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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云雾》全集
作者：高华
“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
距今69年前，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席卷中共领导的江西苏区。在一轮名曰“肃AB团”的大清洗中，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干此事的并非中共的死敌——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根据地的中共党组织和由毛泽东亲自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段史实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被完全改写。直至80-90年代，在撇开毛的个人责任的前提下，当年这场事件的大致轮廓才初步显现，但仍有许多晦暗不明之处。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何要在红军和根据地内发起“打AB团”？毛为大清洗寻找的依据是什么？大恐怖与建立新社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毛在掌握中共实权后不再采用“打AB团”的方式解决党内矛盾？
事件的起因：以暴力维护领导权威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声誉鹊起始于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最先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从此成为中共武装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在这之前，毛虽是中共建党元老之一，但是在1921-27年，党的声光全被陈独秀等所占，尽管毛被公认为农运专家，然而还是属于年轻一辈，对党的决策不起任何主导作用。
国共分家，中共潜入地下，革命的中心地带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党的斗争形式、组织构成和党的性格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中共已从合法政党转变为秘密政党，列宁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已完全制度化，中共中央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司令部的权威也基本确立，由此中共开始了军事共产革命阶段。
进入军事共产革命阶段的主要标志在于1927年后，中共破天荒地有了自己控制的地盘——红色区域，从此中共可以在这些地域公开推行自己改造中国的革命政纲。这是中共自成立以来从未遭遇过的新情况，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崭露头角、声名大振，使党的声光逐渐聚于其身。
毛泽东无疑为中共革命立下了最大的功勋，他在江西农村的努力及其实践为中共开辟了一条新路。但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只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同志，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毛不仅不是党的名正言顺的领袖，甚至在江西苏区，毛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是靠熟悉农村和农民情况、善于领导军事斗争起家的，然而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与历代农民战争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反抗国民党的武装革命是受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党为武装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义理系统，并拥有对这套义理系统的充分解释权。党还为武装革命提供组织框架和干部来源，党不仅有建立革命武装的发号施令权，也有任命干部、调动干部的组织指挥权。尽管毛在创建红军、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功劳盖世，但他仍受到党的制约。
1927-29年，毛泽东在江西辛勤开拓，对受制于上海中央虽多有不满，但基本上对中央持顺从的态度。毛在理论方面虽不时有越轨之举，但其言论大致均在中共中央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毛在组织关系上，也未有明显的越权行为。毛经常向上级党委和中共中央书面汇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
中共中央是以颇为欣赏的态度看待毛泽东在江西创造的这番事业的。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况下，将毛选入中央委员会。总的来说，上海中央对毛的活动，包括毛在江西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乐观其成的，尤其在1929年发生的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中，中央表态明确支持毛，促成了毛在江西苏区领导地位的确立。
1929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已经初步形成。促成毛领导权威形成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已具备：一、中共中央对毛的明确支持为毛的权威提供了法理基础；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领导下，根据地地盘扩大，人口增加。一度与毛意见相左的朱德，因军事失利，威望有所损失，毛的军事成功则为毛的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作为毛领导权威的具体体现，1930年，毛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统一的苏区党领导机构尚未建立的形势下，毛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为江西苏区最高领导机构。在战争环境下，军队是维系苏区存在的最重要的柱石，军-党-苏维埃政权，已实现高度的一体化，毛于是成为江西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上海中央的指示只有通过毛才得以在苏区贯彻。毛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获得了很大自由——毛从此拥有对中央指示的灵活解释权，毛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而为一，以中央的名义强制推行。然而毛毕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苏区内部仍有部分红军和党组织援引中共中央来消极对抗毛的新权威。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共武装革命的草创年代，一时豪雄四起，在反抗国民党的大目标下，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但根据地内，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苏干部与国内干部的矛盾、知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来自于中共中央的权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理论权威。只是此时的中共中央远离乡村，城市中央对根据地的领导必须通过毛泽东来体现，因此，毛个人的识见、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毛是江西苏区所有武装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为刚强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风专断，使许多军中同志对其“敬而畏之”。在1929年的朱、毛纷争中，朱德因其为人宽厚、作风民主，得到红四军（红一方面军前身）多数干部的同情和支持。1929年7月陈毅赴上海汇报请示中央对朱、毛纷争的意见，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陈毅返赣后，亲自请毛出山，朱德、陈毅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中央，重新理顺了与毛的关系，使红四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却因各种原因而尖锐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毛泽东“打AB团”的大清洗。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毛泽东用流血的超常规手段解决党内纷争，究竟要达到甚么目标？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侧。
镇压“反革命”，何愧之有？
将大规模的恐怖施之于党内和军内，与党道德和党伦理存在巨大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自有办法。他声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所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之进行彻底改造。这样，毛的镇压就有了思想的旗帜。
