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祖珽虽然干过不少缺德事，可要说一点好事没做过，那可不实事求是，尤其当了宰相之后，那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整天跟朋友说“现在我跟从前不一样了，是高级领导干部了，可得好好干”。又是澄清吏治，又是整顿官场，把国家行政搞得井井有条，甚至还一反马屁精的常态，经常给皇上提点不同意见，比如劝阻皇上多选美女什么的。您说他当马屁精时没事儿，怎么要当个好宰相，反倒越当越不是滋味了呢？
问题就在他这个“改”字上了。皇帝公关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换角色。您要是扮的忠良，那不妨一直忠良下去；您要是演的混蛋，那恐怕也得一直混蛋下去。
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皇帝而言，身边最不缺的就是人，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不论是干活的、帮闲的、溜须的、唱反调的，他都得有，而且还都有，大臣应该是派什么用处的，大臣自己不清楚，这皇帝心里却跟明镜似的—或者至少他自己认为跟明镜似的。这祖珽能被皇帝重用，不是因为他人品好、工作能力强，而是他善解人意，又能迎合主子的心思。如今他老人家自己来个个人转型，要发挥专业特长，要改邪归正，可皇上用您就用的您原来那个劲儿啊！得，在您自个儿心目中，您是变好了，可在皇上心目中，您那是变质了嘛！
更要命的是，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当大臣是要拉帮结派的。您突然从三花脸改唱须生，那些须生派大臣不知道您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跟您亲近。可那些原先的三花脸同行、三花脸搭档就危险了，一来您突然变脸，他们担心您反咬一口；二来您这么一转戏，他们正好抢您从前的角儿，同行相轻啊，这些主儿在皇上面前咬您几口，您还有好吗？
照这说法，岂不是混蛋就得一直混蛋下去？那倒不是这么一说，您可以改，可要改的只能是心，为人处世的路数却半点不能改。比如陈平，应聘刘邦工作岗位前有作风和道德问题，应聘和提升后似乎仍然有，但大方向、大问题上把握得住，循序渐进、慢火煮青蛙一般，把自己的角色从无良说客成功转型为大政治家，而且既避免了皇帝的不适应，也避开了同行们的嫉妒、排斥和猜疑。
羊有时比狼更可怕
中国人不知道伍子胥的恐怕不多，这位老兄最后死得很冤，老百姓可怜他，让他做了潮神，这且不提，值得留意的是，老伍是因为心直口快好提意见，得罪了吴王夫差才送了命。可从历史上看，他并非一开始就是“炮筒子”的。
话说他在夫差爷爷吴王阖闾手下当差时候，翻遍正史野史，都没找到他跟吴王拧着干的记载，不但没有，反倒有他溜须拍马、委曲求全的记录，比如攻打楚国，他伍子胥明明是最佳人选，可阖闾嫌他是绿卡族，不放心，他就特意推荐了孙武，还煞费苦心地将这个齐国移民愣给包装成吴国土著。没错，他是在打下楚国首都时发飙过一次，可对象是楚王不是吴王，是死鬼不是活人啊。到了夫差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原来那个处处小心的伍子胥，陡然变成了给吴王整天提意见、掰杠子的专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说到底，是伍子胥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阖闾时代的他，是个难民出身的引进人才，地位说低不低，说稳也不稳，吴王对他将信将疑，朝廷里那么多贵族和土著大臣根基牢固，对他的威胁也不小。不仅如此，阖闾即位时已经是中年人，素来以精明残暴著称，曾经为给女儿陪葬，一下活埋了上千人，伍子胥若不小心伺候，别说官职、地位，脑袋能不能保得住还是问题。而夫差时代的伍子胥则不一样，他已经是立下大功的相国，同事没人敢不服（至少表面上如此）；夫差是他孙子辈，而且能即位还多亏他一句美言。这时的他一来对自己自负，二来对夫差放心—谅你一个娃娃也不会把老夫怎样。
他的脑袋丢也就丢在这儿了！坐在宝座上的不论是狼还是羊，是壮年还是娃娃，他都是皇帝，是握有大臣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老皇帝能杀人，小皇帝一样能杀；精明皇帝能杀人，蠢蛋皇帝照样可以杀人。羊有时比狼更可怕。阖闾这样的狼虽然残暴，但阅历丰富，头脑清楚，办事有条理，不触及自己根本利益，即使您得罪了他，他也未必拿您怎样；像夫差这样王宫里长大的羊，年轻气盛，杀谁不杀谁，连他自己都未必事先知道，您的脑袋岂不是更不保险？
不但如此，这种羊羔一样的小皇帝偏偏常常是那种自信满满、急欲证明自己长大了的孩子（这种孩子现代“小皇帝”中怕也不少），偏偏他又有杀人的权力。如果您仗着自个儿资格老，功劳大，有事儿没事儿整天念叨“你爸爸当初是怎样不是怎样”等等等等，念一次两次也许问题不大，一个月念二百多回，那小羊羔就得恼了：您不是总惦记我爸爸吗？得，您下去跟他一块儿解闷拉倒。
有时候不提意见，什么都不管，一样挨小羊羔的刀。南朝刘宋有个亲王叫刘义恭，在他侄子刘骏当皇帝的时候处处小心谨慎，没事儿就上个自我批评信把自个儿贬损一番，结果素来对皇亲国戚十分猜忌的刘骏竟没拿他怎样，让他舒舒服服混了半辈子。等刘骏一死，侄孙刘子业即位，刘义恭一看，这新皇帝才15岁，又没本事又没人形，哈哈，这下我老命算保住了，于是整天海吃海喝，打算安度晚年。结果怎么着？让这个15岁的羊羔皇帝做成了肉粽子—这小皇帝一瞅，哦，敢情这老家伙只怕我爹不怕我啊，我今儿个就让你怕一回得了！
明白没有？这二位错就错在“放松”二字上，以为伺候羊比较安全和容易，可以不那么拘束，但千万记住，“伴君如伴虎”是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这君是老是少，是聪明是愚笨，都是天字第一号的超级危险品，可千万大意不得啊！
有时候该“贪”就得“贪”
许多人都知道清明节最初是为了纪念介子推的。这位老兄当年跟着晋国公子重耳上山下乡，吃尽了苦头，还曾经割下自己腿肉给重耳充饥。但等重耳回国当了晋文公，他就谢绝封赏，跑到绵山躲起来。晋文公为逼他出来满山放火，可这老兄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最后活活给烧死了。
