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清荷为什么要写这篇捅了马蜂窝的文章？绝不是一时糊涂，理由是很现实的，也是深思熟虑过的。清荷有时候常常想：为什么左派没有力量？清荷生活在城里，见到的大多数是城市平民，这也许限制了清荷的眼界。但我所接触的大多数人，对主席的确是有好感。但确确实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说过文革的好话。包括笔者的众多长辈，他们很多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如果文革这场运动真的像毛主席的人格一样伟大光荣正确，毫无污点。。。那我相信，太阳也不可能被遮成这样。但是，这种捕风捉影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否则更加成了李锐，谢韬和辛子陵的同伙。术业有专攻，得道不分先后。理论上的东西，大家还是心平气和地进行理论探讨吧。之前清荷写了那些评价系列，是对历史的正本清源的态度。毛主席一生坦坦荡荡，哪里用得着我们去为尊者讳？是非对错，我们应该把它们客观地放回历史当中，这样才不至于偏离历史的轨道，才可以使得这段被蒙尘了的历史，以原本的面貌重见天日。如 果清荷在这里表现得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仅仅像是个没读过几本马列著作的文艺小青年。那未免太辜负了之前那么多同志的错爱，同时也是低估了前辈们的智商。清荷之前任何一篇文章的写作，都是想到这篇文章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立场，是否于无产阶级有利。如果一篇论战性的文章，仅仅以口水仗为目标，或者说左派本来铁板一块，我却在这里制造噪音，影响团结。那本文是可以不用写的。但目前左派的现状就是一盘散沙，大家除了动动笔杆子似乎也没什么别的重要事情。那么，很多东西还是要写写的，正像清荷上篇文章所说：“有些错误的东西依然是根深蒂固。”理论很重要，左派缺乏力量，缺乏战斗力，是有内因的。
关于文革有没有失败，这个问题清荷实在不愿意申辩。文革的目的是什么? 打击党内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么这个目的达到了么？毛主席逝世没几年，走资派就上台了，走资派上台也没多久，资本主义也复辟了。那文革成功了么？如果你一定要说从你精神层面上成功了，我便无话可说。我们都知，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满清统治，所以它是“成功的”——但你说了这话，还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清荷就一定要坚决打上一个大问号。文革既然失败了，那探讨一下它为什么失败，就有问题了？就变成攻击毛主席了？文革失败的原因，甚至文革为什么要发动，其实清荷无需多说大家都明白，那就是毛主席早就说的很清楚的四个字：“形左实右”。如果不出现××ד形左实右”把毛主席指示的5千右派扩 大成55万；如果不是李井泉，吴芝圃这些败类们为了个人政绩不顾人的死活，“形左实右”地造成饿死人的惨剧；如果不是刘少奇“形左实右”把查干部的“四清”运动硬生生变为整群众的“四不清”……如果不是这些事件的层出不穷，如果不是这些“形左实右”把人民内部矛盾和非对抗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毛主席他老人家恐怕还想不到必须要马上发动文革来打碎整个国家机器。文革失败也和“形左实右”脱不了干系，这一点清荷将在下文中详细展开并与各位探讨。如果我们不去解决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就一定会继续失败下去。所以清荷认为，阻止我们对文革进行深刻剖析的观点，就是在为失败辩护，在为新的失败制造土壤，就是在现实中站在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清荷就是想澄清一个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可是很多人不懂什么叫专政”。
第 一，我们都了解资产阶级专政与奴隶主专政的血腥与残暴。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毛主席也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因此，看到“专政”二字，非要觉得要专到肉体清除的程度才够革命的话，就上了“形左实右”者的当了。毛主席明明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某些人就是要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毛主席明明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某些人发明了喷气式还不够，一定要用迫击炮。在这些人眼里，毛主席的革命性和觉悟也没他们彻底啊。在井冈山批毛主席右倾的，不正是这类似的一帮人么？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要消灭阶级差别，消灭阶级。绝不意味着今天就要去消灭。主 席总是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一万年还要有斗争”。主席认为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才是相对的。主席从来不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可以消灭阶级差别，消灭阶级斗争。“社 会主义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熄灭论”是斯大林和刘××的观点。被主席严厉批评过。到底是谁在举着毛旗反对毛？谁是形左实右？从对阶级斗争的态度上，可 以一目了然。承 认有阶级斗争也就是承认有阶级差别。承认阶级斗争没有熄灭，就是承认阶级差别一直存在。那么很明显，存在于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两个阶级既斗争，又同时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个平衡是向着资产阶级的天平一边摆动，并随着经济周期激烈动荡回摆。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对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天平就会倒向无产阶级这边，并向着阶级消亡的方向发展。但未来会怎样？也未可知，因为总有矛盾，总有斗争。历史会是这么简单么？好像找到了一个什么理论，就不用考虑现实了，不用考虑力量对比了。或者是不是有些人觉得自己比毛主席还伟大呢？正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显得多么重要啊！
第三，清荷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必须认可资产阶级的存在，否则就失去了专政对象。尤其当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我想请问：这个时候专政的对象是谁？还是资产阶级。这个时候资产阶级怎么去定义？就是“地富反坏右”么？显然不是，如果仅仅因为他们曾经很坏，历史上犯过错误，是坏人。那么这就不是严格按照阶级划分了，也就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了。是那些个体经营户和私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么？显然也不是，他们政治上明显出于弱势，经济上对于劳动者的剥削也很轻，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不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此外，还有和尚，尼姑，喇嘛等等，他们也不是专政的首要对象，只要他们无法像现在一样，随意宣扬封建迷信，骗取钱财，甚至可以保留一部分。因此，专政的主要对象不在党外而在党内，是党内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而文革的进行过程中，不仅打击干部中的走资派和学者，往往还牵连大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以及其他人，甚至普通群众，人民都可能产生朝不保夕的感觉，生怕哪一天自己也遭殃。这样反而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走资派复辟的条件。
关于斗私批修。人民爱戴毛主席，不仅仅是由于毛主席教育大家要无私，也不仅仅是由于毛主席教会了大家马列主义真理，而主要是由于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带领人民翻身做主人，也就是毛主席满足了大部分人追求自由幸福，反对压迫剥削的“自私”
你们可以不承认“自私”，也可以否定“阶级”存在的必要。但毛主席就是先承认大家“自私”，然后才要带领大家翻身做主人；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才要去利用这个客观规律，搞“阶级斗争为纲”。
大家也许看自私这个词不舒服，那么清荷换利己可以吧？我们之所以追求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由于我们不利己，而是我们知道眼光狭隘的、只看到当前利益的行为，最终会损害自身的长远利益。而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看上去是利他的，事实上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利己。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个人认为斗私批修如果只是宣传一下，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能够把这种长远利益的观念灌输进来，而不是仅仅口号一样地宣传自私不好，会更有效果更深入人心。而集体始终保持对个人的责任，是长久维持集体主义精神的必需条件。清荷之所以提出这个，起因是看到无数国企工人下岗，政府这个时候丝毫不想承担责任，只是把大家当包袱甩掉。下岗前如果想得到有这一天，你叫大家怎么去无私？由此也可看出，无私是有条件的，是必须和公有制经济以及对劳动者的福利保障相辅相成的。而在这个卖光送光的年代里，要求别人对国家集体无私，至少要求多数人无私不可能而且也是没道理的。重新建立起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们才可以彻底找回当年那种精神。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只能束手无策地眼看着人民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之中了么？也不对。认识到无私来源于自私，我们就懂得怎样唤醒无产阶级无私的牺牲精神。这就是告诉大家，长远的利益在哪里，共同的利益在哪里。让他们认识到，对阶级的无私就是代表自己最根本的利益，这样人民就会跟着我们走。应该相信人民，教育人民，但却不应该幻想人民能够一夜之间拥有共产主义觉悟。
txlr网友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我尽量保证逐条回复吧。若不当之处，我们可以继续探讨。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因为“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语）。"
您在这里的引用和观点都没有错。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但是为什么清荷在这里要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承认阶级的存在？
首先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理论永远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必须要有一个现实的立足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要能够取得政权。怎么取得政权？通过阶级斗争。要在 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当然必须先实事求是地承认阶级的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样要斗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阶级消失了，无产阶级 专政也就随之消失。那么取消阶级的过程，会不会反而招致反弹甚至有可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清楚，需要我们来探索。
这同样也是理论上的需要。承认有阶级，也是让我们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的规律也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资产阶级可以被消灭，但新的资产阶级又会长出。我们国家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解决了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但是能以和平赎买的方式解决党内产生的资产阶级？这说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级斗争规律，需要拿出不同的手段。矛盾永远会产生，斗争是绝对的。谁又知道将来解决了党内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问题，哪个地方就不会有新的矛盾出现，使革命事业出现倒退？
清荷认为，阶级是不能简单被消灭的。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全体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罪恶本质的清楚认识，需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文化以及体制完全建立，还需要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上全方面胜过资本主义政权，甚至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否 则，一定会有人对于资本主义那套价值观和虚幻的繁荣心存幻想。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很多人只是觉得毛主席是大救星，共产党分了田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打击了犯罪，是人民要感激拥护的，清荷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只有马列毛主义能救中国，但是事实上，人民认可了执行马列毛主义的毛主席和共产党，而不是说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人人都是马列主义者，人人都能有“无私”的概念。即使是党内，毛主席都说，我们党真懂马列的并不多。就如同现在，股市明明是合法的赌博，但是很多人蜂拥而上，最终血本无归，你能说关闭股市，他们下一次就不会去参加了么，只有所有人都看清楚了股票的本质，并把它像奴隶制、裹脚一样踩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才可能没有人去买股票。如果幻想专政一步到位，把资产阶级都打倒，结果甚至有可能导致更强烈的反弹。当资本主义又挥起它们那一套自由，民主，发达，人上人的旗子的时候，对于这些认识不清楚的人，又会心甘情愿地把身心一起奉上了。
“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说过，相反，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在革命成功后，一再强调的就是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遗留的一切积极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去建设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
这是清荷的原意。你承认这句话，那么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遗产方面就没什么分歧了。这里清荷原文的确说得有些不谨慎，表达得不是很清楚。类似的错误，在文章中还不少。清荷很抱歉。
“这不符合事实。赫鲁晓夫、刘××的修正主义，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出现的吗？恰恰相反，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出现了修正主义，才导致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复辟！”
这是清荷个人对修正主义的理解。如你所说，的确和事实有出入。清荷只是直觉地感到修正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密切相关。不知道您能否明确下个定义？谢谢指导。
从建国初期到一九五六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很长一段时间”吗？一枝清荷是不是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延长到所谓“承认资产阶级存在”的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呢？否则，怎么只说“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而不说“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和发展呢”？
清荷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资产阶级的存在将贯穿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将和资产阶级一起消亡，不承认这一点，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者。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了么？资本家形式的资产阶级消亡了，还会有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出现。革命与复辟也很有可能会反复上演：建国初期到1956年 不长，但到今天，够长了。既然连无产阶级专政也未必能保证贯穿这段历史时期始终，那何必强求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在一定时间内“？清荷认为，资产阶 级需要消灭，我们也需要去推动资产阶级的消灭，区别只是以什么方式来推动。但资产阶级的消灭不需要时间表。而判断该怎么推进的依据是从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生活实际出发。如果资产阶级的存在能够彻底置于劳动者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并且即使扣去剥削的那部分还能够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那就可以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
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是不可能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在竞争中我吃掉你，还是你吃掉我。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和扶持公有制经济，限制和改造私有制经济。毛泽东时代不正是这样做的吗？难道错了吗？
你的理由我不认可，在这里你把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不能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的正确观点简单套用在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上。能这样套用只是你的个人猜测，没有事实和理论的支持。事实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即使发生兼并，那也是公有制吞掉私有制，而不是相反。但我认可你的结论。清荷从来认为国家必须大力发展扶持公有制经济，限制改造私有制经济。
清荷认为,以行政指令形式去消灭私有制，眼中掺不得沙子，不顾具体情况强行去消灭一个阶级，却是没有自信的体现。【这是说的谁？当年的苏联，还是中国？它们是怎么“以行政指令形式去消灭私有制”的？真怀疑这句话是从《炎黄春秋》上抄来的！】
这话很重，可能你有你的理由，甚至是正确的理由，但是你给清荷扣帽子是不可争辩的。你可能对于清荷这样一个左派很失望，但是清荷并没有说有谁用行政命令消灭私有制了，而是觉得头脑中有这种念头的人是对公有制没有自信，不相信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以及幻想一劳永逸地结束斗争。你可以反对我的看法，认为谁打算通过行政命令形式去消灭一个阶级，是有自信的想法。或者你也可以具体用你的观点教育我。可是我想说清荷只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清荷和《炎黄春秋》混为一谈呢？
