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俱乐部的主教练已经有二十五年，每年我都能学到新的东西。但是在1974年7月，我作为一个三十二岁的新手执掌东斯特灵队时所实施的一些原则，到今天还是同样的重要。其中很主要的一项就是，训练要重复进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不要为了使队员高兴，而改变训练计划。用不断变化的方式刺激运动员的兴趣，只是训练过程中的一种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在任何身体运动的项目上，必须重复与练习有关的技巧，才能生效。为什么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高尔夫球手们要日复一日地进行同样的击球动作？当然，我也打高尔夫球，我知道那是打静止的球，和运动的足球直接作比较是很愚蠢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使技术精益求精，要把困难的动作变成一种习惯。当足球运动员报怨重复的传球练习枯燥时，通常他们厌烦的不是单调，而是艰苦。大卫·贝克汉姆成为英国最好的进攻球员，那不是因为上帝给他的天赋，而是他不屈不挠地刻苦练习，其艰苦程度是大多数天赋较差的球员不能忍受的。练习可能不会使你完美，但肯定会使你的技术更好。所有在训练场地接受我训练球员，都会听到我不厌其烦、不断重复地宣讲重复练习的好处。
我在东斯特灵队大力鼓吹重复练习，收到了效果，虽然那里没有贝克汉姆给我使用。事实上，我刚到那个俱乐部时，所有球员不伦好赖都算上，也凑不出一个球队。在名单上只有八人，里面还没守门员。看看成绩单，就知道他们上个赛季在苏格兰乙级联赛中垫底，这表明这是全国最差的成年人球队，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开始我的教练生涯。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申请女王公园俱乐部的职务时，口头审查失败了。艾尔联队的主教练麦克劳德为我做了大力推荐，但是女王公园董事会里所有的人都在耍弄我，使我在口头审查时精神紧张，无法向他们证明雇用我的理由。
我应邀去东斯特灵队谈话，主要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但是他们的董事长威利·缪尔黑德脸上诚恳地表情，和在和他接触时的轻松感觉，使我决定应该试一试。当他向我显示了俱乐部的困境时，看起来我要去那里就像是自找苦吃。缪尔黑德在坦白球队那些令人尴尬的事实时，他吸烟的频率加快，不断地喷着烟雾。
“你知不知道要有十一个人，还要加两个替补队员才能去比赛？”我问他。他尽量安慰我说，董事会即将开会，研究如何划拨一些钱来，加强球队，至少把人数凑足。这个会议在我第一次训练结束后立即召开了。训练时，我发现这个队的球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接受能力强，热情高，给我很大的鼓舞。当把我叫到董事会后，我在滚滚的香烟浓雾中等待好消息。董事长向我表达出他那令人羡慕的坦率：
“两千镑，弗格森先生。我知道这不算多，但我们只拿得出这些。”
根据这个预算，只能去招募可以自由转会的球员。我开始行动起来，四处探听消息，激烈地讨价还价，我的电话热得烧手。第一个目标就是守门员。我已经向董事会解释过，守门员在比赛中总是很有用的。最合适的人选和帕特里克·西斯尔队签了约，但只是后备队员。这位汤姆·古尔利一表人材，无所畏惧，但也至少超重了十几公斤。西斯尔队的主教练波蒂·奥尔德放弃了转会费，所以我可以只付750镑的签字费，把古尔利搞到手。这样，我们的两个门柱中间就有了一个人，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奢侈了。我有信心古尔利会充分地改善他的状况，为我们守好门。我顺便又从西斯尔队招来另外两名球员：吉米·马伦，聪明小个子中锋；乔治·亚当斯，高个子中场球员，他本来就要去阿伯丁队大显威风，但是膝盖连续受伤，使他不能如愿。这两个人都被放行，共付了300镑签字费。我还剩下不到1000镑，目标是克莱德队的一名前锋，他们愿意放人。他的名字中比利·赫尔斯顿，在我看到他踢球时，他总是踢得很好。我开始出价300镑，他要1500镑。我们互相折衷，以900镑成交。加上几个临时签约的球员，现在我的球队有了十五个人，这足够满足一个人的权力欲望了。
在赛季前的训练中，每次开始时我总让五六个球员围成一圈互相传球，中间有两个球员阻截。我现在在曼联的老特拉福德球场训练时，还采用这种方法，但只是提高情绪的一种娱乐。在东斯特灵队，那里的技术水平比曼联差了好几个光年，这种训练的目的就是最基本的了。我以此来增强队员的触觉，提高他们转向传球的移动能力。在开始的时候，传球和移动都差得让人灰心，但是几个星期以后，水平明显提高，这就是重复练习的结果。在赛季前和凯尔特人青年队的一场比赛中，我们以3比3踢和，重要的是，这使我们的队员恢复了信心。他们都想得到球，准备表现自己。在和德兰米尔队的另一场友谊赛中，我们以0比2输了。我对这场比赛中大多数时间的控制都满意，但也对球员强调说，我们缺乏突破能力。你可以一直控球，但是如果不在对方最后三分之一场地上发动进攻，那有什么用？
我在那时还采取了一项措施，即邀请当地的年轻球员到东斯特灵队的主场弗斯公园接受训练。我当教练以来，对青年球员的重视直到今天都从来没有放松过。为了进一步测验我们的年轻球员，我出钱把我们老家的著名少年足球队——格拉斯哥联队请到福尔科克来，和在东斯特灵队培训的小伙子打比赛。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以后，我被叫到董事会，看到缪尔黑德正在喷云吐雾，表明他要发表重要声明。接着，他说我严重违反俱乐部的政策，支付格拉斯哥的一家公共汽车公司40镑钱。我大吃一惊，当知道怎么回事后，不禁发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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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做是要提高这个球队的水平。如果你们要这样，那就把球队绑在你的屁股上。”我扔下40镑钱，扭身就出去了。我正穿过球场时，缪尔黑德追上来。
“阿历克斯，听我讲，”他说，“这是吉姆·黑斯廷斯让我做的。你要知道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黑斯廷斯确实是东斯特灵队历史上最老的董事之一。我因为发脾气使他对公共汽车费的报怨没有成功，但是后来为了队服的样式和他发生冲突时，我就失败了。这个队穿着仿照女王公园队的黑白横条球衣，我对董事会讲，应该换成白上衣，黑短裤，红袜子。没人对我的建议说话。在缪尔黑德咳嗽了几声之后，老黑斯廷斯开口了。
“听着，小家伙，这种球衣在我爸爸年轻时就有了，它一直到你离开后也不会变。”辩论结束了。我想黑斯廷斯在那以后不会太喜欢我。有一天，我在离俱乐部差不多五公里的地方开车时停下来，想顺便带他过去。
“不用，谢谢。”他大声喊。继续向前走。
赛季是以足球联赛杯开始的，从头五场，我们胜三场，平一场。但是在和阿尔比昂海盗队比赛时，我们对付不了他们的前锋彼得·迪克森的速度，所以被击败了。在对海盗队的第二场比赛，是要决定小组名次，胜者就有可能在下一轮和流浪者对阵。在上半场，我队员没有按我的指示先让迪克森得到球，然后挡住他；相反，他们去和迪克森抢球，从而在后面留下空当，使他能够快速突破。中场休息时，我们以0比2落后。下半场我们不断地进攻，但是没有效果。更让我生气的是，董事长突然出现在场边的球员休息处。
“你要怎么办？”缪尔黑德问。
“我要把你从这个操蛋地方扔出去，如果你不给我立刻走人！”我说。
他悄悄离开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一个东斯特灵队的董事干预我的教练工作。也许我应该说再没有人直接干预。一位董事，鲍勃·肖，借着中锋吉姆·米金对我的权威发出严重挑战。球员总是想擅自行动，在你采取措施前，看看他们能自由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人要当教练，问我有关纪律方面的事，我做出简单的建议：“不要制造对抗，它总会来找你的。”我和米金的问题是这样引起的：他对我说他将会错过一星期的训练，因为他要和岳父鲍勃·肖去布莱克浦度周末。
“你和女王去我也不管，”我告诉他，“你星期一要参加训练，就这些。”
我和肖的关系不错，但是他为米金的事给我打电话时，我是不会听他这位董事求情。星期一下午大约四点，米金来电话，说他的汽车在回来的路上抛锚，所以没法参加训练了。我让他告诉我他打的电话跋，我好打回去。在一段沉默之后，他卑躬屈膝地承认，他还在布莱克浦。
