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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自传:Managing My Life】
Managing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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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故乡的球场上
不管我们的人生走什么样的路，起点总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可能得到最大的福气，就是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里。如果四周的邻居也给你温暖亲切的关怀，那就是上帝对你加倍的恩宠。我对父母的感激是无穷无尽的，对我的故乡——格拉斯哥南部的高湾也怀有浓厚的感情。
高湾是一个有独立自强的精神传统和鲜明的特性的地区，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它曾经是苏格兰第五大自治区，1912年被合并入格拉斯哥时，自然而然地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高湾是世界上船舶制造业的重镇，是工人阶级聚集的地区，当地人对此感到自豪。我在1941年12月31日出生。那时，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造船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实际上，这一带地区在那之前半个多世纪，就以造船闻名。
我还记得在小时候，我等在造船厂的门口，从那些穿着笨重皮靴、浑身油垢的人流中，辨认父亲的急切心情。我从来没有进造船厂干活，但是我的弟弟马丁加入了我父亲的行列，就像住在我们这个地区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从小就认为，造船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住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同一行业中工作，所以共同的经历使人们聚合在一起，重视互相帮助。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些伟大的足球教练，如施泰因、巴斯比、沙克利和佩斯利等人在足球事业取得的成功，是来源于他们煤炭工业的家庭背景。我绝对相信那是真的。同时我也相信，如果我在管理球员方面有过什么成就，特别是使他们对球队忠诚和全力以赴，那就是因为我成长在苏格兰高地劳动人民的家庭，给我带来至深的影响。陌生人可能以为我为我家的房子起名为“仙境”，，是因为它处于柴郡的乡间。实际上那是因为我的父亲和弟弟是在仙境造船厂工作。同样，我的第一匹马叫“昆士兰之星”，那是我父亲参加建造的一艘船的名字。在我的周围，有很多我对故乡的回忆。
我的父亲14岁就离开学校，开始在工厂干活，养家糊口。我祖母常对我讲，父亲是多么勇敢。有一次，他的胳膊被机器卷住，差点被切掉。他的左臂有一大片可怕的伤疤。在另一次事故中，他的左母指被截断。这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法去服兵役。
我父亲在10多岁时，就迷上了足球。他曾说服了格拉斯哥市政府，在他当中居住的格拉斯哥北部为年轻人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后来，这个汉米尔顿山的俱乐部赢得了苏格兰少年组的冠军。俱乐部的左边锋凯斯基以后成为流浪者队明星，在苏格兰红极一时。父亲说起那时候的事，非常骄傲。他自己的足球事业的高峰是在贝尔法斯特，那时，他为格林特兰队踢球。他说，他的队友中有他所见到过的最好的足球运动员——伟大的多哈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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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二十五六岁时又到伯明翰的一家工厂干活，不久重新回到苏格兰定居。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姑娘。他们1941年6月结婚，到12月，我就满月生了下来。
我们在高湾住的街道，很像电影《教父》中，本世纪初纽约的贫民窟。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当时在格拉斯哥评价最差的，有犯罪记录的男孩比例最高。在这个地区住的成年人也不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苏格兰最后被判绞刑的人，就是因为在我们附近的一条街上持刀杀人。被害者是和我同一少年俱乐部踢球队友和叔叔。但是我的童年并没有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我开心地玩耍，无忧无虑。我的表弟克里斯多弗有小儿麻痹症，住在高湾的一个真正无法无天的地区，叫万洛克街。有一次他被几个孩子蓄意欺辱，我的姑妈叫我去帮忙。我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不过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万洛克街一带玩了。
和我一起在高湾长大的孩子，很多后来都进了监狱，或成了醉鬼。在那种环境中，到处都是吸引你走向堕落深渊的不良影响。但是大多数家庭都有一种式人阶级的道德标准，父母们希望能给他们的孩子创造机会。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在这种鼓励下走上正路。但是不可必免地，还有一些人没有勇气抗拒使他们沉沦的诱惑。当然，如果父母的意志薄弱，他们的孩子也就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没有任何人的家庭能比我的更好，弟弟马丁和我一直知道，我们的父母永远把我们的利益摆在他们的利益之前。他们永远觉得，给我们更好的条件都不过分，父母双方的亲戚也给我们各种帮助，使我们受益匪浅。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永远都会留在那里，我做过两次疝气手术，后来因为尿血，又诊断出肾脏有毛病。此外还出过一些其他事故。譬如胳膊上的伤疤，那是我打破学校健身房的窗子，从里面“借”足球出来玩的时候留下来的。因为治病缺课，影响了我的学习，使我的升学考试不及格。这时，我的老师伊丽莎白给予我巨大的帮助，为我补习升学课程。这是我童年时代美好而温暖的回忆，我和她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在后来的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高湾中学录取。但是我的升学比正常人晚了一年，到学校后又等了半年，才被正式安排在一个班里学习。这时，我已经十三岁半，班里同学的岁数都比我小得多，这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感到难为情，特别是和女同学在一起时候，这种挫折感非常深，我很长时间没有从中恢复过来。
这时，上学对我来说是活受罪，到少是在课堂上，这段经历深深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在我一生的经历中，受到相同的挫折还有另一次，就是在流浪者队的时候，我作为足球运动员的能力遭到否定。这两段经历都令人十分沮丧，可能对我造成了永久的伤害。当然从最终来看，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成为推动我前进的动力。但是我正在经受折磨的时候，是没有心思这样想的。在高湾中学，我以前的自信被害怕失败的担心所取代。我是程度较高班级的学生，但是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比我小两岁这一令人伤心的事实，使我放弃了在学习方面跟上他们的打算。课程的压力相当大，在平常的课程外，还有法语和德语。我采取了较容易的捷径，抄袭班里成绩最好的那几位同学，其中有一些人愿意帮助我。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但是我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个英雄，因为我是高湾中学颇有实力的足球队成员。在那个时期，足球一直是我的安慰。但我也意识到，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是两方面的：如果我不是老到公园里自由自在的踢球的话，就不得不把功课学的更好。很显然，我从抄袭其他人的功课上占到了便宜，纯粹只能装门面。我学习水平的真相，肯定会考试时露出马脚。16岁的时候，我应该准备升学，但是校长对我讲了我早已知道的事实：我以前4年的成绩表明，今后再继续深造下去是不现实的。明智的选择是离开学校，到手工艺行业当学徒，我的父母肯定非常失望，但是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非常支持我，没有任何责备。我当上了工具制造的学徒。可是在内心深处，我相信我的前途是在足球上，那是我长期以来惟一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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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尝到有组织的滋味，是我们的邻居鲍伊德先生在我住的小区组成了一个少年足球队，他雄心勃勃地把球队起名叫高湾海盗队，并且选择了和英格兰阿森纳足球队类似的球衣。我想参加这个球队，但是有两个障碍：首先，海盗队参加的是12岁年龄组的联赛，而我那时只有7岁；其次，我没有足球鞋。但因为我发育得早，所以年龄比起球鞋来，是个较小的问题。我的另一位邻居送给我一双旧球鞋，对此我一辈子都感谢他。这样，我从凑热闹的球迷升级为球员。在那时，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上的小学里，没有一个老师愿意组织足球队，所以我们这些男孩只好自己和附近和学校进行友谊赛。其中一个教会学校救世主小学曾经是高湾地区小足球赛的常胜军，里面两个最好的球员布那德和德斯是我的铁哥们儿。后来，布那德移民去了美国当了作家，德斯去阿伯丁队当了职业球员，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到今天，我有时还嘲笑他，说我们小学的球队时常轻而易举地击败救世主校队。我们学校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可惜没有校队，不能参加学校之间的联赛。后来学校里的大多数小球员都加入了周末的圣经学校。加入之后，每星期上两次教堂，但同时也可以成为这个基督教组织中的童子军足球队的成员。
在童子军球队时，我们获得过格拉斯哥地区杯的冠军。决赛采取主客场制，第一场我们在主场获胜。客场离我们的地区大约十几公里，那是我们为了踢球去的最远的地方，好像是去另外一个国家。只有场地的条件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炉渣铺的球场。在夏天干燥的季节，灰尘不停地往脸上扑。一擦，就是眼睛和嘴的四周画出个大圆圈。在比赛结束时，大家的样子都很古怪，我们对此根本不在乎。我们以4比2取胜，大家简直高兴极了，欣喜若狂。教练詹尼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双份的大冰激凌。我们一边吃，一边往回走，球鞋挂在脖子上来回晃荡。这是我小时候最愉快的一次经历。
我和我的同伴们踢足球是从来没有够的。当我们的地区和谐巷少年足球俱乐部刚一露要招人，我和另外几个球友就去报名了。和谐巷队的教练米克，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对我们正式训练的教练。米克在训练场上给我们讲整体配合的意义。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对说教没有兴趣，心里只想把球拿出来踢，但是他还在讲讲传球和跑位。后来，他转过来对我说：“弗格森，你太黏球，必须要学会怎么分球。”我在学校里不算笨，但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分球”是什么意思。在剩下的时间里，我简直等不及要赶回家，好问我父亲什么是“分球”。他知道字典里每个单词的意义，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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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巷队参加格拉斯哥少年足球俱乐部的联赛，最凶狠的对手是布里支顿少年俱乐部。去他们的场地比赛，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像多数地方一样，球场是黑炉渣的，拼抢肯定在身上留下血道子。但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更要命的事。在一次和布里支顿少年俱乐部的比赛中，气氛比平常紧张得多，整个球场都围着对方的支持者。在上半场，我们以3比0领先。中场休息时，前来看球的亲戚安德鲁叔叔走过来向我暗示，比赛结束后，最好快点离开，因为他听到有30多个的一帮孩子在谈论如何威胁报复我们。危险的信息在我们中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立刻传开。米克教练对我们说，他将负责帮我们拿衣服。裁判刚一吹响比赛结束哨子，大家立即向巴拉克街跑，那里有去高湾的有轨电车，虽然大家的精神都很紧张，但我们在下半场结束时，还是以4比1取胜。随后，向巴拉克街的冲刺相当热闹，我一边跑一边想，如果到车站没电车怎么办？幸好有一辆。可以说，这件事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足球比赛的另一面的戏剧性。
在这个时期，我虽然只有13岁，可是已经常参加童子军球队里18岁年龄组的比赛。那时一起踢球的队友和对手，很多后来都成为职业球员，还有一些还是相当有名的明星，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球队里屡建功勋。
我上高湾中学后，立即被选入校队。负责球队的老师叫西明顿，长的样子很吓人，没人敢和他开玩笑。他带的队非常成功，我们一年多没输过球。
在第一个赛季，我最得意的时刻，是在白地杯比赛中与对杰拉德中学的交锋。第一场球1比1踢平，那是个大风天，炉渣场场地尘土飞扬。球员个个灰头土脸，整个比赛像一场闹剧，我们能踢平就算幸运。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圣杰拉德队中一引起球员的家长向我发难，我成了地方报纸《高湾新闻》集中报导的对象。我在那天的表现不佳，使那些家长有借口对我不依不饶。这些大人对我的敌意，让我吃了一惊。但是我的父亲完全不为之所动，只是说，最好的回答就是在加赛当中踢出水平，能给他们演一出帽子戏法就更好。第二天比赛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我踢的极其精彩，真的一人独得3分，来了个帽子戏法，结果我们以6比3获胜。比赛结束前，我从20码外将球射入对方球门的右上角后，忍不住在圣杰拉德队支持都面前疯狂庆祝。这是让闭嘴的最好办法，我父亲说的对。
我们校队在那个赛季获胜，在决赛中以7比1赢得白地杯，又在城堡杯决赛中以6比0夺魁。我们在下一个赛季保持了获胜的势头，取得地区联赛冠军，并进入全苏格兰的盾牌杯决赛，对手是圣帕特中学校队。他们非常强大，队里有6名苏格兰少年队的成员。比赛结果是0比4，我们输了。但是比分完全不能代表比赛的真实情况。在离终场10分钏时，双方都还都没有进球。这时，我们队的守门员手指骨折，不得不下场。 在这之后，我们成了一盘散沙，连输4球，让外人错以为这场比赛是一边倒的屠杀。领队的西明顿老师快气疯了，他不相信我们居然会输。他不是那种太多地想到失败的人，他不停地向我们所有人灌输他对胜利的信念。在那场比赛结束后，他显得很吓人。但是所有的家长都认为他很好，说明他除了不顾一切的竞争性格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品质。我父亲从来不对别人过奖只是西明顿老师是个“好人”。对我来说，这比王室的认可更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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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赛季期间，，格拉斯哥中学代表队也在挑选队员。我和高湾中学的队友亨利都被挑中去测试。本来我们商定，一起去测试场地。但是那一天快到的时候，亨利的继父说，亨利不去了。他太紧张，对自己没有信心。亨利的继父一直在劝说他，要他转过这个弯来，但都没有用，每个干足球这一行的人，都会认识至少一个这样的同龄球员——他有天赋成为伟大球星，但是某个个性上的弱点，成为他不能逾越的障碍。在我的足球生涯当中，无论是当球员还是教练，都遇到不少这种令人伤心的例子。亨利的问题是缺乏自信，这非常可惜，因为他是一个极有天分的右边锋，但是他的理想没有超出在高湾中学校队和和谐巷俱乐部踢球。他在今天还是和当初一样没有野心，虽然四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再和他重新提起这个话题。
我个人在这件事上也不是一帆风顺，但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负责格拉斯哥中学代表队的是利瑟姆，他也是国王公园俱乐部队的重要人物，并在我后来加入那个伟大的业余球队时，再度出现。在试踢以前更衣时，他叫我去踢左边锋，我从差不多8岁起，就没有在那个位置上踢过，所以在试踢的前半场子，显得对这个位置很不熟悉，我几乎就没有碰到球。我父亲平时性格安静，但也可能变得非常火爆。当他看到儿子被安排踢边路，因而有可能落选时，就大步走到利瑟姆面前，告诉他自己的想法。结果在下半场，我回到了平时踢的左内锋的位置。我的表现明显进步。最终，我的一记精彩的长传，使右边锋得分。我在格拉斯哥中学队的位置被确定下来。
我的足球生涯正处在上升的势头时，鼓堂球队也邀请我加入，这是当时苏格兰最成功的业余球队。我开始时不感兴趣，因为在和谐巷队踢球已经很满足。但是鼓堂队不知疲倦的教练史密斯和我谈话之后，我开始动心了。我有个邻居在一个与鼓堂队竞争的俱乐部里踢球，他对我父亲说，这是我所能作出的最好决定，使我可以在更大的限度内，向我的极限挑战。如果留在和谐巷队，是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鼓堂俱乐部有不同年龄组的五个球队，这些队都非常成功。有一年共向专业队提供了三十名球员。虽然在那个时期，苏格兰的天才青年足球运动员相当多，可是能取得这样成就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史密斯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你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如果你在星期六早上为学校踢球，他会省去你赶回家再去鼓堂队参加比赛的时间，自己掏腰包，在鼓堂队附近的餐馆请你吃饭。这就使得你感觉自己的地位比对方球员高出一等。虽然这种想法可能很愚蠢，但是不会在赛场上降低你的自信心。我在高湾中学与和谐巷俱乐部的队友，几乎都不得不能相信我受到这么隆重的待遇。其中一些人可能以为我在吹牛，但我知道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嫉妒。鼓堂队的水平之高，可以从这场比赛的成绩看出：在和莫斯公园队的比赛中，我们以35比0获胜。我在那天踢进9个球，中场队员鲍比踢进12个。而在下一场比赛中，鲍比还被我们的中场球员马克白斯替下场，由此可见队里的人才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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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湾中学踢球的最后一年，虽然才15岁，就已经是18岁球队的成员。我们踢的不错，在联赛中一直打到最后一场。这场我们需要赢，但只是平局。这里的失望在另一边得到了补偿，我补选入苏格兰中学联队，去英格兰联队比赛。我没能上场。可是穿着联队的球衣当替补队员，一样也很高兴，虽然我们最后以3比4输了。
