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职场不可不懂的学问：皇帝公关学
作者：陶短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皇帝公关学》是一组夹叙夹议的历史掌故随笔，原本是《新京报》文化版特约的专栏稿件。 所谓“皇帝公关学”，也就是如何与领导打交道，怎样趋利避害，如何因势利导，什么时候应该主动，什么时候应该被动，何时该聪明，何时该愚笨，哪些要争，哪些要让。 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与领导相处的艺术。然而中国正史、野史浩如烟海，且传统史书的体例、古奥的文言，对于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而言，终究容易“消化不良”，《皇帝公关学》试图将这些故典、史实撷取、拆合，用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浅近、诙谐笔调叙述出来，以一个现代人冷眼旁观的视角加以推演...
内容简介：
《皇帝公关学》是一组夹叙夹议的历史掌故随笔，原本是《新京报》文化版特约的专栏稿件。
所谓“皇帝公关学”，也就是如何与领导打交道，怎样趋利避害，如何因势利导，什么时候应该主动，什么时候应该被动，何时该聪明，何时该愚笨，哪些要争，哪些要让。
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与领导相处的艺术。然而中国正史、野史浩如烟海，且传统史书的体例、古奥的文言，对于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而言，终究容易“消化不良”，《皇帝公关学》试图将这些故典、史实撷取、拆合，用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浅近、诙谐笔调叙述出来，以一个现代人冷眼旁观的视角加以推演、品评，并以此与广大读者共鉴。
编辑推荐：
按理说皇权早已一去不复返。但仍有人坚信中国社会的文化保持着他自身的惯性。于是臣子与帝王周旋的实战经验“皇帝公关学”也不会过时。陶短房所谓的“皇帝公关学”，也就是借古寓今，讲如何与上司打交道。“伴君如伴虎”的格言，让无数或显贵或卑微、或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的各色人等，无不处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跟皇帝“公关”的学问。可问题是，上司真的是老虎吗？他能跟“皇帝”画等号吗？
如今已经是信息时代，皇权早已一去不复返，但只要存在社会，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皇帝公关学”就永远不会过时。“以史为鉴，可以知更替”，从古人和更难相处、危险系数更高的帝王周旋“实战经验”中汲取镜鉴，对于每个现代人而言，都是有益无害的。
序
卖文为生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常有不花钱的报刊送给你，一堆一堆的，好让你每天有事可以打发时间。不过，我对报刊的兴趣没有书籍那么大，因此，读报读得非常快，一大摞报纸，十几分钟就溜过去，只是，如果那期上有了刀尔登和陶短房的专栏，我的眼睛在上面停留的时间肯定会长些，长到什么程度？一个千把字的专栏，比看三份报纸的时间还要长。
我踏入媒体江湖，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靠历史随笔“骗”钱的，因此，我对写历史随笔的同道，有意无意会多看几眼。很可怜，当今之世，写这劳什子的人很多，但写得像样的却少，最让我喜欢的有俩人，一个是刀尔登，一个就是陶短房。前者，已经被我完全发掘，鼓动书商去跟他签约，然后拖他到北京，一起喝酒，还约了下次。而后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搞清陶短房这三个字，是真名还是笔名，此人什么来历，从何处而来，现在又哪儿去了。我仅仅知道一点，他的文字好，好文字背后还有好的学养，当初，十有八九，在历史上下过苦功夫，眼下也许改行了，一肚皮的历史边角料，超级不正经，跟我的爱好惊人的一致。
自打混入学界，最讨厌的学科，就是所谓的公关学，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改行研究公关学，还做了一省的公关学学会的秘书长，我见面都不理人家。可是，公关学三个字，接在皇帝后面，却显得那么好玩，怎么看怎么搞笑，荒诞意味的搞笑，笑过之后，五味杂陈。也许，陶短房只是在写着玩，当年读历史读多了，攒了太多的杂碎，弄出皇帝老儿当线头，一边是文臣武将，一边是嫔妃宦官，把事儿串起来，人也串起来，一个接一个写出来，端给编辑，让大家一乐，骗几个散碎银两好买酒喝。
人生在世，不幸做了读书人，更不幸做了中国读书人，读中国书，读到颜元说的“吞砒人”（类似于后世大烟鬼）上瘾的境地，如果读书写字，不能随心所欲，读到哪儿，涂到哪儿，总是完成任务，实现使命，不亦累乎？不亦悲乎？不亦……乎？近来总跟李零聊当年读野书、胡乱写的旧事，说是做了学者，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难免人在朝堂，身不由己，渴望放虎归山，我每有同感。近来读到几位自外于体制的人，看似随兴的文字，别的不说，心里头松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下种了糜子，可以酿上好的老酒。
