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北宋加强了对西夏的攻势，夺取了一些城池，开拓了兰州、西宁等地，虽无力灭夏，但西夏在宋夏战争中丧失了主动权。当金国兴起南下灭辽时，西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122年和1123年，西夏两次出兵援辽。1124年，西夏见辽亡已成败局，派出使节向金国奉表称臣，愿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国则把辽国西北阴山以南的部分地区割让给西夏。1126年，西夏乘金攻宋，出兵攻占天德（内蒙古乌拉特前期东北），云内（土默特旗东南）等州，但这些地方很快又被金国抢占。西夏又进攻宋震威城（陕西府谷西北）、西安州（宁夏海原）、兰州等地，宋朝靠近西夏边境的城堡相继被攻占。1127年，金朝将陕西北部千里之地割给西夏，以河为界，以抵偿占领天德、云内等地。1136年，西夏攻占南宋的乐州（青海乐都南）和西宁州（今西宁），随后南宋在青海诸州全归西夏，西夏疆域空前广大。
　　三、金国
　　926年，契丹消灭了辽河流域的渤海政权后，隋唐以来东北地区称为靺鞨的居民开始被称为“女真”。女真受辽统治后，契丹强迫他们每年贡献大量马匹、貂皮、珍珠、海东青，在市场上低价抢购他们的人参等土特产，女真与辽的矛盾激化。1113年，完颜阿骨打成为女真首领，率领女真族发动了反抗辽朝统治的战争，并于1114年秋冬间，在出店河（吉林扶余）击败辽朝10万大军，并乘胜占领辽朝的几个边境城镇。1115年元旦，阿骨打称皇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金朝建立以后，继续向辽朝进攻，节节胜利。1125年，金灭辽朝以后，继续向北宋进攻。1127年，金兵攻下了北宋都称汴京(开封)，北宋灭亡。经过几十年的战争，金朝稳定的控制了华北，以淮河与南宋为界，与南宋、西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并迫使南宋、西夏向金称臣。这样，东北至黑龙江流域以及北方草原上的各游牧部落，都处于其统治之下。对于漠北鞑靼诸部，金朝设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管辖归属各部，由于鞑靼诸部力量逐渐增强，无法像辽那样牢固地控制漠北，三路治所均设在内地（今内蒙古地区）。金朝除对漠北叛乱各部出兵讨伐外，还在内地与鞑靼诸部之间开挖界壕，构筑边墙进行防御。历时数十年，修成了东北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起，向西南延伸，经过今天阿巴嘎旗、苏尼特左右旗，到达今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北部，连绵不断的界壕和边墙，构成了“金长城”，但以后并没有能阻挡成吉思汗的铁骑。
　　金熙宗完颜亶统治时期(1135～1148)，进一步废除了旧的部落统治遗俗，采取宋朝制度和辽朝的南面官制，建立了相应的户籍制度、军事制度、赋税制度，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也被采用。1153年，金朝首都从会宁迁到燕京，改称中都（北京），金朝逐渐演变成一个传统式的中原王朝。
　　金朝末年，女真共有480余万人，其中居住在中原的有200万，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有40万，留居东北的约200万。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在金宣宗南渡以后，大部分迁到黄河以南，金朝灭亡以后，融入汉族群。居住在内蒙古的40万女真人，与蒙古交往较早，归附了蒙古，“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语者，同蒙古人。”相当一部分女真加入了蒙古，另一部分女真随蒙古军西征南下，加入汉族群和其他族群。留居东北的约200万女真人，居住在上京地区的约有100万。余下的100万分布在辽河流域、鸭绿江流域，有数十万叛蒙古而返回女真故地，剩下的几十万女真人在明代前期与当地的汉族群融合。金朝灭亡以后，在元代以“女真”称号活动得不到200万，到明朝中叶，约百万左右，被明朝分别称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
[12]第六章 大元帝国（下）
第三节 一统华夏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族群建立的统一王朝，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不是汉族群的中国，中国是五十六个族群的中国，与他国相比较，我们国家的名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这个名称没有凸显主体族群的意思。而俄罗斯与俄罗斯族有关，美国与美利坚民族有关，英国与英格兰人有关。中华民族是有着56个族群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民族。中华民族不能有孬种，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族群，否则，整个中华民族会丧失武魂的强大核心而分崩离析。长期处于领导地位的汉族群在唐以后衰落了，文弱了，就应该由强悍的族群统帅中华，征战世界。
　　12世纪的蒙古高原，部落林立。游牧于鄂嫩河中上游和肯特山一带的是蒙古部。在蒙古部的西面有篾儿乞部，再西面是斡亦剌部、乃蛮部。南面为汪古部，东面为塔塔尔部，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部落。这些部落的族源、语言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从事游牧业。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部逐渐强盛起来。早在察剌孩做蒙古首领的时候，蒙古的势力有所增长，得到了辽朝的重视，察剌孩和他的儿子想昆必勒格都被辽朝授予节度使的官职。第一个称汗的蒙古首领是合不勒汗，他是成吉思汗的曾祖父，生活在辽末金初，他曾杀过金国的使臣，遭到了金国血腥的报复，蒙古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后，就把矛头指向了南面的两个邻国金国和西夏。金是一个大国，人口超过五千万，西夏较小，人口不足三百万。金与蒙古有深仇大恨，金国一直利用塔塔尔部牵制和削弱蒙古高原各部，也派兵攻打过他们，成吉思汗曾祖父杀了金国使臣以后，金国又杀了蒙古的俺巴孩汗，成吉思汗的叔祖父忽图剌汗曾率军攻金，成吉思汗本人虽在1169年接受金的封号，其后每年向金朝进贡，但祖先的仇恨却并未忘记，他不可能长期忍受称臣纳贡的地位。但金是一个大国，不能轻易侵犯。因此西夏就成了首先攻略的目标。
　　从1207—1211年，蒙古三次进攻西夏，迫使西夏纳女臣服。从1211—1215年，为给祖先报仇，成吉思汗连续伐金，金国中都北京被攻陷，金宣宗迁都南京开封，成吉思汗留下木华黎与金作战，自己返回蒙古着手西征。木华黎与金周旋了六年，病逝，未能灭金。从1207—1211年，成吉思汗已经迫使臣服于西辽的畏兀儿、哈剌鲁、吉利吉思部臣服蒙古。1218年，蒙古灭西辽，尽占其国土。这样，蒙古便与中亚的强国花剌子模接壤。1226年春，蒙古又伐西夏，包围了西夏都城兴庆府。成吉思汗留下军队继续围攻，自己率军队南征金朝，在甘肃天水病逝。成吉思汗死后三天，西夏灭亡。1233年，蒙古与南宋通使，约定联合出兵灭金，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1240年，蒙古招降吐蕃。1252年，忽必烈率军灭大理国。底定云南。从1235—1279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作战，蒙古军付出了包括蒙哥大汗牺牲在内的巨大代价，终于灭掉了南宋。
　　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于1271年仿效中原历代王朝，发布诏书，宣布建国号“大元”。他在诏书中追溯了唐虞夏殷、秦汉隋唐的国号，自许要上承古制，“绍百王而纪统”，又以本国“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申明不愿仿效秦汉或隋唐以初起之地名或所封之爵邑为国号，而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蒙古为大元。改国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蒙古是成吉思汗定的国号。他至少意味着以忽必烈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在观念上的转变，他们意识到要统治如此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能再用蒙古国号，以减少隔阂。同时也意味着忽必烈地位的巩固，不用再理会保守贵族的指责。作为中国的新皇帝，忽必烈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他表示效忠，按传统的中国政策，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而朝贡。
　　第四节 征战欧亚
　　一、西征
　　从1219—1222年，蒙古灭花剌子模，为了追击残余势力，蒙古军侵入伏尔加河以东的钦察草原，打败钦察人，钦察人向罗斯求援。1223年夏，8万罗斯大军被蒙古军打败。1223年冬，蒙古军东返。1234年，窝阔台灭金。从1218年开始，蒙古数次侵入高丽，起初被高丽军打败，但最终高丽臣服。
　　从1235年开始，蒙古军又开始西征。1236年，诸军会师，首先进攻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耳，一举攻破。1237年，蒙古军连续攻破莫斯科等十四城，1238年，蒙古军攻破弗拉基米尔城，屠城后将该城焚毁。1239年，蒙古军攻破基辅。1240年，蒙古军进入波兰，所向披靡。当准备深入西欧的时候，传来了窝阔台去世的消息，蒙古军自巴尔干撤回伏尔加河上。
　　1253年，旭烈兀西征，到1257年，横扫中亚。1258年，蒙古军攻占巴格达，立国五百多年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灭亡。1259年，蒙古又进攻叙利亚，1260年攻占阿勒颇城。叙利亚王逃往埃及，埃及军与蒙古作战，蒙古军全军覆没。旭烈兀想复仇，但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为争汗位战事已起，不允许他这样做。旭烈兀支持忽比烈，忽必烈将东起阿姆河、西到叙利亚、北抵高加索、南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划归他统治，建伊利汗国。
　　二、降服高丽
　　蒙哥可汗时，几次东征高丽，高丽国王遣太子入质。元世祖即位，将高丽的西京地方划入元境，改为东宁府，两国以慈悲岭为界。从高丽国王王粘开始，历代高丽国王都尚元公主，并变发胡服一切风俗顺从蒙古。后来元朝设驿站于高丽，又在高丽设置征东行中书省，于是高丽的内政也为元朝把持，高丽彻底为元朝统治，这种关系维持到元末。
　　三、东征日本
　　忽必烈两次派出使团要求日本朝贡，但当时日本的统治者拒绝元朝的要求，对使者非常粗鲁。忽必烈大帝无法容忍日本人对他的蔑视，遂决定东征日本。1274年，忽必烈发兵近3万进攻日本。10月初元军袭击日本的对马、壹歧。两地守军各以80骑和百余骑迎战，结果全军覆没。元军随后进入松浦半岛沿海诸岛，日本数百名武士伤亡。19日兵船驶进博多湾。在此之前，日本数万武士迎战，从20日上午10时开始，同登陆的元军交锋。一开始，日本武士处于不利地位，元军采用的是进步的步兵集团战术，这使习惯于一骑对战的日本武士很不适应。元军箭短而射程远，为日箭所不及。元军作战时击鼓鸣锣，常使日本战马惊跃狂奔，控制不助。元军使用一种日本武士从未见过的火药武器——震天雷，其射出的铁弹的爆炸声往往使日本武士“目眩耳塞，茫然不辨东西”。激战至暮，日本武士被迫退往大宰府附近，组成新的防线。元军可能为了防备日本夜袭，回到船上。就在当天夜里，一场意外的台风刮沉了元兵船200艘，剩下的不得不返航，第一次远征失败。
　　为防范元军再来，日本加强了防务。1281年，忽必烈分兵两路，从朝鲜派出的东路军由蒙汉朝兵四万人组成，兵船900艘。另一路是从中国江南派出的江南军由范文虎指挥，十万人，兵船3500艘。两路军约定于6月中旬在壹歧会合。东路军首先进发，6月初进入博多湾，占志贺岛，日本武士多次乘小船出击，双方互有损失。7月初，两路军会合，下旬元军主力集结鹰岛。在元军即将举行全面进攻的前夕——7月30日夜，这里又狂风大作，兵船大部沉没，元军仅一小部得以生还，第二次东征日本又告失败。
　　四、征安南、占城
　　五代交趾诸雄土豪相继称雄独立，968年，丁部领征服诸部，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成华闾（越南宁平），其后越南李朝（1010—1225）迁都升龙（河内），改国号“大越”。独立后的越南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1257年，蒙古大帅兀良哈台从云南遣使安南，命其朝贡，安南陈朝（1225—1440）初兴，国力强盛，杀使者。兀良哈台率军侵入安南，占领升龙，但由于陈朝全面抵抗，气候不适应，不久全部撤出。1281年，元世祖欲直接统治安南，设安南宣慰司。
　　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命福建行省左丞唆都经营海外，派人到占城（金越南中南部）招谕。1279年，占城使者朝贡，1281年，封其王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立占城行省，以唆都为右丞，以刘深为左丞，准备在占城实行直接统治，并以之为出征海外诸国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准备供应军粮。1282年，占城王子补的执掌国政，不愿屈服于元朝，元朝出使暹罗等国的使者途径占城时，被扣押。1283年，唆都率军从广州出发，航海到达占城港，攻破其都城，但占城王杀掉元使，退往山中，凭借山林、险阻抵抗，元军受挫。1284年，占城遣使大都，称臣纳贡，唆都军北上与镇南王脱欢军合攻安南。
　　1284年，元世祖命皇子镇南王脱欢率军征安南、占城，由于游击战、炎热、疾病，使元军损失惨重，在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元军被击退。1287年，脱欢复统大军水陆并进征安南，元水军遭重创，军粮供应不济，加之陷入游击战，被迫撤回。但占城和安南均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承认元朝为形式上的宗主国，元军还要南下侵略，他们遣使修好，恢复朝贡关系。
　　五、征缅甸
　　1273年，元世祖遣使缅甸，令其王来朝，使者被杀。1277年，缅甸国王因某部头人归附元朝为借口，征伐该部，被元朝救兵击退。云南行省随即派军入缅，进至江头城（今杰沙），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因天热退兵。1283年，元军分三路征缅，攻占江头城，1284年，攻占缅甸东北重镇太公城（今拉因公），降服其他城寨12处，留军驻守。1286年，元朝设立缅中行省，驻军巩固。1289年，缅甸国王向元朝朝贡、称臣，元朝在攻占的太公城及其以东以北设立四路，隶属云南行省，撤销了缅中行省，开拓了西南疆域。
　　六、征爪哇
　　爪哇当时是南洋强国，不仅将西爪哇纳入统治之下，还征服了马都拉、巴厘岛，并乘三佛齐衰落出兵征伐，迫其臣服。元世祖认为，只要征服爪哇，其他南洋小国自然臣服。1289年，忽必烈派出使者要求爪哇屈服。爪哇国王怕元朝夺取他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控制权，在元朝使者的脸上刺字作为报复，忽必烈大为恼怒，遂决定远征爪哇。1292年，远征军从泉州出发，第二年大部分在爪哇登陆。刚开始由于爪哇内部分裂，元军进展顺利，但最终遭到爪哇军的伏击，大败而回。
　　七、无敌武器
　　元军所向披靡，除了骑兵优势外，先进的军事技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成吉思汗非常渴望先进的技术，表现为对工匠格外重视，按成吉思汗的命令，凡是对蒙古军队抵抗过的城池，被攻占后一律屠杀，只有妇女、儿童、工匠得免。在长期的征战中，元军掳掠和征召了大量的工匠，促进了手工业，尤其是兵器行业的发展。元军很注意发展抛石机，成立专门的“炮军”，攻城时大量集中使用，抛石机可以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石弹，威力极大，否则，仅以骑兵很难攻破坚固的城堡。在几次与金的作战和占领中都（北京）的过程中，掳获了金国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从此开始了火器的生产和使用。灭金后，又得到金国制造震天雷的技术，1258年，元兵进攻巴格达时，曾使用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两次东征日本时，也使用过大量火器。正是这些先进的武器，摧毁了西亚、欧洲许多国家城市的大门。随着蒙古的西征，火器也带到了欧洲。火炮到了欧洲后，马上就引起了军事革命，骑士阶层被推翻了，封建统治阶级开始衰落，而资本主义却开始迅速成长。马克思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正如法国科学家格鲁塞所说的，“蒙元帝国在文化传播方面对世界做出的贡献，只有好望角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
[13]第七章 大明帝国（上）
第七章 大明帝国
　　明朝建树不少，可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到明朝与蒙古部的关系时，只讲土木之变及皇帝一度被俘，结果给人的感觉就是明朝和宋朝没有多大区别，积贫积弱，这是违背事实的。明太祖时，曾多次派大军出塞，给北元以沉重打击。明成祖更是五次亲自挥军出塞，跃马草原，史称“五征蒙古”，对于这样一件功及汉唐的大事，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第一节 洪武创业
　　明朝初期，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元大都被攻破之后，元顺帝逃往上都，以后又逃往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附近）。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洪武皇帝派常遇春、李文忠率兵自北平出发，攻取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开平是元上都，元顺帝自大都逃到那里，布置兵力，伺机反扑。明太祖此次派军北征，直捣元顺帝老巢，明军攻克开平，元顺帝被迫又逃到应昌，不等喘息稍定，就下令残余元军进攻大同，但遭受失败。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统领大军分兵两路往征沙漠。徐达军出潼关，经西安，直取定西，攻打扩廓贴木尔。另一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关，直插沙漠。徐达取得了沙儿峪（甘肃定西）战役的胜利，廓扩仅以身免。接着徐达又命邓俞攻占河州（甘肃临夏），招谕吐蕃，该路军大获全胜。李文忠军出野狐岭进兵应昌。途中得知元顺帝病死，明军一鼓作气，攻克应昌，俘获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和后妃、宫人、诸王、官员，及宋元玉玺等，派人送至京师。清理战场，只有元太子逃走。李文忠率军北追不及，只得返回。元太子逃到和林（外蒙古杭爱省），他即位后，国号仍用元，史称北元。
　　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再次北征，想一举扫清沙漠，将外蒙古纳入帝国版图。明朝兵分三路，徐达率中路出雁门关，一路胜利，先锋蓝玉在野马川击败元军，接着又在土剌河战败廓扩贴木尔。廓扩节节败退，诱徐达深入，徐达贸然进军，到杭爱岭北时，突遭廓扩和其部将贺宗哲的合击，徐达军中大乱，战死数万，只得收兵采取守势。李文忠军入朔北与北元展开血战，得失参半。冯胜一路从兰州进军甘肃，直至瓜州、沙洲，打通了通向西域的通道。1372年杭爱岭一战，使所向披靡的明军第一次遭受重创。洪武皇帝吞并外蒙古的想法被迫放弃，明军转入积极防御。这种政策一直持续了十五年，其间明朝没有大规模出塞之举，谨慎防御，稳定北边。派公侯练兵备边，由西北到辽东，设置卫所、重镇，筑起一条牢固的军事防御线。
　　洪武二十年（1387年），东北二十万元军投降，洪武皇帝又决定讨伐北元，扫清沙漠，解除后顾之忧。1388年，蓝玉率十五万大军从大宁出发，听说脱古思帖木尔驻在捕鱼尔海（贝尔湖），遂率军往攻。北元以为明军没有能力深入漠北，毫无防备，加上天气恶劣，明军行踪没被发现。北元太尉蛮子仓促应战，不是明军对手，北元军大败，蛮子被杀，他的部下向明军投降。脱古思帖木尔见状不妙，和太子等数十骑逃走，蓝玉没有追上。明军漠北一仗，俘虏了脱古思帖木尔次子、各级官吏、北元故太子妃和公主等三千多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人，此外获得宝玺、图书、金银币和大量马驼牛羊车辆。脱古思帖木尔穷途末路，打算投奔和林的丞相咬住，但他以及长子被部下杀死。脱古思帖木尔的部属四下逃散，无所依靠，陆续归降明朝。
　　1389年正月，洪武皇帝又布置兵力，出师讨伐北元丞相咬住和太尉乃尔不花。洪武皇帝令傅友德为将军，率南雄侯赵庸、怀远侯曹光等到北平听燕王节制。派定远侯王弼到太原，随秦王出师。这是北边塞王的首次出征，成为明朝军权由将军转到诸侯王的标志。燕王旗开得胜，乃尔不花投降，晋王无功而返。以后为了扫清沙漠，明太祖仍时有北征之举，经略西北和辽东，安定已基本统一的辽东和漠南大部分地区。脱古思帖木尔死后，部下纷争，几任可汗都非善终，不再沿袭北元帝号，洪武皇帝清沙漠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明代对马政极为重视。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设置了牧马机构牧马监、群。以后在滁州设主管全国马政的太仆寺，统一负责制定政府对军民养马的政策和计划。太仆寺归兵部节制。太仆寺下属机构有牧监、牧群两级，群有五小群组成，每小群有儿马（公马）一匹，骒马（母马）四匹。群有群长，牧马监设监正、监副等官，具体管理马群生产。洪武十三年，为加强对边防卫所马政的管理，先后设置了辽东、北平、山西、陕西、甘肃五个行太仆寺，由中央太仆寺直接领导，归兵部节制，地方不能参与。苑马寺是朝廷直接养马的机构。永乐年间，先后设立苑马寺四个：北京、辽东、平凉、甘肃，每寺由6监24苑，苑分三等，上苑养马万匹，中苑7000匹，下苑4000匹。明朝还在民间大力发展养马业。明初马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效的保证了骑兵的战斗力。永乐年间，邱福北征的十万精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集中起来。丘福全军覆没后，只用半年时间，便又征集骑兵三十万。永乐以后，马政逐渐衰败，官养、民养马匹逐渐难以满足军需，只得在边界开马市，以其他货物换取马匹，并令各卫所养马。但仍不能满足军需，使骑兵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第二节 千古一帝
　　在洪武皇帝创业的基础上，明成祖时，疆域又得到了大大地开拓，中华国威远扬西亚、非洲，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一、迁都
　　明朝历史上值得一提的伟大人物就是明成祖朱棣，他给国家带来了几百年未有的新气象，颇具汉武唐宗遗风。在他被封为燕王时，镇守北方，多次打败蒙古统治者，屡建奇功。朱元璋死后传位给孙子建文帝。雄心勃勃的燕王如何能够忍受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不久即挥兵南下，夺得帝位。朱棣真不愧军旅出身，在他身上保留着强烈的尚武传统和开拓精神。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可为防御蒙古贵族南下骚扰和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他毅然决定迁都北京。大家注意，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举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其都城只有由北往南迁徙的，这既是一种衰落的表现，更是一种无奈，大都经受不了西伯利亚的寒流。西晋灭亡后其都城由洛阳迁到建康，北宋灭亡后其都城由开封迁到杭州，金朝将其都城由燕京迁到开封，而明成祖却要北迁燕京，作为一国之主却要亲临前线，这在养尊处优的中原皇帝中是罕见的。北宋前期，辽国大举南下，饮马黄河，宋朝大臣大多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以避难，只有寇准力主宋真宗亲临前线督师，结果士气大振，辽国退兵。但由于皇帝的懦弱，最终还是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而我成祖皇帝却大不相同，这不禁令人想起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了打通黑海的出海口，彼得大帝发动了二十一年的北方战争，瑞典是北方强国，刚开始俄军全线崩溃，国家差点灭亡，幸好瑞典人没有穷追猛打，而是去进攻波兰，给俄国以喘息之机。惨重的损失并没有使彼得大帝气馁，他以最大的毅力重建军队，为了铸造火炮，彼得大帝甚至征用了教堂和修道院的铜钟，经过一番准备又开始进攻瑞典，在刚占领的地方就建立一座城市，名叫圣彼得堡，并马上将首都迁往圣彼得堡，表明了他要夺取出海口的坚强决心。1721年俄国终于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拓边精神，正是这股精神，成就了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
　　 成祖皇帝有着与彼得大帝一样的勇武精神，实乃我中华之骄傲。如果明朝的历代皇帝能够将成祖皇帝的精神发扬下去，加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能量，我中华帝国无疑是世界上版图最辽阔的国家。
　　二、五征蒙古
　　成祖皇帝深知，元朝虽然灭亡了，但其实力犹存，特别在漠北水草丰茂的地方，所以必须主动进攻。明成祖即位以后，北边蒙古各部仇杀不已，其中鞑靼部强大，与明朝为敌，意欲南下，明成祖决定派兵讨伐。永乐七年（1410年）七月，明成祖任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统帅十万大军，北征鞑靼。由于丘福轻敌冒进而中计，明朝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逃回关内。
　　丘福北征失败，明成祖决定亲自率兵北征。永乐八年二月，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北京得胜门出发，踏上了北征之路。明成祖率轻骑追击至斡难河，与鞑靼本雅失里部相遇。斡难河是元太祖发迹之地，在这里，明成祖挥军大败本雅失里部，随后又击败其他鞑靼部，七月中旬，大军凯旋归京。这次北征历时五个月，连战皆捷，使鞑靼部势力严重削弱。但瓦剌的势力随之增强，又构成明朝北边新的威胁。永乐十二年三月十三日，明成祖率五十万大军自北京出发，六月七日，明军在乎兰忽失与瓦剌军主力相遇，瓦剌数万骑兵与明军撕杀，场面十分激烈，关键时刻，明成祖亲率骑兵向敌阵冲击，瓦剌大败而逃。明成祖没有穷追，下令班师回朝。这次北征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但成效显著，沉重打击了瓦剌蒙古的势力，此后七年内，北方边境基本平静。以后明成祖又进行了三次北征，但蒙古诸部不敢再与明军相抗，远远逃遁，明军没有捕捉到大的战机，收获不大。明成祖发动的五次大规模对蒙古部的军事行动，史称“五征蒙古”，给蒙古各部以沉重打击，虽未全部歼灭，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再也不敢南下了。这五次军事行动每次成祖皇帝都是亲征，堂堂天子，统兵亲征塞外，中国历史上只有他和以后的康熙皇帝。中国古代皇帝高度集权，所以皇帝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一个国家的命运。成祖皇帝的精神正是我们所必需的，从成祖皇帝的身上看到了我中华民族并不亚于俄罗斯民族的勇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一种精神，一种敢于征服一切的精神，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的死又算得了什么？成祖皇帝没有像其他皇帝一样寿终正寝，他在沙漠绝域中归天了，陨落在第五次讨伐蒙古的归程中，无疑，他是中原王朝历史上唯一死在沙漠绝域的皇帝。我们不仅要永远记住成祖皇帝的英德，更要保持他那勇武拓边的精神，这要胜于无数的万里长城，而且是无法攻破的，伟大的成祖皇帝千古！
　　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对北方大举进攻。到仁宗、宣宗时，开始实行稳守反击的防御战略，主要依靠加强北方边防线的防御能力，阻挡塞外骑兵的袭扰。在稳固防守的前提下，不时主动出击，使蒙古势力始终未能进入塞内。土木之变后，明军对蒙古骑兵的抗御能力下降，防御思想渐趋消极。北方边防主要依靠长城固守，完全丧失了积极防御的进攻精神。明朝中后期，消极防御的思想大到了畏敌如虎的程度，完全依赖长城和火器进行单纯固守，边防任由掠夺。隆庆、万历初，高拱、张居正改革，他们灵活地利用北方部族间的矛盾，在加强战备的基础上，成功采用“西和东守”的积极防御战略，使北部边防一度安宁。隆庆四年（1570年），建立了与俺答汗的和平关系，使西部几千里长城边防线基本稳定。在东线集中力量防守，以蓟镇为主，调戚继光为总兵。辽东以攻代守，任命李成梁为总兵，稳定了辽东防务。
　　三、经略辽东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归降，明太祖在辽东设辽东卫，置辽东卫指挥使，统治辽东。又在大宁设立北平行都司，另有二十多个卫所。1387年，冯胜率军征讨北元丞相哈纳出，哈纳出在明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投降，士卒有二十多万。这样元朝在东北的势力基本被肃清，明朝在东北的势力得以巩固，打开了通往黑龙江流域的道路。为了安定边陲，明太祖于1389年在大宁一带设立兀良哈三卫，并派遣官员到黑龙江下游招谕。永乐时期，明朝国力强盛，明成祖锐意征服瓦剌、鞑靼，加之都城北迁，更加强了对东北的控制。奴儿干都司的设置，是明成祖巩固和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一项重大举措。奴儿干都司以前叫三万户府，元朝时为东征元帅府。太祖时，由于路途遥远，没有派人到奴儿干。永乐二年，忽剌温等处的野人女真一部头目来朝请封。明成祖随在其辖区设立奴儿干卫，任命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千户所镇抚等，按级别赐予诰印、冠带、衣服等。永乐七年，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认为其地位重要，宜立元帅府，成祖升为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每年上贡海东青等物，设狗站递运。
　　明朝设置奴儿干都司所领卫所，包括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由于奴儿干都司的重要性，明成祖对此行使管辖权时，并不像对其他女真卫所那样实行羁糜政策。而是从朝廷派遣官吏统治，并且配以由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派辽东都司率兵三百前往奴儿干都司护印，奴儿干都司已有二百驻兵，这样就确保了明朝对奴儿干都司强有力的控制。在建置奴儿干都司的过程中，女真族宦官亦失哈功不可没。永乐七年，明成祖派亦失哈前往奴儿干都司属地，安抚女真各族，以便为进攻鞑靼作准备。两年后，明成祖派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到达奴儿干，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自永乐至宣德年间，亦失哈共有七次出辽东，下黑龙江，巡视奴儿干都司，并在黑龙江左岸建有奴儿干永宁寺一座。仁宗、宣宗、英宗各朝也不断命官巡视。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将永宁寺重新修建，并立碑刻字，详述始末，成为明代中国在东北广大地区行使主权的历史见证。
　　东北的女真分为建州女真、东海女真、海西女真、黑龙江女镇，后金政权后来即崛起于建州女真。建州卫最早设于永乐三年（1403年），该年火儿阿哈部首领阿哈出赴京朝贡，明朝遂建立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建州卫是一个大卫，为了对其分化统治，到1442年，建州又设立了两卫，构成建州三卫。此后，建州三卫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势力日渐强大。天顺年间，董山成为建州三卫的首领，加强了内部的联系和合作，给明朝东北统治造成很大的压力。明朝于是对其采取分化、限制政策，大量削减贡使人数和赏赐品，对贡品百般挑剔，结果引起女真各部的极大不满，董山联合海西各部，进攻明朝辽东地区，双方不断发生冲突。成化三年（1467年），董山在入贡返回途中，被广宁明军杀害。同年九月，明朝派总兵官赵辅率五万大军进攻建州，又命令朝鲜国出兵过鸭绿江从东边夹击建州。建州卫首领李满住兵败，退至婆猪江畔，被朝鲜兵杀死。明军在建州大肆烧杀，给建州三卫造成很大的损失。
　　建州三卫这次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经过几十年的生息，建州三卫的势力又不断强大。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利用蒙古与女真，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建州女真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威胁利诱，以期分而治之。在建州女真中，王杲的实力最为强大，他是建州右卫指挥使，精通女真语和汉语，文武超群，是建州著名的首领。他曾率兵进犯辽阳、沈阳，称雄辽东。1574年，李成梁带兵六万，携带炮石火器，围攻王杲寨。明军纵火烧寨，守军溃退，王杲寨被毁，斩首一千余级，王杲突围，其部众被杀戮殆尽。第二年，王杲又犯明边，被打败。王杲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王台忠于明朝，将王杲押送北京。明朝将其杀死。王杲就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这为努尔哈赤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王杲的儿子阿台逃跑，驻守古勒寨，另一个头人驻守莽子寨，互为犄角，彼此联络。哈达部王台献王杲之后，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1582年死去，其子继位，生性懦弱。阿台、阿海非常怨恨王台，为了替父报仇，进攻哈达部。李成梁闻讯后，带兵到达曹子谷，斩俘1563级。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认为阿台没有擒获，终为心腹大患。总督周咏、巡抚李松、宁远伯李成梁遂从抚顺率兵出塞百里，直捣古勒寨和莽子寨。当时女真的另一个首领尼堪外兰受明朝扶植，李成梁利用他为傀儡，想通过他加强对女真各部的统治。尼堪外兰为了讨好李成梁，引导明军到达古勒寨，进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努尔哈赤伯父的女儿，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看到古勒寨被围很久，想救出孙女，遂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进入寨内，双方战斗非常激烈，两人被围于寨内。李成梁久攻不克，想拿尼堪外兰问罪。尼堪外兰马上去劝降，阿台的部下信以为真，杀掉了阿台，向明军投降。李成梁虽占领了古勒寨，但因攻城损兵折将，极为生气，以杀泄愤。在古勒寨降后，将寨内军民诱出，全部杀害，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爷爷也被误杀。
　　古勒寨和莽子寨被攻破，阿台阿海死，明军共斩首2222级，加上曹子谷一战，共3000余级。明朝以此功告于祖庙，李松、周咏、李成梁受到嘉奖。父亲和爷爷死后，努尔哈赤悲痛欲绝，遂与明朝不共戴天。明朝万历帝、李成梁一次次地屠杀女真部民，一次次地焚掠女真屯寨，明朝与女真结下了深深的仇恨，这个仇恨集中体现在努尔哈赤身上。
　　四、平云南
　　元朝在云南的势力较强。1381年9月，洪武皇帝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两人为副将，率军30万征云南。12月，傅友德与元朝势力激战在曲靖，俘两万余人。傅友德马上率领一支偏师去乌撒，蓝玉、沐英直趋昆明，元朝势力顿衰。蓝玉、沐英移师大理，1382年4月，大理投降，段氏王朝的首领和亲属被押往南京。以后云南时有叛乱，但均被镇压。
　　五、藏区设治
　　元朝统一西藏的办法，基本上通过扶持喇嘛教中的萨迦派，来维持元朝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统治。洪武皇帝也要继承元朝在西藏的统治权，而藏区大部分教派也承认明朝的宗主权。明军平定陕西后，派使到西藏进行招谕，宣布承认元朝所授的僧侣封号。洪武二年，明朝接着派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到西藏，进行招谕。洪武三年，河湟一带的藏族官员何所南普等，带着元朝颁发给他们的金银牌印封敕到明驻军军门表示愿意归附。明朝在其地设置河州卫，授何锁南普为指挥同知，允许世袭。藏族僧俗各界纷纷率土归附，明朝皆授以官职。洪武五年十二月，西藏故元萨迦派僧人入朝贡方物，途中被川藏部阻拦，掠夺其辎重。明朝闻讯后迅速出兵讨伐川藏部，1373年5月，大将邓俞和洪武皇帝的养子沐英受命对西藏进行惩罚性的讨伐，目的在于惩罚一位不承认明朝统治的酋长。大军深入青海湖，甚至西进到昆仑山，沿途有大量俘获，然后班师。可邓俞在途中逝世，沐英归京后被封侯。萨迦派的使者才得以平安到达京师。洪武六年二月，乌斯藏帝师于洪武元年来到南京，明朝对他所举的六十多人，分别授为指挥同知、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明朝从洪武四年到六年，在西藏设置乌斯藏和朵干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司、招讨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布印信和官服。洪武七年，分别升为都指挥使司。1378年11月，沐英率军去平定西藏和西川。西藏各教派与明朝有联系，但许多势力仍与明为敌。1379年2月，沐英在甘肃洮州打了第一次胜仗，在该地设立洮州卫。至此，河湟地区为明朝所领。1379年10月，沐英接连在西藏打了几次大胜仗，俘兵三万，家畜二十万头。明朝除设置了一些行政官员，还陆续在西藏封授了大宝法王、大成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等八个法王，各有份地，接受明朝管理。为了适应经济贸易的需要，永乐七年，明朝组织阐化王、护教王、赞普王等发动所属藏汉人民，修筑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路。修通以后，进京朝贡的使者不断，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