【纯粹是糊涂观念！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它 们也“生产剩余价值并供养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独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根源。这同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人非法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有人故意搅混水，把剩余价值概念引入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来，其目的就是要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查了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国家占有生产资料（资本）的一种思想、理想或者说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指以国家为一个主体单位，对国内生产资料（资本）实施 占有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在一个国家中，当由国家占有的生产资料（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以后，这个国家也就成为国家 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也就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我想只要这个定义没错的话，那么说是国家资本主义也没错的。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的称呼。无产阶级国家通常也正是采用这种经济制度。工人生 产的价值。无论在毛主席时代还是现在，都不是按照创造价值来分配的。既然还没到发劳动券的程度，那认为存在剩余价值生产又怎么了？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剩 余价值我相信大部分拿来积累了。毛主席认为“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难道仅仅是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清荷认为能够凭借某种特定地位取得剩余价值的 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毛主席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也就是能够依靠资产阶级法权，取得一定剩余价值的阶级。这是很清楚的事实。不存在什么搅浑水。
【这里采取的是提问的形式，实际上一枝清荷是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成熟，所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革早了；即使革命成功，也不应该“接管一切国家机器和实业”，而是要给资产阶级留一部分（包括留一部分国家机 器！）；为了保持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等“无产阶级真正成熟起来”——这简直是第二国际苏汉诺夫言论的翻版： 又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又是“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列宁是这样批驳苏汉诺夫的：“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 主义就需要文明（按：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的成熟）。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 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
这一系列问题是我的疑惑。但你这样说就歪曲了我的观点了：我认为，无产阶级尚未成熟。所以一开始需要通过政治上的监督，大民主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厂长和市长这样的职位还需要有特殊技能和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人去担任，这种特殊的地位，经常造成出于这种特殊地位的人产生出资产阶级剥削思想。人民这时候还需要通过对他们的监督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随着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在企业甚至政府机关推广鞍钢宪法的管理形式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当所有官吏，工程师和学者和普通群众都拥有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一分子的时候，当三大差别消失，无产阶级就算成熟了，此时这种监督甚至国家机器本身都可能成为多余。而无论成熟与否，我都没有说要丢掉无产阶级专政。你所说的东西，和我的观点有何关系？
【“地富反坏右”并不是一个整体概念，而是五种人的统称。其中的地主和富农，是以 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对农民的剥削程度为依据而划分的；反革命分子，是以他们对人民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和实际行动而定性的；坏分子，是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 所起的破坏作用而戴上帽子的；而右派分子，则是以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所持的态度、所发表的言论、所做出的行动 而确定的。这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以历史功过，以思想觉悟为划分标准”，也不存在一枝清荷所说的“很深的理论缺陷”。】
清荷从来没有把“地富反坏右”看作整体概念。地富在建国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主要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的概念，代表的是之前的身份，而不是现实的经济地位，地富的划分是考虑历史功过的；而反坏右我们都知道不是什么好货色。我只想知道反、坏跟右是怎么个确定法？清荷在这里绝不是想为“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们讲好话。但你难道就没有考虑过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被划为“坏分子”和“右派”的可能？那个时候应该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叫专无产阶级的政？共产党在有毛主席的 时候，都发生过刘×”二次反右 “的事件。而当毛主席不在的时候呢？你为什么不结合历史背景看待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地富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建国初期要巩固政权，对反革命、坏人和右派的斗争需要更加重视。但当毛主席指出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走资派矛盾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了。地富反坏右这种划 分，在一定历史时期有积极意义。但在文革时期绝对是消极的。因为，文革的目的显然是需要人民团结起来和党内走资派斗争。而地富反坏右明显不是针对党内走资 派的，在这个时候还去强调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就导致主要矛盾被忽视了。被走资派钻了空子，利用这个矛盾，挑动群众内斗，使国家陷入全面内战。
清荷在理论上思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对象却不是阶级，而是“地富反坏右”这样一个混合体，这样的提法很怪。要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特殊情况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产生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脱胎于旧社会，面临外敌入侵和顽固势力复辟的巨大威胁。而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会发生转化。而真正理论意义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将专政的矛头很明确地指向资产阶级。
【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没收和赎买了资本家的资产，并不等于他们已经“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事实证明，这个改造的过程是长期的、痛苦的、一定会有反复 的。在他们还没有改造好以前，对地主，还是要以敌人看待；对资本家，是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坏、反、右”，也分别不同情况而对待——这 是毛主席和我们党的一贯政策，而不是笼统地“把他们视为人民的一部分”。看看今天的现实，那些老的、新的“地富反坏右”，比如任××、吴××、茅××之 流，他们何尝把千百万劳动者“视为人民的一部分”啊！】
【老的“地富反坏右”被处罚了、制裁了、改造了，就不会产生新的“地富反坏右”， 他们就“不再具有作恶的能力”了吗？这里再引一段列宁的话：“在革命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地主和资本家被扫除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富裕农民和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扫除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再产生，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劳动的人，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手里。”（《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21页）】
清荷的确犯了错误：理论问题和历史的现实，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而对这段历史了解的确不足。是的，必须承认，这种改造需要时间。如你所说“长期的、痛苦的和反复的”。
但请你注意：列宁在这里非常清楚地把矛头指向地主富农和资本家这样清晰的阶级概念。严格清晰地按阶级划分成分，因此斗争方向也就一目了然。事实证明，凡是按 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进行阶级划分，研究对不同阶级采取的不同政策。被阶级分析严格定义的阶级敌人，都被人民打倒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地 主被消灭以后，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地主；富农被消灭以后，通过农村集体化，到文革时期也失去了重新出现的可能；资本家也是一直到×××上台后才重新出现的。而凡是没有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所定义的敌人，总是越打越多，越打越猖獗。斗到最后的结果是走资派上台了，无产阶级中的许多先进分子，被打成“三种人”。
列宁这番话的真正着眼点正是“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再产生”，那么历史上曾经的资产阶级和现实中的也就是新的资产阶级，谁更该被专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时候，大家忙着去处理历史问题，是不是违背了“使政权完全地、整个地、绝对地掌握在劳动的人，靠劳动为生的人的手里”？如果大家及早发现了更大的威胁在党内，及时调整斗争的主要方向。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否可以少一点挫折？
【这是什么话？谁在“歧视他们”？谁具有“封建残余思想”？对于“地富反坏右”， 毛主席和我们党的政策是，确实改造好了的，摘去帽子；还没有改造好，甚至抗拒改造的，继续戴帽子，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叫帽子拿在人民手里！难道这就是所 谓“歧视”吗？对于已经改造好的原“地富反坏右”分子，是谁在“歧视”他们？是个别违背党的政策的人，还是作为整体的党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一枝清荷应 该说说清楚！】
毛主席只是针对头上有帽子的人啊。但是这顶帽子谁给戴上去的呢？走资派也可以给人民戴帽子。毛主席讲过不要四面出击。当主要矛盾成为人民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 时候，那时还整天地富反坏右。只能是被人利用。假设清荷产生在那个时代，而清荷确定地知道自己属于人民，不会哪天被当坏分子当右派专政，所以如果有走资派 或者其他什么派作了什么坏事，就不担心走资派哪天给我划个“别有用心”的成分。我就敢大胆揭露，大胆斗争；反之，如果我不清楚会不会哪天因为说了什么话， 就被那些“形左实右”的视作反党反人民。那我肯定什么都不敢说了，不敢做了，怕死是人之常情，不是每个人都有杨佳那种觉悟的。毋庸置疑：文革的失败，人民内部分裂是个重大原因，而人民内部分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地富反坏右"这种划分给了走资派转移斗争视线的机会。
【以上这两大段话，同样是逻辑混乱、错误百出，有些内容前面已经评点了，就不再展开了。一枝清荷所针对的，显然是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但读这两段话，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了，这些不正是李×、谢×、胡××、辛××之流的腔调 吗？什么“错误地选择了专政对象”，什么“让子子孙孙都为这种曾经的身份负责”，什么“变相地制造不平等”，什么“根据一个人的思想去划分成分”，什么 “将我们所有的人关入牢笼”，什么“是人民还是敌人往往取决于领导的一句话”，如此等等，这些话，三十年来我们听得还少吗？一枝清荷真的不知道这些话是谁 说的吗？在“将所有的白天黑夜全钻进了‘文革’那些有限的史料当中”的过程中，你发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说的、干的，还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说的、干的？ 真的是“在文革期间这种现象也是普遍的”吗？你能拿出确实的“史料”来吗？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样的用词、语言，一个自称80后、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特别 是文革的青年人，是绝对“发明”不出来的，它们只可能来自那些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右 派分子和翻案上台的走资派！你不过是照抄一遍罢了！——请大家原谅我的气愤，看了上面这两段胡言乱语，实在如骨鲠在喉，不能不一吐为快！】
清荷理解你的心情，同时也承认清荷的很多语言表达和腔调有点像主流精英。但主流精英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那是因为这种语言更为流行，更接近人们平时说的口语，更能影响甚至欺骗群众。这样的语言，走资派可以利用来欺骗群众，我们也可以甚至也应该利用来向群众宣传正确的观点。清荷的确不习惯用您使用的严格而精确的语言去表达。因为清荷从小到大并没有受过这种语言的训练，平时也没机会听人去说这种语言。是不是您打算责怪清荷没有从学说话开始，就识破主流精英的险恶用心，没有坚决地和他们划清界线呢？
此外判断一个人和一篇文章，并不能仅仅通过只言片语，而需要全面和准确地考察全文的立场和观点。主流精英批判文革是为了歪曲文革，防止文革再次发生；清荷批判文革，是为了找到文革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防止下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即使清荷在《评论１２》中的思考的问题全是错的，那也是一个左派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试想一下，以毛主席的大智大勇和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地位，都没有能够带领大家最后打倒走资派避免修正主义复辟。那如果一个不如主席的人去发起运动，完全按照当年那一套搞法，失败的可能性岂非比当年更大？你说你搞不清楚文革失败没有，难道不就是在讳疾忌医？
清荷在这里提出了我的认识，你不去认真思考清荷所说是否有一定价值。抓住一些表达上的漏洞，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来进行口诛笔伐，这就是新时代下的关门主义。清荷的意思始终是，文革的主要目的是与党内的走资派斗争，而实际操作中，由于走资派别有用心地把这股风刮向人民内部，教导大家打击“地富反坏右”，“形左实右”的人毫无警惕地跟着打击，导致人民内部分裂，许多人对文革充满厌恶，甚至支持停止文革。而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否伴随有理论上的漏洞，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否则下一次这样的运动必然失败。
【走资派的全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有三个基本属性：一，党内；二，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当权，也就是掌握一定的权力。这既包括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党内）、政治态度（走资），也突出了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手上掌握权力。难道 这就是“以政治态度和觉悟而不是以特权在谁手上为依据”吗？一枝清荷为什么不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全称来谈走资派呢？是否就是为了以此来 证明毛主席关于走资派的“这个提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呢？】
只要当权，就必须监督，限制，斗争。而不分什么党内党外，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吏必须经过斗争，最终成为事实上无产阶级的一员。这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共同观点。使用“党内资产阶级”的提法，会让斗争方向更清晰。因为很多党员干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不走资，很多走资派一开始也就是打点个人小算盘，贪图点小利。你要别人怎么去判断？吴敬琏在文革的时候也很左，×××还写信说永不翻案。等到搞清楚他们的态度，可能都已经变天了。这是清荷的个人看法。而不是什么“别有用心”。
【瞎说！毛主席历来认为我们这个党从整体上说是好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尽管经历了十次路线斗争，经历了与内外敌人的殊死斗争，我们党并没有被打垮，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党的整体、绝大多数党员 是坚持革命、坚持马列主义的。当然，这是指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指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说，在毛泽东时代“整个党正在蜕化为特 权集团”呢？毛主席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即使在文革中，广大群众在批判和斗争走资派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说过！这里需要着重说一下，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的各级 干部掌握的权力，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归结为所谓“特权”，是右派惯用的卑鄙手法。其目的，就是要将党的各级干部同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以打倒“特 权”的名义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党内确实有少数领导干部，主要是走资派，结成了某种“特权集团”，但决不是“整个党”都这样“正在蜕化”！】可以说，他已经做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能做的一切。【这话说得多勉强啊！】
整个党在蜕变，不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而是从建国以后就发生的，大跃进后期的五风，如果没有一个类似现在的崇尚ＧＤＰ拜 物教的官僚集团，是无法刮起的。只是当时，腐败和欺压百姓的现象不明显而已，但是命令主义，铺张浪费，虚报瞒报等等已经出现了。所以才会有四清，以及后面的文革。其目的都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党的进一步蜕变，但是这些运动仅仅只是压住了走资派，而没有让人民认识到走资派的危害究竟会有多严重，甚至伤害了人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主席能够得出“党内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能做到的一切。清荷并不认为伟人就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伟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明白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毛主席清清楚楚地知道革命会有反复，人民有可能会受二茬苦，甚至也清楚地知道将来会翻案的那些走资派是谁。可是他并没有如许多“形左实右”的干将们所愿，把这些走资派们一个个都肉体清除。这正是因为他知道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他更是寄希望于人民在这一个过程中，充分吸取经验教训，为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积攒力量。二茬苦从客观上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擦亮了群众的眼睛；使我们更加认清了资产阶级专政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普遍提高了左派的理论水平。如果当时情况正如主席所说，党内真懂马列的都不多。那么，×××们不上台，其他人上台就能保证不蜕化变质？而没有这一段历史的反动，就没有未来更大的胜利。如果一味去为“形左实右”者辩护，不允许争论，不去总结教训，实质是是在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让人民的二茬苦白遭了。
