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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界近代中期思想史介绍和描述的是人类 18世纪思想文明的历史成就
与风貌。在东方，主要介绍了明末清初中国三大思想家和清中叶之前的哲学
思想与流派。在美洲，介绍了美国独立前后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社会哲学的源
流、脉络与发展。同时，重点介绍和解析了欧洲18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
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代表人物洛克、
贝克莱、休谟；孟德斯鸠、伏尔泰、拉美特利、孔狄亚克、狄德罗、卢梭；
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都以专章或专节作了详细的评介和考析。全书
立论平实、臧否公正、广征博引、覃思若现。作者运用前后比较、左右勾通
的系统分析方法，对这一时期的人类思想文明的发展脉络与得失利害，提出
一些新的见解和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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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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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世界近代中期哲学思想史记述的，大体上是自17世纪末叶至19世纪初
人类思想的主要进程与成就。
鉴于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以西方思想人物作为代表，则
始于洛克，终于黑格尔。其主要人物的活动时间，约略可以限定在18世纪之
内。
但就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阶段而论，又可以将这段思想史分为两个阶
段，即18世纪英国、法国哲学和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的德国古典哲学。
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看，则自明灭清立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
止，前后约200年时间。其历史成就，则以明末清初中国三大启蒙思想家为
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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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一头沉”到“一边倒”
现代人对大文化兴趣浓厚，而大文化是有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简而言
之，各大居住地域都有自己的不同文化圈；各主要民族也都有不同的文化模
式。如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中国的先秦时代和印度的孔雀王朝，都是最为
著名的古代历史文化高峰。它们在那个时代，可说三峰并峙，难分伯仲。后
来，各由因缘际遇，形成不同的发展曲线。从客观上看，中国自秦汉进入历
史发展的兴盛期，而西方的中世纪却跌入低谷。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也就是
中国的元明时期，西方开始从低谷中奋起，中国则在一条缓慢发展的历史长
线上苦苦徘徊。结果是，西方世界日新月异，中国社会却步入停滞时代。这
并非说中国自宋元以降便没有进步，比较而言，只是西欧诸国发展更快罢了。
到了16世纪，亦即明代正德之后，中西差距愈拉愈大。如果说，17世纪的
人类哲学思想已经呈现出“一头沉”的发展态势——西方哲学发展独快，那
么，18世纪的哲学思想发展状况，则显出一面倒的发展形态——西方在 18
世纪差不多完全取得了主导地位。说西方处于主导地位，并非说在那个时代，
西方人的哲学观念已经传播到世界各个洲际领域和各个主要民族，而是说，
因为他们处于先进地位，他们的影响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类思
想文明的前驱力量，而且将以各种方式，包括文明，也包括不文明的甚至野
蛮的方式，将这些思想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自18世纪起，西方的思想文
明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整个人类的思想文化都起了极其巨大的历史
作用。不论东欧文化、俄罗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还是
中东文化、非洲文化或拉美文化，根本不受其影响的近代思想文明，一个也
不存在。
18世纪是西方思想文明取得重大发展的世纪，也是使他们感到无比自豪
和自信的世纪。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亚洲文化、北美文化和东欧文化，都处在剧烈转变
的前夜。中国正经历着明王朝灭亡、清军入关的惨痛时刻，而且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它的重点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如何处理好汉族文化与以满族为
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尽管思想领域也有许多新的人物和新的见
