子。没有人想到6个月后，罗哈斯出卖了他们。
格瓦拉甚至觉得与玻共决裂算不上什么坏事，“蒙赫的态度可能延缓游击队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是好事，可以使我从政治纠葛中解脱出来。”他在营地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与战士们一起开垦了一片小菜园，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可是这里的蚊虫实在太可怕，他们把1967年1月11命名为“扁虱日”，因为有六七个战士得了扁虱病，只能回家休养。疟疾在战士们中流行，格瓦拉也未能幸免。
1月18日，他们的芳邻阿尔加尼亚拉斯神神秘秘地跑过来，要和他们合伙经营海洛因生意，格瓦拉拒绝了他。却没有想到，这位曾经担任过市长的邻居其实是在刺探情报。第二天，警察就前来基地搜查，虽然没发现什么，但充当“户主”的洛洛的手枪却被没收了。
26日这天，又有两个玻利维亚人慕名而来。一个是矿工、玻共党员穆瓦塞·格瓦拉，在党内因为主张武装斗争而被孤立；另一个是19岁的哲学系女学生罗约拉·古斯曼，格瓦拉的崇拜者，格瓦拉让她负责游击队的财务工作。后来她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与偶像初次见面时的情形，“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竟然会见到切，他的面孔如梦如幻，几乎达到了理想境界。他看来谦虚朴素、和蔼可亲，虽然他的声望是那么高，可我却一点没觉得惶恐。”1967年9月，古斯曼不幸被捕，被关在一幢大楼里，她企图自杀，从四楼跳下来，竟然奇迹般地只受了点轻伤。
就这样，格瓦拉的队伍终于达到了40人，这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国际部队，其中包括了古巴、玻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人。2月1日，他决定进行一次侦察行军，目的是了解这个地区，与农民接触，重新训练他们的耐力，结果原定23天走完的路程，他们用了48天才走完，这次行军极大地动摇了队伍的士气、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很多战士都与他们的司令一样，有写日记的习惯，事后人们发现，所有人在这段时期的日记，都充满了痛苦甚至怨恨的情绪，再没有一个人看到希望。
这是一次对体能的无情挑战，布劳里奥（即雷耶斯中尉）在2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出发时总共25人，每人背五六十斤重的东西。”可是由于战备不足，行军到了第四天，所有人都已经疲惫不堪，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队伍已经疲劳了，一路上太艰难，好几个人几乎是光着脚走路。我瘦了将近15斤。尽管有时背痛难忍，但我还能坚持正常行走。”
他们渡过了格兰德河，所有人都饥肠辘辘。2月10日，一个农民对战士们说，他愿意给大家一点玉米。这个人的名字要记下来，因为这个老实巴交的人，竟然会对革命产生重大影响，他叫奥诺拉托·罗哈斯。一张照片记录了游击战士们当时的境况，照片中，格瓦拉坐在一截树干上，胡子头发都很长，叼着烟斗，脚上坐着罗哈斯的两个孩子。格瓦拉没有想到，6个月后，罗哈斯出卖了他们。
没有补给，游击队员们成了猎人，路上捉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吃过孔雀、毒蛇、猴子、狐狸和各种鸟。由于饥饿，很多人的四肢浮肿，连鞋都没法穿上了。所有人，包括格瓦拉在内，都已经快挺不住了。1月23日，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对我来说，今天是黑色的一天，我是咬着牙度过的，因为我感觉非常疲倦。爬到山顶时，我的脑袋一阵晕眩。”一些人变得脾气暴躁，两位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马科斯和帕乔，吵吵闹闹，后来竟然拿出刀子威胁对方。
2月15日这天，是他长女小伊尔达的11岁生日，这是他最心疼的孩子。1960年古巴革命成功后，孩子才得以回到父亲的怀抱，却又不得不离开生母伊尔达，多年来几乎见不到亲生父母。格瓦拉不能回去为女儿庆祝生日，晚上，当战士们都在休息时，他摸着黑给女儿写了封长信：
亲爱的小伊尔达：
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你却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收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在惦念着你，希望你过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你应当知道，我正在遥远的地方，我将和你分开很久。我正在做的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毕竟也是尽力而为。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如同我为你感到骄傲一样。
