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f（δ）（整体性）
在对认知系统的探究中，自然系统充当了范式角色，可是，它置身于一个包含等级的层次结构中。自然系统位于一个交叉点，从单个系统立场来看，该交叉点好像具有两个交叉着的等级体系：系统内的等级体系——每个系统都是最高层次的上层系统；系统间的等级体系——在其中，特定的系统都是一个下层系统。于是，对于认知系统，我们同样期望能够找到这些等级秩序。
心灵：系统内的和系统间的等级体系
构成人类心灵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可以在物理主义者对由组成神经系统的原子、分子、分子聚集体及晶体物质、细胞、亚细胞和超细胞单位、组织以及器官所构成的层次结构的解释中进行分析。然而，在认知系统中，并就认知系统而言，这些组分都不是特定的：它们都不是心灵和经验的组分。例如，原子和细胞既不是知觉输入的构成元素，也不是意识输出的构成元素。如果它们被说成是在建构集中找到的，那么，我们必须慎审地指出，不是原子和细胞，而是原子和细胞的概念可以在那里出现；也就是说，不是自然事件本身，而是这些事件的摹写可以在建构集中出现。因此，构成神经系统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不存在于认知系统中，而是形成它的先决条件——只有通过构建才可以被了解的先决条件。根据它的格式塔，科学和美学概念对自身进行反思，认知系统可以识别出在神经过程中完成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这些神经过程构成心灵事件领域的物理基础。但是，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认知系统采取了物理主义的态度，把它自己的心灵事件看作是有机体中物理事件的复杂结合的结果。
认知系统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单位组分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同样不是经验直接“给定”的。它的摹写无疑存在于大多数文化认知系统中，采用等级升高的社会单位的概念模式，例如家庭、部落、社团、国家或文化群，不过这些摹写都是建构，而不是上层系统本身。而且，它们都是在知觉输入的基础上建构的，这些知觉输入自身可以分解为“感知”模式，而“感知”则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它们（部分地）被解释为包括感知者在内的等级系统，这就证实了下述事实：给定了感知者的认知目的和先决条件后，他的感知就会有序地安排于这样的系统内。果真如此安排了，那么规律性就再次出现，而且（在限度之内）是可预测的，同时还提供了关于周围世界某些方面的连贯一致的模型。结果，建构集出现了，这些建构集把知觉输入作为描绘一系列包罗万象的整体来加以摹写，感知主体则是这些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些社会生态学概念的总和的结合，描绘了系统间的等级体系；而其它的概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医学科学的概念）结合则描绘了系统内的等级体系。两种等级体系在认知系统的经验中都不是“给定的”，不过，认知系统的经验就是如此，因而这些等级体系可以建构为物理主义的概念和原理，这些概念和原理解释并预言经验的“给定事物”。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知系统整体性的证据是间接的，但仍使人不得不信。发达的认知系统支配着描绘环境中的等级秩序的一种组织，该组织包括等级体系。层次、关系和秩序，以及在这些层次上的单位或单元的概念。因此，构件集既描绘了等级体系的轮廓和表明了等级组织本身。发达的认知系统组织提供了一个对于等级体系的相当详细的摹写，从给定系统的两个方向延伸。属于自然科学范围的概念详细地探索了人类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的单元和关系，并处理了小于整体化有机体本身的单元。这些单元作为有机体的构成成分以及其它系统和构型的构成元素而出现；而且，作为人类有机体的构成成分，包括认知机构的成分，这些单元被认为是构成认知系统本身的物理下层结构。属于社会科学的概念详细地阐述了人类的系统间的等级体系的单元和关系：它们处理大于有机体的单元。在这两大类领域的交叉点，我们发现了把物理化学的系统内的等级体系与社会生态学的系统间的等级体系联系起来的人类学科学的建构。
以上的思考并不企图提出一个新的或者一个关键性的关于心灵与认识的理论。比较确切地说，它们借助于各种初级秩序模型的概念集合构成心理学、人格理论以及认识论中关于精神认知现象的二级秩序摹写。这里所进行的摹写——在一个单独的和一致的系统框架中——全面地综合了初级秩序学科中的认识成果。例如，秩序和整体性都是当代认知领域中有关理论的特殊假定（除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外）。“开放系统”的假定不仅刻画了目前广泛讨论的马斯洛、奥尔波特和其他人的整体论系统理论的特征，而且也是各种形式的行为主义的基础。在心灵系统的研究中，行为主义认为刺激与反应（输入与输出）在方法论上是决定性的，并且认为，尽管在其中使用了黑箱方法，但这些刺激与反应同积累、存贮和延迟是相当的。
通过在稳态附近的自稳而带来的适应性是一种广泛采用的假定。有些作者（如莫勒和斯塔格纳［Stagner］）把稳态看作是坎农的生物内环境稳定概念的扩大。另外一些作者强调一种独特的稳态，即均衡态。这些理论的范围是：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超我（id，superego）模型和自我（ego）中的环境平衡到皮亚杰的心灵动态平衡概念。目前关于人格的大多数理论都承认心灵（即有机体的认知部分）具有使组分的有序排列处于稳态的倾向。不过，尽管这些理论支配着目前大多数学说的建立，并且强调稳定性是以成长与发展为代价的，但其它模型（以及稳态模型的进一步假定）却承认认知系统的发展模型，这样的模型认为认知系统会朝着越来越有序的状态发展。戈尔德斯坦的导致人格中秩序增强的自我实现概念，马斯洛的动机成长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的阶段概念，皮亚杰的认知功能渐成说以及荣格的个性比原理，都承认认知系统具有朝着日益有序化状态发展的内在趋势。
等级体系的概念同样有了充分的描绘。例如，奥尔波特清楚地认识到了每一人格的双重面，他提倡应当把个人看作既处于较广泛意义的社会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即作为上层系统中的一个组分），又作为全部个人行为模式的聚焦点（即作为由其自己的下层系统组成的系统）。此外，高层次的“把持”或控制把向下扩散的制约强加于各种认知形式中的低层次的过程。较高的层次总被认为是价值标准（帕森斯），或者动机和元动机（meta-motivations）（马斯洛等人），或者各种观念化过程（如弗洛伊德的超我）。
这里提出和阐明的理论把认知系统想象为一个动态的有序整体，而它维持自己处于稳态并朝着继续增加“知识的”状态发展（既对心理学意义而言，又对信息论意义而言）。其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创新（它没有创新的东西），而在于它显示了关于“心灵事件”在本体论上无预先假定的理论与关于“物理事件”在本体论上唯实论理论之间的同型性。由此揭示的两种理论的同型性产生了这一部分提出的一般系统论中的不变性，而且形成了第二部分中提出的一般系统哲学的基础之一。
一般系统论：结论
原子和有机体，分子，细胞，心灵和社会——当这些研究的单元在专门经验科学的框架中探讨时，它们以各自特定的方式出现是有序的——当这些专门的理论被综合到二级秩序的一般系统论中时，它们在自然与经验的普遍有序的领域中，作为相同的一般类型单元重新出现。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现实”世界——确实构成了我们的观察基础，并且正是它组成了我们存在的终极现实——是否真正有序，而且、如果是有序的话，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能否把它分成特定秩序的清楚明白的类型，或表明它有超出预期的一种成体系的秩序。我们确实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理性头脑在寻找秩序，并且知道，当我们找到它时，理性头脑就证实了它自己预先假定的东西。但是，并非各个领域都能证实各种秩序，在我们经历的世界中，想必存在着某些事物，它容许证实某些设想的秩序类型。这就是经验科学的希望与基本假定，它也是一般系统论的希望与基本假定。一般系统论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基于“现实”世界完全可能是普遍有序的前提，人们就在这个领域内建构和探究二级秩序的“元模型”。
如果目前提出一般系统论纲要的企图——尽管不完善——表明在更为严格和渊博的理论中也许是可能的，那么，把这种努力看作是无根据的或者无效的而不予考虑或给予反驳的理由就不存在。现实世界可能是普遍有序的，其终极模式或单元很有可能是系统，这些系统维持自己处于特殊的组织状态，并向更高的组织化状态进化。而且，这样的系统，在人类是其中一个构成元素的宇宙的那个部分之内，也许是无所不在的，并且它们的共同存在可能会构造出错综复杂的结构，它们就是我们已经认识的作为自然界的复杂的和高度平衡的秩序的那种结构。
第八章 系统：本体论的框架
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知识原理，并力图把它作为揭示存在的意义，了解周围世界和指导人类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的手段。尽管这些原理并非是绝对的和不可证伪的，但这并没有因此使哲学变得毫无用处和无足轻重。现代哲学不仅可以努力争取获得和利用可得到的最佳知识，还可以设法将这些知识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形成前后协调的一般性理论，并以此来揭示存在的意义，促使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并指导人类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系统哲学所致力的以下研究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理想。
这些研究首先要考虑本体论问题。传统上被定义为“作为存在本身的科学”，本体论在系统哲学中已经成为系统本身的一般性理论。由于物理系统（能量过程）和精神系统（信息过程）这二者可以区分开来，所以，系统本体论就必须首先紧紧抓住心灵和物质（或精神和肉体）的关系这个众所周知的问题。
心理－物理问题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方法将如下述。我们将使用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出的关于系统的一般理论，它们一方面适用于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系统，另一方面又适用于人的心灵，因此我们将从自然系统理论和认知系统理论的同型性中引出我们的结论。由于系统的一般理论在这些领域发现了经验解释，所以我们将推断出，在这些现象本身可能存在着高度的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并不意味着特殊差异性的消失。这里，我们将探索似乎是不可还原的差异性的一个方面：那些将“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mental” and“physical”events）分离的差异性。我们首先强调这种差异性，然后，在既不否认现实中事件本身的差异性也不把它们的分离性绝对化的基础上提出这些事件的综合框架。
物理事件和精神事件
心灵事件（mind－events）的经验体验的直接性与物理事件的推理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直接性为种种事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表现形式。由这两类事件组成的系统分别叫做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我们可以用组成它们事件的表现形式来阐述它们。认知系统的表现形式是内省（introspection），因为认知系统的元素是心灵事件，所以它是“我的”经验的建构。如果物理事件被说成是“我的”经验的嵌入物，那么我总可以说明，这种事件并不是在约定意义上的物理事件，而仅仅是我心灵之外假想算件的一些摹写。即使这些建构研究的对象（假定地）不是心灵事件，但建构本身却是心灵事件。物理事件只能置于认知系统的环境中，虽然认知系统仅仅是建构，而不包括这种环境。认知系统所包含的内容是知觉表象，许多不同类型的概念以及意动。这种系统的认知组织是一系列建构的总和，它来自知觉表象的涓涓细流，或来自于记忆库的默默回想。通过逐渐学习的过程，它就能描绘出非精神环境的图景：外观上的客观现实的物理世界。
物理系统的表现形式依赖于物理事件本身存在的表现形式。这些事件被认为是发生在心灵之外的一个广阔领域内，并且是人际观察所能观察到的。在这个领域中，无需经典的多样性作为前提：无需任何教条和绝对意义上的材料或实际事物。它甚至也不需要具有永恒“不变性”和“绝对性”的空间和时间来作为它的特征。空间、时间、物质和其它物理事件可以在——也可以不在——无条件的意义上进行假定。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未知名称的基体（matrix）的许多变体，一会儿以能量形式出现，一会儿又以物质（静质量）形式出现，并且在它们多种多样的变体中“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没有任何具体的特殊功能作为物理事件构成的自然整体的前提，而作为观察的既简单又具根本性的假定就是坚持那不是心灵事件。如果这一点被承认，那么把观察和理论解释结合起来就可以建立起自然科学的自然界理论。但是，由于它们本身的性质，这样的理论不可能始终不变地解释心灵事件，因为心灵事件不可能在具有认知功能的心灵之外观察到。当一个人观察另外一个人的心灵事件时，他实际上是在观察这个人的肉体行为，并把他的观察对象的心灵事件与他自己的进行了类比。但如果以物质世界理论为前提，这个观点就不可能得到证明：物理系统不以体验到的感觉为特征，而是以出现在可观察到的状态改变中的能量的转换为特征。
不同的表现形式把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区分开来，这就出现了由来已久的机器中的幽灵。笛卡儿已经用尽可能清楚的形式描述了这个问题，并以此构成了他二元论的基础。肯普－史密斯根据笛卡儿关于感觉的观点而写成的著作把这个论点总结如下：“为数众多的物理和生理过程——像它们的最终功能一样——必然导致某些实体的存在，或者起码导致它们暂时的存在，这些实体就是那些我们已习惯称之为光和颜色的感觉。笛卡儿进一步论述了这些实体和产生这些实体的前者是截然不同的。鉴于这些前者是力学过程，出现在广阔的空间里，而它们产生的感觉存在于称之为意识的活动范围内，所以笛卡儿认为，不容易对之进行描述……普通的意识是这样产生的：自我通过自己的眼睛看X1，由此产生的直接体验是X2；而X2就是自我根据过去的体验构造起的X1的摹本、映象或表象。这个过程就是：作用于眼睛，再经过眼睛作用于大脑，最终使自我产生感觉。X1是无从觉察的，能够被独立‘看到’的是X2，它不是物质实体，而是意识活动范围内的一种心理映象”。（图12）
在肯普－史密斯提出的以上图示中，物理的、精神的东西明显地被分隔开了。图示中，物理事件是指X1，它作用（或将信息作用）于眼睛，眼睛再“作用于”大脑。除了这些，我们还看到了包含在笛卡儿沉思中（意识活动的范围）的认知系统。这里，自我和非自我（指“世界”）也被分隔开了，但二者都是精神的表现；不是物理事件，而是心灵事件。X2被说成是自我在X1作用于大脑（经过眼睛）而产生的感觉的基础上构造起来的。这一图景虽然在认识论问题上是令人羡慕地清楚明白旦前后一致，但也明显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大脑的活动（物理事件链条中的一环）怎样才能够影响意识活动范围内（心灵事件的范围）的建构活动。这两个领域间一定有某种相互联系，笛卡儿把这种联系归于松果腺。但很不幸，松果腺及大脑或躯体内任何其它器官似乎都不能够像必不可少的“物理-知识”转换器那样活动，从而把物理性质的神经冲动转换成对颜色、声音和气味的感觉。
一些思想家承认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人认为必须求助于洛克关于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解决方法。根据洛克的理论，物理事件由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所组成，而精神事件则由颜色、声音和其它感觉所组成。前者具有物质或“实在”的属性，而后者仅是我们心灵的附加物，我们把它们理解为“好像”是物质的属性。这个理论假定自然界第一性的质作用于大脑，从而在那里产生了第二性的质——感觉，以此来解释知识的起源。在笛卡儿的二元论中仍然有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但它现在是根据不同的性质来解释的：一组这种性质作用于另一组。除了起源于外部世界的自然起伏冲动导致在心灵中产生感觉这个因果转换的问题还未考虑到以外，正如怀特海所说的，它看来确实作了一个极为不幸的安排，那就是我们应该感觉许多不存在的东西（这也正是第二性的质的理论所要讨论的），所以这个理论是令人极不满意的。在这个理论所假定的两类实体中，一类由像原子、电子、光子这类实体组成，另一类由颜色、声音、质地、滋味、气味这类“感觉材料”组成。第一类实体是知识的来源，但它是不可知的；第二类实体是可知的，但却不是客观实体。这样就出现了两种自然：一种是猜测，另一种则是梦幻。
无论用笛卡儿的解释还是用洛克的解释，关于自然界的“分叉的”理论总是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这理论企图克服的困难倒是实在的：它想显示在一个具有一致关系的系统内，由像红色、火的温暖这样的精神事件和像碳和氧分子的运动、辐射热能这样的自然事件作用于人体感觉接受器的情况。只是在最近十多年内，一些实验成果促进了这样一种研究方式：有时采取肉体-心灵同一性的肯定形式，或者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采取肉体－心灵相关联的形式。这种研究企图在不需要把实体分解为外表上有关的两个部分的基础上解决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相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它可能导致一种内部一致的非二元论哲学，因而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
大脑－心灵同一性
让我们来考虑意义更为重大的一个命题：关于“精神”事件和“肉体”（或物理）事件之间的同一性问题。根据有时被称为“澳大利亚国家论点”的思想学派（斯马特、阿姆斯特朗、普莱士等人）所提出的观点，像大脑中的神经冲动这样的物理事件和像想象、痛苦和感到被拧这样的精神事件是同一的。不过，它们之间的同一性不是逻辑上的（因为它们的特性不同），而是经验上的（有条件的同一性）。具有这种同一性思想的理论家对内涵和外延意义作了标准的逻辑划分；内涵意义就是指内在意义或固有的涵义；而外延意义就是指外在关系或外部表现。他们认为精神的和物理的这两个字眼的内涵意义是不同的，但他们坚持认为有可能证实它们的外延意义或关系是等同的。精神的和物理的这两个词实际上指同一类事物，就好像“启明星”和“长庚星”指同一实体、“美国总统”和“美国三军总司令”指同一个人一样。因此，这个理论以经验的假设为根据，有待于证实或证伪。然而，根据澳大利亚人的看法，这个理论通常是用来支持这样一个强烈的主张：不但精神和物理事件（或者根据这两个词声明的含义）有同样的讨论对象，而且它们本身也是同一的。所以，尽管逻辑上可以根据经验观察发现（如果确实发现了）的事实作出结论：精神和大脑事件有同样的讨论对象，那么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即一个是另一个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主张同一性的理论家认为：同样的研究对象证明这两类事件本身具有同一性。但正如我将要指出的，这个比较充分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让我们以启明星和长庚星，或闪电和带电粒子的运动为例来进行讨论。这两组事件被说成是同一的，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对象，而这共同的对象是在不同的观察条件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上被确定的。每一组事件的差异可以归结为观察的情况不同（早晨或晚上）和理论解释框架的不同（闪光的常识概念或物理理论）。更进一步的情况可能是：差异是由于互相排斥的情况引起的，即当一个人进行某种类型的观察时，他就会为该类型的特征所妨碍而无法进行另一种观察。例如，当观察者观察一朵云和观察悬浮在天空的大量微粒时，如果观察者距离现象足够远，他把它看作是云——不断改变形状的棉絮般的东西；如果离得较近，他看到的是悬浮在天空的水沫或微粒——霭和雾。这两种观察是相互排斥的：当观察者看到了云时，就看不到微粒；当他看到了微粒时，就看不到云。
精神的和物理的关系看来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红斑、感觉到被一拧或得意的情绪时，我们就不可能同时也注意到我们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而当我们在注意大脑中的神经冲动过程时，我们就不可能感觉到那些可以被说成和神经过程“相同”的感觉。但是，假定有某人发明了一种大脑监测仪器，不仅能转播被试者大脑中的情况，而且还能把反馈的情况也显示给他看，在这种情况下，被试者不仅有自己的感觉而且能够注意到他本人的神经过程。制造这样一种仪器只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原则上不是不可能的。现在，问题的重点是，如果这种仪器被制成了，主张同一性的理论家就会认为这就是对他们论点的确认。他们将从研究对象的同一性断定，大脑皮层和相应区域内某些复杂回路的活动与生气、痛苦和得意也具有同一性。然而，正是这个较充分的假设是成问题的。
