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编篡“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章准备理论依据。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的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奇·书·网]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亳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凭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1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方向，取代王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谋“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摩方面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嬴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
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
——对延安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党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4]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6]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著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7]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8]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95%。[10]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盲众多，师资力量缺乏的实际出发，全面否定国统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却又欢迎、接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的思潮，是与其一贯的阶级论教育观相符合的。由此，党在延安阶段的教育就保持了意识形态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尽管大的环境已改变，阶级论的教育观的实质却未发生真正的变化。
二、意识形态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的支配作用
党的意识形态在抗战期间发生重大变化，反映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中共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11]
可是，“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究竟有哪些，《解放日报》社论并未具体指明。远在江苏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吴天石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旧教育中也有不违背民族利益的进步因素，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有从旧教育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的责任，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旧教育”。[12]
从上述言论看，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尽管已宣布现阶段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然而党坚持认为思想、意识形态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仍应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时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论述反复宣传教育与政治的密不可分，从教育依属政治、服务政治的观点出发，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这种依政治需要将教育对象划分等级的做法与瑞金时代如出一辙，体现了党所领导的教育一贯坚持的阶级第一的政治立场。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延安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在边区政府各级机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学活动、识字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后，识字、教育活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识字班、夜校和半日学校的农民有34，000余人。[14]抗日民主政权热心大众教育，完全出之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从瑞金时代面向劳苦大众的教育，发展到延安时期群众路线下的普遍的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不仅保持了阶级论教育观的一贯性，也体现了党对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劳动教育思想新的开放、接纳的姿态。
在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解放广大劳苦人民，使人民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中国共产党推行新文字运动是其一贯的主张彻底改造旧中国和重视大众教育传统的自然反应。党和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同年，边区政府正式承认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规定新文字书写的契约文件，与汉字同样具有法律效用。[15]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了“新文字报”。1942年，边区政府还规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员者，应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汉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运动对党领导的其他根据地也产生了影响，冀中根据地从1940年开展新文字运动，饶阳县还创办了新文字书店，在冀中地区的饶阳、安平、深北、定南先后举行过新文字训练班。[17]
1942年，延安教育又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打破旧的一套”，[18]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19]
在中共党内，意识形态宣传，包括教育工作，自三十年代初就一直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博古等全面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在中央苏区模仿苏联教育的模式，建立了中共的教育理论及其制度。瞿秋白、徐特立等虽然并非教条主义者，但他们在政策制定方面并不起任何重要作用，这种由左倾教条宗派控制意识形态的格局在遵义会议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没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沿着瑞金时代阶级论教育路线的惯性，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中共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然而，这些努力以后都被指责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20]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21]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1939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22]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一概视之为旧教育予以全面否定。至此，延安教育已被完全改造。
三、延安教育的价值和局限
延安教育是党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延安教育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斗争相依相随：经过整风运动、延安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革命特征的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因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更注重政治和生产技能训练的实用性，从而更加排斥传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延安教育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制于为革命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为战争和生产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
