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己对话
序言
在纳尔逊·曼德拉被囚禁在罗本岛期间，我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远距离地对他逐渐有了了解。在多数人的心里，他不仅仅是一个男人，也是南非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公正、公平和尊严的化身。他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激励着各国人民，促使他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许多人追随着他，而我，也在努力按照最适当的方式追寻着他的脚步。第一次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当时，我参加了撤资运动，并参与到帮助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但是，作为青年人，我个人所面临的障碍永远无法与每天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人相提并论。而且，我也无法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勇气支撑着曼德拉度过了这么漫长的监狱岁月。是他唤醒了我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也是他使我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捍卫正义事业的义务。他所作出的人生选择，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受现状，而是应该尽我们所能去追求理想的世界。
这些年来，我怀着十分谦卑的心情关注着他，崇拜着他。同时，他在追求公正公平梦想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也激励着我。如今的世界充斥着冷漠和绝望，而曼德拉的人生故事正是与这样的世界对抗的过程。
他从一名囚犯到一个自由的人，从一位追求解放的斗士发展为推进和解的热心人士，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位国家总统，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和发展。卸任后，曼德拉继续为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人类尊严而努力工作。他对改变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他，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在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后，我来到了罗本岛当年囚禁曼德拉的囚室内，此时距离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首次涉足政治生活，参加撤资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如今，罗本岛监狱已经变成了一座纪念碑，用来纪念为实现南非的和平过渡而作出牺牲的众多志士。站在这间囚室内，我试图回溯466/64号囚犯曼德拉在这里度过的那段岁月，那时他的斗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我也试图把这位改变了历史的传奇人物想象为一名普通人，一名为改变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普通人曼德拉。
《与自己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曼德拉的一幅生活画卷，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极好的事情。通过跨越几十年的日记、信件、演讲稿、访谈录和其他类似文件，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曼德拉从平淡的常规监狱生活到作出竞选总统决定的整个生活历程。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一位政治家、一位热爱家庭的男人、一位写出传记《漫漫自由路》的人和一位把梦想和实际结合在一起的领袖。他就是曼德拉！如今，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他追求自由的漫漫路途的各个阶段和他所经历的坎坷曲折。
通过书中的完整描述，纳尔逊·曼德拉提醒我们，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也有缺点，但是正是这些缺点启发和鼓舞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坦诚面对自己，就会发现，在战胜恐惧和疑虑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奋斗的结果还是未知数时，在宽恕他人的努力中以及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个人或政治层面的挣扎和斗争。本书所讲述的曼德拉的生活经历并不是一位永远不犯错误或永远获胜的人的经历，而是一位愿意为自己的信仰涉足险境，一位努力工作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的经历。
总的来说，这就是曼德拉希望传递给世人的信息。我们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看很难改变的时代，人们会很容易屈服于异议和自己的弱点，然后选择一条更加简单的道路，从而也就逃避了应该向他人承担的责任。曼德拉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但是对于他来说，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阳光照射进罗本岛的监狱，他就会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他牺牲的未来。而在面临复仇的诱惑时，他又意识到了和解的可贵，于是他最终让原则战胜了权力。更可贵的是，在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休息时，他依然没有放弃鼓励自己的人民去奉献，过去没有放弃，我想他未来也不会放弃。
在当选美国总统前夕，我很荣幸地与曼德拉进行了一次会面。就任美国总统后，我偶尔也会与他通通电话。但是，他已是壮士暮年，而我常常忙于公务，因此我们的每次谈话都很简短。但是，在谈话中，很多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他的善良、豁达和智慧。我意识到，在已经造就的历史表面下隐匿着的是一位普通人，一位选择希望、摒弃恐惧——选择前进而不沉溺于过去被囚岁月的普通人。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去了解他、去认识他才是对他更好的尊重。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引言（1）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个闻名于世、万人敬仰的名字。而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已然成为他所处时代的英雄，一位20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伟大人物。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将近30年的牢狱生活已经成为“新南非”的一个传奇，一个神话。他是神圣的偶像。从传记到期刊文章，从故事片到电视纪录片，从茶几上的大部头著作到报纸副刊，从自由之歌到赞美诗，从机构网站到个人博客……他的生活经历无处不在。但是，他到底是谁？他真实的思想是什么？
纳尔逊·豪利沙沙·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对曼德拉文学、出版产业和公共演讲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自1994年出版以来一直是畅销书。自1990年获释后，经授权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从他的办公室奔涌而出。他接受过无数次访谈，作过多次演讲，录制过无数次录音，出席过数不清的会议。
从根本上讲，《漫漫自由路》是一本经过精心撰写刻意而成的合集。书的初稿是在罗本岛上经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与曼德拉有着生死之交的战友、朋友和狱友）所称的“编辑委员会”的努力下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曼德拉与作家理查德·施腾格尔（Richard Stengel）合作更新并扩充了书稿，并由卡特拉达和其他顾问组成另外一个小组对编辑过程进行审查。他的演讲的完成过程也是如此。除了少数的即兴演讲外，他所有的演讲都是极其正式的，并且配有精心准备好的演讲稿。因此，说他的演讲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也不足为奇。同时，这些年来，记者们也发现，透过他正式的公众形象进入他的内心也是很困难的。他是“领袖”、“总统”、“公众代表”、“偶像”，仅仅向他那公众性外表瞥上一眼，就已经让人觉得他光芒四射了。但是，问题仍然是：他到底是谁？他真实的思想是什么？
出版《与自己对话》一书的目的是通过私人档案资料向读者展示日常生活中的曼德拉。这些档案资料包括曼德拉写给自己或亲密友人的私人书信和言语。这里展示的不是为了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期望而包装好的曼德拉，而是真实的曼德拉。在这本书里，读者看到的是他的书信、演讲和回忆录的手稿、在会议中作的注释（或涂鸦），他的日记、他的梦想、他的体重和血压、他的工作安排、他对所经历过的事件的思考、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和朋友的对话。在这里，他不是偶像，也不是远离普通人生活的圣人，他就像你和我，是一个普通人。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在与神打交道，而是和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打交道：这些普通人是充满矛盾的男人和女人，或稳重或浮躁，或坚强或软弱，或出名或无名，在他们的血液里，蛆虫和剧毒杀虫剂每天都在较量着。”
曼德拉步入成年后，养成了勤于记录的习惯，同时对保存这些记录也很着迷。1929～1934年间，他是卫理公会成员，会员卡上记录了他的会员身份，这些会员卡他都保存了下来。1962年，在访问非洲诸国期间他每天都在记日记；被囚期间，他还保持着在笔记本上写书信草稿的习惯。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地下活动和监狱生活，这些档案资料都遭到了破坏。为保证安全，一些记录被秘密地保存起来，一些交由别人保存，一些在路上已经丢失，还有一些遭政府没收的档案也被毁坏或充当了证据。如今，曼德拉的私人档案资料都已经散落，很不完整。而最完整的记录保存在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Nelson Mandela Centre of Memory and Dialogue）。同时，在南非的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局、曼德拉家庭博物馆和立里斯里夫信托基金会（Liliesleaf Trust）里也保存了大量重要的记录。另外，一些与他人通信的零星信件保管在个人手中。
引言（2）
2004年，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落成。在落成典礼上，图书项目《与自己对话》同时启动，此项目也是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的中心任务。最初，记忆和对话中心主要是将零零散散的“曼德拉档案资料”整理归档，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那些已收集但尚未归档的资料也变得同样重要。2004～2009年，曼德拉不断向该中心捐赠私人资料。作为记忆和对话中心的记忆项目的负责人，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把中心的材料好好地整理一下，出版一本很重要的书是大有可能的。2005年，中心的档案保管员和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组，开始了这项艰辛的工作——收集资料、使资料内容语境化，以及整理和描述资料。同时，对一些条目和文章进行初步的鉴别和筛选，挑选出能够成书的材料。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塞罗·哈唐（Sello Hatang）、安西娅·乔塞亚斯（Anthea Josias）、鲁斯·马勒（Ruth Muller）、博尼斯瓦·尼亚蒂（Boniswa Nyati）、露西亚·拉施尔德斯（Lucia Raadschelders）、扎内勒·里巴（Zanele Riba）、拉齐亚·萨里赫（Razia Saleh）、萨姆·文特尔（Sahm Venter）和我。
2008年，我开始与出版商杰夫·布莱克韦尔（Geoff Blackwell）和鲁斯·霍布迪（Ruth Hobday）讨论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出版计划也随之具体化，项目的最终阶段也确定了下来。我们向曼德拉作了简单的说明，他祝愿我们的工作成果能够顺利出版，但是他表示自己不愿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卡特拉达同意担任项目的特别顾问，高级研究员文特尔和档案管理员哈唐、拉施尔德斯、里巴和萨里赫担任项目负责人，由我指导，负责最终的选题和编辑工作。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和作家蒂姆·卡曾斯（Tim Couzens）也加入了我们，负责提供专业知识和不受中心的日常工作干扰的学者意见。之后，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也加入到项目的最终编辑阶段，他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漫漫自由路》一书的高级编辑。
事实上，《与自己对话》是一本由纳尔逊·曼德拉自己撰写的书，书里记录的是他的声音，很直接，很清晰，同时也有一定的私密性。而我们小组所做的编辑工作也同样很重要。小组根据主题、材料的重要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从大量现有的和过去获取的资料中精心挑选，完成了本书的内容。我们自认为已经仔细查阅过曼德拉私人档案馆中的大部分资料，但是，到最后还是发现有很多私人珍藏的资料没有查阅到，也没有利用到。例如，工作进行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偶然发现前监狱看守杰克·斯沃特（Jack Swart）还保存了一些资料——在曼德拉最后14个月的监禁期间，他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担任看守。还有一次，那是在项目将要结束的时候，南非国家情报局向我们公布了一小部分关于曼德拉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对小组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曼德拉的材料在南非国家情报局属于高级机密，这就意味着以后还可能有新的材料向世人公布。
为完成这一图书项目，我们查阅过曼德拉的所有私人资料，但最终选择的重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狱中信件。曼德拉在罗本岛上写了很多信，都交给监狱看守寄出。他在两本硬皮练习本上认真地抄写了这些信件，它们记录了自1969年到1971年曼德拉在狱中最为艰苦的那段时间，字里行间满是辛酸和痛苦。1971年，监狱当局偷走了这些信，2004年才经一位曾经担任过安全警察的人返还给他。曼德拉所在的监狱设有信件检查员，因为他们，曼德拉从来都不确定自己的信件是否能够邮寄到目的地，所以，他把这些信件称为“残酷无情的命运”。如今，南非国家档案馆还保存着几封他在被囚禁期间的信件，这些信件监狱当局当时并没有邮寄出去。档案馆同时也保存着那些没有被邮寄出去的信件的副本。
引言（3）
第二部分是两组对话录音磁带，记录下来的不是文字而是声音。这些谈话极其亲密，也不怎么正式。谈话过程中，曼德拉还时常陷入沉思，开始与自己对话。第一组磁带是在与理查德·施腾格尔合作撰写《漫漫自由路》期间录制的，对话长达55个小时。第二组磁带记录的是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之间的对话，大约有20个小时。1964年6月12日，艾哈迈德·卡特拉达、曼德拉和其他6人被判终身监禁。20世纪90年代，经曼德拉邀请，卡特拉达开始负责《漫漫自由路》和曼德拉的权威传记的审阅工作，传记的执笔人是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脱离了公众视野，曼德拉与这两位老战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轻松的。在录音中可以听到，他们经常轻声笑着，偶尔也会哈哈大笑，而曼德拉所讲的内容和讲话的方式也是无比风趣。
第三部分是笔记。1962年，曼德拉还没有被囚禁，那时他就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这一年，他访问了非洲各国（以及英国），去学习军事战略，参加游击战训练并向新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寻求支持。在整个访问和受训过程中，他一直携带着笔记本。之后他回到南非，在遭当局逮捕时还携带着一本笔记本。在获释后的岁月里，在与南非当局谈判寻求南非的民主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在总统任期内，他都没有放弃这个习惯。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的是注释、备忘录、会议记录和信件的草稿等。也有几篇很长的文章，每一篇都有好几页（极少有人会对这样的文章感兴趣，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引用）。这些文章主要记录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委员会上每位发言人的发言要点，内容很细致。他为什么要记录下这些，我们不是很清楚。或许是出于他曾经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毕竟，律师需要仔细地记录客户的信息。也或许是在过了70岁高龄之后，他对自己的记忆力不再自信了。
