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特成为基金会的直接领导者7个月之后，税务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参加了1991年11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贸易经济双边会议”。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的代表团成员有大使罗伯特·┨乩退埂⒗凸げ坎砍ち侄鳌ぢ矶∫约按聿普康脑己病ぢ薏忌５比换褂谢鸹嵫肜吹男矶啻蠊镜腃EO们。这次会议标志着威特人生新方向的开始。这次会议时间选在苏联政权正式解体3个星期前，也标志着对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国家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会接待了一个由公司主管们组成的11人代表团。“花旗银行、埃克森、菲利普莫里斯主管税务的副主席们，这些家伙对去当时那些疯狂的地方很感兴趣。”——去俄罗斯，去给俄罗斯财政税收部门的外国投资税务方面提建议。
基金会委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查尔斯·麦克卢尔执笔一份由代表团发表的声明。麦克卢尔曾经在1983～1985年期间代表财政部工作过。他负责提出的建议最终变成了里根政府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的基础。这项法案削减了顶层税率的税额，同时也增加了低层税率的税额。这就把税务负担由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
麦克卢尔的声明对俄罗斯的税务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低收入者的税率，还有强烈建议在通过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国投资者们商量。威特在基金会的时事通讯中评论道：“他对仅仅在提交声明3天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感到满意。”⑩
一系列的访问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相继进行，在1993年基金会和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们签订了合作协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渴望摆脱旧的苏联体制，而威特也愿意用适合美国合作的方式来填补它们的政策真空。
第37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4)
威特和麦克卢尔认为是成立一个新组织的时候了。于是，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在基金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而威特成了它的主席。基金并不难找，这个机构刚刚创立的时候，就吸引了20家美国大公司来做发起人，包括柏克莱、雪佛龙、花旗银行、波音、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
下一步要做的是在重新分开的铁幕两边构建政治基础，为了确保ITIC的联合席位，他们推荐了约翰·罗布森和彼得·挚搜簟Ｂ薏忌?0世纪70年代任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主席，因他的坚韧和他在航线制定上的反常规而著名，随后，在成为乔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前，他成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安士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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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ITIC在影响税制政策方面都获得了成功。ITIC声称他们在俄罗斯推行的原则成为了“国家税法的基础”。1999年，俄罗斯引进了一套新的税务法则，废除了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公民都统一使用13%的税率，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而在哈萨克斯坦，ITIC的影响更加深远。1995年的国家税务法则是依据麦克卢尔编写的白皮书。这套法则实施之前甚至不需要国会的审查。原因很简单，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国会。就像俄罗斯的税务法则一样，它的目标也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把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以及废除出口税。“这是简单的、包含广泛的、具有商业导向的改革，我们当然欢迎。”雪佛龙的高级财政官吉恩· 汉德尔拍掌叫好。
汉德尔和他在雪佛龙的同事们无疑对ITIC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采用特殊的税制感到高兴。1998年，ITIC的哈萨克斯坦矿物税制委员会提出的11条建议中的6条被采纳，并作为税务法则的修正法案或指导颁布实施。
聚集在石油和天然气上的焦点
石油和天然气在ITIC议程里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ITIC执行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代表着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国燃气公司。
在这个意义上说，ITIC和美国、英国政府有着共同的政策兴趣点，这两个国家近100年的对外政策几乎都围绕着保护那流淌着的石油。在20世纪的前50年，石油更多地展示了它的军事价值，技术上的优点，使得它作为一种初级原料能够被轮船、坦克和其他陆地上的交通工具以及飞机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输给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控制了阿塞拜疆地区的石油资源。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偷袭珍珠港激发了两边控制太平洋和从印尼的石油供应线路的愿望。两边的军事领导者们都明白，如果他们不能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的战争机器就会停下来。
