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2）
此外，社区内还有少年网络管理委员会、选区体育俱乐部、国防执行委员会等，这些基层组织都由人民协会领导。目前，新加坡由人民协会管理的各类基层组织达2000多个，其中有公民咨询委员会84个，民众联络所107个，居民委员会537个，邻里委员会77个。这些基层组织，使新加坡的社区工作渗透到各个层面、各类人群，满足不同民众的需要。
社区基层组织如何运转，经费能否得到保障？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刘炳杰回答说：“社区基层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拨款，二是物业租金收入和活动收费，三是社会人士的资助。”据介绍，新加坡政府每年投入数亿新元，作为社区组织的活动经费。这些拨款，是基层组织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同时，每个社区俱乐部都有一定的资产可供出租。如建成于2002年的油池社区大厦，大厦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建成后交给社区使用。大厦除4180平方米用于俱乐部外，还有572平方米供出租，租金收入弥补社区经费不足。此外，按照人民协会的统一安排，每个社区都对居民开设一些培训课程，如烹饪课、舞蹈课、音乐课等，这些课程以提高居民的素质为主要目的，收取少量的成本费。
“开展活动有时也能带来一些收入。如有的企业愿意为活动提供赞助，前提是我们要在活动中为他们的产品做宣传。还有一些热心人士，愿意无偿地为社区的活动提供经费。”刘炳杰补充说。
在争取社会资助方面，刘炳杰认为油池选区议员、新加坡前交通部长姚照东先生“很有办法”，为社区活动筹集了不少经费。每年，油池社区都会组织很多活动，如舞蹈大赛、华乐表演、全国书法比赛、太极表演、宝宝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油池社区充满了生机。除了开展活动，社区还为各种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帮助。社区设有多项基金，为生活无着、残障人士等提供社会救助。
在新加坡的各个社区组织里，没有领取薪水的人员。像刘炳杰这样的社区组织负责人，都是志愿者。目前全新加坡有2.5万多名社区志愿者，活跃在各个社区组织里，他们每周拿出一定的时间为社区义务服务，不仅没有报酬，有时还会为了组织社区活动而自掏腰包。当我询问一名社区志愿者为什么愿意参与社区服务时，他这样回答：“这里是我的家园，我们每个人都应为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而出力。”
新加坡功夫（1）
新加坡功夫
新加坡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快速富裕起来，靠的是做功。
中国功夫世界有名，但提起新加坡功夫，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其实新加坡功夫也是十分了得的！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学习期间，对新加坡功夫有切身体会。谓予不信？且听我一一道来！
站功
站功是一种腿上功夫。在中国功夫中，鸳鸯腿、扫堂腿、飞毛腿之类，都属于腿上功夫。新加坡人的站功，主要用在地铁上。我有一次坐地铁，在莱佛士站看见一个姑娘上车后，站在车门附近的空隙处，既不身体靠着门，又不抓着扶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本英文书，认真地看了起来。说实话，当时车厢里并不拥挤，她完全可以靠在门边或抓着扶手，但她却不，就这么凭空站立着。车子一开动，站在边上的我立即东倒西歪起来，使劲抓住扶手才站住。而她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一切，身子微微一倾，就稳住了，目光竟从未离开过书本。这是何等的功夫！
后来坐地铁多了，我发现会这等站功的人还不少。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很多人把地铁作为首选交通工具。第二，新加坡人的心灵很美。有了这一身站功，不仅用不着去抢地铁里的座位，而且还可尽量少占扶手之类的公共资源，把更多的方便让给他人。我把他们称为地铁里的默默让座者。
说功
说功是一种嘴上功夫。说功最厉害的，要数《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只要他一开口说话，滔滔不绝，孙悟空就头大得不堪忍受。在新加坡，第一个让我感受到说功的，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的主任陈抗作副教授，有一段时间他同时给我们上两门课，上午讲4小时，下午再讲4小时，一天8小时就这么讲下来，看不出疲倦的样子。我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老师，能连讲8小时依然精力旺盛。学期结束时同学们都推他为优秀老师，真是名至实归。
第二个说功了得的是新加坡前国防部长杨林丰博士。作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我们作过三场讲座。一场关于新加坡交通政策的制定，一场关于全球暖化，一场关于世界金融危机。他的知识面很广，爱研究问题，讲课时面部表情很丰富，动作幅度也很大。他自称是个精力过人的人，只要有一个听众对他讲的课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讲到位，他就可以无休止地讲下去，直到所有人都认为满意了为止。这种说功，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第三个让我感受到说功魅力的，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先生。我没有当面听过李先生的演讲，但我看了他在2008年国庆集会上演讲的电视转播，就被他的演讲深深地折服了。那天他先用马来语演讲，再用华语演讲，最后用英语演讲，一连讲了四五个小时。因为英语的演讲时间与奥运会乒乓女子团体决赛的时间冲突，为不影响民众收看女乒的比赛，这段演讲改在了第二天下午播出。我认为李显龙的这段演讲是所有演讲中最精彩的。在演讲中他穿插了不少故事，娓娓道来，还用了PPT演示配合他的演讲，让人感觉这不是在听一场政治报告，而是在听一个社会讲座。特别是他拿起手机现场拍摄，并马上在网站上播出视频的这一段，生动地展示了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想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哪个领导人，会以这样生动的方式作演讲。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地域小国，但政治领导人出色的说功，让这个世界并不缺少新加坡的声音。
新加坡功夫（2）
做功
做功是一种手上功夫。武侠小说中，手上的功夫最多，什么一指禅、鹰爪手、点穴功之类，都是手上功夫。新加坡人的手上功夫，主要是做功。
新加坡人做事，都十分细致。你看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一丝不苟。虽然感觉建房的速度很慢，和中国建筑工人三天一层楼的速度比起来，那简直是差得太远了。但是你再看新加坡人做的房子，质量都特别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中国建筑工人做得快是一种功夫，新加坡建筑工人做得好更是一种功夫。新加坡人说：“因为我们缺少资源，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精打细算，绝不能浪费。宁可慢一些，但一定要好一些。”这种思想已深入到了新加坡人的骨子里，使他们在做每一件事时，都精打细算，努力追求完美。
因为新加坡国土面积小，所以新加坡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海港、机场和航空公司；因为新加坡缺少足够的水资源，所以新加坡成为了世界水务科技的先进国家；因为新加坡空气湿热容易滋生蚊蝇，所以新加坡成了世界知名的花园城市；因为新加坡缺少自然资源，所以新加坡对一切资源都能善加利用……新加坡人每每能在不利的条件下，变被动为主动，变有害为有利，变所短为所长，这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乾坤大挪移”功法。这等做功，实在了得。
世界上有的国家的富裕，靠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恩赐；有的国家的富裕，靠历史的积累，是祖宗前辈的恩德；而有的国家的富裕，是靠对他人的掠夺，充满了血腥和狡诈。而新加坡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快速富裕起来，靠的是做功。新加坡既没有自然资源可以依赖，也没有雄厚的历史积累可以依靠，更不可能去抢夺他人。新加坡人的每一分财富，都是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从新加坡人今天的富裕中，可以看出他们一流的做功。
四、新加坡访谈
言为心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和新加坡人谈话，心中常常跳出这两句话。也许是新加坡社会使人际关系变得简单，也许是我们在新加坡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总之，在新加坡，我常常能听到一些独到的见解和有价值的分析。
新加坡人讲话比较坦率。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真诚。新加坡人把诚信作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待人诚恳，有什么说什么，不打“诳语”，更不会欺骗你。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友善。我所接触到的新加坡人，几乎都对中国充满了善意，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真心地希望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我还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睿智。他们的谈话往往是建设性的，他们会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忠告。正是他们的真诚、友善和睿智，使我十分乐意和他们交往，并做一个认真的倾听者。
这里所记录的，主要是我在新加坡所听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文章中的主角，既有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专家教授、企业老总等，也有新加坡的普通的民众，还有来自中国的访问者。他们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多少让我触动。在他们谈论的议题中，很多是关于中国的。他们给人一种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见解。但愿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观点，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中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1）
中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
——与新加坡嘉德置地集团高层的对话
只要有市场的地方我们都会去。但我们会静悄悄地去，而不是敲锣打鼓地去。
走出校门，在社会交流中拓展知识，增长才干，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的教学特色之一。2008年3月19日下午，在学校的精心安排下，我们高兴地来到新加坡中心商务区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的来福士城(Raffles City)，参加与新加坡嘉德置地集团高层的交流对话会。
新加坡嘉德置地集团是东南亚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有9600多名员工，业务遍布2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核心业务有房地产、服务公寓、金融服务、信托基金等，拥有七家上市公司，分别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上市。集团融房地产的开发、经营管理、金融服务于一体，已形成了综合性的房地产价值链。2007年集团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后净利润达138亿人民币。至2008年2月29日收市，集团市场总净值达1255亿人民币。
交流活动在高雅、气派的来福士城会议中心举行。2005年，国际奥委会决定201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投票就是在这里举行的。细致周到的安排显示出嘉德集团对这次活动的高度重视。集团总裁廖文良先生、集团中国区总裁林明彦先生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全程参加了这次活动。集团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新加坡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马炎庆先生为大家介绍了集团发展情况。
据介绍，嘉德置业集团自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业务发展十分迅速。到2008年，在住宅房产方面，已建成住宅8000多套，另有3.5万套正在建设中；在商用房产方面，通过与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北京华联、万科等企业的合作，拥有横跨中国40多个城市的70多个商场；在商务房产方面，拥有上海、北京、成都等大城市的12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至2007年底，嘉德置业集团在中国的资产达325亿元，占集团总资产的29%。
“尊敬的廖总裁、林总裁，请问你们为什么把这么大的业务放在中国？在中国你们投资的利润率有多高？”一位湖北籍学员的提问直击要害。
“在新加坡以外发展是我们的关键策略之一。因为新加坡80%的住房是由政府经营的，这使开发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谈到发展，新加坡是个小国家，新加坡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面向世界。我们集团70%以上的业务都在国外，这是我们的发展策略。我们的前三大市场分别是新加坡、中国和澳大利亚。”廖文良总裁坦率地答道。
