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阴谋：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
第1节：引言(1)
引言
来自经济杀手们的新自白与新揭露
约翰·珀金斯
经济杀手（EHM）是收入颇高的专业人士，他们从全球各国骗走了数万亿美元。他们从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和其他对外援助机构那儿挪走资金，放入大型跨国公司的保险箱和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少数家族的口袋中。他们使用的工具有虚假金融报告、非法操纵选举、贿赂、勒索、美人计和暗杀。他们玩的是一场与帝国同生的古老游戏，但在全球化时期却以新的面目和可怖的情形再现。
我应该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杀手。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以下简称《自白》）一书中，我以上述开头段落描述我自己的职业。自从2004年11月初这本书出版以来，我经常听到电视、广播主持人在将我介绍给观众时读到这段话。经济杀手的真相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众感到震惊。许多人告诉我，那本书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负责任地采取行动，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自白》所唤起的公众注意出乎人的意料。当时，我曾花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试图将《自白》出版。在我拿定主意之后，我想出版的意愿就变得非常强烈。
到2003年末，许多出版商都浏览过手稿，但都拒绝出版。最后，我几乎要绝望了，以为不会看到这本书出版了。前后共遭到25家出版商拒绝，尽管他们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称其为“吸引人的”、“资料翔实的”、“一个重要的揭露”和“一个必须有人来讲述的故事”。我和我的作品经纪人认为也许这本书“反金权政体”（Anti?corporatocracy）的导向太强了(“反金权政体”一词是在那本书里初次介绍给广大读者的，“金权政体”是指那些掌管着全球最大公司、强权政府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出现的全球帝国的权力集团)。我们的结论是：这些主要出版商要么被“金权政体”的权要所胁迫，要么对他们深怀感激，因而不可能出版这本书。
最终，一家有勇气的独立出版商——贝雷特－克勒（Berrett-Koehler），接下了这本书的“出版任务”。《自白》在公众间的受欢迎度令我十分吃惊。上架一周时间，该书在亚马逊网站的销量就排到第4位。此后很多周，该书出现在每一份主要畅销书名单内。在不到14个月的时间内，该书被翻译成20种语言出版。一家大名鼎鼎的好莱坞公司购买了这本书的电影版权，企鹅出版集团/普鲁姆公司（Penguin/Plume）购买了该书的平装本版权。
尽管有了上述种种成功，但一个重要元素一直缺失。因为经济杀手、“金权政体”和现在已出现在大学课程提纲中的“走狗”（jackal）等词汇，美国主流媒体拒绝评论《自白》或和《自白》所揭露的事实。《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不得不将其列入畅销书名单中——毕竟数字不会撒谎(除非经济杀手们制造虚假数据，就像你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的)——但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头15个月内，大部分报纸顽固地拒绝对其进行评价。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的代理人、我的作品宣传人、贝雷特－克勒和企鹅/普鲁姆公司中最有思想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还有我，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但我们知道几个全国知名记者曾犹豫着，想对这本书写点什么或说点什么。他们曾和我进行过深入的电话交谈，也曾让制作人邀请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饭，但最后他们都退缩了。一家大型电视网曾邀请我参加西海岸谈话旅行节目，于是我飞越全境来到纽约，并精心打扮准备参加节目。但当我在门口等该电视网的豪华轿车时，一位职员来告诉我节目取消了。媒体的辩护人随即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能证明其他经济杀手的存在吗？”“有其他人写过类似的著作吗？”“在上层人士中间有其他人做过类似的揭露吗？”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解。
这些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当然都是“是”。本书中描述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由其他作者深入讨论——通常是多位作者。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推翻伊朗总理摩萨台的阴谋；大石油公司的傀儡——伊朗国王，重新执政时所做的种种残暴事件；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洗钱事件；厄瓜多尔总统杰米·罗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奥马尔·图勒何的惨遭暗杀；亚马逊河上，石油公司和传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辩解；柏克德（Bechtel）、哈利伯顿（Halliburton）和其他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持者在国际上的行为；美国单方面无故入侵巴拿马，逮捕了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推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的政变——书中的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事件都有公开记录。
第2节：引言(2)
几位学者曾指责我的以下观点，认为那是激进分子的谴责。这些观点是：为达到政治目标，经济预测被操纵和扭曲(违背了经济的客观性)；外国援助不过是获得大笔生意的工具，而不是缓解贫困的无私手段。然而，上述两方面是同经济健康发展和真正的利他主义相违背的。许多人提供的文件可以证实这一点，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中写道：
为了使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项目看起来有效，为了使数据和项目相符合，经济预测必须加以修改。许多人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和普通的预测有何不同。在这些例子中，对GDP的预测并不是基于精密的统计模型，也不是基于精通经济人士的最佳估计，而只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需要加以确定……①
就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全球化以国际金融势力的新式专政取代了许多国家国内权要者的旧式专政……对数百万民众来说，并未从全球化受益……这些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被摧毁，生活变得更不安全。②
我在为第一本书——2004年末和2005年初的精装本——出版奔波期间，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不时听到观众提出“这代表了主流舆论的观点吗？”这样的问题。但当2006年初书的平装本发行时，这类问题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读者已经成熟了很多。人们日渐怀疑主流媒体和“金权政体”是一伙的，显然许多主流媒体为“金权政体”所拥有或至少通过广告接受其资助。尽管我很乐意将公众态度的这种转变归功于《自白》，但我的这本书必须和许多其他作者的著作一起分享这份荣耀，如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戴维·克顿的《当公司统治世界》、诺阿姆·乔姆斯基的《霸权和生存》、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杰夫·福克斯的《全球阶级斗争》、安东尼娅·尤哈斯的《布什议程》；还有一些电影，如《不朽的园丁》、《辛瑞那》、《卢旺达饭店》、《晚安，好运》和《慕尼黑》。美国公众最近无疑享受了一顿揭露全球化的盛宴，而我的书自然也不再是旷野中的孤独呼声。
尽管数不清的证据表明：“金权政体”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造成全球数百万民众陷入贫穷和痛苦的深渊，任意践踏自主、公正和自由这些构成美国基础的信条，并将美国这个二战结束时被誉为民主骑士的国家，转变为令人害怕、憎恨和厌恶的国家，但主流媒体忽略了这些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为取悦富人和位居高位的执政者，许多记者转身从真相面前走开。当我的作品宣传人联系他们时，这些记者只是不断地问：“你说的这些事发生在哪里？”“你能证实这些事真的存在吗？”“有其他客观的研究者确认你的故事吗？”
虽然证据已经唾手可得，贝雷特－克勒和我还是认为适当的反应是以某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这种方式使人们必须正视事实，且仅有那些持续坚持否定真相的人才会有所争议。我们决定和许多合作者一起再出一本书，一本进一步揭露经济杀手的世界和它的运行方式的书。
在《自白》中，我讲述了一个植根于冷战的世界，处处反应了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冲突。我对那场战争的叙述结束于25年之前的1981年。自那时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帝国运转的动力已经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和欧洲的崛起，并和美国展开竞争，现在的世界显得更加多极化，更加以金钱为目的。帝国主要由跨国公司推动，这些公司的利益超越了某一特定国家主体的利益。③伴随这些，出现了新的多国机构和贸易协定，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新的清晰的意识形态陈述和计划，如新自由主义和结构调整计划，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施加的种种附加条件。但是有一件事始终没变：第三世界的人民继续在受苦；他们的未来，如果有未来的话，看起来也比20世纪80年代早期更黯淡。
第3节：引言(3)
25年之前，我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经济杀手在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利益服务，即争取在冷战中控制发展中国家。今天，这场经济杀手的游戏更加复杂，其中的腐败也更加普遍，而其运行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来说也更加重要。经济杀手也出现了许多新类型，扮演的角色也更加多样化。对经济杀手们来说，令人尊敬的外表仍然是关键因素。从官员们所采取的精心挑选的洗钱和逃税活动到可算为经济战争罪犯和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成了经济杀手们加以利用的手段。后面各章将揭露全球化的另外一面，揭示依赖欺骗、扭曲和暴力来维持的经济体系：一位离岸银行④的官员藏匿数亿美元窃取来的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顾问们大量削减加纳教育和健康项目的经费；保护欧洲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利益的商人集团；重写伊拉克石油法的咨询师以及资助军阀来确保刚果锡矿石供给的管理人员。