[14]第七章 大明帝国（中）
第三节 征服安南
　　越南时称安南，自汉武帝以来，一直是帝国南部的疆土，历经东汉、晋、隋、唐不改。唐朝末年，越南人吴权据清化自立为王。938年击败统治当地的南汉军队，939年正式称王，从此，越南便脱离中国而独立。970年，宋朝正式承认越南独立，先以交趾称呼越南，1174年改称安南。元朝时“镇南王”脱欢三次大规模进攻越南均为越南的陈朝所败，元军被迫撤退，越南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五代越南独立后，便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明朝初年，越南崛起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即越南历史上的“后黎朝”。越南本部在今越南北部一带，“后黎朝”建立以后，1468年驱兵侵占中国广西凭祥，使明朝的南疆告警，后被击退。“黎朝”不仅侵略明朝，而且还向南扩张，侵略“占城”，即今越南南部一带的国家。随后；“黎朝”又发兵18万入侵老挝，将老挝洗劫一空，迫使其向越南称臣纳贡。
　　独立后的越南侵略扩张，严重威胁中南半岛的安定，而且一度威胁明朝边境，已是无法无天，口头上虽承认明朝的权威，心中不服，明成祖无法容忍。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明成祖任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为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副征夷将军印，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统帅八十万大军南征。同时又命令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待朱能由广西攻入安南的同时，从云南进兵。南征并不顺利，十二月，总兵官朱能病死于龙江，年近37岁，时称武臣之首。只有他带兵，明成祖才放心，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令人遗憾，但事先安排的进军计划是不容更改的。在关键时刻，年近三十一岁的年轻将领张辅，主动承担起了全军的任务。他立即命令奏告成祖，同时率军南征，明军进入安南境内。成祖得知朱能去世的消息后，令张辅佩征夷将军印，重命总兵官，统率全军。
　　张辅不负众望，就在他收到敕谕的同时，攻克隘关，马上传檄安南官吏军民，书陈朝黎氏父子二十大罪状，深入安南境内。明军攻克隘关后，又克鸡陵，直趋芹站。途中虽有伏兵，却无法阻挡明军的攻势，明军很快进抵新福。这时，另一路明军在沐晟的率领下自云南攻入，与张辅会于百鹤。黎氏父子知道自己得罪了明朝，明军要来，但没想到明军会这么快。仓促之中，只得调兵聚集于多邦城，据险固守。张辅与沐晟合军造船攻克多邦，随后又攻克二都。安南官员和百姓纷纷降伏，三江州县望风送款。黎氏父子只得焚毁宫室仓库，逃遁入海。永乐五年初，明军在木丸江大败安南舟师。三月，再战富春江，黎氏父子仅以数舟逃脱。六月，成祖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布政使司，以吕毅为都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并设官吏，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
　　安南脱离中国独立已经几百年了，明朝的征服导致安南人普遍不满，张辅撤军一年以后，便发生了叛乱。1408年8月，简定、邓息、阮帅等攻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各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明成祖征发云南、贵州、四川都指挥使司及成都三护卫军四万，由沐晟挂征夷将军印出征。同年十二月，沐晟在生厥江遭到惨败。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俊突围不成，自杀身亡，交趾都司吕夷、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永乐七年二月，再次启用张辅协同沐晟作战，成祖希望尽快平定叛乱，当时他已经准备着手北征蒙古。张辅迅速平定了叛乱，它的捷报和邱福北征丧师的败报几乎同时到达。此后成祖决定亲征鞑靼，将战略重点放在北方，而不是交趾，同年十一月，张辅在擒获简定以后，便班师回朝了。
　　 简定等人起事以后，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纪元重光。陈季扩自称陈氏后人，得到当地人的支持。陈季扩派使者入朝求封，触怒成祖，使臣被杀。简定被俘后，陈季扩退往义安，继续抵抗。永乐八年十二月，他再次派使臣入朝求封。当时成祖第一次亲征蒙古凯旋，一时高兴，特授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但这不能满足陈季扩的要求，他要的是大越皇帝。陈季扩进一步叛乱，成祖决不允许安南独立，两汉隋唐的伟业激励着他，他只能进，不能退。否则，将会沦为一个二流皇帝。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成祖第三次命张辅前往交趾，张辅对付反抗的安南人有特殊的威慑作用。张辅到达交趾后，形势开始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战局。但陈季扩、阮帅等人的抵抗仍然坚持了两年多。到1414年初，张辅手下指挥薛聚擒获阮帅，陈季扩败退老挝。交趾得以重新平定，这是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前夕。
　　成祖对安南的征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安南人不断反抗，明军四处镇压，但此起彼伏。明军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到成祖逝世后还是这样，对安南的统治只维持了二十二年，越南自中国独立后，继承了秦汉隋唐的征战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内地日益衰弱。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越南北部自汉朝至唐朝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郡县，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对越南的统治可谓巩固，可为什么唐以后越南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这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二十世纪后半期一个小小的越南竟敢侵略中国，不仅是得到苏联的支持。这你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越南在打败美国后为什么要侵略老挝和柬埔寨，不仅是要继承法国的衣钵，更多的是要继承其脱离中国后的扩张传统。越南人已经认识到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假如越南也像唐以后的中国人一样，那么整个越南中北部都是中国的内地。越南在打败美国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我们对其行动置之一笑，简直就是以卵击石，中国人错了，我们应该感到耻辱，对于越南我们不能盲目地耻笑，应该肃然起敬。越南不就很小吗，小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不也很小吗？日本人侵略中国你怎么不高兴？有人说日本强大而越南弱小，说的很好，可是1594年日本侵略朝鲜的时候，被打的大败，哪个时候日本很弱小。倭寇也被我们赶走了，可又能怎么样？甲午战争别人还不是赢了吗？侵华战争又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一个国家不在于他的大小，而关键在于它的民族精神，只要人口超过千万，即可大有作为、称雄世界。越南侵略中国以失败告终只能说明中国已经崛起了，不再是近代的中国，即使是日本人，也会以失败告终。可关键是越南已经具备了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秦汉隋唐时我们祖先的精神，我们失去了，在越南却得到很好的继承。而愚昧的中国人还没有领悟，在这一千多年来，有多少惨痛的教训而执迷不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哀的事情吗？秦皇汉武的子孙们！
　　第四节 帝国海权
　　帝王居中，统驭万国，将大明帝国的国威远播四方，这是明成祖的追求。如日本人村杉千年所说，当明成祖登基以后，建设北京时，就提出了建设世界帝国的蓝图：1、建设顺天府为汉、蒙、朝鲜、女真和来自欧洲各国人的国际大都市。2、继续扩大帝国版图，把外蒙古、西伯利亚、安南、日本、高丽、印度大陆、非洲及阿拉伯并入帝国。明朝的统治者要继承元朝的一切，他们不会因为蒙古铁骑的停止而停止。3、向南亚各国遣使，宣扬国威。
　　大明帝国不仅要称霸欧亚大陆，还要称霸海洋。为此，明朝派出强大的舰队下西洋，远播大明国威。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比较复杂，显示明朝的海上存在，对建文帝下落的疑虑，对海外珍奇的艳羡，诏谕西洋各国来中国朝贡。明朝初年，东南海上的局势动荡不安。安南国在中南半岛四处扩张，残存的反明势力加上元朝余部，无不对明朝的统治构成威胁。为了使明朝海外发展不受限制，打通通往西洋的交通空道，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明成祖派遣马彬、李星等人出使爪哇各国。在这种情况下，郑和下西洋了。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27800多士卒第一次下西洋，这次郑和的任务主要是诏谕西洋各国来明朝朝贡。这次最远到达印度半岛的古里国，郑和在古里国代表明成祖赐赠国王诰命、银印，并建亭刻石。郑和一下西洋，完成了几件大事。首先擒获了旧港华人海盗首领陈祖义。“自明初以来，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但私人企业主不顾政府的禁令，越来越大胆地进行海外商业。如果得到政府的支持，他们会取得欧洲殖民者同样的成就。尽管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从明代起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能够看到那种无限充沛精力，真正企业家精神，进取冒险的气魄”。旧港以前叫三佛齐，14世纪强盛的爪哇王朝见三佛齐的地理位置重要，来往船只众多，贸易发达，想吞并三佛齐。三佛齐向洪武皇帝请封，与爪哇进行抗衡。洪武皇帝自顾不及，没有册封三佛齐国王，爪哇听说后，诱杀了三佛齐国王，但没有控制三佛齐全境。在爪哇势力不及的地方，土著和华人自动集合起来，自立一国，称为旧港。旧港位于苏门达腊岛东南，扼守马六甲海峡。当时旧港的领土比较大，周围的单马锡（新加坡）、凌牙斯加（今蓬丰登）都是其属国。
　　明朝初年，广东、福建沿海不少人下南洋，许多到三佛齐定居。祖籍广东南海的梁道明举家南迁，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梁道明之后，广东福建又有数千军民来到三佛齐，共推梁道明为首领。永乐三年，明成祖遣人去旧港招抚，梁道明深深地眷恋着祖国，于是回国，副手施进卿接替梁道明成为旧港的首领。陈祖义是广东人，杀了人，为躲避追捕逃到了南洋，训练成一支武装船队，打劫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深受其害。陈祖义凭借强大的武装夺取了旧港首领的位置，南洋一带的海路很不太平。郑和对陈祖义进行招抚，陈祖义表面上非常恭顺，实际上想趁机抢劫郑和的宝船，因为船上都是各国向明朝进贡的珍宝。郑和事先得知，率舰队打败了陈祖义的舰队，杀了5000人，陈祖义被俘，押往南京被杀。陈祖义死后，施进卿成为旧港的首领。施进卿派女婿丘彦诚入朝朝贡，明朝马上在旧港设立宣慰司，官吏不从朝廷派遣，但宣尉使的人选必须由朝廷任命，直属朝廷。宣慰司明显具有内属性质，不同于一般的藩国。宣慰司的设立表明大明帝国的势力已经在南洋扎下了根，也是中华帝国势力在南洋的首次扩展。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使南洋各国感到明朝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
　　郑和在所到国家，宣读天子诏书，赏赐金币，如果不服，就用武力树立起天子的权威。郑和第二次远航规模不大。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郑和第三次远航，经过占城、爪哇、暹罗、满剌加（马来西亚）、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等等，最远到达印度西海岸。郑和这次出使，每到一国，几乎都受到当地国王、大臣、百姓的热烈欢迎，其中最热烈的就是占城国国王。明朝初年以来，占城屡遭邻国安南的侵略。早在洪武初年，占城就遣使来朝，希望明太祖敕谕安南罢兵。1407年，明朝征服安南，占城趁机收复了被安南侵占的土地，并得到明成祖的赏赐。两年后当郑和访问时，自然受到礼遇。当郑和宣读诏书，颁发赏赐时，占城国王下地匍匐膝行，感谢明成祖的天恩，随后向郑和贡献物品。
　　郑和以世界帝国仲裁人的身份，对东南亚国家间的纠纷进行调节。郑和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前两次郑和舰队规模非常大，而且剿灭了南洋危害极大的海盗，对南洋各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而当明朝征服了南洋最具侵略性的安南后，这种威慑作用成几何数增长。郑和到达暹罗后，敕谕暹罗国王要与占城、满剌加（马六甲）等国搞好关系。满剌加长期受到暹罗的奴役，为了独立，满剌加寻求明朝的支持。郑和在满剌加进行了封王仪式，暹罗再也不敢奴役蛮剌加，满剌加获得了117年的独立。暹罗还把逃到境内的反明势力何八观等人交给明朝，他们在南京被处死。
　　郑和第二次到达锡兰山（斯里兰卡）时，受到锡兰国王阿列库奈儿的冷遇。阿列库奈儿是一个残暴的君主，他不仅侵凌附近的小国，而且轻视明朝，屡屡动用武力拦截向明朝进贡的使臣。西洋诸国对他都没办法。郑和第三次远航，途径锡兰时，阿列库奈儿妄图加害郑和，被察觉，郑和率众离去。当郑和返航再次经过锡兰山时，阿列库奈儿设下圈套，将郑和等人诱骗到国中。当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便派兵袭击郑和的舰队，断绝了郑和等人的登船之路。郑和随机应变，乘对方军队全部出城，城中空虚之机，率两千官兵于夜间直抵城下，以炮声为号，攻入城内，将阿列库奈儿俘获。郑和将其押运南京，明成祖释放了他，将其遣送回国，立锡兰山国内一个名叫耶巴乃那的为王。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船队回国，明成祖特命礼部拟定了《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开赏例》，凡在战役中建功的将士都得到了升级和赏赐。
　　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郑和第四次远航。这次不仅要遍访西洋各国，而且还要到达非洲。明成祖认为，西洋各国已经遣使纳贡，只有路途遥远的国家尚未宾服。在归国途中，郑和介入了苏门答剌的内部纠纷。苏门答剌国在1407年与花面国发生战争，苏门答剌战败，国王战死，抛下王妃和幼子。为了复国，王妃许诺，谁能为他报仇，就与他结为夫妇。一个渔夫响应，率众打败花面国，杀死花面国国王。王妃与她结婚，国人称之为渔翁国王。原国王王子长大后，不甘居于渔翁之下，暗地招兵买马，与部下策划，找机会杀掉了国王，夺取了王位。渔翁国王的弟弟苏干剌逃到山中，与新国王作对，内战不已。郑和这次到苏门答剌，因赏赐未及苏干剌，引起他的不满。苏率数万人攻打郑和的舰队，结果被郑和打败，并追击到南渤利，将其俘获。永乐十三年（1415）八月，郑和率舰队回到南京，成祖以大逆不道罪将苏干剌处死，这就完成了郑和“三擒藩王，七下西洋”伟业的前半部分。在这次远航后，自越南南部的占城国到非洲东海岸共十八个国家进贡。这一事件标志着明帝国在海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永乐十四年（1416年）的明朝，明成祖已经两次亲征漠北，外蒙古遭到很大的削弱，征服安南，威镇南洋。郑和四次远航，打通了通往东非的海上通道，各国使节纷纷向明朝进贡。郑和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第五次远航。永乐十七年七月，郑和带回了中国人前所未闻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鸵鸟等等，使中国人眼界大开。时人将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张骞开拓大陆，而郑和开拓海洋。郑和下西洋，使中华帝国的海上霸权达到了顶峰，成为激励中华子孙驰骋海洋永远的骄傲和辉煌。
[15]第七章 大明帝国（下）
第五节 海盗拓殖
　　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说，“有明三百年，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在普遍的黑暗中，只有一线光明，那就是汉族群闽粤系的向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唯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真正走到绝境，内在的潜力与生气仍能打开新的出路。”老先生对明朝认识似乎过于武断，但对东南沿海人民开拓海洋的精神，评价却非常准确。郑和的七次出使，只是一种助力，并不是决定闽粤人向南洋发展的主要动力。郑和以前已有人向南洋活动，郑和以后，冒险殖民的人更加增多，千百男女老幼的大批出发并非例外的事。有的到南洋经商开矿，立下后日华侨的经济基础，有的是冒险家，攻占领土，自立为王。后来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遇到的最大抵抗力，往往是出于华侨的中国酋长。汉族群本来是大陆民族，至此才开始转换方向，一部分成了海上民族，甚至可说是尤其宝贵的水陆两栖民族。
　　提起海盗，我们总觉得那都是西方社会精英，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总是觉得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这是极不恰当的。中华文明有三个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农业文明的份量较重。但除了农业文明，中国还存在牧业文明和海洋文明，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为什么既能够驰骋草原，也能够开拓海洋。中国古代的黄土高原就是重要的牧区，由于华夏向北开拓，这里受到农业的影响比较大，该地区的文明可以称之为半游牧文明或半农业文明。江淮流域及其以南，尤其是岭南，就具有海洋文明的一些特征，可以称之为半海洋文明。由于海洋文明存在，中国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强悍的海盗。水手要比草原上的骑士勇敢好多倍，因为他们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浩渺的海洋比大陆更难征服。
　　郑和1405年第一次远航，在回程经过马六甲海峡时，遭遇强大的华人海盗陈祖义的对抗，这也说明了中国人的势力第一次已经大规模地扎根南洋。陈祖义在沿海与明朝作战失败，带领几千人的队伍前往南洋开拓，他们刚刚占领了旧港这个港口，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南洋的华人也逐渐向这里聚集，由于陈祖义缺乏国家意识，结果发生了内战。郑和以两万人的军队打败了陈祖义，杀了五千多华人，摧毁了许多舰只，俘虏了陈祖义本人，并把它带到了南京就刑。虽然明朝在此设立了宣慰司，但南洋的华人在当时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明朝中国海盗极多，并且实力比较强大，著名的领袖除了陈祖义，还有王直、施和、林凤、郑芝龙等。他们在受到明朝打击的同时，没有忘记抗击外来侵略、保护华侨等作中国人最基本的职责。16世纪，明朝的海上霸权早已丧失，更为可悲的是实行海禁政策。而这一时期，西方开始了地理大发现，随之而来的就是殖民掠夺，中国也无法逃脱他们的魔掌。幸运的是，中国政府虽然退出了海洋，但中国的海盗集团却在海洋上逐渐成长起来。当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海面的时候，他们更多遇到抵抗的不是中国政府军而是中国海盗集团。中国海商海盗集团以对外经商为基础，要求开放海禁，与外国进行正常的商贸往来，以王直和郑芝龙为首的海商海盗集团是其杰出的代表。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海盗集团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反而势同水火，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像西方海盗一样去征服世界。但他们在维护海上秩序、同西方殖民者对抗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王直集团歼灭了卢七和陈四两大海盗势力，并追杀扰乱沿海的倭船。但明朝却要剿灭他，结果水师一败涂地，陆军也损失惨重。1564年，葡萄牙人进攻泉州，被海盗施和击退。但可耻的朝廷却接济了败退的葡萄牙残余舰队，企图与侵略者夹击海盗。
　　一、远征吕宋
　　在海盗抗击外来侵略的事件中，有一件足以令我们激动振奋，那就是海盗林凤在明神宗万历初年远征吕宋（今菲律宾）。吕宋与台湾一水之隔，宋元以来，侨居吕宋的华人日渐增多，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经营工商业。1556年西班牙侵占马尼拉，随后吕宋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改吕宋为菲律宾。林凤闻知西班牙人侵占吕宋后，污辱华人，非常气愤，马上决定率舰队远征，讨伐西班牙人。他率领舰船六十多艘，武装男丁四千人，妇女一千五百人，从彭湖扬帆，直至菲律宾。舰队在海滨捕获一艘西班牙小艇，林凤遂决定进攻马尼拉。他任命部下日本人萧柯为队官，带领七百勇士进攻马尼拉。西班牙人遭突袭，许多人束手就擒。萧柯得知西班牙军事长官住所后，带领一队人马攻入其室，将其击毙。马尼拉市内的西班牙人见状，紧急集合，进行坚决抵抗。萧柯见一时难于攻占市区，将队伍撤回船上，向林凤报告情况。接着林凤发起第二次进攻，他号召部众奋勇杀敌，夺回马尼拉。随即分兵三路，第一路直攻马尼拉大街，第二队从海滨进攻，第三队从河边进攻。由于市内的西班牙人作殊死抵抗，未能攻进市区。林凤改变战略，命令部队向北转移，到彭加钖南驻扎，筑城堡及炮台据守，伺机再战。西班牙人视林凤为大敌，实行紧急动员，组织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以萨罗塞多为元帅，进行反攻，袭击林凤舰队与驻地。林凤指挥部众击退了西班牙人的进攻。萨罗塞多见无法取胜，便采取了包围战略，企图围困林凤。在菲律宾人民的支持下，林凤坚守四个月。他率领部众一边战斗，一边乘战隙之机，补充给养，建造战舰，充实战备，以期出击。
　　在关键时刻，西班牙与明朝勾结，联合进攻林凤舰队。1575年春，朝廷派吴慕康率战舰两艘，追林凤至彭加钖湾。看到林凤已被包围，报告朝廷。朝廷以允许西班牙人在厦门通商为条件，急切地要求西班牙人共同击败林凤。1576年初，吴慕康率舰队与西班牙殖民者共同进攻林凤，林凤不敌，退回潮州，屡败官兵。明军加紧进攻，林凤失败，逃往海外。中国海外第二次大规模的开拓又以内战的形式告终。英国近代向海外开拓，往往以英国海盗为先锋。英国政府招抚了著名的海盗德雷克，以对抗西班牙，结果打败了西班牙，取得了海上霸权。而中国却可耻地“以夷制贼”，联合西班牙对付海盗。事实上，在郑和的船队大规模出海的时候，如能在政府的支持下开拓海洋，加上中国庞大人口，今天中国的国势绝不是这样。愚昧的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禁止人民下海，把出海的人视为“无君无父之辈”和“化外之民”。尽管这样，私自下海的华人在南洋还是广有分布，当然生存是相当艰难的。由于没有国家保护，他们经常遭到屠杀，即使到了1998年，印度尼西亚又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屠杀，惨不忍闻，但凡有一丝血气，无不扼腕切齿，千秋万代，必为我同胞雪耻，锄穴犁庭！
　　二、开拓台湾
　　我们总是在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自古到底是从秦开始还是从汉开始？这句话严重的抹煞了开拓台湾英雄们的伟业，也使今人无法体会祖国领土的来之不易。后来郑成功之所以要收复台湾，就是由于明朝末年海盗开拓的结果。
　　天启初年，海盗颜思齐、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人从日本驾船回国，陈衷纪建议大家到台湾建“夫余之业”（夫余是汉朝时东北的一个部族国家，）建“夫余之业”即含开边拓殖之意，当时明朝在台湾没有任何统治机构。众人同意，航海到台湾，从笨港登陆，在岛上构筑寨堡以据。随后，颜思齐率领部众“剽掠海上，往来台澎诸岛”，其他海盗不断归附，杨六、杨七、刘香皆其所部。为了立足台湾，颜思齐号召部众兴汉人农桑之业，购置犁锄，开荒种田。并且效法高山族，以“射猎为事”。同时还从漳州、泉州等地招募无业贫民到台湾屯垦，先后到达的有三千多人，这是首次从大陆组织移民到台湾的行动，这几千人到台湾定居，建村，开荒务农，为台湾归属中国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1625年，颜思齐进山打猎，染伤寒病。他知病重难愈便召郑芝龙等人说，我和大家一起共事多年，本想建功立业，远播中国威名，但壮志难酬，你们要继续努力。一个被朝廷追剿的海盗，至死也不忘国家。郑芝龙继承颜思齐未尽的事业，率领部众开发台湾，组织武装船队，往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等地，进行亦商亦盗的活动，开展海外贸易。1628年9月，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明朝授予他防海游击官职。郑芝龙继续在台湾创业，开辟了万顷良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至此，台湾村镇不断建立，百业渐兴，台湾社会开始发展。
　　郑芝龙迁徙数万漳泉贫民到台湾屯垦，把大陆先进生产方式带到岛上，垦田农民要交纳地租。郑芝龙每年要征收大量粮谷，实力非常强大，建立了雄厚的基业。郑芝龙对郑成功说，以后如果不行了，就到台湾立足。这句话对郑成功产生了重大影响，使郑成功产生了台湾为“吾故土”的意念。他铭记父亲这句话，抗清北伐失败后，决定收复台湾。当郑成功登陆台湾时，立即通牒荷兰人，义正辞严的说：“台湾系我先王所有，今欲收回，”勒令荷兰人立即离开全岛，随即收复故土。荷兰人丢失台湾成为其远东扩张的转折点，从此走上衰落的道路。 今天学习历史，普通的人们应该记住什么？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筚路蓝缕、开疆拓土、
　　巩固国基的先烈，而决不应是那些鱼肉人民、自相残杀的野心家，对于内战，李宗仁认为，“败也不为耻，胜也不足武”，实在是恰当不过了。尽管大陆与台湾今天没有统一，但毕竟是我华夏子民生息之地，千年万年也不能冲淡我们的血脉。
　　颜思齐与郑芝龙对开拓台湾的事业贡献最大，为后人称颂。台湾人民称颂颜思齐为“开台第一人”，尊奉他为“开台王”。在台南县笨港，即颜思齐当年入台登陆的地方，树立“开台先驱”的碑刻。在嘉义县新港，即当年颜思齐率众屯垦之区，建立“思齐阁”，以纪念他的开台功业。
　　第六节 东洋大捷
　　元朝末年，日本一些武士、破产的浪人开始到元朝沿海抢劫，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痛剿倭寇。同时，1392年足利义满统一日本，结束了日本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为了发展与明朝的贸易往来，1401年，正式向明朝称臣纳贡，与明朝建立起贡赐与贸易关系，同时对倭寇进行约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锐减。明朝中期以后，国力渐衰，日本又陷入大割据时代，倭寇不断骚扰东南沿海，危害巨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倭寇中许多是中国海盗，倭寇中的真倭一种说法是只占十分之三。由于明朝错误的海外贸易政策，沿海许多人破产，导致海盗滋生，与倭寇合流。如中国海盗王直，有2000人的武装队伍，在日本影响极大，常住日本长崎，日本三十六岛的浪人均听其节制。倭寇泛滥，明朝决心大力清剿，戚继光等从1559—1565年，彻底剿灭倭寇。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公开显露了对中国的野心。其实早在此之前，他就有了吞并朝鲜和中国的野心。1577年，当他还在织田信麾下为臣时，便向其主子明志；“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以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席卷明国，合万国为一，臣素志也。”丰臣秀吉的思想根源于中国儒学天下一统的五服观念，中华帝国强盛的世界帝国的形象，日本极羡慕，当中国衰落时，他们也想尝试。次年丰臣秀吉再向主子明志：“图朝鲜，窥伺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当他统一日本后，开始制订了侵略中国的计划，设想了夺取明朝后，由日本发号施令的情景。十分狂妄的叫嚣日本要迁都北京，取代明朝称霸亚洲，统治世界。从1589年到1593年，丰臣秀吉遣使到朝鲜、菲律宾、琉求等地，要求这些国家向日本进贡。越南和日本非常相似，古代他们都在中华帝国的朝贡圈内，深受中国皇帝世界帝国形象的影响，他们几乎无法与中华帝国相抗衡，但却希望在中华帝国朝贡圈内，建立次一级小的朝贡圈，甚至想自成一个独立系统。因此日本古代侵略朝鲜半岛南端，越南独立后侵略占城、老挝、柬埔寨，虽然古代朝鲜半岛的百济向日本朝贡过三百年左右，但日本人为此兴奋了一千年，这也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据之一，日本军阀所谓的“古之盛时”就指此。但这次丰臣秀吉不仅要与中华帝国抗衡，还要取而代之。
　　1592年3月，丰臣秀吉派遣16万陆军渡海作战，同时派9000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大量使用步枪，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福建的葡萄牙商船因风暴漂流到日本种子岛，岛主对葡萄牙人的步枪非常感兴趣，出高价买下两支，并迅速学会了使用和制造方法，这种步枪很快流传到日本各地，使日本军队使用刀箭的战术发生变化，作战主力也由骑兵改为步兵。由于日本军队数量集中，并且使用步枪，战斗力较强。日本陆军在三个月内就占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进逼鸭绿江。朝鲜国王逃到鸭绿江附近的义州，向明朝求援。日本陆军虽然一时得逞，但水军却连续遭到以李舜臣指挥的龟船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在7月8日的闲山岛海战中，日本庞大的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明朝发动朝议，讨论到底是从南方派出水师攻打日本本土，还是出兵朝鲜，或是与日本进行和谈。朝议最后决定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同时也为了保卫满洲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地区，明朝决定出兵援朝。明朝援军自7月底陆续抵达朝鲜，第一批5000人的援军在进攻平壤的战役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祖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率第二批援军入朝，于1593年正月初六抵达平壤城外，在李如松的指挥下，发起了进攻平壤的战役，明军经过一夜血战，收复平壤。平壤战役是日军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随后乘胜追击，收复了开城，日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便派人与明军进行谈判。宋应昌要求日方“献王京，返王子，如约纵归”。日军于是撤出汉城，龟缩在釜山一带。至此，汉江以南的大部分失地都已经收复，在关键时刻，明朝的一些官吏提出撤兵主张，宋应昌等反对，但万历皇帝主和，结果除了刘铤的川兵一万多人防守朝鲜外，其他军队全部撤回。丰臣秀吉提出和谈只是争取时间，以图东山再起，日本留在朝鲜釜山的军队始终未撤。
　　1597年1月，丰臣秀吉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调动水陆军14万，第二次侵略朝鲜，日军从釜山登陆北犯。明朝派兵部尚书邢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倭。8个月后，日军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为明将麻贵所部击败，退到南部沿海的狭小地带负隅顽抗。丰臣秀吉见战场毫无转机，忧郁而死。中朝军队发起进攻，日军大败，刘铤烧毁日本战船一百余艘。日军大队从海上南逃，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率领铁甲龟船，在釜山南海大败日军。在这次海战中，邓子龙和李舜臣双双牺牲，中朝联军歼敌万余人，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对于这次远征，明史记载为“东洋大捷，万世伟业”。
[16]第八章 大清帝国（上）
第八章 大清帝国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帝国，正因为是最后一个，也格外重要。就像一个家庭，不管他祖上荣华了多少辈，如果最终成了乞丐，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空，都失去了现实意义。不管秦汉、隋唐、元明帝国多么强大，如果清朝不能很好巩固、弘扬，中国将失去一切。
　　第一节 旷古武略
　　一、统一中国
　　首先论疆域，看清朝的疆域是否辽阔。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清朝的疆域没有以前的帝国大，那将是永远的遗憾。在近代列强入侵的威胁下，我们不可能再开疆拓土，我们的疆域只有萎缩，在萎缩之前，只有使我们的疆域最大化，才能延缓列强触及中国核心区域的进程，才能尽可能地争取更多蜕变转型的宝贵时间，才能使国家在遭受列强宰割之后保持彊域的最大化。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清朝的疆域是历史上最辽阔的。秦帝国疆域虽然没有超出今天中国境内，只有鸭绿江外一点，但秦帝国的疆域为以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影响是空前和深远的，以后各朝均是站在秦的基础上崛起。继起的两汉、尤其是唐朝的疆域大大地伸出了今天的国界，但却不辖有西藏。元朝北方直到北冰洋，遗憾的是新疆大部不属于元朝。清朝的疆域东南西北都超出了前代，虽然贝加尔湖以北不及元，中亚不及唐，但那些地方人口极少，因此清朝的疆域是最辽阔和完美的。就像要冬眠了，消耗能量是肯定的，而清朝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积蓄了尽可能多的能量。
　　清朝入关前已经臣服漠南各部，在内蒙古东部设立蒙古八旗，加强满蒙联盟。从1644年到1660年，清朝由于重用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为先锋，加上入编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基本消灭了抗清势力，大明版图尽入于清。正当清朝灭亡明朝时，新疆北部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强盛，在首领噶尔丹的领导下，不断扩张势力，攻略邻部，严重威胁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和西北边防的安全。在准噶尔部的攻击下，喀尔喀蒙古部不敌噶尔丹，率数十万人南下进入内蒙古地区。康熙皇帝开仓赈济各部，划给他们优良的草场，妥善安置。1690年，噶尔丹军队尾随而来，深入到距离北京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皇帝亲征，打败噶尔丹，后来噶尔丹又两次攻掠喀尔喀蒙古部，康熙皇帝两度亲征，打败噶尔丹，逼其自杀。准噶尔部的继承者策妄阿拉不坦不久控制了天山南北，迅速强盛，反叛清朝。1716年该部占领拉萨，洗劫一空，康熙皇帝马上派军队将准噶尔部逐出西藏，使西藏得到安宁。
　　康熙末年，西蒙古准噶尔部在青海打败清军，康熙死后，西部局势糜烂不堪。雍正帝即位后，即用兵青海，打败西蒙古，青海西藏又回到清朝统治下，清军继续西进，想一举歼灭西蒙古老巢——准葛尔盆地，不幸清军作战失利，清除西蒙古的方针在康熙、雍正两代没有实现，但沉重打击了西蒙古的势力，使其只能局于一隅，不敢问鼎中原。1753年，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部，1755年，准噶尔部在首领阿睦尔撒纳的统治下又掀起叛乱，乾隆皇帝派军于该年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开始进攻，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共67年，最终平定该部，至此，蒙古各部尽属于清。1757年，清军顺势进入天山以南，统一回部，自唐朝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陷落之后，西域又重归版图。
　　二、征俄罗斯
　　随着清军入关，东北边防空虚，俄罗斯人侵入黑龙江流域，大肆抢掠边民财物，受到达斡尔族人民的坚决回击，遂在我雅克萨城据守，伺机侵扰。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就准备反击俄罗斯侵略。1685年，清军分水陆两路包围雅克萨城，将火器神威大将军炮作为前沿，清军发起猛攻，城中俄军一片混乱。俄军头目托尔布津被迫出城投降，清军将其所部官兵及妇女儿童六百余人从雅克萨城遣返俄国，把愿意留在中国的巴什里及中国逃人共百余人收回，清军将雅克萨城烧毁。第二年，俄军又在托尔布津的带领下，返回雅克萨，依旧址筑城。1686年6月，清军2400名官兵包围了雅克萨城，城内800余名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均被击退，伤亡惨重，托尔布津本人也被击毙。经过五个月的包围，俄军只有100多人生存，此时沙皇的使者到达，双方开始了谈判。1689年，俄罗斯与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由于西蒙古尚未平定，清朝放弃了贝加尔湖以东一部分领土，但黑龙江以北直到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属于中国，随后清朝加强了对东北的边防。