中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2）
“我们选择到一个国家投资的时候，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一就是政治稳定，无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稳定。而中国的政治很稳定。第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很重要，中国近几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第三要有市场需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十分庞大。第四要考虑到尊重当地的法律制度。综合考虑，我们认为中国是非常稳定的市场，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
“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开始阶段，先以上海为主，然后发展到北京，五年前我们进入广州市场。这三个城市是中国主要的门户，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门户城市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我们有不少是长期项目，我们一直在进行长期投资，从来没有从中国带走一分钱利润，而把所有的利润都投资在了中国。2007年，我们在中国投资的利润率在10%～15%之间，因为不少是长期项目，收益没有来得那么快。”
“除了大城市，你们今后是否会向二、三线城市发展？”一位辽宁籍学员希望嘉德置地集团能有机会到辽宁投资。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很多二线城市进行了投资，比如成都、郑州等。”中国区总裁林明彦接过了话题：“2000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就有人建议到地级城市开发，但当时我们还是选择先在上海，主要考虑是要把平台建起来，把团队建起来。有了团队，才可以再向其他城市发展。在二、三线城市，我们会选择和当地的公司进行合作，这也是我们的策略。我们需要市场，更需要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如果辽宁有很好的合作伙伴的话，我们也愿意到辽宁发展。”
“那么你们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公司能够成为你们的合作伙伴呢？”有人跟踪追击。
“我们要选择的合作伙伴，首先必须是一家专业公司，有专业的团队。公司的大或小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要能为这家公司增值。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一家没有任何信誉问题的公司。我们可以冒很多风险，比如市场风险、运营风险、外汇风险等，这些风险我们都愿意承担，但信誉风险是我们不愿意承担的。所以公司的信誉是我们选择合作伙伴的关键条件。此外，我们希望合作伙伴与当地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廖文良总裁真诚地答道。
中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3）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很多国家都有业务，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中国、越南、印度、泰国，还是在中东的阿布扎比，我们都坚持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我们坚决反对行贿，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很多人对此不相信，他们说想到印度或者中国做生意，一定要进行贿赂。可是我们坚持不这么做。如果一个事情需要行贿才能做的话，我们宁可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增进与合作方的了解和友谊，但我们决不进行贿赂。这也是我们对合作伙伴的要求。”
林明彦总裁补充说：“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我们还希望双方在企业文化上能够接近。我们前阵子有个合作伙伴，他们对质量的要求和我们对质量的要求不一致。当时我们盖一栋楼，要求玻璃幕墙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合作方说这样做费用太高了，用20%的费用就可以装出同样的东西。他们讲的同样的东西，其实肯定是不一样的，一分钱一分货嘛。但他们可能还没意识到这里的不一样，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解释工作，最后还是把符合质量要求的东西装上去了。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荣誉和信誉。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一点。”据了解，2005年11月21日，嘉德集团成立了嘉德希望基金，把公司每年利润的5‰捐给希望基金，着重协助那些遭遇不幸的儿童。到2008年，嘉德集团已在中国云南等地建了三所希望小学。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你们对此有何看法？”“你们对地方政府的服务有些什么建议？”“你们是否会援建更多的希望小学？”学员们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双方的交流坦诚而友好。交流中，不少学员希望嘉德置地集团能到中国更多的地方进行投资，对此总裁廖文良先生表示，在公司总的预算框架内，嘉德会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今后嘉德在中国的投资规模有可能达到450亿元左右。
集团公司下属的雅诗阁中国区总裁余志宏坦率地说：“只要有市场的地方我们都会去。但我们会静悄悄地去，而不是敲锣打鼓地去。”
中国如何保持竞争力？（1）
中国如何保持竞争力？
——一位新加坡退休高官给中国的忠告
尽管中国的发展前景看好，但也不是高枕无忧。
“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处于十分有利的阶段，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和中国竞争。但中国要尽量吸取日本的教训，才能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在南洋理工大学2008年5月14日举行的讲座中，新加坡退休官员严崇涛先生不仅以经济理论说明中国的优势，同时也给年轻的中国官员不少忠告。
新加坡的行政官员分政治领导和公务员两种。政治领导与政党轮替密切相关，由选举中获胜的执政党任命。公务员则超越党派利益，在政治上持中立，不因政党轮替而更换，其最高职位为政府各部的常任秘书。71岁高龄的严崇涛先生属于公务员，他曾长期在新加坡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总理公署等部门担任要职，曾出任过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发展银行等重要机构的主席，参与了新加坡许多经济政策的决策。1972年，严崇涛先生担任财政部常任秘书时年仅35岁，是当时新加坡最年轻的常任秘书。到1999年退休时，严先生共担任了27年的常任秘书，是新加坡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常任秘书。在他退休时，新加坡政府给他颁发了卓越服务勋章，颁奖的文告这样写道：“严先生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建议往往融合了智慧和实用性，为新加坡的成功作出了不少贡献。”
退休后的严崇涛先生继续关注着新加坡的发展，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在新加坡政界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他还被南洋理工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每年抽出一定时间为读公共管理硕士的学生讲课。他这次的讲课主题是：关于中国的发展。
严崇涛先生认为，根据各国的经济成本和技术的不同，可以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种模式，或称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首先是低成本、低技术阶段，相当多国家的经济都是从这个阶段起步的，包括新加坡。刚开始的时候工资很低，技术也很低，主要从事服装、玩具、晶体管收音机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高技术、高成本阶段，如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就处于这个发展阶段，它们主要生产高技术产品，如飞机、精密仪表、高级机械等。处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一种是低成本、高技术状态，成本相对较低而技术又相对比较高，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因为中国目前的生产成本还比较低，但同时又有了一定的技术深度，可以生产许多高技术产品。这种状态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最糟糕的状况是高成本、低技术状态，技术很低，成本又很高，产品没有竞争力，这样的经济是很危险的。新加坡的经济就有这样的危险，一方面工资在不断上涨，但同时技术又没有很大进步，新加坡正处于十字路口。要避免这种状况出现，办法只能是发展服务业。新加坡有着发展服务业的优势，比如发展金融、教育、医疗产业等。通过发展服务业，克服低技术、高成本的劣势。
中国如何保持竞争力？（2）
“中国有庞大的农业人口，中国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对农民进行培训使之成为合格的技工，就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而长期保持生产低成本，这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巨大优势。新加坡的情况和中国不同，新加坡的人口太少，一旦经济发展起来，工资就涨得太快，所以要保持竞争优势比较困难。”严崇涛先生希望中国在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发挥人口众多的优势，尽量使经济更长久地保持在低成本、高技术状态。
尽管中国的发展前景看好，但也不是高枕无忧。在讨论中，严崇涛先生在以下几方面给中国官员提出忠告：
关于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处于成本相对较低、技术相对较高的阶段，三四十年前日本也曾处于这个阶段。日本的教训在于日元升值得太快，使日本过快地进入了高成本阶段。当初美国政府压日元升值，中国现在也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对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搞得不好就会被美国推入到高成本生产阶段。中国要吸取日本的教训，货币升值速度要和生产力的提高相一致。
关于外汇储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应该对外汇储备的构成进行分析，如贸易顺差积累的储备、国家财政盈余积累的储备，这些储备是国家可以控制的。还有一些储备，如外商投资形成的外汇积累，国外的投机资金等，这些资金的主动权在外商手里，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政府很难对这部分外汇储备金进行控制。当这些资金撤走时，经济稳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对外汇储备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
关于圈地现象。在中国的招商引进过程中，不少投资者不是真正的投资者，而是圈地者。他们占住土地后就指望从土地的升值中赚一笔，而不会作真正的投资。这样的引进不利于发展，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新加坡在发展裕廊工业园时，借鉴了日本“繁荣共享，痛苦同当”的做法。政府只把土地租给投资者，以30年租期计算土地租金。这样投资者只需交少量租金就可开工建设，减少了他们初期的资金投入。根据土地市场价格的变化，每五年对土地租金作一次调整，但每次租金涨幅不超过50%。这样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使政府可以从土地升值中得到好处。通过变卖为租，就可以把圈地者“踢”出去，使宝贵的土地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
关于公积金的使用。新加坡建立了健全的公积金制度，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鼓励人们用公积金购买组屋。从二房、三房式的，到四房、五房式的，房子越买越大，把公积金都用完了。很多新加坡人退休时发现公积金不够养老。当初建立公积金制度是为了国民养老，在不知不觉中却把这个目标忘记了，使人们的养老成了问题，这是一个教训。所以在住房问题上不应鼓励人们超前消费，还是应该留较多的钱用于养老。
重要的是对市场的判断力（1）
重要的是对市场的判断力
——仁恒置地集团主席钟声坚的成功感言
发达国家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规律，可以在判断发展中国家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时作参考。
任何大企业都有从小到大的历程。没有小就没有大，而小要做成大也并非易事。据统计，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也就是说，很多小企业在做大以前早就死了。
如何让小企业健康成长变成大企业，这既是企业主操心的事，也是新加坡政府操心的事。新加坡每年召开一次中小企业大会，目的就是帮助中小企业健康成长，做大做强。2008年5月15日召开的新加坡第十届中小企业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与会者。会议的主题是：中小企业如何突破藩篱求发展？
新加坡仁恒置地集团主席钟声坚是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嘉宾，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钟声坚的发言给人不少启示。
