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佛无论走到哪儿，记者都拍摄他的照片，采访他，还引用他的话发表。采访他的竞选活动，记者有一百多人，其中有些还是来自地球上遥远的边陲。竞选已快接近高潮，民意测验表明：奥列佛·鲁塞尔名列前茅。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的对手坎农副总统渐渐有超越他的趋势。
彼得·塔吉尔开始担心了。“坎农的票数在上升。我们得设法制止他。”
副总统坎农和奥列佛达成协议：他俩在电视上作两次公开辩论。
“坎农要谈的是经济问题，”塔吉尔对奥列佛说，“他会谈得头头是道。我们要采取讹诈手法战胜他。我这里有行动计划……”
第一次辩论的那天晚上，坎农副总统面对电视摄像机，谈论经济问题：“美国在经济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如此强盛，商业正欣欣向荣。”接下来他用了十分钟的时间阐明自己的观点，还用事实和数字加以佐证。
轮到奥列佛·鲁塞尔对着麦克风讲话了。他说：“这些论点的确很有说服力。我相信，我们都感到高兴，我们总体的利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厚。”他目光转向了对手，接着说：“可是你忘了说明：企业如此繁荣，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委婉地称之为‘规模在缩小’。说得直接了当一点，规模缩小就意味着人员被迫让位，给机器开道。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为往日所罕见。人民的这一侧面情景，我们应当加以检查。你认为，企业经济的成功高于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我倒不敢苟同……”
他接着还在往下说。
每当在坎农副总统谈到企业的地方，奥列佛·鲁塞尔就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大谈人的感情以及就业的机会。在讲话快结束时，鲁塞尔尽量把坎农说成像个冷酷无情的政治家，根本不关心美国人民。
辩论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民意测验有了变化，奥列佛·鲁塞尔的得票率比副总统只差了三点。他们还要进行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的辩论。
亚瑟·坎农吸取了教训。在最后一轮辩论中，他站在麦克风前说：“我们的国家使所有人民都享有平等的机遇。美国有得天独厚的民主，但仅有这一点还不够。我们的人民必须有工作的民主权，要有很体面的生活……”
他抢在奥列佛·鲁塞尔的前头，就人民的福利事业大谈自己设想的美妙计划。但是，彼得·塔吉尔早就有所预料。坎农话一说完，奥列佛便跨到麦克风前。
“你刚才说的的确很鼓舞人。我相信，你谈到的人们失业的处境，正如你说的，他们是‘被遗忘的人’，大家听了一定会受到感动。使我困惑的是，你并没有谈到，你打算为失业的人采取什么美好的措施。”接下来，凡是副总统以同情的态度所谈到的问题，奥列佛·鲁塞尔也高谈阔论其经济计划，把副总统吊在那儿左右为难。
在参议员所拥有的乔治敦官邸，奥列佛，简以及戴维斯参议员正在吃晚饭。参议员满面笑容地对简说：“我刚刚看到民意测验的最新结果，我认为你可以着手重新装饰白宫的计划了。”
她顿时神采奕奕。“爸爸，你以为我们真的会赢得胜利吗？”
“宝贝，我做错的事很多，可是政治上的事却从来没有出差错。政治是我的血脉。十一月份，我们将有新的总统，他就紧紧坐在你的身边。”
第十章
“各位请系紧安全带。”
我们起飞了！达娜心情很激动。她打量了本·阿尔贝特逊和沃利·纽曼。本·阿尔贝特逊是达娜的制片人，四十几岁，满脸络腮胡须。他曾制作过电视上第一流的新闻节目，深受人们敬重。沃利·纽曼是摄影记者，五十多岁了，天资聪颖，热情洋溢，对于这次分配的新任务跃跃欲试。
达娜在思考着即将面临的任务。他们的飞机将在巴黎停留，然后飞往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最后到达萨拉热窝，这两个城市都在前南斯拉夫。