“不用回来了，”我说，“你结束了。”我是当真这样决定的。我不会容忍任何球员磨洋工，这次就是证明。几个星期以后，米金还是停止使用。在一次比赛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到一个餐馆的厕所里，这时董事长也进来了，吞云吐雾地站在我旁边的隔间。他一本正经地问我，是否可以看在他的面子上让米金回来，好让肖这个人别在缠他。他恶作剧地说：“我不知道。”这时缪尔黑德董事长走开说：“我是以一个庄重、敬畏上帝的人在请求你。”对此我不知怎么回答，就点头说：“行。”然后他亲了我一下。这个老家伙，鲍勃·肖肯定把他折腾得够呛。
我们在联赛的表现不错，到九月底，已经在乙级队排名第三。现在，东斯特灵队面临它多年来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我以前的俱乐部、福尔科克队，在约翰·普伦泰斯的带领下，1973—1974赛季降级到乙级队，这样，我们同一城市的两个球队要面对面地交锋了。很明显，这场比赛是我特别想赢的。对此，我带领队员作了好几个星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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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达圣米伦队时，虽然大多数队员在我眼里都不合格，幸运的是，他们中间至少还有一颗闪亮的珍珠，就是托尼·菲茨帕特里克。我当时并不能立刻用他，因为他刚得过肺炎。等他的健康一恢复，我就让他在苏格兰杯赛的第一场比赛中作为后备队员上场。这是对我以前俱乐部东斯特灵队的一场比赛。我请来了我在流浪者队的队友戴维·普罗文做助理教练，并让他注意菲茨帕特里克在场上的表现。赛后他的评价不能再简单了。“很好，”戴维说，“他是我们队里最好的球员。”
东斯特灵队以2比0轻蔑地把我们从苏格兰杯赛中淘汰，这个比分其实还可能高三倍。看到这个结果，我立刻把菲茨帕特里克安排为下一场联赛的主力队员。他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寸土必争，传球细腻。他给我印象深刻，在随后对南方女王队的比赛中，我任命他当队长。这时，队里又增加了一名新中锋：彼得·迪克森。他以前在阿尔比昂海盗队时，曾使我带领的东斯特灵队非常头痛。
当我在1974—1975年赛季接手圣米伦队的时候，我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它保住苏格兰联赛乙组前六名的位置。到1975—1976年赛季联赛将要重新改组，把各包括十八个队的甲组在1974—1975年赛季的前十二名组成超级组，新的甲组包括老甲组最后六名和乙组前六名。我们决心在这六名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客场和南方女王队比赛时，形势不容乐观。他们当时在乙组联赛的积分差不多排在最前面。如果我们要避免在新的分组中垫低，这场和南方女王队比赛的结果将是个转折点。确实如此。我们在这场1比0取胜后，又跟着连胜八场，保证了我们获得前六名。
同样重要的是，托尼·菲茨帕特里克的投入精神对整个俱乐部产生了影响，加强了我依靠青年球员的决心。我们积极实行培养发掘青年球员的政策，使得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来源。球探的密集工作收到了成效，圣米伦少年俱乐部也做得很有生气，吸引了佩利斯地区最出色的男孩子们。一些圈内人的帮忙也很有价值。1975年的一天早上，在流浪者队给过我很大支持的威利·汤姆森，出乎意料地给我打来电话。
“在基尔西斯队有个年轻人，值得要。”他对我说，并补充了一句，“他对我们没用，但是个很好的球员。”
威利说这孩子对流浪者没用，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天主教徒。我派出一个球探去看这位年轻的弗兰克·麦加维。不到一个星期，弗兰克就加入我们非常有希望的球员之中。考虑到麦加维后来七次担任苏格兰队的队长，威利·沃德尔给我们推荐信息是无价的。汤姆森后来透露说，是威利·沃德尔、流浪者队的主教练推荐我在圣米伦的工作，他还准备在可能任何时候，进一步帮助我。我记起来，在我离开流浪者队的时候，我向他保证，不管报纸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往流浪者队的脸上抹黑。他当时对此非常感激，说：“我忘不了，阿历克斯。”威利·沃德尔是个遵守诺言的人。
我们在1975—1976年赛季主要是巩固现有的成绩，而不是更上一层楼。我们有一段时间对顶峰发起了冲刺，但最后停留在第五位。更重要的是，我们把佩利斯居民对足球的热情又唤起来了。他们对爱情街球场的关注，给我了很大的鼓舞。为了传播球队的信息，我们办了自己的报纸。球场的一个电工，弗雷迪·道格拉斯建议我坐在他的货车上，在城里游转，通过喇叭向潜在的支持者喊话。我已经在教练工作上取得了有创意的声誉，但做这件事只说明我要尽一切手段使俱乐部更加成功。至少，作为一个拉票者，我不比那些竞选的人差。当然我也要承认，大多数喝彩都是弗雷迪发出的，但是我向人招手的样子也很有风度。
我和球迷的友好关系在1976—1977年的赛季一开始，就带来了实际的好处。我那时意识到，为了使圣米伦在甲级联赛中夺魁升级，必须要引进更有经验的球员。因此，我的注意力集中到邓迪联队的杰基·科普兰身上，他和主教练吉姆·麦克利恩不和。杰基是个熟练的中场球员，作风强悍，并且也是佩斯利人。我的计划的障碍是，俱乐部的金库几乎是空的，而转会费需要17000镑。所以我只好把这件事告诉球迷后援会，他们慷慨地提供了14000镑货款。俱乐部又凑了3000镑，交易成功。
到一月份，我们已经打到联赛榜首，做出了一些精彩的表演，观众人数也比我来之前多了十倍。在苏格兰杯赛中，我们在爱情街球场以4比1击败了在超级组排名前列的邓迪联队的那场比赛，观众达1万9千人。我们队还有四名球员被选入苏格兰21岁以下的联队，更证明了我们的潜力。杯赛的下一轮，我们在客场对马瑟韦尔队，1万5千球迷跟着我们过去。如果不是裁判听任马瑟韦尔对我们粗暴犯规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当我们以1比2失利，抬着伤员离开的时候，我和马瑟韦尔的主教练威利·麦克利恩发生冲突，并把裁判伊恩·富特臭骂一顿，结果我被苏格兰足协通报。失败从来不合我的口味，但是如果输的公正、光明正大，我也会真诚地向对方祝贺。而那天的比赛是一场运动场上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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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就心情恶劣，后来接到我的好朋友约翰·多纳基的电话，更是火上浇油。约翰和我在高湾的和谐巷少年队时就在一起，当他告诉我在与马瑟韦尔队那天晚上的比赛前，他看见我的主力队员弗兰克·麦加维在格拉斯哥中心的滑铁卢酒吧喝多了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亲眼看见了一样。我立刻就去问麦加维，他承认了。我告诉他，他将被从苏格兰21岁以下的联队中撤出，他的足球生涯也结束了，我永远不要再看见他。以后一个星期，队友一个接一个地为他求情。星期六晚上，我和夫人凯西以及整个球队都在参加球迷举行的舞会，除了麦加维。这时他从佩斯利市政厅的大柱子后跑出来，不停地向我道歉、悔过。凯西很同情他，我的气也消了。我们的目标不变——我们还是要争冠军。下个星期，积分与我们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克莱德班克要来爱情街球场比赛，这时与遭受惩罚的麦加维和解，是我能够忍受的事情。
在夺魁的道路上，圣米伦队打了几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其中最漂亮的三场是对邓迪队，他们的主教练是戴维·怀特，这个人曾使我在流浪者队走了倒运。那三场比赛的总比分是11比1，最后在邓迪主场丹斯公园球场的那场比赛是4比0，决定了冠军。这是圣米伦队无法忘记的赛季，我们的年轻队伍在三十九场比赛中，仅失两场。在佩斯利的失业不断上升的时候，我们队的成就是人们欢呼的中心。更多的青年人才不断地向俱乐部涌来，使人的满意程度翻了一番。助理教练戴维·普罗文和我为更大范围的青少年开展了训练课程，更多的球探开始为我们采集丰收的果实。