“企业需要作准确的市场判断。早期消费者的需求比较容易判断，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有些消费者的需求甚至被掩埋，不容易发现。因此，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是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第一能力。”钟声坚以阿里巴巴的例子证明他的观点。他说，马云在做阿里巴巴前是个教师，他从50万元起步，迅速扩大到拥有200亿元的资产，关键就在于他对新兴市场的准确判断。在马云的起步阶段，资金实力、技术实力比阿里巴巴强的企业多的是，但别人没看到这个市场，马云却看到了，这是他成功的根本。像微软、戴尔等企业的成功，也无不说明这一点。
那么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有没有什么规律？钟声坚认为，虽然很难找出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具体规律，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从大的方面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消费者从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到满足非基本的需求发展。因此，发达国家消费者需求变化的规律，可以在判断发展中国家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时作参考。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变化一定程度上会步发达国家的后尘，这可以为新加坡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帮助。他以自身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说明这一点。
重要的是对市场的判断力（2）
上个世纪80年代，钟声坚开始在中国做生意。当时中国商品短缺，钟先生就开了一家贸易公司，靠代理别人的品牌赚钱。钟先生认为，这样虽然能赚钱，但并不是靠自身的实力，是中国的商品短缺给了自己机会。随着中国生产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被本地商品所取代，这样，钟先生就放弃贸易生意，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办实业，加速资本积累。虽然钟先生的工厂运转得还不错，但钟先生认为，自己生产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只是凭着比别人早一步，所以能赚点钱，但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自己的企业难以安身立命。所以从1992年起，钟先生又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当时我到上海考察，上海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二点几平方米，还不如解放初期。对比新加坡的情况，我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行长远规划的行业。我借鉴新加坡住宅开发的经验，开始在上海和南京搞国际小区建设试验。”
从做贸易到办实业，从办实业到做房地产，钟声坚称自己的企业经过了多次转型。如今，仁恒置地集团已发展成为一家大型跨国企业，业务遍及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越南、泰国等地，是中国重要的房地产企业，在上海、南京、天津、成都、深圳等八个中国高增长城市拥有房地产业务。2006年，仁恒置地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在新加坡上市。
“小时候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差，当第一次听到别人喊我老板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压力。”钟声坚幽默地说，“什么是老板，老板就是那个最辛苦的人。面对不断变化着的市场，老板不能安于现状，要时刻保持一种进取状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既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又是成功的秘诀。”
“有几样事是企业家必须做的。首先就是对市场的判断，市场判断不准，企业就会迷失发展方向。对企业家来说，重要的是对市场的判断力。其次是要建立好的制度和企业文化。对员工来说，薪水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要让员工体验到自身的价值，并对企业有归属感。只有这样，员工每天的行为才会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相一致。”
尽管2008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之中，但钟声坚依然对中国房地产业持乐观态度。“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加上城市本身的新增人口，中国每年会增加1800至2000万城市人口，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巨大的住房需求量？”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繁荣。
新加坡和香港的异同（1）
新加坡和香港的异同
——记林锦光先生在南洋理工大学的演讲
新加坡有很多东西值得香港学习，香港也有很多东西是新加坡所没有的。
“在香港上班一般都要穿外套，你要不穿外套别人就当你不存在的一样。而在新加坡，你会发现一般人都不会穿外套上班。新加坡和香港的差别，在人们的衣着上就看得出来。”2008年6月11日，在南洋理工大学的讲堂，林锦光先生这样开始他关于新加坡和香港比较的演讲。
林锦光先生三年前从香港来到新加坡，他是香港驻新加坡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处长。
在林锦光先生看来，新加坡和香港自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位于东南亚，处于同一个时区；都以华人为主，都曾被英国统治过；区域面积都很小，属于世界地理版图上的“小不点”；人口都不多；都是世界重要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航运、航空业发达；都有很多跨国公司，经济繁荣；都是城市型经济体，基本没有农业，服务业发达；都高度依赖对外贸易，都是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都有十分健全的法律制度，都以政府的廉洁、高效而著称；都是世界闻名的购物天堂，对进口商品实行低税率；都面临着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低的问题；都面临着周边新兴城市的竞争；都在努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
实际上，新加坡和香港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致国际社会常把两者放在一起“说事儿”，更有人将新加坡和香港比做“双城记”，凡事都要将两者放在一起比一比。在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首次公布的全球贸易便利指数排名中，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位列一、二名。据有关媒体报道，温家宝总理2007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就“边看新加坡边想着香港”，感到“形势逼人”。可见新加坡和香港确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两地政府也总会拿对方当“镜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暗暗较劲。
尽管新加坡和香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林锦光先生认为，两者更多的是不同。
——“基本面”不同。新加坡国土面积707平方公里，人口459万，香港面积1104平方公里，人口693万。在面积和人口上，香港都大于新加坡。2007年新加坡的GDP为1610亿美元，香港为2070亿美元，在经济总量上香港也大于新加坡。但若以人均GDP计算，则新加坡超过了香港。2007年，新加坡的贸易总额达5620亿美元，香港为7120亿美元，也是总量香港超过新加坡，人均量新加坡超过香港。新加坡的跨国企业多达7000多家，而香港只有3800多家。香港虽然面积较大，但山地较多，人们只能居住在20%的面积上，人口密度为世界之最。道路建设也受到限制，因此香港的街道都很窄。新加坡虽然面积小，但地势平坦，土地的利用率高，人均居住面积较大，交通发达。
——国际地位不同。新加坡是个独立的国家，在世界上享有主权国家的地位。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国际上不具有主权国家的地位。新加坡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处，战略位置重要。但作为一个国家，新加坡本身没有腹地，因此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新加坡政府把7小时飞行圈视为通商和经济发展的腹地，立足东南亚，重点发展和中国、印度、中东等地的经贸关系。香港是中国南部的一个重要港口，是中国重要的出海口，是中国联系西方世界的重要纽带。香港回归祖国后，和内地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内地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广大腹地和重要支撑。中央政府为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对香港的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香港的这种优势是新加坡所不具有的。
新加坡和香港的异同（2）
——经济政策不同。虽然新加坡和香港都实行市场经济，但两者在政策上有很大不同。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很多大公司，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等，都是政府控股的，政联公司在新加坡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政府则主张“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只为合法的经济活动提供平台，不干预市场。香港是更加开放、自由的经济体，在香港创业比较容易，只要去注册就可以当老板，经营不下去也不要紧，失败了下次可以再来。所以，香港的中小型企业数量较多，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较高，香港90%的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而新加坡就没有这么多中小型企业。
——产业结构不同。在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服务业占70%，制造业占25%，而香港服务业的比例为91%，制造业的比例为3%，显示两者在产业结构上的不同。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一直在努力保持制造业的比重，防止产业“空心化”。新加坡的电子制造、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在世界上有一定的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香港的生产型企业基本已迁至内地，剩下的主要是服务业。香港和内地的这种产业分工，使香港成为一个产业特色鲜明的城市。香港在金融业上超过新加坡，香港的银行数量达143家，而新加坡为113家。在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存贷款额、股市规模及交易额等方面，香港都胜过新加坡，凸现出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香港的服务业也胜过新加坡，香港是世界税率最低的地方，其综合税率仅为16.5%，低于新加坡的18%。
——社会治理和目标不同。新加坡和香港都有良好的社会治安，相比较来说，新加坡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绿化、社会治安、低收入群体保障等方面做得比香港更好。特别在环境绿化上，新加坡政府高瞻远瞩，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花园城市，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且向世界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形象。新加坡通过实行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融合政策，使不同的族群之间能和谐相处，做到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新加坡已成为“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世界典范国家。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目标有所不同，香港在着力发展环球服务业时，新加坡则在向知识经济迈进。
“新加坡有很多东西值得香港学习，香港也有很多东西是新加坡所没有的。在今后的发展中，两者应该优势互补，互相合作，实现双赢。”林锦光先生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新加坡企业到香港投资发展。
多年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态势。2006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2%，2007年达到7.7%，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6.7%。虽然同期香港经济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相对于新加坡则稍逊，在一些经济指标上，新加坡正在逐步赶上香港。如人均GDP，在上个世纪香港一直高于新加坡，但到200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达到35163美元，而香港才29847美元，显示两者已存在一定的差距。