在鼓堂俱乐部，我们15岁组球队表现突出，证明有能力参加16岁组的联赛；这样，俱乐部就有两支球队同时进入一个联赛。开始我们的排名紧跟在年龄较大的那个队之后，史密斯很高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那个队吓住过，虽然他们有几个队员有实力进入很好的职业队。在决赛中，我们15岁的球队打败了16岁的。可以感觉到，史密斯不太高兴，他曾经计划让16岁组取得联赛的胜利，以此拿下所有的重要奖杯。后来，我们又在苏格兰业余杯赛的半决赛中，恶战一场，以1比0击败16岁组，再一次打乱了他的设想。在决赛时，我们不再被局外因素所困扰，终于派上了最强的阵容。这样，我从左内锋的位置后撤，必踢左前位，把左内锋的位置，给最佳的首选汤姆森。那时，他在人才济济的苏格兰少年足球天才中，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几个顶尖人物之一。他确实非常优秀，可惜像很多中学球员那样，没能去当职业运动员，发挥出他们的潜力。他在我们家乡一带的球场上活跃了一段时间后，就移民加拿大，成为流行歌曲作家。在苏格兰业余杯的决赛中，我们在丹地以3比2击败了当地的巴特伯恩队。
第二年，我们又照例升到17岁年龄组打联赛。我们一直踢得不错，但是在苏格兰业余杯的决赛中，0比1输给了卡尔德队，不得不忍受极大的失望。我有一个点球没有罚中。在比赛结束后，史密斯问，为什么是我罚点球，这使我很生气，因为一般总是我主罚。在上一场半决赛时，就是我在比赛即将结束前，罚中一个点球，使我们与阿尔比昂2比2踢平。结果又加赛一场，我们以1比0获胜，才进入决赛。史密斯不高兴的真正原因，是我决定离开鼓堂队，去加入大名鼎鼎的女王公园业余足球俱乐部。他曾劝我放弃这个打算，但是我的决心已定。这是我的童年刚一显示出有足球天赋的时候，我父亲就抱有的希望。
我离开鼓堂队决定，自然也改变了和谐巷队米克对我的态度。他不想让我参加和谐巷队的比赛，我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也有道理，但我还是很生气。因为我已经是俱乐部里资历最长的队员，而且我每星期都参加训练。米克这时面临两难的局面，和谐巷在一个杯赛的决赛中，将面对使人畏惧的布里支顿队。在前一个星期，和谐巷刚在一个杯赛区中1比6输给了布里支顿队。那场比赛米克没有让我参加。但是这场比赛临近时，他决定召我回来。这次我们7比0赢了，我踢进4个球。这是我加入女王公园队之前，踢的最后一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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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种行业的学徒
在我16岁的时候,不是每件事情都那么美好，但是大多数都相当振奋人心。我可以感觉到，生活的道路正在我的面前展开。在刚离开学校的头几个月，事情变化相当快，既有新鲜有趣的经历，也有主人垂头丧气的事情。首先，我开始了制作工具学徒的生涯。接着，我在足球事业方面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入最伟大的业余足球俱乐部——王子公园队。
现在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19世纪，在使足球成为重要的运动项目方面，女王公园足球俱乐部起到过多么巨大的作用。对一般人来说，足球俱乐部只是个名称，出现在每周报纸、广播和电视对比赛结果上的报导上面，我并不是说，女王公园俱乐部的历史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头脑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但是，单单知道它的大本营是汉普登运动场，就足以使我产生敬畏的心情。我已经数不过来，在上学的时候，我有多少次穿过汹涌的人潮，在高湾十字路口挤上公共汽车，经过格拉斯哥南部，到汉普登公园巨大而古老的运动场，看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比赛、苏格兰杯半决赛和决赛、以及其他的重要比赛。而现在，我是威克曼公司的雇员，学习制作碳钢头工具。下班后，我背着训练时穿的衣服，登上25路公共汽车，再转4路到汉普登。这比我当年去看重大比赛的路上，要安静多了。
赛季之前的训练，就是在这个神圣的运动场里面进行。一旦进入训练的轨道，我就只顾得竭力使筋疲力尽的身体跟上去，而没有心思瞻仰四周的环境了。开始慢跑四圈，相当轻松。接着就是把看台上的所有台阶上上下下跳一个遍。我记得，环绕着这个巨大的运动场的看台共有42层。但是这一切远远不能使我在足球面前打退堂鼓。训练的过程确实相当痛苦，但是我还能跟在前面的那群人当中，不被拉下。可是有个小个子叫凯利，我总追不上他。他就像个野兔子。在我知道的所有足球俱乐部里，都有这类人。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台阶上跳上跳下，好像一个受虐狂。我跟在他的后面气喘吁吁，肺都快炸了。这时我深信，这个运动场号称能容纳14万9千观众，可是一点也没有吹牛。
在那个时期，女王公园俱乐部有四个球队：第一队，流浪者队、汉普登和女王公园青年队。俱乐部受到同乡情谊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球员是通过家庭或朋友的介绍进来的。但是这种关系从来不能使你在队里得到主力的位置，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周围争强好胜的青年保证了竞争的激烈。虽然是业余队，但是俱乐部非常认真地看待比赛。我很快发现，如果在球场上与对方发生了身体上的冲撞，女王公园的球员总会自己站起来，这个俱乐部有一种非常好的精神传统，这种手足般的情谊从老队员一直传到最新来的青少年身上。当初的历史是非常愉快的，回想起来，我觉得应该在那里多待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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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我在高湾的两个最好的哥们儿，彼得森和格兰特差不多同时来到女王俱乐部。他们也是离开和谐巷队来寻找更合意的地方（米克教练对此肯定暴跳如雷）。我们三人很快成为青年队的正式队员，和一些很有前途的小伙子一起踢球。我知道比我大一岁的守门员吉姆也来自鼓堂业余队，他很快用事实使我相信，他具备守门员必备的一切条件。在这方面他简直有些疯狂。一天晚上，在去汉普登的路上，他在我前面，我看见他在通往下面运动场的小山坡上爬来爬去——他正在练习扑球，不停地向想象中的足球飞扑过去。他不断刻苦练习，终于成为哈兹队的职业球员，并代表过苏格兰参加比赛。女王公园青年队的比赛是在汉普登主运动场旁的较小球场进行的。那里的场地状况总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如果外出打比赛，场地条件就没那么理想了，只有忍着。在青年队打了几场比赛之后，我就升到了汉普登队。这个队参加的是不分年龄的联赛。在这种比赛中，成年人对青年节人是毫不客气的。我们有一场比赛是在伊格沙姆，这是在格拉斯哥南面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镇。但是我对那里的记忆，除了通往球场道路两旁的水田外，就是球场上对方的球队，表明这个城镇里有十一位铁匠。伊格沙姆是那时苏格兰最厉害的业余球队之一，是汉普登球场中业余杯决赛的常客。但是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队的块头。虽然以我的年龄来看，我的个子算高的，可是我很瘦。而且那天比赛的场地泥泞，拖慢了我的速度，所以我不断地被对方冲撞，相当狼狈。回到高湾的家里，要转三次公共汽车。在路上，我犯了一个错误，向我的父亲抱怨对方冷酷无情。“那对你很有好处，”我被告知说，“如果你受不了，就别踢球。”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被教训了个够。幸运的是，伊格沙姆和他队中的那些巨人迅速从我的生活中闪过，我很快又被提升。到10月中旬，我到流浪者队当替补队员。虽然当替补我也也愿意，但是有时候被派回青年队，去打重要比赛，也令人非常高兴。青年队的从都和我的岁数差不多，我和他们大多数的人关系很好。另外，我很喜欢青年队的负责人勃盖斯。他对待青年球员的方法很有一套，总让你觉得自己在他那里受到重视。回想当时那一切对我的意义，我现在当教练时，总尽一切努力使青年球员受到热情的鼓励。
我在威克曼学徒的第一年，工头的名字叫尼摩。他的特点我还记得。说实话，对学徒进行老一套恶作剧，我并不太在乎，像被戏弄或多干活等。可是尼摩先生是另一类人。对他，我不是害怕，是恐惧。他最喜欢干的把戏之一，就是用放在工作服口袋里的小螺丝帽打你的后脑勺。如果他路过时，看见你在开车床时说话，你的头盖骨就会挨这么一下。甚至在工厂外面，我也不觉得安全。有一天晚上，我在舞会上遇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并得到允许陪伴她回家。我问她干什么工作。
“我在西灵顿工业区的一个办公室工作，”她说，“你呢？”我告诉她我是制作工具的学徒，也在西灵顿。
“什么地方？”
“威克曼公司。”
“威克曼！我爸爸是那儿的一个工头。”她对这个巧合很高兴。我可不那么高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姓什么。当最可怕的事情证实以后，我差点没尿裤子，赶紧找了个借口溜了，庆幸连亲她一下都不得没敢。虽然我什么事也没干，但是在以后的那个星期，每当他走进我的时候，我就吓得快瘫了。如果他认为我对他家的人无礼，没准儿会使用比他口袋里的武器更重的家伙呢。
我挣工资的第一年，时间过去的相当快。在这期间，我学习工具制作的各种技术。有时操作不同的车床，然后又开磨床，以后又干铣工。我最糟糕的是在电工部门，什么也干不了。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真高兴。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给电死。对更大方面的担心，就是工厂的前途。裁员很普遍，我是新去的雇员，当然就更不容乐观。后来，我被叫到总经理办公室去谈话。一般来说，我不会为这个担心，因为总经理马尔科姆是我父亲的远亲，和我家关系不错。但是，形势那么不景气，我去的时候，还是很担心。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等着叫进去的时候，我回想起，我当初是如何拒绝了去另一家实力雄厚的工程公司，而来到这个半死不活的工厂的。我曾经还有机会去税务局工作，但是我没有考虑那个机会，因为那里星期六也有工作，而我在星期六总是非常忙。因为我的头脑中有那么多的不祥预兆，所以坐到马尔科姆面前时，我不禁直打战。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在那时对我的前程最有帮助的人之一。有一个让我去威克曼在考文垂的工厂的机会，他正确地排队了那个可能性。因为我在足球方面的志向，去考文垂对我和我的父母都不合适。所以他考虑了另一个选择，让我转到兰德公司再干一年学徒。他已经向兰德公司的人事部打了招呼。马尔科姆真是太棒了。没出几个星期，我就去兰德公司上班了。兰德也在西灵顿工业区里，离格拉斯哥机场五公里，就在我家住的高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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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推测，如果我去了考文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没有足球，我不能想象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虽然我也能在英格兰的中部地区找到我对足球狂热发泄的出口，但是在事业初始时期，与本土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无法迁移过去的。我的大多数日子都是以有关足球荣耀的梦想开始的，而这些梦想的背景又都是苏格兰。有的时候，我得到机会，一个人拿球进入空无一人的汉普登球场（女王公园俱乐部的一个老管理员对我格外照顾）。在里面，我的梦想更加明确。我在球场里带着球，从一个个禁区跑到另一个禁区，拔脚向空门怒射。这时，与其说是练习，不如说是幻想。汉普登球场大门后的门网，在足球的冲击下，向后摆动， 又飘回盖住足球。每次我弯腰从里面把球捡出来时，都感到一种激动的震撼。当我在空旷的球场上来回冲刺时，仿佛听到十几万人在呼唤，庆祝我在与英格兰的决赛中，踢进决胜的一个球。我承认，我有时也在汉普登联想起我以前的经历：上个赛季在与卡尔德队比赛时罚丢了点球，高湾中学在苏格兰盾杯决赛时，结束前10分钟与圣帕特队0比0踢平，而最后以0比4输掉。我肯定没有必要逃避女王公园俱乐部的现实生活，因为我在里面的感觉越来越愉快。四周人给你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对我的支持尤其多的是奥曼德，他是一个资深的老队员，俱乐部的人都很尊敬他。在大多数的晚上，奥曼德都陪着彼得森，格兰特和我走到公共汽车站，给我们很好的建议，送我们上汽车，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回去。女王公园俱乐部的人互相关心体谅，并且有团结一致的精神传统。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俱乐部的热爱程度急剧上升。
在11月底，离我17岁的生日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被出人意料的调到第一队。我代表第一队初次登场，是在斯特兰瑞尔进行的客场比赛。我们从格拉斯哥的中央火车站上车，去苏格兰西南部的这个巷口城镇。我坐在车厢里，听着那些老队员的谈话。他们都是真正的女王公园球员，继承了它的传统，愿意在他们的全部足球生涯中，都穿着俱乐部黑白横道的球衣踢球。他们中间有两个人，后来进入职业队，并代表过苏格兰：霍尔特，英勇的左后位，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在哈兹联队踢了一阵成功阵的职业联赛后，现在格拉斯哥开出租汽车；贝尔，在利兹联队表现的很成功，后来去美国传教。多年之后，我常想，为什么女王公园有非常棒的足球队，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可能是我要继续进行的幻想。无论如何，我作为第一队的球员在斯特兰瑞尔的初次亮相，几乎是一场噩梦。我的问题出在让我踢右边锋，这完全不适合我，也不适合对方的左后位——那是一辆小坦克，叫麦克奈特。在一次冲撞之后，我们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个畜生咬了我一口。在中场休息时，教练对我吼叫，说我的斗志不够旺盛。
我们队里没有人躲着对手，他喊到，“你要向他们冲过去，你来这个队的时候都说你能行，你怎么了？”
“他咬我。”我低着头说。
“咬你？”他叫起来，“你再咬回去！”
如果有人认为，苏格兰大名鼎鼎的业余球队太斯文，不敢在球场上争抢的话，这种想法肯定很快就从斯特兰瑞尔队员的头脑中消除了。。下半场的比赛是一场战争，我们的队员向他们猛烈冲击，哈斯蒂跑到右半场踢了麦克奈特一脚。在我们球队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精神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要知道，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肢因为如此拼命，而挣到一个便士。他们这种仗义的精神，使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我遇到过的大多数足球运动员都高。查理的动作超出了裁判的容忍限度，他和对方的中场辛普森都被罚出场。总的来说，这是我进入成年人比赛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前奏。随后的那个星期，我在汉普登球场对阿洛队的比赛中，头球得分。我们以4比2赢得那场球。在那个赛季，我为第一队踢了不少场比赛。
在球场之外，我的眼界也开阔了。我有了了第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卡琳。她和尼摩小姐一样，也来自高湾附近的地区，但她不是工头的女儿。我和卡琳的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半。后来就像大多数第一次的浪漫故事那样结束了。我们不时地又重新相聚，直到她去了美国并结了婚，才最后终止。我不但记得她的秀丽可爱，而且还记得她的母亲——一位坚强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我非常好。她的慷慨好客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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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我过了第一个在童子军夏令营之外的假期。我与队友约翰和康纳尔到后者在都柏林的叔叔家去住。我们享受了美好的时光，我也第一次体验到旅游给予我的自由。到柏林后来成为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这个伟大的城市最初给我的印象就是自行车多，好象每个人都有一辆。在沃康尔街尽头的桥附近，穿过街道要冒很大的风险。当然，我们几个来自格拉斯哥的小伙子们对自己的警觉也很自豪。这促自豪感一直延续支我们遇到一个街头摄影师，他在表演如何立刻冲出相片来。我们每人交了一镑钱，这位老兄就忙着操作起来了。他给我们拍了照，把底片放在一种药水里。天那，照片就出来了。我们拿着照片走过利菲桥，惊叹着照片术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们到达河另一边的时候，照片只剩下一片棕色的影子。再走几十米，人像整个不见了。我们冲回原路，找那个摄影师算账。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早就应该知道的——无影无踪正是他的拿手好戏。气消了之后，我们开始笑起自己来。那个假期充满了可笑的事。事到现在，约翰和我碰到一起时，肯定还会有都柏林的故事可讲。
康纳尔40多岁就死了，这使我非常震惊。他和我在那次都柏林的假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可我还不时地的足球赛时看到他。他是个安静的好人，我总是很高兴的和他见面。显然，他在妻子猝死之后，无法再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在那以后，他已经没有心思再活下去了。当我和约翰对很久以前的爱尔兰无忧无虑的日子怀旧时，我们的回忆中，有了一个阴影。
从都柏林的远游回到格拉斯哥后，我和同伴常常去佩斯利街。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贝尔咖啡馆。在那里可以听到最新的唱片，一边喝可乐，一边聊姑娘。然后我们会沿着佩斯利街闲逛，找点蠢事干干，证明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消遣的时候，是多么没有理性。通常是我们之间互相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是有一个星期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外部目标。那天，我们正好路过一个婚礼，满脸通红的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麦克奈特，那个斯特兰瑞尔球队的吃人生番。我告诉伙伴们我在球场上被咬的事，随后的惩罚就是无情的了。他那时不能干别的，只能和新娘站在教堂的入口堆出一副笑脸。“滚蛋，你这个流氓，谁会和你结婚？”这是我们尽量走近他，向他祝福时说的话，直到一个老妇人责打我们，把我们赶走，才算完事。高高兴兴地进行了报复，非常过瘾。但是我也希望，我永远不要再遇到这位新婚丈夫，无论是球场里面，还是外面。