【言下之意就是，正确的路线并不是“一条符合内部多数人利益的路线”，那么“共同的目标”从何而来？反而“有了山头，有了不同的利益诉求”，才会产生“一条符合内部多数人利益的路线”——这是什么逻辑！】
你还是歪曲了我的意思。正确的路线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路线；而符合内部多数人的路线，就是巩固既得利益，维护小团体利益的路线，也就是苏联修正主义的路线。比 如国企改革，采用鞍钢宪法，调动工人积极性，提高管理水平，是正确的路线；而采用私有化，高管可以MBO，因此是符合国企管理层内部多数人利益的路线。
是否可以这样说：走资派的出现，正是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人的利益呢？【又是以提问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人的利益。如果这样，岂不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吗？】
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人的利益很有可能是事实。但这种利益并不一定导致共产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因 为共产党员不是庸俗经济学家笔下的“理性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符合党内多数人利益不代表这就是多数人的态度，甚至苏东剧变都没有代表这些国家共产党内多数人的态度。打江山坐江山符合取得了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但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就可以阻止这种个人利益去支配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就没有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党。但这种个人利益是一定会在思想上有所反映的，而且不充分监督还会在党内泛滥。
赫鲁晓夫的掌权，×××的掌权，以及他们这个走资派集团的形成，难道只是他们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他们何以能够上台？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森林里面生火，只是为了做饭取暖，甚至吸一支烟，结果烧了整个林子，但是他的本意绝对不是烧林。杜绝这种祸事，一要靠思想教育（即生火极易发生火灾）；二也需要有充分的监督（严禁烟火）。当年的人没有受过修正主义的压迫，并不能意识到封建时代残余的打江山坐江山，命令主义，按资排辈等观念的错误性，他们更乐于领导，群众也被领导惯了。这些思想，在现代中国，受了西方那似是而非的民主，平等教育的学生中，都常常出现， 更不要说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的新中国了。当×××一些剥夺民主，加强干部权力，最后首长负责制都开始实施的时候，整个社会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动荡，在我父母辈的记忆中，似乎连痕迹都没有了，难道不正说明了，这些思想在人民内部的根深蒂固么？
走资派利用了党内很多人的私利，给予干部不受群众监督的权力和经济好处。宣扬“修养论”这样的毒草，欺骗群众放弃监督而仅仅依靠党员干部的自律精神。到了今天不是也有很多人幻想靠“党内民主”来防腐抗变么？
【又是对毛主席的歪曲，又是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难道真正的共产党不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不就是全国人民的一部分和领导核心吗？人民革命可以不需要党的领导吗？】我想主席在《诉衷情》中表达的，大概也是这种无奈吧。【好了，毛主席已经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无奈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党既然要领导人民，人民要被党领导，就一定会有矛盾，但这个矛盾在当年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很多也是从国企出身的工人，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本来没有矛盾，但是何以一步步升级并向对抗性矛盾发展了呢？成为领导干部之前还是先进分子，成为领导干部之后就腐化堕落的人还少么？还是一句老话：先承认有阶级，然后研究阶级斗争的规律，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阶级斗争的规律，使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运动。这在无产阶级失去了专政地位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工具；民主与专政，是同一个国家制度的两个不同方面，对一个阶级的民主，也就是对与它相对立的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民主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民 主，哪来无产阶级的力量，哪来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觉悟？】
清荷没有否定大民主。本人这句话的意思是：阶级的力量除了民主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团结与觉悟，民主也可能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上面已经说过，根本没有什么“以思想划分成分”。在毛泽东时代，对成分的划分，历来是以一个人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的思想、言论、行为 所造成的实际结果为依据的。难道这就是“人为制造人民内部的分裂”？说这样的话，应该看看自己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清荷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所以认为不能在无产阶级内部实现大民主，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而如果专政的矛头可以被调转被利用，而指向原本应该属于无产阶级内部的人，那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保障了。坏分子和右派是有可能把无产阶级群众划进去的。×××后来划分三种人，不也是借鉴了这个"先进经验"？清荷认为，唯一防止这种悲剧继续出现的方法就是：对无产阶级不允许任何人根据任何理由来进行专政。
【总之一句话：文革是一场动乱、灾难，应该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晚年 思想”，应该彻底否定！一枝清荷，你是不是认为，这样才不侮辱你的智商呢？你上面的五个问题，把毛主席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国以后直到文革的英勇奋斗，都一网打尽了，还说什么“只是通过一些有限的资料得到一个较为模糊的轮廓罢了”，你的智商真 是太高了！】
在这里清荷的文字的确过于小资。也许你看到“幽灵" 这个字眼不舒服。问题是清荷默认左派应该至少读过《共产党宣言》吧。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应该对马克思将共产主义比作一个幽灵印象深刻吧。清荷在这里， 将文革比喻成幽灵也正是借用了马克思的这个比喻。表达了它是为敌人所害怕，所拼命否定的，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巨大影响和客观的存在。清荷在这一段中间 部分，将主流精英对文革居高临下的认识进行还算比较形象的讽刺，丝毫没有对文革不敬的意思。呵呵，不过看完您对于清荷的评价，清荷倒是发现自己真的快和茅于轼，任志强之流差不多了。
最后，清荷还想说明的是：清荷看了txlr网友的某些论调，心里是动了些火气的，你难道就是觉得清荷写一点你自认为右的东西就必须要口诛笔伐，必须要一拍到死？清荷认为，只要没有违反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六条标准，任何观点和理论都可以讨论。而txlr网友所说的问题，也肯定是之前支持我关心我的读者所渴望去了解的。这种想法支撑着我写完了这篇长文。文章也肯定是带有某种情绪，但若认真的同志们读了，是理解清荷的。我想提醒txlr网友注意，清荷提的这几个理论上的名词和概念，并不是要批评这几个概念本身，而是想搞清楚这些理论问题是不是对文革的伟大实践产生过不利影响。当本文快要完成之际，清荷看到了马门列夫同志善意的批评，这让我心灵很温暖，也感受到了希望。清荷同意马门列夫同志的许多观点，不应该担心这样的批判和争论会破坏团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精髓就是批判，真理不仅仅不害怕争论，甚至真理本身都必须要通过争论的形式得以展现，害怕内部的争论，只会让我们的队伍成为一潭死水。
文革年代与改革年代之比较
文革中有不少人挨红卫兵打，改革中有更多人挨地痞流氓打；
文革中有不少人因政治自杀，改革中有更多人因经济、情感等自杀；
文革中有不少领导被下级批斗，改革中有不少领导被下级打残；
文革中有不少领导人靠边站在家休养，改革中有更多领导人被双轨在监狱服刑；
文革中有国家领导人被批斗含冤而死，改革中有国家领导人被起诉一审判处死刑；
文革中有副局长揭发局长，改革中有副局长暗杀局长；
文革中有公安干警怀疑市长是走资派，改革中有公安局长枪杀市长；
文革中监狱里有铁笼子，改革中铁笼子被推广到千家万户；
文革中个别女人“偷鸡”被称为破鞋而游街，改革中大量“二奶”明抢男人招摇过市；
文革中男人找不到妓女也不敢去找，改革中妓女遍地开花主动上门；
文革中看不到吸毒者是什么样子，改革中贩毒吸毒无孔不入猖獗泛滥；
文革中医院里没有性病大夫，改革中到处是“老军医”治性病妙手回春；
文革中献血型号对了无需检验，干干净净；改革中献血要仔细检验提防艾滋病；
文革中每一条小溪流淌的都是纯净水，改革中每一条小河都变成臭水沟；
文革中生活水平低两颗大葱一分钱，改革中生活水平高一颗大葱两块钱；
文革中生活水平低看病要由公家报销，改革中生活水平高看病需要自己掏钱包；
文革中矿工手捧毛主席语录谁敢欺负？改革中矿工手拿镐头挨打受骂；
文革中人们说话慎重，红色语言到处有；改革中人们说话自由，黄色段子漫天飞舞；
文革中有怨气想揭发可贴大字报，改革中想表达就上网，但左派言论往往被删掉；
文革中老百姓不自由早请示晚汇报，改革中老百姓想干什么就去干，不用请示汇报；
文革中有段时间大众爱跳忠字舞，改革中有段时间老少皆跳迪斯科；
文革中女人穿的是黄蓝绿，款式单一；改革中女人穿的是薄露透，百花齐放；
文革中大众娱乐是唱样板戏，跳芭蕾舞；改革中大众娱乐是唱流行歌，看多频道电视；
文革中国家财政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改革中国家财政内债外债一大堆，表面却很繁华；
文革中守着土地金饭碗没有好饭吃，改革中卖掉土地金饭碗能吃一段时间的好饭；
文革中机关办公条件简陋，艰苦朴素；改革中机关办公富丽堂皇、豪华气派；
文革中干部职工工资差距小，讲平等；改革中干部职工工资差距大，讲级别；
文革中企业工资福利比机关高，改革中机关工资比企业高，退休养老金有天上地下之差；
文革中干部谁敢贪污谁挨斗谁倒霉，改革中贪官横行法不治众，谁不贪谁倒霉；
文革中提拔干部重实干，文凭不重要；改革中要想当官要送礼，关系最重要；
文革中只有高官才能乘坐小轿车，改革中百姓自己的轿车在街上挤不动；
文革中干部到百姓家吃饭自己交钱，改革中干部赴宴被请吃大餐是看得起对方；
文革中住房挺小，但不用自己花钱买；改革中住房挺大，但月月还款成为房奴；
文革中万元户很罕见，凤毛麟角；改革中亿元户多的是，一部分人豪富起来；
文革中大学校老师政治学习多教课少，改革中大学校老师不用坐班走穴挣钱，工资很高；
文革中城市里没有几座高楼大厦，挺土气；改革中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变洋了。
文革中美国总统到中国握手求和恭维毛泽东，改革中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寻求支持和照顾；
文革中谁敢惹中国打他个落花流水，改革中大使馆被炸、飞机被撞下竟大事化小，不了了之
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回凤凰论坛网友的信
清荷在凤凰的三军论坛所发的对毛泽东的评价系列，引起许多网友的热情讨论，这次一位叫Fanius的网友，专门给清荷的邮箱来了一封信，信里看出，他是对我的前7篇系列文章大致是很仔细的读过的，今天，特意针对他在信中对我的发问作文，希望可以回答他对我写作毛泽东评价系列的困惑，以及对文革的困惑了。Fanius的信件见文后附录。
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 ——回凤凰论坛网友的信
Fanius：
你好。从你的信中，清荷看出来你应该是我们的同龄人。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对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充满人文关怀的年轻人。从你的文字中，清荷读到了真诚。虽然我们彼此理念不同，但清荷相信你也在认认真真思考我们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也尝试过以现代人的视角，认认真真审视我们共和国的历史。这种真诚可以作为我们开始讨论一个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清荷认为你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都很值得思考和讨论。它代表的是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流，对于我，以及对于我所想阐述的那个时代的质疑，清荷希望能以不输于你的真诚，来写出这样一封公开信，作为一个论战的起点。清荷不期待能够说服你改变自己坚持已久的理念。但会借用你的疑问，来提出我的观点。希望这样对彼此都能带来启发。
那么fanius ，针对你的问题，我们开始讨论吧。你第一个问题是这么对我说的：“1、《一个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六）》中您似乎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彼时好于此时，即使彼时都是穷人，因为那时犯罪率低，而且从您在本文列举的（为人熟知的）数据来看，民风甚为纯朴：“为什么被历史描述的“十年浩劫”里，却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1966～1978年间，我国的犯罪率为2.4%, 没有假文凭假学历假证照、假警察假军人、假成果和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消除了拐卖妇女儿童；公务人员普遍地廉洁奉公，被国际组织评为最廉洁国家。”。我的疑问是，这一切一切您所倾慕的，现在都在朝鲜有。我不会叫您去朝鲜，您也必然不会同意。可您是否认同美国的生活水平高？您是年轻人（80后），周围的人（甚至您）可能都有出国到美国的念头，然而美国嗑药的、淫乱的、抢劫的、赌博的样样俱全。用穷时候的“好”的一面来否定“富”起来时出现的阴暗面，这是否是一种两面三刀？您可能会回答说，现在的富是一小部分人富。可您是否同意，即便机敏如您者，也找不出一种一下子大家都富裕的方法——若有这种方法，我相信全世界都受用了。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您坚持要在富裕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的一切如您在其他文章所说的“惨绝人寰”的事（见问题2）？您是否承认您所抱有的理想近乎幻想？”
你的第一个疑问，清荷可否理解为三个问题？1）如果大家都用脚投票，想必都会选择加入自由普世的美国而非朝鲜那样的“邪恶轴心”；2）世界上并无共同富裕的乌托邦，因此先富有理；3）为这个乌托邦而奋斗，是虚幻的，为它而不择手段，是可耻的？
大家都渴望幸福和富裕。在农业社会，都渴望成为一个守着几亩良田的地主，当当老爷；商业社会中，当然成为有钱人，尤其是年少多金的有钱人是大家的理想。从港剧到韩剧到芒果剧无不体现一种价值：男人希望成为小开，女人希望成为小开的老婆。同样的道理，起火的时候，大家希望成为站在边上看的那个人；遭遇抢劫，大家显然希望被劫的不是自己，即使能成为劫匪也不要成为受害人。清荷想，这些道理都是简单的，也都是“理性”的，尤其是符合普世价值的。
大家想加入美国，无非是由于它的富裕，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它可以成为向朋友炫耀的资本。而绝不是为了能够一天到晚讲英语，为了能够一天到晚吃甜甜的“左宗棠鸡”，抑或是为了等待正式身份当十年八年廉价劳动力。你提出用脚投票，不觉得这本身就是个伪问题么？今天的美国人，拿绿卡的人，在中国是上等人的标志。让你去选择当老爷或是当奴才，清荷想每个人都会很“理性”的。但你以此想来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性，清荷以为这是不足的，论点和论据之间缺乏逻辑。当然你会说，美国的强大难道不是由于制度？那清荷想问问你：灭亡明朝的后金那套奴隶制够先进了吧？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够“民主”了吧？当然清荷对朝鲜的情况不了解，也许你从“精英”们那里，从凤凰卫视上看到了很多吧。深入探讨下去，又是个大题目，留待下次吧。
和多数同龄人讨论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是吃力的。因为多数人觉得自己已经受过足够多的教育，已经被填过无数次鸭了。厚厚的《马恩选集》当然是过时的，共产主义不就是个乌托邦嘛？何必浪费这么多纸张？左派的确应该改进下工作方法，用现代的学术语言去宣传它。因此清荷在这里，会尝试用通俗和现代的语言和你讨论这个问题。清荷想明确指出：你所说的共同富裕是乌托邦的提法，是错误的。首先，富裕这个概念是随历史变迁的。以古代人的眼光，尤其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人的眼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毫无疑问是共同富裕的，是个乌托邦。大家都不用担心冻死，饿死或者明天被哪个敌对部落袭击，也许那时候的精英，要对今天由衷发出“三代之治”的赞叹了吧。而在今天，富裕这个词，代表着一种生活境界：它不再需要为衣食住行而担忧，人人的生活都有一个基本水准和保证。即使以这种眼光看，清荷也不认为不存在共同富裕。在欧洲的福利社会，尤其是80年代之前的北欧，这样的设想基本实现过。你去了解下这段历史：它的的确确发生了。即使到了今天，受到大批穆斯林移民，90年代自由主义泛滥和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欧和北欧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也没有完全破产。国家的公民，即使是失业者也享受尊严和福利，也可以有机会追求更高的事业。清荷想强调，共同富裕，在任何时候都不等于均贫富。而是在共同富裕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作为人的尊严都得到了保障。追求财富成为了一个多余的，或者不是必须的目标。
那么，既然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也可以一度达到共同富裕的乌托邦。那还何必去搞社会主义，直接先富接轨搞宪政不就行了嘛？这种看法你不觉得是肤浅的吗？这是没有意识到西方社会和谐表象下的实质。这就好比说，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的确是平等的，是现代国家的楷模。但能够维持城邦中公民的平等，恰恰由于他们都是剥夺者，都是平民或奴隶主。老爷们之间的游戏：究竟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也只是对老爷们有意义。奴隶永远是奴隶。现代西方社会的和谐，恰恰建立在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苦难之上。中国和美国，做着同样工作的两个人，工资相差十倍很正常。而美国基本的物价水平，和中国持平。不是有那只看不见的手嘛？它哪去了？怎么会容忍这么低效率的事情发生？恐怕一旦发生了，劳工可以在各国家自由流转，美国也就不和谐了，也就不天堂了吧。对于中国的少数精英而言，取得不亚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是不难的。前提只是自己加入强盗俱乐部，加入分赃。作为回报，必须使大多数中国人民保持贫困，让他们作为源源不断的血液来源供少数人享用。即使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言，幸福恐怕也只是短暂的。一旦中国这样的国家真正发展起来了，摆脱剥削了，那么利润从何而来？只有从无产阶级这里得来。而只要无产阶级一天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一天没有掌握政权，那么幸福会是短暂的。资本家随时可以找到借口，夺走你拥有的一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去了解下瑞典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吧。看看它是如何失败的。因此，在不依靠对外掠夺，而取得全民的共同富裕，是困难的。仅仅依靠资产阶级的妥协和施舍，这种幸福是短暂而不可靠的。