李文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军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歧，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1）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2）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等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1）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2）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
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1930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及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断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侧一如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奇`书`网]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明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的极大愤怒。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于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虽然这张字条究竟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携着毛泽东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两位红军战士将第二封指示信送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40余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25人处决。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爆发，造成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对毛泽东的声誉损害极大。毛亲自出马，毫无愧怍，于1930年12月20日草写《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这封答辩信中，毛坚持“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清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重责的，为什么可以呢？”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是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逼供信屡禁不绝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革命恐怖与纯化新社会
毛泽东放纵“打AB团”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换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图，即通过大恐怖来重建根据地的新社会？
从各方面资料分析，在20年代以后，毛泽东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信奉者。毛领导开辟江西革命根据地本身就含有创建无产阶级新社会的明显目的，而创建这样一个新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依照这种思想逻辑，旧世界的代表和象征——地主豪绅及其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就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为工农打天下就和消灭地主豪绅反革命成为一体两面的事情。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0年的赣南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即将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经过几年的经营，新社会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地内绝大多数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为数尚多的富农及地富出身的共产党员仍在根据地内生活和工作。1930年后，新社会改造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力打击残余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党内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党员。在“肃AB团”中，地富出身的党员首当其冲，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即表明这种斗争所具有的“纯化”的性质。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长期以反教条、反极左而闻名，并由此获得全党的拥戴。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却并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极左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这尤其体现在对待富农的方针上。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的方针。1930年6月，毛主持制订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减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分”，要求将他们从党内“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这样看来，毛泽东决意发起“肃AB团”确实包含多重目的，镇压赣西南红军和党组织不仅在于翦灭组织上的离心势力，同时也是为了先行扫清党内的障碍，以推行毛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毛的世界里，镇压是和“纯化”互为联系的，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泽东的这套思想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就“纯化”的层面而言，毛应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1928年1月24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若就清洗党内反对力量的“镇压”层次而言，则无法找到毛受苏联经验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苏共镇压党内反对派的经验此时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还在以后几年。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于他在打江山中获得的经验与体会，在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历代农民造反经验和《水浒》一类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体悟的产物。这样，毛就在国际共运中首次创造出了将对敌斗争方式用之于党内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肃AB团”具有原创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和党的核心层，在新形势下，党内、军内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变了策略，他已不再运用“肃AB团”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难道毛泽东已认识并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吗？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确实，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提到一句：“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但毛从未就自己与“肃AB团”的关系问题作过详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肃AB团”不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变也被作为“反革命暴动”的铁案，长期不得平反。尽管如此，在毛掌权后，确实已不在党内再搞“打AB团”一类的肉体消灭。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泽东已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号令全党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1935年后，毛占据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产国际对他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加强，他的主张和意见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从而也获得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法理性。