我在女王公园俱乐部的第二年，为第一队参加了更多的比赛，但这还不能使我满足。去当职业球员的想法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这时候，我已经有了选择的可能。在圣詹姆士公园球场举行的一次国际青年比赛后，纽卡斯尔联队和我进行接触。虽然由于我是学徒工，去英格兰不太可能，但是他们对我感兴趣，仍然让步心里很满足。纽卡斯尔对那场子比赛看法很有意思，因为我并不认为我在那一场比赛踢得很好，在那次有五个青年队参加有国际比赛中，我代表的苏格兰一场没输。我对自己在其他场次的表现更满意一些。在圣詹姆士的那场踢平，对手英格半队中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选手，不仅仅是一个叫维纳布尔斯的中场球员（注：维纳布尔斯在90年代中期为英格兰队教练）。当我向维纳布尔斯提起他那时的卷发头时，他笑了。他总那么引人注目。在英格兰青年队马丁·彼得也是中场。前位是阿伦布洛，他是斯托克城的球员。守门员是埃弗顿队的韦蒂尔斯。中锋是斯珀队的索尔。我们很幸运，在那场比赛中，赫司特、斯蒂尔斯和玻尔都不得没有上场。他们在那时也都是英格兰青年队的成员。苏格兰队也不差，我们的右边锋是汉德森，他是流浪者队的出色球星。其他大多数人也都参加成人队的比赛，其中一些人已经相当成功，像阿伯丁队的莫瑞，西布队的罗蒂文森。在那个时期苏格兰持续出现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用多说，像布里纳、蒙瑟和本曼都是差不多同时从学校或俱乐部上来的。今天在英国有可能同时出现这么多天才球员吗？
我转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我很难作出冷静、正确的决定。威利·尼尔，圣约翰斯通俱乐部的球探，一直在向我纠缠不休，不让多有安宁的时候。他不断地对我唱高调，历数着去圣约翰斯通的好处。他的主旋律是：去那里等着，你可以肯定成为踢甲级联赛的主力队员。为什么青年球员都要听信这一套？我在任何时候和青年球员签约时，都要强调生活的现实。没有任何人，只有你自己，才能保证你是否能当上主国队员。你在场上的表现，决定了你在队员的位置。对球探和教练们的那些空头支票，都不要理睬。假如我现在是青年球员，我是不会与那些乱许诺你当主力队员的俱乐部签约的。回顾过去，后悔以前所作的决赛，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很快就知道，离开女王公园是一个错误。而没有去征求奥曼德意见，是更大的错误。很多年之后，和奥曼德聊天时，我可以感觉到，我对他缺乏信任，曾经使他非常失望。你从生活中学习，但有时太慢，太晚了。我将怀念女王公园俱乐部极好的团队精神。可惜，像大多数年青人那样，我匆匆忙忙地做出了决定，以业余球员的身份，加入了珀斯市的圣约翰斯通俱乐部。我不知道在珀斯等待我的是好是坏，但是参加甲级联赛的吸引力，让你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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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满的职业球员
我和圣约翰斯通签约，是干了一件蠢事，因为那时我不了解效忠是有限度的。珀斯市圣约翰斯通队在格拉斯哥的球探尼尔，是当地青少年俱乐部的教练，我在学校时，曾在那里接受过训练，我对此很感激。这种感激的心理，使我极易受到尼尔吹揍的影响，而被他所左右。我去圣约翰斯通（开始是以业余球员的身份签约一年）是由于无知而犯了大错，最终导致成一场灾难。虽然还没有到绝望的程度，可是我回想起来在珀斯的日子，就不寒而栗。很明显，即使相信尼尔的弥天大谎的一半，我也是个傻瓜。但是，就算我幼稚无知，他所做地承诺和事实之间的差距，也太过分了。想当主力队员是自然的愿望，而竭力争取基本的交通费则不是。每星期六，我需要从格拉斯哥到珀斯往返来回两次。这笔花销（还不算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容忽视的。对我来说，晚上的训练从下年4点就开始了。我从这时离开在西灵顿工业区的兰德工厂，乘公共汽车到郊区火车站，坐火车到格拉斯哥中央车站，再叫出租汽车去布查南街另一条火车干线的车站，5点从那里出发，坐两小时的火车到珀斯，再搭出租汽车去牧尔顿公园，从7：30分开始训练，回程也不容易，从珀斯出发的火车开往伦敦的，比我去时的火车快的多，但不幸的是，它不去格拉斯哥，所以对我最方便的车站是科特桥。 我大约从11点到科特桥，赶另一辆公共汽车或火车去格拉斯哥，再换公共汽车从格拉斯哥市中心到高湾。我差不多1点才能躺在床上，6点又得起来去工厂上班。光把这一次写下来，我就筋疲力尽了。但是报销这些交通费，又是一场奋斗。根据规章制度，我们业余球员在每星期六把开销的证明交给秘书，但我们也知道，这仅仅是一场复杂游戏的开始。到下星期，根本不会有付款的迹象。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敲布郎教练们的门——他后来成为苏格兰队的教练。当然，布郎先生从来不对我们撒谎，但是他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给那些应付给我们的钱。他如果不说问题出在秘书，或银行，或会计那里，那么，当地形形色色的商人就会出现在他的故事里。想让布郎先生痛痛快快地付钱？那比从石头里抽出血来还难。
也许他认为我应该自己付交通费。因为旅途的火车上，有很多老队员也在上面。他们说说笑笑，气氛非常活跃，使人愉快。我虽然也很欣赏他们那些俏皮话，但是我更喜欢与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两个成为我的好朋友：乔·汉德森，速度厅快的左边锋；约翰·贝尔，头脑聪明的前位。贝尔后来移民澳大利亚。他回来的那天，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当然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在当时，我们一起交往，做年轻人喜欢的事。在我的记忆中，1960年夏天赛季前的训练，每天都是阳光明媚，宽阔的牧尔顿公园可能是苏格兰最好的足球场地，这肯定会使那些胸怀大志的足球运动员们产生美好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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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很快就开始了，这时又新来了一个人。“从来没听说过他，”我对自己说，“吉米·戈尔德，这家伙从哪来的？”不管怎么说，这肯定对我是个坏消息。这意味着，教练又会拍着我的背说“好好等着，会轮到你的”。当这位新队员在第一场比赛出现时，我已经从父亲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消息。父亲告诉我，戈尔德曾经是埃弗顿出色的球员。但是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要超过我们将是非常困难。他的体重至少超重6—7公斤，对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已经很多了。戈尔德在开始的时候，显示出了超过常人的能力，但是秋天一到，他状态就急剧下降。很快，他又回到了英格兰，准备面临另一个挑战——在法庭上。他和其他一些更有名的球员被起诉打假球。戈尔德被指控为主谋，所以裁决时判刑最重。我们和这个阴谋家的短短接触，在随后的好几个星期都是球场休息室内的主要话题。所有的人都在讨论那件丑闻的本质。虽然不能肯定，但是我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是在60年代初，苏格兰的一些比赛也不那么干净。固然戈尔德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可饶恕的，可是毫无疑问的是，那些主要球赛组织者的贪婪和冷酷，造成了一种环境，使欺骗得以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15年，很多球赛（特别是在英格兰）都爆满，收入大量增加。但是，根本没有考虑相应提高球员的报酬，也完全不想怎样改善几代球迷都在忍受的肮脏破败的看球环境。这些钱都到哪去了？这些钱的滥用，比起那些无耻球员的卑鄙策划，更加恶劣。
我在圣约翰斯通的第一个赛季，仅在第一队的比赛里踢了十分钟，心里当然不满意。我暗自思量，我作为一个业余球员，要在赛季结束之前，好好踢出个样子来。虽然我很失望，有段时间多也喜欢当候补队员。必须承认，有的比赛相当吓人，最厉害的是凯尔特队的后备队员遭遇。他们中后场子的防线有三名粗野的大汉：库士雷、麦克那米和科里拉。其中麦克那米最为恶名昭著。在一场比赛中，我与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可能是不太聪明的作法。在双方队员的劝解下，才把我们拉开。麦克那米习惯用鼻子说话，这更增加了威胁的意味：“比赛完了我就宰了你这个兔崽子。”因为周围有裁判的那么多球员，我也壮着胆子回骂他，并说我在比赛后等着他。以后的比赛时间里没有再发生暴行，我的心里也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我洗完澡，梳着头往外走时，场地工作人员说有人在等我，我以为是朋友或亲戚，就探头往休息室外看，通过长长的走廊，我看见麦克那米正在那一头站着。我差点没晕过去。虽然我决不是胆小鬼，也有自卫的能力，但对方是个恶魔，所以还是要理智行事。所以我又回去梳头，一直等到凯尔特人的教练喊他们的人离去。几个星期以后，我正在格拉斯哥的一家裁缝铺做衣服，这时这位大汉也进来了。幸好，他有太太跟着，因此行为非常检点，甚至还跟我打了一下招呼。上帝知道，我的心这时才放下来。
在1960—1961年赛季，我们第二队战绩辉煌，终于打到了候补杯的决赛，与福尔科克队以主客两场决胜负。第一场在福尔科克，激战之后，以3比3踢平，使我们下一个星期在珀斯主场比赛处于有利的地位。这场决一胜负的比赛在星期六举行，所以我父亲可以去看。我们一起从格拉斯哥坐火车去珀斯。在途中，他说肚子痛，不停地去厕所，脸色灰白，令人担忧。他不让我担心，后来我也以为那只是一阵腹泻。这场比赛，我们以2比0击败福尔科克夺得奖杯。这是这个赛季一个漂亮的结束，我相信这时我如果转到一个新的俱乐部，我的运气一定会好起来。但是父亲的病情使一切都改变了。他的肚子痛被发现是肠癌引起的，他立即去医院做手术。1961年，做结肠开口术远没有今天这么普遍，我们全家人都很担心，母亲天天在祈祷。当我在手术前去看望父亲时，他忧心忡忡，甚至对我说，如果他过不去，我要好好照顾妈妈。说实话，我吓坏了，根本不知道该对父亲说什么。我像所有人会做的那样，向我父亲保证，一切都没问题。第二天，我在兰德工厂的午餐时间向电话亭冲过去，给医院打电话。但是我只被告知，弗格森先生已经出了手术间，症状缓解。那天下午，我不能集中精力干活。最终，我得到的消息还算不错，手术成功。当然，我父亲在他一生中剩下的时间里，随身都不得要带着一个袋子。因为家里没有洗澡间，所以洗澡和换袋子对他都不得是一种羞辱，但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报怨过。
我知道父亲再也不能在船厂干重活，他的收入会大幅度减少。我决定这是我当职业球员的时候了。所以当布郎给了我一个当职业球员的机会时，我过于急切地接受了。我父亲听说之后，火冒三丈。虽然我有很好的主观愿望，但我也承认他完全正确。我的签约费是300镑，免税。我真是个笨蛋，但是决定已经做出，就只有继续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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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赛季，我代表第一队参赛区更加频繁，并成功地射入几个球。事实上每个球对圣约翰斯通都很重要，因为它正面临要降级的紧要关头。在赛季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阿比昂队降级已成定局，我们和另外四个队混战：福尔特克队、瑞斯海盗队、埃尔居队和圣米伦队，争取保级。这场戏一直演到赛季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主场对邓迪队。这场比赛决定我们是否保级，对邓迪来说，决定他们是否能当冠军。邓迪只要一分就能夺冠，但是积分仅在其后的流浪者队在主场对科尔马诺克队，所以邓迪不会满足于踢平。避免降级要进行小数点以后的精确计算，因为计分不但要算进球的差额，而且要算进球的平均数，即用进球数除以失球数得出。我们相当乐观，自信不会给数学家出难题，因为所有其他四个面临降级队，都要同时获胜，才能使我们处于险境。而且那四个队的对手都很强大，是联赛中排名较高的队。我们赢邓迪的机会很小，而布郎教练采取了古怪的策略，使这种机会又大幅度下降。他让我们的中场汤姆森踢左后位，去对付邓迪队伟大的史密斯。他们这位右边锋有优美的风度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虽然已处于他事业的黄昏时期，但是身体状况非常好，是我们最惧怕的对手。在那个时期，邓迪队没有明显的缺点，是具备夺冠一切条件的整体。即使在今天，几乎40年过去了，他们那时候的球队还是令人羡慕的。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牧尔顿公园体育场爆满，看台顶和场边的跑道都坐满了人。在理想的环境和气氛中，我目睹了一场最令人难忘的边锋表演。可怜的汤姆森被弄得士气低落，头晕脑涨。在下半场时，正当史密斯把球从他的内侧突然转向外侧过人时，汤姆森已经不能自制，他不管球在哪，回身去追他的克星，挥脚猛踢。对这种严重的伤害行为，只判犯规是不够的，应该判刑。
临近终场，我们以0比3落后，这时我跳起从对方球员上空头球攻门入网，但是被判无效。接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场上挤满了邓迪的球迷，庆祝胜利。当我们到休息室时，才痛心地知道，那个被判无效的进球，对我们有多么重要。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与我们命运相关的四场比赛，每场的结果都对我们不利。和我们一样有可能降级的四个队，全都战胜了比他们强大的对手。我们以平均进球数低0.0471而降级。
当我星期一去兰德工厂上班时，心情仍然很压抑，没有心情容忍我的同事迪克的取笑。他说我们队在星期六溃不成军，使得他所支持的流浪者队没能得冠军。我打断他的话，劈头盖脸把他臭骂一顿。他给吓呆了，默默地走开。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到我的工作台旁，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话。
“我知道你在星期六很失望，”他说，“也许我不应该拿这种事开玩笑，但是你如果再像刚才那样对我讲话，我就把你的脑袋塞进那个机器里。”这种悄悄话让我很难忘记。
降到乙级队对圣约翰斯通的所有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拖家带口的人损失最大。我是单身汉，除了球员工资外，还有学徒工的薪水做补充，所以还过得去。当然，我和其他人一样，决心使我们队再升回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锦标赛中踢进九个球。我的竞技状态提高，是因为我停止了每星期去珀斯的训练。工具车间的总管对我每次长途跋涉之后，工作时疲惫不堪的样子看不下去了，因而进行了干预。很明显，布朗对于让我在格拉斯哥地区训练感到不快，有一段时间，我不招他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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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在卡什金公园训练，但那里的全职球员和业余的混在一起，所以有的晚上只有我们6个人参加训练。因此我又转到了阿尔维，那里离格拉斯哥有几英里，有火车直达。阿尔维的球员训练很艰苦，这正是我喜欢的。教练莫里森喜欢让我们练竞走，在大街上健步如飞，姿势很难看。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就会变成小跑。参加过这种训练的人，都知道这极其艰苦，但是没有人报怨，至少阿尔维最有经验的球星丹坎如此，没人走得过他，他也因此引以自豪。我们四周总有些怪人。
圣约翰斯通的升级给珀斯带来了欢乐。但是我开始走倒运。教练又招了新球员，以防球队又降级。而我不想再做一个赛季的候补球员。候补球员的情况有些混乱，不管是不是教练的责任，队里对左边锋产生了一种迷信。有一段时间，加上我共有20位球员为这个位置 作训练准备。我不想只做一个供球者。去创造另一位伟大的中锋。我注意到很多有关我今后动向的推测，最终，布朗教练说他与瑞斯海盗队的教练克威达成一笔交易，我表示强烈反对。但是不久，这个协议对我可能就适用了，因为我的面部严重受伤，一时不能参加比赛了。那是十月初，我们在本场子和阿尔维的后备队比赛，他们们踢球的强悍作风 ，我在训练时就早已领教。不出意料之外，双方的拼抢相当厉害。我和他们的一个老牌后卫司特华撞上了。在整修比赛中，双方队员的动作虽大，但还有控制。可是我在用头顶一个反弹起来的球时，突然眼前一片漆黑。等再知道事的时候，正躺在休息室里，等救护车拉我去医院。司特华德用脑袋结结实实地撞了我一下。我的大多数队友都说是故意的，我也这么认为。当然我的动作也相当猛烈。你要靠剑谋生，就要做好在剑下丧命的准备。到我病床前来看我的外科医生还带着餐巾，他说我帮了他一个忙，因为那顿晚饭特别难吃。我很高兴这时还能帮上别人的忙！
我的面颊骨破裂，鼻骨骨折，眉毛上面的头骨也裂了。医院的工作人员非常好，他们与我父母联系，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并说我在手术后的状况有了缓和。在以后两天，我都独自在那里忍受疼痛，俱乐部里没人来看我。我感到被人遗忘了，心情沮丧。我也想象，队友可能以为我已经出院了。星期二，布朗教练来了，领我出院，开车带我去珀斯火车站，好让我坐火车去格拉斯哥回家。这个旅程肯定对我的心理产生影响。我的脸被石膏裹着，每个人从我身边过去，都要再回头看我一眼。
石膏在我的脸上包了六个星期，使我看球都很困难，更别说踢了。而且我的另一方面的工作也发生了很多事。工厂乱成一团，罢工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我总是很认真地参加工厂的活动，但我必须承认，在一次这种气氛高昂的集会中，我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力听发言者的演讲。有一个岁数较大的女工是我的好朋友，常向我提供新来工厂的姑娘的信息不久前，她又告诉我，有个姑娘在泽西的旅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转到我们的工厂来了。我顺着她指点的方向一看，印象深刻。她长的很俊俏，走路姿势迷人，屁股很可爱。我经过认真调查，知道她名字叫凯西·荷丁，老家在托瑞格林。在这次集会中，我发现她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我没法把我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似乎她也是一样。不过考虑到我的脸上都是石膏绷带，以为她的好奇是浪漫，那就太自作多情了。我则确定是如此。凯西的名字已经在我发起进攻名单上排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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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我的石膏刚一拆下，我就参加了比赛。结果让人震惊。与恺尔特人后备队的比赛，给我们带来精神上，而不是体力上的痛苦：我们以1比10惨败。在我受伤后的第二场比赛，科尔马诺克后备队狂胜我们11比2。这些结果加深了我的悲观结论，即我的足球生涯已走到了尽头。我就在这期间，开始了移民加拿大的念头。私下回顾我在足球方面停滞不前的原因，我必须承认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如果你要当运动员，你就必须全力投入，并准备做出牺牲。我在这两方面都做的不够。我并不热爱工具制作，但是当了学徒，就不能全力以赴地踢球。我的态度非常混乱，越过大西洋移民加拿大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加拿大需要工具制造工匠，我认识的一些人去那儿以后，挣的钱比我们在苏格兰多得多。所以在1963年冬天，我实际上是在寻找一条轻松的退路。圣约翰斯通倒霉的后备队将在12月21日星期六与流浪者的后备队在珀斯对阵，我想借着要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而免去这一难。我在考虑移民时，先做了一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逃避，跑到祖母家去住。父母家的气氛，由于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而变得非常不愉快。在圣约翰斯通的经历极大地动摇了我对自己在足球事业上的信心，开始了无节制的享乐。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父亲在我身上闻到酒气之后，一场可怕的争吵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回想起来，我能理解我的所作所为使父亲多么失望。他为了使我们兄弟俩成为足球运动员，投入了无数的心血和希望，在那时候，，躲避不断地争吵和被说成败家子的最好去处，就是祖母家，在那里可以得到老年人的溺爱，这是我自私的自我保护。而这对我家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在好转之前可能还会恶化。但是情况的改善来得非常突然，非常戏剧化，涉及的范围极广，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解释所发生的一切，是不容易的，我只能讲述所发生的事实。
