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5〉（p.191）“‘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资源，同时注意运用的范围和界限，防止滥用社会科学方法，以至过度解释，深文周纳，而主张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时不露痕迹，“滋物细无声”。<4>所谓“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叙述”对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资料选择上的价值判断，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5〉（p.195-196）“新实证主义”也强调对历史细部环节的注意，宏观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的，但更应通过细部研究来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先行，运用各种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强调总体把握也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差异，显而易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
在史料的从林中
——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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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世纪中叶以后，国人写近世中国史，尤其在撰写涉及中共革命历史的著述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共两党隔海对峙，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学人都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学人稍有闪失，立时就会遭遇无妄之灾。除此之外，还有史料搜集和史实判断方面的困难。因为可得的资料不仅数量很少，且多为单方面的资料，即便这些单方面的资料，许多也已经过删改和过滤。
上述两方面的困难使得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在很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独特且早已被国人司空见惯的现象：1、史官写作甚行，海峡两边皆有史官，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基于民间立场的中共革命历史方面的著述难见踪迹。2、与第一种现象相联系，中共党史研究大多以集团写作的方式进行，这又以大陆为甚，台湾虽有少数私人写作，但作者身分泰半为史官，表达的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解释学，具有个性色彩的写作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不大多见。
意识形态控制严格和资料严加封锁，固然可以封杀住官方以外的任何研究，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资料逐步对外开放后，新一轮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共革命为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30-40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都可由学者自由使用。80年代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资料出版，从数量上讲，近20年来这类史料和论著，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至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之于秘阁，已开放的各类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统性，资料有真伪之分，有的并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种复杂原因所造成。学者如何对各类资料加以鉴别并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以辨别真伪，这都是治中共史学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的问题。
暮冬时分，我读到陈永发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细读毕，深[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感这是一部近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陈教授以精深的学养，从容驾驭如此宏大的题目，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对中共革命条分缕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陈著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
二
中共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为生存而奋斗的列宁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保守党的秘密，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都严格控制有关党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和传播，即使为加强党员思想训练而编印的党史资料，几乎都被列为党内或内部资料，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和阅读，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共对《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保护。1941年，毛泽东为了批判王明等，亲自编纂了这部党的历史文献集，仅印行了500套，全部编号登记发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以及若干重要领导人。1947年，中共撤出延安，除保留几部外，其余全部销毁，为此，刘少奇还专门致电毛泽东，向其汇报《六大以来》的销毁情况。由于中共方面如此高度重视党的重要资料的保存，外界对中共革命内情一直难于真正了解。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编印了一本流传颇广的《中共透视》一书，因缺少准确资料，在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介绍方面，错误百出。例如该书称王明等国际派一进苏区即被毛泽东逮捕，就纯系滥用想象力。
50-70年代西人研究中共也有类似情况。著名的史华慈教授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竟使用了李昂的《红色舞台》的资料。李昂不是一个真实的姓名，《红色舞台》也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作为一本政治内幕性读物，读来确实兴味盎然，但若加以引用，则差之甚矣。当然，这只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发生的个别情况，史华慈教授的学术功力和水平得到学界一致公认，此等小的失误确实难免。
在当今华语世界内，陈教授可称上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最多贡献和突出成就的学者之一，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重视使用大陆的资料，在该书中，大陆资料的使用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资料。陈著除动用了大陆出版的第一手的档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著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类回忆资料。
陈教授重视利用大陆出版的资料是十分有眼光的。研究中共革命，大陆方面的资料肯定是主体，另外80年代后，大陆有关权威机构已陆续编纂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虽然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资料和史实叙述方面也有所取舍，但基本已杜绝了以往改写、编造历史的现象，所以这些资料经分析、判别后，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然而问题还是有的，由于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还存有许多禁忌，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面公开，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是一个牵涉到毛泽东个人责任的重大事件，任何严肃的学者在研究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不应回避这一问题。80年代后，在撇开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大陆的党史编纂学对此问题有新解释，但“肃AB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然而我们知道，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及8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一度十分活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个别权威机构曾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的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后没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文集》。
在这些被官方文件集舍弃未收的文献中，就有毛泽东对“肃AB团”死亡人数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余红军中就肃出4400余名“AB团”分子。[1]
对于“肃AB团”死亡者的数目，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教授在80年代初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12月10日，廖盖隆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2]1981年9月23日，廖盖隆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3]毛泽东在1930年12月谈到肃出4400“AB团”分子，尚不包括1931年4月后，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重开杀戒，捕杀“AB团”牺牲者的数目。因此，即使用毛泽东当年说的数字和廖盖隆在80年代初提供的数字，“肃AB团”死亡者人数也不是陈著中所说的500人，陈著且没有提供这个数字的资料来源(陈著，页260)。