从那时起，石油的军事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高。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军队每天要耗费140万加仑的燃料。但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石油的经济价值逐渐取代了它的军事价值。用石油工业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尤金的话说，就是“不管全球政治格局怎么变化，也不管是帝权力量的衰退还是民族自豪感的涌动，有一种趋势在二战后10年以一种笔直的轨迹迅速上升——石油的消费……石油俨然就是一个得意洋洋、不可质疑的国王，一个身着绚丽服装的君主。”
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者。然而，随着美国供应量的下降以及石油消费在北美、欧洲和后来的亚洲的上升，在石油消费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家之间的地理断层变大了。石油是国际地理政治学的中心要素，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中东的石油还要多，中东的石油储备超过了全世界总量的60%。
第38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5)
1980年的卡特政策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有力的政策。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宣称：“要让我们的位置绝对的清晰，任何试图以外部力量获得对波斯海湾地区的控制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要利益的入侵，对于这样的入侵，我们会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还击，包括动用军事力量。”尽管他提到的是“外部力量”，但这项政策也对中东地区本身有效——就像我们看到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一样，现在美国又把矛头对准了伊朗。
我第一次去伊拉克是在2005年，也就是伊拉克战争两年后。在那里我受到了哈桑·朱马和石油工人总工会的热情款待。在巴士拉夏天的热浪中，我用了一周的时间来拜访他的石油工人伙伴和他们的工作地点。通过亲自为一家伦敦本地的叫“PLATFORM”的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了解到了近八年来遍布在世界各地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影响，并且看到了自从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石油政策有哪些改变。
我在2005年5月拜访的一个地方是巴士拉精炼厂。这里遍布错综复杂的管道连接着形状不规则的建筑，并且到处弥漫着一股硫磺味。巨大、闪光的烟囱高高耸立，带着火星的热浪喷涌而出，这样的温度简直能把大地熔化。和别的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东西显得特别陈旧。控制室里的电脑显示屏看起来像是70年代电影里的东西。房屋破旧不堪，连管道也锈迹斑斑。
当我走过这些设备时，我开始感到一丝不安。我知道在英国和美国的精炼厂这种老的管道和阀门往往不堪重负，极易造成事故。这样想着，我不知不觉又转了一圈。
当我问精炼厂的经理这些设备是否存在着安全问题时，他感到十分惊讶。事故是十分罕见的，他说，因为每一项设备都会定期检查。“对于这些操作员来说，精炼厂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他解释道。我把这里的情况和英国、美国的精炼厂令人胆寒的安全记录做了对照，在那些精炼厂里，工人们被资产管理者们看作成本的一部分而要使其最小化。由于劳动力被大量削减以至于机器设备很少做检查，而损坏的部分也不会被修理或被替换，比如BP在苏格兰的格兰奇茅斯精炼厂，我还曾经在2002年去过那儿。两年前，那里的设备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故，包括爆炸、气体外泄，还有火灾。因为这些事故，这个精炼厂收到了苏格兰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健康安全罚单。50名消防员用了14辆消防车花了7个小时才把火势控制住，而在灭火的前期还由于一个定点灭火设备的损坏阻碍了整个灭火过程。经济分析师和当地的议会人员纷纷指责工厂缺少有技术的安全人员。在1998年，这家精炼厂就裁掉了200人，到了1999年，裁员人数又扩大到400人。在2000年6月这场火灾前，BP又一次裁员，这一次裁掉了员工总数的40%，使得员工人数由2500人下降到1500人。
反观巴士拉精炼厂，“自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火灾事故。”厂里的消防员法拉杰·拉巴特很自豪地告诉我。但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这里却发生了23起火灾。这其中有一次是由于一个储油罐被一架F-16击中而引起爆炸。
法拉杰身体瘦长结实，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自从1976年就在这家精炼厂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拉杰还是个演奏卡南（一种中东地区有弦的乐器）的乐师，他所在的乐队很出名，经常被一些国际旅行团邀请去演出，但他却不能加入它们，因为他拒绝加入社会复兴党，因此他被禁止出国旅行。
法拉杰的经历是伊拉克人民长期的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由于地处伊拉克的东南部，在伊拉克三次最近的战争中，他的精炼厂总是处于战争的最前线。在1980～1988年两伊战争中，在持续的炮弹轰炸中，法拉杰失去了几个同事。在那场战争结束的两年后，侯赛因·萨达姆又入侵了科威特。接下来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法拉杰回忆道：“那真是一场恐怖的战争，因为我们使用了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武器——F-16、隐形飞机、‘狂风’战斗机、巡航导弹。所以那时候不管男人、女人、小孩甚至是动物，只要一听到飞机发出的声音，他们就吓得半死”。对于法拉杰来说，儿子的受伤无疑是个灾难性的打击。在战争期间，一枚导弹落到了他家房子的附近，导弹的碎片击中了在附近玩耍的儿子，15年过去了，他的儿子至今还卧床不起，需要有人照顾他的起居。
第39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6)
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打击下，萨达姆的部队被赶出了科威特。之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回教徒组织开始动员大家反对萨达姆，并且美国方面也表示愿意给予一定支持。而萨达姆用几次近乎残忍的镇压做出回应。法拉杰也因为曾参与一些反萨活动遭到了逮捕。他在监狱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待了3个月。