大多数人都挺同情介子推，认为晋文公老不地道：人家那么谦虚，连官儿都不要，您上赶子逼人家作甚！
他们就不明白，晋文公着急上火，病根就在这“不要官”三个字上了。
在皇帝看来，天下文武大臣，但凡整天围着自己，鞍前马后任劳任怨，那肯定是要图点儿什么啊！最正常那就是图名图利，要么龙图阁上挂画像，要么封妻荫子，这才是人之常情，也才能用得放心。您如果连官和钱都不要，那么您究竟想要什么，不是太可疑甚至太可怕了吗？
管仲临终前跟齐桓公立遗嘱，说公子开方这人不能用。齐桓公很奇怪，说开方本来是卫国太子，放着太子不做来伺候我，这样的人有什么问题？管仲说，嗨，这不就是问题嘛！他连卫国太子都不稀罕，那一定是琢磨上您这儿弄更大的好处嘛。
明白了吧？皇帝最怕的就是琢磨不透大臣究竟图什么要什么。要知道一个人贪图荣华富贵、金银财宝、土地女人，在他眼里那都正常，都属于可驾驭的行列——梁武帝疑心弟弟萧宏造反，跑去弟弟家里一瞅，满屋子都是贪污来的金银珠宝，立即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哪儿是高兴弟弟贪污啊，那是高兴自个儿终于把握了这个弟弟的心思，从此可以少犯点儿合计了。这介子推吃了那么多苦都任劳任怨，眼看着回国了，发达了，邀功请赏的机会到了，他倒躲起来了，连官他都不要？不要官要什么？折腾了19年才折腾上宝座的晋文公，不把这不合逻辑的事儿给弄明白，他能吃得下睡得香吗？
别说是普通君臣，就算是皇帝跟您有特殊关系，对您的忠诚心知肚明，您整天摆出副不贪不要的架势也还是不行。唐朝有个名人叫李泌，跟肃宗、代宗、德宗三代皇帝都是君臣兼私人朋友的关系，德宗对他是一百个放心，可还是硬逼着这位原本一心当道士、在朝廷里做兼职军师的神人升官发财，娶妻生子，变成一个大俗人。您想啊，皇帝一个人放心不行，他得服众啊！这朝廷里的大臣，有几个不是整天琢磨着升官发财的俗人？您非作政治洁癖状，那谁受得了？不符合安定团结的需要嘛！
因此啊，该“贪”的时候您就得“贪”点儿，反正高官厚禄也压不死人不是？战国末年秦国老将军王翦，带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行军途中不断派人回首都，跟秦始皇（那会儿还不叫秦始皇）要这要那，又要金子又要房子，最后愣把个二八妙龄的公主讨了来做自个儿的新媳妇（这都什么辈分）。副将讥讽他太贪，他苦笑一声：我这哪儿是贪啊，我不这样不行啊，这秦国总共也就七八十万人马，我一个人就带了六十万在外头，不让陛下知道我贪，让他整天对我疑神疑鬼的，我这仗还怎么打？
泥菩萨有时砸不得
都说皇帝是主子，大臣是仆人，可也得分什么场合。有时候大臣权势熏天，兵权、财权、用人权都在自己手里，皇帝反倒变成一尊有名无实、只会吃饭花钱的泥菩萨。这时候这位大臣该拿这泥菩萨怎么办？
有的人会说，嗨，当媳妇的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熬成婆婆，如今再怎么当家那也是个准婆婆，干脆，把这泥菩萨砸了得了；还有的人觉得，砸固然要不得，不过既然是泥菩萨，烧香不灵磕头不问的，还白糟蹋粮食，那也就没必要太当那么回事儿了。
可是有一位老兄不那么看。这位姓高名欢，是北魏后期的一个大权臣，他不但带兵杀进都城洛阳，把旧皇帝赶到陕西避难，换了个新的，还把死去老皇帝的皇后尔朱英娥弄来当了自己的小老婆，实实在在一个狠角色。但就是这么一位狠角色，不但对自己一手扶上去的这位傀儡皇帝表现得毕恭毕敬，早请示晚汇报，甚至对那位已降级为小妾的前皇后也恭敬有加，每次光临人家寝室都穿得笔挺整齐，说话时还一本正经地自称“下官”。有人问他，为什么对一群傀儡如此恭敬，他一本正经地说：天下正大乱，多少人整天憋着找茬让我当人民公敌呢。我都已经不得已赶跑一皇上了，不想法把这个给稳住，一定会给对手钻了空子啊！
这泥菩萨看似啥用没有，有时还碍事，但有这么一个尊神在，您一个做权臣的，往大了说，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干一些自己不便干的事；往小了说，可以用皇上当保护伞，搪塞朝野政敌的刀攻、笔攻、嘴攻。古往今来的很多权臣，像曹操、李渊、朱温，都是这么干的。
如果您翅膀硬了，底气足了，中央、地方都安排好了，把泥菩萨砸了，自己当真菩萨，那也不是不可以的。就怕自己没准备好，匆匆忙忙砸那么一锤子，自己迫不及待过把皇帝瘾，那就是自讨苦吃了。隋末天下大乱，王世充在洛阳守着隋朝宫殿百官和已经当上“皇泰”皇帝的傀儡越王杨侗，见周围那么多称孤道寡的，感到十分不自在，就想把杨侗弄掉，自己取而代之。大臣李世英就劝道，天下那么多人听您的号令，那哪儿是服您啊，不就是惦记着这个大隋朝的正统嘛。您现在手里就巴掌大一个地盘儿，再把个正统给弄丢了，这皇上能当几天啊！这王世充大约觉得当一天就多一天吧，总之是没听，最后弄到坐守洛阳孤城，被李世民把全族都抓了俘虏。
在世代交替、天下大乱的混沌时期，正统思想还是很有作用的一面大旗。汉献帝时候的李、郭汜明明就是乱臣贼子，但他们捏了皇帝在手时，就能给身为地方官的曹操下命令书。一旦傀儡皇帝给他们折腾得离家出走，他们立即便成了过街老鼠，最终让一个县级干部给缴了械。大凡乱世，目秋着皇帝宝座的英雄多得很，能最终得逞的当然只能是一两个，但瞅冷子坑别人一把、自己上不去也不让别人上去的主儿却可以比比皆是。倘没绝对的把握，贸贸然打碎这泥菩萨，弄不好就跟打碎自己脑壳一样蠢。
所谓“泥菩萨”不仅仅指实实在在的傀儡皇帝，也指傀儡皇室的权威、尊严。如果自己没实力开辟新朝，扫荡群雄，却迫不及待把旧王室弄得尊严扫地，结果恐怕只能便宜了其他有实力、有野心的同类。东周初年，郑庄公跟周天子过不去，闹到开战的地步，不但把周朝的中央军杀得七零八落，甚至还射了周天子肩膀一箭，您说郑国威风不威风？可它不但国力平平，而且处于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搞臭周天子的结果，徒然让天下诸侯有样学样，纷纷搞起独立王国，甚至对周朝的九鼎动起念头。可郑国却一点儿油水没捞着，别说学秦始皇统一天下，就算春秋五霸，连那个不成器的宋襄公都榜上有名，也没他们老郑家什么事儿。
泥菩萨有时砸不得，这是因为天下之大，往往习惯于有那么个菩萨坐着，您砸了一个就总得再出来一个，如果您没把握确定出来那个百分百是您自个儿，劝您还是悠着点儿，横竖这泥菩萨就算一日三供，也费不得您多少香火钱不是？