你要记住，今后斗争的岁月还长着呢，甚至在你长大成人以后，你也要为斗争做出贡献。你要做好准备，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你要争取成为学校最好的学生，在各方面都要比较好。要品性端正、严肃认真、热爱革命，与同志们好好相处。我在你那么大的时候，还没有做到这些。我是在另一个社会长大的，你呢，现在的条件很优越，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因此你应当无愧于这个时代。
别忘记回家去看看弟弟妹妹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教他们规规矩矩。特别要照顾小阿莱伊达，她是非常尊重你这个大姐姐的。
好吧，小姑娘，再一次祝福你幸福地度过这个生日。代我拥抱妈妈。接受我热烈的、紧紧的拥抱吧，以此来弥补我们今后不能相见的时光。
你的爸爸
对待同志，格瓦拉比平时还要严厉，他公开指责马科斯和帕乔，图马也被他批评，所有人都变得很消沉。战士们迷惘极了，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战斗，只能靠着对格瓦拉的崇拜与信任，他们才有力气走下去。里卡多曾是格瓦拉在刚果时最坚定的追随者，可现在他私下里对庞博说：“庞博，领袖对我很不好。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来这里只是因为对他有承诺。我对他万死不辞，因为他是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路人。”
30年后，阿拉尔孔（即贝尼格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我们互相询问对方，我们去那儿到底是要干什么？行军，在森林里盲无目的地走，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队伍里没有一个是出生在当地的玻利维亚人，为什么没有想到这里和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时完全不一样。”
3月20日，格瓦拉终于回到营地，这才发现他们苦心经营的基地已经暴露。留守的两个玻利维亚人竟然逃跑了，更糟糕的是，3月14日，他们正想卖掉武器时，被警察当场抓获，他们立刻就向警察提供了很多详尽的情报。在格瓦拉回来前三天，警察已经来到了基地，在这里发现了政治书籍和其他可疑物件。大家只好撤离到离这里两三小时路程以外的地方。
战斗伊始，美国人即向玻利维亚政府伸出援手，参加过越战、有充分反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拉尔夫·W·谢尔通出任顾问，整个尼阿卡瓦苏河地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而格瓦拉仍然乐观，甚至觉得事情正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
在营地附近，格瓦拉意外地发现了塔尼娅——作为一个间谍，她本该舒舒服服地留在玻利维亚的上流圈子里，并且随时向格瓦拉通报政府的一举一动。与她一起的，还有阿根廷的西罗·布斯托斯、秘鲁的胡安·纳瓦罗，以及玻共的穆瓦塞·格瓦拉，他本来满口答应要带20名战士过来，结果只带了8个人，而且这些人根本就没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
格瓦拉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挫败，他将怒火发泄在同志们身上，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觉得非常沮丧，很多人私下里谈论着切和这场战争，觉得自己已经没法再坚持下去了。格瓦拉又谴责塔尼娅，责怪她的行为太过轻率，命令她回去。塔尼娅含着泪说：“可是我要参加战斗。”格瓦拉又追问她，究竟是谁派她来的，塔尼娅回答：“我自己，我的革命良心。”但事实证明，塔尼娅的这一举动确实极大地破坏了革命，她从首都开来的吉普车没有藏好，3月24日被政府军找到，还在车上找到了她留下的一个背包，里面装满了文件、资料和通讯录，玻利维亚政府立刻通过电台报道了这条惊人的消息。格瓦拉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闻。塔尼娅和基地曝光，政府军决定彻底消灭游击队。战争箭在弦上。
