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华帝国史
【作者】汉土
【类别】军事
【简介】《中华帝国史》是以国家主义、大中华民族主义审视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该书试图振奋民族精神，使国人走出历史的自卑。 由于教科书的误导，一提起马、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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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一
　　有些国人看到《中华帝国史》的时候，非常振奋，非常激动，他们也认为，中华帝国这个提法能够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苦苦追寻而又捉摸不定的中华魂，不就是帝国魂吗？也有一些国人看到《中华帝国史》或是听到中华帝国这个概念的时候，感觉不习惯，有抵触情绪。只因为帝国意味着强大、霸权、残忍、扩张、威严等一系列极具威慑力的强者形象，而那些可怜的国人错误地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具备这些特征，中国在历史上更多地表现为被动挨打的弱者，还能“帝国”吗？我可以给大家严肃而自豪地回答：古代中国如果都不能称帝国，世界历史上就没有帝国了。
　　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在罗马用西班牙文出版了《中华帝国史》一书，这是欧洲第一部研究中国的专著，该书主要叙述了明朝的宗教、政治、文化等，很快被翻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德文、荷兰文，1940年中国据英文本翻译过来。该书被何高济翻译为《中华大帝国史》，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被周宁翻译为《大中华帝国》，2004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六名传教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成为康熙身边的教师和谋士。其中白晋著有《中华帝国史》，1699年出版。杜赫德主编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欧洲影响较大。近现代西方研究中华帝国的专著更多。英国伦敦传教士麦嘉温1860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厦门等地传教，精通汉学，著有《中华帝国史》等书。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曾在德国驻华领事馆工作，著有五大卷的《中华帝国史》。1974年，西方又出版了《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和《中华帝国书目》等工具书。总之，国外关于将古代中国均称为中华帝国，这是历史学界最基本的常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更加频繁，而西方各国在称呼清朝时，最后基本上都确定为中华帝国。西方国家之所以称古代中国为中华帝国，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王朝很多，疆域辽阔、武力强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一直没有中断，因而不管是秦、汉、隋、唐，还是元、明、清，统称为中华帝国。不像其他国家，马其顿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就几十年，就那几十年，马其顿人为之兴奋了两千多年。埃及帝国、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也都几百年不等。唯有中华帝国绵延两千多年，武力强大的中原王朝有六个：秦朝、西汉、东汉、隋朝、唐朝、明朝，再加上元朝和清朝，中国共强盛了八次，为全世界之最。所有国家的祖先与中国一样，都是从原始社会缓慢发展过来的，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只要在历史上强盛一次就够了，就很了不起了，哪怕像亚历山大帝国那样短暂。中国雄起了八次，还不够吗？
　　自明末中西交通以来，中华帝国这个概念西方人一经提出，逐渐得到了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认同。如果大家稍微留心一下，外国学者在称呼古代中国时，均为中华帝国。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时将中国的国号由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尽管中华帝国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但它毕竟一度成为中国的正式国号。而袁世凯之所以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这正是近代以来由于长期的外部认同，最终导致内部认同。
　　许多国人经常会产生这样不太合理的看法：对于秦朝、西汉、东汉、隋朝、唐朝、明朝的疆域，他们喜欢将其与元朝、清朝、今天中国的疆域进行比较，认为也不过如此。纵向的比较是可以的，但仅仅这样就太片面了。我们应该横向比较，因为一个国家、一个人的发展是要与同时代的对手竞争，有时也可以和古人类比，但绝对不能与后来的人和国家竞争，人家还没出生呢，怎么比？只要是同时代的强者，就是伟大的。以秦朝为例，在当时的世界上，能够与秦帝国相比较的只有亚历山大帝国和印度的孔雀帝国。三个帝国看起来都是昙花一现，但却有重大的不同。亚历山大帝国灭亡后，马其顿人再也没有强盛过。孔雀帝国灭亡后，印度长期分裂，直到成吉思汗的子孙入侵印度，建立莫卧尔帝国，印度大体上才第二次屈辱地统一起来。而秦帝国虽然灭亡，但随之崛起的汉帝国却持续了四百年，疆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拓展。这只能说明秦帝国的制度较之其他两国是非常伟大的，而秦帝国的疆域也成为以后中国最核心的部分。
　　又有人说，中国古汉语中根本就没有中华帝国这个概念，中华帝国来自于西方的称呼，因此用这个概念称呼古代中国不恰当。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许多语汇是古代汉语中所没有的，而是来自于西方，比如古汉语中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这样的词语，但并不影响我们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去冠名中国古代社会的热忱。
　　帝国这个令一些国人恐惧的概念，是很难被接受的，就算列强对中国的蹂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极度的仇恨也不能使相当一部分国人有勇气很快接受中华帝国这个足以为他们泄恨的概念。被彻底奴役的那些国人担心，中华帝国这个概念会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对中国和平崛起不利。这种错误非常明显的看法我遇见的最多。前面我已经说的很详细了，中华帝国这个概念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是西方人按其思维模式来命名古代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同这个概念。西方人会对自己命名的事物感到惊奇吗？肯定不会。那些被吓破胆的国人可以放心了。就像今天意大利关于罗马帝国的书很多，意大利人也毫无保留地为罗马帝国而自豪，英国人、法国人该不会担心意大利又要征服欧洲吧？不管是意大利人缅怀罗马帝国，还是伊朗人缅怀波斯帝国、土耳其人缅怀奥斯曼帝国，那都是对古代辉煌历史的认同，是无可非议的。同样，中华帝国是中华民族历代伟大祖先开创的辉煌伟业，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对中华帝国的认同更是中华儿女对于中华复兴的一种坚定信念和精神支柱。
　　有人会说，日本右翼缅怀近代日本帝国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大家注意，我前面说的帝国都是古代的帝国，那时没有谴责侵略的国际公法，古代征服者的后代，今天不用负任何历史责任，即使是二战以前均如此。而日本近代对周边的侵略，特别是全面侵华战争，严重违反国际公约，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尽管现在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可当前国际体系还是建立在二战打败法西斯的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是战败者，但就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威望一落千丈，更为可怕的是，几千年来中华先祖雄视世界的豪气，随着近代的战败荡然无存，中国人由极度的自豪陷入了极度的自卑，这种由于近代战败而形成的自卑，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极度自卑的中国人又以弱者、被征服者、被侵略者的思维模式来观察中国古代史，以至于整个中国古代史都被强行赋予弱者、被征服者的基本底色，中国古代史也最终完成了屈辱化的过程。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人彻底被奴役了，尤其是精英阶层。这种奴役始于列强的武力，终于国人盲目、无奈的自愿，以至于我们的内心错误地坚信，今天我们是弱者，我们的祖先也是弱者，我们的国家是在不断抵御被征服的过程中而苟延残喘至今，饱受屈辱。一种全民族性的错误认识就这样形成，高傲的中华民族彻底被征服了，中国思想界、历史学界的精英们也毫无免疫力，连他们的心也彻底被征服，他们要么躲在虚幻的大同世界中自慰、逃避，要么可耻地以学理来证明华夏先祖低人一等，伟大的农耕文明被定格为富裕的妓女。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对于富国强兵束手无策的人，只会狡黠地溜向虚幻的大同世界，逃避对于国家振兴的责任。或者说，对虚幻大同世界的迷信，严重削弱了他们振兴国家的能力。
　　二
　　历史意识决定着民族精神，对当今中国而言，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从国家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学科已经丧失其最基本的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近代完全沦为殖民地的韩国，和近代欧洲各民族国家崛起时一样，以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为号角，在其饱受苦难和屈辱的历史长河中，努力发掘本国特色，极力彰显本国历史的国际影响，居然铸就了高昂亢奋的民族精神和极度的民族自豪感，迅速实现了现代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可看了今天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使人非常压抑，中国人精神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衰落、自卑和涣散。五千年辉煌的中国历史奇迹般地被变成不堪回首的自虐和耻辱，中国历史学科不但没有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反倒成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外，还包括历史意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而今天中国则不具备。
　　古代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强大国度，许多外国学者在谈到古代亚欧大陆时，都对中华帝国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只有那些试图弱化中国影响进而奴役中国的反华学者除外。没有一个伊朗人不知道波斯帝国的辉煌，也没有一个意大利人不知道罗马帝国的荣耀。可奇怪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理解古代中国的强盛，甚至不知道中华帝国这个概念，外国人仰慕、敬畏的古代中国，而我们自己却近乎鄙夷，这简直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史学界的耻辱。要灭其国，先去其史，尤其是能激发他们自豪感的辉煌的战史，今天到底谁要灭我华夏？
　　历史是民族精神的纽带，我们学习历史根本目标就是要从中汲取教训，借鉴经验，从我们祖先生生不息的几千年中，找到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源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走出近代的自卑。可中国的历史被什么东西掩盖着，尽管中国实际上很伟大，可我们接触到的“中国历史”却没有给人多少自豪的感觉。看了中国人写的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倍受蹂躏的国度。这样几千年“耻辱的历史”已经彻底奴役了中国人，“中国历史”不但没有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巨大心理障碍，被阉割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们目前引以为荣的东西，如四大发明等，并不能产生实质的自豪感，中国的精英们已经盲目到连什么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不知到了，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去伤害中华民族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民族感情！当今中国史学界“可为痛哭流涕者莫过于此”！
　　从宋朝开始，中原文化转向阴柔、保守而丧失了开拓精神，遗祸深远。尽管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基本丧失了锐气，但毕竟还有共同的精神依托。自五四运动以后，反传统之风愈演愈烈，延续至今。根本就没有完全适合中国的纯粹西方思想，在五千年的长河中，国人的精神首次失去了方向。近代学者张君励认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恢复自信，而恢复自信首先必须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他对当时全盘否定历史的状况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每天骂祖宗，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当时一位叫子固的学者也一再强调，“民族的自信力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我们必须用我们过去的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不要夸张的夸大狂，但是我们不能缺少自尊。”“我们也应该纪念我们祖先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先创造文化的美点，从这种心理当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的自信心，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困难。”对于这种理性的认识，许多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狂热战胜了理性，中华民族走了八十多年的弯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面对历代伟大的祖先，我们应该产生发自内心的虔诚和尊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戒除浮躁而沉勇坚毅，我们的灵魂才能回归，我们才会有百倍的信心从容地面对一切。笔者认为，回归历史，对中国历史强烈的认同感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第一，凝聚人心。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全国上下只是皇帝新装式的掩盖着，这不符合一个最古老国度的尊严和胸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但距离强国还有至少五十年的时间，而能否实现，不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需要强大的民族精神支持，需要世界一流的国民素质，只有一流的民族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而这正是中国目前所缺乏的。我们认同什么？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可我们的传统又是什么？有什么传统可以使所有的中国人凝聚起来，令我们振奋不已？几百年来，一直没有答案。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历代伟大祖先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征战世界的光辉伟业。这是古老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真正精华所在，也是能持久激励今天中国人最终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第二，增强国人的国防意识，以强者的心态从容地捍卫主权。精神长城比物质长城更为重要，可我们今天的精神长城一片瓦砾。周远清、季羡林等老先生说，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民族自信心衰落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泊，甚至走向价值标准的西化，如留学，出国多而归国少。当然，在他们当中，那些立志在全球广播龙种、扩展中华影响力的国人除外。中国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孙失去了吸引力？中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失去了信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老先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我们的教育一再强调，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可我们的英雄绝大部分在打内战，这种内战中的英雄无法使一个民族产生自豪感。我们也强调古代的英雄，如文天祥、岳武穆等，他们确实很伟大，但他们都是悲剧式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一而再、再而三的勾起民族痛苦的记忆，尽管这样一时可能想奋起勃发，可最终却无法激发民族自豪感，无法超越自卑。由于对历史的轻浮，我们想当然地解读历史，“全盘否定”导致绵亘了五千年的煌煌国脉被无知地斩断，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叹息。尽管中国现在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精神的萎缩，国人总有受害者的弱国意识，没有大国应有的气度。
