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走向超级大国——中国及潜力大国崛起战略研究
前言
一、本文的目的
我们知道，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期，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逐步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超级大国，但是，中国的发展必然引发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巨大变化，势必引起某些势力、尤其是国际社会既得利益者的不安与恐惧，它们很可能采取各种手段竭力遏杀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走向超级大国之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必将充满艰辛和曲折。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中国如何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以相应的内政——主要包括经济和军事——和外交等手段为战略措施，从容应对不利局面，实现成为新兴超级大国的战略目标。另外，本文试图将中国的崛起战略进行抽象总结，试图寻找国情和所处国际政治环境与中国相类似的潜力大国普适性的崛起战略原则。
二、超级大国与潜力大国的定义
在开始下文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精确定义一下超级大国、潜力大国的概念。本文所谓的超级大国与传统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并无二致，即是指那些拥有全球利益的、军事、经济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全面领先的国家。比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冷战时期的美国、苏联，后冷战时期的美国等。这种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国际事务中能（运用各种手段）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国家意志，控制着全球的资源和市场，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政治格局，从而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获取最大利益。因此，超级大国是国际社会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一批以迎合超级大国的意志的国家，也能够获取由超级大国分割给他们的部分利益。由于超级大国在世界上拥有最为广泛既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反过来又是支撑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因此超级大国具有维护（最大程度符合自身利益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强烈、近乎本能的愿望，对有潜力向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挑战的国家具有天然的排斥、打压的欲望。
本文所谓的潜力大国，是指在目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在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国际政治、文化影响力等各个方面全面落后于超级大国、但是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只具有有限的综合国力，但是其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市场资源十分丰富，足以支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日后足以成长为新兴超级大国，挑战老牌超级大国的地位，从而彻底改变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因此本文所指的潜力大国，并不是指那种如新加坡、韩国、智利等由于种种限制发展潜力有限的国家，而是指起点虽低，但是发展潜力巨大国家，比如当今世界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待续)
三、中国及本文讨论的潜力大国所处国际环境
当今中国以及本文所研究的潜力大国崛起过程所处国际环境是：首先，世界上存在着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既得利益者一个或若干超级大国或一体化超级政治势力联盟，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这些政治势力打压、甚至消灭一切有可能挑战它们现有地位的潜力大国，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实力最强的政治势力成为潜力大国最坚定且致命性的战略对手，潜力大国的崛起趋势在超级大国的全方位打压下具有很大的夭折可能性。其次，其它国家或一体化政治势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些国家中有些国家与潜力大国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潜力大国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的全面合作；有些国家与潜力大国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但是无法给予潜力大国致命性威胁并改变潜力大国的崛起趋势，潜力大国和这些国家处于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之中。
由于潜力大国有在未来成为新兴超级大国的巨大潜力，因此，潜力大国不管其主观愿望、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具体表现出来的国家政治行为如何，这些国家都将是超级大国天然的遏制和打压的目标，避无可避，因此，伴随着潜力大国在崛起之路上的每一步发展，都会遇到别的类型国家所碰不到的（主要来自超级大国的）阻力，不得不迎接来自超级大国对自己的全方位遏制、甚至武力打击的严峻挑战，因此，潜力大国的发展壮大决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艰辛的。由此可见，潜力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须将应对超级大国的全力打压作为崛起之路上的首要战略，因为这事关潜力大国生死存亡。
而在潜力大国的崛起过程中，超级大国会在哪些方面、采取什么方式来遏制潜力大国呢？潜力大国应该采用哪些反制措施，使超级大国无法遏制自己的崛起之路呢？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总结出能够指导潜力大国应对超级大国打压的有效措施。同时，这对一直被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重点遏制和打压的中国而言，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地缘政治理论简介
在涉及到国际政治问题的讨论时，地缘政治理论是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分析工具，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缘政治理论在表现出独有的优点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果潜力大国完全按照地缘政治理论的教条制订崛起战略，将无法以最高的效费比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甚至使国家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因此，对地缘政治理论这一重要工具进行深刻反思，揭示地缘政治理论的合理和不合理的因素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对潜力大国的崛起战略的探讨过程中将逐步揭示这一点。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以下是国内外一些重要的辞典对地缘政治下的定义：
1、《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说：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地缘政治指出某些固素对决定国家政策的重要性，诸如在获得国家利益，控制海亡交通线，据有战略要地等”。
2、《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说：“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个部分，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把地缘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定有相当的影响。”
“这些定义对了解什么是地缘政治学是有帮助的。但要进一步了解地缘政治学，光有这些基本定义又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国内，“地缘政治”与“地理政治”是通用的，而严格说来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在英文文献中往往指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而后考则指一般的地理政治，待别是指英、美等国的地理政治学，但为了方便起见本书的地缘政治与地理政治两个概念是同等意义的。
2、在范围上，地缘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这也是运用最广的一个界定；二是中等层次的、主要指比一个国家的周边范围更广泛的地区，是区域主义或地区主义的地缘政治；三是大的地缘政治，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把世界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研究，运用这一层次的地缘政治的多是大国、尤其是那些具有世界战暗意图的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地缘政治在这一层次上多半涉及大国之间的关系。
3、地缘政治是确定国家的利益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对理解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是有很大帮助的，是一种有益的工具．但不能把什么都归于地缘政治，特别是要把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国家和外交活动等概念区别开来。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是较紧密的，其包括的内容也是有重合的，但也有区分，不能混同使用。
4、地缘政治有两个较鲜明的特点：一是它的开放性．任何一种地缘政治都是把一个国家与周边的国家和边区相联系，把一国与世界各国相联系，是两国和两国以上的国家之间发生的联系，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内进行地缘政治的活动；它的第二个特点是：任何地缘政治都离不开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互动影响，地缘政治并不是专谈政治而不谈经济和文化。实际上任何地缘政治的变动都是与经济、文化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人们所说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二个世界，中心与边缘等地缘政治的重要概念全部是包含了经济和文化的内容在内的。”
“人们在地缘政治的长期实践中大致形成了七大思维定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缘政治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是：
1、富国强兵是地缘政治关系中的第一要义。
2、地缘政治中可以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它可表述为：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井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地缘的远近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距离近的国家，相对于距离远的国家来说，对本国的影响会大得多。
3、地缘政治中没有永恒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
4、地缘政治的重点会随着地缘经济的重点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而转移。在一个时期，每个国家都有其相对不变的地缘政治的重点。决定这一重点的首先是本国的地缘安全利益的需要，可能会对本国安全形成重大威胁的国家往往也会成为这一时期本国地缘政治防范的重点c第：是本国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经济发展的地区格局的变化也是地缘政治重点变化的手：要依据。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加，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5．追求大国的保护是小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本能反应。
6．边疆、边界、领上在地缘政治中是重要因素。地缘首先在于缘边、缘海，因此地缘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缘边政治、边疆政治、领土政治。
7．地缘政治格局的追求目标是地区的实力均衡。
地缘政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近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举动和发展会对周边国家带来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一定是指对本国形成直接的军事威胁，而更重要的是它对邻国会带来什么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相对的。如邻国强大了，本国如果没有相应的发展，或有发展较慢，就会变得相对落后，反过来也是一样。”
（以上摘自《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叶自成主编》）
从上文的引述可知，所谓的地缘政治理论，主要是研究地理因素对国家及国家间政治态势，和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那么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呢？它们主要是指国家的疆土的大小、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领土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国家的人口和民族的自然属性等要素。从现实和历史看，一个国家的地理要素对国家的影响方式是多样的，地理状况如位置、地形、池貌及气候等，对一个国家的潜力具有直接影响。与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相比，地理因素对国家的政治的影响是较为直接的、也是较为确定的。
第一编 在超级大国遏制情况下潜力大国的经济发展
第一章 影响国家经济利益的因素
那么国家政治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一个国家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而国家利益最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通俗地说，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就是努力使国家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安全，达到民富国强的理想境界。因此，超级大国对潜力大国的遏制，根本手段是损害潜力大国的（主要由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构成的）国家利益，使潜力大国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对潜力大国来说，要有效化解超级大国对自身的遏制，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战略措施，充分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使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实力持续、快速地发展，最终完成（主要由经济和军事实力构成的）综合国力的质的飞跃。
本编首先讨论潜力大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利益的战略措施。经济利益是所有国家最为看重的利益，是国家得以生存、发展和自卫的物质基础，国家经济利益具体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成员物质财富的获得，而维护和提高国家经济利益的手段就是发展国民经济，使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成员的物质财富得到相应提高。
