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华盛顿因此可以对日本施加较大的压力，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支持下，华盛顿罗列了日本的“敌对”贸易活动，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让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没有成功。作为替代手段，这些成本低廉的资金很快找到了赚快钱的出路，投资正在上升的东京股票市场，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经指数和东京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作为随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预演，东京股市的股票价格一年上涨了40％，而东京以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涨幅在某些情况下达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轮新的淘金热席卷日本。
在广场协议出台的几个月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业为了弥补日元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纷纷把资金转向金融投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外贸销售带来的贷币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财技”。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在新的国际资本规则下，日本的银行可以把它们持有的关联公司，即综合商事集团系统的长期股份作为银行的核心资产计算在内。随着这些公司股票票面价值的上升，银行资本也随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继续膨胀，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部都是日本银行。日本资本渗透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进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更具风险的美国股市。日本人很快将膨胀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资产，从而助长了乔治·布什成为总统的野心，他在1988年继里根之后成为总统。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显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强国的前景是很令人烦扰的……”
但是，日本人对成为世界金融巨人的欢欣鼓舞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膨胀的日本金融系统，与受到货币冲击的银行一道，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之一，在广场协议之后，日经指数在三年的时间内上涨三倍。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涨，这间接反映了日本银行贷款的情况。在日本经济泡沫的高峰期，东京的房地产总值换算成美元甚至比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总值还要高。东京日经股市所有股票的名义价值占世界股票价值的份额甚至超过42％，至少在票面价值上来说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1989年末，随着在欧洲出现的柏林墙倒塌这一信号，日本银行和日本财政大臣开始采取谨慎的努力来慢慢缩小令人担忧的日经股票泡沫。一旦东京开始对投机热潮降温，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主导，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使用异乎寻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们的干预使得已经有序降温的东京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东京股票市场的这一进程中大肆卖空，赚得盆满钵满。其结果是，日本当局打算采取的缓慢、有秩序的调整想法已经没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经指数已经从顶点下跃了23％，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里回忆，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日本提出资助前苏联经济重建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遭到了华盛顿和布什政府财政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那次会议可能是华尔街攻击东京股市的投机行动的一个幕后原因。他们只猜对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需要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新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贸盈余不像美国人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日本为改造前共产主义经济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华盛顿对此缺乏热情，并不关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模式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苏联解体时，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日本和韩国模式，以作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冷战即将结束时，这是对华盛顿计划的一个主要威胁。
布什政府并不急于接替日本成为重建东欧和苏联经济的主角。对待冷战时的敌人，华盛顿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资助成立日苏经济集团并没有列在日程中。为了重夺主动权，1990年初，布什将他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派往东京，“讨论”大幅度削减美国在亚太周边缘地区的驻军问题，这个议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足以让日本对军事安全的担忧上升。切尼勉强遮掩的勒索访问，紧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月对西欧、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之后，首相的这次访问是讨论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议题。信号是明确的——“照着华盛顿的话做，不然你的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障。”
当年3月，与美国总统在棕榈泉会面的时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国的意图。日本不是要在东欧与美元竞争。在数月内，日本股票的票面价值已经缩水了将近五万亿日元。日本公司遭到严重打击。在东欧再也听不到日本会对美国的金融计划提出挑战的说法了。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宣布了日本模式的终结。私下里，东京的政治家们经常使用一个关于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只飞在前面的领头雁，而其他的东亚小国家就跟在它后面。到1990年，华盛顿已经使得这只领头雁严重受伤。现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跟着这只雁后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经济体作为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阶段任务。
日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争论可以在《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5月号p46）中找到。华尔街派生行动加速了东京股指的下跌，对此进行的说明来自于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市场参与人士对作者的谈话。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国冠群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大卫。赫尔对当时华盛顿的日本政策表现出的奇怪冲突进行了评论。赫尔的观点是：美国财政部要求日本对资本市场实施自由化并废除金融卡特尔……美国必须认识到，在里根执政的最后年月里，贷币政策引发的日本资本膨胀部分地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加上东京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无意中导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杰弗里·米勒详细说明了从广场协定到东京泡沫破灭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非常有帮助。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威胁，查尔斯·约翰逊以一个在美国的顶级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给出对美国观点的简单分析。另还可参阅武者小路公秀的关于亚洲危机的起源，东亚经济的影响的官方报告见，劳伦斯关于亚洲危机起源的文章“美国霸权与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起源论坛提交文章。
【射杀亚洲虎】
日本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模式，是对美国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教条的挑战，摧毁日本模式的第二阶段任务就是破坏东亚经济圈。日本模式，就像华盛顿了解的那样，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国内。在战后，它已经滋养了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就是亚洲四小虎。
东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要感谢日本的国家开发援助，大量的私人投资和通商产业省的支持。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实际上，80年代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位置，日本企业把它的制造过程外包给东亚的其他国家。由于这些东亚国家与日本经济的紧密联系，它们在亚洲商业圈内被称为日元集团国家。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模式来说，四小虎经济是一种难堪。它们很好地融合了私有企业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说法是一个威胁。只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干预基础上的四小虎经济模式获得成功，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就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极端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年7％～8％，社会安全感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得到了国家指导纲领和计划的有力支持，尽管这也是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种仁慈家长式的亚洲市场经济模式。相对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亚洲四小虎经济更有可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元自由市场体制的障碍。
1993年伊始，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在日本银行忙于应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要求东亚经济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此前，金融市场受到了严格控制。双方对此争论不休。以前，作为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一部分，除了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生产制造业外，无债的东亚经济体避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或外国资本。现在，它们被告知，要对外国资本和短期外国借贷开放市场。在“公平竞争环境”的花言巧语面前，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私下里在想，华盛顿到底是在讨论板球还是在谈论它们经济的未来。它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一旦放松对资本的控制和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韩国和其他四小虎经济体将遭到突如其来的外汇冲击。从1994年开始到1997年5月泰珠被攻击，这期间的结果是形成了奢侈房地产、股票和其他资产的投机泡沫。
在东亚国家对投机行为具有足够控制力之前，一旦对外国资本开放，对冲基金就会开始攻击。这些秘密资金的攻击目标首先锁定在最弱的一个经济体——泰国。以来自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银行集团的秘密基金为武器，美国的投机者乔治·索罗斯开始了秘密行动。他们把赌注压在泰国会被迫让泰铢贬值，而且使其与美元脱钩。量子基金的总裁索罗斯，老虎基金的总裁，据说也是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的总裁朱利安·罗伯逊，该基金的管理团队中包括了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发起了对泰国货币和股票的一轮大规模的攻击行动。6月，泰国就已经放弃了抵抗，泰铢动摇了，而且被迫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对冲基金和银行乘胜攻击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然后是韩国。它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令当地人民在经济混乱和贫困中挣扎。
查尔默斯·约翰逊以直率的语气描述了这波攻击的后果：“这些基金轻松强暴了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然后它们又把目标指向了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庇护下还在颤抖的幸存者，它们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受害者，而是确保在这些遭到打击的国家里西方银行不要被不良贷款缠住。”