1967年3月23日，格瓦拉轻描淡写地在日记中提及，“军事行动的一天”。事实上，这是格瓦拉率领的军队，在玻利维亚打响的第一场战争。清晨，来此搜索的政府军被游击队伏击，6分钟里就迅速被消灭了7个人，伤6人，俘虏14人，其中有两个是军官。格瓦拉下令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然后把他们放走。两名被俘的军官供出政府军的清剿计划。格瓦拉开始做大战的准备，他清点了人数，队伍总共48人，其中17个古巴人，包括他自己和塔尼娅；还有3个秘鲁人，22个玻利维亚人，再加上1个法国记者德布雷，1个阿根廷人布斯托斯。另外有4个穆瓦塞·格瓦拉领来的玻利维亚人，他不客气地评价他们是“废人”，只配运送物资。这4个人后来都出卖了游击队。
3月28日，格瓦拉在日记里说：“我们被2000名敌军包围了，战线长120公里，在汽油弹的掩护下，包围圈渐渐缩小。”格瓦拉还不知道，玻利维亚政府已经向美国人请求援助，山姆大叔派来了一位参加过越战、有充分反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拉尔夫·W·谢尔通做顾问，整个尼阿卡瓦苏河地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
格瓦拉仍然乐观，在3月的小总结里，他甚至觉得事情正在向好的一面发展：“本月总的形势具有如下特点：这是一个彻底巩固和纯化游击队的阶段，是一个开始战斗的阶段，也是一个敌人开始反击的阶段。”
4月3日，格瓦拉把队伍分成三队：帕乔、科科等为前锋；塔尼娅、德布雷与切等人居中；华金和4个“废人”殿后。他们只有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虽然能收听新闻，但没有发报机，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
4月10日，游击队又进行了一场战斗，政府军有1人死亡，3人受伤，6人被俘。游击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古巴的“黄毛”牺牲了，他曾是糖业部副部长，古巴中央委员，在格瓦拉身边工作多年。格瓦拉没有流泪，只是反复向大家强调，“流的第一滴血是古巴人的血。”格瓦拉似乎忘了，在年初的行军训练中，已经有两个玻利维亚人不慎跌落在河里淹死。当时，队伍中几个国家的战士，已经出现了很大分裂。
当天傍晚，他们又打了一场伏击战，成功地打死7人、伤5人、俘虏27人，总算替“黄毛”报了仇。被俘的军官鲁文·桑切斯以为会被杀，没想到游击队竟然还拿难得的药品替他们疗伤，然后又放了他们。于是，他拿着格瓦拉亲手写的一份公告《告玻利维亚人民书》，寄到一份名为《自由新闻》的左派报纸发表。1967年5月1日，公告发表，在玻利维亚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死亡，距他们越来越近。玻利维亚人洛洛被毒打至死，尸体被从一架直升机上扔下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27岁的罗兰多阵亡；农民的力量一直没有调动起来。
在格瓦拉看来，法国记者德布雷和阿根廷人布斯托斯都是客人，他想尽快把他们送走，他相信这些人一旦离境，会将他们的消息传递给古巴和国际社会，至少可以为他们赢得道义上的声援。4月17日，格瓦拉决定撇下华金率领的人马，先行一步。华金已经42岁，是游击队里最大的同志，格瓦拉非常信任他，他带的是一支弱旅，其中包括4个随时可能叛变的玻利维亚人和3个病号（穆瓦塞·格瓦拉患胆绞痛，塔妮娅和亚历山德罗发高烧），除此之外，还有秘鲁医生和9个身体健康的战士，总共17人，其中4个是古巴人。格瓦拉带着德布雷和布斯托斯出发时，对华金说他们三天后就回来。可是，他们永远没有再会合了。
由于政府军在当地严防死守，4个半月的时间里，这两支部队只能在附近不断来回兜圈子，却一直没办法联系上，他们带着步话机，可电池却已经用完。死亡，距他们越来越近。
4月19日，游击队抓到一个名叫乔治·鲁斯的人，发现他有英国和智利双重国籍。他自称是《自由之箭》记者，想写一篇关于游击队的报道，震动全世界，可游击队总怀疑他是CIA特工。德布雷提出建议，既然此人声称是记者，为了证明他的身份和诚意，他就应该把他们安全带出去。格瓦拉同意了。
这件事似乎很容易就能办成，可是4月20日，格瓦拉从收音机里听到鲁斯、德布雷和布斯托斯三人被玻国政府军逮捕的消息。事件立刻震动全世界，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也出面调停，可这反而更加让玻国政府下定决心：一定要赶快除掉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
三人被隔离起来，分别被警察严刑拷打，德布雷最倔，受的苦也就最多，好在一个好心的军官阻拦，那群喝醉了酒的警察才没有将他活活揍死。这个军官正是曾被格瓦拉俘虏然后又被释放的鲁文·桑切斯。德布雷相信幕后指使者是美国CIA，因为在黑暗中，他多次听到有人在用英语嘀咕，获释后，他讽刺地说：“也许是CIA救了我的命，为什么要把我秘密关押两个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任务。”