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成员物质财富的增加必须借助以下途径获得：一、在国内，各种类型的产业持续发展，一方面使国家税基扩大，财政收入增多；另一方面，各类型产业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使在社会成员收入得到相应增加；二、民族企业竞争力提高，并使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得到提高，民族企业从世界市场带回的利润通过金融市场向社会成员进行分配，使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得以增加。在这两个途径中，国内经济规模的扩大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使国家经济利益得到进一步加强，就必须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具体措施如下：
一、国家必须获得和控制更多的自然资源。这是因为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生产的原材料和能源，是物质生产能够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源瓶颈是制约国民经济中物质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这个国家获得和控制更多的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克服资源瓶颈。
二、获得更多的资本，资本和自然资源是物质生产能够进行的两个基本条件，资本可以构造从自然资源到产品的整个生产条件，比如修建厂房，招聘员工等，更多资本的获得将能够扩展物质生产的规模。
三、扩大可进入市场规模，所谓可进入市场，是指通过法律规定且排除任何非法律强制力作用的、向所有符合条件者公平开放的市场。国民经济中，物质和非物质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市场需求，国民经济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只有转变变为商品，生产才能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如果没有市场需求，那么再高的生产力也无法创造出物质财富来，经济发展就没有空间。因此，只有通过不断扩展市场，才能使扩大了的物质和非物质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成为商品，使物质和非物质生产完成获取利润的目的。可进入市场的规模限定了物质和非物质生产的最大可能规模，
四、提高与经济相关的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物质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水平、商品营销水平等，这几项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民族企业的竞争能力的强弱。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自然资源、资本、拥有规模庞大的可进入市场，这样就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的足够的条件和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马上就能成为经济强国，因为在当今世界，所有可进入市场都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的性质。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通过非法律手段垄断这些可进入市场。因此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得到更高质量地发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民族企业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可进入市场中所占据的竞争地位，只有当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取得优势，这个国家才能从这个可进入市场中获取更高的利润并相应提高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并且，更重要的是，民族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将形成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优化国民经济型态，使国家能充分掌握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下文详述）。因此，提高民族企业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重要性将不断上升。
因此，超级大国如果要有效遏制潜力大国经济利益的获得与提升，其战略措施必然全面覆盖上述的影响国家经济利益几个方面之上，即通过对各因素都采取相应遏制措施损害潜力大国的经济利益。反之，超级大国对潜力大国经济利益的损害效果就大打折扣。对潜力大国来说，不能将有效反制超级大国的遏制寄托于超级大国的战略缺陷之上，而是要充分准备，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能有相应的反遏制对策，不至于丧失斗争的主动权。
再来看看地缘政治理论在分析超级大国与潜力大国经济利益方面斗争，指导潜力大国取得反遏制斗争胜利方面的作用：在上述这几个影响国家经济利益的因素中，资金规模、市场规模和民族企业竞争力这些因素基本上地理因素无关，与地理因素有关的只有自然资源一项，这充分说明地理因素只是对国家经济利益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唯一地理因素的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产力水平下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科技的发展，特殊的自然资源的作用将显著下降，因为，通过科技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不断发展进步，国民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原料与能源将可以从巨量的物体中获取，而从这些普通物体中提取的新材料和新能源可以完全取代原有的材料和能源。比如人们可以从海水中提取无尽的、清洁的能源，而海水的拥有量是无限的，它完全可以取代石油和煤炭；又比如通过纳米技术，人们可以用普通材料制成需要的特殊材料，取代钢铁等金属。如此一来，数量有限的有特殊作用的自然资源将被数量几乎无限的普通物质所代替，特殊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一落千丈，于是自然资源拥有量将不再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利益的重要因素了——当然可预见的将来，上述其他的几个因素还是对国家经济利益有几乎相同重大影响——。
由此也引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当一个国家以获取或维护自然资源作为目的制订内政和外交政策时，，必须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和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准确地预见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作用的变化，而不能将它的作用绝对化。在这种眼光的审视下，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的重要性在不断地变化，而这个国家与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关切度也将随之变化，对其他因素的变化也应作如是观。总之，潜力大国应该随时观察决定国家经济利益的各种因素的种类、性质和其变化，最终决定了这个国家综合策略的适应性变化。
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潜力大国如何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之时，如果完全以地缘政治理论来指导国家制订反遏制战略措施，那么所制订的战略措施必然是缺乏针对性和基本无效的。潜力大国必须突破地缘政治理论的束缚，以全新的、真正适用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理论指导潜力大国战略措施的制订。
第二章 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争夺
第一节 立足国内的原则及其措施
潜力大国在走向超级大国的崛起这一较长时期内，其综合国力落后于超级大国，表现在军事能力方面，潜力大国只能是区域性的大国，只能在其领土周边地区与超级大国相抗衡。潜力大国基本上无法在远离国土区域，通过武力投放有效对抗超级大国，保卫自己遍布全球的经济利益。
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的“粮食”和“血液”，对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大国来说对自然资源占有的渴望更是强烈。超级大国完全可以从控制潜力大国自然资源的获取能力遏制其经济发展，而潜力大国如上所述，在军事实力方面明显落后于超级大国，无法保证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安全地获取自然资源，那么潜力大国如何能够有效应对超级大国在这方面可能的遏制呢？
我们认为，潜力大国首先必须将影响国民经济的主要自然资源的供应立足于国内，这是对抗超级大国遏制的最根本途径。这是因为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都不容接受外来干涉的影响，超级大国很难利用其强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直接干涉一个国家、尤其是潜力大国的内部事务，潜力大国内部事务实施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该国手中，因此，在和平状态下，国内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若一旦国际形势向极端化方向发展，超级大国企图通过武力来夺取或消灭潜力大国的自然资源，那么战场也在潜力大国的周边地区，受地缘因素影响的潜力大国的军事能力最大化，完全可以与超级大国进行对抗，战争并不能摧毁潜力大国的控制国内自然资源的能力。潜力大国一般而言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由于存在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无法确切掌握所有自然的确定的蕴藏量，同时开发程度也有欠缺，但是自然资源开发潜力是巨大的，这为自然资源的获取立足国内奠定了基础。总之，立足于国内原则使潜力大国在自然资源的反控制上占据了相当主动位置。
潜力大国要做到自然资源的获取立足于国内，就必须保证国内产出的自然资源能够基本满足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需要。上文说过，如果潜力大国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超级大国只要依靠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控制潜力大国从国外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就能重创潜力大国的国民经济，而潜力大国几乎没有有效的措施应对这种局面，潜力大国将处于异常不利的地位——本文论述的潜力大国应在国内拥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在争夺自然资源方面与超级大国进行斗争，否则本文将失去立论的基础——。而如果潜力大国从理论上可知其国内蕴藏的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了斗争胜利的客观可能性。但是，自然资源理论上的丰富蕴藏并不等于潜力大国国家能够完全掌握具体的蕴藏情况并加以开发，必须通过特定的实践去验证理论的正确性，从而把自然资源的利用立足于国内的客观可能性转化为客观的事实，而这种实践活动就是自然资源的勘探
这就要求潜力大国必须加强重要自然资源的勘探工作的广度和力度，只有加强自然资源的勘探力度，国家才能在最短的时期内摸清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家底”，为大规模的开发创造必要条件。具体做法是：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度和紧缺度进行排序，制定详细的勘探计划和勘探目标，指导勘探资金的投入方向和具体投入规模。值得注意的是，潜力大国对自然资源勘探的投入应该带有强烈的国际政治斗争的诉求，即必须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导向，而不能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以自然资源外购和自采的成本比较的方式来决定国内自然资源勘探和自然资源开发的价值。国际政治因素——如超级大国对潜力大国的遏制——的作用在潜力大国的关于自然资源获取方面的决策中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时甚至是一个主导性的因素，因此不能忽视。必须在综合考虑国际政治因素的作用的前提下，以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制定自然资源战略。
比如，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对国内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其成本远高于中东地区，从经济角度说，从中东地区购买石油远比在国内勘探和开采石油来得合算，如果不考虑国际政治因素的作用，单从经济角度决策，那么停止国内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向中东地区购买石油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对中东地区、以及中东到中国的海上航线的控制与美国相比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美国可以轻易地通过起国际政治影响力影响中东地区国家与中国的石油合作关系，甚至采用极端手段——比如军事手段——来制止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如果中国石油主要依赖进口，并且出于经济因素，主要依赖价廉物美的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同时对国内石油勘探的加以忽视，国内生产石油潜力无以支撑国民经济的运转和发展，那么中国的经济安全将是极其脆弱的。中石油公司某领导在前段时期说，与其在国内勘探和开采石油，不如在中东购买油田进行勘探开发，从上文的论述可知这是多么短视和错误的观点。
另外，对中国来说，在领土附近有争议的地区加大开采自然资源的力度也是扩大自然资源出口国内供应能力的有效途径，比如到南海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就是增加国内石油供应能力的好办法。现在的南海成为世界上领土、领海争议最激烈的焦点地区，多个国家——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声称对南海地区拥有主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资源”的原则。但是，由于缺少（除武力之外）必要的威慑力，那些东南亚小国根本无视该原则，纷纷在南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和开采。当然，如果中国要通过武力阻止它们的行为，就凭这些小国不值一提的军事力量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中国不愿意因此而破坏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维护者的形象，在不到万不得以的情况不会使用武力，这就造成了中国坐视自然资源流失而无能为力的被动局面。
我们认为，在不愿意动武的前提下，中国与其坐视这些小国在南海地区肆无忌惮地勘探和开采石油，还不如加入勘探和开采南海石油的行列。中国的经济实力远强于这些小国，完全可以评借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在短时期内在南海地区建立若干海上石油勘探和开采区，并使年开采量尽可能地放大。如果中国在南海主动占领了大片海域进行石油勘探和开采，由于这些小国武力不值一替，面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除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没有其它办法，中国根本不用理睬。另外，这些小国由于经济实力的十分有限，无力在南海和中国进行扩张海域控制领域的竞争，中国无疑将因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只有主动出击才能保持在事务中的主动地位。另外，南海油区离中国大陆不远，海上油区和海上运输线在中国空军、海军的控制范围和中程地地导弹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即使美国出动海军打击中国的海上油区和海上运输线，中国军事力量还是具有反制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第二、潜力大国要牢牢把握国内自然资源的拥有权和开采权。潜力大国在很多时候，因为资金、技术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原因，吸引了一些国外战略投资者投入资金参与国内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虽然通过这种方式，使潜力大国获得了相应的技术和更多的资金，加快了国内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但是在这个方面过度地依赖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将给国内自然资源的稳定产出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谁也无法预料到国际政治局势的走向，而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经济行为不可能不受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更为严重的局面是：潜力大国进行国内自然资源勘探和开发的主要的民族企业，被国外战略投资者通过受让最大股权而被其所控制，那么潜力大国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失去对国内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而占据控股地位的国外战略投资者通过企业的合法的决策，依照自己的意图——不能排除某些意图带有对潜力大国进行遏制的成份——决定开采的自然资源的用途，控制国内自然资源对国内的供应。这样一来，潜力大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果因此，由此可见，潜力大国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勘探和开发国内自然资源虽然是可取的行为，但是潜力大国必须有牢牢地掌握重要国内自然资源控制权的强烈意识。经营重要自然资源的合资公司可以将一部分股权出让给外商，但必须保证民族企业的绝对控股权，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第三、潜力大国要降低单位产值自然资源消耗率，使经济增长不必付出自然资源高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为了保证自然资源不成为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必须要开源——即扩大自然资源的获取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节流——即在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潜力大国对两者应同等重视，不可偏废。那么，潜力大国如何才能降低单位产值自然资源消耗率呢，尤其是在潜力大国处于重化工业阶段这一经济发展必经阶段呢——重化工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国家军事实力的物质保障，绝不能放弃——，最根本的措施是将国民经济中的资源消耗问题作重点研究，探讨用科学手段降低相同产出自然资源消耗的科学技术，并且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去。国家一方面要通过财政手段重点支持这方面的科技研究，尽可能地取得突破性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和鼓励企业运用科技成果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改造，并通过强制手段限制资源耗费量大而收益有限的企业的设立和发展，使提高资源利用率成为企业运行和发展的自觉地、高度重视的一个因素。