解，但这些见解很难脱离明亡清立这样一个大背景——可惜这大背景相对于
世界而言，又偏偏成了不甚开化的小背景，而且随着后来西方文化的大量涌
入，其思想内涵又有了新的发展形态和新的社会主题。
俄罗斯在18世纪初叶经历了彼得大帝的革新运动，但这场运动主要表
现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这是一场以现实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变革，
至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还需要相当一段酝酿与准备时间。所以彼得
大帝尽管是一位十分了得的皇帝，但俄国启蒙运动却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情。
日本也在变化。随着荷兰人将西方文化传入日本，日本文化也同中国文
化一样，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日本文化自有一种特质——它对外来文化特别
容易接受，却又不背叛自己的传统，因此，它对这种挑战的应对，远比中国
人正确和高明。固然有人说，日本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王阳明自尊
无畏的学说，其实日本人对待王学的态度，正与对待西学的态度相同或者近
似。但在18世纪，日本同样处在变化的前夜，虽有星星之火，远不足以形成
燎原之势。
此外，非洲与南美的情况也大致相去未远。这两个大洲思想文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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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还要走上一段更为漫长曲折的道路。唯有北美洲将在18世纪下半叶揭开
崭新的一页，美国人将以美国的名义出现在西半球上，而且是以全新的面貌
面对西欧，面对世界。
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讲，自16世纪中叶开始，先进的西欧已开始走在
人类文明的前列，到了 18世纪，更出现“一边倒”的历史局面。然而，18
世纪之后，便物极而反，西欧的先进地位开始遇到强大的挑战，在其后的两
个世纪中，将有更多的民族和国家，将有更多的文化人物登上人类哲学思想
的历史舞台，并且做出各具特色的历史贡献。但在本书记述的这一段时期，
依然是以西欧先进国家的主要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已崭露头角的
美国思想文化精英群和在历史重负下拼命求索的中英鸦片战争前的思想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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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方大趋势：原因与主题
英国光荣革命后，西方哲学进入历史高潮。整个18世纪，西方世界都
处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当中。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时序理解，西方近代哲学
（自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可以分为4个具体阶段：
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为人文主义哲学阶段；
整个17世纪为理性主义哲学阶段；
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下半叶为启蒙哲学阶段；
而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则为德国古典哲学阶段。
这后两个阶段即本书所记述的重点。这两个阶段在时间上虽有些交叉，
但它们显然比前两个阶段来得更其成熟，主题更其鲜明，体系更其完整，而
且更加神采飞扬，高潮迭起。
18世纪的欧洲，应该说是思想启蒙的时代，社会变革的时代，又是产业
革命大发展的时代。但在一些东方人的直觉中，却总把思想启蒙运动放在最
前面，其实，这三者是互为表里的有机整体，加上上个世纪的哲学发展，遂
构成18世纪欧洲哲学的大画面。
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人的解放运动，但这种解放，说到底还是在西方近
代文明条件下的思想解放，它不能也无法取得永恒的价值。但 18世纪的西方
哲学家，则要以人类的名义，对着一切社会现象进行人的思考，并决心把这
种思考呼喊出来，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人类都能以理性的精神看待自
己，看待宗教，看待世界，看待一切。仅这一点，18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就和
17世纪的哲学家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境界和风格。
17世纪的哲学人物，虽然也是一些理性大家，但他们的表现总不如18
世纪的哲学人物来得激烈和爽快，也不如后者来得气派和猛烈。17世纪的哲
学代表人物中，首推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但这些
大人物对待教会和政府的态度，没有一个可以和18世纪的思想人物相提并论
的。
培根以知识为武器，对教会并不真心尊重，但他对英国专制政府，却是
亦步亦趋，小心翼翼，一心求得青睐而后快。笛卡尔对待教会，则处处折衷。
他本来是一位大数学家、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与中世纪的宗教传统是完全