欧洲的亚洲研究专家克里斯滕·诺德豪格对克林顿政府1997年的东亚政策进行了总结。通过此前由华尔街银行家罗伯特·鲁宾领导的新国民经济委员会，克林顿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东亚新兴市场被锁定为进攻的目标。“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多边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金融自由化，”诺德豪格指出。“只要……锁定东亚市场的战略实施得当，美国政府就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这个强大平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体制改革。”
亚洲危机对美元的影响是显著的。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克罗柯特指出，1996年东亚国家总的流通账户赤字为330亿美元，随着投机热钱的流入，“1998～1999年间，流通账户余额扶摇直上至870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最高值。这些盈余资金中的大部分都以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了美国，有效地资助了美国的政策。日本大藏省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提议建立一个3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华盛顿明确表示不满。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即将成为美元的另一个管辖领域。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委婉地称其为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纽约：基础书局，1997。布热津斯基是在华盛顿权势集团中久负盛名的战略家，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并且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任过职，包括给老布什当差。该书对了解美国的战略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强调：
对美国人来说，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区是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就控制了世界上三个最先进、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中的二个。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控制住了欧亚大陆，几乎就可以自动控制住非洲等边缘地区，并把西半球和大洋洲等地缘政治的外围与世界中心大陆挂起钩来。大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全世界物质财富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这里，或是掌握在企业手上，或是埋藏在地下。欧亚大陆占世界GDP的60％和已知能源储备的四分之三。
麦金德的解释可以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找到。该书于1919年在纽约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金德在他的文章“完整的世界与和平的胜利”中，提出了战后地缘政治的建议。该文发表在1943年7月号《外交》杂志第21册。这篇文章中，麦金德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统治战后欧亚大陆的战略，关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已经清楚地描绘了。
【瓦解苏联】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打击了日本经济模式，而且为了适合自身的利益重塑了东亚，但是，瓦解苏联，仍然是华盛顿政策的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紧随其后的苏联解体，华盛顿在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中没有了明显的对手。在那个欢欣鼓舞的日子里，没有多少人对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国家表示担忧或提出警告。毕竟，她是民主国家，而且她是美国。由于再也没有来自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约成员国，首先是美国，可以开始将她们每年达一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转移到民用上了。
一个和平发展、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是前华约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梦想。但那梦想是短暂的。美国的权势集团正在准备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试图麻痹世界上其他国家，使后者得到一种虚假满足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欺骗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最大的一个骗局是，华盛顿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正在探索苏联威胁解除后的政策新去向。这一点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很少有人了解，20世纪90年代早期，布什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对俄罗斯及其卫星国的未来进行了冷酷的算计。通过被迫进行“市场改革”，俄罗斯被带入美国的经济轨道。
实际上，俄罗斯将被美元化。至于怎样使其可行则是经过了复杂且精细的准备。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发行者的地位，所有的利益都留给了华盛顿。华盛顿的新俄罗斯政策的工具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以及北约东扩的包围圈中。当北约东扩完成时，对于任何潜在的、有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威胁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略同盟都将被制止。华盛顿的诡计是对俄罗斯的实力进行彻底瓦解，并让用核武器武装的莫斯科精英接受这一现实。
华盛顿的政策是经典的地缘政治，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麦金德曾经警告英国的精英：一个主要由德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欧亚国家联盟，由于其地缘上的连贯性，对所有必需的经济原材料的占有，以及足够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的人口，将可能会使这个联盟具有成为世界一极势力的潜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麦金德陈述道：“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腹心地带；谁统治了腹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计划支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腹心地带”，就像麦金德定义的那样，这种联盟将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在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战略家如兹比格纽·布热金斯基——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在几任政府中担任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职位，与基辛格一道工作，并且在布什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顾问——公开承认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写道：“确保不出现可以支配欧亚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补充说：“在世纪初，麦金德以欧亚为‘核心区域’的概念引发了上述讨论。”
这个政策包含了识别任何潜在的、能够打破均势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弥补、选择或控制以上情形。”欧亚地区包括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中亚、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潜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资源。他警告说：“对欧亚地区的控制几乎自然而然地使非洲居于次要地位，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上成为欧亚这一世界中心的外围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盛顿是如何在如此迫切的需要上采取行动的，起初并不被其他国家所知晓。然而，前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却很清楚。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麦金德和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苏联解体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参阅比尔·布雷利在1995/1996年冬季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欧亚：被误导的俄罗斯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在推动俄罗斯实施非工业化政策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讨论，原因不言自明。格雷姆·哈德在1998年4月伦敦出版的《今日世界》上发表了“抢劫俄罗斯”一文，对寡头政治家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描述。因为支持“公司主义”和“有罪的”资本主义，1997年9月11日出版的第308期《俄罗斯改革观察》对美国进行了批评，批评中详细列举了克林顿政府在支持丘拜斯和寡头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另请参阅阿拉斯泰·迈克唐纳的文章。1998年8月2日路透社发表了“俄罗斯政府赢得了时间，但问题实在太多”一文。作者对1998年危机期间涉足俄罗斯的世界大银行给予了较大篇幅的讨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后，很少有分析涉及华盛顿金融权力机构（包括美联储）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之间明显而密切的联系，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将冷战对手改造成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尽管不是没有风险，因为苏联的核武库仍然保留下来了。20世纪90年代，这只俄国熊也许在经济上已经破了产，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核武器的利齿。重塑的过程不得不谨慎行事。
【俄罗斯沦为“三等公民”】
1990年7月，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于苏联未来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前，正是这个贝克在担任财政部长不久将日本拉入了广场协议，他告知他的七国集团盟友，美国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行的苏联经济改革行动中扮演主角。七国集团峰会的最终公告声明：“为实现经济自由，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多元化的苏联社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苏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宣言还补充：“我们同意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苏联经济进行一次细节性的研究……以此来对其改革提出建议。”
在苏联的“市场改革”上，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简单而粗暴：破坏莫斯科同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及盟友的经济联系，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哈萨克斯坦，从格鲁吉亚到阿塞拜疆，从爱沙尼亚到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尽管这些从没有被披露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的意图就是，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虚弱的、不稳定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只有依靠西方资本和美元的流入才能生存——这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通过将美国支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角色上，詹姆斯·贝克和布什政府已经确保，所有投到苏联国内或支持苏联经济的西方投资首先要经过华盛顿的同意。俄罗斯得到的是标准的第三世界待遇，跟非洲前殖民地或香蕉共和国的待遇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和人民陷入贫困。用美元来衡量，一小部分精英被允许极度富有，而且这些人都被华尔街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所操纵。
像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哈佛经济学家，以他们的“休克疗法”理论作为武装，飞往莫斯科协助毁灭旧的中央国家机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要求，俄罗斯以国际市场价出售她的石油、天然气、铝、锰和其他原材料，结束国家对粮食、医疗和其他必需品的补贴，以及推进工业“私有化”。