那个时期，我们的教练工作加速开展。艰苦的工作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同样重要。我坚信能准确地传球是绝对的关键，训练中不包括传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在教练工作中增加了一些想像力，强调，球员在他们的头脑中有踢球时的图像，“看到”自己在比赛过程中，如何能用有创意的动作占上风。当然，我苦心传教的方式并不是总让人能接受，我的火爆脾气经常使我自己担心。有一次，在爱情街球场和西斯尔队比赛之前，我弟弟马丁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一些球员又跑到那个滑铁卢酒吧喝酒。这些还不够，他们还吹嘘说是用奖金付的账单。在1比0打赢比赛后，我大发雷霆，让全体嫌疑犯都坐在休息室的一边，我好痛训他们。我的吼声越来越大，怒火越烧越旺，直到失去控制，抓起一瓶可口可乐向他们头上的干墙上摔去。可乐顺墙往下流，玻璃渣掉在他们身上，他们谁也没动。我跟他们说，全体队员整个晚上留在爱情街球场，进行训练，直到他们签下保证书，永远不再去那个滑铁卢酒吧。然后我回到办公室，给他们留下了打好字的保证书。过了半个小时，队长杰基·科普兰来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
“你没听我说吗？”
“听了，”他说，“但是你发那么大的脾气，我们谁都没听明白。他们正在那里猜测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我告诉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并且重申了我的要求：要么在保证书上签名，要么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来训练。十分钟以后，杰基把签好字的保证书带来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掉酗酒的恶习，这是英国足球运动身上长久以来的一个毒瘤。任何球队都可能被它毁掉，我刚到曼联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主教练对此视而不见，就不配干这一行。我不是一个绝对戒酒主义者，我喜欢看到人们喝少量的酒自娱，如果有好的红酒，我也会很快伸出杯子来。但是作为专业运动员，暴饮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任何足球运动员不这样看，那么，在我这里是干不长的。
我在圣米伦队开始的两年半里，俱乐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在球场内，还是场外。我刚到那里时，爱情街球场像一个小小的社交俱乐部，如果不是我的积极干预，还会那样继续下去。队里和踢球无关的那一部份人，整个没人管，结果是由球场管理员里奇和他的家庭负责。里奇是个好人，但是成为过多的自由和权力的牺牲品。他要从十几个不同的公司定购清洁用品，负责做饭、卖比赛程序表、供应球场的物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球场看了看，真正大开眼界。场外晾着本地警察球队的整套球衣，里奇的弟弟在主看台下修车，他妹妹在厨房给全家和警察做饭。这一切在当天就完结了，下不为例。我让里奇把所有的比赛程序表和卖来的钱都交出来，我们的程序表第一次有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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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使我关心的事是我们的一些球迷不买票，从旋转栅门上面跳进来看比赛。一些看门人不管他们，可能是帮朋友，也可能收小费。对这种欺骗行为找证据很困难，所以我找木工把旋转栅门上面的空间给堵上，再想跳进来就不可能了。
你可能说我是个事必躬亲的老板，但这些事总要有人做。大多数董事只在比赛那天才能见到，其中至少有一位，约翰·科森，即使在场也和没去差不多。“阿历克斯，谁是托尼·菲茨帕特里克？”他有一次问我。那时我已经让托尼当了两年的队长。
董事会分成两派，总在那里争吵。科森和威利·托德是一伙，托德继承柯里当了董事长。托德比其他董事到爱情街的次数更多，不仅仅是他的公司为球场的所有工程提供油漆，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球迷。但是我刚到这个球队时，他老围着我转，我那时就猜测他的虚荣心很强，如果有涉及到荣耀的事，没人比他抢得快，托德不断地对我讲，他是如何在董事会的另一派面前支持我，那些人是尤尔·克雷格和弗雷泽·麦金托什。我一直提防着克雷格和麦金托什，直到1976年，克雷格作为惟一的董事，和球队一起去加勒比海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巡回比赛。这是因为柯里董事长通过在威士忌出口业的关系，赞助成行的。这次巡回赛包括在巴巴多斯赛一场，特利尼达赛一场，圭亚那和苏里南各一场。它产生了一些有益的效果，加强了队员之间的友情，使他们感到自己值得受到高水准的接待。我们以4比0痛击苏里南之后，当地媒体令人惊讶地批评我们是炮灰。在那之后，我们在巴巴多斯轻轻松松地休息了五天。这次旅行使我认为，克雷格和托德的人口极为不同。
这次巡回赛中，并不是每件事都合人意。在圭亚那的经历，使得我这个已经停止以踢球为谋生的主教练，又上场了。在这次巡回赛中，普罗文和我都穿上球衣，当替补队员，我们在巴巴多斯和特利尼达也都娱乐了一下。但是在圭亚那则不同，那里的国家队是由讨人喜欢的苏格兰人约翰·麦克塞文尼执教，他帮助他们准备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赛。比赛一开始，我就向裁判抗议他们的大个子中场球员残酷地对待我们年轻的中锋罗伯特·托兰斯。到了下半场，情况还没有改善，托兰斯又被踢倒在地上。我对普罗文说：“现在够了，我上去。那个大兔崽子占便宜没够。”普罗文想劝我，但是我发起火来。在争抢一个横传第一次接触中，我向那个中场施加了一点报复，他的尖叫使裁判不详地盯着我。我们两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直到我把这个欺负托兰斯的家伙弄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正当他像个快死了的人那样在地上滚的时候，裁判把我罚出场。在比赛结束时，我指着我的队员警告他们说：“永远别让任何人知道这次红牌的事，懂不懂？”他们以后对谁都没说过。
在我16年的运动员生涯中，共被罚下场六次。当然，我不认为那些红牌总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可以凭良心说，在圭亚那事件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场上故意伤害过对方的。我那些犯规都是对我受到攻击时的反应，有时可能是过分的。当对手守规矩时，我也会一样。受球赛规则惩罚的原因，常常是和脾气急躁或狡诈有关，而不总是道德上的故意。有的球员在受到侵犯时，可以很冷静，有的则会本能地进行反击。有的“凶手”在球赛中的动作很隐蔽，因而很少会受到惩罚。作为主教练，我总把我的信仰放在技术上，从来不赞成粗暴和肮脏的小动作。我一向提倡自我约束，不仅因为这是应该的，而且在比赛中最终对自己一方有利。但是我也承认，作为主教练自己反被罚下场，我做出的榜样不足效仿。
毫无疑问，1976年夏天的那次加勒比海之行，让我们的队员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更加成熟，结果帮助我们在下一个赛季取得了甲级联赛的冠军，升到超级组。而夺冠也为我本人创造了立刻升级的机会。阿利·麦克劳德那时是阿伯丁队的主教练，他即将主管苏格兰队，为1978年世界杯做准备。他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对接任阿伯丁队有兴趣。我像个傻瓜一样，跟他说我要把圣米伦建成另一个阿伯丁队，所以谢绝了他的好意。以后我才懂得，足球俱乐部的规模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就像东斯特灵队变不成圣米伦，圣米伦也变不成阿伯丁，而阿伯丁也变不成曼彻斯特联队。如果我在麦克劳德来电话时就懂得这一点，我就会避免很多后来头痛的事情，其中很多都是和威利·托德越来越大的权力欲望有关。