　　今天中国很不安全，最大威胁莫过于日本右翼势力。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我们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就是铸起强大的民族精神，不要等到遭受侵略的时候才想到她，虽然最终也能取得胜利，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蒙受巨大的屈辱。与狼共舞，要想生存，就要比狼更强悍。我们不要害怕日本右翼，但要警惕，两千多年来中华帝国的荣誉伴随着我们，赐予我们无敌天下的力量。日本右翼今天之所以嚣张，只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崛起非常恐惧，他们害怕中国报复，在他们古老的印象中，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帝国强权思维习惯，中国自古就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日本右翼的险恶用心就是：在中国这头雄狮没有醒悟之前，乘近代侵华战争余威，吓阻中国，使中国人继续陷入历史的自卑、屈辱而不能自拔，摧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动摇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遏制中国的发展最终使中国分裂，自己称雄亚洲。面对日本右翼，我们不但不自卑，反而要铸就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精神，让日本右翼在帝国精神的复兴中继续颤抖吧，右翼的伎俩不会得逞，反而会早日促进中国实现现代化。
　　另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感谢日本右翼。近代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空前屈辱的代价，却依然执迷不悟，近代一百多年的国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答曰：落后就要挨打。面对我们祖先忍受的巨大痛苦，这六个字也太轻率了，落后的对立面是先进，难道我们科技先进就一定能强大吗？北宋的科技领先世界，可依然承受着无尽的妥协和屈辱。二战前法国的经济、科技落后吗？法国的综合国力弱吗？再先进的武器，如果让懦夫去使用，依然会打败仗，战争靠的是人，是不怕死的人。在今天，没有强大民族精神支撑的国家，其科技也根本不可能再领先世界。我们总以自己善良的愿望一相情愿地看待一切，陶醉于虚幻的大同世界中，始终不肯承认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遇见凶恶的敌人，只有忍耐、妥协和耻辱。
　　直到今天，持续了一千多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依然没有改观，遭受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今天的经济成果很可能都为别人做嫁衣，经济不能决定一切。日本右翼持续的挑衅最终会使中国人醒悟：不仅落后会挨打，懦弱更会挨打。中国人会抛弃导致他们屡遭侵略的奴隶信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别人蓄谋已久而侵略中国时，我们有多少沦陷区要惨遭蹂躏？就算最终能将敌人赶出，我们能够迅速反攻敌人本土吗？如果不能反攻敌人本土而血腥地报复，这样的胜利本身就是惨胜，有许多苦果是难以咽下的。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最终会彻底醒悟：“我能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最终会恢复他们祖先强悍的本性，构建起强大的民族精神，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使命。和平的日本将会融入亚洲，东北亚一体化会最终实现。
　　第三，助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一些台独分子，如果说他们害怕大一统而阻碍百家争鸣，倒还差强人意。可他们为什么却直接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高呼不做丑陋的中国人？为什么台湾去中国化愈演愈烈？他们是主动沦落的，外国人、外国文化没有强迫他们，怪只能怪中华文化。儿子大逆不道，老子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台独意识一定程度上就是那些不肖子孙对中华民族自卑感达到极点的表现。某些台独分子尽管没有日本血统，只是由于曾经被日本蹂躏过，便坦言自己曾经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民族对某些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中国自己还要大？很简单，做一个日本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全世界人民尊敬日本，只是由于近代日本疯狂的扩张，人们除了对侵略者憎恨之外，很可能会产生“敬畏之情”。而近代中国比日本逊色，对于中国近代的表现，世界人民是同情和尊敬兼有的。对于古代中国，他们是极端尊敬的。可悲的是，中国人由于错误的认识，不但对近代没有一点自豪感，由于屡战屡败而近乎奴隶，骨子里暗暗地形成了一套奴才哲学，而自己全然不知，由此出发，令世人尊敬的古代中国在他们看来也是自卑的，极度的自卑只能导致背叛。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能够把自己的辉煌淡化到极点，几近于“耻辱”。而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征服的时候才会出现，征服者千方百计地要泯灭被征服者的历史意识，尤其是能激发他们自豪感的辉煌的战史。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祖先开疆拓土、扬威世界的豪气，他们不再有强者虎视世界的雄心，使他们立足世界的他们英勇祖先的壮举，却被认为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们无法洞悉世界强者的心理，他们也无法理解曾经四处征战的他们英勇的祖先，他们对强者心态窥测的结果，却可悲地一再证明自己懦弱的合理，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群。只有当中国人彻底走出奴隶阴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他们才配称真正的中国人，当他们真正走出奴隶思想束缚的时候，他们会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再一次震撼世界。
　　第四、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夯实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国有56个族群，是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一个核心，就是汉族群。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如古代蒙古族，蒙古起初很小，统一了大漠南北后，其他非蒙古的部族仰慕蒙古而认同蒙古，可见今天的蒙古与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是有差别的。可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群已经衰落了，汉族群的核心部分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腐化变质。从北宋开始，汉族群在促进中华民族整合方面的作用大为下降，在清朝许多汉族群被满族群同化，当时入旗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只有强大的族群才会成为融合的中心。为什么以前的匈奴、鲜卑、突厥能与汉族群融合呢？北宋以前的汉族群是强大的，而后来退化了，人们愿意亲近强大的族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与强大的族群融合会变得更强大，与怯弱的族群融合只会变得弱小，这是动物性的本能。今天的汉族群在民族性上与一千年前相比，有着极大的差别。他们大部分早已经失去了汉唐人的开拓、尚武精神，变得怯懦、柔弱、保守、圆滑，生机微弱的汉族群的病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全中国的战败，汉族群及其病态文弱的文化应该负主要责任。今天汉族群一盘散沙、圆滑世故、虚伪怯懦的状态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
　　匈奴、突厥等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的强大政权，对开发草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骁勇善战的尚武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激励着中华历代豪杰勇士。但作为中央政权的汉、唐，明明打败了割据的匈奴和突厥，一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可在有些患有严重奴隶思想的人看来，匈奴和突厥的武力比汉唐还强大。由于他们的误导，致使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匈奴、突厥这些中古的名称时，还有些许后怕，产生了深深的隔膜，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感情，削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某些人以为，弱化汉族群的族群意识就能维持各族群间的友好相处，恰恰相反，这是在弱化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一个没有灵魂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持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我们只看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腾飞，却没有看到真正激发这种腾飞的决非仅仅是经济体制和市场手段，大韩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倔强性格和集体奋发的精神状态，在经济腾飞中起到了最深远的作用，这也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运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我们却熟视无睹。
　　我们不能再回避古代的战争，尤其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整合的战争，战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成具有巨大的作用，可能有些战争当时伤害了相互感情，可如果能从相互磨合中找到平衡，就会大大增强相互认同而紧密团结，古代战争是血缘混合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美、日本观察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军事活动，而我们自己常常逃避，原因何在？欧美、日本是发达国家，是强者，他们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军事实力，支撑他们强大的主要在于其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强权思维习惯，他们观察中国就像观察他们自己一样，主要从政治层面看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是否拓展疆域，我们只会逃避。
　　中华民族的各族群对祖国的开发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汉族群、蒙古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维吾尔族群等等。但贡献最大的是汉族群，肯定汉族群的贡献不但不会削弱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会增强中华意识，因为汉族群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族群，就连汉族群的血统也是各族群混合而成，其他各族群也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深厚的血缘、文化基础。
　　为了重振国威、民族复兴，本书想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再铸国魂，希望广大关心民族前途的前辈和同仁多加指正，共图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2]第一章 中华人种
第一章 中华人种
　　迄今为止，世界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世界人类的起源同源不同祖，一个起源地在东非，另一个起源地在亚洲的中国。非洲原始人类发展为非、欧黑种人白种人，亚洲原始人类发展为亚洲、大洋洲等环太平洋区域的黄种人棕种人，中华人种是其主体。中华民族在环太平洋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古地质、气候、植被、沧海、桑田的变迁，大约400万年以来，逐渐形成以中华文化为特色的太平洋文化圈。太平洋文化圈可分为五个区域：1、中华本土文化区，今中国版图区。2、西太平洋文化区，即朝鲜半岛和日本。3、北太平洋文化区，包括东北亚、库页岛、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4、南太平洋文化圈，包括中南半岛、南太平洋个诸岛、澳洲等。5、东太平洋文化区，即今美洲，特别是靠近太平洋的地区。
　　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类可追溯到距今三四百万年前。这一支人类在其稳定的区域里，形成现代黄色人种，又以中华人种为基干。中华人种的显著特征是具有铲形门齿、矢状脊、眶形圆钝、面部扁平、颧骨较突出、发黑肤黄等。铲形门齿可以追溯到三四百万年前中国云南元谋的古老人类。1987年10月至12月，考古人员在云南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了距今270万年的最原始的人类化石。有关人员还认为，这次发现的古猿牙齿化石系“蝴蝶腊玛古猿”，距今约为300至400万年，它是“东方人”的直系祖先。可以说，中华人种有400万年的人种根系。
