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 明：“人知亲”，
“人以易知亲”，
“人知亲能以易知”，
“人以易知因亲能以易知”，
“人知乾。”
象喻的寻求者(4)
这种思想结构比起用“亲”的意向去证明宇宙目的更能维持下去。在这段原文之后，《系辞》还说，“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于是，朱熹解释说，易知只是知亲，知亲便是知心，是和情感相一致的，因而确实是“有亲”［处在控制之下］。易从就是控制人的力量，驯化意志并控制随心所欲，因而有功或有术。有亲有功之人，其品格可比作天，因为有亲有功含有万物，“若知易，一致之感则多，故可近［天之道］”。这种类比反过来又有助于界定君子在世的使命，即要让社会秩序符合宇宙中显然存在的关系的图式。正如《系辞》原
文所表述的：“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孔颖达对此所作的注解是：
天下之理，莫不由于易简而各得顺其分位也……此则赞明圣人能行天地易简之化。圣人极易简之善，则能通天下之理，故能成立卦象于天地之中，言并天地也。［282］
因此，君子的任务是履行他在天的秩序中所领悟到的等级制度，实际上他要通过创造性的辨识行为来表达这个等级制度。领悟图式就是认识图式，所以圣人和自然力本身共同参与创造。用朱熹的话说：“‘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283］
朱熹自我实现的思想仅仅部分地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主理想。彼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的神把它的创造告诉人类：
哦，亚当，我既没有给你固定的位置，也没有给你威信和特殊的礼物，以便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愿望和决定而拥有你自觉地选择的任何位置、威信和礼物，其他东西的明确性质受我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法所制约。除去我置你于其中的自由判断力的约束，你不受任何契约的限制，以至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性质……你是你自己的创造者。［284］
但是人只能在上帝造就的人的等级制度中造就自身，甚至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的纯潜能概念［285］也是由人可能成为的各种生物即人神、人天使、人兽、人狮、人熊等等来定义的。相反，新儒家思想是让人通过把整个宇宙存在包括在内来参与创造。朱熹的神是非人性的，它是对两种相反力量的一种自知，而不是从外部形成万物的神圣造物者。当然，新儒家圣人的确认识到了他希望在社会中实现的自然等级关系，正如《系辞》一开始所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286］但这些是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存在之链，因此，人通过默认这些简易的图式而达到了自我实现。因此，儒家的人道主义不包含富于反抗精神的方面。人没有可与自然匹敌的创造者，也就没有理由去损害自然。
象喻的寻求者(5)
新儒家对自然秩序的认识不同于西方的自然律的概念，朱熹的学生陈淳在描写“无形的”理（图式或构造）的时候，似乎是一直在描述自然律：“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事物上正当合做处便是‘当然’，即这恰好，无过些，亦无不及些，便是‘则’。”［287］但是，正如李约瑟针对这一段所指出的那样，理只是宇宙所固有的“构造原则”；在这个宇宙中，惟一的规律（则或法）是“整体的各部分因其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故必须与整体相一致”［288］。因此，新儒家学说取代神圣法律制定者，坚持理的内在性，他们的自然
律（像怀特海的一样）是明显有机论的。实际上，包含外部自然律的中国传统思想，是汉代的阴阳五行学派。［289］我们认为，19世纪的乌托邦哲学家康有为在寻找用以构建一种自主的社会批判思想的绝对法则中，恰恰返回到了这一学派。然而，只有当他知道了西方思想中存在的绝对自然法则之后，他才警觉到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否则就无法想象在一些理想原则（能够在发展和变化之外客观化）和现实世界本身之间存在绝对差异。姑且承认在理想的制度和现实历史条件之间几乎总有一种差异，但是这种观念不是历史主义的，就是被表达为现有秩序中个人道德修养的规则。中国人发现在具有相互作用功能的“道”之外还可能存在着重要的原理。这样，新儒家学说的完整性才未遭到亵渎。十六七世纪，耶稣会的确把一些独立的数学原理传授给了中国人，但就我们所知［290］，中国没有一个大哲学家把这些原理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对中国文明方式的自信使得这些原理似乎和《易》之崇高的变化莫测无法相提并论。直到19世纪末，这种自信还没被打破。那时，像康有为这样的人在不顾一切地寻求新的文明法则，试图在西方科学的客观规律和人类进步之间建立联系。
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接触到欧几里得原理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的人，并没有完全摈弃新儒家的易图思想。这一代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自己的传统来甄别西方的学问，有选择地对他们看到的某些著作的内容加以区别（实质上是一个翻译者偏好的问题），或者用中国语言的象征性词汇来翻译这些著作，以至使这些新思想的观念充满了中西文化的意义。［291］而且，许多这种过渡型的思想家是从他们自己的极其丰富的传统出发进行革新的，他们受时代的鼓舞，重新向那些长期被忽视或者被忘记的著作者敞开了大门。当然，这不是纯粹的再发现；传统似乎也不是以其古老的形式突然呈现出这些思想的。首先，考察过去是为了寻求对改革的支持；其次，人们有时为了寻求和西方的平等，试图在本国找到外国思想的根源。然而，即使在这种寻求的目的是那么明确的时候，从过去所发现的新思想的确还拥有其自身的力量。这些新思想不仅开创了一个有魅力的领域，以此微妙地改变了进入其中的西方思想成分的轨道，而且也创建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新要素。
象喻的寻求者(6)
差一点被湮没的一位中国思想家，是17世纪的湖南哲学家王夫之（1619—1692）。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王的著作（有一些著作是强烈反清的）完全被湮没了。事实上，直到1842年，他的著作全集才第一次问世，是由湖南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周汉淳编纂校订的。太平军占领湖南时，毁掉了这部著作的印版，并杀死了周本人。但是内战之后，湖南的大政治家曾国藩倡议出版了这部著作。在此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对王夫之的兴趣不断增长。到1915年，湖南长沙已经建立起发行自己刊物*的王夫之研究会（船山学社）。［292］事实上，在长沙
师范学校中，人们能够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王夫之的影响，以至于毛泽东也受到鼓舞，去出席该研究会的每周演讲会。［293］因此，即使毛泽东不一定长期钻研过王夫之著作中的一些非常深奥的段落，我们至少也可以假定：他从王夫之的变化学说中获得了某种观念。
* 这本杂志名叫《船山学报》，专门用于［用其中刘仁池（译音）所写的一篇公开社论的话说］“痛悼中国的共和制”。由于对王夫之著作的详尽评论，该杂志的内容大部分被限制再版。李锐把它说成是一种“民族的精华”之类的杂志。第一个时期是从1915年8月到1927年8月，共出8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932年到1937年，共出14期。这个研究会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一个主要中心。
