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早期，石油争夺带有鲜明的政治特征，英国的达西勘探公司就处在这一政治的中心。“达西勘探公司在中美洲或西非、中国和玻利维亚的代理人，似乎首先总是英国政府的代理人”，一位同时代的人评论说。
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全球从事秘密石油战争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实体是一家名义上的加拿大公司，由一个叫奥维斯先生的人领导，名叫英控石油公司，简称BCO。如同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BCO由英国政府秘密控制。奥维斯的任务是为英国在中南美洲攫取新的重要石油省份，以抗衡美国洛克菲勒所属公司的种种图谋。
1918年，奥维斯设法让英国承认哥斯达黎加梯洛哥政府，作为回报，BCO得到了靠近巴拿马边境和重要的运河地区超过700万英亩地的石油开采权。美国拒绝承认梯洛哥政府，就在1921年，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发生了边境冲突，美国站在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一边进行干预，这就是外号为中美洲的“玩具战争”。哥斯达黎加新政府立即宣布，所有以前由梯洛哥政府签署的石油开采权，尤其是授予BCO的石油开采权一律无效。
美国的石油公司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开采权，哥斯达黎加新政府也很快发现，他们很容易从纽约银行得到贷款，而且贷款条件十分优惠。
针对这一情况，BCO开始向南，往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市发展。1922年在入海口附近，大批高产油井被发现。奥维斯为他的英控石油公司拿下了油水最大的油井。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很快跟进，设立了全资的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有限公司和科朗开发公司。当然，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也很快加入了石油争夺战，成立了委内瑞拉标准石油公司。20世纪20年代早期，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有英国政府的背后支持，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配合，英国石油企业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通过其石油公司控制的世界石油产量不足12％。到1925年，英国控制了世界未来的大部分石油供应。
爱德华·麦凯·埃德加爵士在1919年9月英国金融杂志《斯帕林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回顾当时的整体情况：我要说，中南美洲三分之二改良过的油田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奥维斯集团其所属公司实际圈掉了加勒比海三分之二的油田，完全属于英国的，其制度安排就是为了保证该集团的所有业务永远掌握在英国手中……或者，再以壳牌集团为例，它是所有石油公司最伟大的一家公司。壳牌石油在世界每一个重要的油田都独家拥有或控制着相关业务，这些产油区包括美国、俄罗斯、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罗马尼亚、埃及、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印度、锡兰、马来群岛、中国北部和南部、暹罗、海峡定居区（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地区）和菲律宾。这一局面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并结出硕果，还需要再等上几年，但是最后的收益将是巨大的，这一点丝毫不容置疑……用不了多久，美国将不得不从英国公司手上买油，而且支付的美元会越来越多，因为离开了石油，她就无法生存，又不能自给自足。
但是，在1922年，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导致了多年后美英战后冲突的“停战”期。来自东方的具有威胁的新联合迫使华盛顿和伦敦形成具有全球霸权的共同治理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形成了一直延续直今的全球霸权的战略中心。我们必须到热那亚去看一看，这一事态如何促成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
这一次又是德国，无视英国的指挥棒，迫使英国与其华盛顿对手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第六章 步调一致 英美联手收拾德俄
〖面对苏联巨大的石油储备，英美各自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德国半路杀出，搅了英美人的美梦。英美联手，一方面配合西欧国家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压制德国，另一方面组建石油卡特尔——“七姊妹公司”。英美还精心密谋，为希特勒上台铺路。〗
【热那亚会议】
1922年4月16日，在热那亚的阿尔贝蒂庄园，参加战后国际经济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在会上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其冲击波远及大西洋彼岸。这是一枚政治炸弹。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向包括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在内的与会各国部长宣布，德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了双边协议，协议中，苏联同意放弃向德国索要战争赔偿，条件是德国同意向苏联出口工业技术及其他事项。
拉帕洛条约，以热那亚附近的一座小村的名字命名，在那里，德国人和苏联人最终达成了一致，令参加阿尔贝蒂庄园会议的所有代表震惊。该消息立即引起了恐慌式反应，特别是与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热那亚会议是在英国的敦促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达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凡尔赛和会后英国确定的一系列战略目的。即首先是为重新建立1914年之前的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奠定基础；其次是通过邀请苏联参会，英国打算利用这次会议与苏联重修旧好。此前，苏联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因为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单方拒绝偿付沙皇俄国的所有债务。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打算以任何官方形式参与热那亚会议，这就给英国更大的空间来主导这次会议。
英国向莫斯科伸出橄榄枝是别有用心的。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意在打开与俄罗斯做赚钱生意的大门，让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其他英国石油公司控制遭受战争蹂躏的巴库油田。壳牌公司的德特丁与英国殖民事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一唱一和，从1918年开始，向白俄反革命集团秘密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法国，买下了俄国革命前签署的开发俄罗斯巴库油田的租约，他预计遭受经济孤立和战争重创的苏联政权会很快跨台。
这系列事件正是发生在臭名昭著的洛克哈特阴谋期间，这一时期，英国驻莫斯科使节罗宾·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与西德尼·雷利一起，因试图在1918年8月刺杀列宁遭到缺席审判并判处死刑。这也是英国与盟军在阿尔汉格尔登陆的时期。丘吉尔领导的殖民事务部一直都在执行一项政策，对俄国倒霉的克伦斯基政权的前战争部长鲍利斯·萨芬科夫领导的流亡政府提供支持，这位领导人声名儿狼籍，是个吗啡瘾君子。在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到1920年，德特丁已经向兰格尔将军和邓尼金将军、高尔察克元帅和其他将军领导的白俄反革命集团输送了巨额现金。德特丁建立了盎格鲁－高加索公司，期望拿到巴库油田的开采权。迫不急待的德特丁甚至募集资金，建立巴库的分裂主义组织，让其承诺给予德特丁石油开采权。
四年来英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利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手段，试图推翻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最终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到1922年，英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试图介入英国看来更为务实的、列宁制定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即1921年的“新经济计划”。
【美国觊觎俄国石油】
获得开发和控制俄国大油田的垄断权，是1922年德特丁和英国的美梦，而包括洛克菲勒标准集团在内的强大的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也在做同样的梦。但是，直到1922年，英国想进入苏联的新招数看起来还是不切实际。在获得苏联石油开采权方面，英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哈里·辛克莱领导的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但是，这家公司此时正好被牵涉进在美国爆发的“怀俄明茶壶顶海军储备”石油租约的丑闻中。
哈里·辛克莱把自己装扮成俄克拉何马“独立”的石油商人，实际上是标准石油公司和银行利益集团的一位“中间人”，在一些由标准石油公司直接出价可能会引起怀疑的市场上，往往由辛克莱出面进行投标，这样的怀疑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壳牌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辛克莱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独立特行”。在辛克莱炼油公司的董事会里有小西奥多·罗斯福，他是美国前总统的儿子，其兄弟阿奇博尔德·罗斯福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副总裁。威廉·波伊斯·汤普森也是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董事，他还是洛克菲勒大通银行的董事，这家银行隶属于标准石油公司。
20世纪20年代初期，哈里·辛克莱与苏联代表列奥尼德·克拉辛在伦敦举行会谈。他们会谈的结果之一是，他与美国参议员阿尔伯特·法尔和阿奇博尔德·罗斯福一起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就珍贵的巴库油田包括萨哈林岛油层的开采权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他们还将与苏联政府成立一家各占一半股权的合资公司，平等享受全球石油销售的利润。辛克莱等人同意，在项目中的投资不少于11500万美元，并且同意为俄罗斯政府申请更多的美国贷款。莫斯科知道辛克莱与美国总统哈丁和华盛顿的共和党政府关系很密切。要获得美国的贷款必须在外交上得到美国对苏联的承认，这将打破国际上对苏联的孤立。辛克莱同意并说服哈丁总统承认苏联政府。
但是，在怀俄明，一件丑闻突然浮出水面，牵涉到辛克莱、法尔，甚至哈丁总统，丑闻涉及到他们把美国政府在怀俄明茶壶顶地区利润丰厚的石油资产以租赁合同的方式授予了出去。据传闻，这件丑闻是竞争对手德特丁的壳牌集团的代表暗中唆使的。在随后的传媒丑闻和国会质询中，没人提到这一惊人的巧合，即“茶壶顶”事件发生时，正值辛克莱和美国从德特丁和英国的眼皮底下获得珍贵的巴库油田开采权。
1922年4月14日，正好在哈丁总统准备宣布与苏联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的节骨眼上，《华尔街日报》头版上赫然刊登了“茶壶顶”事件和哈里·辛克莱卷入其中的报道。没过一年，哈丁总统莫名其妙地暴死。柯立芝总统的继位使辛克莱和巴库项目胎死腹中，承认苏联的计划也无果而终。老辣的英国情报人员四处活动，阻挠了美国主宰苏联石油开采的企图，这一点毫无疑问。
【德俄结盟甩开英国】
这就是热那亚会议召开前的大背景，在美国做出的种种努力惨遭挫败之后，英国打算在控制苏联丰富的经济资源方面取得突破。但是，就在历时数周的热那亚会议期间，德国外交部长拉特瑙和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签署了一个全面的条约，英国、法国或美国政府事先对此却一无所知。
拉特瑙的首选绝对不是与苏联打交道。在凡尔赛和会之后，他以德国经济重建部部长的身份，反复向英国和其他盟国政府提出建议和请求，允许德国重振其经济，这样，德国才能用出口收入来支付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重负。他的请求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雪上添霜的是，1921年英国政府对所有德国进口物资征收26％的禁止性关税，这给德国制定现实的支付战争赔款方案而做的努力进一步制造了障碍。