有时候方术也得信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大凡在帝王手下当差，离那些神人、仙人什么的远些，尤其不要信那些神神叨叨的图谶啦、风水啦、降头啦等等荒诞不经的鬼话，这可以说是安身立命的常识。
要知道皇帝自称天子，老天的儿子，不论他是真迷信还是假迷信，这通天的事儿那是只有他能干，别人是万万不能越权的。古往今来，因为算一个卦，迁一座坟丢掉脑袋的大官，数都数不清。唐朝的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张亮没事儿干去算命，就为省点儿小费，被那算命先生一状子告到唐太宗那儿，说他憋着算自个儿有没当皇帝的福分，结果审都没审明白就给砍了。南朝大将张敬则就因为喝多了几杯，说当年自个儿梦见半条胳膊发热，结果当了大将军，昨晚上梦见半个身子都热，不知能有多大富贵。这话让座上某宾客报上去，没几天就混了个满门抄斩。别说是外姓大臣，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梁武帝赫赫有名的昭明太子萧统，不都因为跟什么图谶、风水沾了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嫌疑，结果一个被逼得造反上吊，另一个给弄得整天担惊受怕，年纪轻轻就得心病死掉。您看，给皇帝当差，可不是得敬鬼神而远之吗？
也不尽然，有时候方术也得信。不信？往下看。
康熙算是个聪明皇帝吧？他不但精明好学，还涉猎西洋科学，可有一次他居然一本正经下命令，让手下的大臣年羹尧去找一个叫罗瞎子的算命先生算卦。这年羹尧倒也实诚，打了个报告说，这罗瞎子神神叨叨，形迹可疑，怎么看都是一无业盲流，咱堂堂国家大臣，不能干这封建迷信的事儿。您猜康熙怎么说？“这家伙人品差点儿我也知道，可他算命业务能力还是拔尖的，你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嘛。”您瞅瞅，不信神鬼之说，遭埋怨了不是？
这还算是轻的。汉光武帝刘秀手下有个大臣郑兴，很有学问，也很受刘秀信任。有一次郑兴正陪着刘秀谈话，谈到图谶—也就是“十八子当坐天下”之类高级拆字算命的把戏。本身是高级知识分子、著名社科理论家的郑兴老老实实地说“俺不搞这玩意儿”，这刘秀当时脸色儿刷就变了，眼睛一横，眉毛一竖，眼见得就要发作。好在郑兴眼疾口快，见势不妙赶紧补台子，连连澄清，咱可不是不信图谶学这门经过实践检验的重要社科学问，咱不搞这玩意儿，是因为俺专业不对口，俺是搞什么《诗经》、《尚书》之类普通学科的，您问图谶得找图谶学专家啊，找俺这棒槌没用不是？这么好一通找补，才算把个汉光武给糊弄过去。瞧，有时候敬鬼神而远之不但没得好处，还有危险呢！
其实说到底，皇帝公关学就是揣摩皇上心思的学问，这鬼神之术也是一个道理，皇上不说让不让您信，您是一定别去招惹；可皇上如果鼓励您、逼迫您非信不可，那么哪怕您本来不信，也得多少敷衍一些。就拿康熙跟年羹尧这事儿来说吧，康熙早知道罗瞎子人品不好，可见他跟这瞎子打交道，那可不是一天半天了，您说不信，您说不信那不等于骂他康熙傻吗？也就是这康熙气量还不错，换另一位，这年羹尧不会等雍正开杀戒，在他老爹这一朝就得倒霉。
这刘秀的事儿就更明了—汉光武怎么上台的？他不就靠着“刘秀当坐天下”之类的预言歌曲，以大黑马姿态顺顺当当登基坐殿的？您跟人谈破除迷信，这不找抽嘛！郑兴脑筋急转弯练得好，算是躲过一抽，东汉一朝后来几个反图谶、反迷信的，一概给抽了个七荤八素，就连大科学家张衡都不例外。您说说，多可怕。
明白了吧？方术信还是不信，得看皇帝的口味。
有时候对皇帝口味摸得准了，还能借着这股迷信劲儿，小小地算计皇帝一把。雍正皇帝搞文字狱，算得专家级吧？可偏就有这么一个小官，敢堂而皇之地给他上折子，要求对自己写的公文免于文字狱追究，如果一定要追究，那么干脆先把自己调离文字工作岗位得了。这谁这么大胆？这人是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给事中），叫缪沅，他这么要求，理由居然是算命先生说了，今年自个儿有文字灾祸，必须想办法禳解。要说这要求可够荒唐的，雍正也绝不是好糊弄的，可批示是什么？是“允准”！为什么？这命就是雍正让他去算的呗！其实他这就算不错的了，跟他一起得到“且去算命”指示的文化部长（礼部尚书）蔡升元，干脆以“算卦先生说了，俺命带灾祸，三年内不宜在朝”为由，申请三年带薪休假，皇上不是也照准了？
没事别当偷窥狂
当大臣的要想安身立命，就得整天琢磨皇帝的想法喜好。可皇帝这种特殊人类，却是最讲究个人隐私的，您想啊，他眼跟前就守着那么大的宅院，那么多的美女和财产，这还不算，偌大一座江山，可统统都他一个人的，不上心多看着点儿，能行吗？
因此啊，这皇帝大抵都有个毛病：最喜欢偷窥大臣们，最不喜欢大臣们偷窥自己，尤其害怕自己的心思啊、秘密啊，被别人知道。清朝皇帝吃饭，再喜欢吃的菜都只能吃三口，绝不能伸第四次筷子，这是为什么，还不就是怕人知道自个儿的脾胃喜兴？
知道这点，很多看上去很怪的事，就不难找到答案了。比如唐太宗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房玄龄，有一天随口问唐太宗侍卫“皇宫北门那建筑工地，是盖什么楼堂馆所呢”，被唐太宗听到，那就是一阵咆哮，要不是魏征跑来解救，后果不堪设想。这老房就犯了这爱偷窥的毛病——皇帝盖什么楼堂馆所，凭什么让你一当大臣的知道？你了解这些，究竟是何居心？您看，凡事就怕琢磨不是？
有人说，皇帝那是怕阴谋家野心家呢，其实当大臣的有几个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多不过为了混个不错的饭碗，弄份不但能罩自己一辈子，最好还能罩子孙几辈子的福利劳保。他们偷窥也好，刺探皇帝心思也好，多半是为了自保。问题是，这种笨办法非但不能自保，弄不好还能搞出事来。
比如李斯，本来他丞相当得好好的，可偏要弄几个眼线放在秦始皇身边。有一次秦始皇在骊山顶上，看见李斯回城，那个仪仗队那叫一个气派，心里就不大痛快，随口褒贬几句。得，这眼线就给传李斯耳朵里了，李斯第二天就把仪仗队从一个营缩编到一个班。结果怎么着？秦始皇勃然大怒，拼命追查究竟是谁走漏了消息，可愣是怎么也查不出，一怒之下，竟把那天跟着自己上骊山的人全给宰了，顺便连李斯一块儿嘀咕上了。