延安教育也是大众主义的。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是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主体部分，也与五四的平民教育相契合。在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普及为主，大众生活可以成为教育的内容，大众也是教育的主体(广请老农作教师，以替代“那些对战争和生产劳动无知识也无兴趣的教师”），[23]教育形式更是采取大众化的形式。延安时期普遍创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以后成为党领导的社会办学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造的延安教育实现了毛泽东对教育的要求，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教育起到了统一干部思想，统一群众思想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干部经过不同形式的干部学校学习或在职学习，已经充分掌握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教育界更是完全确立了阶级论教育观的指导地位，从而在几个基本问题上达到了思想的高度一致：
1、教育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
2、知识分子应该长期改造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教师是自由职业”、“教师清高”的旧观念。
3、旧教育必须彻底改造，必须坚决反对盲目追求正规化的错误。
4、党应该领导教育。
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教师也都从“自由职业者”转变为“毛主席教育的战士“。
从实际效果看，延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适合其现实需要的人才，边区人民的文化和卫生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
然而延安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份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体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即使是社会教育，也始终强调突出政治，苏中根据地的冬学教育就明确规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即将政治教育放在首要地位。[24]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有时会因突出政治思想的训练而冲击和取代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延安时期将普通教育列为教育等级上的第三层地位，明确宣布，在目前根据地，不发生升学问题，甚至将普教的出路归结为培养不从事生产的“二流子”，正面鼓吹教育只限于培养“能读会算”，“认识路条”即可，所谓“能写会算即毕业”。[25]这种“需要第一”的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或许适应现实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但作为一种革命教育的经验，以后被加以神圣化，则对未来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延安教育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天才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由于认定办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实际需要”，进而认为教育注重兴趣、个性等是“失去了分寸”，从这个观点引申下来，一些教育工作领导者反对将儿童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其理由是重视儿童教育是欧美和“中国封建的办法”，[26]而且批评重视儿童教育“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现象”，即认为儿童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参加社会和生产斗争，不如干部教育那样，可以马上“立竿见影”。[27]这种过分急功近利的思想及其措施，事实上是有碍于边区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青少年的长期成长。
延安教育十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28]讲授自然科学诸如太阳系、人的神经系统被批评为教条主义。[29]延安对国统区的教育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责大后方的“别有用心的教育家”鼓励青年埋头在物理、化学、教育等等书库里。[30]这种风气一开，在一段时期内，学校教育几乎被完全否定，据有关资料披露，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普教系统的知识学习已经完全终止，而转变为参加生产劳动，这就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走向了取消学校教育的地步。
延安时期党对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这些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31]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不少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阻碍了他们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并且给许多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对以后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近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紧密联系，五四时代，一批先贤先哲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作了很大努力，使中国教育面貌发生重大改变，对国家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教育自身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共致力于社会改造，坚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从瑞金时代的照搬苏联，到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教育，逐渐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教育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作了重大选择，对其有利于革命的一面作了继承、改造和转换，同时也抛弃了很重要的内容。延安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极端功利化，这些都对1949年后的教育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延安教育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某些重要经验。
[本文为“五四与中国现代教育”（香港）会议论文，香港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注释：
[1]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页418-420.
[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奇·书·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页95.
[3][4][5][6]《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03、101.
[7]《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278-279.
[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8-19.
[9]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17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年12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3年2月14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月5日。
[17]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11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34.
[23]《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4月7日。
[24]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载《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页97.
[28]《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03.
[29]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41-142.
[30]《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6月12日。
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1948年6月，斯大林与铁托闹翻，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指控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反苏分子，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纷纷跟上，齐声谴责南斯拉夫和铁托，不久也纷纷挖出本国领导集团中的“铁托分子”，大多都被推上了断头台，个别“铁托分子”如波共的哥穆尔卡则被打入黑牢。远在东方的中共，虽没有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中共党内大挖“铁托分子”，但也对斯大林作出了回应。