对中共江西时期的研究在台湾进行的最早，概因1934年末，国民党陈诚部攻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后搜寻到大批中共史料。80年代后，大陆学者戴向青、蒋伯英等长期搜集散失在江西、福建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史料，编有若干史料集，并写有研究论著，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受压的情况，历史资料与道听途说有很大的区别。毛在1931年11月后确实开始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排挤，但毛受压的具体情况则比较复杂，并非像毛掌权以后所说的那样。在1931-1934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在党内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著说，毛因查田运动失败被国际派撤除其政治局委员一职并非事实(陈著，页278注释1)。
江西时期，中央苏区经济因国民党的封锁和国际派厉行极左政策而极端困难，此时中共还未学会动员部队、机关生产自救一套方法，在农民耕作方面，也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陈著中说“中共从江西时期以来，为鼓励农民成立集体组织，总是在资金、技术和化肥等方面对其提供种种优惠措施……”(陈著，页589)。在这段话之后，又有“到延安时期”，致使产生疑问，在瑞金时期，农民耕作何来“化肥”？
三
从治史者的角度看，历史年代、数字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从事文学、哲学等研究或许不必注意某些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但研究历史者都必须注意这些细节。
陈著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小疵，或者是因为校看不慎，有些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多万平方公里，不是700多万平方公里(陈著，页3)；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于1935年10月1日的巴黎《救国报》，而非发表于1935年8月1日的(陈著，页298)；新四军成立的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不是陈著所言的1937年初(陈著，页317)；新四军政委项英遇难是在1941年3月13日，并非1941年5月(陈著，页353)；苏德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日，而非1940年6月(陈著，页353)。在书中所附的照片说明也有个别错误，例如：陈著第484页上的照片是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参加者的合影，说明中误为“1945年2月中共七中全会出席者的合影”。再如整风运动中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日期是1942年10月，而非1941年10月(陈著，页369)；张闻天在1942年初离延安前往晋西北调查，而非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离延安(陈著，页37)。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1957年11月，而非1958年(陈著，页460)。陈著说，50年代大陆最流行的话剧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陈著，页496)，这也不确，该剧于1963年创作，走红于1963-1966年初。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对史料研判不够所导致。在中共党史中，尤其在中共西北地区党史中，陕北肃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1942年10月至次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陕北肃反问题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成为毛泽东批判国际派的一颗重磅炮弹。陈著中对陕北肃反有很客观的叙述，但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却弄成了大错。陈著说，朱理治等滥施肃反，“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数十人”(陈著，页353)，事实是刘志丹当时只是被囚押，并未被处死，刘志丹阵亡于1936年的东征之役。有关刘志丹和西北党史的资料并不十分难寻，若稍加留心，是会避免这个史家最忌怕的“硬伤”的。
关于丁玲在延安的情况也有大量的资料予以反映，不仅有当年的历史文献可查，丁玲在80年代还写有很详细的回忆文章，丁玲的丈夫陈明，丁玲当年的同事黎辛，在80-90年代均写有十分有价值的回忆材料。1941年5月，丁玲被博古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办文艺栏，陈著却误将《解放日报》错成《人民日报》(陈著，页374)，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创办于1946年5月。
有关彭德怀、70年代的中苏关系和60年代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十年来已有各类研究专著问世，即以彭德怀研究为例，大陆已出版三部权威著作，一本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写的《彭德怀传》，一本为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年谱》，第三本为《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这三部书的最大优点是全部依据彭德怀的原始档案和其他珍贵资料写成。《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是《彭传》编辑组运用在写作《彭传》时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禁忌而割舍的珍贵史料写成的。《彭德怀年谱》甚至依据对彭的监护记录，逐日记下彭晚年被囚期间所讲的只言片语。这几部书前几年都已公开出版，并不难得到，如果仔细阅读，就不致得出彭德怀在1962年被开除中委身份的结论(陈著，页716)。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官，但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此之后，他依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惯例，以请假方式停止出席中共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1962年后，他被停发各类文件，但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身份一直未被正式剥夺，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新见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没有彭的名字，彭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才算正式中止。
中苏关系在60年代初公开破裂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两党关系在1966年文革前夕因毛泽东拒绝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而事实中断，但是，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存在，即使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中苏外交关系也一天未中断，因此，陈著中有关文革爆发导致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的说法不实(陈著，页742)。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是毛泽东当年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其背后确实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取消军衔并没有改变军队内部的基本建构，军队内原有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待遇制度一往如常，所以“在军队内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度”(陈著，页758)一说不是事实。
中共组织沿革研究在中共党史全盘研究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近十多年来，大陆有关机构已开展了对中共组织史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有关成果已陆续出版，虽然阅读范围有所限制，但亦不是完全指出看到，据笔者所知，海外某些研究单位就收藏有数量不少的中共组织史资料集。在中共组织沿革中，中共中央东南局是一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机构。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项英就三年游击战争作的总结报告，并专题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议项英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即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1938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分局成立会议，在党的隶属关系上，东南分局受延安和中共长江局双重领导。东南分局主要负责领导新四军和苏、浙、皖、赣、闽等地区的中共组织。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中共中央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有关东南分局—东南局—华中局的沿革。在不少资料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叙述，所以陈著中有关“王明把东南局变成东南分局”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陈著，页313)。
四