2008年11月下旬，当香港特首曾荫权到中央述职时，温家宝总理根据他访问新加坡时的所得，就“香港如何提高竞争力”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是创新，包括体制的创新和科技的创新。
第二个是知识，就是香港全民素质的提高。
第三就是人才，决定香港未来的发展，根本还在人才，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是。
第四就是环境，不仅要有一个好的法制环境，还要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现在外国企业投资，很注重这两个环境。
温家宝总理对香港发展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新加坡发展的肯定。
推动中国发展的七个因素（1）
推动中国发展的七个因素
——记杨振宁在南洋理工大学的一次演讲
中国的特殊困难在于，西方国家三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在中国要集中在半个世纪里解决。
2008年10月16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应邀到南洋理工大学，作了题为“对全球GDP猛增到反思（以中国为例）”的演讲。由著名物理学家来谈经济发展问题，别有趣味。
“我1922年出生在安徽合肥，那时合肥是个约10万人口的小城市，没有很好的道路，没有电，当然更没有自来水。今天的合肥是个人口超过100万的现代化城市，合肥的巨变令人惊叹。全世界有很多城市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变化。”演讲一开始，杨振宁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大量图片，引出了近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主题。
他认为，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19至20世纪科技的发展。如电的应用、电磁波的发现、计算机的研制、生物工程等，正是这些划时代的科技成果，使全球的生产力猛增。加上20世纪末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经济都在猛增，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而其中GDP增长最快的大国，要数中国。
“像中国这样持续30年以每年近10%速度增长的大国，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面对中国的发展，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何在？”杨振宁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他经过多年思索，认为有下面七方面的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是中国人的勤和俭。勤劳和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为中国人勤劳，所以美国人19世纪引进华工去修铁路；因为中国人勤劳，所以中国的留学生成绩都很好。因为中国人节俭，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这和美国的负外汇储备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是中国人做事比较有耐心，能够坚持。中国的文化是人本文化，它强调的是人和群体的关系，每个人都把社会责任看得很重。西方文化是神本文化，它强调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把个人和群体的关系淡化了。所以中国的小孩比较听话，懂得忍耐；而西方的小孩要求即刻得到满足，做一点事，就马上要得到回报。很多美国小孩念到中学就不想念书了，结果就辍学。而中国小孩虽然也不想念书，但一般会继续坚持下去。做事的耐心多一些，最后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三是中国没有种姓制度。没有种姓制度，就没有复杂的人种冲突。《论语》中有“有教无类”的说法，意思是说不把人分成很多类。看看印度种姓冲突的后果，就知道中国没有种姓制度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四是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中国有2000多年大一统的传统，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有如此长的统一历史。欧洲的面积没有中国大，人口也没有中国多，可是它分成了很多个国家。这和中国的大一统是不一样的。
推动中国发展的七个因素（2）
五是中国在教育上的成功。“我1971年首次回国探亲的时候就十分惊讶，新中国头22年就成功地扫除了大批文盲。我1945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文盲占人口的95%以上。今天你如果要在北京找一个10至30岁间的文盲的话，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有特殊的原因，这是新中国的一个巨大成就。”杨振宁先生说。他说他在清华大学有个学生，曾祖父是文盲，祖父小学毕业，父亲中学毕业，自己则是大学生，这种情况生动地反映出了最近几十年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
六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在公路、桥梁、电网、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建设速度之快，让全世界震惊。1957年中国建成了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1968年才建成第二座长江大桥。现在从四川到上海，沿江的城市都在拼命造大桥，武汉很快就要有第五座长江大桥了，长江上已建成和在建大桥超过了50座。中国近几十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是其他国家不能比的。
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务实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美国大公司的领导到中国考察后，认为跟中国没法做生意，因为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不和国际接轨。到90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西方人都知道到中国做生意是个很赚钱的事情，大量的投资涌向中国。这是因为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以务实、虚心和灵活的态度，对各方面的政策都进行了改进，和国际接轨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提升了。短短一二十年，中国有两亿人脱贫，中国正在成为消费大国，这进一步吸引了西方的投资。
杨振宁认为，在上面列举的七个因素中，前四者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因素，后三者则与中国政府的明智政策有关。
“中国把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三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压缩在半个世纪里，这里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现在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比较突出。”杨振宁说。但他认为，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发展中也曾碰到过。中国的特殊困难在于，西方国家三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在中国要集中在半个世纪里解决。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很大，但他相信中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本事比困难更大，他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充满信心。
杨振宁先生的演讲吸引了1000多名听众。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亲自为杨振宁主持演讲会，他称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此前，南大名誉校长、新加坡总统纳丹为杨振宁先生颁授了南洋理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从整个演讲看，86岁高龄的杨振宁除了稍稍有点耳背外，身体的其他方面表现依然良好。他清晰的思维、渊博的知识和坦诚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中国发展的解读，具有独特的视角和一定的深度，给人不少启发。
服务选民是我的责任（1）
服务选民是我的责任
——访新加坡国会议员马炎庆
怎样才能当上议员？议员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
议员是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那么，作为一名新加坡人，怎样才能当上议员？议员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带着这些问题，2008年10月17日，我来到新加坡嘉德置地有限公司，对马炎庆议员进行了专访。
为参选辞去司长职务
马炎庆21岁获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到英国帝国学院留学；25岁拿下硕士学位，回国后进入经济发展局工作；33岁出任新闻通讯艺术部创意新业司司长；34岁兼任国家艺术理事会规划司司长；35岁辞去司长职务，参选国会议员，成为新加坡国会中最年轻的议员之一……
马炎庆这一串闪光的经历，在普通新加坡人看来即使不是传奇，也是十分了不起。有人把马炎庆归入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之列，有人则将马炎庆看做新加坡政坛的后起之秀。我们的谈话，从他为何要参选议员开始。
“您曾经是政府部门两个司的司长，为什么要辞去政府的职务参选议员呢？”
“在2006年议会选举前，人民行动党遴选候选人，通过朋友推荐，我有幸被选中。根据新加坡法律，公务员不能担任议员，因此我必须先辞去在政府的工作。”
“这对您来说是否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因为尽管您还很年轻，但您在政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级别，并且前途一片光明。”
“这当然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不过我觉得人民行动党推荐我参选议员，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能作为议员候选人我深感荣幸。好在家人对我的选择也非常支持。”
“辞职以后您是怎样找到现在这份工作的？”
“辞去在政府的工作后，我就开始设法找出路。找了以前的一些朋友，请他们帮助介绍工作。结果，有四份工作可供我选择。我经过衡量后，觉得嘉德置地的这份工作比较适合我，就来应聘了现在的职位。”
马炎庆现在是嘉德置地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负责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嘉德置地是东南亚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公司有近万名员工，业务遍及世界20多个国家，核心业务有房地产、服务公寓、金融服务、信托基金等，拥有七家上市公司，分别在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上市。当时，公司总裁廖文良亲自主持了对马炎庆的面试，并很快作出了聘用决定。
“在您找工作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是否曾出面帮忙？”我想，既然人民行动党决定让马先生参选议员，就应该设法帮他找一份新工作。
“不可以的，找工作得靠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如果人民行动党出面为我找工作，民众就会认为执政党在搞以权谋私，这会损害人民行动党的声誉。我能找到这份工作，主要靠朋友帮忙。”
“您没有担心过找不到工作？”
服务选民是我的责任（2）
“没有。我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应该能够找得到一份好的工作。”
“服务选民是我的责任”
在2006年5月初的第11届国会选举中，马炎庆所在的丹戎巴葛集选区由于没有反对党提出候选人，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几名人民行动党候选人不战而胜，马炎庆顺利进入国会。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公司都喜欢在职员中有国会议员的。”马炎庆坦率地说，“因为议员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会和工作时间发生冲突。”他告诉我，嘉德置地对他的议员工作很支持，允许他在工作中两者兼顾，使他不必因为要到议会开会，而占用个人的年休假。
新加坡的政体采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实行议会共和制。新加坡全国划分为84个选区，每个选区产生一名议员，84名议员组成议会，议会中的多数党负责组阁。选区中的候选人必须由政党推荐，为了确保在国会中有少数种族的议员，新加坡从1988年起实行集选区制度，即将五六个相邻的选区合在一起进行选举，组成集选区。各政党在推荐集选区的议员候选人时，必须推一组，其中要有至少一人是少数族裔。选民投票时，只对候选人小组投票，不对候选者个人投票。新加坡现在有14个集选区和9个单一选区。