换了我是李斯，得了眼线的密报，就算精简整编，也绝不能做那么明显，一定得慢慢地减，不声不响地减。要让皇帝以为，咱是学习了皇帝陛下有关艰苦奋斗、大搞廉政建设的诏书，才豁然领悟，自觉自愿地开始削减不必要行政开支的，跟什么偷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把握，那么还不如什么都不做。要知道，秦始皇发那么大脾气，那不是为了几辆车几把扇子，是因为一个当大臣的，居然连自个儿偷偷说了什么话、转了什么心思都弄那么清楚，这太没安全感了。所以啊，接茬铺张浪费，那不过是作风问题；如果被皇上发现偷窥，那可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了。
因此这个“内言不外泄”，可是皇帝公关学里相当要紧的一项，万万轻忽不得。唐文宗的大臣宋申锡，本来深受皇帝信赖，甚至被拉入对付揽权宦官的密谋当中，就因为有人诬告他“泄露为皇上密探的底细”，结果给皇帝一怒之下赶去福建下放。清朝雍正皇帝最喜欢用密折来搜集小报告，因此很多芝麻绿豆官都获得密折上奏的权力。有个襄阳副市长（同知）廖坤不知哪儿来的造化，也得到了这项权力，觉得皇上对自己那是十分信任啊，喜得不知脑袋搁哪儿才好，就把这喜讯告诉了同乡蔡某某。结果消息走漏，才递了两回折子，就让皇上把密折权给停了—皇上让谁不让谁递密折，这也是皇家机密啊，您把机密给到处泄露，能保住脑袋算走运，还想升官发财？
所以啊，做官最好学汉朝那个富平侯张安世。这位老兄当将军、当丞相时，每逢军国大事总是先溜进皇宫，跟皇上都商量妥了，连公章都盖了，然后再溜出去，跟没事儿人一样踱进办公室等诏书。诏书下发，大伙儿一看，怎么指示是这样啊，真够怪的，张老兄也会伸着脖子，晃着脑袋，跟着喊几声“真够怪的”，仿佛诏书里那些馊主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这张安世的富平侯传了至少6代，甚至隔了个王莽的大新朝，再到了东汉，还能接着传下去，这与老张善于克制偷窥心理、注意保护皇家机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树也不是小问题
西汉成帝的大臣孔光是个官运很不错的人，在中央当了十几年大官，还做过皇帝的机要秘书，几乎每天都要到皇宫里去上班。照说除了那些“儿童不宜”、纯属皇上私密的场所，皇宫里其他地儿，应该没他不熟悉的了。
可就这么一位皇宫活地图，有那么一天赶上放假，跟老婆孩子一起喝茶唠嗑，不知哪位问了这么一嗓子：您给说说，这皇宫办公厅院子里头，都种些什么树啊？这老孔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闷坐了半晌，憋出句“今个儿天气真不错”之类的闲话，愣就没接这个茬。
有人得说了，这问话的又不是外人，问的又不是“皇帝小老婆长什么样，三围多少”之类皇家隐私，或“皇宫里有几个卫兵，都挂什么品牌的宝剑”等军事机密，不就种什么树嘛，至于这样紧张吗？
当然至于，这可是跟皇帝打交道啊。
皇帝这种动物，通常来说具有两重性。首先，他往往特别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尤其是亲信大臣的家长里短，知道得越详细、越鸡毛蒜皮越好；其次，他特别讨厌别人打探他的隐私，别人知道得越少越好。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皇帝的特殊身份所致。您想啊，这当皇帝的，打小周围的人就天天跟他说，他是天子，什么都知道，那么自然别人的秘密也该知道。相应的，他皇帝的秘密别人就该不知道，否则这皇帝跟普通人有啥区别？
正因为不想让秘密给别人知道，皇帝才变着法子地搞皇宫全封闭。夏商周那当儿，什么宫廷乐师、史官，都特意找瞎子去做，如果不瞎，最好也想法子给弄瞎了，怕什么？不就怕这些必须整天待在宫里的主儿，见到点什么都给往外说嘛！后来时代发展了，文明程度多少提高了，弄瞎的事倒是不怎么做了，可是皇宫里的上岗标准就更严了：留着您眼珠子可以，但在皇宫执勤范围内，您这对眼珠子必须功能性定向失明才行，否则，后果自负。唐朝的“四川王”韦皋，手下的亲信、幕僚不管立多大功，都只能在成都附近当县官、州官，等升到没法再升，就调回身边当退休干部养起来，坚决不让内调中央，这说穿了，就是怕这些人泄露他的“宫廷隐私”。这韦皋不过是个土皇帝尚且如此，真皇帝那还了得？唐朝有个万寿公主，嫁给大才子郑颢，出阁后没几天，她就逼着驸马，把几个陪嫁宫女统统收为小妾。这位公主怎么这么大方？史官看得明白：她是怕这些宫女嫁给外人，泄露了皇家隐私，不得不大方这么一把而已—这位公主嫁人前都没怎么出过皇宫，她这保密观念从哪儿学来，不是很明白的事儿吗？
再者说了，将心比心，您也得替皇上想想。他坐那位子不易啊，不但要管那么多人、那么多地儿、那么多事儿，还得整天提防，唯独一个不小心，把祖宗留下的江山给弄丢了。怎么小心？天下最难捉摸的就是人心，第一个要提防的自然就是活人，就是身边的大臣、亲信了。您身为大臣，职司近密，是连皇上什么时候打嚏喷都知道的主儿，如果不知道管好自个儿眼睛和嘴巴，今儿个能跟老婆孩子说皇宫种什么树，明儿个保不齐就能跟别的什么人说皇上没事喜欢去哪儿，身边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或者皇上最喜欢听什么话、玩什么鸟、吃什么东西，那还了得！
读到这儿，该明白孔光为什么能在皇宫这样的高风险工作场所全勤十几年了吧？对，这就是因为他长了双一进皇宫就失灵的眼睛，又生了张一出皇宫就失灵的嘴巴—其实就算这样皇上也未必放心，后来孔光不还是外派了嘛。如果依着皇帝本意，最好再封闭那么一点儿。南汉的皇帝为了怕外人偷窥，把那些需要进皇宫上班的官职，都改成女性和太监的职位。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为了怕外人偷窥，不但在打下南京第四天就匆忙下达“内言永不准出”的保密条例（比安民条例还早），而且在皇宫修御花园，干脆组织宫女、娘娘施工队。要不是这些特殊方法劳动生产率实在太低，不便推广，估计孔光这样的，连皇宫外头的树都未必能看清楚，就更不用说皇宫办公厅院子里的绿化情况了。
顶嘴是需要技巧的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皇帝可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一类人，一句话说错了，轻辄降级，重辄送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呢，但凡侍候皇上的人，不论官大官小，那都是掂着十二万分的小心，没事是绝不敢跟皇上顶嘴玩的。