王夫之本人的著述是反对宋代新儒家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要求朱熹把理的领域和能或气的物质世界明确区分开来，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宋代的本体论中还没有这种本质与现象的区分。但是，朱熹已经把理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在许多阐释透彻的论述中，他超越物质世界去领悟其后（因此而潜在地处于外部）的理，其中就含有这种意义。这样一来，物质的能或气被降低到一种卑下依赖的地位，它只能通过那些崇高的理，被从无目的引向有目的。这就破坏了存在的完整性，从而创立了一种本质与存在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使那些受宗教哲学道教或禅宗佛教影响的思想家感到厌恶。因此，当王夫之把一切自然界的惠赐都归因于物质气的动力时，他是在试图重新恢复哲学的完整性。
它充塞宇宙，当其圆满促使万物繁盛与变化时，在空间上是完全自由的；当其在空间上受限时，则及时运行并随时间行进。从早到晚，从春到夏，从现在到过去，无时则不行，无时则不生。［294］
根据这段论述，气的一个属性就是自主的生长力。这观点与宋代学派（特别是张载）认为物质能背后的动力即天本身这一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理或天之道表现为生，因而是天对生物的赠予，所以其本质是仁的。人对这种永恒赠予（它是人在领悟自己的根本善性过程中认识到的）的感激意识允许他与天共同分享仁的情感，所以，仁是简单的物质和理之间的桥梁。
象喻的寻求者(7)
王夫之从强调体到强调用、从强调仁（生长背后的原理）到强调动（生长的作用）的转换，不再企图超越物质。所以，物质领域似乎有一种自身的内在原动力：阴阳变换、五行相互作用等等。当原动力驱使万物生长时，甚至连不可变更的天命也必须随着变动。“自然即生之理。人日日生，日日圆满，故天命并非仅在人生之时才授予命。”［295］天赋人性由于人的长大成熟而变得黯然失色，除非天为了实现（完善或诚）它而不断地进行干涉。因此，有两种相关而独立的生命过程，天为了造就美德而改变物质形式，而物质的气自行促成生长
，这就通过使理和气相互依赖而把二者统一了起来。然而，为了使二者平等，王夫之必须给予生长以自由，作为物质世界的进化规则。由于这意味着变化本身既是必然的又是善的，研究王的思想的学者便倾向于假设，现象的运动是有目的性的而与外部的观念无关。因而，王的思想就是独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不相信纯粹的理，而关心固有的社会关系。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马克思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96］
有时王的言论甚至也颇像恩格斯：“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29８］
当王夫之把图式的识别和物质的自身运动（“势之必然处”）统一起来的时候，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他实际上是一位似乎比列宁本人还要纯粹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例如，卡尔?考茨基就曾谴责列宁向马克思主义重新输入了一种不必要的末世学。在他的哲学的素朴性中，这位俄国革命家已经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论拉回到了前黑格尔学派时期，因为：
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解体，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开始，以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束。以后，“绝对”被转化为辩证法的“理念”运动，而明确地被排斥在“精神”和“物质”的存在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转化，仅仅是使这种辩证法摆脱了其最后的神秘外壳。真正的历史运动是在辩证法的“理念的自我运动”之下发现的，这种革命的历史运动被宣称是惟一的“绝对”遗存。［299］
这样，列宁就把真正的辩证法降到“作为基本和谐的进化发展和向绝对真理无限发展的现有知识”［300］。因为王夫之显然没有使这种现象的意义依赖于一个终极的完成，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末世学。他的历史的理性化甚至不是一种神权政治。因为，正如莱什札?克拉科夫斯基所指出的，尽管神权政治不在终极完成中寻求辩护，但由于它“试图通过把它和一个慎重设想的整体秩序联系起来而为部分恶做辩护”［301］，它就仍然是神学的一个后裔。因为王夫之以张载的仁即天赋生命为始点，他就不需要为除了运动本身之外的运动寻求任何辩护。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即是善的一个证据，所以人在期待天堂的时候不一定要忍受世俗之恶。事实上，如果没有世俗与宗教、生与死、罪恶与得救之间的划分，王就根本不需要绝对的辩护：只要有一个人既能了解又能喜爱的理就足够了。因此，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不管是特别受到王夫之的影响，还是更加一般地受到传统变化观的影响，他一定不会面临某种存在主义的选择：为行动而行动，勇敢地把船推入真空的伟大舵手，实践的魔术师。运动由于自身才有意义———并不总是像抽象的目的所定义的那样，但或许至少是像具体的一般象喻所表达的那样。实际上，毛泽东通过用象喻取代思想，既描述又唤起了变化的力量。
象喻的寻求者(8)
特别是由于毛的一些语言一直在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所以毛的个人形象和许多他所运用的大众化象征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明晰的。生动的象喻便是这种混合物的一个范例。在1930年元旦的一首诗中，他这样描写武夷山：“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302］同是革命的红色，在1935年之后成了纯粹的绝对象征。“文化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本色”，那些曾被默认为“又红又专”的人这时也必须要“以红带专”［303］。红卫兵可能是模仿了俄国革命中的赤卫队和全世界公认的作为造反标志的红旗。但红色
还的确有它自己的中国含义：喜事、成功、令旗。例如，党的领导人在“大跃进”期间宣布“政治挂帅”的时候，他们便立刻想起了传统戏剧《穆桂英挂帅》和“一个身着刺绣盔甲、佩带红绸裹着的官印、漂亮潇洒的中年妇女”的形象。［304］与红色相对的是邪恶的黑色，“文化大革命”中知识界的反对派就被称作黑帮，或者称他们的著作为黑话。［305］当然，颜色不是好坏的惟一标志。毛泽东在1957年说，“错误的思想”是“牛鬼蛇神”，这个短语出自18世纪的小说《红楼梦》。［306］当毛泽东的思想被颂扬为“照妖镜”时，修正主义者便被形容为“贪婪的狼、毒蛇、寄生虫和害人虫”［307］。
敌人没有什么具体的邪恶行径；他们是一般而言地没有人性。即使政治立场有时和私人绰号或特征十分明显的社会观念（“命令主义”、“官僚主义”）联系起来，为了唤起人民的觉悟，毛泽东也往往要引用民间传说中区分好与坏的形象化描述。
毛泽东运用民间联想的技巧通常来自于地方语，但这并不妨碍他创造一些隐喻。有这样一些对山的描写：雄伟的群山有时被赋予生命力，好像“万马战犹酣”一样耸立着，“刺破青天”，天若没有山的支撑就会塌下来。［308］有时，山又代表伟大的“空间”即地球的基本面貌，为“出世”必须“横空”。巍峨昆仑位于1935年时的毛泽东和长征的终点之间，它永恒地超越了死亡的界限，向人的暂时性挑战。如果毛泽东只能倚天抽其“宝剑”，那么为了太平时代的到来，他会截昆仑山为三并与世界共同分享它的能量。［309］