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中，由认识的差异而引发的歧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般均被视为是观点和解释体系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但是有些情况则不属于这个范围，因为在这类叙述中，判断建立的基础存在着资料掌握和认识方面的缺陷，换言之，维系判断的依据或是不正确的材料，或是作者超越资料基础作的主观推测，而这些主观推测又脱离了总体事实或总体事实的基本方向。在大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这类情况并不少见,尤其在驾驭中共革命历史的总体叙述时，如此复杂的过程，如此繁多的线索和众多的理论概念，都要一一道来，细细分析，即使学有专深的学者，也难免不会出现差池。陈教授对中共历史上的延安时期素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活动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然而在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涉及延安时期的个别论述中也出现了差错。
有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史料迄今开放仍十分有限，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记录，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在这一时期的档案基本都没开放，但是某些权威机构利用上述资料编写了若干著作，包括具有工具书性质的论著，却为研究者了解毛在整风期间的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若再配之以其他资料，有关情况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看出的。
《毛泽东年谱(1893-1949)》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在编辑方针上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凡与毛的官方解释有所不合的资料均已被年谱收入了大量珍贵史料，编者的态度也十分认真，《毛年谱》尽管在编排上存在着不够全面的缺点，但没有改写或伪造史料，而这种现象在80年代以前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毛年谱》对研究者仍有重要价值。
陈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运用了《毛年谱》中的资料，又是出于史家的谨慎，使用该书的频率较低，笔者完全理解陈教授的担心，但是过份的谨慎也会带来问题。
关于1943年9月开始的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以清算中共历史上“路线错误”为主题的政治局会议，在陈著中有很好的描述。毛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讲话要点，在《毛泽东年谱》中有简略的反映，其他资料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对此都有说明，所以可以肯定毛参加了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这个情况是可知的，并非是“不得而知”(陈著，页381)。
陈云和王稼祥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此两人在党的核心层中的地位都曾发生过微妙的变化，陈著根据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几项组织决定，即陈云、王稼祥列名于新成立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王稼祥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负责管理华北党政军民工作；陈云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依此作出判断：陈云、王稼祥仍旧跻身于中共核心权力圈之中(陈著，页378)。但是，仅从这些任职名单上是看不出当时中共权力中枢变动的真实底蕴的，简言之，成立这个机构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剥夺其他领导人权力的一项精心的安排。陈云、王稼祥进入这些机构后，其原有的权力已被剥夺大半。事实是，陈云长期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在1943年初就被中予以中止，毛泽东派当时正蒙受他信任的彭真代理中组部部长。当时陈云确实身体虚弱，毛“关心”他的身体，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枣园休养，真正的原因乃是，陈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审干、肃奸斗争有所怀疑，毛嫌陈云碍手碍脚，才让他“休息”。陈云尊重毛的权威，对自己境遇的变化毫无怨言，一年后，陈云复出，转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彭真正式就任中组部部长，从此，陈云从干部组织系统转业到财经系统。对陈云的高度党性，毛看在眼中，记在心里，1945年中共七大后，老政治局委员陈云再度进入政治局，这才真正“跻身于核心权力圈”。至于王稼祥，在1943年3月“跻身核心权力圈”则更非事实。虽然王稼祥多年来一直效忠于毛泽东，整风之初还十分活跃，积极批判昔日的朋友王明，但终因其历史上曾属于国际派大将，在1943年后逐渐受到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是“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身份却长期湮没了他的这份功劳，发明“毛泽东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而非王稼祥。在清算历史的1943-1945年，王稼祥终于病倒，虽与毛、刘等同住延安，却离“核心权力圈”不啻十万八千里。
陈著在谈到中共领袖在党内斗争的态度时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为了避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指责”，毛以外的中共领导人，“可能比毛泽东显得更残酷无情，刘、周、邓和彭德怀都免不了有这种问题，他们是等而上之者”(陈著，页9-10)。陈著在提出这一看法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笔者认为，就“党内斗争”的范围，在对其对手“残酷无情”方面，中共党内实无人能与毛比肩，毛可以打破常规，不受任何党纪的约束，一口气杀掉4500名红军(张国焘、夏曦大开杀戒是在毛之后)，刘、周、邓、彭比毛“等而上之”一说，没有事实依据。
陈著中对中共建国后一些事件的叙述也有少量错误。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发生的一次震动全局的政治事件，80年代后，围绕胡风案件，已出版若干著述，陈教授在撰写本书时都已注意并加以选择利用。然而陈著在分析胡风“三十万言书”时却断言，胡风没想到自己的言论根本便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的(陈著，页658)，其实胡风早在40年代中叶就知道自己与毛的文艺观存有差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献提及，1947年中共在香港组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胡风对这其中的缘由是心知肚明的。去年公开的胡风1949年日记对此问题亦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另外，在反胡风及由此引起的肃反运动中，领导运动的组织是中央和各省、市级党委的十人小组，而非五人小组(陈著，页659)。
研究中共党史，若仅从文献字面加以理解或过份依赖于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析，肯定也会造成理解上的误区。陈著说，反右派运动以后，整风继续进行，效果甚大(陈著，页674)，这种说法来源于当年官方的出版物。事实上，反右以后，整风无疾而终，根本没有进行，仅仅从当年官方的文件和报章中是不可能看清真实情况的。陈著举出两例作为上述判断的依据：军队高级将领下连队当兵，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但这些都不足以支持上述的判断。因为将军下连队当兵是大跃进期间“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产物，与反右以后继续开展整风，基本不搭界，况且军队系统在反右时也不是重点单位。至于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早在1956-1957年上半年就已实行了。
至于陈著中说1979年后中共宣布对右派分子实行了“平反”(陈著，页870)，这也不确。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改正”，两词的涵义区别大也，所以史家在使用这些话语时，还需察微觉疑。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过份依靠推测而未及详细研判史料而造成的。例如，陈著提到中共建国后，“虽然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基本体制，例如保甲制度，但他们强调群众动员，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在基层展开逮捕，并开始初步改造工作”(陈著，页495)，这样的描述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但仍欠准确性。中共革命成功后，在城市第一步做的就是“城市民主改革”，在农村则是建立村组建制，通过这些措施，废除了保甲制等旧的社会基层结构，以后又经土改、镇反运动，完全建立起中共在城乡的基层社会结构，所以不存在一段时期内保留保甲制度的事实。
陈著中还提到建国初，中共将知识分子编入各种协会，“参加这种团体……有固定工资可领”(陈著，页688)，事实也不是这样。当时被吸收进各协会的多为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编入各学会，被接纳进学会主要是一种政治荣誉，各学会并不给知识分子开工资，开工资的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单位。另外，50年代初不少知识分子处于失业状态，以后或被政府安置就业，或通过参加革命大学，经过审查、重新分配工作才领到薪金。
陈著中提到刘少奇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陈著，页741)，这是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说辞，此主张实际上是由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提出，与刘少奇无涉，尽管刘少奇倾向于接受王稼祥的意见，但版权归王而非刘。
陈著说，文革期间，“无论城市和农村，老百姓都基本无失业之虞”(陈著，页849)，在城市，此说还可以成立(事实是当时城市也有少量无业人员)，但在农村，就业、失业的概念似乎用不上。
又言，“70年代初，因为与美国恢复关系，中国大陆电视观众已经注意到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陈著，页850)，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和电视机的数量都极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而且电视上的所有节目都已作了彻底的政治过滤，从电视上，观众根本无法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笔者在70年代初看过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访美的记录片，这两部记录片都在当时的电视台播映过，所有镜头都在比赛场内，几乎没有一个场外的镜头。