面对英法挥动的大棒，拉特瑙这位出生于德国著名工程师家族的后代，大型电子公司AEG的前董事局主席，决心通过发展向苏联出口重工业产品，来制定让德国工业重建的战略。
凡尔赛和会之后，在德国战后经济的废墟上，赤字财政政策一直是德国政府的一个必要的应急办法。德国中央银行实际上是用印刷钞票的方式来弥补国家赤字，20世纪20年代初期，德国的货币供给远远大于德国经济的实际产出，导致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但是，可供选择的其他办法似乎很有限，且对国家经济发展不利。
拉特瑙深知，战败本身所导致的巨额成本已经埋下了整个经济通货膨胀的祸根。到1919年，帝国马克黄金平价已掉至战前水平的一半。官方统计表明，战争造成了批发价格上涨了150％，而且黑市价格还远远高于此。为了征集战争所需资金，德国政府采取了权宜之计，向民众大量举债。而英国一直有能力从海外募集战争所需经费，特别是通过纽约的摩根公司，德国则被挡在这些主要的信贷市场之外。
而且，在战后，协约国胜利者有步骤地剥夺了德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像坦噶尼克和西南非洲这样对德国有价值的所有殖民地，也被英国接管了。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而打开的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市场也被拿走。德国还失去了对其钢铁工业最为宝贵的铁矿石源：阿尔萨斯－洛林及其以东地区，包括西里西亚，有着丰富的矿物和农业资源。在凡尔赛和会之后，德国失去了75％的铁矿石资源、68％的锌矿石资源和26％的煤炭资源。阿尔萨斯的纺织工业和钾盐矿也失去了。凡尔赛和会以后，它的整个海上商船队、河运船队的五分之一、渔船队的四分之一、5000辆机车、150000辆有轨电车和5000辆卡车都由协约国军队接管了。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战争赔偿的合法名义下进行的，而战争赔偿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
1921年5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开会，草拟了被称作“伦敦最后通牒”的德国“最终”赔款计划。该计划把德国给胜利方的战争赔款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的天文数字，甚至英国的赔款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认为，这一数字超出德国实际能够承担的最大支付数额的三倍。赔款债务每年还要征收6％的利息。所有德国出口货物按报关价值征收26％的关税，直接支付给柏林的盟军赔款代表处。另外，还有众多苛刻的条件，包括几种作为“保金”的税。任何一笔赔款的支付方式可以由赔款委员会单方决定。
“伦敦最后通牒”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后通牒。对于盟军方面所提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除非德国议会在六天内完全同意，否则盟军将占领并且控制德国的鲁尔工业腹心地带。毫不奇怪，德国议会以微弱多数批准接受了这一措辞极为严厉的最后通牒。
对伦敦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来说，拉帕洛条约真正引起他们警觉的是，条款中隐藏的某些含义。大量德国的机械和设备、钢铁和其他技术将被卖到苏联，用于重建和扩展巴库油田。
反过来，德国将在德国境内建设由德苏共同拥有的原油和汽油分销中心，为苏联石油打开市场，此项工作具体由德俄石油销售公司（DEROP）承担。这有利于德国摆脱英美石油利益集团的铁腕控制，自凡尔赛和会以来，英美石油利益集团完全垄断了德国的石油销售。拉特瑙从来没有拒绝过伦敦在最后赔偿通牒中的要求。但他坚持用实际的手段来实现这些要求。
【军事占领鲁尔地区】
拉帕洛条约很快就引起了反应。4月18日，该条约在热那亚正式宣布两天内，德国代表团就收到了协约国的抗议，指责德国“背着”赔款委员会与苏联谈判。
1922年6月22日，拉帕洛条约公布两个月之后，德国外长拉特瑙在离开位于柏林的家时被暗杀。两名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后来被指认为拥护君主制的“C`组织”成员）被指控实施了这起谋杀，这起事件被描述为日益增长的极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但是，在德国内部，舆论矛头直指“外国利益集团”，还有一些人认为，英国或者说英国的利益集团是两位凶手的幕后主谋。无论如何，著名政治家、拉帕洛条约的设计师走了，国家的根基动摇了。对拉特瑙的谋杀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之前和今后遭受的恐怖袭击的开端。
在公开场合，英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法国庞加莱政府复仇政策的距离，在这一假象的掩盖下，英国已经提出了补偿要求。在1916年英法之间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中，法国将摩苏尔地区的法属领土割让给英国。作为回报，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说过，英国向法国私下保证，只对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提出口头抗议。这非常符合英国的“均势”需要，法国充当了征服德国的急先锋。
庞加莱政权所缺的只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1922年12月26日，在伦敦的盟国赔款委员会安排的年终会议上，法国总统庞加莱宣布，德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没有为法国的电话杆线路建设提供所需要的木材，提供的煤炭也缺斤短两，而这些是条约里明确规定的。
【德国恶性通胀的真正起因】
拉特瑙被杀之后，由于对德国政治稳定的信心下降至凡尔赛和会以来的最低点，到1922年7月，在国际市场上，金马克与美元的比率降为1美元兑换493马克。帝国银行开始大量增加货币供应，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满足尚未支付给英国的赔款要求，与此同时，维持就业，加强国内出口工业，以满足赔款要求。到当年12月，马克降到了1美元兑换7592马克的警戒水平。
1923年1月9日，赔款委员会以31的投票结果（在正式的记录中英国反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新成立的墨索里尼政府）通过决议，认为，德国没有履行好赔付义务，1月11日，庞加莱命令法国军队开进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埃森和其他城市，强行占领了这一地区。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军队也象征性地参加了这一行动。英国假惺惺地谴责了这一占领行为，尽管1921年她曾威胁要采取同样的行动。
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反应，德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进行全面的消极抵抗。德国政府命令所有的官员，包括帝国银行职员，不执行占领当局发布的任何命令，工人不要到鲁尔的工厂和钢铁厂去上班。为了帮助罢工矿工和其他工人家庭，政府只能借助于扩大货币印刷。被占领的区域仅100公里长，约50公里宽，人口也只占德国人口的10％，但这个地区的煤炭、铁和钢的产量占德国总产量的80％，货运量占德国全部货运的70％，法国的占领造成了德国工业活动的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底，尽管法国军队和工程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个鲁尔区的生产也只及1922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段时间超过15万德国人被迫离开被占领的鲁尔工业区，约400人被杀，2000多人受伤。
德国人的抵抗给经济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压力。法国占领军切断了鲁尔工业区与德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德国各银行和帝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资金，工厂和矿山的存货，奇∨書∨網全部都被占领军控制。抵抗期间，德国停止了对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所有赔款偿付，对英国的赔款则不折不扣地交付了。
其结果是，德国的货币体系遭到了彻底破坏。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到1922年底，当法国庞加莱政府打算强行实施军事占领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时，马克的价值开始下降。到1月份鲁尔区被占领后，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已经降为180001。5月份之前，帝国银行采取了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才将货币维持在原有水平上。到5月，鲁尔的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柏林不得不放弃拯救货币的努力。
从那以后，局面完全失控。到7月，马克对美元的比价呈指数下降，降到了353000：1；到8月，这一指数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4620000：1。这一跌势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对美元的比价指数达到了42000亿：1。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经过几个月的滞后期，德国的批发价格也开始反映出货币的崩溃。以1922年7月拉特瑙被刺杀后不久的价格指数水平为100，到1923年1月底，鲁尔区被占领时，价格指数涨了将近30倍，达到2785。7月，价格指数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74787，而一年前仅为100！9月，更是达到了23949000高点，最后到11月达到750000000000。所有人的存款全部变成了废纸。生活水平急剧下滑。一开始还有几个巨富，但绝大多数人彻底陷入了贫困。政府债券、抵押贷款、银行存款——所有这些都变得一钱不值。国家赖以稳定的中间阶层都成了贫民。
到1923年9月，由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领导的联合政府命令结束消极抵抗。1923年11月，德国政府与法国和其他占领军签署了一份正式协议。此时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最高峰。签署这一协议只是德国为获得略有希望的援助而做出的缓兵之计。
1923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曾任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首席律师），向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提交了一份新的计划书，建议继续维持巨额赔款偿付，这种赔款自1922年4月拉帕洛危机以来一直摇摆不定。休斯说服总统，赢得了对与摩根集团有联系的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将军的一项任命，这个人劣迹斑斑，曾收受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的贿赂。
道威斯后来成为道威斯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924年4月9日向盟国赔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计划。这个计划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包括精疲力竭的德国政府。5月，法国的庞加莱在选举中失败，赫里欧领导的内阁立即对道威斯的赔偿计划表示同意。9月1日，道威斯赔偿计划正式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第一次表明，凡尔赛后期，英美人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一致的方式加强合作。英国人精明地认为，让美国人做舞台的主角更好，与此同时，英国人仍然保持对美国政策强大的影响。
道威斯计划是英美银行集团对德国财政和金融进行全面控制的再次加强。它比庞加莱的士兵要有效得多，但是只有以军事干预和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为条件才能保证其实施。
1923年11月，德国银行家雅尔玛·沙赫特被任命为货币局局长。这一段时期，沙赫特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沟通频繁，沙赫特实施了地产抵押马克，这是一次以虚构的申报不动产为依托，促进马克稳定的尝试。11月20日，地产抵押马克稳定计划公布的那天，帝国银行总裁鲁道夫·哈维斯顿去世了（从1908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帝国银行的头），这只是一系列此类重大事件的开端。德国总理斯特莱斯曼和财政大臣鲁道夫·希法亭曾经几次尝试解除哈维斯顿的职务。个中原因很快就水落石出。
1923年12月4日，帝国银行的行长会议以压倒多数投票选举卡尔·赫尔弗里希作为帝国银行行长，接替去世的哈维斯顿。赫尔弗里希曾是德意志银行的前董事、战前巴格达铁路项目的总设计师。斯特莱斯曼及其政府却还有更好的人选。在1923年12月18日，斯特莱斯曼的意中人、英美摩根利益集团的朋友沙赫特被任命为帝国银行行长。实施道威斯计划的障碍已经扫清。几个月后，赫尔弗里希在一起可疑的列车车祸中丧生。