陶短房不仅写历史随笔，还写评论，至少在科目上，跟现在的我很是相似。随笔幽默轻松，举重若轻，评论简洁干净，厚重老成，两边的文字，从本质上讲，都暗合着一个“厚”字，书没有读到一定的份上，笔绝对不会这样老。但是，我看他的文字，总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有着70后才有的那股子机灵劲儿。因此，我也就冒昧地断他为70年代生人了，咱别的优长没有，至少年龄上长他十几岁，痴长也罢，傻大也行，反正，倚老卖老，可以对他的文字评头品足了。
这篇奉命而写的所谓的序，据说是陶短房辗转托一个中间人交办的。说实在的，我其实没有这个资格给他的书写序，但是久睹其文，确实难免免俗，想见其人。写序，也是一种契机，两座山走不到一起，两个人难免会见，如果见了，验明正身，就是陶短房本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问他讨酒喝，权当上面几个字的稿费。
张鸣
年5月26于京北清林苑
写在《皇帝公关学》前面的话
其实这段文字是不折不扣的“写在《皇帝公关学》前面的话”，因为这个系列原本是我在《新京报》文化版的专栏连载，承蒙中信出版社厚爱，让这个系列得以结集成书。披览一年来的作品，越看越觉得，有必要就构思、创作这个系列的一些个人心得、感受，作一番诚恳的交代。
封建帝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毋庸讳言，在经历了几千年帝王时代的中国，一些部门、单位里的当家人，一些“县官”和“现管”们，仍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封建家长意志，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作风。当然，您也许会说，中国人讲究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您也许会说，中国人最重气节和原则，士不平则鸣，碰上这样的人和事，就应该不妥协，应该斗争。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则无须再忍？妥协与不妥协间，究竟应有怎样的过渡与底线？如果忍，怎样忍才是最优选项；如果斗，怎样斗才是最佳方案？要回答这些微妙而深刻的问题，恐怕任何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中国早就有句老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在漫长的帝王时代，“伴君如伴虎”的格言，让无数或显贵或卑微、或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的各色人等，无不处心积虑地琢磨着如何跟皇帝“公关”的学问，“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还食人间烟火，就没办法摆脱这一沉重的“公关”负担—就算您是不食周禄的伯夷、叔齐，可您总得踩人家的地，喝人家的水，吃人家的野菜吧！
这一代又一代的公关，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可谓用前人无数心智、血汗乃至生命换来的宝贵镜鉴，对于今天的人们处理与上级的关系，自然有极大的助益。
然而中国历史典籍既深且博，对于在现代快节奏社会生活惯了的人们而言，去披阅采撷，可谓难度不小。不仅如此，正如哲人所言，帝王时代的史籍，往往免不了被修成帝王家谱，一切是非曲直善恶，都以帝王的标准为标准，殊不知帝王是无须公关的（倒霉时例外），只有面对帝王的人们才需要公关。因此，对这些典籍作一番切菜刀、手术刀甚至修脚刀的动作，是有必要的。
不仅如此，时代毕竟已不是当初的时代，社会在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在变，现代下级与上级、被领导者与领导者间的关系，毕竟不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这就需要《皇帝公关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经史子集时代的剪刀糨糊文摘集，而必须用现代公关理念，去重新演绎当年的是与非。
用历史的眼光论时代，以时代的眼光论历史，这便是我创作这组《皇帝公关学》随笔的初衷，也希望这些粗浅的文字，能给读者们多一点助益和启发。
陶短房
2009年5月7日 于加拿大列治文市
离远了挂心，挨近了糟心
中国古代有几千年的帝王史，在那年月，很多人都惦记着能见着皇帝，好沾些浩荡皇恩什么的，倘能陪王伴驾，整天围着皇帝转，那简直就是光宗耀祖，要烧高香的了。
可是且慢。这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皇帝权力实在太大，脾性又实在太难捉摸，一旦弄不好可是乖乖不得了、因此对于整天跟皇帝打交道的这么一群人而言，“皇帝公关学”可是门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的必修学科，搞好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搞不好轻则倒霉，重则丢命。您想，一边是前途要紧，另一边是人命关天，能不好好学吗？
一般而言，离着皇上远关系会差些，挨着近那关系会好些，可也得分什么人。就有这么一路人，光闻名没见面，皇上天天惦记着念叨着，等真见着了，却怎么瞅怎么别扭。真有这路人？不但有，且还不少呢。