12月20日星期五，我决定不要再为圣约翰斯通后备队踢球，特别是在第二天对流浪者那场比赛。我感觉不能再承受一场失败。所以，我说服我弟弟的女朋友帕克给布朗打电话，冒充我母亲，说我感冒了。因为我家没有洗澡间，我常常去附近的游泳池，在那里除了游泳，还能来个蒸气浴。当星期五我下班到那里去，就开始后悔我利用帕克的懦弱方式，我对此并不自豪，但是回家时，也对家里对我的接待方式没有准备。看到父亲震怒的脸色，我倒亲不太惊讶，使我吓一跳的是，母亲在弟弟和他的女朋友面前，对我大发脾气。在我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这样训斥我，我母亲愿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和我谈话。而我父亲（我知道我继承了他的这一性格）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不说话让事情过去。大家充满了敌意，弟弟马丁阴沉的脸色，更加深了紧张的程度。我正在力图使自己适应这种压力时，母亲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电报，是布朗打来的，只是说：“立刻给我回电话。”
“我怎么办？”我问母亲，但是父亲给我回答。
“你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去电话亭向教练道歉，不然你永远别再进这个家门。”问题确实严重，我根本没有提吃晚饭的事，就向高湾路最近的电话亭走去。我到今天还记得这个电话号码：斯坦利267。斯坦利是珀斯市郊的一个小村庄，布朗住在那里，我在往电话里放钱、拨号时，胃直抽筋。
“斯坦利267 ”
“头儿，”我用沉痛的语调说，“我是弗格森。”
“嗬，是你呀。你竟然敢让别人来电话说你病了。我知道那不是你母亲，我的第一队有5名队员真的感冒病倒了。所以你要保证明天12点到布坎南旅馆报到，不然你就有大麻烦了。”对话结束。
我在回家的路上，松了一口气。没有罚款，也没有停赛，让我去格拉斯哥布坎南旅馆。我有可能参加第一队的比赛。我这种放松的心情只持续到家门口，这时质问又开始了。“他说什么？”父亲对我喊。
“明天去第一队报到，我可能参加比赛。”我本想这个消息会使他的态度缓和，但这种想法立刻被打消了。
“我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不会去看比赛。”他一直不停地说，直到发善心让我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先去银行取了80镑钱，这是付给格拉斯哥一家有名的裁缝铺给我做外套的工钱（我有了一种嗜好—穿好料子做的高质量的衣服，可能这使我感觉不那么像后补球员），接着去布坎南旅馆与第一队会合。我立刻被告知，几乎肯定要我上场，同时给了我两张免费的门票，这是上场比赛的球员所必须有的权益。正要从大门口上车出发时，我意外地看见父亲和一个陌生人在等我。那个人是我早上去取钱的银行的经理。有个付款员那天早上出了差错，他要找到那天所有取款的人。他那个星期六的上午肯定会很忙。问明情况后，他走了。我和父亲单独站在一起，谁都不说话。我打破了沉默，问他要不要票。犹豫了一下，他说：“可能也行，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做。”我很高兴。我知道在那天下午，我父亲在世界上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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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在场上的表现，只能用奇迹来解释。我变了个帽子戏法，连中三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球员在流浪者本场取得的成就，也是圣约翰斯通第一在那里获胜。一个土生土长本地孩子，射入三球击败了强大的流浪者队，这个队是他一生都在支持的偶像，这一切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真诚地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神力给我带来了好运。这是我抓住机会的信号，也不能忘记随之而来的责任。后来我不时回想到那一天，我无法用理性解释当时的现象。从那天以后，我从来没有怀疑，在我们本身之外有支配力量的存在。
那场比赛我记得很清楚。上半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中场结束时流浪者队以1比0领先，是麦克利恩射进的。在那个时代，教练在中场休息时说的很少，主要是老队员给大家打气，出主意。在休息室，麦克金文、利特尔和奥克让大家加把劲，说还有机会。我对此深信不疑。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好。下半场开始后，我给对方后位队员很大压力。在我要过人射门时，他扯住我的运动衫，把我拉回来。我感到还有机会。果然如此。我们的小战舰右边锋阿利开始给对方高大后位造成很大麻烦。在一次进攻中，他在禁区边越过后位射门，球打在对方球员的腿上，落在二十米外我这一边。我用右脚射门，结果给流浪者队的麦金农用脚挡住，正好弹我的左脚下，我拔脚再射，球稳稳地飞进对方大门的左上角。随后我们开始向他们发动狂热的冲击，十分钟后，我又射进一球。这是另一名锋线队员在禁区外射门，流浪者队守门员没抓稳脱手， 我补射成功。我们2比1领先，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又一次射门，打在门柱上。看来我不会出问题了。但是流浪者像他们常做的那样，回敬了我们一球，远射得分。他们以为这挽救的败局，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比赛结束前12分钟，在对方门前的争抡中，球落在我面前，让我轻松得分。终场前，我又有一次射在门柱上，这时我好像还没够。
赛后冲澡时，一个老队员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创造了历史。”我沉浸在幸福的狂喜之中，穿好衣服，就溜出球场的边门，向家走去。流浪者的主场离我在高湾的家只有两百米。刚转过路角，《每日快报》的记者就追上来。他是当天采访我的惟一记者。我到家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虽然我父亲什么都没说，我母亲可没隐瞒她的感情：
“好样的！好样的！儿子，太棒了！”她跟我说，电视也报导了我在比赛时的表现，我们那条街每个人都在谈论我。接着她对我冲父亲那边点了一下头。父亲和往常一样在看书。
“跟他说话。”母亲悄悄地说。所以我问了谁都知道的问题。
“你觉得比赛怎么样？”
“还行。”他说。
他又回到老样子——让你冷静下来，以免你不知道所以然。我冲母亲微笑，她耸了一下肩膀。父亲和缓之后，又向我说起他的老生常谈：“我跟你怎么说来着，哦？欠要是不射门，你就不能得分。”我不记得他对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希望现在还能听到他说。第二天，所有的媒体都不得找来了。我同意在流浪者球场的大门口照一张相。我正在学开车，在那张照片上，我蹲在我的汽车旁，车上还挂着学车的牌子。从那天开始，我的生活改变了。以后的道路无论多么曲折，方向总是向前走。那时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尽量利用我的这次重大突破。但是我在较晚的时候才意识到，当时我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与那些一起玩的同伴不同。现在作为教练，我不断地对那些到俱乐部来的青年球员强调，不论在比赛场外是多么好的朋友，职业运动员和其他人应该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当然，说与狐朋狗友一起混，是惟一的危险，也是胡说八道。普遍、正派的小伙子，如果他们的工作表现不依靠自我牺牲和身体健康，他们有权利认为，开怀畅饮是成年人的一部份。但是足球运动员如果不远离酒精饮料，不按时作息的话，那就是自找麻烦。1964年初，和我一起玩的那些年轻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一直到现在还是。那时，我们一起度假，每星期六在格拉斯哥市中心的一个酒吧聚会，争论当天比赛的结果，还一起做很多其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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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麦克钦和萨德森的关系一直特别好。他们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人。麦克钦性格外向、和蔼可亲，在聚会和聊天时，都是主角；萨德森安静、谦虚。我们三个人相处得总是很融洽，没人能比他们两对我更讲义气了。有一次，麦克钦为了这种义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80年代，我当阿伯丁足球队的教练时，我们打败流浪者队是家常便饭。虽然麦克钦是流浪者的热心支持者，他在格拉斯哥东部一个粗野著称的酒吧里，当别人对我恶毒攻击时，还是像兄弟一样为我辩护。和他争论的那个家伙在酒吧外等着，暗地里将他打昏在地上，头骨破裂。他在医院的监护室里躺了好几个星期。有人要为他打抱不平，但是麦克钦不想去利用他在那个地区的声望，而让大家把这件事留给警察去处理。
在这本书中，我还会不断地提到，忠诚是人的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我不断地被指责，说当我的一些球员的行为受到公众批评时，我对他们过分袒护。我承认，有时那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是在苏格兰工人阶级的家庭环境下被抚养成人，偏向朋友或伙伴是我的天性。我的生活背景使我相信，世界上到处有好人坏人，能力也有大有小。同时也有一些人在你遭遇到麻烦时，你可以完全信赖。在他们的词汇中，没有叛变两个字。在现代社会，自私成为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忠诚的品质更值得珍惜。
我和我的光棍朋友继续在外面无忧无虑地享乐，不顾那会对我的运动生涯产生的不利影响，一直到神圣的插曲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我承认，在35年之后，它还是那么神圣。有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在一家舞厅发现了我当初在兰德工厂的罢工集会上，吃力地通过我脸上的石膏盯着的那个姑娘。凯西·荷丁的倩影并没有从我的脑海中逝去。和她跳了几圈舞以后，我就送她回家去了。从那以后就有了固定的约会，固定得直到今天还在继续。虽然凯西坚持说，她在那时见到我的次数，比现在成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妈妈后要多得多。这可能是真的，自从我们第一次浪漫的约会后，我每天晚上都去看她。在白天的时候，我就想办法找借口到工厂的组装部门和她聊一会儿。当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时候（凯西是个天主教徒这件事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我对足球的热情和希望又完全恢复了。我准备转会，到一个新的俱乐部从新开始。我在圣约翰斯通的最后一场比赛碰巧又胜了流浪者队，但是这次是因为对方刚刚得到三项联赛的冠军，因而放松下来。而且他们最伟大的中锋米勒被罚下场，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米勒一向是我最佩服的球员之一，真正的一流选手。以上原因使得我们的左后卫寇伯恩有了惊人的演出。这场比赛的比分是10比2，寇伯恩助攻九次成功，自己射入一球。
那年夏天，我对转会的考虑越来越多。可能性最大的是去丹弗莱恩队，它的主教练乔克·斯坦准备用他的一名球员与我交换。但是突然斯坦离开了丹弗莱恩去了西布斯队，这真是意外。因为丹弗莱恩在斯坦的带领下，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比西布斯强的多。乔克·斯坦离开后一个星期，我听说他的继任者卡宁汉，前北爱尔兰代表队的后位，要继续这笔交易。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因为丹弗莱恩已经成为苏格兰第一流的球队，在上一赛季的欧洲联赛中的表现也很出色。
我刚考上驾驶执照不久，准备开我的山地人牌汽车去法夫见卡宁汉。这时，突然发现我没有钱给车加油。在这种尴尬的困境中，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母亲。当你身无分文时，她不管自己多么缺钱，都会翻她的饼干盒子，找出钱来救你。这些饼干盒藏在房子里不同的角落。有一个是为保险公司准备的，它们每星期五来收我母亲的人寿保险金。还有的是付电费、煤气费等等。不论什么时候我跟她说要钱，总能得到满足。她和父亲都对我的消息感到振奋，当然父亲还要对今后的机遇和危险做出警告。他对两个儿子的期望从来没有放弃，他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不相信一个人的性格会完全由基因或生长的环境决定。我们更广泛的经历，我们如何对待事物，也会对我们的性格产生影响。我父母对马丁和我的影响是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永远成为我们本身的一部份。父亲是推进的动力，而我母亲则更坚强、果断。
我和卡宁汉主教练在法夫东区公园的会谈，主要是关于我在丹弗莱恩的工资待遇。结果令人相当失望。基本工资27镑，如果我们队在联赛中排在前面，每星期还有名次补贴：排名第一，14镑；第二，12镑；第三，10镑；以此类推。每场比赛获胜，有3镑奖金。我在一年前出徒后，当工人的工资已经超过27镑。加上兼职球员的工资还有16镑。这样，当全职球员的收入反而要比以前低很多。我决定在赛季前的训练期间，到丹弗莱恩队继续当兼职球员，以后再做进一步的决定。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21岁了，又进了一个新的俱乐部，我很高兴我又回到苏格兰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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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忧伤，得分和一个好女人
足球生涯中难忘的回忆，大都是那些使人肾上腺素急剧上升的场合。我在丹弗莱恩三年里，有很多这种经历。在这个队里，我曾在一个赛季参赛51场，射入45个球，我穿着它的球衣在欧洲赛场上达到自己的高锋。也曾在休息室里大发雷霆，因为在苏格兰杯决赛开始前不到一小时，我突然被告知不让我上场，但是在丹弗莱恩最让我难忘的经历，是在东区公园体育场的一个宁静的早晨，那时只有两个人在一月份苍白的阳光下，环绕着球场稳健的慢跑。这是个星期三，所以那么安静，因为星期二是体能教练史蒂文森的训练时间，总是异常激烈。星期三通常是队员的放松时间，他们大都去游泳池了。我是那天早上两个没有出去的人之一，另外一个是年轻的后位约翰·兰恩。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是我所看到过在那个位置上最有潜力的球员，是个很让人喜欢的青年，谦虚、安静。但是在球场上，他拼抢非常积极，速度极快。约翰最近被选入苏格兰联队，将在流浪者队球场伊布罗斯与爱尔兰联队比赛。在赛前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两名队友，汤姆·卡拉汉和威利·卡拉汉两兄弟在我父母的家里住，那里靠近流浪者的球场。外界盛传，在这场国际联赛后，流浪者队要和他签约，我和卡拉汉兄弟对他的即将高升毫不留情地开玩笑。我们很高兴看到他的脸红了，他这个人没有丝毫的虚荣心，所以俱乐部里的人都喜欢逗他。看起来，他的前途无限光明，实际上，悲剧正在等着他。不可思议的是，是我帮助揭开了悲剧的帷幕。
那是个星期三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东区公园体育场慢跑，是因为我们都在受伤的恢复阶段。我是膝盖的挑毛病，他是腿肚子一直酸痛。当我们跑到球门的后面时，约翰突然问我：“你说我是不是贫血？”他的脸色常常很苍白，所以我说：“你的脸色很不好，为什么不验一下血？”我们跑完之后，就到体能室接受理疗。我冲着门坐在桌子上，让一个微波仪器对我的膝盖加热，约翰爬在另一个桌子上，由史蒂文森给他按摩。史蒂文森是消除疼痛和疲劳的大师。这时门开了，俱乐部的叶罗利医生走进来。
“他来了，约翰，问问他。”我说。可能是因为他太害羞，所以我替他说：“约翰觉得他贫血，而且腿肚子老酸痛。”
“行，让我看看，约翰。”叶罗利医生那天早上作了检查，并取了血样作化验。
和队友们一起在利格餐馆吃午饭，是我在丹弗莱恩最愉快的时刻之一，我可能就是在那里种下了我教练生涯的种子。那天也是一磁，我们吃完饭后，在楼上的房间里争论足球战术、鼓吹自己最拿手的理论。大家都争着发表高见，装盐和胡椒的调味瓶不停地在餐桌上挪来挪去，演示着进攻和防守的策略。大约两点的时候，我们正准备离开，外面有人叫约翰·兰恩。
“他可能在楼下打台球。”有人说。
“他必须立刻回到队里去。“那人开始找他。
第二天，苏格兰西部的球员像往常一样，最后运动场。当我们轻快地走进休息室时，迎来的是死一般的沉寂。
“怎么了？”一个人问。
“约翰出问题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立刻想起了前一天的事，一种预感向我压来。那天上年的训练都被这种预感所笼罩。直到两天以后，教练告诉我们这个可怕的消息：“白血病。”人生真的太残酷了。我对约翰在足球潜力的评价，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好人身上发生了不幸，才给予夸张。我完全是根据他在后位方面异常的能力，并且坚信，他本来是能够进入国家代表队，从而证实我们大家对他的期望的。先进的医疗技术把他的病情控制了一段时间，约翰居然还回到丹弗莱恩这个老家的俱乐部踢了几个赛季。1974年，当我在艾尔联队的休息室里听到他的死讯时，我就像所有那些有幸和他接触过的人一样，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丹弗莱恩的葬礼上，我国各地的球员都来向他致哀，气氛令人心碎。约翰留下了妻子、儿女和他的父母，他们崇拜自己的儿子，悲痛令人欲绝。