第四部分是自传《漫漫自由路》未完成的续篇草稿。1998年10月16日，曼德拉拿出一张蓝色的信纸，提起他最心爱的钢笔，果断地写下了几个罗马数字，然后写下标题：“总统岁月”。其时，他的手刚劲有力，充满力量。在标题下方，是“第一章”几个字。然后，他又在信纸的顶部写下了“草稿”两个字。但是，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年里，因为忙于包括布隆迪谈判在内的各种事务，被各种政治活动、慈善事业和络绎不绝的访客包围，他的写作最终耽搁下来。顾问建议帮他安排一位专业作家，他拒绝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他有很强的保护欲，总是希望能够自己完成。有一段时间，他们给曼德拉安排了研究助理，但是对这样的安排他很快就感觉到不习惯。最终，他感到精疲力竭，再也没有力气写下去了。
曼德拉的私人档案资料没有任何内在的组织原则或系统的安排，这毫不奇怪。《与自己对话》中所选用的资料是按照潜在的原则分类的，主要的依据是曼德拉的生平、他的沉思和反思的主题。本书包含四个部分，每部分都设有引言和题目，题目均是从经典的文学内容、形式和题材中选择的，包括田园生活、戏剧人生、史诗人生和悲喜剧幕。曼德拉钟情于经典文学，进入大学之前和在大学里，他学习的都是拉丁语。另外，他在希腊文学方面涉猎广泛，在大学和监狱里都扮演过其中的角色。
引言（4）
本书的形式直接借鉴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这本《沉思录》涵盖了公元2世纪的思想、沉思录和格言警句。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不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是作家，但他是国家领袖、罗马皇帝、政治家、勇于行动之人、战士，他很清楚沉思录、笔记和日常自省对自己的益处。他的写作是在斗争中进行的，他的书也充满了智慧。这本书最初的书名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是“献给他自己”。因此，无论是从内容性质还是从作者身份的角度看，这本《沉思录》与生活在18个世纪之后的一个男人和另外一本书都有着极大的关联。
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
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项目负责人
2010年8月
警察突然搜查了曼德拉在家乡索韦托奥兰多的房子，后来在1985年，房子又因着火被烧毁，曼德拉在乡村泰姆布兰德（Thembuland）保存的童年时光记录也就丢失了，或许也是永久地消失了。这些记录包括母亲传下来的一本家庭回忆录，里面没有父亲的照片，但是有母亲的照片。
曼德拉许多优秀的品质是从童年时期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倾听。他生活在泰姆布兰德，习惯于认真倾听长者的言语或是部落集会上的发言，他亲眼目睹国王、酋长或是首领带领着大家，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传统的部落要求人们遵守纪律和秩序，拥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并保持对他人的尊重，而为曼德拉提供深造的教育机构也极力提倡这些良好的行为方式。
7岁时，曼德拉进入库奴村（Qunu）的小学读书，学校离他的出生地姆维佐（Mvezo）不远，但是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之后，他进入位于库科尔韦尼（Qokolweni）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Clarkebury Boarding Institute）学习，后来进入希尔德顿卫理公会教会学院（Wesleyan College of Healdtown）深造。之后，他在位于小镇艾丽斯附近的福特哈尔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获得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学位。这所大学吸引了南非众多显赫黑人家族的年轻人，多年来，众多和曼德拉生活在同样世界里的同辈人来到这里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是凯泽（K·D）·马坦齐
马（Kaiser Matanzima，曼德拉的侄子，比曼德拉年长）和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后者后来成为曼德拉的政治伙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终生密友。
1941年，曼德拉离开位于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泰姆布兰德，去追求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离开家乡之后，他从来没有与家乡的传统文化脱离。但是，他所选择的是与家乡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他参与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政策也阻碍了他与家乡的联系。他与马坦齐马的私人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曼德拉很喜欢他，也很尊敬他，但是在与推行种族政策的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被囚禁期间，曼德拉渴望接受马坦齐马的探访，但是狱友们认为，接受他的探访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妥协，曼德拉最终放弃了与他见面。之后，在他囚禁岁月的最后几个月，他们终于在监狱会面了。
曼德拉获释后，在库奴村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每当曼德拉回到故乡，部落里的首领就会过来拜访他，向他请教。他的孙子就任姆维佐领导人职位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就职仪式。2007年，曼德拉在福特哈尔大学投资设立了纳尔逊·曼德拉教育和乡村发展学院（Nelson Mandel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时间的深渊（1）
“我将坚守我们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其他人的话……但是，问题是，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极容易犯虚荣的毛病。在他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向公众吹嘘自己的功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英语语言进化得还真可以，对于自我吹嘘，竟然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名称——自传……”
选自曼德拉在1971年3月1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见第9页。
1 选自曼德拉在1971年3月1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
我将坚守我们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其他人的话……但是，问题是，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极容易犯虚荣的毛病。在他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向公众吹嘘自己的功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英语语言进化得还真可以，对于自我吹嘘，竟然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名称——自传，他们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种不断地夸大别人的缺点，以衬托和强调作者值得夸耀的成就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安静地坐下来，去思考一下我的经历。我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成就，也没有让我能够自我夸赞的技能。即使每天痛快地喝上几大杯甘蔗酒，我相信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尝试写本自传。有时候，我甚至相信，上帝创造我的本意就是向这个世界展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代表了普通人的本来模样。没有什么东西能诱惑我，让我去给自己做广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不得已必须去写一本自传，那这本自传也应该是在我入土之后才能出版。或者，我会在离开之前提前暗示一下，可能我无法继续遵守我的誓言了。反正死人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如果哪天背后的事实浮出水面了，而且是完全真实的绝对真实的事实，那么我多年安安静静保持的形象也就被毁了，不过，这就是子孙后代的事了，与我们也没有关系了……我就是那种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是什么都不专业的人。我确实是懂得很多领域的知识，但那都是表面的碎片式的知识。应该往深层次里研究一下南非和南非人民的历史，但是至今我还是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2选自曼德拉在1986年2月17日写给乔伊·莫西洛（Joy Mosieloa）的信
当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过了45年后，即使在每一次危险来临前他都能够清晰地预知，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他整个生命的事件的真实发展的过程和方式，他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永远无法清晰地预知。不过，如果我可以提前预知到这些年来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我还是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是，在作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点望而生畏的感觉，那些我明知道要发生的人生悲剧足能够融化我内心钢铁般的意志。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曾经我也是接受过训练要成为酋长的人……后来，他们逼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我就逃跑了……
曼德拉是泰姆布人（Thembu），也是皇室成员。当时，摄政王为他选了一位新娘，希望曼德拉能和她结婚。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待在家里的话，现在我可就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酋长了，整天挺着啤酒肚，拥有数不清的牛羊。
4选自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对话
时间的深渊（2）
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响。我在农村长到23岁……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约翰内斯堡。当然……每年大多数时间我都会在学校生活，只有6月和12月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而且6月的假期只有一个月，12月开始的假期大概有两个月。因此，每年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在学校度过的。［19］41年那年，我23岁，去了约翰内斯堡，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东西。但是……在家乡的小乡村形成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你得佩服我，我始终对土著文化保持着敬仰之情……当然，西方文化同样是我们无法漠视的。因此，我的确是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浸染。可是，说我的这种情况很特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如此，都是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现在我是习惯说英语了，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更何况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没法接触到科萨（Xhosa）文学。退休后，我想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读一些我渴望读的文学作品，［包括］非洲文学。对于科萨和梭托（Sotho）文学作品，我都能读，我也喜欢阅读这类作品，科萨（isiXhosa）和梭托语（Sesotho）是南非11种官方语言之一。但是，繁重的政治活动把我的时间都耽误了……现在我是什么都读不了了，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后悔。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没有谁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定期地、系统地给我讲一讲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自然资源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计算、怎么称重量和测量尺寸。和其他的科萨族孩子一样，我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问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观察大人并尝试着模仿他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风俗、礼节和禁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些风俗礼节和禁忌里，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在家乡，我有很多亲戚，但是大多数是男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再整天围着母亲转了，我和这些男孩子们一起乱跑，一起玩耍，一起吃饭。我还真记不清楚什么时候独处过。就连晚上也都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东西，盖着同一条毛毯睡觉。5岁的时候，我就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放羊放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迷恋上了非洲大草原。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也单独出去放过牛……当时，大家很喜欢玩一种叫“基萨”（Khetha，意思是挑选你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我们在路上随便截住一群女孩，让她们从我们之间挑选一个她们喜欢的男孩。游戏规则规定，男孩必须尊重女孩们的选择，而一旦她们选好喜欢的男孩，就可以在这个男孩的陪同下继续往前走了。但是，女孩子们一般都很精明，她们通常会一起选好一个最丑或最木讷的男孩，然后在路上嘲笑或戏弄他……我们唱歌跳舞，尽情享受远离大人的自由。晚饭过后，母亲或姨妈还会给我们讲一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传说、神话或寓言，它们可以激发想象力，又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品德课。回首童年岁月，我一直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和大草原上的群体玩耍和劳作经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认识。但是，我长大后接受的正式教育强调的多是个体的发展，很少讲授团队合作的价值，这样也就慢慢抹杀了童年时期取得的小小进步。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后，我没费多大力气就适应了组织的纪律和原则，这也是童年生活方式的功劳。