我一直想使圣米伦的队员都成为全职球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先允许队员在上午干其他的工作，下午训练。但是托德却为自己做出了不同的计划，宣布成为全职的董事长。后来有发生更糟糕的事。在爱情街主场和流浪者的一次比赛中，双方3比3踢平。比赛期间一部份流浪者的球迷表现出轨，有的年轻人冲到场里，使比赛被迫中断。我回避了媒体事后就此事对我的采访，但是我们的全职董事长一头扎进争吵之中。媒体报导说，他将禁止流浪者球迷今后来爱情街球场，并且要和流浪者的主教练威利·沃德尔“坐下来谈他们的问题”。当然，沃德尔有名的脾气发作起来的时候，我也是他敲打的对象。“你这个混账的两面派！”是他激烈长篇大论的开始。他有权力这样说我，因为他对我和圣米伦队一直都极为慷慨（在一次有九千人观看的友谊赛后，他把流浪者门票收入的一半都给了圣米伦）。我对托德的自以为是表示了不同意，这样我和他的关系也就一直别扭下去。在托德的要求下，我安排他和沃德尔在伊布罗球场会面，但是我惊讶地发现，托德又把会面的事都忘记了。想到他最终去了以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我不禁毛骨悚然。
成绩不稳定和领导的方向不明确，使我们在1977——1978年赛季面临降级的危险。在只剩下三四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在超级组中的地位仍然不明朗。在和艾尔联队的那场比赛中，我们第一次能够排出几个星期以来的最强阵容。艾尔也是可能降级的球队之一，我们1比0取胜使我们上升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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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和我互相不再说话。当阿伯丁再次和我接触时，我的反应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主教练位置再次空缺，是因为比利·麦克尼尔在带领阿伯丁几乎获得联赛和杯赛的双料冠军之后，被凯尔特人队招走。凯尔特人解除了伟大的乔克·斯坦的主教练职务，小气地在他们的商业部门给他一个职位。我担心圣米伦队可以在合同上卡我。所以愚蠢地推迟了宣布我要离开的决定，因而使情况变得复杂，让托德有机会实行他驱除我的计划。也许我和约翰·科森在一次董事会议上互相谩骂后，早就应该从中看出征兆。事实上，当那天早上我被叫到董事会时，根本就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托德手上有一张纸，上面有一系列编了号的项目。他跟我说我违反了合同，接着就读那张纸上面的十五项指控。一项较严重的控告是说我骂一个女秘书。那是在一次我和托德争论的时候，她向着托德。第二天，我对她说：“你别他妈的再对我这样。”另一项是我每星期支取25镑的费用。这是通过协商后我工资的一部分。有俱乐部附带信件可以证明，也写到合同上，从来没有疑问。俱乐部对这个安排是知道并且同意的。第三项指控是我提示我的一个赌注经纪人朋友，说我们将打败艾尔联队。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俱乐部的主教练说他的球队会取胜。对赌球赛的人来说并不是肯定中奖。如果主教练说他的球队会输，则是另一回事。那个赌注经纪人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常在一起交往，交换对各种赌局下注和意见。我总是相信圣米伦队，所以我有关对艾尔联队那场比赛的评论，根本不能说是珍贵的内幕信息。把它说成是违反合同简直是荒唐可笑。
其他十二个解雇我的原因也是很滑稽，让球场管理员开我的汽车，未经允许去温布利球场看利物浦和布鲁日的欧洲冠军杯决赛（自费）等等。等整个清单念完之后，我不禁笑起来。威利·托德气得要命，要我停止发笑。
“我忍不住，”我说，“我想你如果要解雇人，提出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不称职。”我走到我的办公室，清理了我的桌子，回家去看凯西。当静下来以后，我很生气。但也从这件事知道，我对管理阶层的态度，可以使我处于极易受到迫害的状态。即使你恨董事长，你也得想办法和他相处。我的直脾气使我总是和托德争吵，这在权力斗争中我是要输的。在圣米伦董事会的不愉快经历，打开了我去阿伯丁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心怀感激。
在阿伯丁队的办公室只用了十分钟，俱乐部令人敬畏的董事长迪克·唐纳德就和我在合同上达成了协议。然后我就与他和副董事长克里斯·安德森共进午餐，接着我的任命就向报界宣布。几天以后，我又和安德森去美国三个星期，研究北美足球联赛的商业动作，在1978年，那里正搞得生气勃勃。在美国期间，我有机会了解我们的副董事长，并得到有关我的新俱乐部的宝贵信息。随后我带全家去马尔他度假，相信我已经为以后作好了准备。我不时地停止晒太阳，跑到电视机前去看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并向苏格兰打电话，探讨任命助理教练人选。我在圣米伦的助手戴维·普罗文非常可靠，但是我们曾经在流浪者是队友，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怀恨。以前在圣米伦的董事会和球迷身上，我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告诉戴维我不带走他，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仍旧是最牢固的朋友。我的助手第一人选是沃尔特·史密斯，他在邓迪队主教练吉姆·麦克利恩的麾下，成绩昭著。但是在和吉姆谈判时碰壁，我又去找帕特·斯坦顿，他刚刚结束球员的生涯。帕特没有教练的经验，但是其他什么都不缺。他曾经是西波年队非常优秀的队员，这一点很宝贵。虽然凯西对搬家到阿伯丁市去住很担心，但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坚定地支持我。儿子们觉得这次搬家像去历险，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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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北方取得的成就
在本世纪，苏格兰足球联赛的冠军几乎全被流浪者和凯尔特人两队包办，只有十五次例外。仅仅是这个统计数字就可以说明，如果我想在阿伯丁队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经常击败这对“老对头”，就不要想在苏格兰足坛上出人头地，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也知道，我要不断地鼓励我的队员，才能使他们跟我一样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两个格拉斯哥的足球巨人自从苏格兰有职业足球以来，就一直称王称霸，使得其他俱乐部在心理上就先输一筹，甘当他们的配角。这种被动的心态和我是格格不入的。我不准备让阿伯丁离开足坛中心一步。我要取得持久的成就，我要获得奖杯。我要打破流浪者和凯尔特人共同垄断苏格兰足坛的舒适美梦。在阿伯丁队的八年，我以上大多数目标都实现了。虽然我后来在曼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把一个地方俱乐部推上了苏格兰足坛的顶峰，称霸了好几个赛季，这给我的满足感远远超过了我在曼联的时期。我刚到阿伯丁队的时候，当然也应该感激前任主教练比利.麦克尼尔打下的基础，他使阿伯丁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我在这里的开始阶段却很不顺利。我个人方面，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我对圣米伦俱乐部董事会主席托德为解雇我列举的理由不服，向行业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我父亲的健康也开始急剧恶化，这使我更急着要证明我的清白。在球队方面，我也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我这时还没有完全学会不要自己主动寻找与队员发生正面冲突的教训，常常过分急躁地强化纪律。在这期间，我很需要家庭和朋友所一贯给我的援助，特别感谢那些在阿伯丁大度支持我的人。