以国人而言，站在民间立场研究中共历史，确是一项艰难而寂寞的事业，治史尤如在攀登高山险岭，山间道路崎岖，云雾环绕，说不尽艰难苦涩，治史者只能小心翼翼，迂迂而行。然而这又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正如陈教授所言，凡我国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这一本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呢？陈教授有感此问题之重要，特别有感于台湾岛内不少人有与大陆渐行渐远的心态，以一人之力，历时数年，完成这一扛鼎之作。陈教授秉持学术中立的立场，努力贴近中共革命，在宏观把握、专题分析、理论开掘等方面，皆获很高的成就。笔者这篇文章仅从史料运用的层面对陈著发表了一些意见，陈著的重大价值还有待专门论及，这是特别需要加以说明的。陈著中的若干缺失，与全书的成就相比，只是个别小疵，丝毫不影响该书的整体价值。走笔至此，深深感到，写信史难，写中共信史更难，转念又思之，难，固然是也，可是这其中何尝未另有一番研究乐趣呢？
注释：
[1]毛泽东：《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1930年12月2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第14册，页634。
[2][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合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页89、144。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
——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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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对我们认识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推动近现代史的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检视近二十年有关近现代史的叙述，不难发现它们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上述两种叙事方式占据了近二十年近现代史叙事的主流地位。
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至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瞿秋白、张闻天、何干之等一批“有机化”或“组织化”的新知识分子，从苏联和日本左翼新理论中引入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建构了左翼革命力量对中国的现实，过去，和未来的认识和解释的体系，其主要命题是论证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工农专政”、“经济的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1〉〈2〉〈3〉
所谓“现代化叙事”最初产生于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其主题是论证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传统与现代、社会变迁、经济增长因素、制度创新与政治参与、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等成为观察，认识现代化问题的框架。〈4〉这两种叙事方式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实质。
“革命叙事”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概念，既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极端重要性；同时强调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痛苦记忆，把中国近代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中国人民抵御西方侵略、扩张的反抗过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现代化叙事”是叙事方式的全面转换，它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置放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下来认识，而这反映了一百多年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中国是在深受外国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叙事”也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置放于社会变迁的大过程中，通过对现代化动力、范围、速度、现代化的主体与客体等的研究来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层面相。这种从八十年代引入的叙事方式对现时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然而这两种叙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中国内部的因素经常会被不经意地忽略，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具有普适性；但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更有其特殊性，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中产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盖和解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与“现代化叙事”相比较，“革命叙事”对我国历史学的影响更大，在长达几十年中，它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述，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革命叙事”产生于革命斗争的年代，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动员色彩，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将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和深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是一个新的紧迫的课题，勿庸置疑，史学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革命叙事”就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阻滞了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革命叙事”逐渐教条化是和它过分追求“宏大叙述”而紧密联系的。反映在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领域，“宏大叙述”的基本特点是：
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性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做简化的“必然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
2.在叙述方式上，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
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训导式的语言风格。
如果对“宏大叙述”作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的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尔称，历史是“灰色的记忆”。即如有的史家所论述的：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5〉（p.191）“‘灰色历史观’反对在历史分析时时‘忘记’那些互相冲突的资料和观点”，在对重大现象研究中故意回避事实，只进行概念的推理和演绎：“灰色的历史观”强调吸取其他社会学科的资源，同时注意运用的范围和界限，防止滥用社会科学方法，以至过度解释，深文周纳，而主张研究者在运用社会科学概念时不露痕迹，“滋物细无声”。<4>所谓“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避免“宏大叙述”对研究的支配，克服在资料选择上的价值判断，重视对各种史料——包括内容上互相冲突的史料——的收集、鉴别和广泛地运用。〈5〉（p.195-196）“新实证主义”也强调对历史细部环节的注意，宏观叙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的，但更应通过细部研究来反映事物的特性。注重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概念先行，运用各种分析框架又不固步自封，强调总体把握也重视历史的细节和差异，显而易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开放不足、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是否节制、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因素的局限。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已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新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学研究领域，这就是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学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另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一些档案馆陆续向社会开放，官方机构在80年代以来也相继整理出版了许多当代史的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当代史提供了基本条件。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地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这种研究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对50年代历史的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50年代是当代史的开端。研究当代史从五十年代起步，不仅是研究时序展开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或从更久远处启动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当下的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马克。布洛赫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6〉（p.36）50年代为今日之基础，影响既深且远，今日之结构，框架，均奠定于此时期。以往在国内的学科分类谱系中，将这一时段的研究划归于政治学范畴，时光已进入到21世纪，50年代的历史应属于历史学范畴了。其次，把研究范围置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是因为自那以后的年代距今天较近，某些事情还在发展中，人们认识它，不仅需要更多的，今天仍没公布的历史资料，还需要一个认识沉淀的阶段，即研究者主观感情因素的冷却，而50年代，已慢慢隐身于历史厚重的帷幕之中，成为渐离渐远的过去。