达娜在华盛顿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曾经会晤了外籍编辑舍丽·麦克奎尔。“在萨拉热窝，你要弄到一辆卫星转播车，把采访的消息输送到卫星上。”麦克奎尔对她说，“我们在那儿没有这种车，只好租一辆，从拥有卫星的南斯拉夫公司购买转播时间。如果情况顺利，我们随后会弄到自己的车。你将在两种不同层面上操作。有些新闻要现场采访，但是大多数是录音转播。本·阿尔贝特逊会告诉你有关他的工作。拍摄的总尺数由你传递，你要在当地一家演播室处理好音响。我把公司的最好的制片人和摄影师都给了你。你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些鼓舞的话，达娜后来都铭记在心。
在达娜动身的前一天，马特·贝克打了电话，那声音很粗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马上就去。”达娜挂起了话机，心理上是理解的。我调动了工作，他想更改，不想让我走。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达娜暗暗下定决心：好吧，我要和他作一番较量。
十分钟以后，达娜大步踏进马特·贝克的办公室。
“我知道你找我要说些什么，”她先开了口，“但是那样做于你无益。我要走！我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梦想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到了那里我能干些有益的事。你应该让我有个尝试的机会。”她深深吸了口气，目中无人地说：“说吧，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
马特·贝克看看她，挺和谐地说：“Bon voyage①。”
『①法语，意思是一路顺风。』
达娜眨巴着眼。“你说什么？”
“Bon voyage，意思是祝你‘一路顺风’。”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难道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
“我叫你来，是因为已经和几个外国记者谈过话。他们有些参考的话叫我转告你。”
这个脾气粗暴得像熊一样的人竟然不嫌麻烦，花时间找一些外国记者谈话，以便帮助她！“我——我不知道该怎么——”
“不知道就别说了，”他咕哝着，“你要去的是个战火纷飞的地方，无法保证你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因为子弹乱飞，是不认人的。可是，你一旦身处战斗中心，你会全身激动，有可能不顾一切，干出一些在平常情况下不会干的傻事。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时刻不忘安全，不要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再有价值的新闻也比不上你的生命有价值。还有一件事……”
关照的话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最后他说：“好吧，就这些了。要多保重。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简直会发疯的。”
达娜欠起身，吻了他的面颊。
“以后不准再这样了，”他大声说着便站起身，“达娜，那边的情况很艰苦。到了那儿以后要是改变主意想回来，尽管告诉我。我会安排的。”
“决不改变。”达娜信心十足。
然而后来的结果表明：她错了。
飞机飞往巴黎并不顺利。他们在戴高乐机场下来，三个人乘着机场小汽车转乘克罗地亚航班。飞机延误了三个小时。
当天晚上十点，克罗地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萨拉热窝的布特米尔机场着陆。乘客们一窝蜂地拥到保安大楼。那里有穿制服的卫兵在检查护照以后才叫他们离开。达娜正要过去，就见一位身着便衣、矮小而难看的人叫住了她，挡住了她的道。“查护照。”
“我已经给他们——”
“我是戈登·迪夫杰克上校。请出示护照。”
达娜把护照递给了他，同时拿出了记者证件。
那人迅速扫了一眼文件。“一个记者？”他目光像锥子一样盯住她，“你站在哪一边？”
“我不站在任何人一边。”达娜说得很平静。
“要注意你的报道，”迪夫杰克上校不无警告地说，“对于搞间谍活动我们不会手软。”
欢迎到萨拉热窝。
兰德·罗伏防弹汽车在机场迎接他们。开车的是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二十一二岁。“我叫约瓦·托尼，听你们招呼。在萨拉热窝我将为你们开车。”