可是阿根廷的布斯托斯却不像法国人那么顽强，不出两天他就供出了无数情报，写出了大概两万字的供词：供出游击队的领导者就是切，化名为拉蒙，报出了游击队队员的姓名和人数，塔尼娅的身份，还有武器的隐藏地点以及他们秘密通道的位置。他甚至还精确地画出了20张游击队员的头像，画像中，格瓦拉悠闲地叼着烟斗。
紧接着，CIA再下一城。就在格瓦拉将三位客人送走的第二天，玻利维亚人洛洛参加了一场战斗，不幸与同伴失散。4月27日，他受伤被捕，政府军在医院为他做手术时，一个CIA的特工来照顾他，这人其实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却凭着诚恳的语言让洛洛相信，他是古巴派来帮助格瓦拉的。洛洛将所有事情毫不隐瞒地说给这个古巴人听，结果内容全部被暗中录音。之后，他被毒打至死，尸体被从一架直升机上扔下来，丢进丛林里。
牺牲成了常有的事。4月25日，一支60人的政府军突然冲上来，游击队只得正面迎击，罗兰多阵亡。罗兰多本名埃里塞斯·雷耶斯，只有27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平时最喜欢看司汤达的作品。多年来，在日记中已经不再流露狂喜或狂悲的格瓦拉，那天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痛苦，他写道：“我们失去了游击队里最好的同志，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是伙伴，他曾是第四纵队的交通员。罗兰多的死令人心痛，我原准备让他指挥有可能建立的第二战线。”当自己的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情绪时，格瓦拉引用了聂鲁达《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中的诗句，“你那英勇上尉的瘦小躯体，在无垠的宇宙留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相比3月小结的基调，4月份，格瓦拉的小结已经变得很悲观：“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疾病摧毁了一些同志的健康，迫使我们化整为零，大大地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农民力量一直没能调动起来，不过，看来是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恐怖行动，迫使大部分农民保持中立的。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
饥饿、疾病、死亡、背叛，1967年8月，成为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个月”。
没有吃的，大部分时候只能捉到什么猎物就生吞活剥给吃了，结果吃到点正常人应该吃的东西，所有游击队员的肠胃都没办法消化。5月13日，他们在一家农户找到了点猪肉和油焖笋，所有人都上吐下泻。
没有办法洗澡，连最不爱干净的格瓦拉也受不了：“我身上的臭味十英里外都能闻得到。”
更可怕的是没有药品。7月6日，他们找到了一个药房，买走了所有药品，却发现惟独没有治哮喘的药物。结果，格瓦拉只能注射当做眼药用的1%肾上腺素溶液。
越来越多的同志阵亡。6月26日，在与政府军短兵相接时，庞博腿部中弹；图马腹部中弹，不久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图马是格瓦拉的贴身保镖，曾经真正为他出身入死。在日记里，格瓦拉痛心地写道：“我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个儿子。”7月30日，里卡多（原名塔玛约）阵亡，格瓦拉评价他“是一个最杰出的战士”。
格瓦拉几乎就要放弃，他没有药，哮喘病随时发作。脚后跟长了两个大大的水泡，战友们帮他挑破后，才可以下地走路，可又发起高烧。8月16日，这位领袖无奈地在日记里写道：“给我们驮背包的那只小骡子，竟然一下子把我掀翻在地上。”整个8月份，格瓦拉认为“是我们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个月”。有好几天，他们没喝一口水，也没吃一点东西。
与此同时，与格瓦拉失去联系的华金分队，也在苦苦挣扎着。几名靠不住的玻利维亚人果然瞅准一个机会就开溜，华金的队伍被政府军盯得死死的，不断有人在战斗中牺牲。到了8月30日，他们一共只剩下9个人，包括仍在发高烧的塔尼娅和1个格瓦拉所说的“废人”帕科。华金来到了曾经给他们玉米的农民罗哈斯家，罗哈斯仍然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还帮忙指路。可是事实上，他已经被CIA收买，美国人许诺事成之后给他3000美元，还让他移民美国。那个曾被格瓦拉抱在腿上的小男孩，听了父亲的吩咐，溜到附近的政府军驻地告密。