1992年，作为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卢布自由浮动。在一年内，卢布的浮动导致了消费价格上涨99倍，而实际工资收入狂跌84％。这是自1917年以来的第一次，至少是在和平时期的第一次，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生存的贫困。这还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刚刚开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华盛顿实际上可以随意决定俄罗斯任何一个工业区的生死。“世界市场”是由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专家定义的，这些专家受到过密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的训练。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国民总福利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对俄罗斯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全球市场”替代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考虑美国的经济自由程度，表面上，这种模式是350多年进化的复杂产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溯及英国内战时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即便在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也必须立即采纳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目标肯定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俄罗斯。
大多数俄罗斯人很快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是灾难性的。他们所期望的每间车库停两部车的美国式资本主义繁荣并没有到来，普通的俄罗斯民众陷入了经济灾难之中。随着通货膨胀率越过200％，工业生产降至从前水平的一半。到1994年，男性的平均寿命降至57岁，跟孟加拉国和埃及的水平相当。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很明确是想要一个没有工业实力的俄罗斯，永久性地破坏苏联的经济结构。与美元经济区隔绝70余年的这样一个全球经济的主要区域，即将被美元所控制。在市场导向的改革的花言巧语背后，这个地区正在像100年前欧洲列强瓜分和殖民非洲那样被分割。
对于克林顿政府来说，它并不关心俄罗斯主要国家工业资产的私有化是不是被俄罗斯精英，即所谓的寡头所控制。它们主要关心的是，俄罗斯的工业自从列宁时代以来第一次即将与美元挂钩。新的寡头就是“美元寡头”，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财富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
在叶利钦时代，美国的合作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中的关键人物是阿纳托利·丘拜斯，他是私有化进程的主要负责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批准给予俄罗斯60亿美元的贷款，但条件是丘拜斯要负责经济政策。199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彼得·雷德威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丘拜斯以“管制媒体，破坏民主，卷入可疑的私人交易，接受华盛顿的命令和建立罪恶的资本主义形式”罪名在俄罗斯遭受指责。这显然得到了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莫斯的支持。萨莫斯将纳税人的数百万美金付给哈佛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他是“休克疗法”理论的鼓吹者，也是俄罗斯的顾问，而且在1997年，萨莫斯对叶利钦任命丘拜斯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表示欢迎。萨莫斯称：让丘拜斯负责经济造就了“一个重获活力的总统任期和经济梦之队”。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
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的主要工业、军事和粮食生产中心，也遭到了与俄罗斯一样的残酷对待。199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开始，乌克兰也同样遭到了大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乌克兰结束国家对外汇交易的控制，乌克兰的货币也随之崩溃。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结束国家补贴制度。面包的价格上涨了三倍，电费上涨六倍，公共交通费用也上涨了九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结果是，当地的人民被迫按美元标价来购买本地商品。随着天价的电费和银行信用的缺失，国有工业被迫破产。外国的投机商们毫无阻拦地用非常低贱的价格捡走了其中的精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乌克兰解除了对农业的管制。结果是，乌克兰，这个欧洲的粮仓被迫要向美国乞求粮食援助，美国借此机会大肆倾销自己的粮食，对乌克兰本地的粮食生产和销售造成进一步的毁灭性打击。
俄罗斯以及其他前苏联成员国的待遇跟刚果或尼日利亚差不多，他们被看作是便宜原材料的产地，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产地了。随着华沙条约的崩溃，对西方跨国公司来说，这个富含矿产的国家自从1917年以来第一次变得这么触手可得。一马当先的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型石油跨国公司，它们首先盯住的就是前苏联国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华盛顿的计划者眼里，一个现代化、繁荣的俄罗斯工业经济只是西方掠夺其原材料财富的障碍。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克林顿政府维持了对俄罗斯的称呼——“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许多俄罗斯人天真地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国的援助和资金将流入俄罗斯，对其震荡的经济进行重组，美国也将会以某种形式的“全球共管”的伙伴关系来对待俄罗斯，而且历史上形成的，在前苏联地区的霸主地位会得到美国的尊重。但是，当莫斯科明白“伙伴关系”只是一个设计好的用来欺骗的空洞口号之时，已经太迟了。很大程度上，俄罗斯的工业大厦已经被肢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使得俄罗斯人民陷入苦难之中，而且它对周边地区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力也被严重削弱。这正是华盛顿想要看到的结果。
1991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不仅仅使这个前超级大国蜕变成了第三世界，也使得美国和其盟友的石油公司控制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出产国成为可能。但是，要完成这个过程还需时日。
丘拜斯时代，在受到控制和操纵的私有化进程之下，俄罗斯人珍视的石油和天然气利润以低贱的价格流入支持叶利钦和丘拜斯的密友的口袋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8年的一个报告估计，17个总市值至少为17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被丘拜斯以总共14亿美元的价格售出。此外，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者、国有天然气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60％的股份，以2000万美元的超低价出售给了俄罗斯的私人集团，而其真正的市场价大约应为1190亿美元。其他一些公司如卢克石油、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和西单克公司得以创立。一些寡头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波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支配着俄罗斯的经济。共产主义时代，没有任何官僚能做到这一点。在1996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同时也是石油寡头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别列佐夫斯基自夸地说，七个男人控制了这个国家50％广袤土地上的自然资源。这些人的硬通货利润几乎都是美元，别列佐夫斯基也许应该加上这一点。
直到1998年夏，俄罗斯的美元化几乎已失去控制。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23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来支持卢布，保护西方银行的投机式投资，这使得数百万人来投资购买俄罗斯的国家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银行的救援行动来得太迟了。
8月15日，俄罗斯宣布将拖欠其美元债务。对纽约和其他主要银行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尽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主要债务人还是决定拖欠债务。整个美元大厦在数个紧张的星期内从基础开始动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已经在俄罗斯市场和大部分的世界债券市场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它的管理层——包括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都是一流的华尔街投资家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突如其来的债务拖欠使该基金面临破产威胁，涉及数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合同将会产生崩溃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一连串破产，使整个全球金融大厦倒塌。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起了一次由15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银行家出席的特别关门会议，并强加了一个救援行动。俄罗斯，在战略上太有价值了，她拖欠债务的行为得到了原谅，美元化的进程很快又重新开始，虽然步伐稍稍放慢了一点。
见保罗·麦卡锡1998年12月10日“关于向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听证词”。当时，麦卡锡是国家民主捐赠基金（NED）的领导人，自1998年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向前南斯拉夫的各种反政府组织、记者、媒体和工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麦卡锡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国家民主捐赠基金成立于1983年里根时期，当时华盛顿政策圈子流行“情报工作私有化”，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便是其中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向反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都是由中央情报局出面，随着事件的不断曝光，美国吸取教训，改由资助国家民主捐赠基金这样的“私营”机构公开去做，国会对此也表示同意。1991年9月21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规划设计者阿伦·韦恩斯坦解释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放在25年前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进行的。“事情从阴险邪恶的中央情报局转到了人文主义的”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国家民主捐赠基金的活动，不仅避免了干预主权国家稳定的指责，而且反过来指责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甚至任何地方的当权者是“腐败的民族主义者”。2003年下半年，布什政府要求国家民主捐赠基金，在伊拉克的战后“民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南斯拉夫政治动荡中的作用，彼得·巴赫迈尔有详细论述。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对引发南斯拉夫动荡的影响，苏姗·伍德沃德（1995年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的《巴尔干的悲剧》）有详细说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南斯拉夫战略的详细描述，可以在肖恩·杰瓦西晚年的论文中找到，见1996年1月，葡萄牙国际尼诺巴蒂基金会论文“论北约在南斯拉夫的战略”。1995年11月华盛顿的防务信息中心发表了“扩大北约：充满灾难的盲动”，对北约扩大的军事问题进行了讨论。2001年，在给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一封公开信中，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前议员、防务专家威利·威玛为了说明北约“局外”战略新概念的合理性，详细说明了他个人与美国高级官员就美国和北约在南斯拉夫的目标的讨论。威玛对1999年4月占领南斯拉夫后的结果作出了描述；占领南斯拉夫可以让北约成员及伙伴获得原材料，控制里海和波斯湾。美国领导的北约完成了对从波罗地海到安纳托里亚的军事占领，“这是罗马帝国以来的辉煌成就”，威玛如此评价道。
【休克南斯拉夫】
在用美国创造的经济“休克疗法”治疗苏联之前，巴尔干半岛就已经成为美国干涉的目标了。摧毁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十分重要，这是华盛顿早早地关注南斯拉夫的主要原因。随着形势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华盛顿看来，南斯拉夫对于潜在的中亚石油资源的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整个90年代的后半期，石油和美元在华盛顿的巴尔干政策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尽管这不是以西方批评家们所猜想的最简单的形式进行的。
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华盛顿正忙着做南斯拉夫的工作，此前，这些工作已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过一次了。巴尔干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被外部势力操纵，欧亚版图正在朝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模样转变。当时，英国和其他利益集团一起联合进行干预，想瓦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阻止德国建设巴格达铁路。
现在，目标明确，就是将南斯拉夫肢解为数个独立的小国家，并在西欧和中亚的十字路口为北约和美国建立一个立足点。石油和地缘政治再一次成为华盛顿的先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华沙条约的解体，北约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似乎也就消失了。还存在什么样的威胁可以为保留1949年建立的冷战联盟或美国在西欧的永久性军事存在，甚至进一步向东扩展提供理由？许多人希望一旦苏联威胁消失，北约也就解体。但是，甚至在苏联政权崩溃之前，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就已经开始为北约设计新的任务了。