今天的中国，你让那5%组个议会，选个总统。清荷相信大家的演技都会是不错的。不会有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大家会很务实很本分很和谐地开开会。讨论一下怎么样发展好中华联邦与美国的关系，怎么样制定一个高效的法律去管管那些刁民们，讨论讨论儿子绿卡的问题。一定能选出一个长得比马英九还帅的总统，没事上奥巴马那打打高尔夫的。中国一定超过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了。是不是看上去也很美？美得像个乌托邦？
你的如下问题：“2、您现在想必不是穷人了，那么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因此您是否同意，您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侵犯的？我相信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在那个民风淳朴的时代，我怀疑您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这种权利？进一步，在《评价（六）》，您质问，如今出现的种种“这类惨绝人寰、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就是我们改革开放要‘改’出来的吗？这种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没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在我们今天的特色资改道路上，出现了呢？而毛时代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是非常有力的控诉，充满了感情色彩。然而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或者您认为，彼时的一切都不如如今的那么丑恶——今天发生的事是“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我无法反对这一说法，因为这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
“3、继续以上的问题，您在《评价（六）》里指出毛泽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在这点上尽管持保留意见，但无法反驳这一点。然而，通往地狱的道路是良好的意愿铺就的。可能就是良好的意愿害死了人命。在《评价（四）》中，您的意见似乎是毛泽东以良好的意愿发动起了文革，而底层人民不争气，搞砸了：“原因在于底层的人民群众不会都象毛泽东本人那样拥有极高的政治分辩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确地误导”。您的意思是否是，因此之后一切的人性丑陋面的暴露，都是人性本身的过错，与那个煽动者毫无干系？
您在《评价（三）》也提到，大跃进的负责者是刘少奇。这是很有趣的观点。也就是说，您认为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恶劣行为都不是毛主席的错。我的问题是，毛主席做的正确的事您全列出来了，而这两项他又不必负责。您是否同意清荷的意见，即您实际上在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的同时也让毛泽东免于了一切责任？”
在这里，清荷想让你知道的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在于它可以把一切不合理与丑恶套在宪法与法律的外衣下。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你是否尊重人权而转移：每天参加参加批斗会，头上戴戴高帽子。对于精英而言，当然是有辱斯文；当然是生不如死；当然要把这一切罪恶写下来，让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去反省。但是谁来管过工人的人权和死活？一声令下，可以把几百万的国企工人们抛在大街上。几百万上有老，下有小，为共和国付出青春与热血的人。Fanius，你想过没有：这个时候对他们而言，除了去犯罪去卖血，去出卖自己的身体之外，精英们还给他们留下了第二条生路么？一句轻蔑的“国企效率低”，就能够剥夺掉他们的生存权。企业存在的目的，难道是为了追求GDP的光鲜？难道企业不应该是作为人的工具，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惨绝人寰”难道不比文革的疾风暴雨更加的无耻？难道只有“大写的人”才配享用人权？不错，资本主义不屑于用暴力，不屑于发动暴民。他们杀人从不需要用刀子。然而当你需要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用燃烧瓶来对抗地产商，你就会懂得什么叫人权，什么叫自由。你就会懂得，你的自由，恰恰应该建立在某些人的不自由之上。你还会懂得，让大众有权力把自己所怀疑和不信任的官吏，定期揪出来批斗，是多么的重要。清荷在这样对你说这些的时候，心都是揪着的，难道你没有？你认为现在的法律管用吗？对他们来说，依靠法律真的能够约束他们？对他们而言，法律只是工具，自己是身处法律之上的。如果法律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是恶法——而恶法是不必遵守的。正因为如此，宣布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民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了改革的障碍，被宪政精英们视而不见。如果说连一个国家最神圣的宪法，都成了精英们可以随意摆弄的玩物。清荷不明白，口口声声叫嚣着法制和宪政能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人，他们的自信从何而来？
在这里，清荷并不想掩饰文革发生的“恶”。事实上由于时代背景所限，那段历史到目前为止是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我们能听到的，多数是宣传。更深入的研究，应该留给我们的后人。但清荷可以确定的有两点：
第一，你所说的这些“恶”在文革中的确是存在。你认为违背人性是恶，不尊重人权是恶，这点清荷不反对。而清荷所认为的更大的恶，是根本的漠视，是把人不当做人。改革改到今天，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指向一个目标：剥夺人作为会劳动的物的一切价值。所有这些医改、教改、房改，改来改去，从根本上说，就是让每一个人一无所有地来到这个世界，再一无所有地离开。清荷不否认，这样做很有效率。如果真正的受益者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或者我们的后代们，就像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大积累。那我们这样做，也是值得的。但问题是，中国人像奴隶一样辛勤地工作，中国现在GDP到世界第二，普通人却连画饼一样的未来都看不到。80%以上的利润用于去供养美国和欧洲的上等人，我们的孩子喝着三聚氰胺，我们破坏环境却连断子绝孙的财也发不上。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幸运的话，我们的孩子们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会如我们一样，一无所有地来，一无所有地去。这个时候，去谈人权。大概也跟鸦片战争时代的士大夫们谈的道学差不多吧。
第二，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清清楚楚地写在从1957年之后的所有批示和文章中。清荷想在文革这个问题上，能够作作你的老师。原因在于，清荷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不仅仅看伤痕文学，还会找到各方面的材料，相互印证。我想在我的文章里，给出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这“十年浩劫”中，国民经济是如何的“奔溃”。那些粗制滥造的谎言，难道可以经得起清荷在文章中严格而科学的推敲？毛泽东为什么是伟人？你去找找他的文章，他犯“晚年错误”时的那些文章。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现实。相信对于追求真理的你而言，这是不无帮助的。
Fanius，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也是神圣的。但你应该同样认识到：你和清荷，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如果你一厢情愿地把某件事情有没有死人，作为评价标准或者是唯一拥有否决权的标准。那清荷的确是无法说服你。清荷承认文革的确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文革中死了人。而是由于它的目的最终没有达到。所以死的这些人，在今天看来，成了没意义的死。这种悖论也正如同我们的改革，一夜改回解放前的改革，使得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一个笑话，无数革命先烈的死，也成了无意义的牺牲。只能用著名娱乐导演冯小刚在《集结号》中的那句“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来聊以自慰吧。
清荷在这里，不想具体和你讨论文革和大跃进的成败得失。前面已经讨论得够多了，清荷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些，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可以多去读读这方面的史料，再设想被遮掩的这段历史。在这里，清荷只想抽象地谈谈，关于谁应该对某一个历史事件负责的问题，尤其是如果这个历史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的问题：清荷以为，发动者或理论家需要负责，但主要责任当然应该由执行人来负。否则，所有的国际共运史，都起源于马克思的理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错误行为，任何损失，这一切责任，都应该马克思来背了？死者长已矣。毛主席离开我们这多年了，无论我们对他什么评价，是崇拜还是怨恨，对他而言，已经毫无意义。千百年后，也只会成为故纸堆的一部分，供文人骚客凭吊研究了。
但就目前而言，为什么对毛泽东的评价重要？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连他的敌人都尊敬他，而在他的出生地中国，却遭受这种待遇？我们怎么去看那段历史，当然会关系到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实以及我们在现实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对毛泽东，没有一个客观而正确的认识，只凭《炎黄春秋》诸公的只言片语，或是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中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最终结果，受到损害，吃亏的人反而是我们自己。清荷希望你能够理解在现在一个时代背景下，对毛泽东评价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能够不带偏见地去多读些书，读些反映那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书。不以现代人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对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伟大人物们抱有一点点起码的敬畏。迷雾会渐渐散去，我们会渐渐得到真相。会了解到那个时代的人，对毛主席的感情，那种纯朴的感情究竟从何而来。人民真的是可以欺骗可以愚弄的么？清荷想可以是一时的，但不会是一世的。真相并不在那些整日发掘“真相”的精英们手上，自毛一代后的历史会真正来由人民书写，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钥匙。
那么，清荷再来看你的下一个问题：“4、《（四）》，您写道，“如果我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杀？经济又落后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请问，文革之后的文人自杀现象还少吗？海子、顾城、徐迟、三毛等等，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哪天的新闻里没有人自杀？”既然要比较死亡人数，那么就只是一个算术问题。您自然可以说今天死的人比文革时加起来还多。那您为何不考虑自杀动机？精神问题自杀与逼死人是两码事，您不知道吗？”
是的，同样都是死，同样都是自杀，难道这样也要分高低贵贱。文人无法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无法忍受这种屈辱，选择去自杀。是一个悲剧，中华民族几千年文人的劣根性构成了一座十字架。这座沉重的十字架，必须由那一代文人去背负，的确是太沉重太残酷。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是为自己的信念去殉道的：在新社会里，没有人能够比别人更高贵。你满腹经纶，但你依然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来换取自己的衣食无忧。不会有金榜题名时的荣耀，不会有卖与帝王家的豪迈。他们心灵深处的苦闷，清荷能理解，清荷无意于抹杀他们的圣洁感。
但自杀就是自杀。自杀的人都是为环境所迫。我们这个年代里，一个农村父亲，可以由于女儿考上大学而付不起学费去自杀；一个青年海归，可以由于自己不受重视，待遇不行而愤然自杀。导致大量自杀出现，必然是和某个时代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年代里，当然由于革命这个原因自杀的人比较多。买办接轨的年代里，自杀的原因当然能够比较多元化：由于下岗而衣食无着的自杀者；由于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巨大的自杀者；由于精神颓废，找不到人生方向的自杀者。这些人的死是不是又该由某设计师来负责呢？或者你是这样认为的：只有“精英”，只有“大写的人”的自杀，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看看现在这些精英的作为，看看张迎维、高尚全、茅于轼们。你就会理解，文人学者如果没有选择去站在人民一边，他们的破坏力是多么巨大。难道这些人认为自己不对？难道中国两千年来的精英们，文人们周而复始，所做的事情和茅于轼们有什么区别？为自己的信念去死，他们的死未必重于泰山，可一定比现在的明星们，吸着海洛因，在糜烂中醉生梦死，在虚无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更伟大，更有意义。但清荷更敬佩那些活下来的人们：钱学森，邓稼先和郭沫若们，不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过，当知识分子将自己的前途与人民绑在一起，接受过世界观的改造，能够开创出多么宏大的事业。
“5、您在《不同情文人》里与您的导师争论，导师认为，文人不能没有思想；您认为，文人不能有资产阶级思想。尽管在后文的除了十分深刻的结论，但您没有回答如何定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一个文人，或者一个像鄙人这样的草民，有了资产阶级思想，您认为该怎么办？再搞一场运动把这些您看不顺眼的人抹掉吗？从您的文字表达来看您是个过于文气姿势矫情的人，因此我毫不怀疑，如果再来一场运动，运动的疯狂性将使您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不知您是否同意？进一步，您是否同意，您忽略了对人权的践踏，专门指责受害文人的矫情？”
清荷所理解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外乎就是从单纯的个人权力角度，对于世界观的阐述。其核心是维护私有制，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相信人人为己，相信永恒不变的人性。资产阶级思想，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反映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希望依靠个人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处境。看得到社会的某些阴暗面，但幻想用宪政民主解决所有的问题。
文人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不是问题。但既然他是文人，就必然有扩散传播这种思想的动机和能力。这种思想如果对社会共同体造成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实实在在存在于他人身上。那么他的“自由之学术，独立之人格”就是有害的。就是需要批判的。清荷认为，严肃的学术本不需要妥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学术圈的事情，自然应该按学术的规则来办。思想的斗争也应该由思想的武器去解决。发展到人身攻击甚至肉体清除，是错误的行为。
还有，清荷认为存在客观的真理，并且存在对于真理较为近似的认识。如果人的思想不正确，必须去教育他。他能否接受教育，发自内心地去改造世界观。这个无法去强求。对人权的尊重，不是体现在无原则的妥协上。如果你仅仅是抱有某种有害的观念，而没有体现到行动中。那么当然没有人去打倒你。如果你不仅仅有这种观念，而且有了某些行为，造成了某些后果。那么自然是按照法律来，此外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去教育你，奉劝你改变。
而如果你抱有某种观念，体现在了某些行动中。同时你本身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拥有生产资料或拥有管理权。那么你的错误观念和行为，将有可能侵害到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利益。所以你的一言一行都将受到比普通人更大的约束。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下，任何人想要做损害人民的事情，都必须要掂掂自己的斤两。只有在这种专政下，人民才可以作为一个主体，切切实实看到并保护自身的利益。
清荷想，如果再来一次运动。大家会吸取上次教训的。会有一个严格的斗争目标，严格的纲领和步骤。而不是凭借直觉去寻找打击对象。至少你我草民无需担忧。这是清荷个人的看法，并不成熟。既然你问到，那清荷唯有真诚地回答。
Fanius ，接着你的问题继续：“6、您了解了人民的疾苦，认为这都是被您称为“资改派”所导致的。您在《评价（七）》中写道，“这是一场没有枪林弹雨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地维护着中华利益；另一个，却在为个人私利而不惜掏空中华利益。”这同您在所有文章里表现出的逻辑和用词一样都让我回忆起文革时暴徒们的逻辑和用词——把人们因为观念不同造成的分歧视为两种敌对势力的斗争。这是否是一种您所谓的“话语暴力”？然而，遗憾的是，被您称为“资改派”的人恰恰没有真正反思过文革，所有在文革里肆意杀人践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没有受到审判。您想必同意，如果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我们都愤然要求其接受审判。那为什么那些杀人犯都继续心安理得的过日子？而您为何毫不考虑受害者的心情？您把您对毛的敬仰和对时代的偏见混在一起。您质问“天真在于自己的立场，或者渴求的东西，怎么可以企望从对立面那里获得？”，因此将批评者先定性为“天真”。这不也是一种“话语暴力”？ ”
你的这段话，隐藏着一个前提：“文革是错误和邪恶的，文革的暴民就是杀人犯。”然而清荷所有的文章，都是在探讨文革的得与失，对与错。你如果先确立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再以这样一个前提，来质问清荷，为什么要给“文革余孽”们翻案。你的错误岂非恰恰是“自己的立场，或者渴求的东西，怎么可以企望从对立面那里获得”。清荷的确很难回答你这个问题。为了避免使用“话语暴力”，或者犯下“天真”的错误，清荷想这个问题，清荷本可以不回答。但既然你写了这么多东西，也看起来思考了这么多。既然你以受害者的代言人自居。那么清荷依然会给你一个答案。
首先，你对于文革的愤怒是来自哪里？你亲自经历过这个时代，还是你的父母被迫害过？清荷猜得没错的话，你对于文革的一切了解，也就是从他人那里听来的，或者是从教科书上看来的。我们出生应该是同一个时代，只是清荷认为：你与清荷不一样的是，你以一个现代人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俯视，你所看到的文革，是一个愚昧的时代，一个盲目崇拜偶像的时代，一个疯狂而残酷的时代。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在这样一个秦桧都有人帮着说好话，袁世凯都有人翻案的时代，一个多元化到了《色戒》中 易 先生能够成为偶像的时代里，竟然在主流媒体里看不到任何一点点关于文革的不带感情色彩和道德批判的报道？难道这本身不是“话语暴力”。既然连汉奸都可以平反，为什么文革不容讨论？你不认为使你产生这种根深蒂固观念的，恰恰是一种思维上的洗脑，一种比话语暴力更强大的“思维暴力”？