比如西汉的贾谊，那是要文才有文才，要见识有见识，那上中下三篇《过秦论》，把他死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分析得是要多透彻有多透彻，汉文帝是整天贾谊长贾谊短，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念叨。可说来也怪，这贾谊每次被召见都没好事，官不但没怎么升，还越当越窝囊，好不容易混了个夜间小客厅私人密谈，结果人家皇上居然让他给讲鬼故事，偌大一才子这下失望到骨头里，愣是年纪轻轻就给憋屈死了。
还有个叫李德林的，是南北朝北齐人，文才好，政治头脑强，还有军事才能，当初远在北齐当官，还是北周大臣的杨坚就对他赞赏不已，一心想收为己用。等北周灭了北齐，更是着意笼络，结果李德林在杨坚登基坐殿、当上隋文帝的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后来还帮杨坚出主意灭掉了江南的陈国。杨坚曾许愿一统天下后把李德林打扮成菩萨金身，让全中国的人都羡慕，可就这么一位大功臣、大才子，真成了近臣后居然10年不调级不涨工资，最后还被找了个“公务员非法经商”的茬外放了。
他们的运气固然不好，可还不算最糟的。想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曾喟叹自己不能收韩非做臣子，可人家韩非真跳槽过来，却被他给下狱弄死了。您瞧，这公关搞砸了，真能出人命不是？
皇帝不但是天底下第一号好猜疑、好自以为是的男人，而且还是天底下最贪心的男人，总巴不得好东西都归他自己，人才当然也不例外，所以贾谊、韩非、李德林这样的，在外地甚至外国待着，他们是早也惦记晚也惦记：这人咋就不跟我呢？真要跟了你，这猜疑就来了：你厉害，你有学问，那我搁哪儿？这是一；你这么大本事，今儿能帮我，明儿保不齐能害我，这是二。有这么两条憋在肠子肚子里，这诸位才子能混得好才怪呢。苏东坡曾经说，贾谊混不好，是因为跟周勃、陈平这些有功大臣没搞好公关，让人家给使了绊子，这话不对：如果皇上心里没坎儿，别人再上眼药也没用不是？再说了，周勃自己后来都让汉文帝给送进大牢劳动改造了好些日子，贾谊跟周勃公关，周勃爽了，皇上怕是更火了：你们俩一文一武这琢磨什么呢？准没好事吧！
咱们再来看一个公关危机处理得当的例子—司马相如。这位大才子同样有过类似李德林的遭遇：先被汉武帝误以为古人，喟叹“我怎么没这么个人才”，等真的应聘了又处处不受待见。人家司马相如这弯子转得就是快，先自请外调，既免是非，又混表现，等调回来又搞了份“泰山封禅”的文化标志性提案，哄得汉武帝颠颠的，最后弄了个高级退休待遇。您看，这远了挂心，近了糟心，说白了就是不能惹了皇帝老儿这颗私心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为人处世可就容易多了。
有时候吃亏就是福
过去有钱人家过生日办堂会，特别喜欢点郭子仪的戏，因为这位仁兄不但官做得大、人活得长寿、多子多孙，而且还一直被唐朝皇帝客客气气地捧着供着，没遭太大的猜忌，死后子孙也长保富贵。要知道伴君如伴虎，郭子仪是武将、功臣，曾统率过几十万大军，能混成这样，差不多算是个奇迹了。
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老郭虽是一介武夫，却谙熟跟皇帝公关的奥妙，这一点则是很重要的一环。史书上记载，郭子仪经常给皇帝上奏章保举部下升官，有时候会被皇上毫不客气地驳回来，儿子们很生气：没咱老郭家出生入死，现在皇上姓啥都不好说呢，咋了，这么不给面子？老郭却不但不气，反倒特高兴：你们懂什么？皇上最怕武将造反，如果觉得你有二心，为稳住你，你保谁就封谁，绝不会说半个不字，如今我老郭的举荐皇上给驳了，那是他没拿我当外人，咱偷着乐吧就！
皇帝是权力最大、胆子最小的一类人，因为他既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又深知周围无数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觊觎自己手里的权力，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扑出来向自己发难，想取而代之。因此对有能力、有功劳的功臣武将，他只要不傻，就会不停地试探、周旋，弄明白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像郭子仪这么聪明的老将，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保谁能过关、保谁不能过关，这八成是找个机会反过来试探皇上，也给皇上一个小小发威的机会：瞅瞅，郭子仪厉害吧？可他厉害不过朕，朕就能驳了他的举荐！小处发威，这大处就容易相处了。
唐代另一位大将浑瑊，每次给皇帝写报告，批示回来，一看是表扬就郁闷，一看是批评反倒高兴，说“皇上不疑我”，这和老郭的思路是一样的。有时候吃亏就是福，骂你就是不拿你当外人，得几句小批评不用太放在心上，啥时候领导对你总是客客气气，该说也不说，那你反倒要小心了。
有些人就不懂得这种道理，仗着自己的功劳，一点亏也不肯吃。陈朝开国功臣侯安都，为了给自己撑面子，居然强借了皇宫开家庭联欢会，结果皇上表面装做满不在意，可没过多久就找个机会，办了场鸿门宴，把侯安都给咔嚓了。唐玄宗手下的心腹大将王毛仲仗着自己的功劳和皇上的宠信，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有一次他小老婆生了个儿子，还没满百天，就被他抱到朝堂上讨封，皇上封五品还嫌不足，嘟囔出一句“我儿子就不能封个三品吗”，还没等皇上发话，就有马屁精把三品的紫袍脱下来给这孩子披上，皇上也就坡下驴，来了句“这孩子穿上官袍那叫一个酷”。您说，这面子挣得足不足？可结果怎么着？不过几个月功夫，这王毛仲就被抄家，自己也被逼自杀了。可怜这老王一没造反，二没变心，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道理明摆着啊，你当大臣、将军的把面子都挣足了、挣满了，天底下最要面子、最讲面子的人——皇上，不就丢面子、没面子了？不宰你？不宰你才怪呢！