道家圣人与山相融，认可自然。毛泽东则热衷于向自然挑战，赞美那些战胜逆境的人。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310］
只要经得住自然的挑战———像梅花斗寒冬迎春日一样———实质上就是一个胜利。
象喻的寻求者(9)
卜算子
咏 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311］
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的这首名词———《咏梅》———是12世纪宋代忠臣陆游*做的：
* 陆游（1125—1210），字务观，他出身于金灭北宋的前一年。陆游以试诗赋通过了南宋的科举考试，他希望恢复南宋对全国的统一，由于坚定地反对秦桧投降的“偏安媾和”政策而非常有名。后来，经过被贬地方不受重用后，他终于被委以在首都负责军事策略的重任。陆游死前，北部仍在金的手中，他写了著名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卜算子
咏 梅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312］
陆游的梅花处于崇高的孤独之中，显示了反时代潮流的个人勇气。梅花在断桥边“无主”地坚守岗位和北方，由于“群”（“气味相投的一伙”官员）已经接受了占优势的绥靖政策，嫉恨任何依旧出于道德原因而脱离政治的人，所以梅花的寂寞就是必然的了。由于这样一种“洁身自好”会被误认为一种愚蠢之举，陆游担心他的正直名声被玷污了。但即使他的名声被毁，其花瓣零落，词人也坚信他的“香”最终会存留下来———与其说是因为宋朝收复北方的春天不可避免地要来临，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态度那么类似于古代的儒家英雄。
虽然同是围绕着梅花这个中心主题去写，但是毛泽东所颂扬的是像飞雪和百丈冰那样刺目的晶莹，而不是暗淡的黄昏。他在另一首词中告诉我们：“寥廓江天万里霜”，“胜似春光”［313］。在这样的情景中，梅花在冰崖上迎着风雨，傲然怒放。陆的眼睛盯住一些被废弃的人为之物———驿站和断桥，而毛泽东的诗词却昂首挺立，仰视着自然之物的奋发向上。这里，梅花的美只是“俏”，是一个缩影而不是例外。它在万花丛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呼唤春天来临的自信能力，它在万花丛中斗争，但不反对万花丛。结果是，陆游为了自我辩护和政治复辟而注视着过去，毛泽东却期望着未来革命的成功。
人与自然的斗争，也同样表现在毛泽东的许多其他诗词尤其是从国内战争获得灵感的诗词中。为了庆祝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红军活捉张辉瓒，毛泽东写下的诗句是“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军事上的胜利就是对宇宙的胜利，他的士兵怒气“冲天”足以蔑视太空本身，甚至于破坏了中国风景的情趣：“不周山下红旗乱。”［314］在毛泽东的一首描写《西游记》中令人敬畏的英雄的诗中，孙猴同样发起了与天的斗争。在那里，除非受佛的同情心所制约，孙猴象征着人类残酷与破坏的本能。孙猴与神斗争，似乎他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力，像“风雷”一样突然从大地升起。［315］革命也是这样一场风暴。当毛泽东的军队攻打南昌时，他写到：“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316］因为是人制造了革命，所以人也就是风雷雨电。
象喻的寻求者(10)
孙猴这个民间形象表明毛泽东把人民比成自然力不是虚构的，甚至持儒家学说的人也这样来看待造反的农民，这或许是因为相信如同四季过程一样，由帝王按照仪式来控制农民暴动是一种安慰。因此，当天命学说在汉代（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被充分地阐发时，造反便被看作是预示上天发怒的朕兆，以至中国的统治者即使不承认群众的因果作用，也得承认群众对历史的影响。甚至在以后的年代，当预兆之说对儒学理论家已失去其大部分魅力时，农民造反几乎依然被看作是一种自然力量，往往被他人所利用。譬如，王夫之就以这种
观点来说明如何利用“农民造反”：
用群盗者，大利大害之司也。收其归者有权，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铜马而帝，曹操兼黄巾而强，唐昭用朱温而亡。［317］
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搞农民运动调查时，他可能运用了类似的观点来作思考，但是他并没有小心谨慎地权衡利用农民运动的“益处”和“险处”；他那时正坚持认为，这种农村革命的洪流必将迅猛发展起来。*
* 我并不认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完全产生于王夫之的论述。Maurice Meisner的出色研究：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把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大部分追溯到他的良师益友李大钊的理论。但是Meisner的另一篇论文（Leninism and Maoism：“Some Populist Perspectives on Marxism?鄄Leninism in China，”China Quarterly，45∶2—36）却试图搞清楚，毛泽东在没有读过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情况下，为什么始终如一地坚信农民革命的自发性、落后地区的有利条件、意志的重要性和农村相对于城市的优势。迈斯纳认识到，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可能有其本国文化的根源，但是他更强调在苏联和中国“独立出现的某种相似的革命思想方法”是由于一些相同的原因，诸如面临资本主义的传统，农村生活的破落，两国都缺少一个资产阶级，等等。“民粹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人与社会的代价，特别是对那些由农民所承担的代价的一种反抗，但它不是一种农民的思想，而是一种代表农民大众讲话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思想”。然而，我在这里所感兴趣的，是指出由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毛泽东觉察到了农民运动的力量。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318］
象喻的寻求者(11)
毛泽东不仅欢迎那些基本群众力量的势头；在这期间他也受到了精神的鼓舞。同一年夏天，当革命的巨浪似乎更加迅猛时，他写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319］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巨浪高涨这种比喻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主题。他告诉他的同志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320］“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321］确实，正如40年前毛泽东在一首词中的形象化描述所暗示的那样，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乘风破浪。*