1948年11月7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刘少奇重申，中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
刘少奇的这番话并非只是一种作给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态，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于具体行动的。1948年，新华社派往考察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记者，本来正准备从布拉格前往贝尔格莱德采访，在情报局决定颁布后，马上取消了访问计划。而早在1947年11月1日，在驻旅大的苏联军政当局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将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等几位领导干部调离出旅大，公开的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彼等犯了“反苏”错误，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这些行动初看起来很有些费解，中共并非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员，也与南共素无来往，谈不上对铁托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甚至还从不同渠道对铁托领导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铁托是靠自己的武装打下南斯拉夫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铁托与南共的基本判断。毛虽然对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内情不甚清楚，但他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抱有同情，却是事实。既如此，刘少奇又为何急于在苏南冲突中匆忙表态？中共又为何不声不响地将被苏联人指称为“反苏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调离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的文章当然代表毛。此时毛向斯大林作出这番举动就是要向莫斯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在那个时代，忠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忠实于苏联和斯大林的代名词。
毛的这番举动是符合现实政治逻辑的，却与其思想逻辑并不一致，因为就在这前几年，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并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刷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并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但是，1948年的情况已大不同于1942-1945年，现在中共正急需争取苏联的支持，尤其在东北。
与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将感情与理智完全分开的人，这一点并不像他在1959年庐山和彭德怀等人谈话时所称的那样，他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正因毛有这种政治风格，以至外界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还误以为毛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布开除南斯拉夫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大党──民主同盟的领袖张澜老先生竟然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张澜在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表示，希望毛泽东也做铁托。张澜还请即将前往解放区的马寅初代转几句话：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必须有一个“中”，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
美国人呢？他们当然对毛的复杂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将毛划到了苏联阵营一边。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诫民盟的罗隆基和叶笃义说：中共是国际主义，你们应保留中国的爱国主义。
从以后的事实看，毛泽东对张澜老先生的拳拳爱国心还是领情的，毛并没有因张澜说的这番话就将其打成“反苏分子”，相反，一直对张澜礼遇有加。对于司徒雷登，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毛不仅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旗帜鲜明地宣布新中国就是要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司徒雷登虽然在华几十年，还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却不能真正明白毛──毛毕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苏联人称为是“国际主义者”的王明等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始终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说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确实是全面、真诚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苏区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红军系统有少共国际师和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在文化系统，有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毛泽东受不了这些，毛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当然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当毛有力量以后，他就绝不愿听到什么“皮安尼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毛泽东也可以使用，于是，这个词的寿命比较长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彚，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也让位给了“革命的敬礼”。（记得20年前，王蒙曾写有一篇名曰《布礼》的小说，相信王蒙对这个词的演变史亦有相当的了解）。
1942年后，毛泽东已完全获得了意识形态解释权，就在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的眼皮底下，毛与刘少奇联手，将“孟什维克”的帽子给王明等戴上，党内一些原“国际主义者”也纷纷与王明划清界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这个阶段，毛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发来密电，告诫、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样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毕竟是毛，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预中共党内的事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都应与莫斯科搞好关系，于是，毛人前人后都对斯大林表现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给坏人王明也选好了婆家，宣布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的敌人布哈林！在那个年代，全党上下，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毛对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语言将他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公开的话仍是“联共党史是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一类。被毛唾弃的王明只能满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窑洞里，遥想着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红星，独自吟唱着《莫斯科颂》。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才真正与苏联打起了交道，地点就在东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当时的实力，要想占住东北，并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到已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理解和支持。对于这一点，毛从未含糊过。虽然他多年来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应该自力更生，但毛实在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即使苏联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共并无具体援助，毛仍不怨不恼，并不时向苏联表示一下善意。