汇编这些文章的主要障碍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经济杀手都认为谈论他们的工作，不是一件对他们有利的事。许多人仍在积极从事这些工作，而那些已经退出的人通常都收到了退休金、咨询费和他们的前雇主支付的其他费用。他们知道多嘴的人会失去这些好处，而且有时候失去的会更多。在做这类工作的人中，大多数认为对以前的工作伙伴保持忠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一旦我们中有人决定迈出这艰难的一步——用中情局的话说，就是“迈入冰冷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将不得不艰难面对现实中处处保护跨国公司权力机构的强大力量、全球银行、政府的保卫和安全部门、国际机构以及对所有这些进行操纵的少数权要们。
近些年，那些被指责欺骗民众的家伙变得更加狡猾了。“五角大楼文件”和白宫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使他们意识到写下和录下具体情节的危险，因为别人可能会得到这些材料并进行指控。安然（Enron）、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和世通公司（Worldcom）的丑闻和最近对中情局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天才表演”的辩解以及国家安全局的窃听事件，所有这些都服务于进一步掩盖真相的方针。政府官员曝光了一位中情局特工的身份，以报复她揭发政府制造虚假情报而未受惩罚的丈夫。所有这些事情对讲真话形成了终极威慑：那些揭露金权政体的人可能会遭到暗杀——如果不是用子弹，也会在经济和名声上遭到封杀。
不那么明显的威慑也会阻止人们讲真话。自我告白，打开自己的灵魂深处让公众审视，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自白》之前，我写了许多书，其中有5本得以出版。但这些书的写作并未使我准备好去面对揭露自己作为一个经济杀手的事实时所产生的焦虑。虽然我们大多数人不愿将自己视为腐败的、软弱的或不道德的，但当我们描述作为经济杀手的生活时，几乎很难忽略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就个人而言，写作这本书是我曾遇到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在接触写作一本类似此书的合作者时，我将告诉他们在终点时自白是值得付出这些痛苦的。但是，对一些准备沿这条路前进的人来说，终点看上去是如此遥远。
我和勇敢的贝雷特－克勒公司的建立者和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皮耶尔桑蒂，讨论了这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后的潜在利益。做出出版《自白》这本书的决定的，正是史蒂夫·皮耶尔桑蒂。我们谈了没多久，就认为好处可观，完全值得付出这些努力。如果我的自白可以引起公众如此大的反应，那么我们可以期望多个人的自白或有关需要自白的人的经历将会感召更多人，鼓励他们采取行动，将这个帝国重新变成它本该成为的民主共和国。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劝服美国公众，使他们相信我们能够也必须创建一个未来，让我们的子孙以及每一块大陆上的他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感到骄傲。
当然，首先我们要从向新闻记者们展示事实开始。我们决定应当收入一些精心研究的分析，这些分析是由持更客观态度的观察者做出的，而不是仅包含个人观点。在第一手资料和第三方陈述之间取得平衡，这看起来是一个谨慎的办法。
第4节：引言(4)
史蒂夫亲自寻找既可以担当编辑一职，又能像侦探一样行动的人。这个人必须找出期望中的作者，劝说他们，以对国家、家庭和每一片大陆上子孙后代的忠诚请求他们参与这本书的写作。经过漫长的挑选过程，史蒂夫、他的职员和我都选定了史蒂文·希亚特。史蒂文是一位职业编辑，但也有一个作为激进主义者的长期记录，从抗议越南战争开始，到后来成为一家教师联盟的组织者。此外，他在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过很多年，该组织是一个智囊团，一个为遍布世界的跨国公司和政府机关提供服务的咨询机构；而且和贝克特尔公司、美国银行和经济杀手世界中的其他玩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在那里他主要是制作研究报告，他把那些报告的描述为实质上是“金权政体在自言自语”。
文集编撰工作一开始，我就着手对其进行宣传。当人们问到下述问题——“你能证明其他经济杀手的存在吗？”“有其他人写过这些事情吗？”“其他人做过类似的揭露吗？”——我就告诉他们这本即将出现的书。出版文集实在是一个英明的决定，这一点在2006年2月19日得到了证实。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周末商业版的头版头条，刊登了讨论《自白》一书的重要文章。我相信，编者对背后的确认结果感到满意，证实了我对自己生活的陈述和《自白》中所描述的情节。但是，我也认为，其他经济杀手和研究者参与写作本书，是他们决定刊登那篇文章的最重要因素。
本书的撰稿者们揭露了发生在许多国家的事情，所有的经济杀手游戏也在种种伪装下计划着。每一件事都向人们展示了帝国的形成过程，虽然帝国和美国自由、平等的原则相违背。各章节的顺序按照全球帝国中金钱和权力的流动过程排列。下页的图展示了这个过程：将贷款出售给第三世界国家，通过隐秘的离岸银行账户再将黑钱流回第一世界，债务主导的发展模型在减少贫困方面的失败，高额未偿付债务的积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确保得到资源的军事干预。史蒂文·希亚特在“全球帝国”中给出了控制之网的一个概述，控制之网是第一世界公司和机构用来统治全球经济的，随后每一章揭露了一个侧面。现简短概述如下：
S·C· 格温参加了克里夫兰信托机构，随后很快接触到了国际银行业的随意氛围，在那里他了解到支付能力和发放贷款是没有关系的。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中，他描述了商业腐败文化。地方权要和国际银行业在这种文化中，建立了基于债务的相互依赖关系，而这些债务最终是由普通民众来偿付的。
约翰·克瑞斯滕森在泽西岛离岸银行业天堂中一家信托公司工作，泽西是英国海峡群岛之一。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处于经济杀手世界的中心，这里是全球离岸银行业的一部分，离岸银行业主要是便利逃税、洗钱和资本外逃。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他揭露了盗钱体系的运作，该体系从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公民那里盗取了数亿资财；叙述了富足生活方式的诱惑以及为什么他决定退出。
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BCCI）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离岸（地下）银行业的关键玩家。它为各种各样的客户提供非法交易，从中情局到麦德林卡特尔（Medellín Cartel），再到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露西·科米萨叙述了该银行的快速沉浮和它涉及130亿美元的破产事件。
刚果至今仍旧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并深陷内战漩涡中。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至少有400万人丧生。而西方的跨国公司为了确保得到黄金、钻石和锡、钶钽矿石，还在大力资助军方，推动内战。在“廉价手机的人力成本”中，凯瑟琳·克恩提供了一个见证，叙述了为了向第一世界消费者提供廉价的电子产品，刚果人民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约30%的石油供给希望能够从非洲得到，但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将和其他国家争夺获得这些石油储备的渠道。当地居民曾发起运动，要求参与分享这份新财富和阻止对他们地区环境的破坏。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中，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讲述了英国一个受雇工作在国外的雇佣兵如何发现自己处于这场石油和权力之争中心的经历。
第5节：引言(5)
据估计，伊拉克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因此获得伊拉克的石油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伊拉克临时政权正计划和美国、英国的石油公司签署石油生产分享协议，这份协议将耗去伊拉克人民2000亿美元，而他们现在正需要这笔钱去重建家园。在“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格列格·穆特揭露了这场高水平掠夺背后的经济杀手。
“你带钱来了吗？”一位利比里亚的官员向世界银行职员史蒂夫·贝尔克曼问道，明显期望他递过来一包现金。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贝尔克曼提供了知情者的视角，解释当腐败官员们偷走本该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时，世界银行为什么视若不见。
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是世界银行以债务发展推进现代化模式中的佼佼者和典型代表。在“菲律宾，世界银行，一场冲向尽头的竞赛”中，埃伦·奥古斯丁讲述了美国如何利用数亿美元帮助马科斯维持其独裁统治的，其中世界银行扮演了中介角色。
出口信用机构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使贫穷国家更容易地买到本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这些公司发家致富。在“出口灾难”中，布鲁斯·里奇将聚光灯照到了出口信用机构的隐秘世界，并揭示了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它们的行为有：将核电厂出售给不能有效管理它们的国家；向饱受战争灾难的地区出售武器。
G8（八国集团）的财政部长们在格伦伊格尔斯会议前，宣布他们已达成协议，将给予18个第三世界国家40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詹姆斯·S·亨利(前国际银行家)表明了真正实施的债务减免是多么的少和为什么数十个国家仍然深陷西方世界的债务陷阱中。
请根据你的兴趣，随意阅读这些章节。跳着读，一次读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或者某一个特定主题，这些都请随意。最后请读安东尼娅·尤哈斯的“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了解一下为抵制“金权政体”带来的全球控制，你都能做些什么。
阅读时，请用心思考和体会所描述的这些行为对世界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含义。请放任你的热情喷涌，觉得有义务采取行动。我们，你和我，这么做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国家变回反映独立宣言中价值的国家以及反映我们成长中所尊敬和为之奋斗价值的国家。今天，我们必须开始重建“金权政体”所强加给我们的世界。