* 这是1966年毛泽东畅游长江的象征性意义。一年之后，5万“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同一地点纪念他的业绩，他们劈波斩浪，一起“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开创的道路，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做了一次“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的突破”。《北京周报》（1967年8月11日）第33期，13页。同样的形象化描述也用于青年英雄金训华的牺牲（见第二章）：“金训华在激流中同巨浪勇敢地搏斗。一个大浪把他打入漩涡，但他又把头浮出水面向临近的电线杆冲去，又一个大浪把他打回漩涡，他却又浮出水面向电线杆冲去，第三个大浪扑向他，他又顽强地把头浮出水面向电线杆冲去……金训华在关系生与死的斗争中，勇猛地与三个巨浪搏斗，他所经受的考验是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活命哲学’的有力痛击。金训华的力量随着每一次的搏斗而开始减少，他被卷入越来越深的水中，距离岸边越来越远，但是他却正在越来越近地趋向‘既不怕苦又不怕死’的思想巅峰。向前冲，向前冲!抓住电线杆就是胜利!电线杆是惟一的目标，但正在这时，另一个巨浪向金咆哮而来。”（《革命青年的榜样》，25-2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1970。）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322］
在愚公这个寓言中，人与自然的相互斗争，实际上是对现实斗争中竞争对手之间斗争的形象化描绘。事实上，只有通过这种斗争，人才能最充分地认识自己，因为人———甚至作为一个集体———有潜在的力量。革命的行动解放人的“生产力”，实际上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23］。因此，革命实质上是把决心转化为动力［324］，把“目的”转化为真正的“历史的火车头”［325］。
火车头仍然需要工程师；革命的发动机无论一开始有多大的力量，也必须有人来开动并添加燃料。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有下面这种孤注一掷的急迫的意识：如果使其觉醒，群众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使其消沉，群众就会变得冷漠。
象喻的寻求者(12)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326］
由于实际上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只争朝夕”，所以他能把自己的形象化描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上，中国“一穷二白”，像一张白纸，在上边“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327］。
毛泽东的早期生活是从愤然寻求历史变革的象喻而开始的，在混乱的国内战争中，他所发现和试用过的一些象喻曾唤起了他身边许多人的想象力。由于他通过在中国的游说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形象，所以那些象喻就超越了意识形态。诚然，甚至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发动一周后就从有节制发展到无节制的狂热运动，也能用明确的意识形态概念来衡量：一个矫枉过正的自觉政策，或者一个以毛泽东的矛盾学说（“斗争—批评—转化”）为根据的纲领。而这些标语在经过事实验证之后看起来似乎常常是合理的。这些标语如此经常地出现，似乎表明历史火车头的减速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以至他本能地转向他所创造的象喻去寻求灵感。
但是这并没有使毛泽东成为他自己隐喻的囚徒。象喻也并不含有突然从理智转向幻想，又从幻想转向理智这种跳跃的意思。象喻有时很盛行，但是在它们的背后的确有一种连贯性的意义，一种完整性的感觉。这可由思想史来做出更好的解释。
［1］Noriyuki Tokuda，“Mao Tse-tung’s Ideological Cohesion with the Party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1935—1945”（Paper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Santa Fe，N.M.，August 1971）.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666-6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同上书，796页。
［4］同上书，654-655页。
［5］《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04-05。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85页。
［7］参见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红旗》，1969（05）。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585页，郭沫若的论文题为《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9］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3~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10］参见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中国法律与政府》1，4 ∶ 28，也见CLG，1.4 ∶ 28。
象喻的寻求者(13)
［11］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4-5页。
［12］［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册，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3］参见《苏联修正主义者是怎样在苏联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46-5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1968。
［14］毛泽东：《炮打司令部》（1966年8月5日）。（此处引用有误。———译注）
［1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7~838页。
［16］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见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红旗》，1969（5）。
［17］参见上注，13页。
［18］这个提法来自在毛指导下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年1月14日），即《二十三条》。
［19］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9月），载《红旗》，1967（13）。
［20］毛泽东通过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党内冲突的技巧，可以回溯至1929年的古田会议。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这种技巧被彻底完善了。见 Mark Selden，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88—200。
［21］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载《红旗》1967（9） ∶ 21。
［22］“亲民”最早是由宋代的新儒家改为“新民”的。
［23］《四书?大学》，1页，台北，台北文化书局，1960。