　　大约400万年以来，根据已知的古人类学、古地理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资料，中华人种的迁徙与分布，在中华境内，可能是从以元谋盆地为重心的云贵高原向四周逐渐呈放射状迁移的。人类初生以后，北半球曾出现过几个大的冰期。每个冰期都要经过26000年左右，凡受到北极寒气影响之地，经过长期冰冻，生物会绝迹。只有靠近热带地方的人和动植物，才能熬过几个冰期，不会绝种。云南地区北有横断山脉的阻隔，大大削弱了冰期北极寒流的影响。该地区森林丰富，河谷深陷，适宜于保存人种。
　　中华大地是中华人种的发源地，是现代黄色人种的故乡。远古中华人种的分布区域，是现代黄色人种各分支比较集中的地方。而蒙古人种仅仅是中华人种的一个分支，远不能代表中华人种作为人种的那种特质。蒙古人种是中华人种在某一历史阶段衍生的人类种系，他不能代表整个中华人种。
　　第一节 南人北迁
　　无论是早期直立人阶段的云南元谋猿人，晚期直立人阶段的贵州桐梓猿人和安徽和县猿人，还是早期智人阶段的广州马坝人、晚期之人阶段的广西柳江人，南方的古人类都具有与现代黄色人种相似的诸多特征。根据现代中华人种特征的人类化石的发现资料，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我国人种自早期猿人开始就起源于南方，随后中华人种由南向北扩散，由于地理隔绝及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中华人种也逐渐发生分化并出现差异，但至今仍可以从北方型的中华人种中看出其继承了南方型的中华人种的特征，这可以证明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地区。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长江、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也像东北亚地区那样，呈南早北晚的趋势。1998年，由我国若干生物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中国基因多样性课题组”，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来自于中国多种民族以及日本、朝鲜、美洲土著、澳洲、新几内亚和非洲的现代人个体样本的遗传结构进行分析。其结果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中国北方人最早是来自于中国的南方，而不是通过中亚来自西方。
　　我国东北三省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表明，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偏南，而晚期则向北扩散。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滨海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情况来看，这里除前述所谓的“曙石器”外，全是中晚期遗址，而又以晚期遗址居多数，并且越往北越少。这种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状况告诉我们，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和滨海边区的原始人类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通过陆路或当时曾多次外露的渤海和北黄海大陆架等途径，陆续来自于华北、山东一带。通古斯人只能是这些远古移民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不可能做出别的解释。由此可见，不管是外蒙古还是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滨海地区的远古居民，均是由中国逐渐向北扩散的结果。
　　第二节 远播美澳
　　1962年委内瑞拉学者安东尼奥 莫雷诺 维亚弗兰卡说：约公元前1400年前后，一批来自黄河流域中下游的移民渡过太平洋后，在中美洲登陆。他们拥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数学知识、农业知识，精通农业灌溉和制造青铜器，并拥有神权观念和建筑技术。他们带来的高度文化在美洲传播的结果，产生了突然兴起的中美洲的前奥尔梅克文化和奥尔梅克文化，开始建立起城市，形成了中美洲的真正文明。它对古典的玛雅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影响还传播到南美洲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地，使这里的印第安人在制造青铜器和金银器具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乔纳森 诺顿 雷纳德在《古代美洲》中说：中国的商朝和墨西哥的奥尔梅克、秘鲁的查文文明都崇拜虎。商朝和奥尔梅克的祭司们都建造相似的土制的典礼高台，而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他们都使用十分相似的一种小反射镜。
　　1954年，美国一支考古队在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遗址早期祭祀中心拉文塔地下数英尺沙中，发掘了16尊约高七八英寸的玉雕像和六块玉。1998年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王大有首次发现该玉上有殷甲骨文“农”、“辛”等。到1992年，王大有对这些玉上的文字全都破译，玉上记载的都是中国殷人祖先名号。
　　贾兰坡院士等发现距今3万至7000年前，一个从中国山西朔县峙峪和甘肃宁夏为起点，漫布蒙古草原、东北平原、东北亚、阿拉斯加直至加拿大南部的细石器分布带，其绝对年龄递减又一脉相承，无可疑义地证明，美洲印第安人是来自亚洲中华大地的移民。
　　从考古成果和比较文化人类学的资料看，除了大约在15-10万年前，可能是北京周口店人、金牛山人等中国北方人东迁美洲外，约1万年、8000年、6500-500年、4000年、3000年、2000年前后，这几个时期是中华先民大规模移民的高峰时期。
　　中国境内的人种，自400万年以来的蝴蝶人，至现代中国人，存在一个完整体质人类学发展序列和同一特征：铲形门齿、印加骨、矢状脊。美洲印第安人同一切黄色人种一样，具有铲形门齿、印加骨和矢状脊等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区都存在，并可由此上溯至金牛山人（28万年）、北京周口店人（50万-23万年）、大荔人、蓝田人（98万年-53万年）、巫山人（120万年）、元谋人（170万年）、东方人（270万年）等。他们的分布格局恰是由中国的西南而向东北，由北美洲南下。中华人种的另一个迁移方向是：向南进入中南半岛和南太平洋，再进入南美洲，由南美洲向北。
　　第三节 龙兴东北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色彩，显现出分区发展的趋势。新石器时代，我国各地文化虽然分区发展，但相互交融的特征非常明显，尤其应该注意对东北有重要影响的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辽河流域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全球性的气候最宜期。其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兴隆洼文化。兴隆洼文化以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东起医巫闾山，西逾大兴安岭，北过乌尔吉木伦河，南迄渤海湾北岸。兴隆洼文化处于公元前6210年——公元前5420年，其时产业结构是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兴隆洼文化陶器的形制，以罐、钵类为主，之字纹平底筒形罐，为最具典型特征意义的陶器。
　　作为中国文化典型特征之一的崇龙、尚玉习俗，就滥觞于兴隆洼文化。在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遗址，都发现了玉器群，经鉴定，查海发现的玉器是世界上最早的真玉制品，兴隆洼和白音长汗遗址的玉也属于真玉。在查海遗址中，还发现了饰有龙纹浮雕图案的陶器残片，并且发现了一条以红褐色石块精心堆塑的龙，龙身长19.7米，宽1.8—2米，这是当时社会崇龙习俗的具体例证。兴隆洼文化崇龙、尚玉、重人事是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形纹饰以及伴出丰富的细石器则是燕北和东北一带土著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兴隆洼文化影响下，燕辽地区稍后发展起来的几支考古文化，如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吉林左家山一期文化、辽宁新乐文化、北京上宅文化，都带有从兴隆洼文化继承而来的这种文化特征。
　　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3500年之际，我国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此间我国南北各地的古文化族团，仍然呈现出分区发展、相互交融的态势。其中较为重要的文化区系有：黄河中游一带以前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一带以后岗一期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海岱文化区；燕北、辽西一带以赵宝沟文化和前期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一带以早期大溪文化为代表的两湖文化区；长江下游一带以马家滨文化为代表的江浙文化区。
　　仰韶文化以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系统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这三种类型代表了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发展序列。其中半坡类型以渭河流域为中心，东起太行山西侧及郑州附近，西至渭河之源，南至武当山北侧，北达内蒙古河套地带。庙底沟类型较半坡类型有所扩大。
　　山东后岗一期文化和早期大汶口文化，是同一谱系先后衔接的两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是以河套地区和山东半岛为前沿，广泛分布于太行山以东的整个黄河下游地区。时间上，它与半坡类型首尾相近，在地域上，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峙、交错和争夺的关系，彼此各有消长，并且相互影响。由于半坡类型的后继者庙底沟文化的节节东进而不断收缩，至早期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主要收缩于山东地区及黄淮平原的北部一带。
　　东北的红山文化于1935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这是一种与仰韶文化大体相当，发展水平也基本接近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为中心地带，南至锦成铁路沿线，北过奈曼，东逾阜新，西至张家口。红山文化是在本区兴隆洼文化因素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年代上限至老官台文化晚期，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下限与半坡四期文化晚段相当，至于公元前3000年。红山文化第二期，年代相当于半坡文化前期到晚期，此间黄河流的后岗一期文化缘太行山东侧北上，经由张家口一带分别向西传入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和包头地区，向东传入燕辽地区。由于受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红山文化出现了泥质彩陶，从此进入彩陶时代。具体时间约在距今6300年上下。红山第三期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当，在此期间，继后岗一期文化传入之后，庙底沟文化也大量涌入燕辽地区。在庙底沟文化的影响下，红山文化文化彩陶走向了繁盛。
　　红山前段文化时代的社会产业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并兼营渔猎。在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遗存中，都发现了大量制作精美、形制稳定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石耜、石刀、陶刀、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在内蒙古赤峰市四分地红山文化遗址曾发现过碳化的粟粒，在沈阳新乐遗址曾发现碳化的黍粒。由此可见，此间燕辽地区的农业模式与同期黄河流域的模式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当时燕辽地区，特别是东北腹地，其经济成分中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渔猎业。同时，在东北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新乐文化和小珠山下层文化等文化遗存中，普遍都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玉器制品，还经常发现各种龙纹和人物造型的石质、陶质乃至玉质艺术品。可见兴隆洼文化时代以来的崇龙、尚玉和祖先崇拜传统，在红山前段文化时期，得到了继承，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此间，我国特有的礼制文化已经萌芽。
　　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我们祖先开始知道了铜的冶铸，我国历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该时期相当于“五帝”活动时期的前段，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为各地龙山文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即龙山时代。仰韶文化后期分化为几个并存的地方类型，主要有：分布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半坡四期类型；晋南、豫西一带的西王村类型；伊洛、郑州一带的秦王寨或大河村类型；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的大司空类型；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类型。这些文化类型彼此区别，但又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红山文化晚期的辽西一带，出现了空前的文化荟萃势头。在这一时期，中原仰韶文化传统的玫瑰花纹与西辽河地区传统的龙纹，共同成为彩绘陶器上的习见装饰纹样。在多种外来文化纷纷涌入西辽河地区的背景下，小河沿文化迅速崛起。由于小河沿文化继承了本地传统文化的进步因素，并兼容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进步因素，因此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龙山文化时期，在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衰落之后，文化发展面貌曾一度出现低谷现象，其中原因，尚待查明。年代略晚而崛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较为发达的一支早期青铜文明，其历史编年已进入了夏商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一带的甘青地区，时当仰韶晚期遗存的考古学文化是马家窑文化。其得名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这是一种由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在西渐过程中吸收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以河湟地区为中心，东抵宁夏海原一线，南达川北，西及玉门。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800年—前2000年。马家窑文化的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过着比较定居的生活，社会组织为父系氏族制。