可人要想办点事儿，那就总有个观点碰撞，您不可能事事都跟皇上保持一致吧？倘若您不想事事都那么唯唯诺诺，不想做那种明明听见皇上说“这鸡蛋个顶个都是方的”，您也跟着凑趣“不但方还有棱有角呢”的佞人，那就免不了跟这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主儿顶嘴了。
想来这会儿您小腿肚子在转筋吧？跟皇上顶嘴这种高风险业务，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明代大臣有句名言，叫“文死谏，武死战”，这顶嘴的死亡系数，愣比上战场杀敌还高，您说可怕不？
可是有些人顶了嘴，把皇上气了个半死，非但不用担心受处分，皇上还会反过来给他赔话。隋朝有个谏官叫刘行本的，有一回看到隋文帝烦一大臣，要在朝堂上拿竹板打他屁股，就跑出来劝道，这人没犯什么大罪过，不该受罚，就算受罚，那也没当众打屁股的道理。这隋文帝不乐意听，就给摆了道脸色。您猜这老刘怎么着？他把脸一板：我这谏官可是您让我做的，工作职责就是给您提意见，您要觉得我意见对，那就不该不理不睬的；要是觉得我胡说八道，就该让我停职反省。如今您又给我脸色，又不停我的职，这不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嘛！说完撂下朝板就要撤，逼得隋文帝是又赔笑又道歉，好说歹说，才把这位闹辞职的老刘给哄回来。
其实任性、不爱听顶嘴，那是人之天性，是人都多少有这毛病。问题是一般人为生计所迫，在社会上这么混着，乐不乐意都得忍着点，可皇帝不同啊，人家有任性的资本，您要是顶嘴，他可是能不忍就一定不忍的。
您可听明白了，皇帝不忍，是因为觉得任性对自个儿没损失，那么反过来，如果您能用短短几句话让他一下明白，您顶嘴是为了让他不吃亏，他任性那是他自个儿倒霉，那么这嘴就不论怎么顶都没事儿。刚刚那位刘文本就使的这招儿，他这话撂得透彻啊—我顶嘴，是因为您给我派的就是个顶嘴的官儿啊，顶得好与不好，那不都是您的主意嘛！隋末英雄夏王窦建德倾全国之力打下赵州，想处死负隅顽抗的三名唐将，他的大臣凌敬就顶了一句嘴，救下三条性命——您派出去守北边国境的大将高士兴，如果看见敌将罗艺的旗号出现立马开城投降，您心里怎么想？可不，哪个皇帝不喜欢自己手底下净是些血战到底的忠臣啊！您这么顶一杠子，他敢跟您发火吗？
有时候您嘴也顶了，自问也是为了皇上好，而且入情入理，有礼有节，横算竖算，这皇上也该听明白、想明白了，就算不照着做，那也不该迁怒于自己才是。可这皇上偏偏就给自己甩脸，破口大骂不算，还给弄个留职查看之类不大不小的处分，或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好生下不来台，您一定会特别郁闷：算我倒霉，摊上这么个主子。
别急，事儿未必就很糟。要知道皇帝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死要面子，您如果自信自个儿立论没问题、表达没问题，皇上的理解力也没问题，那就是面子有问题了。那么您千万别急，他给您脸色那是找补场子呢，您就先好歹忍忍，等风头一过，非但没事儿，皇上觉得让您受了委屈，弄不好还能给您点儿补偿什么的。前文也提到过，唐太宗时候，有人举报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张亮造反，太宗一怒之下要宰人，皇家工厂的厂长李道裕跑出来顶嘴，说张亮造反，证据不足，结果吃了个大瘪，灰溜溜回去反省。过了小半年，司法部正好缺一副部长（侍郎），人事部征求皇上意见，唐太宗一撇嘴，还选什么选，就上回顶嘴说张亮造反证据不足那位，就最合适，我当时没听，那不是人家说得不对，那是我怕下不来台，这后悔药可吃到现在呢。您瞧瞧！
看出来没有？顶嘴是需要技巧的，要“消灭敌人”，得先保存自己，跟明朝那些位那样，抬着棺材愣上，结果只能是理没说通，还把自己好端端的屁股给搭上了。
天下有事再生事
据说当年吴三桂跟着老师洪承畴打下云南后，洪承畴奉调回京，吴三桂摆了桌酒菜，趁着酒兴向老师请教自保之道。只见这老洪不慌不忙，轻轻说了一句话：不可令云南一日无事。
洪承畴是这样说的，吴三桂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这云南就始终也没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乱子固然不用说，没乱子他想方设法也得折腾出点儿乱子。果然这云南地头蛇他一做就是几十年。
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吴三桂自打坐镇云南，一直就是照着洪承畴的九字真经来做，每天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周边制造社会矛盾，好为自己留在当地创造合适的舆论氛围，缘何顺治朝他这招儿十分好使，而在康熙朝就不灵了呢？有人据此认为，这是顺治弱智、康熙英明的结果。
其实哪儿是这么回事！
洪承畴那句九字真经，话固然是一点也没错，却是句应时应景的话。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天下还乱着呢，湖北、四川一带还有不少南明和李自成的残部，东南沿海郑家的势力也不容小觑，这整个天下，那就是个“有事”的天下，皇帝的重心主要放在应付这些事上。您在您的一亩三分地生事，并以此为借口泡在当地作威作福，皇帝别说未必看破您的小算盘，就算看破了，您这打着中央旗号的土皇帝，也绝不会比那些还打着反动旗号的土皇帝更可恨、更具威胁。因此啊，您就可以凭着这招儿一直这么混下去。五代十国时湖北荆州一带的南平小王国，就靠着这招儿到处骗吃骗喝。他不是没称皇帝嘛，周围大国小国凡是称皇帝的，他都给磕头称臣，而且是今天在这边弃暗投明，明天跑那边回头是岸，隔三差五玩转会，检讨书写得都快能装订成册了。可各路真龙天子们虽说把这位姓高的南平王恨到牙疼，甚至给起了“高无赖”的美名，却也只能每次都忍气吞声，还挤出点笑容慰抚、犒劳。凭什么？还不就凭着“天下有事”这四个字！
可是一旦天下已然无事，那就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前面说的那个“高无赖”家，最后一代叫高宝融，南宋中央军路过，他不过犯了慰劳不及时的政策性错误，就给中央军找茬给收拾回首都汴梁坐冷板凳去了。如果说高家还有些“前科”、“现行”，杭州的吴越国王钱俶，那可是对中央要多恭顺有多恭顺的主儿，结果怎么着？还不是给中央趁着进京述职的机会给收编了？