［24］［明］王阳明：《王文忠公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7 ∶ 96。
［25］同上书，7 ∶ 94。
［26］六谕，或六诫，最早由明朝的创立者在1397年颁布。见《皇明太祖实录》，台北影印本1966年版，3677页。
［27］讨论乡约制度最简明贴切的英文著作是Kung?鄄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cal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p?郾184—191。James Legge关于“帝国儒学”的论文举出各种敕令的原文，对之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见 The China Re?鄄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6 ∶ 147—158，223—235，299—310，363—374。
［28］［29］Hsiao，Rural China，p.189.
［30］James R?郾Townsend，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183.
象喻的寻求者(14)
［31］Ibid.，p.182.
［32］H.C.Chuang，The Little Red Book and Current Chinese Language（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8），pp.7—8.
［33］Ibid.，p.44.
［34］《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15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
［3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596-597页。
［36］《毛泽东文集》，1版，第6卷，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7］《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9］《毛泽东主席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载《人民日报》，1964-11-29（1）。
［40］《形势大好，乘胜前进》，载《解放军报》，1967-09-01。
［4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499页。
［4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2-10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668-669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48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49页。
［46］《毛泽东文集》，1版，第6卷，466页。
［47］《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14~15页。
［48］H.C.Chuang，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7），pp.10—11.
［49］《毛泽东文集》，1版，第6卷，423页。毛泽东在1958年说：“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
［50］《用文斗，不用武斗》，载《人民日报》，1966-09-05。
［51］《毛泽东著作选读》，1版，下册，788页。
［52］Stuart Schram’s introductory essay in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鄄tung，p.xix．
［53］［54］《人民日报》，1966-08-26。
［55］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红旗》，1969（05）。
［56］《毛泽东诗词选》，1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7］本刊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载《红旗》，1967（02）。
［58］《人民日报》，1966-08-19。同一谈话还登在题为《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在一起》的文章中，见《人民日报》，1966-11-12。
象喻的寻求者(15)
［59］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可看Stuart R.Schram，“The Party in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China Quarterly，38 ∶ 1—26。
［60］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这段话不是毛泽东说的，出处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66-08-09。———译注）
［61］毛泽东：《和周总理的谈话》（1967年），in JCMP，p.49。
［62］《人民日报》，1967-05-18。《人民日报》1967年5月23日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引用了这一论述。
［63］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红旗》，1969（5）。
［64］Robinson，Cultural Revolution，pp.45—46.
［65］这是毛泽东同斯诺的一段谈话。斯诺的记录在发表前曾经毛泽东的助手们作过核实。这篇访问记登载在1965年2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上。
［66］顾阿桃（她是一位53岁的没有文化的农民妇女，因在中国江苏省的多次会议上发表演讲而闻名）：《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载《北京周报》，1967（33）。
［67］这种皇帝的普遍要求的例子，见Ch’ien-lung关于佛的境界的解释。Harold L.Kahn，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85。
［68］H.C.Chuang，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7），pp.30—37.这个词作为护符在这里叫“法宝”，来源于佛经箴言，后来在大众的虚构中成了能够制服所有军队的神秘武器。
［69］《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JPRS，90 ∶ 78。
［70］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1959），pp?郾163—164.
［71］T. A.Hsia，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3），pp?郾25—31，52.这个词在这里具有广泛深入的、积极有力的、直接投入整个社会的行为的含义，它更有力地表达了“扎根”的意思（扎根，其中“扎”有刺穿或穿透的意思）。
［7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73］《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载《人民日报》，1966-07-29。
象喻的寻求者(16)
［74］JCMP，p.38.