“资改派”们，“精英”们，没有真正反思过文革。但他们把任何一个反对自己意见的左派称为“文革余孽”。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满口文革语言的砖家们，恰恰没有反思过，理解过文革。关于“文革里肆意杀人践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没有受到审判”？请问你知道什么叫“第三种人”么？你的这个问题，真正体现出你对这段历史的无知。为了避免你的头脑沦为《炎黄春秋》那些精英们自由驰骋的跑马场，清荷这里随便向你举个例子，为你隆重介绍一位精英，改革教副教主吴敬琏同志的故事吧：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 1983年第9期）”这位当年要炮打周总理的“五一六”，今天倒成了反思派，成了要“彻底清算文革”的精英了。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践踏他人生命的人，没有受到审判”了吧。因为他们成了法官啊。这样的例子，还有多少？以为这样颠倒黑白的行径还可以继续欺骗世人，那只是精英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清荷想强调的是：清荷的一系列文章，的确是想对文革进行新的思考，但并不意味着清荷会对文革的错误文过饰非。文革的确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失败，但作为一个自认为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人，对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去仔细考察来龙去脉，客观地去判断，而只是顺着别人的说法，人云亦云。或者看过几本伤痕文学，就匆忙去盖棺定论。那么清荷觉得，这反而是许许多多因它而失去生命的人的大不敬，是对为此而改变一生轨迹的人的大不敬。要以手术刀般严格而苛刻的态度，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如果都是毒草，那我们需要知道毒在何处，怎么样去预防这种毒素；如果还有养分，还有积极的东西，那我们依然需要去继承。一味地忏悔和愤怒，对于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个人，是没有意义的。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文革涉及到的是对毛泽东的评价。精英们热衷于文革“真相”，并不在于他们对文革本身真正有多大兴趣，真正想去研究。反文革的目的只在于反毛和反社会主义。对精英们的话，往往不能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还得细加推敲，慢慢咀嚼，方能得个中真味。清荷断定，“精英”们的这个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暴露得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开始反思，开始醒悟，开始拿起笔来斗争的。Fanius，读到这里，或许你已经明白了清荷为什么要写对毛泽东评价系列的目的所在了。
Fanius，你的最后一个问题：“7、我最后想说，您的文章并不如您想象的那么文笔优美，思想独到或独立——我不得不指出这其中充斥着偏见，做作的用词和不恰当的比较。您混淆您对毛泽东的感情和您“怀旧”的情怀，因此这样您更像一个文革遗老。”
呵呵，Fanius，清荷在这里需要向你说明的是：清荷写对毛泽东的评价系列，并不在乎人们对我的评价在文笔上是否优美，思想是否独到。清荷的目标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争论。吸引人们客观地来反思历史和当下，给赞同清荷的人力量与鼓舞，并与他们一道前进。让不同意见的人去思考，来争论，而不是陷入“不争论”的泥潭。这样看来，清荷的目的就达到了。谢谢你，不知道清荷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是否恰当。事实上清荷应该感谢你，因为你的来信，促进了清荷的思考，当然清荷会继续期待你的来信。祝好！
一枝清荷
2009-11-29 日
附录：
凤凰论坛网友Fanius给清荷的一封信
一枝清荷：
我对于您的思想非常感兴趣，希望您能回答我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回复在您的大作后面，我担心您看不到，这里再发一遍：
我在不同的论坛上看到了先生的大作，阅读了数篇后，心生几点疑问：
1、《一个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六）》中您似乎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彼时好于此时，即使彼时都是穷人，因为那时犯罪率低，而且从您在本文列举的（为人熟知的）数据来看，民风甚为纯朴：“为什么被历史描述的“十年浩劫”里，却无贪、无赌、无杀掳掠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1966～1978年间，我国的犯罪率为2.4%, 没有假文凭假学历假证照、假警察假军人、假成果和伪劣商品，没有黄赌毒，消除了拐卖妇女儿童；公务人员普遍地廉洁奉公，被国际组织评为最廉洁国家。”。我的疑问是，这一切一切您所倾慕的，现在都在朝鲜有。我不会叫您去朝鲜，您也必然不会同意。可您是否认同美国的生活水平高？您是年轻人（80后），周围的人（甚至您）可能都有出国到美国的念头，然而美国嗑药的、淫乱的、抢劫的、赌博的样样俱全。用穷时候的“好”的一面来否定“富”起来时出现的阴暗面，这是否是一种两面三刀？
您可能会回答说，现在的富是一小部分人富。可您是否同意，即便机敏如您者，也找不出一种一下子大家都富裕的方法——若有这种方法，我相信全世界都受用了。
因此，我是否可以认为您坚持要在富裕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的一切如您在其他文章所说的“惨绝人寰”的事（见问题2）？您是否承认您所抱有的理想近乎幻想？
2、您现在想必不是穷人了，那么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因此您是否同意，您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侵犯的？我相信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在那个民风淳朴的时代，我怀疑您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这种权利？
进一步，在《评价（六）》，您质问，如今出现的种种“这类惨绝人寰、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就是我们改革开放要‘改’出来的吗？这种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没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在我们今天的特色资改道路上，出现了呢？而毛时代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是非常有力的控诉，充满了感情色彩。然而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
或者您认为，彼时的一切都不如如今的那么丑恶——今天发生的事是“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我无法反对这一说法，因为这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取向。
3、继续以上的问题，您在《评价（六）》里指出毛泽东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在这点上尽管持保留意见，但无法反驳这一点。然而，通往地狱的道路是良好的意愿铺就的。可能就是良好的意愿害死了人命。在《评价（四）》中，您的意见似乎是毛泽东以良好的意愿发动起了文革，而底层人民不争气，搞砸了：“原因在于底层的人民群众不会都象毛泽东本人那样拥有极高的政治分辩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确地误导”。您的意思是否是，因此之后一切的人性丑陋面的暴露，都是人性本身的过错，与那个煽动者毫无干系？
您在《评价（三）》也提到，大跃进的负责者是刘少奇。这是很有趣的观点。也就是说，您认为大跃进和文革中的恶劣行为都不是毛主席的错。我的问题是，毛主席做的正确的事您全列出来了，而这两项他又不必负责。您是否同意我的意见，即您实际上在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的同时也让毛泽东免于了一切责任？
4、《（四）》，您写道，“如果我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杀？经济又落后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请问，文革之后的文人自杀现象还少吗？海子、顾城、徐迟、三毛等等，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哪天的新闻里没有人自杀？”既然要比较死亡人数，那么就只是一个算术问题。您自然可以说今天死的人比文革时加起来还多。那您为何不考虑自杀动机？精神问题自杀与逼死人是 两码 事，您不知道吗？
5、您在《不同情文人》里与您的导师争论，导师认为，文人不能没有思想；您认为，文人不能有资产阶级思想。尽管在后文的除了十分深刻的结论，但您没有回答如何定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一个文人，或者一个像鄙人这样的草民，有了资产阶级思想，您认为该怎么办？再搞一场运动把这些您看不顺眼的人抹掉吗？从您的文字表达来看您是个过于文气姿势矫情的人，因此我毫不怀疑，如果再来一场运动，运动的疯狂性将使您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不知您是否同意？进一步，您是否同意，您忽略了对人权的践踏，专门指责受害文人的矫情？
6、您了解了人民的疾苦，认为这都是被您称为“资改派”所导致的。您在《评价（七）》中写道，“这是一场没有枪林弹雨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地维护着中华利益；另一个，却在为个人私利而不惜掏空中华利益。”这同您在所有文章里表现出的逻辑和用词一样都让我回忆起文革时暴徒们的逻辑和用词——把人们因为观念不同造成的分歧视为两种敌对势力的斗争。这是否是一种您所谓的“话语暴力”？然而，遗憾的是，被您称为“资改派”的人恰恰没有真正反思过文革，所有在文革里肆意杀人践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没有受到审判。您想必同意，如果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我们都愤然要求其接受审判。那为什么那些杀人犯都继续心安理得的过日子？而您为何毫不考虑受害者的心情？您把您对毛的敬仰和对时代的偏见混在一起。您质问“天真在于自己的立场，或者渴求的东西，怎么可以企望从对立面那里获得？”，因此将批评者先定性为“天真”。这不也是一种“话语暴力”？
7、我最后想说，您的文章并不如您想象的那么文笔优美，思想独到或独立——我不得不指出这其中充斥着偏见，做作的用词和不恰当的比较。您混淆您对毛泽东的感情和您“怀旧”的情怀，因此这样您更像一个文革遗老。
一枝清荷：为何我们的主流精英如此浅薄无知
一枝清荷
万人瞩目的两会在一片热闹声中终于结束了。有人说今年的两会报道“很好看”，很好看的意思就是“追星与追官齐飞，娱乐共民生一色”。惭愧得很，对于本次盛会各项议题，清荷实在提不起关注的兴趣。按理说，这样的一场全国最大的政治性会议上，云集的是中国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每一条建言都是事关民众利益的，都可以视作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两会”召开，却感觉像在过年那样，只是成了公众娱乐的消遣一种饭后的谈资而已。所以也就难怪有了公众把这当作一档娱乐节目在“很好看”了，他们看到的，无非是各式花瓶的展示会罢了。
但事实同样证明我错了，没有好好关注实在是清荷的损失。两会这样一场闹剧，其实是我们了解主流精英，研究他们的一个绝佳窗口。本来主流精英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也并没有什么严格标准。但从两会的人员构成中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占代表总数90％以上的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各种文艺体育及学术界明星们。从代表的人员组成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会到了今天已经和占人口90％以上的劳动者没多大关系了，彻底成为了一场精英们的盛会。所以“两会”上出现的“雷人”话语已经成为另一剂娱乐调料。这些议案是否“雷人”，不在于出位，而在于那些精英们的这些表演究竟代表谁？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议案：
“人大代表建议上访时喊口号静坐应该判刑。”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广西副主委刘庆宁提交的议案，他希望修改《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有网友这样调侃：请问刘代表：难道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难道也要判刑？
全国政协委员、陶然居饮食集团老总严琦非常有意思，她建议关闭网吧引发轩然大波，而昨天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透露，严琦本人并不苦恼，而是“沾沾自喜”事件引发的话题让她的陶然居品牌增值5个亿。网友感概：果然是资本家的代表，搞提案，挣大钱。姐提出的不是提案，是利润。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高级经济师，《中国美容时尚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晓梅：老婆在家干家务，老公应该发工资。她“建议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的提案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供大家讨论，她说家务劳动造成了女性就业困难、影响女性发展。网友这么对她说：张晓梅委员，你可以不用去开会了，你老公叫你回家做家务。
“大学生掏粪具备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居然语出惊人：“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并且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网友大发感概：不愧是名嘴啊，说起“掏粪”来也头头是道。强烈推荐朱军的儿子去当掏粪工。
全国政协委员、地产500强百步亭集团董事局主席茅永红：“老百姓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房价不能打压，而且也打不下去。”“老百姓的住房观念有待改变，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就埋怨政府和开发商，我认为有些是不对的。”“本身没有买房能力，就不要来埋怨政府、社会和开发商，因为现在中国住房改革发展的投入是很大的。”他认为，不少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但他们一辈子也才能买得起一套房。而我们的不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买房子、结婚就要买房子，这种观念要变一变。
更雷人的是这样的提议：“希望百姓尽量不打官司 更不要敢于打官司。”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张军回答网友提问时称，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发生一些矛盾很正常的，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不要敢于打官司。打官司，既劳民伤财，又伤感情。张军称，希望老百姓能不打官司都不要打官司，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是我们社会越来越和谐的一个表征。
以上种种提案让清荷觉得啼笑皆非，当然雷人的提案还远不止这些。通观这些提案，清荷感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浅薄。浅薄意味着无知和缺乏远见。对精英而言的远见当然不可能是去要求他们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去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让资本家们为人民谋幸福岂非相当于让老虎准备吃素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搞房地产的当然要鼓吹楼市坚挺；办杂志的当然要为自己杂志打广告。无论哪国精英都会选择去这么做。清荷笑他们浅薄主要在于他们连掩饰的本领都不会，更不懂得将自己那点私利的东西打扮得崇高一点。这就好比我国古代的主流精英耻于谈个人利益，任何东西都要表现得出于公心，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崇高的先王之道那样；同样也比方说西方的主流精英，虽然谈利润，但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旗帜从来都是举得高高的。
其实这些奇谈怪论对于我们来说早已屡见不鲜。你随便网上一搜索，关于他们的各种滑稽可笑的言论层出不穷，难道真是表示他们狂妄到故意去挑战公众智商的地步？我想那倒不至于，因为廉耻之心人人都有。出如此笑话，清荷认为这些精英是真实的，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公众也是真实的，真实地清楚了这些人每天在做了些什么。对于精英来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普通劳动者怎么去思考以及关心什么。这也恰恰证明，他们就是用这种能力来管理我们这个国家的。
那么，主流精英们管理国家的失败之处表现在哪里呢？清荷认为，首先，精英的统治意味着少数先富者要得利，先富者要巩固自己的优势，仅仅依靠国家暴力机关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舆论上建立起对某种价值观念的信仰。而这种价值观必然是唯心的，因为统治者需要一种唯心的哲学将少数人的利益伪装成属于全体成员的利益。而这种伪装的最高境界当然是要令被统治的人也自觉地配合统治者的眼光和视角看待问题。以这种观点来看，特色论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失败的。因为它本身掺杂了大量唯物主义，让这种‘唯物哲学’去为剥削者服务很困难。比如精英教育大家看问题要从“大局”出发，从大局出发就意味着要先牺牲一部分人，一代人的利益。但是他们在空洞的数据之外又无法向劳动者解释清楚什么叫大局。那么，为什么要牺牲大家而不是牺牲他自己？你要约束公众的行为却为何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所谓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抓住人：要么是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抓住多数人的心；否则就彻底为剥削者服务，抓住剥削者的心。而不伦不类的特色论恰恰抓不住任何人的心，而为人厌恶。我想，在当今中国，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有信仰普世价值的人，但绝没有信仰特色论的人。如果你对我宣称，自己是信仰这一套的人，要么你就是还小正在读书，要么就是在骗自己。
其次，想要欺骗多数人，除了观念上的东西外，当然也需要有些实在的甜头。这就是社会中上下层的流动机制：一方面保证社会底层的人能够实现基本温饱，同时也给他们一个梦，一块画饼：让他们觉得自己当个良民，通过个人奋斗能够出人头地。可是我们浅薄的精英们完全无视这一点：通过医改、教改、房改等这些，大部分人已经被剥夺得接近一无所有；另一方面，我们这些昔日是祖国的花朵，今日的“天之骄子”，未来的国家栋梁之才，实在是看不到未来我们是不是一根栋梁。好像除了做做“蚁族”，住住“蜗居”，再也没有任何出路。甚至让辛辛苦苦培养了我们的上一辈以及绝大部分大学生产生了一种误导：知识究竟能否改变命运？知识究竟有没有用？事实上整个国家已经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你出身名门，是个富二代或者官二代。那么，无论你是天资聪颖还是顽劣不堪，等待着你的都是前程似锦。而家境清贫的青年，即使是十年寒窗过后，也只能去纷纷成为蚁族、房奴和孩奴。目前我们的国家，对社会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意识正从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向白领和学生等群体蔓延。
统治者如果丝毫不懂得约束，就会像蝗虫一般地贪婪，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与统治者同归于尽。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难道我们的精英们毫无意识？既然有意识，又是如何应对呢？他们的答案就是没有应对。当然除了一些要“和谐”要“稳定”的陈词滥调，虽然偶尔也会心血来潮地抓抓贪官，美名其曰是打击一下腐败，事实上就是去捉几条小鱼，所以最终结果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贪污腐败的官员们依然如革命的势头那样“前腐后继”着。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只要手里有一点权，占有一点点社会资源的人，就绝不放弃捞钱的机会。并且精英们的厉害在于，将这些腐败成功地带动成为一种全民现象。你看从公务员到教师、医生，原来一个个体面高贵的职业，现在却成了被调侃被唾弃的对象。怪不得民间早有三重“诅咒”：“房改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提前给你送终。”千夫所指的是黑心院长、缺德医生、无常校长，失道教师，连卫生部、教育部也被骂得狗血喷头。原来，是上面开“口子”，下令“创收”。而等到民愤大了，也刮肥了，才出来充当好人，抓几个“替罪羊”以平民愤。而更多的钱，则落入了“垄断集团”的口袋。他们发红包、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款行贿，公款追星，集资建房，官员好几套住房，子女出国留学……这些，居然是“集体决定”的，集体决定的结果就是集体腐败。