新提议中的北约使命被定义为“北约区域外部署”，意指要把触角延伸到北约成员国边界之外。这个新使命后来在1994年与华盛顿的“和平伙伴”计划结合了起来，“和平伙伴”是一个逐步将前华约成员国军事力量整合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计划。共和党参议院理查德·卢格用以下词语描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北约时面对的两难局面：“北约，要么就出界，要么就出局。”十分简单，巴尔干战争给了华盛顿扩张北约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这个过程要持续十多年。
40多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悄悄地支持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混合社会主义模式，以此来作为反对苏联的缓冲器。随着苏联开始倾覆，这个缓冲器对华盛顿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特别是一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民族主义的缓冲器，这或许会使东欧邻国相信，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之外，还可能存在着一条折中路线。在华盛顿顶尖战略家们的眼里，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得不解体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处于通往潜在的中亚石油盛产国的咽喉要道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是增加了上述选择的份量。南斯拉夫必须被带入，如果需要的话，被强行拖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改革。北约将确保这项交易的进行。
1988年，苏联的气数将尽已变得十分明显，华盛顿已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一个顾问团，这个顾问团来自于一个古怪的、私人的非营利机构，其冠冕堂皇的名称是国家民主捐赠基金，或是华盛顿圈子内熟知的NED。这个“私营”组织开始在南斯拉夫的各个角落慷慨地派发美元，资助反对派、收买年轻记者，资助工会反对派、反对派经济学家组织，以及人权方面的非政府组织。
10年以后的1998年，也就是在北约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的前一年，NED主席保罗·麦卡锡在华盛顿自夸地说：“NED是与索罗斯基金会和某些欧洲基金会，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提供赞助，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遍布全国的独立媒体一同工作的少数西方组织之一。”冷战期间，这种对外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活动，有可能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的颠覆活动，但在华盛顿的新闻宣传中，被美化为“培养民主”。其结果是使塞尔维亚人、科索沃人、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生活陷入灾难。
1990年以后南斯拉夫得到的保证究竟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内幕人士了解。利用NED、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在南斯拉夫制造经济混乱，以此来作为实施地缘政治政策的手段。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安特·马尔科维奇总理施行经济结构改革。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确照做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之下，南斯拉夫的GDP在1990年下降了75％，在1991年再次下降15％，工业生产下跌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对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结果到1990年造成了超过1100家公司破产和20％以上的失业率。遍布全国的经济问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被引爆的炸弹。可以预见的是，在不断升级的经济混乱之中，每一个地区都与其邻近地区争斗来保证自己的存活。为了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工资水平维持在1989年的标准不变，但通货膨胀却剧烈上升，导致了1990年头六个月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1％。到1991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40％。在这种形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命令，将南斯拉夫第纳尔变成全面可兑换货币，并要求利率自由浮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限制南斯拉夫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这使得中央政府对社会和其他项目进行资助的能力被破坏。这些政策措施事实上造成了经济的分裂，这样的分裂早在1991年6月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正式宣布独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1990年11月，布什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国会通过了《外事行动拨款法》。该法案通过后的六个月内，任何南联盟成员国如果不宣布从南联盟独立，那么，根据此项新的美国法律，她们将失去美国的所有经济支持。该法案要求，每一个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都要分别进行选举，这些选举由美国国务院监督。该法还规定，所有的援助都直接提供给每一个加盟共和国，而不是提供给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简短地说，布什政府要求的是南联盟的自我解体。他们蓄意点燃了引爆新的一系列巴尔干战争的导火索。
通过利用诸如索罗斯基金会和NED这样的组织，华盛顿的经济援助流入了一些可以确保南斯拉夫解体的极端民族主者或前法西斯组织手中。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休克疗法和华盛顿破坏稳定的直接干预行动的回应，南斯拉夫总统，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1990年11月组织了一个新的共产党，致力于阻止南联盟的分崩离析。一连串可怕的地区性种族战争的舞台已经搭好，这场战争持续10年之久并导致20多万人丧生。
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小国，经济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而使之成为热点的正是布什政府。1992年，华盛顿对南斯拉夫采取了全面经济禁运，使得后者的所有贸易活动冻结，经济陷入混乱，并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70％的失业率。西方世界的公众，首先是美国公众，被媒体告知，这是由腐败的贝尔格莱德独裁政权造成的。美国媒体很少提到华盛顿的煽动性行动或是导致巴尔干半岛这些事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见2002年5月第四卷第1期《南欧与巴尔干》杂志p75～89，“血与油的交汇：西方能源安全中的巴尔干因素”。1999年科索沃战争最简单的理由是为了石油。实际上，欧洲是为了与可能的能源（包括石油）新产区建立战略联系，华盛顿是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这是稍有区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为了控制欧洲的能源安全，华盛顿对可能通过巴尔干连接里海油田和欧洲的石油管道线路进行战略控制。见2001年2月27日塞尔维亚首都巴亚卢卡的阿历桑德拉·特蒂卡发表的“穿过无人区的跨巴尔干石油管道”。
1995年，戴顿协议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克林顿政府相信，里海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欧盟则希望通过巴尔干地区的输油管道确保输往欧洲的石油安全，(奇*书*网-整*理*提*供)战争的结束与上述观点是一致的。对于开辟里海向欧洲的石油输入路线来说，华盛顿显然认为，保证该地区的和平是必须的。但这种“和平”是由华盛顿定义的。
在戴顿协议以后，波斯尼亚这个曾经的多民族国家被改造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穆斯林国家，一个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控制之下的事实上的附庸国。克林顿政府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军队的武装进行了大量的资助。国际媒体对战争的描述，极大地夸大了欧盟无能的印象，即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欧盟根本不能解决其领土范围内的主要战争。在此过程中，华盛顿要使北约东扩的理由得到显著的加强。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成为北约的潜在合作伙伴，仅仅就在五年前，这些还都是无法想象的。
很快，克林顿政府便着手开展下一步行动，瓦解任何在巴尔干地区有可能与华盛顿步调不一致的民族主义残余分子。美英石油公司开始争夺被认为石油储藏最丰富的里海的开发权，这里离巴库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边界不远。地质学家们谈论的“新的科威特或沙特阿拉伯”就是指那里。美国政府估计，那里的石油储量将超过2000亿桶——如果真是如此，这将是数十年来发现的最大的石油资源。布热津斯基，这位收入颇丰的华盛顿说客，代表英美石油巨人英国石油公司的利益，在里海的产油区投下了赌注。
【搞乱巴尔干】
柏林墙倒塌不久，在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支持下，欧盟宣布了一项能源安全战略。巴尔干地区的稳定是该战略的核心。1990年6月，在欧盟的一次峰会上，荷兰首相路德·卢柏斯向欧洲的能源界提出建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苏联以及中欧、东欧国家”的联系。卢柏斯计划是冷战结束后一系列欧盟能源安全计划的第一步。
1992年，欧盟就已经制定了《能源宪章》，为欧盟在已解体的苏联进行石油和能源投资提供一个法律框架。新近独立的里海周边国家，首当其冲的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在未来欧盟能源安全议题上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但是，新的克林顿政府的注意力似乎没在这里，对里海石油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这一状况还是在慢慢地发生改变。
1994年12月，当欧盟对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49个国家批准其《能源宪章》寄予期望的时候，华盛顿突然以技术上站不住脚为由给予拒绝。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欧盟继续推动。1998年12月，签订了《能源宪章》的国家建立了一个过渡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秘书长强调石油和天然气新产区的重要性，“例如里海地区，确保这些地区的能源供应安全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性任务”。欧盟提出建立一个“东西方能源合作的里程碑”。
从1990年一直到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轰炸，欧盟已施行了一系列不引人注意的举措或行动，据美国能源部的一份报告说，这些举措或行动包括为了“把从东里海的石油运输能力提高到每天50万桶”而帮助阿塞拜疆对首都巴库附近的港口进行升级改造。1995年，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欧盟启动了“向欧洲输送石油天然气的跨国运输”（INOGATE）计划，以此来“促进能源供应的安全”。1999年2月，就在克林顿政府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之前，欧盟委员汉斯·冯·德布鲁克称“向欧洲输送石油天然气的跨国运输”计划的目的是“打通进入本地和欧洲市场的瓶颈，保证里海盆地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毫无障碍地进入欧洲市场”。但最大的瓶颈却是：北约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
西欧各国政府很清楚，从巴尔干到里海的这一片区域是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上的战略重点，特别是当北海石油储量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也是欧洲走向更大范围能源独立的一个潜在步骤。但这绝对不是1999年华盛顿的主要政策观点。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部分由于布热津斯基和美国石油公司的积极游说，克林顿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里海石油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1996年7月，华盛顿启动了南巴尔干地区发展计划，与保加利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讨论输油管道合作问题。该计划规划了两条里海输油管道线路。一条将从巴库通过格鲁吉亚直到土耳其的杰伊汉港。1997年，老布什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为7月21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写了题为“美国在‘新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文章。这位即将在后来的小布什政府中成为主要人物的贝克认为：“与格鲁吉亚建立最强有力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格鲁吉亚地处里海石油和西方市场的中间地带。“里海石油最终将可能像今天的中东石油一样对工业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补充道。当时，贝克还是英国石油·阿莫科在巴库利益的代理人。
第二条输油管道线路，受到美国政府和第一波士顿银行支持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AMBO）已经冷却好几年了。在继续推进之前，华盛顿决定不得不先除掉米洛舍维奇政权这个障碍。
南斯拉夫民选总统米洛舍维奇，一位曾经得到过华盛顿支持的，也被认为是能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游戏规则做事的前银行家，被美国媒体形容为新的“阿道夫·希特勒”。无数的区域内的观察家和外部没有偏见的观察家的报告都一直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纷乱的前南斯拉夫的所有派别都犯下了暴行——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东正教徒。但是，华盛顿和北约控制的媒体报道却只集中在一方：顽固的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由于他坚决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谓“改革”和北约的军事存在，因此，只要他领导的这个极具军事防御能力的国家仍旧处于巴尔干的中央，哪怕是被包围着，华盛顿为长期控制里海输油管道和中亚地缘政治议程的设想就会受阻。