　　我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当时的礼制因素首先是崇龙、尚玉和敬畏山川，龙凤崇拜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兴隆洼文化时期，我国的崇龙习俗就已经流行，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中原一带的后岗一期文化，崇龙习尚都十分盛行。到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无论在北方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还是在江淮一带的凌家滩墓地，都普遍发现以玉制作的龙，反映此间崇龙习尚的升级。礼祭天地山川是这一时期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在辽西喀左东山嘴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祭坛，就是当时礼祭天地山川等神祗的重要宗教场所。
　　其次是祖先崇拜和王权的神化。辽西一带兴隆洼文化遗存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人体的雕塑像，是我国较早形态的祖先崇拜偶像。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后岗一期文化遗存中，祖先崇拜的遗存和遗迹十分常见。
　　与前一时代相比，龙山时代出现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各地城堡犹如雨后春笋成批涌现；二是最具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礼制因素得到了明显增强。目前龙山时代的城址，大体上分布在相对集中的四个区域，即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地区和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前述新石器时代各种考古学文化中，我国各地先民均是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尚未产生。摩尔根认为史前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序列依次是：采集——捕鱼——狩猎——制陶——畜牧——农业——制造铁器。这一观点长时期在我国原始社会的研究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当代考古学的发现则证明，采集、捕鱼、狩猎不是分开的三个阶段，乃是旧石器时代古人同时采取的互为补充的谋生手段；牧业的发生不是在农业之前，而是在农业之后；陶器的发明大致与农业同时，不足以单独代表一个时代。某种技术的发生（如冶铜术、冶铁术），不一定是一种新技术时代到来的标志，还必须同时具备其他条件。我国农业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以前，它与当时的制陶技术的发明，共同成为新石器时代到来的基本标志。从这一时期开始到距今4500年前左右，我国南北各地的各支古文化类型，均以农耕为主。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不见有马，也缺乏养羊的例证。到了公元前3000纪晚期至夏代纪年的齐家文化时，养马和养羊业才发展起来。在相当于夏代纪年而以河西走廊一带为分布中心的四坝文化遗存中，始能观察到发达的畜牧经济现象。因此，我国的牧业文化乃是一种后起的文化，其上限约当夏朝之际，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国的文明发展史上，出现了北部游牧文明与南部农耕文明的分野。
[3]第二章 肇基中夏
第二章 肇基中夏
　　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其最初的凝聚核心是轩辕黄帝与炎帝的联合，黄帝为主导，所以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从轩辕黄帝征伐四方到汉武帝大统一，在这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以神勇无畏的精神开疆拓土，牧马强邻，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第一节 中原崛起
　　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特征来看，我国大致出现了一些族团。在仰韶文化及其发展出来的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夏族或华夏集团；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南方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南蛮集团；在新乐下层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北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北狄和东北地区的族群集团；在马家窑文化和西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西戎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集团形成之前，其相互之间程度不同进行过长期的交融，尤其是中原和辽河流域的交流更加频繁，而内蒙古河套地区长期成为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核心地区之一。
　　尽管新石器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文化遗存，分区发展的趋势很明显，但是最重要的是中原豫陕晋相邻地区，它是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最应关注的地区。从考古材料可知，早在仰韶文化时期，豫陕晋相邻地区的文化面貌就有较多的一致性。至少在仰韶文化中期阶段，豫陕晋相邻地区即为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分布区。此后，至仰韶文化晚期，三地皆为西王村类型的的分布区。再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三地文化面貌有着惊人的相似。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虽然三地分属河南龙山文化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东部类型、陶寺文化类型的分布区，但三地之间的文化面貌仍有较大的一致性。三地之间冲破地理环境的阻隔，在文化面貌上有着如此大的一致性，说明三地之间居住着关系较为密切的族群，且三地之间应有一维系交往的组织。
　　在仰韶、龙山文化时代，非豫陕晋相邻地区也存在一些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进行的文化群体。如山东龙山文化阶段，城较普遍的修筑，出现了以城子崖、丁公等城址为代表的、较大范围的、具有政治中心功能的大型聚落，形成了以邹平丁公陶文为代表的较为成熟的文字；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是龙山时代的又一区域文明，发现了较大范围的政治中心、大型墓葬和祭坛，还发现人殉墓和字体风格与甲骨文不同的文字。但我们在承认豫陕晋相邻地区存在诸区域文明的同时，不要过高评价这些文明体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作用，非豫陕晋相邻地区一段时期的文明火花，并未形成燎原长久之势和向更高级文明社会发展，在夏代之前、夏王朝建立前后或商末周初皆已衰落或消失。如山东龙山文化在夏代初年前后突然消亡，代之以面貌迥异且文化发展程度甚至有些退步的岳石文化。又如良渚文化在其中期偏早阶段进入繁盛期，但从中期偏晚阶段即开始衰落，至晚期已衰落不堪。成都平原的古代文明虽然延续时间稍长，但至周代也逐渐被中原文明代替。
　　第二节 皇祖轩辕
　　黄帝族最先居住在今西北地区，后来进入中原。在黄帝进入中原前，江淮流域蛮族的一支九黎族率先进入黄河流域，与稍后进入该地区的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族被打败，可以想见九黎族非常强大。炎帝族向黄帝族求救，黄帝族进入黄河流域与炎帝族联合，展开了与九黎族长期的战争。传说中的九黎族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战的部落，其首领为蚩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属制作武器的人，英勇善战，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战神。最后黄帝族与九黎族在涿鹿大战，九黎族战败，蚩尤被杀，可见黄帝比蚩尤更为强悍，否则是不会取胜的，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异常善战，我们的先祖是以赳赳武夫的姿态崛起中土，正是这股精神，使得我们的国家不断向四方拓展。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战败，部落大部分被黄帝兼并，组成炎黄集团。炎帝则逃亡南方，成为南方许多族群的祖先，而土著族群则和炎帝集团互相渗透，这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部落间第一次大规模的交融。黄帝接着又用兵四方，史载黄帝征战的足迹北达河套，南抵江淮，西至崆峒，东接莱夷。虽然黄帝的军事扩张很远，由于当时的黄帝族几乎是游牧部族，或者是介于游牧与农耕之间，因此不能表明当时的统治范围就那么大。但黄帝的武功在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空间，为子孙万世留下了无上的荣耀而激励他们前仆后继，血荐轩辕。
　　黄帝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因为强大的武力，所有原初居民均崇尚武力，轩辕黄帝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教化民众、协调内部，《史记》载黄帝在位时期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修德振兵”。如果一个部族不能很好地协调内部，就很容易发生内讧，这个部族就不能保持稳定而内耗，丧失了抵御外患的能力。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强大的国族其内部的和谐均达到了最优化，这也是他们能够强盛的重要原因，而善于内斗的国族主要发生在弱国。当时黄帝修德的内容有“五德”之说，强调长幼有序，这样黄帝族开化较早，人民有了共同的精神理念而紧密地团结在黄帝周围。其他部族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共同的精神纽带，最终为华夏族兼并，到了春秋末期，这一过程基本结束。如东周初年王室衰微，周天子丧失了盟主的作用，而齐桓公起来称霸，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山戎保存了燕国，讨伐“狄人”又重建了卫国。尽管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犬牙交错，但由于华夏族有共同的精神支柱，都承认自己是黄帝、尧、舜、禹之后，互相救助，加上武力强大，最终走向强盛。
　　由于战事的频繁，在我国广大地区留下了黄帝的足迹，也由于当时处于游牧时代，黄帝的子孙，或在中夏，或在夷狄，黄帝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学者认为，匈奴，至少部分匈奴也是黄帝的子孙。《史记 匈奴列传》中记载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的匈奴王赫连勃勃曾强调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子孙。《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也。”《魏书》称建立北魏政权的拓拔鲜卑人，以黄帝之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为拓，谓后为拔，自称为拓拔鲜卑人。控制西魏政权的鲜卑人宇文泰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少典。满洲贵族一再宣扬自己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
　　近来每年清明节，在陕西省黄帝陵前都会有大量海内外华人亲自祭拜，显示出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拳拳之心，不过其规模和影响还需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我们灵魂中永不动摇的烙印。连古人都承认黄帝是众多族群的共同祖先，可现在却有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他们千方百计要从族源上割裂中华民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也决不仅仅是汉族群的祖先，黄帝源出西北羌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的祖先与黄帝时代的其他族群的祖先有更多的一致性，我们不能随便斩断中华民族几百万年以来的血肉关系。由于中华民族诞生于本土，因此中华民族所有族群存在共同祖先的可能性极大，虽然各族群有一定差别，但这极有可能是源于共同祖先的不同部落迁徙到不同地域适应当地环境的结果。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族群问题上犯糊涂，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戎所言，族群问题应该文化化而不能政治化，居民身份证上就不应该有族群标记，像美国一样，这样大家会更多地意识到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美国仅二百多年的历史，却能把历史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种群融在一起，其大力推行主体文化——英语和基督教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做法却很少显示出政治意味。建国前国民政府扩大、强化汉族群的认同范围，很成功，符合历史趋势，对于那些历史上和汉族群有着密切血缘关系模糊族群，他们基本上也认同汉族群，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之路，建国后却人为地割裂了，仿苏联理论，硬是要进行“民族”识别，把一些应属于汉族群的划在外面，我们还以为尊重、爱护他们，其实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就像一个小家庭，不要某个子女了，孩子会高兴吗？近来全国进行DNA检测，证明汉族群不同地区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汉族群与其他一些族群的差异。这足以证明，汉族群没有标准的血统，他是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全部或部分融合而成，他与今天中国各个族群都有亲缘关系，他只是一个文化现象。
　　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居心叵测，千方百计地要分裂中华民族，他们的做法非常高明，不管填任何性质的登记报表，都要有“民族”一栏，就连医院体检的表格也莫能例外。正如马教授所说，这实际上是不停地在向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提醒：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他们要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差异，而且要将这种差别意识生活化、常态化，牢固地保存下去。这种手法实在高明，他们已经成功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都在愚蠢地复制着，而且习以为常，可叹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竟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肢解，分裂中国的祸根被深深的掩盖着，而且日益滋长。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如马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内对于汉、回、蒙、藏等族群，不要称为汉民族、蒙古民族或汉人、蒙古人等，因为这种称呼是对中华民族的挑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权威，并且这种称呼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这种称呼进入大众视野只有五六十年的光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提法。汉、回、蒙、藏等应该比中华民族要低一个级别。最好称汉民、藏民、回民、蒙民等，迫不得已只能称汉族、蒙古族、回族等，这种称呼最好不要用。术语应该称族群，如汉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等，国家应该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下去，先从党政文件、教科书开始，推及各领域，这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成为一个实体的关键，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本书采用马教授族群说。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阴险的提法：少数民族。非汉族群之间基本没有什么比与汉族群更亲密的血缘纽带，而这一提法实质是要先将中国分裂为两大部分，煽动非汉族群与汉族群对立，然后再逐步分割，令人忧虑。