这本书提供了一系列经济杀手所使用工具的快照，这些工具被用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但是这些章节不过是公司精英们所做的许多穷凶极恶事件的引子，而且这些事件时常打着利他主义和进步的旗号。在二战后新的时期——经济杀手成功地将“民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变为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在对一些人实施残忍的、通常是极权主义的手段时，是毫不会退缩的，因为这些人拥有我们所觊觎的资源。
读完这些章节后，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全球人民害怕、痛恨甚至憎恶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作为“金权政体”政策的结果，平均每天有24000人死于饥饿；数万人，尤其是孩子，死于本可治疗的疾病，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医药费；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在许多地方这点钱根本不够支付基本的生活需求。本质上，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依靠人类农奴和奴隶剥削的现代版本。
我们必须结束这些。你和我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孩子将不能继承一个稳定、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除非我们能够改变经济杀手们所创造的这些恶劣条件。我们所有人一定要问问自己的良心，再决定我们做什么才是最好。我们的优点在哪儿？我们的激情又是什么？
作为一名作家和演说家，我知道自己拥有一些技巧和许多机会。这些你的和我的也许不同，但它们同样有力。我催促你为你的生活设定一个基本目标，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所有其他的人。为实现这个目标，请每天至少做一件事，想想每天死于饥饿的24000人，然后以一生的时间投身于改变这个状况的事业中。报纸、杂志、地方和全国的组织代表们、你的朋友、做或没有做着正确事情的生意人，请给他们写信或发邮件吧；参加电视节目；有意识地选择购物；不要购买那些推动了当代奴隶制形成的便宜商品；支持非盈利机构，因为它们帮助传递信息、保护环境、保卫民权、抵抗饥饿和疾病以及致力促成一个更健全的世界；做自愿者；去学校辅导孩子们；和你的邻居组成讨论小组——所有可能采取的行为是无止境的，只是看你自己想象力有多广了。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些能力和激情去做贡献，但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出去，行动起来。
说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不再是借口了，因为你现在有了这本书，而且许多其他的书，大量的电影、CD、VCD正在帮助着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除此之外，每次你读、听、看一则关于国际事件的新闻报道时，请带着怀疑的眼光。请记住，这些媒体为“金权政体”所拥有，或至少受到其财务支持。请挖掘这些表面之下的真相。附录“希望之源”（Resources of Hope）提供了一份媒体的名单，从那里你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
这也许是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关键、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这个国家正建立在许多关键且激动人心的事情上。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和我选择如何应对全球帝国，将很可能决定了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我们是否会沿着这条充满暴力和对他人剥削的道路继续前进呢？这决定了我们作为一个种族很可能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或者我们将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们的后代会骄傲地继承这个世界。
这个选择是我们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不满》(纽约：Norton，2003)，第232页。
②同上，第247～248页。
③“金权政体”作为国际的、相互联系的掌权者，更多的信息见杰夫·福克斯的《达沃斯派对》，《国家》（Nation），2006年1月26日。
④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与该国金融制度无甚关系，且不受该国金融法规管制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离岸银行是设在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其业务只限于与其他境外银行单位或外国机构往来，而不允许在国内市场经营业务。
史蒂文·希亚特描述了一张维系今日全球帝国的控制之网，这张大网已经深入到了金融、政治和军事等多个领域。
第6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1)
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
史蒂文·希亚特
财富积累必须基于权利集聚之上。
——汉纳
在宣称“赋予伊拉克人民自由”的使命完成后，2003年6月，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向欢欣的西点军校学员宣布：“美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帝国。”与此同时，像尼尔·弗格森、查尔斯·克劳海默等新保守派学者却怂恿布什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帝国：通过确认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并接受“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障眼法”这个事实，来完成美国由非正式到正式帝国的转变。①这个二战后伴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所逐渐形成的世界新秩序——难道会在转了一圈后重新转向帝国时代吗？
由于《大西洋宪章》确定了民族自治权，这样1945年盟军的胜利似乎标志着世界殖民帝国的彻底覆灭。亚洲、非洲和中东的殖民地国家目睹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军队1940～1941年的战争失败，知道欧洲殖民主义国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再也没有长期维持殖民统治的实力。另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似乎站在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美国长期致力于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支持发展中国家谋取独立地位。苏联自1917年诞生之日起，就不停地谴责帝国主义，它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此对许多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然而欧洲的殖民力量却试图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它们的殖民统治地位。英国确实于1947年最终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地位，但在肯尼亚、塞浦路斯和马来半岛，英国在承认它们独立之前，都和当地义军进行过战斗。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为保留一点帝国的荣耀，打了一场失败的分裂之战。然而，明显有利于独立自主的历史大潮还是波及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社会当权者所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应对这个过程。新兴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是否会自力更生，通过控制本国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工业？或者他们是否会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结盟？或者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否会为共产党执政铺平道路？
对欧洲人来说，失去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将是一个巨大打击，那样他们被二战削弱的经济只能缓慢地恢复，所以他们计划强迫殖民地替他们支付经济重建的成本。这时的美国也担心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会削弱其欧洲盟友，还可能导致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扩张，进而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另外，美国的商业领袖们也担心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会在二战后重现，所以积极保护其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可能的新市场。
第7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2)
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伊朗、危地马拉和埃及的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正日益显现的第三世界”的政策出现了转变。
1951年，伊朗总理穆罕默德 · 摩萨台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这些工业之前是由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IOC，此后更名为英国石油）控制的。作为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主义者，毫不奇怪摩萨台（《时代杂志》1951年的年度人物) 会痛恨“伊朗石油利润的92％被AIOC获得”的这样一个事实。这曾是一个为时已久的安排，反映了20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对波斯的主宰地位。在伊朗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后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的第二个任期，他决定在其附庸国过分自信的挑战面前，重建英国的实力和威望。丘吉尔命令封锁波斯湾，阻止伊朗向其他购买者出口石油，而且他还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伊朗贸易的联合行动，但没能采取更激烈的行动，这是由于朝鲜战争吸引了英美的注意力；加之苏联对伊朗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威胁。所以英国需要采取更隐蔽的策略，由克米特·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计划了“阿贾克斯行动”。行动的第一步是制造政治混乱来削弱支持摩萨台的政治力量。中央情报局不停地传播谣言，使伊朗坚定的民主党人同伊斯兰民主主义者决裂。最后，伊朗军方在1953年8月发动政变，逮捕了摩萨台，并任命了新一任总理。伊朗国王被重新赋予了权力，石油工业被解除国家化。但是美国的帮助不是免费的，英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和几家美国公司分享伊朗石油的开采权。美国军方和对外政策领导人为计划的成功而喝彩，该计划以较低的代价从政治、军事和财政上恢复了伊朗的原有状况。