根据道威斯计划，德国要在至1929年的五年内付清赔款。但是至1929年末，德国的欠款反而比赔付开始时还要多。这就是由伦敦和纽约主导的国际银行财团有组织的抢劫阴谋。在德国还设立了特别基金作为对赔款支付的担保。在柏林，英美银行还安排了一个赔款总代理人，专门为他们收受赔款，这个人叫帕克·吉尔伯特，此人是摩根的合伙人，也是欧文·杨的门生。由于没有任何风险，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开始为德国提供巨额贷款，于是资金便以赔款的形式，加上佣金和利息，又源源不断地回流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这真是一笔好买卖。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信贷金字塔，而塔尖上先是坐着伦敦的银行，后来是纽约的银行。
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了10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但从海外却借了186亿马克。1923年后，在蒙塔古·诺曼和他在德国帝国银行的同行沙赫特的指挥下，德国的战后恢复全部被英美的借款所控制。此时英美对拉帕洛条约会扰乱英美秩序的担心荡然无存，但是1929年当源源不断从纽约和伦敦的银行流入德国以维持赔款的信贷突然中止时，整个金字塔坍塌了。
【英美的“红线协议”】
至此，英美之间主宰世界金融和经济事务的权力争夺已息事宁人。引发世界十多年动荡的石油战争，也最终“停火”，正是这一背景，导致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英美石油卡特尔的建立，这个卡特尔俗称“七姊妹”。1927年，在壳牌石油公司亨利·德特丁爵士的苏格兰城堡阿奇纳卡里，和平协议正式签订。代表英国政府的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现为BP石油公司）的约翰·卡德曼和洛克菲勒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即埃克森公司）的总裁瓦特·提哥以打猎为名作掩护，达成了建立现代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卡特尔的协议。
他们的秘密协议正式称为1928年“既成事实”协议，或称为阿奇纳卡里协议。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巨头同意接受现有的市场划分和份额，同意制定保密的世界石油卡特尔价格，同意停止破坏性竞争和打了十年的价格战。两国政府在同一年批准了这一私人协议，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红线协议”。从此以后，英美人控制世界石油储备的霸权便形成了，少有中断。任何企图打破这一霸权的尝试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1927年，英国和被削弱的法国同意让美国人进入中东，并且对战时的秘密协议进行了修改以反映这一变化。从达达尼尔海峡往下穿过巴勒斯坦到也门，往上直到波斯湾，划了一条红线。区域内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红线内，三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划定了大部分延续至今的利益版图。在伊拉克，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集团和法国的法兰西石油公司（它“得到”了1914年以来原属德意志银行的土耳其石油公司的份额），洛克菲勒集团获得了伊拉克油田75年的垄断开发权。科威特的油田则分给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美国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
到1932年时，英美的七大公司全部成为阿奇纳卡里卡特尔的组成部分。这七家公司是：埃索（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孚（纽约标准石油）、海湾石油、德士古、加州标准石油（雪佛兰），以及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和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
随后，卡特尔制定了对付非卡特尔公司（他们称为“局外人”）的战略。根据卡特尔的协议条款：（卡特尔）认识到，应该将不受控制的经销渠道转变成受控制的渠道；基于这个考虑，建议“既定事实”协议各方（即阿奇纳卡里卡特尔成员公司）收购“既定事实”协议各方之外的活跃于市场上的分销公司，这样可以提高市场的稳定性。
卡特尔也做好了对付不听话“局外人”公司的准备，这一点很快变得清晰了。
毫无疑问，英美“特别关系”的脊梁是由对石油的控制支撑起来的。要采取哪些新行动，到目前为止，也一目了然。
【英国的“希特勒计划”】
凡尔赛和会以后，国际货币秩序一直不稳定，这一贷货币秩序是由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强加给中欧战败国的，这一秩序在1929年突然中止了。蒙塔古·诺曼，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行长，酿成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的崩溃。诺曼要求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提高美国的利率水平。哈里逊顺从了，随后几个月内，美国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和经济崩溃便接踵而来。
到1931年初，蒙塔古·诺曼和英国方面一小撮人，就谋划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中欧的政治状态。当时，奥地利最大的银行机构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在20年代期间，维也纳信贷银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奥地利的分支机构密切合作，通过收购存在麻烦的小银行而壮大起来。1929年10月，在股票市场暴跌的时候，当局要求维也纳工商信贷银行接管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一次最大的并购案被强加给了维也纳信贷银行。前些年，维也纳房地产信托银行也吞并过几家遇到麻烦的银行。
1931年初，在人们的印象中，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银行之一。实际上，它已病入膏肓。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强加于人的苛刻条件肢解了奥匈帝国，切断了奥地利经济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有价值的经济联系和原材料供应。奥地利的工业经济再也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奥地利工业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陈旧的设备，还有还不清的巨额战争贷款。奥地利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环境把大部分涉临崩溃的奥地利工业拱手交给了不断扩大的信贷银行手中。
因此，1931年年初以前，整个奥地利，尤其是维也纳信贷银行，是国际资金信贷链条上薄弱的一环，这个链条是在纽约的摩根银行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伦敦的银行联手打下的不健康的基础之上打造而成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并不能从处于不景气的奥地利经济中获得足够的资本，来支持其经营活动，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短期贷款。对维也纳信贷银行来说，英格兰银行就是一个重要的贷款方。
1931年3月，法国政府和法国外交部长布兰德宣布，坚决反对柏林和维也纳为缔结奥德贸易和海关联盟而宣布进行的谈判，但是这一企图抑制几个月前发生在美国、正在全球蔓延的经济萧条的努力为时已晚。
据报道，法国命令它的银行削减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短期贷款，以此给奥地利政府施压。接下来的5月，随着维也纳新闻界曝出维也纳信贷银行遭到挤兑的谣言，震撼整个欧洲的信用危机爆发了。奥地利国家银行，最终是整个奥地利，被迫倾全力解维也纳信贷银行之危，这酿成了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后来的分析表明，其实危机从来没有达到过如此严重的程度。某些实力强大的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家这样做的意图是，准备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中发动一次重大改变。到20世纪20年代，英美一小撮权贵已决定支持德国走激进的道路。
摩根的银行家们已经证明，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解决方案来确保银行贷款的偿还十分奏效，当时他们将国外信贷贷给了意大利政治强人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5年11月，意大利财政部长米苏拉塔宣布，墨索里尼政府已就向英美偿还意大利应付的凡尔赛战争赔款达成一致，一周之后，摩根公司（墨索里尼政府在美国的金融代理），宣布向意大利提供关键性的1亿美元贷款，以稳定意大利里拉。
实际上，摩根已决定为巩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而出力。在摩根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敦促下，米苏拉塔于1926年建立了意大利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用来控制国家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确保对外国债务的偿还。墨索里尼向世人表明，他在调教意大利工会、降低工资并实行有效的紧缩政策，以保证外国银行的借贷方面，是一个铁腕人物，或许纽约的摩根家族是这么想的。
当时控制美国货币政策的人是前摩根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他也是英国中央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斯特朗与米苏内塔和意大利银行行长波纳尔多·斯琴赫进行了会面，确定意大利“稳定”计划的最后细节。20世纪20年代，还是这帮有权有势的人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实施对欧洲大陆从波兰到罗马尼亚等多数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包括摩根公司、蒙塔古·诺曼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借口是建立“有信用”的国家政策，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早期雏形。纽约银行充当了借贷的巨额短期资金来源，英格兰银行与英国外交部一起，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政治经验。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是让这帮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人）最费心思的国家。1923年，他们成功地将雅尔玛·沙赫特推上帝国银行总裁的宝座之后，沙赫特立即加紧了对摩根公司起草的道威斯还款计划的实施，20年代德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伦敦和纽约银行以及他们在巴黎的合作伙伴。对于这些银行来说，给德国的这些短期贷款是当时整个世界金融市场上最赚钱的买卖。对许多德国银行来说，包括第四大银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达纳特银行），已经对纽约和伦敦的短期资本借贷产生了实质性依赖，尽管利率很高，带有惩罚性质。20年代早期，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德国的几家主要银行的资本和储备。20年代末期德国银行的借贷扩张，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小额资本基础之上的，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欠债不还和其他危机。当1929～1930年纽约股市崩溃的时候，德国的情况在主要欧洲工业国中独一无二。它在这些短期债务中欠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估计为160亿帝国马克。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银行业务结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彻底崩溃。引起风吹草动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1929年，它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提高利率，而此前的两年时间里，它们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股市投机。由于预计到纽约股市和伦敦市场会崩盘，美国和英国银行开始从德国和奥地利大规模地撤回资金。1931年5月13日，炸弹引信被点燃了。