　　三、征缅甸
　　明朝末年就与缅甸发生了一次战争，影响深远。1570年左右，缅甸统一，国力强盛，1573年，大举北犯，云南西南的土司木邦、蛮莫、陇川、潞江、千涯纷纷为缅甸吞并。1583年，缅甸又分兵十路，进犯顺宁、大理、蒙化、景东、滇沅诸郡，指挥吴继勋、千户祁维垣战死，云南震动。云南巡抚刘世曾举荐刘为滕越游击，邓子龙为永昌参将，调发官兵，会合土司，讨伐缅甸。刘和邓子龙都骁勇善战，大败缅兵于洪关。从1583年秋到1584年夏，连战破敌，斩首万余，克复陇川，进兵阿瓦，缅甸军队虽多，但各土司协调不力，望风而逃，煽动叛乱的岳凤又投降明朝，后被杀。刘平定陇川后，再未西进，1285年撤兵，明朝恢复了陇川宣抚司。
　　后来缅甸又攻蛮莫，明将李材破缅兵于遮浪，生擒五千余人。1292年，缅甸再攻蛮莫，明将万国春将其击败。1604年，阿瓦和木邦的酋长遣使称臣入贡，再度内附。以后暹罗（泰国）连年进攻缅甸，缅甸衰落，不再威胁云南。明朝和缅甸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除刘恢复了陇川、蛮莫，云南西南部的大部分土司陷于缅甸，自楚国、秦、两汉、蜀、隋唐奠基，南诏、大理、元朝开拓的今云南境外领土全部丧失。
　　1716年，缅甸雍籍牙部强盛，统一缅甸。当时云南边界的一些土司既向清朝纳贡，传统上也向缅甸纳贡，在缅甸的压力下，矛盾激化，缅甸派军攻入我云南土司境内。从1765年开始，乾隆帝先后派刘藻、杨应据、明瑞、傅恒出征。刘藻无功，自杀。杨应据谎报战功，被赐死。明瑞虽然攻入缅甸境内，颇有斩获，但由于兵力不足，疫病大起，死伤惨重，明瑞自杀。傅恒出征，进攻受挫，与缅甸议和，缅甸交还侵占云南土司的地方，双方交换俘虏，缅甸国王受清朝册封，并十年入贡一次，历时五年的征缅战争结束。
　　四、征安南
　　明朝征服安南期间，占城收复了安南以前侵占的北方领土，但明军从安南撤出后，占城受到安南连续攻击。此时的占城由于内部纷争，分裂成三个小国，力量大为削弱。1471年，安南入侵占城，攻破首都，杀占城人6万，俘获3万，占城五分之四的领土被安南占领。以后安南的历代王朝不断对占城进行蚕食，尤其是割据安南南部的阮氏王朝，最终于1697年彻底征服占城，汉末由日南郡象林县而独立的林邑国，历时1500年左右最终灭亡。这样，安南开始和真腊（柬埔寨）接壤，从17世纪到19世纪前期，安南交替使用干涉内政、扶植傀儡、武装入侵、实施占领等手段，蚕食真腊的领土。今天占越南领土五分之一最肥沃的南部六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时称下柬埔寨，最终被越南吞并，越南人大量向南部移民，驱赶柬埔寨人，柬埔寨疆域大为缩小。
　　1786年，一直向清朝进贡的安南黎氏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乾隆帝认为有“兴灭继绝”的任务。1788年，清军侵入安南，由于农民军强大，清军屡屡受挫，损兵折将，不久撤回国内。安南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胜利，但不愿与清朝为敌，派出使者入朝进贡。1790年，安南最高首领阮文惠亲自到北京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承认既成事实，封他为安南国王，安南朝贡如故。
　　五、征廓尔喀
　　尼泊尔古称廓尔喀，1768年尼泊尔统一。1790年，尼泊尔借口西藏商税增加、食盐糅土，入侵西藏，驻藏大臣无能，战败，尼泊尔大肆抢掠扎什伦寺，达赖和班禅紧急向乾隆皇帝求援。1792年二月，乾隆帝任福康安为大将军，反击尼泊尔侵略军。5月，侵入西藏的尼泊尔军败走。6月，清军进入尼泊尔境，尼泊尔统治者惊慌失措，急忙议和，福康安置之不理，追击160余里，六战六捷。到达距加德曼都仅一日路程的地方。由于地形险，清军攻势受挫，但尼泊尔依然非常被动、惊慌，再次遣使议和。福康安感到进入国都比较困难，加上大雪即将封山，遂同意议和。规定：尼泊尔掠夺的物品、人丁全部归还，每五年入贡一次，清军退出尼泊尔境。
　　清朝统一全国、反击外来侵略的历程是多么艰难，历时一百多年，清朝统治者是非常伟大的。如果三藩叛乱、两次台湾之战、准葛尔之战、苗民起义、缅甸之战、安南之战、尼泊尔之战、白莲教起义、捻军之战、“回疆”张格尔之战、太平天国起义、收复新疆等历次战争中，清朝失败一次，中国的版图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大。
　　六、军制武器
　　清朝的成功主要在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的中坚就是八旗。前面我们谈到，国家要想长期强盛，只有让贵族从军，从事战争这种神圣的事业一定要让最优秀的人领导、参与，精英阶层从军，武德会得到弘扬，社会风气不至堕落，国运即可长盛不衰。清朝以弓马立国，满洲贵族子弟均习骑射，更不用说满洲平民。满族男丁全部编入八旗，专事征战。由于满族人较少，清朝入关前，将辽东地区的汉族编成汉军八旗，将内蒙古东部蒙古族编成蒙古八旗，这样，八旗军力倍增。到清朝末年，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基本上都融入满族，早就被同化了。自康熙开始，八旗战斗力有所下降，但二征金川、平定准噶尔、平回、大败廓尔喀等战争，八旗军还是主力。到乾隆时，只有八旗将领和东北的八旗兵战斗力较强。
　　汉兵主要是绿营兵，数量庞大，顺治年间，随从八旗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做出了一定贡献。平定三藩叛乱时，绿营兵功勋卓著，作用较之以前大为提高。康熙三征噶尔丹以及平定准噶尔，安定西藏，绿营兵随从八旗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平定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安定了青海。乾隆年间，由于乾隆皇帝害怕绿营兵战斗力超过了八旗，危机清朝统治，公开鼓励绿营兵腐败，绿营兵战斗力下降。先进的武器如火器，只给满洲八旗配备，其他八旗没有这样的待遇，更不用说绿营兵了，绿营兵薪俸极低，这些一直是清朝的既定国策。
　　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但火枪火炮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抵御外来侵略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清军打败噶尔丹的几次关键性战役，火炮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前期，火器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制造的枪炮专供皇室和满洲八旗使用，还建立火器营，专门使用鸟枪、火炮。康熙年间，政府督造和改制的各种火炮有一千门左右，铁炮的数量超过了铜炮。乾隆年间，火炮的种类有八十五种，射程和杀伤力都大有提高。但清朝的火器被满洲八旗垄断，而满洲八旗又以弓马骑射为荣，轻视火器，因此，中国火器逐渐落后于西方，更没有引起中国的军事革命。
　　七、中华一体
　　在满洲族群的领导下，中华武德灵魂重新高涨，产生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西蒙古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就是明证。西蒙古准噶尔部强盛时，压迫其他部落，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1630年建立起土尔扈特汗国。不过当时沙俄也向这一地区扩张，土尔扈特部受到攻击，虽进行了英勇还击，但没有取胜。沙俄不断向土尔扈特部征兵，强迫他们放弃喇嘛教，改信东正教。1655年，土尔扈特谴使到北京朝贡，与清朝建立了直接联系，清朝对于土尔扈特人去西藏礼佛提供方便。1712年，土尔扈特部派使者绕道西伯利亚到北京朝贡，康熙皇帝派使者回访，受到土尔扈特部的热烈欢迎。1771年，不堪沙俄压迫，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东归，经过八个月的残酷战斗、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伊犁，出发时有十七万人，到达伊犁仅剩七万。乾隆皇帝获知土尔扈特部回归的消息，立即派兵接应，渥巴锡会见了伊犁将军伊勒图，献出其先世所受明朝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以及各种礼物。乾隆皇帝为土尔扈特部调拨了大量物资，进行妥善安置。只有远离了祖国，各族群才会感到中华民族五千年血脉联系。
　　清朝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使满汉关系有了很大的缓和，清朝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信任。入主中原以后，就尊儒、开科举、祭明帝陵、修明史，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冬，康熙皇帝到曲阜，朝拜孔子，在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拜九叩大礼，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特书“万世师表”，这一举动，打动了无数士子的心。
　　清朝统治稳定后，明朝遗民的反清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顾炎武虽然做到了终身不事“夷狄”，但他的思想感情在垂暮之年发生了变化。对于弟子潘耒仕清，他虽然不以为然，却也未深加责难，他的三个外甥都仕清，对他们在各方面的求教，他总是诲人不倦地一一指导。黄宗羲在史局开局后，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虽然拒绝身赴史馆，却同意清朝官员取走并抄录他的有关明史的著述，并将其父黄尊素所集《大事记》、《三史钞》等重要史料送给明史馆参考。这一切多出于对亡明的眷顾，但其行为却是与清朝合作。对于清朝多次欲其“出山”的厚意，也是感激不尽，他曾说：“羲蒙圣天子特诏入史馆……羲时以老病，坚辞不往，圣天子怜而许之。”
　　还有一些人固执地抱有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认为满洲入主中原是中国的灭亡。雍正皇帝撰写《大义觉迷录》，予以严厉斥责，义正词严，充分发扬了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的观念。“……不知本朝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何曾损于圣德乎！……若以戎狄言，则孔子周游，不当之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秦、楚、吴、越在当时被称为夷狄。“且中国统一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为夷狄。如三代之有苗、荆楚即今之湖北、湖南、江西之地。在今则曰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疆土开拓之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雍正皇帝接着指出，汉族对清朝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以一至京师，而明之臣民咸为我朝效力驰驱。其时统领士卒者，即明之将弁也；披坚执锐者，即明之甲兵也。……及吴三桂反叛之时，地方督抚提镇，以致县吏武弁，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且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者，国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又如三次出征朔漠，宣力行间，赞襄荡平之勋者，正复不少。岂不谓之忠且义乎？”
　　经过康乾盛世，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的认同大大加强，在鸦片战争后出版的《圣武记》中，作者魏源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清朝为实现国家大一统而进行的历次战争，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中国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序中写道：“维帝轩辕，划井始辽，粤及有虞，州剖十二。而辽以西而剖冀，冀东北境，是为幽州；辽以东则剖青海外境，是为营州。于是有古孤竹之虚，有古肃慎氏之国。……积数千年，以有大清国。”“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北俄罗斯……”虽然他的中国观不等同于现在，但也不再是传统的中原观，而认为东北也是中国一部分。认同东北是中国一部，客观上也就认同清朝大一统的局面，这种认识也是走向现代中国认同的必经阶段。
　　太平天国时期，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坚决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自己的同族，这正好说明了广大汉族对清朝的认同。杜文澜在《平定粤寇纪略》中写道：“窃维自古朝廷之圣，莫圣于我朝。”“而况我朝圣德神功，拨乱反之正者，度超前古。曾公与余辈所上兵事，一经圣裁，万里外如亲堂陛，敢不敬谨编次，传信万世乎。”在《金陵述略》序中有：“仰维我国家圣圣相承，二百余年，厚泽深仁，洽于寰宇。即举爱民一端而言，如地方偶遇偏灾，唯恐一夫失所，赈恤之恩，随书辄下。间有一二不肖官吏，有犯必惩，朝廷何负于百姓”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是官面文章，与以往所有的朝代相比较，清朝在文治、武功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高峰，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心悦诚服，拥戴清朝，这也就自觉的维护国家空前的大统一。
　　第二节 皇统雄强
　　清朝前期疆域虽然很辽阔，关键看它能否保持到后期，清朝能否走出一乱一治的怪圈，否则就会像前朝一样，自己乱了自己。秦汉、隋唐、元明帝国是怎么的灭亡，周边没有比自己生产力水平高的政权，可结果由于中后期统治水平极差，最终还是酿成内乱而崩溃。如果汉朝或是唐朝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不要说生产力水平远高于中国的西方殖民者来犯，他们自己早就四分五裂了。尽管元的力量强大，但统治水平低，社会矛盾尖锐，再强大也会崩溃，其历时只有九十余年。而清朝则大不相同，清自入主中原以来，先后用兵西蒙古、青藏、南疆，加上以前臣服的漠南、漠北，历康熙、雍正、乾隆最终建立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而雄居世界。清朝能否将这样规模的领土基本守住，并且移交下来，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土耳其帝国又能怎么样，结果还不是烟消云散，尤其是土耳其帝国最具可比性。近代土耳其帝国的处境与清帝国一样，面临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土耳其曾经将北非、东南欧、西亚的大片领土纳入自己的版图，就连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差点被土耳其人攻下，但近代在俄罗斯、英国、法国的打击下只剩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清朝就不一样，在中国几千年未遇的大敌面前，她基本上艰难地把领土交给了我们，只是失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他交给中华民国的领土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以后外蒙古独立与清朝无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清朝面临的是比自己先进几个世纪的西方列强，还有内部许多对清朝心怀不满的各叛乱势力，包括汉族群，结果居然没有导致中国分裂，这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在那样艰危的时局中，中国尚且挺过来了，今天的一小撮分裂分子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满清以区区几百万之众何以能统治数亿其他族群？而且历时近三百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他族群的叛乱分子时刻也没有忘记要摆脱满族贵族的统治，追求族群平等，这是清朝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而且由于版图辽阔，与之接壤的国家又多，应付国防又是一大问题，在历史上也是最复杂的，极具挑战性。可结果清朝的统治却是异常巩固的，尤其是在边疆，汉、唐、元三朝是不及的。
　　在古代社会，国家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所以皇帝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清朝的皇帝包括后来实际执政的慈禧，其执政水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流的。比较英明的有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即使嘉庆、道光、咸丰、慈禧也不算荒淫无道，其治国素质还说的过去。嘉庆虽然没有多大建树，但国内局势继续保持稳定，镇压了白莲教起义，道光皇帝最大的功绩是平定了“回疆”张格尔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道光后期爆发了鸦片战争，使清朝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但这次及以后的战争，清军逢战必败，其原因是深层次的，不是来一个康熙、乾隆就能解决的。咸丰皇帝最无建树，太平天国没有镇压下去，在英法联军的进攻下丢弃了京师，但也不是无药可救的昏君。慈禧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基本上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功不可没。不要过分谴责慈禧没有使中国富强，到底有谁谁使中国富强了？
　　夏有桀，商有纣，汉有桓灵，唐天宝之后诸帝大多无能，明熹宗三十年躲在后宫不出，而这些暴君、昏君在清朝全无，即使嘉庆、道光、咸丰也还是比较勤勉，纵然没有雄才大略，但也没有躲在后宫不出，纵酒淫乐，或任用亲信，不理朝政，这些在其他朝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他们没有做，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他们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像两个毒瘤，根深蒂固，但在清朝全无。朱元璋一再重申不许宦官干政，可后来呢？他的子孙早已忘记了，终于演成阉党之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清朝没有。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亚浩罕国阿古柏侵入新疆，清朝在天山南北的军政机构几乎全部陷入瘫痪，仅保有新疆哈密、巴里坤一带。当时日本侵略台湾，于是朝廷上便围绕着如何应付危局而形成了海防派和塞防派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认为新疆乃荒蛮之地，每年给朝廷一文钱不缴，为维持庞大的军事行政机构每年还要补贴几百万两银子，不如放弃，反而能节省开支，顺势将国防重点放在海防上。中国有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没有强大的海军，海防将防不胜防。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从海上东来，中国人的海洋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北方的大陆，人们一直认为海洋是最安全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边患却来自海上，西欧各国包括后来的日本均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是对的，但不能由此而否认塞防的重要性，更不能说一百多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就不要了。塞防派认为海防塞防应该并重，而且收复新疆乃当务之急，以左宗棠的态度最为坚决。我们动辄就说清朝腐败不堪，可为什么慈禧太后不支持李鸿章而要支持左宗棠呢？这说明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清朝统治者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很有见地的。慈禧太后如果要放弃新疆，今天我们一点脾气都没有。如果她真的放弃了，在某些人看来才符合慈禧太后的性格。
　　随着收复新疆而涌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左宗棠性格剽悍、刚烈，能征善战，在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抬棺出征，收复新疆，又在晚年协助冯子材打败法军，大张国威，84岁寿终正寝，一生可谓轰轰烈烈，非常圆满。大家注意，如果清朝像我们所说的那么腐败，左宗棠能成就那么大的功业吗？他一生能这么完美吗？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祖逖满脸热泪而无人响应，陆游气得要吐血，岳飞屈死风波亭，熊廷弼、袁崇焕抗金有功而被杀，无不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的悲剧。尽管汉族群不乏勇武之士，可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族群中的腐朽力量日益增长，结果窒息了整个国家，使国家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内讧和衰弱中，而清朝却没有过多的压制抵抗派，这是因为清朝本身就是一个尚武的满族建立的政权。近代，抵抗派大都能效命疆场，有关天培、陈化成、海龄、冯子材、邓世昌、左宝贵、聂士成……军人能够死在战场上是莫大的光荣，而不像宋晋，纵然想马革裹尸而还都不能。现在也有人把曾国藩吹得神乎其神，好像没有他清朝早就灭亡了，完全是管中之见。没有慈禧太后的慧眼，会有曾国藩的成就吗？慈禧太后并不是做的所有事都很龌龊，中国从来不缺乏人才，而关键是有无伯乐。
　　 清朝国势的强大与巩固全赖皇帝的亲政与果敢，清朝皇帝素质何以如此过硬，尤其是对内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政治手腕？归根结底在于皇子的教育非常成功。清朝皇子的教育非常严格，小皇子四岁就开始上学，学习古代帝王的控驭之术。作为满族，满语是他们的母语，肯定要学。为了统治势力较大的蒙古人和汉人，又必须学习蒙古语和汉语，可以想见清朝皇帝的学习压力有多么大。而以前中原王朝的皇子大都娇生惯养，在女子堆里长大，许多人根本就不学无术，执政以后也只能祸国殃民，他们与清朝的皇帝相差太远。更为重要的是满族皇子除了学习文化课还非常重视军事体育训练。满族以弓马取天下，他们深知骑射的重要，作为满族的男孩，都要学习骑射，皇帝更不例外。对一个皇帝来说，冲锋陷阵用不着他，骑射对他有什么用呢？中原的皇帝都这么想，可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是否练习骑射表面上看起来对国防没有多大的作用，可如果皇帝精于骑射，加上他固有的政治素养，完全胜于百万之师。军事训练会激发人的勇武精神，进而激起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封建社会一切取决于皇帝，如果皇帝是一个勇武剽悍又有心机的人，那么这个王朝一定生机勃勃，也只有那些正直、勇武之人才能接近，也就是最有生机的人都能够团结在皇帝周围，那些贪生怕死之辈避之不及。这你就不难理解清朝发生多少变乱都能平定，而受命之将也堪重用，由于皇帝态度非常坚决，并有许多勇将为之效力。明成祖之所以能够表现出那样激扬的精神，就是由于他被封燕王，威镇北方，抵御蒙古、军旅出身。所以一个王朝的兴盛，首先皇帝要有勇武开拓的精神，当然一味崇尚武力是危险的，如元朝，尽管武力强大，非常善战，但立国只有九十余年，就是由于没有吸取汉文化有益的治政经验，没有注意文治，而清朝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既要吸收汉文化的有益部分，又要摒弃其迂腐之处，而强调本部族的勇武精神，这正是清朝伟大之处，可以说清朝的强盛是满汉传统的结晶。当然满族传统的成分要大一些。
[17]第八章 大清帝国（中）
如果说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而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后果会如何？肯定会非常令我们伤悲，只有元的版图能与清相较，可元的统治水平极差，国内的农民起义也会把他推翻，在农民起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必将四分五裂，出现日本人希望的那样。如果说最后一个王朝是元以外的汉唐宋明了，它们的版图没有清朝大，更由于重道轻技、重农轻商的传统，也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仍然要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处境更惨，那时就连我们引以为荣的西域大漠也会像今天对交趾一样怀念。
　　尽管鸦片战争后清朝逢战必败，但清朝遇到的是千古未遇之大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均是这样，败的不是清帝国，败的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即重文轻武、重道轻技、重农轻商。
　　中国自秦朝就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短期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财富的积累，而从长远看，由于商业发展缓慢，社会的民主意识很难产生。商人由于拥有财富，不受土地限制因而人身相对自由，这对要求天下一统的皇帝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每当时局艰危，物价总会飞涨，在商品经济中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为供不应求物价自然上涨，但士大夫和皇帝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都是商人惹的祸，所以说无商不奸，对商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因此封建统治者要限制商业，控制商业。尽管如此，传统的商业在政府的压制下还是有所发展，到明朝中后期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始终没有挣脱束缚而独立发展起来。不仅统治者压制，更为可怕的是广大的人民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许多人经商兴产赚了钱，他不会去扩大投资，而是购置土地，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购置土地是最可靠的。重农轻商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国策，而且也在广大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这不能归罪清朝。
　　再说重道轻技，中国自古就极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伟大的孔圣人满脑子的人治思想，他主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十分不幸的是，这种注重社会而不重视自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除了儒家，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还有法家，法家的思想还是在于如何加强统治，只是用“仁”、“礼”还是用法治，至于道家干脆清净无为，就连社会活动几乎也不想干了，还谈什么科学实验。尽管我国古代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但由于自然科学不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而被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排挤，加上科学家的发明大都是业余的，没有形成流派，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显得非常零乱，不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本身他的威力极大，可以打败一切敌人，因为其他民族还不曾掌握，可使中国处于极为优越的地位而称雄世界。虽说北宋发明了突火枪、火箭又能怎样，连金国都不是对手。可火药传到欧洲后马上引起了军事革命，而中国依然处在冷兵器时代，直到洋务运动后才有所改观。
　　再看重文轻武，重文轻武算是一个很大的传统，秦汉隋唐时的中国人还是非常崇尚武力的，可北宋为了防止武人割据而崇文抑武，致使汉族群的尚武精神受到压抑而日渐萎缩了。明朝还是大力推行八股文，大家都以从军为耻，以文为贵，最终导致了国防的衰弱。清朝虽是一个尚武的族群所建立的国家，清朝弘扬武力只是在满族内部，对于汉族群还是提倡科举，尊崇孔教，继续维持他们已经衰弱的精神，生怕汉族群势大。对于汉族群重文轻武的传统，满清统治者是非常高兴的，当然传统精神的改变非一朝之功。例如，一个正二品的总兵官比正四品的兵备道员品秩要高得多，但却无论如何不能与后者分庭抗礼。难怪清朝许多湘淮将领靠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数年间便升至一品提督，只因不能与平级官员平起平坐而耿耿于怀。淮系大将刘铭传28岁授直隶提督，赏头品顶戴。但他后来烧掉了自己历年镇压太平军、捻军时期的文牍、书信、奏议，只保留了在陕甘获准“专折奏事”特权的奏议四卷，原因是不满提督贵为武职大员却受总督节制，除到任谢恩具折由总督代奏外，不准专折言事的清朝体制。在清朝，尚武的满族自然希望汉族群重文轻武，而且汉族群本身已经这样，所以不用费多大力气，继续维持宋朝种下的祸根就行了。
　　以上三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弊端，而非清朝所能挽回的，有些东西清朝也不想改变，如重文轻武，而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是极力反对改变的。清朝在传统领域是战无不胜的，管鸦片战争后清朝一再败于西方，但他还是有足够的力量去镇压国内任何一支叛乱势力，维护国内稳定
　　第三节 盛世滋丁
　　清朝的统治在中国古代历史是较好的，尤其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易于谋生。首先，康乾盛世13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治世时间最长的，中国自秦汉时人口就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今天基本如此。从秦到明人口增长非常缓慢，没有多大突破，各朝前期增长的人口随着后期的战乱基本都消耗了，然后又迎来一段适于生育的时期，然后又消耗……全世界的人口在古代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不能责备秦汉唐宋元明。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随后又开始了工业革命，世界人口飞速增长，令我们惊奇的是这段时间中国人口也飞速增长，与世界保持一致。中国没有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中国人口为何能与世界保持一致？现在中国人口似乎成了经济增长的阻力，但在1949年以前，庞大的人口却无形中成为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资源。近代西方殖民者侵略全世界，随着实力的扩张，殖民国家的人口增长最快，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口增长陷入停滞，如中国。有的甚至出现了倒退，如美洲印第安人减少了百分之九十，近代国家间的竞争，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人口的竞争，如果清朝人口的增长还和以前朝代一样，落后于殖民国家，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将会大大削弱。
　　清朝虽没有兴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没有进行工业革命，而人口能够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的统治下出现了康乾盛世，长达一个多世纪。康乾盛世不同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他不仅历时长，更在于范围广。以前的盛世主要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康乾盛世的范围是前者的三四倍，不仅汉族群居住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东北、内蒙古、新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所以中国人口1740年突破两亿，1795年突破三亿，1850年前后到达四亿，这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口，东北、内蒙古、新疆必将为沙俄吞并。
　　清朝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进行了赋税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谕旨，将1711年政府掌握的24621324名人丁应征收的325万余两丁银加以固定，作为以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的人丁，永远不再征收人头税。当时入籍的许多人丁土地少，比较穷困，按人丁纳税对穷人不公平，应该按财产纳税。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用了七年时间，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将康熙固定的丁银全部均摊的田亩上，以后，清政府又将班匠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服役合并到田赋中征收，地丁银成为其主要财政收入。显然，农民人多地少，而地主人少地多，赋税以土地为准，极大的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地主承担了主要税收。农民大部分都是有土地的，除了大地主，中小地主地主都是尽量不雇佣、甚至少雇佣佃农，大都自己劳动，所以赋税不会大量转嫁到农民头上。自此，延续了几千年的人头税被取消，极大的促进了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增长。这种以财产为标准的征税思想，早就实践过，如唐中后期两税法，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由于统治者无能，遭到所谓地主阶级反对，最终失败。古今中外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是好的，关键在于能否推行，可大都流于形式。清朝由于皇帝英明果敢，国家权力强大，地主阶级虽然反抗，但被镇压，整个族群都被征服了，地主阶级能成什么气候。
　　清朝人民的赋税较轻，生活还过得去，当然个别地方的自然灾害也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今天还是这样。凡是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清朝的赈灾工作做得相对较好，统治者头脑很清醒。太平天国爆发时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了，清朝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被打破了，但清朝在败于西方列强的同时，太平天国还是失败了。中国国内的矛盾并没有激化到导致清朝崩溃的程度，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侵略者打进北京，皇帝逃离，这可是人民起义并推翻清朝统治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方面清朝将其主要力量用于防止外来侵略，放松了对人民的控制。另一方面清朝的战败致使其威望一落千丈，可人民却表现的如此平静。秦汉唐元明基本上没有外敌入侵，可为什么人民要起义，结果亡了国，而清朝遇到了几千年未遇之敌一败涂地人民却不伺机大规模起义。即使辛亥革命的时候，清朝政局更加动荡，而起义的只是会党、新军、新知识分子，农民阶级仍然没有行动，这足以说明人民的生活状况。而北洋军阀统治初期，在中原爆发了白朗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可以看出，由于清朝历代皇帝勤政务实，加上本族群的勇武传统，再吸收汉文化的有益部分，于民为便，使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证，再有一支勇敢可信的军队，清朝才得以建立版图空前辽阔的国家且保存到民国，乃至我们继承至今。
　　清朝中期，中国人口迅速增长，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只有向关外移民才能缓解。但清政府对汉民向关外移居持不欢迎、不鼓励的政策，甚至禁止向东北移民。但由于一些贫苦农民在关内衣食无着，偷偷地逃向关外，清政府的禁令形同虚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丧失了大片领土，主要原因就是东北边缘地方人烟稀少，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中国两千多居民，远不及俄罗斯的移民。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只有中国居民八百多，给俄罗斯侵略造成了可乘之机。当东北丧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之后，清朝政府幡然醒悟，与其割给俄罗斯，还不如让汉人移民实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北移民迅速增加，但依然是辽宁一带人数最多。清末，清政府有计划的向黑龙江移民，尤其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使俄国无所觊觎。