危地马拉提供了西方国家维持帝国主义权利的隐蔽策略的又一个实例。1952年5月，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宣布了一项土地改革方案，该方案将把属于地主但未被开发的土地收归国有。该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波士顿联合水果公司所持有的土地被重点收归国有。总统的灵感来自亚伯拉罕·林肯1862年的《宅基法》。他希望这个方案可以使农民成为独立的小农场主。但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政府尤其是作为美国水果董事会成员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CIA）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觉得危地马拉总统的林肯式行为太激进了。克米特·罗斯福对艾伦·杜勒斯听取“节气行动”汇报时的反应做了如下描述：“他看上去异乎寻常的兴奋，眼睛闪着光，眼珠像巨猫那样咕噜着。很明显，他不仅在享受着所听到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在进行着盘算。”②
后来，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大约15000名支持他的农民被杀。
在以隐蔽策略成功地干预了伊朗和危地马拉危机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展示了老式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于1956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条运河是相当重要的国家资源，当时却掌握在欧洲投资者手中。纳赛尔希望利用运河的收益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纳赛尔的计划使几个“敌人”活跃起来：英国，前宗主国，此前一家英国公司经营着这条运河；法国，因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军，而法国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军作战；以色列，正想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义者算账。以色列于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尽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国和英国仍迅速地占领了运河地区。这种直接军事干预的行为向联合国提出了挑战。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处理苏联干预匈牙利、罢免改革者伊姆雷·纳吉的事件，美国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机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西方对苏伊士危机的干预方式，与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冲突，这次美国的反应是创造性的，结果是英国被迫撤军，干预以失败告终。这一事件表明旧殖民主义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加速，也使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第8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3)
此后，由于数十个新独立国家涌入联合国，美国不得不和苏联竞争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非殖民化VS冷战时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与拉美国家一样，都是初级产品生产者，这些产品包括：糖、咖啡、橡胶、锡、铜、香蕉、可可粉、茶、黄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许多农业初级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当地地主耕种的种植园生产的，许多初级矿产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炼的。不论什么情况，产品都是在由欧美公司主导的市场出售，通常在纽约和伦敦交易，并在欧洲或北美的工厂进行加工。
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开始为国家发展而奋斗的时候，他们总是强调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困难。他们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受到欧美流行发展思想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广泛采取了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许多新领导者，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印度的尼赫鲁和塞内加尔的列奥波尔德·桑戈尔，都曾在欧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此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国内缺乏一个能够领导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开始其经济生活的。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专注于大项目即样板似的政府发展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成为经济变革的发动机，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涉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的生产力，以替代来自欧美的昂贵进口产品。但是建设这些工业化项目需要大量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于银行、出口信贷代理机构和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组织。
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们再一次遇到了难题：如何保住西方获得第三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独立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方面摆脱了对殖民地的管理责任以及维护秩序和发展的直接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国的所有权益。但是独立也带来了挑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成为本国经济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其他的可能选择——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毕竟，帝国的权力并不是简单地从拉美进口石油和咖啡，或从非洲进口铜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些商品，这实际上是要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向其前宗主国提供固定补贴。无论是基于直接统治还是间接影响，帝国权力本身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大都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资源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选择也会成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劳丁·马丁向约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选择那样，③美国及其盟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世界霸权，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了数不尽的贷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减免债务并使用贷款引诱这些国家进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控制之网呢？这些国家根据借款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像约翰·珀金斯这样的“经济杀手”所诱惑，愿意借款兴建宏大的项目，并认为这些项目将带来繁荣和现代化。向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资金还有助于赢得新第三世界权贵们的效忠，因为这些权贵们处于需要为他们的政治追随者、盟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荣耀的压力之下。这使腐败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种可能还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使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陷入与西方世界建立的关系中，难以自拔，从而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结果使这些第三世界领导者放弃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走上一条可能不仅是更严峻，而且是更危险的发展道路。
债务繁荣到破灭：对第三世界的侵蚀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了1974～1976年的滞胀危机，并标志着二战后繁荣的结束。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银行中，充满了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这数以十亿计的美元（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堆积在银行账户中，其结果将会是吸干全球资金的流动性，加剧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衰退效应。该怎么办呢？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瘫痪以来的最