现在，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慑的形式出现，而较少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革命恐怖只是作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策略大师的毛泽东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机器，就像中药师配制药方一样，知道如何根据现实需要来调配这两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纵下，革命恐怖机器已具备了某种“智能性”。1944年，毛果断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曾经使根据地的许多老党员误以为又要再来一次“肃AB团”式的大清洗，但是他们错了，毛无意也不愿再重演当年的斗争。当毛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后，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机器立刻停止运转。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协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建立的制度机制，动用党机构来洗刷共产党内部，从而使党永远处在一个不断被“纯化”的持续状态中。
如此看来，30年代初的“肃AB团”已成绝响。从延安时期开始，毛不断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是毛终究难忘那如火如荼的“肃AB团”的紧张岁月，对当年的“肃AB团”，毛还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与继承”——在党内中止肉体消灭，同时保留、发扬群众性肃反的革命传统，从此镇压与“纯化”又有了新的形式，并与党机构的审干肃反措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抢救运动之后，又有反右、文革。
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
1937年春，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两次上书洛甫，就l927年后中共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不同于中共中央既定结论的看法。刘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共鸣。但当时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洛甫并不同意刘的意见，刘、洛因而在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白区工作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党的十年政治路线的问题。在刘、洛争论中，尽管毛泽东有其明显的倾向性，但囿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本人对十年政治路线的总体看法。
一
1937年初，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等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使中共的命运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国共之间长达l0年的内战实际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共终于争取到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机。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取得重大进展后，毛泽东开始从指导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脱身，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党内，试图利用对日全面抗战将要而未发生的这一短暂的和平局面，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并加强和发展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已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于毛泽东而言，抓紧每一有利时机，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及交替处理重大军政和党内外问题，是其在遵义会议参与中共最高决策后一贯使用的工作方法，唯因这次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全然不同，毛所希望调整的范围又较过去有所扩大，故而形成了对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冲击。
建立在反对由博古、李德等组成的原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三人团”基础上的毛、洛政治结合，是在遵义会议上及其后形成并逐渐巩固的。为了反对博古等人的“左”的领导，从1934年10月起，毛泽东加紧了与洛甫的联络。在毛的启发和帮助下，洛甫和王稼祥这两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中央领导的重要的支持力量。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鼓励洛甫与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让洛甫在会议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由洛甫起草决议，此举使洛甫在党的核心层内的作用明显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至此洛甫成了事实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把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安排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毛泽东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于洛甫与莫斯科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是中共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举不仅可以减缓莫斯科对中共领导层变动可能产生的不安和疑虑，更可以向全党，尤其是向那些与近几年党的方针、政策有较多牵涉的军政干部显示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从而尽量减少中央改组在党内引起的震动，加强党在极端困苦条件下的团结和统一。在洛甫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之后，1935年3月20日后不久，毛泽东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泽东与洛甫，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无疑，毛泽东属于那种以自己的思想改变历史进程的“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个人对中国社会改造所抱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就矢志拯救国家与民族、并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毛泽东深刻地了悟自己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而当l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岗山后，他所选择的道路就成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争取革命胜利的理想与毛对革命的坚强领导事实上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换言之，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毛的“决志行之”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行为，而是关系到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然而，欲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的旧中国推行和领导革命，则必先有其凭藉，1935年毛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遵义会议及其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虽然使毛第一次在党和军队的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可是离执掌“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内，但主要偏重于军事领导。