让我们再次考虑上面的例子。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有假定是同一现象的两组观察。有人主张，内涵的差异是由于观察条件的不同和／或解释它们的理论框架的不同造成的。这些差异程度可以降低但不能被消除；两种观察或两种理论可以被表现为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同一客体。我们甚至能够在相互排斥的观察情况下（像观察云和大量的悬浮粒子）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形成一个连续统的一组观察，在这个连续统内两种实际观察是在不同的场合下形成的子集；而如果我们能沿着该连续统进行全部观察，我们就会看到一种观察现象逐渐转变为另一种现象。例如，当靠近云时，我们就能看见它溶解为形成霭和雾的大量微粒。总而言之，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断定这两组观察有一个共同的客体的话，那么该假设对于任意两组物理事件的观察来说总是正确的。如果有可能连续地观察长庚星，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转变”为启明星；同样，我们也能看到美国总统“转变”为美国三军总司令。但是当观察对象是“混合”客体时，即当一组观察中的一部分是精神事件而另一部分是物理事件时，那么情况就有所不同。即使用大脑－过程反馈仪器装备起来，我们仍然既不可能看到我们的神经传播转换为红斑和剧烈疼痛的意象，也不可能看到这些感觉转变成在大脑皮层中细胞集合体的某种冲动。倘若物理事件确实是同一的，它们就能够相互转变，形成一个由不同方式和观察点所产生的转换连续统；但无论观察条件怎样改变，物理事件总不能转变为精神事件，反之，精神事件也不能转变为物理事件。即使隐私－公开性的鸿沟能被填平（如把公众的心灵事件显示给个人观察，进一步设想［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通过对被试者和观察者的大脑活动作某些电化学连接把个人的心灵事件显示给公众观察），质量－数量的鸿沟还是始终存在着。那种企图把绿色、气味、叫喊和柔顺等现象转换成相应的起伏波动和分子结构及其过程必定落空。无论事件是环境中的物质客体还是大脑中的神经冲动过程，能够觉察到的感觉都不可能还原为物理事件并据此作出科学的解释。马尔科姆把上述的不可还原性总结为三点：（1）大脑现象具有空间位置（尽管大脑被设想为没有严格的功能定位性的一个整体系统），然而，至少给某些精神现象（如思想和情感）指定空间位置是毫无意义的，（2）思想和其它类型的精神现象要求有一定的环境背景（风俗习惯、协定、假定），而这些环境背景不能用实体的概念和物理定律来描述；但大脑现象并不总是要求这样的背景环境，而它确实要求的东西（能量和信息输入）可以用物理理论来描述。所以，（3）大脑和精神事件有条件的同一性不可能用经验来证实；例如，不可能通过经验观察和实验证明思想同大脑皮层中的事件具有同一性。而对彻底的物理事件组（也许还包括彻底的精神事件组）和同一性可以用经验得到证实的事件的某些成分来说，情形就同流行的观点大不一样。所谓用经验证实，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观察或理论的转换（如总统转换成三军总司令，启明星转换成长庚星）来证实。因此可以断定：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彻底的物理事件组中的各个成分之间具有同一性，如果它们共同的对象可以用经验来证实的话。但是，如果事件组中有一个客体是物质的，另一个是精神的，那么假定这种同一性在逻辑上就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不管观察条件如何不同，它们在特征上都保持不可还原的差异性。我们无论怎样仔细地去观察一个绿斑，也不会看到哪怕是一点点刺激眼睛的感光神经的物质波的传播迹象；我们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检查我们的审美感觉，也不会听到什么与歌唱家歌唱舒伯特抒情歌曲时发出的声波相似的东西。相反，我们无论用多长的时间和用什么不同的方法去观察物理学家认为的光子流图像，也不可能看到一点点绿色；同样，由歌唱家声带发出的波的频率也不可能是动人的和优美的。但另一方面，人们坚持认为，光子流通过与眼睛的光感受器相互作用建立起神经能量转换模本，我们内省地把该模本看成和绿斑等同，同样也可以把它应用于声音的频率和我们的审美感觉。果真如此，那么对“光子”和“绿斑”、“声音频率”和“美学意义”来说，它们既不包含，也不表示是同一事件。不过，我认为，它们确实表明大脑和心灵事件是相关的。
大脑－心灵相关性
这样一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不太充分但更为适当的命题：心灵事件和大脑事件的相关性。相关性这个命题在神经生理学家中较为流行。他们受到谢灵顿的二元论影响，倾向于小心翼翼地将精神现象分解为物理现象。罗森布鲁士在他的《心灵和大脑》一书中论述了相关性的命题。我摘录其中几个有关的“科学假设”。
“我们的感觉和发生在物质世界中的事件有因果联系，而我们自身也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的精神事件的物理相关物是发生在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生理现象。”
“一切具体的精神事件都有一个神经活动的具体空间－时间模本作为相关物。”
罗森布鲁士假设了一个单方向的事件序列：物质过程→一些接受器的选择激活→把不同的信息进行编码→中枢神经和相关的精神事件。这个序列把物理事件和心灵事件联接了起来，但没有肯定它们之间有因果关系。（他指出，“我们感觉范围内出现的因果关系是神经活动同宇宙中其余部分出现的空间-时间事件之间的联系”。）如上面摘录的“科学假设”中所说明的，大脑事件和心灵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因果相关性。因此，罗森布鲁士认识到了大脑-心灵现象的非内部还原性，这既不需要肯定笛卡儿和洛克关于它们之间的因果相互作用（另一位神经生理学家J．C．埃克尔斯也提到过这个过程），也不至于犯同一性论点的错误。
因此，看来关于大脑－心灵的非因果相关性的命题被更加充分地证明是二元论和同一性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于是，我们在这里把这种观点选作系统哲学的一个信条来加以解释。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应该首先指出，精神事件和物理事件的相关性被当作仅仅是一种启发方式而误用了。例如，像罗森布鲁士在应用它的时候所说的：“为了搞清楚实体行为的许多方面，我们需要假设物质世界中一些实体的意识过程”。这样应用的话，那么只要它能有助于解释行为，相互关系的命题就可得到肯定；而在超出这个范围时，就被抛弃了。但是，没有任何独立的理由能把精神现象限制在物质世界中的那些实体范围内；而物质实体的行为显得如此复杂，以致于不假定精神事件的存在它们就不可能被充分理解：这种任意的分割会使精神事件在原始脊椎动物和植物、昆虫（老鼠的行为将需要假设精神相关物，而烨树和蚂蚁则不需要）之间的某个地方突然消失。然而，在进化论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非精神活动性的生物祖先会突然出现精神活动。当然，精神活动的形式可能进化，并跳跃地进化，但这样的假定，即在进化的某一特殊时刻，纯粹的物理化学组织系统会突然转变为心理－物理系统，则是武断的，毫无根据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把心灵这个假设当成是纯粹的解释方式，如果我们果真这么做，那么我们就肯定不需要什么精神活动来解释某些有机体，因为这些有机体的行为很简单，不需要意识到自我和周围环境就能充分解释它们的行为。然而，对其它生物来说，这个精神体验的假设就不仅仅是一种解释的方式，而是对心理学上唯我论的一个基本抉择。如果那是可以避免的（其自身是一个逻辑延伸步骤，因为我们只能体验到自己的心灵事件，而不能体验到其他任何人的心灵事件。），那么这个决定，即在扩大精神现象范围的道路上应该走多远，决不只有启发价值，而且具有逻辑的前后一致性。一定有充足的理由划一条界线，在这条界线以上具有本质上的精神体验，在它以下则没有。不过这些理由不仅和心灵概念的解释能力有关，而且还和本体论的一般原理有关。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神秘的启示，或特殊的顿悟，直觉地理解这些原理；我仅仅认为：假定精神体验的标准不只是关于解释能力的有启示的标准。
双透视论（Biperspectivism）
上面的讨论已经为把主要问题的重点放在系统方法上作好准备。现在我们可以在前面对心灵－肉体问题的评估的基础上开始探讨这种方法。我们已经发现物理－精神同一性命题是一元论的过激论述，而笛卡儿或洛克的双重理论在它的二元论解释模式方面也不能令人满意。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看来似乎是大脑－心灵相关性的命题；这个论点把有机体中的物理事件和意识范围内的精神事件引入很有意义的关系中。本体论能够提供一种关于自然界中物理和精神现象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看法，而我们现在必须讨论的问题是，大脑－心灵相关性的命题怎样才能发挥像本体论那样的作用。
我们假定，心灵事件和物理事件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它们相互关联。每一类事件形成具有同型性特征的系统，问题是这些系统之间怎样相互关联。对应于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把具体的相互关系和构成系统的事件组本身对应起来。
那么，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相互关系究竟怎样呢？认知系统构成心灵；而自然系统的范围非常之大，它们包含了整个地球表面的微观层次体系：它们包括了人类，即其躯体。心灵是不能被公众观察的；它只是“生存”着，而不是被观察着。但从某种观点青来，“生存”着的系统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从另一种观点被观察；换句话说，如果写报告的观察者的观点做相应变换的话，那么一个内省存在的心灵事件系统（即认知系统）就很可能是一个能够被外界观察的物理事件系统。如果作了这个假设，我们就算获得了一张从心灵和意识的王国到物质和自然界的王同旅行的通行证。现在考虑我们能够从物理事件王国到心灵事件王国去旅行的方法。有些物理事件牢固结合成有组织的实体：这些是自然系统。它们是以空间的和时间的组织为特征：结构和功能。对它们进行的观察是指观察系统的状态，在理论上它们是定量化的和内部关联的。同样，在系统内部活动的东西是指引起信息过程和能量转换的状态改变的变量。根据系统“意识到”的感觉进行的描述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不可能被观察到。然而这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碍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根据内在的观点，自然系统可能是“生存着”（即能被观察）的；并且假设：可能的观察点之一并不在系统外部，而是和系统相重合。由此可见，当观察者描述系统时，他实际上是在描述他自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些假设能够保证得到什么结论；第一，我们承认心灵事件系统能够被从外部观察。第二，我们允许物理事件系统能从内部观察。另外，我们还知道应用于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理论是同型的，这样，当我们从一类系统转换到另一类系统时无需改变理论。尽管理论内容和研究对象改变了，但它的形式保持不变。我们获得了一系列类似的独立变量，它们既适用于自然系统也适用于认知系统。这就为我们的本体论提供了一个基本概念：自然－认知（即心理－物理）系统的概念。这样的系统不是“二元论”的，而是“双透视”的：它们是单一的，自治的事件系统，从两种观点出发都是可观察的。当它“生存着”，该系统是心灵事件系统，即认知系统。而从另外的观点看，系统是物理事件系统，即自然系统。系统内的自然事件组和精神事件组是相互关联的；它们存在于其内部的系统，或者说，由它们组成的系统，是同一的。这里的同一性是在两种理论的不变性基础上预言的：无论事件本身怎样不同，由事件组成的系统在结构上总是同型的。所以，由一类系统转换到另一类系统时，它们各自的理论并不改变。因此，这些系统作为系统本身是同一的。这里没有任何根据能够使得我们把它们区分开：
R＝（α，β，γ，δ）
Q＝f（α，β，γ，δ）
——————————
R＝Q
这个本体论框架的心理－物理命题可以表述如下：不可还原的各种精神和物理事件组构成一个同一的心理－物理系统，它可以通过各自的理论的不变性来揭示。系统哲学的基本实体是非二元论的心理－物理系统，叫做“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
双透视论及其证据
上面我们对心理物理命题作了概述，它表明精神体验与人类（以及其它生物）有机体内的神经生理过程有密切关系。果真如此，我们就有权要求用思想、情感和感觉来描述一切有机事件；反过来，我们也可用有机过程来描述一切精神过程。然而，即使简单的思索也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在任何场合下都作出这种描述。首先，有些有机过程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被描述为心灵事件。例如，那些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物过程无需信号深入到大脑皮层区域，因而它们不会表现出心灵事件的迹象。（但必须承认，人类心灵也可能具有深入到自主有机过程中的无知觉感受力。当代医学和传统的瑜伽经验实践支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其次，为那些在习惯上被描绘为精神事件的物理事件寻找一种描述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但这个困难看来似乎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观察和实验问题。事实上，在诊断肉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时，医学界一直在使用有机体肉体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概念。（精神病学的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神经系统功能的不正常并不总是必然正确地被患者的内省所认识；而兽医学的困难则在于：丝毫也不可能勾画出被检查的生物的心灵事件［痛苦、感觉］的状况。）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内省的观察者能够辨认他自己的感觉并把它作为他身上的一种肉体事件，如牙痛意味着牙有空洞。但在其它许多情况下，他就不可能辨认他的感觉，因为这不仅需要复杂的医学知识，而且需要诊断仪器来检验感觉间特有的相互关系。然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假设竟是有效的；由主体描述的心灵事件（痛苦、情感等等）和发生在他身上的肉体事件（组织功能）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互关系。
当我们要求大脑自身当中心灵事件的肉体相关物时．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心理－物理命题可以被理解为主张相对于心灵的每一个状态都有一个神经学方面的配对物，在心灵事件和脑神经元中有关活动的特殊状态之间，构成一一对应的相互关系。（所讨论的相互关系不包括大脑中神经回路的投影，反之，这种投影也不包括那种相互关系；在现象学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然而，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还没有进步到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大脑和心灵事件的详细摹写，使我们能够进行比较和综合，从而确证或证伪这个假设。但不管怎样，这两个领域的工作者已经意识到需要就这样的目标在心灵研究方面进行合作，而且一些初步工作已经开始。这项研究已经影响到对肉体和精神功能关系采取悲观主义估计的人的实际行动，谢灵顿的杰福德讲演就是一例。在谈到大脑和精神功能时，他说：“虽然我可以去做，但这两方面依然是顽固地分离的”。心理学家中，赫布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心。他认为，像谢灵顿这样的生理学家尚且发现不了可能把心灵活动还原为神经活动的方法，这就证明了问题不那么简单。拉什利对“当今最伟大的神经生理学家对发现脑科学和心灵科学之间的共同基础感到毫无希望”表示遗憾。根据他的观点，心灵应当被理解成这样一个名称，即无数活动于有机体中的复杂结构或关系。
笛卡儿关于‘两种实体”的含蓄态度使得谢灵顿自己感到压力，进而对心灵和大脑事件的内部联系的可能性逐渐采取了较为乐观的态度。神经外科医师彭费尔德所做的实验证实了被试者颞颥叶中神经组织的弱电刺激和唤醒大脑中的记忆有一定的关系。他断定他已涉及到了意识的神经组织记录。根据他的观点，个体在他大脑中对过去的连续体验有着确定的且稳定的记录。彭费尔德说，其激活的关键在于颞颥皮层。该记录是把意识的要素结合自身的神经脉冲在中枢神经系统整合的产物。业已证明，过去的大脑事件通过人为的刺激能够作为有意识的心灵事件再现出来。
脑电波图的记录证实了心灵事件－大脑事件相互关系的其它方面。利用尖端示波器或其它现代的仪器，实验者已得到了三组相关的资料：作为刺激的物理事件、由此在大脑中产生的电波图、在被试者的意识中被唤醒的精神状态。对刺激作出反应的大脑事件和受试者报告的心灵事件之间的一些重要的相互关系已经被发现。把EEG记录的频率、相位和空间间隔的统计分布同有“噪声”的随机分布进行比较，和内省报告关联的确定的“信息”因素就会显示出来。例如，视觉想象和所谓的a节律显示出互相排斥。某一强度的a节律和快乐的感觉是对应的（卡米亚实验）；而快乐的感觉和O节律也有关系。B节律被发现在紧张状态下是通常的现象，这些有意义的图式显示迭加在一系列有规则的节律上，而这些节律被认为是代表了一个找寻信息的过程。当有规则的节律活动达到最弱时，EEG记录的有节律的太脑事件和由受试者报告的心灵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出现了，这些关系在最直接的经验那里得到揭示。从这些发现中获得的结论使沃尔特坚持认为，“在这些观察中，反应的广度和复杂性同主体的感觉之间存在着鼓舞人心的对应关系”。
罗森布鲁士回顾了有关支持大脑事件和心灵事件存在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些论述导致他假设：一切具体的精神事件都有一个神经活动的具体的时空型式作为相关物。），然后他把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以下几个标题来进行讨论：
种系进化：具有发达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物种表现出的行为只有在假定它们有精神体验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这里所讨论的这些类型的行为特征不是先天固有的或条件反射的，而是适应性的，即生物体采取的这些行为具有生存价值。而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只有当比较高级的神经系统组织在进化序列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时才会显示出来。
个体进化：只有当幼体在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上的发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从而有精神活动出现时，他表现出的行为型式才是可理解的；而且，变态发育和精神缺陷是相互伴随的。
对内环境稳定的偏离：对体内正常状态的偏离能够在发达的神经系统中产生影响并导致重大的调整，甚至能导致精神事件暂时或永久的消失。（如大脑中暂时的且不太严重的血氧量减少也会引起意识的丧失，低血糖和高烧引起的昏迷，等等。）
激素的影响和麻醉剂的作用：激素施加于精神过程而产生的重要影响很可能是它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果。同样道理，麻醉剂能够改变精神过程。
大脑皮层的损伤：大脑皮层的损伤会导致明显的精神障碍，包括一部分相应的感觉和知觉功能的消失，讲话情绪不安，运动失调，想象和理解的不正常（彭费尔德）以及记忆的丧失。
脑的电刺激：在大脑皮层一定区域内的电刺激会导致一些心理过程，尽管刺激能够产生意识过程的相应区域很少。电刺激引起的意识事件包括当时体验的真实意义被改变以及出现同过去事情有关的幻觉。
电描记录：实验已经证实了生理－心理间的相互关系（如上面所总结的）。
罗森布鲁士认为生理－心理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证明了心理过程的进化和一部分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特定的生理事件或生理活动的出现密切相关这一推断是正确的”。
尽管这里所引录的证据不会引起重大争议；但值得一提的是思辨的展开。也许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赫布关于神经组织的假设，它将大脑－心灵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延伸。赫布认为，如果刺激作用于个体的次数足够多，大脑中的“细胞集合体”就会逐渐形成。这种集合体是一个单位整体，它能够同其它的集合体单位互相交换神经刺激从而可以相互配合产生具体的反应。这种单位整体的系列是一种“状态序列”——可以被认为它等同于在思考时所出现的情况。通过感官输入的外部刺激或大脑皮层内部以前的活动可以激活具体的细胞集合体，当然，它们两者也可共同激活这些细胞集合体。如果这种激活来自感官，刺激就会进入神经活动的作用范围，而这种神经活动强度是变化的。如果这种作用范围能够较好地被摹写并形成一个相对环境刺激的稳定背景，那么细胞集合体就会根据刺激的性质作出一个经过修正的反应。这样一来，理解和学习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细胞集合体的结构中。