第四、必须加快能够替代现有自然资源——尤其是将要枯竭的自然资源——的新材料、新能源的研究。我们知道，现在广为使用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比如石油、铁矿等——的蕴藏量是有限的，经过大规模、长时期开采，总有枯竭的时候，比如石油的可开采年份已不到百年。同时越是到（对经济有战略性影响的）自然资源接近枯竭的时候，各个国家对世界范围内的这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欲和争夺就越激烈，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占有了这些越来越稀缺的战略性的自然资源，那么其国际地位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就会得到很大提升。在对自然资源的疯狂的争夺中，对在综合国力各方面相对于超级大国都处于劣势的潜力大国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上文我们说过，通过科技的进步，国民经济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将可以从巨量的普通物质中获取，或是取之不尽的新能源和新材料能够代替老的原材料，而这两类物质即使在任何国家的国内的蕴藏量都是惊人的，满足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是轻而易举的。潜力大国如果能够在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并取得重大成果，获得远较现在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国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摆脱特殊自然资源的瓶颈制约。更为重要的是，自然资源不再成为超级大国遏制潜力大国经济发展的工具，也使潜力大国在制定外交战略时少了一个顾虑因素，大大减轻了潜力大国所承受的来自以超级大国为核心的国际敌对势力的压力。
比如，对中国来说，煤化油技术就是一个值得重视和产业化的技术，所谓煤化油技术，是指出通过一系列的工艺措施，从煤中提炼出各种燃油产品的技术，现有技术可以从大约5吨煤中提炼出1吨燃油。对中国来说，通过煤化油取得的燃油的成本价还略低于国际油价，成本具有相对优势。我国煤炭资源十分丰富，而石油资源相对短缺，如果这个技术能够大规模实用化，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石油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因此，煤化油的大规模实用化，技术不是主要问题，而取决于国家的投资力度。对于作为潜力大国的中国来说，煤化油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疑将极大缓解由石油紧缺带来的发展难题，美国遏制中国从海外获取石油的的企图也将破产。
在以上几个应对措施中，加快国内自然资源的勘探力度、加强自然资源节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是在现阶段快速实现自然资源获取立足于国内的有力措施，是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同时这两个措施拥有同等重要度；而研究开发新资源应是着眼未来的长线战略性措施。国家对这几个措施的资金投入应充分考虑上述措施的性质。
第二节 获取国外资源的原则及其方式
一、选择主要自然资源出口国的原则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潜力大国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应立足于国内，但是首先在特定阶段，潜力大国并不能保证所有自然资源能够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必须从国外进口以弥补缺口，这种对国外自然资源的需求是刚性，如果这种需求无法满足，因为缺口无法弥补，必然损害国民经济发展；其次，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日益匮乏，价值越来越高，在加大勘探力度，基本摸清国内自然资源蕴藏量的前提下，多用国外资源，尽可能多少开采国内资源不失为有战略眼光之举，另外潜力大国加大自然资源的进口，国内的自然资源就可用作战略储备资源，以便在突发事件导致自然资源输入中断时，能够发挥重大作用，进口自然资源使潜力大国增强了日后与超级大国抗衡的砝码。这种对国外自然资源的需求是柔性的，如果这种需求无法满足，可以通过多开采国内资源进行弥补，对国民经济影响十分有限。
以上两种情况都要求潜力大国从国外进口自然资源。我们将潜力大国对国外自然资源的柔性需求的情况放在后文论述，本节讨论潜力大国如何维护自身对国外自然资源的刚性需求。我们在前文中说过，潜力大国没有能力通过军事力量的投放完全保护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涉及自然资源方面的国家利益，为了防止超级大国通过遏制潜力大国的从国外进口自然资源输入来打压潜力大国的国民经济，潜力大国必须通过有效手段进行反制。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自然资源输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呢？首先要求潜力大国在自然资源获取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与资源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尽可能地拓展自然资源的来源；其次，要求潜力大国必须根据稳定性和安全性原则，选择特定的自然资源出口国作为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合作伙伴，这个国家必须成为潜力大国弥补资源刚性缺口的主要进口国。
如何才能确定最重要的资源合作伙伴呢？这就必须通过特定的方法进行选择。我们认为，这种方法最根本的原则是：自然资源合作伙伴的重要度，应由潜力大国对自身在该国拥有的自然资源方面利益的控制力水平来决定——其中地缘因素是控制力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潜力大国的这种控制力，是通过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来保障的。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潜力大国从国外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呢？我们认为，主要因素有两个：首先，由于超级大国是潜力大国的最主要和最强大的对手，它对限制自然资源向潜力大国的输入具有最迫切的愿望和最有力的遏制手段，因此，超级大国有意愿、也有实力破坏潜力大国的资源进口能力。其手段包括切断潜力大国进口资源的运输线路，以政治手段威胁利诱自然资源出口国放弃与潜力大国的资源合作，以武力手段攻击潜力大国在资源出口国的资源开采基地等等；其次，自然资源出口国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既包括上述的在超级大国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也包括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下的主动选择——无法保持与潜力大国的原有合作关系，进而破坏自然资源向潜力大国的出口协议。
因此，潜力大国对自身在自然资源出口国拥有的资源方面利益的控制力水平，是由应对上述两个因素的综合能力大小所决定的。这种控制力实现的理想目标是：有足够能力抵御作为战略敌人的超级大国破坏潜力大国的从自然资源出口国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有足够能力使自然资源出口国丧失威胁潜力大国在该国的自然资源利益的能力，潜力大国挑选出的自然资源合作伙伴必须能够满足上述要求。
二、选择最主要资源合作伙伴的具体方法
首先，潜力大国应把超级大国通过武力削弱潜力大国从国外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做为最大威胁，这种威胁虽然发生几率小，但是其作用是直接和致命性的，潜力大国只有以武力的方式才能解除这种威胁。在现有军事科技条件下，国家军事实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潜力大国和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的对比在不同地理因素下是不同的，潜力大国可以利用地理因素提升与超级大国进行武力对抗的能力。因此，潜力大国所确定的主要的资源合作伙伴，首先必须考虑其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使潜力大国有能力在这种（该国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下，该自然资源出口国作为可能的战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超级大国军事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大国军事优势、克服劣势的战场，使潜力大国能有效对抗超级大国武力对潜力大国在该国的资源开采基地和资源运输线路的武力攻击。这就要求我们可以以此为标准，对自然资源合作国家的重要度作评判。
从这一点来看，对自然资源拥有国的选择，地理因素是必须加以考量的因素。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在不同的军事科技水平下，地理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和国家间军事实力对比的影响是不同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地理因素对国家军事实力和国家间军事实力对比的影响在不断下降。比如随着远程精确武器和空天战斗机的出现，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具有全球范围的瞬时打击能力，而这种能力将大幅度地消除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对军事能力的影响。比如如果中国拥有空天飞机，将大大提升中国的远洋军事实力，具有了和美国在远洋进行武力对抗的能力，那么美国海军对中国——中东石油航线的控制力将大大下降，该航线和中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的安全性得到强有力的保证。这样一来，中东及中国——中东的航线如果成为中美发生武力对抗的战场，中国也将不处以劣势，该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石油合作伙伴就是合理的，中国的整体石油战略也应因此而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密切注意世界军事科技水平的发展趋势，进而分析地缘因素对国家军事实力影响力的变化，调整与各资源出口国的关系。
其次，潜力大国即使和某自然资源出口国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但是地缘政治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国际形式变化莫测，对一个国家来说，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潜力大国应该对潜力大国与资源合作伙伴国关系可能的恶化做好充分准备，才不致于处处被动，从保护潜力大国在国外自然资源利益的角度看，就要求潜力大国对（尤其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合作国保持足够的军事优势，足以吓阻该自然资源出口国由于种种原因撕毁协议、剥夺潜力大国在该资源输出国的一切合法权益的行为。如果潜力大国没有此能力，那么该自然自然出口国将具有控制潜力大国经济命脉的能力，潜力大国获取国外自然资源的安全性是不可靠的。因此在选择某自然资源出口国家为潜力大国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合作伙伴时，必须通过研究，仔细论证潜力大国与自然资源出口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得出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的两者之间的正确的对比，对各自然资源出口国的重要度进行评判。
第三、应该考察一下超级大国政治影响力在全球自然资源出口国的具体状况，这是因为超级大国对某资源出口国的政治影响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该国的国家行为中所体现的超级大国意愿的强弱，直接左右该国对潜力大国的外交政策和合作态度。由于超级大国不遗余力地遏制潜力大国，如果超级大国对资源出口国的国家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该资源出口国就可能成为超级大国遏制潜力大国的合作伙伴，如果潜力大国同这样的资源出口国进行资源合作，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合作伙伴，那么这种合作将蕴涵（主要源于超级大国意志的）不稳定、不可靠的因素。因此潜力大国应尽可能地选择受超级大国政治影响力较弱的自然资源出口国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以此为标准对各资源出口国进行评判。
最后，潜力大国还必须仔细研究并正确认识各自然资源出口国的国家战略，判断一下潜力大国在这些国家的国家战略中的所处的位置，并且通过对各种显现和潜在因素的研究，预测这些国家针对自身的国家战略的变化趋势。如果资源出口国在其国家战略中，将潜力大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将发展后的潜力大国视为主要敌手，那么它就不会真正与潜力大国建立长期的、友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就有可能依托自身实力或引入外来势力——更有可能是超级大国的势力——来对抗潜力大国，遏制潜力大国的发展。这种情况将使两国之间不时产生激烈的政治斗争，对潜力大国在该国的自然资源利益的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因此自然资源出口国对潜力大国的现在的和可预见将来的友好度也应成为潜力大国选择最重要自然资源合作伙伴的重要标准。
我们可以以打分的形式，对作为潜力大国资源合作伙伴的资源出口国的重要度进行量化。具体作法是：对各资源出口国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打分，然后计算出各资源出口国所得的总分，最后依据各资源出口国的总分大小筛选出潜力大国的最佳资源合作伙伴。必须指出的是，各影响因素的最高分值虽然相等，但是由于各因素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因此在计算总分时各因素权重是不同的。从上述论述可知，潜力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对比是潜力大国选择自然资源合作伙伴的最重要因素，其分值权重应为最大，以下各影响因素的分值权重因为重要度的递减依此减小。总分最小的资源出口国可被挑选为潜力大国最重要资源合作伙伴，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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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述原则和方法指导中国选择最重要石油合作伙伴