应该如何研究50年代这个距今不甚遥远而影像又相对模糊的历史时期？长久以来，对50年代至60年代初历史的研究，在“革命叙事”的视野下，就是“凯歌行进”、“艰苦探索”、“挫折调整”；而“现代化叙事”则将这十多年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在这两种叙事的视野下，我们有时就难以看到历史的全貌，对那个时代无法获得生动、具体的影象。
站在21世纪的历史门槛，回顾和研究50年代的历史进程，在充分肯定新国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还应看到50年代的多重面相：大环境的巨变确实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但有没有不同与主流的潜层意识？即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进程中的潜因素和隐蔽的趋向；〈6〉（p.11）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怎样变化的？改变到什么程度？宣传对民众精神生活的塑造，是否全为国家强制行为？塑造或建构之所以有效，与知识分子有无联系？如果说，新知识分子参与了塑造，老知识分子是否就置身于外？事实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新叙述的建构，这在近年问世的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中得到了印证。宋云彬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9年他给柳亚子写信，以老朋友身份批评柳亚子不顾场合，乱发牢骚，担心柳的言论被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宋云彬对新秩序、新变化衷心拥护，但也保持个人看法。1949年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歌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却在日记中自贬其文为“八股”。他一方面钦佩周恩来，又在日记中委婉批评领导同志把民主人士看作五年纪小学生，动辄做大报告五六个小时。宋又批评所谓“学习讨论会”，实际是党八股训话会。某次一重要领导同志做报告，听众达三、四千人，宋不堪其冗长，想溜出去，被警卫挡回。尽管宋和他的好友叶圣陶都不喜欢他所称之为的“党八股”和“人民八股”，却又积极参加新叙述的创造，他们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大中小学课本的撰述者。〈7〉（p.136，125，126，139，152，167）如此种种，都显示历史是非平面化的。
马克。布洛赫说，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6〉（p.36）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有其延续性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但一些近代以来的重大命题依然存在：追求中国的工业化，维护中国的疆土的统一和独立，提高人民的教育和科学水平，等等。〈1〉在20世纪前半业，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两党的理念，方式和道路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两党在争取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方法，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其间虽有流变，但基本方面都继续保存，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都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因此，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研究当代史的前题。
对50年代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应跨越1949年的间隔。所谓“间隔”，即是将20世纪的历史截为两段，视彼此毫无关联，而实际上一些历史性的长时段因素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并没有因1949年而中断。应将20世纪的中国历史置于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背景下，进行各个侧面的研究。马克。布洛赫说：真正的时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是持续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休戚相关，〈6〉（p.25）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人为割断过去和现在。
在这个基本方面，以往党史学界多认识不足，对历史长时段因素的影响及其表现，确少应有的敏感。在某种模式化的叙述中，只看到“变革”的一面，对“延续”的一面往往不予重视。这种模式化的认识方式不仅存在于史学界，也存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广泛的叙述中。胡风于1949年10月发表的《时间开始了》的长诗就表达了这种观点，胡风是从欢呼新纪元的角度表达他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心情的，但他不是历史学家，而研究历史肯定需要观照两个方面：变革是从何处出发的，延续在变革中的流变及其走向。需要指出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截然分开”已相沿成习，且这类叙述不甚注重具体史实之发现与考辩，而只从政策研究着手，多为宏大叙事和文本解释，从中很少看到基层，也看不到社会的众生相。近20年来，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领域，例如社会学对“单位制”的研究，对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研究。
台湾学者刚刚起步。1949年后两岸长期对峙，90年代前，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的叙述，除少数外，都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近年来，台湾又有“去中国化”思潮之兴起，目前只有陈永发教授等学者，本着中国情怀，坚守学术立场，关注、着手于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2001年12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召开了“50年代海峡两岸研讨会”，旨在倡导对五十年代历史之研究。
三
检视50年代历史，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10〉（）
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10〉（i）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10〉（i）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1〉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11〉（p.68-69）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它兼顾“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过细的微观也容易导致两种偏差：看不到同质社会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论”〈2〉和过分的琐碎。
历史是否可以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3〉还有人认为，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叙述就是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右翼知识分子杜撰出来的。〈4〉但我相信，过往历史的物质和精神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种视角和态度叙述它们，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我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12〉（序言p.1）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注释：
〈1〉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2〉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3〉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4〉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3〉〈4〉<5>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学说中国》，南昌：江[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7〉宋云彬。《红尘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8〉《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9>《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甘阳。《编者前言》，载傤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11〉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转引自萧功勤。《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页下注：
p.57注1，美国柯伟林教授在《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将“疆域统一”，“统治中国”，“工业化”等视为20世纪中国的基本趋势。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
p.58注1，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分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340万1千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36、243.