　　中华民族的先民诞生于本土，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实体，除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外，还需要战争来促进，中华民族不会自发形成的，我更多讲地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战争，而且也是饱含感情的，希望大家谅解。任何部落、族群、民族的形成过程均伴随着战争，战争也是交融的一种，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大前提。当然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痛，但这种痛却是族群、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像婴孩出生母亲所受的痛一样。秦灭六国、百越、西南夷有痛，但不这样汉族群就无法形成；蒙古部灭塔塔尔、蔑尔乞、克烈、乃蛮、汪古（内蒙古）、斡亦剌（新疆北部、西伯利亚）等部有痛，但不这样蒙古族群就无法形成；吐蕃可灭羊同（藏北）、吐谷浑（青海）、党项、白兰羌（川西甘南）等部有痛，可不这样藏族群就无法形成。秦汉对匈奴、西域的战争有痛，隋唐对突厥、西域、契丹的战争有痛，蒙古对西夏、金、西辽、大理、南宋的战争有痛，清朝入关、西征的战争有痛，可不这样，中华民族就不会形成。这些痛在当时是存在的，伴随战争过后的融合，这种痛大都消失了，如果今天还有些须残留，也终归是要消失的。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当时人们的感受，分出是非曲直，胜要有胜利者的风度，败要有失败者的气节，中华民族不是乌合之众，中国是勇士的乐土，不仅由于我们的血缘，更是由于我们对强大、勇敢、正直、诚实、仁爱的追求而凝结在一起。本书既有对统一者勇略的赞赏，也有对抵抗者坚贞气节的钦佩，而所有这一切，则是对各族群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忠孝仁勇、诚信奉公的集团灵魂的由衷仰慕！
　　第三节 巩固国基
　　尧舜在位时，继续在华夏族内部推行德治，以德怀远，但有些部落非但不理反而攻扰，所以尧舜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主要对三苗作战。打败了三苗，将一部分迁移，对一部分进行教化，但三苗主力尚存。到大禹的时候，对三苗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夏族势力推进到江淮流域。大禹的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伙同商朝的后裔武庚及东夷部落叛乱时，周公在东征的誓词中说：“拿起你们的武器，踏着大禹的足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人不降服。”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居长江流域后依然很强大，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炎黄族对抗。大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炎黄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愈益巩固。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大禹时才完成了这个任务。禹伐三苗这次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北方、东夷的一些部落慑于大禹的威力纷纷归附，大禹的权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战争的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或沦为奴隶。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的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作为奴隶制的夏王朝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夏王朝的实际创立者大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黄帝、尧、舜并称，成为华夏的先祖。从远古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夷、三苗、九黎和炎黄都是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的基本成分，由于三苗、九黎是中原土著，即使被炎黄集团打败，除了俘虏，剩下的部落也不可能全部迁往南方。因此，远古时华夏在萌芽期就融入了当时强悍的南方族群三苗、九黎的血液而发展壮大。
　　启即位后，开始了传子制度，但却受到传统势力的挑战。按照惯例，应该传位于伯益，他具备传统的威望。启发兵攻伐，杀掉益，王位暂时巩固。以后，有扈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败之。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便与诸夷展开了长期的冲突。古书对夏与诸夷的关系记载很多，表明对诸夷的统治是夏朝的大事。夏朝初年几次对诸夷用兵是在相在位时，对淮夷、凤夷的征伐。相七年，“于夷来宾”，这是文献记载的夏朝最早一次接纳诸夷归顺的事实。东夷也非常骠悍，他们善射，古代关于羿射九日的后羿就是东夷人。太康时，夏朝遭受东夷沉重打击，王室的地盘被夺取。在少康时终于复辟成功，夏朝地位再次巩固下来以后，与诸夷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史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芬（少康孙）时，“九夷来御”。泄（芬孙）时，“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发（桀父）时，“诸夷宾于门，诸夷入舞”。这一切均说明夏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已经巩固下来。
　　成汤鸣镝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商是生活在夏东边的一个部族。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其先祖相土雄才大略，以相（安阳西五十里）为都，在位时曾大辟疆域。他的功业只剩下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里的海外，张荫麟先生推测为辽东或朝鲜。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弟弟箕子逃入朝鲜而君临其地，享国八百余年，直到战国末年为燕人卫满所灭。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商人在那里有根据地。
　　商朝统治范围较之夏朝有所扩展，但商朝周围依然有许多敌对势力，始终与商朝处于战争状态。商朝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商王武丁统治五十年，商朝达到全盛，对四方战争取得巨大胜利。首先讨伐对商朝威胁最大的鬼方（根据地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史书记载，武丁对鬼方用兵达三年之久，最终胜利。其后武丁又打败了土方、羌方、夷方，在这些战争中，武丁除了亲征，有时也命令方国进攻四夷。纵观武丁之世，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达渭汭，与周族接壤，武功赫赫，前无古人。当时征战的场景时人记为“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武丁则发出了“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雄心壮志。商朝中后期，确定了南进政策，对东夷的打击贯穿于帝乙、帝辛时代，东夷最终被征服，但商也因此而国力大损，分散了帝辛（纣）对周人的防范，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即所谓“纣克东夷而自陨其身”。
　　灭商的周人是活动于渭水流域的一个族群。周人处于戎狄之间，前期迁徙不定。到古公亶父时，率众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发奋图强，几十年间成为一个强国。王季时，周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四处出击，与当时的戎狄作战。王季征伐过的戎狄部落和戎狄小国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土之戎等。其中一次俘获鬼方的酋长达二十人。从古公亶父就开始有灭商的意图，随着周的强大，商周关系紧张，但周始终为商的一个诸侯国。王季担任商的牧师，王季及昌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王季被商王文丁突然杀死，文王即位后，确定了灭商的战略。为了扫清后方，首先征服了西北的密须和犬戎，然后东向征战，商的许多诸侯归附。文王死后，武王完成了灭商的任务。
　　武王死后，商朝后裔联合东夷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周康王时，平定了东夷叛乱，只有淮水流域的夷族势力比较强大。康王又命盂两征鬼方，大有斩获，凯旋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仅第一次征伐就获得首领三人，割耳四千八百多个，俘获一千三百多人，俘车三十多辆，俘牛三百多头。昭王南征荆楚，全军覆没。穆王时国势又振，发扬越至九江，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鹿、四白狼，迁戎于太原（宁夏固原）。夷王时，戎狄不恭，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厉王荒淫，夷狄交侵。宣王时国势又振，大败鬼方，史称“宣王中兴”。幽王时，镐京被犬戎攻破。平王东迁后，周朝势力日衰。如果看到这些，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周朝和商朝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强盛时四处征战，但最终都衰落了，这就大错特错。
　　周朝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展的第一个高潮。周朝的伟大功绩不在于王室势力的盛衰，而在于它实行了分封制。周朝分封的实质就是武装殖民的事业，扩张周朝的势力，占领重要的农业区。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贵族站在多数土著被征服者之上。周的分封，分为东、南、北三个方向。东线沿黄河两岸向东延伸，重要的封国有魏、卫、齐、鲁等十余国。北线沿汾河两岸向北延伸，重要的封国有耿、霍、邢、晋、燕等十余国，燕深入东北最远。黄河以南有蔡、随、蒋、宜（江苏北部）等，及汉水流域诸国。西周三百余年与戎狄的征战，卵翼了众多的封国。当周王室衰落之后，封国中雄健者脱颖而出，足以独挡一面、雄霸一方。一个周朝衰落了，但却又有好多比周朝更强大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大大的扩充了华夏族群的地理空间。
　　夏、商、西周三朝的更替，代表三个部族的迁徙和发展，他们相互交错，相互同化，同时把势力所及的土族同化。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错综复杂地团结为一个大的族群。对于他族，他们自觉为一个整体，自称“诸夏”，有时被称并自称为“华”。北狄集团和西戎集团与华夏进行了长期的冲突，结果在周朝前期，华北的北狄集团基本被兼并，其余逃往内蒙古一带。而西戎集团没有多大改变，与诸夏冲突互有得失，直到秦崛起后，西戎集团才逐步被兼并。
　　第四节 武士蹈厉
　　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支撑华夏族群发展的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上古时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此，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夏代的武士学校叫“序”，“序”就是习射之地。夏代统治者为战争准备，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不惟夏代，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夏代的贵族非常注意武器的改进。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我国有弈射九日的故事，弈就是东夷族的一支，异常善射，他们在太康时代差点灭亡了夏朝。商周作战主要是车战，双方战车排成横队，互相接近，首先用弓箭对射，接着是互相逼近格斗。当时射手非常重要，这是阻击敌人迫近和给敌人造成伤亡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必须培养精良的射手，射术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商代的军队主要由贵族组成，“射”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有专门的武将指导，武官的称呼由“射、尹、师”等。只有经过训练成为熟练的射手才能作为战时弓箭手。西周时除了序外，庠、校、学也是习射校射的地方。
　　商代吸收了原始田猎的经验，利用田猎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斗争，开始了军事与田猎的结合。商代尤其是后期，军事和田猎已经密不可分了。田猎就是征伐，征伐就是田猎。田猎的主要手段有：追逐、射戈击、设陷、围捕以及空手搏兽等。田猎的卜词中不仅有大量获兽的记载，同时还有进攻敌人，俘获车马、拘捕俘虏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军事贵族用杀伤野兽作为进攻假想的敌人，或直接进行征伐。田猎按进行时间来划分，到西周固定为：春搜、夏苗、秋禰、冬狩，尽量在农闲举行。商周仍保持原始搏兽的遗风。《史记》中记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业。帝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种搏兽的传统逐渐成为服务于贵族田猎活动的搏斗技能。国王如此崇尚勇力，平民就可想而知了。商周存在用于操练的武舞。周武王作象舞，就是仿照作战时刺伐之舞，把战斗时的动作化为舞蹈的动作，这种舞也就是军事体操，发扬蹈厉以示勇武的意思。
　　西周的学校教育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术”为基本的内容。西周贵族提倡尚武精神，他们希望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无敌的勇士。西周打仗以车战为主，所以射、御就成了学校的主课。贵族子弟从十五岁就要学习射、御的技能。驾车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它要求御者熟悉马性，掌握御法。又要求御者有胆识，根据不同的情况交换驾驭方式，对人的胆略、体力、智能都是很好的锻炼。六艺中的“礼”也有“大射”、“乡射”的内容。“乐”中的《驺虞》等内容都与射箭有关。春秋及其以前的教育以尚武为主，这也是中国上古社会的时代风貌。 春秋战国时，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尚武思潮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尚武、重义、轻死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皆尚武之君，齐有桓公、管仲，管仲主张“武勇者长”，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齐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晏子春秋》更有所谓“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晋国的文公、景公、厉公、悼公都是骁勇的明君，先后在春秋争霸中纵横驰骋。楚国君主以尚武为荣，若无战功，死后就愧对先君和国人。楚文王和楚武王一生征战，最后均死于征途中。楚共王鄢陵之战失败，临时要求大臣给自己起恶谥，以雪国家蒙受的耻辱。秦穆公霸西戎，其后康工、厉公等屡建战功。秦武王崇武尚勇，他与人比赛举铜鼎，结果受伤致死。吴、越之君也格外好勇，由于他们战功卓著，才使吴、越北上称霸中原。