要学会眼睛里揉沙子
唐太宗是个出了名的好皇帝，很多人都夸他会用人，知道用能人、贤人，不用奸臣、佞臣，还有人会举出他痛斥宇文士及、权万纪的事情来证明。
这宇文士及在入唐以前换过好几个主子，名声臭得很，又特喜欢拍马屁。有一回唐太宗随口夸一棵树长得好，宇文士及一见，忙不迭过来围着树夸了几个钟头。唐太宗勃然大怒：魏征叫我远离佞臣，我不知道佞臣是谁，今儿一见，甭问啊，就是你这马屁精了。您说这骂得解气不解气？那权万纪则是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主儿，没事儿就张家长李家短地传小道消息，陷害看不顺眼的大臣，结果也是被唐太宗痛骂一顿，从关键岗位上调走了。您说这做得地道不地道？
且慢高兴，看掌故可不能只看半拉，这二位后来怎么着了？马屁精宇文士及不但没丢乌纱帽，反倒还升了好几级，最后在公爵位子上寿终正寝；耳报神权万纪成了唐太宗的御用特务，经常被派去监视分封外地的王爷，后来因为告密走风被齐王宰了，但还是让唐太宗封了个“烈士”。您看，敢情这奸臣、佞臣什么的，骂归骂，用还是会用的，这二位的命，比好多忠臣、诚臣可幸运得多呢！
要知道，皇帝的位子特殊，生活环境也跟普通人不一样，琢磨的事儿不同，动的心思不同，甚至精神状态、心理需求都不同。他们有时候就需要身边有那么几个人，旁人看着未必起眼甚至顺眼，却能填补自己一点心里空虚，或者让他们去做些一本正经的王公大臣不肯做、不便做，自己又十分需要或渴望的事。比如权万纪在大臣们眼里固然聒噪得跟老鸹那么可恶，但皇帝用得着啊，那可是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呢！犯了众怒，他也会骂、也会贬，但风头一过，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至于马屁精宇文士及，还是听他自个儿怎么说的吧：“您在跟大臣们谈论国家大事时经常被他们噎得一愣一愣的，也不好发作，今儿私人场合，咱再不顺着您点儿，您这皇帝做得还有什么劲呢？”瞅瞅，这就是皇帝一心理调节阀啊，能少得了吗？
这种人往往性格扭曲、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如果您瞅他别扭，觉得皇上那么明白一人，咋就看不透这小子奸呢？于是又是书面揭发又是口头检举，不依不饶，非要把这些小人给弄下去——您可千万悠着点儿：皇帝不是傻子，留这些人在身边自有留着的道理。您适当敲打敲打，精明的皇帝会顺势做个姿态，一方面给您个面子，另一方面也趁机警告一下那些小人：别太放肆了，你们的命把子，可是攥我手里呢；但您要不依不饶，那就危险了。
首先是皇帝这儿有危险：皇帝是普天下最固执、最好面子、最不讲理的一种生物，您整天跟他絮叨这人不好，那人不能用，碰上不耐烦的主儿，不定什么时候就毛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是皇帝还我是皇帝？走着瞧！
其次，就算皇帝脑袋好使，装没听见，那些阴魂不散的小人可都记着呢。这些家伙本事不大，可咬人一口，入骨三分，况且他在暗，您在明，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所以呢，要学会眼睛里揉沙子。佞臣要整，小人要批，但千万要把握分寸，不要大事小事都不顾一切扑上去狂拍一气，那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弄不好还会把自己给折腾进去。
真的“胜棋”就麻烦了
南京人都知道莫愁湖畔有座胜棋楼，也知道这座楼是明朝大将徐达靠下围棋从明太祖朱元璋那儿给赢了来的。但父老相传，那盘棋严格说起来徐达其实是输家，因为朱元璋一直占上风，正自个儿美着，猛不丁看见，敢情人徐达棋虽然输了，却把几十个黑子儿在棋盘上摆出“万岁”俩字，一时高兴，就把那么大一座不动产给过户了。
按说朱元璋、徐达都是庄稼汉出身，大概齐是一对臭棋篓子，要是真下，谁赢谁都正常。可如今人家朱元璋是皇帝，这徐达就不能跟在安徽老家那样死缠烂打了，因为如果真的“胜棋”，那麻烦那可就大了去了。
皇帝是普天下对艺术最好奇的人种，因为他有权啊，想好奇点儿什么都有条件。想听音乐，哪怕五音不全也得给他开唱；想附庸风雅，琴棋书画一大帮子人跟着凑趣。可是皇帝也是普天下脾气最坏的“艺术家”，一个伺候不好，跟着凑趣、想沾点儿光的其他艺术粉丝们—不是说那些专门伺候皇帝的乐师、棋士，而是说那些为讨皇帝欢心随之起哄的大臣—就前景黯淡了。
但凡皇帝都特自信，因为干什么都太容易，也听不见不同意见啊。魏文帝曹丕自吹善于使剑，赢过著名武术大师邓展，还郑重其事写在书里，后来的人不明白究竟，还跟着吹。其实想一想就该明白，那邓展打过多少仗，曹丕才杀过几个人？您当人家真打不过您呢？可您是谁啊！
其实赢邓展那会儿曹丕还不是皇帝呢，才是曹操的公子，就已经这样了，真皇帝搞起文体比赛来，又如何会发扬奥林匹克精神，跟您搞公平竞技？
隋炀帝有一次搞诗歌比赛，用“泥”字作韵脚写诗，结果大臣薛道衡一句“空梁落燕泥”被大家啧啧称赞，皇帝自己也自愧不如，但后来竟然怀恨在心，没多久就找个茬把薛道衡杀了，临了还来一句“这会儿你还写得出那句诗吗”。还有个叫王胄的，一句“庭草无人随意绿”又抢了皇帝彩头，结果命运自然也是一样。您想啊，能看出您的诗比他好，那皇帝也不算很含糊，隋炀帝自己就曾自夸“就算大家一起考试，择优录取皇帝，那我也还是第一名”，一个又自信、又小气的领导，您能随便赢棋吗？什么？碰上不识货的也许就没事？人家都不识货了，您抛媚眼给瞎子看吗？
当然，棋不能胜，却也不能输得太快，那您就给看扁了。最好的办法，要么是大战三百回合然后一招惜败。您高，皇上只比您高不多点儿；要么就是学徐达，来个剑走偏锋，大家都赢，谁也没输。