　　民国初年，日、俄两国侵略东北加剧，北洋政府加紧移民实边。交通部门为提倡移民垦殖，特别在京奉、京绥两条铁路线发售移民减价票，凡移民家属乘车，票价减少至平常的十分之四五，孩童在十二岁以下者，以及随身携带的农具，一律免票。由于政府大力提倡，加之内地兵祸、灾荒、匪患时起，北方等地向东北、内蒙等地的移民络绎不绝。1922—1931年十年间，向东北移民形成狂潮。1921年，东三省人口已经达到2315万人，但到了1930年就达到了2919万人，百分之八十为山东人，其次是河南、河北，大部分是自发迁移。一部分灾民由政府及华洋义赈会筹款派送，前往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清朝中叶，就已经陆续安置过剩的汉族群人口。民国建立以后，由于京张铁路的开通，以后又延伸到包头，交通非常方便，加上政府的提倡，移民有了很大的进展。到1928年，热河省移民437万，察哈尔省移民199万，绥远省移民212万。
　　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被迫将辽东半岛转租日本，东北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反对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但是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只能在自己控制的铁路线上，照价收费，不向移民减价。当时日本的一位专门人士就关内向东北移民做过如下反省：“日俄战争至今28年间，东三省汉人增加1400万，又九一八事变前每年100万，日本在满州的移民数目仅为17万，并且大多是朝鲜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从海陆两个方面抑制关内人口流向东北。同时，集中力量向东北移植朝鲜人和日本人，到1936年，进入东北的朝鲜人已经达到81万。
　　移民实边固然是晚清民国政府提倡的，但我们应该看到，促成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则是清朝中国人口的膨胀，移民关外，广大贫苦农民是自愿乃至渴望的。如果内地人口还和以往朝代一样，即使政府强行移民，如秦朝移民河套，最终只能失败，如果东北、内蒙依然像第二次鸦片战争前那样人烟稀少，极有可能成为强邻的领土。
　　第四节 危险天国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清朝的战败，人民负担加重，特别是由于广西的自然灾害，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对于这次起义我们整天赞不绝口，倒很为洪秀全惋惜。提起左宗棠时，我们就会说他是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一定作用，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最辉煌的事情，对此谁也无可否认，可他却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因此其本质仍然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有人在评价林则徐时也是那样，但他运气极佳，死在了镇压太平军的途中，否则他的手上会粘满农民军的鲜血，晚节不保。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看他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其它。
　　一、分疆裂土
　　太平天国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可以说，这场运动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太平天国我们必须把他同以往的农民起义区分开来，太平天国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时代背景，即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确立，英法等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亚洲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的清朝外患日益严重，二百多年以来，北方那个强悍的北极熊时刻在蚕食着我国的北疆，随着清朝的衰落，北极熊随时准备大举侵略，他瞄准了长城以北、新疆、西藏，要建立所谓的黄俄罗斯。英国在占领印度之后，一心要吞并西藏，还要向新疆南部渗透，在新疆南部，英俄矛盾非常尖锐。海上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岛，当时清朝的处境基本如此。上述突特定的历史条件就要求太平天国及其他要推翻清朝的集团，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还要抵御英俄等国的侵略，即维护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国防安全，也就是说，清廷腐败至极，江山更替也要平稳过度，即在保持全国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近代，我们的对手是几千年未遇之大敌，世界历史也已经步入近代，近代的民族国家基本形成，这就要求中国的版图只能合不能分，一旦分开，就很难再出现“久分必合”的大势了。因此，哪些集团如不能保持全国领土完整，而硬要进行什么暴力活动就是与中国的根本利益对立，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那么我们来看看太平天国有无能力维护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在内的13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完整，令我们遗憾的是洪秀全集团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统治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在内的1300万平方公里领土，且不说他们有无能力，根本就没想过！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就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宣称：“爱新觉罗氏乃耶律完颜之类，流毒中原……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很明显，一看便知太平军要干什么。这里的中国显然指的是中原，也即汉族群的居住区，“肃清胡氛”也就是要把满族人赶到东北去，恢复中原汉人的统治。我们不应忘记，1368年朱元璋北上伐元时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而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时还用这一口号，即使早期资产阶级都具有这么大的局限性，更何况农民阶级。太平天国已经把中原跟满洲看成是两个对等的实体，把满洲人看作是异类，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接管清朝的全部领土，去统一大中国，而只是想恢复小中国。从本质看，太平天国本身就含有很大的分裂性，如果将满洲人赶到关外，恢复中原汉人的统治，那么将直接分裂中国。满洲太平军是不想要了，那么蒙古、新疆、西藏太平军还要不要？太平天国是不要了，洪仁对世界形势比较了解，在《资政新篇》中，介绍了世界上的强国英国、俄国、德国等等，也介绍了一些弱国，他说道：“马来邦、秘鲁邦、新嘉波、天竺邦、前西藏、后西藏、蒙古、满洲，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也。虽满洲前居中地蒙古之地，亦不敢指认其为满洲固有之物，故不见称于各邦也。不过中国人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慨已。……奋为中地昌，以顶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同江山万万年。”这里的中地指中原，非常明显，洪仁的目标就是使中原昌盛，他把马来邦、秘鲁邦、新嘉波、天竺邦与前西藏（青海）、后西藏、蒙古、满洲并列，这就是它的中国观。显然，满洲、蒙古、青海、西藏是不包括在太平天国里了。
　　二、无力统一
　　即使太平军有置蒙古、新疆、西藏于中央统治之下的愿望，我们来看看他是否有这个能力。第一，他们没有力量。太平天国还基本处于冷兵器时代，而在冷兵器时代统一全国的政治集团需要强大的骑兵军团，这一点太平天国不具备，反而是退往关外的满清依然占有优势。清朝退往关外后，蒙古、新疆、西藏宗奉满洲的可能性极大，清军还没有入关就已经臣服了内蒙古，清朝的一个重要统治政策就是“联蒙制汉”，通过联姻等各种方式笼络蒙古各部，蒙古各部也比较忠心。就算蒙古、新疆、西藏趁清朝衰落产生离心倾向，由于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绝对不会依附太平天国。所以太平天国占领北京推翻清朝后，还面临着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强大骑兵军团的挑战，而自己又不具备这一优势，前途难测。中原王朝也可以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如汉唐，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地理前提，那就是必须保证甘肃、宁夏，以及陕西、山西、河北三省北部地区的草原生态保持平衡。因为这里是中原王朝的军马基地，中原的农业区很容易向这里扩展，一旦草原生态退化，军用牧场的面积以及载畜量会大大下降，中原王朝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军马补给骑兵军团，也就不能持久地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太平天国时期，经过明清四百多年的垦殖，上述地区的草原生态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这些地方，由于人口的膨胀，连内蒙古南部的大片草原也被开辟成了良田。纵然太平军可以利用清朝在中原的残余军马，暂时能够组建骑兵军团，但军马补给来自塞外，一旦被切断，骑兵战斗力则无法长期保持。
　　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绝对军事优势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新式枪炮装备军备中央军队后，尤其是清朝编练新军实现军队近代化后,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大为下降，中央与边疆的军事实力对比处于绝对优势。因此，以冷兵器为主的太平天国没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更何况清朝退往关外后,带走大量的财富，经济军事实力不可轻视,其固中原不足,守东北有余，东北再也不是明朝初年的落后状况。
　　第二，外国侵略者也不会让太平天国从容的统一全国。清朝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统一了全国，艰难曲折，险象环生，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万一哪次战争失败了，今天中国的版图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历史能否给太平天国哪怕是五十年的时间来统一全国？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外部环境与清朝中前期比较起来，已经严重恶化，北方那个强悍的北极熊时刻在蚕食着我国的北疆，随着清朝的衰落，北极熊随时准备大举侵略，他瞄准了长城以北、新疆、西藏，要建立所谓的黄俄罗斯。英国在占领印度之后，一心要吞并西藏，还要向新疆南部渗透。海上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岛，美国、法国等列强对中国也垂涎欲滴。下面我们看一下列强对太平天国兴起后的应对之策。
　　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搞了一个侵略我国的条陈：“1、设法使清朝向我国求援，然后我国出兵协助。2、假如清王朝大势已去，……清朝皇帝将得到俄国的保护，俄国将以武力保证他的帝位代代相承，永远不受侵犯。但我国必须在满洲设立贸易机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3、一旦中国政府发生变动，也不应容许新的中国政府将权力扩展到蒙古……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假如蒙古希望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愿表白得更明显，那就没有理由不让我国毗邻地区的居民实现这一正当要求。……4、中国一旦建立新政权……一开始就要坚决要求中国一切港口对我国开放。”从沙俄远东侵略头子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第一，他们要趁中国内乱，直接占领我国蒙古地区，东北也将成为附庸。第二，对于分裂后中国的太平天国地区不会平等对待，还要扩大侵略权益，要求开放一切港口。也就是说，边疆地区不等太平天国统一，早已被外国侵略者吞并，就连太平天国要“光复”的中原十八省，也面临着列强更大规模的侵略，而且要丧失比清朝时期更多的权益，因为国家分裂，局部地区对抗外来侵略的力量会更加弱小。太平天国没有机会统一全国，就连它自身独立自主也不会实现，列强不会因为他们信仰拜上帝教而尊重太平天国独立。
　　着力扩大海外市场的美国国务卿对驻华公使麦连发出了这样的训令：“……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活动，如果成功，国家政权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在你自由处理权的范围内，你要承认实际上的政府，并以这个国家现有政府的地位对待它。如果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出现分裂，组成几个政府，而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内，形势稳定，那么对每个政府，你要以美国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并和他们分别谈判这些条约，……”美国国务卿对太平天国做出了革命的论断，这是一种误解，对于太平天国，马克思也曾犯这样的错误。而对于太平天国会导致清帝国分裂的判断却非常准确，如果太平天国攻陷北京，清朝退往关外，中国必将分裂。
　　太平军攻下北京只能导致中国的分裂，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不止一个，中国的运气没有印度那么好，印度近代最幸运的一点是他被一个国家占领，这样虽然沦为殖民地，但毕竟是统一的殖民地，而不是被瓜分。印度不仅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而且宗教纷繁，没有英国的征服，就没有印度的统一。印度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非常短，只有阿育王的几十年和中亚蒙古贵族帖木尔的子孙入侵印度后建立的莫卧尔帝国一百多年的时间，其余不是被征服就是分裂，即使阿育王和莫卧尔帝国时期，也没有统一印度半岛南部，而这一点，英国人才帮他们实现了。英国征服印度后，又开始了对印度周边国家的渗透，相继占领了中国、尼泊尔、缅甸、不丹、阿富汗的一部分领土，当印度独立后，他继承了这些东西，而且变本加厉的要求大英帝国都不敢夺取的迈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然，印度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部分不是英国所能决定的，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没有英国的政府，印度分裂的更厉害。而且印度还得到了那么多英国侵占的别国的领土，凭印度自己根本就没有那本事。
　　就像俄罗斯侵占了中国西北部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又继承了这些领土，显然俄罗斯的侵略多少还给哈萨克留下了一点遗产，哈萨克是不会归还中国的。而中国就不一样，我们面临着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前我们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由于外来侵略，我们丧失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第八章 大清帝国（下）
三、千年一变
　　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方的先进武器引入中国，中国开始了军事革命，使得中央的军事实力大增，从而引起了中央与边疆间军事力量历史性的变化。整个古代，欧亚大陆的北部是游牧部落的天下，而南部是农耕族群的世界，世界古代史总表现为游牧部族对农耕民族的进攻，除却北宋以前的中国。如金灭辽、金灭北宋、蒙古灭金、后金灭明、日耳曼人灭罗马帝国、雅利安人侵印度。游牧人生活在寒冷空旷的北方，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劣养成了他们勇敢善战的性格，也只有通过掠夺战争才能使他们发展壮大。而南部生存条件较好的农耕民族恰恰相反，由于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容易滋生骄、浮华、腐败、懦弱的习气，这就决定了农耕地区总是被动挨打。游牧部落一次次的征服了农耕地区，但他们进入了农耕区后，又被同化，而北方由于长时期的酝酿又形成了一个高压，呼啸南下，又征服了南方，但又被同化…而北方又在酝酿新的力量……整个世界古代史就是这样，中国秦汉隋唐时是个例外，但唐代以后也基本如此。而工业革命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落后的民族，军事力也真的落后了，只有被动挨打，世界才进入了由科技主宰世界的时代，而非野蛮、愚昧。
　　就算清朝非常腐败，但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几千年王朝更替的混乱局面，基本保持全国政局稳定和领土的完整，不给列强侵吞中国的机会？笔者认为，只有当中国在初级近代化的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以后，中国就不会因为清朝的灭亡而使国家陷入四分五裂、边疆独立、列强侵吞。初级近代化的标志：
　　第一，军事近代化，军队近代化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历朝末年群雄并起的局面，在冷兵器时代，朝代更替，但凡有血气者即可斩木为兵，横行一方，而且战斗力决不逊于正规军。这就容易引发更多的人，为争夺最高统治宝座而争斗不息，百里无宁日，天下易乱。而军队近代化以后，正规军的战斗力是稳定的，虽然也会有军阀混战，但数目小得多。由于掌握军权的人地位稳定，社会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稳定。其次，军队近代化，可保持中央对边疆的强大威慑，巩固边疆。边疆的骑兵优势一直是国家统一的障碍，军队近代化，即可改变这一局面。从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建立新式军对开始，中国陆军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1905年，北洋六镇新军建成，1906年，中国有三十五所武备学堂或训练机构，有军官287人，准新军官3448人，日本留学的有671名军官或士官生。1911年，新军编成了14镇，18混成协，4标和一支禁卫军，总人数23万左右，增强了保卫国家的能力。
　　第二，信息近代化。中国幅员辽阔，信息不实现近代化，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传到京城，需要数十天不等，一旦政局动荡，极易土崩瓦解。实现了近代化，能够将松散的各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拉近人们的心理距离，压缩分裂倾向，有利于中央对各地情况及时做出反应，巩固国家统一。信息近代化的表现之一是有线电报在全国各地的设立。1877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上海到直隶的电报线路建成，这是我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电报线路。以后又建成了天津到上海线，天津到北京线，长江线，广州到龙州线，到1899年，又建成了川汉线，川滇线，沪粤线，粤桂线，赣粤线，闽台线，东北线，西北线，延伸到了陕西、甘肃、新疆，洋务派架设的电报线十几万里，大大促进了中国通讯近代化。信息近代化的第二个表现，则是铁路的大规模修建。1902年，中东铁路建成，1904年，胶济铁路建成，1905年，京汉铁路建成，这使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京汉铁路可以使军队向南北两个方向迅速集中。1907年，京奉（通往东北）铁路建成，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1909年，京绥（通往内蒙）铁路、沪杭铁路建成，1910年，滇越铁路、陇海铁路建成，1911年，广九铁路建成，津浦（到南京）铁路大部完成，次年通车，民国初年，这些铁路大部分相继收归国有。铁路网初步建成，使中国交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为民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由于政局混乱，1912年到1928年，中国铁路建设进入停滞状态。
　　第三，思想近代化，也就是要有近代国家民族意识。近代以前，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也不会产生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流于一盘散沙。近代以后，这种局面变化很慢，如果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识，清朝的大中国版图必将分裂。梁启超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康有为等人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华一统的观念，极力反对革命者狭隘的民族观、国家观，革命者一致认为，明朝的灭亡标志着中国的灭亡，清朝是满洲人征服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清朝，实现国家独立，而不是反对西方列强。这种今天看起来异常荒谬的观点，在当时却为许多人接受，也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动力。
　　康有为在《论革命》一文中写到：“大地既通，万国合较，凡蒙古、回部、西藏之人，言语未通，教化未同，犹当内其国之列，与之加亲。吾游印度北边，遇廓尔喀、哲孟雄之人，待吾加亲，开室以居吾，煮卖以食吾，凡遇中国人，尊之曰叔而敬礼之。以不通言语，不同教化之人，缘念同国，且属藩属，其敬恭亲爱如此，悠然动吾内其国之想，何况满人之合为一朝，同化中国，教化礼乐，言语服饰无一不同者乎？故满洲在明朝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也。或者动引扬州十日之记，两王入粤之事，皆当时之荼毒，若思复九世仇者。此盖古时文明未开，敌国相攻之常。项羽、白起，中国人也。而项羽坑秦新安降卒二十四万，白起坑赵长平降卒四十万。故在开国之时，万国未通之时，分别内外，犹之可矣。方今大地既通，诸种并遇，匈牙利、土耳其说者方引而亲之，以为同宗，况满之与汉，虽非谓同母之兄弟，当亦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一家也。”康有为在其他论及革命的文章中说道，“若革命攻满之义，不计本朝开辟东三省、新疆、蒙古、西藏，但计十八省欤？则割去三百万方里，（中国）尚小于印度二十二万英方里。”“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州，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已发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
　　保皇派与革命派关于近代国家观的论战，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胜利告终，革命者最终也自觉的接受了中华一统的观念，辛亥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马上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观念，表示要接管清朝的全部领土，而不是中原复国。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新疆在内的二十二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国的领土完整终于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中国人对于历朝奠基、清朝开拓的大中国的地理认同终于确定下来，中国近代国家认同最终完成。
　　因此，太平天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集团，事关中华民族的完整和统一，我们不能不慎重考虑，国家一旦分裂，其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他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以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东亚。如果太平军举措得当，直捣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就算清朝统治日益腐败，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其必然要被推翻，但由什么样的力量来带替他呢？应该是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化的力量，从这一点来说，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虽然步子迈得很小，但毕竟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孕育着中国的未来。当清朝母体内孕育的婴儿没有长成以至不能正常分娩的情况下，清朝依然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辛亥革命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成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好大几步，推翻清朝的时机勉强成熟，也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才确认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观念，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才被大众接收，也就是说孙中山这时才作好了接管清朝全部领土的准备，彻底抛弃了太平天国狭隘的民族偏见。即便到了清朝气数已尽的时候，由于政权更替，结果丢掉了外蒙古，更何况近代化完全没有起步的太平天国时期，谁知又会丢掉多少领土。
　　因此我们只能说太平天国是清朝孕育的一个很不健全的婴儿，他不想也没有能力支撑那个庞大的帝国，从这一点上说，太平天国被镇压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第五节 内乱外侵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更替的时候最危险，弄不好外敌入侵，国家就会陷入分裂，中国历史一再论证着这样一个道理。中国近代的每次内战，都被外国侵略者利用，使边疆丧失了大片领土。由于我们没有估计到内战可能产生的负作用而未雨绸缪，因此未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利益。
　　沙俄强迫清朝签订的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正值太平天国发生的时期。太平天国虽然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清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东北精兵大量南调作战，致使清朝东北边防异常空虚，为沙俄入侵提供了良机。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根据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领修士大司祭巴拉第提供的报告，他得出的结论说：“目前中国内乱（太平天国）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她又告诉穆拉维约夫说：“毫无疑问，中国政府由于内乱四起，不得不对我国采取妥协政策。”
　　面对沙俄不断向黑龙江流域渗透，吉林将军景淳向咸丰皇帝奏道：“伏思两年中俄夷出入，虽尚无侵扰事情，其所载人畜粮械，除占据阔吞屯，余在何处分布？无由而知，……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昨见委员富尼扬阿据称，该夷晤谈时，问及南省贼势（按：太平天国），伊等告以金陵贼首已擒，即为称贺，盖深悉南氛之不靖而言耳。该夷本为乘隙而来，彼之进退，即视贼之消长。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今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至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可否就三姓、珲春、宁古塔三处征兵撤回二千名，以资防守？”吉林兵员匮乏，在清朝官员与俄国使者的会晤中，生怕俄国知道中国发生内乱，慌称太平天国已被镇压，但俄国人已经知道了，这对清朝极为不利。吉林将军已深刻的认识到，俄国态度的强弱将取决于太平天国势力的消长。对于景淳的奏请，咸丰帝的回答是，“景淳此奏，实属思患预防，惟此时粤匪未平，正在攻剿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只可将备调余丁，勤加操练，以成劲旅。”
　　这个时候，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清朝不该把东北边防军大量南调镇压太平天国，致使边防空虚。他们的逻辑就是太平军可以全力反清，但是清朝不应该倾全力镇压太平军，清朝应该以一部分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另外要调集重兵固守东北边防。这样的逻辑能成立吗？我们需要清朝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太平天国为什么就不能体谅国家艰危。
　　中国局势的动荡，也为沙俄侵占西北大片领土提供了良机。1847年，新疆七和卓叛乱时，沙俄趁机向新疆扩张势力，在我国领土上非法建立可帕尔堡垒后，又无理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同时通商。1853年，正当太平军建都南京，开始北伐西征，清政府穷于应付之时，沙俄外交大臣于十二月指示西西伯利亚总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中国西部各省免不了发生骚乱，其结果不仅喀什噶尔，就连伊犁地区……从中国分离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1857年，倭里罕叛乱，沙俄又企图通过支持叛乱，达到独占南疆的目的。沙俄外交大臣命令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陈述对该事件的意见，科氏立即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喀什噶而事态和我们对它的态度》的报告，要求沙皇政府在援助叛匪倭里罕和桌的幌子下，积极争夺喀什噶尔。只是由于清朝迅速平定了倭里罕叛乱，沙俄的阴谋才没有暂时得逞。
　　关于中俄西北部边界的谈判，从1862年8月延续到1864年10月，历时两年余，中国官员据理力争，沙俄蓄意破坏，期间中断两次。按说1864年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应该可以腾出手来应对西北边疆，两年多的谈判清朝都没有屈服，何以1864年会屈服？江南平定了，西北又开始大乱，1862年西北回民大起义，起义军包围了西安达三年之久，1863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直到1867年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西北回民起义才逐渐被镇压。直接导致清朝抗俄信心完全崩溃的事件，则是1864年新疆各族反清大起义。1864年，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首先起义，乌鲁木齐、莎车、伊犁、巴里坤、奇台、哈密、木垒、济木萨、昌吉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在天山南北先后出现了以库车、乌鲁木齐、和田、喀什、伊犁为中心的五个割据政权，互不统属。五个政权相互攻伐，削弱了自身的防卫力量，给沙俄和阿古柏军队入侵以可乘之机。陕西、甘肃、新疆已糜烂不堪，清朝再也没有勇气和沙俄讨价还价了，伊犁将军明绪惊呼“内忧外患，保全为难”。清朝谈判官员急忙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在他们看来，早一点签，能少受些损失。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以后沙俄侵占伊犁地区，违背了《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我们收复伊犁就有了法律依据。左宗棠后来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收复了新疆，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了伊犁地区，但还是丧失了一些领土。可以看到，清朝并不是一味的妥协退让，如果政局稳定，我们的损失肯定会少一点。
　　外蒙古虽然1946年正式独立，但它在独立道路上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认为这是他改变中俄边界的最好时机。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再叫嚷不要将机会错过。沙俄前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提出要将汉腾格里山——海参崴直线以北的北满、蒙古、新疆北部归属俄国，这样俄国的远东地区才会安全。最后他指出实现该计划的有利条件：“当前正在中国进行的革命运动增大了今天立即着手按上述改变中俄边界的可能性。”“满清王朝被推翻，于俄国有利，因为可使北满易于并入俄国。”1911年11月18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聂拉托夫给沙皇的奏折中说：“由我国利益的观点看，现在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惬意的。……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国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行动自由，可能比现在大的多。”所谓的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边疆，实际不过是吞并中国领土的同意语。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倾注全力镇压南方革命，俄国外交部立即训令驻华公使：“华南革命运动给予中国政府的困难，我们可以加以利用，迫使中国政府以书面确定她在口头上已承认的，我们在蒙古问题上的地位。”辛亥革命前夕，沙俄军队进驻库伦，积极策划外蒙独立。1911年12月1日凌晨，外蒙古叛乱集团勾结一支沙俄军队，包围了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并逼办事大臣三多三日离境，12月5日，三多被押解出境。12月16日，库伦叛乱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1912年1月，乌里雅苏台被叛军占领，8月6日，科布多守军奋战数十天后作战失利，科布多城陷，叛军占领外蒙古全境。1913年《中俄声明》和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巩固了沙俄的殖民利益，虽然外蒙取消独立，中国只得到了空洞的宗主权和极其有限的权利。
　　但是，俄国趁我国辛亥革命策划外蒙古独立，我国也可趁俄国政局动荡收复外蒙古。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俄国政局混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日本却不断向外蒙渗透势力。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失算，又怕日本趁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1919年10月29日，徐树铮率8000多军队进驻库伦，在徐树铮的压力下，日本驻库伦的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上缴中央驻库伦办事处。1919年11月22日，北京政府接受外蒙古地方政府请愿，取消外蒙自治，自1911年以来，外蒙终于重归版图。
　　外蒙虽重归版图，但中俄两国的政局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作为皖系重要将领的徐树铮，将外蒙驻军大部带回关内参加内战，皖系失败，外蒙古空虚。中国政局愈加混乱，以后又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无人顾及外蒙。与此同时，苏俄政权日益巩固，白俄匪军窜入外蒙古，驻守的中国军队由于兵力微弱，与白匪作战失利，退出库伦，撤回国内。而苏联红军以追击白匪为由，进驻外蒙古，外蒙发生革命，彻底倒向苏联，一切都结束了。