天下有事，地方上才能拿“有事”作口实，要求军政独立，或世袭镇守什么的。因为皇帝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威胁他拥有天下的那些大事上，至于边疆地区闹点小小独立性，只要不离谱，那就由他去，丢点儿小权，总比丢掉地盘或江山划算得多吧。
但倘若天下已经无事，皇帝心里首要琢磨的就只能是“削藩”，是把地方上大大小小的权全都收回，再由自己琢磨怎样重新分配下去。这个时候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责在予一人，他当然要千方百计削弱地方权力，对这种拥兵自重的地头蛇，则更不会客气。
明白了吧？天下倘若已经无事，当军阀、地头蛇的哪怕谨小慎微、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五讲四美，最终还是免不了皇帝的猜疑、算计，落得个削权或变相削权的必然下场。如果您还不开眼，竟然蠢到还要自己挑事、生事的地步，那就更是找死了：您不闹事人家皇上还整天睡不好呢，真闹事，真闹事还不立马让人家找到口实，把您划入万劫不复、永不超生的敌我矛盾中去？
天下有事再生事，是任何一个土皇帝必须时刻谨记的一句话。吴三桂在“天下无事”时造反，正应了康熙自己的一句话，是削藩也反，不削也反，就算不反也不会有好事，一旦真个造反，那便正中下怀。如果天下乱作一团，别说不造反，便真造反又怎的？金国被蒙古打得七零八落，被迫南迁，有人给金国皇帝出主意，让他把北方沦陷领土分封给一堆地头蛇，皇帝不舍得，说“这样这些人不跟造反独立了一样”.那个出主意的老兄是怎么解释的？“天下大乱，那些地儿您丢都丢了，有人夺回一尺一寸那都是您赚的，人家别说未必造反，就算造反，您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
帽子太大戴着累
当大臣没有谁不想升官的—别说大臣，就连什么太监、宫女、嫔妃，那都是时刻琢磨着、记挂着要不惜一切高升一级两级。小官想当大官，小太监想当总管太监，嫔妃想当皇后、皇太后，等等等等。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本来嘛，伺候皇帝那是多辛苦的活儿，没点儿奖勤罚懒的回报，谁乐意干这勾当。
据好事者声称，在这些皇帝身边的竞争者中，要数嫔妃们的争位斗争最激烈、最执著。因为大臣争位，胜了固然好，即使不胜那也有很多选项，比如练乌龟功等着东山再起、作潇洒状去终南山等文化遗产所在地养老闲居、主动下放地方改捞实空……可关在皇宫里的女人们既没有丰富的人生选项，又不能拼着人老珠黄练乌龟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还有个不激烈执著的？
可就有那么个老太太，放着明明能争到手的皇太后不去争，偏要别别扭扭地弄个皇太妃当。
这老太太姓刘，是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的嫡母、李存勖老爹李克用的大老婆。李存勖的生母姓曹，原本是刘老太太的丫鬟，后火线提拔当了小老婆。后来李克用死了，李存勖当了皇帝，从前线派人传诏，要拜亲娘曹老太太为皇太后，刘老太太为皇太妃。
要说这李存勖是够混蛋的，那年头最讲名分，就算慈禧那么跋扈的主儿，也只能跟咸丰的大老婆慈安并称两宫太后，断乎是不敢自己做太后让慈安做太妃的——咸丰都死翘翘了，哪儿有追贬人家大老婆做小老婆的道理？因此不但文武大臣抓耳挠腮，就连曹老太太也觉得不妥，打算写信跟儿子打招呼，来个拨乱反正。没想到刘老太太豁达得很，二话没说把皇太妃的资格证书收下不说，还反过来劝慰曹老太太。
这老太太是特殊人种，还是让儿子给气糊涂了？看看刘老太太自己怎么说的吧：咱儿子正跟劲敌后梁打仗，能不能赢还两可呢。要是赢了，管它太后太妃，那都是荣华富贵；要是输了，谁帽子大谁先死，有什么好争的？
可不是嘛，要不孔子怎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呢。这国有强弱大小之分，倘若您待的是弱国、小国，那就千万悠着点儿，别上赶子登高位、戴高帽。须知一旦这国要是不能“国下去”，谁的帽子高谁倒霉：春秋时晋国灭了曹国，专门找来人事档案，把全国300多位有车阶层的高级干部统统杀光；南北朝时刘裕消灭了山东的小国南燕，也是先杀掉200多家王侯将相，才慢悠悠发布了特赦令。与此相反，如果因故把名字从高干名单上漏掉，没戴那顶光灿灿的高帽子，脱险系数就大得多。金国灭北宋，把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和汴梁城里所有沾边的皇族统统抓走，几千皇族女眷那更是重点抓捕对象，几无一人漏网，可偏偏有个孟氏，是宋哲宗的皇后，居然好端端呆在皇宫里，根本没人骚扰她。原来这孟氏因故几次被废，后来顶着个女道士的头衔在皇宫里养老，金国人照花名册抓人，自然怎么也抓不到这位世外高人。
孟氏脱险是因祸得福、歪打正着，她本人其实也并不情愿当女道士。两相比较，刘老太太就高明得多了，她这政治头脑，很多当大臣的都自叹弗如呢！
这可不夸张。别以为趋利避害这四个字谁都懂，危邦不入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可金灿灿的大帽子被劈头盖脸扔过来，恨不得化作一条饿狗一口吞下去的，恐怕是大多数。太平天国后期国势衰弱，号称“一统江山四十六里半”（天京城墙的长度），清兵的江南大营就在几公里外的孝陵卫戳着，可满朝文武就是一个劲儿地要升官，有的一年升9次、甚至一个月升3次都觉得不够，弄出2700多个王，甚至100多人的队伍里能有十来个丞相。结果等天京城一破，帝王将相，一起玩完。南朝陈国的大将萧摩诃，隋朝大军都已经打到城门口了，就在这生死关头还向陈后主讨官爵。王莽最后时候，函谷关已经失守，敌军随时都可能进城，还有不少热心人士响应王莽“为我哭一次就能当干部（郎官）”的号召，哭到眼睛红肿，他们的下场也可想而知。
说穿了，人都会以为自己很聪明，只有别人才是傻瓜，觉得如此聪明的自己，绝不至于傻到待在个没前途、没希望国家，这也是人的天生命门，很难改掉。不过，当大帽子飞过来的时候，先掂量一下自个儿的脑袋，行吗？
扯来虎皮做大旗