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年后，延安派往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人员间或也与苏军情报组合作。浇灌多时，终有花开一日，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客观上为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八路军才能马不停蹄抢先进入东北，占领了各战略要点。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满，但中共毕竟是一家人，苏联红军打进东北后，当然要找八路军。1945年9月，苏联红军大校驾机飞往延安，主动与中共方面联络，以后又对开进东北的八路军多方照顾。但是苏联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在美国和国民党的压力下，最后还是逼迫中共军政机关退出沈阳等大城市，八路军不少领导干部虽然不高兴，却也毫无办法，于是一直退到哈尔滨，隔着松花江，与国民党军对峙着。但是毛心里明白，八路军占着哈尔滨，事实上仍是沾了苏联的光，因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再往前开，就要钻到苏联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苏军自以为有恩于中共，傲慢无礼，在与中共同志交往中，无时不流露一副大国主义的派头，其士兵在东北军纪败坏、胡作非为，激起百姓强烈不满。苏军且把大批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搬迁至苏联，国民党利用此事掀起1946年3月反苏大游行，也乘机攻击中共，在这种形势下，毛别无选择，只能反击国民党的“反苏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绝不会糊涂。1945年“8.15”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卢冬生被苏军士兵无辜枪杀，毛只当不知道。但是有人却沉不住气了。东北汉子萧军虽非党员，却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党出资让他在哈尔滨办了一份《文化报》，萧军在《文化报》上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对当时引起东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苏军军纪败坏问题也总是委婉地予以解释。但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他试图把俄国人分成两类，即“真正的苏联人民”和犯有罪恶行为的俄国人。于是苏联人不高兴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迅速组织对萧军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报》终于被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
刘芝明的顶头上司东北局宣传部长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选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凯丰的上司则是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岗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此人却非一贯的亲苏分子。高岗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没有留苏经历，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毛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从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话，“人是会变的”，现在高岗亲眼见到苏联的实力，也就对苏联加深了感情。王明说，高岗在东北受到凯丰的影响，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友好的“国际主义者”，此说没有提供具体事实作依据，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详考。总之，高岗不允许在东北有任何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论和行为。
其实高岗对待“反苏”言论的态度与毛及东北局其他领导人并无大的冲突，高岗错就错在与苏联人打得太火热，且四处张贴“高主席”的肖像，甚至以自己的名义给斯大林发电报。高岗似乎有些忘了，他是毛委任的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而不是斯大林派任的“新关东总督”。
尽管高岗对苏联的态度热情友好，但是在中共掌舵的毕竟是毛而非王明，因此，在处理“反苏”一类问题时，还是十分讲究内外有别：东北局公开批判了萧军（1948年7月，萧军提出入党申请，得到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批准，但紧接着《文化报》事件发生，萧军的党籍也就彻底告吹了），但是对被旅大苏军当局驱赶出来的刘顺元却只是调离东北，另行分配工作，并没有在党内、更没有在社会上大张旗鼓开展对刘顺元的批判。与刘顺元一起被迫离开旅大的原中共旅大地委五人常委中的三人，也只是被调离工作而已，暂时还未受到党纪处分。
有意思的是，被苏联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康生此时也成了中苏友好的捍卫者。苏联人对康生知之甚详，此公在1933－1937年旅居莫斯科时，也位居“国际主义者”之列，但返回延安后，逐渐与莫斯科离心离德，尤其在整风运动中大整王明等“国际主义者”，搞得王明等叫苦连天。苏联驻延安观察员把这一切都密报回国，莫斯科对康生恨之入骨，无奈康生属毛营，莫斯科手再长，也伸不到延安，对康生竟也毫无办法。几年后形势大变，毛审时度势，在需苏联支持的时候，康生已不适合再出头露面。康生识趣，主动提出要下乡搞土改，于是先在晋西北、后在胶东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1949年，康生成为中共山东分局第一书记，但毛却有意让康生这个老政治局委员受中央委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全面节制，搞得康生长吁短叹，极不舒坦。
康生虽然很不得志，但在山东却仍然是说一不二的人物。1948年春，刘顺元被调入山东，先被任命为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继之又被委任为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康生初对刘顺元颇为客气，甚至还在会议上表扬刘顺元敢于在旅大顶苏联人，很有骨气。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刘少奇的文章发表之后，康生对刘顺元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不仅处处打击刘顺元，还在背后骂刘顺元是“反苏分子”。1949年10月，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访华的第一个苏联大型代表团，刘少奇亲自布置有关参观访问日程和所有细节，议程中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代表团要访问济南，北京命令刘顺元必须回避，并需写出书面检讨，交苏联代表团带回莫斯科。康生得知北京信息后，马上开会，以“反苏”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的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然而颇为蹊跷的是，正在热情准备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康生，在代表团抵达济南和在济南逗留☆奇书网のWww.Qisuu.Com★期间，竟忽然“生病”了。显然，不管康生如何使出全身解数向苏联人大献殷勤，也是白搭，因为毛知道，在斯大林的帐本上，康生早已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苏分子”。不管他给斯大林大元帅送的象牙雕多么精美（康生请代表团转送给斯大林的象牙雕，“装有一直径10公分许的玲珑象牙花球，该球自表至里共雕透20层，每层均能转动，每层均雕有异常细致的花眼。”），在斯大林的眼里，康生还是一个可疑人物！接下来的情况是，在建国初“斯大林──毛泽东”的一片欢呼声中，“国际共运的老战士”康生下岗了。康生只能蜷在青岛的海滨别墅和北京医院里吟诗作画，苦捱日子。
就党内地位而言，刘顺元不可与康生相比。康生虽被暂时打入冷宫，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仍然保留，刘顺元则需要为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作出个人牺牲。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奉命进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对他讲了一番“加强中苏友好”的道理。刘少奇说：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地写一份检查。听了刘少奇的话，刘顺元已完全清楚，“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再受党重用了”。刘顺元在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检查中写道：“中央命令自己写检讨，这表明了中央的高度原则性和严肃性……是从中苏两大党、两大民族的团结问题已经成为头等的政治问题，而又有帝国主义与铁托分子的反苏运动可作为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产生的”。
就在刘少奇与刘顺元谈话的那些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应邀访苏的毛泽东见了面。斯大林问毛是否知道在东北有黄逸峰这个人，并说，此人连苏联人也瞧不起。毛初听斯大林提到黄逸峰，头脑中一片茫然，不知此人乃何方神圣，竟然惊动了斯大林。事后，周恩来向毛细细道来，才知此君乃中长铁路总局中方副局长，因对苏方个别人员大国主义行为不满，被苏联人在斯大林处告了刁状。于是，毛记得了黄逸峰的名字，但并没对黄怎么样。黄逸峰随东北铁道纵队进关，随即奉命接管华东铁路，成为建国后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后，刘少奇还是和黄逸峰谈了话，批评他看问题“太简单，太天真了”，然而刘顺元的境况一时却比黄逸峰差得多。