风马牛不相及的。但表现在他的理论上，他宁可划块地盘给神学，或下定决
心要用哲学解释神学，也不愿或不能打破自身矛盾，露出庐山真面目。莱布
尼茨固然是一位似乎样样精通的全才，但他的宗教表现，不过庸常水准，而
且，依他的观点，是要给宗教与神学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不乏哲
学智慧，结果却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猪八戒照镜子，两头都不成模样。
霍布斯确乎是一位猛士，他对宗教迷信，如梁山好汉李逵，排头就是一顿板
斧，然而，勇则勇矣，却往往不得要领。唯有斯宾诺莎的观念，有些18世纪
自然神论的气息，但他的影响实在比不过笛卡尔，也比不过培根和霍布斯。
18世纪的思想人物，意在以人的面貌、人的姿态、人的精神、人的欲望、
人的理性来代表全人类发表意见。他们之中尽管也有自然神论者，也有无神
论者，也有根本否定宗教的人物，也有主张宗教宽容的人士。但是他们几乎
毫无例外地都将人的地位置于宗教之上，把人的理性看得高于一切宗教信
条。他们是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批打着人的旗帜登上人类文明舞台的新一代
智者与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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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8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人物比较，他们无疑是影响更大的一代。17、
18世纪的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还是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荷兰
产生了斯宾诺莎，是荷兰人的莫大光荣。单以英、法、德而论，这三个民族
在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几乎都产生在18世纪，或者说其主要
活动在18世纪。唯一的例外是英国的洛克，但以洛克的影响和思想而论，他
依然是属于18世纪的，或者说，他是站在17、18世纪之交的一位文化伟人。
洛克以后的英国大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则全然是18世纪的思想人物。诚如
某位西方哲学史家所言，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7个人物中，有3
个是英国人。而这3个英国人里，不包括培根，也不包括霍布斯，恰恰就是
洛克、贝克莱与休谟。法国17世纪产生了笛卡尔。笛卡尔的哲学思想精深卓
异，但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虑，从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直接影响和震撼力考
虑，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动力考虑，最有影响的人物，先是伏尔泰，
后是卢梭，还有大百科全书派，而不是学富五车的笛卡尔先生。德国的莱布
尼茨固是一代之雄，其实际成就并不逊于 17世纪任何一位思想家，但到了
18世纪，德国人中又出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康德和黑格尔，而且无论从那个角
度看，康德与黑格尔都是更有影响的人物，即使莱布尼茨有许多超前的思想
也罢。
这倒不是说，18世纪的人物个个比之17世纪的思想家都更有天才，而
是说18世纪具备了新的社会土壤。18世纪的哲学人物正是凭借这块独一无
二的肥沃土壤，才能充分展示和造就了自己无以伦比的天才。
我在前一本书中说过，15、16世纪的西方思想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全才，
个个堪称巨人。可惜却不是哲学巨人。他们首先是伟大的全才，全才之中有
思想，思想之中有哲学，只有进入17世纪，才产生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
而这些哲学家，同样大半身兼数职。他们之中既不乏全才，也不乏巨人。他
们往往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政治理论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
科学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国务活动家又是科学管理专家，还是数理学家
同时也是哲学家。但18世纪的哲学人物就不同了，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代，
哲学才有可能从综合领域中完全解放出来，成为名符其实的带有专门化色彩
的哲学思想人物，如英国的贝克莱、休谟，德国的谢林、费希特。他们均以
哲学而著名，虽有别的才能，哲学才是构成其学识系统的主导因素。即使康
德和黑格尔，尽管个个具有全才特征，但依然属于以哲学为主导的全才，而
不是让哲学与其他学识平分秋色的全才，更不是全才之中隐含着哲学思想的
全才。如果作个比喻，或许可以这样讲，15、16世纪的西方思想家，是金含
沙内；17世纪的思想家是日月分明——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18世纪
的哲学家则是日出海底，月照群山——他们或许不是科学巨人，但却是地地
道道的思想巨人。
当然这不是说，18世纪的思想家人人都擅长抽象思维，或者人人都是狭
义上的哲学人物。实际上，18世纪的一些思想大家，特别是法国思想家，还
是不擅长抽象思维，对一些影响久远的哲学命题也缺少兴致。他们关心现实