近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的周期，经济发展之快出人意料，中国国民经济如虹的发展气势无疑大大刺激了一贯将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为了最大限度地阻遏中国的快速崛起，加紧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遏制。在美国阻遏中国经济发展的手段中，对中国从国外获取石油能力的控制将是最有成效的手段。中国社会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国民经济以钢铁、汽车、化工，电力、成套装备等重化工业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牵引力。汽车工业尤其是龙头产业，它的发展将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果这个阶段的发展顺利完成了，则中国的经济的基础更为扎实，实力也更强。但是重化工业的发展，以及汽车作为大众消费品进入家庭，需要更多的能源、尤其需要更多作为工业血液和动力之源的石油来支撑——由于社会所处形态所决定，中国即使通过科技手段大幅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资源消耗的总量和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因此，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对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的需求的总量和增长率比以前高很多，增长率也将比重化工业化完成后的阶段要高得多。
但是中国国内的现有石油产量无法完全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其中存在一定规模的刚性缺口，因此，必须从国外进口一定数量的石油来弥补这个刚性缺口，经过几年石油进口的高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可见，美国要对中国经济进行有效遏制，控制中国的石油进口能力的确是一个关键的、能给中国经济以重创的立竿见影的手段。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正在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从国外获取石油的能力，在世界上，不管中国在哪里寻求石油进口，哪里就会有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进行阻挠，美国是威胁中国石油进口安全的最主要势力，中国保障国外石油利益的措施也应主要针对美国。
美国控制中国从国外获取石油的主要有硬和软两种手段。硬的方式是通过军事力量消灭中国从国外获取石油的能力，主要手段一是通过武力打击或侵占中国已购买开采权的国外石油基地，消灭石油输出的源头；二是以军事力量打击运输石油的各种载具或管道，切断国外石油输入中国的路线。而软的方式是：美国运用其强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以威逼利诱的手段，使石油出口国停止向中国输出石油，或者阻止中国购买这些国家的油田的开采权。
一般情况下，美国将采取软的方式遏制中国。中国的应对方式就是针锋相对，即通过国际政治斗争遏制美国的行为，比如通过对朝核问题、核扩散问题的影响力，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影响联合国决策的能力与美国进行周旋。另外，中国可以加强与各石油出口国的交流和沟通，开展全方位合作，使双方都能在合作中获益，坚定这些国家向中国出口石油的愿望。总之，中国的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决定了中国能有几张牌和美国斗下去，这就是要求中国不能轻易失去具有杀伤力的“牌”。美国采取硬的手段是比较极端的方式，一般情况下中美两国的武力对抗不会轻易开启。但是国家的任何政治决策必须建立在能够有效应对最恶劣情况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对这种极端情况也不可不防。
下面依据上文的评判方式，分析一下处于美国的遏制和武力威胁——即美国采用一般方式和极端方式——的情况下——这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考虑到各资源出口国针对中国的不同战略态度，中国应该将哪些国家确定为最重要的石油合作伙伴。
通过对世界石油资源分布情况可知，中国主要从以下地区获取石油：一、中东（包括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等），二、南美（主要是委内瑞拉）三、俄罗斯；三、中亚（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国将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选择最重要的石油合作伙伴。
（一）、中东和南美地区
1、中东世界石油已知蕴藏量最多且产量最多的地区，从石油资源的产量角度看，中东地区是满足中国急剧增加的石油需求的最重要地区。但从中东和南美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来看，中东和南美的位置远离中国，并且中国从中东和南美进口石油必须通过海上运输线将石油运到中国，中东——中国、南美——中国航线非常长。中国要在美国采取武力攻击的情况下，保证这样两条漫长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另外，如果中国在中东和南美买下了油田的开采权，一旦美国对其进行攻击，中国也需要拥有并动用强大的远洋海军才能进行有效反击。总之，为保证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利益，没有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力量是做不到的。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拥有十四支重型航母舰队，其远洋海军的实力极为雄厚，甚至大于其它国家海军实力的总和。虽然近年来中国海军实力快速提高，中国在近期将成为远东地区的一流海军强国。但是中国海军的规模和其控制范围相对美国来说还是有限的。因此在现阶段、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20年内），中国海军是无法和美国海军在中东、南美地区和中东——中国、南美——中国漫长的海上石油运输线上进行抗衡的，可见，中国在中东和南美地区石油利益的安全性是极为脆弱的。
2、中东和南美地区缺乏有实力的军事大国，但是中国与中东、南美的空间距离削弱了中国军事力量的优势。
3、由于中东和南美国地区的国家在世界中都是小国，且与中国没有地缘利益的冲突，对中国基本没有敌意，具有与中国发展长期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
4、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十分强大，并且通过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南美又是所谓的“美国后院”，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同时美国绝对无法容忍任何国家的势力威胁美国在南美的利益。因此，美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中国购买中东、南美油田的开采权，限制这些地区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因此，综合以上原因可知，中东和南美地区对中国而言是并不是十分可靠和安全的石油供应地区，国际局势、尤其是中美关系的任何改变都将影响中东和南美石油向中国的出口。而在现阶段，中东地区是中国石油进口的最主要地区，可见在现阶段中国石油进口的安全性是十分脆弱的，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并尽快找到可靠的石油进口的替代地区，当然买还是要买，只是不能将中东地区作为主要的、战略性的自然资源可靠合作伙伴，尤其不能将用于石油进口的主要资金投入到中东油田的开采上去。
（二）、俄罗斯
1、俄罗斯与中国陆地接壤，且油田多集中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这个区域内，中国的强大陆军的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美国海军优势荡然无存，并且后勤保障极为脆弱。如果在俄罗斯境内开战，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对比比起在中东和南美来说大为提高，对中国十分有利；另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俄罗斯是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大国，中美在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另外，俄罗斯继承前苏联的衣钵，虽然国力与前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依然是世界性的军事强国，如果美、俄由于种种原因在在俄国内开战——虽然美、俄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虽然在常规军事实力上胜过俄罗斯，但是要想获胜，美国仍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并面临核武打击的威胁，美、俄战争对美国来说成本太高且胜算不足，美国无法承受。因此美国基本不具有通过军事力量彻底打垮俄罗斯的愿望和能力。
由上文所述可知，如果中国在俄罗斯拥有获得开采权的油田并同时拥有输油管道，在不符合俄罗斯的国家意志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打击以至彻底破坏的，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的石油利益相对而言是安全的。
2、俄罗斯是世界性政治大国，美国对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很弱，美国通过政治手段干预俄罗斯内务的企图基本无效，从这一点来说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3、但是，俄罗斯也是世界性的政治大国，从综合实力上说也是区域性的大国，它有以区域性大国的眼光制定的国家战略的强烈意识，在它的国家战略中，以谋求区域性领导地位为近期目标——谋求重新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其远期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不愿意看到任何邻国成为区域性强国，而成为其谋求的区域领导地位的竞争者。因此，“弱邻”思想在俄罗斯国家战略中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俄罗斯看来，一个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国是俄罗斯的最大的潜在威胁，而遏制中国的发展符合它的根本利益。于是，俄罗斯必然想方设法寻找制衡中国的方法并开始有意识地实施，比如向印度出口的同一类型的武器的先进性高于向中国出口的武器，企图通过武装印度来制衡中国等等。通过对中国石油出口的控制也是俄罗斯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的、有效的手段。俄罗斯认为，控制俄罗斯石油向中国的出口，一方面可以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拖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又可以以此为筹码从中国获取更多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利益，可谓一举多得。因此，我们看到著名的“安大线”石油管道协议的种种波折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基于这种情况，两国的石油资源方面的合作稳定性是比较欠缺的，当俄罗斯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它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最大威胁时，它必然动用石油出口这一杀手锏，比如，毫不迟疑地撕毁与中国的石油出口合约，甚至没收中国在俄罗斯的石油开采权等等，俄罗斯的这些行为将沉重打击中国在俄罗斯的石油利益。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将首先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加以应对，但是政治和外交手段并非必然有效，当政治和外交手段失效时，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保持沉默，忍受损失；二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显然第一种选择将使中国陷入国家利益受损，国内民众强烈不面的极为被动的局面中。武力解决问题是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有效手段。
那么，中国能否通过军事力量的投入解决上述可能出现的问题呢？前文说过，从静态的军事实力上看，俄罗斯至少是军事大国，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和常规军事力量；从战场位置看，在中、俄可能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必须将军事力量投送到俄罗斯境内才能解决争端，俄罗斯占据地理优势，从战场性质来看不利于中国。因此，综合上述情况可知，中国和俄罗斯在可能出现的武力对抗中，中国不具有对俄罗斯的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一旦发生俄罗斯严重损害中国在俄罗斯石油利益的情况，中国无法通过武力威吓的手段加以应对。
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俄罗斯始终保持强硬态度，中国缺乏应对俄罗斯突然翻脸的可靠方法。因此，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安全性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战略方针和国家意志，而中国缺乏必要手段影响和改变俄罗斯的战略方针和国家意志，在缺乏有效制约的前提下，两国合作的可靠性是大为可疑的。而如果中国将俄罗斯视为最主要的石油合作伙伴，当俄罗斯态度突变中断石油供应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将由石油资源进口的主要途径突然中断（且国家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倍受打击。可见，中国不能将俄罗斯，这个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历史表现来看绝非可靠的国家作为的最重要的石油合作伙伴，尤其不能将主要的资金投入到俄罗斯的石油开发和运输中去——这意味着中国主要的国外石油获取能力将被困死在并不可靠的俄罗斯身上。从这个角度看，“安大线”的种种波折对中国而言不乏益处，至少使国家决策层看清了俄罗斯的真实用心。
（三）、中亚，
1、中亚，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石油储量十分丰富，根据勘探结果可知，在哈萨克斯坦里海地区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100亿吨，从地理位置和地理性质来看，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陆路接壤，一方面从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石油运输线路相对而言比较短，而且哈萨克斯坦可以主要通过架设在陆上的输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使哈萨克斯坦出口到中国的石油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从军事角度看，一旦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和美国在哈萨克斯坦因为争夺石油利益发生军事冲突，战场环境也有利于中国。这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地处内陆，领土面积相对较小，中国可以通过空地两个作战领域在这个纵深相对较小的战场作战，这能充分发挥中国陆军的强大的远程打击和突击能力；中国空军由于近年来的强化建设，依托国土防空网的支持，在中国周边地区也具有强大的实力，另外，由于中哈陆路接壤，使战场靠近中国，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线较短，而且主要通过公路进行运输，而公路不易被敌方武力完全破坏。在来看看美军的情况，由于战场性质所限，发生在远离海洋的陆地上的中美军事冲突，使美国相对中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远洋海军无法参与武力对抗，大大减小了两国整体军事实力的差距；另一方面又由于哈萨克斯坦身处内陆，离出海口很远，在中亚地区，美国缺乏可靠的后勤基地，而从可靠的后勤基地到哈萨克斯坦的空间距离十分漫长，由于这个原因，美国运输军用物质和支援部队变得较为困难，这将使美军在哈萨克斯坦的军队成为后勤和被支援能力比较薄弱的“孤军”，而“孤军深入”是兵家之大忌。相对而言，中国军队得到的后勤和战力支援相对而言更有优势，更能支撑较长时间的军事行动，
这样一来，如果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入侵哈萨克斯坦，占领中国在哈购买开采权的油田，或是切断、破坏中哈石油管道，中国可以运用中程地地导弹、空军、陆军与美国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有效的武力对抗。在有利的战场环境支持下，中美在以哈萨克斯坦为战场的可能的交战中，中国完全可以战而胜之，可见，美国在对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石油利益的武力威胁基本无效。
2、从周边各国实力的比较来看，哈萨克斯坦国力比较弱小，并没有愿望、也没有实力成为地区性的政治大国，由地缘政治的原则和历史经验可知，地区性小国的外交战略原则是在各个大国——包括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和周边的地区性强国——之间寻找平衡，企图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而获取自己的生存和获利空间，小国绝不会轻易、主动地冒犯任何大国。因此，哈萨克斯坦没有足够的意愿且没有足够的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总之，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战略中，对中国的敌对度是较低的，这对中国在该国的石油利益的安全性增加了保险系数。