刘顺元检讨交出，组织处理的决定也出来了：刘顺元被连降三级，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的规划局任副局长。刘顺元在大连的老搭档唐韵超更是霉运不断。当年他与刘顺元一同被苏联人从旅大驱赶出来，到了1948年被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一直在“高主席”的治下，1951年11月，东北局宣布开除唐韵超的党籍，罪状之一是“1946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
在刘顺元被贬谪的几年，党内已不再有任何人敢发表“反苏”言论，党外却还有人不知利害，仍在那嘀嘀咕咕。1951年，刘王立明居然在民盟内部的会议上批评起苏军当年在东北的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当是在意料之中的。
1953年斯大林终于死了，在全国上下经历了失去“伟大导师”的哀痛之后，刘少奇想起了刘顺元。1954年刘顺元复出，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一年后，1949年易名为马列学院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在江苏，性格耿直的刘顺元还是难改脾性，经常直言无忌，不时惊动中南海，但总算得到几年平安。黄逸峰此时却没有刘顺元那么幸运了，1953年初，黄逸峰在三反运动中以犯了“压制批评”、“强迫命令”的错误被华东局开除党籍。但是几年前斯大林向毛提到的那几句话却无意中帮了黄逸峰的忙。1954、1956年，毛泽东几次提到“可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12月，黄逸峰被批准重新入党，以后他一直蹲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终于成了一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专家。唐韵超呢？他先被抓入监狱，出狱后在社会底层劳动了20多年，一直到文革后当年老战友刘顺元复出，转任中纪委副书记，在刘顺元的鼎力相助下，唐韵超才在80年代初获得平反。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似乎都谈不上，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还是那句话：一切从需要出发。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
原载《百年》总第四期（一九九九年七月号）
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
与“政治正确性”
近几年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毛时代的“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提出，“只要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毛的思想中的确有许多有待发掘的积极因素”，他并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很大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再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已和当年的历史事实大相迳庭，对鞍钢宪法的新诠释就是这类以理想化的态度看待过往经验的一个突出事例。
一
谈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就联想到那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从60年代初开始，鞍钢宪法已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紧紧联系在一起。然而“两参一改三结合”并非由鞍钢首创，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起阶段，鞍钢以外的其他城市的若干企业就已经初步“创造”出这个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正式表述。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赋予鞍钢，并把鞍钢在大跃进期间实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内容的一套做法誉为“鞍钢宪法”，这才使得鞍钢获得“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发明权，从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使鞍钢宪法声名远扬，但那几个最先发明“两参一改”的企业则早已被人们遗忘。今天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海内外学者又何尝知道，在他们的书斋里生命力持久的“两参一改”，当年却是由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的济南小厂——成记面粉厂最先创造出来的。当时该厂还有另外一项创造——由老工人王学锐制成的小麦脱皮机的经验，与“两参一改”合称为“两项经验”。
由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产生的“两参一改”，原先主要是一个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成记面粉厂原有干部、职工共138人，开展“两参一改”后，取消了所有脱产干部，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被精简为119人。该厂的“两参一改”具有十分质朴的特色，干部参加生产仅是做生产辅助性劳动，干部下车间劳动主要是顶替那些请病事假的工人。此举仅是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被上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高层次，更没有人已意识到这个由他们创造的新经验不久将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模式。
成记面粉厂的“两参一改”被推出后，很快，阿西庆华工具厂的“两参一改”经验也问世了。与只有百余人的济南成记面粉厂不同，庆华工具厂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至1958年，仍有苏联专家在该厂工作。庆华工具厂推出的“两参一改”不再是成记面粉厂的干部顶班劳动一类低层次的“生产中心主义”，而是破除了在产品质量上的“右倾”观点，大胆地向苏联专家确立的工艺流程开刀，从而焕发出“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了起来。
阿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一改”的充实和发展，使得这个“先进经验”日趋成熟。到了1958年12月，“两参一改”已正式上升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首先贯彻这项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工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工厂就开始推行“两参一改”，至11月，厂党委根据鸣放出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订了“彻底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案”。其主旨是全面落实干部参加生产的措施，将原先占全厂职工总数8%的干部下降到3%。
从济南一个百余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的“两参一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事实证明，它是毛的主观理念强力引导和催生的产物。1958年，毛号召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毛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成了毛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正因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具有如此鲜明的毛的个性色彩，苏联方面立即表现出不快和排斥。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革新的价值极表怀疑，阿西某厂工人在短期间提出几十万条合理化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起耳朵直摇头”，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提而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根本不相信，中国工人自行检验产品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他们对中国报纸上宣传的“提高工效几万倍”更是嗤之以鼻。
苏联专家和在华的苏联人对中国方面赋予“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巨大意义也极不以为然，他们根本不认为此举有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与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检讨，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思想偏差和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挂帅有关系”。饶有意味的是，大跃进时期，在鞍钢的苏联专家的意见却不多，难道鞍钢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置身于外？
二
在50-60年代初的中国大型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大庆油田以后取代了鞍钢的地位），堪称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的请求，斯大林派出数百名苏联专家随秘密访苏的刘少奇抵达东北，其中大部分的苏联专家被安排在鞍钢。