更胜于关心思辨，关心社会更胜于关心哲学。然而，他们的思想对人类思想
文明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独特的历史性作用。只有将哲学放在大
文化背景上，只有不囿于哲学的某种特定模式，只有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考
察人类思想史，才能真正将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看得泾谓分明。因
为法国的思想家其实也是大哲学家，只是他们的思维和表达模式或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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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德国人有所不同。
18世纪的西方哲学领域，无疑是一个最为多姿多彩、绚丽灿烂的思想世
界。这世界中的思想人物，既有政治大家，也有法学巨匠；既有思辨巨人，
也有近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比如洛克和休谟就是两位很有影响、也很有见
地的经济学家，而对近、现代经济学产生莫大影响的亚当·斯密，也同样产
生于18世纪。
18世纪的思想家，首先是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他们决心以理性精神
面对一切，审视一切，或赞扬，或批评，或借鉴，或传播，或冷嘲，或热讽，
或谩骂，或批判，或雷霆万钧，或精雕细琢，或一泻千里，或排山倒海。他
们敢想敢说敢骂敢怨。在他们看来，凡是不合理性的，管你宗教也罢，上帝
也罢，贵族也罢，政府也罢，圣贤也罢，经典也罢，一概都应绝然摒去，直
到打它们一个烟消火灭，才能大快我心。
他们对理性充满信心，而对理性的信心也就是对自己的信心。他们不像
17世纪的思想人物那样谨慎小心，外圆内方，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一
片反叛。他们是敢于向着一切传统势力挑战的英雄，不仅表里如一，甚至热
爱夸张：或许失之直白，必存天真之性。即使最为保守和最带17世纪传统的
德国思想家，在他们心目中，依然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学说置于宗教之上。
他们不需要救世主。如果世界上真有救世主的话，那也不是上帝，而是理性；
理性也须人传播，他们就是人类理性的当然传播者。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哲学会出现这样的风格与气象？其原因大约有
如下几种：
(1)经济发展，促成革命
资本主义文明发觞于手工场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但手工场的力量尽管可
以从内部淘空旧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还不足以把这种体制一风吹散。18世纪
是产业革命的世纪，虽然它发端和兴盛于英国，但对整个欧洲都有极其巨大
的震撼、浸染和影响。
启蒙运动与产业革命大体上是并行发展的，并非先有产业革命，后有启
蒙运动；也不是先有启蒙运动，再来产业革命。这可能使那些惯于按照什么
决定什么的思维方式看世界的人有些失望。
但产业革命也不是一下子从天上落下来的财富，它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它的发生基础，按照保尔·芒图的看法，在于商业的扩张，旧式工业
的迅速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这三者其实也未可割裂。因为旧式工业发
展，旧衣服也不能“蔽体”，所以就出现新的形式，就需要新的技术；而工
业的发展必定需要商业的扩大作支撑，商业的发达又需要工业扩展作后盾。
二者互为表里，然而，它们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场地，于是又必然对旧的
土地所有制产生毁灭性的冲击。这一切想必很多中国读者都是熟悉的或者有
所耳闻的。而这一切的发生、发展过程，却往往是激烈的，不近人情的，甚
至是以损害人的尊严乃至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后来，法国批判主义作家巴尔
扎克和英国大作家狄更斯书中所表现的种种不平现象，确切地讲，都是对产
业革命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的反思和抗议。
然而，产业革命的作用又是伟大的。如果说，文艺复兴只是资本主义文
明的序幕，那么产业革命才是资本主义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石。仅以商品的输
出输入而论，它就已经开创了近代文明之前闻所未闻的历史奇迹。保尔·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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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涉及于此时曾引证了这样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英国海关记录的离开英港的商船吨数的变化。材料记述道，
“1700年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不超过31万7千装载吨——这是个可笑
的数字，因为它比今天利物浦港的运输量小到68分之一。1714年，即紧接
着乌得勒支条约以后，马上升到44万8千吨。在随后15年或20年中，进展
很慢……。但是，危机一过去，上升就那么突然并且那么迅速，以致要人猜
测有某种有力的原因在暗中起作用：1783年是95万9千吨，1785年是105