虽然约翰比我的岁数小，但是我在22岁互丹弗莱恩的时候，他已经是那里的左后卫。队里其他位置也有出色的队员，因而保住了在赛季中取得了好成绩。我们在联赛杯中，从小组出线。要出线前的比赛中，我又和野汉子麦克那米碰上了。那时他在斯坦主教练手下的西波年队。我必须强调，虽然理智上的自我保护，使我没有在圣约翰斯通的休息室外去惹麦克那米，但是我一直等着要和他在球场上见个高低。对这种人一定要凭真功夫，如果不这样，他就会小年看你。我在场上射得分，我们以2比0击败西波年队。这样，我们打入四分之一决赛，下一场对流浪者。在那场比赛中，卡宁汉主教练别出心裁，不按牌理出牌，命令我钳制住对方中场的威胁人物吉姆·巴克斯特。给我的任务是，不能给那位瘦瘦的吉姆一分钟喘息机会。我提起我上次在伊布罗斯球场的比赛时是前锋，曾经踢进三个球。但是我现在是队里的新手，所以只能照着吩咐去做。我在那天下年惟一的快乐，就是看到伟大的拳击家罗宾森作为流浪者的客人，为比赛开球。以后对我都是倒霉的事。巴克斯特是场上的主要是魔术师，一个对他不得不服气的对手曾说，他可以把一个足球放进茶杯里。我的防守效果没能坚持多长。开场刚刚几秒钟，我就向巴克斯特冲过去，想给他造成压力，说不定还异想天开地把球抢过来。结果只是遭到他的耍弄，最后被晾在球场中间丢人现眼。我站起来后只有向我们后场看的份，可以想象我的队友会怎么说我。那时我确实在想，还不如去当制造工具的匠人。流浪者1比0胜我们，结果还不算太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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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4—1965年赛季总的表现还不错，在左内锋的位置上进球不算少。当我的韧带拉伤休息时，丹弗莱恩参加欧洲联盟杯比赛即将开始，我自己迫不及待的要回到球场上。当我们和哥本哈根奥格雷特队的第一轮比赛开始时，我已经恢复了，但是主教练认为我还不适于参加比赛，所以我参加的第一场欧洲比赛一直推迟到去瑞典。那不是值得回味的经历。我们在上一轮以4比2领先，卡宁汉这次让我一个人踢前锋，命令我在整个90分钟不停地骚扰对方的后防。如果说他让我去征服巴克斯特是残酷的话，那么在乌列维体育场泥泞球场上的任务简直是虐待。快结束时，我好像是在梦里踢球。后来，大家在休息室中庆祝0比0的平局时，我只是想睡觉。
在随后比赛中进展令人满意。我们与斯图加特进行了一场小小的战争，在主场1比0获胜，在德国客场0比0打平。我们第三轮的对手是西班牙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我通过气味和场面第一次感受到欧洲大陆重大足球赛夜晚的气氛。在西班牙的足球赛场地，可以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那是香烟、雪茄烟，可能还有盛装女士身上的香水味。我在他们的主要球场进行比赛，不管是作为运动员还是教练，总能感到一种迷人和振奋人心的魅力。我心中这个浪漫的印象，很快就因受到了毕尔巴鄂后卫对我的攻击而烟消云散。这个叫埃齐瓦利亚的恶毒家伙，如果申请在西班牙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当打手，人家都会嫌他太凶而不要他。我们以0比1失利，我知道我们在主场也会很艰苦，特别是他们有一个优秀的守门员伊利巴，他也是国家队的大门。但是在丹弗莱恩，寒冷的夜晚和霜冻的球场帮了我们的忙，我们的右边锋史密斯想办法把球送到了伊利巴的后面，使双方积分相同。在那个年代，这就要加赛第三场，用猜硬币决定比赛场地。我们大多数人对我们在猜硬币时输掉并不沮丧，因为我们很喜欢毕尔巴鄂运动场的气氛。比分就不能再提了1比2，我们输了，我们的欧洲梦完结了。
在苏格兰联赛，我们的状态非常好，将与科尔马诺克和哈茨一起争夺冠军。流浪者和凯尔特人的积分落到后面，这种情形简直太少见了。在1965年以后的十四个赛区季中，凯尔特人得了十一次冠军（主要归功于斯坦主教练领导下使人惊讶的九连胜），流浪者三次。我后来打破了这种垄断，在1980年代带领阿伯丁队改变了苏格兰联赛的多年老模式。但是丹弗莱恩在1965年未能夺冠，我应负很大有责任。奖杯应该已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因为最后四场比赛中，我们都有主场之利。其中击败流浪者队3比1，凯尔特人队5比1（因而在主客场都不得赢了这对老伙伴）。但是我们输给邓迪联队0比1，与圣约翰斯通1比1踢平。在联赛倒数第二场和我以前俱乐部比赛时，我错过了一系列机会而踢平，因而使我们失去了冠军，让科尔马诺克捧杯。它只比我们多了一个计分点，以进球平均数胜过哈兹队（我们的进球数比他们两队都多）。我在对圣约翰斯通时的失误，并不能代表我在离开牧尔顿公园之后，与它比赛的一贯表现。我对它的进球记录是非常高的，包括两三个帽子戏法，四年期间共踢到他们门里27个球。但是在最需要惩罚他们的时候，我错过了几个明显的机会，虽然我射进了惟一的一球。责备我使丹弗莱恩错过了夺冠是不可避免的了。我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对卡宁汉主教练选择在一个星期之后，与凯尔特人进行苏格兰杯决赛的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争夺苏格兰杯的淘汰赛区中，每升一级，刺激的程度就增加一分。因为在与西波年队进行半决赛时，球迷还抱着我们能得到联赛和杯赛区双料冠军的希望。而对我来说，这场半决赛只是又增加了我和麦克那米之间的敌意。我那天踢的很好，踢入第一个球，并配合哈利得了另一分，把那个粗野的后卫耍的够呛，结果他失去控制，在后来混乱的比赛中，因为猛烈地拉扯我而被黄牌警告。比赛结束，我们以2比0获胜。卡宁汉对这场比赛的指挥值得称赞。他派我们的后卫吉姆·汤姆森去盯住西波年的球星汉米尔顿，使得场上几乎看不见他这个人。汤姆森是那种不动感情的人，从不激动，也不丧气。在踢球时，总是很冷静，按照规矩办事，争取更大的效果。当我们的对手有像汉米尔顿这种速快，有天分的锋线队员时，汤姆森就会派上用场，使对方瘫痪。他在那天下午比赛中起到的作用，给我很深的印象。几年以后，我作为乔克·斯坦在苏格兰队的助理教练，听到斯坦对汉米尔顿叫喊的时候，又想起了汤姆森。斯坦说，汉米尔顿是他所带领过最有天分的球员，但是对他的生活方式方式不满意。他从来没有对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进行节制，年纪轻轻就死了。
从外人来看，我在半决赛中的表现，加上我是球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几乎肯定能使我参加决赛，但是一些其他的考虑让我担心。在联赛中，我们队以3比1赢了流浪者时，我没有上场，。下一场子对邓迪联队时我上场了，但是输了。然后我在对圣约翰斯通的比赛中，痛失良机。卡宁汉要决定，是继续用打入决赛这个队形，还是让正式的中锋约翰·麦克拉林上场，他因伤没有参加半决赛。我和麦克拉林配合，这在赛季的大部分比赛中都很成功，所以是很自然有选择。但是小个子哈利在半决赛中也得了一分，成为候选人。这时乔克·斯坦被任命为凯尔特人队的主教练，更使即将到来的大赛增加了热烈的气氛。对方的士气很高，坚信他们会拿下八年来的第一个奖杯。丹弗莱恩实力更强，但实力本身不足以在决赛中击败这个老牌劲旅。它们的光辉历史等于给队里增加了一个球员。要压倒对方传统的士气，我们不但要自信，而且要有在每寸场地上争斗的决心。我极想在决赛中上场，不但是由于强烈的自尊心，而且也坚信我是最适合的人选。我得分最多，比赛时从为向对手让步。请忘掉我在一个星期前错过的射门机会，这是另一场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了。哈利的麦克拉林有经验，但是公平地讲，他们不是默契的搭档，而且状态也不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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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结婚招待会完全是为两家自己人的。结束以后，我和凯西在新居度过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没有蜜月，甚至连短短的假期都没有。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去丹布雷报到，为在欧洲联盟杯与西班牙扎拉高扎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做准备。去丹布雷训练是卡宁汉的新方法，他的专业见解受到球员的好评。凯西对此不那么热情，但是她也没报怨。在我整个婚姻生活中，我很感激她对我的足球事业所做出的牺牲。我永远也忘不了和扎拉高扎的那两场了不起的比赛和在那期间的沉痛死别。第一场比赛在东区公园球场，显示出我们在丹布雷备战的效果。在那里，我们分析了对手的长处，制定了针锋相对的策略。那天晚上，帕通得分，使我们以一球得胜。但我们也意识到，第二场比赛将是严峻的考验。
在去西班牙比赛前的星期天，凯西和我一清早就被敲门声叫醒。那是马丁和姑父科普兰。“祖母去世了。”他们说。这个消息使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对她的爱和感激之情用整本书也说不完。她的葬礼在星期三，正好是我们在西班牙比赛的日子，我没能参加葬礼，因为亲戚们都说，如果祖母在，一定让我不要错过比赛。在比赛中，虽然我射入两个球，但是我们还是在加时中以2比4输了。那年，扎拉高扎在最后的决赛中击败巴塞罗那夺冠。
在1965—1966年赛季结束时，我拒绝续约，另一名队员史密斯也是。我们两人都不得不下决心寻求更好的前途。我告诉丹弗莱恩队，除非给我的工资大幅度提升，否则我不会考虑留下来的。在和主教练的一次谈话后，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很明显不存在，所以情况陷入僵局。他们拿着我的注册单，所以主动权在他们手里。1961年，足球运动员已从极端不合理的转会制度下被解救出来。在一次民事法律诉讼中，运动员伊斯坦在曼彻斯特律师戴维斯精明的指点下，加上英国球员工会的大力支持，成功地挑战纽卡斯尔联队的英格兰足球决策机构。但是几年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与俱乐部陷入全局时，仍然感到无能为力。现在进入足球圈的年轻人，从来不知道他们在鲍斯曼判决下，享有多么大的自由转会特权。事实上，现在的制度变得对球员过分有利，如果没有合理的折中方案，管理大型足球俱乐部很快就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我带着反抗的心理，等待转会的要求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虽然着急，但并没有浪费时间去猜测纽卡斯尔联队和流浪者对我感兴趣的传说是否真实，而是继续实行我以后在足球界当教练的计划。我在前一年已经获得初级教练证章，现在去苏格兰足协的教练总部参加考正式的证书的两个星期课程。课程的内容对我很有启发，而且我很幸运地分在鲍比·赛斯所带的那一组，他当时是哈兹队的主教练，后来我到流浪者队时，他也在那里当主教练。我同屋是吉姆·麦克利恩，他后来成为邓迪联队的教练员，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们在那时建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在1966年夏末，已成为合格的教练，但作为一个球员，则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在新的赛季开始前一个星期，苏格兰球员工会的秘书休斯根据他从卡宁汉那里得到的口头保证，劝我和丹弗莱恩重新签约。新给我的开价是，每星期的工资从28镑升到40镑（在合同里不提到这一点），并且主教练同意我在下一个赛季转会。和凯西商量以后，我在星期五下午签了约。第二天一早，和我一起造反的史密斯就到流浪者队。怪不得丹弗莱恩那么急着要我签字。行，算我又上了一课。
我在丹弗莱恩的第三个赛季开始时遭糕透了，根本射不进球。所有干足球这一行的人都会告诉你，前锋比任何其他球员，可能除了守门员外，都要更依赖自信心。当他们射门时，从严不会想到射不中，不射门的时候，他们在想下一个射门机会从哪里来。我现在已经有十四场比赛没有进球，我的队友们可能说的对，我有点努力过头了。父亲对此有一种简单理论：“如果你在球门附近得到机会，就照球狠狠踢。最不该做的事就是用脚侧踢，给守门员一个轻松救球的机会。要给他出难题。如果他救了一个险球，观众会喝彩，他的压力也会减轻。”这是一个不坏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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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主教练，我倾向于让苦恼的前锋在激烈的赛程中休息一段时间，状态恢复后再启用。这个休息终于让一位挪威中卫帮我安排好了，他把我的膝盖踢伤，足够让我在场外待五六个星期。我再回到球场是相当戏剧性的。那是在欧洲联盟杯赛中，对当时欧洲大陆的杰出球队—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迪那摩队。它被公认最有希望夺冠。第一场比赛在东区公园球场，我是否已经恢复过来可以上场，还不能肯定，甚至我心里也没有底。卡宁汉决定式式结果，结果我们两个人都满意。我踢得意外的好，独得两分，还被对方拉倒而赚到一个点球。我们以4比2获胜，对以后在客场的比赛，我们当然有理由感到乐观，虽然这时刚刚有了一条新规则，即主客两场赛完后成平局，那么在客场的进球加倍计分。我们相信可以保持领先，是因为中场队员罗伊·巴瑞取代了高大的老后卫吉姆·麦克利恩的位置，组成了一道不可摧毁的坚固防线。
客场比赛是我们的一场灾难，我起到的作用也不值得骄傲。那天晚上，我辜负了队友的期望。噩兆在赛前的晚上就出现了。一些队员在旅馆里的愚蠢恶作剧，使我手提一桶水撞在玻璃门上，队医不得不为我耳朵后面的伤口包扎。主教练对我进行了严厉的申斥，比伤口要更痛，这是我咎由自取。比赛也没让我好受。我被一个家伙紧紧盯死，整个晚上不停地踢我、推我、拉扯我。最后使我上了当。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分钟，比分仍然是0比0，胜利在望。这时，灾难到了。欧洲比赛的客场就会发生这种事。当一切顺利，观众也寂静无声的时候，天塌下来了。他们第一个进球是打在我们后卫身上，弹到扑出的守门员身下，滚进球门。他们立刻兴奋起来。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需要匈牙利裁判不光彩的协助，才在两分钟后攻进第二个，也是决定性的一球。从我们当然是有偏见的眼光来看，这是明显的越位球。裁判似乎也意识到他的裁决不可靠，判完进球后，像一个奥林匹克短跑选手那样，直向中场发球圈奔去，追他的那群人知道抗议也没用，我在最后八分钟不断地向看守我的对方选手报复，干了一件蠢事，这对挽救比赛一点用处也没有。比赛结束后，我们把裁判围起来，但是他从地下通道的另一头跑了。球场当时正在修建，我们只能到活动房去更衣。当我们走过脚手架时，巴瑞藏在一个水泥柱后面等裁判。幸亏另一个队员看到他，想法把他拖到休息室去。
当我们垂头丧气地走进那个临时休息室时，卡宁汉自然是大发雷霆，给我一顿臭骂。我生气地顶嘴，与他争吵。我知道我错了，没踢好的挫折和输掉比赛都不能成为借口。那天晚上，我到教练的房间，对我的行为道歉。他不对我怀恨在心。这不是第一次，我对他这种值得羡慕的性格很感谢。萨格勒布迪那摩最后以2比0击败利兹联队，获得欧洲联盟杯冠军。这是我们连续第二个赛季以极微小的差距输给锦标赛的优胜者。
欧洲比赛结束后，我的状态有了进步，进球又多起来，这使我从失望中恢复。我们在苏格兰杯表现不错，打到四分之一决赛，后来以0比1输给了邓迪联队。在苏格兰杯赛的第一轮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虽然和我与丹弗莱恩都没关系，但这件事最终导致我实现去流浪者队的梦想。那天，在和科尔马诺克激战后2比2踢平。我下冲澡的时候，消息传来：勃维克队以1比0胜流浪者队。简直没人能相信。这肯定是开玩笑。我想，流浪者不会出这种事。但这是真的，并成了人们以后好几个月的话题。这件事在流浪者队的伊布罗斯大本营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乔治·麦克利恩和吉姆·弗瑞斯特上了转会的名单，很快就被卖出去。外界对他们的继任者进行了大量的猜测，我被认为是首要目标。这个赛季剩下的时间，人们似乎在不停地谈论我将转会到伊布罗斯的事。
但是，丹弗莱恩有自家需要关心的事，比如说，赢几场球赛。卡宁汉增加了赢球的奖金，只要比赛胜利，每个进球多给一镑钱。我们经常在比赛开始有相当大的领先。但在结束时，却不可思议地被扳平或输掉。最让人惊异的是我们在东区公园球场对西波年队的那场比赛，这可能也是我最难以置信的经历。比赛进行一小时以后，我们以0比4落后。这是因为他们打出了一个漂亮的配合和我们出现了几次莫明其妙的漏洞。比分后来变成了2比4，又变成2比5。接着，我们打出了只有在好莱坞电影中才能有的反攻——3比5，4比5，西波年在绝望地拼命坚持，球场里的气氛已经向疯人院一样。剩下十分钟，我们扳平，我们的球迷都狂热得声嘶力竭。在第八十九分钟，我们踢进了一个毫无问题的球（第二天发表的照片证明，那个球已经过了线两英尺），但是被判无效。正在我们与裁判争论的时候，对方风度翩翩的右边锋司科特已经带球冲进我们的后场，与我们后备守门员安德森一对一。安德森虽然扑出了射门的球，但是球又打在司科特的膝盖上，弹入空门。这是一场大戏。奖金又付之东流，但是谁在乎呢？和在场的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我为能在里面参加了演出感到荣幸。这在三十多年后回想起那天的场面，心跳不会加快。你在这场比赛中，经历了足球运动所能产生的各种刺激，让你在兴奋的同时，筋疲力尽。
我的成绩被苏格兰的总教练，我在圣约翰斯通的老上司鲍比·布郎所注意，被选入苏格兰联队在汉普登运动场和英格兰联队比赛，这是使人激动的好消息。三个星期后，在伦敦温布利球场举行国际联赛，我如果能好好表现，就有可能参加那场大赛。我认为在上增场我踢的相当好，不走运的是一个进球不算。但后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出风头的机会，结果以0比3完败在更强的英格兰脚下。在为温布利大赛的选择中，两位在汉普登比赛的板凳队员，凯尔特人队的鲍比·林诺克斯和威利·瓦莱斯被挑中和丹尼斯·罗一起踢前场。我被选为苏格兰队的候补队员，如果丹尼斯的膝盖伤没有恢复，我就上。我可能在温布利上场的微小希望，使我为父亲、马丁的朋友比利定了三张机票，让他们到伦敦看比赛。这是父亲看的第一场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比赛，他很喜欢。我没能上场，但是我们庆祝了那场著名的胜利：3比2。巴克斯特在场上的演出简直可以谱曲。
我以后又有了好消息，将参加苏格兰队1967年夏季的世界巡回比赛。一些自作聪明的笨蛋可能会说，后来流浪者、凯尔特人和利兹联队把他们的球员撤出，所以那次旅行的球队只是二流的。我可要指出，我是第一批被选入这个队里的。行程包括以色列、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虽然还没有去过比西班牙更远的地方，但是我这个高湾的孩子已经为去那些名称古怪的遥远地方作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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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巡回赛http://hi.baidu.com/focusonreds/blog/item/23b9e539fc1fecf23a87ce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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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情的幻想