就在那天，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法国人决定对奥地利与德国谈判组建关税同盟的行为实施货币惩罚。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一家与法国银行业有紧密联系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法国资金从奥地利抽回时，脆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这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奥地利约70％的工业中占有很大利益。为了防止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挤兑，奥地利银行抽回所有存在德国银行里的资金。信贷银行成了引发整个中欧银行多米诺崩溃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在奥地利和德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经济萧条和相关的一系列悲剧性事态发展，都是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以及摩根家族和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们一手周密策划和导演的。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削减所有对德国的贷款，而在早期阶段，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一点点滚动资金，都可能防止危机失控。
相反，资本开始大量流出德国。在蒙塔古·诺曼和乔治·哈里逊的要求下，新的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唯唯诺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德国大银行的崩溃。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的直接后果导致德国达纳特银行运转失灵。对于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纳特银行来说，当年5月损失了几乎1亿马克的存款。接下来的一个月，达纳特银行又损失了8.48亿马克，是它全部存款的40％。与此同时，德累斯顿银行损失了10％的存款，就连德意志银行也损失了8％的存款。到6月末，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家摩根家族银行——削减了对德意志银行的贷款。
哈里逊要求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实施严格的信贷紧缩政策，收紧德国的资本市场，声称这是阻止外资流出的唯一办法。接踵而至的是德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德国工业陷入了可想而知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蒙塔古·诺曼支持哈里逊指责德国是这次危机的祸首，后来法国银行行长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德国布鲁宁政府作了最后的努力去说服路德，要求他向其他中央银行寻求紧急稳定信贷来遏制这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但是遭到了路德的拒绝。当路德最后不得不让步，请求蒙塔古·诺曼帮忙时，却吃了闭门羹。结果，德国找不到一家借贷银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到1931年7月，也就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大约两个月后，德国资本外流的闸门打开了，巴塞尔的《民族报》报道说，达纳特银行陷入“困境”，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关头，这一报道足以引发对这家银行的全面挤兑恐慌。达纳特银行的主席戈尔德施密特后来谴责说，帝国银行带有歧视性的信贷比例分配，有针对性地造成了他的银行倒闭。1931年冬天到1932年，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和工业崩溃造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德国“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严冬”。这为激进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温床。
1930年3月，在英美银行家强行断绝对德国的信贷之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提交了辞职报告，这让德国政府倍感意外。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瑞典实业家和金融家伊瓦尔·克吕格（瑞典著名的“火柴大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贷款五亿帝国马克作为紧急稳定信贷的建议。在伦敦和纽约银行取消了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贷款后，克吕格和他的美国伙伴李·希金森银行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但是，克吕格1930年初的贷款提议对蒙塔古·诺曼的朋友们的长期战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响。德国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敦促沙赫特接受克吕格的贷款，在道威斯赔款计划设定的条件下，所有外国贷款必须经沙赫特批准。但沙赫特拒绝了，3月6日他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递交了辞呈。其时沙赫特另有打算。
大约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克吕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验尸登记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但几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员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克吕格死于谋杀。尽管实际的细节将永远随着克吕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从克吕格的死亡中得利最大的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的某些人。克吕格的死亡同时终结了德国自救的希望。德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
从帝国银行辞职后，沙赫特一点儿也没闲着。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一个人募集资金上，这个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好的人，一个将把德国再次带进危机的人。
自1926年后，沙赫特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秘密支持者。在辞去帝国银行的职务后，沙赫特在实力强大而又心存疑虑的德国工业领袖（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产业大亨”）与外国金融领袖（特别是英国的诺曼勋爵）之间充当了主要联络人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的政策是制定“希特勒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相关的私人讨论中，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空军上校大卫·斯特林这样说道，“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某些重量级当权派对希特勒的图谋心知肚明。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物就获得了许多情报。甚至在1923年倒霉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之前，当时作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占领德国的、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官员罗伯特·墨菲通过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亲自会见过年轻的希特勒。墨菲后来成为战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墨菲曾经在艾伦·杜勒斯手下工作，负责收集德国的情报。墨菲当时正与美国政府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杜鲁门·史密斯一起在慕尼黑，史密斯的任务是为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收集情报。
史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他1922年下半年到达慕尼黑的情形：就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问题，我与驻慕尼黑领事罗伯特·墨菲先生（后来成为非常卓越的美国大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王储鲁珀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政治哲学家）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还经常见到出自慕尼黑艺术名门、外号叫“普奇”的恩斯特·汉福斯滕格尔。“普奇”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外事新闻主管……我与希特勒的会见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在慕尼黑保留的日记表明，我被希特勒的个性深深打动，并且认为他有可能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团体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认为：他的基本目标是推翻马克思主义……赢得劳工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财产理想的支持……政党利益的冲突已经表明，通过民主把德国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已经没有可能。
他的目标是通过非议会方式建立国家独裁。一旦目标实现，他要求把战争赔款降至一个合理的数额，如果就合理的数额达成协议，就必须分毫不差地进行偿付，这事关国家的荣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裁者必须引入普适的赔款服务机制并动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在实施期间，他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立法机关或议会的阻挠……
为确保华盛顿军事情报局的同事能掌握要点，史密斯补充了他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展现出富有说服力和逻辑性的演讲魅力，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热情，即便是中立的听众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1年深秋，有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位于伦敦利物浦大街的地铁站。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罗森伯格会见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杰弗里·道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正面的国际宣传。但是，1931年罗森伯格第一次英格兰之行期间的最重要的活动是与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会面，诺曼是当时国际金融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根据他最信任的私人秘书透露，诺曼最恨法国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诺曼和罗森伯格发现，他们谈得十分融洽。把罗森伯格介绍给诺曼的中间人是沙赫特。从1924年第一次见面，沙赫特与诺曼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5年诺曼去世。
在与伦敦施罗德银行的一位领导人会面之后，罗森伯格结束了他具有重大意义的伦敦之行。伦敦施罗德银行是纽约施罗德银行和科隆的一家私人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私人银行便是冯·施罗德男爵的斯泰因银行。罗森伯格所见的伦敦施罗德银行的领导人名叫蒂阿克斯，他也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蒙塔古·诺曼的密友。