　　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粗野的武夫，他们都形成了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伟大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是当时人们信奉的戒条，原繁受到郑厉公责备，立即自杀。晋慧公责里克，里克也自杀。如果士自认为有罪，也会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他于是实行兵谏，楚王害怕依了他，事情办成之后，鬻拳认为自己虽然是为楚王效力，但威胁楚王是不对的，随即砍下了自己的一只脚。士在接受了某项任务后，不管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让勇士鉏麂去刺杀赵盾，鉏麂到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及国家利益就要违背君命；服从君命就会危害国家，这位勇士在赵府门前撞大槐树而死。以上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般表现，这种事例非常多。那些伟大的勇士不仅孔武刚强，他们都能赋诗，明礼仪，善辞令，与后来的酸儒式的士大夫不可同日而语。
　　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指出：“春秋时代以前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除少数文人，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所谓上等社会就是指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兵，对于平民来说，当兵是求之不得的权利，这是中华武德高涨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只有统治阶层崇尚武德，国家才能持续发展，欧洲、日本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其统治阶层没有丢掉尚武的传统。日本形成了武士道精神，而西欧形成了骑士道精神。无论是骑士道还是武士道，其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尚武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带有强烈的贵族性，成为本民族文化不可获缺的部分。能够成为武士或是骑士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只有贵族或是富有的人才有这种资格，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军队中的。这样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才能保持下来，不至于受到腐朽因素的影响而最终走向衰落。今天，中国魂——武术，只是保留在穷乡僻壤，尚武精神保留在下层人民的身上，精英阶层已经习惯于玩弄权术，蔑视武德。雷海宗先生说，从汉代开始，上层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专门从事文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缺乏武德训练，纯文之士既无自卫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士大夫逐渐变得虚伪而阴险。身体与人格虽然不是一件事，但物质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雷先生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两千年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就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兵，中国才能自主自立。
[4]第三章 诸侯拓边（上）
第三章 诸侯拓边
　　周朝前期的强盛，使得华北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国家化。但直到西周灭亡前，在华北的边缘地带，以及处于各华夏诸国之间的空隙地带，仍然活动着许多不受周朝控制的北狄集团。在西北依然活跃着灭亡西周的西戎集团。西周灭亡后，天子权力衰落，诸侯开始争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获胜，各过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培养了华夏族群的进取精神和智慧。那时各种思想纷纷出笼，以期解决实际问题。从黄帝、尧、舜、禹直到夏、商、周，其统治思想的一个方面是以德治国，当然军事征伐也非常重要。到了列国争霸时期，德治的作用已大为下降，各国要想生存就必须富国强兵，其他一切都是无用的。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学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其创立者孔子乃至以后的亚圣孟子都是积极主张仿照三代的德政，儒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对黄帝、尧、舜、禹、文、武、周公德治思想的重要总结，且视为根本，显然是片面的。孔子将诸帝的思想阐发为“仁”、“礼”的学说，要求人们长幼有序，拥戴周天子，不要发动不义战争，而这种学说在当时根本就没人理会，太迂腐了。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国；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孔孟思想与时世格格不入，当卫灵公问孔子作战方阵时，孔子不予回答。梁惠王想要攻打赵国，孟子却称颂周太王离开彬地的事迹，要求避战。孔孟思想对外则严重缺乏开拓进攻精神，他们只看到了远古诸帝的德政，却没有看到黄帝、尧、舜、禹、周公武力的强大。对外征战是国家强盛的保证，而儒家只知一味的怀柔，结果导致了华夏族群的精进风骨一天天被侵蚀。令人欣慰的是，当时伟大的英雄们对这种思想不屑一顾。
　　《史记》曰：“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征’，齐桓公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穆公用百里奚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今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诚如司马迁所言，列国时期，各国励精图治，我国的疆域得到了大大的开拓。
　　第一节*荆江强楚
　　我们总觉得南方人之刚强不及北方，可在宋末、元末、明末、清末战斗最激烈的却是南方人，改革开放以来出击海外市场的主要还是南方人，今天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还是东南沿海。南方有着至刚至强的本质，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南方之强决不逊于北方，中华民族没有孬种，楚国就是在南方大地崛起的强大政权，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统一江汉
　　楚是南方的一个大国，他的先祖就是黄帝时期的九黎族，尧舜禹时期的三苗。虽然华夏族战胜了三苗部落，融合了许多“黎民”百姓，但其在长江中游一带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只是北上的势头被遏制。西周初年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周成王封熊绎做楚蛮的小国君。歧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的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建国号为楚，自立楚王，与周对立，不断向四方扩展。周夷王时，熊渠崛起，向东拓地至鄂，并与周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周成王曾深入楚国作战。周昭王时又大规模征讨楚国，结果全军覆没，周昭王君臣淹死在汉江里。楚人自称是战神蚩尤的后代，崇尚武力，相传五年不出兵，死后便没脸见祖先。楚国君臣自豪地宣称自己是蛮夷，和中原诸国不同，专门攻伐中原诸国。楚武王在位时，汉水流域的姬姓小国全被楚国灭掉。楚文王时，更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国、邓国、息国灭掉，奠定了楚国经略中原的基础。中原的中枢是郑国，从楚武王末年开始，郑国已经感受到楚的威胁。文王最后发兵伐郑，但没有攻灭，随后出又四次伐郑，均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楚武王、楚文王是楚国两位杰出的君主，他们均抱病出征，而且都病死在征途中，他们不仅为楚国留下了称霸的基业，更留下了发愤图强的锐志。
　　二、称霸中原
　　周成王时，楚继续北进，受到晋文公的阻碍，晋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城濮之战，楚虽大败，但元气尚存。楚庄王时，继续争夺中原，与晋国激战于邲，楚胜。楚庄王在数年之内，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与晋人决战而大捷，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之唯命是从，诸侯莫不敢踵足而立，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山而东进，中原诸国唯楚人马首是瞻，楚庄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楚悼王时，向南开拓百越之地与洞庭苍梧之间。楚威王时，灭掉越国，尽占越人所占之吴地，越人从此离散，成为楚的附庸。楚国由此成为东周第一大国，有地千里，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列国时期楚国吞并的国家最多，达四十五个。今天我们见谁粗鲁、凶狠，便说他野蛮，而古代南方诸族被统称蛮族，野蛮一词就是来源于华夏族对南方部族的最初主要印象，可见那时的南方族群非常剽悍，远胜于一些文弱的华夏小国。而有些华夏小国盲目自大，自以为文化灿烂，奉行以德怀远的国策，视战争为凶事，结果淮汉流域的华夏诸国全被楚国吞并，包括周公的封地，推行“周礼”最典型的鲁国、孔子的出生地，孔子的思想主要发扬了周礼，这是绝妙的讽刺。而齐桓公开始弃王道行霸道，发展了黄帝、大禹、文、武、周公的尚武精神，终于成为华夏族的盟主，使华夏族得以发展壮大。一百多年后的孔子也在赞叹齐桓公的霸业，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他部族统治了。而孔子对齐桓公虽然赞叹却不提倡，对于华夏精神最具活力的方面不但不发扬光大，反而压抑，中国历史沉沦的萌芽就这样滋生了。正是由于楚国的尚武精神使得楚立国八百余年，与周朝相始终，而楚庄王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更是何等气魄？由于楚国好战，版图最大，纵横三千里。即使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农业落后，兵力不强，但勇武善战的楚人常常开疆拓土。楚灭了越国、鲁国等东方大国之后，楚成王时遣庄蹻率兵进入云南，以滇池为中心，扩地千里。后来秦南下夺取楚黔中郡，楚国反攻失败后庄蹻的退路被切断，庄蹻便在云南自立为王，称“滇王”。楚国经过八百年的经营几乎统一了整个长江流域，为秦汉建立伟大的帝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和楚国的贡献最大。
　　三、楚雄华夏
　　由于楚的不断开拓，居住在国境内长江流域的蛮人、淮河流域的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楚蛮固有的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作家，以他的作品反映的楚辞明显带有南方巫文化和北方吏官文化的痕迹，当然是以南方文化为主。楚辞和诗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源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学汉赋的前身就是楚辞。楚辞之所以在汉朝成为全国性的文学，主要是因为楚人在汉朝占据主导地位。亡秦必楚，主要是楚人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不管是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人，不管谁打败谁结果都是楚人的胜利。尽管刘邦打败项羽主要依靠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地输送士卒和军用物资，但汉军的统帅却大都是楚人，整个西汉旧秦国的子民最受歧视。西汉一朝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汉朝的丞相基本上都是关东人，尤其是刘邦的祖籍沛县人。关西人要想封侯，只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战功实现自己的价值。飞将军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未封侯，司马迁自己也是关西人，对此深有感触，漠北战役结束后，关东人与关西人的待遇相差很大，旧秦国的子民受歧视的现象暴露无遗。由于楚人灭亡秦朝后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楚文化自然也就成为全国性文化的前身。尽管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但秦朝的文化较落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代表，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还是秦统一以前写的，李斯也是楚国人。楚人灭掉秦朝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养生息，开始大规模用兵四方，掀起了中国古代王朝极盛的第一个高峰，而这一伟大的成就是南北人文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南方起了领导作用，而北方尤其是关西的将士只能冲锋陷阵。由于汉朝的南征北战，在帝国范围内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族群——汉族群诞生了。汉族群的“汉”来源于汉水，这个解释较为合理，刘邦就是因为封国在汉水而被称为汉王，“汉”以后又成为刘邦建立的王朝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个王朝主体族群的名称。可见汉族群形成时的中心是在汉水，尽管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基本在黄河中下游，但汉族群形成时他的中心已经南移，华夏族和楚人及南方其他部族共同形成了汉族群。今天有些人总觉得汉族群的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不是正统的汉族群，这个感觉是失真的。在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南方大地的先民显然起了领导作用，是积极主动的。
　　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是南北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不用说以后历史的发展使得南方更能代表汉族群的正统。西晋末年，“五胡”内迁，接着就是大规模的族群混战，大量的汉族群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往南方，与南方汉族群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最后界限消失。而留在黄河流域的汉族群与“五胡”融合，也不再是以前的北方汉族群，这是北方汉族群一次较大的的扩散，远达珠江流域。汉族群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是北宋末年，金军南下，中原混乱，许多人又被迫流亡南方。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两汉时的北方汉族群大部分已经迁到了南方。在今天的广东话中更多的保持着古汉语的语法现象，广东话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中国北方只是一种大陆文明，而中国南方却有着海洋文明或半海洋文明的因子，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我们已经能明显地感到高下之分。
　　第二节 秦霸西戎
　　当周朝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有衰退迹像时，一个更加强悍的华夏军事政权在西周故地崛起，适时地剔除了弱化武士毅力的不良趋势，为以后华夏统一铸就了强大的武魂支柱。