我在成为流浪者队球员后，第一次走进大本营伊布罗斯时手里拿着的球鞋，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扔进垃圾桶。我怎么能知道，在这个伟大的俱乐部里有一些人，也会使我的梦想遭受到同样的命运？这个梦想是我小时候在离这个体育场不远的街上踢球时，就开始有了。在我将近四十年的职业足球生涯中，没有一次经历像这件事那样给我这么大的创伤。在伊布罗斯的两年半中，我的状态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好。有的比赛我踢得很好，有些不好，但这决不能面为后来加在我身上那些屈辱的理由。我在第一个赛季是全队进球最多的——二十三个，但是我经感觉到了那时的新任主教练戴维·怀特对我的强烈排斥。威利·阿利森，这个记者出身的流浪者队公关，对年迈的董事长劳伦斯有极大的影响，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感觉又不同。那是一个种恶毒的敌意。阿利森是一个偏见极深的宗教偏执狂。我是一个完全的新教徒，当然，凯西是天主教徒，还有我母亲的家族也是。这个事实肯定在阿利森的头脑中形成偏见。他作为伊布罗斯的主幕后的阴谋家，不但卑鄙，也很危险。也许我在签约时就应该预见到以后的麻烦。那天，董事之一伊安·麦克拉恩问起了凯西的宗教。当知道她是天主教徒后，麦克拉恩，这位前橄榄球名手和格拉斯哥建筑业巨头，要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结的婚。当我告诉他是在婚姻登记处后，他说：“那还可以。”我不知道我的舌头跑到哪里去了。我这个自以为性格极强的人，为什么居然对此粗暴的表示，忍住没有发火？当你非要想实现一种愿望，就像我想加入流浪者队那样时，就会这样的。你会压住你的脾气，好使梦想成真。可能有人会说，我在伊布罗斯后期，成了妄想狂，但是他们如何解释我在离开俱乐部前所发生的那一切？这个俱乐部是我童年就开始的梦想，我在球场上，从来没有不为它尽最后一份力量。1969年秋天，我在那里最后的几个月，被搞到流浪者第三队去踢球，在那些星期六的上午与格拉斯哥交通队、格拉斯哥大学队和女王公园俱乐部的汉普登十一人队比赛，最后那个队是我十六岁就加入了。更无聊的是，我被命令在下午去后备队报到，但根本就没打算让人踢球。我的希望和雄心被活生生的埋葬了。而其他俱乐部很想让我过去。妄想狂？我认为不是，我有权利怀疑，那里有人不喜欢我。
虽然后来发生了那些事，但是我刚到伊布罗斯的那天，1967年夏天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回忆之一，第一队的成员热烈欢迎我之后，我在休息室里被分配到27号挂衣柜。我感到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更想让我去的地方了。甚至给我发了新球鞋，也让我很激动。
“你怎么能穿着这种东西射门？”队里的体能教练做着不以为然的鬼脸看着我的旧鞋。给我换的那双，比起现在公园里那些踢球玩的人脚上穿的，无论价钱和样式，都差远了。这是经过我们主教练西蒙认可后定做的球鞋。我没想到，这些鞋在伊布罗斯的奉命，比西蒙主教练的统治要长得多。也没有想到，对这个认真而尊严的人的不公平解雇，会最终给我带来麻烦。流浪者董事会和媒体对西蒙的批评，是因为流浪者队和死对头凯尔特人队，在乔治·斯坦教练的带领下，史无前例地获得了英国和第一个欧洲联盟杯冠军。在这个赛季的足联杯分组的抽签中，我们又被分到艰难的一组，里面有凯尔特人、阿伯丁和邓迪联队，这样对教练的压力自然又增加了。
我已经在赛季前的两场截然不同的友谊赛中踢过。一场是对伦敦的阿森纳队，另一场是法兰克福的恩特拉特队。我们去伦敦的行程很愉快（每人每天20镑零花钱，在丹布莱恩才3镑，苏格兰队的世界巡回赛也是3镑）。但是我们在比赛中踢得遭透了，以0比3失利。后来我在伊布罗斯本场与球迷见面的比赛则不同，我们以6比3打败恩特拉特，在我家人和朋友面前，我演出一场帽子戏法，踢进三个球。
在赛季开始那天，我们和强大的阿伯丁队以1比1踢平。阿伯丁在他们的教练埃迪·特恩布尔的率领下是一支组织的很好的队伍。下一个星期三，在足联杯中，我参加了我的第一场“老对头”比赛（注：流浪者和凯尔特人这对历史上的冤家对头被称为“老对头”）。流浪者在那个温暖的晚上应该感到乐观，因为它在夏天花了不少钱加强自己的队伍。除了我以外，他们还从邓迪联队买了技术超人的瑞典左边锋皮尔森，从邓迪队买了前卫本曼，从莫顿队买了守门员索瑞森。增强后的队伍比国家电网充的电还足。伊布罗斯挤满了9万8千名观众。有的人会说，其他一些有名球队的宿敌之间的比赛，气氛不比流浪者和凯尔特人对阵时差。我在意大利看过米兰和尤文图斯之间的比赛，在西班牙看过巴塞罗纳和皇家马德里的比赛，还看过葡萄牙的本非卡队与波尔图队的，还有在英格兰各队之间所有的大赛，亲自参与了曼联和曼城的比赛，利物浦和利兹的比赛，请相信我，没有，绝对没有任何比赛的气氛，可以和流浪者对凯尔特人时的相比。这种门第之间的长期不合是宗派主义的产物，苏格兰人对此没有什么可自豪的。它产生的结果有时让人害怕和厌恶，但是不能否认，也有独特的戏剧性。在过去，比赛开始后的头半个小时其实可以把球留在休息室内，因为双方球员在这段时间都是踢对方的人来热身，我记得我在流浪者的第二个赛季里，有一次和“老对头”比赛的上半场，就有九个黄牌警告。在中场休息时，警官和双方俱乐部的主席走进休息室，警告球员说，如果再不冷静下来，就会发生暴乱。我在1967年足联杯的那场比赛，没有那么恐怖，但是也不善。在开场狂乱的争抡中，对方的吉米·约翰斯通踢了我一脚，还嘟嘟囔囔地骂我“蓝鼻子大杂种”。这和我预料中的开场差不多。比赛一直踢得乱哄哄的，直到凯尔特人射进一球，我们才定下心来，并开始控制了全场。但是我们在场上的主动并没有给我们应有的回报。本曼的一记任意球使我们扳平，可是他又罚丢了一个点球，使我们没有得到宝贵的胜利。但是，我们战胜了邓迪联队的阿伯丁，凯尔特人输给阿伯丁，因而落后我们一分，我们在客场再战凯尔特人，决定谁在小组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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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比赛，我在上半场配合汉德森攻入一球，我们的领先一直保持到终场前十二分钟。然后，发生了我所知道最不可思议的结果。场上一切正常，我们的右后卫约翰森带球向前挺进，我也向前冲，对方的大个子比利·麦克尼尔跟在我后面。比利是我遇到头球最好的对手，除非你把握跳起的时机极好，否则根本没有可能在空中抢赢他。这次，我把握住了机会，肥球传到汉德森奔跑的前方，约翰·克拉克也在后面追。到了禁区内，克拉克把汉德森拉倒。这时，我们的形势那么好——1比0领先，剩下十二分钟，还在一个点球来保证我们的胜利。因为本曼在伊布罗斯罚丢了一个点球，这次由凯·约翰森主罚。在罚点球时，我总在禁区外数好和主罚者与球之间同样多的步数到禁区边，这样，我可以使我的步子和主罚者同步，在球被弹回的情况下，我第一个冲进禁区补射。凯的射门打在边柱上，我正要把球顶进网时，他在我前面跳起来自己把球顶进去了。结果送给对方一个任意球。你能相信吗？他不懂足球的规则（注：罚点球的队员不可在对方接触到球以前，第二次射门）。不久，他就知道了他无知的代价。我相信凯尔特人扳平的一球应判无效，因为得分的鲍比·梅择冲撞了我们门将索瑞森，但是裁判宣布有效。突然，我们在压力下跨下来，以1比3输掉这场比赛。
这场失败使我们从足联杯中淘汰出局。我肯定这个结果给西蒙的教练生涯带来了厄运，那也将是我在俱乐部命运的转折点。再次输给凯尔特人，使西蒙的敌人有了口实来抵毁他的声誉，虽然整个过程还要再持续几个星期。西蒙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从来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所以不知道反驳对他的批评，其中有很多是不公平的。比如说，批评他不像凯尔特人队的乔治·斯坦主教练那样，穿着运动服和队员一起跑步训练，这就是不对的。西蒙带来鲍比·赛斯做他的助手，还有后备队的教练戴维·怀特协助，所以没有必要再让第三个人也穿运动服。西蒙每天早上八点就到办公室，直到晚上才离开，只有一个秘书帮助他管理俱乐部，我对他在流浪者的工作非常钦佩。
虽然我们在足联杯的比赛中出局，但是我们在联赛中的表现很好，到九月份，我们的排名以列榜首。由于我们在杯赛中是被凯尔特人淘汰，所以在联赛中又遇上他们时，对我们的重要性就不仅仅是积分问题了。我们认为目前是战胜他们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刚在阿根廷输掉世界俱乐部冠军赛。在那场比赛中，因为打架，他们队被罚的只剩下八个人。我们在伊布罗斯和他们的比赛，发生了不幸，上半场只剩下一半时间，我们的左后卫普洛万在与奥尔德争抢时左腿骨折。这个事故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在做了阵容调整之后，我们在场上占据了优势。每当奥尔德接近球时，就有一个穿流浪者蓝色队服的人跟着他。他很狡猾，在剩下比赛时间里默不作声。下半场开始不久，我们的边锋皮尔森单刀赴会，射进漂亮的一球，使我们领先，并开始了对凯尔特人不停的冲击。他们凶猛地反击，力图挽救败局。我必须承认我对他们的顽强精神感到钦佩。这些人地乔治·斯坦的训练下，坚信输给流浪者或其他任何人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的精神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是在今天，这种精神已经不如当初了。
赛后在休息室，我们庆祝久违的“老对头”比赛胜利，两个董事穿着衣服在喷头下跳起舞来。我不嫉妒他们的欢乐，但是我本人最满意的，是我们为西蒙教练赢了比赛。
我现在已经参加了三场“老对头”比赛，虽然我从童年就是流浪者的支持者，知道这些比赛的重要性，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比赛对球员的压力那么大，感到肩膀上好像压着千斤重担。在上场之前，休息里的紧张气氛产生了一种沉重的寂静，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比赛作精神上的准备。对凯尔特人比赛使队员的精神高度集中，目标一致，这在其他的比赛中常常是没有的。在那些比赛中，球员的才能常常由于团队精神不足而无从发挥。无论如何，我们在联赛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西蒙教练在场上得到的支持肯定比在董事会得到的多。
一个星期二的中午，当我们训练后回到体育场时，看到电视转播车停在伊布罗斯球场门口，还聚了一堆好奇的人。西蒙教练被解雇了。这使我感到震惊，失望甚至害怕。流浪者俱乐部怎么能做出这种事？球队在联赛中未输一场，排在榜首。我们被告知，更衣后留在休息室里等消息。一小时以后，戴维·怀特过来，面带难色地说，他暂时负责。过了一天，我去见赛斯，告诉他我想走了。赛斯狂怒地把我拖进空无一人的健身房，狠狠地训斥我一顿，弄得我目瞪口呆。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镇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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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事业刚刚开始，你想把它全毁了吗？”他对我喊。“你以为西蒙想让你这么干？你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好好踢球。
我怀着沉重而混乱的心情走开了，但是赛斯的话也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那天晚上，在伊布罗斯与科隆队进行欧洲联盟杯的比赛时，我踢了一场在流浪者最好的球。我独得两分，还有一个球不知什么原因不算(这好像是老生常谈)。我的第二个球是我最漂亮的头球。在我们的左后卫马西森向对方底线突进时，我在三十码外向对方大门冲过去，在禁区边和球相遇。这是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的模范抢点射门，在我飞身顶出后，球像炮弹一样从十八码外直飞球门上角网中。我们以3比0获胜。突然，我们又是一支伟大的球队了。戴维·怀特对这场比赛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上层变动往往给球队一种推动力。我在对欧洲的比赛中，发挥得很好，对德累斯顿，我左脚凌空射入一球，结果1比1踢平。但是我知道，下一轮在德国客场对有三名世界杯选手的科隆队，不好对付。我不知道的是，在这场比赛中，怀特会像卡宁汉那样，派给我一个盯人的角色，这次是德国国脚韦伯。我想我对这个艰巨的任务完成的不错，在踢平后我被替换下场时，怀特表扬了我。在加时赛中，汉德森射入一球，使我们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我们继续保持不败记录，在联赛中领先，但是很难说新教练对我们的打法做了什么改变，训练的方法也是照旧，还是跑道上的练习和没有独创性的体操。在其他俱乐部已经开始改进的时候，像流浪者这么大的球队还在固不自封，实在荒谬。
在新年和凯尔特人队的对阵中，我因为上一场比赛得到红牌，这次没上场。凯尔特人队在2比0领先后，门将接连失误，让我们扳平。直到复活节期间，我们仍然保持不败，对拿下联赛冠军越来越乐观。但是在苏格兰杯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哈兹队，极大地打击了我们的信心，那是我在流浪者队踢得最差的一场球。在欧洲联盟杯四分之一决赛对利兹队的比赛，也是让人沮丧。在主场0比0踢和后，客场0比2失利。第一个球是对方头球射门时，我用手挡住，被罚点球。失望的气氛笼罩着我们，在媒体质疑我们是否能在联赛中坚持下去的压力下，我觉得怀特顶不住了。在我们刚刚摆脱败给利兹联队的阴影时，凯尔特人主教练乔治·斯坦在报纸的访问中，声称流浪者将获冠军：“冠军现在是流浪者的了，除非他们不想要。”他在我们身上加上了一个不胜负荷的重担，使我们一落千丈。斯坦用他的经验和诡计来对付只有一年主教练经验的戴维·怀特，后者根本不是对手。我永远忘不了斯坦策划出来的那些报纸标题，这个诡计立刻留在我的记忆里。
凯尔特人和流浪者各有两场比赛尚未进行，虽然我们保持不败记录，积分领先一分，冠军落入谁手还是未知数。在倒数第二场比赛，我们客场对科尔马诺克，凯尔特人主场对莫顿。在比赛快结束时，我们射门得分获胜。我们的球迷拥入场中告诉我们，凯尔特人0比0踢平。我们当时跳舞庆祝，到了休息室，我们又听到使人震惊的消息，斯坦的队伍在补时几分钟，进球取胜。“走运的兔崽子”是我们能说的最文明的话，但是我们最后在主场对阿伯丁如获胜，还能捧杯。
我忘了我的名字，也忘不了那场决定性的比赛。流浪者队的球迷大军期待着目睹我们加冕，把伊布罗斯挤得爆满。大卫·史密斯带球前进，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把球踢进门边角，使我们领先。接着我们大兵压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得分。这时，我们的门将索瑞森在附近没有对方球员的情况下，一个很容易的高球没接住，使比赛成为平局。整个球场目瞪口呆。球员犯错误，还能挽救，但是守门员出漏子，就很难挽救。中场在休息室，索瑞森坐着低头不语，你不由地会感到同情。那天下午，他再也没有恢复镇静。但我们似乎可以容忍他的错误，在下半场一开始，我们就对阿伯丁大举进攻。九分钟以后，我头球得分使奖杯再度握到我们这一边。不久，他们有中卫野蛮地把我拉倒，衣服都快扯下来了，但没判点球。以后就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阿伯丁在一次进攻中，右路下底传中，他们的中锋大卫·约翰斯通射门，球从索瑞森的手中进门得分。在最后一分钟，他们又是一次右路下底传中，伊安·泰勒射门得分，3比2。这场比赛、冠军还是我们的，不败记录全都完了。
不出所料，流浪者的球迷非常生气。休息室的窗子给打破了，抗议的人群在球场大门口聚集了好几个小时，使球员只好待在里面，等待事件平息下来。我以前在圣约翰斯通的一个队友从澳大利亚来看我，约好在门口碰头一起出去，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我冒险伸出头找到他，让他把车开到门口，我好冲出去会合。正当我钻进他的车里时，脚肚子让球迷狠狠踢了一脚。我不怪他们，我和他们一样失望。
四天以后，那个赛季的最后比赛结束，凯尔特人以2比1击败丹弗莱恩。流浪者的失败遭遇到媒体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一些报纸把矛头指向了我。更严重的是，伊布罗斯周围和其他一些球迷聚集的地方，有关凯西宗教信仰的流言开始蔓延。我知道这些臭大粪都是从威利·阿利森这个宗教狂的公关嘴里散出来的，他明显地认为，和天主教徒结婚的人，不配在流浪者踢球。后来，在我们第一个儿子出生后，阿利森散播说，马克是在天主教堂施洗的。对一般人来说，孩子在什么地方洗礼（实际上是在苏格兰教区教堂），和父亲在哪个球队无关，但是阿利森这个病态的偏执狂就准备在这上面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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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对我来说难以忍受，当俱乐部夏天去丹麦比赛时，情况更加恶化。一天，我在哥本哈根发现苏格兰的报纸刊登“弗格森在流浪者队完结了”的消息，这使我非常愤怒。我直接去找怀特，他没防备，就承认了这是阿利森干的事。我气冲冲地在酒吧里找到一个熟识的记者，商谈如何对付这种诽谤。虽然我不常喝酒，那天下午例外，喝过了量。回到旅馆，我就在餐厅找到阿利森，开始让他知道我对他的看法。队友们把我推回房间。当他们开门出去时，我看到阿利森在门外，又过去把他一顿臭骂。队员们拉我到床上，帮我穿上睡衣，让我睡觉。他们一走，我又爬起来，穿着睡衣下楼接着骂阿利森，直到大家又把我弄回床上睡着。第二天训练时，我还迷迷糊糊。不管教练怎么看我的行为，他肯定知道喝醉酒不是我的天性，是阿利森卑劣的行径导致的。
在夏季巡回赛中，我只作为替补队员上场一次，所以我在这个赛季里心情焦虑。虽然我的收入在减少，我还是不停地找阿利森算账。毕竟，我在整个赛季进球最多，共有二十三个球，打了一些漂亮的比赛，而且总是为球队竭尽全力。在我分析输掉联赛的原因时，回答是简单的：我们球队没有凯尔特人队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是在紧急关头，他们缺乏斯坦主教练在凯尔特人队里注入的那种勇气和团队精神。最明显的是，威利·汉德森与罗尼麦金农之间的不合。他们不断地报怨对方的工资太高，并尖刻地辱骂对方的妻子。威利还聚众赌牌，使不少队友常常输掉大笔的钱，一次可达2000——3000镑。怀特主教练和一些队员称兄道弟，无法在俱乐部执行严密的纪律。当主教练手下有很多天才的球员时，严格的管理常常会取得惊人的成就。我非常想看到优秀球员发挥出他们的潜力。我和他们在休息室里建立了牢固的友情，我喜欢在流浪者踢球。我相信，如果有更好的组织和团队精神，我们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在那年夏天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说1968—1969年赛季对我是一场灾难，一点也不过分。我知道俱乐部的主席劳伦斯在阿利森的影响下，不会愿意雇佣我；很明显，无能的怀特主教练也会遵从他们的意愿让我走人。在赛季前的训练快结束的时候，他叫我到办公室通知我说，流浪者将买下西波年队中锋科林·斯坦，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我将转到西波年队。怀特信心十足的样子表明他以为我会卑躬屈膝地接受，但是我告诉他我不打算离开。对此，他一连好几个星期让我和后备队员一起训练。后来有一两天，他的态度突然好转，我知道他又有什么新点子。果然，他建议让我到爱丁堡去见西波年的主教练。我已经打定主意不和他们签约，所以会面当然没有结果。
虽然我拒绝被典押出去，流浪者还是以10万镑签下了科林·斯坦，这使我在队里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但是在赛季的时刻，球队踢得不理想，我又上场了，而且踢得很好。在欧洲联盟杯对毕尔巴鄂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我虽然踢进第一个球，而且在场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下半场还是被换下来。观众的嘘声让教练知道了他们对换人的不满，我本人也非常失望。但是下一个星期六，我遭受到更大的打击，在苏格兰杯与阿伯丁的半决赛中，根本没让我上场。
流浪者胜了阿伯丁，在决赛中又要和凯尔特人见面。科林·斯坦因伤不能参加这场决赛，我整个星期都在猜测会不会让我上，直到星期五早上，才通知要我上。但是那天下午的战术安排又使我的心沉下去。
“简直没法让人相信。”教练布置战术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让我们两个主力后卫盯住凯尔特人的两个自由前锋奥德和康奈里，这样，我们的两个前卫就要对付速度极快的查尔诺和林诺克斯，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安排，给查尔诺和林诺克斯留下了尽情发挥的极大空间。最后，麦金农又提出对方麦克尼尔在角球时的头球威胁问题。他对自己对付麦克尼尔没有信心，建议我在脚球时盯住他。对此我并不高兴，指出麦金农要比我高出两三英寸。但是我还接受了这个任务，认为麦金农要先去抢球，一些球员要求队长约翰·格里格去和怀特教练谈谈他对整个战术的看法。