1931年后，当沙赫特与冯·施罗德男爵找到德国工业和金融界领袖人物寻求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支持时，这些紧张而又心怀疑虑的德国实业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金融界，特别是蒙塔古·诺曼，对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前途怎么看？”如果希特勒上台，诺曼乐意向德国提供金融信贷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30年大选的关键时刻，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义工人党仅有600万多一点的选票，蒙塔古·诺曼、蒂阿克斯和伦敦朋友的国际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男爵的科隆庄园，阿道夫·希特勒、冯·巴本和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等人密谋为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提供资金支持，一直到希特勒按计划掌权为止。当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希特勒和冯·巴本在1933年1月4日在冯·施罗德的科隆庄园还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他们最终敲定了一项计划，推翻软弱的斯内切政府，建立一个右翼联合政府。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
1933年5月，作为希特勒新政府的核心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最后一次访问了伦敦。他直接来到了亨利·德特丁爵士位于爱斯科特赛马场附近巴克赫斯特公园的乡村别墅，德特丁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根据英国新闻界的说法，他们两人进行了热烈而重要的交谈。罗森伯格在1931年访问伦敦时第一次与德特丁见面。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并为其提供支持。虽然细节是保密的，但是当天的英国媒体报道十分肯定地说，在早期关键时期，德特丁为希特勒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
在1931年的关键时期，诺曼和英格兰银行坚决拒绝为德国提供哪怕是一分钱的贷款，因此导致了金融和失业危机，使得像希特勒这样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在德国领导层看来也是可以接受的。1933年上半年，希特勒刚刚巩固了权力，就是这个蒙塔古·诺曼又急不可耐地投之以李，向希特勒政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英格兰银行的贷款。1934年5月，诺曼对柏林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访问，为新政府的金融稳定作进一步的秘密安排。作为回报，希特勒安排诺曼的好朋友沙赫特当上了经济部长，同时兼任帝国银行行长。直到1939年，帝国银行行长一职一直由沙赫特担任。
第七章 排兵布阵 建立英美石油美元秩序
〖二战后，英美利用石油与金融的联姻，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为了对抗日益强大的英美石油卡特尔，各国纷纷采用国有模式经营石油产业，加强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
【战争催生的新帝国】
1945年，经过一场席卷全球、夺去5500多万人生命的六年战争，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对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欧和南半球不发达地区来说，1945年只不过是向一场新式漫长战争的过渡，这场持久战通常体现为经济战。
1919年，凡尔赛和会之后，英帝国达到发展的巅峰，她统治了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仅仅30年之后，到了1949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英帝国正面临分崩离析。她正处在也许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没有经历过的动荡痛苦之中。
1946年2月，皇家印度海军发生叛乱，由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领导的英国战后工党政府任命缅甸伯爵蒙巴顿为最后一任印度总督，其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英国的军队和政府管理机构。在到达印度之后五个月，也就是1947年8月15日，蒙巴顿把印度次大陆分成了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东、西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大部分。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国正式放弃了对非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大部分殖民地的控制权。这并不是因为她大发慈悲或是对殖民地人民自决原则的突发热情，而是因为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战后对海外领地管理的全新形式。
战争的结果是，构成英国金融强权基础的贸易体制不复存在。大量的海外投资被出卖，用于支付战争费用。英国的国家债务扶摇直上。在国内，工厂残破，设备陈旧，甚至连电力供应都不能保证；房屋破败，人口减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出口只有战前1938年的31％。
“二战”期间，英国完全依靠美国的战后支援。美国人，或者说东海岸利益集团中主张向外扩张的人士认识到，要想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英国的合作及其统治世界的知识。一战前由洛锡安勋爵、米尔纳勋爵、塞西尔·罗得斯等前文提到的“圆桌骑士”定义，经长期讨论形成的帝国新概念，很快变成了现实。1945年之后，英国只能通过发展和加深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世界发挥间接影响。
在凡尔赛和约之后，英美两国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栽培某种特殊关系的种子，英美两国分别成立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作为讨论战略政策的管道。
战争期间，合作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英国和美国都同意军事指挥的一体化，同时，羽翼未丰的美国情报系统在战略情报局（OSS）的领导下，与英国特种行动局（SOE）合作，在伦敦指挥中心的指挥下一起工作。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出现，美国秘密政府机构的整个布署，都是战时与英国合作的直接结果。这对随后的美国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悲剧性的。
战争刚结束，英国就介入美国国内的讨论，这成了影响美国能源和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在一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最高级别动议中，温斯顿·丘吉尔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的富尔顿，在1946年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人们大都没有想到的政策收获是，丘吉尔精心准备的花言巧语保住了英国在战后的地位。本来，斯大林已经做好了放弃战争时期与丘吉尔、罗斯福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准备，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丘吉尔访问富尔顿的目的，是说服天真而缺少经验的美国总统发展美英的特殊关系。
在此次非同寻常的访问之后不久，丘吉尔这位前首相便扭转了局势，英国已经掌握了明显的优势。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杜鲁门总统玩扑克牌时，他故意输掉了75美元。中央情报局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伦敦训练的战略情报局战时网络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国防政策也是以美英共享情报和军事国防机密为基础。杜鲁门开始清除其政府内任何反英的因素，最有名的是农业部长和反英派人员亨利·华莱士。在许多关键领域，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恢复了紧密的合作。
【石油与美元联姻】
英美石油利益集团首先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由参加1944年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英美谈判者打造的战后经济和金融“世界新秩序”安排最终协议中，英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霸权地位使她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的主要人物是英国财政部部长凯恩斯爵士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一旦产生支付平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捐赠是可资使用的紧急储备；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政府发放大数额的公共项目贷款；关贸总协定则用来建立一个可控制的“自由贸易”。
但是，为了确保战后英美在世界货币与贸易事务上的霸权，凯恩斯和他的美国同仁们还设计了一些极富技术性的条款。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实际投票权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手中；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所谓的金本位交换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每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美元。反过来，美元与黄金的比值设定为35美元/盎司，这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设定的，当时正处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和世界大战的前夕。
战争期间，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已经集聚了世界各国的官方黄金储备，数量巨大，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美元以强势货币的面貌出现，受到世界最强势的经济支撑，几乎没有人站出来质疑战后的美元标准。
对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几乎毫无抱怨的是美国的大石油公司，如标准石油集团的洛克菲勒公司和匹兹堡梅隆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它们在取得中东特别是沙特的石油开采权中得到了大头。由于罗斯福总统充满智慧的外交和丘吉尔的疏忽，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脱离了英国的控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于1943年从罗斯福总统手中得到了一份土地租借协议，这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为确保沙特战后对美国石油利益集团保持亲善所作出的一种姿态。
罗斯福的这一举动是哈罗德·伊克斯建议的。当时，伊克斯是美国国防部的石油协调人。1942年12月，美国国务院指出，“我们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资源开发应当体现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第一次把国家安全与一个相距万里的海湾沙漠王国的命运正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国务院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在一些关键领域，应当更像一个帝国，就像英国一样，要对远离本土的战略利益进行控制，这应当成为美国战后权力的支柱。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其他美国人很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渴望的是尽快从萧条和战争中恢复过来，过上正常的生活。
【美国的战后石油霸权】
人们很少注意到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中石油的重要作用，该计划以其设计者、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名字命名。从1947年开始，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利用援助美元购买石油，而这些石油主要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记录，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