选民选出议员后，议员就是选区选民利益的总代表。每一名议员都必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代表他们参与国会工作，包括参与国家法律修订、监督政府、反映选区百姓呼声等。接见选民是议员倾听百姓呼声、服务选民的具体行动之一。
“当议员和过去在政府部门工作有很大不同。过去打交道的主要是企业和专业人士，现在打交道的主要是居民，参加社区的活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居民等。”马炎庆说。
马炎庆说，作为一名议员，要牺牲很多个人时间，了解社区选民的需求，维护社区选民的利益。为了尽量少影响在公司的工作，他总是把参加社区活动的时间安排在下班后和休息日。上班在公司忙，休息时间在社区忙，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
“当议员就得付出。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选区的居民看得最清楚。如果你不能为他们服务，他们为什么要选你呢？”马炎庆坦言，小时候他的家境并不好，父亲是个普通职员，家庭的负担又比较重，如果不是获得政府奖学金，他不可能出国深造。因此，他对社会常怀感恩之心。
“我一直在尽力而为，服务选民是我的责任。”马炎庆说。
热爱戏剧热爱生活
马炎庆出身于华人家庭，毕业于以双语为第一语文的公教中学，后又留学英国。独特的经历使他既精通华语，又熟识英文，成为新加坡国会中有着“双文化”背景的少数议员之一。
服务选民是我的责任（3）
在上高中时，马炎庆接触到戏剧演出，从此迷上了华文戏剧。毕业后，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海燕等人”剧团。其中的一位林海燕，后来成了马炎庆的太太。
多年来，“海燕等人”剧团一直坚持上演自创的剧目，把不同背景的新加坡人的生活，以轻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让观众在笑声中得到美的享受，剧团已上演过十多部戏剧。
“一般戏剧是反映社会现象的，看是用什么手法。我们的手法是比较诙谐的，都是喜剧。我们希望自己做得开心，观众看着也开心。”马炎庆说。
在“海燕等人”剧团的演出中，马炎庆通常扮演总策划的角色。这既锻炼了他的领导才干，也丰富了他的艺术感觉。对艺术的了解，让他后来出任新闻通讯艺术部创意新业司司长和国家艺术理事会规划司司长时如鱼得水。
2006年10月，作为国会议员中的“70后”，马炎庆联合11名1965年（新加坡取得独立那年）后出生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共同开了一个集体博客网站（WWW.P65.SG）。这个网站由他们集体出钱请人设计，亲自执笔写作。从此，人们多了一个了解这些年轻议员的窗口，他们的博文，也成为和民众沟通交流的桥梁。
从2008年4月起，马炎庆开始在《联合晚报》的专栏发表文章。几个月中，他的多篇生活随感文章出现在报纸上。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热心戏剧演出、在网站开博客、为报纸写专栏文章等，这些让我看到马炎庆议员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展示出了新加坡新一代议员个性化的形象。
最大危险是改变方向（1）
最大危险是改变方向
——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颜金勇谈中国发展
最大的危险并不是眼前的世界金融海啸，而是因为这次海啸可能导致的长期政策方向的改变。
2008年11月8日，由通商中国、南洋理工大学和《联合早报》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与展望论坛”在新加坡泛太平洋酒店举行。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颜金勇为论坛作了主题发言，并回答听众的提问。
颜金勇早年获得新加坡海外优异奖学金，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83年加入新加坡行政服务，1989年转入私营企业工作，2005年任新加坡大众钢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在2001年和2006年的两次国会大选中，颜金勇都顺利当选国会议员，2005年被委任为新加坡教育部及人力部政务次长，2008年4月被提升为人力部代部长。
最大危险是改变方向
在展望下一个30年中国的发展时，颜金勇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是改变方向。
他说：“今年9月我到天津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在论坛的最后一天，讨论的题目是今后面对的最大危险是什么？讨论的结果是，最大的危险并不是眼前的世界金融海啸，而是因为这次海啸可能导致的长期政策的方向的改变。”
颜金勇打比方说，假如一艘轮船要从新加坡到上海去，途中遇到了风浪，被迫对航行计划作出一些调整，如要找一个港口避避风，这是必要的。但如果航行的方向因此发生改变，不往北走而往南走，到澳大利亚去了，那这艘船就永远到不了上海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改革中也碰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当前的世界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很大冲击，需要采取措施应对。但如果因为短期的危机而使政策方向发生改变，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危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变，必须坚持。”颜金勇说。
成功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在论坛发言中，颜金勇肯定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中国的经验来之不易，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是中国有非常优秀的领导人。过去几届领导，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有着很好的个人素质。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都有一批优秀人才。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都有一个高素质的领导群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和世界眼光，对国际国内局势有很深的了解，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比较切合实际。
第二是中国人都很刻苦耐劳。刻苦耐劳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换句话说中国有很好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任何其他资源所不能代替的。中国如果人力资源不足的话，发展就不可能这么快。如果没有良好的人力资源配合，即使政府的政策都很好，发展还是会受到制约。
第三是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使中国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赢得了很多发展机会。
最大危险是改变方向（2）
今后发展面临三个挑战
谈到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颜金勇认为中国政府正面临着三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是如何使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够持续下去。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展速度会放缓。长期的高速发展，已经使中国的资源、环境等受到巨大破坏，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经到了一定的极限。那么，今后靠什么来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
第二是如何发挥好海内外人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中国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他们中有的回国了，很大一部分没有回国，导致人才外流。中国有什么办法把这部分人才吸引回去，让他们回国服务？政府能不能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网络，使这些人不论到了哪个国家，都能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为中国发展作贡献。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很多人没有回国去，也是能够为中国所用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吸引外国的人才到中国去，让外国人才为中国的发展服务。
第三是如何在高速发展中保持社会和谐。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中国显得越来越突出。城市的发展比农村快些，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也快于农村人口，贫富差距的扩大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一现象是在很多国家的发展中也都出现过，是难以避免的。如何既保持高速增长，又保持社会和谐，这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
新加坡做法可资借鉴
在谈到缩小贫富差距时，颜金勇认为新加坡政府帮助低薪工友的做法，可以作为中国制定政策的一个参考。他说，在经济发展中，总有一些人会落在后面。即使经济如新加坡这样发达，也存在一些弱势群体。新加坡政府从三个方面帮助低收入者，改善他们的生活。
一是改造低薪岗位。新加坡有一个工作岗位改造计划，通过增加工作内容，提高岗位的价值，从而增加工友的工资。比如说商场保安，这是一份收入比较低的工作。如果直接提高保安的工资，就会增加雇主的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力。现在增加保安岗位的工作内容，让他们在商场巡逻的同时观察有哪些设备需要维修，哪里的灯坏了需要换，哪里的地毯脏了要清洗等，然后把所得情况报告给维修部。这样岗位的价值提高了，雇主就愿意给他们更多的薪水。
二是改造工友。新加坡提出了一个终身学习计划，让工友参加学习培训，为低薪工友提供免费的学习培训机会，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以获得更高薪水的岗位。比如说一名保安，通过学习培训，过去他只是个普通保安，现在任保安经理或组长了，这样他的薪水就会提高。
三是薪金补助。总有一些低薪工友，既没有办法改造工作岗位，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对这些工友，政府有一个就业薪金补助计划。只要这些人还在工作，而薪金没有达到规定标准，政府就给予一定的补助。这既不增加雇主负担，又能让低薪工友收入增加。政府通过薪金补助计划，让低薪工友能继续坚持工作，避免他们被社会边缘化。
劳资关系和谐至关重要（1）
劳资关系和谐至关重要
——访新加坡国会议员杨木光
作为新加坡全国工友利益的最高代表，职工总会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提起职工总会，在新加坡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作为新加坡全国工友利益的最高代表，职工总会在新加坡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六位总统中，有三位出自职总，包括现任总统纳丹。在新加坡国会的84个议员中，有八人在职总任职。翻开新加坡的报纸，有关职总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以价廉物美著称的职总平价超市更是新加坡人的最爱。在新加坡的超市中，职总平价超市的销售额占了半壁江山。这一切，不能不令人对新加坡职总产生浓厚兴趣。
职总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职总中央委员会，国会议员杨木光是职总21名中央委员之一，负责改善工友职场安全、身心健康和医药福利,以及推动服务行业提高水平等方面的工作。2008年11月18日，我专程采访了国会议员杨木光，请他详细介绍了新加坡职总的情况。
合作比对抗结果更好
新加坡职总成立于1961年，目前有60多个行业工会，6000多个基层工会干部，50多万名会员。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工运高潮中，新加坡的工会组织十分活跃，他们不断发动罢工为工人争取权利，成为新加坡重要的政治力量。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在职工总会的领导下，工会组织和雇主、政府的对抗关系逐步变为合作关系，他们改以协商方式处理劳资纠纷，维护工友权益。进入70年代后，除1986年曾发生过两天小规模的罢工外，新加坡再没有出现过其他罢工活动。
“一般工会和雇主都是对抗关系，为什么在新加坡会是一种合作关系呢？”在了解职总的发展历程后，我不禁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这是个怎么为工友争取利益的问题。要和雇主作斗争，像韩国、美国的工会，一般都是这种思路。但和雇主合作，更符合新加坡的实际，可以为工友争取到更好的结果。”杨木光回答说。他以制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例作说明。他认为如果职总要求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在新加坡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表面上看这样做是在维护工友的利益，但雇主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雇主付出的薪水太高，他们就会设法把企业搬到越南、柬埔寨去，因为那里工人的工资比新加坡低得多。这样一来新加坡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就会有许多工友因此而失去工作。这对工友来说自然是得不偿失的。
劳资关系和谐至关重要