　　1913年，英国殖民者在西藏东南炮制了一条麦克马洪线，妄图割占西藏最肥沃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那里属于亚热带气候。由于当时中国政府拒不承认，英国殖民者没有公开这一阴谋，更没有实施占领。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末，趁中国全力抗日，英国殖民者才占据了我传统边界以北的小部分领土，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部分领土仍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1947年印度独立后，推行扩张政策，妄图侵占英国垂涎已久但没有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领土。在中国政局最动荡的时期，即国民党逃离南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在外国势力的策划下，出现了分裂倾向。1949年7月8日，西藏摄政达扎在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理查逊策划下，突然切断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系，以西藏噶夏政府名义，通知中央政府驻藏办事主任陈锡章，以西藏境内的汉人中有共产党为由，限期驻拉萨的中央办事人员撤离西藏，完全封闭汉族学校，驱逐汉民，这就是“驱汉事件”。8月，中央办事人员全部撤离。
　　印度对新中国的政策是既拉又打，它较早的承认了新中国，1951年2月1日，当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时，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缅甸和印度反对，中国人民非常感激，以后还和中国一起提出和平共处五相基本原则。可在领土问题上，尼赫鲁是绝不含糊的。1951年2月2日，也就印度在联合国刚支持过中国的第二天，“印度政府决定接管虽然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但仍是西藏政府的一个重要中心达旺。中国没有就印度占领达旺一事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但消息传到拉萨时，西藏人在印度驻拉萨使团前举行了游行示威。……鉴于1951年2月第一周对达旺的接管没有遇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反对，印度政府正确的认为，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心理上已经做好接受麦克马洪线为事实上的边界的准备。”（卡 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从1951年到1953年，印度强行将其边界推移到麦克马洪线附近，印度政府甚至把麦线以北的朗久和兼则马尼划入该线以南，并在那里分设哨所。
　　印度侵占达旺是其侵占西藏大片领土的关键一步，这件事虽发生在1951年2月，但中国大陆并未统一，解放的地区正在“镇反”，政局依然不稳。1950年10月在昌都，解放军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但由于朝鲜战争扩大，解放军没有继续前进。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抵京与中央政府开始谈判，5月23日达成协议，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毛泽东发出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8、9月间，进藏部队分批出发。10月26日，第十八军进驻拉萨，其余各部也先后抵达指定地域，胜利完成进藏任务。可见，印度正是趁人民解放军没有进驻西藏的时机占领达旺（门隅地区首府），而且不断扩大对麦线以南门隅、洛隅、下察隅三各地区的侵略。不过，1953年印度才推进到麦克马洪线，而1951年底解放军进藏任务已经完成，整个1952年和1953年，印度疯狂的向北侵略，如入无人之境。尼赫鲁在1954年10月第一次向周恩来提出中国的地图问题，尼赫鲁指出中国的地图将印度的领土划进中国，他得到的回答是“赤色中国的新地图沿袭了国民党的旧地图，并不表示确切的边界线。1956年—1957年冬天，周周恩访问印度期间，……据尼赫鲁的证词，周恩来与他会谈，‘考虑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暗含对麦克马洪线的默认。”（卡 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这就使尼赫鲁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认可麦克马洪线。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者大多将目光集中于国内，而很少关注由于内战而使国家边疆领土丧失，甚至不能明确国家的边界在哪里。否则，当1951年2月2日印度占领达旺的时候，中国政府决不会连抗议都没有提出，抗议是国际关系中表达不满最简单的行为方式，不需要也不必然要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爱国者，在与尼赫鲁的会谈中，是绝对不会说出“中国的新地图沿袭了国民党的旧地图，并不表示确切的边界线”那样丧失原则的话。后来中印爆发战争，战场上中国胜利了，但中国军队撤退后，印度又占领了那片诞生了六世达赖的圣地。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如罗先优先生所说，这实际上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那一片被中国军队收复而又放弃的土地，比西藏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富饶。那里海拔只有一二千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气候，能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40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4500万千瓦以上，是葛洲坝的17倍，是三峡的4倍，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等问题。
　　画在中国地图上，而实际处于印度控制下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解放军作家金辉对那片土地这样换算：
　　——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
　　——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
　　——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
　　——相当于六个科威特；
　　——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领土最大的一片土地；
　　——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金辉这样写到，“1962年印度与中国发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非常明显的。但经过三十年以后，胜利者没有失败者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在今天麦可马洪线以南的地方，印度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移民达七百多万，比西藏总人口还多两倍多。
　　近代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内战而引起的政局不稳却是一个共同因素。当一个顽固的政府不能顺应历史潮流，革命或内战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估计到，由于内战而予外敌以可乘之机，对国家根本利益的危害有多大？从而未雨绸缪，权衡利弊，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我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总书记的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这绝不是一句官腔。鉴之于悲痛的近代史，由于内战而丢失的领土，我们几乎都没有收回。今天，我们更应理性地认识社会，避免极端情绪，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基。
[19]第八章 大清帝国（四）
第六节 抗争列强
　　工业革命在西方兴起后，英国等国经济军事实力倍增，明末清初尚能打败西方东侵势力的中国，再也无法与西方抗衡。对于这时的中国而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实现社会的近代化，而且越快越好。否则中西差距只会越拉越大，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一旦达到印第安人与早期殖民者的程度，中国人亡国灭种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中国实现社会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具有强大的惯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近代中国人很难承认自己落后西方，承认后又很难认清西方先进的根源：通商贸易、发展工业、爱国主义、竞争图霸、科教兴国、政治改良。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1978年以后，中国人才对这些认识达成共识。
　　一、两次鸦片战争
　　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无疑是促使中国觉醒和转变的基点。虽然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朝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西方先进的文明逐渐涌入中国，林则徐、魏源等人已经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声音，这段时间就是以后改革的酝酿期，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次战争和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是震撼和启蒙，而不是灾难性的耻辱。对于发动战争的英法两国，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没有很强的领土野心，甚至可以说没有领土野心。《南京条约》是割占了香港岛，这显然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但这并不能说明英国要从中国夺取更多的殖民地。早在鸦片战争几十年前，英国就公开向清朝提出了在东南沿海占有一个岛屿的要求，以便成为其在远东贸易的基地，当时的舟山群岛也在考虑之列，这个要求显然是霸道的。鸦片战争打败清朝之后，英国要求割占的依然是一个仅供贸易的香港小岛，英国军队不久从稳固占领的舟山群岛撤退。在清军大败的前提下，英国的领土野心丝毫没有膨胀，和战前并无二致。在战胜的情况下，如果英国要占领更多的殖民地，他们绝对不会从舟山群岛撤军，像台湾、海南岛等清朝不易防守的地区，应该成为其首要攻占目标，可这些丝毫没有引起英国政府的兴趣。也可能由于英国欲望的节制，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醒悟过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这样，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于世界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对英、法等国怀有极大的疑虑，像外国公使进京这样对国家没有多少危害的事情，他们宁可割地赔款，誓死不从。外国向中国派遣公使，中国也可向外国派遣公使，有利于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在英国人赫德屡次劝告下，清朝才极不情愿的接受了近代文明国家最基本的外交形式。清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条约，在没有实力改变的情况下，出尔反尔，激怒英法，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使中国蒙受了更大的耻辱，圆明园被毁。但我们可以看到，英法到此时对中国依然没有领土野心，在进逼国都，皇帝外逃的情况下，在沙俄割占了中国一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情况下，法国对中国众多的沿海岛屿竟然毫不动心。英国虽然割占了小小的九龙半岛，但主要是为了保卫香港岛的安全，英俄两国在远东矛盾尖锐，香港岛很容易被俄国海军占领。如果英国有很大的领土野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割海南岛，割台湾清朝能不答应吗？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建立的贸易体制，对中国是不利的，虽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如果统治者认清形势，发愤图强，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和日本一样，在增强实力的基础上，逐渐修改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独立。在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如果试图满腔热血地进行革命外交，甚至以使中西关系决裂为代价而强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最终只能使中国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更加愚昧落后。近代需要与西方抗争，但必须是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尽量运用法律手段，逐步收回权利，在我们收回了所有主权之后，我们还必须与西方进行贸易、合作，要想发展，中国离不开发达国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终于有所醒悟而付诸实践，发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办军事民用工业，建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使中国实力增强，无疑缩小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尽管这个差距依然很大。洋务运动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失败，清末新政、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洋务运动的思想是伟大的、正确的，也是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至于晚清实施的效果不是很突出，则是因为该运动没有很好的推行，并不是方法错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人数太少，绝大多数的官僚依然愚昧无知，横加阻挠，致使洋务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受影响，迟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不要过高的评价日本明治维新的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性质，明治维新推行20年后，才颁布宪法，宪法中居然写上君权神授的观念，而且直接认为天皇就是神，不是人，依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这些并没有影响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在天皇制国家的主导下，君民一体、万众一心，反而迅速实现了近代化。作为后起国家，要想赶超强国，只能在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而不是天真地以为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就能实现，德国日本均是这样崛起的。法美式的民主制度要建立，必须经过数十年的政局动荡，法国经过了83年才确立，而大部分国家就是经过一百年也未必能实质性确立，政治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可怕的是，政局动荡会极大的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落后国家，使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性质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学习西方的动力和决心有差异，由于两国的竞争关系，导致结果的差异就非常明显。日本和中国就像班里的两个学生，中国是个中等学生，学习的决心和热情都很一般，力量有限，成绩平平。而日本就是班里那个最优秀的学生，其意志坚决、斗志旺盛，成绩优异。中国也学了一些新东西，社会也在进步，但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如费正清先生所说，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所在。可见，日本的成功决不是因为政治上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洋务派虽然没有取得超过日本的成就，这不是洋务派、洋务运动的错，而是那些愚昧无知人数居大多数顽固派的错，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最伟大的一批人，他们找到了一条拯救国家的正确道路，只是力量偏小。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面貌逐渐改观，中国的领土基本上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出现历朝历代灭亡后的大分裂大混乱局面。
　　二、帝国崩溃
　　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战争，是由于清朝为了维护帝国的尊严而进行的两次战争，越南和朝鲜都是清朝忠实的附属国。法国侵略越南，越南向清朝求援，清军入越，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中，清朝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但法国的海军司令孤拔被击毙，尤其是在陆战中，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致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在清军胜利的前提下，签订了《中法新约》，虽然清朝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但这是自1840年以来，清朝和欧洲强国交战而签订的第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条约，陆战的胜利无疑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列强对中国的些许尊敬。有人将这次战争的结果称为不败而败，认为清军应该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与列强谈判，收回侵略权益。这些认识欠妥，以中国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在远东彻底肃清法国势力，更无力与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乘胜即收，不失为上策。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更加迫切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和深化刚刚起步的洋务运动，迅速增强经济军事实力。而当时，除了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大吏在自己辖区内进行外，朝廷对此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顽固派还在疯狂地敌视、阻挠洋务运动。直到清朝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惨败之后，清朝才实行新政，不过，亡羊补牢也不算晚。
　　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俄国等欧洲国家妥协，“征韩论”成为朝野一致意见，日本最早打开朝鲜大门，在朝鲜扩张势力。1884年，朝鲜侵日派发动政变，妄图排挤中国在朝鲜的实力，袁世凯镇压了这次政变，亲日派阴谋没有得逞，日本为了夺取朝鲜，便把中国视为最大的障碍。甲午战争与前三次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英法等国只是为了商业利益，当时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更不是为了灭亡中国而发动战争。而日本不同，虽然当时他的目标是朝鲜，但是他的终极目标是灭亡中国，只是当时力量有限。尽管如此，甲午战争与前三次有着巨大的不同。第一，以掠夺中国土地为目的，战后割辽东半岛、台湾等岛屿。沙俄虽然割占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些地方异常偏远，加上不是通过战争取得，对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多大震动。辽东半岛是清朝龙兴之地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行省，两地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而日本却要强行割占。第二，手段残忍，在旅顺制造了大屠杀。前三次战争中，英法等国没有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集体屠杀。第三，巨额赔款，敲骨吸髓，根本不顾及中国承受能力，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摧残中国。理智要求我们今天必须把日本与英法等国区别对待，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真正的敌人是谁。
　　正是由于日本对中国近乎毁灭性的摧残，才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对中国仅有的尊敬荡然无存。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部分外国人是承认的，加上清朝收复了新疆，一些人认为中国是有前途的，尽管改革的步伐比较慢，但甲午惨败改变了这一切。英国人菲力浦 约瑟夫这样写道：“1894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抱有对华任何政治野心，这样说无疑是公正的。中国使他们感到捉摸不定。他是那么大，以至于看起来是强有力的。”日本“打破了中国实力的虚名，直到那时为止，这个虚名曾遏制了欧洲国家对中国执行侵略政策。”中国人更是如梦初醒，不仅丧失了所有的附属国，连行省、满洲都要被割占，陈公禄先生这样写道，甲午战争引起了“定约通商以来，外交上未有之变局也。初鸦片战争，清兵虽败，中国尚未居于屈服地位，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皇帝外逃，圆明园被毁，虽曰屈服，然于内乱未平之时，尚得诿称防御叛人，而不能专力对外也。中法安南之役，互有胜败。乃于此战，海军则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陆军节节败退，天险要城相继失守。”
　　甲午战败唤醒了更多的人，终于促成了1898年的维新变法，试图深化改革，由于帝后争权夺利，以及慈禧昧于形势，变法失败了。列强是支持中国变法的，尤其是美英法等国，他们虽然不希望中国强大，但他们也不希望中国统治者顽固保守。列强对慈禧太后的厌恶，以及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顿时振奋，铤而走险，对八国宣战，引起八国联军入侵，使国家沦落到近代最无助的危险境地，差点被瓜分。之所以没有被瓜分，第一，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除了俄国，所有的国家都主张维持现状，为以后夺取更多的利益留下余地。如日本，他反对瓜分中国，只是想让自己以后独占中国，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强化了这一点。第二，中国人民的抵抗。义和团虽然愚昧落后，但却极端勇敢，虽然失败，但其勇武善战的精神使侵略者心有余悸，瓜分中国只能导致中国人民普遍自杀式的抵抗。联军统帅瓦德西说：“中国人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泯灭，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此脑力兵力统治这天下四分之一的生灵。”第三，“东南互保”的妥协。清朝虽然对外宣战，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明了世界形势的东南大吏清楚，对外宣战就是自取灭亡，他们公开抵制朝廷的错误政策，与列强合作，确保自己辖区的稳定。山东的袁世凯也是这样的态度，以各种借口搪塞派兵勤王，维护山东的安定。义和团和东南互保看似截然对立的势力，对于中国避免瓜分的作用却是一致的，义和团显示了中国人的强硬，东南互保则显示了中国人的灵活，以实际行动告诉列强，他们可以而且能够与中国合作，维持现状符合列强的利益。当然，维持现状更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人可以有机会东山再起，一旦被瓜分，中国可能永远成为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国家。
　　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惨败，慈禧太后终于彻底醒悟，从1901年大力推行新政，戊戌变法的内容在被取消仅仅三年之后，又开始实行，新政的内容在规模和力度上都超过了戊戌变法。正当中国经历了60多年的艰苦摸索，大力实现近代化的时候，“华夷之辨”的幽灵泛滥了。一些以革命自居的人，捡起了朱元璋北伐元朝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怀着中世纪狭隘的民族偏见，无视大清版图的辽阔，无视汉族官僚军事政治势力的膨胀，无视满汉隔阂的日益缩小，无视汉族人民向内蒙古、东北、新疆、外蒙古的移民浪潮，疯狂地煽动族群对立，使全国人民的近代国家认同趋于混乱，“中国”的地理范围被缩小了三分之二以上，国家政局陷入了几十年的混乱。本来一战前后的一二十年，由于列强的矛盾激化而使其实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中国本可获得长足的发展，极大地增强捍卫国家主权的实力。可是，从1912年到1937年，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内战频发，军事、经济建设缺乏国家计划指导，虽然也有进步，但不能令人满意。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又被拉大了，此后，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1894年，日本根本就无力灭亡中国，就那样一次战争，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革命的结果，不仅人权平等、民主共和没有实现，就连基本的生命财产也不能得到保证。1910年，东北三省爆发鼠疫，由于清政府咨询外国专家，采取科学的防疫经验，迅速扑灭了疫情，将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只死了六万多人。1932年，陕西关中地区爆发霍乱，由于政局混乱，无人问津，杨虎城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死了三十多万人。而1932年的陕西交通比1910年的东北还落后，没有铁路，人口流动性不大，应该容易防治。
　　第七节 中华民族
　　清朝末年的保皇派、立宪派，在政治上我们总是指责的，可面对全国复杂的矛盾，尤其是狭隘大民族主义，他们的民族观空前的智慧和成熟。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境内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相互影响，差异在逐渐缩小，交流不断扩大，不能与外国民族相提并论，面对外国时，中国各族群自觉为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一直在指导着我们民族认同的大方向。
　　一、汉回——血浓于水
　　从唐朝开始，大批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海陆两路来到中国经商、传教、学习，被称为蕃客，一部分人定居下来，与汉人通婚，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宋朝时，又有一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到中国，自成聚落，接受汉语和汉文化，与汉通婚，但保持伊斯兰教和自己的风俗习惯。元朝时，中西交通空前开阔，大批的中亚、西亚人被迁徙东来。大部分定居中国，与汉、蒙古、维吾尔通婚，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回族。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中国是回族的祖国。明朝初年，统治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不允许本族之间通婚。但由于伊斯兰教没有被禁止，回族不但没有消失，大规模和汉族群、蒙古族通婚，导致回族发展更快。回族和汉族群长期大量的通婚，导致西亚、中亚人对他们血缘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唯一留下的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今天一些回族地区还流传着“汉妈妈，回爸爸”的传说。回族形成以后，和其他族群一道，为中华的发展和强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回族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有：元朝大文学家马致远，明朝初年的几位大将冯胜、常遇春、蓝玉，使中华海权空前高涨的郑和，受到广大人民顶礼膜拜的海瑞，其刚正不阿的精神直到今天还为人们称颂。
　　二、蒙汉——两千年的交融
　　蒙古是古代北方游牧族群的大融合，和中原族群同源，只是由于中原族群率先定居和发明青铜等先进的军事技术，游牧部落逐渐从陕西、山西中北部退往内蒙古，乃至外蒙古一带。在四千多年前，中原没有多少农业区，绝大部分都是游牧区，炎黄的祖先也是由游牧逐渐转向定居的，在农业区出现之前，整个中国北方均属一个大的游牧系统，华夏部只是从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离出来以后，又与它的母系统发生战和不定的关系。汉与北狄系统的交融长达两千多年，而且规模空前，因此到了今天，作为北狄系统的继承者蒙古族，与汉族群在血缘、体貌上的差异已经很小了。商周时期，就与北方的鬼方、土方、犭严狁进行了大规模的冲突，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大规模的交融。秦穆公即位以后，将犬戎逐出关中，迫其逃往河套以北。秦惠王时，灭义渠，得陇西、北地、上郡。晋国也是在与戎狄斗争中壮大起来。公元前594年，晋国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灭掉赤狄潞氏。经过十余年的征战，晋国终于吞并山西中北部的狄人部落。赵武灵王时，实行胡服骑射，在服饰上缩小了与戎狄的差距，更在心理上缩小了距离，赵国吞并了林胡、楼烦，打败了东胡，进一步扩大了与北狄的交融。
　　秦汉与匈奴三百年的战争，当匈奴进攻时，经常会掠夺汉族群人口，成为奴隶，融于匈奴。而当匈奴战败时，也有数十万匈奴人投降汉朝，融于汉族群。霍去病河西大捷后，浑邪王、休屠王4万余众投降汉朝。东汉时，整个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被打败后，除一部分西迁外，相当一部分南下投降了汉朝。与蒙古发源相近的鲜卑族、乌桓族，大部分和匈奴一样，到了北朝后期，彻底与汉族群交融。即使隋唐皇室有着大量的鲜卑血统，更不用说平常的百姓了。隋唐大败突厥后，有许多突厥人南迁，或参加唐军，成为蕃兵蕃将，逐渐融于汉族群。最著名的就是突厥沙陀部，全部融于汉族群。如五代时期后唐皇帝李存勖，后晋石敬堂，后汉刘知远，均是沙陀族。辽金时期，大量的契丹族、女真族南下，在元朝时融于汉族群。
　　自成吉思汗后，大漠南北的部落、族群全部统归于蒙古族，这是中国北方游牧族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大漠南北有了固定的居民，蒙古成了几千年所有残留大漠南北游牧部族的最终归宿。蒙古不是匈奴，也不是突厥的正宗嫡传，蒙古自古就生活在额尔古纳河一带，默默无闻。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强盛时都征服过蒙古。衰落以后，有的大部分迁出了大漠南北，没有迁出的又被新崛起的强者征服，逐渐被强者同化。
　　元朝武力统一中国，并以武力巩固其统治，在全国各地派驻了大量的蒙古军队。元朝统治迅速崩溃，在内地和南方各省的数十万蒙古军队未能逃出，大多数被明军俘虏和收降，有的参加明军。明朝初年，有大批蒙古军民进入内地，一些是明朝与北元历次战争中俘虏和收降的蒙古军民。在沙儿峪战役中，北元官员、将校、士卒85000余人被俘。在捕鱼儿海战役中，蒙古贵族、官员、士卒9万余人被俘，其中贵族、官员及家属照例被遣送南京，其余部众被安置在塞内卫所屯牧，与汉军杂处。有的是被明军迁徙的居民。如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大将徐达为封锁北元，将北平山后、沙漠遗民近20万人迁入塞内各卫所。有的是为躲避蒙古地区的战乱和灾荒，由首领率领主动投向明朝。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故元将领火里火真率领将校41人，部众177户投明。永乐三年（1405年），北元平章拔都贴木尔和伦都儿灰率部5000余人投降明朝。明朝初年进入内地的有好几十万蒙民，散居内地的与当地居民杂居，从事各种职业，各自谋生，或参加明军。明朝为了防止内地蒙古叛乱，将其贵族、官员、首领与部众分别进行安置，上层留居城市，部众分散全国各地。明朝还对内地蒙古采取强制同化政策，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并令他们改汉姓，取汉名，改变服饰。由于长期的杂居、同化，内地蒙古族基本上融合到汉族群和其他民族中。在云南、河南、四川的个别地区，其后人至今还保留着蒙古族的特点和传统。
　　三、汉藏同源
　　藏族的前身是吐蕃，而吐蕃的祖先是秦汉生活在青海、甘肃的羌族，羌族的一支逐渐迁移到西藏高原，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吐蕃。而黄帝据说就是源于羌族的一支，周人、秦人均与羌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羌族、氐族大量进入中原，而当时的关中，羌族、氐族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不能再叫少数了。唐朝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了河潢、陇右，长达七八十年，有一百多万汉人被吐蕃同化，成为藏族的一部分。羌族不仅成为汉藏的共祖，而且还演化为今天的一些族群，羌人的一支进入西南的云贵、长沙诸水系，成为西南现存族群中最普遍的古代族源。今天的纳西族群、彝族群、拉祜族群、哈尼族群等，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父子连名制、火葬习俗、披毡衣穿着等远古羌人的文化因素，都有着其祖先来自西北昆仑山的传说。
　　汉藏之间除了直接的相互交融外，还有一些纽带，第一个就是吐谷浑。北朝时期，鲜卑族的一支迁到了青海，与当地羌族融合，形成了吐谷浑共同体。唐高宗时期，吐蕃吞并了吐谷浑，吐谷浑大部分成为吐蕃的一部分。而有一部分吐谷浑族随着贵族逃到了唐朝境内，逐渐融于汉族群。汉藏之间的第二个纽带就是党项。党项原居四川西部、青海东南部一带，吐蕃兴起以后，吞并了党项的地盘，一部分党项人在唐朝的允许下迁到了甘肃东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没有迁走的党项融于吐蕃，东迁的党项后来发展成西夏。西夏灭亡以后，南部的党项融于汉族群，北部的党项融于蒙古族。由于长期的交融，汉藏之间的差距已经很小，尤其是与青海、甘肃汉族群的差距就更小了。13世纪西藏思想界出现了蒙、藏、汉同源的说法。《汉藏史集》中记载，汉族群、蒙古族群、藏族群以及门巴人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这在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当中央无暇顾及西藏的时候，西藏人民会自发地反击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其表现出的爱国精神令人感动。
　　四、汉维——亘古远亲
　　新疆的本土居民有三个组成部分：在新疆东南部若羌一带有羌族，在东部有一些蒙古人种，而在南疆大部分地区，则属于欧罗巴人种。维吾尔族群与汉族群有着共同的分支祖先，那就是羌族，今天新疆的若羌县就是古代迁到新疆羌人最早的根据地。维吾尔族在宋末的时候才开始形成，而汉族群与维吾尔族群的交融从秦汉以后开始大大加速。