而我国资本家的产生，要么通过不正当的投机与权钱交易，要么本身充当外国资本的代言人。清荷常常心痛：他们在国企私有化浪潮中，通过国企改制，通过医改教改房改一夜暴富，喝着下岗职工的鲜血发展壮大。但是，善于攫取财富并不意味着善于创造财富：光鲜的GDP数据并不能掩盖他们从产生开始就依附于人，仰人鼻息的尴尬处境。多数资本家除了从事买办性质的营销与代工，进行低附加值血汗工厂型的生产，就只能着眼于快钱，两只眼睛都不闲着：一眼盯着楼市一眼盯着股市，甚至想着捞一把就投资移民。中国人民又怎么可能去指望他们来发展出我们强大的民族工业，来摆脱我国目前在产业链中的不利地位，从而使劳动者的艰难处境得以改善？
清荷认为，这些表现其实是精英们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是没有建立起唯心价值观的后果的直接呈现。主流精英讲“产权明晰”，宣扬“有恒产者有恒心”，认为只有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才能进行有效管理。按照这种逻辑，一个国家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当然是复辟君主制。当整个国家都属于皇帝，哪还有管理不好的道理？根据精英的逻辑，关心爱护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人变成奴隶，变成属于自己私人的财产，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唤起恒产者神圣的爱心呢？别看主流精英天天讲自由，讲民主，其实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可以自己做主，乍一看上去是个斗士，骨子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奴才。所以说，从“有恒产者有恒心”发展到刘晓波的“殖民三百年”也就自然而然了。我觉得悲哀的是，一套奴才的价值观却被名流学者们倍加推崇，正如《色戒》这样的电影大受追捧一样，只能证明这样一个群体已经失去思维能力，已经堕落到连封建地主都不如的程度了。
事实上，事物并非总是线性向前发展进步的，这一点在我们精英身上表现得格外显著。回想一下我国古代的精英们，也就是那些士大夫：同样是剥削者，人家好歹还讲究忠君爱国，讲究礼义廉耻。曾国藩都还知道在家里教育后代好好种田读书，脱离生产的骄奢淫逸是被整个社会所排斥和不齿的；而卖国求荣当汉奸的行为，是要世世代代被钉在耻辱柱上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买办精英，除了跟在洋人后面哼几句普世价值，还能做些什么？看看先富者以及那些富二代们，除了暴发户般炫耀自己的财富还懂得什么？难怪现在精英们对国学格外推崇，他们的水准和眼界整体地看已经倒退回封建时代了，甚至要靠尊孔来凝聚人心，维持自身合法性。
中国的主流精英和西方的同行比，多出来的是暴发户习气，少了一些贵族味和骑士精神。的确，精英也是需要历史积淀的。西方精英的原始积累虽然也包括对本国劳动人民的欺压，但主要是通过对外扩张完成的。而今天西方可以通过全球化等手段保持福利国家的地位，将血汗工厂和环境污染转嫁到第三世界。而我们的精英们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他们一边吃着别人吃剩的残羹冷炙，一边还要担心自己脚下的火药桶随时爆发。不过好歹只要是精英，基本都留了一条退路：要么自己拿了多国的绿卡，要么家人早已办好了移民，早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了。不过这样一来也等于有把柄落在了西方同行的手上，少不得要多搞搞消气外交了。
中国主流精英才是真正的特色，是中国特定土壤的产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摧毁了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同时也涤荡了这样一种文化。使得主流精英少了一些传承性和欺骗性。同时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使得我们多数人内心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本来应该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也缺乏影响力，甚至资本家的精英统治还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这件外衣并没有普世价值那么合身，因此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得不到有效掩盖。此外主流精英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完成原始积累，主要不是靠技术与创新等手段。这就使得主流精英这个群体永远散发着一股暴发户的腐臭，使得生产的实业型的带有一点进步意味的资本家永远成不了这个群体的主流。
那么，中国特色主流精英的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劳动者和人民大众而言意味着什么？清荷认为是件好事：精英们的这种种表现，证明了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他们缺乏远见的盲目利己，迟早会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者还在采用特色论这样一种落后的价值观，使得他们无法把小部分人的利益伪装成所有人的利益，表明意识形态这样一种上层建筑并未完全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劳动者和人民大众的觉悟。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人民自身的觉悟，但这也不是仅仅通过理论的说教就能得到，这种觉悟只能在斗争中获得。在反对转基因主粮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良好的开端。左派学者所应该起到的作用是推动这一趋势，引导人民去看到普遍的共同利益，引导大家起来为自己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必将重新恢复沉睡已久的阶级意识，冲破一切牢笼，实现我们所有人的解放。
一枝清荷：怎样历史地看待极右势力的粉墨登场
一枝清荷
翻开历史书，你希望去寻找什么？对清荷而言，我希望去寻找一个投影，一个过去与现在的结合点。我深信，只有抓住历史才可能抓住现在。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一条直线，历史逻辑的展开，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外乎分为两类：进步的，革命的；倒退的，反动的。历史运动的真实轨迹也就是在这两大类因素中间不断地找到一个又一个平衡点。我们知道，当进步的因素不断战胜倒退的因素，量变不断积累，最终必然会产生质变，这也就是革命的胜利。
人类社会毫无疑问将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然而同样令我坚信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倒退和反动的因素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使社会不断退化，从而走向自我崩溃和毁灭。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极右路线而推动这条路线的力量，也就是极右势力。想要通过历史来研究极右势力发展演变的规律，必须了解和研究这些极右势力政治上的代言人。那么问题就来了：历史人物当然不是白脸曹操红脸关公这样的简单，谁也不会在脸上贴出标签，告诉你他是左派或是右派。怎么样去分辨历史上极右势力的代言人？首先请不要妄自菲薄地轻视古人，尤其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能被记恨至今的王莽，秦桧之流绝不会是什么好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虽极为重视通过历史来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但出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现实中愚民的考虑，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大量唯心主义特征。但因此就抛弃历史规律中所必然蕴含的相对真理，将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弃之如敝帚，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态度。我们当然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历史现象，找寻隐藏在规律背后的社会与阶级因素。而由于某种观点与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相违背，就贸然去否定客观存在的现象和规律，这样做恰恰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主观化和庸俗化。
对于古人，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局限性去苛求他们。虽然那个时候在老百姓心中没有阶级之类的概念，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对于分辨谁奸谁忠，自有一套朴素而有效的法则：帮助地主豪强和贪官污吏欺压平民者，就是奸；锄强扶弱，保家卫国者，就是忠。那么很明显，奸臣自然就是坐视欺压与侵略，姑息养奸，甚至养寇自重的权臣。怎样用阶级的观点看待这种朴素的忠奸观？封建时代的朝堂之上，难道就是一洼死水，究竟存不存在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对于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当然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既然朝廷代表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仅仅只是镇压农民阶级的工具，那么即使有政治斗争，也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狗咬狗罢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儒法斗争背后深刻的阶级根源，自然也对秦皇汉武、武则天等有为君王的历史功绩选择性失明了。
凡是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因为在封建社会，只有这两个阶层是最关心生产，最希望国家稳定。皇帝要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那么在抵御外族入侵和预防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这一点上，甚至与这两个阶层的多数人有共同的利益。而以自耕农为代表的平民，在和平时期面对地主豪强欺凌时，所依靠和幻想的对象也只有象征着“天理”的皇权。即使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甚至在多数农民心中所期盼的，无非也是一个能够抑制豪强的明君。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三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中国历史上地主-农民这一对矛盾中，常常是地主阶级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被逼到活不下去才造反，而恰恰是地主不受约束的兼并和欺凌将农民逼到了那一步。当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立，由于旧秩序被摧毁，新的地主豪强力量相对皇权也非常薄弱，并且在借鉴了旧王朝覆灭的教训后会表现得比较收敛。而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必然不断向豪强地主集中，大地主豪强相对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阶层，会具有越来越显著的优势。他们力量不断壮大并出于维护其利益的需要，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代言人。而皇帝虽然是所有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但由于有一套严格而独立的接班程序，并不总能成为专属于大地主大豪强阶层的代表和庇护人。况且，天心难测，依靠地主豪强上位的皇帝未必不会哪天将矛头对准昔日的盟友。
大地主阶级要实现其政治上强势地位，更有效的方式是全面掌握皇帝手下的行政体制即官僚集团；而要控制官僚集团为其服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扶植本阶级的官权代理人。比如汉初的三公、唐的仆射、明的大学士、清的军机大臣等。特殊时期，类似的职责也可能由诸侯、军事首脑、地方军阀兼任，如藩王、大将军、唐的节度使、明末的督师等等。在唐宋之前，地主贵族通过直接出面担任政府重要职位来实现其统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使政府的重要职位必须经过大地主的推荐认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结果保证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豪门同样是政治上的世家。
惩于这个教训，隋唐时代开始逐步确立起科举取士的制度。这一变化是有利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后，大地主阶级不再能简单通过自身社会影响力直接担任政府要职。可是，封建社会中，他们真的就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了么？不，它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当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一套和科举制度并存的官场运作潜规则。
第一，无论历朝历代怎么倡导廉政爱民，官员的贪腐是禁不掉的。而且职位越高越重要，就越有可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在封建时代，人们一旦获得了大量金钱，首要的选择自然是买田置地，从而加入大地主阶级的行列；第二，在封建王朝末期，吏治日益腐败之时，想在官僚系统获得升迁，必然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疏通关系。而通常只有大地主豪强拥有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那些政治前途被看好的官场新人，如状元进士之类，往往成为大地主争相笼络的对象；第四，当官员推行的是一套反对地主豪强的路线，大地主阶级必然会动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资源进行阻挠，包括朝野清议、执行时的消极怠工、形左实右的假积极等等。
这一切，在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当王安石的继任者推行的是一套拥护大地主阶级专政的路线，这也就意味着足以制衡皇权的官权的诞生。大地主阶级必然会动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资源来支持这条路线。一时间，权倾朝野者的指鹿为马，生辰纲，所向披靡，畅通无阻。官权代理人本人自然也是格外的权势熏天，贪赃枉法。
一旦大地主阶级彻底控制了官权，并且利用其压倒皇权。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合法的力量来阻止地主对农民的侵夺以及土地兼并。豪强地主们也就表现得格外荒淫无度，阶级矛盾将会愈发激烈，这一矛盾也就只能通过最激进的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来解决。于是一个旧的王朝要么被农民起义推翻，要么被外族入侵。然后新的王朝，新的统治阶级崛起，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一定伴随着官权膨胀以至失去制衡。
奸臣豪强勾结所产生的破坏力，开国之君往往看得比较清楚。这是由于他们比较多的接触人民群众并且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开国皇帝往往也有力量并且也懂得抑制地主豪强的重要性，他们也会采取措施阻止豪强对于官僚系统的渗透。如果处理好皇权与官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这个封建王朝往往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如汉唐明，都是在建国初期有效地打击了地主豪强，推迟了这一阶级全面掌控政权的时间，从而王朝本身获得了较长的寿命。反之，如果处理不好与豪强地主阶级的关系，官权凭借着豪强地主的支持在建国之初就能压制皇权，这样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司马炎在外戚集团的压力下，让弱智的太子最终登基，结果以外戚为首的贵族地主，在缺乏有效抑制的情况下，把骄奢淫逸发扬到极点。最终酿成“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惨剧。明洪武废相事实上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民主化的尝试，希望能够通过官僚的互相制约限制官权，但结果却是官权到了明末反而愈发集中。可见制度的革新并不足以阻止一个阶级的崛起。只要维持封建的生产关系，则土地必然是愈加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拥有大量土地的这一部分人，必然会利用经济上的优势，最终找到政治上施加影响力的方法。
需指明的一点是，东西方豪强地主在阶级性质上存在差异。在西方，早期的资产阶级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封建地主，因此这个阶级具有一定革命性，比如在英国早期民主革命时，贵族反对国王的战争也就具有革命的性质。而中国古代的地主豪强却一般不与资产阶级结合，相反却利用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特权抑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他们第一次正式地与资产阶级的结合，却结合成“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买办资产阶级。因此，对这一阶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对异族屈膝投降，是一个彻底的反动阶级。而中国皇权对大地主豪强进行剥夺和抑制，能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为什么明知道奸臣掌权会导致亡国，但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现象却层出不穷？古人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非常唯心的看法，甚至认为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这一观点，看似荒诞，其实却包含着深刻的见解。我们的古人已经直觉地感受到，官权其实是作为一种标志或者工具而存在。官权膨胀腐化的背后，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天命。这种天命背后的推动力，其实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不断激化。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抓住官权腐化的社会根源：官权背后，支配他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真正力量，也就是官权的阶级基础。权臣在中国历史上，是官僚集团的代表，同时更是封建大地主豪强的代言人。权臣独大，和他背后的阶级因素密不可分。而一旦形成权倾朝野，他的阶级本性必然驱使他继续去加速矛盾的发展。因此，只要这一阶级继续通过土地兼并不断壮大，甚至只要地主阶级存在。他们就必然会在政治上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代言人，将阶级矛盾发展到极致，从而也就必然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通过对封建社会政治格局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所在。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是举世闻名的，众多的农民起义不仅仅是针对贪官，而且是直接指向昏君！他们注重夺取政权，也提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田地”等进步的口号。但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要么被残酷地镇压，归于失败；要么沦为野心家和政治投机者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因为，农民起义无论是反昏君还是反贪官，都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整个地主豪强阶级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阶级专政。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农民阶级本身是不可能超越历史时期，自发产生出这样的阶级觉悟。因此推翻封建专制，必然需要有新的阶级出来领导。在欧洲，资产阶级领导了农民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而在苏联和中国，则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过程。而不考虑阶级因素，仅仅从唯生产力论的角度，自然无法解释我国宋明时期经济空前发展，却无法跳出封建治乱循环的原因了。