“一五”期间，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出于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安排，把钢铁等重工业列入国家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位置。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式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个厂矿全面落实了一长制的经验，并相应建立起总工程师、总工艺师、总化验师、总检验师、总会计师的制度。由于鞍山市的主体部份就是鞍钢，因此，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同时兼鞍钢党委书记和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领导，但北京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国务院的冶金部都对鞍钢有十分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文艺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草明在鞍钢落户十年，挂职于某钢铁厂任党委副书记，于1959年写出配合政治斗争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芜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并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的人们也许早已遗忘了这些作品，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鞍钢生活的某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为纲”，“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冶金部部长王鹤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立下军令状，鞍钢工人也全力以赴，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大贡献。但是大炼钢铁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什么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他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领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的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在这之前，计件工资占鞍钢工人工资总收入的18.83%，加上各类津贴，一共占工资总收入的27%，最高者能占到40%左右。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数量的工人收入马上减少。
当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同意取消”者占工人总数的20%；2、“大势所趋随大流”者达50%；3、“反对取消或有抵触情绪的”占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损失最大的是技术熟练工人。统计数字显示，占工人总数40%的五级工以上的工人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收入：八级工每月减少工资21.50元；七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5.50元；六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2.50元；五级工每月减少工资6.50元。由于五级工以上工人收入被减少，相应的占全公司工人总数60%的四级工以下的工人收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差距缩小。问题是，那些减少了收入、家庭人口众多的熟练工人的困难谁来解决？鞍钢的领导者想出了一条妙计：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费提供一顿大锅饭”！不知这是否可称为“经济民主”？
大跃进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在这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但是进入1959年以后，鞍钢的生产情况开始显现危机。由于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致使鞍钢的生产时断时续。1959年2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余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高度紧张，许多工人吃住在车间，大量的献工、献点，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疲惫不堪，再继续坚持下来，有难以为继之虞。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已显露迹象的粮食与主副食品的供应困难。计件工资和津贴取消后，已使许多工人收入减少，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造成生产事故不断。为了减缓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特殊困难，1959年5月鞍钢为炼钢工人调整了粮食供应的比例：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0斤，高粱米10斤，白面两斤，小米两斤，其余为粗粮，但是肉类仍无法解决。
长期奋战，供应减少，体力下降，引来了工人们的“牢骚怪话”。许多工人留恋“八小时工作制”，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说什么“如再苦战，就把老人战死了，青年人战倒了”。更多的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了，粗粮反而多了，真不像话”。还有工人直接否定大跃进成绩，埋怨说“小麦产量压倒了美国，就是吃不上”，“费了好大劲，弄了一堆废品”。甚至有人公开说（都是成份好的工人）：“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吃不饱。”
面对上述新情况，鞍钢领导拿起“阶级分析”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著鞍钢的职工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首先，鞍钢有大量技术人员。依照1958年的新观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鞍钢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1958年又扩招了一批新工人，这些人家庭背景各异，有一些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觉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对将知识分子划为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对工人阶级也要划分左、中、右，阶级成份固然极端重要，但仅仅是阶级成份纯正还不够，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
根据上述不同情况，鞍钢各级领导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区别对待：1、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开道，推动大跃进。在各种批判、教育中，对一般工人进行的“排队摸底”是最有创意的。依照过去的习惯，“排队摸底”的对象基本限于知识分子或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在大跃进期间，“排队摸底”已普遍运用于广大产业工人。鞍钢的方法是将工人分为三类：1、先进层；2、中间层；3、落后层。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愿意主动加班。分类结果是：先进工人多为老工人，中间工人多为青工，落后工人多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和“拔白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展“大辩论”后的一段时间，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再进行一轮“大辩论”。不知这是否可称之为与“经济民主”相配套的“政治民主”？
三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蔑，骤然打断了1959年上半年工业战线上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使刚刚受到抑制的瞎指挥等又重新泛起，且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鞍山市委也乘着这辆反右倾的快车，将大跃进以来鞍钢的各项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到1960年3月，终于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毛认定纠正了过去“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大搞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鞍钢的一套作法就是“鞍钢宪法”，从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在1959年1月至7月，尽管鞍钢各级组织仍不时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但是，鞍钢领导层也意识到前一年的跃进出了不少问题。当然，鞍钢的领导绝不会在中央下达新精神前自行纠偏，正是由于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3-4月的上海会议上提出“降温”问题，鞍钢的领导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1959年5月20日以后，鞍钢分别召开了工人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职工们对过去不说真话，弄虚作假，都作了检查，对领导听喜不听忧、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他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7%。