第二天，游击队员准备渡河，此时他们已经被政府军包围。就在他们全部上船时，两岸的政府军猛烈开火。所有人都身中数弹。塔尼娅的尸体被河水冲走，7天之后才被人发现。只有两个人没有被打死，但还是被逮捕了，一个就是始终想叛逃但终究没走成的帕科，另一个是弗雷迪·迈姆拉医生。医生在3天后被枪决。帕科坐了3年牢，然后被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罗哈斯并没得到CIA允诺的3000美元，也没能移民美国。3年后，他被南美游击队打死在家门口。
“我就是切·格瓦拉！”格瓦拉最后的日记充满了田园诗歌般的宁静，面对玻利维亚政府军的枪口，他小声地介绍自己。
玻利维亚政府再度加派军队，640名玻利维亚特种部队，穿着由美国提供的迷彩服，9月25日到达格兰德河地区。政府还向每个村的村长投递通知，让他们一发现游击队就立刻向政府军报告。
9月26日，格瓦拉率领的游击队遭到伏击。米盖尔中尉和胡里欧医生中弹身亡，科科受伤，枪林弹雨中，贝尼格诺背着科科撤退，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肩胛骨，在他身体内留了好几年。在混乱中，又有两个玻利维亚人溜走。科科因为伤势过重，很快宣告不治。现在，他们只剩下17人，其中有1个伤员，3个病号。大家几乎崩溃了，因蒂不断流泪，为了他弟弟科科的死。贝尼格诺失血过多，神智不清，而且伤口生了很多蛆。路极其难走，不断有刺扎在他们的脚上和身上。
10月6日，从阿根廷的电台广播中，格瓦拉得知，他的队伍已被几千名政府军包围。只有他还保持着镇定。第二天，一块陡峭的巨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大家都累得不想动弹，格瓦拉一声不响，一个人走在前面，竟然不一会儿就灵活地爬到岩顶，然后伸出手，将大家一一拉了上来。贝尼格诺说：“每当需要勇气，需要胆量，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时，切就在我们身边。”
这一天，格瓦拉的日记竟然充满了田园诗歌般的宁静。这是他日记的最后一页，他写道：“开展游击战以来，11个月过去了。一切顺利，仿佛田园一般。一个老妇人来峡谷放羊，我们正在那里露营，只得将她关起来。我们17个人在微弱的月光下出发，行军很累，而且留下了很多痕迹。附近没有房屋，却有庄稼地，一些水渠引来小溪的清水来灌溉。”
每两个人一组，格瓦拉派了三组人出去侦察，这才发现，政府军正以扇形从四面八方冲下来。格瓦拉和其他11人留在峡谷里，躲藏在灌木丛中。庞博和乌尔诺在左翼，贝尼格诺和因蒂、达里奥则在对面山坡上。下午1点半，政府军展开一阵扫射，一颗子弹打在了格瓦拉右腿下方。
玻利维亚矿工维利搀扶着格瓦拉撤退，沿着一条狭窄的石头路向上攀登，就在上面，两个政府军用枪口对准了他们。
“上尉，我们抓住了两个！”加拉·普拉多上尉应声跑了过来，手上还拿着一本CIA和玻利维亚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格瓦拉小声地说：“我就是切·格瓦拉！”普拉多竟然大声叫了声“教皇”，然后激动地一屁股坐在地上，“教皇”是政府军给格瓦拉起的代号。他立刻向普卡拉总部做了汇报，总部向总指挥部转达了这条消息：“我抓住了教皇和维利。教皇受了轻伤，战斗还在继续。”此刻，是10月8日下午3点。
普拉多并没有按照上级吩咐，将格瓦拉五花大绑，而是派两位士兵扶着他走。格瓦拉要求喝水、抽烟，普拉多忙不迭地照做，递给他自己的水壶，他给了格瓦拉两种烟叶，浅色的温和一点，褐色的劲儿大，格瓦拉挑了褐色的，装了满满一烟斗。
凌晨，小村子里的小学被临时改成了监狱，普拉多将士兵拿走的两块劳力士手表还给格瓦拉。格瓦拉对他说：“不用了，你留着吧，反正他们还会拿走。以后你再还给我。”他用石头在自己的手表上画了个十字，以便与图马的那块表区分开来。日后，普拉多将图马的这块表送给上司，格瓦拉的表则寄还给古巴政府。
玻利维亚政府将格瓦拉的头和双手割下，头颅送到了巴拿马的美军基地，双手则保存在内政部。
1967年10月9日清晨，19岁的小学女教师胡利亚·科尔特斯获准来教室拿教具。她对格瓦拉说了声：“您好。”
格瓦拉友善地向她点点头，问她：“你是这里的老师？”
“是的！”
格瓦拉笑了笑，指着胡利亚身后的黑板，说：“这一行西班牙文，是你写的吗？”
胡利亚害羞地点了点头。
像是个慈祥的父亲一样，格瓦拉认真地说：“你那行字里，有一个重音符号标错了。‘会’字不该标成双重音。”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格瓦拉仍然不忘祝福这个年轻的印第安姑娘。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５个孩子？他一直很忙，忙到无法为他们庆祝生日。
上级用密码传来命令：“一个俘虏也不留！”据普拉多分析，政府是害怕夜长梦多，出现第二个德布雷事件，被国际社会干预。即将被枪杀前，CIA的特工拍下了三张格瓦拉的照片，照片上的这位领袖，衣着破烂，头发和胡子乱成一团，瘦得可怜，他不愿看镜头，目光阴沉。由于命令不得向格瓦拉的头和双手开枪，因为这些部分要送给美方检验。于是，刽子手对着格瓦拉的肚子开了9枪。
最后在这场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只有三个古巴战士庞博、贝尼格诺和乌瓦诺。1968年3月7日，卡斯特罗亲自到哈瓦那机场迎接三位战士归来。