赫布用逐渐理解三角形的过程作为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论。他认为，我们关于三角形的概念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一系列前后相继的细胞集合体进化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例如，当眼睛注视三角形的一个角（A）时，一个相应的集合体单位就在大脑中形成了。当眼睛转向角（B）和角（C）时，相应的细胞集合体单位又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因此，这里就出现了角（A，B，C）形成的视觉图样和相应的细胞集合体（a，b，c）在大脑皮层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个体在他的体验中反复地遇到三角形时，这种细胞集合体就逐步稳定化。最后，这些集合体能够保持下来，并且当视觉图样消失后能够通过“反射回路”而重新被激活。这样，在个体的一生中，知觉模本和大脑皮层组织之间——与上面类似的但更为复杂——的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大脑皮层组织的数目愈多，反应的深度和广度就愈大。赫布认为，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包含在细胞集合体的系统建构过程中。在概念思维的水平上，经过长期努力获得的状态周期——由一系列的系列细胞集合体构成——开始进化。这些状态周期对于外界刺激是相对独立的。结果，学习过程就部分地依赖于由感官引起的刺激，而这些大脑内的作用过程又可能导致在它们本身的皮层内产生新的结合体。
对双透视论的一元论选择
思维节俭是系统性的理论的一个始终存在的动因，系统哲学也不例外。根据奥卡姆的剃刀原则，贝克莱对物质实体的排除是关于实在的哲学能够建立起来的一种方法；然而这不是一个经济的方法，因为它需要借助于万能的心灵或神灵。而相反的本体论（虽然它们的拥护者并未这样命名）包含在现代行为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中，它们完全排除了精神实体，把纯粹的自然世界作为所有现象的原则和本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首先承认精神和自然现象之间不可还原的差异性，然后再设法通过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变性而把它们综合起来。不过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同二元论调情。这种调情果真是必要的吗？由双重自然的观点提供给我们的复杂解释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回答是，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它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最简单的理论的话。这里的“实际”是指观察到的事件的性质。基本上，我们在讨论两组事件：直接体验的事件和在推理基础上的理论事件。后者对前者的内在联系作出解释，但它必须是在完全不同于待解释的“建构”的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贝克莱主义的非唯心主义形式好像从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寻找到了一条出路：我们可以假设科学仅仅提供了计算的实体（马赫），“真实”世界是由我们感知到的属性组成的。这本质上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的见解，罗素说它导致了物理学的产生，而又被物理学所证伪。但是经验科学并没有要求绝对真理，现代物理学是有数量的但却是无根据的；它的定律能作出确实的预言和描述实际的过程，但描述的过程和预言的事件跟它们本身完全是两码事。例如，它们可能不是由束缚电子的原子系统（在数学上可进一步计算出它们的弱相互作用中）构成，而由颜色、声音、味道、气味以及质地构成。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世界的确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可知的和可依赖的地方：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说，“那儿是‘绿色’！”我们不应该用错误地把它归于物理事件的方法来表达精神事件——我们应该指出众多的客观实在。
如果作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不存在一个有效的理论上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对朴素实在论的重新肯定不应该得到支持。颜色、声音等等可以作为真实世界的装饰品而无须把它们看成是一些心灵中的感知。心灵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感觉集合体，而且根据神经的电化学脉冲来解释，这种感觉集合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预言和思考。世界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世界，而不在于我们如何去解释它。作为经验知识的工具的“看”难道不比“解释”更可靠吗？那么，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是真实的，而看到的却是幻影呢？
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坚持这个问题时，唯一令人信服的答案仍然是有利于支持由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过程所组成的科学世界，那就是，它们的定律有解释和功效作用。它们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控制我们周围世界的手段，不管这个世界的最终本质是什么。我们没有关于颜色、喧闹声、味道、质地和气味的科学，之所以没有这些科学，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西方理智的偏见，而并不在于从我们获得的感觉经验中产生这种科学具有内在的不可能性。从赫列尼克文明的曙光出现后，西方理智就企图寻求从柏拉图洞穴的锁链中解脱并竭力向“太阳”靠近，除了信赖清晰严谨的思考能力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真实宇宙的最终本质的画面外，他们不相信能够发现除感觉以外的任何实在。尽管许多世纪以来朴实无华的心灵一直生活在舒适的感觉映象和影子的“洞穴”中，但在一个感觉的世界里如此舒适地生活是以准备放弃更精确的定量性为代价的。然而，如果在洞穴外面乃是黑暗，如果光亮确实只存在于洞穴之内，那么情况又将会怎么样呢？洞穴是一个舒适的地方，它是一个一元论的世界，在此世界里仅有感觉事件在东游西荡。像柏拉图的囚徒一样，我们也许能够培养我们对它们预言和推断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令人深思的一元论感觉世界画面，同建立在假设科学解释具有客观真实性基础上的一元论世界画面，进行比较，这是一种把宇宙看成是物理事件世界的观点。当物理定律不能充分地描述某些现象时，就可能再加上一些“新兴的”原理和定律（如生物学、心理学的原理和定律）作为补充。照这种观点看，经验科学的建构解释的不仅仅是观察：它们告诉我们观察到的客体实际上是些什么。它们告诉我们观察到的绿色确实是由产生光量子的能源发出的以一定频率传播的波。尽管光子和波是看不到的，更不用说绿色，然而，它们却被说成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实在。
一元论科学理论家走得更远：他们把精神事件本身描述成物理事件。观察到的感觉特点和科学实体的本质之间的差异没有被认为是一种障碍：如果雷雨中的闪电能归于空气中带电粒子的运动，那么感觉事件（通过它我们知道闪光）也就可以归于在大脑皮层的投影区域内神经元的活动。根据这种一元论物理学理论的一位支持者的观点，“心理研究方面的结论是关于心灵的唯物主义的地平线上的一小朵乌云。如果所要考虑的超感觉现象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把精神状态完全等同于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物理化学状态看来就不会有什么严重障碍”。这样一来，非肉体的精神状态的假定就被认为是多余的，违背了思维经济原则。精神状态只能作为一个附加的、未经证实的环节连接到物理过程的因果性链条中。尽管嵌入精神状态的假定是合乎逻辑的，并且与观察事实逻辑上相一致，但据说这毫无可取之处。这洋，我们就终结于这个由物理化学事件组成的世界，而其中的精神事件只是令人不快的幻影，并被它们与中枢神经系统状态可能的同一性驱得云消雾散。
当代科学大厦的内部一致性、整体简洁性，以及它的解释能力，是上述观点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世界被简化成高度完美的、合理的、数学计算上成比例的关系网；而实体是这些网上的结点，它们独立的本质可以被称之为“物质”，或者干脆不加说明。感觉世界仅构成密码的集合，通过它我们可以接收到客观物质世界的信息；但客观物质世界并不是颜色、气味或味道这类东西，而主要是具有数学的或相互关系的特征的东西。人也是这样一种实体——物质世界中的一种物质系统。节俭性原理高于一切；这个时代依据的是信奉对对象进行科学解释的真实性，而不是依据把直接的感觉体验具体化。
这是两种可供选择的实在的一元论哲学。从它们自身方面看，每一种都具有其内部的一致性且简洁明了。然而，这些优点是似相当武断地不顾某些证据——这些证据支持与他们的本体论相反的观点——为代价而得到的，即借助于物理主义理论不顾精神事件的不可还原性，和借助于感觉主义的哲学不顾关于物理事件的合理假定的说服力而获得的。但是，无须通过什么技巧把精神事件还原为物理事件（如声明它们可能是一致的），也无须根据贝克莱的论点取消科学实体的世界，我们毕竟能够认识这两类事件的基本特征而且可以创立一种内部一致且简洁明了的本体论。我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借助于双透视论。我们不仅能够证明事件组本身的一致性，而且能够证明由事件组构成的整体系统的一致性；即，作为构成从外部观察人（或其它具体实体）的模式的自然系统和在内省分析的基础上塑造人（或其它物种）本身的认知系统。通过这一过程，人类心灵就不再作为一个连接到物理化学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不可证实的环节。相反，它构成了另一类事件的链条；该链条中的因果性环节不再是物质过程，而是认识过程。因而，我认为把精神事件插入物理刺激、神经能量转换过程和相应的反应行为回路中是不经济的，况且在物理主义的前提下也是不可能证实的。有人主张精神事件和其它事件（如感觉和行为事件）没有什么联系，它只是简单存在着。我认为这种主张是多余的。我同意阿姆斯特朗的看法，“精神状态概念首先是个人往往产生某种行为状态的概念”。尽管有些精神状态是用来分析其它的精神状态的而不是直接的实际反应，但毕竟所有的精神状态同具有反馈特性的连续循环圈内的环境紧密相关。我不同意具有同一性思想的理论家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把精神状态插入物质因果性的链条中，舍此再无其它更好的选择。这样，精神状态就成了多余的和不可证实的“机器中的幽灵”。目前的观点认为，精神状态终究还是产生于反应中的状态，但这些反应不是肉体行为，而是意动，即意志活动。正像意识到绿色感觉不是根据神经转换来描述的物理刺激，而是知觉属性，即“感觉材料”一样，意志反应也不是根据从神经中枢发出的神经脉冲刺激神经运动中心来描述的肉体行为。因此，知觉性的感觉和意志反应是精神行为，它们和其它精神行为一起构成具有自矫正反馈属性的信息过程循环圈。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幽灵引入机器，也不需要围绕幽灵制造一台机器。我们有一个幽灵，也有一台机器，当我们仔细研究它们时，发现它们构成了具有同一性的系统。这种同一性并不在于它们的“材料”或“物质”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是“幽灵”起作用，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是“物理化学”起作用）——而在于摹写系统的理论的同型性。
结论
关于实在的基本构件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本体论问题，这里我们根据自然界的一部分构成了整个等级体系中的负熵系统这个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实在的基本构件是系统，更确切地说，是自然－认知系统。而这种观点是根据下面三个方面得到的：（1）承认物理事件和精神事件的相互不可还原性。（2）建立物理事件组和精神事件组各自的模型。（3）研究这些模型的同型性。利用同型性模型揭示的一致性是根据双透视（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观察）自然-认知系统概念综合得多的，它是本体论的基本原则。所以，心灵事件在自我分析的基础大揭示了自身，并作为有机体的某些肉体事件的相关事件出现。这种相互关系的表现对于人类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从理论上讲，所有微观等级体系的负熵系统都可能产生这种表现。
在假定了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前提下，我们已经奠定了系统哲学这个复杂大厦的基础。下面我们将讨论由不同类型的自然-认知系统构成的等级层次结构，从而勾画出“自然哲学”更具体的框架。
第九章 等级体系：自然哲学的框架
组织性：基本标准
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形式朝着严格的功能的目的进化：通过传递信息（从同他本身有关的那部分环境里获得的）并赋予这些信息以操作上的实际意义，人类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因此，由感觉传递的和以实际的常识性思维方式进行编码的人类经验并不一定是客观经验知识的可靠工具。事实上，生物和文化因素结合形成了一种个人的生存“气泡”（existential“bubble”）。这个“气泡”使他能非常好地生活在他周围世界中；不过，当他把它当作客观知识的向导时就可能被引入歧途。“气泡”还包括事物和相互关系的概念，一般说来，具体性质和实在被限定在前者（即事物）的范围内。通过把事物类型限制在人类及亚人类实体的层次上，就使得人类能够有效地操纵它们，具体做法是把最复杂的事物看成是与他同等级人，把所有较简单的事物看成复杂事物的组分，或者看成环境背景中的较简单的实体。然而，在高于人类层次上，单纯的事物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由干具体的人的共同努力，它们被组织起来和概念化了，这样一来，人类就得到了一张操纵超级的（社会的和生态的）结构的许可证。最接近于人类层次的事物最容易识别，而在比较小的尺度上的简单事物则逐渐消失在认知意识的外围中了。等级体系中较小的实体仅仅是以聚会体的形式被人们认识的，这种聚合体又包括数目相对众多的更小的组分（如晶体、分子和原子）。同样，恰好高于个人层次的关系同样是那些最明显地显现出来的关系：这就是人际关系。在这些关系之上是更为复杂和广泛并且越来越模糊的关系领域，它们沿着更为宏大的社会和生态系统方向扩展，最终到达世界系统。人类主体本身是个重大的分界线或转折点，这恰恰就是他所认识的。这是“人”的层次。从这个层次向下是被控制的“事物”，而从这个层次向上则是被安排的“关系”。因此在常识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气泡”是非常有效的：它允许控制－行为在微观等级体系中向两个方向延伸（图13）。然而，对客观地摹写周围世界来说，这个气泡的正确性却值得考虑。
遗憾得很，功能的有效性和客观的真实价值经常被混淆，因为一些事物仅仅是表示某一系统的客现状态的功能编码，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那个状态的真实复制物。由穿孔磁带输入计算机硬件中的一系列程序能够控制复杂产品（例如汽车）的生产，但这并不等于在程序中有某一车辆成品的真实模本。在程序中，一些相互关系在功能上互相匹配，它们控制着过程；但检查编码或程序是检查与由它控制而制造出来的产品完全不同的事物。在汽车制造厂的生产流水线控制系统中不存在一辆“小汽车”。但是，当人类自称了解他们周围世界时，我们所期望的恰恰就是这种意象。而且，正是这一系列事物以及由这些事物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意象构成了现实的世界图景。然而，这些意象与其说是对现实实体客观真实的描绘，还不如说更像能够产生有效响应的功能密码。如果我们认为是后者，那么那功能气泡就膨胀成人类形态的和主观的世界图景。
对于获得经验知识的选择是非常明确的。他或者选择放弃功能性的但又是主观性的气泡而利用客观意象的功能编码；或者设法绕开这种主观性寻求非人类形态的概念范畴。前一种选择代表了大多数哲学家采用的经验方式，他们把人类经验当作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试金石。无论他们是根据感觉材料、语言，还是根据审美观，甚至宗教直觉，他们都把内在的主观结构解释为似乎是客观的世界观念。但是，如果他们把着眼点放在结构和功能——一句话，放在组织上，而不是放在经验事物和它们的关系上，那么后一种选择就被当代科学所接受。如果采取把某些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结构作为实在的（“具体事物”）标准，那么常识气泡的拟人化的轮廓就瓦解了。这样，人就从他占据的在行为上非常有效的世界气泡模式的顶峰上被挪开了，“人”也不再被定义为常识的分界线了。现在，人仅仅是一个被嵌入内部相互联系的、具有组织性的现实自然界中的系统。在低于个人层次的事物（包括“具有活力的事物”）和高于个人层次构成的关系之间的分类区别已不复存在；存在的是系统，下层系统和上层系统，而它们是由人们的概念分析决定层次的系统。由于交替轮换对人类的研究的集中点，有时我们把人看作上层系统（他由他的器官、组织和细胞组成），有时我们又把人看作下层系统（他组成了他的群体、社会和民族）。同样，任何其它系统都可以这样交替地划分——有时把它们描述为部分，有时把它们描述为整体。
把组织性作为实在当中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标准，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系统主宰着微观等级体系。这样的范例，在原子中、在细胞和有机体中，甚至在更高层次的整个世界社会和生态系统中都存在。如果我们根据前面谈到的双透视论原理，从内省角度看，自然系统是认知系统（同样，从外部观察，认知系统是自然系统），那么我们就取得了自然和认知系统类别上的共同延伸。这样，如果任何自然系统（例如原子）被置于内省的基础上，即观察者自己同那个系统保持重合，那么后者似乎也是由“心灵事件”所构成。这样，我们可以把主体性赋予像原子和分子这样的系统。对于超有机系统，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做。当然，对内省的分析者来讲，他如果保持同社会和生态系统重合，同样也构成心灵事件。然而，我们作这些假定对于可靠性的要求好像有点不适当。这样的假定同经验的证据不矛盾吗？
我认为它不矛盾。内省的表现限于分析者本身：直接的第一手信息只能从自己的心灵事件中获得。而当某些人用语言表达他们的内省时，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心灵事件中获得间接的（第二手）信息。通过观察他们的行为和肉体状态变化，我们还能够推断出他们的心灵事件。关于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共同延伸的原理（通过推理）认为：我们应准备承认，如果我们和他们的肉体有机体重合，我们也将会感知到他们的心灵事件。由于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具有同我们自己非常相似的有机体，因而他们的心灵事件和我们的心灵事件也会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除了我们人类自己的成员外，自然系统不可能用语言向我们传递它们的心灵事件，我们仅能够通过观察它们的行为来推测它们，而它们的行为和我们人类的行为差别很大。黑猩猩的行为和我们人类的行为差异很小，而分子的行为和我们人类的行为差异则相当大。普通常识告诉我们，黑猩猩具有同我们相似的心灵事件，而分子却一点也没有。那么，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什么呢？很清楚，这是因为黑猩猩的行为同我们的行为比较相似，而分子的行为同我们的行为大不相同。当然，我们所说的相似总是相对而言的，而且从不相似到相似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黑猩猩的行为和比它更原始的动物的行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而这些更原始的动物的行为又和海洋动物的行为相似，最后直到和植物的行为相似。生物学界有一句现在已过时的名言说：人身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没有一件不会在阿米巴虫身上发生。这句名言之所以过时，其原因是阿米巴虫同像细菌和病毒之类更简单的有机体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这些有机体的行为同结晶体和生物大分子的行为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机物的界限是超验的，没有一条足够宽的相似－不相似的鸿沟使我们可以证明在鸿沟此岸有心灵事件存在，而在彼岸则不存在。常识必须接受这样一个要求：对心灵事件的肯定要给出一个比人类行为的明显相似这一标准更好的标准。然而，常识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也许划分具有或不具有心灵事件的更好的标准是组织：结构、自我定向、自我维持、控制、非加和性和其它的系统特性。这些都可以被举出来作为心灵事件存在或不存在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在前面讨论的系统待性作为微观等级体系组件（module）的“内部”属性，那么根据内省的观点，用这些词句描述的任何物理性质的组件也可用心灵事件的词句来描述。这样，如果观察者可以等同于原子，那么他将会用类似的较轻的痛苦和悲伤的词句来描述电子轰击，而核裂变也将会被用类似的危机感的词句来描述。当然，这个理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把人类的精神事件赋予原子——即实际上赋予除了人类之外的任何自然系统。心灵事件最终赋予微观等级结构，并不是赋予人类的心灵事件：具体类型的心灵事件可以被假定同各个系统具体类型的物理事件相关联。这样，如果我们考虑到1011个神经元才组成一个同人类心灵事件有关联的复杂的大脑神经网络（物理任件），我们就一定要谨防把类似于人类心灵事件的任何东西归于像原子和分子这样的低级系统。它们的心灵事件在“感觉”上同我们的心灵事件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它们仍然可以叫心灵事件，即和物理过程相联系的但不同于物理过程的某种类型的感觉。