在帕特.斯坦顿就任我的助理教练之前，我最重要的幕后参谋就是使人惊奇的特迪.斯科特，他是后备队的教练，多面手，全队的润滑剂。特迪作为球员和教练已经为阿伯丁队服务了四十年，我很羡慕他的献身精神。他是来自离阿伯丁市二十英里外乡下的小伙子，在拥有汽车之前，他经常在球队工作到很晚，赶不上公共汽车回家，就睡在俱乐部的台球桌上。1999年1月，我非常高兴能把曼联队带到阿伯丁，为了表彰特迪，在观众爆满的球场打了一场比赛。
至于帕特.斯坦顿，我不能期望能有更好的副手。当和他讨论球员的特点以及我为球队制定的战略战术时，他总能给我出主意。我在一开始对阿伯丁主要的担心是，它的防守过于后缩。考虑到队里后防核心队员的特点，这个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两个中后卫，威利.加纳和威利.米勒，形成了牢固的配合。他们把防守战术在禁区内实施，是必然，因为他们的速度都不是很快，因此绝对不能在他们的后面给对方的进攻队员留下空当。但是米勒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过于后缩的防守和我主动进攻的战略战术是矛盾的，我要求队员们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度。
在开始的几个月，我们的运气不好，我也受到批评。队员们在休息室中对我的一个报怨是，我老把圣米伦的球员和阿伯丁的作比较。这是对我的误会，因为阿伯丁的队员比圣米伦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要成熟老练得多。我决意以后在和队员谈话时要注意。
惟一使我长期担心的队员是小个子前锋乔.哈珀。乔是球迷们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对我来说，只要他在场上，我就放心不下。我在赛季前的训练中，就对他担心，因为在耐力跑步时，他一直落在我们后面（我停止正式踢球已经三年半了）。我觉得他是个滑头，这个印象得到了证实。一天，他在休息室的后门外面对我说，阿伯丁的队员们是多么喜欢我的训练。
“比利在这儿的时候从来不训练我们。”他告诉我。
我根本没有时间听这些废话，哈珀拍马屁的动机接着就暴露出来了，他在随后一个星期请求我给他一个鉴定，我当着旁人的面给了他一个相当差的评语。很显然，当地的警察也和我一样。我到阿伯丁不久的一天半夜，我的电话响起来，警察告诉我他们抓起了哈珀，指控他酒后驾车，并问我是否要听他的电话。他说话还没有完全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是他的恳求和疯了差不多：“求求你和警察局长联系，请他们取消这个指控吧。我才喝了不到两升。”我打电话叫醒了董事会副主席安德森，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哈珀向警察局长求情的疯狂念头。
“门儿都没有，”安德森说，“他过去就有这个毛病，现在又想这样用你，这说明了他是什么人。回去睡觉。”不久，警察局来电话，说哈珀的酒精测试超标两倍半，我就去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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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深刻。我们在邓迪市与西波年队进行联盟杯的半决赛，是我父亲看的最后一场球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父亲是如何在贵宾席上向我招手，身上穿着我给他买的外衣，满脸微笑。他对我们1比0的胜利非常骄傲。两个星期后，我的律师告诉我，行业仲裁委员会否决了我对圣米伦解雇我的申诉。律师说，如果我诉诸法律，可以轻易获胜。但是我对父亲的健康太担心了，没有心情再打官司。我父亲病的很重，听到我申诉失败后，状况迅速恶化，两个月后就去世了。那天，我们正在爱情街球场和圣米伦比赛。
在那天下午的比赛中，我们开始以2比0领先，一帆风顺，但是在4点20到4点25分的时候，发生了一连串难以想象的事情，使比赛发生了变化。裁判把我们的两个队员罚下场，并莫名其妙地给圣米伦队一系列有利的判决，使他们能以2比2追平。比赛一结束，我对裁判火冒三丈，而他说要把我告到苏格兰足协去。几分钟以后，我的老朋友，爱情街球场的电工道格拉斯拉着我进了一间小屋，告诉了我父亲的死讯。我完全垮下来。道格拉斯、阿伯丁的董事会主席唐纳德、副主席安德森都来尽力安慰我，但是像我们大多数人在这种时刻那样，我控制不住自己。当我到了医院，问弟弟马丁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他说：“4点23分。”那正是爱情街球场发生一列严重犯规的时候。
我当主教练所指挥的第一个大赛的决赛是在1979个3月31日，这是我们进入苏格兰足联杯赛的高潮。对手是流浪者队。但是，我作为那个队的前任队员，对他们不惧怕。我把队伍带到艾尔郡的基地进行训练，直到比赛的前夜，我才知道伊安.斯坎伦，我们富有才华但又情绪化的左边锋，决定不踢了。他要离开俱乐部，说他不满意自己踢的球。他表达自己的想法真是时候（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从来对失去任何球员都不表示烦恼，立刻开始重新组织球队和战术。我刚刚为阿伯丁完成了我为它做的第一笔转会交易，以7万镑从纽卡斯尔买来了马克.麦吉。但是帕特.斯坦顿和我认为他尚缺少和阿伯丁队的磨合，在决赛中大量使用太冒险。在汉普登球场进行的决赛中，我们的队伍表现得很好，其中史蒂夫.阿奇博尔德证明了他无疑会成为一流的锋线球员。邓肯.戴维森的进球使我们领先，他代替斯坎伦上场，在左边踢得很活跃。下半场我们的左后卫在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裁决中被罚下场，邓肯的锐气仍然不减。比赛结束前12分钟，我们的门将博比.克拉克被对方肘部撞伤。他狂乱地做手势，要求暂停比赛，好让他能够得到队医斯科特的处理，斯科特也站在门柱边，等待进场。但是比赛没有停止，直到流浪者队精力充沛的中场队员阿历克斯.麦克唐纳离门二十码外一记远射，使受伤的克拉克扑救不到而入网。我们似乎还能争取到重赛，但是在七分钟的受伤处理时间里，科林.杰克逊为流浪者射入决定胜利的一球。这场决赛使约翰.格雷格作为主教练第一次捧杯，后来他在这个赛季还得到了苏格兰杯。我们在苏格兰杯赛的半决赛中，以1比2输给了西波年队。那是一场只有九千多观众的雨天比赛，门将克拉克因伤不能上场。他的替补球员约翰.加德纳没有经验，送掉了比赛。
我在阿伯丁的第一个赛季快结束了，我最操心的是如何使球队的中场力量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有一些天分很好的球员，比如戈登.斯特罗恩、多米尼克.沙利文、约翰.麦克马斯特和德鲁.贾维，可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配合默契的整体。我的助理帕特.斯坦顿同意我的判断，他本人曾经是极优秀的中场球员，所以他的看法也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我们也认为前途是有希望的，我刚到阿伯丁的时候，一般都认为斯特罗恩不称职。董事会主席甚至问我要不要“卖了这个小戈登”。“我们看看他在训练中的表现。”我回答。几个星期过后，我很满意他有充分的能力，完全值得培养。他的耐力不错，对我在训练中的任何要求都完成得无可非议。他对球的控制非常好，感觉敏锐。赛季开始后，他成为经常上场的队员。但是他在比赛的一些方面还需要改进，特别是传球。本质上，他是把球让给队友几秒钟后又要回来的那种队员。所以，虽然他在比赛中的热情很高，但是没有最好的中场球员的活动范围和渗透能力。这就需要训练他多做更有效的长传。我有信心戈登将能胜任我们右前卫的位置。但是中前卫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出。我们队里没有一个人即适合上前进攻，又适合防守。约翰.麦克马斯特是我手下传球最好的队员之一，但是他在对方得到球时，不能快速争抡，这是我们的中后卫米勒和他的合作伙伴总守在禁区内的主要原因。我们的防守绝对是进行得不够早。年轻的安迪.沃森是后备队里给人印象深刻的球员，但是后备队教练特迪.斯科特认为还要给他时间去增强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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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重视青年球员，一直在积极寻找新的来源，这使得我可以在阿伯丁的第一个赛季，和一些很有前途的在校男孩签约。尼尔.辛普森在我刚到一个星期就签约了，这时已经开始接受第一年的训练。其他招收进来的孩子还有踢中场位置的伊恩.安格斯和尼尔.库珀，前锋伊恩.波特斯和埃里克.布莱克，守门员布赖恩.冈恩。我还以自由转会招来了圣米伦队的在校学生，踢中锋的史蒂夫.考恩和中场道格.贝尔。所有这些孩子以后在阿伯丁和其他的俱乐部都踢得相当成功，其中有五个人参加了1983年我们在瑞典哥德堡获得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为那个值得记忆的晚上作出贡献的，还有约翰.休伊特，从众多俱乐部的争夺中，把他签下来，是我们主要球探鲍比的功劳。