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受到了国际制裁，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儿童，死于药品和食物的匮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在1991～1998年期间，实际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比根据之前数据推测的死亡人数还多出了50万。许多死亡原因是由于不能获得干净的饮用水。自从氯被认为在商业上具有“双重作用”，它的进口就在制裁期间被禁止了。
当美英联军在2003年3月入侵的时候，大部分伊拉克南部的人民，甚至全国很多人，都对此表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萨达姆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但是，当美英联军占领的现实开始时，希望就变了味。法拉杰回忆了一件事，当他和他的同事在一次轮班后准备回家时，他们碰到了一些美军士兵，并向他们致意。这些美国人看起来精神十分紧张，他们关闭了大门，拒绝让工人们回家。当一个高级工去询问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被扔到了广场上，头上还有被打过的痕迹。
很多美军士兵都还没有成年，但他们被告知任何一个伊拉克人都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这种论调不仅仅局限于告诉那些未成年的士兵，而是深深影响到了那些高级官员和那些顾问们。而这些所谓的顾问们就只知道提一些如何发展经济的“建议”，其他什么都不管。
很多这种建议的潜台词就是伊拉克现在没有能力经营自己的石油工业，而只有跨国石油公司有这样的能力和技术来经营。而我在这家精炼厂的经历却使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就像哈桑·朱马评论这些跨国公司说的那样：“它们的机器设备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的技术就不敢恭维了。”
2003年5月20日，就在萨达姆下台的几天后，哈桑·朱马通过一次会议组建了石油工人总工会。外贸联盟自从1987年就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当时的独裁者宣布除了他自己组建的联盟，其他任何组织都是违法的，这是他确保自己政权安全的一种手段。工人们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这次占领一开始，许多联盟活动者都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石油工人的联盟，因为这样一个组织可以保护国家的经济，而且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就是为石油来的。”哈桑说道。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一个9人的委员会就成立了。起初，许多工人都是很勉强地加入这个组织的，因为他们想起了萨达姆镇压的手段。在那个时候，美国刚刚占领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关于战后重建的计划。所以这个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工人们重建和修补那些在战争中被损害的设施。当这些工作被证明有效的时候，工人们便被这个委员会所吸引了。后来，他们又成立了南部石油公司联盟，并进行了选举，结果哈桑·朱马被选为主席，而法拉杰也进入了执行委员会。
总工会另一项工作是改善占领下工人们的待遇。在占领最先开始的两个月里，工人们没有领到任何报酬。到了2003年的6月，他们觉得已经受够了，法拉杰、易卜拉欣·贾伊迪(另一个精炼厂的工人)和另外100名工人用一辆起重机堵住了为英军坦克提供燃料的征收点，并坐在卡车周围示威。
很快，镇压的装甲车就开来了，并且士兵们已经把他们手里的枪瞄向了那些示威者。但是工人们不为所动，仍然勇敢地、平静地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喊着他们的老板是骗子，并且告诉那些士兵们如果他们想开枪就开吧。示威者们言辞激烈，并通过谈判在几个小时之内得到了他们被拖欠的薪水。英国军队的长官认为工人们控制了燃料的供给就像控制了占领中的生命线。经过这次抗议之后，这个总工会立刻成了大家谈论的焦点，会员人数由原来的100人一跃变成3000人。
第40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7)
然而，当入侵的英美两国想要通过哈利伯顿公司整个控制这个国家的石油工业时，伊拉克的石油工人们继续被边缘化。这个石油服务公司像它的政治和军事主人一样，对这项任务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它想要经营和重建这部分当然就不可能成功了。
在2003年的8月，总工会又组织了一次罢工，整整两天之内伊拉克的石油生产几乎全部被中断。就像上次的抗议一样，这次罢工对于总工会随后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随后的一个月中，美国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为伊拉克的工人们准备了许多的工资条款。先是提出每个月工人的工资为69000伊拉克第纳尔（约为40～45美元），但这些钱工人们根本就不够维持基本的生活。于是总工会威胁说要组织更久的罢工，两边就又坐下来开始谈判。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在每个月10万第纳尔这一点上终于达成了共识。从那以后，总工会也取得过其他一些戏剧性的成功，这包括给哈利伯顿公司的一个转包商施加压力，使得他把1200个外国员工的职位换成了伊拉克人；游说公司为工人们建造住房；强迫公司为石油学院的新毕业生们创造工作的机会。同时，联盟的会员也已经超过了23000人，并通过联合9家石油公司的10个外贸联盟委员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9家公司分布在巴士拉、阿马拉、纳西里耶、塞马沃四个省，虽然它们在伊拉克十八个省中处于最南部，但伊拉克大部分的石油却在这里。
ITIC在伊拉克
2003年的夏天，丹·威特决定动身前往伊拉克。威特认为当伊拉克重建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时，那也是ITIC的机会，这就像他们如何在前苏联工作一样。当时ITIC在苏联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并且在什么都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展开了自己的工作。“我最初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不试着像1993、1994年在哈萨克斯坦那样开始呢？我们只要把那个‘剧本’中的几页拿出来用于伊拉克就行了。”