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产业已经变得跟英国石油公司一样，具有国际公司的架势。它们主要的石油资源位于委内瑞拉、中东等遥远的地区。战后，人们将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加州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称为“石油巨头”，它们决定采取行动对欧洲的战后石油市场进行绝对控制。
战争使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在丘吉尔定义的铁幕下，由于不能进入西欧市场，东欧的石油产量也下降了。1947年，一半的西欧石油是由五家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
美国的石油大佬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一难得的好机会。尽管有时国会会过问，一些中级官员也会抗议，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还是明显被滥用了，“石油巨头”迫使欧洲支付高昂的价格，非常高昂的价格。这一价格高出1945～1948年欧洲石油价格的一倍，从1.05美元/桶涨到2.22美元/桶。虽然油是来自并不昂贵的中东油田，但运费却是经过一个精心设计的复杂公式计算出来的，与加勒比海运往欧洲的运费挂钩，远远高于成本。
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燃料油83美元，同样的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95美元/吨。另外，在华盛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公司拒绝使用马歇尔计划中的美元建设欧洲本土的炼油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石油巨头”对战后欧洲的控制。
当两家主要的英国石油公司——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恢复了它们的生产能力，美国的五家公司不得不扩展为七家公司，共同瓜分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石油市场。到20世纪50年代，英美石油公司的地位无人匹敌。它们控制了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中东石油供应，控制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在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石油似乎成了常用品。通过把石油销往世界新的市场，石油公司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当时的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在艾森豪威尔“国防高速公路法”的指引下，美国把亿万美元的税收投向全国范围内的现代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理由是，一旦苏联发动核战争，可以利用高速公路系统从城市撤离。尽管铁路相对于节能效率不高的汽车具有优势，但铁路基础设施还是被忽略并且任其朽坏。这个时期正是底特律一家主要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威尔逊当国防部长的时候，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就是对美国有好处。”他还应该再补上一句话：对埃克森、德士古和石油老板们也有好处。石油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商品。
【石油与纽约银行集团——石油战争】
美国主要石油公司战后对全球市场这种异乎导常的掠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结果是，与石油联系紧密的纽约银行集团的国际垄断力也得到了相应增强。从20世纪20年代的“道威斯赔偿”贷款和有关借款时期开始，纽约银行逐渐将业务从国内金融领域转向了国际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占据了国际石油供给中最大的份额，纽约银行也从世界石油贸易的资本流动中得到了无穷的好处。为了保住这些优势，强大的纽约银行发挥了影响力，修改了由凯恩斯和德克斯特设计的布雷顿森林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纽约银行界掀起一股不太引人关注的合并波浪，这对增强银行业的国内政治和金融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1955年，洛克菲勒的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和布朗克斯县信托公司合并建立大通曼哈顿银行。国民城市银行也和大通银行一样，与标准石油集团的国际业务有密切联系，它收购纽约第一国民银行，改组成了第一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后来的花旗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收购公共银行和信托、名士担保和信托及几家小的地区银行，形成另一个强大集团。与此同时，化学银行和信托与玉米交易银行、纽约银行信托公司合并成立纽约第三大银行集团——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也与标准石油有密切联系。同一时期，J.P.摩根与担保信托公司合并成立了摩根担保信托公司成为第五大银行。
战后，美国银行业出现了卡特尔化，金融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纽约银行手中，这些银行都以国际石油市场和政策为导向，这种趋势的直接后果是，其后30多年的美国金融史，各方面的政策和国际政策都打上了纽约银行的烙印，唯一的例外就是没有为越南战争的财政赤字提供过资金。
纽约银行具有国际导向的传统，但与以往相比，这次它们拥有了对国际金融领域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力类似于伦敦的老牌帝国银行集团如米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到了1961年，集中到五家最大的纽约银行的存款是整个纽约市区所有存款的75％，而纽约市区又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区。
在20世纪50年代，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的影响力日渐提高，其会员资格也反映出上述金融和经济实力的集中。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是华尔街律师约翰·迈克洛伊，他同时也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利益集团的前任律师。
20世纪50年代早期，多数美国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和金融大权集中到少数纽约银行、公司和有关律师事务所手中并不是好事，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不要落到了伦敦的英国兄弟手上。美国社会正沿着英国“非正式帝国”的路线被重塑，主要是以控制金融、原材料和国际贸易条件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和工业进步为基础，而后者才是美国的传统。
【挑战英美石油利益的伊朗人】
20世纪50年代，尽管英国似乎从很多方面失去了其帝国时期的威风，但她仍牢牢控制着殖民地重新组合的优先权。她不是把一切押在维持远至印度的正式的庞大帝国，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把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有能力控制世界石油和战略原材料的帝国，而且更具有盈利能力。因此，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成为英国的战略重点，大量的中东石油通过这里流入欧洲，据此要地，英国可以维护在中东特别是伊朗的利益。在伊朗，英国政府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维持对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前途的控制，尽管有世界大战的压力。
早在威廉。诺克斯。达西年代（在前面已谈到），也就是1901～1902年间，英国就在不遗余力地取得对波斯地区石油的垄断权，为了控制伊朗石油，英国像老虎觅食一样在这一地区四处奔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扮演了一个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角色，她说服苏联的斯大林加入入侵伊朗的行列，其说辞是，这个中立国家出现德国工程师，本身就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1941年8月，英苏军队占领伊朗一个月后，伊朗国王被迫让位给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正因为如此，巴列维国王能够接受英苏的军事占领。
后来得到小股美国军队补充的英国占领军，得知战时“盟国”苏联征用由苏联军队占领的伊朗北部地区大部分的食品时，却坐视不管。数以万计的伊朗人死于饥饿，而十万俄罗斯军人和七万英国及印度军人却优先得到补给。在伊朗各地伤寒肆虐，哀鸿遍野。运输英美租赁物资的火车经过伊朗铁路去了俄罗斯。在1944～1945年的严冬，由于取暖用油匮乏，成千上万人的被冻死。在这个时期，英国的政策是使伊朗民族主义者和政府全面蒙羞，并鼓动伊朗国内的迷信和封建主义情绪。
伊朗政府急切寻求第三方的支援，请求美国提供援助。1942年，美国的军事指挥官诺曼·施瓦兹科普夫（1990～1991年美国沙漠风暴行动司令官的父亲）来到伊朗，在这里，他花六年的时间训练了一支国家警察部队，直至1948年。后来证明，在1953年8月推翻伊朗民族主义者、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过程中，施瓦兹科普夫和他在伊朗军队的联系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尽管战时德黑兰会议作出了恢复战后伊朗主权的庄严宣言，并且由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签署，但苏联还是对与阿塞拜疆交界的伊朗北部地区提出了独家开采石油的要求，而英国则要求给予与政府有联系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更多开采权。这种无耻的外交勒索最终导致占领伊朗领土，1944年12月，伊朗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博士向伊朗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禁止与外国进行石油谈判。
摩萨台引用1944年11月2日伦敦版《时代》周刊的文章，该文建议，战后应由英、俄、美三方分治伊朗。摩萨台的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但方案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在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问题上存有异议，没有解决，这一开采权是从1901年老达西时代就有的。
到了1948年，经过激烈的斗争，包括把这一问题提交到新成立的联合国讨论，伊朗终于迫使外国军队离开了伊朗。但是，通过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英国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伊朗国家的经济。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南部地区的某些省份具有丰富的石油储藏，这些地区的石油开采权在几十年以前就授予了英国，而且是独家垄断开采权。为了确保垄断，自1919年后，英国政府官员已经事实上管理着伊朗的国家机构。至于伊朗主权，则被搁置到了一边。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首先出现在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从亚洲到非洲，迅速遍及全世界，伊朗再也不能忍受对其国家主权的践踏。1947年下半年，伊朗政府提出，鉴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是世界上盈利最丰的采油公司，但伊朗政府在其收入总额中所占份额却低得可怜，因此应当提高。
伊朗援引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同意与当地政府五五分成。伊朗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如果方案通过，宝贵的石油每年将为伊朗换得1亿美元而不是区区3600万美元，在当时1亿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额。伊朗政府计算过，即使这样，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人事实上也只是支付了石油净利润的8％。英国拥有独家垄断开采权的地区有10万平方英里之大，在这些地区，英国拒绝进行有实际意义的开发。伊朗计算过，在1948年，伊朗石油产量为2300万吨，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利润是32亿美元，只付给伊朗特许权使用费3600万美元。根据这些数据，伊朗政府提出，开采权必须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下重新谈判。
对于这一建议，伦敦当然不满。BBC广播电台开始大量播出对伊朗政府不利的虚假新闻，声称伊朗外交部长埃斯凡蒂亚里已经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作出了令人耻辱的让步，同意修改伊朗宪法。这还只是最初的反应。