第9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4)
严重危机，而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石油美元作为借款重新流回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亿美元，用来建设钢铁厂、大坝、高速公路、铁路线和核电站等一揽子项目。④
S·C·格温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一文中写到，大量借钱给第三世界的繁荣景象于1982年8月急转直下。当时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随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宣布它们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随后则是一系列变相拖欠。为此，借贷双方采取了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宣称其目的是帮助债务国站稳脚跟。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与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第三世界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而转向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励企业竞争。北美之外，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转变的标准拥护者有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
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按照IMF的结构调整计划(SAP)运行，但是这些国家几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许正因如此，它们尚未重获金融健康和经济独立。
经济杀手：隐藏于表面之下
那些为全球帝国霸权利益服务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正如约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职员中每人都有一个头衔——金融分析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能表明他们的真正身份——一个经济杀手。”伦敦银行设立了一个离岸分支机构，其员工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穿着打扮与你在城市中或华尔街见到的职员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每天的工作却是掩盖被盗用的资金，清洗贩毒的黑钱以及帮助跨国公司逃税。他们是经济杀手。国际货币组织的一个工作组来到某个非洲国家的首都，该工作组拥有增加必要贷款的权力，但非洲国家获得这些贷款的条件是削减教育经费，开放本国经济，允许北美和欧洲的出口商向本国倾销商品。这种工作组也是经济杀手。一个咨询师在巴格达由美军保护的“自由区” 里开了一家店铺，他重写了开采伊拉克石油储备的法律，他也是一个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采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实上有些行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机构执行的；有些则处于灰色区域中；还有些却违反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由于受惠者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行为提出质疑。一个植根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精英分子集团，伙同第三世界的客户们努力按他们的意愿安排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们关注的是美元，人并不重要，地球上数十亿的普通民众就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控制之网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一年偿还的债务要多于3750亿美元，这是第三世界得到国外年援助金额的20倍。这样的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尽管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⑤南半球的国家仍要补贴富裕的北半球国家。
这样一个失败的体系是如何维持运行的呢？
简单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均陷入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网中，而且极难逃脱。自约翰·珀金斯第一次为美因顾问公司（Main）设计预测以来，控制之网已经变得愈加宽泛、复杂和无所不在了。上页图描述了控制之网中货币与权力的流动。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发达国家，但这种流动，正如约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债务束缚，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经济。本章其余部分将概述自由贸易计划、IMF和世界银行所奉行的债务主导型经济发展，阐明腐败和剥削如何成为权力控制体系的中心，并探索第一世界可能采用的实施措施。
第10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5)
市场：富人的补贴与穷人的自由贸易
如果全球帝国有一个口号的话，那一定是自由贸易。作为援助的代价，IMF和世界银行在它们的结构调整计划中，坚持要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包括：关税、出口补贴、外汇管制和出口替代项目。而它们赞同的发展模式集中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用贷款发展新的出口工业。例如，引导轻工业进行出口加工（像耐克这样的公司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贸易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
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下进行的。格兰特总统在19世纪70年代谈道：“200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战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属“东亚四虎”：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小组如果在1958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政策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丰田公司没有这样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总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第三世界国家采用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⑥
“自由贸易”一词让人们想起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而非事实，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也不会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结果使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农民的生计被毁于一旦。IMF的经济杀手们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⑦
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140家企业的本土产业，却因IMF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140家企业中的132家破产。⑧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要致力于自由贸易，而第一世界的国家却通过出口信贷来补贴出口者，而这通常会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布鲁斯·里奇在“出口灾难”一文中对此做出了解释。
上述行为还会产生其他的负面效果——保守主义者所乐于引用的一个著名的“意外结果”。20世纪90年代早期，IMF在秘鲁的结构调整计划要求大幅削减玉米关税，结果美国的玉米蜂拥而至。美国对其农民的补贴一年大约400亿美元。许多秘鲁农民竞争不过进口玉米，只好改种可生产可卡因的古柯。⑨
同时，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传统的出口商品，从咖啡、可可粉到玉米、糖和棉花，其价格都在持续下跌，而且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跌得更多。例如，1975年一辆拖拉机等值于8吨非洲咖啡，但到1990年，这个数量变成了40吨。⑩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资本，市场狭小，缺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使得它们很难转向去生产更复杂且附加值更高的商品。事实上，许多IMF的项目要求大幅削减健康和教育开支，这使得这些国家更难提高其劳动力的质量和能力。这些国家通常劳动力文化水平很低，几乎不懂技术。在一些国家，如加纳，由于IMF强制的预算削减，儿童入学率在不断下降。
第11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6)
垄断：不公平的竞技场
尽管第一世界的精英们一再鼓吹自由市场的魅力，但为了主宰和操控市场，他们使用了非市场力量来确保控制力。他们坚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这个协议是他们在1994年乌拉圭贸易回合谈判时，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通过的。TRIPS允许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垄断，这样就将第三世界的生产商拒之于获利市场之外（而使他们陷于商品生产的境地）。
为达到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美国坚持将基因物品，包括种子、人类细胞和微生物等，界定为可申请专利的物质成分，这样它就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权。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 TRIPS条款，通过开采南方国家的本地动植物基因资源，并申请专利，从而获得生产与销售的垄断权。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生物盗版。一个尤其无赖的事例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Rice Tec公司申请并获得了一项一种印度的大米专利，声称其开发了新的大米基因种类，实际上这种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民经过几个世纪精心培育出来的。