到1999年初，克林顿政府决定，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美国在朗布依埃向米洛舍维奇提出要求，即声名狼藉的附加条款B：“为了预防种族屠杀，实施人道主义”，命令米洛舍维奇必须首先同意北约在科索沃驻军，然后把驻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塞尔维亚。愤怒的米洛舍维奇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这个意料之中的拒绝正好使发动战争具备了“正当的”理由。华盛顿不顾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宪章（事实上全部的过程都有联合国的参与）、北约宪章（这是强调防御角色的宪章）、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甚至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力宣战），开始了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克林顿总统引用了“人道主义”理由和即将发生的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种族屠杀，开始了对塞尔维亚平民残忍的轰炸。
在倾泻了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对塞尔维亚造成了估计400亿美元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损失以后，五角大楼开始了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之一的建设。在科索沃东南的吉尼拉内地区附近建立一个名叫邦斯梯尔的军营，这是一个可以驻扎3000名士兵的军事堡垒，拥有机场和最现代化的通信设施，这给美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地区带来一个可以深入里海的永久军事基地。
1999年6月，对塞尔维亚的轰炸一结束，美国政府就宣布它正在资助研究成立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的可行性。在提到北约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控制时，一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约瑟夫·戈兰梅森称：“美国政府有望保证该地区的安全并提供经济担保，这使得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提议。”
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石油管道公司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由哈利伯顿公司的布朗和鲁特进行，当时迪克·切尼是该公司的总裁。当这个新的研究在2000年5月发表时，后来成为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美国大使里查德·阿米蒂奇称：对于那些在科索沃冲突中给予北约支持的周边国家，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现在因为她们给予的支持而得到了西方的经济补偿，人们可以把这称为“炸弹红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打通通往阿拉伯湾的贸易通路，摆脱英国海军控制下的海上航线，位于欧洲大陆的德国做出了不懈努力，修建了巴格达铁路。与此相似，通过巴尔干地区修建一系列新的输油管道将有可能使欧盟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摆脱美国和俄罗斯对能源的控制，取得能源供应的独立。在科索沃战争刚开始时，美国就已经占据了能源独立的先机，将北约和美国的控制强加到可能的输油管线和资源上。当贝尔格莱德从科索沃战争的瓦砾堆中奋力挣扎着爬出来时，美国似乎已经牢牢掌控了通向欧盟的任何潜在的输油管线。
在科索沃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仅存的超级大国对欧亚的军事控制已经向前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美元民主已经又向前迈进了。自由市场的旗帜被牢牢地插在了南斯拉夫的残垣断壁之上。一个富有的得克萨斯石油家族的子孙，美国新任驻英国大使威廉·法里什指出，里海地区富含的石油资源是美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最大利益。
在2001年9月23日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次采访时，法里什透露，他计划对巴尔干地区作一次访问，这对于驻英国大使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突然袭击，至少可以这么说。法里什是布什家族值得信赖的朋友，同时也是标准石油公司财富的继承人，他也深谙石油地缘政治——他作为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真实理由是不用怀疑的。他谈到，要加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存在，巴尔干地区可以作为“对抗东大不稳定政权的缓冲地带”。作为“9.11”恐怖袭击的后果。他也提到了里海能源资源和输油管线的战略重要性。
当新的十年开始时，华盛顿是一个无可匹敌的经济强国，其军事优势发挥的作用不太明显。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这一状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华尔街股票崩溃，经济倒退和在纽约及华盛顿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导致了这个变化。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来说，变化的结果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十三章 独步天下 新世纪的石油地缘政治
〖布什新政府与石油的深厚渊源，决定了美国经济与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石油。在石油即将迎来产能极限之时，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四处驻军，甚至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其真正意图不是反恐而是石油。〗
【重新布局石油版图】
在弹劾丑闻和股票泡沫破灭中，克林顿结束了总统的任期。几个月里，七万多亿美元烟消云散。新经济神话破灭了，几百万美国人民的养老希望随之破灭，上万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也付诸东流，这些投资都是受到美国股市财富激增前景的诱惑而来。2000年的总统大选，副总统阿尔·戈尔对阵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前石油商人。这位商人的最大特征似乎是对世界政治一无所知。
在经历了美国现代史上最激烈的竞选后，2001年1月，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总统职位来之不易。尽管选票清楚地表明戈尔占先，但最高法院以54干预了佛罗里达的投票，布什当选。美国称霸世界的基础发生了彻底改变，华盛顿现在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克林顿总统所关注的经济政策了。
布什内阁的组成值得注意。它很容易让人们想起12年前的老布什。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甚至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高层要职都是由老布什的旧班底担任。所有内阁成员都由切尼和贝克为总统精心挑选。贝克是一个十分隐秘的重要人物，他总是出现在紧要关头。
布什圈子里的人都有很深的石油背景，这一点不容否认。切尼曾经是世界最大的地质和石油服务公司哈利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赖斯曾是雪佛龙石油公司的董事，布什本人在石油行业里有着丰富的经历，商务部长文斯也是石油商人。一句话，与美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届政府相比，2001年1月入主白宫的布什政府，介入石油和能源产业的程度无与伦比。石油和地缘政治重新回到了华盛顿政治舞台的中心。
克林顿政府充满了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个人色彩。鲁宾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是强势美元政策的倡导者，他强调多边合作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主张积极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克林顿不遗余力地推动公司全球化，把这视作美国优势。他削减军事开支，减少石油地缘政治活动，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他执政的晚期。
新世纪开始时，美国权势集团的核心圈子认为，是改变政策重点的时候了。如果财政部是克林顿政府的权力象征，那么，国防部便是布什政府的权力中心。而且如同冷战时期，石油地缘政治成为国防部最重要的议程。
切尼当选美国副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美国能源政策进行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在布什任职初期，绝大多数重要决策都是切尼作出的，这一点十分清楚，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副总统的权力都要大。
随后，切尼转而帮助老朋友和导师——詹姆斯·贝克三世。贝克1992年离开华盛顿之后，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捐赠了一家智囊机构——贝克研究所。贝克研究所以能源研究小组出名，其成员有安然公司的领导人，布什政府最慷慨的资助人肯尼斯·雷（该公司不久后便臭名昭著），壳牌石油董事，英国石油公司经理，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的领导人，著名的石油咨询专家马修·西蒙斯也是该小组的成员。贝克研究所的理事会还包括了科威特前石油大臣萨巴哈。
萨巴哈的女儿，后来被证明就是1990年10月向美国国会作证的那位科威特妇女，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神秘证人，她作证说亲眼看到伊拉克士兵从婴儿保育箱中把早产婴儿抢走。她的证词令美国民众震惊，是美国民众支持采取沙漠风暴行动的主要因素。这一事件后来被一家公关公司标榜为公关的经典案例，这家公司就是与布什政府关系密切的伟达国防公关顾问公司（HILL Knowlton）。为了感谢这家公司在获得美国支持方面的帮助，科威特流亡政府支付了1080万美元的报酬。当时，这家公司设在华盛顿的分支机构，由前任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克雷格·福勒领导。
加利福尼亚电力危机，引起了全国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上涨，美国电网混乱不堪的状况，是总统要求切尼着手研究国家能源战略的表层理由。切尼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为布什新政府指出了清晰的政策导向。由于党派之争，这些明显的信号被人们忽略了。作为布什总统的日常事务安排的一条重要线索，该报告本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终极大奖之所在】
2001年4月，切尼工作组向总统提交了国家能源政策报告，该报告的基础就是贝克研究所的能源战略报告。无论是贝克的报告还是切尼的报告，都预测说，未来20年，美国将严重依赖石油进口。贝克研究所明确指出：世界石油将日益短缺，必须高度重视伊拉克。贝克研究所的研究宣称：“伊拉克是中东石油流向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他们只是简单地呼吁华盛顿要重视对伊拉克的政策，重新定位目标。
贝克研究所的研究还建议，切尼的能源政策工作组应当包括国防部的代表。美国军事和能源战略始终是一致的。贝克报告的结论是，未来是不可预知的，“除非美国在未来的游戏新规则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否则美国企业、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处于弱势地位”。切尼和新政府应毫不犹豫地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制定游戏新规则。
切尼的报告强调，美国经济将日益依赖进口石油，使得美国必须着眼于未来。报告并没有对国内石油替代问题给予过多关注，其核心是如何保证美国的境外新油源的安全。在这点上，报告指出了一个问题。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最大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它们的利益并不是帮助美国解决能源问题。切尼的报告说，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把美国利益放在心上。他的意思是说：这些民粹主义政府控制着石油资源，有它们自己的想法，它们无意和埃克森美孚公司、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或者切尼分享这些。
切尼、贝克和华盛顿的其他决策者，都有长远的考虑。他们很少公开讨论石油供应问题，但私下对世界能源供应的现状却是十二分地关注。他们也在考虑如何把手伸到未被控制的石油地区。
追溯到1999年秋，在伦敦石油学会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当时还是哈尼伯顿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切尼，告诉那些国际石油行业的巨头们说，在未来几十年里，中东将是石油资源储备中最重要的战略核心区。在2001年能源报告的预测中，切尼告诉石油巨头说：到2010年，我们每天的石油需求将增加5000万桶。这些石油从何而来呢？很明显各国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控制着90％的石油资产。石油仍然是政府最根本的要务。
每天5000万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比沙特阿拉伯石油总产量的六倍还多，几乎是当时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石油资源实际控制在政府手中，切尼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和判断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萨达姆·侯赛因及其他石油生产国领导人很快就明白了这点。
全世界从哪里才能再找到六个沙特阿拉伯？切尼回答说：“尽管世界许多地区都提供了机会，但是，中东具有世界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的成本，仍然是最终大奖所在地。”一年前，在得克萨斯的一次石油会议上，切尼暗示，布什政府将把石油地缘政治作为重点。在谈到哈萨克斯坦的危险和不稳定时，当时还是哈尼伯顿首席执行官的切尼反驳道：“你已经知道石油在哪里了，我再也没有更多的担心了。”他已经把问题想得很清楚。
伊拉克未开发的石油储备比沙特还要多，伊拉克在很早就成为切尼和布什政府具有强烈兴趣的观注点。保尔·奥尼尔，布什内阁的成员，因为团队合作问题从2002年末一直处于退休状态，他后来披露，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布什总统就已经把伊拉克的政权更替作为最高目标。
2004年1月11日，在接受美国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60分钟》采访时，布什政府的前财政部长指出，早在2001年，布什开始集中力量考虑如何推翻伊拉克政府。“从最开始，萨达姆·侯赛因就被认为有罪，他是一个坏人，他必须滚蛋”，奥尼尔回忆说。“对我来说，先发制人的概念，就是美国可以独断专行地做她决定要做的事，这是一个真正的巨大变化。”在布什入主白宫之前十天，这个以固执而诚实著名的奥尼尔声称，伊拉克是当务之急。在奥萨马·本·拉登和反恐战争提到议事日程前八个月，布什和切尼以及内阁一直在考虑采用军事手段解决萨达姆·侯赛因。