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逐渐触及到1958年创造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若干领域。在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召开的干部讨论会上，虽然所有与会者都肯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但一涉及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出现了争论。多数人指出“群众管理太多，什么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负担重而不愿干”。大多数代表同意工人应参加一些“简单的、带有群众性的管理工作”，至于复杂的工作，诸如工资计算、产品检查、设备维修，则主张仍应由专职人员管理。个别人在纠偏空气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业管理混乱，就是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及至反右倾运动兴起后，所有这类言论顿时绝迹。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开始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毛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3月，毛将“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报告的理论层次，因为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竟没有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毛的指示下达后，鞍山一片欢腾，已经沉寂多时的工人“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建议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每天都要实现数千件技术革新建议”。当时的笔杆子是这样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的鞍钢工人的心情：“过去是一长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币挂帅；现在是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是政治挂帅”，“1958年以前，脑袋上好像戴上个‘紧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干”，现在则是“思想大解放，右倾一扫光，革新闹高产，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听到传达后思想大飞跃，马上体悟到“鞍钢宪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热情称颂主席思想“赛过太阳万倍强”。
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给鞍钢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大跃进的快车到了1960年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4月上旬，全国钢铁生产出现大滑坡，4月份1-20日的平均日产量比3月份同期减少3400吨。1960年8月，北京号召“保粮保钢”，同时宣传“当前大好形势”，“粮食生产大跃进是肯定的”；但是，眼前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不久，群众被告知形势还是大好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三：1、帝国主义封锁；2、气候恶劣；3、敌人破坏。上海工人阶级在保粮保钢运动中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
平心而论，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对得起毛主席的。1960年5月以后，鞍钢工人再掀跃进高潮，但是跃进实在难以为继，以致先进经验有“越推越少”的趋势。8月，辽宁的粮食供应已极为困难，辽东发生大水灾，铁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内的辽宁十个城市的粮食库存量仅可供应八九天，北京紧急调运粮食支援辽宁，但仍无法根本扭转粮食危机。
严重的粮食困难已使几个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欢快气氛不复存在，更有甚者，大量的牢骚怪话又纷纷出笼，许多人甚至公开半公开地抱怨：“大好形势”是“形势不好”。作为消极现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现了建国后鞍钢从未有过的现象：鞍钢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得了营养性浮肿病。据鞍钢卫生处在59个单位，14.2万余职工中做的调查，共有4000余名职工患浮肿病。在患病人群中，干部、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工人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温作业的工人得病率小于一般工人，在鞍钢所属26个工厂的炊事员中，仅有七人得浮肿病。到了1961年3月，距毛主席发出有关鞍钢宪法的指示一周年，鞍山地区工人患浮肿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粮食的空前紧张犹如泰山压顶，鞍钢的部份工人误认为农村情况要好于城市，于是向领导提出返乡务农的申请，第一炼钢厂平炉工人有3%-4%要求返乡。还有一些工人不辞而别，私自跑回家乡去“保命”。鞍钢工人逃跑回家并非始于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因害怕苦干和工伤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只是1960年8月的农村情况远比1959年恶劣。1960-61年，辽宁农村已普遍发生断粮、绝粮的现象，当跑回家的鞍钢工人发现这一点时已太迟。
鞍钢领导再一次寄望于大抓阶级斗争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1、在“成份不纯”的单位和知识份子集中的部门进行阶级排队，例如当时的鞍钢无缝管厂就被认为是职工队伍严重不纯。1961年8月前后，上级部门又以召集“神仙会”的名义，邀请鞍钢设计院39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开会，其目的是为了“摸底”。经过“反复动员”和“交代政策”，终于让那些知识分子“说出了心里话”。这些人竟将“暂时困难”的原因称之为“七分天灾，三分人为”，批评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不少”。更有人公开宣称“鞍钢宪法并不比马钢宪法好，实行鞍钢宪法大搞群众运动缺乏科学依据”，又说“大搞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要求，而是上边硬贯的”。碍于当时经济形势的极端困难，上级部门才没有立即对他们开展斗争，但已将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几年后，他们都遭到了批判和清算。2、对于一般思想认识“模糊”或有“错误”言论的工人，则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对之耐心帮助，限期改正；对于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错误，则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坚决搬掉阻碍运动的绊脚石”。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鞍钢针对群众中对“大好形势”的普遍怀疑，在1961年还开展了一场回忆对比的活动，动员群众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是这场活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大多数工人都很实际，只会从眼前的粮食短缺以及百物皆无的角度来观察“苦”和“甜”的问题。
1961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虽然还在宣传鞍钢宪法，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主体——工人群众，早被饥饿和浮肿搞得意志消沉，再也提不出什么“双革”建议了。在这年中，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党“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致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1961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着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1958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领导。从一年前的“两参一改”发展到一年后建立政治部的指示，说明毛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现在毛已不太关心那些使他头疼的数字了，尽管眼下的特大困难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而是“硬着头皮顶住”。毛终于坚持到了经济开始恢复的1962年下半年，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领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毛主观世界的产物，经由毛的强力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毛唾弃的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而更具主观性。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像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毛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他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今天经某些学人演绎的、被认为是体现后现代“政治正确性”的“鞍钢宪法”，只能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只存在于学人的书斋里。幸欤？悲欤？