债务：向公司商店出售灵魂
债务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赖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生存，已经谈不上真正的发展了。它们被迫重构经济、重写法律，以满足IMF结构调整计划和世界银行制约条款所开出的条件。它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控制世界储备货币，也不能做到长时间的入不敷出还能避免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作者道格·亨伍德写道：
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将会立即成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国家。我们的支出远远超过收入；我们有巨大的外债，且还在持续增加；我们有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备有所行动的政府。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IMF将来到美国的门前，告诉我们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贸易账户平衡，要少消费、多投资。但由于我们是美国，这类事情从未发生过。如果那些措施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剂良药，那为什么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败、债务及其内幕
腐败通常伴随着权力，作为一种利益和控制机制，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源泉那儿吸引过来。腐败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扎伊尔的蒙博托，他贪污了至少一半的对扎伊尔援助资金。他当然喜欢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额外的收益，但这些债务是靠他国家的人民来偿还的。同时IMF和世界银行也乐于继续贷款给扎伊尔，尽管它们自己的调查员警告说这些钱将会被贪污。也许在冷战期间蒙博托支持美国实行的非洲政策对他能够持续获得贷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贷款仍能够稳定地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银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贝尔克曼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向我们展示了内部调查者关于发展基金是如何转移到贪污者的口袋里的说明。
这种“债务和资本的循环”已经引起了许多借贷委员会的广泛兴趣：Sag Harbor集团估计“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债务者借去的资金将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个月这些贷款就会回来。”约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账户如何通过泽西岛和开曼群岛等一些没有管制的离岸银行业的避风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们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
同样的，离岸机构能够帮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权要们藏匿他们从逃税中获得的利润，却让普通市民来承担这些账单。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在卢森堡大公国的银行保密法下，把离岸银行业的投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银行诈骗案中，大约有3亿美元被盗。露西·科米萨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监管机构看到了另一条路：BCCI调整银行业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球员”——从中央情报局和在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士到麦德林贩毒集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第12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7)
IMF推出的民营化项目为那些受贿者提供了发财机会。按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那些领导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进瑞士银行的账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变大了。”当他们意识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反对变卖国有工业的声音都沉默了。”
实施者：胡萝卜加大棒
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议程呢？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国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如果他们对于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没有反应，经济杀手们还有各种方法让他们顺从，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种对征服者和当地统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对于不听话的领导者们，颠覆其政权是控制他们的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把其作为一个基点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军事、商业、学术、外贸关系。在几次沉默的会议并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资金后，一个不太愿意合作的国家会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压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会反戈相向，而政治对立者讨伐的声音则更加尖锐，媒体也提升了警告调门。压力的增大使经济学家调高了对爆发商业危机的预期：资金从本国转移到迈阿密、伦敦和苏黎世，投资将下降，失业将增加。如果政府意识到这其中的信息，改变了态度，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资金开始回流，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立刻变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过这场危机，最好这样做，不然的话，更加激进的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暗杀领导人到军事政变都会发生。
委内瑞拉的政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万美元给几个企业、媒体和劳工组织，资助它们发动反对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例如，NED支付了5?5万美元给莱昂纳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变领导者成功地帮助佩德罗·卡莫纳(一个亲美商人)掌握政权，莱昂纳多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私人或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同样有用。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对尼日利亚的石油越来越有兴趣。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一章中，他们揭示了一个猎豹计划：那些石油的代理商们在使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远离当地居民。
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越线。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在那里帮助领导中情局的活动。凯瑟琳·克恩在“廉价手机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卢旺达和刚果的种族分裂，抢占钶矿和其他资源的。为此，这两个国家付出了4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尼加拉瓜，美国利用宗教和种族关系积极鼓动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对桑地诺政府。
恐怖活动虽然经常被公众谴责，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喷气式飞机在墨西哥城机场的停机坪爆炸。由于乘客还没有登机，所以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古巴政府将路易斯·波萨达驱逐出境，原因是证实他在委内瑞拉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随后他也承认他接受了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类袭击事件设立的基金中的20万美元。
用各种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绪的总统和首相们。约翰·珀金斯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马的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的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很多著名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以及1965年阿尔及利亚的迈赫迪·本·巴尔卡都死于暗杀。克雷格·威廉森，就职于南非安全部门，是这种定点清除活动的典型执行者。他被认为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激进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袭击的元凶。他应该为南非国民大会党激进主义者鲁思·福斯特的死负责，1982年她死于一个炸弹包裹。