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官权膨胀腐化所体现的必然是统治者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一面。不进行土地革命这样彻底针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仅仅只是夺取政权，那么改朝换代的故事必然反复上演。广义地说，官权独大未必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只要是阶级社会，只要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社会中最强势的那个阶级在政府中找到了它的代言人，必然会赋予他不受约束的权力。这一权力也将像历朝历代反复上演的那样，造就出权臣。而与农民起义类似，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无产阶级仅仅只是争取所谓民主，或者寻求党派轮流执政，而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那么即使能够侥幸毕其功于一役，胜利也只能是短暂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极右势力及其代言人还会回来的。而只有那个最革命最无私的阶级真正地觉悟，只有剥夺了被私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建立公有制经济，让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实施专政，官权腐化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产物才会有朝一日真正地走向它的末日。
一枝清荷：工人阶级在中国的三次地位变迁
一枝清荷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工人”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只不过一百来年。一百年时光，恍若昨日。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回味这段还尚带体温的历史时，发现历史真是一面镜子，不但照出了30年河东，也照出了30年河西——“工人”，作为笔画最少的一种职业名称，在中国百年里却是命运最跌宕起伏的一个群体。中国工人曾被抬高到一个充满荣光的高位，后又经历了一个群体的艰难转型。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吧：无论何人何事何时，其不同程度的演变，都可以在历史的这面镜子之下真实地显现出来。
一、 中国近代工人：“包身工”与“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
自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在通商口岸开设的工厂中，产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工人阶级。从此，工人，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身份、新的劳动主体以及一个新兴阶级的构成元素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是，这个时候的工人身份，总是被置放和排列于工厂、机器以及生产资料的后面，仿佛一件纯粹的生产工具，仅是众多成本投入中的一项。我们从近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当中，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形象就是：他们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在城市的边缘流离，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在拥挤污秽、疲惫饥饿的状态下苟延残喘。。。长时间的工厂劳作，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几乎构建了我们对这一劳动主体的全部想象。最为典型的是，包身工和中国劳工，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人宿命式的生存状态。
提到“包身工”这个词，我们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浮现出夏衍笔下的“芦柴棒”与“小福子”的悲惨遭遇。她们年纪轻轻，却没有阳光，没有自由，只能在严密监视下往来于工房与工厂之间，两点一线。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摧残着这些未成年少女的身心健康。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变得麻木，像机器一样。
中国近代史上，包工制盛行在矿业、航运业、码头搬运业以及上海的纺织工厂中。在这些行业，直接监督包身工的叫做“包工头”。比如当时矿山的包工头被称为“把头”或“组长”，连带承担生产责任和义务，包工头在自己的工头和监工的协助下管理矿工，安排工作，组织生产。包工头供给矿工食宿，按产煤量从公司领取工人的全部工资，扣除招雇费和膳宿费之后再分给工人。这种包工的工人叫做“外工”，也被称为“死工”或“卖身工”；而公司直接雇用的工人，叫“里工”或者“雇工”，也称为“活工”。码头工人和搬运苦力等一般都是包工，包工往往受到一连串包工头及中间人(大保、二保、三保……)的层层盘剥。而来自纺织工厂的包身工大部分由包工头受厂方委托或自行经手从农村招募，送进工厂做工并全权负责管理，这类包身工通常是女工，她们的全部工资完全交于包工头，不经过女工的手。
在这一时期，另外一种现象是：由于清朝末期各国列强染指中国之后，曾诱骗和拐掠大批华人出洋充当苦力，史称“苦力贸易”。 比如40年代的美国资本家为了开发加利福尼亚州，曾派人到中国华南一带，以招请为名，诱骗劳动人民前往美国作工，这些人就被称为华工。被诱骗和拐掠准备运送出洋的华工，一般是先被集中到所谓“猪仔馆”里。为何叫“猪仔馆”？为了防止苦力们反抗，船上形同监狱，戒备森严，舱门多被加上铁栅栏，警卫人员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华工们稍有不驯顺的表现，轻则遭呵斥辱骂，拳打脚踢，重则挨皮鞭棍棒，乃至以刀枪相见。不少船上设有专为囚禁惩治苦力的竹笼或铁槛，惯把“不听话”的苦力锁入其中。这样恶劣的条件，必然导致苦力们途中的高死亡率。譬如有一批被运往秘鲁的775名华工，途中就死去289人。这还未必是最高的死亡率。可以说，每一只运载苦力的船，都浸透着殖民者的血腥，记录着其灭绝人性的残暴。
就这样，当时拉丁美洲的开发，美国和加拿大横贯大陆铁路的建设，巴拿马运河的挖掘，南洋的垦殖，以及沙俄西伯利亚大陆的建设，金矿、铝矿和煤矿的开采，无不记录着中国华工的身影。华工们为这些地方的开发和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风雪交加、空气稀薄的高山上，在烈日似火，挥汗如雨的沙漠里，在潮湿泥泞，水深没膝的沼泽中，筑铁路，凿运河，开金矿，做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是工资却要少一半，而且还要缴纳繁重的赋税。
华工对欧洲国家的贡献，并没有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真正作为中国的代表参与战争的，是十四万北方农民为主组成的中国劳工，协约国称为“中国劳工旅”，他们为协约国西线战场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这些贫苦的劳工，以其勤勉和坚韧的精神，给异国的人们带去了最初的中国人的印象。西线英法战场，东线沙俄战场，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战场上都有中国劳工的贡献，但是，中国劳工的参战并未能改变中国羸弱的国际地位，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权利。以至于在巴黎和会上的举动，终于激起了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消息传回中国，群情激愤的学生走上街头，这就直接导致了改变日后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对近代欧洲的建设，中国华工的功不可灭。他们遍布世界，高强度的劳动，受尽磨难与非人的待遇，有的实在不堪重负，惨死异域。据史料记载，有上千人因无法忍受最后被送进集中营一般的精神病院，据说一位华工甚至在极端状态下挖坑将自己活埋。
因此在中国近代，所谓的工人生存状态和命运，是极其悲惨与卑微的。而恰恰是深重的苦难和压迫，使得早期的工人阶级对万恶的旧社会不存在丝毫温情的幻想，它造就出无产阶级毫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工人阶级带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工人阶级以铁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开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阶级的团结和觉悟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土地革命的纲领，使得工人阶级能够找到人数最多，力量最庞大的农民阶级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最终，随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政治代表，能够科学地处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各种复杂的矛盾，找到了那把通向胜利的钥匙。工人阶级，这个在旧社会人数不多，苦难深重，地位低下的阶级，却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成为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成为推翻三座大山的中流砥柱。无产阶级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夺取政权。
二、 毛泽东时代：咱们工人有力量
伴随新中国来临的那一刻，也迎来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曙光。回溯新中国走过的路，伴随着“中国奇迹”一次次亮相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大潮，一支阵容不俗的工人队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被建立起来。与70年代后工人队伍重门深锁相比，这时工人队伍的开放性恍若隔世，倒有点类似90年代后农民工涌入工厂的情景。只不过，90年代后涌入工厂的农民得到的是一连串饱含歧视的称呼，而这个时期的工人拥有的却是一个带有“鲜亮光环”的新称呼——工人老大哥。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工人都是中国经济复苏与建设的主力军。与他们的付出相对应，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待遇上获得了更高的回报。“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是工人待遇形象的概括。福利房、铁饭碗、铁打不变的退休金，令人羡慕的“老大哥”地位与形象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七八十年代，有谁家孩子能进工厂，对全家来说都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贾樟柯在《中国工人访谈录》中写道：高中时，他很多同学都退学进了工厂，“在有灯光篮球场的柴油机厂上班，是让无数同学羡慕的事”。
工人，这个身份背后的东西——意味着每月稳定的工资，意味着暑期的时候会发茶叶、白糖；冬天的时候会有煤火费。也意味着家里人可以去工厂的浴室洗澡，每个月还发若干双手套和几条香皂。
这不只是物质好处，更是一个群体的内心骄傲。这种骄傲的源泉，来自于毛泽东对工人阶级各方面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身份受尊重。在毛泽东时代，如果你是工人，那么马上就会有人向你投来羡慕的目光。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厂里的党委书记或者厂长、车间主任，见了工人总是一口一声“师傅”。节假日车间里加班，给师傅们送夜餐的队伍中就有厂长和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行政科长等等。
第二，工作受重视。尊重是礼节，重视是实质。毛泽东时代是把工人阶级视为国家的基础，视为真正的依靠对象，一旦国家有事，工人这支队伍是最靠得住、也最忠诚、最勇敢的队伍，国之干城，非工人阶级莫属。至于工厂的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职工代表大会，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三，生活受保障。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工厂里最穷的工人也没有为住房支出发过愁。每个月几毛钱、一两块钱的房租，没有人说承担不起。生病看病，子女上学，老人养老，以及探亲假、婚假、丧假等等，自新中国一成立，工人就充分享受了。
第四，地位受肯定。 1944年9月29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富强而奋斗。”这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制定宪法以前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关于“……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的规定，是开天辟地第一朝，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此，在基本大法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工人阶级领导的地位奠定了不容动摇的基础。
然而，暗藏的危机却也在此时步步逼近：虽然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几千年的私有制，几千年的小生产不可能不在社会文化与人的心灵中留下烙印；右派和反革命们虽然被镇压，虽然在学习在改造，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教育文化等部门担任要职，他们中的许多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自己曾经的天堂；与此同时，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开始接管各个重要岗位，开始利用国内外党内外各种矛盾向毛主席和党内革命派施压；而最让人扼腕的是，伴随着共和国而诞生的新一代工人阶级，并没有如他们前辈那样，亲身经历过万恶的旧社会，也没有亲自体验过在旧社会环境下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虽然可以从书本上，尤其是从马列毛著作中学习，但这毕竟与他们平时经历的东西有所不同。因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中的多数人缺乏政治敏感性，追求生活上的安逸，容易被小资产阶级思想同化的特点。国民经济在发展，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但政治上的觉悟和力量却在减弱。“告别革命”等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开始暗流涌动。在这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党内革命派没有能够通过文革等手段消灭走资派。随着伟人离去，走资派掌握政权，资本主义的复辟也成为必然。于是，自然地，我们来到了今天这个“特色”时代。
三、 资改时代的新称呼：“下岗工人”和“农民工”
“失业”，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涉及劳动和就业的问题，各国法律都认可“失业”。而“下岗”和“内退”，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劳动问题中的特殊词汇，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同样，在中国的汉语词典里，你绝对找不到“下岗工人”和“农民工”这两个词，与同“弱势群体”一起，也成为了改革开放“新成果”的体现。当年国家经济建设中重要的生力军的农民和工人，国家的主人，正随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现在这个为人民币服务的社会里，如果你对“沐浴”在改革开放“春风”里的年轻人说：“我是工人，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他们一定会认为你是精神病患者，难怪当下动不动就以精神病患者来说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荷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创举”，就是让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让上亿农民成为“农民工”。听说最初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下岗的原因，无外乎这么几条：产业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不合理，职工大部分素质差，下岗职工就是竞争的失败者，就理所当然地被淘汰。于是在所谓一连串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国企改革浪潮中，下岗工人数不断增加。
1986年8月3日 ，中国第一家破产企业在沈阳出现。宣布破产的第二天，在这家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厂门边，挂了一对小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之后，随着国企改革的如火如荼，全国各地的国企也争先恐后地宣布破产，一批又一批地下岗工人，便被无情地抛弃在时代的大潮里自生自灭。前面是工人们前赴后继地下岗，接着领导们前赴后继地腐败，中国特色制度下所增添的又一新的特色。
尽管《宪法》第一条仍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工人阶级已经变成同企业只有由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的雇佣劳动者，无论在企业内或在社会上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工农两大劳动阶级都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中国工人阶级随着中国社会步步演变，社会地位正步步下降。
写到这里，清荷从以上三个不同阶段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就是资改派的历史贡献：他们正在造就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觉悟程度最高的新一代无产阶级。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地摆在人民面前。他们通过血汗工厂和黑砖窑式的生产方式，这种高剥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地吸收廉价劳动力，使工人人数大幅增加；他们通过征地，通过拆迁，不断地使农民失去土地，从而最终转变为工人；通过通货膨胀，不断地让社会中间阶层走向破产，社会两级分化不断加剧，而最终这些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也会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通过教育改革，使得大量贫寒学子毕业即失业，成为高文化的无产阶级后备军。
当然，人民绝不会感谢反面教员，他们的罪恶一定会得到清算。现在重要的是弄清楚我们的位置，和我们所需要去做的。那就是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了解他们的特点以及他们所思考的和关心的问题，把理论的武器传播给能够真正掌握和运用它的人，自觉充当无产阶级的大脑与喉舌。尤其是如我一样，出身小资的左派，必然存在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能得到克服。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互联网上的宣传，而应该想方设法去影响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平时不太上网的工人农民们。并且一些反馈信息，发到网上，让大家学习了解。
一枝清荷：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
如果你决心成为一名毛主席的战士，这意味着一种追求，一种觉醒，也将会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荣耀。
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你在许多人心中，尤其是许多领导和精英心中，将被打入另册。在他们心里，你将会是个怪人，一个“麻烦”。你也许会失去许多机会：也许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你本有机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些机会往往意味着升迁、金钱、享乐，意味着“远大前程”。你是否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无条件地放弃骑在人民头上的机会？放弃作老爷成为剥削者的机会？