威特的董事会十分赞成。在2004年末2005年初的政策计划会议上，ITIC的专家和发起人们（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大跨国公司的代表）都在争论所制定政策的目标应是为了使伊拉克能够走出去，并且恢复石油公司进入该地区其他盛产石油国家的权利。ITIC选择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发表了极其露骨的言论：“伊拉克的工作应该继续，并且要把它作为一个将来向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扩张的‘跳板’”。很明显，他们提到的盛产石油的国家是指伊朗和利比亚。
威特获得了ITIC一些发起人的支持，这些发起人都愿意把伊拉克项目作为现在ITIC的头等大事来处理。6家石油公司也参与进来：BP、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壳牌、道达尔、埃尼化工。
为了给这个项目找一个好的领导者，威特雇用了布赖恩·奥康纳，他以前是BP石油公司的一个经济学家，后来又为英国的国际发展部出谋划策。自从2000年以来，布赖恩·奥康纳就作为石油税的顾问在ITIC供职。当时他曾负责一个欧盟的项目来改革俄罗斯的税务体系。尽管这个欧盟项目属于大众投资，可ITIC还是很热心地在它的时事通讯中写道：“在这个项目中立法范围会包括许多由ITIC发起人来确定的优先权。比如，转移定价、石油天然气税、增值税、环境税、利润税……当这个项目向前推进时，我们就能经常发现我们发起人的信息。”
奥康纳和威特组织了一个“专家组”，成员还包括了其他9位为伊拉克项目工作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只有穆罕默德· 阿里·赞尼是伊拉克人，他现在在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工作，CGES是伦敦的一个智囊团，由前沙特石油部长谢赫艾哈迈德·扎基创立。另一个专家组成员里奥·杜拉斯也来自CGES，他还是以前奥康纳在BP公司的同事。
专家组的主要工作是做出一个报告，能够使大多数跨国石油公司能够参与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而石油生产作为伊拉克的公共部门已经超过了30年。
西方国家想得到伊拉克石油的控制权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明确表示，伊拉克是自己的重要的石油资源基地。战争内阁大臣汉基爵士在给外交部长亚瑟·贝尔福写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从英国方面来说，我们能够抢过来的大的潜在石油供应地就应该是伊朗和伊拉克了……控制这些石油供应地已经成为英国参加战争的首要目的。”
第41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8)
通过这场战争，英国以委任托管权的方式占领了伊拉克，并且达成了汉基爵士控制该国石油供应的目的。1925年，伊拉克的英任君主费萨尔国王与一个叫土耳其石油公司（IPC，1929年更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西方财团签订了一份妥协合约（后来经过一些人员变化，这个财团包含的公司最后变成了BP、壳牌、道达尔和埃克森美孚）。
这份让步合约成了一个样式被广泛的推广到英国的其他殖民地。这是一段长达75年的时期，在此期间，所有条款都是冰冷的。结合两个20世纪30年代获得的受让权利，IPC获得了伊拉克所有石油的处置权。伊拉克曾经想保留20%的石油支配权，但是被否决了，尽管在早期的协议上还曾被提起过。
尽管伊拉克在反抗这些不平等的合约方面屡屡受挫，但这些合约还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感受到了压力。主要的问题是在公司和国家的利润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外国公司获得了太多的关于石油发展的控制权。它们限定一种产品从而推进其他产品的生产，并且利用它们在信息上面的垄断来控制价格以剥夺伊拉克人民的收入。这种手段几乎在所有的石油生产国家同时都能见到。这些争论的结果是许多石油工业的国际化。就拿伊拉克来说，它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1961年和1972年进行。但这种局面是丹·威特和他的石油公司发起人们现在想要颠覆的。
20世纪70年代是伊拉克历史上石油工业最成功的时期。挣脱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控制，在1970～1979年期间，伊拉克国际石油公司的产量从每天的150万桶增加到370万桶，并且通过勘探，发现了现有石油两倍多的储备。这种成功的势头在1980年渐渐接近尾声，当时萨达姆入侵了伊朗，发动了一场八年的战争，并造成了100万的人员伤亡。
伊拉克的石油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萨达姆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得到了短暂的复苏。而在随后12年的制裁期间，石油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基础设施支离破碎。到了2003年英美联军占领伊拉克的时候，石油工业又被它们打着需要重建的幌子所占领。
伊拉克石油工业的状况每况愈下。在占领初期，那些石油设备，像这个国家其他的财产一样被掠夺。伊拉克钻探公司（ID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第一次看到钻探是在广阔的南鲁迈拉地区，那是在距离巴士拉两个小时车程的西南部的炙热沙漠。纳西尔· 莫哈辛· 莫汉是工地的主管，他在活动屋向我描述这一切：“机器设备全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了钻塔的架子。”这不是一两天的快速入侵而造成的混乱，这样的掠夺持续了4个月，一直到2003年7月才结束。“所有的掠夺都是在联军的注视之下进行的，”纳西尔说道，“他们根本就不管这种情况。”最后IDC损失了大约2?4亿美元。
与此相对照的是，位于巴格达的石油部大楼被美军严密保护，而城市里其他建筑都遭到了被掠夺的命运。其他物资设备，比如说桌子、摩托车、各种仪器，只要有资金就可以找到替代品。但石油部里有不可替代的石油区域的地理数据。
在这场掠夺之后，伊拉克的石油工人们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建他们的石油工业。2003年8月，IDC的工人们开始重建他们的设备。他们找出每一处需要修理的地方并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把它们修理好。工人们最先修好了钻探塔并在45天之后开始运转。几个星期之后，已经有12个钻探塔可以开工。