［75］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1967年）。
［76］［77］《人民日报》社论（1970年10月30日）。
［78］［79］［80］《吉林省长春市领导干部讲话》（1970年10月26日），广播讲话，cited and translated in China Quarterly，45 ∶ 202—203。
［81］关于这些典范对1911年的革命家的影响的讨论，见Mary Backus Rankin，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39。
［82］有关这些演变的细微的分析，见J.R.Levenson，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83］T.A.Hsia，Metaphor，Myth，Ritual，and the People’s Commune（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1），p.25.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表示过，劳动英雄作为态度的楷模，对其他党员和广大群众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见毛泽东：《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载《解放日报》，1944-09-05。（这是《解放日报》的社论。———译注）
［84］原文如此，张思德牺牲的日期是1944年9月5日，即抗日战争时期。———译注
［85］Chuang，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p.28.
［86］《革命青年的榜样》，32页，北京，外文出版社，1970。
［87］同上书，25页。
［88］同上书，28页。
［89］这是从另一位英雄的日记中摘录的，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长忠》，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0。
［90］《列宁选集》，3版，第3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1］毛泽东：《领导与民主》（1967年1月1日），见JCMP，p.133；也见CB，885 ∶ 12，它载有这段引文的第一部分，但未涉及民主的内容。这段话在《人民日报》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也提到过。见《毛泽东文集》，1版，第7卷，208～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2］Rosa Luxemburg，The Russian Revolutio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p.72.
［93］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1965年1月29日），见JCMP，p.100；也见JPRS，23，以及CB，891 ∶ 49。
［94］米洛万?德热拉斯（1911—?摇），南斯拉夫人，曾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政府中担任过领导职务，1954年退党。———译注
象喻的寻求者(17)
［95］毛泽东：《驳“舆论一律”》（1955年5月24日）。
［96］毛泽东：《革命组织的形式》（1967年10月19日），见JCMP，p.147；也见《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9日社论。
［97］关于这种不同的发人深省的讨论，见George Lichtheim，Marxism：An Historic
al and Critical Study（New York：Praeger，1967），pp.47—50。
［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9］同上书，71～72页。
［100］同上书，73页。
［101］同上书，81页。
［10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translated in Lichtheim，Marxism，p.36。
［1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1卷，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4］同上书，430-431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第3卷，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6］郑观应：《盛世危言》，第2卷，29、99页，台北，许声书局，1965。关于强调“空”，又见第2卷，36、93页。
［107］John Wilson Lewis，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p.57.
［108］毛泽东：《在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见JCMP，pp?郾34—35。刘少奇作为个人宗派领袖被清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09］毛泽东：《青年》（1966年9月26日），见JCMP，p.131。
［110］James R.Townsend，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68.（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161～162页。———译注）
［111］《人民日报》，1958-10-09，这涉及农民尊重公社的态度。
［112］H.C.Chuang，Evening Chats at Yenshan，or The Case of Teng T’o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0），p.1.
［1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482～4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14］《周恩来选集》，下卷，161页。
［115］Richard H.Solomon，“One Party and ‘One Hundred Schools’：Leadership，Lethargy，or Luan？”Current Scene，7.19～20 ∶ 10.
［116］《毛泽东文集》，1版，第7卷，281页。
［117］参见Solomon，“One Party”。
象喻的寻求者(18)
［118］毛泽东：《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1959年8月15日），见CLG，1.4 ∶ 71。这期杂志收录了所谓“毛泽东的密谈”。
［119］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见CLG，1.4 ∶ 36。
［120］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见CLG，1.4 ∶ 28。
［121］［122］Ibid.，1.4 ∶ 35.
［123］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见CLG，1.4 ∶ 61—62。
［124］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1959年8月16日），见CLG，1.4 ∶ 57—58。
［125］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1959年8月2日），见CLG，1.4 ∶ 54。张曾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2月担任外交部长之后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应为外交部副部长。———译注）
［126］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8页。
［127］参见梁启超：《新民说》，载《新民丛报》，11 ∶ 1—14。这是一篇连载社论，发表于第1期。
［1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5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9］同上书，505页。
［130］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见JCMP，p.39。也见《人民日报》（1967年8月21日）。
［131］见JCMP，p.35。
［132］毛泽东：《错误》（1967年8月21日），见JCMP，p.144。
［133］毛泽东：《一个批语》（1959年8月10日），见CLG，1.4 ∶ 68。
［134］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见CLG，1.4 ∶ 73—74。
［1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第3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6］《资本论》，第1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8］同上书，98页。
［139］参见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67年5月29日），62～62页。
［140］毛泽东：《海瑞与彭德怀》（1965年12月21日），见JCMP，p.40；也见《中共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JCMP，pp.106—107；PR，21 ∶ 6—7。
［141］Chuang，Evening Chats，p.9.
［142］《彭德怀的供词：彭德怀在拘留期间审讯记录》（1966年12月28日—1967年1月5日），见《彭德怀案件专辑，1959—1968年》，香港，联合研究院，1968。
象喻的寻求者(19)
［143］原文如此。这种说法显然没有根据。———译注
［144］Chuang，Evening Chats，p.21.