3、中亚一直是俄罗斯政治影响力的传统领地，美国要想在这一地区获得足够的、取代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必然与俄罗斯发生或明或暗的激烈斗争，由于俄罗斯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很大，实力也不弱，美国不会轻易占得上风，而且中亚各国也会采取平衡外交，不会轻易倒向哪个大国。因此总的来说，相对中东和南美，美国在中亚的政治影响力较低。
4、当然，对作为潜力大国的中国来说，国际政治斗争的任何可能性都必须能够有效应对。我们无法排除哈萨克斯坦日后迫于美国等的压力或其他种种原因撕毁合约的可能性，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必须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解决。我们看到哈萨克斯坦由于是小国，军事实力很弱，中国军队即使在哈萨克斯坦国内也能轻易击败该国军事力量，维护自己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利益。也就是说，由于在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中国能够有效应对哈萨克斯坦突然翻脸形成的恶劣局面，不至于陷入被动。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应该果断地将用于海外石油进口和石油开采——尤其是后者——的资金中最主要部分投入到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建立最广泛和深入的石油合作。另外，为了保障中哈两国石油合作的稳定性，中国应和哈萨克斯坦建立全方位的良好关系，并且使哈萨克斯坦在这种良好关系中获得很大的利益，比如，中国可以鼓励民族企业加大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力度，鼓励国内民众到哈萨克斯坦旅游等，使哈萨克斯坦在享受如此优厚的利益的基础上，加大与中国友好合作的决心。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利益，最好的方法是购买哈国境内油田的开采权和输油管道的经营权，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一方面能使两国形成广泛和深入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哈萨克斯坦更进一步提升其与中国的友谊度，减小其突然翻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合作方式使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入大量的人、财、物，使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利益以特定的物质形态得以体现，如果一旦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反目，并企图破坏中国在其国内的石油利益，撕毁两国的石油合作协议，则其手段必然是剥夺中国公司的石油开采权、切断石油管道等等，也就是说，这就迫使哈萨克斯坦只有通过武力手段破坏中国在其境内的人、财、物。这样一来，由于哈萨克斯坦以武力侵犯中国利益在先，中国就有了以武力应对的道义优势，而在前文中说过，如果中哈两国进行武力对抗，中国将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中国可以通过武力迫使哈萨克斯坦改变主意。
而如果中哈石油关系仅仅表现在哈萨克斯坦通过非石油管道的运载方式向中国出口石油，那么如果哈萨克斯坦终止对中国的石油出口，由于其采取的措施是非暴力性的，没有损害中国石油利益的具体的物质载体，中国找不有道义优势的理由采取武力手段进行应对，必然陷入被动局面之中。总之，中国应该将哈萨克斯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并且要与哈萨克斯坦建立起最为深入的合作方式。
根据前面的论述，并通过前文所述的评估方式，我们可以计算所有石油出口国相对中国的重要度分值（分值越小越好），通过量化手段进行确定中国的最佳石油合作伙伴，当然以下仅为估算，更精确量化手段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节 中国石油的总体战略探讨
我们在上文中分别论述了潜力大国开发国内自然资源和获取国外自然资源的战略，接下来的问题是，潜力大国如何将这两个战略结合起来，以求得最佳的效果。下文仍以中国石油战略为例进行探讨。
假定为保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加，中国年消耗石油不能少于30000万吨，国内现有产量仅为15000万吨/年，石油供应的刚性缺口约为15000万吨/年。中国石油的总体战略应是：
1、首先要保证现有产量不变，使石油供应缺口不再直线扩大，
2、国家应加大勘探力度，并建立快速增产预案，使国内生产能力每年有所提高，比如，通过几年的努力，使国内每年最大石油产能上升到20000万吨左右，并且该产能应能维持较长时期，比如5年——当然，该产能应在非常时期完全释放，日常仍可保持在15000万吨/年左右，具体论述见下文。
3、通过优惠政策，提高国内用户对石油资源的利用率，这样一来，国内石油消耗量会有所降低，比如可使石油消耗量减少1000万吨/年，以上措施操作便利，见效快速但是效果有限。
4、通过政策鼓励国内厂商不断开发新型替代能源，该措施是根本解决资源供应瓶颈的有效方法，但是见效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阶段制订的石油总体战略可以基本不考虑该因素的影响。不过国家要坚定支持该领域的发展。
通过国内石油资源的节约使用，中国石油供应的刚性缺口下降为14000万吨/年，这个石油供应的刚性缺口必须通过石油进口才能有效弥补。
5、我们一再强调，从最佳合作伙伴的石油进口是最稳定和安全的，中国应该将石油供应的刚性缺口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由进口最重要合作伙伴国的石油来弥补，因此，中国应尽可能多地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石油。比如中国可以以最深入的合作方式，从哈萨克斯坦每年进口7000万吨石油，而其余7000万吨石油可以分散地从各非最佳合作伙伴处购买。
6、由于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中国可以进行必要的石油资源战略性封存，即少开采国内石油，多购买国外石油，由于国家主动地、有意识地削减国内石油产量所造成的石油供应缺口为柔性缺口，该柔性缺口可以从非最重要合作伙伴处进口石油进行弥补，比如，中国可以每年少开采1000万吨石油，由进口中东石油进行弥补。
7、应建立严密的石油储备制度，石油储备的最低水平，应该能使中国经济能够在非最佳石油进口渠道被美国等切断时——最佳石油合作伙伴石油供应相对安全，不太容易被切断——，能够在石油储备用完之前，使国内石油产能充分释放，尽可能弥补石油缺口，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使国民经济不至于大幅度滑坡。比如石油储量应保持在5000万吨左右，当从所有非最重要合作伙伴石油进口之路被切断后，中国石油供应的刚性缺口为7000万吨/年，历时9个月左右，当石油储备用完之前，中国国内石油产量上升为20000万吨/年，使石油供应刚性缺口下降为2000万吨/年，将国民经济受到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最重要合作伙伴的选取、国内石油勘探和生产能力对国家石油总体战略的重要性。如果中国选错了最重要的石油合作伙伴，那么将使弥补大部分中国石油供应刚性缺口的石油进口处于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态之下，直接威胁国民经济的安全；而如果中国国内石油的勘探水平和产能没有提高，那么国内石油的现有产量是无法尽可能缩小石油供应刚性缺口的，国民经济无法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持长期稳定。
第二章 可进入市场规模的扩大
我们知道，市场是国民经济产出的产品品或服务的受体，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各种类型市场的需求，市场可分为消费类市场、投资类市场和公益类市场。消费类市场由满足社会成员消费的商品——比如彩电市场、汽车市场等——构成；投资类市场由用于（包括赢利性和非赢利性地）生产各种产品或服务的设备、设施——比如机床、发电设备等构成。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否正常并且能否继续运转下去，最终是以是否达到供需平衡为标准的，如果国民经济规模单方面无限制地扩大，其产出的产品品或服务大大超过了市场接受的能力，那么超出市场需求的那部分国民经济的产出就无法转化为商品，成为无效产出，国民经济的运行就必然存在不健康的因素。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一方面受到资源供给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由市场总量约束——确切地说，国民经济规模是由两者的最小值所决定的。因此，这个国家可能的经济发展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可进入的市场规模。对一个国家来说，所有类型的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两个部分（进入国外市场的各种方式——出口、海外设厂等——对国民经济的有益作用是不同的，这里不再详细分析），绝大多数产品的国外市场规模远大于国内市场。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彩电市场规模为1000万台，而全世界需求量就可能为6000万台。
如果这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入世界上的全部市场，甚至只能进入国内市场，那么其国民经济的规模和发展潜力是有限的，再拿彩电业来说，如果一个彩电厂家由于种种原因只能进入国内市场，那么它的极限销售规模也只能达到1000万台，这个厂家的发展潜力和最大可能销售总额被大大限制了；而如果它能进入世界市场，那么，它的极限销售规模能达6000万台之巨，这个厂家的发展潜力和最大可能销售总额被大大拓展了。因此，可进入市场规模、尤其是国外市场的不断扩展，是国民经济保持发展潜力的必要条件。
另外，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出口总额减去进口总额的差值才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对潜力大国来说，即使进出口总额绝对值很高，由于进出口基本平衡，进出口额的差值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数量很小，所以，国际贸易对潜力大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的贡献实际上是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潜力大国的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国内所具有的生产能力和就业需求，必须借助出口才能得以解决。国内商品的出口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进行出口贸易的企业也为企业所在地提供了大量税收，成为该地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旦国内商品的出口因国际市场的关闭而严重受阻，那么就会造成大量的、从事出口商品生产的企业倒闭，在这些企业工作的社会成员就会失业，政府财政收入将会减少，出现这些经济和社会的严重问题是潜力大国难以忍受的。因此，潜力大国应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运行情况出发、而不是单从GDP角度看到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潜力大国不但不能放弃国际市场，还要想法设法地扩大可进入的国际市场的规模。
如果一个国家所能进入的市场被某种势力通过某种手段所限定，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虽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快速发展，但是到了一定规模，就会碰到一个不可克服的规模瓶颈，使国民经济在一个被限定的规模上徘徊不前。由于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超级大国完全有可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压缩潜力大国的可进入市场的规模、尤其是潜力大国的国外市场规模，来遏制潜力大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为保持国民经济的发展，潜力大国必须采取包括内政、外交等方面的各种措施来应对这种不利局面。下面具体分析一下，针对各种类型市场的不同的特点，为扩大可进入市场的规模，潜力大国如何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加以积极应对。
第一节 国内市场的扩大
一、国内市场的极端重要性
要正确认识潜力大国发展内需型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行，就必须认识潜力大国的经济形态高度外向化有何风险。首先，国际贸易争端时有发生，WTO也有法规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WTO的相关法规保护其国内市场，这种贸易争端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从原则上讲，这些单纯由国际法规市场对潜力大国来说都是可进入市场，但是不管潜力大国采取何种方式——产品出口、投资外国进行本地化生产等——进入国外市场，国外市场并非是对潜力大国无限开放的市场，潜力大国不能指望外国能开放全部市场支撑潜力大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大国依然将面对国际市场规模的瓶颈制约。当然，对潜力大国而言，完全受WTO法规制约的国外可进入市场的规模变化较小，解决时间较短，风险较小。
其次，由于由于潜力大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军事实力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与超级大国相匹敌，在超级大国的威慑下，即使有些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都加入了WTO，也很难保证所有外国在WTO法规的约束下，始终如一地对潜力大国开放其市场，外国的可进入市场很可能变成相对潜力大国的限制进入、甚至不可进入的市场，一旦国外市场的可进入市场性质发生改变，潜力大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将大幅下跌，这种市场规模的变化是剧烈的，并且何时解决并不确定。因此潜力大国不能保证国外市场都是可进入市场，并且也无法保证国外可进入市场的性质的绝对稳定。
而一旦潜力大国可进入的部分国际市场由于超级大国采取种种手段向潜力大国封闭，那么潜力大国的经济就会因为市场规模的缩减而受损，受损程度如果潜力大国的经济外向依赖度很高，即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主要靠国外市场支撑，那么部分国际市场的性质由可进入转变为不可进入就意味着潜力大国大量外向型企业重要客户发生严重流失，这些企业就无法进一步发展，有时甚至威胁其生存，这些企业职员就会失业，国民经济将遭遇极大损失，并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而潜力大国为改变这种处境进行的国际政治斗争的努力势必将遭到占据优势地位的超级大国的强力打压，效果将很不明朗。事实上，潜力大国缺乏必要的应对手段。
由此也可看出，对于始终处于被超级大国打压地位的潜力大国而言，不能将任何国际事务视为必然按国际法规进行的、公平的事务，永远要保持国际政治斗争的高度警惕性。
众所周知，包括潜力大国在内的所有主权国家拥有独立主权，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无权剥夺该国合法政府处理其国内事务的主导权，因此，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超级大国无法直接控制潜力大国的国内市场，也就是说，超级大国无法通过直接手段剥夺潜力大国的国民经济作为国内市场需求供应者的资格，进而使潜力大国的国内市场成为以超级大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的倾销地，并最终毁灭潜力大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因此，国内市场是所有主权完整的国家国民经济天然的、向本国经济无限开放的可进入市场，是最安全、稳定和完全可靠的市场。如果一个国家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来保证，那么这个国家国民经济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就降到最低，大大增强与敌对势力周旋到底的底气。基于对超级大国现实威胁的考量，潜力大国必须想方设法尽快地扩大国内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也就是说潜力大国必须尽快建立起内需型的国民经济——所谓内需型经济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主要依托国内市场的经济形态——，由于潜力大国领土广阔、人口众多，也有能力建立起内需型经济。
让我们再来看看潜力大国国内市场对扩大和稳定国外可进入市场规模的影响。我们认为，只要潜力大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其规模在可预见的将来还能不断扩展，并且在严格遵循WTO规则的前提下保持高度的对外开放性，那么由于潜力大国国内市场极为庞大，是很多国外公司梦寐以求进入的市场。任何国家——包括超级大国——都不愿轻易失去这一能够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这样一来，潜力大国可以将其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强有力的筹码，与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其它国家进行周旋，诱使它们放弃向潜力大国封闭其国内市场的企图，从而使潜力大国的可进入性国际市场得以稳定并不断扩大。可见，建设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是一举多得的善举。对于中国来说，国家现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正是希望通过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开发和改造，实现经济发展的东西联动，建设一个庞大的内需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内需型经济的发展框架，这个政策是极富战略眼光的。