几十年来，新加坡建立了良好的劳、资、政三方合作机制，工会、雇主和政府通过协商，解决劳资纠纷，共同维护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友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新加坡已经建立工会的企业，90%以上的劳资纠纷都能通过内部协商解决，通过内部协商解决不了的，由人力部调解或由工业仲裁庭作出仲裁。
“劳资关系和谐对新加坡来说至关重要，新加坡不是孤岛，它要面对全世界的竞争。如果因为劳资关系把新加坡搞得不安定，谁还会愿意到新加坡投资？那样新加坡就没有办法发展了。”杨木光解释说。
那么，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是怎么合作的呢？杨木光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企业遇到困难需要裁员，企业工会就会和雇主商量，能否先不裁员？然后工会把问题反映给政府，看政府能否拿出一笔钱来，对需要裁退的工友进行培训。政府对工友的培训根据企业的需要进行，经过培训后工友的技能提高了，就可以胜任新的工作岗位。这样既保住工友饭碗，又促进企业发展。通过政府的帮助，员工的技能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也得到提高，而政府的税金也会随着企业发展而增加。这样，工友、雇主和政府通过合作达成“三赢”，扭转劣势，共渡难关。
劳资关系和谐至关重要（2）
提升技能才能获得更高薪水
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加坡不少企业面临着裁员的压力。为此，新加坡人力部、雇主联合会和职工总会发表联合声明，公布对人手过剩企业的指导原则，要求企业采取多种措施尽量减少裁员。如利用政府的技能提升与应变计划培训员工，采用更短的工时制和灵活的工作安排，调低员工的工资以降低经营成本，把多余的人手作重新安排等。如果企业确实需要裁员，要先和工会协商，并通知人力部，以便相关机构协助受影响的员工找到工作或安排培训。
“我们认为通过培训提高工友的能力，是对工友利益最好的维护。只有工友的能力提高了，雇主才会愿意付出更多的薪水。提高工友的收入，不能靠强制，不能靠法律，要靠工友能力的提升。”杨木光深有体会地说。
增强自身实力才更有吸引力
新加坡的工会会员人数约占劳动力的20%，这一比例与西方国家相当。加入工会的工友，大多属于蓝领工人，他们需要工会帮助维权，而那些白领工人、知识阶层、精英人物，由于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较强，一般不愿意加入工会。
为了使工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自1970年以来，新加坡职总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九个经济合作社。这九个合作社分别是平价合作社、英康保险合作社、托儿服务合作社、安老合作社、安居合作社、保健合作社、储蓄合作社、富食客合作社、媒体合作社。这些经济合作社从不同的角度为工友提供帮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平价合作社。
职总平价合作社的前身，是“职总消费合作社”。1973年，第一家合作社性质的超市在大巴窑成立，它以服务百姓生活为宗旨，以销售价廉物美的日常生活用品为经营方向，通过多渠道组织货源、连锁经营、经营自有品牌、建立生产基地等措施，尽量降低商品的价格。由于超市的商品价廉物美，很受消费者欢迎。当时，新加坡正面对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投机倒把现象严重，物价飞涨，社会不很稳定。职总平价超市的出现，为政府平抑市场物价、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也得到政府大力支持。职总平价超市的营业网点很快覆盖了整个新加坡，营业额稳居新加坡零售业首位。职总平价超市有500个自有品牌，包括香米、面包、食用油、牛奶、快熟面和罐头等，定价一般比其他超市低10%，而工会会员还可在此基础上再享受5%的优惠。此外，职总平价超市还从每年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捐给职总做工会基金和帮助低薪工友改善生活。
“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市场上主要货品的价格受到控制。例如，前些时候米价高涨时，我们从各处进口白米，尽量延迟涨价。当米价下跌时，我们又第一个降价。我们肩负着社会责任。”2008年8月，职总平价合作社主席黄思绵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说。
“在西方国家工会会员不断下降的时候，我们新加坡的工会会员还在不断增长之中，这说明我们的工运做到了与时并进!”杨木光对新加坡工会组织的发展感到满意。
这份快乐不能用金钱买到（1）
这份快乐不能用金钱买到
——新加坡社会热心人士李进军访谈
新加坡的法律偏向于好人，保护正义的一方，这一点有利社会发展。
在新加坡不少人都有过做义工的经历。所谓做义工，就是当社会志愿者，如利用休息时间到学校整理图书，在社区文体活动中充当工作人员等。新加坡的义工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一是在学校里，新加坡的招生政策规定，家长在学校做满一定工时的义工，孩子在上学时可以被优先录取，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都会到学校去做义工。二是在社区里，新加坡的社区属于群众自治组织，这里活跃着一支义工队伍，他们在基层领袖的带领下，义务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把社区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大量社会热心人士参与社区建设，这是新加坡基层工作一道独特的风景。
47岁的李进军家住义顺社区，他在社区做义工已有20年的经历了。为了对新加坡的社区义工有更多的了解，2008年12月7日，我对他进行了采访。
好的制度设计很重要
李进军的祖籍中国泉州，父亲一辈来到新加坡。他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1986年在父母要求下回到新加坡工作。现在他在一家咨询公司任项目经理。
从1988年起，李进军开始在社区做义工。刚开始时，他主要是参与社区的一些青年活动，如义务为贫困学生补习功课、举办歌唱比赛、逢节日给贫困家庭派送礼品、陪伴癌症儿童游览动物园、到社区图书馆讲故事等，每周做义工两小时左右。后来，他的工作内容发生改变，每周做义工的时间增加到半天以上。
在采访中，李进军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他正要去上班，刚从组屋的电梯出来，看见一个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男子慌不择路地跑来，并往楼上跑去。很快，后面有两个便衣警察追来，并问李进军是否看见前面的男子。原来，那男子是一个嫌犯。
李进军如实向警察告诉了嫌犯的去向。由于这栋组屋有三个楼梯口，警察要求李进军帮助守住其中的一个楼梯口，然后他们一边叫人增援，一边上楼搜索。在增援人员到达后，警察又要求李进军到对面一栋楼的顶上，为警察指示嫌犯的位置。在他的配合下，嫌犯很快被捉住了，原来这是一名毒贩。
“要是在美国，我可不敢帮助警察抓犯罪分子，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罪犯身上是否有枪，也不知道警察是否能够保护我。在新加坡这些都不存在问题，新加坡有很好的警民合作、邻居互相守望的制度设计，使很多人会站出来帮助警察。”李进军说：“新加坡的法律偏向于好人，保护正义的一方，这一点有利社会发展。”
因为帮助警察有功，李进军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并得到了一个奖章。李进军曾到过世界上30多个国家，从他的观察看，新加坡的制度可说是最务实有效的。“新加坡政府对人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政府为人民服务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只是个口号，而是落实在具体的工作中，真正改善国计民生。”良好的制度设计，是李进军愿意奉献社会的重要原因。
这份快乐不能用金钱买到（2）
一次永生难忘的经历
在新加坡的社区里，设有不少福利机构与社会救助基金，对困难家庭进行帮助。新加坡公民生活上遇到困难，可以向社区申请救助。
社区福利机构在收到救助申请后，需要对困难家庭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以确定救助金额，这个工作通常由义工完成。在很多时候，李进军就在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工作比较适合于我，它在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我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完成工作。”李进军说。
一次，他到一个困难家庭拜访。这一家三个成年孩子都是先天失明，父亲中风后住了医院，母亲没有工作，急需要社会救助。李进军到他们家后，母亲和三个孩子接待了他。在查看了他们家的水电账单、了解了他们家的困难后，李进军决定离开。可是女主人坚决要求他吃了中饭再走。按照规定，到困难家庭调查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更不能留下来吃饭。但由于女主人的坚持，李进军只好留了下来，并想趁此机会多了解三个孩子的情况。
“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如果在别人家里停留时间长了，就会产生感情上的偏向，使调查的情况不客观。可是这一家的情况实在是太特殊了，我实在不愿意伤害他们的心。”李进军解释说。
女主人在做完饭后到医院探望先生去了，李进军和三个孩子一起吃饭。当他吃到一块肉时，感觉已经馊了，很难吞下口。他真想赶快吐出来，又怕不礼貌，所以忍了一阵子。后来他想到三个孩子根本看不到他，就悄悄把肉吐在纸巾中……但他发觉，和他一起吃饭的三个失明孩子却吃得津津有味。这是他永生难忘的记忆。
后来，这个很特殊的家庭得到了每月2000新元的社会救助。李进军还协助两个较大的孩子进入了特别基本技能培训学校，使这家人的生活有所改善。
“每次家访我们都会找一个理由，把主人家的冰箱打开看一下。如果里面大鱼大肉的，说明这家的生活不成问题。如果冰箱里空荡荡的，说明生活确实遇到了困难。”李进军透露了社会福利机构家访调查的一个秘诀。
这份快乐不能用金钱买到
由于经常和困难家庭打交道，李进军的内心未免会受到影响。有时从一个非常贫困家庭出来，他需要两三个小时来梳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心中恢复宁静并从他人困难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既是保证调查结果客观公正的需要，也是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需要。
“当我从一个困难家庭出来的时候，往往感觉社会的不公平或生命的无常，所以我必须作心理上的调整，防止那些消极的思想会影响到我。否则，我就不可能持久地做这种工作。”李进军说，他学过心理辅导学，一个贫困的家庭或一个心灵受创伤的人，未免会把社会看得阴暗而自暴自弃，甚至有一些会产生自杀倾向，常常聆听他们的埋怨，就容易受到消极思想的影响，使自己也变得消极。
“既然做义工会给你的心灵带来伤害，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份工作呢？”我不禁问道。
“当我能帮助贫困家庭的时候，我不但从他们身上学到好多活生生的人生功课，而且我心中也充满一份难以形容的快乐，这份快乐不能用金钱买到。人生是很短暂的，如果你有能力和时间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让他们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呢？”李进军回答道。
他说，他观察过很多有钱人的生活，发现他们过得并不快乐。金钱并不能买来快乐！他认为，现在新加坡愿意做义工的人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一个生活费十分高昂的小岛国，每个人仿佛都在拼命赚钱，而不太愿意做没有报酬的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
“尽管政府或社会福利机构每年都会做一些宣传，鼓励大家都来做义工，但总的来说，效果并不是很好。”李进军说。
呼唤由点到网的思维变革（1）
呼唤由点到网的思维变革
——听陈绍祥教授讲解网络经济
拥有强大供销网络的企业，已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次，有家中国企业的老总找到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要求给自己的产品提价。他随身携带的资料表明，多年来企业卖给沃尔玛的产品几乎无利可图。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他们赚着大把大把的利润，而我们却一直在为他们白白打工。我一定得让他们提价。”在走进沃尔玛总部大楼前，这位老总这样想着。他甚至决定，如果沃尔玛不答应提价，就以停止供货相威胁。
沃尔玛公司的一位采购经理接待了他。在弄清他的来意后，采购经理没有正面回答。他从电脑中调出一份资料，让这位老总自己看。
老总看了资料后，立即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头脑中所想的，再不是提价问题，而是变成了如何加强与沃尔玛合作的问题。因为他在资料上看到，一大群自己的竞争者正等着给沃尔玛供货呢！沃尔玛若选择其他厂家，他们的利润并不会减少。
这家中国企业和沃尔玛的关系，是一个点和一个网的关系。沃尔玛是一张网，一个点只是这张网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它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陈绍祥教授是研究世界网络经济发展的专家。他常常用上面这个故事，说明一个点和一张网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深，拥有强大网络的企业将会主宰未来的世界经济。网络经济将会大行其道，如果谁认识不到网络经济的重要性，将会在今后的竞争中吃亏。
不可忽视的网络经济
在南洋理工大学，陈绍祥教授所开的课程叫《网络经济与物流供应链》，这门课十分受学生欢迎。他也经常受邀到中国讲学，讲授网络经济的先进理念，被多个中国地方政府聘为经济发展顾问。陈绍祥认为，网络经济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凸现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企业之间相互关联的加深，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仅来自其产品、技术、管理等，同时更来自它所构成的网络。拥有强大供销网络的企业，已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以沃尔玛为例，它本来只是一家零售企业，别人负责生产，它负责销售，两者是对等的。