10月9日下午，一架直升机载着格瓦拉的尸体，飞到了瓦列格兰德，只有7000居民的这座小城里，突然涌来无数记者。医生在死者的主动脉上切开一个小口，注射少量甲醛，这样可以延缓尸体腐烂。两位修女清洗了切的遗体，为他梳洗了11个月来从未理过的头发和胡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格瓦拉原本闭着的眼睛睁开了，眼神还像原来那样澄清，嘴角似乎隐约浮现出一丝微笑。摄影记者开始抢拍传奇英雄的遗照。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杰发现，这些照片让人联想到了两幅名画。一幅是伦伯朗的《解剖课》，另一幅是曼特格纳的《基督之死》。《基督之死》中，基督的面庞和沉静的表情，都与格瓦拉的遗像惟妙惟肖，惟一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基督的下半身盖着毯子，而格瓦拉则穿着解开扣子的军裤。
玻利维亚政府将格瓦拉的头和双手割下，头颅送到了巴拿马的美军基地，双手则保存在内政部。后来，玻利维亚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千方百计弄到了格瓦拉的日记与双手，将它们带到古巴，但是人们发现，格瓦拉的尸体失踪了。
今天，格瓦拉甚至成了流行符号，人们穿着印有他头像的衣服招摇过市。觉得他长长的头发和皮靴看起来是那么时尚。
古巴举国哀悼。10月8日被定为“英雄游击队日”，全国哀悼三天。10月18日，古巴的革命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举行了庄严的守灵活动，礼炮沉痛地发了39响，代表格瓦拉只活了短暂的39年。
科达当年随意拍下的那张切的照片，成为了革命和叛逆的象征。1968年，大学生们举着他的画像，在欧洲、在美国、在全世界举行游行示威。在巴黎，曾与格瓦拉有过一面之缘的萨特，对这位“当代最完美的人”表示敬意，而法国总统密特朗说：“作为一个法国左派，我可以这么说，切·格瓦拉的战斗就是追求自由的人的战斗。”而在当代，格瓦拉甚至成了流行符号，人们穿着印有他头像的衣服招摇过市。觉得他长长的头发和皮靴看起来是那么时尚。
1997年7月5日，奇迹出现。古巴—阿根廷联合小组在玻利维亚的瓦列格兰德，花了几个月时间，挖掘了一万平方米，终于在机场跑道附近发现了一个合葬墓坑，内有7具遗骨。几位法医认定，其中的二号遗骨就是格瓦拉的遗体，骨骸上几个弹孔的位置也与当年的验尸报告一致。7月12日格瓦拉与其他几位战士的遗体，终于重返古巴，安放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的一座陵墓里。
全世界为之哗然。所有报纸都打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标题：“切回来了！”虽然几乎可以称之为一个屡战屡败的人，切仍然被人们视为英雄，他狂热、正义、英勇、充满理想。法国学者福柯因此说：“他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真正取得胜利，胜利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
后记
《世纪洋人画传丛书》缘起
一个人如何打动另外一个人？
一个异国的人如何成为另一个国度一代人的偶像？
一群人为何会专注于关注另外一个人的命运？为他的死与生，产生冲动或者好奇。为他的命运与状况揪心或者感动。甚至会因为某一句话改变自己的一生，把自己送上不可知或者未知的命运车站，试图发现哪个理想与梦想一夜之隔的终点？这种联系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暗示或者人类精神迄今并未发现的暗道。
这些神秘的问题一直令我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的暗示。而这也是我面对一个个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些神秘之人，伟大之人或者明星们之时所产生的最大的困境。
我为什么会喜欢他们？
他们为什么会影响我？
他们如何影响世界？
他们如何改变世界？
这样的怀疑我坚信会出现在每个人的青春期或者思想开始接受世界的信号的那一时刻。每个人的命运开始于自己隐藏的欲望中那未知的天线。在这个世界给出相当多的传奇与繁杂信号的时刻，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一条，而忽略了另外一条，这些仍然是人类之谜。只有一点，是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你接受的人影响了你，改变了你。