　　一、牧马秦勇
　　秦人曾经生活在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周朝兴起后，秦人被迫迁徙到甘肃天水附近，商周两代，秦人受到奴役。在西北地区，秦人与戎人、狄人相互杂居，习俗相近。西周中期，周孝王将秦地（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秦正式成为其名称。秦的先祖“非子”善于牧马，周孝王命令“非子”专门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为周朝牧马，非子每年为周献上大量良马，他的后代继续这一职务。到了后裔秦仲时，周厉王昏庸无道，与民争利，结果被国人杀掉。同时西戎乘机反叛，灭亡了犬丘之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专门攻伐西戎。在战斗中，西戎反把秦仲杀掉，其长子庄公率七千人继续攻伐西戎，打败西戎。于是周宣王把犬丘及其周围等地封给秦仲的后代，并晋升为西垂大夫。周幽王时朝政更为混乱，幽王酷爱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为犬戎攻灭，秦襄公带领军队与西戎作战，并把周平王安全地送往洛阳，因此被晋升为诸侯，国号秦，封岐山以西的地方。周平王说：“戎人侵占了我周室岐山沣水一带的土地，你如果能夺回那些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于是秦的历代先祖开始大规模地讨伐西戎。秦襄公与西戎战争频繁。秦文公曾大败西戎。秦武公曾伐邽、冀之戎。到秦穆公时，史载“并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春秋时有一部分西戎东迁，进入华夏居住区。春秋末大部分被晋、楚、秦等国兼并，逐渐融合为华夏族成员。战国时期，居住于秦国西部和北部的戎族仍然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其中势力最强的是义渠，与秦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伐义渠，得二十五城。秦昭王时，最终灭义渠，设陇西郡。 秦国以后之所以能够吞并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民风淳朴、剽悍。秦本属羌族的一支，周朝时成为华夏的附庸，开始缓慢的接受华夏文化。西周灭亡后秦国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受戎狄影响极深，商鞅变法时，强制要求革除戎狄旧俗。所以秦国相较一些文弱的华夏国家来说非常崇尚武力，而秦国受华夏文化腐败的因素影响较浅，人民诚实守信，到了秦文公十三年才有史官记事。华夏文化固然是文明的标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腐朽性的东西日益滋长，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三代时以德治国，但并没有说要放弃武力，而以后的儒家片面的强调“仁”、“礼”，最终使国家丧失了初期的进取精神而流于妥协退让。周朝分封的同姓国大都被灭掉，不管是鲁国还是郑国。更不用说商朝后裔被分封建立的国家宋国，夏朝后裔建立的国家杞国就更可笑了，杞人担心天要塌下来而惶惶不可终日，迂腐不堪。孔子就出生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礼”就是周公创立的，鲁国也是推行“周礼”最典型的国家，人们厌恶战争，国君不修城池，幻想着三代的盛世，结果为楚国所灭，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齐国先祖吕尚到任以后，没有推行周礼，而按照夷人的习俗去统治，大力发展渔盐工商业，整顿军队，最终成为东方大国，可以看到，华夏文化发展到东周时其消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加以克服，华夏文化不可能发展壮大。“郑、卫之音乃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人们当时听到《秦声》时，感觉非常振奋。所以秦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有幸不为那种腐朽日益增长的文化所束缚，保持了最原始的勃勃生机。
　　二、军功至上
　　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的都邑，往往驱除原来的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主要是防止山东诸国的腐化生活传染给秦民。秦国士民非常勇敢，一是由于民风如此，二则秦国的军功制度非常好。商鞅变法时制订的二十级军功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商鞅在整理秦国原有军功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切以军功为主，正是秦国崇尚武力的表现，而这又使勇武精神与实际利害结合起来，便会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当然民风的尚武与实际利害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尚武的民族肯定最崇拜勇士，而要给他们巨大的荣誉，所以人们普遍勇敢善战。不敢想象在那些鄙视军人的国家民风会异常剽悍，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今天都是这样。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直接就问孟子到我们国家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却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孟子坚持“仁”而反对“利”，如果没有照顾到人的利益而一味强调所谓的“仁”，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有义利结合才符合人情，获利不能违背大义，不能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战国时策士发奋学艺，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他们唇枪舌剑，左右逢源，甚至左右当时政局，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参与历史，获得功名富贵，但却没有损害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就是时代的风流人物。白起的父亲随秦军四处征战，获得了一些产业，他给儿子取名“起”，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像吴起那样所向披靡，建功立业。匈奴首领为鼓励士兵勇敢杀敌，规定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赏以马乳酒，掠夺的财物可以归己，得到俘虏可以作自己的奴婢，这种古老的制度使得匈奴人都以征战为荣。
　　可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在沉睡，一提起要恢复祖先的尚武精神，便有一万个不自在，惊慌激烈地反对，我们所受的苦难难道还少吗？卑弱的国家没有资格谈和平，和平不是喊来的，而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及和无上的勇武精神相对峙的产物。最受美国人推崇的五大总统之一西奥多 罗斯福说过：“准备战争就是最可靠的和平保证。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宁可忍受各种各样的战争灾难，而不愿以国家的荣誉为代价换来可耻的繁荣”，“怯懦，不论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有意地不做战争的准备，从效果来看，也与怯懦一样可耻。”“没有胆量进行战争的胆小鬼同那些不愿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战争的步骤的短视的先生们，是一丘之貉。”大哲学家荣格说过，强而不暴是一种美，而懦弱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由于他们的软弱只能刺激侵略者贪婪的野心。只有每个国家都觉醒了，去掉固有的懒散、怯懦的习气，从而团结一致、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建设强大的国家，以最大的速度促进本国的发展，才会有人类更长久的和平。一个懦弱的国家必将走腐败和衰亡，而世界上的国家不可能都走向腐败和衰落，那些保持着勃勃生机的国家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
　　三、帝国魂
　　秦国之所以非常强盛，更主要在于来了一位超级大师——商鞅。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团结内部、协调内部的问题，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干不了的事。如何协调内部，使人民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不自相残杀，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而在商鞅的指导下，当时的秦国比它以前做的更好了。首先商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训诫：“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要求不要在国内打架斗殴，真正的勇士是在战场上为国驰骋，秦人从此全力向外，所向披靡。我不明白这么一句关乎国脉、民气，对国民性格的改造会产生巨大震撼力的训诫怎就从汉语中蒸发了？只有那些专门学历史的人翻到商鞅变法的内容时才有可能看到，而这大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商鞅接着指出，一个国家要敢于使用和善于使用国力。如果国家实力很强，而又不能用其强，其力发挥不出去，就有可能造成内耗，养成内患，由强变弱，自我瓦解。即“力多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而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说民》）所以要保持国强，发展国强，就应当适时地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这是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好措施。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商君书》认为应该加强国防，养兵尚武，对外征战。据载：“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去强》）所谓礼乐虱官指的是空谈误国者。在商鞅派看来，“战”是消灭国毒民患、净化社会风气、转移国内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关系到国家强盛的根本。国强而不战，强就会转化为弱。国强而战，就会强者愈强。若富国不战，富就会转化为贫。反之亦然。“民欲战，而不得不战，是为重强。民故不欲战，又得无战，是为重弱。”（《画策》）。总之，无论国之强弱贫富，均应务战，战与不战，是强弱贫富转化的关键。
　　商鞅派的实力观正是以国防建设为主要动力，以战争为主要杠杆的实力观，是一种尚武型、进攻型、扩张型的实力观。他蕴涵着一个伟大的构想，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互动再生的综合国力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孕育着一个很有价值的国防建设新思路的萌芽，即由消耗型国防向增殖型国防转变。只有增殖型国防才能够真正与经济建设产生再生互动效应，也才能真正把国家推向重强。因此后来秦国出现了“兵动则地广，兵息则民富”的局面，正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悉了世界各国兴衰荣辱的根源，而且得到了成功实践，最终酿成了世界第一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这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事情。这种理论虽然今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地发展，但在古代、近代，这却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二战以前各国协调经济利益不可能通过谈判，而只有战争。适应它，国家就能发展壮大，否则，只能自取灭亡。“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非常可惜，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很快被抛弃了，中国人将要为此付出屈辱的代价。
[5]第三章 诸侯拓边（下）
第三节 赵踞阴山
　　对开拓华北地区功绩最大的诸侯国是晋国以及后来的赵国，赵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使赵国的疆域达到极盛，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一、秦晋草原
　　由于教科书不恰当地编排，一提起马、骑兵，我们总觉得是北方游牧部落的特征，这些好像和中原没有一点关系，中原政权似乎就没有强大的骑兵，为完成国家统一向北推进至长城、阴山一带时，似乎总是被动的，进展不大，这又是巨大的误解。在冷兵器时代，强大的骑兵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中原政权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以骑制骑，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也就不存在了，国家统一大业即可完成，如汉唐。另一种就是中原极端腐败，没有能力统一，北方族群会大举南下，完成统一，如元朝。当然中原政权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比北方族群要困难一点，马更适宜于高寒地区生长，但不是说在中原就训练不出，黄土高原海拔高，气候凉爽，属温带草原气候，就适宜牧马。问题是，由于中原族群定居较早，产生了所谓的“文明”，由于定居而开始崇尚安宁，开拓精神逐渐弱化，最终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开始贪图享受，统治阶层挥霍无度，人人视从军为畏途，不要说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就是步兵也不好好操练，武备松弛，结果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世界古代史上有众多的文明，而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有人将之归结为儒家学说的作用，这种提法值得商榷。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作用，而是秦汉时期中原族群的尚武开拓精神为我们打下了牢不可破的伟大基业，中原族群曾经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使塞外族群大失威风，从而掌握了全国统一的主导权。游牧族群也可以统一中国，可真正的统一核心却是中原政权奠定的，农业相对于牧业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畜牧业太脆弱，受自然影响极大，游牧政权衰亡的时候，总有雪灾、瘟疫的痕迹。只有农业社会才能发展成各种完善的自然科学，最终产生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游牧政权建立的大帝国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从轩辕黄帝到盛唐，农牧兼有、以农为主的中原政权明显能够驾驭塞外族群，在欧亚大陆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奇迹。
　　唐朝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偌大一个政权一败再败，竟然与辽、西夏、金长期对峙而不能统一，懦弱无能这个概念开始与中原文化有了不解之缘，一直延续至今，渗入相当一部分人的骨子。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群尚未形成，四分五裂，列国征战，可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占据着贫瘠山西的赵国，竟全歼匈奴十万骑兵，创下了步兵集团全歼骑兵集团的光辉战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南下，赵国与此同时开始大举开疆拓土，连败楼烦、林胡、东胡诸部，拓地一千余里，在河套、阴山一带置郡设县，这是何等气魄!