我们一定要谨防把心理层次赋予同其微观等级体系上结构层次相应的系统所引起的谬误。如果我们确实作了这样的假定，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较高级的精神状态赋予社会系统而将较低的精神状态赋予生物系统。这个假定在许多实际例子中明确地受到否定（例如，像学院或大学里教职员工这样比较松散的个人集合体）。因此，尽管总的说来完全的生物系统多半具有比组成它的细胞和组织系统更高级的心理状态，同样，这些细胞和组织系统的内部又产生出比组成它们自己的分子和原子的下层系统更先进的心灵事件；但是，认为由生物系统组成的上层系统比它们的成员具有更强的意识或更先进的“精神”，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作这种假设没有任何经验根据。
同时，作这种假定也没有任何概念上的正当理由。从内省观点看，心灵事件阐明了整个系统的综合过程，它们的发展水平和系统的功能是一致的，而这种系统的功能是在下层系统整合和分化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如果下层系统高度分化的整合功能是显著的，那么系统的心理特征就有希望得到进化；相反，如果这种整合功能是不明显的，心理状态就只能处于萌芽阶段。例如，高度分化的人类生理器官的整合功能和高水平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而这种人类生理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控制力的有机整体。如果下层系统的分化或整合水平降低了，心理现象就必将相应地显得贫乏。目前，我们体验到的社会系统即使在它们经过严格的调整后也决不会达到它们自己的下层系统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分化的整合程度。例如，像军队或教会这种较松散的整合整体所包含的分化的下层系统在数量上远比一个即使较简单的生物所具有的神经系统要少得多。所以，尽管社会系统是一个多机体的上层系统，然而它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水平较它们绝大多数的一般成员简单得简直无法比拟。如此看来，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命题的原则可表述为：一个系统的心灵事件水平同它的下层系统的分化和功能整合的水平成正比。
由于同系统心灵事件水平（而不是系统的等级水平）密切相关的是下层系统的分化和功能整合水平，因此认知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共同延伸的假设就成了微观等级体系中的一般性原理。在通常就宇宙而论时，许多这样的原理在思想史上就已经被提出过。例如，斯宾诺莎就肯定过人类心灵在物理方面的相关物是人体这一原理。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在注释中）这个原理“应用于人还不及应用于其它单个对象合适，因为所有这些对象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都是充满活力的”。柏格森认为，肉体结构的主体心理相关物是“直觉”，亚历山大认为是“享乐”，而怀特海则认为是“感情”。摩尔根明确地信奉这样一个原理：“不存在不是心理系统的多等级整合的物理系统；也不存在不是物理系统的心理系统，所有的事件系统都是不同等级的心理-物理系统。这两个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属性普遍渗透了整个自然实体世界”。
关于这一原理的最近阐述包括：查丁·德·台哈德根据心灵（“物质的内化”）平行出现的观点来描述的进化理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心灵从心理潜能出现的观点，这个论点是切克斯廷根据列宁关于“反映现实”的能力是一切物质的特性的观点提出的。在现代哲学和科学哲学文献中也不乏关于这方面更进一步的类似阐述。
现有的理论认为，特定系统的心理－物理性质是根据操作进行分析的：一个系统，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理的，取决于以什么观点去观察，即使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观点的转换允许进行互补性（但不是同时出现）的交替研究。一个给定的系统，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能以一种观点来观察，因而要么把该系统描述为自然系统，要么把它描述为认知系统（二者不能兼得）。这样，就我来说，我是一个认知系统，而其他任何人都是物理系统。但是，我认为如果我能够站在外部的立场来考察我自己，那么我将同样是一个物理系统；如果我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投影到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我将会把他看作一个认知系统。这种双透视原理可以运用于从原子直到社会的整个微观等级体系领域。
如果反对的理由仍然是针对把心理属性归于超出了有机或生命现象的自然系统而提出来的，那么批评家应该记住，即使关于他自己的夫人他也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断定存在这样的属性。心灵事件只限于有报告它们的个人，而对其他任何人的心灵事件只能作纯假设的推断。如果自然可以系统地和始终如一地在这样的框架内（这个框架不承认在极不相同的自然系统［物理的、生物的、社会的］之间有根本性的范畴差异）进行解释，那么否认任何这种系统的心灵事件并不比否认其它任何系统的心灵事件更合理。因而，批评家的选择是：他必须是一个怀疑论者并且只承认他自己具有心灵事件，否则他必须详细地制定一个判定标准，即为什么他的夫人可以有心灵事件，而一个碳原子就不会有。如果心灵事件不是指人类的感觉，而是指对系统组织化的感觉，那么他将很难找到一个符合——在任何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常识的标准，来限制自然普遍具有心灵属性的看法。
建立一种自然哲学：（1）系统和实在
自然显示出产生出了有秩序的动态系统，这些系统呈现为确定不变的形式。它们是具有非加和性的有序整体，而这种整体的功能和特性不可还原为它们的组成部分的功能和特性。借助于各种动态过程，它们能够自我维持，而且在负反馈的内环境稳定和正反馈的结构进化这个大方向上是相容的。具有这种结构的系统的不同群体进化的速率也各不相同，并且各自为其它群体提供环境。结果，进化较慢的系统就可能成为进比较快的系统的一个下层系统。这样一来，我们就获得了等级结构体系。因此，把主要的状态和功能描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解释组成自然系统的物理事件。同样，内省分析揭示了性质不同的精神事件的结构组件。我们的双透视原理则在自然-认知系统概念基础上把它们同自然系统结合起来了。
由于我们在微观等级体系中能够识别的任何事物不是自我维持的动态组织就是许多这种组织的集合体，因此，根据组织不变性，基本的存在物是可定义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等式，
具体的组织不变性＝实际的微观等级实体＝“自然界的认知系统”，或者，某类自然－认知系统＝某类实际的微观等级实体。
现在，根据以上概念，传统哲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就可以回答了。实在是什么？或者说，实在的基本东西是什么？它们得到了一个简洁而明确的回答：是自然－认知系统。如果微观等级体系中的任何事件组组成一个具有非加和性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动态结构，那么它就是“实在”。系统的组织化水平，它的空间延伸性或时间持续性都没有削弱这个断言。系统可以通过控制或者通过结构而保持稳定，因此它们有可能在它们的环境中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其它系统也许只能把稳定性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它们仅能维持短暂的存在，并且当出现扰动时有可能瓦解为稳定的下层系统。如稳定的中性原子是前一种类型系统的例子，而许多社会组织是后一种类型系统的例子。然而，如果标准不是持久性，而是系统组织性，那么两种类型的系统部可以看作是实在的东西。组织化程度高的系统在结构上比相对原始的系统更不稳定，但是它们可以通过大范围内的功能控制来补偿这种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如果该过程失败了，那么复杂的系统就很容易瓦解成它原来具有稳定性的组元。如后者比它自己的系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那么在某个观察者看来，这种系统是短命的，是由稳定的下层系统群间歇性地构成的有序度较高的联合体。当这种系统被作为例子时，而且只要它被作为例子，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否认关于它的“实在”的断言：如果下层系统是其它下层系统的组织整体，因而是实在的，那么原系统本身作为这样的组织必然同样是实在的。
这种系统的起源像它们的相对持久性一样，它们是非物质性的。我们已经明确地讨论过出现在自然界里的这类系统，它们独立于人类有意识的目的。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地断言，人类有意识的目的可以导致这类系统的形成。所以，同“自然系统”相对应，它们可以被叫做“人造系统”。它们之间的差别就相当于有意识筹划的型式和自然地出现的型式之间的差别；相对于出现的结构来说，有意识地对一个型式进行的筹划是非物质性的。因此，人造系统由于是具有一定不变的状态和功能特性的组织，完全有资格同任何自然产生的系统一样作为真正的实在。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造系统，只有那些具有某些特征的人造系统（这些特征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系统）才可以这样被认为。因而，如果能够制造出这样的机器，它们的各个不同部件形成高度的整体性并且能够自我修复和自我进化，那么这些机器将会表现出与自然系统同样的存在形式。这些机器的群体能够有选择地进化，以适应其它自然产生的系统群体所构成的等级体系。这些机器的存在是由于现存的自然系统的有意识的设计，而并非是现存的自然系统通过遗传蓝图（genetic blueprinting）而得到的，不过这一事实对它们的具体存在并不重要。
传统的概念认为，实在的事物是自然产生的具有固体特征的东西，当我们采用更有说服力的透视论的组织不变性来作为真正实体的标准时，这种传统概念就必须因为前后矛盾而被放弃。而且如果我们确实采用组织不变性作为标准，那么较长的持久性、起源、本质、整体水平、明显的功能和特性都是对系统特征的说明，而并非是它们实在性的试金石。根据这里提出的理论，任何事件的组织，只要满足了系统状态和功能的要求就是实在的（具体的，真实的），并且所有的这种现实性都是双透视的，既可分析成物理事件组，也可分析成精神事件组。这样就相应地产生了一个必须接受的命题：短暂的社会组织以及人工创造的机器都有精神事件。如果用下层系统的分化和整体功能水平作为系统具有精神状态的标准，我们就不能把像人类心理状态的任何事件归于较低级的组织系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心灵事件，并且是一个系统化的组织，那么其它系统组织在类似于内省定向分析方面也应具有心灵事件。如果组织是存在标准，那么它同样也是精神的标准：我们或者为心灵选择一种随心所欲的断然割裂的观点，或者选择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的观点——不过这种观点是不结果实的唯我论的教条。
（2）等级体系和它的出现
关于地球上的现象具有等级性的概念今天已经越来越为人们作为一个主要有序原则普遍地接受。为了复兴首先在经典哲学中出现的思想方式，现代的探索者们习惯于提供这种彻底的陈述：“宇宙包含着一个成系统的等级体系，其中每个较高层次的系统都由较低层次的系统组成”，“实在（＝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等级结构——每一个存在物最起码属于这个结构中的一个等级”。如邦格自己指出的，这样的陈述是对进化最彻底的概括。
这种概括所需要的经验世界现在主张层次的不可还原性方面同一元论相冲突，而在主张层次之间有产生关系（高层次的系统由低层次的系统共同作用而形成）这个问题上同二无论和多元论相悻。因此，自然等级体系哲学所表明的观点是整合多元论：“一种主张世界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本体论”。
在这种哲学中，新事物被设想为出现在连续的层次中。但这不是指“形而上学”所说的那种出现，即在适当的条件下（例如，L．摩尔根和S．亚历山大的自然发生论）从虚无中产生某些事物，而是指在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出现新的转换。系统的一般特性出现在同那个层次相对应的转换的各个不同层次等级中。各个层次都具有这种系统特性：任何下层系统都是所有比它低级的下层系统的系统，而且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下层系统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系统层次中的转换类型。原子层次上的有序整体是在原子核和电子的共同作用基础上出现的，而在人类社会层次上的有序整体是在经济、法律、政治和全体公民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出现的。除包容有由此从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新质之外，适应的形式也是不同的。从现象上看，出现的事物似乎是新颖的（像分子层次上的化合价和从进化的观点看人类文化水平上的抽象思维），但是，如果详细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们是不变性质的新的转换，而这种不变的性质是所有自然－认知系统所具有的特征。
上面句子中“新”这个词是加了着重号的，这是为了强调在我们所讨论的系统中出现的事物确实是新颖的，尽管这种“新”是系统中已经存在的（像上面例子中说的）不变关系和与它们紧密相关的特性的新的转换中的“新”。现代的和历史上的自然发生论者经常混淆特殊现象中新事物的三种形式，而在这三种形式中只有一种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即“出现”，尽管不是形而上学的或“令人费解”的那种出现。第一种形式的新事物是由有目的的外部力量引入的。例如，手表制造者装配的手表。这里，获得新事物所必需的信息是由外界提供的，而所有这些信息早就存在于外界（即手表制造者的大脑）中。第二种形式的新事物的基础是已经存在于系统中的信息，这些信息以密码组（信息携带组织）的形式出现。例如，在染色体中，那些染色体就携带有使有机体发育成熟所必需的信息。然而，只有第三种出现形式才构成有重大意义的、“真正的”新事物：这里，信息本身是在结构重新组织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等级体系中各个层次上的系统的进化方式都是这种形式：不是目的论，即现存目的的实现；而是目的法则，即目的本身的出现，或更确切地说，是表示该目的的动态组织的出现。毫无疑问，关于出现的手表制造者的形式破灭了，除非假定有一个神圣的创造者自己携带了构建所有本质上具有实现自身能力的系统所必需的信息；关于出现的染色体编码形式的也不得不抛弃掉，除非所有信息编码莫名其妙地被编进标志着我们现在的宇宙时代开始的那些最初的氢核中（或者是原始的原子中，如果按“大爆炸”宇宙学的观点）。这两种选择都缺乏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所作的有把握的确证。所以，真正的出现似乎是这种情形：由于出现不是不可预见的新事物，而是现存组织的新的和更加复杂的并具有动态结构的组织化变体这样的考虑而被减缓。信息是在创造性的适应和自然选择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最初的信息组体（编码或“指令”）会导致产生新的组织化变体。这个最初的信息组体是一种约束力量，它导致出现似乎处于非平衡稳态但能在变化的环境中自我维持的有序整体。所以，这种出现就在于产生新的组织形式，在这些新的组织形式中，力学上和热力学上不可能的结构会在转换体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因此，这是组织形式（form）的出现，而不是组织类型（type）的出现；这里的“形式”应该理解为类似于一种理论上具有不变性的已知“类型”的特定转换体。作为一种组织类型的“自然－认知系统”出现在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不可还原的形式中，并在系统等级体系的发展中朝着进化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
（3）层次和进化
由于经验现象十分丰富多样和错综复杂，因而对自然界等级体系的层次仅能作尝试性的认识。然而，最近几年几个方案被提出了：其中一个是杰勒德提出的（参看第四章末）；另一个是米勒提出的，我们不妨摘录如下：“原子由粒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结晶体和生物大分子由分子组成……细胞由原子、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组成；器官是由细胞集合体形成的组织组成的；有机体由器官组成，群体（如一群家畜、一群鸟、家庭、球队、部落）由有机体组成；社会组织由群体（有时是单个的有机体）组成；社会由社会组织、群体和个体组成；而跨国系统由社会和社会组织组成”。第三个方案是邦格提出的，他提供的分类如下：
基本粒子－原子核－原子－分子－物体
物理系统－化学系统－有机体－生态系统
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心理过程－社会过程（人类历史）
物质产品－社会生活－智力文化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
邦格的分类是解释系统哲学表现形式的方便工具。首先，我们要把整个实在（＝世界）同实在的那个趋向于等级秩序和具有显著结构性的部分或方面区分开来。对于后者，要认清两种类型的等级结构：宏观等级体系和微观等级体系。宏观等级体系包括从时－空场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天文宇宙；微观等级体系则包括从原子到有关行星的社会生态系统的所有组织。
第二，地球上的微观等级体系既不是根据物质也不是根据物质所组成的系统本身，而是根据它们的组织性来解释的。邦格分类的第二项是，物理系统－化学系统－有机体－生态系统。其它的分类基点不是放在单个实体上就是放在单位系统的特征上，或者放在研究它们的范围上（第三项是一个例外，它的分类基点放在过程上而不是放在系统上——冒忽视由系统状态和功能不变性所揭示的一致性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概念体系）。
第三，在微观等级体系中，所有系统是适应性的、有序的整体，并且部分地被它们的环境中存在的其它同类系统所包围。由于它们之间互相适应的结果，这样的系统便形成了更高一级的上层系统。例如，在一种溶液中，原子通过共享它们的外层电子而互相“适应”，最终形成分子或晶状体这样的上层系统。当这些系统仍互相适应时，它们就可能形成多细胞有机体，有机体又继续互相适应形成生态和社会。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各个不同部分在互相依赖，共同作用的基础上能够做到适应性地自我维持。
第四，如果要寻求这类系统存在的物理基础，我认为它一定是具有时－空性质的多维场，而且这种多维场能够产生出约束组体，约束组体又产生出相对稳定的、非概率性的能量流组体。引力场、电磁场、也许还有尚未发现的力场是具有内部非平衡约束的能量流构型所必须的，这种内部非平衡约束已经在氢原子核的结构中表现出来。有了这种“部分有序的混乱”，接下去的过程就是向着有序度更高和复杂性更大的方向迈进。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系统中的输入（“扰动”）将导致一些动态特性的分化、其它特性的出现和动态系统适应它们环境的选择性进化。原子核在适当的环境下可能会得到一个满壳层的整体。这证明存在一种不可还原的性质（化学键），在适当条件下，这种性质将导致形成多原子联合体（分子）。接着，这些分子又通过连续不断的环境激励，一方面向结晶体形式进化，另一方面向高分子联合体进化。在恒定不变的环境压力下的进化愈稳定，选择性适应就朝着愈分化和愈整合的方向发展，并且内部作用逐渐由弱变强，最后形成像中国套箱式的自然组织的等级体系。最终，在一定的时候出现了生命，后来复合有机体就被接纳到这个生态系统和社会中。（参看图2）
这个进比过程是由组织的总体水平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局部形式的发展或局部进化速率所决定的。它的主要特征是组织水平的全面提高。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系统的控制稳定性和它们性质的多样化，另一方面需要它们结构上的非稳定性和数量上的减少（图2’和2”）。这样，结构稳定性就和组织水平的简单性相对应，而控制稳定性则表现为自我稳定功能和性质的多样性逐渐增加，并同组织复杂性相对应。例如，像哺乳动物这样的复杂有机体比原生动物更易受到伤害，但它却更能应付环境的变化，而这种环境的变化足可以把原生动物置于死地；现代多样化的专家－官僚政治社会系统比原始部落社会在稳定性方面要差得多，但它们却能更有效地在特殊情况下应付种种有害作用。