修改英伊协议的谈判拖拖拉拉，到了1949年，英国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让步。他们的战略是拖延，这对伊朗政府很不利。伊朗议会选举将于1949年底开始，摩萨台博士和他小小的民族阵线党积极主张进行石油谈判。民族阵线党在新议会中赢得了六席，至12月，摩萨台被任命为议会石油委员会主任。伊朗已经提出了利润五五分成和参与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管理的要求。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导致伊朗政府不断更迭。直到1951年4月，摩萨台当选为总理，英国连伊朗政府要求的一半条件也没有满足。与随后华盛顿和伦敦各界的宣传不同，摩萨台不是伊朗人民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或苏联的代理人，也不是狂热的极端主义者。无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者，是苏联的坚定敌人。
3月15日，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了摩萨台委员会的建议，在公平补偿的基础上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就在摩萨台组建其政府的前一天，1951年4月28日，最终的国有化计划由议会批准。
在英国人看来，伊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伊朗采取了有效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视英国的利益。英国立即威胁要报复。几天之内，英国海军便开到了阿巴丹附近。这次，英国的虚伪再次暴露无遗。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拒绝干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政府的谈判，声称不会干预“私营公司”的事务，尽管存在着不争的事实，即英国政府拥有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53％的股权。现在，随着伊朗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国有化，英国政府不仅干预了伊朗与这家公司的谈判，而且支持其要求，将英国皇家海军派往伊朗水域，并威胁要用伞兵占领阿巴丹港，而美其名曰保护英国的利益。
阿巴丹港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炼油基地，是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一部分。
在摩萨台任总理的28个月里，英国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只要提供了公平的补偿，伊朗完全拥有对其领土内的任何一家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法律权力，摩萨台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此外，伊朗还向英国保证，继续保持国有化前英国人享有的石油供应，并且继续在公司内雇用英国人。
1951年9月，英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包括对伊朗石油实行全面禁运，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里的所有海外资产。英国战舰已经停泊在伊朗海岸边的水域里，陆军、空军也开往英国控制的伊拉克巴士拉，那里靠近阿巴丹炼油联合企业。所有英美石油公司都加入到英国人的禁运行列。经济制裁是伦敦和华盛顿对发展中国家主张国家主权的反应，只要发展中国家威胁到它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就会采用制裁手段。英国的秘密情报人员利诱伊朗中央银行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告密者，实时了解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影响。
实行国有化后的伊朗石油的潜在买家时常受到英美石油公司的恫吓：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因为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之间的补偿协议还没有签署。这种含糊其辞的法律说辞掩盖了它们自己的战略。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都拒绝签署任何补偿协议。与此同时，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禁运对伊朗脆弱的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困扰摩萨台政权的经济麻烦迅速增大。对外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石油收入直线下降，1950年为4亿美元，而自1951年7月至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为止还不到200万美元。
同年9月，摩萨台以个人身份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安理会小心翼翼地投票拖延此事。之后，摩萨台来到华盛顿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但却无功而返。摩萨台政治上的主要失策在于，他对英美利益集团在石油控制这一战略问题上的牢固关系缺乏认识。美国“调停人”哈里曼去了伊朗，由一个与“石油巨头”利益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组成的代表团陪同，包括国务院的经济学家沃特·利维。哈里曼建议伊朗接受英国的条件。当摩萨台到华盛顿时，他听到的美国国务院的唯一建议就是，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来管理伊朗的公司。
当英国坚持把这个案子提交到国际法庭去仲裁时，摩萨台认为伊朗会赢，因为他本人就是在比利时和瑞士接受的法律教育。1952年7月22日，国际法庭否决了英国的管辖权，建议此案退回伊朗国内审理。
评价1952年12月的形势时，《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内德·拉塞尔准确地写道：小国领导人很少有摩萨台这样的勇气，当他的国家遭受英国然后是美国强加的经济和金融封锁时，摩萨台径直对杜鲁门和丘吉尔说“不”。拉塞尔注意到，丘吉尔的花招是“把美国和英国紧紧地捆在一起对付摩萨台”。
到了1953年，英美情报机关也作好了反应的准备。同年5月，新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建议，拒绝了摩萨台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8月10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会见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和伊朗国王的妹妹。与此同时，即1953年8月，在消失五年之后，诺曼·施瓦兹科普夫将军来到德黑兰看望“老朋友”。他与国王和一些重要的军队将领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些将军早期都接受过他的训练，这些人得到许诺，推翻摩萨台的政变成功后他们将得到相应的权力。
在伊朗军队中的保皇分子的帮助下，英国和美国的情报人员发动政变，强行逮捕摩萨台。通过两年冷酷无情的经济战，加上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已经倒戈，摩萨台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英国秘密情报局（SIS）说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兄弟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后者又说服了艾森豪威尔。推翻摩萨台已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以“阿贾克斯（AJAX）行动”为代号，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全力配合下，于1953年8月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在英美支持下，年轻的巴列维国王充当了反对摩萨台的先锋。国王回来了，经济制裁解除了，英美公司的石油利益保住了。这一事件表明，战后，任何人只要胆敢挑战英美石油公司的旨意，它们就会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约25年之后，同样的一幕又在国王身上重演。
战后美苏冷战刚开始的头几年，为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施展拳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任何一次对他们政策的实质性反对，都很容易被扣上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倾向”的红帽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在对付发展中国家或是新近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名不见经传的领导人时，这样做要比直接反对他们容易得多。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招已经被伦敦和华盛顿屡试不爽。结果，摩萨台在西方人嘴里变成了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威胁西方战略安全、不负责的野蛮激进分子。
【意大利人的石油战略】
有一家欧洲公司表达了从摩萨台国有化的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强烈兴趣。这是意大利的一家公司。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人——恩里克·马太伊，一家新成立的意大利国有公司的创建人，他后来让英美石油卡特尔十分头痛。
恩里克·马太伊在古普鲁士语中有“决心”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当1945年阿尔契德·加斯贝利组建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时，任命马太伊担任意大利北方地区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的领导人，这是一家名叫AGIP、成立已有20年的石油公司。
在经历了墨索里尼长达20多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1943年，意大利转向同盟国。同盟国历时两年的战争和轰炸，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停留在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40％。意大利尽管在战争中死亡人数巨大，但由于其殖民地丢失，大批殖民地居民遣返，人口增加很快。饥饿时刻威胁着人们，生活水平十分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马太伊提出，为了意大利战后的经济重建，必须建立本土能源。尽管有命令让他尽快准备AGIP的私有化，但他还是提出要找油气。为此，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平原，他积极进行勘探，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首先是1946年在卡维亚附近，然后在1949年在科尔特马吉奥雷的克莱莫纳南部获得重大发现，在那里不仅有天然气，而且第一次在意大利发现了石油。在发现这一切之后，马太伊得到全权委托，建立自己的企业，此时他已经是AGIP的最高领导人了。
馋诞欲滴的美国石油巨头联合起来，试图在意大利能源市场上共同对付马太伊，但他们的图谋却无果而终。马太伊是一位坚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决心建立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使用宝贵的美元储备去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是意大利沉重的负担，是意大利战后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马太伊凭借胆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勇往直前，跨过了一个个令人畏惧的障碍。一条2500英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建起来了，把天然气从科尔特马吉奥雷输送到米兰和都灵等工业城市。从天然气销售中得到的收入用于建设AGIP遍布意大利北部整个工业区的工业基础设施。
正是这个马太伊，在提到世界石油市场上无情的卡特尔化时，给七家在20世纪50年代统治世界石油市场的英美石油公司起名为“七姊妹”公司。马太伊认为，意大利不应当屈服于这七家公司的权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公司追求的政策是在全世界限制产量，维持高价格，把它们的原油以远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给贫油的欧洲国家。马太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毋庸置疑，他很快就与这七家公司以及它们在政府里的代言人产生了激烈冲突。