时间的深渊（3）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摄政王不太愿意让我回库奴村，他担心我会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也担心我借着这个机会逃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偶尔，他也会让我回去，但只给我几天时间。大多数时间，他会派人把我母亲接到皇室所在地和我见面。每次回库奴村看望母亲、姐妹和其他家人的时候，我都很兴奋。尤其是和堂兄亚历山德拉·曼德拉（Alexander Mandela）在一起时，我感到特别开心，他激励我，鼓励我积极地提问题以获取知识。在我们的部落里，最早有资格做老师的或许就是他和我侄女帕蒂韦·雷尼纳（Phathiwe Rhanugu，她比我年长很多）了。教室外面的世界轻松有趣，吸引着我，如果不是他们的建议和耐心的劝诫，我可能早就抵挡不住诱惑跑出去玩了。那时，影响着我、占据着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只有酋长职位和教堂。毕竟，我所知道的英雄几乎都是酋长。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对摄政王都很尊敬，这种尊敬更是夸大了这种酋长制度的重要性。在我看来，酋长职位已经不仅仅是部落生活的轴心了，而是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和酋长职位同样重要的是教堂。但是，影响着我的不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教义，而是牧师马蒂奥洛（Matyolo）。他在我们那一带的知名度和摄政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掌握着教会的无上权力，所以在涉及宗教事务时，他就成了摄政王的上级和领导。另外，部落人民所取得的进步是由教会学校促成的，获得成就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我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政府部门文员和翻译人员、农业模范和警察。后来，酋长的职位就带有双重性质了，他不仅代表着部落人民，还要为政府服务。我不再局限于我的家庭背景或是那些带领人民抗争的少数酋长，而是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这个职位。酋长们的祖先都曾带领人民冲杀在抗争抢占豪夺的战斗中，作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和传统的领袖，酋长们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作为压迫政府的代理人，酋长们就变成了被批判和仇视的对象，毕竟政府是黑人的敌人。政府控制了酋长制度，把它当做专制压迫的机器。在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我对传教士们的角色的评判也更加客观，因此也慢慢发现，单单依靠与牧师的个人关系来评判宗教是很不明智的。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两个体制在部落人民中的影响力，否则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在处理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时，我一直都很谨慎。
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获释后不久，我前往EL［东伦敦］ 与西伦科·索库帕（Silumko Sokupa）会面，之后为了解当地形势，又与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见了面。在向我简单介绍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恩基卡斯族（Ngqikas）的国王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要到宾馆拜访我。我大吃一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宾馆来拜访我可不是一种礼貌的做法。
我马上让委员会的人给国王打电话，说我会去宫殿正式拜访他，请他千万不要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来了。我向他道歉，解释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传统的领袖。这次并不是不尊重他，而是他们无知，无视了礼节。
时间的深渊（4）
科伊族（Khoi）首领奥特舒梅奥（Autshumayo）
奥特舒默(Autshumao,曼德拉称其为奥特舒梅奥),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拉拉布族和班巴塔族的马乔马（Maqoma of the Rharhabe，Bambatha）、祖鲁族的塞蒂瓦尤（Cetywayo of the Zulu）、佩迪族的曼普鲁（Mampuru of the Pedis）、文达族的齐弗哈兹（Tshivhase of the Vendas），还有其他很多领袖，一直都站在抵抗压迫的最前线，人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甚至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推行最残酷的压迫政策时，仍然有像泰姆布族的萨巴塔（Sabata of the Thembus）和祖鲁族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the Zulus）这样勇敢的领袖反抗政府的压迫，拒绝背叛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多传统首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君主最终失去了统治权力……他们可是君主……是他们自己或先辈主动放弃了统治权力，心甘情愿地让位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实施统治，最终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国王也保住了王位。这些君主包括如今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丹麦玛格丽特女王二世、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还有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如果哪个君主固守着自己的统治权力不肯放手，那么他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南非的传统酋长制度是受南非的法律、风俗、文化和传统保护的，因此决不允许废除。我们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办法帮助传统的酋长们在新成立的政府里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
……我不太清楚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的首创精神……在班图斯坦（Bantustans）的其他地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在特兰斯凯（Transkei）就有一所专门为传统酋长子弟设立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学到管理领地的基础技能。并不是说非要开设这样的学校，但是完全可以依靠政府的资源，帮助酋长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对于我自己来说，资源还是有限的，但还是把一部分酋长子弟送到了南非大学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去深造。接受过文化教育以后，几乎所有的传统酋长都会接受民主化进程，而那种促使他们拼命维护封建统治形式的自卑情结也就随之消失了。
8选自1971年1月1日曼德拉写给诺玛比托·布哈拉（Nomabutho Bhala）的信
这是你写给我的最短的信，整封信里只有一个长句，但却是很久以来我收到过的最棒的一封信。我原以为，50年代过后，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煽情者了，而且在过去的50年里，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说服力极强的雄辩家的演讲，也阅读过世界著名人士撰写的一流传记，所以，我认为，单单是一篇散文的华丽辞藻或哪位雄辩家的流利口才已经很难打动我了。但是，你在这张最柔软的纸上草草写下的句子却打动了我，这种感动甚至超过了以往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感动。很多在你梦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英雄人物的生活都很简单，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书面记录，他们毕竟生活在3个世纪以前。你我都无法清楚他们是怎么策划让他们名留千古的一切行动的，也无法看到他们如何实施这些计划。他们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否则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像你这样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都市人，享受着这个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早已不会受到古老部落生活的影响。但是，新石器时代那些衣着褴褛、举止豪迈的英雄们仍然会在你的脑海、你的人生计划以及你的梦想中徘徊。这些古代英雄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如果有例外，也是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人；根据经济形态和工具判断，他们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但是他们却挥舞着铁制的武器建立起或大或小的国家。后来，冲突频现，国家摇摇欲坠，但是在一个经济组织形式和科技发达程度超过他们千年，并且能够随意利用科学资源的敌人面前，他们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硬是坚持统治了一个港湾［一］百多年。
时间的深渊（5）
我认为，你能够拥有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跟别人相比，你对我们的祖先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而且在你看来，在那个争斗似乎永不止歇的世纪里，我们的祖先都是英雄，我们这一代应该效仿他们，以他们为楷模。在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确实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爱国热情。尽管国家经济体制几乎还处在原始的状态，武器也极其落后，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当做借口，逃避自己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今，在我们国家，似乎注定应该推行隔离制度，但是当代青年不能惧怕这种制度。当初，众多部族英雄联合起来揭开了斗争的序幕，之后，这次斗争也变得世人皆知。而我们的英雄最终也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忘记他们，那么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永远也不会完整。大部分黑人的祖先是科伊科伊族人
南非有四支原住民，科伊科伊族（Khoikhoi）属于其中一支。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他们的领袖奥特舒梅奥（南非第一位被流放罗本岛的黑人政治犯）、奥达索（Odasoa）和戈戈索（Gogosoa）都是很出色的领导人。在1799年爆发的第三次解放战争中，克拉斯·斯图尔曼（Klaas Stuurman）史无前例地与Kama朝代（Amagqunukhwebe，科萨语）酋长库瓦（Cungwa）联合了起来。很多人，包括参加过无数斗争、付出巨大牺牲的自由战士们都极其鄙视阿巴特瓦人（Abatwa）。但是，还是有一些南非历史学家客观而友善地记述了阿巴特瓦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阿巴特瓦人和波尔人（Boers）曾经在斯尼乌山（Sneeuberg）有过一场大战，阿巴特瓦人由酋长卡雷尔（Karel）带领，波尔人出动了由100多名队员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在Poshulis Hoek展开了一场大战。如果你阅读过这次战役的报道，就会明白阿巴特瓦人对南非的贡献，他们曾经是这个美丽国度的唯一居民。
对Poshulis Hoek战争的描写见曼德拉读过的《南非土著：霍屯督人和班图入侵土著布希曼人领地的侵略史》（The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A History of the Intrusion of the Hottentots and Bantu into the Hunting Grounds of the Bushman,the Aborigines of the Country）一书，该书的作者是乔治·W·斯托（George W Stow）。（见曼德拉在本书第18和第19页中的誊抄内容。）
在无数次战斗中，他们拼死抵抗，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胆识，甚至在最后一支箭射出后也没有停止战斗。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这些先人已经在为一个自由的南非而战了。他们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联合斗争是南非悠久历史的源头。我们继承的三类遗产，激励着我们去斗争，去为生命中最神圣的事业赴汤蹈火。“非洲英雄”包括所有的古代斗士。许多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雄辩和成熟的斗士们前赴后继，南非的历史越来越悠久，与之前的历史比起来内容丰富了千倍。像塞洛佩·泰马家族、贾巴武家族、杜布家族、阿卜杜拉赫曼家族、古尔家族、阿斯瓦特家族、卡查利亚家族等，对这些人物的介绍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如今你们这一代也加入了这个光荣的队伍……
我也喜欢伟大的梦想，尤其对你的梦想很感兴趣。说不准在你下一个梦想里，会有些什么让齐卡·恩蒂（Zika Ntu）的子孙后代感到兴奋，甚至也能引起所有的著名英雄的后代的兴趣。人们热衷于鼓励一部分势力的发展，各个部落的社会组织急速进入社会化的最终和最高形态，民族之间混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化梦想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需要”这个层面，而是要成为一种人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把所有自由力量联合起来是梦想，而经过斗争、牺牲和传统文化，联合这些力量的纽带已经形成。
曼德拉抄写的《南非土著：霍屯督人和班图入侵土著布希曼人领地的侵略史》一书的部分内容，见本章注释⑥。
亲密同伴（1）
“在西方文明的浸染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非洲身份，也从来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们围在部落里老人的身边，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学习他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和部落传统学校教授孩子知识的方式。在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后，我依然敬重我们的老一辈，依然喜欢和他们谈论往事。”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第23页。
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西方文明的浸染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非洲身份，也从来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们围在部落里老人的身边，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学习他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和部落传统学校教授孩子知识的方式。在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后，我依然敬重我们的老一辈，依然喜欢和他们谈论往事。听他们讲述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说和传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些“历史学家”们包括维尔·斯科塔（Mweli Skota）、塞洛佩·泰马(Selope Thema）、［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Chief Albert Luthuli）、Z·K·马修斯教授（）、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和J·B·马克（）。
关于以上人物，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他们对非洲历史的通晓程度让人吃惊。他们已深深扎根于非洲的土壤中，他们用科学知识丰富了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可以描述出北方人民的每一次运动，能够头头是道地讲出这方面的各种理论，还可以总结出历史上我们人民内部之间冲突的原因，与白人对话，甚至还可以预知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这些“历史学家”的优点所在。能够继承我们祖先的这种口头传承文化的老一辈人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说正在消失。借助于科学的发展，获取各领域知识的方式虽然已经被现代化，但是年青一代依然重视老一辈的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每天都会有新的实际问题出现，他们喜欢用教室和课本里的知识来验证老一辈人的实践经验。
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是的。宿舍导师在大学里主要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他这个人很厉害……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他的房子常常有鬼怪出没。为了把鬼怪驱逐出去，他想尽了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离开这个村庄［由小茅屋或房舍组成的村庄］。于是，他把家当打包装在一辆马车上，动身去其他村庄。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问他：“你现在是去哪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车上就有声音传来：“我们在搬家，要离开我们的村庄。”原来是其中一个鬼怪在说话。这人以为搬家就可以把鬼怪甩掉，但事实上鬼怪一直跟着他。导师就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面对它，不要逃避。如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会一直跟随你。出现问题了，就要勇敢地面对它、解决它。”这就是故事中的道理……我从未忘记过，我也很相信这个道理——有问题就必须面对，而不要试图掩盖。例如，在政治上，会出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采用不受大家欢迎的方案。如果有人提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人会响应，然后问一些问题，例如：“我们有没有资源？我们有没有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有没有能力采取行动？”