贝克研究所绝不是第一个提出更替伊拉克政体的。“9.11”袭击发生时，美国的工业、军事、能源和政治精英们也不是第一次讨论如何维持美国霸权。2001年4月，在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上詹姆斯·贝克主持的“能源战略政策：21世纪的挑战”，www rile edu；报告强调，世界已经进入到“新的能源时代……今后20年，对具有不确定性的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会急剧增加……”。报告还进一步强调，就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不稳定的生产者，使美国政府陷入困难境地”。高层建议切尼和布什政府制定一项“综合性的能源政策……”。
关于科威特石油大臣的女儿和她作证的情况，详见汤姆·里根发表在2002年9月6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当思考战争时，婴儿正在长大”。迪克·切尼1999年在伦敦石油学会的“秋季午餐会上的讲话”见www petroleun co uk；奥尼尔的声明在2004年1月10日华盛顿的“中东现实”中有报告，见www Mieldle Eashorg；一天后，布什政府威胁奥尼尔，说他泄露机密文件要逮捕他，“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计划”详细说明了对战后伊拉克石油工业进行控制的细节。布什的白宫很显然对奥尼尔的讲话不满。
【美国新世纪】
2000年9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几周，也就是9.11之前一年，一个鲜为人知的华盛顿智囊团发表了一篇政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重建美国国防》，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下届政府的政策意图。这篇文章由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团体执笔，他们自称为“美国新世纪计划”。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成员与新政府的政策班子是同一伙人。该项目组包括哈尼伯顿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切尼、唐·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后者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副部长，领导了伊拉克战争的鹰派人物。美国新世纪计划还包括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卡尔·罗夫，卡尔·罗夫后来是乔治·布什集团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战略家。高级经理人，如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布鲁斯·杰克逊，里查德·珀尔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也在其中。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主席是威廉·克里斯托，他建立了强硬派的媒体帝国《旗帜周刊》。就是他从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出版商鲁珀特·默多克那里募来了1000万美元。因为有这些强硬的支持者，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报告值得认真阅读。但在911前却很少有人读。
《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报告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美国是否对形成一个有利于美国原则和利益的新世纪有了解决方案？”报告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竞争对手，美国的最高战略就是要维持和扩展美国的这种优势地位，越久远越好。但是，仍然有一些潜在的大国对这样的世界格局不满，试图改变它……
这一报告十分清楚，他们对从欧洲到太平洋的欧亚力量分布了然于胸。
《美国新世纪计划》高度赞扬了1992年的战略白皮书，这本白皮书是沃尔福威茨为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撰写的，当时是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期间。《计划》指出，“国防政策指南起草于1992年初，这些原则为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抑制竞争对手的崛起，按照美国的利益和原则构造国际安全新秩序提供了蓝图”。布什命令把1992年政策报告隐藏起来。1992年报告的副本泄漏给《纽约时报》后，立刻引起了轰动。报告详细描述了用先发制人的战争形式除掉强大的竞争对手。在2002年9月，乔治·布什正式制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就是布什主义。
切尼及同仁们现在重提1992年为后冷战时期的美国设计的帝国之路。他们宣称，美国必须抑制一切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先进工业国家，即便是觊觎区域性或全球的主导地位也不行。
《美国新世纪计划》不仅仅考虑掌控全球，如建议华盛顿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他们还呼吁发展空间力量控制太空，控制网络空间，发展针对特定生物类别的生物武器，甚至可以把恐怖领域的生物战争转变为一个有用的政治工具。即便是乔治·奥韦尔也对此感到震惊。
2000年9月《美国新世纪计划》继续着乔治·布什的“邪恶轴心”，它指出朝鲜、伊朗和伊拉克这三个政权是邪恶三轴心，是对新美国世纪的威胁。
全世界都从CNN的电视画面中目睹了世界贸易大厦和五角大楼被袭击的场面，随之也听闻了奥萨马·本·拉登的大名。可就在数月前，切尼的计划瞄准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并强硬地强调，美国的政策是对海湾进行直接的军事控制。报告宣称：几十年来，在海湾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一直寻求扮演一个永久性的角色。当与伊拉克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在海湾地区部署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的紧迫性更甚于解决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在巴格达遭到轰炸前的几个月里，“海湾地区需要部署强大的美军”这样的话一再地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贯输。对于切尼、沃尔福威茨及其同仁们来说，伊拉克是他们为自己辩解“海湾地区需要部署美军”的一个简单的借口，当时没有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也没有指出伊拉克与恐怖分子有联系。见2000年9月，在华盛顿特区，美国新世纪计划“重建美国国防”。奥利佛·贝克曼和朱利安·博格发表于2001年10月31日《卫报》上的“前总统俱乐部”。这是世上少有的几件关于这家最有影响和神秘集团的信息中的一件。
【反恐战争还是石油战争】
如果布什政府对9.11没有准备，他们也肯定不会为反恐浪费时间。恐怖主义已经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全球的公敌。恐怖分子无处不在。最重要的是，由华盛顿界定的这场战争，恐怖分子主要隐藏在穆斯林地区，而这一地区正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石油储备。70岁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比他以往任何时候更位于世界政治权力的中心，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根据《华盛顿邮报》编辑鲍勃·伍德沃德在他的《布什的战争》（为了此书他得以查阅敏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一书中陈述，世贸大厦倒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9月12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开始劝说总统，把伊拉克作为第一轮反恐战争的主要目标，虽然此时还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证实伊拉克存在恐怖袭击的可能。
在切尼的支持下，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劝说布什要让公众意识到对伊拉克动手是必须的。鲍威尔可不是什么鸽派。1992年，鲍威尔宣称美国需要足够的力量，阻止挑战者在国际舞台上对美国进行任何挑战。最近，在阿富汗推翻塔利班的战争只不过是更大的战役的热身。搞定阿富汗的同时，伍德沃德的书中提到布什已经在秘密地计划入侵伊拉克了。
在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的领导下，阿富汗曾经给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名叫奥萨马·本·拉登的人提供了避难所。本·拉登的组织——基地组织将是布什最新宣布的反恐战争的第一个军事目标。2001年9月18日，BBC采访了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尼亚兹·尼亚克。尼亚克对BBC说，在7月中旬的柏林会议上，他曾从美国高级官员处获悉，针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将会在10月中旬进行。
最初，华盛顿考虑把塔利班政府作为石油管道运输生意合作伙伴的可能人选。1997年底，塔利班代表应联合石油公司的邀请到得克萨斯州谈判，谈判不欢而散，最后没有达成协议。另一家得克萨斯州的公司，该公司与布什和切尼的关系非常亲密，也在悄悄地谈判寻求可能的管道运输途经，通过阿富汗运输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个公司就是安然公司。然而安然公司于2001年11月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和欺诈丑闻之一。
应安然公司所邀，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阿富汗管道工程，是由切尼原来所在的哈利伯顿公司承担的。有迹象表明，副总统切尼和安然首席执行官，布什的财政支持者的肯尼斯·雷之间的秘密谈话，涉及了华盛顿对安然公司通过阿富汗的管道工程的支持。奇怪的是，切尼拒绝向国会审计总局提供他与安然秘密谈话的文件，强迫法院摊牌。到那时为止，安然公司不切实际的、无法实现的金融计划正逐步走向破产。
2001年7月，塔利班没有讨得华盛顿的欢心。当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他们铺设石油管道的条件时，美国告诉塔利班的领导人：“如果你们不在铺满黄金的地毯上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将把你们埋葬在布满炸弹的地毯之下。”塔利班当时请求美国的援助，以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他们希望输油管道不仅仅作为通往印度以及更多国家的运输线，还希望它为阿富汗的能源需求服务。华盛顿拒绝了塔利班的要求。2001年9月11日给华盛顿提供了向喀布尔赠送炸弹地毯的借口。
美国联合石油公司和塔利班在石油管道问题上的谈判宣告破裂。当时布什总统身边的关于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问题的国家安全顾问是扎勒米·哈里扎德，一个与流亡的阿富汗国王有亲密关系的阿富汗人。后来哈里扎德先后成为布什派往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特使。他也曾在阿富汗输油管道问题上为美国联合石油公司效力。
五角大楼用富有诗意和爱国情怀的语调，称轰炸阿富汗的行为是“持久自由行动”。失望的阿富汗人后来尖锐地讽刺说，这种自由其实是美国军队的自由，他们可以恣意摧毁阿富汗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摧毁的东西，另外，自由究竟有多持久也遭到公开质疑。
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以小规模的战斗宣告结束。塔利班政权在2002年初解体。绝大部分士兵在得到慷慨的中央情报局分发的美元之后投降。然后哈里扎德把另一位美国联合石油公司的前顾问哈米德·卡尔扎伊推荐给布什，布什任命此人为战后阿富汗废墟的临时总统。
好几年以前，也就是1998年2月的时候，面对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国联合公司的一位副总裁约翰·马里斯卡，为了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曾力劝华盛顿支持阿富汗石油管道路线。他提到了可能的线路并宣称：“通过阿富汗的线路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它可以用中亚地区的石油供应亚洲市场”。它将起源于北方的土库曼斯坦，穿过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境内，进而到达印度洋。由此它将供应印度、中国和日本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他强调，“管道将穿过的领土由塔利班控制”。2002年2月之后，塔利班就不再是障碍了。
对阿富汗的军事进攻，是反恐战争的第一仗，使华盛顿受益非浅。它为五角大楼迅速增长的每年将近4000亿美元的巨额预算提供了借口；为建立一个永久的美国军事基地链提供了借口，这个军事基地链从乌兹别克斯坦到阿富汗，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地区位于苏联版图腹地（普京总统身边的智囊团不会对后面这个地点无动于衷）。美国推翻了塔利班，也带来了海洛因在全球的泛滥，因为受塔利班打压的旧军阀们又可以重新种植罂粟了。
美国派往巴基斯坦的大使温迪·张伯伦，于2002年1月会见了巴基斯坦的石油部长乌斯曼·阿米努丁。会谈是关于如何继续执行由北向南直通巴基斯坦阿拉伯海石油终端的输油管道计划的。2002年5月BBC报道，卡尔扎伊声称，计划与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会谈，讨论关于从土库曼斯坦到印度的，价值2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问题。2003年1月初密约悄悄地签署了，没有国际新闻的大肆渲染。
华盛顿刚把卡尔扎伊安置在喀布尔，布什和切尼就吹响了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号角，萨达姆·侯赛因是华盛顿的新阿道夫·希特勒，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一类的邪恶暴君。尽管安理会没有同意，华盛顿根本不予理会，开始实践布什主义。
【趋“油”若鹜】
2002年，华盛顿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的情况下，准备发动对巴格达的军事进攻，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除了英国的布莱尔、葡萄牙、西班牙、波兰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美国没有得到大多数主要同盟国的支持。俄罗斯、中国、法国甚至德国都公开反对美国准备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发表官方声明，莫斯科反对美国针对伊拉克的任何军事行动。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以及其他两个国有公司曾经签订了一个长达23年的开发伊拉克西部古尔奈油田的合同。中国也反对战争。中石油在伊拉克西部地区签订了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石油合同。法国在萨达姆政权下也有开发伊拉克石油的权力。三国都明白，美国单方面发动战争将永久地结束她们的伊拉克石油之梦。