万5千吨，1787年是140万5千吨。虽然从1793年——这是一个新的战争
时期开始的年代——起，出现一种缓慢情况，但出口船舶的动态在1800和
1801年还达到192万4千吨和195万8千吨：在20年中，1781年的数字就
几乎增加到3倍。”①
另一个资料是关于商品输入、输出的变化情况。
输入情况是：
1715年，400—600万磅；
1725年，700万磅；
1750年前，均在700—800万磅之间；
1760年，1000万磅；
1770年，1200万磅；
1775年，1500万磅；
1776—1783年，跌至1100—1000万磅；
1785年，1600万磅以上；
1790年，1900万磅；
1795年，接近2300万磅；
1800年，增至3000万磅之上。
不到一个世纪，翻了将近3番。
输出情况:
1715年，750万磅；
1725年，1100万磅；
1730年，1200万磅；
1740年后，未少于1100万磅；
1757年后，未少于1300万磅；
1771年，1716.1万磅；
1784年，1500万磅；
1785年，1600万磅；
1790年，2000万磅；
1795年，2700万磅；
①
1800年，4187.7万磅 。
芒图先生在讲到最后一笔增长数字时，特别加了一句“最后，1800年增
到当时闻所未闻的数额即4187万7千磅”，而且为着使法国人明白，专门写
②
道，这“几乎等于11亿法郎” 。不用说，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①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76 页。
①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76—77 页。
② 同上书，第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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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必然导致对各个社会领域的冲击。英国产业革命的意义固不
仅仅限于英国，也不限于欧洲，但它促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则是加剧了欧洲
列强对各大洲殖民地的争夺，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样板田”的发展，也直
接刺激和诱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且不管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是怎么想
的，若无产业革命，则他们的观念和著作，必和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大有不
同。
(2)科学传播，技术扬威
与17世纪对比，18世纪还是一个技术时代。它在科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或许比不过17世纪。因为17世纪之前，不但产生了哥白尼和伽里略，而且
产生了开普勒和牛顿。17世纪是为近代科学奠基的时代，特别是牛顿的出
现，对18世纪的思想与文化产生了莫大影响。牛顿力学不但支配了18世纪，
而且主导了19世纪，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之前，甚至都可以说是牛顿
时代——顺便说，自文艺复兴以来，对西方文化产生巨大启迪作用的四位科
学巨匠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相比之下，牛顿的地位尤其显赫，
对牛顿力学的价值，不但英国人万分尊崇，就是如伏尔泰一般的法国人也都
同样由衷敬佩，并且花大气力向自己的同胞作了最充分的介绍。英国思想史
家I·柏林讲的好：
“如果说统治17世纪的是数学模式，那么，在18世纪到处被模仿的则
①
是力学模式，更准确地说，就是牛顿的理论体系。”事实上，“18世纪也
许是西欧历史上认为人类的无限知识这一目标是唾手可得的最后一个世
②
纪。”因为“牛顿完成了解释物质世界这一没有先例的任务，这一任务也就
是通过相当少的几条关于宏观领域和力的基本规律，使得至少在原则上去确
定宇宙中的每一物质实体的每一质点及其运动状态成为可能，并且还要一定
程度的精确性和简明性，这是此前不曾梦想过的。现在，秩序和明晰性君临
于物理科学的王国了：
自然和自然规律隐没在黑暗中。
①
上帝说， ‘要有牛顿’，万物俱成光明。”
18世纪的哲学家既不同于他们的前人，也不同于他们的继承者，他们仿
佛个个都掌握了世界的真谛、宇宙的真谛、人类的真谛和一切存在与精神的
真谛。他们勇于自任，善于自励，差不多个个都有一股“舍我其谁也”的英
雄气概——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上帝的奴仆，而是牛顿力学的知音。
但是就18世纪本身的特征而言，它又是一个技术型的历史时代。18世
纪不但有牛顿的影响，更有瓦特的影响；不但有万有引力作人生的指南，而
且有蒸汽机作开路的先锋。在英国，因为纺织工业机器的广泛应用，而创造
出人类前所未闻的工业奇迹；大量近代工厂的出现，更给了这些机器以用武
之地；加上煤与铁等能源工业的发展，更为18世纪欧洲工业的兴盛提供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举凡后来亚洲人所遇到的一切工业题目，几乎都在18世纪的
西欧国家首先是英国初见端倪。凡此种种，都令18世纪的哲学家们具有一种
全新的风格与气派。他们的时代使他们站得更牢，看得更远，信心更足，气
① 《启蒙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版，第5 页。
② 同上书，第6 页。