“你必须对他讲，不然，我们只能任人宰割。”我对约翰说。
但是格里格不习惯调停，因为表达不同意见不附合他的性格。对纠正主教练的愚蠢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们只有任人宰割。我必须承认，麦克尼尔顶进的第一个球我有责任。这场比赛，我们以0比4惨败。在比赛开始才几分钟，我在角球时就没有看住麦克尼尔。可是，麦金农没有出来抢球，也同样是明显的失误。另外三个球证明了我们战术可笑的无能。林诺克斯和查尔诺把我们的防线拉开，奥德不断地引走我们的右后卫，使甄梅尔从凯尔特的左翼自由自在地向我们进攻。我们防线的空当可以走过一大队公共汽车。戴维·怀特的无知遭到乔克·斯坦大师无情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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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伊布罗斯必须要找个替罪羊，我知道我正合适。星期一早上，怀特叫我去办公室，问我是否向媒体批评了他。我照实告诉他，很久以前，赛季刚开始时，我和一个记者谈过要把我赶到西波年的事。他接着告诉我，我将不能参加和纽斯尔进行的欧洲联盟杯半决赛（流浪者积分以0比2落后）。这对我又是一个凄凉的夏天，但我不在意，因为我比怀特更坚强。我对他的评价是：虽然不是个坏人，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很软弱。我同情他，但是对他不理会我的努力而不能原谅他。队友和球迷们都知道，我对穿上流浪者的队服感到多么骄傲，为球队有多么卖力。我在伊布罗斯的日子里，球迷对我非常支持。在1969——1970赛季，他们都在问出了什么事。
吉姆·巴克斯特，苏格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将要从诺丁汉森林队回到流浪者队，这个新闻使整个格拉斯哥都振奋起来了。对于他能在俱乐部起到什么作用，人们的意见不一样。吉姆虽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但已经有好几个赛季在走下坡路，可是他的天赋那么高，没有人怀疑他能把光荣带回伊布罗斯。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怀特主教练的能力，是否可以控制住这个以不守纪律闻名的天才。有关吉姆喝酒的故事数不清，但我只见过一次。在一次客场比赛后，我们一些球员聚集在格里格的房间里，喝一两杯啤酒，这时巴克斯特走进来，拿着一瓶朗姆酒、几听可乐和一个大杯子。不到一个小时，他把整瓶酒都喝完了。一些同伴说，他晚上又出去玩。不过公平地讲，他在1969年赛季前比谁都卖力。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队友，为人大度，对比赛有精明的见解。赛季开始后，立刻很明显，我作为流浪者球员在事实上已终结，我被从第一队分出来，有一段时间和初学者一起训练。助理教练克雷文是个令人愉快而且有趣的老球员，他并不歧视我，不断地鼓励我，甚至有一次委托我组织初学者的训练。怀特看见后，就让我自己一个人训练，他想让我屈服，但没有用。每天我在跑道上拼命练习，然后到地道里对墙踢球，把球上印的一些数字作为目标。有一天早上，我正对墙踢球时，阿利森来了，我猜他是看我垮下来没有，实际上，他停下来告诉我他得了癌症。我一点也不可怜他。
我在流浪者的最后阶段，备受屈辱。我被惩罚到第三队踢球，与格拉斯哥交通队和格拉斯哥大学队这类业余球队比赛。那些不像我受到那么大压制的人，也许已经看出，怀特的统治也不稳固了。流浪者管理层的一些人，特别是前功臣鲍勃·麦克菲尔和威利·索顿都在道义上给我大力支持，让我坚持下去，但我没能从他们的话中领会更深的含义，他们当然不会明确表明主教练的职位不保，而我在压制之下的精神不振，也就听不懂那些暗示。1969年11月，我正处于低潮时，巴克斯特告诉我，他和诺丁汉森林队的教练吉列斯谈话时，吉列斯问我为什么不踢球，巴克斯特肯定为我说了好话。几天以后，怀特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诺丁克要我转会的事。我知道我一定要走，但是我向怀特做出最后的挑战，说如果流浪者不付我百分之十的转会费，即2000镑钱，我就不走。怀特大发雷霆。但后来在俱乐部副主席的干涉下，同意付我这笔钱。凯西不想离开苏格兰，但他知道我的处境，所以向往常那样坚定地支持我。第二天我去见怀特，谈去诺丁汉报到的事。我以前在丹弗莱恩的上司，现在福尔科克队的主教练卡宁汉，正在和怀特通电话，要让我去福尔科克。我已经打定主意去诺丁汉，福尔科克是苏格兰的乙级队，我不想降级。但是我还有时间和卡宁汉在电话交谈。
“听着，阿历克斯，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卡宁汉说，“先别动，我这就开车来。”一小时后，他来了，给我的条件有些不可思议。我很为难，就问凯西的意见。
“是不是这样就不用离开苏格兰？”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同意。我打电话给吉列斯极力抱歉改变了主意。这样，我就去了福尔科克的布罗克威尔球场。
下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流浪者在优胜者杯的比赛中，输给了高尼克队。我看了这场比赛，这时才开始明白索顿对我讲的话的含义。第二天的《每日快报》上，威利·瓦德尔撰文批评戴维·怀特，标题是：《戴维这个孩子》。那天还没过，怀特就被炒了鱿鱼。一个星期以后，瓦德尔成为流浪者的教练，我去取我那2000镑时，瓦德尔对我的离开表示非常失望。如果我没有走，会怎么样？瓦德尔一向认为我是优秀球员。他和我是一类人——坚定、一心一意、不会被年迈的董事长所左右。幸运的是，他以后还会对我的足球事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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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决定性的结束
即使互相喜欢、尊重，主教练和球员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球队成功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但是他们受到的压力和担心的事情明显不同，这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主教练必须从整体方面考虑事情，为了在场上形成一个有效的战斗整体，他可能不得不伤害到个别队员的感情。在另一方面，他也要认识到，他的声誉最终是建立在其他人的才能和胜利上面。一个球员，无论怎样为全队着想，他看问题的角度也是比较狭窄的。他踢的每场球，都是对自己能力的证明。当外界因素损害了他个人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如果这种因素来自主教练，那自然就会导致怨恨。球员和主教练组成最好的一些同盟也相当脆弱，我和卡宁汉之间的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的关系不错，但是相处的并不那么和睦。以前在丹弗莱恩时，就常常发生冲突，从来没有使我看低卡宁汉，不论上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上司。我很欣赏他坚韧的性格和有话直说的脾气，虽然有时候，我认为他的固执是有害的。当他自信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主教练，有稳健合理的战术安排，但是他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对不熟识的人在内心深处不信任。他很在意自己的工作。在丹弗莱恩，一些球员的不合作导致他被解聘。在福尔科克，董事会把他挤走。其实他值得受到球员和俱乐部董事们的更大支持。我对那时的卡宁汉很有好感。现在也是这样，很高兴能再见面。1998年底，他们一家三代到曼彻斯特度周末，我给他们安排了旅馆，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看我们曼联与温布尔登的比赛。我的队员也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理想的结果：以5比0获胜。
我刚到福尔科克队的时候，就遇到一些早年一起踢球的老相识。这些重逢让人愉快，但是我最想重逢的还是甲级联赛。我刚到不久，主教练就问我，在离开流浪者第一队七个月之后，我怎么还能保持我的水准。回答很简单，就是我决心向自己和伊布罗斯所有的人证明，我仍然是块踢足球的料。帮助福尔科克从乙级队升级是当务之急。不出所料，这个队的水平比不上流浪者和丹弗莱恩，但是我很高兴我的出现提高了队里的士气。我们的比赛成绩稳定，一路凯歌夺得了乙级联赛的冠军。我成为队里的最佳射手，又找回了踢球时的快感。我们在这个赛季战绩辉煌，在苏格兰杯的比赛中，也打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后来不走运以0比1败给阿伯丁。阿伯丁最后在决赛时以3比1击败凯尔特人夺冠。
福尔科克董事会对我们的升级很高兴，在1970——1971年赛季建立了一个慷慨的奖金制度。不但我们每场比赛踢赢或踢平都有补贴，如果我们保持住甲级联赛中前十名的位置，每个星期就另外再给40镑奖金。队里又和一些优秀球员签约，特别是阿历克斯·司科特，他以前在流浪者和埃弗顿队踢边锋，而且是苏格兰代表队的选手。我们在联赛中从没有降低到所要求的水平之下，休息室里的气氛总是欢乐的满足。司科特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但是传球依然非常出色。在他的配合下，我连续两年成为队里的最佳射手。他常对我讲，一旦他到了底线，我就应该在罚球点附近等待球的到来，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们成为好朋友，可能是我喜欢讲信用的人。福尔科克的董事会主席威利·帕尔默真正关心他的俱乐部和球员，在他的领导下，球队那时的气氛愉快而有信心，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1972年赛季，我们击败阿伯丁和西波年队，打进足联杯的半决赛。在和西波年的第一场比赛中，他们让年轻有为的约翰·布莱克雷盯住我。直到今天，他还说我在足球方面教给他东西比任何人都多。有意思的是，阿伯丁的马丁·巴肯也这么说。这些恭维话是否有两层意思？我有一天一定要和他们两人坐下来，让他们给我解释一下。在第一场比赛中，我射门得分，球队以2比1获胜。第二场比赛，我们竭力维持2比1的领先积分，争夺相当激烈。西波年的中卫波蒂·奥尔德开始祭出各式各样的招数，我警告队友小心，尽量让他自己先露馅，不要上当，做好自我保护（注：弗格森在流浪者队的时候，奥尔德曾将他的队友普洛万的腿踢断）。
击败西波年队后，我们将和西斯特尔队在汉普登球场进行足联杯半决赛，使福尔科克城和四周的人们非常振奋，表明一个地区对自己足球俱乐部的支持，能有多么大的潜力。西斯特尔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球队，发挥得好的时候，能和世界上最强的球队有一博；发挥的不好时，随便到酒吧找几个醉汉就可能把他们打败。我对福尔科克战胜西斯特尔很有信心，因为几年来，我已经向他们有大门里射进很多球。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是，在汉普登比赛的那天晚上，西斯特尔正在兴头上，他们的两个边锋把我们撕成了碎片。惟一能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在足联杯的决赛中也照样给凯尔特人来了这么一下，以4比1打败了乔克·斯坦的凯尔特人队。
1972年3月，西波年队很想和我签约，我准备过去，因为我已经三十岁，应该去一个大的俱乐部了。卡宁汉阴沉着脸，坚决不同意。我也坚决不让步，冲突变得白热化。一天比赛后在球场的厕所里，我们眼看就要动起手来，让体能教练给拦住了。卡宁汉打破僵局，改写了合同，答应在我的球员生涯结束后，让我当助理教练，继续留在球场。不幸的是，我们两人在1972—1973年赛季都有了麻烦。我的膝盖有一次严重受伤，而福尔科克一系列比赛的失利给主教练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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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养伤的时候，福尔科克在珀斯0比6惨败在圣约翰斯通脚下，这也带来了有争议的反应。没人会报怨卡宁汉对0比6的失利发怒，但是他的反应也太过分了。他下令，每天早上、下午和晚上都要训练，路费和午餐补助都取消。晚上再训练让人有些吃不消，此外，一些人的交通费也不是小数目。实行新的制度第一天早上，队员在跑道上做了剧烈的训练，结束时已经筋疲力尽。如果每天做三次这种训练，那么球员就没有力气打比赛了。我作为球员的代表，把意见转告给主教练，但他不肯放松。我们这一边的反应就是罢工。我不完全支持这一行动，它有点太急了。我了解卡宁汉，他最终会冷静下来，一切又会照常，问题是什么时候。
几天以后，争端变得更加混乱，有两个董事插手，和一些队员谈话。在一次谈话中，一个董事让我负责星期六将进行的比赛，我立刻拒绝了。我们不过是罢工，主教练除了发脾气，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僵局一直持续到星期六中午，卡宁汉让步了。我对他感到同情。他只是认为球员让他失望，但是他的固执导致了一场危机。现在我作为主教练，完全能理解他的行为。主教练的责任重大，在成绩不好时，你会感到补孤立、背叛和无能为力，因而有时自己也会鬼迷心窍。我当时也许应该表示反对罢工，但我从来不愿被人认为是上司的狗腿子。对我这种人来说，那是一种可憎的罪恶。
虽然我是反判一方的发言人，卡宁汉并没有把人当作敌人，他让我当第一队的助理教练。福尔科克这时在联赛中垫底，降级的威胁严重地影响到队员们的信心。对于很多人来说，给我的新任务可能是件头痛的事，而不是一种机会。但是卡宁汉让我在比赛准备的各个方面负起责任，除了选人组队外（即使在这方面，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我利用这个机会，证明我以前考下的教练证书不是一纸空文。我重新调整了训练内容，让队里的青年球员在下午也进行练习，并负责半职球员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的训练。我的努力产生了效果，三月份，我们甲级联赛排名上升，在苏格兰杯赛中也进入第三轮。下一战，将于星期三晚上在比道瑞球场对阿伯丁，我们信心十足地出征迎战。
比赛开始后，我们踢得很好，给对方造成很大压力。但是一次失误使他们的中锋得分领先。我们奋起直追时，比赛变得越来越粗野。那场比赛的裁判是有名的严厉，所以不顾一切是行不通的。但我还是那样做了。在阿伯丁门前的一段持续进攻后，我和对方中坚后卫威利·扬争抡，争取获得角球，结果两人都倒在了地上。正在往下倒时，威利踢了我一脚，我也回敬了他一下。裁判只看见我的那一脚，立刻给了我红牌。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回到休息室，当时恨不得钻到地缝里躲起来，我在训练场上不知疲倦地和全队一起准备。提高了我们的水平。现在，我不负责任的举动使大家的努力付之东流。我的教练生涯会不会还没正式开始就夭折？中场休息时，队员们都沉默不语。主教练看我的那一眼，比骂我还能说明问题。我不敢看下半场比赛，但是上面球场的声音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我们以1比3失利。回到旅馆中，气氛冷得像冰。在杯赛中被淘汰，对一个已经在联赛中挣扎的球队，是沉重的打击。一直到午夜，卡宁汉没和我说一句话。后来，他把我叫到休息室的一角，对我严厉训斥，这都是我自找的。他承认我的行为使我在俱乐部的地位罩上了阴影，但也清楚表明，以后只有我自己才能证明我是不是那块料。“我能对付得了，你呢？”他最后对我说。
第二天一早，我向队友们道歉，并开始努力不让这次挫折影响到我们保住甲级队这个最关键的目标。在以后的联赛中，我们踢得很稳定，渐渐地上升到安全保级的位置。我真诚地相信，除了在苏格兰杯赛中做了付出重大代价的愚蠢举动外，我做第一队的助理教练，成绩还是不错的。全队的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对训练青年队员也感到非常满意。他们中间有一个后卫，司图瓦特·肯尼迪，给我印象很深，无论你对他提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下决心努力完成。他敢于面对挑战，在训练中的任何项目，都没人能比过他。遇到这种有天分人，把他训练成材，给人一种满足感。在赛季后期，我一直要卡宁汉启用肯尼迪，但是主教练不愿冒险。直到我们甲级队的地位肯定保住后，才让他参加了对阿伯丁的比赛。让他在阿伯丁的大本营比道瑞球场初次亮相，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后来加入了阿伯丁队。在我当阿伯丁的主教练那几年，立下赫赫战功。
上次在比道瑞球场与阿伯丁踢了一场噩梦般的比赛，这次旧地重游，可能又是一场折磨。但是大个子威利对我说：“上次对不起，阿历克斯，我们这次踢文明的。”我很高兴地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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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上次的罪过还是惩罚了我。阿伯丁的主教练吉米·邦斯罗恩向我提起，他本来想请我去当他的助理，但是我被罚下场的事在比道瑞大本营没平息下来。这是一个坏消息，但是还有更糟的，几天以后，福尔科克突然解雇了卡宁汉。我知道两个势力很大的董事要干涉球队人选的事，卡宁汉和他们有过争执，给了他们应得的断然回绝。但他无法阻止他们长期对他的暗中伤害。在帕尔默不当董事会主席后，俱乐部受到重大损失。帕尔默是个可以信任 人，他的后任阿历克斯·哈迪就难说了。我正在为卡宁汉的离去感到惋惜时，哈迪对我说，董事们对我的评价很高，我应该申请那个空缺的位置。我不喜欢他的建议，我这时三十一岁，还想再踢几年。而且他先说让我在新的主教练来管理球队之前管理队伍，然后又让我自己申请当主教练，我有理由怀疑哈迪的真实意图。真相不久就清楚了。
当球员们的赛季结束后，主教练、助理教练和球探的事情还很多。在少年业余比赛球场上，我们的球探发现了一名希望之星，安迪·格雷。他的才能给我深刻的印象。在看完他的一次比赛后，我到休息室外等到他，带到我们的教练办公室。那时邓迪联队和汉米尔顿都已经答应要格雷，我极力劝说他再多加考虑。当我心情激动地去董事会，请哈迪做最后的说服时，他的反应使我目瞪口呆。
“你没有权利让球员参加福尔科克足球俱乐部，那是主教练的事。在我们任命新的主教练之前，不会有任何签约。”他的拒绝使我说不出话来。我到秘书的屋里镇定了一下，才羞愧地回到格雷那里，告诉他我们对他很有兴趣，但是要等到新任主教练来后才能决定。格雷走出去，当天就和邓迪联队签了约。哈迪的作法使我坚信，福尔科克落到了错误的人手中。
当约翰·普伦泰斯被任命为福尔科克的主教练后，球迷的反应非常清楚。普伦泰斯以前曾执掌福尔科克，后来辞职去了邓迪，球迷认为这是叛变行为。董事们让他回来，是向叛变妥协。我从来没有见过对任命一个主教练会有这么深的敌意。当然，公众的情绪未必总是有道理，但是必须指出，普伦泰斯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只起到了破坏作用，使好端端的一个足球俱乐部陷入混乱，衰落。我开始就感到没有和他合作的欲望，所以很高兴在夏天去英格兰参加一个教练进修班。在那里，有很多可学的东西。我最喜欢听吉米·西莱尔的讲座，他也在那里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所强调的球队管理原则非常简单，但是有不能否认的重要性，我后来总是尽量遵循。“不要让合约都在一个时间到期”是他的原则之一。“注意队员的年龄”是另一条。这些都是常识，但是积累起来，就是智慧。他被要求演示他成功带领诺利兹队的训练方法。一开始，他发现和派给他作示范的那些人交流很困难，他停止了演示，把所有的球员、主教练和助理教练都聚集在一起，解释他遇到的困难。他说，他给每个参加训练的人起诺兹队员的名字，表明亲密熟识可以使指令得到顺利执行。结果事实果然如此。他是一个真诚坦率的人，坦然承认他遇到的困难，并解决它。多年来，我和他变得相当熟识，受到他的激情的感动。