那时，中国正逐步取代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十年之内，它将轻易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中国国内找不到足够的石油储备。中国明白，可靠的石油供就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保障。现在最大的石油资源将被美国的军事力量牢牢控制。对北京来说，这个消息是明白无误和令人深感忧虑的。
尽管世界各地都呼吁反对伊拉克战争，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还是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这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为什么美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武力来追求“和平与稳定”，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软实力”？为什么她不顾风险在整个石油产地制造不稳定，甚至可能引起新的石油价格冲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难道就仅仅是为了打击伊拉克？来自华盛顿的官方回答是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他还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有联系。难道这就是乔治·布什、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华盛顿的其他人发动新的伊拉克战争的充足理由吗？这不能令人信服。在13万美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伊拉克后，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
进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恰如预计的一样，在几周内结束，毫无悬念。官方宣称战争于2003年5月结束。那里只有象征性的抵抗，伊拉克也没有使用恐怖武器。也许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小国遭受过如此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可以通过CNN以及鲁珀特·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网看到战争的清晰画面。美国也背负着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的主张确如布什说过的那样，“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
华盛顿曾再三强调它们有正当理由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这理由就是伊拉克拥有威胁美国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必须予以消除。而当联合国检查员并没有发现这些时，他们转变了借口，辩称真正的原因是萨达姆·侯赛因曾与奥萨马·本·拉登以及神秘的基地恐怖组织结成了联盟。随后，理由又变了，即用一个民主政权取代独裁政权是值得的。战后，布什为美国关于中东地区的政策制定了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推进自由战略”。在2004年1月的国情咨文报告中，为了发展“中东地区的自由选举、自由市场、自由言论以及工会”，布什要求将给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拨款增加一倍，以便促进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就如同对南斯拉夫和东欧一样，很明显，为了改变现状，华盛顿计划削弱现存的政权。它的用意极其深远。
一旦美国军队控制了这个国家，所有关于战争的借口，比如武器、恐怖分子，全都烟消云散了。有消息显示托尼·布莱尔将他政治前途的赌注押在欺诈事件之上。(奇*书*网-整*理*提*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布莱尔的华盛顿同盟把他当作了替罪羔羊。在美国占领巴格达和伊拉克油田后不久，华盛顿的各色官员们开始承认理由并不是像他们先前所说的那样。
最厚颜无耻的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倡导预防性战争，是1992年白皮书的作者，也是2000年9月美国新世纪计划报告的合著者，鹰派的领导人。2003年3月，在布什正式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沃尔福威茨对前去参加新加坡安全会议的代表说：“简单地说，朝鲜和伊拉克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经济上的考虑，对伊拉克，我们别无选择。伊拉克整个泡在石油的海洋里。”朝鲜承认研制核弹头和导弹的事实并没有让沃尔福威茨以及五角大楼中的人们上心。伊拉克才是他们的目标。
2003年12月底，华盛顿悄悄地撤回了400人的特遣部队，这支特遣部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想得到任何蛛丝马迹，结果一无所获。到2004年1月，科林·鲍威尔被迫承认美国没有证据证明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有联系，但还是苍白地坚持这些联系可能存在，并认为这就够了。鲍威尔辩称布什发动战争是因为“他认为那个地区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处于危险之中”。一个备受尊重的华盛顿智囊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谴责了关于所谓的伊拉克武器威胁论的“系统误传”。对于鲍威尔的解释，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盛顿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对付这捕风捉影的威胁？
五角大楼控制着战后重建事务，而不是常规地由国务院控制。五角大楼的沃尔福威茨明确地表示，只有政府的好朋友才可以得到关于伊拉克石油工业的利润巨大的合同。切尼的哈利伯顿公司位于首位，还有柏克德公司，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其他石油公司。华盛顿变本加厉地要求它在欧洲、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同盟国免除伊拉克的债务。华盛顿没有付出什么，它又赢了。在拒绝联合国的维和事务的同时，它又要求外国军队承担这个担子。总之，华盛顿的态度看起来更像是帝王而不是民主。乔治·布什曾经虔诚地说过他的阿拉伯梦想，这梦想就是把民主带到伊拉克以及其他的专制的阿拉伯世界。无疑，拴在美国主战坦克油桶上的民主不是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梦想。
布莱尔的前内阁大臣米切尔·米彻在6月份战争刚结束时辞职，他曾对伦敦《卫报》说，“不管萨达姆·侯赛因是否当权，布什内阁都打算以武力控制海湾地区”。米彻继续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层虚掩的面纱，它被美国用来遮掩它的真实意图，就是实现更广泛的战略上的政治目标”。切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以及贝克研究所的能源报告，被米彻看作是华盛顿的政治蓝图。米彻认为，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联系，不过是一颗烟幕弹。
他还发现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美国和英国可靠的碳氢化合物能源正消耗殆尽……英国到2005年将面临严重的天然气短缺”。前内阁大臣指出，英国，特别是英(奇*书*网-整*理*提*供)国主要的石油公司如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决不甘心自己被排斥在抢夺世界上剩余石油资源的行列之外。米彻回忆到，“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曾经警告华盛顿，不要在战后为自己的那些公司把伊拉克瓜分殆尽”。米彻曾经是英国的环境大臣，他也许知道那份不同寻常的备忘录的内容，就是在9月11日之前几天提交给布莱尔内阁政府的那份备忘录。
【油之将尽？】
2001年9月9日，布莱尔首相的内阁政府收到一份非常令人震惊的备忘录，备忘录用了一个简单的标题：“呈内阁能源政策事务处”。这份备忘录是石油消耗分析中心一群一流的地质学家精心准备的。
英国内阁办公室的备忘录集中于这样一个主题：“世界面临严重的烃供给困境”。备忘录中陈述到，“全球石油供应现状已上升为政治风险问题……如果加大对中东地区生产的投资，能够提高产量，但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提高而已。只有伊拉克是一个巨大的例外……”。内阁办公室备忘录进而预言“全球石油产量将会很快下降。石油产量峰值的时间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储备量……乐观估计，全球峰值会在5～10年间出现”。报告也预言了全球天然气的峰值会在20年后出现。作者建议政府要进行“相关的工作来验证这些计算”。但是备忘录被悄悄地藏起来了。
布莱尔有一些消息灵通的石油顾问。这些人中包括英国石油的总裁布朗爵士，他也是首相的亲密朋友。1999年，即英国备忘录出台的两年多前，布什当选总统的一年前，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布朗爵士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分公司）的总裁迈克·鲍林声称，“我们已经搭上了石油末世纪的头班车”。
鲍林所言对乔治·布什、詹姆斯·贝克以及迪克·切尼来说，意义十分明确。令人好奇的是，这么一个影响经济稳定和安全的意义深远的观点，在2000年大选期间及以后从来没有被公开地提出来过。
从20世纪20年代起，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好多次预言，说世界上的石油将消耗殆尽，但每次这样的厄运预言者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总是有人杞人忧天。那么为什么这次的警告就应该比20世纪70年代的警告更有现实意义呢？
简短的回答是，因为这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该预言。至少，赌注大得足以引起一场严肃的讨论。奇怪的是，不像以前的石油恐慌，这一预言并没有引起公开讨论。这才是最令人震惊的。
地质学者并没有预言世界将会在5～10年内耗尽石油。他们争论的是其他一些内容，即在世界石油需求，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经济增长地区如印度和印尼的需求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目前使用的易于获取的、便宜的石油将会急剧减少。他们也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替代品，包括重油、煤以及核能，但它们都不能代替石油。他们的分析的经济含义令人惊愕，几乎一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是由便宜的、充足的石油来支撑的。
一些严肃而中立的地质学者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世界石油正接近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技术上称为峰值。英国石油损耗分析中心曾经精心准备了2001年9月9日的内阁政府报告，其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就是科林·坎贝尔，一位备受尊敬的地质学家。他的预测得到了一些世界一流地质学者的支持，这些学者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地质学院、法国石油学院、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还有一些私人能源顾问比如道格拉斯·威斯特伍德有限公司以及瑞士的石油咨询公司。
这些杰出的地质学者在客观地讨论这样的问题，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期内全球人口和经济的适度增长，将导致全球石油需求持续增长，而许多大油田的石油产量却在急剧下降，比如北海油田、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油田以及墨西哥、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的油田。
2003年5月的石油峰会上，美国能源专家，也是切尼和乔治·布什的顾问马修·西蒙斯发出过警告。西蒙斯曾经是贝克能源组织协会的主要成员，并且是提交给切尼的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可不是小人物，而是布什政府能源问题的权威人士。在法国石油学院，西蒙斯对国际地质学者和能源专家组织说：“五年前我几乎没有考虑过‘峰值的含义以及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的问题。”他说：“令人担忧的是，峰值将临，没有几年了……如果我是正确的，未预见到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不幸的是，如果我是正确的话，世界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西蒙斯接着描述了在目前较低的成本下，如果运输、食品和工业突然遭遇最基本的能源短缺，这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没有好的能源解决方案来维持现状。当前的一种选择是紧缩我们的经济发展。”简而言之，他预言世界唯一的前景是进入到深度的经济衰退和萧条当中。
在2002年7月关于现有石油储备的讨论上，科林·坎贝尔指出，“随着五年后石油和天然气峰值的到来，石油短缺将在2010年左右出现”。他指出，世界上40％的能源需求以及90％的运输燃料的需求都来自石油。坎贝尔总结到：“很明显，世界不得不学着如何消耗得少些，更少些”。
地质学者把石油峰值定义为这样的一个点，即给定地区的石油储量已经被开采了至少一半。峰值之后，每开采一桶石油都需要更多的投入，抽取石油需要保证井下有足够大的压力，而向老油田中注入气或者水耗资巨大。这就意味着当世界主要的油田经过峰值之后，石油成本很可能暴涨。那么，此次预言的峰值不仅仅是一个油田的峰值，或者是一个产油国的峰值，而是一个绝对的峰值，即世界范围的石油峰值。
坎贝尔预言：“2005年之后，发掘和开采一桶石油所需的能源将会超过一桶油本身提供的能源。”他补充道，在过去的20年间，尽管已经花费了一万多亿美元，来发现新的未开采的油田以替代老的北海油田、阿拉斯加以及其他油田，石油公司还是不能满足目前的石油消耗需求。坎贝尔估计每发现一桶石油的同时就要消耗掉四桶，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在另一项关于石油峰值问题的研究中，马修·西蒙斯引用了一组令人警醒的统计数字来阐明发现新油田的悲观速度。位于前10位的石油勘探和石油产品公司在2000～2002年之间花费了1950亿美元，使得每天的石油产量从2240万桶增长到2410万桶，当今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93％来源于此。西蒙斯接着预言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持续下降，“10～15年之内将目前已发现的储量全部耗尽”，也就是在2010年或2015年。只要有一个大的油田出现峰值，那么产量的急剧、垂直下降只是个时间问题。坎贝尔引用了一个在北海的老油田的例子，布伦特油田在峰值过后的四五年间产量已经下降了90％。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未能意识到隐藏的危机。许多大油田的资源在过去的30年左右已经到达或者已经接近峰值，然而总储量的统计数字仍然给人以丰富的幻想。在故意忽略石油峰值的问题上，那些大公司及政府都有既得利益。布什政府在石油峰值问题上的利益不是短暂的。美国世纪，美国霸权统治下的和平，就是我们要面临的未来。
实际上，坎贝尔以及其他一些中立的地质学者证实了切尼1999年在伦敦说过的话。坎贝尔曾经断定，世界上唯一蕴藏大量未开采石油，并可以以低成本开发的地区就是中东。