在一间临时房里，哈桑·朱马坐在纳西尔旁边，高度赞扬了这次成功：“伊拉克钻探公司的工人们是真正的勇士，面对废除IDC的阴谋他们不为所动，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了公司。”另一个石油工人评论说这是伊拉克工人第三次面对极度的不幸，重建遭战争重创的工业了。正是凭借着这种强烈的对石油的主人翁感，他们才会永不放弃。
丹·威特的挑战是在面对伊拉克人民对石油强烈的主人翁感和发展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的愿望时，还要给它的发起人们想要的石油控制权。他也不得不承认：“把外国人放进来还要允许他们提取碳氢化合物，这真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第42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9)
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让伊拉克人觉得石油控制权好像还握在自己的手里。
产品共享协议
威特和他的团队在2004年的秋天完成了报告。他们建议伊拉克的石油工业还是要靠外国的公司来发展，可以运用一种叫产品共享协议（PSA）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协议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印度尼西亚实行过，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在那些石油生产国家气势很盛。尽管印度尼西亚的石油公司最终被收归国有，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避免了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的发生。独创性的PSA明确了石油资源是国家合法财产的一部分，但同时也说明了外国公司的角色是“承包者”。实际上，外国的公司维持了控制权并拥有所得的大部分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讲，PSA同老的妥协合约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托马斯·瓦尔德解释了这种观点，他是威特最欣赏的理论家之一。瓦尔德是石油天然气法律方面的专家，在苏格兰东北部的邓迪大学任教，他把这种方法看作是“一种简易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在具有政治象征性的产品共享协议（这个服务合约表面上显示国有公司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和该协议模式在所有重要事务方面以许可证制度的方式所规定的物资平等性之间……表面上政府在主导这场游戏，其实是公司在国家所赋予其合法权利这种伪装下，控制着这场游戏。”
对丹·威特来说，PSA必须让听众觉得完美无缺。
我第一次对丹·威特有印象是在广播里。当时BBC的世界服务广播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节目，叫“大家说世界”，参与者就某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听众也可以通过E-mail发表自己的观点。2005年11月的一个周四晚上，我被邀请去了位于布什大厦的演播室。威特是另一位被邀请的嘉宾，虽然当时他也在伦敦，但他拒绝去演播室，所以只好以电话的方式参与。
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却知道ITIC，我在2004年的夏天看过他们写的伊拉克报告，对于里面的观点，我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打从一开始ITIC的报告就宣称产品共享协议现在是“OECD以外许多国家的标准”。PSA在很多国家都在用，这是事实，但那些都是一些石油储备很少或很难开采或开采危险系数很高的国家。这些条款从不用于像伊拉克这样拥有大量开采起来既简单、成本又低的石油储备的国家。实际上，他们只关注如何共享世界的石油储备而没有注意使用国家的数量。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只有12%的国家使用了PSA，而67%的国家选择单独发展或依靠国际石油公司来发展。
但也许ITIC的报告中最具误导性的是它提出的经济模式只到2010年。在这个时期，这个模式会显示外国石油公司的投资成效，因此会对伊拉克的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然而，在石油还没有开始流淌之前，也就是收益未被分配之前，这个模式已经停止了。
虽然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可以让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的目标，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个基本错误。这种时间结构掩盖了石油公司的投资将在石油开始流淌时从石油收益中取回的事实。这就像我从银行贷了一笔5年还清的贷款，然后看看我未来4年的财政状况，当我的贷款还清之前，我的状况当然会很不错。
我在广播节目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并希望得到威特的解释。但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就投资的重要性做了回答。我肯定了伊拉克需要投资，但真正的问题是以什么形式和由谁来投资。“丹·威特，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呢？”主持人问道。丹·威特沉默了一会，然后终于开了口：“嗯……大卫· 霍根，你还在线上，对吗？”第三位嘉宾是一个爱尔兰公司的老板，他刚刚在伊拉克获得了一份小型的石油合同。我在演播室里继续这场讨论，但威特却不再参与了。
我很吃惊！这儿有一个人在主席的位置上做了很多年，在世界上许多大公司面前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现在竟然因为我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逃避开了！
正当我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吃惊。实际上，我开始明白，这正好是因为他做过主席的缘故。在辩论之中，他始终保持着说话简洁的特点：“这就是伊拉克如何引进投资的过程。”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也应该说一说引进投资的成本，可是他没有。这也就是他无法向普通大众解释那个问题的原因。
第43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0)