高功能效率，表面性质的多洋性，和实现各种必要功能的特殊的次级的集合体的分化，是同步发展的。自然界中只有82种具有稳定形式的原子，但却有一百万种的植物和动物。然而极其丰富的原子，在数量上要比存活的有机体多得多。这样，由于众多的生物种类进入了小规模的群体，因而就出现了一种明显地向个体化方向发展的倾向。最终，一种高度分比的具有多样性的独特组织就脱颖而出了，它能够促进微观等级体系中所有附属层次系统的联合和有序化。地球上，这个最高层次的组织，就是目前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
也许一些数目不详的微观等级体系，会被强加到宇宙宏观等级体系层次上的适当的行星表面上，从而可能产生为数极多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进化的动态系统，并逐渐趋向于提高个体化和功能自主程度，不过这要以固有的结构不稳定为代价。这个宏大的组织化过程可能仅仅是在宇宙区域内一些随机的局部有序区域的影响下开始的，而出现局部的复杂化是由于一些已知的、或许还有一些未知的力的联合作用，从而在具有结构连贯形式的能量包之间建立起了非随机性的关系。其后，这些原始系统内的物理常量的活动得以分化性地发展出我们眼前的和我们身上的全景图像。最终，不需要什么神秘的独特的创造行动，它就可以导致出现新的有序形式和它们相应的新的属性和不可还原的特性。它还得以产生出人类、心灵和文化。它把我们不可改变地一起带到了我们现存的地方，并推动我们向着文化、社会和生态结构的，甚至还有生理的，整合和分化的新高度攀升。
未来发展的具体形式是不可预测的：它们部分地取决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然而未来发展模式的总趋势还是可以预见的：它走向程度更高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由于分化的下层系统的结合，形成了更大的功能整体，系统就被层层地加到发展中的等级序列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我们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我们的未来是确定的，并服从于其总的发展规律。
第十章 意识：心灵哲学的框架
在思想史上，人类心灵通常被认为是超验的“精神”或“灵魂”，不晓得怎么存在于肉体而又不同于肉体或不可还原为肉体。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家的研究假设总是倾向于还原主义学说，即企图根据神经生理学的过程来解释心理现象。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概念克服了这些矛盾，并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概念——人是心理物理的实体而并非是二元论的实体。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我们可以对人类心理的基本的、非同一般的功能提出新的建设性看法。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讨论和心灵哲学有关的问题，其作法是把人看作是镶嵌在微观等级体系中的自然实体，并把他作为自然－认知系统在他那个层次上所具有一般稳定特征的范例。
大脑－心灵同形性（双透视论的重新陈述）
把人看作是双透视的自然－认知系统的证据可以这样来重新陈述：把可应用于自然系统和可应用于认知系统的系统性质进行比较，这些性质将被证明是具有同型性的，但是用来描述这两类系统性质的语言却是不同的：不但有“大脑语言”（“brain－language．”），而且还有“心灵语言”（“mind－language”）。
我们可以采用赫布的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大脑语言”词汇。细胞集合体被说成是在感觉刺激的神经相互作用和皮层内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机体在这些集合体的基础上作出反应。它的这种反应影响它的感觉信号流向，然后感觉信号又影响细胞集合体的形成。在自主过程中细胞集合体也能在单独的皮层内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因此，细胞集合体（或神经通道、印象、反射环，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脑组织）就代表了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连接链。
“大脑语言”中的“细胞集合体”相当于心灵语言中的“认知建构”。物质的大脑系统和认知的心灵系统之间的同型性可以概括如下：在现存概念（＝皮层组织）的基础上产生的反应对系统环境起作用并使得它的输入和它的认知（＝皮层的）组织相匹配。这是一个负反馈的自稳化过程，它适用于同时作为认知系统（心灵）和自然系统（有机体）的人。输入－组织关系之间持久地不相匹配会引起认知概念（＝皮层的细胞集合体）的活动并导致产生更恰当的概念（＝皮层组织）。这里，我们遇到了自组问题，它同样可应用于作为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人。因为他的建构集是等级组织性的，而且也摹写了外部等级体系，同时我们还知道，作为自然系统的人也被嵌在这个微观等级体系中，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上述平行论来补充对单个系统的双透视的看法。根据双透视原理，可以把我体验到的东西同存在于我心灵中的世界之间，以及我所理解的我的肉体、大脑同影响我肉体和大脑的外部世界之间的质的差异，解释为我（作为一个自然－认知系统）自己两种透视的差异。这两种透视中的一种是根据自然系统的理论描绘的，而另一种是根据认知系统的理论描绘的。由于这些理论代表一般系统论的一种特例，所以根据双透视原理，关于它们的中肯结论可以整合为双透视定理：“不可还原的不同的精神事件组和物理事件组构成一个同一的心理物理系统（专业术语叫‘自然－认知系统’）”。
大脑－心灵的功能起源
大脑和心灵是同一个系统的不同透视方面。人的大脑（还有心灵）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进化的。它首先确保了人的存活，后来才成了人的主宰。
现在人们相信，直立人（现代人的祖先）的脑相对迅速的进化发生在大约五十万年前。尽管直立人的脑比现代人的脑小，但却比南方古猿的脑要大得多。脑容量的增加意味着有了更多的神经细胞，还意味着在神经细胞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的可能性。细胞集合体形成能力的增强（赫布）也意味着（根据双透视原理）概念－形成能力的增强。的确，人类学家们认为直立人很可能能够以类似人的方式进行思维，并且可以讲一些初步的语言。他还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后来，至少在三万五千年前，随着现代人的出现，我们发现人的脑容量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立方厘米的范围内，而且思维、讲话和制造东西的能力更加突出。结果，在某一时代终于创造了文化。
大脑功能的运用以及其组织化的丰富潜力，使得人类在狩猎、采集食物、建造居住环境和组织公共活动等方面胜过了在体力上比他强大的所有对手和敌手。跟脑容量的增加密切相关的认识能力的增强，使伟大的新石器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和家畜的驯化。因为人在很大范围内依赖他的大脑－精神力量，所以，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那些大脑组织化程度特别高的人（＝具有较发达的建构系统的个体）更有利于生存。很清楚，在这个层次上的大脑－心灵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工具。它使得人能够居住在比其它物种有优势的环境中，并且能够利用他自己的这种优势。
当然，较高的皮层组织化，只有当有机体的基本的内稳态的调节被整合到自主的神经系统中时，才会进化出来。进化可能已经在许多年前就开始了，它使能进行人体自动控制的机制更加完美；因此，尽管它这么复杂，也不需要头颅内有调节能力的神经元（细胞）的帮助。克劳德·伯纳德说，就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言，稳定的内稳态的自我调节是自由生活的条件。沃尔特曾谈及他在剑桥讲课时巴克罗夫特（Barcroft）先生提出的问题，“如果温度、氢离子浓度、水、糖、氧、钙和其它东西都是恒定的，那么有机体到底获得了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如下的例子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我经常在平静的湖面上看到一条小船划过，带来一串涟漪，我在注意它们的规律性并欣赏当两个涟漪系统相遇时所产生的波纹……但湖必须绝对平静……在一个性质还未稳定下来的环境中要想寻找高智能的发展，犹如想在风暴中的大西洋洋面发现涟漪的波纹”。内稳态使湖平静；它使内环境稳定。这样，它为进一步的进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神经系统中正在发展的部分（像脑的前叶）解释了更精细的“涟漪”——即那些由感觉产生的信号。功能能够进化以完成复杂的操作，这些操作对于放大和解释较弱的，波动起伏的感觉信号，以及适当的运动神经刺激之间的联系是必需的。当自主的内稳态铺好道路后，认知便沿着这条路前进了。
在我们人类物种的历史上，那种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大脑皮层组织一定是这样：它使人类能够有目的地对他的直接环境中的各种目标作出反应。在“心灵语言”中，这种组织化提供了有意义的格式塔：一个被看作为有意义的客体的知觉表象模本，并且具有有目的和有效的反应模式。这样，这个被赋予格式塔的、有知觉认识能力的人类，就比仅靠遗传得到的那个内环境稳定的有机体，具有更为广阔的反应范围。他把范围更大的环境嵌进他的知觉-反应因，并且能够把自己维持在自己所面临的境况中，而这种境况可能已超出了进化较慢的生物体所能容许的差错限度。通过积极地改善环境，他可以对周围环境状态的不适应作某些补偿。由于可以补偿，他就能够在一个范围更为广阔的环境条件下生存，这样一来，他容许误差的阈值就提高了。
认知能力的起源和自主化
上面的讨论可能被理解为：主张皮质内较高级的大脑事件，以及同它们相应的认知构造的心灵事件，“只不过是”人的求生功能。这是一种还原主义的立场，从我们讨论过的内容来看，它不值得信奉。
知觉认识的求生功能仅仅在涉及到互有关联的大脑-心灵能力的起源时才能被确认。这些能力是作为使人类能够适应周围环境的一种更精确的手段而进化的，且能确保满足它这个开放系统发挥功能的需要。但为了解释现行的观点而认为人类知觉认识“只不过是”确保他求生的一个精确手段，这就成了还原主义的“遗传的错觉”：把某些事物的起源和它们实际的功能及应用混淆了。知觉认识有可能在这种求生需要的环境中得到进化，但在某些时候，其应用可能同生物性的求生很少有直接联系。事实上，知觉认识甚至可能使求生的需要受到挫折：想弄清可知觉的环境的某些方面的探索，可能削弱了生物实际的求生功能。好奇心毁灭了那只猫，而好奇心却是一种典型的认识导向的活动。在所有具有较发达神经系统的动物物种中，知觉认识的存在表明，这种系统的信息提取能力一旦发展了，它就获得了自主性，而且并不完全服从于满足生物需要的指令。
现在，让我们把问题再说得清楚一些：知觉认识发展的自主性并没有改变它的功能机制，这个功能机制是它的起源直接导致的结果。尽管认识可以被纯粹地应用，但知觉（在“大脑语言”中）无论如何是有机体同有关联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过程是后者的状态由前者较高的神经中枢来摹写，他的相关的运动神经反应则把这些状态加到同先前建立起来的摹写图景相匹配的那些环境中。这样，当个体把他的环境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格式塔的可理解的结果，他实际上是在适应他的环境：他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才能把自己维持在这种境况中。然而，知道怎样去做和限定自己去做，是不同的两码事。由于自然-认知系统发展了大脑－心灵结构，以致于能够把环境摹写在它的组织内，因此它能够精心设计出反应的模式，而该模式已超出了仅仅为直接的求生而利用的范围。作为在系统木断适应环境中的功能因素，知觉认识特殊化了。而一旦特殊化，它就倾向于逐渐增强部分的自主性并为它本身的目的服务。
这里概略讨论的论题，即关于在逐步适应的过程中功能的起源和随后功能的部分自主化的论题，克服了“二无论”或“还原论”似是而非的选择。该论题从还原论者信奉的观点开始到二元论者主张的观点结束。不过，这个论题本身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二元论的；它坚持认为存在着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和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起源的连续性避免了二元论的陷阱，而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则消除了还原论。例如，大脑中的皮层结构是在从内环境稳定（在中枢神经系统的自主区域内）开始的一个连续范围内进化的；但是它一旦进化了，这些组织就服务于自己的认知目的，从而在逻辑上不可再还原为内环境稳定的功能了。
高级的文化认知力（像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那些认识）怎样同人类有机体的生物基础联系起来，这个永恒的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起源的连续性－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原理来澄清。科学的认识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技艺不断得到提高的摹写活动：把经过仔细选择的各种环境状态摹写进大脑的皮层组织内。起科学建构作用的这些组织把观察和实验编码成知觉信息并协助揭示实际意义。用大脑事件语言陈述的科学观察可以描述为：感觉信号向大脑中心传导，在这里细胞集合体的复杂的状态序列对信号进行释译，并在信号－皮层－组织相匹配的基础上产生反应。在心灵事件语言中，科学的观察是“看到了那个”在某种程度上已预见到的东西，而且那些同认识论相关的理论建构是用具体例子说明的。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观察的内容都是来自从它的环境进入系统的信息，所以，知觉信号和认知组织的匹配就把有关系统内的外部事件资料重新加以编码。在理论背景中，科学观察代表了对某些环境状态的摹写（经过系统的实际认知结构）。由于科学认识把环境构造得比日常生活的具体的格式塔认识更精美，所以说它为系统适应环境作出了贡献。
以上评论适用于“常规”（同“非常规”或“危机”相对应的）科学。但是我并不希望把它们理解为常规科学只不过是保证人类在他相关的环境中能够求生的一种更严谨的方式。这种遗传的“只不过是”错觉无须再犯，它不是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东西。（的确，如果把建立天体物理学模型解释为是保证科学家或科学团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种手段是困难的。）相反，我所主张的是：科学是人类环境认识功能（即提供关于人类环境状态的重要信息的那些功能）的逻辑结果。（预言和检验依然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和必要成分。）但是，正像纯粹的认知能力介入了普通知觉（尽管它起源的背景是满足生物学上的需要）那样，纯粹的认知目的也介入了科学研究过程，事实上，它们经常同时介入。科学的创立，作为从环境中获取有关信息的一种更加精确的手段，并不阻碍把这种手段变成它本身的目的。纯粹的认识科学，“为科学而科学”，或更严谨些，“仅仅为了认识的科学”总是可能的。它引导人们为科学而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和人们利用预言和检验的实用主义目的相冲突。科学的起源和具体认知模式的起源都不取决于它当时的应用。事实上，许多科学家为了获得知识耗费了自己大部分甚至毕生的精力，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或者其他任何人）要从中得到什么具体的实惠。
由于随后结晶成科学的思想模式的功能的起源，科学就能够像按认知连续性自下而上和逻辑不可还原性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展，它就可以应用于科学认识的现象上。然而，同样的过程是否也可以应用于艺术？简言之，审美认识和人类自我维持是怎样的关系呢？
企图确认审美经验和存在需要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会引起某种特别难以控制的还原主义——把艺术还原成生物求生的功能。然而，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起源背景中觉察到，而无需把已具体化了的和具有自主形式的艺术还原到有机体的自我维持上去。我们认为，艺术形象地阐明了人类很大一部分经验：被情感所激励和支配的那一部分。人类和他自己周围环境的关系有许多层次，而每个层次的关系都要求由理解来驾驭。但是，无论是抽象的科学认知还是具体的感觉认知都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情感经验的对象和本质——前者用推理来猜测观察到的我们的环境状态之间的关系，后者使得我们对可感觉到的那部分环境中的可理解的对象和事件有了认识。然而，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这种环境的各个方面（它们赋予有规律的事件以意义），也不仅能够认识到可理解的格式塔，而且我们还感觉到了我们周围环境的许多状态，并且直到我们间接的感觉体会得到说明和理解时，我们才能够完全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因此，艺术和人类自我维持的总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这使得人类能够阐明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情感观念——因而它是在用一种其它认识类型不能够做到的方式使人类更好地适应他周围的环境。审美认知可能被描述为“感觉是如此”：这个“如此”应归于对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某些审美解释。一首歌能带来这种解释，同样，一个姿势，一行地平线上的树，一句表示高兴的话，或冬天里柴烟的气味，都能作这样的解释。公众共同认可的杰作是人类（最起码是熟悉那种风格和方式的那些人）对对象和事件“感觉是如此”的普遍意义的肯定。它们帮助人们在情感上熟悉和了解他们的世界——它们使得经验具有意义。
因此，审美认知体现了一种对系统的环境状态的非理性的，而主要地是感情的摹写。这经常被描述为“崇高的”、“美丽的”等等的艺术经验，事实上是体验者对存在关系的一种感觉方式。在这里，感受到的外界刺激和皮层组织（用心灵语言讲：知觉模式和审美建构）之间的匹配使得体验方面的东西能够得到理解，而这种理解不需要由科学来解释，也不需要由任何具体的认知模式来解释。怎样去感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审美建构进行分析的，对那些内省的艺术家来说，这些建构代表他对他自己和环境关系的自发认识。被人们所接受的艺术风格的认知功能在于它能够阐明艺术家和他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个道理（不考虑一时的怪念头，感觉主义，功利主义和其它类似因素）我们可以看出，艺术流派围绕被公众接受的某种艺术风格而个性化是很重要的；某种艺术风格之所以被冷落，新的艺术风格之所以能伴随新的流派和信徒而发展，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此看来，似乎艺术作品（像所有包括日常经验的非正式的审美认知在内的审美认知那样）具有基本的求生功能：它们解释了个人的生存经验并且使他自己能够适应周围的环境。
这种估计对艺术的历史起源可能提供一个相当好的描述，但是用来解释艺术后来的发展却是不适当的。如果从当代文化角度来理解和欣赏，几乎不可能认为艺术作品对个体在他自己世界里的环境适应方面作出了贡献。毫无疑义，它们赋予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生活的世界以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它们对生物有机体利用某种技巧来满足它在环境中求生的要求是毫无帮助的。因而，在艺术上，我们同样一定要谨防“不过如此”的错觉。艺术可能是起源于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这个手段为个人找出他自己在同外界的相互关系中的位置，而在原始艺术中，同神话和巫术交织一起的审美认知可能有助于直接的行为。但是，在它后来的发展中，由颜色、声音、语言、运动和动作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表现形式而构成的认知方式可能（事实上已经）获得了自主性。现代人不再用作画来影响狩猎的结果，也不再借助于符咒来设法使自己得到什么好处等等。他们之所以创作和评论画和其它艺术作品，是因为这些能给予他们以内心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本质上仍然基于对自己和世界关系的直觉的、基本上非理性的理解形式上。但是，现在理解本身是活动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它的实际应用。正像具体的认知模式在追求纯粹的认识目的（有时叫“探索”）中，获得了自主性以及正像抽象的科学认知在追求同样的认知目的（这里叫“基础研究”）中获得了自主性一样，艺术在追求它自己的认识目的活动中也获得了自主性（叫做“娱乐”和“创造”）。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从设法把有机体维持在它的周围环境内的基本活动中产生的。但是，在开始进化后，许多认知模式就有了自身的意义：它们的目的变得相对地自主了。它们从求生的工具转变为它们自身的目的。因而，人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并能自我适应环境的代表，尽管他仍然必须完成其生存上的事务。正像在大脑低级网状区域中内环境稳定功能控制的自主化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发展一样，对求生功能的完成（由于对认识过程的掌握）导致了自主性认识的进化。完整的认识能力有了，而且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自由地追求自身独立的目标。