*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58期）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
以江苏省为例
1958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具有空想乌托邦性质的政治运动。今天人们忆及当年的大跃进，马上会联想到“高产卫星”、“全民炼钢”、“公社食堂”等带有荒诞色彩的景象。然而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一场乌托邦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借着这场运动的推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急速地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张。大跃进运动使国家权威得以扩大和强化，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大大加强了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知。本文即以江苏省为例，试图勾勒出江苏省在大跃进期间国家权力扩张的图像。
一
国家权力，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之谓也。本文所称的国家权力，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象征为形式、以党的权力为主导的党和政府的权力。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依据列宁的国家学说和苏联的建国模式，并参照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建了一个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新国家体制。在这个新国家的架构内，党和党的具体化身毛泽东位居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等系统。随着这套新国家体制的建立，国家的力量急剧增长，并快速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
中共重建国家和社会的途径、方法，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尽相同。中国的党和政府实现其权力的途径不仅仅是依靠党和国家的各级机构，中共更习惯于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运用政治动员、群众运动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此时已成为党的一个新传统，并被视为一种可以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且百试而不爽的成功经验。建国后，中共领导了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期目标，而且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
50年代初，随着新秩序的巩固，中共开始重建省一级的党与政府的机构。1949年春，江苏境内的国民党政权被摧毁后，中共并没有马上建立省一级的党委和行政机构。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两地的基础与任务不同，加之南京是原国民党政权的首都，被认为情况特别复杂，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分设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市委，另成立苏北、苏南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1952年9月，北京决定将原中共苏南、苏北两个区委和南京市委合并，组建江苏省委；苏北、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市合并，组建江苏省。1953年1月1日，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江苏省党和政府机构的建立，为贯彻落实北京的精神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江苏建省后，国家权力在各项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借助于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进一步向城乡各个领域扩散。
在城市：在建国初开展的“城市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工会、青年团和民主妇联等组织。1951年在江苏省各主要城市建立了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在城市基层建立了居民小组和居民委员会。1951-1952年，江苏省所有城镇，以机关、群众团体、工厂、企业、街道为单位，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为了改变建国初期不少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主任多由资本家或知识分子家属担任的状况，1954年，江苏各城市对居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根据“以劳动人民及其家属为主，以妇女团体为支柱的原则”，将原资本家家属等清除出居委会领导岗位。同年，旨在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和公安派出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市综合治安管理体系建成。至此，国家权力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新国家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人民的生活习俗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市居民纷纷自动交出麻将牌,参加读报组,仅南京市玄武区居民就交出2600多副麻将牌，有4500多人参加读报组，6500多人参加夜校学习。
在50年代中期，国家对城市经济生活的控制也得到加强。1954年9月1日，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常熟、南通、新海连（连云港）等9个城市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为了缓和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粮食短缺的矛盾，各级党和政府把“节约用粮”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予以强调。1954年后，江苏各城市开展了“爱惜粮食，节约用油”的政治动员，要求城市居民在“道理懂，思想通，全家同意”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粮油计划。1956年，南京、无锡等6个城市开展了节约粮食运动，使粮食销售量仅在5、6、7三个月就减少了3万吨。1956年12月，根据南京市委统一部署，各区委又成立节粮领导小组，仅南京市玄武区就在以人定量的基础上，每月再节粮15万斤。
在农村：废除保甲制，实行村组制，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把国家的权力全面延伸到乡村社会。1953年又通过实行“统购统销”，初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在政治层面，为了体现新国家的阶级性质，对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建立了“定期训诫会议制度”。经过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巨大变动，50年代中期，一个由国家支配的新社会已基本建成，国家已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绝大部分领域的控制。
在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环境中，民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1954年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听网的决定，在全省272个区建立了收音站，在36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201个互助组里建立了收听组。经过长期密集性的思想灌输，城乡大众已能充分认识代表国家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权力有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感性体会。“毛主席”、“党委”、“书记”、“人事秘书”、“党员”、“干部”、“派出所”等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
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前，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党和政府的机构来体现，由政府控制的各项运动促进了国家权威向社会基层的扩张，但在全国城乡仍有个别领域国家权威尚未完全占领，这种情况在大跃进期间发生了重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