亲密同伴（2）
有一些人为了给别人留下一种激进的印象，遇到问题就不去面对，尤其是不去面对那些会使他们不受欢迎的问题。要获取政治上的成功，就必须要让人民对你的见解有信心，要清楚、礼貌、平静地说出并解释你的观点，但是不要直白地说出来。
3选自1987年12月22日曼德拉给南非大学的一封信
我特此申请免修拉丁语1这门课程，理由如下：在1938年大学录取考试中我通过了这门课，1944年也通过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本学科的特殊课程考试。但是，现在我已经基本上忘光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如果要重修这门课，我就得从头学起。对于一位69岁高龄的老人，这可是一件难事。我曾经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律师，在被捕和判刑以前已经在律师行业工作了9年。如果我要重新做律师，就不必学习拉丁语学位课程。但是，我也不打算再继续从事代理律师或辩护律师职业。就算以后哪天会继续做律师，我也不会去学习拉丁文，因为我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如果您同意我的申请，我打算把拉丁语1这门课改为非洲政治。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次大范围的国民运动中，必然会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或数量众多，或极其相悖，或是最基础的或是其他类型的。如果一个组织由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组成，而且在这些阶层和团体之间，各自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冲突，并且这些冲突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刻爆发，那么在这个组织内部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冲突。还有一种矛盾，它会把同一个阶层或团体分裂得七零八散。在割礼仪式上，因为实行不同方法而产生了各种偏见，这就是一个例子。在福特哈尔大学时，我的一个朋友没有遵守习俗实行割礼，当我发现这个事情时，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甚至带点儿讨厌。那时我21岁。后来，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接触后的经历和一些进步的观点帮我消除了青少年时期的偏见思想，使我认识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慢慢地，我明白自己完全没有权利依照自己的风俗标准去评判其他人，不管对自身所属群体的风俗有多么的引以为傲；割礼是科萨族一种传统仪式。接受过割礼，就标志着一个男孩进入成人阶段。曼德拉在16岁时接受了割礼。我也认识到，仅仅因为别人没有按特定的风俗行事就鄙视他们，是一种沙文主义的危险表现。我想，如果一种风俗一方面能够团结民众，另一方面又不会在目标上与反种族压迫斗争冲突的话，我就应该适当地尊重这种风俗习惯。但是，我绝不会把自己的习俗强加在别人身上，当然也不会遵从一些有可能冒犯我们同志的风俗，毕竟在如今的形势下，想获得自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5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哦，是的！是的！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老师就曾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已经成为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了，你们将来会成为人民的领袖。”福特哈尔大学建于1916年，是南非第一所推行高等教育的黑人大学。我们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话。当然了，对于黑人来说，如今取得一个学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国王一定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家族的一员），在福特哈尔大学读书而感到自豪。
亲密同伴（3）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幻想和幻想的破灭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二者不停地交替。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实际经历与期望之间的反差就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读大学时我以为，毕业后我会自动成为人民的领袖，带领他们努力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是遵循这样的生活模式。很多学生离开教室后，就直接找到一份很舒适的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威望。事实上，人们也确实很尊敬这所大学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教育界尤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的经历却与他们大不一样。我进入的是一个重视工作经验和常识，但高学历却并没有决定意义的圈子。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跟我的新环境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普通教师都不太愿意谈论种族压迫、黑人机会欠缺和受到侮辱这样的话题，而这些也是他们目前所经历的。没有哪位老师哪怕能简单地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我应该阅读相关方面的哪些书籍；也没有老师告诉我，在我希望成为纪律严明的自由运动的一分子时，应该加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我只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尝试并从一次次的错误中来学习这些事情。
第二部分戏剧人生
第二部分戏剧人生
在福特哈尔大学时，纳尔逊·曼德拉曾扮演过刺杀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在罗本岛上，狱友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Antigone）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Creon）。为了曼德拉的学习，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买了一大堆希腊戏剧文学著作——守门人对这些书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所以毫不费周折，书就运了进来。但是扮演坏人无疑激发了曼德拉恶作剧的幽默感。在罗本岛上，自第一次开始拿起书本，他就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并对希腊悲剧情有独钟。有一次，他还拿自己的表演开起了玩笑。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他就了解到了戏剧形体动作的威力。
事实上，自1941年起到1962年入狱，他的生活就是一部很不错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末，非洲人国民大会确定了曼德拉的领导地位；50年代到60年代，他积极参加了所有反种族隔离的运动。1962年8月他入狱时，他已是“民族之矛”（MK，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而且成为反种族压迫运动中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也是南非的头号通缉犯，被称为“黑色海绿花”（The Black Pimpernel）。1963年到1964年间，南非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富戏剧性的瑞佛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开庭审理。在这次审判中，曼德拉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焦点。
1944年，在经历了几次恋爱后，曼德拉娶了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的一位年轻的亲戚，伊芙琳·梅思（Evelyn Mase），他的戏剧人生也到了新的阶段。他们生了4个孩子：女儿马卡齐韦（梅基），以及两个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和马克贾托（贾托)，还有一个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大女儿，也叫马卡齐韦，但出生后9个月就夭折了。结婚十几年后，他们终究承受不了生活中的痛苦和彼此在一起时言语的尖刻，最终离婚。在以后几年里，这次失败的婚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1958年，曼德拉娶了光彩照人的姑娘温妮·马迪基泽拉（Winnie Madikizela）。曼德拉一直都很欣赏坚强的女人，像鲁思·莫帕蒂（Ruth Mompati）、莉莲·恩戈伊（Lilian Ngoyi）、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和鲁思·弗斯特（Ruth First）等，但他似乎不太在意温妮能变得多坚强。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泽娜妮（泽妮）和津齐斯瓦（津齐）。曼德拉常常管温妮叫“扎米”（Zami），这是温妮的班图语名字“诺姆扎莫”（Nomzamo）的简称。与第一次婚姻相同的是，曼德拉的第二次婚姻同样遭受了来自他的公众生活的剧烈影响。他的戏剧人生就是家人的痛苦人生。
精神的翅膀（1）
第三章精神的翅膀
“只有空头政治家才不会犯错。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就难免会出错。处于政治斗争中心的人需要处理很多实际和紧迫的问题，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也没有范例可供参考，这时难免就会出现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他们能够灵活变通，并提前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对工作作好检查，就会获得必需的经验和前瞻能力，从而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本书第35页。
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只有空头政治家才不会犯错。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就难免会出错。处于政治斗争中心的人需要处理很多实际和紧迫的问题，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也没有范例可供参考，这时难免就会出现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他们能够灵活变通，并提前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对工作作好检查，就会获得必需的经验和前瞻能力，从而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
2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摧毁了亚历山德拉的社会结构，如今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座“鬼城”，但是，这里的生活依然很精彩，每次想起它，总能唤起我美好的回忆。曼德拉在亚历山德拉居住过。那里很拥挤，是一个贫民窟，因为不通电，被称为“黑暗之城”。
在这里，我学着适应城市生活，对白人至上主义思想也开始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个地方有很多漂亮的建筑，但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拥挤异常、污秽不堪，还有营养不良的孩子或光着身子或衣衫褴褛地四处乱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充斥着匪徒和低级酒吧。在这里，生命廉价无比。到了晚上，这里几乎就是刀枪的世界。通常，警察会搞突然袭击，或检查通行证，或检查人们是否已缴纳人头税，或检查酒馆营业是否合法，然后大批大批地逮捕民众。尽管如此，依然有5万多人住在这里。这是南非少数几个居民能够自由获取财产的地区之一，没有政府的强制条例，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亚历山德拉是一个代表自由的符号，同时对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是也一个挑战。
它的存在说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民众已经脱离了农村，成了永久性的城市居民。在所有讲非洲语言的群体中，住在这里的人们的政治意识比较强，且善于表达，白人已经逐渐注意到了这里的人们的团结意识。而我则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的城市中才能产生人民的领袖，因为这里生活着大批武装工人和大量富裕且极有抱负的新兴商人阶层，种族隔离的观念让他们受到了很多挫折。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居住在亚历山德拉的人们所必须经历的。14年前我被捕入狱，在那之前的日子里，我没有把奥兰多市当做自己的家，虽然那里有我的妻子、孩子和房子，而是把亚历山德拉当成了自己的家，一个没有房子的家。
3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我和拉扎尔·希德尔斯基之间的深厚友谊，还有在我面临各种困难时他给予的热情帮助能够足足写满一个章节。拉扎尔·希德尔斯基（Lazar Sidelsky），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精神的翅膀（2）
我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叫约翰·姆恩霍马（John Mngoma），他是一位演说家，并且精通祖鲁文化。我很喜欢听他讲一些过去的有趣事情，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有在刚到约翰内斯堡时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我的内心慢慢变得坚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面临的困难，贫困，所遭受的痛苦、孤独和挫折。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开始相信自己可以自立，也可以接受陌生人的善意支持，而且这些陌生人是值得尊敬的。在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向他们寻求支持。现在，我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了家庭，虽然离我的家乡很远；我也取得了一些进步，虽然是很微不足道的，但至少我是在利用自己的资源，是自己在努力。对于那些在我困难时帮助过我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这类友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是单单源自个体，而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关系，因此，如果维系这种友谊的某个成员离世，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群体的友谊。
4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在希尔德敦（Healdtown）的时候，我交了个朋友。后来，我去了约翰内斯堡，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这位朋友叫撒迦利亚·莫莱特（Zachariah Molete），在希尔德敦卖酸奶。如果你对他好，他就会送你优质的酸奶……40年代初，我去了约翰内斯堡，住在……亚历山德拉。当时他父亲开了家……杂货店，而他自己又是卫理公会教堂的总管，在教堂活动中很照顾我。我当时忙于参加各种斗争，他就为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来找我，说：“你晚上可得小心点儿！ 现在有伙盗窃犯可是很猖狂，大家都叫他们‘蒂塔·拉恩赫’（Thutha Ranch）。”“蒂塔”的意思是“收集带走”。这伙盗窃犯真的是猖狂至极，能把整座房子洗劫一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们“蒂塔·拉恩赫”的原因。撒迦利亚·莫莱特又跟我说：“他们就在你的住处附近活动！”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门外好多人走动的声音吵醒了。我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撒迦利亚对我说过的那帮盗窃犯。外面是争吵声，而且声音很大，有个家伙说：“我不管，我们进去，我们必须进去！”另一个家伙反对道：“伙计，别进去了。里面这人是个学生，他肯定没钱，里面估计啥都没有。”然后他俩就吵了起来，第二个家伙很是坚持，一直在说：“别管这个学生了，伙计！别进去了！”后来，那个坚持进屋的家伙恼羞成怒，狠狠地踢了一下门，那扇门很旧，门闩一下子就断了。最后他们没有进屋，离开了。