到了1979—1980年赛季，我坚持球队尽早开始防守，这意味着增加了对锋线队员回防的要求，他们必须要进行骚扰性的争抡。我知道从长远看，体力不支的乔.哈珀不能胜任这种方式，这也是我和马克.麦吉签约的主要原因。我决定选派积极活跃的阿历克斯.麦克利什担任中前卫，立刻就取得了效果。麦克利什的踢法像后卫纠缠住对方不放，是个非常主动热情的青年。他的出现改进了全队的平衡，启用戈登.斯特罗恩担任右前卫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可悲的是，正是哈珀的不幸，解决了队里的问题。没有人希望队员受伤，但正是在哈珀不能踢球的时候，我可以安排我打算使用的前锋组合阿奇博尔德和麦吉。我在阿伯丁队的第二个赛季大获成功，他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失望，我们连续第二年在足联杯的决赛中失利。没有能再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了，这次是在重赛中，输给了邓迪联队。在第一场比赛中，我们踢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但是结果双方都没有进球。重赛在积满雨水的场地上进行，更糟糕的是，因为苏格兰足协的禁令，我被限制在贵宾席上观看，无法与队员和助理沟通。邓迪联队以3比0轻易取胜。为了对他的主教练吉姆.麦克利恩的精明和努力表示敬意，我毫不犹豫地前去对他的胜利衷心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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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没睡好，这相当少见。因为不管在工作上有多大的压力，我一般头一碰枕头就睡着。但是这一次，我的头脑中闪过了无数的计划。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精神焕发地迎接这一天。在队员们来训练的时候，我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开了一个短会，我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再输掉另一场比赛，我说到做到。下一个星期六在对圣米伦的一场比赛中，我实行使用青年球员的计划，让十六岁的约翰.休伊特首次登场。他表现得非常好。他在特迪和帕特的培养下，取得的进步使我不能再更满意了。其他年龄相似的孩子们也是一样，他们使我充满了自信的感觉，这是我在圣米伦队实行青年计划时就有的。发现有天分的青年球员，是使主教练最振奋的事。看到他们的单纯和生气勃勃，让你不由地想起自己当年在比赛时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1980年初，我们为联赛攒足了劲，但是一些比赛延期使得我们在积分表上的地位不明朗。我们和凯尔特人队之间相差十分，但是我们还要多踢三场比赛，其中一场是客场对我们克星——莫顿队。在客场比赛总是难一些，但是去和莫顿队比赛更像做噩梦一样。我们和他们比赛的记录简直骇人听闻。我以前用尽了招数，想打败他们，但是每次他们队里那个高大的天才安迪.里奇总会以一记漂亮的射门让我们败北。这次比赛也不例外，虽然这回是我们的左后卫道格.康西丁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帮助了莫顿队。我刚到阿伯丁时，右后卫是斯图尔特.肯尼迪，非常理想，他在福尔科克队当见习球员时，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左后卫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在那个位置试用了好几个球员后，道格.鲁格威很快填补了这个位置。从那以后，除了在2月23日输给了科尔马诺克队一场外，我们整个赛季就没有再丢一分。这个连续十五场没输的记录，是我们得到联赛冠军的保证。后来一场比赛对格里诺克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那主要不是由于我们1比0的胜利，而是我们拒绝让严冬天气打断我们的赛程，反映了我们不让任何事情阻挡我们夺冠的决心。那个星期六，从清早七点开始，大批人拿着铲子和扫帚清除我们阿伯丁队的主场——皮陶德利球场上六英寸的积雪，我们年迈的董事会主席迪克.唐纳德也在其中。随后而来的是，全队顽强的奋战，以德鲁.贾维的进球结束。而凯尔特人在那天的比赛中失利，使得我们之间积分差距缩小。这时，我们真正地有机会争夺冠军了。
我们还要和科尔马诺克队比赛，接着对凯尔特人队。如果我们以后四场比赛全胜，冠军就稳到手中了。对科尔马诺克队，我们以积分3比1获胜，而凯尔特人那天输给邓迪队1比5。在格拉斯哥一个温暖的晚上，凯尔特人主场上，他们的球迷大吵大闹、目中无人，对此，我们并不意外。这天的球场爆满，气氛令人激动。我们的队员完全没有被这个场面吓住，在打了一场精彩的攻势足球，以3比1获胜之后，意犹未尽。 我说过在苏格兰的足球场上，成功的惟一途径就是打败“老对头”，现在我们把这两个队都打败了，没有人能挡住我们。下一场对西波年队，我们又以5比0大胜，而凯尔特人这天与圣米伦队踢平，这样冠军已经是我们的了。有一个球是安迪.沃森射入的，他没有辜负后备队教练迪特.斯科特的期望和耐心，终于成材。他的主动性、决心和拼抡的能力，使他和另外几个中场队员形成很好的配合。他们是斯特罗恩、麦克马斯特、贾维和斯坎伦。大个子道格.鲁格威被确定为左后卫，阿历克斯.麦克利什取代了威利加纳担当中后卫，和威利.米勒配合，是阿伯丁以后多年取得胜利的基础。
赢得联赛不可避免地使队里的人才成为外界注意的焦点，特别是史蒂夫.阿奇博尔德。他在几个月前就决定离开，下一年他的合同也到期了，这时英格兰的托特纳姆队出价75万英镑，当然让人没法拒绝。我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但是我确实很欣赏他。这个人做事一心一意，为人固执、不圆滑，性格果断。他是个多么棒的球员啊！在我所接触过的前锋当中，他无疑是属于第一流的。在反抗方面，他也是高人一等。有一次，在我们的皮陶德利球场对凯尔特人队比赛中，他演出帽子戏法，一人独中三元，使我们以3比2取胜。赛季后，他把比赛的足球给拿回家去了，这在那时很少见。第二天早上，我在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他一顿时，他坐在那个后来被称为“阿奇博尔德之座”的椅子上，因为他常常坐在那里挨训。二十四小时以后，我正和助理教练安静地享受早茶，办公室的门突然大开，阿奇博尔德把那个球踢到屋子里。球在墙上猛烈反弹，把日光灯都打碎了。“这就是你那个操蛋球！”他说完扬长而去。是啊，那时和阿奇博尔德相处的日子是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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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的另一大损失是帕特.斯坦顿离开了，他决定回爱丁堡去住。我相信那是因为他太太想念她在那里的家庭。这使我非常失望。我很喜欢帕特。他是一个完全真诚、值得信任的助手。甚至我现在想起他来，还是满怀感情。和他家相反，我们全家在阿伯丁很适应。我的工作顺利，证明了足球教练工作最根本的事实：控制一个足球队惟一的办法，就是打赢比赛。
在上一个赛季最后十五场连胜之后，阿伯丁队又开始了1980—1981年的赛季。我们很有希望再次得冠军。但这时是我们俱乐部第一次进入欧洲冠军杯比赛，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特别是以积分1比0淘汰奥地利维也纳队以后，我们下一轮要对多年才有机会遇到的英格兰利物浦队。鲍勃.佩斯利那时是率领利物浦的常胜将军，比尔.山克利（指挥利物浦队在60—70年代称霸足坛的传奇人物）也还在。阿奇.诺克斯接替坦顿担任了我的助理，我们一起去英格兰看利物浦对米德尔斯堡的比赛。