不论哪朝哪代，都有这样一些群体，或是掉毛凤凰不如鸡，处于边缘人状态；或是日子过得还凑合，却总觉得可以更上一层楼，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可是如果直接硬来，怕是不妥的。倘折腾半天，全无成效，不免贻笑大方，以后这小日子怕也是没法过了；但若真的登高一呼，万众响应，那结果只怕是更糟—这天下是谁的？是皇上的，登高一呼那得是皇上呼，万众响应那也得是应皇上上，现在这上镜露脸的活儿都让您给抢了去，那人家能答应吗？
历史上那些教门、会党咱就不说了，就说那些看上去没什么害的，孙策那会儿有个于吉，也就是给人看看病什么的，照理没什么问题吧？就因为粉丝太多，让孙策给砍了。明太祖时候那个大富翁沈万三就更没什么了吧？不但循规蹈矩，还是个热心国家重点工程捐助的大善人，结果给弄了个抄家发配。中国从汉朝开始就独尊儒术，儒家那是地位最高，可南宋的道学一度享受的几乎是邪教待遇，说到底，还不是粉丝太多、影响太大？
东方文化最忌讳的是“多中心”，忌讳“世人俱读两家书”，允许“百家争鸣”的时候倒是也有，那都是没辙，不允许也宰不了你，乐得装个大方，只要够得着那是准宰没商量，要不连从没当过帝王的孔圣人，不过做了几天“现管”，就听说杀了个著名偶像派演说家少正卯呢—都听您演说去了，我的课堂秩序谁来维护？
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您要想把自个儿的权威竖起来，又不至于招惹皇帝的臭脾气，那办法大约只有一个，就是扯来皇帝这张虎皮，当做自己的一面大旗。
话说元朝还没统一天下的时候，这读书人可是日子不好过。当时按种族把人分四等，这汉人就已经沦落到第三、第四，偏这第三、第四的人种还细分十类，读书人荣列第九，只比垫底的乞丐地位高点儿，这读书人那叫一个不甘心啊，可硬顶那是一点儿用都没有。有个叫张德辉的读书人就跟一位名叫刘秉忠的知识分子和尚合计好，找了个机会，把刘秉忠的顶头上司、当时的亲王兼皇弟、后来的元世祖忽必烈，捧为“儒教大宗师”。这位忽必烈一听，这名儿不错，就乐呵呵给接了去。接下来，一份份要求改善儒生待遇的报告，就接二连三递到“大宗师”手里。这忽必烈有心不管吧，大宗师的帽子戴着，儒家弟子的高香烧着、好话熏着，那也不好意思不是？再说，儒家弟子一个个丰衣足食、扬眉吐气，不也是给自个儿这“大宗师”争光露脸吗？就这么着，读书人在元朝的际遇，一下就改善了不少。
别以为儒生读书多，才想出这样的招数，上下五千年，聪明人那可多了去了。唐太宗时候武功赫赫，那些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什么薛延陀、东西突厥、吐谷浑，给弄得东躲西藏，苦不堪言，可不知哪位高人想出个主意，给唐太宗奉上个“天可汗”（差不多相当于各民族大家庭名誉家长）的尊号，这唐太宗听得入耳，欣然接受。后来唐朝成为民族政策最宽松的汉人王朝，号称“胡将半朝廷”，跟唐太宗当了这个“家长”关系不浅。宋代的几个道士想让道教压倒佛教，不是也用了相同的法子？有个叫林灵素的道士编造神话，说宋徽宗是道教的长生帝君，他的宠妃刘贵妃是什么“九华玉真安妃”，蔡京、高俅等一干宠臣也都有自己的“天位”。结果宋徽宗龙颜大悦，不但对道教推崇备至，甚至差点把佛教整编，归道士领导。您说，拉虎皮做大旗这招，厉害不？
这一招儿的关键，就是变“双核心”为“单核心”，让皇上满心认为登高一呼的是自个儿，万众响应的也是自个儿；让下面的听众也认为登高一呼的是皇上，自个儿响应的也是皇上。如此一来，忌讳变好处，阻力变动力，焉有不成事的道理？
话说回来，这招儿好使归好使，后遗症也不小，关键是皇帝也不是傻子，最终总能回过味儿来，知道您是借力打力，让他吃药。因此这一招儿有个特别注意事项，就是戏法千万要周密，不要太容易穿帮，就算穿帮，也要让皇上觉出，保持戏法的神秘性，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像那个林灵素那样，把道教吹得云山雾罩，等天下大旱，自个儿上台求雨毫无灵验，让老百姓给轰下城楼，到那时自觉上当受骗丢人现眼的皇上恼羞成怒，想拿您做点啥遮羞泄愤，可就不管皇帝公关学什么事儿了。
要弄清皇帝为啥不用您
汉武帝时候的大名人司马相如，是个名噪一时的流行写手，可他的志向并不是当写手赚女生眼球，而是像蔺相如那样建功立业。为这他咬牙练了好几年功夫，兴冲冲跑到长安城去应聘皇帝亲军，想大显身手。
可是怪事儿来了，他录取倒是被录取了，却给安排做内卫工作，职责是给皇上看家护院，别说没机会打仗，就算敌人真的打进来，外围防线是另一路土生土长的陕西兵，轮不着他立功。这司马相如郁闷了好些日子，最后只得灰心丧气地找门路外放，走了一大圈弯路才算给提拔起来。
司马相如心里肯定叫一个怨啊：俺一腔热血保家卫国，您这大皇帝又不是没眼珠，为啥就是不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呢？
其实呢，他怨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不俟是他，整个西汉朝，皇帝都是这么安排卫队的。
汉朝皇帝的亲军卫队分为南军、北军。南军大约一万多人，担负内卫，防御宫殿；北军大约三万多，担负外围，防御都城。两支人马的构成是完全不同的：北军都是本地人，土生土长，家属都住在市区二环线以内（那会儿的二环线就是外城城墙了）；南军都是外地人，家属不能随军，而且不许在驻地附近谈恋爱。
皇帝这样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京城是官民杂处，如果让外省兵把守，大敌一来，这些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很容易抱着保命回家的心理，来个一哄而散；而让本地人守城，他们就算为了自家老婆孩子，房子产业，那也得玩命打仗。要是外城守不住，敌人打到皇宫门口，皇宫的卫士若都是本地人，很容易化装回家，来个变兵为民，保住小命再说，把皇帝一家晾在那儿；而外地招募的单身官兵就不一样了，他们口音不同，就算潜逃那也是死路一条，只能陪着皇上战斗到底。这司马相如是四川人，他便再怎样毛遂自荐，那也是只能当内卫，没法出外勤的。