二、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途径
如果潜力大国建立内需型经济，国民经济安全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必须想方设法使国内市场达到可持续扩展的状况，这样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扩大国内市场的规模呢？我们在前面说过，市场主要包括社会成员的消费类市场和投资类市场，其中，投资类市场又包括主要用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赢利性的、由非国家财政出资的投资类市场——主要包括工业、农业、商业的各种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建设投资——，和公益性的、非赢利性的、由国家财政出资的投资——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国防实力等方面的建设投资——，前者的投资的规模最终受国内社会成员消费能力的限制，后者主要受国家财政收入的限制。由此可见，由消费类市场和投资类市场构成的国内市场规模，最终受到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财政收入的制约，要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就必须从不断改善上述两个方面入手。
（一）、国家总是希望国家基础设施和国防实力的发展越快越好，但是国家财政收入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满足这种国家需求。而且，财政资金需分配到各个领域，不可能使所有财政资金都能产生经济效益。这样一来，以国家财政资金为投资主体进行建设而形成的投资市场的规模大小受到限制是必然的，其规模与国民经济整体规模这一客观因素呈现很强的正相关性。
从表面看，由于上述原因，国家很难以主观意志控制由财政投入形成的投资类市场的规模，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财政资金投入方向的不同，对相应的国内市场规模扩大的贡献不同，对国民经济规模和水平的提升的作用也就不同。我们认为，财政资金必须要向能够高效拉动国民经济的，有利于提高公共福利和科教水平、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的领域倾斜，而减少对经济拉动作用低下的普通行政成本的增长速度（当然不能过度压低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增长水平，下文详述）。也就是说，潜力大国必须通过财政资金投入的结构的改善来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激发经济活力。
举例来说，加强高科技军备建设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措施，这个措施带来的好处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促进了军事工业和相应领域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军工体系，那么军品、尤其是技术含量很高的高科技军事装备由于结构复杂，其生产从原料和成品之间的产业链很长，涉及的行业面很广，相应的带动面也广。用于高科技军事装备的军购额的逐年提升，将使军工企业和大量的相关民用工业领域的配套企业有了一个持续扩大的市场，为它们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越来越广大的空间；
2、军事工业是技术和资金高度密集性行业，军品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也高，而生产高科技军事装备更要求一个国家的科技军事科技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而这个要求促使国家拿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军事科技的研究中去，而军事科技有很大一部分和民用科技相融合，相当多的科技项目可以由民间公司完成，这样一来，一方面为那些以科技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企业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它们的发展，另一方面，军事科技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各种市场运作机构——比如科技成果转让机构的运作——向民用行业转移，这将带动民用科技的进步，最终使民族企业竞争力得到加强。高科技军品生产和研发能提高军事工业以及相关民用工业领域的技术、工艺、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加强高科技军备建设，实际上是以财政资金为主体的科技投入，间接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有益举措。通过发展军事科技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有益经验。
3、大量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军队后，由于军事科技对国家军事实力的影响日趋重大，将极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使国家安全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通过国家军事实力的提高，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包括提高从国外进口的自然资源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提高潜力大国稳定和扩大可进入国际市场规模等等。总之，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加强高科技军备建设，其效果是十分良好的。
总之，国家必须站在宏观角度，以提高综合国力为根本目标，深入研究，高效率地运用财政资金，利用资金杠杆原理，尽力扩大国内市场，引导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这个问题值得更加深入地探讨。
（二）、潜力大国社会成员的消费市场，以及用于生产大众消费品的设备和设施等构成投资市场，相对而言则是规模更大的市场，是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扩大这两部分市场规模是扩大国内市场整体规模的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手段。从市场性质来看，这两部分市场的最终买方是社会成员，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则是决定社会成员购买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提高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是扩大潜力大国这两部分国内市场的关键举措。
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收入这一客观因素的限制也就是说，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与其个人收入呈很强的正相关性；而社会成员的消费欲望，通俗地说是指社会成员在可支配的资金中，愿意拿出多少来进行消费，这主要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消费习惯和对未来生活风险预判的主观因素——如果社会成员认为未来生活风险较大，必须保留足够的资金以防不测，那么社会成员会将本用于消费的部分资金储蓄起来，这就降低了他的消费欲望——。正是上述的主客观因素决定了消费市场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市场的规模。在这两者之中，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相对而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由此可见，要扩大这两部分市场规模，首先要提高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使他们的消费能力得到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收入的提高应该是涉及全社会范围各个阶层社会的成员，广大社会成员应合理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要分析如何提高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就要首先了解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来源。由于社会成员从事的行业性质和担任的角色不同，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来源是不一样的，通过对社会成员经济收入来源的考察，我们可以将社会成员收入来源分为以下几种：
1、国家公务员和其他由国家创立和管理的机构——如公立学校、公益性文艺、科研、福利机构等——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国家机关的雇员，其经济收入是国家机关按时发放给他们的工资，实际上来自于国家财政资金。
2、企业主等商业化组织拥有者。他们拥有商业化组织的全部或部分产权，其收入来自于商业化组织赢利产权比例的分配。
3、城市中二、三产业和农村中的第一产业中的商业化组织内成员。包括城市中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农村中各种农业产业化公司的雇员，他们的收入来自于各自所服务的公司按时支付的工资。
4、农村中作为非商业化组织内成员的农民。这些农民没有加入农业产业化公司并为其服务，独立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收入主要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销售收入。
当然社会中还包括一些自由职业者，还有一小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各种类型——如股票、外汇、古玩、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由于这部分人很少，对消费市场的贡献也很小，故在下面的分析中忽略不计。
三、提高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方法
针对不同行业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来源的不同，必须针对性地通过不同的方法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
（一）、在由财政资金设立的国家各种机构工作的社会成员，从理论上讲是国家相关机构的雇员，因此，其经济收入直接来源于国家财政，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国家可以用财政资金，通过周期性的直接加薪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因此，这部分人经济收入的提高几乎完全地、直接地来源于国家意志。在社会成员中，国家使这部分人经济收入的提高是最简单的和直接有效的。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直接给公务员和其他国家机构的人员加薪，但是无法直接给其他行业的社会成员直接加薪在理论上是合理的。近年来，中国政府几次对公务员和其它国家机构的职员加薪，这部分社会成员经济收入增长相对较快，而其它无法享受国家直接加薪的社会成员经济收入增长相对较慢，部分国有亏损企业职员的经济收入反而下降，这引起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认为国家应该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而不单单提高公务员等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水平。由上文可知，只要国家机构人员的招收及升迁制度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享受国家机构人员的良好待遇，那么，根据各行业社会成员经济收入来源的性质来分析，国家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国家也要增加其它的、收入来源不同的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但是其方法只能是间接的（下文详述）。
当然，国家给公务员等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加薪并不是无条件的，必须满足国家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和国家财政不断增长等条件，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加薪，才能真正做到在不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前提下，提高这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否则又将形成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家机关办事效率低下的不良局面。
（二）、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工作的、没有公司产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他们所服务的公司支付的工资，要想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这部分社会成员占所有从业人员的大部分——的收入得以提高，就必须使他们所服务的公司提升他们的工资。由于绝大部分商业性公司产权并非归国家所有，国家无法通过行政命令这一直接手段要求各公司为雇员加薪，但是国家可以通过间接的、主要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使各商业公司提高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工资收入。
我们知道，在一个商业性公司中，主要由管理、技术、生产部门组成，在这三大部门中都存在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工作人员，不同能力的工作人员提升工资收入的难度是不同的，国家应采取相应针的措施，使所有工作人员的收入都能随着国民经济的进步不断提升。
具体做法是：一方面规范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价格能够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动而变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高技能的社会成员能为公司创造出很大的财富，并且是劳动力市场的稀缺资源，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这部分社会成员必然能够获得很高的报酬，并且由于各公司的激烈争夺，其收入还能不断上涨，这些社会成员在与公司进行工资谈判时处于相当主动的地位。因此，高技能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提高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化完成；另一方面，在潜力大国中，由于产业等级和企业状况参差不齐，虽然高技能的社会成员不少，但是低技能社会成员仍然是劳动力最大组成部分，而且这部分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如果这些社会成员的工资收入单纯由市场化的供求状况来决定，就无法保证这部分社会成员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很容易造成这部分社会成员工资几年内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不利局面。而这部分社会成员人数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对消费市场影响十分重大，他们的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必然造成消费市场规模扩张的缓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时，国家的作用必须体现出来。
国家应该根据国内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具体情况，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各地的最低工资，并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速度，每年进行修正，——因此各地的最低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增长率是不同的，对于由于地域广大，各地条件千差万别的潜力大国尤其如此——，通过这一手段，强制性地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价格，使广大低技能社会成员能够分享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给各个地区规定最低工资的工作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亲自操作，以免各地方政府出于该地区竞争力的考量有意压低这个指标。另外，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大对各商业组织非法压低职工工资行为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切实保障低技能职工的利益不受侵犯。