约瓦把车子开得很快，急速拐弯，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如风驰电掣一般，好像后面有人在追踪一样。
“请原谅，”达娜有点紧张，问道，“车子开这么快，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有，如果你想活着到达目的地。”
“可是——”
达娜听到远方有隆隆的雷声，声音似乎越来越近。
其实达娜听到的不是雷声。
达娜在暗中能看到正面已经坍塌的楼房，没有屋顶的公寓，没有窗户的店铺。她还看到，他们下榻的荷里德旅店就在前面。旅店的正面墙上弹痕累累，车道上有个很深的洞穴。汽车迅速开了过去。
“等一等，这就是我们住的地方，”达娜大叫着，“你要开到哪儿去？”
“大门太危险，”约瓦说着就拐了个弯，开进了小道。“大家都从后门进去。”
达娜突然感到口干舌燥：“啊。”
荷里德旅店的大厅里人们转来转去，议论不停。一个漂亮的法国小伙子往达娜这边走过来。“啊，我们一直在等你呀。你是达娜·埃文斯吧？”
“我是。”
“我叫让·保罗·休伯特，来自大都会电视台六频道。”
“很高兴见到你。这位是本，阿尔贝特逊，这位是沃利，纽曼。”他们相互握手。
“我们的城市很快就要消失了，欢迎你们到这个所剩无几的地方来。”
别的人也都来到他们这一伙人中欢迎他们。大家一个一个走上前作自我介绍。
“我叫斯泰番·米勒，卡贝尔电视中心的。”
“我是英国广播公司二台的，罗德里克·穆恩。”
“意大利一台的，叫马可·贝奈里。”
“东京电视台的，我叫秋广石原。”
“我来自瓜达拉哈拉六台，叫胡安·桑多斯。”
“我是上海电视台的钱春。”
达娜觉得，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派了记者到这儿来了。
大家的自我介绍似乎没完没了。最后一位作自我介绍的是个魁伟的俄国人，口中露出一颗闪闪发光的金牙，“尼古拉·彼得诺维奇，戈里桑特电台，二十二频道的。”
“这里有多少记者？”达娜问让·保罗。
“两百五十多。这里的战斗打得丰富多彩，我们还很少见过。你第一次来吗？”
他说话的口气像是在评论网球比赛似的。达娜回答说：“是第一次。”
让·保罗说：“若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说。”
“谢谢。”她迟疑了一会才问道，“戈登，迪夫杰克上校是什么人？”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我们都认为他是塞尔维亚的盖世太保，但我们也不敢断定。我建议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我记住了。”
达娜后来就寝的时候，突然听到街对面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接着又听到一阵响声，房间开始晃动。这巨响令人恐惧，也令人激动。响声似乎非真实，像是银幕上演奏的一样。达娜彻夜难眠，耳听着可怕的杀人机枪开火，眼看着阴暗的窗户上闪出一阵阵的火光。
第二天早上，达娜起了床。她穿着牛仔裤，脚穿皮靴，上身穿着防弹背心。她有自我保护意识，可是耳边响起了：“时刻不忘安全……再有价值的新闻也比不上你的生命有价值。”
达娜、本和沃利在旅店餐厅，谈论着各人的家庭情况。
“我有个好消息忘了告诉你们，”沃利说，“下个月我就要当爷爷了。”
“了不起呀！”达娜心里在思忖：我会不会有孩子、有孙子？将来会有的，会有的。
“我有个想法，”本说，“我们先搞个一般性报道，介绍一下这儿的形势，以及人民的生活受到怎么样的影响。我和沃利出去观察一下地形。达娜，给我们买点卫星播放时间不好么？”
“好的。”
约瓦·托尼待在兰德·罗伏车子里，车子停在小巷那儿。
“早上好。”
“早上好，约瓦。我想出去一下，找个有出租卫星转播的地方。”
开车的途中，达娜有了第一次的机会，能认真看一看萨拉热窝的市面，在她看来，市内的建筑无不带有弹痕。炮火的响声连绵不断。
“难道老打得不停吗？”达娜问。
“除非弹药耗尽，否则就没有停止的时候，”约瓦惨痛地说，“可是他们的弹药永远没有耗尽的时候。”
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行人，所有的咖啡馆都关了门。人行道上弹坑累累。他们经过了报社大楼。
“那是我们的报社。”约瓦自豪地说，“塞尔维亚人一直想摧毁它，可是摧不了。”
几分钟以后，他们到了卫星办公大楼。“我就在这儿等你。”约瓦说。
大厅的办公桌后面有个接待人员。那人看起来似乎有八十多岁了。
“你说英语吗？”达娜问。
他挺疲倦地看了看她。“小姐，我能用九种语言说话。你有什么事？”
“我是华盛顿论坛公司的，想购买卫星转播时间，以便安排——”