施腾格尔：他踢的是你的门？
曼德拉：是啊，当然是我的门。当时我很吃惊，也很害怕。不过他们最后走了，没进来。我把我的床搬到门后，只有这样才能把门重新关上。后来，我就那样睡下了。我非常感激……不管他是谁……那位把我从被抢劫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人，他说：“别去，别去抢劫他！”这人还真不错。
5选自曼德拉1979年12月9日写给女儿津齐·曼德拉的信，因为曼德拉“未经允许”把这封信藏在了圣诞卡片里，信件被检查员扣留
有的时候，我会想起在奥兰多东部的圣约瑟夫拳击馆所经历的事情。拳击馆和DOCC（唐纳森·奥兰多社区中心）的墙上刻着我甜蜜的回忆，好多年了，一想起它，我就会感觉特别开心。50年代在DOCC训练的时候，拳击馆内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拳击手和摔跤手。这家俱乐部的老板是约翰内斯·莫洛西（Johannes Molosi ）。他的真实名字是约翰内斯（斯基雷·阿多尼斯）·莫洛齐［Johannes（Skipper Adonis）Molotsi］。他曾经是拳击冠军，对拳击历史、拳击理论和实践都非常熟悉和在行。他是个很不错的教练。
精神的翅膀（3）
但是，50年代中期，他对拳击馆不再那么用心了，动不动就离开，而且很久都不回来。拳击手们对他开始不满意了。有两次我都把这事压下去了，但是在拳击手多次反抗后，他依然我行我素，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了。这一次，我是没有办法让双方和解了。最后，拳击手们离开了DOCC，在圣约瑟夫开了一所拳击馆。我和桑比跟着他们一起走了。西蒙·查巴拉拉（Simon Tshabalala）现在在国外，当时担任这所新建立的拳击馆的经理。明星拳击手当然还是杰里·乌恩亚·莫洛伊（Jerry Uyinja Moloi），他后来成为Tvl ［德兰士瓦］ 省的轻量级拳击冠军，同时也是角逐全国冠军的主要选手。
除了杰里，我们还培养出了3位冠军。他们分别是击败了莱斯利·汤埃（Leslie Tangee）的埃里克·恩特塞莱（Eric Ntsele，南非最轻量级拳击比赛冠军）、弗雷迪·恩希迪（Freddie Ngidi，德兰士瓦省次轻量级冠军）和约翰内斯·莫科特迪（Johannes Mokotedi，德兰士瓦省次轻量级冠军）。拳击馆还培养了另一批有潜力的运动员，比如来自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的彼得，他是次轻量级选手，还在他家给我们提供了车库。当时他还是杜布（Dube）假期培训班的学生。桑比也是一位很棒的拳击手。有的时候，他去兰德方丹（Randfontein）、弗里尼欣（Vereeniging）或其他
地方比赛，我等他常常等到深夜。我和这些运动员朋友们亲昵得就像一家人，你妈妈［温妮］后来也过来了，这个大家庭就变得更加亲密。如果我不能陪伴她，杰里和埃里克就会开车带她四处逛逛。后来，爸爸和妈妈订婚的时候，拳击馆所有人都参加了我们的订婚派对。
顺便提一下，弗雷迪也在我们的公司上班，他人很安静，大伙也很信任他，非常喜欢他。有一次圣诞节前夜，我回到办公室，知道我看到谁了吗？是弗雷迪，他竟然就那么躺在总办公室外面的过道里，身体瘫软，显得很无助。他那个样子确实吓着我了，我连忙把他送到了医院。那庸医瞥了他一眼，竟然说我们的这位冠军一点儿事都没有，只需要好好休息一下。看来，他是在圣诞节狂欢上没有控制住，过于放纵自己了，才搞成这个样子。之后，我把他送回他在OE［奥兰多东部］的家里，才放心了。 顺便再提一下，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一件事情。在DOCC的一场争吵中，斯基雷指责杰里在背后使坏，背叛他，就像古罗马的马克·安东尼背叛恺撒大帝一样。桑比就问，安东尼和恺撒是谁，那个时候桑比才9岁，什么都不懂。斯基雷很气愤地大喊：“不要跟我们提起死人。”他那个气啊，差点儿都把孩子的内脏给挖出来，幸亏当时我在场。他跟我抱怨，感觉这个孩子太不懂礼貌。我提醒他，我们是在我家里，而我是一家之主，所有事情应该由我来定夺。当然，在拳击馆我就没有这个权力了。桑比交了会费，就应该和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没有权力让他按照我们的指示做事情。
我们在拳击馆待了一个半小时，晚上回到家都已经9点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还口渴得厉害，感觉身体里一滴水都没有。这时，妈妈就会给爸爸冲上一杯新鲜凉爽的橘子汁，然后再端上晚饭，还搭配着酸奶。她那些天很开心很快乐，身体也不错，看起来容光焕发。而我们的房子就像蜂巢一样闹哄哄的，今天是以前学校的老朋友来拜访，明天是巴拉［巴拉瓜纳医院］温妮当时是巴拉瓜纳医院的社工。的同事或拳击馆的会员来，有时甚至连我们公司的职员都来拜访我们，找你妈妈聊天。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和她就像在度蜜月。下班后如果还不能回家，我就会很反感，但是她和我一直在提醒彼此，这种幸福的日子有多难得，不一定什么时候艰难的日子就会来敲我们的门了。在那段时间，我们确实和朋友们相处得很好很开心，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自怜自叹。2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日子，就感觉那段时光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清晰无比。
精神的翅膀（4）
6选自曼德拉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这段时间参加了不少社交活动吧？你之前说过，第一次来约翰内斯堡就被带到很多聚会上，主要是共产党的聚会，你还见到了迈克尔·哈梅尔。迈克尔·哈梅尔（Michael Harmel），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关于那时你们和白人一起参加的社交活动，还保存有很多书面形式的记录，当时乔·斯洛夫和鲁思·弗斯特也参加了……乔·斯洛夫（Joe Slovo）和鲁思·弗斯特（Ruth First），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曼德拉：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像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白人之间和黑人之间的社交活动一样，是很平常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那时是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聚会或活动。
施腾格尔：但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很特别，不是吗？
曼德拉：……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聚会确实很特别。但是，在我们国家，聚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只不过不像我们那样定时举行罢了。关键是这些团体组织已经很习惯接纳新成员，［共产］党也是这样。
施腾格尔：我知道了……至少对于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觉得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聚会或活动有多大胆，多刺激，是吧？
曼德拉：不，不是的。这儿的白人是在民主传统的熏陶下长大的。另外，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已经投身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有时需要邀请非洲黑人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施腾格尔：你去没去过这些聚会？
曼德拉：去，但不是个［聚会迷］。有一次，乔还向沃尔特［·西苏鲁］抱怨：“纳尔逊一点儿都不喜欢聚会。”
7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我在约翰内斯堡接触到了很多思想。
施腾格尔：参加会议的时候呢，难道你就只是坐着那儿听？
曼德拉：……我从来都不发言，除了辩论——但也只是学术性的辩论，而不是政治会议中的辩论。比如说布隆方丹队与约翰内斯堡队辩论时，约翰内斯堡队邀请我去做他们的辩手，我就参加了。但在参加会议时，我通常不会发言，后来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后，情况才有点改变。但是，我发言的时候还是会很紧张，非常紧张。
施腾格尔：为什么紧张呢？是因为你在人生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还是因为如果发言的话就会有危险？
曼德拉：……其实我不懂政治。那时候，在政治方面我还很落后。但是，我一直在和懂政治的人打交道，他们告诉我发生在南非国内外的很多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学业上只得过D，但是懂的事情却比我多得多……在福特哈尔［大学］，我选修了两门历史［文学学位］课程，对南非历史了解得很多，也懂得很多欧洲历史。但是盖伊· 拉德贝盖伊·拉德贝（Gaur Radebe），见附录人名、地名和事件。却远比我懂的多，他懂得的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他还能从历史事件背后挖掘出深层次原因，然后解释给我听。于是，我开始以另一种角度重新学习历史。那时，我遇到了很多像他那样的人。比如，大家都很喜欢的迈克尔·哈梅尔，他是文学硕士。还有在维思［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就读的鲁斯蒂·伯恩斯坦，他获得过文学学士学位……这些家伙……都精通历史，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会很认真地听他们讲，那是很有趣的。莱昂内尔（鲁斯蒂）·伯恩斯坦［Lionel(Rusty)Bernstein］，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精神的翅膀（5）
施腾格尔：你第一次参加共产党的会议的时候……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
曼德拉：是的。的确如此。
施腾格尔：那你最后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是不是就代表你开始赞同共产主义？
曼德拉：不，不。因为有人邀请我，我才去的，而且我确实对这样的聚会很感兴趣。共产党是一个新组织，组织里有欧洲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非洲人。对我来说很新鲜，是我以前不太了解的，所以对它很感兴趣。
施腾格尔：相对于政治，你是不是对社会观察家这个身份更感兴趣呢？
曼德拉：哦，不，我并不是真的对政治感兴趣。我只是对，是的，是对社会问题……感兴趣。那些共产党员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毕竟，看到一些真正没有种族隔离意识的白人……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的。
施腾格尔：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不是感到解放了？是不是感到特别高兴？
曼德拉：不是，我只是感觉到很新鲜很有意思，不能说那就是一种解放。这就是为什么一涉及政治，我就攻击共产党员的原因。我不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解放，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实际上只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8选自1970年6月20日曼德拉给夫人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
确实，“肉体的枷锁常常会成为心灵的翅膀”，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这部戏剧中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逆运也有它的好处，
就像丑陋而有毒的蟾蜍，
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贵的宝石。
也有人说：“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产生伟大的动力。”
虽然在事业上已经经历了26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对这几个简单词语背后的意义的理解依然肤浅而不完整，偶尔还带点学究气。在每一个社会改革家的生活中，都会存在这样一个阶段：他在台上演讲，听众掌声如雷。而对于他，这种演讲只是释放了堆积在他脑海中的碎片式信息所带给他的压力，这些信息他自己都未必理解。他只是想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以平静的心态，通过简单的方式去阐释一些原则和思想，而这些原则和思想中所蕴含的真理则是需要通过个人经历和深入学习才能表达清楚的。在这一方面，我也不例外。我们这一代是有弱点的，我也无法摆脱这种弱点，而且是不止一次地设法摆脱却没有结果。坦白说，回头看看我早期写过的文章和演讲稿，连我自己都震惊了——内容极其迂腐做作，还没有原创性，很明显是为了宣传和加深听众印象的目的。
9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
在那次之前我就进过监狱，但只是因为一件小事，而且只被拘留了一天，其实还不到一天，早上进去，下午就被放了。起因并不是因为我公开反抗什么，而是因为去了趟你们所说的白人厕所，按规定那个厕所只能白人使用。其实，我就是去白人的卫生间洗手，然后就有人来逮捕我了（轻笑声）。我的错啊，当时就没注意到那个标志牌。他们抓了我，把我带到了警察局。可是最后又把我释放了。但是，现在这些人进监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要反抗不公平的法律。学生们（他们都是我的同志）离开教室，带着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满腔热血，来到大街上进行抗议。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精神的翅膀（6）
10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我一般不干涉别人的事，除非别人请我。即便是别人请我，我也总是想办法让他们和好如初。作为一个律师，在一对夫妻找我进行离婚诉讼时，我总是问他们：“你们真的没办法解决问题了吗？真的尽力了吗？”有些人其实还是很欢迎我这么问的。事实上，我用这种方式挽救过一些人的婚姻。但是，也有一些人痛恨我这么问，因为她和丈夫刚吵过架……她当时很愤怒。我问她：“我可以叫你丈夫来吗？”她就会很激动。从那时起，就算到了法庭，她也不愿意你见到她丈夫……很明显，她是想让你完全以她的立场去办事。这时，事情就有点儿难办了。但是我一直都在尝试让夫妻复合……当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
11选自1984年12月27日曼德拉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引自给K·D·马坦齐马的一封信
看起来……你和政府都想把我和我的同志们释放至乌姆塔塔。曼德拉同时使用“乌姆塔塔”(Umtata,殖民地时期的拼写）和“马塔撒”（Mthatha，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拼写)。也许我得提醒你一下，1977年你第一次请求来监狱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接受你的请求，因为当时我的同志们和我自己都认为，由于你参与了《班图斯坦计划》（Bantustan Scheme）的实施，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请求。1951年的《班图人管理机构法》（Bantu Authorities Act）颁布后，政府为南非黑人建立了“家园”，或称“班图自治区”。今年2月份，你再次表示要来探访，希望能讨论关于释放我们的问题。我们再次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你又未能如愿。必须向你说明，我们绝不接受把释放我们与班图自治联系起来。很感激你对受监禁的政治犯所表示的关心，但是在我们已经明确反对你把释放我们的问题和班图
自治联系起来的情况下，你依然坚持这样做。这如果不是挑衅，对我们也是一种干扰。奉劝你不要再这样继续固执下去，因为这样下去必然会使你我的意见冲突。我们坚决拒绝被释放到特兰斯凯或其他班图自治区去。你应该清楚，正是因为我们反对种族隔离，才会被囚禁在此，然后在监狱里度过后半生。种族分离发展，会使在同一个国家的民众完全陌生化，同时也正是政府直到今天都在迫害我们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请求你能够放弃这个激起众怒的计划，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与你讨论这个问题。
1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我们谈起过你在1955年9月的旅行，那时候政府已经解除了对你的禁令，政府可能会对个人和组织下达禁令，规定多种限制。但是谈话后来中断了。在你回忆录的手稿里有很多关于那次旅行的事情，而且内容很详尽。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是你最后一次享受自由，所以那次旅行对你很重要？
曼德拉：不对，你说错了，政府是从1952年12月开始限制我的自由的，而不是在9月恢复了我的自由。那次是政府第一次限制我的自由，依据是《暴乱集会法》（Riotous Assemblies Act），期限为一年。另一次的期限是两年。后来，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政府只允许我在约翰内斯堡活动，期限是5年。在这漫长的5年间，我不能出去旅行。禁令期满后，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像揭开了新的篇章，所以决定抓紧时间到全国各处走走看看，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政府肯定还会给我下禁令，然后规定我只能在某个地方活动。那次旅行之所以对我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精神的翅膀（7）
1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国际俱乐部是怎样的一个组织？