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主动放下党内的意见分歧，有意避开对敏感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民党的军事追击，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对毛泽东而言，事实上却存在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当时直接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国民党，因此，如何回击并战胜国民党，不仅是毛无时不刻所于思考的首要问题，也是凝聚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念和驱动力。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勿庸置疑，欲易国民党统治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一切则无从谈起；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精神气质等各个有形、无形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置于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上。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原先就十分雄厚的政治基础。使其在军事上的影响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和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内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战时环境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它还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在长征前夕，为了适应战赂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而代之以新的最高领导核心，领导成员的组成虽发生了变化，高度集中的体制却继续保留。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融为一体。由于党存在于军队之中，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他也同时处于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不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和情感基础，还拥有权其雄厚的政治资源。毛曾亲自参与建立中共，是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巩固，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政策和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受越权的指控。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1935—1936年，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毛洛政治结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联合挫败了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双方合作共享的几年里，洛甫对毛十分尊重，在几乎所有关于党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事先征求毛的意见。有关党的重要文件虽由洛甫和毛联署的名义发出，但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全局性方面的工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有关纪律，努力维持领导层的团结；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对党的领导结构进行局部的调整。
(1)在中央最高层，毛继续维持同原“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改变政治局事先须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然而从莫斯科返回的同志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同志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逐渐形成了惯例。
(2)毛将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将因进行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瑞金时期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的领导，将这个关键组织直接隶属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下。
(4)毛直接掌握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其他任何入不得插手。
尽管毛在对党的领导结构的局部调整中获得长足进展，但是仍有一些棘手问题一时难以顺利解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是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于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的1935年1月，毛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一切都斗转星移。
这个结论之所以必须推翻，是因为非此便无从剥夺“教条宗派集团”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更无法打破党内巳形成的浓厚的教条宗派气氛，毛就难于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也无从建立。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洛甫。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重要领导人，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的强烈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国内时局已发生大的转机，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甫管党的格局早巳发生变化，毛的地位已获得明显加强，洛甫已显示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毛与周恩来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的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是，毛仍不便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将自己对过去党的路线的评价公开托出，这样将使自己处于和洛甫及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境地，从而影响到党的团结和个人威信。然而，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再继续违心接受自己根本反对的意见，也实在勉强。就在这关键的时期，刘少奇及时站了出来。刘的出现打破了中共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合的确立。
二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洛甫陈述自己纲领性意见的两封各长达万言的信。刘少奇在这两封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对中共中央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公开表示自己的怀疑，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左”的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1)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刘少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刘的上述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2)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中共十年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十年政治路线。