p.60注1，参见韩德强：《50年，30年和20年〉载《士伯咨询网》网站；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1996年第3期；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载《读书》，2001年，第1期。
p.60注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教授语，她对社会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过份强调建构理论的现象多次提出坦率的批评。2001年4月，2003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关农村问题研究的午餐讨论会。
清华历史上的校长更迭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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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清华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在清华早期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校长频繁更迭的风波。这一情形从清华学校时期（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八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国立清华大学时梅贻琦任校长后（一九三一年）才算告一段落。在这十几年间，由于受到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及校内师生的反对，清华的校长频繁更换，屡易其人。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过清华校长或代行过校长职务的，有唐国安，周诒春，赵国才，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金邦正，王文显，曹云祥，温应星，梅贻琦，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翁文灏，叶企孙等。
在这些校长中，多数任期不到一年，有的才三个月，有的甚至未到任就遭学生拒绝。其中，唐国安是由外交部任命的清华学校首任校长，他是在任一年后因病去职的。在临终前，他推荐了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周诒春来接替他的职务，经外交部批准后周诒春便正式上任了。
周诒春是清华学校时期众多校长中，比较热心办教育，认真严格管教学生，力图把清华办好的人。他在任期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四月），“勤勤恳恳，扩充校务；增损修革，惨淡经营；心力憔悴，成绩昭著”：擎划并组织兴建了“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酝酿成立大学部，追求民族教育的独立；提出“三育并进”的教育方针，强调学生应德智体全面发展，后来被历代清华人引以为骄傲的清华体育正是始于此时。在周诒春长校期间，清华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较稳定的发展，清华学校的规模和“一切美国化”的教育传统也都基本形成了。
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时，亲日派成为北洋政府中的主要势力，外交部有人要争夺清华校长这个“肥缺”，所以周受到了排挤，被诬以“妄糜巨款，营私害公”的“罪名”。尽管当时清华师生都劝告周校长“止谤莫若自修，不予置辩”，但是周却认为“既遭时忌，愿让贤能”，毅然辞职。
其后，外交部令副校长赵国才代理了半年校长，接着又派外交部参事秘书张煜全来做清华校长。张煜全来清华做了一年的校长，病假就有半年多，极少与学生见面，所以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闻一多先生就给张煜全画了一幅名为“垂床听政”的漫画来讽刺这位多病不理校务的校长。但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却派巡警来干涉学生会成立大会，还把电灯关灭，从而引起了学生公愤。学生当即宣布罢课抗议，并派代表向外交部请愿要求撤换张煜全。但是，这一行为刚开始并没有奏效，外交部起初拒不接见清华的学生代表。后来，在美国教员的帮助下（当时校内的美国教员对张任用手下两个教员包揽校务不满），通过美国公使馆给外交部挂了一个电话，外交部才接见了学生并最终同意了撤换张的要求。至此，“驱张”斗争终于胜利结束。
一九二零年一月底，张煜全辞职后，外交部又派了一名官僚罗忠诒来做校长。于是，学生事前就派代表去“相面”，回来后报告说这个新校长有肺病，从言谈举止上看不足胜任。学生会就决定“拒罗”，动员全体学生每人写一封信给罗忠诒，劝他不必来校。罗忠诒就这样在几百封拒绝信的敦促下，未到校就“辞职”了。
经过“驱张拒罗”之后，外交部一时派不出合适的校长来，只好暂由校董事会主席严鹤龄来代理校长。六个月之后，外交部正式任命金邦正为清华校长。金上任后不久，又因协同董事会压制学生为支持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考”运动，引起学生的反对。到一九二一年秋开学时，全体学生相约拒不出席金邦正召开的开学典礼，金只能借故悄然离校赴美，学生会就趁此机会去信，“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就这样迫使金邦正辞职。
经过这样“三赶校长”，外交部一时没法再派校长，只好令原清华教务主任王文显“兼代校务”，暂时维持。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外交部才又派一位曾担任过伦敦总领事的外交部官员曹云祥来清华接替校长。
曹云祥在清华做了六年的校长（一九二二年四月～一九二七年底），是清华学校时期所有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个。应该说，在任职期间，他也为清华的发展做了努力如：大学部的正式成立，国学院的兴起，教授治校制度初具雏形等等。可是由于这时清华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华早期的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日渐增多。这些留美回来的学生们大多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而曹云祥尽管任用了清华第二批留美学生张彭春为教务长，并支持“少壮派”对清华的改革，却仍然是不学无术，官气十足，而且在行政部门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在清华内部就形成了“少壮派”和校长曹云祥及其亲信的保守派势力相对抗的局面。
一九二六年六月，教务长张彭春因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而辞职，从而引发了所谓“挽张去恶”的风潮。在少壮派教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在校内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清华恶势力”，“改造清华”等口号，当面要求“与清华前途发展有妨碍者三人辞职”。被要求辞职的三人，便是曹云祥安排的亲信，时任清华机要部主任，斋务处主任和大学专门科筹备主任，当时被清华学生称之谓“清华三恶”。
这一风潮发生以后，校内就展开了改造清华的运动，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们要求按照美国大学的机制来改造清华，反对少数行政寡头治校，曹云祥被迫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但是，随后不久，少壮派教师就利用教授会迫使曹云祥辞职。
曹云祥被赶走后，一九二八年初，外交部派严鹤龄再度代理清华校长。不及三个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派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温应星担任清华校长。又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势力伸入北京，北洋军阀倒台，清华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也就此去职。
北洋军阀覆灭后，由其控制的清华学校转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手中。在国民政府掌管清华后，清华的名称发生了变更，由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管辖权也发生了变更，由原来的外交部单独管辖变为外交部和大学院共同管辖。但是，校长更迭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会同致电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派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两个月后，即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正式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