呼唤由点到网的思维变革（2）
但在它拥有巨大的连锁网络后，生产企业就失去了和它对等谈判的权利。如果企业不和它合作，就无法进入它所控制的销售网络，也就无法进入市场；而如果和它合作，因为有很多竞争对手，企业只能获得最低利润。庞大的销售网络甚至可以左右一家企业的生死，如果沃尔玛中止与某家企业的合作，这家企业就可能因此而倒闭。沃尔玛的这种巨大力量，就是网络经济的力量。
网络经济其实早就存在。现代化的生产是建立在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不同的企业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网络，这其实就是一种网络经济。只是在以往，网络经济的巨大力量还未迸发出来，因此也就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人把网络经济理解为互联网经济，这其实是不准确的。
有位年轻人曾因认识到网络经济的巨大力量而发了大财。这个年轻人把从别人手中买下来的DOS操作系统，免费安装在IBM公司生产的个人电脑上。随着DOS操作系统用户的不断扩大，后来者在购买电脑时，也只有给电脑安装DOS操作系统，否则电脑就会存在兼容问题。而这个年轻人通过对DOS操作系统的不断升级成为世界首富，他就是美国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其实，微软的操作系统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由于其构筑起了一个庞大的用户网络，形成了网络优势，其他的操作系统就无法与之竞争。微软的浏览器也不是世界最好的，但通过和WINDOWS捆绑，它迅速占领了市场。
新加坡是世界重要的海运中心，新加坡港的年吞吐量处于世界前列。每天，世界各地的货物在新加坡港汇集，经过重新分装后再运往世界各地。有不少从欧洲运往印度的货物，先送到新加坡港中转，然后再往回走送到印度。这样转运虽然增加了运送距离，但由于有规模效应，费用反而比直接从欧洲往印度运更低。马来西亚人看到邻国新加坡的港口这么兴旺，也想分一杯羹。他们在离新加坡港不远的地方也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港口，各项设施世界一流，而收费却只有新加坡港的一半。本以为这样一来，新加坡港的很多业务会转移到马来西亚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马来西亚的港口建成后，新加坡的港口依然兴旺。那些走新加坡港口的货物，并未因为马来西亚港口的收费低就转移过去。这是因为当今的世界海运是一张大的网络，新加坡港是世界海运网络上一个重要的联结点，它和世界其他港口在软件上联为一体。而马来西亚的港口虽然设施先进，收费也低，但要融入世界海运网络，还有一个过程。如果货轮到马来西亚的港口卸货，虽然收费低廉，但所需时间较长，和世界其他港口的衔接相对较差，因此最终对货主来说，还是得不偿失。目前，新加坡港已和包括中国大连在内的世界20多个重要港口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和它们在软件上无缝对接。新加坡港利用自身的网络优势，成功应对了马来西亚港口的竞争。
网络经济与“马太效应”
网络经济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网络经济具有一些与以往的经济现象不一样的特性。
呼唤由点到网的思维变革（3）
如网络经济有自我扩张的特性。当一个网络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网络的发展会进入良性循环。在网络效应的驱使下，新的网络加入者不断涌入，使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而网络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增强网络效应，使网络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如此循环。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就表现出这个特性。所以当一个网络占领市场、形成强大的网络效应后，其他同类网络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制约，很难与之竞争。
网络经济还有着边际效益递增的特性。这和一般的企业发展有很大不同。在常规情况下，当企业的投入不断增加时，单位投入的效益会下降，也就是边际效益递减。这是一条重要的经济规律。但在网络经济中，这一规律被改变了。当网络的规模不断扩大时，网络的力量越来越强，单位投入的效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边际效益递增会导致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即在竞争中具有优势的一方，它的优势会不断扩大，而不利的一方则更加不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几年前，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计算：一个集装箱从内地运至上海的运费是2300美元，上海港口的处理费是200美元，从上海港运至美国的海上运费是750美元，美国港口的处理费是150美元，从美国港口运至目的地的费用为250美元。在3600美元的全部费用中，从中国内地运至上海的费用占了绝大部分。昂贵的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中国内地和世界贸易的重要原因。沿海地区的运输成本优势，使沿海经济更好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的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昂的交通运输成本，是造成中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要缩小东西差距，首先必须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否则，中国的东西部差距仍会继续扩大，这是网络经济中的“马太效应”决定的。
如果让你选择一家货物快递公司，你会选择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是有较大网络的，还是没有网络的。你显然会选择前者。因为前者能以更低的价格、更快地把货物送到货主手中。每一个人都这样选择，结果可想而知。世界最大的快递公司美国UPS就已成为这样的一个巨无霸：它拥有258架喷气式货运飞机，并租用346架包机。这些飞机往返于世界405个主要国际机场和364个美国国内机场，每天飞行1890个航段。在UPS公司的“世界港”，每天有近百架飞机从世界各地飞来，它们装载的货物经重新配置后，在当晚又运送往世界各地。强大的网络优势，使其他物流公司无法与UPS相匹敌。
当然，不同的产业由于产业性质不同，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也不同。但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实现由点到网的思维变革
陈绍祥教授认为，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尤其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如果思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就会在竞争中吃亏。
呼唤由点到网的思维变革（4）
他认为企业经营者有三种思维方式。一是“点”的思维，思考问题从企业自身出发，主要从产品、质量、技术、管理等角度研究企业问题。二是“线性”思维，思考问题跳出了企业自身，主要从企业与上、下游供应链的关系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显然比前者进了一步。随着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供应链的重要性。每一个企业都要设法成为供应链的主人，掌握了供应链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一个企业如果做不了供应链的主人，就要设法成为供应链上一个重要的点，否则企业就会被边缘化，最后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三是“网络”思维，思考问题从产业链扩展到产业网络，这是对线性思维的扩展，很多条线就组成一个网，在思考问题时不仅考虑局部利益的最大化，更从整个网络思考问题，追求总体利益的最大化。
陈绍祥认为，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竞争更表现为一种网络的竞争。一个企业拥有的网络资源越丰富，就越有竞争力。在网络经济时代，人们需要以网络思维取代点的思维和线性思维。他以招商引资中的实例，说明从点的思维到网络思维变革的重要性。他说，国内一些城市把国外的大型零售企业招到当地，让它们发展。这从招商引资的角度看，是一个成绩，当地多了一个企业，增加了地方经济的活力。但从网络思维的角度思考，这是十分错误的。这些零售业巨头占领市场后，等于把中国企业的主导权给了他们。他们可以利用网络优势打压中国企业，赚取超额利润，这对中国的发展绝对是失策的。像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就非常注意这一点，他们着力发展自身的零售企业，不把宝贵的网络资源送人。如新加坡的职总平价超市，就形成了自身强大的网络，销售额接近新加坡商业零售额的一半，外国的大型零售企业很难打入新加坡。
十分可惜的是，目前中国各界对网络经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各种利益分割的格局，很难使人们建立起网络思维。有时一项决策，从点的思维看是正确的，但用网络思维思考，就不正确。一些地方盲目上马项目，造成不少投资浪费，究其原因，也是缺少网络思维使然。
“今天的竞争已不是点与点的竞争，而是一个供应链与另一个供应链的竞争，是一个网络与另一个网络之间的竞争。”陈绍祥教授说。他认为新加坡经济的成功，很大部分得益于网络思维，得益于世界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
结语：以新加坡为师（1）
结语：以新加坡为师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经验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更值得中国学习。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新加坡的经验。善于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意义独到
新加坡是个地域和人口小国，自然资源极度缺乏，连建筑用的沙和喝的水都需要进口，经济基础并不好。但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通过实施合理的政策，使新加坡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仅用30年时间，新加坡就从一个落后的三流国家跃入了世界一流国家的行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被人们称为“亚洲四小龙”。进入90年代后，由于受亚洲金融风暴和网络泡沫破裂等影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的经济纷纷受到挫折，但新加坡以其良好的社会治理和正确的政策选择，继续保持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速度。十几年来新加坡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新加坡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继续处于上升之中。
新加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经验，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对中国来说，新加坡经验更有着独到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经验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经验，更值得中国学习。
首先，新加坡和中国都是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因此其发展不可能建立在自身的自然资源基础之上。新加坡发展中唯一可以利用的自然优势是区位优势，新加坡把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使新加坡成为世界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转运中心。在新加坡所在的区域内，新加坡并不是唯一拥有区位优势的地方，但新加坡政府善加利用，使这一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并使后来者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是世界上人均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无论是耕地、山林，还是水资源、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更不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相比。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也只能和新加坡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道路，不能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大手大脚。中国要发展，就只有和新加坡一样，努力把有限资源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其次，新加坡和中国在文化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华人在新加坡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和新加坡的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建设着美好的家园。前不久杨振宁在南洋理工大学作演讲时认为，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实勤劳、节俭的美德在新加坡的发展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人很勤劳。新加坡有句名言，叫“新加坡不养懒人”。新加坡人对工作都兢兢业业，很多人在参加工作后还在不断地学习、进修，每个人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都要努力把自己的才智发挥到极致。新加坡人也很节俭。他们把工资中的很大一部分钱储存起来，用于在退休后养活自己。新加坡政府很注重积累，几乎从不进行赤字预算。经过多年积累，新加坡有17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均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政府通过谨慎理财，使新加坡经济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结语：以新加坡为师（2）