(3)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政治局，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洛甫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会议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年3月抵达。1937年初，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返延安。这期间刘少奇虽并未返陕北，但是1936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联系，毛刘通过电台交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决定向洛甫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的党内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的政治权威。洛甫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他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大家一致共认的唯一领袖。因此，给洛甫写信，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洛甫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志随声附和，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刘“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是陈独秀的“应声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八七会议后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没有直接卷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竭力调和刘、洛之间的意见冲突。这样，刘少奇虽然受到洛甫的严厉批评，但由于说了毛想说又不便公开说的话，引起毛泽东的共鸣。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向洛甫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三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由[奇·书·网]于刘少奇与洛甫的激烈争论，其间曾一度中断，后在毛泽东的有倾向的调和下，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1937年5月17日—5月25日，是白区工作会议的第一阶段，会议围绕刘少奇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刘少奇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重复3月4日给洛甫信中的精神，着重批评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的传统。刘的报告激起强烈反响，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是“老右”。许多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的路线是正确的”。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十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了刘一臂之力。毛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格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毛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谈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份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十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意给同志们‘戴大帽子’”。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十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洛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治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洛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甫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此问题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3年，毛刘据说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洛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洛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道”与“势”之间
——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备
在中共与中国现代历史中，1942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内全面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在整风运动中，依据自己的理想全面改造了至那时为止的中共所有有形和无形的方面，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个人鲜明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和范式在1949年后改变并决定了几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然而人们较少注意的是，1942—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均是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所发生变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这一切变化，完全是毛泽东根据其理想、凭藉其地位加以有力引导的结果。对于毛为发动整风而进行的持续且精心的准备，以往论者大多忽略，少数论著偶尔提及，也只是强调毛的思想演变的方面。笔者认为，具有强烈救世情怀的毛，和作为政治家的毛从来都是统一的。而本文所要论述的“准备”，也井非指毛早有计划，有意要在某个特定时段发起这场运动。
“准备”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最初表现为1935—1937年间毛泽东运用其在中共领导层中获得的相对优势地位，对中共政策及其领导机构作出的局部调整。这种局部调整在1938年后，迅速转变为毛对中共政治路线、精神气质及组织机构等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变。毛泽东在这横跨两个阶段、长约7年的漫长“准备”过程中，为实现其改造中共的理想，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突进迂回于个人理想和各种利益冲突之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为最终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确立自己的新概念在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建立并巩固其在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威廓清了道路。
笔者认为，毛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进行的准备，集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性格的多重侧面，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过程，将有助于世人加深对毛政治性格之复杂性的认识，同时，对重新审视延安整风运动这一重大现象也不无裨益。
（一）
毛泽东自为“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个人对改造中国社会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负、志向也。那么，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实现的“道”，其具体内涵又特指哪些方面呢？作为一个已接受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结束国家分裂混乱局面，创建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价值符号的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或许距毛当时所要实现的“道”不至相差太远。然而，此“道”与彼时一般共产党人之“道”并无多少差别。毛的“道”之特殊性，即此时的毛己开始萌发若干有别于莫斯科“正统”理论之片断想法。毛基于多年在农村领导农民革命之体验，已具体感受到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之中共中央诸多政策和实践与中国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由此冲突显示出的中国社会环境对莫斯科理论之拒斥，将严重阻碍中共在中国社会扎根，断送中共取国民党天下而代之的大业宏图。
对于胸怀济世之志、如毛这样的聪秀之人，“道”之产生并非太难，其乃源于对现实的直接感悟，只要将其略加提升，“道”即可了悟于心。困难者，实现其“道”必先有其凭藉，即所谓有道无恃，道乃虚空，有恃无道，其恃也忽。只有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方可出现运动中的良性循环，并渐次向理想境界迈进。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毛对上述三者之有机关系尚无直接感触，那么到了1935年．在历经开创红色中央根据地的万般辛苦和多年党内斗争的沉浮后，毛对其间关系之体认就深镂于心了。所幸天佑中共，毛泽东这个“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并被大家捡了起来，原就素有“救小人”之志的毛，果然义不容辞，在遵义会议后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极具现实感的毛泽东深知，在1935年，他实现其道的唯一凭藉就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然而，遵义会议及以后陆续发生的中共核心层的人事变动，只是使毛在中共最高决策和指挥系统第一次获得了发言权和决定权，离执掌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距离尚远。毛虽置身于中共核心层，但仅侧重于军事领导，这种状况虽非令毛满意，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在中共面临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毛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针，主动放下党内分歧，将全副精力用于对外，此既是毛的明智，也是形势使之然。