“你好！阿历克斯，你在那边干得不错。”山克利跟我打招呼。我正结结巴巴地道谢时，他又说，“你来看我们伟大的球队？”诺克斯和我像追星族一样，嘟嘟囔囔地说是呀。“啊，大家都想试试。”山克利说。
我们在球场上试的肯定不成功。我们在皮陶德利主场先以0比1失利，然后第二场又大比分0比4输了。用有的队员受伤不能上场来解释这个比分，是行不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名不虚传的大师手下，了解到我们在欧洲规模的比赛中，缺少什么样的技术和训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队员必须学到，在这样的比赛中，一个球队如果轻易地失去对球的控制，肯定会被毫不留情地惩罚。
如果球员受伤不是我们败给利物浦的原因，那对我们不能在苏格兰联赛中保持水准，却很有关系。在离夺冠只差几场比赛时，鲍比.克拉克背部受伤不能上场；麦克马斯特在和利物浦比赛膝盖受伤后，整个赛季都不能再踢；斯特罗恩因为疝气，在12月30日以后也不能再参加比赛。有一段时间，我们以前得冠军时的队员有一半都无法上场。这样，年前我们在排行榜上领先的五分消失了，最后不得不屈居在凯尔特人队后面，名列第二。值得安慰的是，我们青年队员在这期间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他们是莱顿、库珀、安格斯、贝尔、辛普森、考恩和休伊特。我在带领阿伯丁踢了三个赛季后，虽然只得了一个超级联赛冠军，但我相信我们取得了进步。我最高兴的是，当我们和“老对头”对垒时，得胜已经是家常便饭。在那个时期苏格兰的足球势力毫无疑问地已经重新定位。阿伯丁队和它的激烈竞争对手邓迪联队，已经信心十足地取代了流浪者和凯尔特人，成为苏格兰足坛上的主导力量。和后面这两个队比赛，对我们已是一种享受，就像在1982年苏格兰决赛中对流浪者时那样。那次比赛，在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但是我们在下半场完全压倒了他们，只是因为浪费了一些绝好的机会，才使比分成为1比1而进入加时赛。在那30分钟里，我们把优势转换为得分，最后以4比1粉碎了流浪者而夺魁。因为我们在第四轮已经淘汰了凯尔特人，所以没人可以质疑我们获得奖杯的权利。
1981—1982年赛季，我们在客场两场比赛中轻松战胜卫冕冠军伊普斯维奇队，开始了向欧洲联盟杯挑战。但是第二轮比赛时，在休息室里发生的一件事，成为人们的话题，在多年以后还被谈论。那是我们去罗马尼亚和阿吉斯队比赛，我们在主场时已经3比0领先。我的战术是尽量利用我们领先的局势，让戈登.斯特罗恩和我们在夏天刚从圣米伦队买来的突破力极强的左边锋彼得.韦尔在边线迂回，只让马克.麦吉一人打前锋。但是小斯特罗恩有自己的想法，在上半场，他往哪儿都跑，就是不在右边场一带活动。我们的阵型全乱了，在中场休息时，我只能为才以0比2落后感到庆幸。在休息室，我毫不留情地收拾戈登。但是这个小家伙正在调皮捣蛋的兴头上，向我反唇相讥。他那些自以为巧妙的对答，在我听来全是没用的废话。我越说越气，手也挥舞起来，正好打在旁边的一个大茶壶上。这个东西不是锡的，就是铁的，手打在上面，骨头差点断了。疼痛使我火冒三丈，把一个放满茶杯的盘子向斯特罗恩扔去，砸在他头上方的墙上。其他的队员和助理教练诺克斯也坐在屋子的那一边，不少茶水顺墙流到诺克斯的身上，他坐着一动不动。斯特罗恩听从了我的指示，下半场我们扳回两分，以总积分5比2进入下一轮。
我们在下一场对汉堡队，那时伟大的贝肯鲍尔在里面踢自由中卫。他们是强大的对手，那年最后在欧洲联盟杯的决赛中失利。其实我们本来有可能在皮陶德利球场就把他们淘汰。我们以2比1领先，这时斯特罗恩射丢了一个点球。但是休伊特在比赛结束前九分钟把比分拉到3比1。可是我们一个愚蠢错误让汉堡在最后一刻扳回一球，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二场，在德国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被1比3击败，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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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让人失望的两轮比赛的失败，是在苏格兰足联杯中对邓迪联队。我们在客场先以1比0领先，但是主场又以0比3败北。邓迪联队在杯赛中，经常占我们的上风，这特别让人生气，因为我们在联赛中比他们强得多，曾经以5比0和5比1打得他们溃不成军。两队的比赛也是他们的主教练吉姆.麦克利恩和我的斗智，每次失败的一方都设法在下次智胜。我们之间的对抗很吸引人，表明我们已经成为“新对头”。
1982年夏天，我去观看了世界杯比赛，这是我在阿伯丁最令人激动的一个赛季开始之前，理想的序曲。我去西班牙的马拉加省看苏格兰队的比赛，顺便也把全家带到那里度假。虽然凯西抱怨“愚蠢的比赛”打扰了度假，但是孩子们和我一样激动，特别是能有机会看乔克.斯坦率领苏格兰和巴西比赛。
在塞尔维亚球场中，我对我自己的两个球员感到骄傲。威利.米勒成为苏格兰队的中后卫，使我很高兴。他克服了外界对他能力的怀疑。我对那些怀疑没有一条同意。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球员，甚至最近我被要求选出战后苏格兰的梦之队时，他还被包括在里面。他向对方争抡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对球运行的判断和比赛时的精力集中也是第一流。他作为足球运动员，他的意志出类拔萃。在我带过的所有球员中，威利和布赖恩.罗布森在这方面特别突出，对他们来说，胜利几乎就和呼吸一样重要。在这次世界杯决赛阶段中，苏格兰又是在第一轮功亏一篑而不能出线。在非胜不可的一场比赛中，与苏联2比2踢平。赛后，我去苏格兰队的旅馆去看我的老伙计史蒂夫.阿奇博尔德。他正在游泳池边，点了一个汉堡和一瓶昂贵的法国香槟。他应该回到“阿奇博尔德之座”上吃这两样东西。
对足球稍微有一点兴趣的人，都会知道在1982—1983年赛季，阿伯丁队在欧洲优胜者杯赛中赫赫战功。那一年，我们差一点又获得联赛冠军，并且连续第二年获得苏格兰杯赛的冠军。但是欧洲的比赛激励了我们、我们的城市，最后是整个国家。我们对需要和瑞士的西昂队先打了一场预赛，相当失望，但是主场7比0，客场4比1的胜利，使预赛成为走过场。第二阶段比赛就紧张多了，我们依仗惟一的一个进球淘汰了阿尔及利亚的地拉那迪那摩队。下一阶段又在两回合的比赛中以积分3比0战胜了波兰的波兹南利奇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们先在客场和拜仁慕尼黑0比0踢平，阿伯丁市的人们这时开始发狂了。民间流行一些关于阿伯丁人小气的笑话，都是胡说。但是在1983年3月，那些将去皮陶德利球场看我们与德国队比赛的阿伯丁人，都像守财奴那样，把票看守得紧紧的。这是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我们在慕尼黑做出了训练有素的表现之后，人们现在对我们寄予重望。
阿奇.诺克斯和我在这场比赛之前，早就分别去德国探对方的虚实。我们知道拜仁在我们球场时会是多么危险的对手。第一场比赛时，面对保罗.布赖特纳对比赛节奏的控制和鲁梅尼格从后场转到前场进攻的威胁，我们都应付得很好。但是在皮陶德利，他们出人意料地把他们的高个子左后卫弗鲁戈尔放到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高度优势给我们的右后位肯尼迪造成很大的麻烦，特别是拜仁所有的后卫，包括守门员，都有意向弗鲁戈尔传高球。我们在比赛开始后十分钟就陷入危机，拜仁的布赖德纳把一个任意球传给了奥根泰勒，这个高大前卫在二十码外怒射入网。这样我们上一场在慕尼黑没有进球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为拜仁在这场踢平就能出线。
在中场休息之前，我们迈出了反败为胜的第一步。尼尔.辛普森凶猛地冲向对方一个犹豫不决的后卫，强行把球踢入，比分拉平。但是下半时开始不久，我们又陷入痛苦挣扎的境地，弗鲁戈尔一记凌空射门，使拜仁再次领先。我们的希望在逐渐消逝，肯尼迪还在竭力拼搏。球场另一边，对方技术娴熟的小个子边锋德尔海耶给我们的道格.鲁格威也造成很大的麻烦。