罗家伦是清华历史上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出版物上对他的评价多是贬多褒少。但客观的说，罗家伦应属于一个对清华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校长。首先，到清华任职之前他就为清华大学的名称问题据理力争一番，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才被冠以“国立”二字。其次，经过他和清华同仁的努力，一九二九年五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提案，决定国立清华大学直归教育部单独管辖，这样就从制度上清除了阻碍清华大学发展的束缚和羁绊。再者，即使是他在清华实施备受批评的“四化”，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也不能被一概否定。其中，廉洁化，学术化和平民化都对当时清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有其中的纪律化政治味最浓，有明显为当政者直接服务之目的，而且采取的措施也不妥当，过于激进，招致清华师生的抵触。
此外，罗家伦还对清华的学术实施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的改革；压低洋人的地位；开解女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不遗余力地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到清华任教；重视学科建设，将有名无实的系如农学，体育，音乐一律取消，增设地理系和土木工程系，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修筑了生物馆和气象台等等。
但是，由于罗家伦的政治背景过强，他在清华实施的改革也过于突出政治；再者他资历浅，学术上无地位，远不能和当时清华园中荟萃的一批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大师相比，而且讲话常大言不惭，招来许多非议和反对。此外，他出任清华校长时才三十一岁，年轻气盛，干事情处理问题不知道妥协与让步，抱着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从而开罪不少人。所以在当时大部分清华师生中他留下了比较恶劣的印象，所以才有了一九二九年四月，当罗氏由于清华基金使用问题与清华大学董事会发生矛盾而提出辞职时，学生会申明：“无论国府批准与否，本校无人表示挽留”，使他大扫面子。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慰留”下，罗氏又“悄悄地”回校复职。在复职后，罗氏虽然有所收敛，作出很多让步，但仍得不到清华师生的信任。他复职不到一年，适逢一九三零年五月，国民党发生内讧，冯玉祥，阎锡山对蒋介石开战，汪精卫，阎锡山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清华师生趁机掀起“驱罗”运动。五月二十日，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的议案，历数其问题。罗氏政治上失去靠山，在校内又得不到拥戴，便于五月二十二日提出辞呈。
罗家伦离校后，阎锡山的势力伸入北平，阎氏任命原清华学生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但是，由于清华人对乔万选是怎样一个人完全不了解，他本人也没有什么资格和名望，而且他又是由“阎总司令任命的”，所以他们反对乔万选的到任。后来，乔万选居然于六月二十五日带着三汽车武装卫兵，还带来了“秘书长”，“庶务主任”等一帮人，企图以武力接受清华。在学生会护校委员会的带领下，学生们把乔万选一干人拒于校门外，并且经过与乔万选单独谈判，据理力争，迫使乔氏当场签字，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于是，乔万选在碰了一鼻子灰后，灰溜溜地被赶出校门。
在“驱罗”运动和“拒乔”事件后，由于当时国内一度出现南北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而清华远在北方，南京国民政府鞭长莫及，导致清华长达十一个月没有校长，一切校务皆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例行公事则先后由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判行”。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利用奉系军阀驱散了汪精卫和阎锡山的北平“国民政府”，重新稳定了他对北方的统治。这时，蒋介石派他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担任清华校长。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吴南轩正式上任。吴南轩与罗家伦一样是一位政治色彩极浓的人物。而且一到校，就采取了个人专权的统治手段，其所作所为远比罗氏为甚。他任用带来的亲信或幕僚充任教务长，秘书长等职，并将会计，庶务，文书等各科主任全部更换。而且，他还极力反对业已形成并在清华行之有效的教授治校制度，拒不承认院长由教授会选举的惯例。而坚持校长个人全权聘任。当这一行为受到干涉时，竟抱着“院长宁缺，个人主张不能捐弃”的态度，拒不召开教务会议和评议会，并且私自修改《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取消了“院长由教授聘任的规定”。此外，他还采取种种手段拉拢学生，并试图挑拨师生关系。如此种种，很快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公愤，吴氏到校未满两个月，就爆发了“驱吴”运动。五月二十八日，教授会通过决议并致电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要求撤换吴南轩，“另简贤能”。第二天，学生会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教授会决议。吴南轩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反对声中，于五月三十日携带国立清华大学印信和若干重要文件，逃到北平城内使馆区，并且居然在利通饭店挂起了“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牌子，进行“遥控办公”。
吴南轩被赶出校园后，一方面断绝了清华的经费来源，一方面歪曲事实真相，污蔑教授会“唆使学生”胁迫校长，给教授们扣上一顶“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的帽子，进行政治恫吓。并且还暗中伙同陈立夫等人策划用武力解散清华的阴谋。这样，愈发引起清华师生的愤慨，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求撤换吴南轩的决心。在学生会和教授会的共同努力下，吴南轩于六月二十五日离开北平南下。七月七日，南京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托词，批准其离校“调摄病体”。
吴南轩被赶后，造成了清华两年内“两驱校长，一拒校长”的局面，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国民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派人任清华校长，只得临时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多次提出辞职后，教育部又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为“校务代行”。叶也因问题棘手，屡次请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反复复，多方权衡，一再物色，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了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清华也就从此结束了因屡发校长风波而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并且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也正是后人一提清华就会想到梅贻琦校长的原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校长更迭风波，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变化，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改组的影响外，校内师生的坚决反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奋斗的历程。
p.60注3，沈松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和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张世瑛：《太原五百完人：一段国共战争历史的想像与塑造》，载《1949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627-633页。
p.60注4，参见《中国大饥荒档案馆》网站，“异议论点集锦”。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明年能发现另一个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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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先生以101岁的高龄，在远离故国的夏威夷岛告别人世。
使张学良永载史册的，是他在幽居54年前所做的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尽显关东血性汉子的热劲和豪情，中国历史曾两度在一刹那间，因之突然转变方向。
张学良干的第一件大事是，1928年底毅然宣布东北易帜，使东三省归于中国版图。