第13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8)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如果暗杀失败或者没有可以收买的军官，那么军事干预就是另一种选择。这种干预有时采取在内战中寻找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恐怖活动和游击战相结合来推翻政府或者令人们渐感厌烦。这场折磨人的战争最终只能以选举对手被打败或谈判结束。反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另外，美国为了反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政府，在南非军事力量的配合下采取许多行动，不但摧毁了两个国家的经济，而且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
直接军事干预是当形势极度恶劣时采用的方式，这也是可能导致政权改变的方法。越战的例子似乎拿这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法检验了大国的力量。现在由于苏联的解体和高科技武器的装备又把这种方法推向了前台。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理论家充分利用了军事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包括无孔不入的监视技术、网络中心指挥和军事力量控制技术、精确的供给等，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自信。正如贝洛克对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对殖民地采取霸权政策的描述：“我们有格林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
1992年，乔治·布什政府国防部的副部长，新保守主义者保罗·侄Ｍ模率隽瞬际仓饕宓摹胺牢窆婊改?994～1999”，这个政策计划强调了三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的利益将是至高无上的；美国认为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时，有先发制人的权力；还有在中东地区，主要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反抗力量的控制”，从而保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能够得到该地区的石油。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正是这种言论的体现。切尼，现在是布什主义的拥护者，他在谈到1991年海湾战争和倒萨的后果时，说道：“我认为美国军队介入伊拉克战争就像进入泥潭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以这种方式陷进去。”时代已经变了，在一个未来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世界中，伊拉克石油储备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控制中东作为权力支点、获取有利的合约和让步的前景，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进行长期干预，而且很难从中抽身，就像格列格·穆特在报告“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中讲的那样。安德鲁·J·巴切维奇，一个保守的军事理论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使地缘政治重要性左右摇摆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除了自己，傲视其他政治经济原则的合法性；宣布已经存在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宣称在全球展开军事布局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打击别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都是一个帝国治理国家的行为。”
然而，在1776年，帝国被接受的条件是，它统治下的臣民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利益，并且把他们的渴望局限在统治者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第三世界的权要们有足够的机会过上第一世界那种富裕生活，但是同时，还有20亿人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中，高额负债又阻止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布什政府还叫嚣着战争不会结束，除非帝国的控制之网得以顺利运行。但是，就像安东尼娅在“全球正义运动：抵制之网”中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似乎正下定决心，要努力缔造一个民主的世界，来取代全球化，而不是永远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
【注释】
①尼尔·弗格森，“欢迎新帝国主义”，《卫报》（Gudian），2001年10月31日。
②斯蒂芬·金泽，《伊朗国王的臣民——美国的妙计及中东恐怖行动的根源》，纽约：Wiley，2003年，第209页。
第14节：第1章全球帝国：控制之网(9)
③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旧金山：Berrett-Koehler，2004），第14～15页。
④纳奥米·克莱恩，“贪婪之路”，《地球和邮件》（Globe and Mail）（多伦多），2003年9月20日。
⑤《2006世界数据表》，华盛顿人口统计局，2006。
⑥张夏准，《踢走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史是如何一再重写，为新自由主义寻找借口的》（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年）。
⑦见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printnews?php?ID=79568。
⑧萨拉（赞比亚银行）和杰克·琼斯·祖鲁，“赞比亚：债务的诅咒”，见www?africafocus?org/docs04/zam0406?php。
⑨阿萨德·伊斯米，“打着借口抢劫：世界银行”，《Z杂志》（Z Magazine），1998年2月，第10页。
⑩克里斯廷·爱德，《贸易游戏——贸易如何运行》（牛津：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2003）。
阿萨德·伊斯米，《使陷入贫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2004)，第13页。
范达娜·席瓦，“知识产权中的南北冲突”，《合成/再生》（Synthesis/Regeneration）25（2001年夏）。
道格·亨伍德和埃伦·奥古斯丁的访谈，2006年1月21日。
约翰·奥谢，“向腐败体制提供援助不会帮助穷人”，《爱尔兰时报》（Irish Times），2004年12月9日。
詹姆斯·S·亨利，“钱去了哪里”，《财富》（Fortune），2004年3/4月份，第45页。
引自德里克·麦克维什，“水、土地和劳力——被迫私有化对脆弱社区的影响”（渥太华：哈利法克斯计划联盟，2004），第29页。
迈克·恺撒，“美国税收资金资助查韦斯政权，回顾发现”，《波士顿全球》（Boston Globe），2002年8月18日。
塔里克·阿里，《正统派基督教的崩溃——宗教改革，圣战和现代化》（伦敦：Verso，2002，第209～210页）。又见史蒂夫·科尔，《幽灵之战——中情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历史，从苏联侵略到2001年9月10日》（纽约：Penguin，2004）。
见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边境上的鲜血——内战的记忆》（波士顿：Southnd Press，2005年）。
同上，第119～123页。
安·路易斯·巴德挈和拉里·罗特，“古巴内战呼吁流放者归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98年7月12日；也见国家安全档案网站的分类文件，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53/index?htm。
约翰·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153～161页。
南非真理和调节委员会的决定，见www?doj?gov?za/trc/decisions/1999/ac990292?htm。
巴顿·吉尔曼，“保持美国第一——五角大楼将排除竞争性的超级大国”，《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2年3月11日。
安德鲁·巴切维奇，《美利坚帝国——美国外交的实质和后果》（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年），第243页。
见迈克·戴维斯，《贫民窟的世界》（伦敦，Verso，2006年），审查第三世界没有发展的增长和五角大楼对低收入世界可能战争的准备。
雄心勃勃的地方银行及其年轻的银行家们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贷款，用来帮助它们建设那些资金去向可疑的项目，却留下大批账单让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来偿还。
第15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1)
第2章
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
S·C· 格温
兜售金钱是个奇怪的买卖，它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用于交易的钱不是来自欧洲货币市场以及拿骚、香港或苏黎世的神秘的地下市场，却来自生活在俄亥俄州的美国人的储蓄账户。像其他地方的美国人一样，俄亥俄州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钱不再用于建造隔壁的房子。
我过去依靠放贷他们的钱来维持生活，曾经为了美国中西部一家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中型银行的贷款业务而四处奔波。就这样，我从事着银行业令人吃惊的所谓“常规业务”。这些业务活动已经开始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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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8年，多亏了贪污、专制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政权，我才能平安快乐地入住在马尼拉最好的半岛酒店。我即将着手运作一项特殊业务，将1000万美元贷款贷给一家菲律宾建筑公司，它是马科斯家族的合作伙伴，这是一项不久就出了漏子的贷款。当我走进半岛酒店的大厅去吃饭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关于这项贷款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我一直在努力消化着肚子里的章鱼，那是头天晚上一家台湾银行招待我的东西，我试图去回忆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和为什么他们遇到这么多的麻烦。
不管怎么说，国际银行业都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行业。那年我25岁，有一年半的银行工作经验，我是凭借着一个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以“贷款分析师”的身份进入银行的。因为我碰巧能流利的讲法语，所以11个月后我被提升为贷款部门的主任，主要负责北非地区讲法语的阿拉伯国家的业务。在那儿，我在国际上开始有了名气。这已是我第三次外出旅行，6个月之内我去了28个国家，我的“领地”也在迅速扩张。