其实话说回来，真碰上个“费厄泼赖”的皇上，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了。
战国时秦武王喜欢举重运动，有一天非拉着仨大力士乌获、任鄙、孟说比赛举鼎。乌获、任鄙连连摆手：俺们是轻量级选手，这重量级的俺们不是个儿，大王您也别举了最好。可那孟说却跃跃欲试，结果秦武王出了比赛事故，让鼎把大腿轧断，没多久就咽气了，举重冠军孟说也因此来了个满门抄斩，而乌获不但没事还升了官。
琢磨一下就该明白，大臣跟皇帝都有自个儿的正事，这文体活动就是个副业，您要争强好胜，主业上去争就行了，琴棋书画什么的，您不能来个“重在参与”吗？
给皇帝一个偷懒的机会
皇帝是勤快点儿好还是偷懒点儿好？
当然是勤快点儿好了，黎明即起，万机待理，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家天下嘛，做家长的多忙一些，这家里也会规整一些不是？倘都像那个几十年不肯上朝的大明万历皇帝，那还不乱套了啊！
可皇帝也是人啊，是人就会有想法、有杂念，想活动活动。过去有那么些大臣、文人，觉得这可不得了，您皇上是天下楷模啊，哪儿能整天玩私字一闪念呢？不行，得绷着。于是乎，皇帝想打个猎，看个杂技，听个音乐，都会出来一大群忠臣连哭带喊地又劝又拦，硬是把个大活人憋在皇宫里一本正经那么坐着才觉得放心。更有绝的，有的皇帝只不过动点儿心眼，还没现行表现呢，就有人给败兴。比如那个说出“糟糠之妻不下堂”名言警句的宋弘吧，有一天汉光武帝见屋里搁了个屏风，屏风上画的俩美人挺漂亮，忍不住多瞥了两眼，宋弘立刻不乐意了：我说皇上，您咋这么没出息呢？有空看看工具书什么的不好嘛，整天瞅女明星画像，把思想给腐蚀了可怎么办？
也就是人家汉光武脾气好，要换一个别的皇帝，早劈头给宋弘一耳光：我瞅画里的美人思想就腐蚀了？您把我给圈皇宫里，那里头全是大美人儿，我思想就不腐蚀了？其实吧，这劳逸结合是人之常情，而到外面走走，接触一下社会，开阔眼界，更是生长在黄圈子里的皇帝们最需要的阅历。适当让他们偷偷懒，换换心情，长长见识，并不是什么坏事。比如打猎，有人说玩物丧志，可最喜欢打猎的康熙、乾隆，不都是有作为的皇帝吗？再比如出去旅游，秦始皇、隋炀帝固然弄得一团糟，可汉高祖、唐太宗跑的地方也不少，咋天下就不乱呢？那王莽不错吧，私生活绝对检点，无任何不良嗜好，没事儿就读读古书，应该最符合楷模标准了吧，结果又如何？
其实这道理，齐国的管仲早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他临死的时候跟齐桓公说，烹饪大师易牙是个坏人，得赶走。齐桓公就问，既然他是个坏人，您以前咋不说？管仲说，以前那不是有我嘛，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这儿都把着舵呢，他也就能给您做做饭，您留着他不还饱个口福嘛。可见关键不在于让不让皇帝玩，给不给皇帝偷懒的机会，而在于，皇帝不玩、不偷懒的时候，能不能把活儿给干好了。
如果一直把皇帝给逼着绷着，有时候效果反倒不好。你不让他光明正大地去娱乐、去放松、去偷懒，他给您来个“曲线救国”，事儿反倒更麻烦。清朝的同治皇帝不就是被老娘慈禧管得太死，结果跑到外面出轨，最后弄出大事儿来？明朝的天启皇帝，被大臣们逼得烦了，躲起来做木工解闷，不一样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
真想引导也不是不行。魏征经常陪唐太宗听音乐会，他每次听军乐就耷拉着脑袋，听别的就全神贯注。次数一多，唐太宗就明白了：敢情老魏想让我明白，要和谐，别整天想着穷兵黩武啊。也许有人会拿魏征连累唐太宗捂死猎鹰说事，可那次魏征不是不知道人家袖子里有那么个活物吗？唐太宗带着卫士在朝堂见天搞军事演习他都一次没管过，又怎么会不让皇上去打猎呢？皇帝公关学的要诀，就是让皇帝有点儿偷懒放松的空间，别逼得太死。毕竟汉光武那样的皇帝是少数，能碰上万历、同治算走运，要是碰上大明正德皇上那样的，保不齐大板子就揍屁股上了，对自己没好处，对皇帝的江山社稷也未必就有好处了，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谁是“自己人”
话说前秦国王苻坚是氐族人，因为氐族人口膨胀，产生了“马尔萨斯制约”。为解决几十万族人的生存权即吃饭问题，他不得不想办法将他们三千一群、五千一伙的分散到外地去。这让很多氐族大臣非常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氐族人口集中，可以震慑其他民族不敢乱来，一旦分散了“自己人”，“外人”就会蠢蠢欲动，这简直跟自杀没两样。后来前秦果然被叛乱的鲜卑、羌族推翻，这让许多后来人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皇帝应该把“自己人”拢在身边，否则“外人”坐大造反，你就会落得跟苻坚一样的下场。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见得。
比苻坚稍早，有个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后赵，皇帝是羯族的石氏。老石家因为看到兵荒马乱，皇帝论打数，担心“外人”算计自己，就把大部分同族人都集中在首都附近，光皇帝的两个儿子就各带了10万户。这算是把“自己人”拢到家了吧？结果怎样？老皇帝石虎一死，国内照样发动叛乱。“自己人”羯族因为都集中在首都附近，几乎全部卷入内讧，死伤殆尽，没死的也在后来的异族政变中被杀戮了大半。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民族，就这样在短短几年中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谁是“自己人”？和自己基本利益一致，你发达他就发达、你倒霉他也倒霉的，那就是自己人。如果只信赖同族、乡亲或者亲戚，那么你就算把“自己人”都拢在身边，又能有多少？能守得住万里江山吗？别说前秦、后赵这样的地方割据王国，就是元朝这样的大国，光把蒙古人当“自己人”，不也是一样留下惨痛教训吗？朱洪武后来痛定思痛，不再搞安徽老乡的小团体，而是谁忠心能干就重用谁，这实在是很高明的一招。