1935—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党内斗争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上。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人们看重毛，主要也因他深谙中国传统兵法并将其灵活用于开创中共根据地和发展中共武装。毛在遵义会议上之所以复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共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军事指挥己捉襟见肘，党和军队的前途万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于无奈，请毛出山，试看毛能否使中共脱离险境。而在当时，党的上层从来也未将党领袖之名义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更遑论想像毛登上军事指挥岗位即再不下来，并将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影响力迅速向政治和党务领域延伸。
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在江西瑞金时期，曾模仿苏联体制，建立起以党为核心的党、军队、政府三套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三个系统中，党机关的权力至高无上。博古虽是一介书生，对军事指挥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完全将军事系统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担任军事领导的周恩来、项英严格遵循共产党纪律，在作出任何重大军事部署前，均请示征得博古的同意。李德发挥的作用虽然很大，但他并不参与政治决策，其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报，并知会周恩来后，再发出作战命令，尽管他的个人意见一般均是最后意见。
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本来，王稼祥因伤重，很少参与决策，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为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毛泽东作为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块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开辟者，在中央红军中拥有广泛的干部基础。毛所拥有的与中共军队的这种特殊关系能够确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时，也可以对军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与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同，毛还是参与建党的元老，他是硕果仅存的几个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其在党内历史之长、在军中基础之深厚，除张国焘之外，1935—1936年中共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与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就党的全局性的方针对策和其他非军事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不致担心遭到越权的指控。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关系，但洛甫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于莫斯科和他在1934一1935年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洛甫在军内还无基础，因而在毛、洛联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从毛这方面看，毛洛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洛甫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洛双方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洛甫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性格温厚有关，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洛甫乃一“红色教授”型领导人，置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洛甫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决不轻易放弃。
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1）在中央核心层，毛继续保持同“教条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形成的政治局的格局保持不变（在正常情况下，大规模调整政治局需事先报经共产国际的批确）。但是，从莫斯科返国的干部的具体工作，大多只限于党的宣传系统、技术性的党务工作系统和地方工作系统，“教条宗派集团”基本失去了对军队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个别军队领导被吸收参加了政治局，而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经常列席政治局会议则逐渐成了惯例。
（2）毛将与周恩来等关系密切且和莫斯科有较探情感联系的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调作其他次要工作，将原归政治局直接领导、因长征而不复存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自己在江西瑞金时的秘书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将这个关键机构予以恢复，并划归于自己管辖之下。
（3）毛任命王首道负责刚刚恢复建制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将党、军队、秘密工作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置于自己的统一管理和严密监督之下。
（4）毛深知掌握与莫斯科来往秘密电讯对其政治生涯的极端重要性，从1935年底开始，毛就直接控制与莫斯科的电讯交通，而不容其他任何领导人插手，从而确保自己在讯息掌握、研判及利用上获得任何人无法得到的优势及便捷。
1936底—1937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重大权力集中于其个人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他只能强忍内心的不满，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亘在毛面前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令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洛甫。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洛甫几乎本能地将自己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直接打击他和其他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日前洛甫在党内的地位，因而必然遭到洛甫强烈的反对。
1937年初，党的发展、毛和洛甫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主军、洛管党的格局早己发生重大变化，洛甫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育领域，而毛与周恩来也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现在毛己十分具体地感受到洛甫给他带来的困窘，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接受令其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达到之前，和盘托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洛南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洛甫发起挑战。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
（二）