“到三楼去。”
有间门牌上写着：南斯拉夫卫星办事局。接待室里坐满了人，都坐在靠墙边的木凳上。
达娜向办公桌旁一位年轻的女人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华盛顿论坛公司的达娜·埃文斯。我想预订卫星转播时间。”
“请坐下，排队等候。”
达娜看看办公室的四周，问道：“这儿的人都是预订卫星转播的吗？”
那女人抬起头看看她，应了一声：“当然。”
达娜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被带到经理办公室。经理是个又矮又胖的人，嘴里叼着雪茄。他那副模样就像好莱坞制片了一个古老的模特样品。
他操着很重的口音。“我能帮什么忙？”
“我是华盛顿论坛公司的达娜·埃文斯，想租一辆卫星转播车，预订半个小时的转播时间。华盛顿时间六点比较合适。每天还想不定时地预订同样的时间。”她看看他的表情，问了一声，“有什么问题吗？”
“有一个。现在没有卫星转播车子提供，全都有人预订了。如果有人不要，我就通知你。”
达娜有点沮丧，眼看着他。“没有——？但是我要些卫星转播时间，我——”
“小姐，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当然，那些自己有车子的人是例外。”
达娜回到接待室时，里面挤满了人。她心想：这件事我得想点办法。
达娜离开了卫星办公大楼，对约瓦说：“我想请你开车在城市里转一转。”
他回头看看她，耸了耸肩。“听你吩咐吧。”他开动了车子，在大街上急速奔跑。
“请慢点开，我要感受一番这城市的气氛。”
萨拉热窝是个被围困的城市。市内无水无电，房子正遭到轰炸，与时俱增。防空警报太频繁了，人们已经充耳不闻。城市的上空似乎笼罩着致命的毒气。如果子弹有的放矢，你就在劫难逃。
差不多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都有那么一点可以待人的地方，只见男女老幼在那一带漫步。
“这些都是穆族和克族的难民，”约瓦解释说，“他们想弄到足够的钱买食品。”
到处是猛烈的大火，可是看不到一个消防人员。
“难道就没有消防署？”达娜问。
他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有啊，可是他们不敢出门。一旦出门，正好成了塞族狙击手的活靶子。”
波黑刚刚开战的时候，达娜没有看作一回事，直到她在萨拉热窝待了一星期以前，她仍然认为这场战争毫无意义。谁也说不清战争的意义。有人提到大学的一位教授，那是个很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受了伤，只好待在家里。达娜决定要找他谈一谈。
约瓦开车来到市里一个古老的街区，教授就住在那里。莫拉迪克·斯塔卡教授满头灰发，身材瘦小，看样子身子能飘浮起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脊骨，使他瘫痪了。
“谢谢你的来访。”他说，“这些日子我的客人很稀少了。你说要找我谈谈？”
“是的。我打算采访这场战争。”达娜对他说，“可是说实在的，我并不懂得这场战争的原因。”
“亲爱的，原因很简单。波黑战争令人难以理解。几十年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穆斯林人在铁托①领导下和和平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朋友，是睦邻。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在一个学校读书，彼此还通婚。”
『①铁托（1892～1980）：原南斯拉夫总统，原名约瑟普·布罗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领导游击队抵抗希特勒入侵，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解放后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1948年，抵制前苏联控制，使南斯拉夫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第一个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
“现在呢？”
“还是这些朋友，现在却正在彼此折磨，互相残杀。他们之间的仇恨所干出来的事实在令人作呕，我连提都不想提起。”