而改变我的人，我如果说是切，一个遥远的阿根廷人，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一个革命者，一个先锋派年轻人，一个终生把革命或者生活当成艺术的人。你千万不要怀疑我的真诚，我其实与你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神秘的原因，以及理由。我只知道，我喜欢他，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个被无数的人穿在胸前，或者被泰勒刻在身体皮肤上某个位置，被可口可乐、被雪茄烟商人、被商业化了的切，而忽略了他的革命本质的时候。其实我喜欢上了一种切的生活方式。他是我某个时刻的理想图标。
像切一样生活，这样的理想正在成为中国一代中产或者小知（小知识分子）者的口号与暗示。
我像你一样，盲目与无知地爱着这个男人。并且无私地把他的巨像放在自己的居所的墙上。然后乐呵呵地注视着这个男人，如何在23岁的时候，骑着破旧的摩托车，带着盲目的理想上路，走了12000公里，在这条盲目的公路上，他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与传奇。他找到了另外一个改变他的人卡斯特罗。也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方法。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也找到了人生中最后的一点点回忆。
格瓦拉在23岁时的依据是漫长的路上。出发时他的灵魂像一张白纸。而在路的终点，我们看到切变化的过程。在新近推出的一部所谓的公路大片《摩托车日记》一片中，我们看到了与我们没有区别的切。他在给自己的家人的信中一次次地试图想清楚自己的未来命运。庆幸的是，这个寓言式的公路片告诉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切。你可以像切一样去一路留情、一路百花齐放，一路上忧世愤俗，一路上长吟短叹，但你能否在自己的路上找到理想的方向，并且为这种理想放弃生命？
这让我感到一种命运的可怕，每个人都在路上，寻找着自己的方向。只是这个男人找到了这样的表达，我们呢？
在路上，永远都是一个可怕的命题。
我们从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
我们从一出生，就在寻找，其实不过是在寻找一种如何抵达死亡的方式。有的轰轰烈烈，有的轻歌慢吟，有的艳色如天，有的暗无天日。但为什么许多人都留在了路上。有的成为了某个国家行进过程中的标志牌，有的正在成为某个人精神的暗示。但他们都留在了路上，成为国家与民族，人类精神某处的转折指引与符号。很难想像，这位单纯的革命者如何走进反对布什对伊拉克开战的阵营中，并且被挥成了旗帜。一群反对全球化的人会穿着印有他头像的衣服抗议。但是，切·格瓦拉，这位游击战士在哪里？
这位奉毛泽东游击论为“圣经”的先生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崇拜者俱乐部。在他诞生近80年后，他还为每一次反对运动尽力。“没有哪次反对运动没有格瓦拉的旗帜，没有哪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没有格瓦拉的 T 恤。关于切的电影与传记积累如山。问题是，他的崇拜者中有大量的男人，而且遍布全球的每个角落。这个被美国人憎恨的敌人正在被制造成烈士与圣人。格瓦拉去世后不久，“玻利维亚的一位女农民被这位战士的温柔眼神迷恋住了。把他的画像挂在草棚内，向‘圣埃内斯托祈祷’。这种方式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格瓦拉画像挂在许多理想青年的房间里，并且成为上世纪70年代的象征，成为各种理想主义的代表。巴勒斯坦人举起他的旗帜游行示威，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农户家里挂着他的画像。在英国，教堂为新的基督徒举起他的画像感到恐惧。”格瓦拉是“要运用暴力去整顿世界的那些人的楷模，但是这些人只有些许的叛逆。格瓦拉代表一种生活意义，进行反对具有影响的社会阶层的斗争”。泽梅罗格说。
他的影响力在其身后正在超越他的本身。甚至在遥远的中国，人们也会为他的话剧或者传记着迷。这个曾经到过中国，崇拜毛泽东的年轻人正在受到中国人的崇拜。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永远烙在一代中产阶级与社会精英心中的烙印。甚至有年轻人数次到古巴，去寻找切。甚至有一家房地产商，在中国南方某地，搞了一个巨大的古巴社区，把格瓦拉的图片挂满了那里，他们的品牌是格瓦拉的品位，雪茄烟、别墅、古巴风情、传说组成了商品。而受众是那些喜欢格瓦拉的人。
他的女儿一直是反对把格瓦拉商业化的一个极力推动者。但这位革命者正在被这个时代重新解释。他的真实的追捧者中包括了可口可乐、手表商，现在已有人在开发格瓦拉爱喝的马黛茶了。这是一种奇怪的茶，我没有喝过，但希望能喝。
切·格瓦拉是这个世界上先锋力量的象征。格瓦拉曾经的经历正在暗淡，某种风格化的生活与类型的人群，高举着他的旗帜只是想找到依据，一种生活与精神的依据。每个人都需要理由。需要格瓦拉的理由每个人都暗藏在心里。
但需要戴安娜的理由是什么？