坎贝尔和西蒙斯都注意到了三角地区特殊的地质构成，它拥有世界上现有石油储量的65％，甚至更多。这个三角地区包括下列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卡塔尔。据说伊拉克拥有中东最大的未开采的石油储量。美国政府的某些研究估计伊拉克可能拥有4320亿桶未勘查的石油资源，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石油资源都达到峰值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的战略意义将呈指数级的暴增。并且那些石油仍然由阿拉伯政府控制。
在2003年初的埃克森美孚勘探公司的杂志上，公司总裁乔恩·汤普森间接地支持了地质学家们的一个基本分析，即全球石油危机将会在2010～2015年之间到来。汤普森写道：我们预计世界现有油田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正在以平均每年4％～6％的速度下降。为了满足2015年的预计需求，每天必须新增相当于一亿桶的石油产量，这相当于今天产量的80％。换句话说，我们目前每生产10桶石油和天然气，到那时我们还需要额外发掘、开发和生产8桶。另外，生产这些新增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成本预计将远远高于目前的花费。
对世界上那些最大的，以发掘新的石油和天然气为己任的能源公司来说，这些评论无疑是一颗炸弹。他指出，世界在未来的十年内对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将剧增，而新油田的发现还不可预期。满足新能源需求的成本将“相当地高”。汤普森在篇首写到，“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非常贴切。
目前世界能源供应已经现出早期的危机，这一估计令人震惊。如果这一估计是正确的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话，那么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高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几个数量级。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中东问题高级专家肯尼斯·珀拉克支持入侵伊拉克，他毫不客气地讲：“过去50年间全球经济是建立在便宜的、充足的石油基础之上的，如果拆除这个基础的话，全球经济将会崩溃。”
简而言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底，大概2010年或2015年的某个时间，或许更快，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就会消耗殆尽，这就是布什当局冒着巨大的风险单方面进军伊拉克的动机。这也说明了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关于国内和对外政策的考虑。
如果美国能一直保持对伊拉克石油的军事控制的话，华盛顿将在所有可能的经济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战争之前，伊拉克政府已经与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签订了长期的石油开采合同。华盛顿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一点，即这三个国家在未来的任何危机中都是石油竞争对手。切尼也不例外。在2001年切尼拒绝公开的能源问题工作小组的档案中，详细地绘出了伊拉克油田的地图并记录了在伊拉克有合作项目的外国公司的名单。文档当时仅公开了部分内容，在确保占领伊拉克之后才完全公开。
2004年初，在扫清障碍后，华盛顿宣布在伊拉克的石油开采以及重建工作只会分给那些曾经在占领伊拉克的过程中帮助过它的公司。最早获利的石油公司是雪佛龙－德士古——赖斯原来所在的公司、英国的英国石油、壳牌，还有切尼的哈利伯顿公司。
正好在准备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随着对沙特阿拉伯班达尔王子空军基地依赖的减少，卡塔尔的多哈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从2004年初起，伊拉克面临着美国长期的军事占领，很可能要长达几十年之久。切尼的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作者之一罗伯特·卡根，在伊拉克战争的几个月后关于伊拉克的谈话中对《亚特兰宪法报》说：“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集结在中东地区……如果我们在伊拉克拥有武力，那么石油供应就不会遭到破坏。”
当世人见证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后，人们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军事力量就是为了确保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的直接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一旦占领伊拉克，华盛顿就不怎么关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因。
【四处屯兵】
如果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石油峰值的悲观估计能够解释为什么华盛顿甘冒入侵伊拉克的风险，那么，美国针对从西非海岸到利比亚和苏丹，从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到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还有阿塞拜疆和阿富汗，制定的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外交新政策，也就有了解释。
布什要为确保再次当选下注，美国的军事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模式是明确的。结论只有一个，即美国的现行外交和军事政策就是控制地球上每一个现有和潜在的石油产地和运输线路。这样的控制将是史无前例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将决定谁以多少价格得到多少能源。石油供应危机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随着供应的危机正逐渐逼近，上述决定权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华盛顿显然是在发动批评家们所说的资源战。
面对不可预期而又近在眼前的供应短缺，这种短缺在像中国和印度这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尤为显著，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将规定世界经济发展的秩序。它有权决定给不给你石油，而石油又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料。为了能够控制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在世界意识到危机之前，华盛顿就已经行动好了。采取欺骗的手段是必要的，好在布什政府从来就不缺乏这样的手段。
在2003年5月巴黎石油峰会上的另一位发言人，也是资源研究学者的米歇尔·克莱尔引用了美国能源部长斯宾塞·亚伯拉罕在200１年3月国家能源峰会上的发言。布什的能源官员警告说，“美国在未来的20年里面临着重大的能源危机。如果不能适应这一挑战，将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并且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提到切尼2001年的能源报告时，克莱尔说：“一切的重点就是要消除美国采购海外石油的障碍，无论这样的障碍是来自于政治、经济、法律还是运输。”他补充道：“切尼的能源计划对于美国的安全政策和美国军事力量的部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峰值可能在大约5～7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突然降临，这一前景可以真正地解释为什么华盛顿会断然发动战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像《纽约时报》这类备受尊敬的自由主义媒体，会在2003年1月发表由米歇尔·伊格纳蒂夫撰写的专栏文章，在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为其辩护。在以前，这对于传统的、崇尚自由的《纽约时报》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回顾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一直在一步步地扩充其军事力量，扩展其军事存在的范围，进入到世界上一些从前根本不可能进入的地区。苏联经济结构的解体使美国的军事扩张成为可能，也使华盛顿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到了布热津斯基所称的“心脏地带”，正好是俄罗斯的家门口。
关于布什政府的能源政策与军事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克莱尔评论道：……不可否认的是，布什总统对于加强美国的能源供应给予了最高关注，与此同时，现行的能源战略基于这样的现实，即美国日益依赖于来自于一个充满危机与冲突地区的石油……一方面，这一战略的目标是要保证更多的石油来自于世界其他地区，另一方面是增强美国干预这些地区的能力……
克莱尔总结道：“他们已经为美国在21世纪统治世界做好了整体设计。”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扩展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的地盘以及阿富汗。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位置看，美国军队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南亚地区。巴基斯坦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压力。整个海湾地区现在都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
美国军事占领伊拉克，使世界能源的旧格局像推翻多米诺骨牌一样完全改变，这个幕后推手正是华盛顿。格鲁吉亚，这个位于从里海到土耳其杰伊汗港输油管道的关键位置上的国家，实际上从2004年初起就受美国的保护。当时，在美国受过教育的36岁的律师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在“玫瑰革命”中登上总统宝座。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由华盛顿和索罗斯基金会扶持，另外还受到詹姆斯·贝克的个人干预和支持，詹姆斯·贝克的法律公司是代表里海英国石油公司利益的。
2003年初，当所有人把目光转向伊拉克时，五角大楼又和两个太平洋〔应为大西洋。——译者〕的小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签订了长期军事基地协议。这两个岛屿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们的位置可以直接攻击到从摩洛哥到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和安哥拉的西部非洲油田。为达成政治上的密约，乔治·布什对西非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访问。华盛顿的一些分析家估计美国石油需求的25％将很快来自西非。他们把几内亚湾称作对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地区。切尼的能源政策报告认为，西非预计是对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供应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法国在非洲不同地区扮演的传统角色，正在被美国挤走。
利比亚也正在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2004年1月，卡扎菲上校宣布拒绝恐怖行动，并对国外开放石油投资，以换取美国的认可。在谈及他对美国的迎奉时，卡扎菲强调，“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并且有很多新的因素正在制定世界的秩序”。利比亚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石油储量，华盛顿想插一手。利比亚当时已开始与日本、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不受美国制约的外国公司签订合同，也与中国签订了建设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合同。现在，这一切都将改变。美国石油公司被请了回来。卡扎菲侥幸逃生。
在苏丹，喀土穆政府于2004年1月与南部叛军签订协议共享该地区的石油资源，从而结束了历时20年的内战。华盛顿在背后觊觎着。苏丹一直与中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合作，由于华盛顿的制裁政策，美国公司未能得到机会。苏丹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华盛顿认为获得这些资源的时机成熟了。
哥伦比亚以及邻近的委内瑞拉的石油也正面临美国的军事存在。布什政府宣布计划花费9800万美元对哥伦比亚提供军事训练和援助。这并不是为了阻止可卡因流入到美国，而是为了平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这些游击队的活动，他们威胁到西方石油管道的安全。哥伦比亚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七大石油供应国。当委内瑞拉的总统乌戈·查韦斯试图对国有石油公司采取更直接的控制政策时，布什政府在背后尝试了一次政变（美国从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以及厄瓜多尔进口的石油数量超过了整个中东地区）。
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境况也是这样：恐怖战争为美国新的、超强的军事存在打开了大门。美国分析家左坦·格罗斯曼这样评论道：“对美国的战争制定者来说，建立新的军事基地是一种长远的考虑，它比战争本身更为关键，也比美国的敌人重要得多。”在乔治·布什的第一届任期结束时，作为外交事务中的新手，他已经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军事扩张。美国的军事基地使得他可以在战略上控制欧亚大陆所有的能源路线，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可以在未来与日本、中国、东亚、印度、俄罗斯以及欧盟的能源关系中占主动。比利时作家米切尔·科林曾直率地说：“如果你想统治世界，那么你就要控制石油。任何地方的任何石油”。这正是目前华盛顿所做的。
伊拉克战争之后，2003年8月，当依赖能源的日本设法与伊朗签订长期合同以开发一个大油田时，华盛顿以伊朗的核计划为借口阻止日本签约。东京领会了美国的意图。到10月份，他们疯狂地以高于中国的价钱设法从尤科斯公司获得俄罗斯的石油，当时俄罗斯公司正在与乔治·布什谈判以便将尤科斯的一大部分股份卖给雪佛龙·德士古公司。华盛顿的石油雷达可以监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种警示，它昭示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即美国决意竭尽所能地锁住每一个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怪不得世人开始怀疑美国总统的动机，怀疑他所宣扬的传播自由和民主的真正目的。布什建议将给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拨款增加一倍，以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进程，他的这个建议让人很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