人的较高级的认知方式的历史是功能的发展和他在周围环境中的适应方式逐渐自主化的历史。因此，人类社会扩大了：从同他的生物性需求直接相关的狭小范围扩大到了这样一个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包括已经能够观察和测量到的整个时间和空间领域；另一方面，包括整个具有审美性质的直觉领域。被扩大了的环境在功能上存在于人的双透视组织中，这是因为大脑组织把环境状态摹写进了他的大脑，而建构把他对外部世界经验的意义装入他的心灵中。
意识的起源和自主化
当讨论到人类认识能力时，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和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的原理可能克服作为错误选择的二元论或还原论这样的幽灵。但是，即使这种选择被排除了，仍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要求必须应用不可还原性原理来解决问题。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活动的事件就叫做意识。人不仅能够知道，而且知道他知道。总之，我们可以设问，这是不是说明除了功能上已进化了的有机体对环境的处理能力之外还有什么存在呢？意识不是人有某些超验的东西（灵魂或精神）的证明吗？
如果把起源连续性－逻辑上不可还原性原理应用于意识，那么我们必须说明人类意识是怎样进化为他们对付环境的一种活动能力的。因为，如果意识判明是一种非功能现象，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超验的二元论原理。但是，如果意识能够被证明对人类完成自我稳定和自我组织的生存功能的确作出了贡献，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它的功能起源解释清楚；同“纯粹”的认知相类似，“纯粹”的意识的广阔领域也可以被说成是最初的功能能力逐步自主化的结果。
我认为，意识在人类个体行为的功能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于它们的学习能力，即在经验的基础上修改他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的能力。用适用于认知系统的“心灵语言”讲，学习意味着用新的建构集取代原建构集，并且比原建构集更好地和实际知觉模式相匹配。要做到这一点，认知系统必须具备非凡的能力：它不但要有应用建构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评价这些建构影响知觉输入的能力的能力。在分析所遇到的知觉模式时，认知系统必须根据实际建构的成功与否来进行比较，并通过选择最有成功机会的那些构思出来的建构来发展它们。用“大脑语言”来描述，同样的过程涉及到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新细胞集合体（印象、神经通道、联想、反射弧）的能力；还需要自动跟踪那些持续的或重复的相应输入并停止其它的输入和不依靠现有的外界刺激模式来加强它们；还需要一种产生新状态序列的大脑内部过程，然后选择那些对刺激最适当的状态。这个过程不依赖于神秘的超自然力；它们的作用建立在较好理解的准则的基础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来自于对那种有学习功能的自动机的研究。尽管那些回路不是胶体的而是电子的，但它们的信息流仍是有学识的头脑内的简单类似物。机器人在已经被编入高级程序选择器中的标准程序基础上选择它们的准常规动作。程序选择器根据完成程序目标过程中准常规动作相对成功或失败来接受信息，它通过对照它们成功的机会来评价常规动作并重新组织它们以达到最佳的成功机会。因此，这种机器人完成了类似意识的过程：它们不仅有操作程序，而且还知道它们。它们“知道”它们自己的准常规动作，并能在需要时重新组织它们。正像闵斯基在1968年说的，“从技术上讲，要把你称之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某些特征加入到机器中去并不是十分困难的”。
把人造系统语言应用于生命系统似乎显得太机械了，而用心理语言描述人造系统时又似乎太像活力论了。应当记住的一个严重教训是，尽管习惯上这两类系统的术语是区别的，但“学习”是一个可以应用于任何系统的过程。这些系统采用新的操作方式，因为这些新的操作方式比原来的旧方式更有利于达到它的目的。（事实上，有些作者，像闵斯基和约翰逊，现在认为，机器人通过学习不仅能够在各种技术和道德方面，而且在智力上超过人类。）因为所有的学习都包含自我评价，所以，它包含了（对机器人和对人都是一样）哲学家们传统上所说的“内省”或“内省意识”。根据现代的观点，这些术语代表从本身操作规则（像准则、格式塔、原则和价值）中接受和评价信息的能力。
内省意识——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知道他自己内心状态的能力——结果是在学习行为进比过程中具有一种明显的功能作用。我们可以假设行为程序已经编定的昆虫很少有这种意识，而那些高级灵长类动物，由于它们能够获得新的行为模式，所以在相应的程度上表现出具有这种意识。由此可见，需要通过学习解决的问题越多，对自我评价来说就越需要这种意识。如果评价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并包含了预言判断这样的高级形式，那么意识也一定相应地进化到了较高级的推理和解释的水平。
这里，归因于内省意识的功能作用来自于我们的自然系统和认知系统的控制论模式。这是很可能的，一旦把控制论作为解释精神现象的框架，一种类似的作用就将被归于意识，不管是否会出现其它什么理论。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是多伊奇把意识作为“二级消息”（“secondary messages”）的内反馈聚集的概念。“二级消息”是指系统部分状态在变化时带来的消息；而“初级消息”（“primary messages”）是指由于它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通过系统的消息。二级消息是作为它本身神经网络内的“符号”或“内部标记”而起作用的。它们作为附加的信息反馈进网络，再和初级消息一起影响网络后来的行为。多伊奇告诉我们，意识并不存在于这些标记，而存在于它们来自于网络又反馈进网络的这个过程。
多伊奇关于意识的概念是一种功能过程的概念，通过它系统和环境的一些相互作用过程可以达到对系统本身的分析。他指出，这种过程出现在电子计算机中，并在记忆中起重要作用。它们也出现在较多人员组成的团体的劳动分工中，这些团体集中处理信息和完成某些思维功能，例如，工业研究实验室和政治或军事组织就是这样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中，“二级消息”是附加到外界信息上的指导卡和索引单，这些外界信息有时通过或者有时贮存在图书馆、卡片目录或文件控制中心。由于不可能吸收大量的初级消息，所以组织领导人只能主要研究处理标题、说明书、日常事务表等等这些附属于信息的东西。这样，只有经过内部网络组织的拣出和处理的“二级消息”才起到代表组织内的“意识”的功能。它们影响通过组织的资料处理，而且，如果二级消息介入了它们自己的一些操作规则，那么组织就会通过对它自己内部的资料的处理（通过修正和替代有缺陷的规则）而影响自己。
信息处理网络的控制论分析赋予自我分析以一个功能的角色，无论这些网络是人类的，社会的或人造系统的都是如此。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中大量信息的有效处理是通过回路进行精确的检验和矫正的，这些回路不仅对由它们携带的资料进行评估，而且还对自己的处理功能进行评估。在现行的分析中，作为认知系统的人类，对他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进行分析；而作为自然系统的人类，控制着他的大脑组织，这些大脑组织对他自己大脑网络系统进行分析。如果代表认知系统的经验认识的建构集和自然系统中处理外界信息的大脑网络组织缺乏足够的能力，那么在系统内，它们的分析就是自我调节的先决条件，从而也是有效地操作的先决条件。
内省意识的功能起源并不是意指当它进化出来之后，它必然被限于在现存的组织瓦解时发展新的构件和大脑组织。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就是犯了“不过如此”的错误。内省意识是在发挥功能角色的背景下出现的，但他也可以在没有功能任务要完成的环境下持续下去。事实上，像认识本身一样，内省意识有时也可能和有效的活动相矛盾。例如，倘若我们面对着格式塔心理学家给我们的谜——一个古怪的图样，如果找们用正确的方法看，那么就会突然看清楚它其中的奥妙（即发现适用的格式塔）。但是，如果一个人正在操作他的外部对象时，例如在驾驶一辆卡车时，采用格式塔方式进行思考，那么它可能会成为麻烦和困窘的根源。方向盘、踏板和变速器必须操纵自如；体验这些感性对象的意识只会妨碍对它们的操作。同样，个人的精神过程的意识对学习是有用的和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上床后意识仍在活动，那么就会妨碍睡眠。然而，人总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在他的建构基础上进行思考（即唤醒分析其它大脑组织的活动组织）；而且他在和生物学性质有关的环境之外经常这么做。正是由于这个事实，使得人成为这样一种生物，他不仅适应自己的现象环境，而且能够知道跟他当时生存需要无关的变化因素和事件。人，由于具有超出了生物学限度的自我内省，所以有可能成为“客观的”认识主体——对不直接影响自己生存的状态和事件感到兴趣并进行实际的摹写。
和人类个体的这种不偏不倚的认识能力相对应并且由这种认识能力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方便地叫做经验领域内“……的哲学（理论）”。根据这种观点，“……的哲学”被看作是在各个不同研究领域内进行反思探索的结果，它把对其它方面进行的认识作为它自己的认识的对象。例如，按照科林伍德的观点，科学哲学可以被认为是不同于内省意义上的科学：科学家直接研究客体，而哲学家研究科学家对客体的研究。这种“二级反思”（即“建立模型的模型”）是科学哲学的一般特征；当科学中现存的范式受到出现在观察和实验中的持续异常情况的挑战时，这种二级反思就产生了。在这些时期内，该领域中的领袖人物就转向基本理论并从事于对他们从事的科学本身的探索，即从事于科学哲学研究，而不是从事直接的经验研究。然而，尽管科学哲学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已存在了（例如，在当时，伽利略和牛顿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并向亚里士多德的范式发起了挑战；后来爱因斯坦又奠定了相对论物理学基础并向牛顿的范式发起了挑战；而在最近，海森堡、狄拉克、德布罗意和薛定谔等人又发现了量子力学，从而代替了微观物理学中出现反常的经典理论），但在其它时候科学哲学也没有退回到常规科学的发源地——即使当新范式已经发展起来并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时，它依然继续担任角色。当新范式已经发展到能够发挥作用时，原来已经存在的常规科学的创业者们就不再扮演哲学家这类特殊角色而返回到原来的科学中去。但是科学哲学家也并不是如此间歇地产生的：他们承认他们的兴趣在于对科学方法和概念的分析，而不在于研究和发现，并且一直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这样，类似的内省意识就能够在科学的社会文化领域通行了：当对认识的重组成为必要时，内省分析就在功能背景下产生了，在此之后，它就作为“不偏不倚”的或“纯粹的认识”研究领域而自我生存下去。对于像美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等其它的“……的哲学”（当然已作了必要的改变和修正），情况同样是如此。内省意识并非“只不过是”解决人类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产生的问题的功能手段，同样道理，“……的哲学”也不仅仅是解决其它研究领域里的问题的手段。这两者都发展成了永恒的和自主的认知活动，并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不是辅助追求那些更为直接的经验领域里的目标。
内省意识能够而且确实以完全“纯粹的”形式出现了，它同为其服务的经验认识密切相关，有些现象说明了这种看法。这些现像涉及到意识状态的性质，它们被描述为各种神秘的“出神状态”（“state of ecstasy”）或“浩森境界”（“oceanic condition”）等。在这些状态和境界中，经验世界的目的是中性的；环境中“客体”间的关系几乎全被遗忘了或被埋没了。尚兹在对这种体验作了详细的研究后指出：沉思瞑想的人找到一种孤独中的或对红尘俗务的大彻大悟和四大皆空的境界。“隐居者从隐退到有限的孤独地方这一改变中寻求自由；而出家人则追求一律，避免新颖，他们企图建立一种极少变化或根本不变化的晨钟暮鼓式的固定模式。瑜吉（练瑜伽功的人或瑜伽功师傅。——译注）从事内省定向练习，而禅宗佛教徒则热衷于让自己反复进行一切皆空的打坐”。尚兹得出结论说，出神状态“好像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知道感但又完全排除了对象的状态。当神秘主义者发现他自己知道了什么时，专注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出神者处于知道中——但在这个意义上，知道变成了不及物动词，因为它不带宾语——或者，如果谁想用其它方法表示它的意思，就是某人知道他自己知道了”。
费希尔对出神和沉思状态作了一种科学的解释。根据他的理论，这些状态是处在包括神经中枢的正常认知状态在内的精神状态连续统的末端。出神状态处于不断增强的具有状态向性激发力的知觉－幻觉连续统的顶点，而瑜伽入静（samadhi）的沉思状态则处于逐渐发展的具有养身向性激发力的知觉沉思连续统的最高峰。在沉思状态中，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主体的强烈感情作运动神经检验。同样，处于入静的养身向性激发力的最高峰时，沉思的主体除体验到他自己的自我参照本质外，其它一切都是虚无。在这两种类型的精神状态中，与他自己分离了的外部世界逐渐不复存在。费希尔理论把这种和宇宙的“同一”解释为是主体神经系统中皮层和二级皮层活动的结合引起的。这样，在意识的超验状态中获得的完全“纯粹”的认知形式现在得到了一种科学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并没有把它们简化为副现象，而是把它们和连续统一起跟脑功能和认知的正常状态联系起来。
自下而上的起源连续性和自上而下的逻辑上的不可还原性的原理引导我们从内环境稳定的求生功能到知识和经验的超验形式，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这充分地证明了皮亚杰的名言——“生命本质上是自动调节”和他的基本假设——“反思其本质的心理机制时，我们发现认知过程似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机体自动调节。的产物，而且在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核心部分中这种调节的高度分化的器官是如此之多，以致于对人类来说，这些过程正在向宇宙本身延伸”。在心灵系统哲学中，我们假定了认知建构和脑过程之间的双透视关系，而且肯定了认识发展的功能起源。同时，我们也许比皮亚杰更坚定地主张：进化所达到的各个阶段的循序渐进的自主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沿着发展的一个个台阶向上攀登，从求生到知道，到知道知道，最终到知道知道自己知道。
因此，具有显著多样性的人类心理能力获得了一种非还原论和非二元论的解释。我们大脑－心灵最宝贵的成果看来就是作为自稳和自组系统的功能的产品，它达到了自主性并且为个体充满多样性的认知和行为铺设了一条道路，而这些都超出了人类作为生物学上的存在的那些需要。因此，人类典型的心理特征由于这个原因是不可藐视的，而且它们也不可能被还原为生物功能。相反，这些能力被证明来自于特殊情形下自然－认知系统的基本系统性质。这些能力的功能起源也不需要被还原到诞生它们的早期境况中，最终，人类精神在作为一种不可还原的现象（然而绝不是超自然的）的逐渐自主化过程中特殊化了。
第十一章 认知：认识论的框架认知结构
知觉和认知的新理论，承认在认知过程中认识主体的积极作用。人类是要对付环境的开放系统；他们不是仅仅因为某种事物的存在或它的存在的必然方式才感知和认识事物的。但是笛卡儿和牛顿关于人和世界的概念认为，人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旁观者，认识的作用被简单地说成是引起人对客体进行注意的一种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怀特海把它们叫做“紧张注意的态度”）我们获得了感觉（休谟叫“印象”，洛克叫“观念”）并且构成了我们的外部世界知识。这些概念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当代哲学中，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它的基本构件是“感觉材料”；还有现象学中的本体论流派，他们用胡塞尔的结构原理寻求从意识的“给予”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
可是，在知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理论中，现代科学发现造成的的全面冲击同这种乐观主义的感应程序正好相反。即使我们把情感性意义和理智的偏见的经验内容完全去掉，剩下的残留物看来仍然是知觉者本性的镜像而不是被知觉物本性的镜像；把认知过程简洁地划分为此岸的旁观者和彼岸的景象是不适当的。最近几十年来，系统理论家（包括本书作者）已经注意到：“一个关于人的新概念已经发展起来了：人现在被认为是一个被建造起来或被‘扔进’周围世界中的能动系统。他关于世界的知识，也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在看到了进入他眼帘的东西后所产生的认识；人类在他周围环境媒介中的存在方式，是作为他的认识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出现的。后者是在处理人和环境关系的进程中形成的；并在认识形成后又反过来推动这种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发展了他自己关于世界的模式”。我们把这些个人发展起来的世界模式叫做“世界透视图”（“World－perspectives，”）“和“有效的环境（“effective environments”）。它们构成了对周围世界的不同认知，而后者对个人的需要，动机和关心至关紧要。
从大约40年代以来，实验心理学家和技术人员逐渐认识到人类从他们环境中获得的物理刺激具有显著的不完全确定性。例如，人们原来认为通过分析说话者声波的频率和强度并把它们转译成打印出的文字，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像具有声控打字机功能的机器，而现在已经证明要把语言打印出来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实际的声波不是显著地由说话者完全确定的，它还显示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的内容（例如。‘slip’中的‘s’和‘sloop’中的‘s’的发音就有很大不同）。因此，当一个人听到某人在说话并且知道了在说什么时，他所做的实际已超出了利用先前已建立起来的具有确定意义的规则来辨别确定的音调的范围（例如，“字母表中的字母‘t’”的发育意味着紧跟着‘t’之后有下一个发音，如此等等）。听者根据他自己的语言学范畴来辨认声音，并同化它们，使之具有意义。看来进行这样的过程需要熟悉整个语言结构（即整个语法），而听到的短语就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它认知概念同样也是如此。要想了解或甚至完全理解某种情形，必须首先知道认知模式（知觉形式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全部结构（“语法”或“规则”）。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德·格罗特所做的关于棋手的实验。在这个著名的实验中，德·格罗持把一盘棋的布局放在被试者面前约五秒钟，然后移去，要求被试者重新恢复原来的布局。象棋大师和专业棋手们几乎没有任何错误地恢复了原来的布局，而非棋手在棋盘上正确布局的棋子最多不超过20－24个。但是，如果胡乱地布子，象棋大师和专业棋手们就不再能够恢复原来的布局；他们真正的记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比非棋手好。如此看来，他们只不过是记住了从过去的经验中已知道了的东西：这种布局在过去的专业象棋竞赛中很可能出现过。他们的认知和回忆能力证明是依赖于他们所具有的比赛规则和具体走法的实际知识的。当某个人听一句复杂的句子（譬如法语）时，情况就与此类似：如果他懂那种语言，并且也懂适合该句子的一般“语法”（或概念范畴、或规则），那么他就能理解这句话。对于一个不懂法语的人来说，这声音明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一个懂法语但不懂所讨论的那个知识领域的人来说，熟悉的词就会从不熟悉的词构成的茫然背景中突现出来（东方人看上去像西方人，西方人看上去像东方人）。这些例子强调了这个事实：物理刺激本身并不强加它的意义；它仅仅是一幅一般性的图式，当它和已知的模式同化后才被“赋予”意义。我们可以带点夸张地说，我们是在感知我们已知的东西，而不是在理解我们感知到的东西。（当然，这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因为我们通常也能通过学习而感知，以至知道我们原先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建立一个关于先前认知范畴（有点像康德的超验纲领，尽管它们不是逻辑上必然的，而是经验地演化出来的）在认识上的重要性的一般性主张来说，这些例子是足够了。一个相同的物理刺激对不同的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物，这取决于他们解释物理刺激的认知范畴。而且，如果他们没有适当的认知准备，这个刺激本身可能会没有被注意到——它可能被体验为仅仅是一种关于色彩、声音、气味、滋味或触觉的无差异的和不值得注意的模式。