对于30—40年代中共党内的斗争，毛泽东所采取的一贯策略是决不打无把握之仗：当形势对己有利时，主动出击，能斗则斗；而当形势晦暗不明时，则退避三合，决不采取正面对抗的姿态，以避其锋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不采取与日军正面对抗态势而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份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此次事件不仅标志着毛的政治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预示与毛密切合作己3年的周恩来极有可能与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会合，从而严重动摇1935年后毛在中共核心层己获得的政治优势。这一事件对毛造成的另一冲击是，由在党和军队中享有崇高威望、且在军内拥有较深干部基础的周恩来等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返国，打破了1935年后逐渐形成的以毛为重心的中共政治格局，党内关系立即开始了新一轮的转折和重组。12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实现了1931年后党的政治局委员（国内部份与国外部份）的首次会合。从形式上看，政治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其权威得到了恢复，军方人员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惯例宣告结束，一时党权猛然上升。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还是迫于无奈，只得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毛甚至还能放下其极强的自尊心，少有的对王明吹捧几句，将其誉为“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
1937年底毛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思路与斯大林及中共政治局绝大多数同事相冲突。在对抗战与中共前途关系之认识上，毛的眼光确比周等看得更深远，用毛的话说，即决不做赔本买卖。在毛看来，拿中共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这一点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去和日军拼命，岂只是头脑简单，简直是发政治热昏症！可叹的是，大多数政治局同事被“爱国主义”冲昏了头脑，竞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抗战前途若不与“人民的胜利”相联系，那又与中共有何意义？中共难道还要重蹈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作“苦力”，旋被国民党打入血海之覆辙？
对于在中共最艰苦的岁月躲在莫斯科作寓公、如今又“挟天子以令诸候”的王明，毛从心底排斥与厌恶。而从王明这方面看，却颇有自知之明，王明知道自己在党内基础薄弱，倒也一贯注意与毛加强和改善关系。早在1934年，王明就对毛作出一系列亲善举动，在莫斯科主持出版了烫金的毛泽东讲话集，又多次在共产国际大会的讲台上盛赞毛泽东。1937年后，王明与毛意见相左，实缘于两人背景、思路、处境及个性之悬隔太远，却非王明蓄意对抗毛。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继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在1938年2月底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王明的意见又一次在政治局占了上风。中共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中心，即由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康生、陈云等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汉长江局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组成的事实上的“第二政治局”。令毛尤其不安的是，华北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竟主动向武汉长江局请示工作，而远在皖南的另一政治局委员、新四军政委、毛的政治老对手项英更是一切听命于武汉长江局，毛几乎丧失了对新四军的影响力。
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因为，毛始终牢牢控制着中央的保安、机要和组织部门，毛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华北八路军的指导，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道法自然”了，在暂时处于孤立状态的这大半年里，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的卷士重来。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是毛韬晦养气、以力逆境、以“道”造势的重要阶段。在王明、周恩来等正轰轰烈烈、频频曝光于国内和党的政治舞台的日子里，毛一则不动声色、潜心观察，随时注意各项事态的发展，另则，他又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究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阶级投降主义”或“新陈独秀主义”。针对洛川会议后中共党内逐渐占上风的主张全力与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毛从列宁和中共历史中寻找到依据，发明了此新语汇，将其赠与王明及其追随者。
（2）“速胜沦”。毛针对已被八路军华北军分会接受的“运动游击战”方针，和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配合国民党而展开的“保卫大武汉”之种种活动，反复强调开展游击战对发展中共和进行持久抗战之极端重要意义，并将王明等的观点概括为与“亡国论”相对应的“速胜论”。
匆庸讳言，毛决非一单纯学院式观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其发明的说辞主要是针对其现实中的政治对手的。
新口号既已发明，但仅有“道”而无势，则“道”之不行。于是，以术谋势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际支配毛之一切活动的兴奋中心了。
（1）运用一切方法，全力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自1935年底莫斯科与中共电讯交通恢复后（初期电讯仍不稳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头上挥之不去的金箍咒。尽管毛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讯，从而在讯息获得及解释方面赢得了比较充分的主动权，但当王明返国后，面对参与新方针制定的王明，使毛原己获得的解释上的自主权，顿时相形见绌。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数同事，如久旱望云霓般，将王明传达的斯大林指示视为甘霖，而将毛的肺腑之言撇之一边。若要改变这一状况，其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毛在莫斯科的影响力，对王明实行釜底抽薪。1938年苏联正处于“肃反”大风暴中，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王明的后台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为毛在莫斯科的活动提供了空间。1938年3月5日，任弼时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自王明返国后中共执行新方针的工作。在任弼时向莫斯科提供的汇报提纲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会议精神，但也同时夹进毛有关加强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意见。当这个折衷性的汇报提纲被共产国际通过后，毛在争取莫斯科的支持中就已取得初步胜利。而当王稼祥与季米特洛夫会面并获得季氏对毛支持之口信，则不啻为毛的巨大胜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发挥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简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对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认书。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
1938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轻慢有其复杂的原因。尽管季氏与王明私交甚笃，王明唯一的女儿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给季氏，但在1938年席卷全苏联的大恐怖之血风腥雨中，饱受寄人篱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轻侮的季氏于惊恐中钦羡毛泽东之功业，尽在情理之中。季氏与斯大林毕竟非一人，从各方面资料看，斯大林对王明关怀备至几十年可谓不变。1938年季氏搞的小聪明竟把斯大林也蒙混了过去。这也是毛以后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积极引导军队领导人，促使军方改变战略方针。1937年洛川会议后，毛不断急电彭德怀等，指示彼等尽最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主要工作用于开辟根据地和群众工作方面。但当八路军依运动游击战方针配合国民党军取得平型关之役胜利后，毛也表示嘉许。在毛的耐心争取下，1938年春夏，华北军分会主动将运动游击战的方针转变为深入敌后、全力开辟中共根据地的游击战方针。在发展中共武装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军方与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军强敌压境，国民党军队撤退殆尽，中共军队失去友军配合作战的客观环境时，八路军事实上就采纳了毛的战略方针。当八路军在不到一年内从不足3万发展到30万人后，军队将领业已主动信服于毛。