把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拿来做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ITIC并没有提到最为重要的收入问题。伊拉克政府超过90%的收入来自石油，如果牺牲这么一大块收入，势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伊安·劳特里奇是来自北英格兰谢菲尔德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精力充沛的经济学家。我和他将一起去纠正ITIC的疏漏。我欣赏他的工作作风已经好几年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石油公司极力反对对北部海域的石油产品增加任何税。它们声称，这种行为会使北部沿海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生存，而它们也会集体地从那里撤离。但劳特里奇的研究却表明，尽管一些公司做出了这样的声明，但实际上北部海域对于它们来说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哪怕是在交了税之后。最近，劳特里奇写了《沉溺于石油》一书，这是在国际能源动力学界和有关伊拉克战争政策方面最好的书之一。
通过对伊拉克石油领域的现金流动构建经济模型，我们可以看到石油收入是怎样被分割的。最终结果的得出依赖于PSA条款的准确，有一些PSA条款对于石油公司非常有利，而有一些就不那么有利。
我们挑选了一系列的PSA条款，这些条款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已经被使用过了。从最严格的利比亚合约到比较慷慨（当然，是对石油公司来说）的俄罗斯合约，我们都收录在内。我们假设石油的价格是每桶40美元，然后对12个使用PSA条款的国家按照发展程度排序（除去60多个贫困国家）计算，最后我们得出结论：相比把石油资源作为公共物品，这种由外国石油公司承包的模式从伊拉克掠走了至少74亿美元（最高194亿美元）。当然，如果石油价格更高（就像我写的那样，在70美元左右），那伊拉克的损失就相应的更大。
PSA条款通常会持续25～40年不等，在此期间条款会进一步的进行修改。
当我在2006年夏天就PSA条款问题采访丹·威特时，他也承认以往发生的一些事看起来是不太公平。“有些东西看起来是有点矛盾，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坐下来商谈是很容易的事，我曾经和哈萨克，和伊朗的阿泽里斯人（Azeris）就此讨论过，‘是不是我们让步太多了？或许我们没有给政府足够多的好处，也许外国投资者不会做到公平分享利润……’”但是，他又争辩道，“你也看到了这是存在政治风险的，其他工业在一种不稳定的政治风险中会做怎样的投资？”
我向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风险环境得到改善，那伊拉克政府能否就原来的条款展开重新谈判？原则上，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政府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方面在政治上站不住脚时，他们就会被迫与另一个政党展开谈判。”
然而，在哈萨克斯坦，威特又曾发表了一套与之完全相反的言论。在2001年和2002年期间，正当该国政府根据国内出现的新的情况想要对PSA条款做出调整的时候，威特的ITIC通过向它施加巨大的压力维护了原条款。ITIC的手段包括通过外国公司威胁撤离资金使哈萨克斯坦政府处于高危状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游说各位部长和国会议员；动员其他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条款的稳定问题就像漂浮在哈萨克斯坦上空的一块乌云，这将直接影响投资者对于他们未来投资前景的展望，当然，还包括新投资者。”这是威特在2002年发表的威胁哈政府的一套言论。
最终威特赢了，PSA条款维持原样。
因此，由于伊拉克的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实力与外国抗衡，况且国内的安全形式也令人担忧，再加上现在还处于军事占领期，所以伊拉克签订一份长期的PSA条款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石油公司会要求得到巨大的利润来补偿它们所冒的风险，而伊拉克政府在讨价还价方面将很难有发言权。
这种不公平的条款恐怕要持续几十年的时间，这种前景也将使许多伊拉克人受到打击。这就像一个四处炫耀的小偷，在重复其他小偷曾经在伊拉克旧殖民时期的行为。
第44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1)
然而，PSA条款经常会使外国石油公司对可能会影响它们的利润的新颁布法律具有豁免权。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稳定性条款”。条款里经常会有这样的规定：出现争议时不能通过本国的法庭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国际投资法庭来解决。而国际投资法庭会依据商业背景来做出判决，而不是依据国家的利益或国家的法律。伊拉克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决定自己国家资产损耗率的权力，这对于一个经济上依靠石油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权。同样的，伊拉克也会失去控制石油甚至是制定一部新法律的权力。实际上，伊拉克被剥夺了对它大部分重要工业的民族自治权。
目标：民主政治？抢劫？
尽管美国政府一再鼓吹要把民主政治带到中东地区，但丹·威特好像与此无关。2005年末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备受指责的阿塞拜疆选举，ITIC在那儿恰好有办公室。威特说道：“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在那些出现的民主政治中，当地的反对派根本就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来赢得选举。即使是媒体，也对报道反对派没兴趣。真正的挑战来自选举之后要进行的改革——经济、社会、政治……西方国家应该欢迎他们而不是疏远他们。”
在完成伊拉克报告后直接把它交到掌权者手中，这倒是符合威特对民族政治愤世嫉俗的态度。与伊拉克决策制定者会面的最直接的路径是通过占领他的军事力量，而英国政府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04年9月当报告完成的时候，ITIC的成员会见了来自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的官员们，探讨了最有效的策略来说服伊拉克人接受签订的条款。当时是财政部长（现在是副总统）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接受的报告。但这不是由丹·威特送去的，而是由英国驻伊拉克的大使爱德华·卓别林送去的。由于英国的8500名士兵还驻扎在伊拉克，因此这是一位阿迪勒和他的同僚们都不敢轻视的大使。