这仅仅是从个人或文化的彻底相对主义出发作结论的一个不太重要的步骤。个人认识世界是因为他们偶然考虑到了它，而且各种认知类型对他来说都同样合适，不存在什么“真理”或“真实”的标准，也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在人类各种认知经验之间判定哪一个是“真理”或“真实”。然而，尽管是建立在有力的论证基础上的，这个结论还是下得太草率了。正如多萝西·李所说，“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把物理实在（存在的东西）转变为经验的实在”，而这是无可否认的。因此，“作为我在西方世界知道的和想象的宇宙，同玻里尼西亚群岛上的提科皮亚人的宇宙是不一样的”。文化提供了关于现实的不同法典以及根据这些法典而得到的不同应答。正如李所主张的，个人本身的文化素养提供了一个受到牢固地制约的预先给定范畴的观察现实的框架。事物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沃尔夫已经证明，语言是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对他周围世界的真正知觉是根据他使用的语言来编程序的，就像编电子计算机程序一样。和电子计算机类似，人的思维也仅仅是根据这些程序来记录和构造外部现象。因为两种语言经常把同一类事件的程序编得很不相同，所以没有什么信仰或哲学体系被认为是同语言无关的”。霍尔把沃尔夫的观点加以引申：人们不仅有解释现实的不同“程序”，而且他们“居住在不同的感觉世界里。感觉材料之筛接纳了一些事物而滤掉了其它事物，因此通过一组文化模式的感觉筛而感知到的经验完全不同于通过另一组感觉筛而感知到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无可辩驳地是正确的，当我们比较和评价由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所建构的“世界透视图”（或经验模式）时，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但也很明显，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都具有相同的神经系统和类似的感觉接受器，并控制着同样的响应模式和运用服从非常类似的规律或规则的思想（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情感性的诱发）模式。换句话说，看来基于文化－认知相互依存性的某些“普遍性”特征还是存在的：乔姆斯基研究出了“语言的普遍性”，而克劳克翰则发现了许多“文化的普遍范畴”。
企图通过劝使其放弃个人自己在文化或个人方面的相关范畴来发现这种普遍性，即使是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根据那种观点，所有其它的世界模式都仅仅成为个人自己的特殊情况并被强行塞入后者的结构框架。但是，以控制模型的中性框架为喻，劝一个人放弃他自己的文化－范畴，就像劝控制模型放弃恒温器一样。把具有这种范畴的认知过程概念比，我们就能够得到普遍性结构，因为我们不是讨论特殊的内容。一个人无论是把感觉模式看作树林（把它当作休养生息的好地方），还是把（假定地）同样的模式解释为障碍而把它砍倒烧掉，他都在运用赋予他的知觉输入以实际意义的概念（或格式塔）。而这些概念和格式塔的发展是遵循某些一般规则的，这已经在生物进化和文化发展中显示了出来。
在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认识能力出现“量子跃迁”。在行为上差异的特征可以表示为适应能力的复杂程度越来越大和学习的转换和概括的范围越来越广。每个动物（起码要高于蠕虫水平）都可以借助于形成刺激－反应的结合，条件反射和操作方面的反射以及适应反应模式而获得学习能力。在我们沿着系统发育阶梯向更高级（更加分化）的有机体攀登的过程中，简单的学习能力仍继续存在，但被发现已经同较复杂的学习形式结合起来了。新的学习能力顺理成章地是功能，而且这些功能迭加在具有低等物种特征的那些功能上。当适应性行为包括了认识能力（这些认识能力是运用工具和武器维持在社会团体中求生的进化模式所必需的）时，人类的学习水平就被达到了。“文化”是那个水平的必然属性，它集中体现在个体学习（包括学习怎样学习）环境因素的能力上，这些环境同他（既作为个体又作为集体中的一员）的存在和更好地存在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文化发展的焦点集中在这样的目的和目标上，它们与更好地生存很少有关系，与生存毫无关系，因此，这种认识能力后来能够达到自主性。然而，在适应性行为（学习）逐渐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认识能力使得生理上较展弱和行动上较笨拙的人类能够维持他生存的复杂模式，并且使得他在生态中处于适当的位置，要不是依靠优越的认识（利用工具和武器）才能，他是不可能占据到这个位置的。在个体发生方面，人类某种恒定的带有普遍性的精神能力被发现同样在进化。儿童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儿童在不同年龄的认识发展过程明显地显示出性质不同的阶段性。各个发展阶段形成一个结构上的整体，而不是附加在刺激－反应行为模式链条上的一个链节。我们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心理发展具有两个普遍性阶段，这两个阶段叫做“具体联想”和“抽象概念”思维。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出现在5－7岁之间。动物适应性模式和能力的进化与此类似，这些阶段不互相取代，它们是一个具有等级性的整体结构。在成熟个体的认识能力方面，个体间的差异可能是很大的，这可以用社会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来解释。人们发现较低级的认识能力（联想学习和记忆跨度）是较高级的认识能力（抽象推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存在遗传方面和经验方面引起的差异，但思维的基本模式是整个人类，并且的确也是所有高等生物物种的特征。这些是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并且用这样的事实它来解释）：所有这些生物有机体都是自我－维持的开放系统，它们利用一种特定的再生方式，并且形成的在某些方面类似特定的社会结构的某些部分。在它们的环境中，维持这种系统所必需的心理能力是适应性功能；它们在较高级的物种身上具体化为认知，而在人类身上达到了顶峰。
无需把较高级的认识能力、可能的自主目标和动机形成能力还原为生物性的需求满足和简单刺激－反应的条件反射，我们也能够看到适应性（和最终的意识性认识）行为的发展连续性阶梯，而它的每个阶段的操作活动都借助于某种恒定的控制编码（＝建构）。那些和人类认识有最直接关系的建构，对整个人类来说，原则上组成了范畴的一个上升序列，但对不同的实际个体来说，进化程度却是不一样的。这些范畴可以列举如下：
（1）格式塔（意义已经确定的固定模式，后来的输入模式被其同化）；（2）理性概念（通过抽象的推理假设的和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一些对应规则跟后来输入模式相联系的理论存在物）；和（3）审美建构（在输入中发现的非推理性的意义，并显示出认知者的一部分‘精感体验”）。这些是代表认知限度的典型建构，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它提供了某种理解力、认知组织和有效的输出途径。我认为人类经验的众多形式并不构成各别的文化状态范畴，而是构成了一组超越个体文化差异和关系的普遍的结构组织。它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认知模式；而这些认知模式作为环境的摹本和自然－认知系统的概念框架出现在整个自然等级体系中的特定的人的层次上。
普通的知觉认知
知觉的古典理论——有时叫“纯粹认知理论”——已经被构成“认知中的新观点”的理论所取代。坎特里不用简洁的一句话总结了新旧理论间的差异，“我们体验到的世界是知觉的产品，而不是知觉的原因”。古典经验主义者认为世界（属第一性的质）是我们知觉（第二性的质）的原因，并且想方设法解决这样问题：不可知觉的特性——运动和广延（物体自身的性质）是怎么产生可知觉的感觉——颜色、声音等等。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它现在已被重新考虑：放在世界和知觉者相互作用的框架里来论述。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知觉者所需要的模式是同感知到的客体的性质一起共同决定知觉的内容。正如墨菲所说，“知觉世界模式把组织所需要的模式反映在里面了”。
最近，关于知觉的心理学方面的实验结果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看（听等等）不是简单的记录外界诱发的刺激，而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该作用过程中，相对他非完全确定的刺激被同化到由有机体和环境过去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认知建构集中，从而被赋予意义。头脑是怎样表演这一技艺的呢？从一个复杂的和容易混淆的刺激模式中提取相关的部分，并且“理解”所得到的模式是已知事物和关系的一个实例。这个问题还未彻底弄清楚。福德把该问题比喻为建立一个“黑箱”汽车厂模型，在这个制造厂中生产由八百万个零件组成的汽车，而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原材料从一头进去，成品汽车从另一头出来。目前这个工厂里“机器”的一些基本知识已为人所共知（例如，阿迪因［Adian］和哈特兰［Hartline］在眼睛机制方面的工作。该机制放大界限和边界，从而使我们能在和背景模型对比下很清楚地看到“事物”）。但是，知觉中更复杂的操作（通过它，熟悉的事物和事件的特征可以被区分开并被赋予知觉恒定性）可能难倒有经验的工人一段时间：操作的复杂性是巨大的。还好，这种复杂性不需要用唯灵论原理来解释，而是利用神经系统中具有1011个神经元以及神经元之间数目更令人震惊的联系这一事实来解释的。
所以，知觉，正如我们说过的，是一个高级的转译过程，它必须先具备有关情况的全部“语法”知识，而知觉模式是这些“语法”知识的一部分或是它的代表。因此，“看”（用于整个知觉认知领域的一个方便的视觉为比喻）决不是仅仅记录了到达眼球的东西；用汉森的话说，它总是“一种充满理论色彩的理解”。汉森说，“如果我们知道某人对所有类似于X的事物是一无所知的，那么我们该怎样来看待他看到X后所作的汇报呢？这就好像我们对一个四岁的小孩看到介子簇射后所作的汇报作评论那样”。但是，许多“类似于X的事物”我们不知道——通常我们看到的物理刺激是作为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范畴的一些范例。我们之所以看到我们能够理解的客体，是因为我们以前碰到过它们，或碰到过类似的客体。“心灵语言”中，把用认知构建的存在物（作为我们知觉基础的刻激被其同化）称之为格式塔。格式塔是组织化的整体，其中部分具体体现出具有相对于整个模式的意义的关系。因此，我们感知到的杂乱无章的一行行的东西不是格式塔，但当我们突然感知到其中的一棵树时，一行行的东西就变得有组织了，这种模式就代表了一种格式塔。各单个事物外部表现的这种变化就好比我们用孤立的观点看树的情况。总体模式获得了接合、统一、闭合和对称趋向。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有人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些格式塔原理对不规则事物会有所损害，考夫卡在“好组织定律”（“law of goodorgamization”）中对它作了描述。
格式塔知觉出现在有机体调整它和环境的关系的过程中；这个过程要求从知觉刺激流中的分化出有意义因素的知觉。一个成功的高等有机体以意义格式塔的形式来感知环境。它们来自于由我们在上面已讨论过的操作产生的知觉模式。但人类趋向于使他们的格式塔具体化，并假定它们确实存在于他们的环境中。的确，我们通常尽最大努力使它们以这种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中。我们能够感知到世界上我们“已知”的熟悉事物，并把它们看作是我们周围的环境；而且，我们倾向于忽略我们感到困惑和不熟悉的那部分环境。我们根据我们格式塔印象创造和制造事物，如果知觉感到困惑的东西不能被驱除，我们也可以创构新的格式塔，以此来迫使它向我们的注意就范。所以说，我们是在我们的知觉世界里学习新东西的。通过把制造我们的日常世界和适应这个世界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把周围环境嵌进我们知觉认知活动的模式中，而把我们的活动模式也放到我们周围环境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一股经验流，在其中人用已经建立起的认知模式作为基础，作出慎重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既能满足众多的有益事务和人类存在目的，又能满足求生和理解的基本目标。
科学认知
自然－认知系统在它们内部结构中——不同的神经环和神经联系中（根据物理主义的观点，归于自然系统较适宜）以及许多经验的和内省的建构集中（根据认知系统的内省分析）——建构它们的环境。在通常的知觉认知中，一个来自环境的信号构型（物理主义者认为是神经能量的传输，心灵主义者则认为是知觉表象模式）如果和系统中已建立起的认知组织相匹配（或不相匹配），就能够产生意义（或导致困惑不解）。这些组织就是认知系统中的格式塔。
格式塔感知能力来自于多种成分的感觉刺激流的逐步分化：一个在其进程中系统建立起了自我和世界的常识图景的过程。第一步是划定一个自我边界：即把“自我”从“世界”（非自我）中分化出来。但即使自我边界已完全建立起来，它仍倾向于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模糊性——许多“自我”属性被投影到具有人格化性质的认知方式“世界”中。通常仅仅在知觉认知的成熟阶段，彼岸的“客体”和此岸的“自我”之间才存在一个固定的边界。因而这种看法是关于认知过程的观察者－观察对象的常识观点的写照，即主体注视着客体世界并把它理解为感知的结果。格式塔系统在相对无灵活性的和固定的模式中逐渐硬化，而认知者则把他自己装进这个固定的、基本上可以预知的知觉表象世界里。
然而，对构建思维的抽象－知觉模式的个体来说，持续进行的分化过程已越过了这一点。模式知觉和解释要求有新的严谨的方式：感觉输入比具体－综合的格式塔更需要分析。绝对末分化的“自我和环境”整体状态（伯莱因，皮亚杰）不仅被分解为“自我”和“世界”，而且被分解为后者的二级组成部分：科学世界1，艺术世界2，等等。这样，概念“世界”的各种组分之间的等级秩序就建立起来了。魏尔纳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了进步，它都是从相对的整体性和缺乏分化的状态走向愈来愈分化的、有节律的和具有等级秩序的状态”。当我们考察一个既具有感知认识又具有科学（也许还具有审美和宗教）认识的人的经验世界图景时，他的观察结果显而易见是正确的。他构造和生活在一个环境里，这个环境能够包涵科学的自然界、含义深刻的艺术情感环境以及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超验世界。世界是等级性的，在这些世界里，较大分化的世界倾向于控制较小分化的世界，并把后者包括进去而又不同化它们。例如，科学家认为他周围环境只是整个自然界中直接可以感知到的那一部分，而这个自然界只有用抽象←→概念才能认识；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已越过了他的感知知觉的极限，况且，组成它的元素（原子和粒子）也已脱离了他直接的感性认识。因此，他只好根据他关于自然界的科学概念来重新解释他具体的格式塔世界。然而，他不可能完全地把前者同化于后者：他继续坐在桌子旁吃饭（而不是吃分子的集合体），开电灯（而不是释放电子流）和同人们谈话（而不是同复杂的内环境稳定的生物系统谈话）等等。同样，艺术家的环境是由他的审美观念控制的，但他的日常世界（尽管表现出审美认知的色彩）在日常生活和为日常目的的活动中，仍然是一清二楚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科学中认知的范例。科学和普通知觉认知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后者的知觉自然而然地和直接地被同化到认知组织的固定组分中（被”看作是”格式塔），而在科学中，对建构的知觉表象的分析是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只有把相应的被认知的感觉客体（被看作是可理解的格式塔的知觉对象）和与知觉对象相关的认识论方面的科学上的存在物（还末被感知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内在地不可能被感知到）之间的区别都搞清楚了，当代科学才能被理解。除了在原始的和初步的方式中，科学不讨论知觉格式塔。为说明这一论点，让我们来讨论理论最少的科学之一——植物学，它确实利用了格式塔来认识它的研究客体。例如，“这是一棵橡树”在这种科学中算得上是一种陈述，橡树和其它感觉客体一样可以直接被我们感知到。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橡树”在植物学方面的意义，那么儿童和农民描述它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一个儿童看到他叫做“橡树”的知觉构型是随风摇曳的、粗大的、褐绿色的复杂客体；而农民把它看做是同他的土地和他的房屋设计有关的东西。然而，关于“橡树”的任何科学含义还进一步包括了作为它一部分的其它因素（像生长的速度，绿叶中的光合作用，与土壤及其它植物的关系，等等），而这些因素在橡树格式塔中是看不到的。毋庸置疑，它们被那种格式塔所确认，但在这种格式塔里，人们没有任何感觉可以使他看到橡树叶里的光合过程。相反，人们可以知道发生在橡树叶里的光合作用。这里的区别就表现出感觉构型的具体-联想认知和抽象-概念认知之间的差异。在知觉认知中，由我们的感觉投影到我们思维中的事物的特点是我们已知的普遍熟悉的属性：我们把这个特殊的绿色客体看作是一个通用格式塔，例如“橡树叶”。另一方面。在科学解释中，我们系统地阐述了抽象－概念的设计，它告诉我们什么是光合作用。这样，当我们再感知橡树叶时，我们就“看到”它里面在进行着光合作用。由此可知，“看”实际上成了一种隐喻，它包含抽象的一概念的意义。
习惯上，人们把科学上“看”这个隐喻的含义和在通常知觉中进入我们眼帘的直接的看的自然动作进行对照。然而，根据心理学的新发现，这种对照在连续等级上已降低了一个层次。按通常的感觉－知觉意义，看到就是知道（由于以前熟悉它），因此，客体就被分类并被置于熟悉的背景中。如果这些过程好像是直接地“看到某种东西”，这是因为大脑（至今还未完全搞清楚它的功能）几乎在同时把新的、变化的感觉模式同化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神经网络和神经环，在这里“被看到的东西”得到理解。如果感觉模式产生了困惑，分析的潜意识过程就影响到意识：主体（例如，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的实验中）认识到，要努力使知觉模式和这个或那个熟悉的结构设计相匹配。像这样的模式必须特别地设计出，因为通常的经验产生的模式只帮助它们自己进行直接的和自发的同化。总之，如果要使观察具有意义并成为信息，科学就必须熟悉一组抽象的概念（“建构”［“constructs”］）。产生这些建构不是因为生活在直接的周围世界中而获得了一般的经验，而是先前在理论方面的努力：科学家的想象要通过严谨的方法进行训练和接受科学史中已有的建构才会产生。如果他的建构已经产生了，方法也已经具备了，那么科学家根据他的科学的理论存在物就“看到”了他的感觉模式：他“看到”，某些科学存在物是暂时的，而某些科学定律或原理是有效的。在这种信息式观察中的“看到”能够复归到一般知觉经验才会达到的那种自发性程度——科学家在某些时候可以象普通的知觉者一样相信他“看到”了“某种东西”。然而，像上面指出的，最近几年已经弄清楚，所有知觉经验的物理刺激都是不完全确定的，它们的含义和意义是通过先前经验的“语法”知识提供的。使得听者把它和密歇根湖上的城市的名称弄混淆了的不仅仅是单词“芝加哥”的声音；使象棋大师能够立刻回忆起那些棋子的位置的不仅仅是棋盘上棋子的分布；同样，显示那种科学的理论建构的并不是科学实验和观察中的物理刺激。在各种情况下，熟悉与刺激有关的整个概念设计所起的作用就好比它是一个参照物，而且对含义和意义的取得起促进作用——尽管这些过程是潜意识的或实际上是瞬时发生的。
有趣的是，当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普通知觉又再度整合起来了，这不是由于科学更像经典的知觉观念，而是由于知觉更像科学认知的现代观念。归纳的理想似乎离这两者都很遥远：不论是知觉的还是科学的认知，都不是通过整理材料然后从这些材料中归纳得出直接结论而取得进步的。相反，二者的进步都是通过一些演绎过程（并不需要有意识地这样做）：从具体表象的格式塔，或从抽象的观念建构开始。
假设－演绎法在科学中已经被运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它正成为科学的基本方法。正如诺斯拉普强调指出的，牛顿物理学的原始概念可以写在书的一页纸上，而它的八个最主要概念的定义只用十六行就可写出。然而，理论的主要假设无论如何应引起充分注意。例如，仅仅一个极小值就提供了解释行星运行、落体运动、单摆、杠杆、平衡和陀螺的理论基础。这是高层次理论科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种科学中，有少数未经定义的，或原始的概念构成了少数命题或基本原理，把这些基本原理中的原始概念结合起来，这种科学的所有定理就可以通过形式逻辑规则演绎出来。（不过，这种严密性仅仅是在一些特殊学科分支中的特殊情况下获得的经验科学的理想形式。这些学科分支研究比较简单的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变量的数目允许建立处理得了的复杂的数学模型。）