既然无产者彻底的革命性来源于彻底斩断世界给你的枷锁，既然“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既然我们都在嘲笑精英们“打着左灯往右转”，既然从事的事业是光明正大——那么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你是否仅仅将“它”藏在心里？是否要永远戴着假面在这个丛林中生存？表明立场：你失去的是领导的“爱”，是老板的“爱”。但你将会得到的是同志的“爱”，人民的“爱”。如果你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那么请你把对我们的同情，对主席的热爱放在心底。你依然是我们的同路人。革命的事业漫长而艰苦，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祝福。
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先问问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是不是像毛主席一样永远站在无产阶级，站在受奴役受压迫的人们一边。也许你自己就是无产者，就是被剥夺的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你就过关了。私心不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底么？你被剥夺的时候，会想到要反抗，会想起毛主席。这很不错。但山西煤老板被剥夺的时候，都懂得叫唤几句呢。自私带来狭隘，带来短浅的目光。被某设计师改革开放所教育出来的，那些觉悟的人，恐怕比毛主席教育出来的还多吧。你的阶级出身只能决定你的眼界，并不代表立场。陈胜吴广的起义，太平天国的起义，轰轰烈烈，但最后还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如果出身无产阶级，就自然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自然就成为那个最革命，最无私，最有战斗力的阶级。前苏联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不会被修正主义那点小恩小惠收买，而自动放弃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革命的果实就不会轻易让人窃取。这个世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叛徒，内奸和工贼。
出身论与血统论一样可笑：它只是制约你继续前进的遮羞布，是你继续在斗争中学习的阻碍。你是个工人或贫农，会是得到这种立场的有利条件：可这种立场是否牢固，是否经得起检验呢？无数的贪官，当初不也是贫寒子弟？当初被逼得走头无路，被迫去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后来不也纷纷背叛革命了么？如果不能始终保持这个立场，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那就只会把革命当作随意操弄的道具。工人阶级要觉醒，人民力量要壮大，归根到底需要人民自身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立场的转变：我们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博爱，这绝不表示我们应该冷血无情。但这种感情一定是用于无产阶级，用于人民大众身上。对汉奸对贪官的姑息，只是对人民的犯罪。
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眼界看待这个世界？你是否做到像毛主席一样对待马列主义。我们知道立场最重要。但如何来巩固和加深正确的立场？显然要学习，在实践的斗争中锻炼和学习。同时也应该自觉地学习马列理论。但我们怎么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上的某些区别。是否有“马大于天”或者“毛大于天”？左派内部怎么去区分左与右？怎么看待正确路线与修正主义的路线？如果说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等作家的原意，引经据典就代表一种正确的路线，那只是把共产主义事业庸俗化。为了宗教，把马克思和毛泽东，矮化为教主与圣徒。也许某些托派的理论水平比我们更“高”，他们甚至觉得我们在背叛马克思的“遗嘱”。右派辛子陵不也整天贩卖些“晚年马克思转变成自由主义者”之类似是而非的谬论吗？
对这些，我们该怎么去看待？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澄清事实，正本清源，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学透学扎实。这样才不会被这种刻意散布的谣言所迷惑，不会让被断章取义和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像马克思和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绝不向反动派妥协，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人生的最后一秒。但同样也有一些了不起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做出过重大贡献，到了最后却晚节不保，成了资本家的俘虏。比如普列汉诺夫之类。伟大人物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但也会犯下愚蠢的错误。
马克思的体系的确需要新陈代谢，需要不断发展。要想正确区分对与错；区分什么是新情况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与阉割，我们必须回到“立场”这条生死攸关的红线上来：“马不大于天”，“毛也不大于天”！只有“人民大于天”，“无产阶级大于天”！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不能在当前现实情况下，直接代表人民，代表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学说和理论，即使它符合的是马克思的原意，那也是错误的和需要批判的。
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彻底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最富有革命性和战斗力，同时吸收了中华民族和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阐明：“毛主席很多地方超越了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很多地方高于马列。”我也相信，未来的我们，也会在很多地方超越毛主席，在很多理论上超越毛泽东思想。作为毛主席的战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怎可没有这种觉悟与雄心？
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你将要冷静对待西方文明，清醒地看待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常听人说毛主席爱读线装书，读中国书比读马列的书多。并由此断言，毛不懂马列理论，懂的只是中国古代帝王圣人的治国之道。另外有些人，则反过来指责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把一个外国人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是在数典忘祖。如果仅仅是拿这两个矛盾的观点，从两个矛盾的立场去攻击毛主席。对此，甚至都不值得一驳，我们需要的只是轻蔑的一笑。但我从这两个观点，却发现了一些对我们不无裨益的启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否就表示一定得天天读马列的原著。至少大部分时间去读马列的书呢？我认为这倒也未必。马克思的体系，博大精深。要掌握的确需要狠下苦功，读过大部分原著才行。可是当我们对这个体系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程度。想要继续提高，就不一定非要局限在这个范围内了。对于中国和西方，对于属于全人类的任何优良遗产我们都要好好保护和继承。同时永远不要忘记的是：用马列主义这把手术刀，对它们进行无情的批判。只要经过了这种批判的继承，我们才可以把各种优秀的养分，吸纳进马克思体系，同时又能够有效预防其中包含的毒素。达到了这种境界，看任何书，学习任何东西，我们都不会盲从，不会迷信，都是对自身马列理论的有益补充。我们要如饥似渴地研究，学习与批判当今世界各种哲学，科学以及人文思潮。研究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只有这样，才能保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使之永远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即使是错误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研究它错在哪，怎么去防止类似的错误，怎么去应对这种错误造成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古代很多时候是为封建专制，为统治者服务的。但同样的东西，如果加以改造和重构，也可以是对人民有益的，有些地方甚至和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比如可以用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协调阶级内部矛盾。“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正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的生动写照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研究它们怎样抓住人心。因为“革命的理论，只有抓住群众，才可以成为现实的力量。”毛泽东思想的成功之处，也是在于运用了马列主义的内核，去重新阐述中国古典思想，从而使之获得了新的生命。我们现在是否也可以在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外壳，将马克思主义进行移植方面，进行更多地尝试呢？
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不要问国家，问人民能为你做什么。先问问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很多同志看到社会的现实和阴暗面，觉得悲观，觉得失望，找不到动力。“为人民服务”似乎只属于那个火红的年代。而现在如果你不是为人民币服务，那你就是不“理性”，是个傻子。大家痛骂这个时代人人自私，可是在行动中却也不得不顺着这个潮流。这是很好理解的：毕竟只讲奉献，不求回报，那是对圣人的要求。毛时代大家可以有那样的主人翁精神和干劲，也是由于相信未来，相信付出会有回报，相信国家发展起来，不会忘记自己的贡献。可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年代，难道不是更需要大家团结起来，为共同的阶级利益奉献？阶级内部个人的无私与奉献精神，不正是这个阶级的力量所在？平时大家由于力量分散，由于先锋队已经无法代表无产阶级，我们只能屈从于现实。但是当大家已经开始觉醒，已经决心要摆脱奴役，我们还应该要继续这样麻木下去么？如果你对无产阶级的爱，对人民的爱是附加条件的，其实你心里只是想着先来解放自己，再去解放全世界吧。
作为这个阶级较早一点觉醒的人，作为毛主席的战士：我们应该要比别人做得多一点，拿得少一点。但这种奉献也要讲阶级性，它只是给人民的，给无产阶级的。而绝不是给资本家和贪官的——在他们面前，我们要为自己的利益寸步不让，斗争到底，以实际行动向这个社会的其他人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让他们看看，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是一种怎么样的精神风貌！我们还需要做出各种牺牲，只要这种牺牲对于人民是有益的。也许这种牺牲只是小小的一点：比如牺牲一点点的时间去写作，去教育周围的人；比如下到工厂农村进行劳动和调研；比如去批判去曝光社会的丑恶现象；比如对阶级的先进人物去鼓励去支持。。。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也不少了，大家一定还能想到许许多多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只要是力往一处使，我们就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来。
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不会等待着什么救世主降临，更不会相信什么老爷的慈悲心肠。毛主席无数次地表达过：真正的力量在人民，真正的智慧也在人民身上。“低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难道仅仅只是老人家的谦逊之词？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纵观毛主席的一生，相信人民，放手发动群众是他做一切事情的首要前提。毛主席本人就是来自于人民，代表着人民。他的智慧和勇气，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天才，也同样是来自于他永远站在人民一边的坚定立场。伟人会离开我们，但只要人民还在，只要伟人的力量之源还在，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悲观丧气？
左派的一些人，对毛主席的感情和热爱是发自内心和真诚的，但很多人总是在渴望着毛主席来拯救自己的苦难，觉得只有依靠舵手，只有依靠毛主席这样的伟大人物，才能使大家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而把现在的一切苦难归咎于某设计师的倒行逆施。这个观点是我们要严肃批判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内因是主要方面。中国到了今天这一步，功劳都是伟大领袖的？罪过都是反动走资派的？如果是这样，那还关人民什么事？人民和无产阶级难道就永远正确，一定不会犯错误？对于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某些历史，我们还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整体的人民和阶级自身，是需要对目前这一境况负责的。主席把权力交给我们，希望我们去关心政治，希望我们自己学会管理自己。但我们交上去的是一份什么答卷？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中国的无产阶级真的就觉悟了么？如果阶级的力量崛起，如果人民不仅仅期待一个明君，而是放手要为本阶级争夺权力。那为什么错误的路线和政策可以畅通无阻？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否宁愿选择去在太平盛世中，在明君圣祖的关怀下作一个奴才，而不是去成为自己的主人？丢掉了阶级斗争武器的工人阶级，当然连纸老虎都比不上，又怎么能得到当权派的尊重，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出卖？我们要的不是施舍，尊严和权力绝不是靠施舍得来的！
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你必须明白，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毛主席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更加是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是到了该理清头绪的时候了。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当然都是爱国者。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和民族主义者不加区别了呢？从理论上讲，只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一致，那么我们和民族主义者就没有太多差别。
因此，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一个民族主义者，也必然会团结在共产党，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可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出现很大的差别。我们国家整体ＧＤＰ保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可是广大人民和无产阶级分享到了什么？是环境污染是黑煤窑包身工是冷漠与蔑视！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子！名义工资提高了，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有什么改变？还不是被住房，医疗，教育等等改革剥夺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只是成为资本家和资改派的资本。帮助他们贪天之功，成为他们进一步剥削人民的理由。这样的增长，这样的富强，有什么意义？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应该怎样去看？中国人民真的怕他们封锁么？我看害怕的是买办们和精英们吧。经济增长维持不下去，卖国都卖不下去的时候，他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无产阶级反正已经一无所有：如果连生命也要被夺去，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让被统治者无法再生活下去，让统治者也无法再照样统治下去。这种制度和政策就是错误的。也只有到这一天，无产阶级才会再次醒来。只有代表人民的政府才无所畏惧，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甚至能得到敌人的尊重；买办和资本家的政府，却连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都经营不下去。从这个角度而言，现阶段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依然有了很多区别，但还是存在不少共通之处。民族主义者依然可以作为我们团结和教育的对象。
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意味着任何人在你面前侮辱主席，散布谣言。他就不仅仅是在谈论历史，而是对你的侮辱，对我们信仰的亵渎。当然你可以选择冷静，选择理性地和对方辩论。但如果你讲不出那么多大道理，我也绝不反对其他方式。我们不怕被人骂成搞个人崇拜。共产主义者从开始出现，就从来没有摆脱过被污蔑被谩骂的命运。可是地球就停止转动了，人类就停止进步了？反复去向右派理性地解释，仿佛在法庭上不断做着无罪辩护。反正他们可以无休止地造谣，无休止地找到话题来攻击。你和虔诚的基督徒讨论人类是由古猿进化而来，有意义么？换个角度而言，与其去争辩对与错，不如把它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只要是对毛主席进行人身攻击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让你的朋友还有你每一个亲近的人体会到，侮辱毛主席，是会付出代价的。此外，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要让人信服，要扩大影响，要真正戳到右派痛处。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历史的正本清源。而是需要有鲜明的立场，用毛泽东思想的眼光来观察我们国家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来观察全世界政治经济的动态。提出我们的见解和观点。宣传给尽可能更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当被告，而是要进攻。要夺取传统上属于右派的阵地。在文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领域都需要有进攻的姿态。而不是被动等着对方以科学，以现代，以普世的名义自居来对我们进行审判。不能永远作“非主流”。
戴上毛主席像章,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而已。但它却意味着很多很多；我们每个人为此需要做的，也很多很多。仔细体会它的份量吧！当你戴上毛主席像章，当千千万万的人戴上毛主席像章，加入这样一股社会运动的洪流。我们的国家就会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光明的前途。那么同志，你是否真的做好准备了呢？
毛主席的一句话 经典中的经典
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豪迈，最傲气的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最谦虚的一句话：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最震撼人心，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最无奈又最具神秘性的一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最自负的一句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最伤感的一句诗：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最悲壮的一句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最高傲的一句诗：冷眼向洋看世界！
最写意的一句诗：江山如此多娇！
最酷的一句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最蔑视对手的一句诗：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最有凝聚力的一句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最具警告的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