“我也听说一些。”达娜说。她听说的一些情况简直难以令人置信：一口井里塞满的是血淋淋的人体的睾丸；婴儿受到了强奸和宰割；无辜的村民锁在教堂里，教堂立即着火。
“谁发动了这场战争？”达娜问。
他摇着头。“这要看你问什么人，视情况而定。二战期间，站在盟军一边的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被站在纳粹一边的克罗地亚人赶走。现在塞尔维亚人要报仇雪恨。他们把国家当人质，残酷无情：仅仅在萨拉热窝就发射了二十多万颗子弹，至少有一万人丧生，六万多人受伤。对于这场血腥屠杀，波黑人要共同承担责任，不想参战的人被迫参战。谁也不信任谁。他们唯有仇恨。现在我们只有让大火蔓延，火上加油的便是无辜者的尸体。”
这天下午，达娜回到了旅店。本·阿尔贝特逊在等她，并且告诉她说，他已经得到了消息：当天下午六点，他们可以得到转播车以及卫星转播时间。
“我找到了转播的理想的地方，”沃利·纽曼对她说，“广场那儿有座天主教堂，一所清真寺，一座新教教堂，还有一座犹太教堂，彼此都集中在一个街区内。这些建筑全都遭到了炸毁。你可以写一份报道，报道彼此有着相同的仇恨，以及给生活在这儿的人民造成的影响，人们并不想参战，而迫不得已被卷了进去。”
达娜连连点头，心情很激动。“太好了。晚饭时再见，我工作去了。”她直奔自己的房间。
当天晚上六点，达娜、沃利和本都来到广场，这儿正是那些遭到炸毁的教堂所在地。沃利已经用三角架支起了电视摄像机，本在等华盛顿的信息。以证实卫星信号正常。她突然感到高兴，因为她穿了防弹背心。她心里在想：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并不打我们，而是彼此残杀。他们需要我们把这儿的情况向世界报道。
达娜看到沃利在发信号。她深深吸了口气，对着摄像镜头，开始报道：
“观众现在看到我身后那些被炸毁的教堂，正是一个象征，表明这个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再也找不到一堵墙供人们藏身，找不到一片安全之地。早些时候，人们还看到他们教堂的神圣，可是眼下呢，过去、现在和将来完全融为一体——”
就在这一刹那间，她听到一阵撕心的呼啸声传来。她抬头一看，只见沃利的头炸得像红彤彤的西瓜。她起初还以为这是光线绕花了眼。接着她再看看，就傻了眼，就见到沃利的身子呼咚一声倒在地下。达娜站在那儿，全身僵了，她无法相信。周围的人在拼命地大喊大叫。
狙击手的战火声越来越近。达娜逐渐难以控制自己，浑身颤抖。有人用手抓住了她，把她迅速拉到街上。她在和他们搏斗，想挣脱出来。
她心里还在想：不行！我们得回去。我们十分钟的时间还没有用完。不能浪费，不能想……浪费是错误的。“亲爱的，把汤喝干净。”你以为你到了那儿，就像个坐在白云上空的上帝。好吧，让我告诉你吧。你是个冒充的家伙。真正的上帝决不会让沃利的头炸毁，万万不会。沃利还在盼望他的第一个孙子呢。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她处在休克之中，不知道有人引她穿过一条后街，把她送进了汽车。
达娜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卧室的床上。本·阿尔贝特逊和让·保罗·休伯特都站在她身旁。
达娜仰望着他们的面孔。“出事了，是不是？”她一个劲地闭起眼睛。
“我很难过，”让·保罗说，“真是目不忍睹，你没有丧生，真是幸运。”
一阵嗡嗡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房间的沉默。本拿起了话机。“喂，”他听了一会说，“在，请稍等。”他对达娜说：“马特·贝克的电话，你能接吗？”
“可以。”达娜坐起来。不一会儿她走到机旁。“喂。”她口中干燥，说话很困难。
马特·贝克在电话中大叫：“达娜，我要你回来。”
她的声音很小：“是啊，我是想回去。”
“我马上安排，让你从那儿乘第一班航机。”
“谢谢你。”她放下了话机。
让·保罗和本扶她上了床。
“真抱歉，”让·保罗又说了一遍，“这是——这是大家都无能为力的事。”
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淌下来。“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他从来不害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人们像畜牲一样遭到屠杀，谁都不管。没有人管一管！”
本说：“达娜，这事我们无能为力——”