再次，新加坡和中国都有着相似的发展理念。新加坡是个风险意识很强的国家，政府领导人思考的，是新加坡的明天要如何发展，因此政府的各项政策，都着眼长远。同时，新加坡的发展是一种科学的发展、和谐的发展。这一点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正好契合。由于着眼长远，所以新加坡政府在决策时不会因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如这次应对世界金融海啸，新加坡政府每一项对策的出台，无不经过深思熟虑，不为保住眼前小利而动摇政策的根基，把危机当成一次机遇，着眼于危机过后的振兴，多做打基础和提档升级的工作。尽管目前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但新加坡人对未来信心满满。同样由于着眼长远，新加坡的发展是一种和谐的发展，既注重社会的效率，又兼顾社会的公平；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既让能者多劳多得，又给弱势群体以足够的保障。这些做法，使新加坡社会在发展中保持了和谐，在和谐中得到更好发展。
最后，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从历史看，很多新加坡人和中国有着割不断的情感。一次我在新加坡图书馆碰到一个老人，他告诉我他的祖籍在福建，他曾回祖籍看过，那里有他们家族的祠堂。虽然他在新加坡已是第五代了，但他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他说：“我虽然是新加坡人，但我的祖宗在中国，这个本是无论如何不能忘掉的。”很多新加坡人从心底真诚关注和关心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富强。从经济发展看，新加坡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强，中国已成为新加坡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来源地。2008年10月，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前景将更加广阔。从政治关系看，中国和新加坡两国领导人交往频繁，两国间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加。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30多次访问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对中国发展的见解，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访问了新加坡，2010年胡锦涛主席可能到新加坡访问。两国间良好的政治互信，使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来说更加可学。
中国一直在向新加坡学习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新加坡经验就为中国政府所重视。1978年，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小平从新加坡回国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邀请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吴庆瑞访问中国，并聘请他为国务院经济顾问，请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主意。
1980年，时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到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两星期的考察。其间，他问新加坡方面的联络人吴博韬：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水源、能源和劳工更便宜，却无法像新加坡那样吸引到许多外资？吴博韬回答说：“关键在政治稳定和不断提高生产力。新加坡是商业环境风险指数最低的国家，企业家可以放心地在这里经营和投资。”他的回答让江泽民深思。
结语：以新加坡为师（3）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谈话。他要求广东省不仅在经济上赶上亚洲四小龙，而且在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等方面也要超越它们。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在这之后，中国开始派人对新加坡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学习，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司法、金融、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1994年，新加坡苏州工业园项目启动。随着苏州工业园建设而来的，不仅有新加坡的资金和项目，还有新加坡进行园区开发的先进经验及对中国国际经贸人才的培训。这种以园区为载体的合作模式，不仅开创了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新途径，同时也使新加坡经验得到快速传授和扩散。中国在工业园区开发中形成的“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八通一平”等做法，最初是从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的成功经验中借鉴来的。
从1992年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办了针对中国领导干部的短期培训班，讲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经验。从1998年起，南洋理工大学开设经济管理硕士课程，为中国培养中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从2004年起，又开设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到2008年，中国已有4000多名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
为了系统介绍新加坡经验，近几年来，先后有《南方都市报》《学习时报》《东方早报》《羊城晚报》《云南信息报》和《南方》月刊等中国媒体派记者到新加坡采访。他们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介绍新加坡经验的文章。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研究新加坡经验的行列，他们从国家建设、政党制度、经济管理、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发表了不少关于新加坡经验的专著和分析文章。
进入新世纪，中国和新加坡的合作不断推进。到2008年，新加坡已与山东、辽宁、浙江、四川等地成立了经贸理事会；与江苏省不仅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而且还把合作内容扩展到了环保、教育、培训、旅游等方面；与天津则推出了生态城建设项目，这是继苏州工业园后，中新两国之间的又一大的合作项目。
2008年，南洋理工大学的两个硕士课程迎来了中国的128位学员，招生人数创下历史纪录。短期培训班也十分火暴，来自上海、江西、湖北、吉林等地的培训班一个接着一个，在南洋理工大学培训中心，经常是四五个培训班一起开学。仅昆明市就一次派出规划、建设、城管、财政等部门的90名干部，到新加坡管理大学参加培训课程。来自中国的招商团、考察团、旅游团更是不计其数。广东、福建、重庆、安徽、浙江、江苏、天津等地都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团，到新加坡进行招商和推介活动。2008年9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400多人的政府考察团，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考察，考察团规模之大、考察范围之广，前所未见。这些现象说明，中国对新加坡经验的学习，仍处在升温之中。可以说，中国对新加坡经验的学习，是一种全方位的学习；中新两国间的合作，正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向发展。
结语：以新加坡为师（4）
学习新加坡经验不能庸俗化
客观地说，新加坡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无论是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政党建设，还是新加坡的招商引资、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都有很多独到的东西。他们的做法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东方国家，是独特的新加坡经验。
如公积金制度、拥车证制度、组屋制度、医疗健保制度、裕廊工业园的整体招商等，都是新加坡所独有的，是新加坡人在借鉴他人经验基础上所作的创新。
但是中国的国情和新加坡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是个人口、地域小国；而中国是个人口、地域大国。新加坡是个单一的城市国家，没有农村，只有一级政府；而中国城乡差别巨大、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行政工作层次多，十分复杂。正是这种国情上的巨大差距，使很多中国人觉得新加坡经验可看不可学。到新加坡一看热血沸腾，回到国内又觉得无从下手。有些在新加坡行之有效的方法，拿到国内就变了样。这是很多地方学习新加坡经验的困惑之处。
实际上，要把新加坡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危险的。新加坡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应该说，学习创造了新加坡经验的新加坡精神，比学习新加坡经验本身来得更加重要。
在新加坡学习一年，我认为新加坡经验的实质是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与时俱进，这是一切新加坡经验的源泉，是新加坡人的制胜法宝。有人可能说，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这太没新意了吧？可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说到底有的道理并不复杂，关键是如何把这些道理落实在行动中。
李光耀说过，“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出发的：不要顾虑理论。所有令人感兴趣的理论都是有趣的，但它对新加坡是否有效？它对其他国家有效吗？仔细研究后，试试看，如果无效就尝试另一种制度，这是我们取得进步的方式。”新加坡的很多成功做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成功的，不少做法都经过了一个不断调试、改进、完善的过程，并且根据情况变化，处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中。如新加坡的拥车证制度，刚开始时政府对拥车证的数量控制很严，这保证了道路的通畅。但拥车证价格很高，人们对过高的拥车证价格有意见。后来政策就作了适当调整，增加了拥车证的供给数量，使更多的人能买得起车，但道路拥挤的问题又凸现出来。再后来，政府不得不增加对道路使用的收费，用更多的电子收费公路保持交通通畅……新加坡经验并不是固有的，它是新加坡人在实践中的创造，并处在不断优化之中。在实践中，新加坡也有一些做法是失败的，只是他们能较好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最终取得成功。不少来自中国的学习者过于注重新加坡的具体做法，以一种静态眼光看待新加坡经验，而忽略新加坡经验的实质，这是十分错误的。
新加坡政府总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并对政策进行不断检讨和改进。他们不受框框的约束，只要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就会坚持；他们以一种国际眼光审视自己的政策，积极借鉴和吸收他国的经验，并使之新加坡化；他们以一种时代的、前瞻性的眼光检讨已有的政策，对那些不适应于实际变化的政策及时进行改进，有时甚至是作出反向的调整。总之，新加坡经验是处于变化中的、发展中的。
在学习新加坡经验时，新加坡的一些具体做法固然值得学习借鉴，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新加坡经验的实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制度性的东西跟产品不一样，不是一双鞋，学着造就能造出来。”他认为向新加坡学习，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新精神，而不应“流于模仿”。
看到一期又一期的培训班走马灯似的在新加坡举办，一个又一个的招商活动走马灯似的在新加坡进行，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走马灯似的在新加坡访问，我不禁感到疑问，中国人究竟在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向新加坡学习？学习新加坡经验一定要到新加坡来吗？如果把向新加坡学习仅仅理解为一种形式，只是到新加坡走一走，看一看；搞一哄而上，一阵风；甚至只是借机到新加坡公费旅游一番，这样的学习未免太庸俗化了，就变了味，也绝不可能收到实在的效果。我们该怎样以新加坡为师？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