　　自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汉军大量进驻西域，进行屯田，屯田的士兵大多携家带口，也有就地通婚的。东汉灭亡以后，群雄蜂起，天下大乱，原来散驻天山南北的汉军纷纷东撤，聚拢于高昌壁、楼兰国一带，即今天的吐鲁番及罗布泊水域，再也不能东返，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北朝前期，因孔雀河改道，楼兰绿洲萎缩，汉军不能在此留驻，全部转移到高昌。这样，西域的汉人几乎全部集中于吐鲁番盆地。高昌成为一个郡，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北凉、西凉，西凉时，高昌郡屯田扩展至伊吾。北凉河西地区陷于北魏，北凉王裔沮渠氏西迁高昌，史称后北凉，依旧独立为国。自此，高昌郡演变成高昌国。高昌沮渠氏王朝灭亡后，又相继有阚氏高昌、张氏高昌、麴氏高昌等几个王朝代兴。其中麴氏高昌享国最久，一直延祚到贞观十四年（640年）。
　　高昌本为车师前国所在地，在汉人大量进驻后，已经被同化，与麴氏、阚氏、张氏等共为高昌豪宗的车氏，即是其后裔。高昌政权是汉人的移民政权，当然，高昌的汉人也深受当地人影响。唐朝崛起后，国势大盛，北灭东突厥、薛延陀，西灭西突厥，大漠南北、流沙东西尽入唐朝版图，进入新疆的汉人达到空前规模。唐太宗时，灭高昌后，设西州、伊州、庭州，在新疆东部地区实行郡县制。又在天山南北设置安西四镇，大量驻军。安史之乱后，唐朝衰落，791年，北庭大都护府陷落，808年，安西大都护府陷落，吐蕃一度接管了整个西域。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离开了蒙古高原，一支迁到了高昌，建立高昌回鹘汗国。高昌在西汉以来，长达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本来居住着大量的汉人，回鹘统治该地以后，一方面结好这些汉人，另一方面大力奖掖回鹘语，这样导致本地的汉人成为操双语的民族，而最终被回鹘完全同化，成为维吾尔族的来源之一。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汉维融合的痕迹，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比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体貌更相似，有些维族你可能把他误认为是汉族。也有些甘肃一带的汉族群，你可能把他误认为是维族。
　　耶律大石西迁后，作为辽国统治支柱之一的汉人，大量随迁，人数有十万左右，最终都融于维吾尔等族群中。蒙元时期，许多汉人随蒙古西征，来到西域，或是被遣驻军，西域的汉族群人数大为增加，但最终还是被同化。也就在元朝，维吾尔人作为色目人的一种，大量进入中原，而且地位高于汉族群。内迁的维吾尔，大多数都融于汉族群。有些维吾尔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本族群的一些特色，集中在湖南的桃源县，由于和汉族群长期的交往，他们与新疆的维吾尔差别已经很大了。汉与维吾尔的纽带有回鹘和契丹。回鹘是维吾尔的一支重要的来源，而回鹘的一支迁到了甘肃西部，部分被汉族群同化。西迁的契丹连同西迁的汉人均融于维吾尔等民族中，而没有西迁的契丹大部分融于汉族群。
[20]第九章 走向世界（上）
第九章 走向世界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意识陷入了机械论、教条论而不能自拔，近代先烈每一次伟大的抗争，我们都要看他是否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否则，失败了就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谈生产力了。明明没有先进生产方式的产生，或是产生了力量及其薄弱，但我们这时却要上层建筑强行脱离经济基础，达到想当然的程度。这种幼稚浮躁的毛病根深蒂固，以至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们总在贬低1840—1949年中国的执政者，由此而株连到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一百零九年惨不忍睹，有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也属事实。但我们巨大的失误在于，我们没有看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空前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进步。有些进步我们无法掩饰，但也能把它的进步意义缩小到极点，甚至也能转化为执政者罪恶的污点之一。我们的失误在于我们始终不能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来对待历史，我们试图通过猛烈地攻击历史上敌对的政治集团来树立我们的自豪、自信，甚至想培养爱国主义，结果受伤的却是我们自己。因为那是我们祖先走过的道路，对前朝不遗余力的批判，就是在批判我们的祖先，最终受伤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一个对祖先随意亵渎的民族，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我们今天谈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总是说底子差，起点低。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体谅到清末、民初中国执政者的更加恶劣的环境，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分裂叛乱。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依然使国家挺了过来，基本保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实现了社会的转型，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学习近代历史，就是要着眼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被征服?为什么中国的疆域没有退回到汉末、唐末、元末的状况？为什么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会逐步上升？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更接近历史，汲取近代血的教训之后，更能增强自信心，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万众一心，早日实现现代化。
　　第一节 军国奠基
　　一、师夷长技
　　鸦片战争后，一些进步的爱国人士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学习西方。他们参照西方兵器，试图在手工生产的基础上，改进和创造新式武器。如林则徐制造炸炮，丁守存造地雷，潘仕成造水雷，龚振麟造人力驱动明轮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制造枪炮弹药，仿照前装步枪，生产水雷、火药，江南制造总局制造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操江、福星等一系列木质战舰，这是中国最早自制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战舰。到七十年代，机器局大大增加，在全国有十五处。各机器局都能大量生产机制火药，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几个大的机器局，已经能够制造前装马步炮和要塞用前装炮。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已制造出铁甲舰、巡洋舰等二十余艘。经过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自制的火炮技术进一步发展。除能自制中小口径野炮外，还能制造大口径后装线堂要塞炮。这一时期的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等制造了二十余艘军舰，还从国外购买了二十余艘军舰。1895—1911年间，中国军事力量又有很大的提高。1905年，清政府拟定全国建立三十六镇新军的庞大计划，自制武器不能满足需要，大量进口。1905年后，德制马克沁、法制哈其开斯重机枪开始输入中国，中国开始用自动武器装备军队。1908年，陆军的几个镇成立了气球队，作为侦察工具。1910年，清政府从法国购买飞机一架，并在北京南苑创办飞机制造厂，这是中国最早拥有的航空器。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事工业又有一定发展。一战后各国向中国倾销武器，各军阀也依靠帝国主义支持而争夺地盘。中国兵器向着多样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轻武器除步骑枪外，手枪、手榴弹、冲锋枪、轻重机枪、轻迫击炮等，已大量装备军队。重武器如步兵平射炮、山炮、野炮、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野战加农炮、重迫击炮等，也普遍使用。1913年，北京政府在南苑建立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军校，从法国购买“高德隆”双翼飞机作为教练机。1920年以后，直系、奉系、山西、浙江、江苏、山东、云南等大小军阀及广东军政府，各自向英、法、德、俄、美等国购买飞机，达三四百架，各自组建航空队，并用于内战。此外，高射机枪、高射炮、装甲侦察车、轻型坦克等一战中出现的武器，也开始使用。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和各省陆续兴办了一些航空工厂，有些开始制造飞机。广州军政府1922年在大沙头设立飞机制造厂，并于次年制成飞机一架，正式命名为“乐士文”一号。海军部于1918年在福建马尾设立海军飞机制造处，1919年制成水上教练机一架，到1927年，先后制成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等十多架，均为木质双翼飞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开始。1932—1936年，各兵工厂生产的主要武器产量是：步枪325942支，机枪3617挺，82迫击炮976门等。
　　海军飞机制造处于1931年迁到上海后，到1937年前，制成水上飞机10余架，陆机10余架。大沙头飞机场迁到韶关，1928——1936年间，先后制成教练机、战斗机、轰炸机60多架。地方军阀如广西、山西、福建也建立了飞机工厂，制成飞机数架至十数架不等。国民政府于1934年在杭州创办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和保险伞厂，抗战开始后，分别迁往云南和四川。1936年从广东地方接受的韶关飞机制造厂，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后迁往昆明。韶关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仿制成功美制“霍克Ⅲ”式双翼战斗机，并批量生产，在当时性能比较先进。1936年，国民政府在南昌设立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迁往四川。1939年在昆明设立发动机制造厂，后迁至贵州大定。1941年又在成都设立第三飞机制造厂。上述各飞机场在1936——1946年间，共制出教练机、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滑翔机等400余架，但发动机和主要零件自外国输入。
　　抗战前，中国空军自制及购入飞机大约600余架，数目不少。但有些性能较差，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正式编制的飞机只有296架。抗战初，中国空军驾驶上述飞机和中国自制的新霍Ⅲ战斗机，曾在上海会战中给于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日本空军以沉重打击。1937年8月14日，日本鹿屋航空队的13架轰炸机空袭杭州，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四架霍克战斗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一举击落日机3架，获得第一次空战的胜利。8月15日，中国空军在上海地区的空战中，又击落日机34架。到八月底，号称空中精锐的日本木更津和鹿屋两航空队的100多架飞机，歼灭过半。使自诩为擅长战略轰炸的木更津航空司令石井义将大佐，因自愧而切腹自杀。我空军共击伤日本舰船10余艘，由于连续作战，损耗得不到补充，上海空战结束之后，中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1937年末，苏联援助的中国的200架飞机到达武汉，国民政府又从英国购买一批战斗机。1938年2月18日，日军轰炸机15架在30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武汉，这时已经装备苏联援助飞机的空军四大队，在大队长李桂丹率领下，以19架战斗机迎战，12分钟内击落日机12架，中国损失7架，李桂丹牺牲。4月29日和5月31日的两次空战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与苏联空军支援队联合作战，又击落日机36架，中国损失4架，伤3架，使日本海军航空队损失很大。在此期间，中国航空队第一第二大队曾以30架轰炸机，于2月21日轰炸了台北松山机场，炸毁了停在地面的日机30多架。5月2日曾以两架轰炸机，在日本本土九州等地散发了100多万张传单。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飞机空袭，世界各国报纸称之为人道的远征。在抗战初的一年三个月内，中国空军主要用苏制飞机，共击落日机227架，击毁地面飞机141架，炸伤炸沉日舰175艘，有力的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二、军制革新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清朝军事建设的全面落后。袁世凯说，“中国军政废除，匪伊朝夕，其弊端的之尤著者，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其认识可谓深刻。日本陆海军基本完成了近代化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了现役与预备役，陆军改行野战师团制，成立参谋本部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全盘近代化了。面对着日趋军国主义的日本，清朝陈旧的战争机器如何也不能抵御。清朝陆军长期实行营建制，营以上无确定建制，平时分散各地，互不统属，战时凑在一处，难以发挥战斗集体的作用。没有组成以步兵为主，骑兵、炮兵、工程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制定合同战术，进行合同训练。这种营制难以容纳近代各种火器和有效地组织兵种协同，不易发挥军队的整体威力。
　　面对甲午战败，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即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技术，袁世凯提出了编练新军的具体方案。新建陆军打破营哨体制，实行镇、协、标、营、队，即师、旅、团、营、连建制，建立步、炮、马、工程等兵种，以镇为合成单位，这就有利于合成作战。装备上，全部更新世界先进武器，从而结束了百年冷热并存的状况。士兵招募严格限制年龄、体格、文化、德性等标准，素质大为提高。军官的任用、晋升打破了荫袭、武科、军功等数百年的旧传统，实行近代军事学堂培训与深造制度。清朝废除了武科，兴办学堂，使军官群体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飞跃性的发展。训练使用西方操典，聘请洋员教习，甚至让洋人担任主官，完全西化，不越骑射的传统被抛弃。在军队管理上，袁世凯仿照西方军队，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新军的一切行动都有明文规定。在指挥系统和后勤体制上，建立起类似西方的参谋部和后勤保障机构。改革军制，建立新军，是清朝末年一项基本国策，推动了军事近代化的发展。
　　1901年，清廷编练新军。1902年，袁世凯提出后备役制度的具体方案：常备兵服役三年后退为预备兵，再三年，退为后备兵。这样后备有人，遇战征调，建立了类似西方的后备役制度，改变了临战招募的陋习。1902年，袁世凯开始编练新军，进一步完善了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制度，使军队管理训练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1903年12月，清朝设立练兵处，统筹全国新军的编练事宜，各省设立相应的督练所，分管各省的编练事宜。1904年9月，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军制为基础拟定并颁布《陆军营制饷章》，就全国常备军的体制、编练、官制、饷章，以及征募、训练、装备、纪律做出具体的规定，确定了陆军近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原则，同时提出了编练36镇的设想。1905年，北洋六镇完成，总兵力7万人。同年，清朝下令统一全国陆军番号。1906年，兵部与练兵处合并，建立近代的陆军部，统辖全国陆海军，建立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1910年4月，正式设立海军部，颁布《海军部暂行管制大纲》，晚清军制开始面向世界。
　　新建的北洋常备军，日益缩小了与世界先进国家陆军的差距。1905年，北洋六镇中抽调两万余人在河涧府举行秋操。次年10月，北洋军与张之洞湖北新军共33000人在彰德府举行秋操。这两次军事演习的士兵，都是通过刚建成的京汉铁路运到演习地点，这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同寻常。京汉铁路的建成，使华北和华中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使得军队可以大规模、迅速的向南北两个方向集结。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均受被邀参观的驻华使节和中外记者的好评，他们称赞新军在编制、装备、训练、军纪和军容等方面，给人面貌一新之感。这与袁世凯大胆革新军制，认真效法西方，从严管理、从严训练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短短十年中，中国军事实力迅速上升。1911年，一位美国驻华武官指出，“除意外因素，至少必须有5万人的外国军队才能夺取北京。”美国历史学家鲍威尔也曾指出，“一支小小的外国军队能够在中国登陆，并且夺取任何重要目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三、军事教育
　　甲午战败，使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受到强烈冲击，“整军经武”和弃文从武的风气弥漫全国。人们清醒的认识到，“整军御侮，将才为先”，“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1896年2月，张之洞在南京建立江南陆军学堂，招收150名13—15岁的学生，聘请德国军官教习，学习近代军事和科学知识。同年5月，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建立新军行营武备学堂，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科，聘德国人为教习，生员230人。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的强烈刺激下，中国出现了一个用近代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的新式军事教育运动。
　　随着新式教育的推行，1901年，慈禧宣布废除武举，各省纷纷建立武备学堂，从此，军事学堂成为清朝军官产生的主要途径，确立了新式军官在军队中的地位。它激励人们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改变了军官队伍的知识结构，大大促进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从1896—1904年，各省共建立军事学堂19所，军官、将弁、步兵、炮兵、参谋、测绘、军医、马匹、军械、后勤、师范、宪兵等学堂林立，另有海军学堂四所。
　　1904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兵部会同练兵处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二十条》，规定全国设陆军小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堂。学生递次逐级深造。陆军小学由省办，学制三年；陆军中学堂全国办四所，北京清河、西安、武昌、江宁各办一所，接受各陆军小学毕业生，学制2年，毕业后入伍4个月，再选进军官学堂，学习一年半后，充任排长等职实习，2年后再选进陆军大学堂。京师陆军大学堂教授高级兵学，培养用兵指挥人才，学制2年，毕业后充当参谋或高级军官。这一制度比较周密，是晚清军官教育的一大进步。1905、1906年，袁世凯奏准设立北洋军官学堂和北洋陆军讲武堂，以弥补陆军大学堂一时难以筹办之不足。1908年统计，陆军各军官学堂和专业学堂约有一万名学生。省立巡练、巡防营军事学堂还有600名学生。1911年10月，全国军事机构共有70余所。同时还派遣留学生，1911年，在日军事留学生有2000多人，此外还有赴英、德、法等国的军事留学生。
　　由于新军大量培育和任用有近代科学知识的青年军官，使新军军官群体在知识与年龄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旧经验型军官群体进化到知识性、技术化的近代军官群体，较大地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这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二节 捍卫边疆
　　凡是改朝换代时最危险，国家极易分裂，而且容易遭遇外来侵略。梁启超认为，革命会导致国家大乱、分裂，予外敌以可乘之机。“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焚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我们看一下，清朝灭亡后，执政者对于国家走向分裂的历史现象怎样应对。
　　一、巩固新疆
　　我们虽然为近代失去的领土痛心，但我们应该珍惜现有的国土，更不能忘记在中国历史上最无助的时代，挺身捍卫疆土的英雄。在西北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左宗棠，其次就是杨增新，杨是新疆第一任都督。清朝时，外蒙古分为四部分，即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库仑、乌里雅苏台，今新疆阿尔泰地区隶科布多，属外蒙古。外蒙古宣布独立时仅辖有唐努乌梁海、库仑、乌里雅苏台，后来唐努乌梁海为沙俄所占。辛亥革命后，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1912年春，外蒙古军攻占科布多，进而企图吞并阿尔泰。当时中央政局一片混乱，没有力量顾及科布多。而新疆都督杨增新敏锐地认识到，“阿存则新疆可保，阿亡则新疆难以独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新疆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尽最大的努力，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支援科布多。在科布多痛击外蒙古马队，由于部队只有一千余人，后援不济，痛失科布多，守军西撤阿山口，凭险固守，一次次地打败外蒙古马队的冲锋，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
　　阿尔泰地区就这样保存下来了，这里有我们骄傲的进入北冰洋的唯一水系——额尔齐斯河，还有那令人神往的喀纳斯湖，以及无数的森林、草原、宝藏，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请不要忘了民族英雄杨增新，如果他懦弱无能、谨小慎微，这一切将会永远失去，那样的话，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整个准噶尔盆地也可能失去。可今天又有几人知道杨增新，即使在近代史中提到他的时候，我们也把他当作一个穷凶极恶的军阀而严厉贬斥。对于他捍卫疆土的千古壮举，一些学者却昧着良心，说他吞并阿尔泰以充实自身实力，当时的阿尔泰地区确实不归属新疆管辖，但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义务。这些学者的思维真可谓新颖独特，难道阿尔泰被外蒙古吞并就满意了？一些历史工作者的思想竟然混乱到这种地步，连基本的爱国、误国、卖国都分不清，甚至颠倒黑白。
　　二、力保蒙古
　　辛亥革命后，沙俄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外蒙古，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就像由于中国内乱，使沙俄控制了外蒙古，当俄国发生内乱，中国也曾一度收复了外蒙古，对中国来说，俄国的内乱就是千载难逢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蒙古分裂势力的靠山倒下了，而这时协约国加紧侵略苏俄，尤其是日本，已经占领了西伯利亚，而且不断向外蒙古发展势力。外蒙古上层乱作一团，这时他们又觉得归附中央比较安全，于是发布声明，要求归附中央，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北京政府派徐树铮前往外蒙古进行交涉，徐树铮非常成功的安抚了外蒙古上层，为了逐渐控制外蒙古，徐树铮奔波外蒙古前后三次，而且于1918年在外蒙古库伦驻扎了一万多军队，徐树铮还设立了各种矿局，制定了外蒙古的公路、铁路计划网，使之与内地结为一体。徐树铮经略外蒙古非常成功，使得辛亥革命后脱离中央的外蒙古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孙中山称赞徐树铮是当代的陈汤、傅介子。1919年，驻军与外蒙古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并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共产运动、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共产国际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列宁见过他们以后，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1920年由苏和乔领导的蒙古共产党成立，积极从事分裂活动，马上肃清驻蒙官员、驻军、外蒙支持统一的人士。同时也由于军阀混战，在直系失利的情况下，吴佩孚命徐树铮将外蒙古的一万军队调回内地参加内战，外蒙就这样得而复失。
　　沙俄并不只是侵略外蒙古，也把魔爪伸向了内蒙古。1912年1月，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一小撮反动王公，在沙俄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先后占领了海拉尔、满洲里，宣布“独立”，成立“自治政府”。同年8月，沙俄又策动哲里木盟科右前期、科右后期的部分反动王公，举兵叛乱，散发“东蒙古独立宣言”，内蒙古人民和爱国王公坚决反对一小撮民族败类的分裂活动。在举国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北京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叛军败逃外蒙古。沙俄还唆使外蒙军进犯内蒙，与当地反动王公勾结，攻陷开鲁，内蒙危机又起。北京政府出兵抗击入侵的沙俄、外蒙军，在内蒙各族群众的配合下，经过数年征战，终于在1916年收复了内蒙全境，粉碎了沙俄侵吞我国北方领土的美梦。
　　三、驰援西藏
　　从1903年10月开始，英军侵略西藏，在维拉、卡罗拉、江孜，绿营兵和藏兵进行了英勇抵抗，数千藏军为国捐躯。1904年8月，英军占领拉萨，威逼清朝签订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妄图吞并西藏，清朝政府没有签字，英国被迫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前夕，英俄加紧侵略西藏，清朝命令两千川军进藏，英国殖民当局表示反对，西藏的大领主也发动叛乱。1910年2月，川军在江孜粉碎了叛军的抵抗，进入拉萨。在英国的诱惑下，达赖逃往印度。1910年9月，英国派军进驻印藏边界的朗塘。
　　武昌起义后，达赖与英印总督秘商，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西藏的大农奴主马上组织“勤王军”，以清朝原驻藏大臣联豫为元帅。亚东等地驻军也发生哗变，西藏大农奴主以达赖名义发布“驱汉”命令，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攻打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并进扰西康藏区。云南总督蔡锷得知后，电商川督伊昌衡，共筹办法，但川督认为西藏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坚决反对云南插手。然而西藏的形势迅速恶化，蔡锷向北京政府请求让滇军进藏，稳定西藏形势，北京政府同意。1912年5月18日，川滇两省联合平叛。1912年7月，西征军自昆明出发，8月15日，滇军与叛军遭遇，打败叛军。滇军攻克盐井、乡城等地，缓解了巴塘之围，增援了川军。叛军大败，撤出了川、康占领区。由于中央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英国企图蚕食西藏领土，十三世达赖逐渐转变了态度，转而依靠中央。1919年10月，北京政府代表团进入西藏访问，和达赖、班禅及三大寺代表进行了多次交谈，沟通民族感情。达赖向代表团当面表示了“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的愿望，同时指定了专人同中央政府联系。这样，西藏和祖国十年来的不正常关系得到初步扭转。英帝国主义极为不安，1921年，策动以察戎为首亲英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取达赖而代之。因事机败露，察戎一伙受到撤职惩处，达赖至此彻底改变了投靠英国的错误政策，密切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1922年，国民政府先后派代表进藏。1924年2月，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3月，国民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以便加强了蒙藏地方的行政事务。1931年，达赖派代表常驻南京，并在南京正式设立了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至此，西藏和中央之间近20年的不正常关系暂告结束。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逝世，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入藏致祭。1940年，应西藏地方政府邀请，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拉萨，主持了达赖十四世的坐床典礼。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帝国主义又加紧侵略西藏，尤其是全面内战爆发，中央政权交替之际，亲英势力大为膨胀。1947年夏，爱国的热振活佛被杀害，至此，西藏地方政府完全为亲英分子所控制。
[21]第九章 走向世界（中）
第三节 尚武思潮
　　近代中国屡战屡败，激起了大批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的道路。中国先是败于西方列强，最后连东方的小日本也不是对手，这就不得不引起中国人的沉思，伟大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无论西洋还是东洋，其民族性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勇武善斗。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用教育启蒙鼓动中国人“尚力”、“贵武”的伟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破天荒的影响。为改造国民，严复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而中国青年恰恰从此三个方面被扼杀了。严复将鼓民力放在首位，他解释说：“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十六国之间，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特一种，莫不以壮俊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一世。”“不知古今器用相异，而有待于骁勇坚毅之气则同。”严复对体质强壮、骁勇善战的民族做了最保守的肯定，即使一个民族民智未开，只要体质优良、骁勇善战，对列强仍能抵抗而保种。他举出土耳其：“土耳其所以尚存，则彼穆罕默德因以敢死为教，以武德严酷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质有余，术知虽不可言，而鸷悍胜兵尚足以自主，故虽介乎两雄而灭亡之犹未也。”
　　近代中国，最先把武备教育升华，提出军国民教育称谓的是梁启超。他在长达十万字的《新民说》中专门有《尚武》篇，集中阐述了他的军国民教育观。梁启超极力效法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的尚武教育，他认为，这些国家称雄扬威都是尚武的结果。在他看来，要使国民尚武，必须增加“三力”：心力；胆力；体力。梁启超在《论尚武》中急呼：“中国以文弱闻天下，柔弱之病，深入膏肓”“我不速拔文弱之劣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
　　陈独秀也从“力”的角度来启蒙人们超越自卑。他指陈中国的弊病道：“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坠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华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盘。安息乃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斯说也，吾无以易之。若西洋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危之骨气，东洋民族或目之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和平尚安息雍容文雅之东洋劣等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之地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侮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陈独秀极力提倡中国教育中要有一些“兽性教育”。他说：“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应以兽性教育为主，十岁以后，当以人性教育为主，……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而其他或仅得兽性，或仅得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依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伪饰自文也。晰种（白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雄亚洲，唯此兽性故。……吾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面白腰细，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似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
　　鲁迅先生曾经专门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鲁迅先生指出，人＋兽性＝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即现代中国的某一种人。鲁迅批评中国人没有“兽性”，只剩下“人性”，于是渐渐成了驯顺的一群。“野牛成了家牛，野猪成了家猪，狼成了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只有人性而没有兽性的民族是一个身心不健全的、懦弱的民族。因而鲁迅极力赞美猛兽，并由此赞美人的原始生命力。老舍先生也曾精辟地指出：“粗野是一种力量，而精巧往往是毛病。”“有了病的文化才承认这种不自然的现象。”
　　德国的崛起唤起了毛泽东对民族精神的注意，他认为中国的困境与民族精神是互为因果的，必须以德国为榜样，从振奋民族精神入手解决问题。“欲动天下当先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大本之源”就是精神、理想和道德。德国的历史从正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要新生，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事有不能为者乎？”