那么苻坚怎么后来就垮了呢？那不是分散“自己人”的错，而是他不顾形势，不听劝阻，在自己内部不稳定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倾巢而出去攻打东晋，结果稀里糊涂吃了个大败仗。本来那些“外人”都一心一意指望您能统一天下，他们跟着您可以当元勋、功臣，利益一致。现在您惨得连专车都丢了，亲兄弟都战死了，人家再跟着您保不齐就得满门抄斩，那还有不乱的！别说“外人”真的变成了外人，就连“自己人”也会变成外人的—苻坚派去远征新疆的大将吕光，不但是同族、亲信，还是亲戚，听到他打了败仗、朝不保夕，不一样在回国途中闹独立性，最后赶走了甘肃一带的前秦地方官，自己做了个后凉王国的皇帝？
说到底，皇帝的“自己人”不是同族，不是兄弟，不是老乡，而是自己的政绩和能耐。如果您自己英明神武，国势昌隆，那么不相干的人也会是您忠实可靠的“自己人”；反之，如果国运衰微、屡战屡败，别说同族、同乡，就是亲兄弟、亲儿子，保不齐也正在背后磨刀霍霍，准备瞅冷子算计您的位子呢！
得给自己的脑袋找顶钢盔
提到三国归晋，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杜预。没错，这位文武双全的大能人一手策划了整个西晋灭吴战役的战略框架，最后攻破吴国首都建业的大将王，也是在他点拨下才大功告成的。可事实上灭吴的统帅不是他，而是太傅贾充。这贾充非但没在灭吴大计上出过什么谋，划过什么策，而且一贯反对出兵，甚至几路大军都出发了，他还磨磨蹭蹭不想挪窝，直到晋武帝司马炎说出“您再不去我只好自个儿去了”这等狠话，才勉勉强强跑到离前线千里之外的襄阳“督战”。您说，就这么一位统帅，摊上够憋气不？
可有趣的是，这位窝囊元帅偏偏是杜预推荐的，而且是不管人家乐意与否，生拖硬拽，愣给拖了出来。他吃多了，还是校对《春秋》把脑子弄糊涂了？
才不是，杜预多聪明的人啊，他这招看似给自己请了个干爹，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脑袋找了顶钢盔。
三国时期，天下大乱，皇帝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将领兵在外，往往要求出兵大将留下老婆儿子当人质。魏国灭蜀，大将钟会因为是丁克一族，没什么人质可交，就招惹了好一番猜疑，结果钟会果然造反。后来的皇帝，疑心病自更重了一层，就算交人质也不放心了—可不是，既然都决定造反了，谁还在乎老婆孩子呢？
北魏末年，北魏的“影子皇帝”尔朱荣派贺拔岳去攻打地方军阀万俟丑奴，这贺拔岳就曾形容自己的处境是“胜败两难”：败了自然是有罪；即使胜了，也会增加老大对自己的猜嫌。他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请了尔朱家族的血亲尔朱天光当大帅，自己当了个副手；结果虽然功劳让那个没什么贡献的尔朱天光分去一半，但任务好歹是圆满完成，自己也加官晋爵，捞到了不少好处。
出兵攻吴，那更是大场面，如果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放权，这仗就没法打。贾充虽然又无能又胆小，还一贯反对攻吴，但他不仅是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还是人家儿女亲家。只要把这尊泥菩萨往大本营这么一放，不但皇帝不会再猜忌，而且各路大将的关系也好协调。反正这家伙胆子小，就算成心捣乱，襄阳离南京，那得多远？
哪怕再贤明、再有头脑的皇帝，总不免认个亲疏远近。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英才，信任乐毅，雪耻破齐，这气度算得不凡吧？可他愣害怕这些外国人才进自己首都，结果在离首都几百里地的蓟县境内搞了个“下都”安置他们。吴王阖闾算得雄才大略吧？可当他决策伐楚，要登台拜将时，愣就不敢任用伍子胥、伯嚭这两个楚国来的将才，最终看出苗头的伍子胥不得不找来个“假土著”孙武顶账（其实人家孙武是齐国人）。如果遇上脑袋还不如上面二位豁达的帝王，就更需要弄顶保命钢盔，护住自己的一颗脑袋了。
当然，要选钢盔就得选个合适的，否则比没有更糟。唐代名将郭子仪收复长安时，扮演钢盔角色的是唐肃宗的儿子广平王李俶。这位后来也当上皇帝的王子只管政治鼓动，军事问题一概放手，成就了郭子仪的大捷。可稍后的邺城之战，钢盔扮演者变成了太监鱼朝恩。这位仁兄能耐不行还特喜欢指手画脚，结果弄得郭子仪连指挥位置都找不着，最终几十万唐军在劣势敌人面前一败涂地，连两座都城都丢了。钢盔的作用是护着上头，兜着下头，是防御性的，如果这钢盔也跟刀枪剑戟一样到处扎人，那就比没有还糟了。
如果您胆子更大，还可以学战国田齐的司马穰苴，拿国王配发的标准型钢盔—宠臣庄贾—开刀立威。
不过这可是高难度动作，首先这钢盔自己得犯事儿；其次这皇帝脑筋得明白。倘这两件事有一件没把握，我劝您啊，还是好生戴上钢盔，自个儿悠着点儿吧。
别把皇靴供起来
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段子《君臣斗》脍炙人口，里面说到乾隆皇帝赐给刘墉皇靴、黄马褂、朝珠，一大堆零碎，而这刘墉既不敢穿也不敢用，全都送进自家祠堂，当传家宝给供了起来。