在赛季前的训练，普伦泰斯什么也没跟我说，我知道我作为福尔科克第一队助理教练的前途结束了。但是我坚持等他面对面地和我谈，这对他可能更不舒服，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最后他告诉我，他要带来他自己的人。这没关系。如果处在他的位置上，我可能也这样做。福尔科克同意解除我在合约中需承担的义务，允许我按自己的条件和其他俱乐部签约。但是普伦泰斯拒绝付给我与合同联系在一起的解约费，使我们的告别变得不愉快。我对此不会容忍。给前董事会主席帕尔默打电话，证实了我应该得到这笔钱。普伦泰斯对苏格兰足球的贡献，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个奇才，但是和他的短短接触中，我认为他太懒，没有创见。我一点也不奇怪，福尔科克在那个赛季，直到新年一场球没赢，结果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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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福尔科克之后，我成为自由球员，没加入艾尔联队时，无所事事，就开了一家酒吧。当然，我还认为自己主要是个足球运动员，而不是酒吧老板。但是和我的老朋友吉姆·麦克利恩打了一次交道后，心里有点含糊。他当时是邓迪联队的教练，邀我加盟，但要试踢。看在基督的面上，要我试踢！我是圣约翰斯通、丹弗莱恩、流浪者和福尔科克的职业球员，在每个俱乐部里都是最佳射手，这还不够吗？
我知道我的球员生涯快要结束了。我不想舒舒服服地退休，就加入了艾尔联队，他的主教练阿利·麦克劳德是不顾一切的足球狂。几年以后，他的极度乐观碰壁。他相信他率领的苏格兰队能在世界杯赛夺魁，结果是在阿根廷遭到惨败。即使在平平常常的艾尔联队，他在1973年和我签约两年合同时，也是野心勃勃。合同一签完，他就拿出一张表来，滔滔不绝地谈起艾尔联队取得联赛冠军的计划：“第一场比赛，客场对丹巴顿，没问题。他们刚升级，没经验——两分。（注：以前英国足球联赛的积分制度是，胜2分，和1分，负0分。现在是胜3分，和1分，负0分。）下一场，主场对克莱德队。我们第一次的主场比赛总能赢，而且他们那个大个子麦克威没有用，我们肯定破他们的门——两分。”头六场比赛在他的计划中一帆风顺，拿下满分十二分，现在要准备硬仗了。“流浪者，他们到我们萨摩赛特球场来不会有便宜占——两分。”客场对凯尔特人，“我们应该在那里表现一下了——两分。”他从这些无穷无尽的幻想中获得力量，他的故事也总能吸引住队里的青年球员。
有些人可能对阿利头脑中的梦幻感到厌烦，但是他的热情对其他一些人却起到了鼓舞的作用。从他组建的艾尔联队可以看出，他对球员的特色和能力具有独到的眼光。和他共事很愉快，我也感谢他把我从被人忽视的感觉中挽救出来。
麦克劳德对我的能力没有怀疑，我也要报答他对我的信任。虽然同时经营的酒吧和踢球相当累人，我在那个赛季里还是射进了十四个球，在队里名列第二。
我这一年过得很愉快，干得也不错。但是到赛季快结束时，我受到腹股沟受伤的困扰。作为兼职球员，保持身体的健康是不容易的。我开始想转行到教练方面。在一次全面的体检之后，这个进程加快了。给我检查的医生正好是流浪者的球迷，他警告我说，我的动脉肿大。他说，如果我不是急需那些工资的话，他认为在我这个岁数，就不必为艾尔联队每星期付给我的60镑卖命了。我才三十二岁，但是医生的话使我相信我应该立即退休。过了相当久以后，这位医生才承认，他觉得流浪者的队员最后去艾尔联队踢球是降低身份，所以他建议我是受到了想在这方面保护我的影响。很显然，我动脉的状况在我这个岁数的运动员中是很常见的，而且后来也没有发生过问题。回想起医生不太科学的诊断在当时给我带来的恐慌，我并不太高兴。但是考虑到我在教练方面取得的进展，他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大的损失。麦克劳德非常通情达理，他给了我6千镑的解约费，虽然我的合同还有一年没到期。他说我这一年在俱乐部作的贡献值这些钱。他还到我的酒吧交给我十个月的工资，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此外，他还极力鼓励我去当教练，向我透露女王公园俱乐部和东斯特灵郡队都在打听我的消息，要我到那两个地方都不得去面谈。
首先，我要踢我作为职业球员的最后一场比赛，这是在艾尔联队的主场对东法夫队。所有球员都会记得他们最后的那场比赛，而我在这场比赛进了一个头球，更增添了纪念意义。东法夫队有一个年轻球员 叫科林·麦思文，后来去英格兰踢球。我特别提起他，是因为他有时好像看不见东西，不停地直着向我冲来抢球。我不由地微笑起来，他也使我想想我自己刚参加比赛时，那股凶猛拼抢的劲头。我不可能和他纠缠在一起，因为我要好好利用这九十分钟来回味我十六年职业球员的生活。想想有多少职业足球选手曾经在最后的一个半小时经历过这种内心的感受，是很有意思的。当你想起以前的那些伟大时刻——射门、得分、悔恨、队友和对手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时间好像消逝了。和这一切永久分别，是不容易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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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弗格森酒吧
我一生中有过一些新颖的想法，但是开酒吧不包括在里面。以前几代的著名足球运动员在停止踢球的时候，买一个酒吧做，是常有的休闲方式。现在的球员挣的钱多了，不会看上这种小生意，要买至少也得是大饭店。你在我的酒吧看不到像史泰隆或阿诺这样的明星，只有那些吹牛能用一只手把他们同时都打败的古怪顾客。我们的常客大多来自码头一带，这里生意曾经很兴旺，一些唱歌和表演的艺术家就在此出道。但是在我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名人就是本地投飞镖的那些成员（注：英国很多酒吧里都有常客组成的业余飞镖队在里面比赛娱乐）。
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努力，开这个酒吧也是一样。我要把生意搞起来，就意味着工作得很晚，没有什么时间待在家里。我下苦功学会干这一行的诀窍，知道要成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长时间的工作，事必躬亲。很多酒吧老板没有钱，但是经理却肥的流油，所以我必须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来当我的领班。在一个有经验的酒吧老板朋友介绍下，我雇用了乔治·霍普。乔治说话结巴的很利害，但那不应该是个严重的问题。酒吧改名为弗格森酒吧以后，生意有了使人鼓舞的进展。我们的酒吧里有两个飞镖队，一个多米诺牌队，我发现克里比奇牌（注：一种纸牌游戏）对到酒吧来的海员和码头工人很有吸引力。我本人对这种牌也发生了巨大的兴趣，了解我的人对此都不得不感到意外。楼下的雅座在酒吧公司贷款的帮助下，重新装修，可以进行更时髦的娱乐。在那里，时常有一些乐队和独奏演员在相当挑剔的观众面前表演。
正当我开始能够真正欣赏乔治·霍普的能力时，突然他不再为我服务了。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使他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这些事情让人知道，在高湾的这个地方开酒吧，是别想过平静稳定的日子的。偷窃的事情在船坞地区是免不了的，但是让乔治离开的原因和小偷小摸没有关系。那时发生了一件盗窃威士忌酒的案子，价值四万镑的货物被盗后，又被别人从开始的窃贼那里偷走。这导致了一场黑帮的争斗，我的酒吧也被牵涉到里面。我们有一个常客，身材高大，脸上有拳赛和街上打骂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有传闻说，这个壮汉和那批威士忌的盗窃和再盗窃都有关系。有一天晚上我在艾尔联队参加训练完毕后（我在那里球员生涯即将结束），主教练阿利·麦克劳德说乔治·霍普来电话找我。我到家后给乔治去电话时，他的结巴更利害了，但是我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酒吧里有一个人带着枪。
“你得过来。”乔治请求说。
“他拿枪我能怎么样？”我胆怯地问。我安慰他说警察立刻就去。我给高湾警察局打了电话，警察确实去了。当他们到了以后，带枪的人已经离开，但是乔治仔细形容了那个人的样子。第二天早上，我接到警方的电话，从我雇员的形容来看，那个人似乎是格拉斯哥地区一个大名鼎鼎的要犯。这个消息让我直冒冷汗。那天晚些时候，我告诉了乔治警方的怀疑，这说明警方很可能要乔治当证人。很简单，这是我见到乔治的最后一面。我相信他可能是去了威尔士。我要是他，我就逃到南大西洋的岛上去。
他离开以后，黑社会的争斗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那个壮汉常客在有人要把他开的汽车从桥上挤下河里的事故中，逃了一条命。但是他的运货生意算完了，他所有的卡车都给人毁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当酒吧的门打开时，所有的人都立刻朝来人看去，猜疑紧张的气氛持续了一阵。后来，在星期五的中午，税务局来了一组人，这一向会使我们忙乱一通。我正忙着，进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向我走过来，告诉我他是什么人，并亮出了搜查令。
“你把门关上，任何人不得离开。”他说。两个警察把着门，里面开始了仔细的搜查。搜查行动很有礼貌，并一直在对大家道歉。这当然是和那批威士忌的盗窃案有关。船坞地区的酒吧都受到了监视，我这里有个常客涉及到其中的暴力事件，我的酒吧当然是被注意重点。搜查使酒吧里的人相当兴奋，大家看起来都挺开心，我很高兴我的酒吧与黑社会无意中的牵涉也到此结束了。
弗格森酒吧的日子永远不会沉闷。有那么多码头工人在这里，怎么可能沉闷呢？这里有我们这个五光十色城市里所有类型的人。我的客人里有历史学家、诗人、心理学家、酒鬼、未来的百万富翁、拳击手、情人、幻想家，所有的人都善于吸引他们的听众。为了在我们这个每隔50米就有一个酒吧拉生意，我设立了一个小账薄，允许老客人在平时赊账，到星期五还钱。这是酒吧常用的作法，问题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也弄不清来往的钱是你的还是他们的。在星期五，我的感觉就像百万富翁，所有的欠账都进来了。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那些钱又都出去了。星期六的上午非常热闹，那里码头工人带着他们的太太来进行每星期一次享受的时间，酒吧里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但是一到下午，各种紧急的秘密信号就向我发过来。有的是眨眼睛，有的是点头，有的是摇手指头，他们都在躲着不让太太发觉，向我要求财政上的紧急援助。我那个小账薄是绝对保密的，但是瞒不住那些太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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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男人的名字在你那个本子上面，我就把你的卵蛋割下来，阿历克斯。”
“我哪能辜负您的信任呀，安娜？”我回答，笑着躲避责任。她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也知道我不会听任她们的男人乱欠一屁股债，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些男人也都是可靠的人，他们会告诉我哪些工人常常到各个酒吧游串，到处在账薄上欠债。
当你融合到码头地区的生活中的时候，就会习惯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我的酒吧就像一个集市，那些从码头非正式渠道流出来的货物都在这里出售。我承认我常常受到很多便宜货的吸引。当我把那些衣服、望远镜、丝绸、瓷器、餐具和各式各样的东西买回家的时候，凯西的头都大了。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准备出门，我在镜子前面试一件我刚刚买来的髦麂皮夹克。我洋洋得意地照着镜子，前后观看。当我用手拉拉袖口，要把衣服弄平的时候，袖子跟着我的手掉下来。凯西看着我没有袖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的样子，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
乔治·霍普走了以后，有人把吉米·坎贝尔介绍过来接替他。刚一看到吉米，让你觉得他不像在码头地区酒吧干活的人。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打着蝴蝶结。“在码头的酒吧打蝴蝶结。”我不能相信地对自己说。那天有几个客人在酒吧开心的打闹，但是吉米把整个地方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看来一切都很顺利，直到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回去给大家开工资的时候，那时酒吧忙的热火朝天，两个临时工在那里干得头晕脑涨。但是吉米穿着西装，打着蝴蝶结，站在柜台的另一头，像没事人一样。我向他走过去，发现他从柜台下的一个大口袋里拿东西往里面装。
“这是什么鬼东西。”我指着口袋问。
“鸟食”他若无其事地回答，好像在我的酒吧里卖这些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这是他妈的酒吧，不是鸟窝。”我告诉他。我还说了一些话，就最好不在这里重复了。不用说，那是吉米的最后一个晚上。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坏，只不过受好奇心所驱使，帮助一个码头工人卖掉他带过来寄售的鸟食。我现在会觉得这件事很好笑，但那天晚上我可不觉得开心。
我为了使弗格森酒吧给人以高档的印象，定了一大批鸡尾酒杯，有人说我这种天真的想法是自找倒霉。在用它们的第一天，百分之八十的杯子就不见了。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们送最后一批顾客走的时候，我的一个女招待挡住了一位女士，因为看见了她往自己的包里塞杯子。当让那位女士把赃物交出来的时候，她不但拒绝了，而且她的丈夫和朋友还大打出手。酒吧各处都倒着受伤的人，但是我的伙计和几个客人最后还是制服了那些家伙，把他们拖到楼上扔到街上。有一个大块头客人勇不可当，一个人就制服了好几个闹事的人。当我们把他们都弄到街上后，我们关上门，回到酒吧间。我的朋友、帮忙的客人和我的伙计又聚在一起，凯西也在那儿。几分钟以后，恢复了平静。突然，门被撞开了，瓶子像连珠炮一样飞了进来。没有打到人，但是把柜台砸得乱七八糟。那个大块头的汉子突然从柜台后面抄起了一个码头用的大钩子，向着围攻的人群冲过去。我给警察打了电话，也出去了。我看到的景象把我吓呆了。那群人中的一个趴在地上，脸和脖子直喷血，他的老婆在他的旁边，发疯似的哭叫。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死了，后来发现没有，才放下了心。但他伤势很重，被送进了医院。警察到了的时候，现场和疯人院一样，大家都在安慰别人，反而把情况搞得更乱。结果我去了警察局，指控那帮人中的一个冲击我的酒吧。第二天，警察局的人来警告我，如果拿大钩子的那个人再出现在我的酒吧，就把我的营业执照吊销。我当然把他们的警告很当真。
我当酒吧老板愉快的回忆之一，是每年组织我们的老客人的出游。想要参加的常客每星期出一点钱，我把那些钱计算好，够了的时候，就一起去艾尔郡的一家旅馆，快快活活地过一天。吃完午餐后，女士们进城去，男人们在旅馆玩我组织的有奖游戏：多米诺牌，扑克牌、台球和掷飞镖。到晚上，奖品发完了，我们就一起唱歌。这个活动是我在弗格森酒吧生涯的高潮，住在那个旅馆附近的一些人每年也在等着我们去，一起参加。特别是一个叫乔治·扬的邮递员，每次都参加我们的游戏竞赛，后来还和我有联络，一直到最近去世。我们出游的一些明星人物当然是弗格森酒吧的一对常客，他们总在争吵，然后又和好相爱，这种方式在出游的时候依然照旧。他们两个人唱歌唱的非常好，不论是独唱还是二重唱，即使他们的听众已经醉醺醺，也还会被他们的歌声所吸引。有一次在我们的出游中，他们之间的争吵异常激烈，结果妻子用啤酒杯把丈夫的头打得鲜血直流，不得不赶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但是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出现了，手拉着手，互相唱着爱情歌曲，对丈夫头上缠着的大块纱布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即使从高湾地区的标准来看，他们之间的浪漫方式也够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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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酒吧的生意蒸蒸日上，我又和我的一个朋友山姆·法尔克纳的酒吧搞联营。他酒吧叫小树林，在布里支顿地区，我们为联营花了2万2千镑，但是每人只出了2千镑，从啤酒公司贷款1万8千镑。我们的计划是让山姆负责具体事务，我经常到酒吧露面，希望可以借此吸引客人。合作一般都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这次的结果更是一场噩梦。但是我确实喜欢和布里支顿酒吧的客人聊天，他们和我们高湾的人不同。在格拉斯哥这个大城市，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譬如说，格博尔斯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地区，天主教徒占大多数。布里支顿是格拉斯哥激进新教徒的大本营。虽然其他地区的新教徒人口也占大多数，但是布里支顿人认为他们是奥伦治主义的先驱（注：奥伦治主义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及天主教，要使新教占统治地位）。在小树林酒吧那一带，这种气氛特别浓厚。每年7月12日，我们这个酒吧就是庆祝勃伊恩之战的据点（注：1690年7月12日，新教徒军队在爱尔兰勃伊恩河大败天主教军队，以后新教徒激进分子在7月12日游行纪念）。“我们在12日那天什么时候开门？”这是老客人不断向你提出的问题。“我们那天一般是在7点半。”另一个客人会说。这是7月12日之前这个酒吧常出现的对话，我是不会插嘴的（注：英国法律规定酒吧在中午才能营业）。那天早上，门在7点半打开，参加游行的人拿着旗帜和肩带整齐地进入酒吧，把东西放在一个角落里，立刻就喝起酒来。这天在布里支顿，地方警察总是假装对此不知道。早上快过去了，人们的情绪高涨起来，我也被要求和他们一起唱奥伦治的歌曲。这时我对歌曲的选择是没有发言权的。加入唱歌不是看你是否愿意，而是不管你是否愿意。早上的这场欢宴总是兴高采烈，在他们离开去游行的时候，都感谢我为他们提供的食品。
1978年初，我感到带领圣米伦足球队、管理两个酒吧，再加上要在家里当个合格的父亲，对我来说负担过重。弗格森酒吧不能再干了。我以前在那里享受到欢乐，到现在已经变成挥之不去的头痛。没完没了的维修和因为质量问题的退货使得利润大幅度下降。此外，我也不愿意在周末回家的时候，头上有大口子或脸是肿的，那都是在维持酒吧的秩序时留下。这些伤并不是每个星期都有，但是酒吧不时就会发生打骂的事，我在平息它的时候免不了卷在中间。有一天晚上，在酒吧里一帮人乱扔酒杯给我头上开了一个大口子以后，我回家对凯西说：“够了。我肯定不干了。”她的表情像是完全放心了。
那年夏天，当我被任命为阿伯丁队的主教练时，我同意把我在小树林酒吧的一半股份卖给山姆。但是过了好几个月，我还没有收到钱。这只是一个苦恼故事的开始。因为山姆使那个酒吧欠了好多债。他虽然后来完全退出，但是我使它复兴的努力也失败了，最后只好清盘。虽然我在金钱方面遭受到了损失，但是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用再对阿伯丁140英里以外的事情操心，可以专心做我的教练工作。总的来说，我开酒吧的经历既有欢乐，也有痛苦，就像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人唱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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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努力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