曼德拉：……约翰内斯堡国际俱乐部为各民族团体提供见面的场地……它坐落在小镇上，人们可以在这里与朋友会面、交流思想并且接待来访者……在这里还有可口的饭菜，还可以玩游戏……参加辩论等等，是一个社会活动场所。有一次，俱乐部里来了一个美国人，不，应该是两个美国演员：卡纳达·李（Canada Lee）……和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后者如今已经是很出名的演员了。我们在俱乐部里招待他们，那个时候俱乐部里真是乐趣多多啊。那些日子里，各民族的人们可以聚在一起，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光。
施腾格尔：俱乐部是在镇上吗？具体在哪里呢？
曼德拉：是啊，从这一直往西走……
施腾格尔：你是那里的秘书长？
曼德拉：对。我是俱乐部的秘书长。
施腾格尔：还有一个人——我想应该是在你卸任后，他开始担任俱乐部的秘书长，你们曾经还是朋友——他叫戈登·古斯（Gordon Goose）。
曼德拉：戈登·古斯，哦，对。
施腾格尔：那么，你开始跟人们有所交往了？
曼德拉：是啊。他是英国人，来自英格兰，还是位虔诚的教徒。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叫厄休拉。厄休拉双目失明，但是很能干，非常非常能干，现在是老师。我刚刚被释放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她还在教书……有一天下午5点钟，戈登不能去接他妻子，就请我帮忙去［接他妻子］。她……当时工作的地方……在专员街（Commissioner Street），离这里就只隔几个街区。我到了那儿，扶住她。因为她是盲人，她就把她的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就在这儿［做手势］。然后，我们一起走出了学校。看到我们的那些白人差点儿杀了我。她……可是很漂亮的……白人看到一个黑人拉着一个漂亮的白皮肤女人，天哪，他们几乎要把我杀了啊。但是，我假装……我很勇敢，就像能够打败整个世界一样，就那么忽视了他们。然后我们上了车。［后来］我的工作转入地下后，总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我的藏身之处没有多远，所以晚上常常去他们家。
1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凯西”·卡特拉达谈论詹姆斯·莫罗卡博士，詹姆斯·塞贝·莫罗卡博士（Dr James Sebe Morok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莫罗卡在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审判中，想与包括曼德拉和卡特拉达在内的19位被告人划清界限，自己独自拥有了辩护律师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凯西）·卡特拉达［Ahmed Mohamed(Kathy)Kathrad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卡特拉达：［《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61至62页中你说：“我去看望莫罗卡博士，他住在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塔巴恩丘（Thaba Nchu），刚跟他见面，［我］就提出了行动进程计划，但是他不太感兴趣。他当时非常伤心，想出去透透气，他这个人有时非常傲慢。”
曼德拉：会“很傲慢”吗？
卡特拉达：对，傲慢。
曼德拉：不，老兄，我可不喜欢你这么说他。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首先，他肯定不是傲慢的人。另外，我不想在这样的传记中作出不好的评价。
卡特拉达：好吧。
精神的翅膀（8）
曼德拉：……我想，我们应该这么说“看到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在努力撇清自己和在他的领导下制定的政策和行动的关系，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不太想讨论他是否自大和背叛人民这两方面的问题。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我觉得要避免谈论这类问题……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给他的孩子们写过信，孩子们回信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别人说他的好。
卡特拉达：说他们的父亲的好？
曼德拉：他们的爷爷的。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我们评论一位领导人的时候，即使是批评他们，也应该拿他们与［尤素福·］达多博士尤素福·达多博士（Dr Yusuf Dadoo），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沃尔特·］西苏鲁沃尔特·西苏鲁，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这样的领导人……进行比较……这样的话会对被批评的领导人好一些，他们毕竟都是经过革命运动锻炼出来的……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集体领导艺术中。对于莫罗卡博士来说，他只是属于另外一个派别，在领导能力这方面确实有局限，但是他的领导还是很受人们尊敬的。
卡特拉达：是的。
曼德拉：……就是批评也要让人心服口服，要以事实为根据，抱着诚实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但同时不要超过某个范围，就像建筑物一样，它们都是有骨架的，而我们也算是建筑师了。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你说过，参加革命运动的作家不仅仅是在记录，他们也是建筑师，对革命组织的建立和组织内部的相互信任都是有贡献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15选自曼德拉与施腾格尔关于非暴力的谈话
［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是圣雄甘地的狂热信徒。作为基督徒和甘地的信徒，他很相信非暴力……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Chief Albert Luthuli）,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就不相信……因为如果你把非暴力当做一种信条，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得坚持使用非暴力手段……但是，我们坚持只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才采用非暴力。一旦具体情况不适合使用非暴力手段，我们必须放弃，然后采用更加适合具体情况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斗争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壮大组织，让领导权发挥更强大的作用。如果采用非暴力方式可以实现这些，我们就选择非暴力方式。但是如果在实际情况下，采用非暴力方式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我们就会转向其他方式。
16选自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卡特拉达：你看过甘地的事迹吧？
曼德拉：哦，是的。你说对了！
卡特拉达：那，我说对了？
曼德拉：但是尼赫鲁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卡特拉达：……书上是这么写的，［《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62页，“他放弃了童年时期对他影响很深的基督教，就像圣彼得三次否定耶稣一样，他感觉很痛苦。”那么现在，你觉得这么写你“放弃基督徒的信仰”合适不合适？
曼德拉：不合适，这样说绝对不合适。
卡特拉达：那么，这种说法是错的？
曼德拉：……完全错了，我从没有放弃过基督教信仰。
卡特拉达：好的。
曼德拉：信仰基督教是正当的，当然，它也有不好的地方。
卡特拉达：嗯，确实如此。
曼德拉：是呀，它确实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精神的翅膀（9）
17曼德拉与理查理·施腾格尔的对话
施腾格尔：鲁思·弗斯特是怎样的一个人？
曼德拉：你说鲁思？她的死是南非的一个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南非最耀眼的明星之一。1982年8月17号，鲁思·弗斯特住在莫桑比克，那天她收到个包裹，打开后，包裹里的炸药爆炸，她当场被炸死。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她，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她当时属于进步人士。但是不像其他进步白人，只有在屋子里和人谈论时或是仅仅在公众面前才表现得很激进，她会在大学的某个走廊或者在大街上停下来和你谈话，而且谈话的气氛很轻松很舒服，她很引人注目。在大家开会的时候，不管她坐在哪儿，你都会感觉到她的优秀。而且……她不跟愚蠢的人打交道，她对那样的人极其没有耐心。她精力充沛，工作认真，办事有条理。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她都会向你施加压力，她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她无所畏惧，敢于批评任何人，但是，有时候错误的批评方式……也会惹恼别人。她极其坦率，说话直言不讳。同时，她像她的丈夫乔·斯洛夫一样非常宽宏大量。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那时他们的朋友很多，有自由党人也有很有名气的商人。那时候，持不同政见的人经常在她家的房子里聚会。她真的是非常优秀，我很喜欢她，也很尊敬她。当我在监狱中听到了她去世的消息后，我很伤心。
施腾格尔：她的房子曾经是聚会中心？
曼德拉：是的。
施腾格尔：那你会去她那里吃饭吗……？
曼德拉：去那儿吃饭是常有的事。我和她还吵过一架，大概是在……1958年。在一次审判中，我输了官司，之后就有好几名妇女被捕入狱。她就开始批评我，说我处理那件案子的方式不正确。其实我知道她对法律不太熟悉。但是，当时我们是在电话里讨论的。那段时间，我在处理2 000多名妇女的案件，努力为她们安排辩护律师。整天不是忙着为她们辩护，就是帮她们安排辩护律师，压力真的很大。随后……我在一个案子中输了，三名妇女被送进了监狱，不过，我们最后又把她们保释出来了。但就在那时，她打电话过来，说我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不对。我就对她大吼，让她去死。不过，我立刻［大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她毕竟是位女士，是我的好同志。不管她错在哪里，她都会坚持自己的话。所以，那天晚上，我和温妮没有回家，去了她家里。她当时和一位……在大学里……做演讲的人在一起。我直接走了进去，什么也没说，抱住她然后吻了她一下，就走了出去。［轻笑］哈，他们还想说“请坐”之类的——但是我直接就走了。我们就那样和好了。我听见乔当时说：“我跟你说过纳尔逊是不会生你气的。”我就这样走了，我们也就和好了。我不希望和她之间产生什么芥蒂。虽然我发了脾气，但也很快就意识到那样说她，对她是不公平的。她是个非常真诚的同志，如果我哪里做错了，她有权指责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最终还是和好了。我极其尊敬她，后来我转入地下活动后，还跟她保持着联系。
18选自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老天！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下禁令的含义……不能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被限制在特定的管辖区域内。政府第一次对我下达禁令是在1952年12月，他们当时的根据是《暴乱集会条例》……禁令下达后，我不能参加社会集会，只能在约翰内斯堡市内活动。现在，想起那次行动自由被限制，还感觉跟发生在昨天一样，对我影响极大。不过，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躲我，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政府对我下达了禁令。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叫本杰明·约瑟夫（Benjamin Joseph）的律师，他在哈利·莫库纳（Harry Mokoena）那儿工作。有一天……我在福克斯街碰到他，他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走近我时，他跟我说［压低嗓子］：“纳尔逊，别跟我说话，赶紧走，千万别跟我说话。”他是我碰到过的唯一躲避我的人。
19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约翰内斯堡被禁的两年里，我的律师工作和参与的政治活动也给我造成了很大压力，我像是得了幽闭恐惧症，都快要窒息了，当时我多么渴望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啊。在南非这座最大的城市里生活了整整14年，但是我对乡村生活依然向往。我再次渴望看到那诱人的辽阔草原、青翠的山峦、嫩绿的小草和树木、起伏的山脉和深深的峡谷，还有那勇往直前、冲过悬崖流入大海的溪流。
20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有一天晚上，杜马·诺奎和其他一些朋友聚在我家，为我送行。1955年，曼德拉将要去德班、特兰斯凯和开普敦度过工作假期。关于菲利蒙（杜马）·诺奎［Philemon(Duma)Nokw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这位年轻有为的辩护律师像往常一样开心，夜深了，他的头脑却越来越活跃，说话也越来越流利，大家被他逗得笑声不断。偶尔他会突然间唱起歌来——而且还是用俄语和汉语——唱歌的同时还手舞足蹈，就像在指挥一个合唱团。午夜来临，我们准备离开。要走的时候，我两岁的女儿马卡齐韦醒了，问我她能不能跟我一起走。那段时间，根据政府禁令，我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工作压力也很大，根本没时间陪家人。但是我很清楚，在我要去特兰斯凯而离他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渴望和我在一起的心情一直在啃噬着他们的心。有那么一刻，一丝内疚感袭上心头，即将要出去旅行的兴奋感顿时也烟消云散。最后，我吻了吻马卡齐韦，把她抱上床，在她睡着后我就离开了。
没有理由杀戮（1）
“……对于那些为人民的更广大利益服务的人，那些长大后离开家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庭的人，家乡永远都是家乡。车子驶上约克路后，我感到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是开心的，而主街好像永远也无法到达似的。”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第57页。
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出发后的第三天晚上，我终于回到了家乡马塔撒。本小节和下面两小节的内容，指的都是1955年曼德拉行动自由后的一次旅行。对于那些为人民的更广大利益服务的人，那些长大后离开家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庭的人，家乡永远都是家乡。车子驶上约克路后，我感到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是开心的，而主街好像永远也无法到达似的。离开家乡已经13年了，这次到家的时候虽然没有丰盛的牛肉和挂满彩灯的树木迎接我，但我还是有一种《圣经》里流浪者回家的喜悦。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见到那简陋的小屋，见到伴着我长大的伙伴们，见到那迷人的草原和那些构成我童年美好回忆的所有事物……我以为到家后就能把警察甩在兰德（Rand），没想到他们那敏感的触角竟然伸到了这里。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和两位酋长在屋里悠闲地喝着咖啡，一名白人男子跟着女主人进了我家。他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很傲慢地问：“你是纳尔逊·曼德拉吗？”“你是谁？”我反问道。虽然我对他的傲慢很不满意，但是很明显，他对我的无礼更加反感。犹豫了片刻后，他告诉了我他工作的部门。然后就要求我跟他去一趟警察局。我问他是不是要逮捕我，他说不是，我就拒绝了他的要求。接着他就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离开约翰内斯堡以后都去过什么地方？准备在特兰斯凯待多久？离开这里后具体要到哪里？回特兰斯凯有没有得到许可？一边问还一边作着记录。我告诉了他我住的地方，然后明确地告诉他特兰斯凯是我的家，回家用不着找谁批准。然后就拒绝回答其他的问题。他离开后，酋长们批评了我，说我太鲁莽，其实一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那样就不至于太冒险。我跟他们解释说，他太无礼太傲慢，不回答他的问题就是对他的傲慢的回敬。但是我感觉最后还是没有说服他们……后来和妈妈一起待在她的房间里，我很开心，像是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但是，让她这么一个人住着，家里距离最近的医院都有22英里，我感觉很内疚，而且这种内疚感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我和我的姐妹们都在外面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让母亲在物质上能过得更舒服一些。但是她还是很习惯简朴的生活。如果一个孩子给她钱，她会把这笔钱存起来，在其他孩子有困难的时候，她就把这笔钱拿出来让他们用。我已经努力了好多次，想说服她跟我一起去约翰内斯堡生活，但是她始终离不开这片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一个人抛下自己的家人，然后辛辛苦苦地努力，却是为了让别人的家庭过得更好一些，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确。自己的母亲已经年近六旬，为她盖一座梦想中的房子、给她买可口的食物和漂亮舒适的衣服，然后全心全意地去爱她，去照顾她，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政治难道不是一种逃避赡养责任的借口吗？我时时刻刻都在和这些时不时冒出来的良心问题作斗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常常安慰自己，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适更悠闲一些，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被这些良心方面的问题困扰。不过，我确信自己是在为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全心全意地努力，这样的生活使我的生命更有意义，而我自己则更有民族自豪感，也真正地感觉到了愉悦之情。在她去世前不久，她给我写了封信，在信里她鼓励我，要坚信自己的信仰，要为之努力奋斗，这封信让我的这种自豪感和愉悦之情膨胀了不止千倍万倍。