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戴安娜所留给这个世界的可能是灰姑娘的现实读本。我一直不理解，戴安娜为何在世界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她的死几乎成为全球性的事件。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都在寻求解读戴安娜的方式。这种影响力甚至在中国都成为一个巨大的事件。我所能想起来的是，戴安娜去世之时的凤凰卫视破天荒的直播中，中国无数的人彻夜守候，这种悲伤的直播与超乎寻常的关切，常常令我有种虚假的幻觉。
我在想戴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一位有细节有想像力甚至邻家姑娘的一面的女人？是一位所有女孩子的梦想，嫁入深宫与豪门仍然是21世纪今天的姑娘们的童话结局。尽管戴安娜是这个结局的受害者，但她的故事为什么仍然成为大家谈论的要点？戴安娜即使在死后８年，仍在成为传媒的头条。她的管家出书了，她的情人威胁要出书，她的前夫计划娶自己的情人，她的情人的父亲仍在调查那起神秘车祸的故事？一切的一切，越来越像一个电影故事。但这个故事一直上演了七八年，并且仍然没有结局。似乎也永远都不会有结局。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她是一位什么样子的楷模？
道德的圣人？
显然她有着令我费解的私生活，有着多达数次的恋情，即使在结婚后也仍然有情感的诞生。尽管她的理由是自己是受害者。
显然这位美丽的女人，还有着皇室所无法接受的风格与亲和力。她正在代表某种势力走向平民，甚至雷区、或者更多的慈善事业。
显然她拥有令无数少女梦想成真的皇室婚礼与繁杂的礼仪。但正是这一切杀死了戴安娜。一位很难从道德上去厘清的女人，一位有着童话婚姻的女人，一位全世界最大的受害者，尽管这种困境被媒体放大，并且成为小报一再被追问的现实故事。一位拥有神秘死亡与媒体世界焦点的20世纪的主演。这一切组成了一个神秘的戴安娜。一位永远拥有巨大关注力但却无法解读清楚关注力来自何处的女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她在出版众多的传记之后，试图再去解读这位神秘女性一生的原因。因为我们想找到戴安娜的秘密。也想找到戴安娜终其一生所造就的梦想帝国的秘密花园的路径。
出版这套丛书的理由到此似乎已经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
但更深的原因其实在于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我们一直有个宏大的想像力，用一种特别的传记体为世界上重要的人物立传，为平凡的世界中的众生提供一个前行的路牌或者仅仅是虚幻的别人的世界。起初的动力仍然来自于始自2003年初的那套“世纪华人画传丛书”的成功。那套书我们推出了《宋美龄画传》、《邓丽君画传》、《梅兰芳画传》。这三本书开创了中国一种新的传记体。《中国图书商报》总结为：首先，与原来的人物传记图书最大的区别是，传记体的元素由文字一个基本元素，变成了文字和图片两个主导元素，而且在“新传记体”中，图片不仅仅是辅助性的、次要的，而是具有与文字并驾齐驱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文字成为了图片的辅助元素，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差异。这套丛书在中国制造了这样一些数据：宋和邓的画传先后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香港与台湾版等六个版本。发行量均达到了二十多万套。这套丛书在中国几乎引爆了一个画传潮，据我们调查，至少有三十多种以画传命名的书出版。这种巨大的跟风现象至少给我们精神上以巨大的鼓励。他们印证了我们的成功。
这套书客观上仍然是《世纪华人画传丛书》的一个延续。我们试图在为中国人继续立传的同时，还确立了为世界名人立传的一个宏大的计划。确立为洋人，至少在我们的解读里，有这样几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中国人有影响力的人；二是洋人为中国开埠之初中国人对外邦之人的统称。
我们将重新确立一个解读这些洋人的标准。重新定义并升级我们对于这套画传丛书的许多概念，并力图将其打造成新的具有较高阅读力的一套丛书。
切·格瓦拉、戴安娜只是我们的开始。
这套丛书仍然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
这个团队里仍然有我的伙伴王宝生先生，我们的合作得到了愉快的延续。感谢崔波，他是这套丛书的视觉顾问与图片编辑。他的加盟将提高我们对于图片的使用与解读。另一位重要的设计者陆智昌先生，他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是这本书成功的重要保证。
感谢我的合作者詹涓、韩星，这本书的每个细节都与他们相关。
2004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