张学良生于战乱频仍、民族危机深重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1924年12月，张学良在天津拜见了病中的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寄语张学良和东北青年：列强环伺东北，东北青年当奋发自强。孙中山的这番话，张学良终生铭记于心。
1928年6月，日本军阀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学良之父张作霖。时年28岁的张学良接获父亲遇难的电[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报，连夜潜回沈阳，秘不发丧，每天官报云：为张大帅送饭、奉药。
就在日本军阀眼皮下，张学良迅速接掌东北军政大权，稳住了大局，而私下积极准备易帜事宜。1928年12月29日，东北全境忽地高悬孙中山先生画像，飘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易帜大典上，张学良慷慨陈词：我们之所以易帜，是效法我们东边的“某先进国”（指日本），几十年前，他们为结束军阀内乱、促成国家统一，尊王攘夷，奉还大政于中央，我们今天也是这幺做，为的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张学良的行动使日本军阀既恨又惧，东北易帜维护了中国主权的完整。
张学良先生做的第二件事是发动西安兵谏。20世纪20年代后的张学良，可称之为“青年凯末尔（现代土耳其建国之父）主义者”。他统掌数十万军队，是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张相信军队可成为落后国家推动现代化的重心，而某些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可担负起救国保民的重任。他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新式军人，更将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凯末尔”蒋介石的身上。然而张学良所敬重的蒋介石却告诉他：“攘外必先安内”。正是蒋一声令下，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在“九·一八”后不战自退，致使东三省沦于日帝的铁蹄之下。
张学良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羞辱。1933年，张学良远走意、德诸国。和蒋介石一样，张学良也对意、德的“国家振兴”萌生了兴趣，试图从欧洲带回强国兴邦之道。但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法横向移植意、德经验。这时，张学良又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他茫然，愤然，这位爱国者，已不能接受“兄弟阋于墙”的现实。
张学良的苦闷与彷徨被另一群中国人最先捕捉到。1935年后，红色力量已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角，中共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御侮，派出了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一时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激励民气、凝聚人心的时代最强音。
1990年，张学良先生打破50年的沉默，向日本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那时，共产党实在是善于抓住人心。当时中国充满抗日的气氛，但是国民政府却不想立刻抗日。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利用这一点，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我认为共产党抓民心，做得实在漂亮。”（日本广播协会（NHK）采写，周季华、蒋立峰译：《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当年在张学良身边还有另一批人，这是一些在中共党内斗争中被“淘汰”出去的前共产党员。这批人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共产主义理想和救国激情并没有消退，他们的领袖人物就是中共早期的著名活动家罗章龙先生。罗的一位朋友、也曾是共产党员的黎天才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张杨八项通电”就是出自黎天才之手。
张杨兵谏“成了推动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打开了信道，全民抗战的新局面从此形成，中共也从西北一隅走向华北，走向华中，走向中原，走向全国。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在神圣的抗战中，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获得民族复兴的生机。
而张学良作为一位军事政治家的生涯，却被过早地斫断了。事变前仅次于中央军的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子弟兵和当时全国飞机数量最多的东北航空队，在事变后消散于无形。张学良曾寄予厚望的苏联人，在事变后并不欣赏他的行动。苏联人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而当张学良抱“赴死之心”亲送蒋介石飞返南京后，等待他的却是长达54年的漫漫幽禁岁月。
中国共产党由衷地感激张学良先生。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赶往西安机场，试图劝阻张学良，望着飞往南京的飞机，周恩来惆怅、惋惜不已；在40年代国共谈判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释放张、杨的要求。
八十年代初，沈阳恢复和修葺了张作霖的墓地和故居。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也在1993年重新挂牌复校。
1991年，张学良当年东北军的袍泽、中共元老吕正操将军专程赴美，看望张学良先生。东北的官员多次邀请他重返白山黑水，看一看家乡。
五十年代后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未能重返故园。1992年，张学良手书“谒郑成功祠”诗一首赠吕正操，藉以述怀：“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张学良对国家、民族、同胞的大爱。其晚年书写的一幅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也可见他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操守。
张学良已将他自1936年始的全部私人资料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指定2002年才能开放。或许人们可以期待，明年开放的那些卷宗能发现“另一个”张学良。
“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李宗陶
零点已过，首都机场依然灯火通明。律师朱元涛乘坐的港龙航班已由香港抵达北京，他取完行李箱，准备出机场。这时，一位40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请他停步。她先用仪器扫了一遍行李箱，随后，决定开箱检查。打开箱子，一本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赫然放在最上面。没有任何提问，也没有翻阅，女关员简短地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这本书是朱元涛花175港币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刚看了三分之一。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请问海关按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总得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
“有意见的话，明后天来找。”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
“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于是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又注明“待审”二字。
这是2002年8月5日凌晨。一个“没收”的简单动作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的行政诉讼。
“我要打官司”
10月9日，朱元涛在趋车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在他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之后，海关去电请他面谈。“时间不算，我得交过路费，还有油钱，”那是一种平民都有过的无奈的体验。朱元涛告诉记者，然而，一种“胸闷”的感觉让他决定：继续。
受理科，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
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于是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包括：因“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拟依法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这个决定是和北京海关商量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