　　毛泽东对传统的批判中，他耿耿于怀的是中国不但精神不健全，而且重文轻武，以致国民体质孱弱，民风萎靡。他痛切地指出：“今之所称教育者，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亦不诚，所以行之亦无术，遂减学者之心。”他主张一个民族要有尚武精神，扫除文弱书生的旧习。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倡言“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甚至把体育放在精神之前，“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像水浴、爬山、游泳、露宿之类，都是毛泽东当年刻苦实践的。毛泽东还特地组织了一个斯巴达性质的团体，前后有一二十个同学参加。有时还到近郊农村进行长途旅行，作饥饿、熬热、耐寒等锻炼。以上一般人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能锻炼出一种特殊的抵抗力。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景仰地写到：“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遍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毛泽东极力推崇德日的这种尚武风范，毛泽东的这种推崇，恰恰是德日这两个落后国家所以能够崛起的中国反响。
　　在严复、梁启超、蔡锷、蒋百里等人的鼓吹下，中国当时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尚武思潮。1906年，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就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民国初年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认为，“尚武”才能赢得和平，“和平固甚可爱也，然惜光荣之和平，非不武之国民所得而爱之者耳。”他对我国重文轻武的传统甚为痛心，“欲言‘尚武’，必先除文弱之习气，使学者知人而文弱，即为不幸，安于文弱犹为可耻。”
　　1918年欧战结束，受国际国内思潮的影响，教育界不少人士相信一战的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民治主义打败军国主义”，因而认为在中国无须再进行军国民教育。1919年教育部组织教育调查团进行关于教育宗旨的调查，该团在建议案中说：“现在欧战结束，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公认。我国教育宗旨应顺应世界潮流，有所变更。或云，国际联盟结果尚不可测，我国积习已久，仍非励行此主义不能富强；然积极发达国民体育即是强国之本。或者之言，似不必虑。”好一个“似不必虑”，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商鞅，孙子早已洞察了一切，而他们的子孙却越来越弱智，弱智到荒唐的地步。结果我们迎来了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日本全面侵华，我们民族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重创，赢得了胜利。如果军国民教育坚持下来，我们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尽管中国人开始觉醒，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变。近代德国和日本由落后国家迅速转变为强国，二战后他们毁灭了。中国的士大夫别提有多高兴了，“公理一定会战胜强权”，我们还是谨守孔圣人的“柔术”，将我们的“兽性”向内，在国际上一定要十足的“人性”，高唱尚武好战的民族只能走向灭亡。可没有过多少年，中国人还在进行着几千年一贯的“一乱一治”、“大乱大治”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再一次迅速崛起，这是对二战中所有被侵略国家最大的侮辱。我们还要这样柔弱下去吗？我们固守的的“道统”还能继续吗？我们还要恭候第二个“北京大屠杀”、第三个“西京大屠杀”吗？
　　培养尚武精神今天不大可能去开疆拓土，我们看一看德国人在近代是如何崛起的。拿破仑于1805年奥斯特利茨战役击败奥地利，1806年击败普鲁士后，饱受屈辱的德国开始涌起风起云涌的以反抗法国为直接目的的民族主义潮流。政治上进行改革，文化上复兴民族精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也勃然兴起。费希特的学生K F 费里森建立“剑术协会”，这既是体育组织，又是爱国社团，练剑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场上报复法国。费希特的另一个学生，“体操之父”F L 雅恩曾是一个对法国怀有深仇大恨的军队阻击手，受到怀有民族情绪的青年们的拥戴，1811年在哈森海德建立第一个体操广场，在柏林创办第一个体育学校，为参加未来解放战争的德国青年提供战争训练。对毛泽东有重要影响的德国柏林大学伦理学教授包尔生解释说：“雅恩和他的信徒们希望用肉体的训练、吃苦、和贫困，使自己摆脱法国的过度文化引起的柔弱习惯，恢复日耳曼农民的活力。”雅恩所创立的“德国体操”为德国二十世纪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包尔生又说：“这种体操本身极大地拯救了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只有深知民族伦理中尚武精神价值的人才能作出如此科学的判断。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尼采也完全肯定了F L 雅恩式体操的伟大贡献。他在一篇讨论“艺术的生物学基础”的文章中呼吁：德意志民族应该全盘“雄性化”，人民应该具备一种“骑士风度般的强健体魄”。德国的体操对日本的兵式体操甚至军国民教育和军国主义都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日本的武士道训练和军队的日常训练，都与这种军国主义精神有极大关系。有鉴于此，我强烈建议中国无论大中小学，一律学习兵式体操，进行适度的军国民教育，彻底改变中国积习千年的柔弱劣根，复兴民族。而我们现在的体操，实在不敢恭维，仍然继续着柔弱、无力侵蚀，缺乏阳刚之气。
　　影视领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在一些大陆、港台的武打影片中，凡是涉及中国高手
　　与外国高手对打时，中国人总是忍让再三、心慈手软，结果被人暗算，在归天之时，才把洋人杀死，算是恶有恶报。那个中国人的面貌总是和善、无辜的，而洋人总是凶狠、有力的。这样的影片看了之后总让人难受，中国人的忍让是我们最大的劣根性，而我们今天却把这种耻辱作为国粹来发扬，文艺界的精英们，不要再消磨中国人的斗志。
　　第四节 恢复主权
　　中国近代的国际地位以及国家实力，并不是我们朦胧的一团糟，自从洋务运动开始，伟大的中国人就开始学习西方，并逐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中国的抵抗力逐渐增强。到了北洋军阀统治中期，中国军事经济实力的增长，足以促发政府收回主权的信心。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北京政府向和会提出了《废除民四条约说帖》，表明中国坚持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此外，代表团还提交了《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提出要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警察、裁撤外国有线及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及租界、自行改订关税等。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全球性的会议上公开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希望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虽然列强拒绝讨论，但这是近代收复主权的起点，具有伟大的意义。对于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北京政府代表团异常强硬地拒绝签字。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与日本在会外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基本收回。同时在华盛顿会议上，北京代表团就废除列强在华特权进行进一步交涉。20年代中期，北京政府展开了修约外交，与奥地利、芬兰签订了取消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的平等条约，中止了不平等的中比条约，还同苏联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与列强展开了修约外交。与相关国家重订了关税条约和通商条约，基本上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收回了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英租界、厦门英租界、威海卫英租界地。使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等国废除或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两所法院。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应由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涉早日实现，以维护我国法权之完整案》，以加速这项工作的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最终成为中国的盟友，迫使其调整对华关系。国民政府乘势而上，敦促美英成立联合阵线，并废除在华特权。从1942年10月起，中美两国就废除旧约、缔结新约问题，展开了一场速决式的谈判。1943年1月，中美新约签字，中国基本上达到了目的。通过签订新约，废除美国在华的特权有：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权、租界权、特别法庭权、外籍人引水权、美舰驶入中国领水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同时规定，凡条约及换文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中国主权时，应由两国政府会商，依照普通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中美新约对废除美国在华特权是非常全面彻底的，标志中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美新约签订后，英国被迫加快了工作，在签订中美新约的同时，签订了中英新约。接着，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五国在抗战期间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条约。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四国在战后也与中国缔结了平等新约。这样，自近代以来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就基本被打破了。
　　第五节 血溅倭奴
　　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一片欢腾，当时的中国人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终于打败了日本的钢铁军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只有当时的中国人知道胜利的价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末流国家，丧失了主权，随时面临着被宰割的命运。这时的日本人面对中国也有一种朦胧的失败感，毕竟对中国发动战争以来，历时十余年，而最终自己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胜利、失败的感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向着反方向发展，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自己胜利了，但我们的心里都明白，我们失去的太多。以至于我们今天感到这场战争胜利的含金量有点低，使我们在日本、及日本人面前都有些许自卑，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仇日心理。
　　一、痛失惩罚
　　战后初期，当日本人看到在日本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像美国人那样起多大作用时，他们就不害怕中国了。当一年后他们听说中国在进行着内战，他们的内心终于舒了一口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希望看到国共两党之间爆发战争，由于中国执政者无视民族利益，专事朋党之争，断送了压制日本的千年良机。战后，只要中国保持统一、和平，便会有形、无形给日本以巨大的压力。当日本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大国的时候，而中国还在进行着一系列的革命、运动，日本就更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了，更加固了其宣传已久的优等民族的心理。
　　在战后初期的时间里，中国极有可能报复日本。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与蒋介石关于如何处理战败的日本达成了共识。关于领土问题，日本除了要归还台湾、澎湖列岛、东北之外，罗斯福问蒋介石，是否想要流求群岛。流求群岛在清朝时是中国的朝贡国，明治维新后，被日本吞并。蒋介石认为流求和朝鲜一样，应该让其独立，但鉴于其屏障中国东海的战略价值，蒋介石认为应该由中美两国按国际法进行托管。如果这样的话，不要说流求群岛，起码本该属于我们的钓鱼岛今天决不会落到日本手里，今天我们还为东海划界犯愁吗？关于赔款问题，罗斯福和蒋介石明确指出，鉴于日本无现金偿还能力，可将日本的工厂、铁路以实物形式进行赔偿，不允许日本发展工业，让他永远成为一个农业国，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关于战后日本的占领问题，罗斯福要求中国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有限，如果需要，中国可派军队协同美国占领。
　　如果一切都如开罗会议设想的那样，中国军队协同美国占领日本，将日本的工业全部转移到中国，占领流求群岛，就像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北方四岛一样，日本本来面对中国就有一种失败感和恐惧感，再加上中国和美国直接决定其命运，最终被征服，日本会仰视中国，就像他们敬畏美国一样。如果那样的话，那将是中日千年历史中对日本的第一次征服，忽必烈大帝也会含笑九泉，面对发动的这次失败的战争，日本右翼还会像今天这样嚣张吗？战争这种东西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战后会保持一定的心理优势，占有主动，与被侵略国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除非侵略国受到被侵略国的反攻而被占领，遭到狠很地报复，或者是被侵略国以后强大起来，震撼世界。否则，别人即使投降，如果没有狠狠地报复，最后受伤较多的还是被侵略国家。只是由于中国的内战，才使日本逃脱了中国的惩罚，抗日战争，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胜利的果实只是由于中国人忙于内战没有去采摘，是日本人走运，而不是日本人的本事。中国的光荣不仅表现在战后极有可能对日本的宰割惩处，更主要在于在战争中中国人民坚强的抵抗意志。目前日本的强国地位在对中国交往过程中的外交优势，无形中降低、甚至抵消了日本对抗日战争的战败意识，不但抑制了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赢得令全人类尊敬的自豪感，反而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耻辱感，这不仅对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对抗日战争史都是极不公平的。
　　据陈香山先生在《中日关系管窥》中是这样解释中国为何放弃对日赔款的：第一，为了向日本人民表示友好，不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而加重负担受苦。第二，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怕日本像德国那样进行报复。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大家看以下，首先我们想的是日本人民的痛苦，可有谁知道中国人民的心理有多么苦吗？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而这种耻辱并不因为时间的推移丝毫有所减弱，我们今天还在忍受着这种折磨，在日本右翼狰狞的嘴脸下，他们还时不时地往中国人的伤口上撒盐。今天的日本已经篡改了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而对中国的民间赔偿根本就不理，尽管日本有一些良知未泯的人，但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日本人民的主体思潮，大部分的日本人在否认历史，那么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日本人民来负，没有日本人民的狂热支持，战争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进行那么久。
　　其次，不要赔款是怕日本人报复。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就不怕报复，中国人懦弱到了何种地步。再者，苏联不要赔款，而且放弃民间赔款，是因为二战中日本人并没有把苏联人怎么样，而苏联人不仅对日本军队，而且对日本人民干了许多残暴的行为，苏联人赢得酣畅淋漓。也正因此，日本人对俄国人分外尊敬。中国拿什么跟苏联比拟？大家不要以为放弃对日赔款，中日邦交就能顺利进行。在中日外长第一轮谈判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一郎先生坚持说，日本和台湾缔结“日华条约”时，蒋介石已经宣布放弃赔款，所以中日两国签署的《联合声名》就无须再写入赔偿问题。中国代表马上声明，当时的蒋介石已经跑到了台湾，不能代表中国，遭受损失的主要是大陆。蒋介石宣布放弃赔款是慷他人之慨，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我们已经放弃了赔款。我真担心日本人听到这种话后会肉麻的坐不住，可日本条约局长对此根本就不领情，反而坚持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款，这种话是对大日本国的侮辱，日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二、古今罕见
　　在二战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法西斯的侵略，有多少国家灭亡了？欧洲有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法国，亚洲有美国、英国、荷兰的广大东南亚殖民地被占领。在法西斯的进攻下，又能有几个国家抵抗他们的嚣张气焰？只有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除了中国都是发达国家，都属于强国，他们依靠自己强大的军事工业与法西斯进行对抗，而中国凭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日本没有能力灭亡中国，就像德国没有能力灭亡苏联一样。而中日之间的差距要远大于苏德之间的差距，这只能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勇敢的民族，是一个令全人类尊敬的民族。
　　抗日战争爆发后，就为世界各国所瞩目。1937年8月中旬展开的历时近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极其惨烈悲壮的一幕，中国人坚强的意志和无上的勇武精神震撼了世界。英国《泰晤士报》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该报发表评论说：“此次两军作战，华方伤亡固极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此乃前所未闻者，一般所认为不能保持一日之阵地，彼等竟守十周之久，此种奇迹，自属难能可贵。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世界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伟力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瑞士《新苏黎世报》在1938年6月间从汉口采写了不少报道，盛赞中国军民的抗敌意志。报道说：“中国充满了过去所不敢想象的奋发图存的激情。所有的居民都沉浸在这种气氛中。战争造成了统一的意志。”“最近的战斗证明，中国军队已经达到连他的敌人也感到吃惊的水平。……任何时候、任何军队，未必能像中国军队那样，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能参加战斗。”“捍卫自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使之免遭日本侵略的英雄的中国人民，以自己光荣的军队而驰名于全世界。”
　　中国军民在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上表现出来的不可征服的民族伟力以及所取得的光辉战绩，一扫以往中国积弱不振的形象，赢得了英、美等国的赞誉，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大战期间，罗斯福在其谈话和电文中就多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这种敬佩之情。1942年2月7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同年7月6日，在七七事变五周年之际，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盛赞中国的抗日战争。电文说：“5年前，你们在卢沟桥展开了反抗向你们国家及其文明冲撞而来的黑暗势力的战斗。你们知道，并且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仗打得多么好，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战斗。”1940年8月以后，德国飞机开始向英国狂轰滥炸，英国处于危机之中。刚任首相不久的丘吉尔为激励英国人民作战，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1942年2月16日，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称中国人民“独立与可怖之日本侵略者作战四年半之久而使侵略者仍彷徨于战场之上”，显示了“中国人民之奇异实力”。英王并赐蒋介石以最荣誉之KCB勋位——巴斯勋位高级爵士。苏联也对中国人民充满敬意。1941年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为鼓舞苏联人民的士气，同样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英勇抗战的中国军民已经在这些大国元首的心目中成为效法的楷模。虽然中国没有以后苏联动辄三十万、五十万歼灭德国军队的光辉战役，但中国有的是不可征服的勇气和敢死精神，这也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军民最需要的。凯旋的将军固然荣耀，战败自杀的勇士更值得人们尊敬。日本人没有凯旋，而是抱头鼠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人做好了自杀的准备，结果取得了胜利。
[22]第九章 走向世界（下）
不恰当地说，从中国历史上看，没有一次抵御战争像抗日战争这样令我们振奋。中原失败的事件属满清入关最为典型，当时满清的生产力水平根本就不高，综合国力更无法比较，但又遇到了多大抵抗？而面对日本侵略，在生产力远远落后的情况下，政府和人民竟能团结一心，为了国家民族的荣誉，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与倭奴逐一争夺，流血漂橹而在所不惜。为了保卫武汉，政府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个卖国政府的作为吗？读着南宋丞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绝望的走向大海，听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魔咒，难道我们对抗战时期伟大的政府和英勇的祖先不感到振奋和自豪吗？我们为有这样铁骨铮铮的先烈而感到荣耀。你们为了中华子孙的尊严、自由而义无反顾的献出了四百多万伟大军人的生命，你们是世界上真正的勇士，处逆境而守义不移，临大危而视死如归，真正勇士的最高境界。用机枪去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就如同一个强壮的青年去殴打一个衰弱的老头，这也叫做大和民族的勇武吗？是无能、是懦夫不能击溃中国军队的恐惧、迷茫的心理补偿。
　　从世界历史看，遭受侵略而没有被征服的事件，主要有罗马征服日尔曼人的失败，蒙古进攻埃及的失败，拿破仑侵略俄罗斯的失败等。所有的征服者在当时是令人敬畏的，但由于征服的失败，更能显示出挫败征服者的日尔曼人、埃及马木努克人、俄罗斯人的伟大，虽然他们为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却无法掩饰全人类对他们的尊敬。强大的日本妄图征服中国的失败，同样能够显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在这些抵抗之前，好战者似乎是无敌天下的，可遇到这些对手之后，他们才尝到了失败的梗塞的苦味。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意识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这些挫败了所谓强者的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人们就会对那次失败的侵略战争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罗马征服日尔曼人、拿破仑进攻俄罗斯的失败，只是由于以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强大，人们便会认为罗马时期的日尔曼人更加剽悍，而拿破仑进攻俄罗斯显得更加愚蠢，这时候，人们是不会去计较日尔曼人、俄罗斯人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虽然中国人挫败了日本的侵略，只是由于今天中国远远落后日本，人们便更加在意中国付出的牺牲。历史意识是可以改变的，面对我们祖先用鲜血书写的历史，我们并不是无助的，只要我们强大起来，全世界会重新评价我们伟大的八年抗战，激动人心的抗战史会震撼全世界，中华民族的勇武精神会得到全人类的尊敬。
　　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不服气地说，日本如果不发动太平洋战争，就可以打败中国。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已经到了1941年，日本全面侵华已经整整四年，在这四年内，日本每年从美国获得大量的军事工业原料，都没有打败中国，他又有什么能力在以后的岁月里打败中国。更何况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切断中国的西南国际援助大通道，孤立、包围中国，获得东南亚石油、橡胶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持长久的战争。
　　三、卑贱的嚣张
　　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东亚、东南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日本投降后亚洲被侵略国家并未派兵占领日本，没有残酷地报复日本，而占领日本的却是美国，日本对美国并未造成多大的伤害，偷袭珍珠港，虽然损失惨重，但死的都是军人，军人死在战场上，都在情理之中，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会感到会有这一刻。日本人并未对美国人施暴，也未屠杀过美国人民，而美国打败了日本，占领了他。因此美国人大胜特胜，而对于那些倍受日本蹂躏的国家又能怎样，大部分只得到了一些赔款，有些一分也没拿到，就这样不了了之。赔款又能怎样？别人把你的胳膊砍掉了，给你点钱你愿意吗？你肯定不会愿意，这你就会明白伟大的韩国人民虽然得到了赔款，但对日本人的憎恶达到了极点，钱无法弥补他们的伤痛，而这种伤痛还要延续几百年或几千年，除非日本悔过自新或是遭到同样的惩罚，这种被动的局面才能结束，否则，这种伤痛是很难愈合的。
　　如何反思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如何对待日本，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好。日本对中国的创伤依然是中华巨龙腾飞的心理障碍。日本之所以嚣张到今天这种程度，完全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结果，我们没有发动一场战争为祖先雪耻，以后也可能没有机会了，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居然没有受害者应有的奋发状态。
　　乔新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好，我们的近邻并没有认真反省那段历史，右翼分子至今还沉浸在昔日对中国人民烧杀淫掠的辉煌中，他们将中国看作是可以任意蹂躏的国度，他们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形式来羞辱中国人，挑衅中国政府。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一味的向日本示好，结果只能是倍受凌辱。因此中国对日本的新思维应该是挺直腰杆的新思维。我们总是通过谴责“一部分日本人”来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但正中日本政府下怀。日本政府正是通过“一小撮人”的行为不断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然后通过无关痛痒的回应达到政府无法达到的目的。民间的强硬与政府的友好恰恰为外交斡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这一点，我们没有认识到，导致在处理中日关系上，我们没有更多的余地。
　　在这个世界上，关于历史问题，最令中国人心痛的就是日本。近代美国没有侵略过中国，而朝鲜战争我们赢了，所以美国人是尊敬中国的。法国人虽然参与烧了圆明园，但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打出了军威，中国人是否孬种，法国人心里最清楚。英国虽发动了两次战争，但规模均不大。俄罗斯虽夺取了大片领土，但主要是通过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实现的，近代俄国并没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它并不是不想，而是力量有限，否则，会夺取更多中国领土。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朝衰落后还有能力遏止俄罗斯野心的扩大，尤其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因此，近代与俄罗斯的交涉，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大清帝国仅有的最后一点尊严。
　　我们需要与日本建立一种平等互信的关系，我们一直以为原谅了日本的暴行就可以实现。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们的忍让使得日本人非常反感。在日本人的心中，“拳头来，拳头去”才是伟大民族的做法，我们的忍让正被日本视为劣等的表现，结果日本比以前更鄙视我们了。别人极端鄙视你，打心眼里看不起你，谈何平等互信？只有中国人为了人类的尊严而经过激烈抗争之后，日本人才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这才是中日友好互信关系建立的有效途径。即使我们不能让日本偿还血债，也应该让日本人为多喝了中国人的血而感到恐惧，历史不可能总是庇护日本。我期待着这一天——真正中日两国友好平等互信伟大时刻的到来。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也是一种回光返照，是面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日本人可以向韩国道歉，却不向中国道歉，不管韩国人的反日情绪有多么强烈，日本人都可以宽容，而对于中国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日本都会草木皆兵。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曾经征服了整个朝鲜半岛达半个世纪，日本人对于韩国人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感，不管韩国怎么闹腾，日本始终是俯视的。而对于中国，日本的感情就复杂了，在整个古代，日本始终处于亚洲的边缘，无缘染指大陆，在唐代和明代，他们的扩张受到中国的镇压而告失败，在元代，日本受到中国巨大的威胁。日本要想崛起，就千方百计的压制、排挤中国，为了证明自己崛起的合理性，他们的史学家提出日本和欧洲一样有着海洋文明，而亚洲大陆不具备这一点，因而脱亚入欧、自我膨胀。而今天中国实力不断增强，日本有重新被边缘化的趋势，右翼分子极端恐慌，为了遏制中国，他们唯一能够在中国人面前找到自信的地方，就是上个世纪发动了一场失败的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失败了，以绝对的装备优势却没有击溃中国军队，尽管中国军队的伤亡要远大于日本，死在战场上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军人巨大的伤亡更能衬托中国军人的勇敢和中国的伟大。日本在十年前，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中国面前十足的自信和优越。可中国经济崛起后，日本的这种优势逐渐丧失。日本对中国唯一的心理优势就是二战期间违背战争法，对中国和平居民进行了屠杀和侮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们想凭借这种懦夫的行为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直到今天，右翼分子还在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死死地困厄中国，拒不向中国道歉。
　　日本右翼对中国人的杀手锏就是侵华战争期间对和平居民的屠杀，通过拒绝道歉而使中国人继续处于屈辱中，压制中国人形成高昂激进的强大民族精神。可在战争末期，中国人完全有机会狠狠地报复，投降后的日本在中国境内有三百多万俘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当局恬不知耻地奉行“以德报怨”的原则，让这些俘虏很快全部回国，而且每人还可以带20公斤的东西，在战俘遣返史上是罕有的礼遇。让这样一群谦谦君子执掌朝纲，国运何以能兴？就是把那些杀害过中国人的日本人全部吃掉也不足以泄恨，中国在那些君子的带领下，几乎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劣等民族，也不知懦夫情节在中国何时能被摧毁，还我一个纯洁、高贵的华夏乾坤。
　　四、浴血疆场
　　抗战前期，日本凭借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占领了中国许多城市，再加上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过分戒惧，我们总觉得日本人是非常勇敢的，似乎中国人在这方面不及。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中国人的勇武精神绝不逊于日本，要不，比中国强大的多的日本为什么没有能力灭亡中国。日军所依赖的是先进的武器，如果拼刺刀，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对手。1932年上海淞沪抗战中，我19路军英勇拼杀，使日军四易主帅，锐气大挫，共毙伤日军近3000人左右。1933年的长城抗战，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的顽强，尤其在喜峰口、罗文浴战斗中，我军白天丢失了阵地，晚上组织敢死队，以大刀近战收复失地，威振敌胆。在罗文浴战斗中，我军勇士王元龙手刃倭奴60人，在日军先进武器发挥不到的地方，你才能看清日本人实际就是倭奴，这你就清楚，唐朝、明朝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打败倭奴的。在这两次战斗中，日军尝到了失败的苦味，日本一家报纸说：“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60年来未有之侮辱。”淞沪会战，政府调集70多万军队，以伤亡25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9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英国派驻上海的军事观察家写道，淞沪会战至少说明两点：1、中国已下决心为独立而战，而且中国军队确有能力作战。2、日军在日俄战争后被世人认为是可怕的军队，这次经中国一打，降到了第三国的地位，中国军队此次抗战英勇坚毅，使世人刮目相看，恢复了自己的荣誉。
　　在太原会战中，日军14万人，伤亡近3万，中国军队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忻口战役中，我守军冒着日军的炮火和毒气英勇作战，每日伤亡均以千计，日军始终未能完全占领该地区。后来由于娘子关陷落，太原危急，忻口守军被迫撤退。徐州会战中，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第一个胜利，使日军遭受了自新建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武汉会战中，中国调集近百万军队，毙伤日军10万余人，日军许多精锐部队元气大伤。尤其在万家岭战役中，日军106师团被包围，激战一周，基本上被消灭。在白富金山、沙勇战役中，日军被击毙4506人，伤17380人，日军消耗极大，再也未能发动全局性的战略进攻。二战开始后，日军发兵10万，进攻长沙，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日军各路受挫，损失惨重，士气大挫，慌忙撤退，此役日军伤亡2万余人。由于不甘心第一次失败，1941年日军第二次进攻长沙，这次日军一度攻进长沙，由于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加之消耗过大，遂从长沙撤退。此役我军伤亡失踪7万余人，日军伤亡2万余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这次我军取得辉煌的胜利，毙伤日军5万余人，我军损失2、8万人，这在历次会战中都是罕见的。