没有理由杀戮（2）
2选自曼德拉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顺便提一下，我开车……离开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的时候，大约是上午10点。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开车——驶出伊丽莎白港不久就到了荒郊野外，那儿灌木丛生——突然间就看到了前面有条蛇在横穿马路……因为天气太热了，它几乎都蜷曲起来了——它也受不了啊。它蜷曲着向前爬，但是离我的车太近了，我什么都来不及做，就那么直冲了过去。知道吗？当时我的心就开始疼起来，它死的时候，身子都跳起来了。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有早点儿看见它啊。可怜的家伙。我没有任何理由杀死它，它对我没有任何威胁。这件事让我感觉非常难过。
施腾格尔：你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那你在碾死一条蛇这样的事情上会迷信吗？
曼德拉：不，不会，我不迷信。
施腾格尔：那么是厄运，还是凶兆？
曼德拉：哦，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可迷信的。我只是说自己杀死一只动物，一条爬行动物，这是让我烦恼的地方。从车子的后视镜里，你都能看到它在为了活命而拼命挣扎。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不过，当时……从伊丽莎白港到许曼斯多普（Humansdorp）的那一路上确实很漂亮，在浓密的森林中穿行，四周一片寂静，除了……鸟叫声和大自然里的其他声音，真的是非常安静。风景如画啊！然后……这里还是野外。你知道吗？在抵达克尼斯纳（Knysna）之前，我还看见一只狒狒。它穿过公路后，就站在一棵树后面，不停地偷看我。 我喜欢……这样的事情……哎呀！美丽的克尼斯纳……我真的相信，如果上帝回到地球上居住，他一定会住在这儿。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在西开普省跨教派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发言了……现在想不起来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过还记得当时是我强调了教堂在斗争中的作用。南非白人用讲坛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们的牧师也应该这么做。我讲完之后，牧师亚普赫塔（Japhta）开始祈祷。他的祈祷文很不错，他说：“上帝啊，我们一直向您祈祷，请求您给我们自由。那么就在现在，请您赐给我们自由吧！”在这些句子里，有一些东西我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我已经完全投入到争取自由的事业中，而且也看到了有些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是有生命危险的。虽然如此，到现在为止，黑人自己还是没有组织过主要的政治活动，甚至连如何组织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所建议的所谓的牺牲也仅仅是周末不能回家，或者晚上回家晚一点儿，或者是外出演讲抨击政府的政策。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刚刚5岁。有一天，他问他妈妈我住在哪里，因为我常常很晚才回家，到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早上走的时候他又没醒。在这段忙乱的日子里，我非常想念他。我很喜欢跟小孩子聊天，陪他们玩耍，给他们洗澡，喂他们东西吃。我也喜欢在他们睡觉之前给他们讲故事。我一直不能跟家人团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很喜欢在家里休息，安安静静地读书，呼吸点儿从厨房里飘来的饭香味儿，然后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偶尔带妻儿去外面游玩。如果连这些简单的快乐都享受不到，在日常工作中就会感觉到失去了生命中某些珍贵的东西。
没有理由杀戮（3）
6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那让我们回到1944年，你遇见伊芙琳的时候。伊芙琳·恩托科·梅思（Evelyn Ntoko Mas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曼德拉：好的。可以。
施腾格尔：……你是通过沃尔特·西苏鲁认识她的吧，她是沃尔特的表妹。
曼德拉：对，确实是。
施腾格尔：聊聊你第一次遇见她时的情况吧？
曼德拉：噢，我不太想谈论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我们的同志都不太喜欢讨论我的离婚问题……其实我自己倒无所谓，我是不愿意大家把我看成那种总想把自己生活中的瑕疵抹去的人。但是，我说服不了大家，包括沃尔特·西苏鲁……他们都认为，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我的个人生活，他们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楷模，然后大家以我为中心建立我们的组织。但是，现在如果要说伊芙琳，我得跟你说清楚，我们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在政治观上的分歧。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你知道吗，她其实很可怜，连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观点都写不出来，她也会接受采访，但是她却在歪曲事实……说起她，我就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所以，我想还是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了。
7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卡特拉达：现在说的是关于伊芙琳的事情。
曼德拉：噢？
卡特拉达：下面我说的这句话你曾经纠正过。“伊芙琳说，曼德拉抱怨过她给儿子的钱太多，都把他给宠坏了，然后就卡住了她的喉咙。孩子当时在邻居家，回来后，发现妈妈的脖子上有掐痕。”
曼德拉：嗯！
卡特拉达：这不是真的吧？
曼德拉：没有这事。奇怪，我怎么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啊。
卡特拉达：你还记得吗，你也纠正过这样的话：“伊芙琳成了耶和华的忠实信徒，她总是在读《圣经》。曼德拉反对《圣经》，因为他认为《圣经》会控制人的思想，白人夺走了黑人的土地，给他们留下的只有《圣经》。”你说过这“不是真的”。
曼德拉：是的，确实不是真的。
卡特拉达：我们继续谈谈“卡住了她的喉咙”这件事情。
曼德拉：不是真的，对于整件事情，我确定“不是真的”。
卡特拉达：哦，那我知道了。
曼德拉：毫无疑问整件事情不是真的，这是肯定的。如果我那样卡她的脖子，她早就把我揪到警察局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其实我们是在吵架。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我都不知道她还准备了这些东西。你记不记得那些炉子，那些旧炉子？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煤炉？还有一块烙铁。
卡特拉达：呀，是火钳吧？
曼德拉：对，是火钳。
卡特拉达：没错。
曼德拉：吵架之前她把火钳放到了炉子里。我们争吵的时候，她就把那根火钳从炉子里拿出来，你知道吗，她居然想用那根火钳烧我的脸。我一把抓住她，把她的胳膊扭住，然后把那根火钳从她的手里抢走。
卡特拉达：她手里就没有火钳了。
曼德拉：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8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抵制马铃薯运动1959年爆发的抵制马铃薯运动使人们开始关注马铃薯农场里的南非黑人劳工们奴隶般的工作条件。
卡特拉达：好的。出版方还有个问题，在［《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30页，你写道：“1959年，另外一次最为成功的运动之一是抵制马铃薯运动。”
没有理由杀戮（4）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大家都知道，在德兰士瓦省的白人农场里干活儿的黑人劳工的生活条件都很糟糕，但究竟有多糟糕，谁也不知道。后来杂志社记者亨利·恩杜马洛自己去农场亲身经历之后，把他的经历写了出来。”亨利·恩杜马洛(Henry Nxumalo，1917～1957），记者、《鼓》杂志社助理编辑，撰写了马铃薯农场的报道。下面你又继续写了一两段关于这次抵制活动的内容。出版方问你：“您是否以个人形式参与了这次抵制活动？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把这些内容删掉。”
曼德拉：哦。
卡特拉达：他就是这么问的。我不太赞同，那次抵制马铃薯运动毕竟还是很重要的……
曼德拉：是啊，确实是。
卡特拉达：……对于我们都很重要。
曼德拉：是啊，我那时候……是在1959年发生的，对吧？
卡特拉达：大概是的。
曼德拉：确实是。不是在［19］57年？
卡特拉达：不是，不是……
曼德拉：我记得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莉莲［·恩戈伊］手里拿着一个马铃薯说：“看，我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再吃马铃薯了。莉莲·马塞迪巴·恩戈伊（Lilian Masediba Ngoyi），见附录人物、地名和事件。看看这个马铃薯，它长得真像人……”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因为它们是上了肥料的，而这些肥料就是人类的血肉。”她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是［19］57年。不过有可能你是对的——或许就是1959年。我还记得在抵制运动开始时OR［奥利弗·坦博］［轻笑］，有一天买了些炸鱼和炸土豆片，然后就开始吃。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Oliver Reginald Tambo），见附录人物、地名和事件。我记得是姆坦布［·帕特里克］说：“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打破了抵制运动。”
卡特拉达：［笑声］
曼德拉：……OR当时都没意识到还有这项抵制活动，他就说：“拿走这些东西！快点儿拿走！”但是他都已经吃了！［笑声］
9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安德森·库马尼·哈尼莱（Anderson Khumani Ganyile）服用传统药物的事情
曼德拉：老天，那老兄竟然相信巫医。那次，我们要带他去莱索托（Lesotho），走之前得去莫福洛（Mofolo）的白城（White City）去接他。因为当时我还在接受叛国罪审判，所以我提前提醒他，跟他说：“我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来接你。”一大早我就去了——大概是7点钟，他从一间侧房里钻出来对我说：“哦，我马上。”然后就又回房间去了。天啊，我想我等了大概有30分钟，然后我就发怒了，对自己说：“这样不行，我得把他拉出来。”他当时正忙着吃药和洗身子。天啊，他出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怪味儿，你知道吗，就像一只鼬，一只臭鼬。那种味道是各种东西混合出来的，包括草药的味道，这个男孩真让人生气。
卡特拉达：噢！
曼德拉：他竟然让我等了30分钟！
卡特拉达：而他自己把自己当成治病的术士*为自己治病。原文为“inyanga”，祖鲁语，字面意思是“树人”，指的是南非传统的治病术士。——译者注哈尼莱正在服用的草药可能是传统医生或术士开的。
曼德拉：就是啊。
10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1960年的国家紧急状态
卡特拉达： ［《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81页中，你写道：“入狱后，一个人就会开始珍惜很多小的事情——比如能够自由自在地散步、过马路、进商店买报纸、讲话，甚至能够自由地保持沉默——对于这些能够自己支配的简单事情，处于自由中的人们往往不会珍惜，只有戴上镣铐后，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些小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乐趣。”他们［出版方］问你：“能不能把这样抽象的内容具体描述一下，结合一下那天你所做的具体的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很不错，比如多写一些和你家人团聚的事情……”
没有理由杀戮（5）
曼德拉：没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除了那天我开车去城里，收到了两张罚款单……
卡特拉达：因为超速？
曼德拉：呃？
卡特拉达：被罚款是因为超速吗？
曼德拉：不，不是。是因为违章停车。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诸如此类的，后来温妮就跟我说，这是让我最后一次开车，以后就不让我再开了。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就这些了。
11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有可能控诉他的那些证据是否已经从瑞佛尼亚的立里斯里夫农庄转移走
卡特拉达：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乔［·斯洛夫］一起到比勒陀利亚（Pretoria）去见你，向你咨询一些事情。
曼德拉：哦，对，我记得。
卡特拉达：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拒绝让我们见你。后来，乔说：“他是我的证人，我们得去问他一些事情。”见到你之后，我们讨论了立里斯里夫农庄的事情，然后你就提起你在瑞佛尼亚还有一些东西。乔就说：“不要担心。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转移走了。”
曼德拉：［笑］嗯，我知道！我知道！
卡特拉达：［笑声］他居然跟你说，所有的东西都转移走了。
曼德拉：是的。我知道。［两人都在笑］
卡特拉达：但是其实所有东西都没有转移走，而且都被警察发现了。
曼德拉：是啊。
12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地下工作
曼德拉：可以这么说，一些不出名但却很重要的大人物……认同我们的运动，而且一直对我们很支持，总是慷慨解囊。我们不会说出他们具体是谁。但是，只要他们相信我们能够做好保密工作，他们就会一直保持这种慷慨。一旦筹划探访，就意味着我得去见那些处于基层的人们，然后跟他们说：“我得去福兹堡参加会议了。”不过事实上确实又发生了些事情。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顺便举两个例子，两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我参加福兹堡会议时，看见了［本·］图罗克和其他人，毛尔维 ［·卡查利亚］去了福德斯堡的一户人家。本·图罗克（Ben Turok），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伊斯梅尔·艾哈迈德（毛尔维）·卡查利亚［Ismail Ahmad(Maulvi)Cachalia］，详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卡特拉达：在佛雷德道普（Vrededorp）。
曼德拉：佛雷德道普。是的。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他说：“有人今晚要来住这里。你能给他提供住宿吗？”他们很尊敬毛尔维，就很热情地答应了。那天，我穿着一件工作服，而且平时也不怎么梳头发。曼德拉在转入地下工作后，乔装打扮成过好多角色。我去了这户人家，地址我是知道的（毛尔维给了我房子的地址）。我要告诉他们晚上我会过来住宿。我敲敲门，一位妇女走了过来，她开了门，然后说：“哦，您有什么事吗？”我说：“毛尔维安排过，他要我住在这里。”她说：“我们没有房间了。”然后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笑声］，知道吧？因为她看到的是一个野蛮粗鲁的家伙。
13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1962年8月5日被逮捕时的情景
是在豪维克（Howick），对，就是在豪维克——一辆福特V8轿车超了我们的车，里面的人命令我们停下来。停车的时候，他们选的位置特别好。左边是很陡的河岸，像这样的［做手势］。而我就坐在向左的位置，在左边。那时候我身体特别好，什么样的墙都能爬上去。我看了看后视镜，有两辆车停在那里。然后我就想，如果逃跑就太荒谬了，他们会开枪打死我的。我们停下了车。一名男子走过来——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没有穿制服［穿便衣］——他直接走到我旁边，然后说：“我是福斯特警官。”然后让我们看了他的搜查令……他的一切行为都很合理——非常非常合理，而且他还很有礼貌。他问我：“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我说：“大卫·莫察马伊（David Motsamayi）。”他就说：“不对，你不是纳尔逊·曼德拉吗？”我继续坚持：“不，我是大卫·莫察马伊。”他说：“你肯定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塞西尔·威廉斯（Cecil Williams，1979年离世），白人，戏剧导演，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我要逮捕你，而且你得掉头回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我说：“好吧。”他接着说：“……少校要坐你的车，他坐后面。你直接开回去吧。”就这样，我们掉转了车头。
没有理由杀戮（6）