英国政府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伊拉克的石油部表达了和ITIC同样的观点。在英国的“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常用规则”中，开篇就逐字逐句地复制了ITIC的言论：“伊拉克石油的复兴和发展需要注入大量国际投资……伊拉克必须要授权国际石油公司利用这些投资来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
2005年1月，在贝鲁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中，ITIC向伊拉克财政部、石油部、计划部的大小官员们介绍了他们的观点。这次会议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发起的。尽管威特在他的会议中一再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起的作用——“从技术上讲，这是两家相互分离本质不同却又掌握在同一种人手里的组织。” 但这两个机构的存在无疑磨砺了伊拉克人的大脑。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是世界上拥有外国负债最多的国家，这包括因入侵科威特而需支付的赔款和未支付的别国贷款。这其中大部分是萨达姆的负债，他把借来的钱用于修建自己的宫殿和购买武器，并没有使伊拉克人民获得利益。2004年11月，巴黎俱乐部的债权人国家同意免除伊拉克未向它们支付的80%的欠款，但条件是IMF必须保证伊拉克的经济在2005～2008年健康发展。另外，为了使这个条件能够成立，伊拉克也需要获得世界银行和IMF的支持以确保未来在财政上得到进一步的让步。无论如何，只要有这些个机构参与，威特的建议就很难被拒绝。
英国政府也帮助ITIC组织这次会议，还特意从巴格达大使馆招来一名外交官。克里斯·布朗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能源问题。威特是这样评价他的：“这真是个出色的家伙，也许在石油方面是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他总是能够带来最棒的实例。”布朗建议威特邀请一些伊拉克的官员出席这次会议，并且还帮着与巴格达的高官们交流了一下意见。
贝鲁特会议之后，在2005年大部分时间里，威特都牢牢地控制着他的项目，他在等着看在伊拉克的转变过程中，那些政治家们有什么反应。威特的工作开始有了成效。在2005年的11月，沙拉比宣布伊拉克将实行PSA条款。五角大楼以前的密友现在代表着总理和能源委员会，这是在伊拉克石油工业任何决策都有重大影响的人。“为了使石油产量增长，我们需要产品共享协议。”他说道。
第45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2)
在2006年初，威特的成就进一步得到体现，现在已经凌驾于英国之上和美国政府平起平坐，当然，这里的“美国政府”是指外贸发展局。
在他所有的这些宣传工作中，威特宣称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只是为了推广“最好的模式”。他也一再坚持伊拉克项目的辅助资金对清算账目是没有限制的。尽管那些发起人明白这还得取决于伊拉克项目，那里对ITIC来说没有法律上的要求去那么做。这一点对威特来说很重要，因为ITIC要是表面上看起来像个公司，它的免税地位将会被取消。
然而，威特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不像为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很明显他使所有的西方石油公司都获益。6家在工作中的公司看起来已经要获得收益了。在2005年夏天，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他们已经和其中的4家公司就将来的合作展开初步的谈判。这4家公司是BP、雪佛龙、埃尼化工和道达尔。
丹·威特对至今他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我敢说这些报道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 PSA条款在伊拉克的存在，会使得人们对石油的热情持续下去。”
他想要影响的那些决策不久后就出台了，这也同样是那些石油公司盼望已久的决策。没有一家公司会在伊拉克建立起完备的法律框架前注入资金，因为它们都害怕在国际法庭那儿蒙受损失。首先，伊拉克需要制定一部宪法。尽管已经在2005年10月的全民投票中通过，但还需在2006年至2007年试施行半年。一旦宪法定案，那么伊拉克政府就能制定一部石油法，这样就可以展示石油工业未来发展的框架，任何外国投资可能发生的行为也可以被写进法律。只有当这么一部法律出台，长期合作协议才会签署。
2005年11月，伊拉克政府同IMF签订了一份备用协议。IMF给予伊拉克一定的财政便利，并同意减少外国负债。作为交换条件，IMF规定了对伊拉克经济环境的要求。这份协议存在的最大争议之处在于IMF要求伊拉克政府大量削减对于燃料方面的补贴。包括做饭用的天然气、煤油、柴油机和对保持发动机运转至关重要的汽油。自从每天限制用电4个小时以来，电价立刻涨了3倍。由于没有相关的对策出台，这导致了伊拉克人民举行游行进行抗议，石油部长乌卢姆也因此递交了辞职信。协议上有一处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地方，那就是在2006年底之前伊拉克必须出台一部石油法，而IMF必须参与这部法律的起草。
威特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希望能为促成投资者和伊拉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做出贡献，这样它们就能被最好的国际模式所引导，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加速这个过程。”但是他现在谈成功好像早了一点。通过研究全球石油工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石油生产国家和西方石油公司之间存在着一个能量的转移。一个国家总是会被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所影响。一旦伊拉克石油的未来被决定，那么这种趋势也可能向西方的石油公司蔓延。委内瑞拉，世界第六大石油储备国，两次要求和外国石油公司重新谈判来获得更公平的合同，否则就让它们离开这个国家；玻利维亚也复制了这一办法，而且声势更为浩大，2006年5月，他们直接把军队开进了油田；俄罗斯是世界第七大石油储备国，在20世纪90年代，它开始颠覆发展迅速的自由主义化和私有化，而政府的压力主要来自于那些通过窃取国家的公司致富的人；在科威特，政府想要引进外国公司，而国会则坚决反对。很明显，西方利益集团希望，如果伊拉克允许跨国公司控制他们的石油工业，那么就会给伊朗、科威特和那些石油生产者们带来压力。相反的，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也会使伊拉克改变主意。
威特在伊拉克工作的更加起劲，他想得到英国政府的进一步支持。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伊拉克新政府的最高决策层。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普通伊拉克人对此的反应。许多人都坚决反对把石油的控制权交给那些过去对他们进行盘剥的外国公司。