您还甭说，这毛病也不单刘罗锅一个人有，历朝历代，不知多少大臣、宠臣，受了皇帝这样那样的赏赐，唯恐吃了用了显得对皇帝不恭，只得把这些或值钱或不值钱的零碎儿束之高阁，不但不敢染指，甚至还得加强安保工作—万一蛀了霉了，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这就苦了那些大臣了。比如乾隆喜欢附庸风雅，他送给大臣尹会一、沈德潜等很多图书、字画。这几位老哥赐书不敢翻，赐画不敢挂，还不能就那么供着，隔三差五还得拿出来去灰防蛀。康熙喜欢打猎，他赐给大臣的经常是野鸡、鹌鹑、兔肉之类，您说这要也供起来，那不倒霉催的吗？
他们还不算倒霉，唐朝有个宫廷乐师叫李可及的，很受懿宗皇帝宠爱。有一次他儿子娶媳妇，皇上赐了两壶酒，李可及掂了掂，分量不对，拿回家一看，竟是俩实心银壶。除了这，平常赏赐的各种东西多到用大车拉。后来他倒了霉，这些玩意儿又一样不少被大车拉回去，惹得一帮太监嘲笑了好一阵子。嘲笑归嘲笑，这则记载也说明，李可及同样没敢用皇帝的那些赏赐。
问题出来了：他们这样做究竟值当不值当？答案是：不值当。
皇上赐给您东西，一方面说明至少那一小会儿他瞅您顺眼，另一方面那也真就是给您派用场的。他送您野鸡肉，那就是让您吃的；送您银子，那就是让您花的。您不吃不花，硬拧着给供起来，上帝嘴上不说，肚皮里一定笑您是个十足的傻蛋。唐太宗曾经赐给大将李勣急病特效药，这李勣要是也给供起来不吃，结果弄出人命，岂不是闹出大笑话。再说了，人家皇上什么没有啊，是缺野鸡啊还是缺字画、银子？随手赏您这点儿，还不够他半块指甲盖大小的家当，没准您前脚出门，后脚人就把那点儿东西给忘了。您也不想想，您这么郑重其事，无非为了哄皇上，混个好感，人家皇上自个儿都忘了的玩意儿，您还成天给供着、惦记着，您冤不冤呢！
不但如此，前面提到的尹会一、沈德潜，后来倒了霉被抄家，那些精心供奉的御赐零碎儿，又一样不少给搬回皇宫，等着赐给别人了。您恭恭敬敬供着那些赐物，是为了炫耀皇上的恩宠，可那是皇上赏赐那会儿的恩宠，您供上个几十年，时过境迁，这些玩意儿该哪儿去还哪儿去，哪里能保您个家宅平安？
依着我说，皇上赐您酒肉您就给吃了，赐您银子您就给花了，赐您双靴子，要合适您就穿，不合适您爱咋地咋地，就别再给供起来了。那些玩意儿您就算搁变质发霉了，也不会换来皇上多瞅您一眼，还不如图个口腹之快，解个一时手头之急呢。
汉朝有两个大臣疏广、疏受，退休后带着皇帝赏赐的大批金银财宝回乡定居，找了些亲朋好友，把这些玩意儿能救急的救急，能救穷的救穷，剩下的开几个联欢会、恳谈会，吃吃喝喝花了个干净，这才是符合皇帝公关学的高招：您想啊，皇上赏赐大臣，要么图您卖命，要么图自己个好名，您真要讨好，就该从这些方面去动脑筋。拿了皇上赐药的李勣应该赶紧吃药赶紧好，替皇上出征开疆拓土；拿了皇上银壶的李可及应该在音乐创作和演奏的岗位上精益求精，发挥更高水准，让皇上的业余文化生活得到进一步充实。您仗也不好好打，琴也不好好弹，就算把什么药方、银壶供在祠堂里一天烧三炷香，又能有什么用呢？
有时候高官厚禄也能硬讨
虽然从有皇帝那天起，就有诸如中正、司隶、吏部之类五花八门管提拔干部的部门和官员存在，但谁都明白一个铁的事实：谁当官，当多大，得皇上说了算。
说起来皇上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一般官员想从他老人家手里混上一纸提拔令，升上个一级两级，实在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想凭工作表现吧，又不知道皇上好哪口，万一人家要个老黄牛型的，您却扮做千里马，那不是白折腾了？再说，表现不好提拔不上去；表现太好，同事会嫉妒，会打小报告，皇上说不定还会嘀咕您是不是打算一直升到他那宝座上去。弄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靠溜须拍马吧，一来那窝囊气不是人受的；二来万一马屁错拍到马脚上，官不但没升还降上几级，不是更麻烦吗？
可您还别说，还真有这么一路能人，能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皇帝手里硬讨个大官来当当。
说起这人，名气不大，官职原来也不算高，他叫陆法和，在南朝梁元帝手下当郢州（湖北武昌）刺史，也就是个武昌区长的位子。这老兄除了当官，业余爱好是算命打卦。有一天他给皇帝写报告，居然大言不惭署了“司徒”的头衔。这司徒可不得了，那是三公之一，比武昌区长高了不是一级两级。照理说，这罪过够砍头的了，结果您猜怎么着？皇帝一瞅，什么，这小子怎么当的司徒我怎么都不知道？哦，甭问啊，这小子会算命，敢情他算出来自己有这么大福分啊！于是他一道委任状下去，这算命业余爱好者、武昌区长陆法和，就真的当上司徒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硬讨升官的横主还不光中国有。西非有个小国叫利比里亚，当年有个军士长多伊，靠政变杀死总统，自己上了台。他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有个叫查尔斯?泰勒的“海归”挟了个公文包，大模大样闯进商务部副部长办公室，坐到副部长办公桌后，打电话叫来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在这些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中庄严宣布，自己从即日起，就是利比里亚的商业部副部长了。有人急忙报告多伊，多伊迅即作出快速反应：派人把副部长的委任状和公章送进商业部，交到了泰勒的手里。于是乎这个连办事员级别都不够的泰勒，就这么硬讨了个副部长当。