这样一来，第一、二、三产业各商业化组织中低技能职工的工资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约束，能够在国家的统一控制下得以强行提高，同时，在一个具有现代化管理水平的商业公司中，由于充分体现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司内部不同职位收入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相对固定。由于该公司低技能者工资在法律的强制规定下的连年提高，依靠不同职位工资差异的相对固化，必然带动公司内处于各种职位的员工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从而使更大范围的社会成员收入得以增加，从这一点看，这也是高技能社会成员工资增长的又一个动力。那么，商业公司职员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企业的竞争力会产生消极影响吗？对国家的不同地域产业分布状况又有何影响呢？
在技术、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的比例相对较小，企业主给低收入职员加薪并因此而引起更多职员收入水平的提高，在一定幅度内企业成本增加不大，对企业的竞争力影响不深。但是对低收入人员来说影响就很大了，并对国家内需市场的贡献也会很大。由于上述原因，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仍然将聚集在经济、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对于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很高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企业内部职员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竞争力影响是比较大的，最低工资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很快失去竞争优势。由于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经济发达地区无法通过吸引欠发达地区社会成员，并给予他们低于该地区最低水平的工资维持竞争力，这时企业基于自身竞争力考量，必然要考察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成员收入差异的情况，并将企业整体转移至最低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这样，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从发达地区迁移至落后地区。于是，在保证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的同时，通过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这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广大的潜力大国来说是全面发展、尽量减小地区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举措。总之，对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过于丰富的潜力大国来说，不要轻易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通过不断的产业梯度转移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的长期驻留，带动不同地域的发展。
（三）、至于商业性公司的所有者或股份制公司的比较大的股东，其收入远高于一般社会成员，这部分社会成员人数虽然很少，但是这些人可支配的消费支出绝对数额不小，在社会总的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这部分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率，因此是一支重要的消费力量。尤其在高档消费品和服务——如高级住宅、名贵汽车、高档娱乐场所等——的消费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如果国家抓住这关键的少数，促进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国内市场的扩大将事半功倍。主要措施是：支持社会成员的创业热情，扶植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创业发挥自己的潜能，在解决社会就业、增加国家税收的同时，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能够成为高消费主体的民营企业主，从而不断扩大这部分人的绝对数量；另外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国内外企业同等待遇为标杆，不断降低民营企业的负担，为它们更好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这点看，扶植民营企业也比向国外企业提供优惠好，因为与民营企业相比，国外企业无法产生出那么多在国内消费的高消费群体。
在考虑如何提高这部分人收入的同时，另一方面，潜力大国应该关注一下如何为以企业主为代表的高消费群体提供足够多的、满足其需要的高消费品和服务，因为只有高档消费的供方市场能够充分满足高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达到供需平衡，高消费市场才能充分体现其对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无法提供足够的高档商品和服务，那么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就被客观条件而非主观能力所限制了，这同样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我们知道，由于潜力大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具有技术水平高、加工工艺复杂的高挡消费商品的生产能力不足，因此，很多高档消费品只能依靠进口，或高由消费群体直接出国购买，这样，高消费品的利润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留在了国外，而国家没有从这社会成员的这部分消费支出中获取更大的好处，民营企业通过制造和销售低端商品获得的利润又通过购买国外高档消费品流出了国外，事实使国民经济遭受了损失。因此，潜力大国要想法设法、尽可能地将这部分人的消费支出留在国内。由于物质性的高挡消费品的生产民族企业暂时还无法代替，国家可以首先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发达国家的、生产高档消费品的企业在国内投资设厂，就近销售，将税收留在国内。同时，制订优惠政策，鼓励民族企业向高挡消费品领域进军，加快国内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至于高档消费市场中的涉及服务业的这一部分，则国内外企业的竞争力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民族企业完全能够做好，这方面的供给瓶颈主要在于潜力大国由于种种原因——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价值观等——的政策限制。对于这一点，潜力大国应该密切注意高消费群体的对服务的需求，在不危害社会稳定和的基础上适当修改法律，消除供给瓶颈，使高档服务业更快地发展起来，国家应该明白与其将这部分高消费群体的消费支出由于国内囿于非经济原因导致供给不足而留在国外，还不如作出一定调整将这部分市场留在国内。
(四）、对于潜力大国，尤其是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农民占总人口比率非常大的国家来说，农民增收的难度很大，可以说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增收最为困难的一个群体，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进行涉及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综合治理工作。具体来说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即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等）产业化问题，农村的就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下面以中国为例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1、农业产业化就是以企业为主体整合农村的各生产要素，以规模化、工业化方式进行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生产方式，以先进的农业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结合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操作进行农产品生产，并且将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通过农业企业庞大而成熟的销售网络转化为商品的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方式，农业产业化是对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的彻底革命。发展农业产业化，将全方位地提高农村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使农村社会成员的农业生产通过农业公司的支持，农产品质量将持续提高，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二、农业产业化能够使农村社会成员的生产，进入循环良好的市场经济的体系中，有效疏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快农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进入产业化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的收入增长就有了重要的依托。
因此，如果在农村地区广泛实施农业产业化，由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大大增加该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同时能够大幅度增加入农业产业化生产的农民经济收入。而且由于农业实现产业化后，能够大幅度降低农产品成本，有效抵御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农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保持国内农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防止出现由于农业竞争力低下而造成大规模的农民破产的现象。这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现在已经有此大发展的趋势。对于这一点，中央和各级政府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政策支持，正在全力推行中。
在三农问题中，农业产业化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是最好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政策激励，鼓励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农业生产中。另外，从市场需求方面看，由于城市居民对农业产品质量和深加工程度的日益提高和餐饮业的快速发展，适销对路的、高品质的农产品有丰厚利润，这样只要存在着这巨大的、而又获利丰厚的市场，必然会量吸引企业进入农业生产。因此说，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已经具有快速起飞的条件和内在动力。
农业产业化将给农村中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影响。摆脱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农民，可以以各种方式进入农业产业化生产中去：一是与从事农产品加工和生产的农业公司签订农产品商业合同，获得农业公司稳定的购买定单，在农业公司的产品品质要求下和生产技术的帮助下，以农产品独立供应商的身份向农业公司提供合乎规格的农产品，使农民的个人生产（由于农业公司的统一调度）成为有目的的和高效率的生产；二是农村社会成员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农业公司，并加入该公司成为该公司员工，以公司雇员和土地事实拥有者的双重身份，获得地租和工资的双重收入。——在这里，农村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土地是否能够进行自由买卖，应加以极为慎重的考量，这是因为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最有保障的生产资料，是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对农村社会成员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上升到影响其生存的高度，如果农村社会成员能够自由出卖他们的土地，但是这样做只能得到一次性的收入，而一旦这笔收入被用完，失去土地的农民如果无法从事非农劳动并因为没有其他经济收入来源，他们将成为大规模的无业流民，将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极大冲击社会的稳定。因此农村社会成员出租土地，既能将农业用地集中用于农业产业化生产，促进规模农业的大发展；同时又能避免农村社会成员的失去土地，还能通过土地收取租金，并且土地租金不是一次性发放而是周期性分发，使农村社会成员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如果农业公司不幸倒闭或发生其它意外情况，土地还能回到农村社会成员手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被保留了，这样就为农村社会成员提供了用于生存保障的最低防护网，因此这是农村土地流动的最好办法——。在这种工作方式下，农村社会成员事实上成为商业性公司的内部人员，使原来的农民身份发生的质的改变。
2、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近些年城市化程度快速提高，但是农村社会成员占总人口的比率还是超过百分之七十，中国农村社会成员总量实在太多，而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无法容纳那么多人充分就业，农村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是政府头痛和最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者，一方面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性带来了大量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就业不充分，使大量低收入社会成员聚集在农村地区，限制了农村地区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而在中国农村社会成员数量极为庞大，农村社会成员消费能力的低下，大大阻碍了国内消费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市场的扩张速度，并且将成为中国国内市场扩展的最主要瓶颈，反过来说，农村社会成员消费能力的快速提高将使国内市场规模上一个大的台阶。因此，为了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的规模，使农村社会成员尽可能地充分就业成为最主要的一条途径。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在目前的中国，解决农村社会成员就业的主要途径有：a、农村社会成员进入农业生产；b、农村社会成员进入设立于农村地区的工商企业内就业；c、农村社会成员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的二、三产业中就业。
对于途径a：现在农业生产吸纳农村社会成员的能力已经基本饱和，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极为缓慢，而且随着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将使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断加快，比以前少得多的人就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农业生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还会不断下降。
对于途径b：“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吸引了大批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社会成员“洗脚上岸”改变了身份，但是由于近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城市中的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崛起，乡镇企业失去了制度优势，并且由于乡镇企业处于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才和资金缺乏，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在非农产品加工行业和一部分劳动密集性加工业之外的行业中，与其它类型的企业的竞争中已处明显劣势，发展能力逐渐减弱。因此，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已大不如前，甚至出现很多在乡镇企业工作的社会成员，又退回到农业生产中去的情况。