［145］肖前、李秀林、董新民、方克立：《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载《人民日报》，1966-05-18。
［146］朱理章：《拨开迷雾看“清官”》，载《文汇报》，1966-01-06。
［147］《毛泽东文集》，1版，第6卷，166页。
［148］同上书，392页。
［149］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载《文汇报》，1965-11-10，或《人民日报》，1965-11-30。
［15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修订2版，39～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51］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82页。
［152］参见毛泽东：《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1963年12月13日），见JCMP，pp.87—89。
［153］《人民日报》，1996-01-02。
［154］毛泽东：《斗私批修》（1967年11月6日），见JCMP，p?郾149，也见《人民日报》，1967-11-06。
［15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116～117页。
［156］同上书，28页。
［157］在欧洲思想中对神圣权利学说和主权的起源有多种解释，这里我仅仅是提出了其中的一种。虽然我不一定认为英国学派的阐释（参看：John Neville F’iggis，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是惟一正确的，而一定接受Otto Gierke和Fritz Stern所提供的解释，但是由于是和中国的情况相对比，我更加依靠前者。
［158］这种讨论更多地归功于Ernest Barker’s introduction to Otto Gierke，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1500—1800（Boston：Beacon Press，1960）。
［159］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家和思想家，著有《君主论》、《论蒂托?李维的最初10年》等。———译注
［160］Hiram Haydn，The Counter-Renaissance（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1950），p.152.
［16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54页。
［16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597页。
［163］约伯，《圣经》中的人物，相传是一位希伯来族长，以吃苦耐劳著称。———译注
［164］参见毛泽东：《改造世界》（1968年1月12日），见《人民日报》，1968-01-12。
［165］《毛泽东文集》，1版，第7卷，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象喻的寻求者(20)
［166］T.A. Ｈsia，Metaphor，Myth，Ritual，and the People’s Commune（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1），p?郾10.
［16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45页，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书店，1986。
［168］同上书，143页。
［169］同上书，143页。
［170］同上书，146页。
［171］同上书，134页。
［172］同上书，150页。
［173］参见《十三经注疏》，下册，16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4］同上书，1629页。
［17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38~139页。
［176］同上书，135页。
［177］同上书，137页。
［178］［179］《十三经注疏》，下册，2737页。
［180］［181］《十三经注疏》，上册，181页。
［182］《十三经注疏》，下册，2679页。
［183］［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册，389~3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4］［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下册，445页。
［185］［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上册，114页。
［186］［187］［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册，232页。
［188］《二程集》，第1册，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9］同上书，31页。
［190］Chu Hsi，I Shu，in Wing-tsit Chan，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627—628.
［191］《资治通鉴序御制》，见《资治通鉴》，第1册，3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192］Stuart R.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Praeger，1963），p.11.
［193］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译注
［194］奥特曼（1524—1590），法国法理学家。———译注
［195］Julian H.Franklin，ed.，Constitutional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ree Treatises by Hotman，Beza，and Mornay（New York：Pegasus，1969），pp.19—20.
［196］贝萨（1519—1605），法国神学家。———译注
［197］Julian H.Franklin，ed.，Constitutional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ree Treatises by Hotman，Beza，and Mornay（New York：Pegasus，1969），pp.30—39.
象喻的寻求者(21)
［198］《十三经注疏》，上册，130页。
［199］对博丹的这种特别解释，是我通过阅读Samuel P?郾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一书而获得的，见该书98-107页。
［200］Frederic Wakeman，Jr.，“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Chiang-nan：The Siege of Chiang-yin”（1971年6月在Honolulu召开的有关清代地方控制与社会反抗的会议上的发言论文），pp.34—37。
［201］参见梁启超：《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11期，15～26页。根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毛泽东曾经反复读过这一期杂志。
［202］同上书，22页。
［203］同上书，25页。
［204］［205］同上书，26页。根据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毛泽东曾经反复读过这一期杂志。
［206］例如，Karl Korsch曾有一篇未发表的论毛泽东主义的文章。像Fred Halliday所评论的，“毛泽东强调作为具体力量的革命观念，这同科尔施强调主观形态斗争具有某种相似之处”。见Fred Halliday对Karl Ko 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trans.Fred Halliday（London：NLB，1970）一书的介绍。
［207］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trans.Rodney Livingstone（Cambridge：MIT Press，1971），preface to the 1967 edition，p.xiii.
［208］Ibid.，p.xviii.
［209］Ａlvin W.Gouldner对此作了许多研究，见其文章“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review of 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uly 18，1971），pp.4—5，14—15。
［210］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reface to the 1922 edition，p.xxiv.
［211］G.H.R.Parkinson，“Introduction，”in Georg Lukacs：The Man，His Work and His Ideas，ed.G.H.R.Parkinson（NewYork：vintage Books，1970）pp.9—10.
［212］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13.
［213］Gouldner，“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214］［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15］同上书，99页。
象喻的寻求者(22)
［216］索勒尔，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译注
［21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102页。
［218］同上书，103页。
［219］John M.Cammett，Antonio Gramsci and the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10—211.
［220］Ibid.，p.195.
［221］Gramsci，Prince，pp.90—92.
［22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31～34页。
［223］Roxane Witke，“Mao Tse-tung，Women，and Suicide in the May 4th Era，”China Quarterly，31 ∶ 128-147.
［2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51页。
［225］Boyd Compton，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pp.12—13.
［226］Ibid.，p.14.