1953年2月，马太伊成功地游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根据该法案设立一家由马太伊任总裁的半自治的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下辖石油和天然气提炼子公司（AGIP）和管道子公司（SNAM），该公司很快就在全意大利建立了油船队和加油站网络，在质量和客户服务上超过了埃索和壳牌，第一次融入了现代化的餐馆和现代化设施。运用与AGIP同样的模式，马太伊投资于炼油厂、巨型化工企业、使用ENI的天然气作原料的合成橡胶厂，以及专门建设ENI的炼油厂及相关设施的重型工程建设公司，公司还收购了一支油船队，专门帮ENI从海外运送石油，打破了英美船队的垄断。
到1958年，意大利天然气销售中仅由ENI经手的部分就达到了每年7500万美元。这完全是省下来的钱，不然的话，像以前一样，这些宝贵的意大利美元储备主要将用于购买进口石油和煤炭。或许，在战后15年的时间里，在建设意大利工业方面，没有哪个人的贡献比他大。
早在1954年，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就对马太伊的活动敲了警钟，在给华盛顿的大使备忘录中写道：“在意大利经济史上，一家国有公司拥有如此好的财务偿还能力，这是第一次。这完全归功于这家企业卓越而负责的领导者”。
【意大利石油巨人的意外死亡】
如果说马太伊在意大利的能源独立计划激怒了“七姊妹”公司和它们背后的英美利益集团，那么，他在海外寻求独立原油供应的努力，特别是当“七姊妹”公司得知马太伊与发展中国家签署合同的条件时，更是将这种愤怒转变成对这位意大利实业家疯狂的仇恨。
摩萨台倒台后，伊朗国王在英美情报部门的积极支持下重新掌权，他没有完全否定前总理所做的工作。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仍然保留国有实体，控制所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地下储备。但是，到1954年4月时，即政变后不到一年，英美石油公司，加上她们的“小妹妹”——法国国有CFP公司，开始与伊朗政府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谈判，希望得到参与伊朗境内10万平方英里范围内25年的石油开采合同。
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这一年已更名为BP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40％的石油开采权（即过去达西获得的地盘）。另外皇家壳牌公司获得了14％的开采取，名列第二。两者合起来，英国公司得到了这一地区产量的大头——54％。另外有40％在美国的石油巨头们与少数洛克菲勒集团的“独立”石油公司之间分配，6％给了法国CFP公司。马太伊找到“七姊妹”公司，要求分给ENI一杯羹，但却遭到英美的“羞辱”和拒绝。
但马太伊并不气馁。1955年，即英国在苏伊士问题上受挫的前一年，马太伊成功开启了与埃及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的谈判。ENI获得了埃及西奈半岛石油开发的一部分份额，到1961年，已经差不多每年可以得到250万吨原油，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中的大部分石油都是由ENI的炼油厂来提炼，基本满足了意大利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而这些都不必支付美元。
马太伊对英美主要的石油公司的真正挑战是1957年进入伊朗。1957年春，马太伊就一项前所未有的安排开始与伊朗国王谈判。交易的条件是，在新成立的合资公司SIRIP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将得到总利润的75％，ENI得25％，该公司拥有在伊朗8800平方英里可能含有石油的未分配地区25年的垄断开采权。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表示，“意大利人在中东的石油产区又伸进来一条腿”。
华盛顿和伦敦的观点与“七姊妹”公司完全一样。马太伊的行为如果不加限制，有可能扰乱全世界的石油秩序。英美石油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协议是石油产量五五分成，并且操纵下游的巨额利润。如果允许马太伊加入到七姊妹俱乐部，它们担心比利时、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公司会有同样的要求。因此，美国和英国政府正式向伊朗提出抗议，要求中止与马太伊的合作。
但是，抗议并没有立竿见影。1957年8月，马太伊和伊朗达成了开创性的协议。在谈到这一合同的潜力时，马太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东现在应当是工业化欧洲的中西部”，标志着他打算由欧洲帮助建设中东的工业和技术基础设施，石油协议只是第一步。
到了1961年3月，第一批ENI油船停靠意大利的巴里港，带来了与伊朗人合作的第一批成果——18000吨波斯湾原油。马太伊还在SIRIP合资企业中第一次成功开采水下石油，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先者。
在意大利内部，马太伊继续对“七姊妹”公司施加压力，他对消费者采取累进制价格优惠政策，并且说服意大利政府降低过高的汽油税。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迫使英美石油公司在意大利降低油价，1959～1961年降低了25％，这对意大利战后第一次真正的经济恢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国外，马太伊继续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寻找那些英美石油公司认为太小而没有引起注意的地区。ENI和马太伊亲自走访了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一些国家，与它们讨论发展前景，这些前景与以前这些前殖民地听到的迥然不同。
马太伊还在一些国家建设本地炼油厂，这些厂都由这些国家所有。这打破了“七姊妹”公司对盈利能力最强的炼油业务铁板一块的控制。产油国不再仅仅是原材料供应来源，而且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本地工业，加工自己的矿产资源。反过来，ENI也得到了在该国投资的稳定回报，它还得到了炼油设施建设的垄断合同，还有独一无二的世界石油市场。
但是，就是在1960年10月，马太伊的行为引起了白宫和唐宁街10号以及“七姊妹公司”总部的极大不满。这位意大利最大的非共产主义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坚定的基督教民主人士，去了莫斯科。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再次成为欧洲人谈判的焦点，如同20世纪20年代在拉帕洛的情况一样。而且，英美又一次坚决站在谈判的对立面，想方设法阻挠谈判取得成功。
自1958年后，ENI已经与苏联签署了购买少量原油的合同，每年不到100万吨。但是，西方人得到的传闻是，在莫斯科，马太伊和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里兹切夫之间谈的盘子远大于此。1958年10月11日，马太伊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今后五年，每年从苏联购买240万吨石油，作为交换，ENI确保扩大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能力。石油不再用现金支付，而且改用一种大口径油管输送。这将有助于建设一条从伏尔加河－乌拉尔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输送苏联石油的大型管道网。当这一网络完成后，每年可把1500万吨苏联原油输送到东欧，在那里，再换成苏联所需要的工业品和粮食。当时，苏联迫切需要大口径的输油管，但缺乏必要的生产能力。
ENI得到意大利政府支持，国有芬赛德集团受委托在在意大利东南部城市塔兰托建设一座新钢厂，每年生产200万吨的大口径钢管。塔兰托的工厂很快建成了，而且于1962年9月开始为苏联市场生产管道。
意大利可以从苏联手中以1美元/桶的离岸价格买到石油，装运地点是黑海，同样质量的石油在科威特的价格是每桶1.59美元，加上0.69美元的装运成本；1960年初，在美国的价格是2.75美元/桶。意大利钢铁和化工部门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增加了许多工作机会，因此，在意大利几乎听不到英美新闻界大肆宣称的马太伊是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流言，人们顶多只是议论“他爱去莫斯科旅游”。
就在芬赛德的工厂开始为苏联生产输油管一个月之后，即1962年10月27日，马太伊乘坐的一架从西西里到米兰的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坠毁了，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在今天看来，这一事件必然会引起猜测，并会被认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马太伊那年56岁，正处于权力的顶峰。
此后，当时的中央情报局驻罗马负责人托马斯·卡拉梅辛斯在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离开了。他后来在智利反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中发挥了作用。马太伊遇难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拥有加州标准石油（雪佛龙）公司100多万股的股份，也许这仅仅是巧合。卡拉梅辛斯于1962年10月28日提交的关于马太伊之死的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美国政府以“关系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提供。
去世之前，马太伊已经在设法争取意大利第一座试验性核电站的建设权，并且在ENI下成立了新的分支机构，即ENEL，这是一家雄心勃勃、致力于开发国家电力网，并且十分看好核能的国有电力企业。此外，除了与伊朗、埃及和苏联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他还与摩洛哥、苏丹、坦桑尼亚、加纳、印度和阿根廷签署了类似的开发协议。
在写到马太伊之死时，英国财经周刊、伦敦《经济学人》（19世纪40年代因废除《玉米法》而创立，由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考德雷爵士拥有）作了以下评论：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说他多么好，还是多么坏，马太伊将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他既有些像（皇家荷兰壳牌的）德特丁，又有点像克吕格（瑞士金融专家，1943年莫名其妙地死去）。在世界石油界或是在意大利，在马太伊深深地留下烙印的地方，很难再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突然离去，给世界石油市场，也给意大利带来深刻的影响。
《纽约时报》称他为“意大利最重要的人”，他对意大利“战后经济奇迹”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个意大利人。
遇难之前，马太伊一直在做会见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旅行准备。肯尼迪总统当时正在给美国的石油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与马太伊达成某种形式的缓和。肯尼迪与马太伊的会谈没有变成现实。人们只能设想一下可能性。仅仅一年之后，肯尼迪总统遭暗杀。透过复杂的有组织犯罪线索网络，血迹都通向了美国情报部门的大门。
第八章 内外交困 英镑危机和德法联盟的威胁
〖20世纪中叶，英美两国都遭受了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的困扰。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千方百计阻扰欧洲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复兴之路，戴高乐与阿登纳领导的法德联盟最终被美英联手扼杀。〗
【从废墟中崛起的欧洲大陆】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世界终于有了些许希望，这是30多年来没有过的。至少对大多数西欧国家和一些雄心勃勃的，当时被称为“发展中地区”的南半球国家来说，是这样的。
1957年，一种新的经济合作形式——以法国、西德以及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罗马条约的签署而形成。1959年1月，按照罗马条约的条款，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已经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过来，正在重建欧洲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工业基地。在法国，夏尔·戴高乐将军于1958年再度执政，在经济顾问雅克·鲁伊夫协助下起草了经济重建计划，启动了生机勃勃的经济计划，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恢复遭到毁坏的工业和农业，恢复国家财政稳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意大利迎来了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采纳了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的恩里克·马太伊的建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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