（3）加紧联络党的高级干部。在王明返国、新政治格局出现的形势下，毛鉴貌辨色，小心谨慎地发展与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联系。1938年3月底，毛将刘少奇调回延安，刘成为毛在政治局中最亲密的盟友，而刘领导的原北方局从此成了毛向长江局“斗争的根据地”。毛同时还拉紧洛甫，不仅使洛甫在对国民党之方针的意见上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与王明等的进一步分裂。对于和自己素无交往，且与王明长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察，让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坐了一阵冷板凳，在证实了康生对自己的忠实后，与康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38年3—4月，毛联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与以王明、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就中共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贺电事，展开了电报战。虽然一时难分胜负，但毛却在此次交锋中，巩固了与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团结，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拥有的完全支持。
（4）推迟召开中共七大。自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后，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中共迟迟未能召开七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成了合法政党，1937年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定，洛甫并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于3月10日起草了“告全党同志书”。然而，毛决不愿意在形势对己不利的状况下召开七大。洛甫已经拟就的“告全党同志书”被束之高阁没有发出，于是，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被一再推迟。
由于毛在固守既有阵地的同时不断出击，其政治之优势逐渐形成，毛的韬晦养气终获成功。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出台一系列重要举措：
（1）利用有利时机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2）将刚刚获得的政治优势迅速落实到对中共权力结构的组织配置方面。1938年11月5—6日，毛借周恩来携其给蒋介石亲笔信赶赴武汉，王明、博古赴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而未能出席六中全会闭幕式之机会，乘机对王明等的“阶级投降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借以冲淡和挽回其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对王明等观点的妥协。会议后又以武汉失守为理由，撤销长江局，缩小其后继机关南方局的权限，继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调王明回延安，将其置于自己密切的监护之下；复正式委任康生为中共社会部部长，使康生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共的叶若夫兼贝利亚；继之，再派刘少奇去中原，以箝制和着手分阶段解决项英和新四军问题；最后，大力扶植与留苏派毫无渊源的高岗，将高岗树为陕北党和红军的旗帜，以巩固中央后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势既造成，其威乃现，一度与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对于周恩来的翩然而归，毛当然求之不得，周之杰出才干和欲易国民党天下之共同需要，使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1938年，经过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己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于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洛甫等不仅凭藉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弘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鸣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0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据，缘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而在毛己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素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当然，毛作为“策略大师”，更知道如何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洛甫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很清楚，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毛也要让自己的政治对手彻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大英雄和大手笔。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藉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慧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己先学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展开，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反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包含了王明的大量政治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政治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毛甚至提出中共可以集体加人国民党，并“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的正式建议。（毛以后拒不将《论新阶段》收入《毛泽东选集》）。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至于毛有关加强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观点只是闪烁于政治报告中，与其主旋律并不协调。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着马克思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研读原典，只能更加反感那些控制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学阀”、“党阀”对“学习运动”的别有用心的误导。
其实，1938年后毛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己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洛甫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洛甫的副手吴黎平（即昊亮平）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发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而毛的讲话、文稿莫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己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洛甫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亳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论取其地位而代之！
然而这一切之于历经无数风浪的毛，又实在算不了什么。
1938—1941年，毛为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巩固并扩大其在党和军队内的基础，开展了一系列新的活动。
首先，毛起用陈伯达和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理论助手。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这有助于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理论化和系统化。至于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