现在必须要采取非常措施。我冒险反击，把肯尼迪换下场，让鲁格威转为右后卫，对付弗鲁戈尔的空中威胁。尼尔.库珀补到左后卫的位置，希望他能更好地对付德尔海耶。约翰.麦克马斯特派到中场，加强那里的力量。重新布阵使我们改进了对拜仁队战术的应对能力，进攻也更加有效。他们因为有优秀门将穆勒把关和球门柱的帮忙，才没失球。在终场前十三分钟，我孤注一掷，把我们的优秀前卫尼尔.辛普森换下场，又派上一名前锋约翰.休伊特。休伊特刚一上场，我们就在对方禁区右边得到一个任意球，斯特罗恩和麦克斯特开始了他们多次排练过的方法。他们两人好像都准备主罚，又因为另一个人碍事而假装吵起来。突然，斯特罗恩把球踢到门区前，德国人被假装的争吵分散了注意力，结果让麦克利什头球得分，比分2比2 平。皮陶德利球场沸腾起来。三十秒钟之后，简直又要爆炸了。麦克马斯特接到一个中线附近的界外球，用左脚准确地传给拜仁禁区内的布莱克，后者跳起头球攻门，门将穆勒把球挡开，落到休伊特的脚下，他射门得分。两次换人效果相当不错，但是我并没有自鸣得意，因为我的赌博使我们的中场出现漏洞，缺少了一个善于阻挡对方的前卫，这使得最后的十三分钟让人精神紧张到了极点。不管怎么样，我们球迷欣喜若狂的声浪遏制住了我们的对手，不久，给我们加油的吼声就变成了欢呼胜利的喧嚣浪潮。
在和拜仁慕尼黑令人筋疲力尽的比赛之后，与比利时瓦特西队的半决赛就轻松多了。我们先在主场以5比1领先，后来在客场0比1的失利已经无关大局。但是比赛并没有不让人烦恼的事，它中断了司图瓦特肯尼迪辉煌的足球生涯，他在冲向球场边的木板广告时，被碎片严重刺伤。肯尼迪是个一流的球员，你绝对可以依赖。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非常强，是我在足球圈子里所遇到过品格最高尚的人之一。我相信在教练生涯中，我所作过的一个最好的决定，就是在我们和皇家马德里队的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中，把肯尼迪列入正式的修补队员名单。让不能踢球的人在名单上是一个冒险，但是肯尼迪绝对值得这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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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将在瑞典的哥德堡进行，甚至凯西，这个对足球没有兴趣的人，也被充满阿伯丁的狂热气氛所感动。让我们的几个儿子专心做作业，是她这段时间最头疼的事。我们的1万4千名球迷为了越过北海去瑞典，所有形式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有他们在场，对我们的士气当然是一种鼓舞。球队在比赛两天前，住进哥德堡城外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乡村旅馆里，我的一个瑞典朋友事先为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邀请苏格兰队的主教练乔克.斯坦为我们的客人，在这次旅行中，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更加高大。他为我提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但从来不出风头，这是他做人方式。他给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是，送给皇家马德里的主教练、伟大的阿尔弗雷多.迪斯特凡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做礼物。“让他感到自己很重要，以为你觉得自己能进入决赛已经很知足了，去那里比赛只是过一下形式。”我在决赛的晚上送给迪斯特凡诺那瓶威士忌时，他肯定也那么感觉的。在那时候，我选择上场的人很简单，肯尼迪和道格.贝尔都受伤，只有休伊特备用。
赛前下了一夜雨，场地积水，但挡不住我们占的上风。第一个进球是我们在赛前精心准备的另一个战术。戈登.斯特罗恩把角球发到对方禁区边上，阿历克斯.麦克利什晚半拍赶到头球攻门。我认为肯定进了，但是球碰到了他们的一个后卫，弹到埃里克.布莱克的脚下，他射门得分。上半场晚些时候，麦克利什又作出了一个相反的贡献，向吉姆.莱顿回传不到位，给皇家马德里的桑蒂拉纳一个机会。莱顿把桑蒂拉纳绊倒，结果使对方点球得分。我担心这个错误会对麦克利什的心里产生影响，其实我根本不应该对这个性格坚强的人有任何怀疑。他决心弥补那个过失，以后几乎一个错误也没再犯。我是看着麦克利什成长起来，很欣赏他在训练时的努力和好学。看到他在这样的场合发挥潜力，令人欣慰。由于对方后防有出色的表现，比赛进入加时。他们的后卫斯蒂利克是德国国家队的中坚，他在赛前曾经七个星期没有上场比赛，那天还能踢得那么好，真是让人惊讶。在九十分钟快结束时，布莱克受伤，我只能让约翰.休伊特补上。休伊特开始的表现简直让人无法接受，我在加时赛的下半时，曾想用一个替补队员再把他替补下去。但是休伊特选择在这个时期把他写进历史的纪录中。在整个比赛中给对方右后卫造成极大压力的彼得.韦尔，这时又从我们的禁区附近向前推进。他越过对方几个队员，把球恰到好处地传给了往前冲的马克.麦吉。麦吉冲势凶猛，对方根本追不上他，直到底线附近的绝好位置上。这时，我在看休伊特，他正笔直地向禁区冲过去，而不是一再被告诉的那样跑斜线。在麦吉传中的时候，我正把所有骂人的话都用在休伊特身上。结果，球落在他的头顶上，他给我们赢到了奖杯。
我们在2比1获胜后，回到阿伯丁所受到的欢迎，永世难忘。苏格兰东北地区所有的学校放假一天，估计有五十万人上街欢迎他们的英雄。人们激昂的热情感染了球员们，使我想到迪斯特凡诺在决赛后说的话——皇家马德里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足球队，而是一股不可阻挡的精神。在俱乐部，这股精神是由很多忠实的成员滋养出来的。球员在任何足球俱乐部中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阿伯丁，他们还得到了幕后工作的人们的无私支持，有精明老练董事会主席迪克.唐纳德，也有赛后清扫场地的临时工，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俱乐部的一员。要记下那些帮助我在皮陶德利取得成功的无名英雄，仅仅一张球队队员的登记表格是不够，我的助理阿奇.诺克斯当然是日常工作中和我最接近的人。我们有意见分歧，但是关系很好，我对他非常敬重。有人说我们很相似，那是胡说八道。除了都渴望胜利，工作不计钟点外，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其他相似的地方。我们开车去各地看比赛，当阿伯丁成为苏格兰足球俱乐部第一的时候，我们还在本地区以外开训练班，我们每星期去一次格拉斯哥，在海伦威尔球场培训有前途的年轻人，那个球场就在凯尔特人的主场旁边。可能我和诺克斯还有另一类似的地方——厚脸皮。
在哥德堡的比赛后，我们在理论上还有微乎其微的机会再获得联赛的冠军。如果邓迪联队和邓迪队在最后的一场比赛打平，而我们又胜西波年队7比0，那我们还能夺魁。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三天之后，我们队难以置信地再接再厉，准备达到那个不可能的目标。我们以5比0战胜西波年队。后来邓迪联队又胜了邓迪队，使我们的希望破灭。事实上，我们的进球只比凯尔特人队少一点，如果赛季中我们罚的点球少丢一些的话，我们就会成为第一，而不是第三。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在苏格兰杯的决赛中与流浪者队相遇。我们已经在半决赛中击败凯尔特人队，所以这场比赛我也期待大胜。但是，低估在瑞典的决赛给我们的队伍带来的疲劳，也是很愚蠢的。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一直拖到加时，我们的布莱克才得分打破僵局。虽然我又哄又吓，我的队员就是提不起精神来。结果的哨声响后，被授予奖杯时，我在电视采访中严厉批评他们的表现，说是莱顿、麦克利什和米勒这三个人赢得了奖杯，其他人根本没有参加比赛。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天早上，在阿伯丁的庆祝开始以前，我毫无保留地道了歉。
在下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正躺在床上看报，电话响了，是流浪者队的董事会主席杰克.吉莱斯皮，他邀请我担任流浪者队的主教练。我虽然感到荣幸，还是谢绝了。流浪者主教练约翰.格雷格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卷入驱逐他的事件中去。他的任务从来就不轻松。他是在乔克.瓦莱斯挂帅夺得三冠王的那个赛季之后，才接手的。格雷格本人以前在那个俱乐部当球员时，战功赫赫，这更增加了对他的压力，而阿伯丁队的崛起，对他又是雪上加霜。我对格雷格的为人和他执掌流浪者队的风度非常欣赏。他是苏格兰足球界的一颗巨星，在我的眼中永远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