对经验的实在进行解释的假设－演绎法是克服认识论中以自我为中心而造成的困境的一种，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方法。心理状态（作为认知系统）是由感觉、记忆、意动等等，即我们称之为“心灵事件”的东西组成的，这些是我们能够直接知道的，丝毫也用不着怀疑的事。如果它们出现，那么它们就出现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否认这一点。但同时，在对外界实在缺乏富于想象力的解释的情况下，这些事件使得心灵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心灵事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或指向绝对肯定的物理事件。心灵事件可以作为物理事件来解释，但这种解释是假设性的和可以被证伪的。我们总有可能证明心灵事件就是心灵事件，而物理事件却是某些未知的东西，或者也许它们根本就不存在。要理解物质客体，心灵必须对体验到的客体进行理性的检验（笛卡儿），这包括对客观的非精神的空间和时间（“广延”）的先验假设。休谟，贝克莱和最近的胡塞尔，都曾经探索一条从心灵事件的已知世界通往物理事件的外部世界的归纳渗透，然而，他们不是以怀疑主义结束，就是以唯心主义告终。这样看来，似乎时间和空间中的物理事件组成的外部世界对于经验的实在论的解释是一个必要的假设，而且它不仅构成了常识的“动物信仰”（桑塔亚那）框架，也构成了科学基本原理的框架。如果科学家认识到自然界仅仅是一种由原始术语组成的公设和与个人感觉经验有关的定理这二者进行描述的构思之物，那么当代自然科学就会自由地向前迈进了。爱因斯坦说过，“相信独立于感觉主体之外存在一个外部世界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他还说，我们只有通过纯理论的方法才能掌握这个“物理实在”。知觉认知一直在积极努力寻求的必需品终于被20世纪的科学发现了：把合理的假设同经验的感觉材料合在一起。人们能够直接理解的仅仅只是那些通过感官传递的“变了形”的事物。但是很清楚，感官不能经过空间到神经感觉器官，再经过神经到皮质，再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通过皮质到意识来传递三维空间的大钢琴（诺斯拉普）。感官所能传递的东西是颜色、声音、气味、痛苦和喜悦以及类似的感觉，这些都不是三维空间的客体，因为三维客体都具有我们感知不到的背面和只有通过不同感觉透视才能感知到的不变的直角犄角。即使对一个常识性客体，也需要借助于合理的假设作超越知觉表象水平的想象性跳跃才能到达“解释”领域（马格诺）。在这一点上，知觉认知和科学认知是类似的；它们的差异就在于“跳跃”的性质。在知觉认知中，它是自发产生的，并且是潜意识的活动。我们把特殊的东西看成是一般性的东西而没有体会到我们已经把先验的“建构”或格式塔塞进了此时的认知活动中。然而在科学中，这种跳跃是明确的和有意识的，塞进来的理性建构必须通过有目的的意识到的努力而演化出来，然后再应用到我们所讨论的经验中去。结果，经验就变成了一个对假定实体的“观察”并且能用来确证或否定后者。
如果观察证明了从建构系统中得出的预言，我们就说预言被确证了。更确切地说，如果在时间tn和空间Sn的感觉材料被“看作”与此知识有关的建构预言的情况y一样，理论就算证实了。具有预言功能的概念和跟它知识相关的知觉模式分析之间的匹配既取决于理论也取决于“自然”。理论决定应该怎样去“看”这个观察。例如，通过显微镜看东西，生物学家“看”到了病毒。但是，如果观察者先前不知道理论，那么他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那种实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具有古怪形状的东西，被其它类似的东西包围着并相对于它们而运动。更为显著的例子是观察威耳逊云室，有物理知识的物理学家不仅看到了蒸汽轨迹而且能推断这是由于电子在路径中凝结了周围的蒸汽，并且还能继续追踪电子的轨迹。而没有这方面知识的观察者就是永远注视着这些蒸汽轨迹也不会看到一个电子经过。但这不能解释为，科学的观察本身是一种自我决定，即制造证据。自然决定一个限度，在限度内知觉模式可以被理解为和理论所预言的构思物相对应。并不是出现在显微镜里的所有古怪形状的东西都可以被看作是病毒，同样，也不是所有的蒸汽轨迹都对应着电子的路径。自然提供了知觉模式解释的限度，而科学提供了对它们的解释。
某些（并非全部）科学建构具有可观察到的（“认识的”）副本。事实上，科学越具有理论性，它的建构和观察的关系就越间接。同认知相关的建构和观察密切联系，马格诺把它叫做“对应规则”（“rules of correspondence”），布里奇曼则称之为“操作解释”（“operational definitions”）。间接相关建构的选择标准是使之能够进一步产生具有最佳的简单性、适切性、多产性和完美性的与认知紧密相关的预言建构。因而确证就是：众多可能建构中的一种建构和与之相对应的、能“看到的”知觉模式二者之间的匹配。选择理论内部间接相关的建构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不需要纯粹的经验原则作指导。为了说明这点，我们用“时间”这个建构作例子。如果“规则”或“相互关系”被说成是描述时钟指针（或其它方式）的观察位置应该怎样和时间建构相对应，那么它的操作解释就和时钟的观察有关。然而，因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时钟，从沙漏钟到机械钟、电钟、电子钟、原子钟、天文钟和生物钟，究竟哪一种系列的观察应该用来解释操作意义上的时间是不清楚的。如何选择，这取决于理论内部的一致性，并且在该理论中时间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变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天文钟经常在现代物理学中应用：大多数情况下牛顿定律是正确的，并且为观察现象提供了最简单的方程式。非操作的（“构成的”）解释在允许选择时决定对操作解释进行筛选，这种筛选保证了在理论内部最佳的简单性、一致性、适切性和完美性。从解释的双重作用来看——部分是操作的，部分是构成的——以操作主义的态度断言，科学的各种定量解释必定是操作的，这是不正确的。有些解释是构成的，并且取决于与其他的相比科学家宁愿选择哪一种适当的类型的解释（马格诺）。
这样，知觉材料和科学的建构集（理论）的操作解释（同认识相关）之间的匹配不仅取决于过去和现在的观察，而且还取决于建构集本身，因为它的许多部分是在非经验基础上选择的。因此，如果这种匹配代表了理论和有关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意义上，理论被说成是这些状态的一种摹写，或一种概念性的说明）之间的同型性，那么很清楚，这不是指“绝对地知道”“客观的”实在，而是指通过合理假设和演绎确证的“科学地建构的”自然。对这个“被发现的”和“被发明的”世界的确证（如德布罗意指出，在当代科学中，发现和发明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是通过概念的运算（“预言”）进行的，而这种运算是通过纯粹的定量计算来预言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与理论建构知识有关的事件。在科学客体基础上（或与之有关）完成的行为和物理操作（“实验”）产生了和那些预言相一致的状态或情形。这样，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上的观察就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标准：知觉与预言建构或者有关，或者无关。
确证中的操作活动是由自稳负反馈过程实现的，它缩小了，在极端的情况下消除了预言和实际观察之间的误差范围。这可以用下面简单的例子再作一次直观的说明。假设在夜里我看到天空中有一个特殊的光斑。光本身是一种知觉对象，它的解释需要有一个系统的，相互联系的一组建构，其中某些建构提供了它的操作解释。如果在我的意向中本来就具有这一建构系统，那么我就能通过由理论作了规定的对应规则把所看到的光同与认识相关的建构联系起来，那就是，我可以假定那个光斑“是”金星（更确切地说，我看到了从金星这颗行星上发出的光）。利用天体力学公式，我还能计算出从现在开始两小时后金星的位置。计算中包括了原来已经被定义过的建构，像引力场、惯性力、质量、光速等等。经过了这些间接相关的建构，我就以另一个同认识直接相关的建构作结束：金星相对于我观察地点的预言位置。这样，我就利用必要的操作来确证或证伪预言。这包括，在两小时后回到那个特殊的斑点，即让我的眼睛注视天空中那个特定的区域。如果（在没有外来阻碍的情况下，如云、雾或失明）我能够在预言的时刻和位置看到具有期望强度的光，我就把我的计算称作是正确的。观察将再一次“看到”从金星发出的光，但这是一种复杂的具有理论性质的“看到”，而不仅仅是认识到天空中的一个光斑。负反馈就出现在等待两小时的简单过程中，然后，我才让自己准备相关的观察。所以，预言和实际观察之间的误差范围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这种缩小同对有关的实验对象的操作有关：就我的知觉而论，我“操作”了金星，因而它的光线在预言的时刻和位置能够和我的眼睛相互作用。
基于对现存理论的思考，人们通常建议做专门的科学实验．而这些实验的设计是想尽可能地显示出理论和观察的一致（例如，阿脱武德机、傅科装置、威尔逊云室等等）。上面简单例子中的一个特点是，整个确证在某种意义上讲已包含在“实验”中了，而且，所有成功的实验都是通过负反馈过程自稳的。
我们可以把对科学方法进行简单评估的结论和我们关于自然－认知系统理论的假设看作是一回事。精选出来的系统（例如一个科学家）指挥着一个认知（＝大脑皮层的）系统，该系统除了包括特定的格式塔，还包括了叫做建构的科学上的实体。当科学家在夜空中看到一个光斑（光是从金星发出的）时，或当他在显微镜中看到形状古怪的革履虫在活动时，他实际是在根据他先前获得的概念（＝大脑皮层）参照框架在不完全确定的限度内来解释这些物理刺激。通过把所看到的实体同未看到的和不可能看到的实体（像质子、力场、温度等等）结合起来，他用已知的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形式自觉地摹写他的环境，从而在自己的经验中，他建立起超出了直接感知现实范围的秩序和和谐。
科学家通过实验过程，使得他的假设建构（理论）和对自然环境的有关观察相匹配。建构集被认为（假定）是有效的，而实验的设计是为了使来自于建构集中的预言和观察（通过有目的地制造部分自然环境［即实验对象］）中的知觉表象模式相匹配。如果成功了，那么正如所预言的那样，假造出的自然环境部分就会产生一个正好同预言的（与认识相关的）理论建构相匹配的知觉表象模式。这样一来，建构集就被确证了，而且和科学家认知组织的对应关系很坚固。世界已变为科学家所期望那样的世界；并且他还能够继续探索更深的层次，希望将得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观察与他的建构的一致性。终于，他创建了一个“范式”，并得到了实验的确证。
“科学”
系统的控制过程可以就任意选取的单个系统和就系统群体两方面来理解。在许多情况下（如在进化的自组织过程中），后一种透视是有效的；在绝大多数其他情况下，它最起码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现在用具有科学认知能力的自然－认知系统群（“科学家”）作例子，并考察他们集体的认知结构（“科学”）。像这样的一类人口研究在科学方面比在普通的知觉认知方面更可行，因为科学是一个更为标准化的认识模式．尽管它的方法包含有个人差别的等差。在一定条件下，一个科学家作出的结果同其他科学家可能作出的结果有所不同，只是取决于他掌握的用来操纵他的建构和他的仪器的技能的程度。个人的爱好在科学中基本上已消失了。同样，由于气质和情感造成的个人间的差异也基本上消失了。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结果是科学，而不是小说或诗，那么，“博奕规则”（“rules of the game”）就必须坚持。但是，这里所指的技能不是细微末节的技能，而是高级的认知技能。各类技能，从日常的实验室工作或理论的探索直到先进的新思想，都允许在科学“革命”中大显神通。然而，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凭空（或从“纯粹的顿悟”中）进行他的理论或实验的变革，他总是要受到他研究领域里现实情况的限制。这样，如果要评价科学建构系统的解释和确证的（同样还有证伪和重新解释）原动力，我们就不仅要考虑为此工作的研究人员的经验，而且还要把学科的状况作为整体也考虑进去。单个自然－认知系统的框架可能是超验的：我们可以假设我们选取的系统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而共同体中集合在一起的所有成员拥有那门学科中（在当时的阶段）的所有建构并进行着所有的观察。为了语言上的方便起见，我将把科学本身称之为多人的自然－认知系统，它的意思是指它所有成员的观察、理论建构和实验的模式。
以上方法允许我们作这样的探索：把某个科学家的经验中的认知自稳化看作是“科学”系统的自稳化。以这种方式向前发展的那种科学就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它的活动基于已建立的范式。这种范式被它的成员作为有效的理论而接受并被应用于解释观察和构造实验。范式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模式，就像根据习惯法接受公正的判决一样，而且它是一个在新的或更加严谨的条件下进一步澄清和具体化的对象。常规科学范式并不寻求改革。事实上，库恩强调它倾向于抑制那些需要改革的问题（“非常规的”）。相反，常规科学要履行它所赖以生存的范式中所固有的一个承诺：承诺由范式产生的预言和相关的观察必须匹配。把新的观察和理论匹配是常规科学的主要动因。它企图通过扩大事实和范式预言之间的匹配范围，以及进一步说明范式本身，来扩充由范式提供的现存知识。没有一个科学范式研究的“常规中心”旨在讨论新的或不同于范式“承诺”的东西。的确，库恩搜集整理了不少证据来说明，那些与范式中产生的预言不相符合的观察简直闻所未闻。如果这些观察确实值得科学团体的注意，那么它们就将被打上不相关的或“形而上学”的印记。
常规科学范式基本上是自稳的——它的研究局限于被普遍接受的理论框架的外延和把它精炼。这句话的含义是说科学共同体成员们的自我限制：他们把精力集中在仅用他们的技能就能解决的问题上。因此，对于它所有可能的实验应用和理论需要，很快就被一定的理论框架研究透彻了。常现科学对新的东西不屑一顾，它的成功意味着科学发现的终结。它力求缩小偏差，旨在消除理论建构（从中能产生预言）和与认识相关的知觉表象（它能提供合适的观察材料）之间的差异。大部分科学研究（当然不是全部）都具有这种特征。理论的根本改变而引起的变革——由于常规科学的实行者们对反常的困惑而最终导致出现新范式——是科学革命屡见不鲜的特点。下面让我们来讨论它的原因和特征。
常规科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日积月累式的实验和研究来扩大和完善一定的范式。在这个活动过程中，由范式理论得出的预言和实际的实验发现之间可能会出现经常性的不匹配。如果这种不匹配真的出现了，我们就面临着使范式的可靠性受到怀疑的一种“反常”。最初，对越来越严重的不匹配具有一种内在的抵抗力，而且甚至能够理解它们。而后来，大量的反常出现，终于导致范式的转换。布鲁纳和波斯特曼做了这样的实验，把一些不正常的牌（例如，一张红的黑桃6和一张黑的红桃4掺进一副正常的牌中，然后让正常的成年被试者辨认它们。结果他们发现被试者几乎总是把那些反常的牌误认为是正常的：他们习惯于适应从前已理解的范畴而没有觉察到它们的不合适。再继续作这样的试验，发现被试者表现出疑虑和混淆，直到最后（有时是突然地），绝大多数人能够作出正确的辨认。一旦被试者对少数几张牌能够作出正确的辨认，辨认其他的牌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也有一些被试者甚至平均试验了四十次还未能作出正确的辨认，这些人感到非常苦恼，他们似乎忘记了恰当的范畴是什么：究竟给予的颜色（或黑桃）看上去像什么？这里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个人天生地倾向于加强他经验中的概念范畴，择取与之相吻合的那些经验，并且根据他以前的概念来理解后来的经验。在理解常规科学中的反常现象时，同样的困难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常规科学共同体中的成员们最初仅仅体验到正常和预期的现象，即使在已经观察到反常现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导致了某些类似疑虑和混淆那样的现象：意识到范式不那么合适。这样，库恩所说的“危机”时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而这个时期是以探索性研究、对概念的哲学分析和对理论基础的再思考为标志的。
回顾一下库恩提供的材料，一些有趣的事实就很清楚了。反常需要经常揭示并受到观察，然而它们总是倾向于被这样一些人首先观察到，这些人没有花大量时间在已受到反常观察挑战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些人可能是年青人，也可能是从其他方面转到这个学科上来的人。对范式固定的兴趣和用范式提供的观点去看现象的强化模式二者都是理解反常的一个明显障碍。尽管存在三种以后可能被认为有充分根据取代范式（库恩）的现象，但其中只有一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反常现象，这一种反常现象构成的观察顽强地拒绝范式的同化。另外两种已经被范式所解释的观察和只有通过理论进一步说明才能得到逐步理解的观察，没有为范式的重新阐述提供动力。人们并不把它们理解为反常，因为尽管后来新范式已经发展了并被人们接受了，但这些反常仍被看作和以前的范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初可觉察到的那种反常都是最先被认为正好是在现存的范式内尚待克服的另一种形式的难题。然而，由于反复的揭示，反常的这种顽强的持续性导致范式本身的问题。人们给予它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这个领域里的杰出人物已经开始估计到它的解决是他们学科的关键问题。早先对它的抨击是严格遵守范式规则的，但由于持续的阻力，新的规则和原理（其中许多是特别的）发展起来了，因此原范式受到了连续不断地侵犯。尽管这里仍然是一个范式，但现在科学共同体中没有几个成员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这是该学科的痛苦时期。爱因斯坦记述了牛顿范式由于各种实验证据（黑体辐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等等）而受到怀疑时的情形：“基础好像已经被从底部抽走了；任何地方也看不到能够在其上建起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哥白尼和W．泡利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危机时期也同样有过类似的痛苦。
虽然并不需要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清楚地认识到已确立的范式的瓦解，但追随它足迹所进行的似乎是随机的探索研究活动却会产生有效的结果。与一个已确立的范式的完善不同，新范式的转换不是一点一滴地添加数据和建构的积累过程。更确切地说，旧范式所依赖的整个基础出了问题，它最基本的范畴已被重新检查。对观察的估计也改变了：鉴于观察A原来的意义是X，而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它不是指X，不过，新的实体y还未搞清楚。它各方面的综合构成了“反常科学”。这个时期，科学家的研究好像是在茫茫的黑夜中进行摸索。他们首先力图在范式的范围内描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当这种努力失败时，他们就离开了范式。由于没有假设，不可能设计任何实验，所以科学家总是尝试提出新的、纯思辨性的理论。如果成功了，它可能成为新范式的先导；如果失败了，它就可能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正是在这种时期，科学家（他们通常并无必要或希望成为哲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分析。在常规科学中，他们不需要哲学：在范式能够发挥功能而又不妨碍反常的范围内，它的基本假设并不要求弄得很清楚；但如果范式瓦解了，就得求助于哲学分析。库恩认为，17世纪牛顿物理学和20世纪新物理学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根本的哲学分析并不是偶然的事。这种时期还以“思想实验”的流行为特征。人们企图把问题孤立开，并在一定程度上较清楚地揭示出旧范式的不完善性，而这在实验室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新的科学范式确立前，旧范式是不会被完全摒弃的。没有范式的科学是没有一个被公众接受的理论的科学——这是一个向非科学的倒退，对于从理论中成长起来并具有与理论相关的技能和技术的科学共同体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决定摒弃一种范式和决定接受另一种范式是同时作出的，这些决定包括把两种范式在能否成功地处理科学研究中的现象方面进行比较。
那种认为随着反常的出现，基本的科学框架被彻底取代而不是修改，是彻底地崩溃而不是改变形式的观点已逐渐被普遍接受，在这里无须作详细的讨论和冗长的分析。我只是要重新提一下在系统哲学框架中科学进步的典型历史过程。通过实验和应用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中的负反馈，常规科学获得了自稳化。通过假设范式具有效力，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它进行证明，即让它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不是预先得到的）这种循环方式，知觉－建构（观察－理论）的匹配得到了保证。如果不匹配在许多主要的研究领域持续出现，作为一个认知集合系统的科学就会把自稳控制论Ⅰ转换到自组控制论Ⅱ。尽管由于在现存范式的概念框架内活动的科学家对他们的觉察采取消极的调节，所以开始时承认这些新范式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但如果通过扩充现存的范式来克服已被觉察到的不匹配的企图失败了（或者难免在理论上作了某些拙劣的修补），那么负反馈的自稳化迟早会向正反馈的自组织化屈服：科学受到了它“最初的反冲”，这一反冲将使科学探索的偏差更大。开始了一个要求进行自我分析的时期：现存的基本假设，基本规则和基本存在物受到反思，其目的是要努力寻找和确定出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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