俗话说得好，形势比人强，皇帝跟皇帝也不尽相同。这些硬讨高官的狠角色，无不咬定了四个字的宗旨：趁火打劫。他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瞅准了这太岁的软档。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讹诈的都是怎样的皇帝。梁元帝原本是个王爷，因为侯景叛乱，国内一片大乱，他趁机打着平叛的旗号抢来了这么个宝座，国内国外，都有一大堆不服不忿的。陆法和的郢州正好处在前线的要点，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对他，皇帝只能哄不能吓，这司徒横竖就一头衔，又不用什么成本，多人家一个司徒，总比少自己一个皇上强吧？那非洲土皇帝多伊的情况也不例外：他上台后把原来的高官杀了个干干净净，自己又没几个亲信死党，商务部副部长是个无关紧要的位置，拿来换个“人才”，也还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再仔细瞅瞅这两个成功公关案例的背景：陆法和事件发生时，梁元帝夺取帝位不到3年；泰勒事件发生时，多伊政变成功仅仅十几天。柿子要捡软的捏，讹诈皇帝，就得讹诈这路屁股没把宝座坐热的主儿。
顶嘴未必就吃亏
皇帝是什么人啊？那是想让您上天您立马升天，想让您坠地您立马落地的主儿。伺候这么个主儿，顺着捧着还怕功夫不到家，还能顶嘴吗？
别说，有时候还真能，不但能，而且未必就吃亏。
汉高祖刘邦因为宠着小老婆戚夫人，连带着宠上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想把太子给换了，让刘如意当接班人。结果刚在研讨会上发扬一下民主，就有个叫周昌的大臣不顾自己结巴的毛病，跳出来坚决反对，弄得这件事不了了之。照说这汉高祖该嫉恨周昌吧？嘿，不但没嫉恨，临死前还特意让这老兄当刘如意的监护人，理由是“您既然敢拧着我不让刘如意当太子，也就一定能拧着我大老婆吕后，不让他把刘如意给害了”。后来尽管周昌尽心尽力保护，可还是让吕后瞅冷子把刘如意给害死了，可她同样没难为周昌，不但没给处分，还给升了官—不管怎么说，这周昌当初也保过自己亲儿子的皇太子之位啊！
您看，这皇帝大小老婆大小儿子争继承人，原本是大臣们最为难、最容易押错宝的当口，这周昌拧着这么一顶嘴，最后老少皇帝、成败双方，都恨不到他头上。
有时这么顶嘴还能升官。唐太宗时候有个功臣叫张亮，当了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却没事儿干整天算命看自己能不能发达，还私养了好几百保镖。唐太宗一听，这还了得！你一个主管法律工作的高级领导，这么搞不但是知法犯法，简直就是要造反，杀！皇上说杀谁敢说不杀？您甭说还真有这么一位，此人在皇家工厂里干了个副厂长（将作少匠），叫做李道裕，这职务不起眼到皇上都叫不上他名字。就这么位最多算副局的干部，跑来喊了一嗓子“证据不足啊，您可不能就这样凭主观办案”，这唐太宗没听，还是把张亮给杀了。溜溜过了一年多，人事部门要提拔个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提了几个人选皇上都不满意，末了突然来这么句：去年喊“证据不足”那谁谁在哪儿呢？这副部长就他了，人家说那有道理啊，我到今儿个还后悔当初没听呢。
皇帝也是人，当然乐意听顺耳的，不乐意听拧着顶着自个儿的。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他得念着自个儿的江山社稷，他们也不是不明白，那些喜欢顶嘴的主儿，往往才是有主见、有担当的主儿，不但有本事，还不容易动摇立场和原则。这种人固然让自己别扭，用得好了却也能让自家的江山稳当。
就这道理，不但成事的皇帝知道，有些草头皇帝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东晋有个大权臣叫王敦，眼看篡位成功却突然病死。他哥哥王含想扶保他儿子王应当皇帝，结果失败，打算去外地避难，这会儿能去的就荆州和江州。荆州的市长（刺史）是王敦的弟弟王舒，江州市长则是他另一个弟弟王彬。前一位对王敦父子一直言听计从，溜须拍马；后一位不但反对王敦造反，还经常跟王敦吵嘴，硬是给从京城下放去当了江州市长。这会儿王含就打算去荆州，王应不同意，说王彬在自家得势时候敢顶嘴，那才是有个性、能拿主意的主儿，这会儿说不定就敢冒同谋风险把他们叔侄给救了；另一位平常就趋炎附势，这会儿自己皇帝变土匪，他还不上赶着拿他们叔侄脑袋给东晋皇帝上供啊？王含没听，还是去了荆州，结果果然双双送命。那位敢顶嘴的王彬却当真做好了帮他们逃命的准备，结果也只能白忙一场。您想啊，连乳臭未干、一天真皇帝没做成的王应都明白的理儿，那些大皇帝、真皇帝还能不明白？
不过话说回来，顶嘴保平安毕竟是险招，您还是得慎重，虽说是皇帝就该懂这个理儿，但能懂未必能做，所以，还是得掂量掂量您那位皇上的气度见识再说。
混蛋就得一直混蛋下去
北齐的时候有个大臣叫祖珽，这老兄人品实在是够呛，从小就喜欢小偷小摸，当了官还偷人家宴会上的金酒杯。靠着溜须拍马讨了北齐世祖的欢心，跟一干靠同样手段往上爬的家伙互相提携，不但自己爬到宰相的高位，还把北齐三代元勋、国家栋梁的大将军斛律光给害了个满门抄斩。
要说这个祖珽人品不咋的，本事其实是不小的。当年他给人当秘书，能把领导交代下来的36件杂七杂八的事记得一清二楚，一不用笔记二不用助手，这可不是花拳绣腿。不但如此，他还精通好几门外语，写得一手好文章，治国、打仗，都确实有不错的成绩。晚年时仇家害他，故意派他到四面受敌的前线当徐州市长（刺史）。那会儿他眼睛已经瞎了，手下没多少兵力，敌人一窝蜂攻过来，他愣是学诸葛孔明先生摆了个空城计，自己骑在马上耀武扬威作指挥状，居然把敌兵吓退，守住了徐州城。您说，这是一般溜须拍马的主儿能干的吗？
问题是这位文武双全、与众不同的高级马屁精，混得却似比一般马屁精惨得多：先后被三个皇帝重用，又一次次打回原形；几次被当众打屁股、揍板子，还让世祖皇帝扇了一顿嘴巴子；让人下地牢弄瞎了眼睛，堂堂宰相最后混得在徐州市长的小位子上窝囊而死；甚至他死了，皇上也从北齐高家换成隋朝杨家，他的儿子祖君彦还受他这个窝囊爹的连累，明明满腹经纶，混到最后也才是个县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