“应该要想办法管！”达娜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要叫他们管一管。这场战争不是炸教堂，毁建筑，毁街道。战争牵涉人民——无辜的老百姓丢了脑袋，这正是我们要做的文章。也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揭露战争的真相。”她对着本，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我要待在这儿，本。不能叫他们把我吓跑。”
他很关切地望着她。“达娜，你有把握——？”
“有把握。我知道我现在该干些什么。你给马特打个电话，对他说说好吗？”
他很勉强地答道：“如果你真想这么坚持。”
达娜点着头说：“我真的坚持这么做。”
她看着本离开了房间。
让·保罗说：“好吧，我最好走，让你——”
“别走，”达娜的脑海里一时闪现出沃利的头爆炸、身子倒在地下的情景。“别走，”达娜说着，两眼仰望让·保罗，“请留在这儿，我需要你。”
让·保罗在床边坐下来。达娜双臂抱着他，抱得很紧。
第二天早上，达娜对本·阿尔贝特逊说：“你能不能找个摄影记者？让·保罗对我说，科索沃那里有座孤儿院，刚刚遭到轰炸。我想去那儿采访。”
“我想想办法。”
“谢谢你，本。我先去，在那儿见。”
“多小心点。”
“不用担心。”
约瓦在小道上等达娜。
“我们到科索沃去。”达娜告诉他。
约瓦对她看看，说：“小姐，太危险了。去那儿只有穿过树林，而且——”
“约瓦，我们已经遭了磨难，往后会好的。”
“照你吩咐办。”
汽车疾速驶过了市区，接着在浓密的树林地带行驶了十五分钟。
“还有多远？”达娜问。
“快了。到那儿还要——”
就在这时，兰德·罗伏车子碰上了地雷。
第十一章
随着大选的临近，问鼎总统宝座的激战正酣，谁胜谁负一时难以预测。
“我们要在俄亥俄州获胜，”彼得·塔吉尔说，“那要得到二十一个选票；在阿拉巴马州要九票——在佛罗里达州要二十五票，”他把图表举起来，接着说，“伊利诺斯州要二十二票……纽约州三十三票，加利福尼亚州四十四票。现在为时太早，很难预测。”
大家都很担心，只有戴维斯参议员例外。
“我已经有了预感，”他说，“我能闻到胜利的芳香。”
米尼安姆·佛里德兰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她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十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大选这天，莱斯莉待在家中看电视，等待选举的结果。奥列佛·鲁塞尔获胜，他赢得了两百多万民众的选票，在选举中又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奥列佛·鲁塞尔现在已成了总统，成了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目标。
任何人也比不上莱斯莉·斯图尔特·钱伯斯对竞选运动的密切关注。她一直在忙着扩大自己的地盘，不仅在美国各地，而且在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巴西都拥有一系列的报社、电视台和电台。
“你到什么时候才感到满足？”她的主任编辑达林·索拉娜问道。
莱斯莉回答说：“快了，快了。”
她还要采取一步，那是最后一步，发生在斯科茨代尔市内的一次宴会上。
一位客人说：“我私下里听说，玛格丽特·鲍特曼正在闹离婚。”玛格丽特·鲍特曼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论坛公司的大老板。
莱斯莉听了没说什么，可是第二天一早，她就给她的一位律师查德·莫顿打了电话。她说：“我想请你查一查，华盛顿论坛公司是否拍卖。”
当天她就得到了回答：“钱伯斯夫人，我不知道你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不过，你的看法似乎是正确的。鲍特曼夫人和她丈夫正悄悄地在办离婚手续，他们在平分财产。我认为，华盛顿论坛公司将会拍卖。”
“我想买。”
“你谈的是巨额交易。华盛顿论坛公司拥有一系列报社、杂志社，还有电视中心以及——”
“我想买。”
当天下午，莱斯莉和查德·莫顿便踏上了去首都华盛顿的旅途。
莱斯莉前几年偶尔认识了玛格丽特·鲍特曼。她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在华盛顿，”莱斯莉说，“我——”
“我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