对于途径c：农村社会成员进入进入城市是解决农村就业的重要途径，城市地区城市功能复杂、经济活跃，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远高于农村地区，从现实看，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但是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少数，这样一来，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对于庞大的农村总人口来说仍然是相对有限的，无法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经历了几年的高速增长后，赴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长也渐趋乏力。
要提升农村社会成员的就业水平，首先还是必须确保上述三个途径农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使现有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基本得到稳定，然后再设法拓展其它渠道，即在稳定的基础上寻求发展。那么，如何才能使上述三个途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达到稳定并有所提高呢？
在以上三个基本途径中，进入农业生产和进入城市生产的就业机会取决于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国内农产品总需求和国内城市对外来劳工的总需求，这两种需求的供给几乎被农村地区所垄断——对农业生产来说，虽然国家进口部分农产品，但是由于种种（主要是政策性的）原因，进口农产品的数量只占国内市场的一小部分，并且这种结构特征几乎是刚性的——，市场占有接近百分之百。因此，农村地区上述供给的增长几乎完全取决于总需求的增长，也就是说，来自于需求市场的增长，而无须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来扩大供给的数量。因此，在这两个方面农村社会成员提供的就业机会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并且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社会成员进入农业生产和进入城市生产的就业规模的提升从很大程度上依赖国民经济整体的进步。
第三个途径——即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由于建立在农村地区的（所有制多元化的）乡镇企业只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众多的、平等的主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具有占有整个市场的先天性优势，乡镇企业现有的的规模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被其市场占有率所限制，因此，乡镇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提升来创造就业机会，潜力相对较大，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虽也受客观条件所制约，但是乡镇企业本身的竞争力这一主观因素仍然是决定性因素。
乡镇企业面临城市工业的竞争，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关键的措施是大力发展具有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对农村而言，由于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的相对低下和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如果发展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智力密集型产业，则相对于城市而言将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根本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处于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不应在这些产业领域与城市发生正面冲突——如果农村地区强行发展这些产业，只能导致失败，当然，投资者也不会选择农村发展这些产业——。要取得竞争的比较优势，乡镇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数量多、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而且企业靠近农产品生产地区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尤其要发展劳动密集形产业中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这种产业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地区、比如小城镇是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农产品深加工中的食品行业中，乡镇企业并不一定要被动地等待消费者的需求的产生，而是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制造这种需求，在“食用”这一庞大的消费领域，只要能准确把握消费者的口味，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技术，也是有很多事可做的，而且机会无限。这样通过迎合和创造消费的需求，使农产品产业链在农村地区尽可能地延长，为农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增加农村的财政收入。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的三个问题呢？首先，小城镇要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人口的聚集是前提条件，但是政府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将农村社会成员迁入小城镇。政府应该以生活成本的价格杠杆原理，促使农村社会成员和他们的资金向规划中的城市化区域集中，通过人气和民间资金的聚集达成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促进农村小城镇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在符合农村社会成员的意愿基础上自发地形成。比如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该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在自身行政管辖区域内选定一个交通便利、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中心村镇作为该行政地区农村城市化的规划建设区域，并在该小城镇中专门划定一个用于农村人口迁入的用于住宅的地块，在这个地块内，政府应以十分低廉的土地价格，以公开、公平、透明的方式向进入小城镇的农村社会成员出售住宅地，同时调高其他地区非农用地作为住宅用地费用，通过规划中的城市化地区和其他非规划区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价格产生的差异，吸引农村社会成员在该地域投入自有资金建造统一规划的住宅，促进农村地区的农民向小城镇投资建房，或者由农村社会成员集资，建设统一规划的住宅楼房。政府通过这一经济手段，促进了人气和资金向小城镇的大规模集中，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小城镇土地低价转让给进小城镇的农村社会成员，国家实际上将这部分的土地收益转移给了农村社会成员，做到让利于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农村社会成员建设住宅房，实际上使民间资金参与了小城镇的建设，大大缓解了小城镇建设的资金缺少的难题，有限的财政资金可以主要投入在小城镇的公共设施建设上来——国家在财政收入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应加强各级财政资金投入小城镇基建的力度——。通过以上两种资金的投入，使人气得以集中，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样一来，为各种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条件，将不断吸引民间和国外资金投资建设各种赢利性的工商业设施，使小城镇走向良性的发展之路。
第二、国家通过将土地收益向进入小城镇生活的农村社会成员进行转让，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成员在住房方面的开支，而这部分开支在农村社会成员的生活总开支中占有不小比例，住房开支的大幅降低使农村社会成员在小城镇的生活总成本降低了。另外，国家应逐步将农村教育资源集中到小城镇中，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大幅度减免农村社会成员的教育费用。总之，政府应本着让利于民的理念，降低小城镇的生活成本，使农村社会成员有能力在小城镇中长久地居住下去。
前面说过，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入小城镇的农村社会成员往往需要改业，而小城镇发展程度低，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使改业的农村社会成员更换职业，这也是阻碍农村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设想的农村城市化方案中，农村社会成员虽然在小城镇居住，但是并不需要他们都要改业，他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的地方从事原有的职业。也就是说，将小城镇主要作为农村社会成员的居住地，而并不一定是工作地，他们虽然通过在小城镇居住享受着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可以在小城镇中居住、学习、娱乐、享受服务——，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去他们原来承包的土地上进行各种农业生产，也可以在农业产业化或其它类型的企业中就业，做到“离土不改业”。由于在行政区域的小城镇与该行政区域的其它地区空间距离不远，因此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并不会给农村社会成员带来不便，而由于就业状况得以稳定，是政府在农村城市化建设中消除了很大的顾虑。
（在小城镇就业压力大大缓解的情况下）通过小城镇导入的农村社会成员数量的激增，小城镇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政府相应地集中财力或吸引民间资本进行小城镇的公共设施建设，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居住在小城镇的农村社会成员必然抛弃原来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而采用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可以使原来非商业化、非社会化的各种服务商业化和社会化，这样一来，消费需求产生了，
由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主要由民间资本投资的第二产业的企业将自动向小城镇转移；同时，由于人口增加，更主要地由于社会成员生活方式改变大大扩展了该行政区域消费市场规模，主要由民间资本投资的乡镇企业——涉及行业包括第二、三产业，主要由民间资本投资的第三产业的企业向小城镇不断集中以争夺这个方兴未艾的消费市场。小城镇中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农村社会成员进入这个城市的增加的服务业中就业，这时，可能会有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量的社会成员改业。而农村社会成员的这种未来可能的改业，是小城镇逐渐发展而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完成的，是一个自然的而非人为的、通过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形成的结果，其产生的效果更为可靠和持久。
总之，我们设想的农村城市化方案，居住在小城镇的农村社会成员可以保留其原有的就业方式，最大程度地缓解了由于改业所造成的新的就业压力，突破了一个重要的影响农村城市化进程的瓶颈，客观上促使农村城市化更加快速和自然地发展。
四、提高社会成员消费的欲望
上文详细论述了如何提高各个行业社会成员经济收入的具体方式，通过以上方式的实施，将使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持续增加，而经济收入的增加使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得到了提高，这主要解决了阻碍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市场的一个客观性的障碍，但是社会成员消费能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消费市场的必然扩大，还存在社会成员消费意愿不强这一阻碍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的主观性障碍。为了达到扩大国内市场的目的，增强社会成员的消费欲望是不可或缺的措施。所谓增强社会成员的消费意愿，通俗地讲就是要使社会成员舍得花钱、放心花钱，将可支配收入尽可能多地转化为消费。
要增强社会成员的社会成员的消费欲望，就必须使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在未来生活中遭遇不测的灾难，即使他们没有存有很多的资金，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一定的质量。要做到这一点，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障、意外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等——是关键点，社会成员只有获得全面的社会保障，才能对未来生活前景才能保持乐观态度，也不至于把大量原本用来消费的资金存储起来用于应对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
在所有针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中最重要的是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障，对于中国来说，在现阶段养老和失业保险在城市中普及面很广，保障力度也达到了一定水平，虽然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养老金缺口较大，但是国家对社会成员养老金的支付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来源的稳定、可靠和渠道的多元化——主要有在职职工周期性支付、财政资金补贴和部分国有资产收益投入等——日益提高，资金缺口将逐渐弥合。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将养老和失业保障向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当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影响，向农村社会成员支付的养老金额还不够高，但是解决这一点并非能通过制度创新就能实现，该问题的逐步解决还是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是否能保持持续快速的提高。
而现阶段中国对社会成员医疗保障的力度，无论是城市和农村，相对于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影响社会成员对未来生活乐观预期的主要因素。中国现阶段表现出来的医疗保障力度的欠缺，主要并非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所致，也并非广大群众所垢病的医疗费用过高所致，而是国家对全民所有的公共财产的安排不合理所致使，因此，要解决医疗保障力度不够的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调整公共财产的安排方式，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影响社会成员身体健康的病种可分为一般性的、非致命性的疾病和特殊的、致命性的疾病两种。前者治愈率高、生病时间短，因此医疗费用较低；而后者治愈率低、生病时间长，因此医疗费用很高。对前一类疾病，社会成员不用通过增加储蓄加以特别关注，因此对这类疾病的防范，对社会成员消费欲望影响不大；而后一类疾病的医疗费用是惊人的，是普通社会成员在无积蓄的情况下无法承受的。由于对患有这一类疾病的担心，大量社会成员通过大幅增加储蓄进行防备，本来用于消费的资金作为社会成员事实上的“医疗保障金”被储存起来，由此可见，对大病的防范是影响社会成员消费欲望、限制社会成员消费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要解决这一点，就必须将大病医疗费的绝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下来，而资金来源为公共财产。比如国家可以从作为公共财产的国有资本每年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钱投入其中。同时规定特殊大病的补助方式——国家可支出医疗费的80%以上。在此强调一下，根据以往经验，最好不要由国家全额支付，让社会成员也承担一小部分，通过社会成员对自身开支的控制来防止医疗费用的无节制增加——，并且随着国有资本收益的不断增加，不断扩充（医疗费用主要由国家支付的）大病病种的范围。以2004年为例，中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4000亿左右，而2004年全国总医疗费用也为4000亿左右，大病治疗费用应在2000亿以下，国家完全有能力从国有资本收益中拿出1500亿左右支付大病医疗费用。
其实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患有大病的百分比很低，但是通过储蓄应对大病风险的社会成员的比例很高，这部分资金数量也很多。通过由国有资本主要支出社会成员的大病医疗费用，可以用相对少的钱盘活相对多得多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金投入到消费中去，使内需市场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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