① 《启蒙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版，第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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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更大，毕竟凭借蒸汽机作动力的火车头与任何一匹千里马都不能同日而
语。
(3)结构在变，成份、等级地位也在变
所谓结构在变，是指社会各阶层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固然不
始于18世纪，但18世纪却是这种变化的关键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由
于产业革命带来的人口迁移和人员素质的改变，即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涌
入，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工人或工商业者。
资本主义文明首先是城市文明。没有近代城市就没有资本主义。虽然封
建时代也有城市——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表现在城市文化的基本区别是：第
一，城市功能不同；第二，城市居住人口所占全国人口比例不同。所谓功能
不同，即封建时代的城市如中国古代城市并非以工商贸易为其本色；所谓人
口比例不同，即，虽然彼时城市的居住人口也不算少，但其在全国人口中的
比例却少而又少。
资本主义文明兴之于城市，却成熟于18世纪。比如近代意大利名城佛
罗伦萨，它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于是便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一颗明珠。但佛
罗伦萨终于没有成为后来如伦敦、巴黎一样的资本主义强国的首善之区，因
为单单一个或几个佛罗伦萨还不能满足上面提到的第二个条件。
纵观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情况，凡是较早进入和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历程
的国家，毫无例外，都要走城市化道路：第一，城市要成为工商中心；第二，
城市人口在总量上要超过农业人口；第三，全部或绝大部分农业人口都变成
工业意义上的从业和消费人口。
因为人口在变，素质在变，成份也在变。城市人口多了，工业人口多了，
新的阶层主要是工商阶层所占的社会比例大了，从而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更
全面的政治要求。这种变化虽然早已有之，但在18世纪来了一个加速度。举
个例子说，属于英国新工业发达区的沃里克与斯塔福两个郡，“在1700年共
有224000居民，在1750年共有285000居民，在1801年共有447000居民”
①。在兰开夏中，变化还要快，“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从24万升到67万2
千。”②
正因为有这样的变化，英国革命才得以顺利完成，法国革命才具有了坚
实的政治基础，所谓短裤党人才得以扬眉吐气，所谓第三等级才敢于向第一、
第二等级的贵人们挑战。也唯其如此，洛克才在英国本土得到那么多人的欢
心；卢梭才在法国革命前后得到那样的声誉，虽然早在革命爆发11年前，他
就不无遗憾地悄然故去了。
人口的变化，人口成份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必定带来新兴阶层
地位的变化，他们如果还不曾全然自觉，至少他们的代言人——18世纪的思
想家们要以“人”的名义讨要历史本来应该提供给他们的历史荣誉与地位了。
(4)思想成就，水到渠成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并非从天而降，更非空穴来风，它有自己的承继对
象。它既是18世纪现实文化的典型反映，又是文艺复兴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必
① 《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286 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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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结果。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固然不同于17世纪的理性主义思想家，也不
同于文艺复兴早期开始涌现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但他们的精神与本质是一脉
相承的。属于这个历史阶段的早期人物，如洛克，他的思想和体系，与 17
世纪的思想家更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那几位思辨
大师依然没有彻底超越理性思维的天地，只不过他们将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
唯理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新的结合点上予以更其深化和系统化罢了。
如果从1350年文艺复兴兴起时算起，到英国光荣革命，就用去了300
多年时间，到法国大革命，则用去将近440年时间。如果从1453年东罗马帝
国灭亡开始计算，也有二三百年的时间了。18世纪的哲学正是上承400年文
化传统，吸收300年哲学营养，从而形成更其成熟、更富战斗精神和更具思
辩特色的新的哲学体系。尽管他们依然带有强烈的时代文化特色，而且在不
同的国度，还有不同的存在方式与表现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