威特的野心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些石油工人们。当丹·威特在豪华酒店对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们大献殷勤时，哈桑在钻探现场、在泵站对联盟23000名成员分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教育工作，他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如果联盟组织一次罢工，整个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将被迫停止，而且还会使整个国际油价产生震荡。联盟正在努力地和世界上所有的外贸工会和反战组织构建稳固的关系，这些机构将在联盟需要帮助时站出来援助它们。
第46节：第7章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3)
很明显，这个联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来阻止外国石油公司把伊拉克的资源抢走。对伊拉克石油的争夺也将是21世纪初期最重要也是最艰苦的经济战争。
正像哈桑·朱马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伊拉克石油工人都认为他们是在同私有化作斗争。我们把私有化看作经济殖民主义。总是有权威人士在说，私有化将有助于我们的发展，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看到发展。任何试图私有化的计划在我们看来都是灾难。”
【注释】
①1999年11月15日， 迪克·切尼在伦敦石油学院秋季午餐上的演讲。
②卡罗拉· 霍约斯，“权威预期伊拉克将再一次失败”，《金融时报》，2003年2月15日。
③《壳牌在中东》，壳牌联合杂志，2005年5月。
④安德鲁·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Al Khaleej》，2006年6月4日（阿联酋）。
⑤“ITIC十年回顾，2003”（华盛顿：ITIC，2003），第4页。
⑥“1997年ITIC年度报告”。
⑦迪帕· 巴宾顿，“伊拉克失业人口的一半——政府官员”， 路透社（Reuters），2006年2月9日。
⑧“五分之一的伊拉克人生活在贫穷之中”， 法新社，2006年1月25日。
⑨比如，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2001年5月，第5～8页；杰克·斯特劳，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的国务大臣，在2003年1月6日的演讲，“英国外交政策的政策优势”；英国国防部白皮书：《对应当今世界的当代军事（政策防御回顾）》，1998年7月，第2章，第40段；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英国的国际优先权：FCO的政策》，2003年12月；美国商务部，总统备忘录，美国和英国的能源对话，2003年7月30日。
⑩丹·威特，“适合俄罗斯经济的税务原则”， 《税务专题》（Tax Features），1992年9月，第七页。
“ITIC十年回顾，2003”，第3页。
爱德华· 拉奇卡，“投资者对哈萨克斯坦新税务系统大加赞赏”， 《亚洲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5年5月7日。
美国国防部，“管道支撑业务” ，新闻稿，2003年9月4日。
尤金，《获奖作品——探寻石油、金钱与力量的史诗之旅》（伦敦：Simon & Schuster，1991），第541页。
“BP，英国调查格兰奇茅斯疾苦”，《辛烷周刊》（Octane Week），2000年7月24日；菲奥纳·奥布莱恩，“BP ，英国失误后的安全聚光灯”， 路透社，2000年6月15日。
大卫·培根和玛撒·曼迪的采访，巴士拉的国际代表团，2005年5月。
UNICEF，《儿童和产妇死亡率调查：伊拉克》，1999年7月。
ITIC，未来的政策问题（华盛顿：ITIC，2004）。
《ITIC公告》（ITIC Bulletin），2003年1月，第3页。
莫里斯·汉基爵士写给亚瑟·贝尔福的信，1918年，被尤金收录，第188页。
让步的最后剩余是国有化，1975。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
托马斯·W·瓦尔德，“国际石油投资的当前形式：调节、许可、税务和合同”，《CEPMLP》1，no?5（1995年7月），邓迪大学出版。
ITIC，“石油和伊拉克的未来：财政选择和挑战”，2004年秋季，第10页。
德南· 沙拉比（国际能源机构），“中东/南非地区的投资展望”，介绍给OECD，伊斯坦布尔，2004年2月11至12日，第7页。
伊安·劳特里奇，《沉溺于石油——美国对能源安全无情的驱使》（伦敦：I.B.Tauris，2005）。
这些数字是真实的（2006年价格）。计算是基于伊拉克石油部和哈勒法耶、纳赫尔乌姆尔、马基奴、西库尔纳尔、加拉夫、纳西里耶、阿马拉、图巴、赖塔维、东巴格达和阿赫代布地区的工业数据。现金流动模型也是建立在这些地区之上，应用了用在俄罗斯、利比亚和阿曼的PSA条款。做了一系列的标准模型假设。所有假设和方法论的细节来自格列格·马迪特的“原油设计——偷窃伊拉克的石油财富”，伦敦：平台（PLATFORM），2005年11月。网址是www?carbonweb?org/crudedesigns?htm。经济学家有一个观点就是，现在的钱要比以后的钱更值钱。因为现在你手里的钱可以拿去投资，可以获得增值。按照这个观点，我们把现在的钱成为“净现值”，对比同等数目以后的钱，净现值更有价值。在这些条件下，按照2006年的净现值和12%的折旧率，伊拉克的净损失（总支出减去总收入）将在160亿～430亿美元之间。这个方法在“原油设计”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
丹·威特在第二次欧亚大陆政府首脑投资会议上的讲话，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02年4月；《ITIC公告》，2002年4月19日，第1页。
丹·威特，“民主化进程放缓将使每个人都受益” ，《亚利桑那明星日报》（Arizona Daily Star），2005年11月12日。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FCO)，“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常用规则”（2004年夏），第4～5页。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
“2006年伊拉克出口将达到战前水平——沙拉比”，路透社，2005年11月12日。
“伊拉克同IOCS谈判的快速轨道合同”，《中东经济调查》（Middleastconomic Survey）48，no?25(2005年6月20日)。
罗韦尔，“不适当的影响”。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