我那时有一把手枪，但是没有许可证。我把枪拿出来，放在司机座位和我的座位之间。两个座位虽然是隔开的，但是下方是连在一起的。两座位中间有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小空间。我把枪塞了进去，还塞进去一本笔记本。在和后座的少校说话的时候，我把枪拿出来又放进去，放进去又拿出来。我也想过，拉开车门滚下去。但是，我不清楚河岸到底还有多长，河岸上有些什么。我对那边的地形不熟悉。后来我想，不行，这可是赌运气，我还是跟警察走吧，以后再找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到了警察局，他们把我铐了起来。
1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1960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遭扣留但却可以回办公室的情况
卡特拉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那儿，偶尔会到楼下咖啡馆去转转，买点东西。有时温妮会来看我，跟着我的警察有几次就把头转了过头。我们之间有君子协议：我不会逃跑，以免给他带来麻烦，而他给我适度的自由，如果我逃跑，这种自由就没有了。”出版方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后来你说你很想尝试逃出去。是不是你的思想有所改变，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义气与原则在作斗争？”
曼德拉：你知道吗，这可是个技术问题。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我的意思是，按照犯人的身份来讲，我会抓住一切机会逃跑。但是在和某位值得尊敬的人打交道时，我不愿意连累他，使他陷入困境。这就是我的立场。
卡特拉达：啊哈。
15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诉诸武装斗争的问题
曼德拉：作为权威人士，总会有走向……公众，领导组织进行战斗的阶段。公众是很有说服力的。你有了一个想法，而且直觉告诉你这个想法很正确，但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人民，他们很强大，能够收集到各种事实，而且能够把这些事实系统化，他们会动摇每一个人，你的想法就很难实现了。如果你想采取行动，而且也确定此次行动是正确的，那么就要直面这种形势，要去实施。这不是违反纪律。但是需要选好机遇，确保历史会支持你。
施腾格尔：我想让你谈谈组建MK ［民族之矛］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民族之矛（MK），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在瑞佛尼亚审判过程中，你已经作过简要的描述。你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几年里，你和一些同志已经达成一致，认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发展的呢？是不是先私下里和大家讨论，然后由工作委员会作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逐渐形成的？
曼德拉：不是。事实上，我是先和沃尔特·西苏鲁同志商量了一下。1953年他要出国，我对他说：“到中国以后，你告诉他们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要组建军队。”接着我就在索菲娅城（Sophiatown）作了演说。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武装斗争是正确的策略。在他的演说中，曼德拉提出被动抵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转入地下斗争之后，我就和沃尔特同志讨论了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来。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们最后在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就被否决了。摩西·考塔尼——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当然也是工委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他说：“由于政府采取了各项严酷的措施，因此现在不能继续用老方式进行斗争。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但是，困难让你们变得全身瘫软，你想谈论革命，想谈论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更有创造性一些，更坚定一些，我们一直使用的老方式还是有空间的。你的想法的结果只能是帮助敌人屠杀人民，你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就这样，他很快否定了我，然后接着以极快的语速说起来，而且所有人都支持他。后来，我和沃尔特讨论了这件事……当时反对意见太多，他连一句话都不敢说。［笑声］他的确熟谙外交手腕，不过他这个人很值得信任，和他一起作决定的时候，他确实值得信任，非常可靠。所以，我们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一直都很足智多谋，他跟我说：“我们得单独见他，和他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安排他来和你见面。”当时我已经转入地下活动。考塔尼后来来见我，我们在一起谈论了一整天。这一次，我非常坦白，我说：“你一直在做古巴共产党做的事情——他们也说过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你知道的，他们判断的依据是斯大林提出的旧方法——革命形势怎么能由斯大林和列宁决定呢。我们要从自己国家的形势出发来作决定。按照南非现在的形势，我们是应该考虑发动一次革命，发动一次武装斗争了，人民都已经组建了军队，就要开始进行暴力行动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人民没有资金，没有经验，也没有执行武装斗争决定的政治机构。而唯一可以执行这项决定的机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它可以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斗争。你的看法依然是一位以陈旧的方式领导运动的领导人的看法，要知道使用旧方式时，我们的组织是合法的；作为领导人，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行动都是非法的。所以，你必须得有些创新性，必须要改变你的看法。”为了挑战他，我说得很直率，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挑战他。他说：“我不会跟你保证什么，不过，你把这件事情在委员会上重新再提一次吧。”然后，在委员会上我就再次把这件事情提了出来。这一次，他说：“他还是没说服我，不过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就让他去做，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我们都支持他。”我们走下讲台，会场里每个人都同意了。我们后来去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延格瓦马萨巴拉拉·邦尼(M·B）·延格瓦［Masabalala Bonnie（M B）Yengwa，1923～198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牧师、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之一。和其他一些人强烈地反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清楚，还得争取酋长的同意，因为他把非暴力当成必须遵守的原则，而我则把其当做一种策略，当然在法庭上是不能这么说的……在叛国罪审判的法庭上，［我们说我们把非暴力当做必须遵守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说这只是一种策略，在合适的时候则会诉诸武力，那么就会在民众和国家面前留下漏洞。但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避免提及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相信非暴力运动是一种策略，当形势要求我们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时，我们就会采用非暴力方式；如果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再使用非暴力方式，我们也就不再继续使用。我们知道，酋长肯定会……反对，他确实很反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
没有理由杀戮（7）
16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民族之矛”的形成
他们后来就说：“很好。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就委任你，批准你建立这个组织。也就是说，你，曼德拉，可以去组建这个组织了……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完成这件事情：与其他人协调，与其他人合作。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就是为了执行非暴力政策；所以，只有通过召开全国会议，这个策略才能改变。我们要坚持执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政策。”之后，事实证明，他们所说的决定还真不错。我们到了法庭上……当整个国家的人民在注视着这几分钟时……他们居然一点儿都没有支持自己的决定，因为在这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作决定。像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摩西·考塔尼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蒙提·奈克尔博士甘加图尔·穆罕布里（蒙提）·奈克尔［Gangathura Mohambry（Monty）Naicker］博士，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这些领导人，他们都在喊：“让我们继续非暴力，摈弃暴力行动。”对于我提出来的论点，他们如果找不到反驳的证据，他们就会说：“你去吧，去开创和组建那个组织吧。我们清楚你采取这个措施所面临的形势，因此我们不会惩罚你。但是别把我们牵扯进去，我们要继续非暴力运动。”国家和人民见证了这一时刻，他们［批准了］我们的决议，但是却没有接受我们递交的文件。而我们，作为辩护方，递交了文件后说：“这些能支持我们的观点。”这就是组建民族之矛时发生的事情。
17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曼德拉：我们必须说明人数的多少决定于某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人数是不确定的，大多数人要出国接受训练。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在发动革命的地方进行培训会很有价值。但是，大家必须明白，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政府，一个很强大的政府，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依靠相关设施可以监控各地，地面上发生的事情都能侦测得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让一少部分人接受训练。
卡特拉达：好的。［《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135页，你写道：“在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下达了命令之后，12月16日清晨，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市和德班市，电站和政府办公室内都有炸弹爆炸事件发生。由于失误，我们的一个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他是第一位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牺牲的民族之矛成员。”
曼德拉：是［佩特鲁思·］莫莱费吧？1961年12月16日，佩特鲁思·莫莱费（Petrus Molefe）在安放炸弹时炸弹过早爆炸，他被当场炸死。
卡特拉达：是啊，出版方问你：“这是第一例与民族之矛有关的死亡事件吗？你觉不觉得对于这件事，你也有一点点责任？”
曼德拉：我们认为是的，他就是第一个。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我们当然有责任，他是我们的战士，也是我们的干部。他的死亡说明……我们还没训练好我们的人民，这件事让人很不安。但是我们在大步朝前进发的过程中接受了这个事实，而对于人员伤亡这个问题——在开展政治活动过程中，如果使用了新的策略，伤亡就是不可避免的。
18曼德拉与理查理·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曾经问起过你，说在建立民族之矛这件事上，你为什么没有和他商量一下。他是在你旅行中还是在你回到南非后问起你的？
没有理由杀戮（8）
曼德拉：不是，都不是。是在我们旅行之前问起的。酋长他自己忘记了。我跟你提起过，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政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和他讨论过进行武装革命的事情。他当时是反对的，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达成了一致。我们后来去参加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南非总工会和南非妇女联盟联合召开的会议时，他跟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决定了。”其实，他的完整的话是：“我们已经决定了，必须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军队。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想呼吁：让我们回到最初的立场上吧。”他这样说，好像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没有作出决定一样。我们当时都同意了，然后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我们都没有睡觉——讨论怎样发起武装斗争——开始武装行动。他说我们没有和他商量过，是因为他生病了，很容易忘记事情。但是我们确实很深入地探讨过这个问题。
19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野生动物
卡特拉达：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动物园？
曼德拉：去过，去过了。动物园里大部分的动物都看到了。
卡特拉达：不过，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去克鲁格国家公园？
曼德拉：没有，确实没有。只去过一次，那时候是……？
卡特拉达：你回来之后？
曼德拉：……从监狱出来之后。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你呢？有没有去过？
卡特拉达：嗯，去过，也是去年12月去的，不是今年12月，是去年12月。
曼德拉：看到动物了吗？
卡特拉达：……第一次，天啊，什么都没看见。
曼德拉：哦……
卡特拉达：当时下雨了。
曼德拉：明白了。
卡特拉达：广播里报道说下雨天去的话不会看见什么动物，因为在雨天，动物们都不会到它们平时饮水的地方去饮水。
曼德拉：对，说得很对，事实确实如此。
卡特拉达：所以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曼德拉：嗯，在那里，如果你射杀一只黑斑羚就等于是自杀；那是在谋杀动物。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那些动物看起来多值得人信赖啊。它们已经习惯了游客，会接近你，然后看着你，不会跑开。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不能射杀它们，反正我是绝对没有勇气去射杀它们的。
20曼德拉与理查理·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在此之前或之后，有没有把耶稣和金融家作过比较？
曼德拉：比较过，我想一定是比较过，或是可能比较过。因为我很清楚……
施腾格尔：解释一下吧，你是怎么把他们放在一起作比较的呢？
曼德拉：……使用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形势……耶稣使用了武力方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而且……因此没有什么原则可以限制人们不能使用武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的情况。这就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
施腾格尔：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基督徒都会选择使用武力，因为就连耶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武力？
曼德拉：每个人都会如此——在和平方式不适用的时候，而推动运动前进的唯一一条路或者解决问题的唯一一种方法就只剩下武力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力。这是世界各地……根据上百年的历史总结出的教训。
破灭的世界（1）
破灭的世界
1选自1962年曼德拉保存的游历非洲和英国伦敦途中的日记
1962年1月17日
和移民官再次见面的时候，他要求我再也不要四处乱跑了，要不然就有可能被SAP［南非警察］逮捕。
我感觉，或许他是真的担心我的安危，不过同时应该也希望我和BP［贝专纳保护国］的人们见面。
196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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