［227］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497页。（与原文有出入。———译注）
［228］同上书，494页。
［2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30］同上书，147页。
［2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41页。
［232］同上书，304页。
［233］参见上书，342页。
［234］Che Guevara，“Ideology of the Cuban Revolution”（October 8，1960），in CGS，p.18.
［235］Ibid.，pp.20—21.
［236］Che Guevara，“Farewell letter to His Parents”in CGS， pp.142—143.
［237］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引自Alastair Davidson，Antonio Gramsci：The Man and His Ideas （Sydney：Australian New Left Review Publication，1968），p.ii。
［238］Georg Lukacs，Lenin：A Study on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trans.Nicholas Jacobs （London：NLB，1970），p.31.
［239］Parkinson，“Introduction.”in Georg Lukacs，p.12.
［240］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p.19.
［241］Lukacs，Lenin，p.9.
［242］Ibid.，p.11（italics mine）.
［243］Ibid.，p.13.
［244］Ibid.，p.43.
［245］［246］Ibid.，p.48.
［247］Ibid.，p.101.
象喻的寻求者(23)
［248］Martin Evan Jay，“The Frankfurt School：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1923—1950”（Ph.D.diss.，Harvard University，1971）.
［249］Gouldner，“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250］Gesprache mit Georg Lukacs，p.45，cited in Istvan Meszaros，“Lukacs’Concept of Dialectic，”in Parkinson，Georg Lukacs，p.54.
［251］Leszek Kolakowski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见“Intellectuals a gainst Intellect”（Paper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s，Jerusalem，March 1971）。
［252］Michel Simon，et al.， Lénine：la philosophie et la culture（Paris：Editions Sociales，1957），p.27.
［253］Gouldner，“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254］George Lichtheim，“The Concept of Ideology，”in George Lichtheim，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Vintage，1967），pp.18—21.
［255］Lucien Goldmann，The Hidden God：A Study of Tragic Vision in the pensées of Pascal and the Tragedies of Racine，trans.Philip Thody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4），p.308.
［256］同上书，pp.308—309。《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享有盛名，并对法国存在主义产生了影响，随后卢卡奇出于一种敏锐，指出，由于黑格尔把异化看作是客观化的完全的形式，因此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似乎的确同资产阶级的存在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像海德格尔一样的思想家“把社会批评升华成为一种纯粹的哲学问题，也就是……把一种本质上的社会异化，转化为一种永恒的人性的条件”。见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 sciousness，p.xxiv。
［257］Cited in George Lichtheim，“From Pascal to Marx，”in Lichtheim，Concept，p.278.
［258］［259］Louis Althusser，“Sur la 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 （de l’inégalité des origens），”La Pensée，110 ∶ 10.
［260］Louis Althusser，“From Capital to Marx’s Philosophy，”in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Reading Capital（Paris：Francois Maspero，1968），pp.24—28.
［261］Althusser，“Sur la dialectique，”p.14.
［262］Ibid.，p.16.
象喻的寻求者(24)
［263］Ibid.，p.18.
［264］CGS，pp.121—138.
［265］Ibid.，p.124.
［266］Ibid.，p.126.
［267］Ibid.，p.127.
［268］Ibid.，p.128.
［269］Ibid.，p.129.
［270］Ibid.，p.137.
［271］Ibid.，p.129.
［272］Ibid.，pp.123—124.
［273］《朱子语类》卷六七，转引自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论宋明理学》，29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74］《十三经注疏》，上册，15页。
［275］《二程集》，3册，7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6］《十三经注疏》，上册，16页。
［277］《二程集》，3册，701页。
［278］同上书，689页。
［279］《十三经注疏》，上册，76页。
［280］《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六，易类，第12册，《原本周易本义》卷七，68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281］《十三经注疏》，上册，76页。
［282］同上书，76页。
［283］《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六，易类，第12册，《原本周易本义》卷七，68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284］Pico della Mirandola，“Oratio de Dignitate hominis，”in Nikolaus Lobkowicz，Theory and Practice：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7），p.135.
［285］Nicholas of Cusa，De Conjecturis，in Ernst Cassirer，Individuo e cosmo（Firenze：La Nuova Italia editrice，1935），p.141.
［286］《十三经注疏》，上册，75页。
［287］Joseph Needham，“Human Laws and Laws of N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II），”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12.2 ∶ 216—217.
［288］Ibid.，p.218.
［289］Derk Bodde，“Evidence for‘Laws of Nature’in Chinese Thought，”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0.3—4 ∶ 709—727.
［290］我还没有机会读到Willard Peterson有关Fang I-chih（方以智）的重要著作，他以此完成了哈佛大学博士论文。
［291］对这种观点的卓越分析，见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象喻的寻求者(25)
［292］参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29-30页。
［293］参见上书，12、16页。
［294］Jerome Ch’en，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2，24，48.
［295］Wang Fu-Chih（王夫之），Chou-i nei chuan（《周易内传》） ［Inner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hanges］，Ch’uan-shan i-shu（《船山遗书》） ［Bequeathed Writings of （Wang）Ch’uan-shan］，3 ∶ 36a，in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trans.Wing-tsit Ch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698—699.
［2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译注
［297］Wang Fu-chih，Shang-shu yin-i（《尚书引义》），Ch’uan-shan i-shu，3 ∶ 6a，in Chan，Source Book，p.699.
［298］［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下册，6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299］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 trans.Fred Halliday （London：NLB，1970），p.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