我并非总是那么年轻和缺乏经验。20世纪中期的国际银行业到处都是充满干劲的聪明但又缺乏经验的信贷员。他们在世界各地四处奔走，兜售他们那满口袋的贷款配额，而且生活极为奢侈。他们的主管都是29岁左右的副主席，同样是聪明又缺乏经验，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生产的行头，有着不是沃顿商学院就是斯坦福的MBA学位。但由于缺少培训，他们会对一个简单的零售分期贷款不知所措。作为高级贷款委员会委员的老板都是注重细节和实效的银行家，他们都有二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所以他们对本地银行业往往有着深刻地认识。但当面对国际借贷时，这些高级银行家们就不知所措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初都不愿意把钱贷出去但最后又不得不这样做，原因就是美国商业活动国际化的需要。当他们的本地客户逐渐参与到国际交易时，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跟从客户的需要，否则就只能把生意让给大型跨国银行。所以他们不安地监督着自己的属下——那些世界金融体系的“骗子”和不知疲倦的宣传员们，他们向波兰、墨西哥、巴西等国家推销各种贷款，而这些国家都会威胁到他们努力维护的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1975年，美国对外贷款1100亿美元，到1982年末，这个数字达到4510亿美元。前九名的美国银行大约贷出去310亿美元，这超过了它们所有资本的112%。单单向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提供的贷款就已经使这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重新制定债务计划。
当我走出酒店大厅时，马尼拉变得热闹起来。在一个舞台上，一支菲律宾乐队正在演奏，下面聚集了商人、游客、银行家、当地小贩以及坐在桌边互相等待着认识的女孩和一些老家伙们。
尽管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觉得总会发生点什么。一天早上，我乘坐一架航班从台北抵达，在喷气飞机旁边，令我吃惊的是，我遇见了一位“接待者”——这是第三世界的奇怪产物，专门负责接待来往的重要客人。这个人自称叫乔伊，是我的一位客户的特使。菲律宾建筑发展公司（CDCP）是菲律宾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想办法使其成为我们的客户却没有成功。乔伊显然对旅客出入境通道很熟悉，我们只用了两分钟就出来了，而其他300名乘客，在这种高温的天气中不停地流着汗，不停地抱怨，最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出来。他带我穿过喧嚣的人群，来到了一辆早已等候的“美洲虎”前，这辆车配备了空调和非常棒的立体声系统，还有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漂亮女孩。这个女孩在我的意料之外。曼谷银行接待我的是一辆银色林肯，但没有女孩； 沙特则是一辆加长奔驰，并且偷偷给了我一公升尊尼获加“黑牌”威士忌，也没有女孩。亚洲的商业世界真是令人捉摸不透，明明明面上的事才是交易重点，但类似的事一再发生而且总有恰当的理由。我想，有些事将要发生了……
第16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2)
几小时后，在乔伊的带领下，我又一次来到了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他穿着一身精致的白色制服，拿着我的公文包，里面有一张5000美元的旅行支票、一张价值9000美元的打折飞机票、我的护照和一些信用卡。总之，一瞬间站在我面前的人和我的所有东西就消失了。我们就像在玩“绝对忠诚”的游戏。1分钟后，那辆红色的“美洲虎”驶到了出口处，我的公文包伴着那女孩甜美的笑容完好无损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路上平稳行驶着，开始周围寂静无声，但后来各种车的喇叭声响个不停，这是马尼拉周六晚上糟糕的交通状况的产物。在路上，那个女孩告诉我，我在这个城市逗留的这些天里，她和这辆车将为我服务。
我被带到马尼拉的一家高档餐厅，公司主席鲁迪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我们银行为了使这家公司成为我们的客户花了5年时间。我们经常请他们吃饭，请他们打高尔夫和潜水，在圣诞节期间送给他们酒和雪茄。但直到现在，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礼貌的谈话。在上了八道菜、喝了足够使棉兰老岛的穆斯林群众都醉倒的酒以及掉了一只鞋后，鲁迪用蹩脚的英语宣布，他愿意向我们借点钱。他说他想通过我们银行在美国的办事处买一些掘土设备，用于马尼拉湾的一个改造项目。
“您想借多少？”我用同样蹩脚的英语问他。
“1000万！”他放声大笑，“我的副总会在明天早上和您商谈具体细节。”
5分钟后，菲律宾的财政部长“顺便”来接见了我。我们没有说起关于贷款的事。他很有礼貌，也很圆滑，他只说了鲁迪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建议我应该去一下碧瑶城（Baguio）。揖醯谜庹媸欠浅：玫睦裼觯颐幌氲剿俗姆苫鞘粲谒枪镜模液茸砗蠼サ奈挥诒辈可角暮阑频辏彩撬枪镜摹?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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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国际银行家”已经成功挤入了一个海外的狭小市场。他身穿一件昂贵的西装，这件西装的价格比本地人的年平均收入还要高，所以他对普通人的生意没有多大兴趣。他不会穿过一条漆黑的小巷或者星期四晚上在一个简陋的本地酒吧消磨一夜。他去哪里都不用步行，因此总能与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危险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但危险还是以不同的更加微妙的形式存在着：比如你通过阿尔及尔市的海关却忘了掩饰自己的以色列护照；或者在进入了沙特阿拉伯境内却忘了把苏格兰的瓶子留下来。对这些挑衅者的惩罚措施是拘留，通常会关在移民监狱一段时间。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司机在穆斯林国家的街道上出车祸或撞到什么人。按照当前韩国人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没有雇用他，你就不能撞到他，所以你对事故负有全部责任。遇到这种情况，场面会相当搞笑，且十分罕见：一个手里拿着公文包的美国银行家，因为一个小事故狼狈地逃进一个不知名的集市中。在马尼拉，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你过于沉醉于主人的盛情款待，那你或许会患上当地的疾病。
作为贷款部主任，主要是负责对外贷款，而不是关注那些冗长、繁杂的问题，比如你所做的是不是在威胁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名年轻的银行家就像一名前线战士：他是听话的，富于进取， 不受道德约束的。他的效率正是由于他以一种非常狭隘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世界。美国银行通过像我这样的代理处的贷款官员们，把大量有问题的贷款贷给那些支付余额到现在还在拖欠的国家。按照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的说法，偿付能力已经不是主要值得考虑的问题了，所有的事情现在都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借钱的能力更重要。那些在各个国家都有业务，最近却很难满足这些国家借债需求的大银行看来，这是很容易得出的原理。它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只要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借到贷款，它会使它的债务无限地翻倍，这很像美国政府翻番它的国际债务的方式。然后只要这些国家增加了债务，银行就会按时收到欠款，而这些国家也不会因为无法还债而破产。但是银行也会被逼上绝路，除非它们能借出更多的贷款，否则它们就必须被迫冲销大批坏账，甚至会由此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是由于许多笔贷款业务中使用了交叉违约条款。
第17节：第2章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故设的债务陷阱(3)
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尽管银行会允许一个国家延期付款，比如允许它20年还清而不是10年，但利率也会提高。更有趣的是这支持着银行盈亏账目的底线。这意味着尽管许多贷款状况非常糟糕，花旗银行的业绩也会非常不错。起初银行也许轻率地放出贷款，但当它们想要保护自己的资产时，它们会变得聪明而且细心。
这种世界范围的贷款问题的根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安全。当你贷款买一辆车，银行要证实这车不会出问题。如果你不履行贷款合约，银行就会卖掉你的车，把这些钱用于归还你未偿还的欠款。但是国际银行不能拍卖台湾的一棵老树，或者迪拜的一家医院，又或者加里曼丹丛林的一辆小型拖拉机。它们不能在菲律宾的一棵香蕉树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它们也不能抢夺智利的铜矿并把它卖到芝加哥。在国际借贷活动中，美国银行经常违反借贷业中有关安全的最古老规则。当我还在国内作为一名信贷分析员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对所有贷款要确保抵押资产是安全的，除非贷款者确实是正直可靠的。现在作为国际借贷部的官员，我又被告知忘掉所有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要完成一定量的贷款配额，好让总行的上司对贷款业务感到满意——尽管从技术上讲，这些贷款是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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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尼拉，我不停地与人会面，感觉像在梦游一般，对于这单1000万美元贷款的前景已经无动于衷。在这一时刻我感觉到我相当伟大，我笔尖轻轻一动，大笔资金就随之移动，给这宗国际交易中的大型机器加足了动力。 当然，我个人并不赞成这项贷款。银行也许忽略了某些方面，但这不是愚蠢。这宗贷款将上报给总行，展现在高级贷款委员会那些灰色头发、粉红脸庞的上司们面前。他们会用眼睛的余光盯着我，并且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贷款量增加了，当期的利润却下降了？”
我剩下的行程包括香港、吉隆坡、东京和汉城。尽管我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可还是对前景做了一些展望。我主要想的还是贷款，写一页页的报告，并想象这些报告被送到贷款委员会的情形。尽管由于我的狂热，越来越觉得自己重要，但还是有反对的声音冒出来，并最终在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由坐在我旁边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一个自称银行家的家伙提了出来。
“您在马尼拉做了什么交易？”在点了15轮能使这位国际银行家在旅途中心情舒畅的苏格兰酒之后，他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