　　1939年底，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妄图切断广西与越南的运输通道，桂南会战由此开始，四战区将围歼登陆后占领广西要隘昆仑关的日军作为冬季攻势的目标之一。中国统帅部将用苏式坦克、火炮、装甲车装备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调入广西，在名将杜聿明的指挥下，用猛烈的炮火和坦克冲击，摧毁日军防线，收复广西昆仑关，全歼日军主力，有“钢军”之誉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1943年日军进攻常德，常德会战开始，日军投入兵力10万以上，虽一度占领常德，但随即还是被我军收复，此役杀伤日军2万余人，日军退回原阵地。总之，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日军没有能力再向前大规模推进。抗战八年，经国共两党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超过了美国消灭日军的数量。
　　五、东征日本
　　1938年5月19日15时许，由陈焕升、佟彦博等八勇士分别驾驶两架重轰炸机从汉口机场起飞。临行前都留下遗书，在停机坪上八位勇士发出气壮山河的誓言：“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效忠领袖，虽死无怨。”两机在空军特设的对空导航引导下，于两小时后到达宁波栎社机场，经过短暂的休整和加油后，两机于23时48分升空，向日本九州飞去。东海上的日舰听到轰鸣声，进行盲目的炮击。5月20日凌晨2时45分，两机以3500米高度进入日本长崎上空，接着又翱游了佐世保、福冈、久留米、佐贺、熊本等地空域，撒下了100多万张传单。传单像雪花般飘下，日本举国为之震惊，一则传单写到：“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有的传单写着要求爱好和平得日本人民反抗军阀的扩张政策，11时两机在汉口上空汇合降落。
　　这次“纸片轰炸”也称为“人道远征”，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精神反击，大张中国军民志气。在战后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刊登了12名世界著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仅有的一名中国飞行员就是陈焕升，杂志介绍说：“陈焕升是先于美国的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八路军代表团向东征勇士敬献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振九州。”令人美中不足的是怎么就不投实弹？当时宋庆龄认为两架轰炸机也投不了多少炸弹，还不如进行心理战，鼓动日本人民反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胸怀宽阔的国母失算了，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某些中国人无法理解的，虽然日本政府一度紧张，但他们很快就消除了传单事件产生的影响，日本国民依然斗志高昂地支持战争。
　　六、入缅作战
　　进入缅甸作战，是中国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做出重大而直接的贡献。珍珠港事变以后，菲律宾、香港、新加坡等地先后失守，日军分兵南进，占领荷印、泰国，进逼缅甸，威胁印度，锋芒直至中东，企图与德国在北非会合，当时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供给通道。防守缅甸的英军不足5万人，无力抵抗日本进攻。1943年2月底，侵缅日军占领大片领土，英军第十七师丢盔弃甲，逃往同古，仰光岌岌可危，英国放弃自尊，求援中国。缅甸战役开始后，英国先向澳大利亚求援，遭到拒绝，但他却一直未向中国求援，因为英军害怕中国军队一旦进入缅甸就赖着不走，他们一直认为：中国隐讳地宣称自己对缅甸拥有主权，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这种要求。当英军实在招架不住以后，才向中国求援，中国派远征军一路军入缅作战。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英军向缅甸中部退却。日军6个师团分兵三路紧逼，中国远征军十余万人先后入缅。第五军200师抵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第六军控制腊戍和滇缅公路，与日军对峙。3月20日，日军猛攻同古，远征军200师戴安澜部力守同古，日军一周不克，后援军到达，释放毒气，29日我军被迫放弃。同古之役给入缅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承认这是在南洋第一次受挫。
　　1942年4月1日，日军攻破英军防线，将英缅军一个师及英军第七装甲旅共7000人，连同亚历山大司令一同包围在仁安羌，英军陷入绝望境地。我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星夜兼程前往救援，经两昼夜激战，击溃了日军主力，救出全部被围英军，以及被俘之英军、美国传教士，记者共500余人，日军弃尸1200余具南逃。此役充分显示了我军战斗力，捷报一时轰动英伦三岛，英国政府为此给孙立人颁发勋章以奖励。随后英军左翼防线崩溃，使东线中国军队侧面暴露，在日军猛攻之下，我军放弃曼德勒会战计划而后撤。4月底日军攻占腊戍，再次切断滇缅公路，分兵攻占密支那，进逼怒江西岸，威胁云南。我云南守军炸毁怒江大桥，在东部与日军对峙，缅甸守卫战以盟军的失败告终。密支那战役失败后，罗卓英带领的远征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第六军新三十八师等向西撤退到印度英帕尔基地，这支中国军队改组为中国驻印军，其余历经艰险回国，战后尽存4万余人，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壮烈殉国。
　　1943年10月，史迪威决定率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北部。10月29日，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攻克新平洋，两个月后再克于邦。1943年底，连同增援的新二十二师完成对胡康河谷心脏孟关的包围。新三十八师主力在美军突击队第五三0七混成团的协助下，切断孟关守敌的退路，随后我军发起总攻，于3月5日一举攻克孟关，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遗尸1400余具而逃。我军节节追击，6月16日攻克卞盟，25日再克孟拱，毙敌铃木大队长以下2000余人，生俘35人。至此，中国驻印军完成了收复缅北的准备。
　　1944年3月7日，日军主动进攻英帕尔基地，4月8日，日军切断了通往英帕尔的公路，控制了英帕尔的南北制高点，使6万名英军被困。英国人又如同1942年撤守仰光一样，不得不再次向他们瞧不起的中国人求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在没有英美海空军支持的情况下，命令滇西远征军渡过萨尔温江，发动收复缅北的反攻战役。在胡康河战线，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及少量的英美军队进逼缅北重镇密支那。5月17日夺取密支那机场，而后掩护空运部队着陆。8月5日发动总攻，歼敌3000余人，击毙日军指挥官水上源藏少将，收复全城，使缅北要点全部克复，为收复缅北全境提供了有力保证。12月7日，驻印军再克八莫。1945年1月15日，收复南坎，20日占领畹汀，27日与滇西远征军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全线贯通，并与滇西路连接通车。在滇西战场上，1944年6月4日我军攻占腊猛，10日克服龙陵，9月14日收复腾冲，次年1月完成“会师芒友”的预定计划。第三条战线为英帕尔战线，由于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缅北激战，牵制缅北日军主力，又由于英军利用空中优势，英帕尔战役以英军的胜利告终。
　　驻印军与远征军继续追击日军，于2月13日攻克贵街，20日续克新维，第五十六师团残部退守腊戍。3月8日中国军队围歼守敌，收复腊戍。然后沿腊曼公路西进，于3月30日与英军会师乔梅。至此，中国军队完成了反攻缅北的任务，4月间胜利回国。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军队伤亡4万余人。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11月——1945年3月，以两师兵力击破日军6个师，在7万余公里的战线上克复大小城镇50个，击毙日军27699人，击伤42760人，俘395人，创下了抗战时期中国军队胜利的新纪录。
　　七、越北受降
　　1941年12月31日，美国总统致电蒋介石，成立中国战区，除了中国全境，还包括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中国战区境内的联合国家军队由蒋介石指挥。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个战区。日本投降后，盟军划分了对日受降区，中国战区除负责受降中国境内（除东北）的日军，还受降印度支那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北纬16度以南由英国受降。1945年8月18日，蒋介石命令第一方面军司令长官卢汉赴越北受降，地点在河内。卢汉率领30万大军进入印度支那受降，日军解除武装，缴械投降。1946年3月23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国内参加内战。八、战果辉煌
　　经过八年抗战，我军共击毙日军133万余，俘伤日军128万余，歼灭伪军118万余，国军伤亡32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伤亡58万余。我军收缴了大量的日军武器：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各种火炮12446门，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军用汽车5785辆，军马74159匹，飞机1068架，各种军舰55艘。抗战中，我英勇的空军出动18509架次，击落日机568架，炸毁日机599架，炸毁舰船282艘。
　　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及抗战后，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通过抗日战争，我们收回了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及台湾等岛屿，反观日本，其疆域几乎退回到了明治维新前的状况，不仅丧失了中国东北、台湾，还有朝鲜、库页岛南部，虽然还占有流求群岛，但其固有的千岛群岛却划归苏联，苏联还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如果日本不发动七七事变而全面侵华，由于中国的坚强抵抗，日军南进而引起太平洋战争，那么东北、台湾能收回吗？除了遥远英国占据的香港，俄罗斯占据的领土我们大都没能收回。那样，朝鲜不会独立，库页岛南部永远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我们的海南岛、南海群岛都会轻而易举的成为日本领土。大家想一想，一个始终敌视中国，并且在亚洲大陆拥有广阔领土，控制
　　了中国全部出海战略要地的日本的存在，中华巨龙还有腾飞的机会吗？即使现在，日本退回
　　到明治维新前的疆域，我们还是感到日本的压力，更何况那时。
　　对于抗日战争，我们最大的伤痛就是和平居民遭屠杀、侮辱，每一忆起，无不令人泣血扼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近四百万军人的英灵、六百多万和平居民的冤魂，以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使我们摧毁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切战果，并且使他蒙受自日本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日本的地理空间，使其永远只能成为太平洋中的岛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拓了自1840年以来最有利的生存空间，血洗了近代日本在领土和法律上强加给中国的一切屈辱，赢得全人类的尊敬。为了国家的尊严和子孙万代的生存，那是我们必须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我们祖先的血不会白流，中华子孙会用他们的热血、辛劳和汗水永远祭奠那一千万亡灵，千秋万代，至死不渝。
[23]第九章 走向世界（四）
第六节 痛失良机
　　1840年到1945年，我们只注意到中国的屈辱落后，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谁都知道常任理事国那一票否决权的厉害，而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怎能与英、法、苏、美平起平坐？
　　中国能够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是亚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不像法国，始终没有投降，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二战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常任理事国的宝座，显然是由于中国的强大符合某个世界大国的利益，否则，中国根本就进不去，不管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有多大，而决定战后利益分配的是战后各国实力的对比。中国战后千疮百孔，连美国要求中国派军占领日本，蒋介石都拒绝了，固然蒋介石别有用心，但毕竟国力不允许，当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较小的一部分，在政治格局中只能作为别人的筹码。很显然，中国能够加入五大常任理事国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已经与我们在同一个战壕作战，所以对中国的支援增加，随着同盟国的壮大，法西斯失败行将不远，深谋远虑的罗斯福已在1942年就提出了战后的世界安全构想，即“四警察”设想。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由美、苏、英、中四大国分管美洲、东欧、西欧、亚洲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但后来美国要领导世界，罗斯福设计了新的蓝图，即在原来四警察的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糅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考虑到当时美、英、苏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保证未来美国在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预作安排，即为美国找到一个可靠的同盟者。他选中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执行亲美政策，可以看到这种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只有依靠美国才能增强自己抵抗日本乃至与苏联交涉的份量，方能增加国防安全的系数，不至于自己孤立无援，也符合远交近攻的策略。虽然我们不可能去进攻，但至少可以增加防守的力量。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大国的地位，但罗斯福相信，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点。
　　另一方面，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当时在远东，日本是美国最凶恶的敌人，尽管日本会战败，但与日本厮杀的过程中美国人更能理解日本人所蕴涵的巨大能量。为了防范日本东山再起，必须让中国来监督、制约。中国与日本宿怨很深，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人选。另外随着苏联势力的强大，更加引起美国的不安，所以必须支持中国作为远东反对苏联的主阵地，遏止苏联势力向远东进一步扩散。中国也非常合格，因为中国与苏联接壤，陆上边界五千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而且美国知道，近代许多国家侵略过中国，而从中国获得侵略权益最多的国家就是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割去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这个矛盾又可利用。不管美国怎样抬高中国都是为了自己，但对我们中国来说何尝有不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苏、美、英、中四大盟国的概念时，斯大林坚决反对，并放出话来，凡是中国人参加的会议苏联人就不参加，三百多年以来俄罗斯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做贼心虚，生怕中国强大而收复失地。这样以来罗斯福就只好分两步走，美、英、中三国先召开开罗会议，然后苏、美、英三国再召开德黑兰会议，以这种方式将中国抬进大国的地位。对于中国将要成为一个大国，英国也是反对的，因为中国的强大严重影响英国在亚洲的殖民霸权，但迫于美国的压力，也只好耐着性子开会，反正中国求的是美国而不是他自己。
　　1943年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讨论《普遍安全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外长就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我们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他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那边可能会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莫洛托夫有些不愿意，但在美国的坚持下，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由中国政府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中签字。本来是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却变成了四国。一个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这样中国名义上就变成四大盟国之一，蒋介石一时也成为世界四大巨头之一，虽然实力差一点，不是一个等级，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
　　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在美国的帮助下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今天中国的国势将决不会是这样，今天的远东格局也决不会是这样。我们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将会一帆风顺，而且能够得到世界一流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在不知不觉中中国将会变成世界经济强国，而没有人敢阻拦，就像今天的日本，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可有哪个国家去遏制它。而今天，我们刚刚起步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反华势力变着花样削弱中国。与美国结盟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有人说，与美国结盟，中国会成为附庸。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附庸，我只看到与美国结盟的日本韩国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强大。尽管美国仍然在日本韩国驻军，可今天究竟是日本还是韩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中国，那时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机，利用了列强的矛盾。可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却稍纵即逝，中国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可能真的没福消受。后来蒋介石发动了内战，远东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美国来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年的盟友却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苏联势力大有覆盖整个远东之势，美国又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盟友，他选择了日本，这个远东自己最强劲的敌人，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让日本强大，才能遏止苏联势力在远东的蔓延，在美国的热切帮助下，日本没有让美国人失望，短短二十多年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超过了英、法、德、意等欧洲强国。
　　而可怜的中国与美国交恶，没办法，只能一边倒，倒向了曾经令他心痛的俄罗斯。今天中国工业的基础与苏联的帮助分不开，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但是民族精神的稳定性是很强的，沙皇俄国的侵略性并不会因为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建成而有所减弱。列宁曾说过，帝俄时代侵占的中国的大片领土都要归还中国，可能在俄罗斯只有列宁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当时的国际处境确实对苏俄不利，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减轻远东方面的压力。为了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苏俄忍痛与德国签定了《布列斯特和约》，给德国割让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结果呢？战后还不是撕毁了条约，重新收复了领土。就算中苏关系一直很好，中国也不会因为与苏联结盟而更快的发展起来，因为苏联的经济技术根本就无法与美国相比，基础工业落后，脱离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经济体制，其经济是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可言。更令我们伤心的是，沙皇俄国的侵略本性终于暴露出来了，中国最大的国防威胁产生了，苏联于中国边界陈兵百万，几千公里的陆地边界防不胜防，中国简直穷于应付，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结果在国际上的处境更加孤立。
　　美日关系与美中关系相比较，美中关系会更牢固，因为中美之间近代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战争，珍珠港的惨剧美国人不应该忘记。再者中美两国位于太平洋的两岸，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重陆轻海，在海洋上和美国没有尖锐的冲突。而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在海洋上对美国的威胁极大。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本来一年一度的八国峰会应该有中国，而现在却成了日本，本来远东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中国，而现在却成了日本，日本今天的位置本来应该属于中国！还有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事情吗？如果抗日战争后的中国是统一的，中国能不要赔款吗？蒋介石早就跟罗斯福商讨过战后的赔款问题，鉴于战后日本没有现金支付能力，蒋介石同意用日本的铁路、工厂设备来抵偿，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早就发展起来了，成为世界强国，而且能和美国一起压制日本，日本能够重新崛起吗？即使经济有所发展，但也绝对不会有今天这么快。日本经济能够起飞是借助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美国军事定货，以及美国对日本开放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如果与美国为敌，美国能给日本开放市场吗？能给日本投资吗？日本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吗？只有那样才能报我甲午中日战争之仇，雪我八年抗战之耻，才能告慰那无数屈死的冤魂。
　　国民党的失败也是大势所趋，国民党的腐败就连美国人也无法容忍。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还是积极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开始了改订新约运动，领事裁判权虽然由于列强借故推迟没有签约，但否认了他的合法性，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任何收复民族权益和维护了民族尊严的中国人，不管收回多少，维护了多少，我们都应该肃然起敬。至于关税，国民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关税自主，1935年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已经超过了财政收入的一半，而1913年只占财政收入的13％。国民政府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袁世凯死后的混乱状态，尽管其统一存在很大的分散性，但毕竟是一种统一，而统一在当时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那就是日本将要大举侵华，而这次不再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任何一次，这次是要灭亡整个中国。如果这时中国还像以前一样军阀混战，那么中国早被各个击破而亡国了。1935年内战基本结束，国民政府进行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6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面，民族资本主义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1936年农业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重要谷物收成价值达法币56亿元，比191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搞出17亿元，几乎增加了45％。1936年工业总产值比1935年增加了11％。当时日本人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正在崛起，他们惊呼，再让中国发展十年，东亚的局势将会发生变化，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势头就消失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严重腐败，民族资本萎缩，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强行发动内战，彻底失去了民心，蒋介石由于自身的狭隘，而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稳步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
　　第七节 跨过鸭绿
　　在整个二十世纪，抗美援朝战争最值得中国人骄傲。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这也是他永远受到中国人尊敬和怀念的功绩。自1840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单独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单独作战，大胜特胜，而且是在境外决战，我们是积极主动的投入了战争，一改中国近代以来衰弱的形象，毛泽东的骨头是最硬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不但是主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还有英国、土耳其等其他所谓的联合国军，实在令人解气。50年前我们败给了八国联军，这次我们打败了联合国军，伟大和辉煌不会远离中国。
　　中国志愿军作战之困苦，很多美国人直到今天不完全清楚，可他们知道，中国军队的实力更多表现为排山倒海、坚韧顽强、奋勇冲杀和不惧牺牲的精神，他们将这种精神称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从美军队对中国人民的尊重和恐惧中，我们为那些长眠在异国他乡的38万先烈感到无尚的自豪。在战争中，中国军人的勇武精神是世界一流的，当黄继光用他的胸膛去堵机枪的时候，这就足以表现自周秦汉隋唐以来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来没有消亡，而且支撑了我们民族五千年，一直至今。中国人从来都是不怕死的，只要那些懦弱的庸才不要当政，中华民族将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震惊世界，中华帝国的子孙是不可战胜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一流的！
　　二战后美国失败过两次，越南也打败了美国，似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不足轻重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中国在境外决战，中国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越南死亡160万人，而美国却寥寥无几，战争在本土进行，越南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越南在战场上没有发动几个像样的战役，美国为了自己的全球利益而放弃了战争，所以越南是惨胜，何以能自称是继美国、苏联之后的所谓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第八节 居安思危
　　我驻南使馆被炸也仅仅是几年前的事情，面对霸权主义的野蛮行径，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我们虽然表现出极端的愤怒，但是仅有愤怒是远远不够的。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人家并没有沉醉于太平盛世的繁华，而是极端重视国防安全，我们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一味消沉，好像我们身边永远不会再有战争了，一如中国历代王朝中后期一样，一片歌舞升平，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期望和平但是战争的阴影却挥之不去。世界大战虽然在很长一短时间内不会发生，但是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人类要达到和平的理想境界，还需要漫长的路要下去，目前虽处在和平盛世，但促使战争爆发的因素并没有消亡，它只是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日本近代曾经两次侵略中国，第一次是甲午中日战争，第二次是抗日战争，这两次日本侵略中国凭借的是强大的近代工业，而今天呢？这种局面又形成了，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两倍，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当雄厚，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其人口密度高，是我们的三倍多。1996年与美国签署的《日美安全合作体保障宣言》扩大了防卫范围，直接把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包括其中，矛头直指中国，难道还要别人怎么说大家才会紧张起来，更令人担忧的是促使日本近代一再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战势力，在当今日本势力日渐壮大。日本否认侵华历史，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活动基本结束。对于日本右翼势力，目前保守估计，至少有900百多个右翼团体，人数高达10万人之多，其在日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靖国神社内供奉的战犯有240万人，而他们的亲属组成遗族会。人数在四百万人以上，有几个家庭中没有阵亡的祖先，有几个家庭不缅怀他们的先烈。
　　在日本东京，时常会有右翼分子开着宣传车，拿着高音喇叭，声嘶竭力地叫嚣着，你可以想到，人家是自愿的，也是免费的，人家不是为了别的，人家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和平时期就公开在大街上宣传，而我们呢，只是在生死存亡的时候才能站出来。在和平时期，谁要是喊出民族主义的口号，大家一致认为他有病，所以中国一致没有这样的势力，没有人在和平时期公开宣扬过，所以中国经常表现为被侵略者。
　　1996年7月因独岛问题，日本右翼势力冲击韩国驻日本大使馆。1997年日本右翼势力曾动员180个团体，出动约400辆次的街头宣传车，约1200人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喋喋不休。1997年1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曰，右翼势力800个团体，出动1080辆次车辆，约3670人在广岛、大贩等地示威，还冲击韩国驻大阪领事馆，右翼势力一旦统治日本，鬼子进村的悲剧又会重演。
　　目前中国周边，促使战争爆发的因素很多，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印度竟有达9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麦克马洪线能够成为中印的边界吗？除了中印争议边界，我们还有更为棘手的南海诸岛。南沙群岛在历史上、实际控制上，我国证据充分，从无争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个别国家对南沙群岛提出过主权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承认，南沙主权属于中国。
　　1961年6月，菲律宾政府布《关于确定菲律宾组织基导的方案》，将南海大片海域划入菲律宾版图。从1970年到1971年，菲律宾强占了8个岛礁。经过多年经营，岛礁防御能力增强，还不时制造民事纠纷，挑起事端。原南越政权也于1973年抢占西沙群岛两侧的岛屿，不到一年时间先后抢占了6个。1974年南越进攻西沙遭到我军反击后，1975年又进攻南沙，占领了南子岛、南威岛等。1975年越南统一后，从南越手中接管了上述岛屿，并于1977年派兵再次占领3个岛屿，到目前为止，共占领29个岛礁，是在南沙占据岛屿最多的国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从北部南子岛到南部万安滩，绵延到200多海里，驻有兵力2000多人，有较大的作战和防御能力。1979年马来西亚在司令礁和柏礁建立了所谓主权标志，并将曾母暗沙、南礁等划入大陆架之内，并与菲律宾宣称的“卡拉延群岛”重合。
　　目前在南沙海区，我国仅控制着7个岛礁，台湾当局控制着太平岛外，其它绝大部份岛礁均被他国占领。其中越南占领了西部和西南部29个岛礁，文莱占领了两个，印尼和文莱分别侵入我南沙海域约5万平方千米3000平方千米。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可以说被这些国家所瓜分。我真不知道当上述国家不断侵略我国领海的时候，我们的海军都在干什么？败给帝国主义国家倒情有可原，怎么能败给这些小国？这种事情居然会发生在二战以后，即使是发生在二战以后，如果发生在1978年以前，林彪、江青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可这些领土几乎全是1978年以后沦陷的。失地辱国，自近代至今一直伴随着中国，那些整天沉迷于综合国力世界第几的同胞们也该清醒了。别忘了北宋经济有多么繁荣，综合国力有多么强大，可结果呢？奴隶般的懦夫不管有多么勤劳，终归是为别人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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