皇帝是天下最大财主、最大军阀、最大实业家，他们当然贪生怕死，一心保住自己，整天琢磨的便是这个用人之道，他用不用您，怎么用您，自然有他的考虑，这套学问早在西周那会儿就已经很成熟了。比如都城里的京官，必须以外姓大臣为主，而外地的诸侯则要多一些同姓的王族，这是因为京城王族太多，容易闹宫廷政变；外地的外姓诸侯过多，则容易搞地方割据。您若不明白这些门道，明明是不可能得到的职位，却削尖脑袋拼命钻营，轻了那是白忙一场，弄不好就会惹祸上身。南宋有个大臣赵汝愚就是这么一位弱智，他辛辛苦苦当到宰相，板凳还没坐热就让人给搞下去，最后弄得接连贬官。他要是脑袋好使点儿，给他当宰相他也不敢—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用过赵普，整个南北两宋，有哪个同姓当过宰相？他最后不就让人拿这个“硬指标”给做了吗？
有时候皇帝本人未必想得这么长远、这么深刻，可中国人是最讲惯例的，等到用人关键时刻，自有人捧出不知哪朝哪代的案例，提醒皇帝该怎样、不该怎样。您就算上去也得下来，到时不但这不合适的板凳没得坐，连本来合适的那张，怕是也坐不得了，何苦来呢！
所以，您毛遂自荐也好，大胆应聘也罢，一定得弄明白那些规矩、惯例，以及当初之所以出台这些规矩、惯例背后的文章，否则只能是白费力气。
当然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情况不同，用人的规矩也会不一样。隋文帝的儿子汉王杨谅在老子死后不服哥哥炀帝，在山西起兵造反，他的参谋王提出个选用人才的标准：若杨谅志在跟哥哥争天下，就要用外省人，不能用山西人，否则这些人眷恋故土，根本无意进取；若他只是想守住地盘，谋个割据局面，那就该专用山西人才，否则这穷乡僻壤，外聘的人才迟早都得给洛阳、长安的花花世界给勾了去。
您看，是不是很弯弯绕？有时候连很聪明的人都想不透呢。南北朝时有个能人叫王镇恶，是大名鼎鼎的王景略后人，自个儿也是文韬武略，无一不通。他帮着刘裕从建康（南京）一路打进长安，灭掉后秦，创下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北伐全胜范例。可就这么一位能人，功成名就后不到一年就混了个死无葬身之地。他是陕西人，先是被安排独当一面攻打陕西，后来又被安排留守陕西。任命他的是同一个刘裕，为何结局却完全两样？
打陕西、灭后秦时候，刘裕的名望还没达到顶峰，亟待建功立业，好为日后称帝积攒资本，更因为大本营建康有能干的亲信刘穆之看着，心无旁骛，一心在陕西开疆拓土，土生土长、又有一身本领的王镇恶自然是块宝，加上自己当主帅，对驾驭人才把握十足，也就敢用这样的争议人物。等打下长安、灭掉后秦，声望已经达到顶峰，刘裕人还在长安，心早飞回建康等着篡位了，加上刘穆之突然病死，他急着顾家，更不敢在陕西多待，只能托付十来岁的二儿子留守。这时候陕西对他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守不住（守不住就守不住，能当皇帝比啥都强），而是叛乱，加上儿子太嫩，缺乏驾驭能力，王镇恶就不再是栋梁，而是定时炸弹了。事实上王镇恶之所以被内讧害死，正是刘裕安排了很多人相互监视牵制弄出的事儿。您说，这王镇恶若是晓得刘裕用人政策变了，晓得为什么他非变不可，跟着一起凯旋，以他的大功，什么官儿他当不上啊！
应聘CEO 您可想清楚了
如果把国家当做一个企业，那么皇帝就是这个企业的CEO。通常情况下，在封建时代这类“家天下”自然是家族世袭企业，CEO的产生是所谓“立嫡立长”的内部挑选体制，不干外姓人什么事儿。不过那是太平盛世，要是摊上乱世，皇帝轮流做，明儿不定到谁家，巴掌大的一块地儿都保不齐有三两个国、六七个皇上，这时候就会有些“家天下”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需要外聘CEO，从外面请个皇帝，给他们当家做主。
俗话说得好啊，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这国再怎么小那也是一国，再山寨的皇帝那也是皇帝，CEO的待遇、地位，那绝不是打工一族所能比的。既然有人拿着现成的龙袍让您穿，现成的龙椅让您坐，那您还犹豫什么？
问题是，这外聘的CEO，聘书是那么好拿的吗？
话说东晋权臣桓温的孙子桓玄造反失败，他的后人桓谦流落到后秦国当寓公，那日子过得是憋屈无比。突然有一天，传来东晋管治下的四川造反消息，造反领袖谯纵派人郑重其事写了封信给他，要聘他去四川当CEO。这桓谦心想，俺祖上那叫德高望重啊，俺自个儿那也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当个小小的四川CEO那是绝对胜任，这等好事，哪儿有推辞的道理！他主意已定，就去向后秦王姚兴辞行，这姚兴一听就摇头：您最好甭去。您想啊，您要是去了显不出本事，那是丢人现眼，CEO当不下去；要是显出本事，人心归附，这谯纵搁哪儿？人家还不把您给晾了啊！桓谦求职心切，没接这茬，跑去四川，卖命那么一干，果然人家谯纵觉着不自在，寻了个空儿把他给软禁流放了。桓谦这才后悔不迭，敢情人家后秦CEO说的，那都是经验之谈啊！
其实桓谦这就算不错了，CEO没当成，好歹也领份干薪，保住条性命，有些外聘CEO，那命还不如他呢。唐朝初年河北有个反王叫徐圆朗，跟唐朝打仗一直不怎么得力，有个叫刘复礼的就提议说，您嘛，您这能力欠点儿，干脆把CEO让别人吧，有个叫刘世彻的就挺有能耐，咱让他来接班好了。这老徐果然言听计从，派人去请刘世彻。刘世彻一听，怎么着，有人请自个儿当老板，便兴冲冲地大老远赶了来。别说他还真有人缘儿，还没进城，在路上就凑了几千志愿军，还凭着一张嘴说降两座大城。等他领着志愿军赶到老徐城底下，老徐一瞅，哦，您这么大能耐，那您当了家还有我活路吗？于是打定主意把刘世彻诳进城，寻个空儿给害死了。
皇帝，哪怕只是山寨皇帝，那也是一呼百应、予取予求的强势角儿，任谁哪怕做了一天都能上瘾，就算迫于形势，有外聘的打算，一旦形势稍稍缓解一点，那后悔药是登时就往肚子里灌。您再有能耐，也是个外聘人才，人家想做了您，那还不是跟玩儿一样！您看那个刘世彻，多大能耐，单枪匹马就能说降两座大城的主儿，说给害死，那还不一下就给害死了？
您也许会说，外聘CEO也不都是这个苦命，不是也有像李密、苻登这样，最后干长久了的？
的确，李密本来就是个隋朝流亡人士，瓦岗寨原本是翟让的，后来翟让让位才轮到他当CEO；苻登原本就是前秦国的狄道县长，前秦皇帝死了之后，大西北一代的几十个省市干部开会讨论新CEO人选，愣是从一大票高管背后，把苻登这个中层地方干部推举出来当了新皇帝。这些例子是不是能说明，外聘CEO也有成功可能？
有，当然有，您买张彩票也还有中头奖可能呢。不过一来，这是低概率事件；二来，发生这事也有特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