　　区区一个赵国，东有齐、燕，南有韩、魏，西有强秦，国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可它凭什么竟能打败匈奴、拓地千里？中原政权战胜游牧族群进而统一全国并非不可能，只要有尚武精神，并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大可扬威四方。尚武精神自不必说，在周、秦、汉、隋、唐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先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赳赳武夫的豪迈。闻一多当年曾称引英人威尔斯所著的《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解释：“土匪”包含有中国武侠的意思。梁启超在《中国武士道》自序中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农耕和习武是中国初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农闲即进行训练，每隔三年，要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所谓“四时习武，三年大习。”远古最早的学校就是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场所，学校以射御和礼乐为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教师被称为夫子，就缘于“百夫长”、“千夫长”等军官的职称。远古好剑之风在社会上经久不衰。春秋战国时，尚武精神成为席卷列国的社会风潮，专以剑术为能，并借此为生的剑客不计其数。他们差不多都成了职业剑客和专职杀手。《庄子 说剑篇》记载：“昔赵文王善剑，侠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亡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了生活居然以死相拼，甚至以生命为代价，可见当时好剑之风竞争的激烈程度。习武角力并不只是猛将和剑客的专利，上至诸侯，下至平民百姓，或骑射，或格斗，都有些须功夫，就连孔子也不例外。“士”阶层在上古长期指武士阶层，到春秋战国开始分途，一部分人开始兼任文职，但过渡时期的士都能武。孔子就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对弟子说：“吾何执？执舆乎？执射乎？吾执舆也。”那时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驾车和射箭两项军事训练，但孔子独钟情于“礼”、“乐”。到了宋朝，“士”彻底成了文职，帝国的核心就这样衰落了。战国时期，像鲁、宋、卫等不崇尚武力的国家只有灭亡。
　　训练出一支强大骑兵的条件在当时是完全具备的。今天我们谈中国农牧经济的分界线以长城及其以北为界，而在两千多年前，人口稀少，今长城以南的地区不可能全都是农业区，而是分布着广大的游牧族群。今天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也并不是自古如此，农耕文明是逐步向北开拓的，长城这个界线在那个时期并没有形成。河、洛一带开发较早，基本变成了农业区，而山、陕、甘等地地处黄土高原，开发较晚，那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还没有今天这么脆弱，高原上有着大片的草原和森林，所以秦汉时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大都从事畜牧业，到唐朝时，这一带依然是半农半牧。同样，秦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北有“胡马之利”，所谓“胡马之利”是指当时秦国北部有大量的牧区，为秦国提供了大量的军马。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够用兵四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时朝廷牧马众多。汉朝初期，民生凋敝，皇帝出巡都无法具备颜色一致的四匹马，宰相有的还要乘牛车，而汉武帝时期国家异常殷富，田野里牛马成群，一般朋友聚会，谁要是骑着母马，就会被大家讥笑，由于牧马很多，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为汉军进入大漠作战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开拓河西以后，祁连山牧场又成为中原政权一块重要的军马基地，今天甘肃张掖山丹有着亚洲最大的军马场。
　　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叔虞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就是按照戎狄的生活习惯分配牧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东周初年，晋献公定都绛，开始对外扩展，公元前661年建立上下两军，扩大了一倍的军力，相继灭掉耿、霍、魏、狄人东山皋落氏、虢国、虞国，统一汾河流域。其疆域西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南到晋豫交界处，东达太行山，北与戎狄相接，晋国逐步成为一个“地险多马”的大国。地险指晋国地势险要，表里山河，而晋国的强大不只是由于地势险要，更主要是由于军马众多，马匹的多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它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
　　二、胡服骑射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襄子建立赵国。赵襄子在收复了失地中牟后，便向北讨伐狄族建立的代国，灭代，这不仅扩大了赵国的版图，代地出产的良马更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力量。由此，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其北、西、南三面处于赵国的包围之下，但中山国军力强盛，不易灭掉。使赵国真正成为强国的是赵武灵王，武灵王即位以后，赵国的形势比较严峻，其西面有韩、秦、楼烦、林胡四国，北边有燕国和东胡，东与齐国隔黄河为界，南接魏国，中山国在其腹心，对其威胁最大的是秦国和中山国。赵国与邻国的战争不断，且丧失了一些土地，武灵王发愤图强。赵国的强大不仅因为马匹众多，更因为伟大的赵武灵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胡服骑射。这一政策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胡服，要求赵国人脱去华夏族群的宽衣长袖，因为华夏族的服饰不适宜于骑马射箭，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这种要求不仅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体赵国人。虽然许多守旧贵族反对，但在赵武灵王大刀阔斧的气势下彻底实现了。由于实行胡服，极大的缩小了赵人与胡人的心理差距，胡人由此亲近赵国，在胡人中招募军队成效显著。再就是骑射，赵国地处北疆，经常受到东胡、匈奴等游牧部落的侵袭，在战斗中，步兵、车兵非常被动，而对方的优势就是骑兵，弓箭在近距离的杀伤力非常大，所以赵武灵王开始加强骑射。赵军在占领原阳（呼和浩特东南）后，在此建立骑邑，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军事力量大增。武灵王以精锐的骑兵兼并了林胡、楼烦，向西北拓地千里，占领了陕西榆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直到阴山，在此设立代郡、雁门、云中三个边郡。随后，武灵王又开始讨伐中山国，经过数年的战争，灭掉了中山国，赵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
　　赵武灵王死后，统治者日益腐朽，赵国逐渐衰落，由于秦国的攻掠、与燕国、齐国的战争，赵国北边的形势顿时紧张，匈奴崛起，不时寇边。赵国任命李牧驻守北边，防御匈奴。李牧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骑，步兵五万人，射手十万人，加紧训练。为了诱敌，李牧让赵军漫山遍野去放牧，匈奴一进攻，故意丢下千余人败走，匈奴中计，单于亲自率大军入边，李牧利用匈奴轻敌思想，设阵伏击，破杀匈奴十几万骑兵，单于逃走，北边安定了十几年。
　　除却赵国的武力外，尤令我们叹服的是赵武灵王富国强兵的精神，为了强国，他居然下令全体臣民改掉几千年的传统服饰，而向华夏族群一向鄙视的周边部落学习，这与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盛而要求俄罗斯人剪掉胡子、改穿西装是极其相似的，这就是我们先祖的气魄，是我们赖以存在发展的精神支柱，洋溢在赵武灵王身上的拓边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根源。
　　第四节 吴越争霸
　　春秋时期，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分别崛起了两个强大的国家：吴国和越国。吴国在吴王阖闾时开始强盛，吴王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大举伐楚，五战五胜，攻入郢都，由于秦军的救援、吴王弟弟夫概的叛乱、越国的偷袭，在占领郢都10个月后，吴王阖闾从楚国撤军。为了报复越国，扫除后顾之忧，从公元前510年开始，吴王阖闾大举伐越，两国军队在对阵时，越国派出的由死囚组成的敢死队在阵前集体自刎，吴军惊异，被越国打败，阖闾受重伤，死在归途中。吴王夫差即位，经过两年准备，大举伐越，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战败，卑词求和，夫差放松了警惕，经过三年的软禁，将勾践放回。夫差为先王报了仇，雄心大振，将兵峰指向北方诸国。公元前489年，吴军进攻陈国，开辟了北上中原的道路。次年，吴国攻打鲁国，慑服了许多小国，只有当时北方的大国齐国和晋国反对吴国崛起。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以便于北上伐齐服鲁。公元前485年，夫差命大将徐承率海军从海上进攻齐国，夫差在艾陵（山东莱芜县）打败齐军，更加酬酬满志。公元前482年，吴国又一次打败齐国，吴王通知中原各诸侯国到黄池会盟，自己想充当霸主。经过与晋国激烈的斗争，暂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兵雪耻，趁机进攻吴国，吴王夫差马上回师，结果战败，想仿照勾践故事，被拒绝后绝望自杀。勾践灭吴后率兵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一度成为霸主。
　　齐国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在周朝衰落之际，对于羽翼其他诸侯国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但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其对疆域的开发要逊于秦国、楚国、晋国、燕国，所以没有专门叙述，吴国、越国大体如此。但要专门写吴越，是因为其区域文化有秦、晋、燕甚至楚不及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海洋文明。在全国范围内，沿海等地有着天然的海洋文明因子，吴国北上称霸中原即曾以海军登陆的方式进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海战。海洋文明是最具开拓性的文明，大海是深不可测、汹涌澎湃的，海洋给人巨大的震撼力是永恒的，而这在大陆腹地很难感受到，习惯于海洋的人们的魄力是最伟大的。只有面向海洋，才是国家强盛之本，近代五百多年的强国均是如此。江、浙、闽、粤是国家开拓海洋的前沿，对于激励中华民族开拓海洋的奋发精神、以及完成民族复兴大业责任巨大，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秦朝末年，项羽带八千江东子弟横扫中原，吴越大地虽后为楚吞并，但到秦末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战争潜力。由于项羽的盖世武功，人们发出了“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感慨。
　　第五 燕国东扩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随荆轲刺秦有一个人叫秦武阳，秦武阳的祖父秦开为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燕昭王命令秦开出击东胡，秦开打败东胡，把它们驱赶到千里之外。接着燕国在新边界上筑了一道长城，从河北宣化东北到辽宁辽阳北。并沿边设上谷、渔阳、辽东、辽西、右北平五郡。边外的真番和朝鲜均成了燕国的属地，燕国在此设置管理机构。这里的朝鲜就是商纣王的弟弟箕子所建，箕子不愿受周朝统治，率众逃到朝鲜，君临其地。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周朝分封的燕国就已经接近朝鲜，燕国是分封最远的国家，为什么要在那么远的地方建国呢？极有可能因为商人在朝鲜建国的缘故。秦灭燕国后，于大同江外空地设置据点，对朝鲜控制有所放松。朝鲜名义上臣服秦朝，实际上却不朝会。汉朝初年，自顾不及，无意扩边，把东北边界缩到大同江。刘邦死后，燕王卢绾率众叛逃匈奴，燕地大乱。燕人卫满聚党千余人，渡大同江，居秦故塞，收容燕齐亡命之徒，灭掉箕子朝鲜，并降服了真番及邻近的东夷小国。箕子的国祀，经历八百余年至此断绝。卫满向汉称臣，半岛上的蛮夷君长朝见时并不阻拦，到卫满孙右渠时，与汉为敌。
　　对于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中国史籍中有大量记载，但今天的朝鲜与韩国拒不承认，他们千方百计要斩断和上古中国的血缘承继关系，他们认为那完全是神话传说，他们认为半岛上存在国家的时间在公元后。对此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承认这两个中国人缔造的朝鲜王朝。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承认？八十年代，我国学者批评韩国历史学者片面扩大古代朝鲜民族在东北亚的影响力，批评把韩国古代文化列入满洲文化圈、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思想。韩国人到底应不应该这样做呢？当然可以。我国的学者以为自己找到万世不易的真理而批评别人，实在是班门弄斧。两个国家不同史学思想，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民族精神，韩国人自信、团结、爱国，举世公认已经直逼日本。而中国人依然麻木、自卑、一盘散沙，孰是孰非，无需多言。
　　第七节*智慧无敌
　　春秋战国是古代中国疆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期，其实现的原因除经济军事外，文化思想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春秋战国的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种，第一类，可称实学，以管仲、吴起、荀子、孙子、韩非子、商鞅等为代表，其思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把握了万国竞争的本质，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类，以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为代表，其整体思想与社会进步相冲突，只是在精神领域能够调节人们的紧张情绪，犹如宗教对人的作用，可称为道学。显然，他们的思想不能用来全面治国，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血腥本质，只能是一种辅助。儒学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以其极不健全的认知体系硬要全面干预政治，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以后中国的悲剧大多源于此。我们今天不能把中国的落后全都归罪于儒学而否定它，就像基督教不能产生民主科学，甚至与科学尖锐对立，但西方人至今还在信仰。儒、道应该成为我们精神的一个港湾，虽然不是全部，中国人依然需要它们。
　　管仲相齐桓公，成就齐国霸业，他的思想一是富国强兵，再就是尊王攘夷。它强调政治应该因地制宜，简化繁琐的周礼，发展工商业、渔业、盐业，发展农业桑麻，加强统治，君主应该遵守法度，政令畅达。孙子提出了一套严密的军事理论，以及“战胜强而威行天下”强势思维模式，以后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吴起著有《吴起兵法》，与孙子同等重要，在当时他显示出巨大的才能。鲁国任用他，打败了齐国。魏国任用他，大胆变法，国力增强，打败了秦国。楚国任用他，变法卓有成效，国力增强。他的思想主要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增强军事力量；亲爱百姓；充实府库。商鞅的军国主义思想前已提及，不再介绍。
[6]第四章 秦汉帝国（上）
第四章 秦汉帝国
　　列国残酷的征战，使中华先民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有了巨大的飞跃，最终导致了秦汉大帝国的崛起。
　　第一节 大秦帝国
　　一、南征北战
　　秦灭六国后，开始着手对付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亲自从东到西视察了整个北部边区，确定了大举进攻夺取河套南部战略要地的方针。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迅速收复了河南地，将匈奴赶到黄河北岸。此战使匈奴向北后退了七百多里，十多年不敢南下牧马。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解除，直到秦末大乱，匈奴又重新占领了这些地方。秦始皇在河南设立了四十四个县，大量迁徙内地居民居住，使之牢牢地掌握在秦朝手中。后来秦军又渡过了黄河，继续向北进击匈奴，秦军占领了阴山山脉西端狼山及其山南的广阔平原，设置九原郡管辖该地区。对于匈奴，大家不要受教科书的误导，教科书在论及北方游牧族群时，说其善骑射征战，这很好。但遗憾的是没有论及当时中原族群是否同样具有这样的性格。读者只能以今天汉族群衰弱的性格推测秦汉隋唐人，认为他们也是卑弱的，实际上恰恰相反。虽说匈奴善战，但当时的秦人较之更加野蛮强悍，匈奴在战场上占上风就冲杀劫掠，但形势不利马上就撤退，不以为耻。匈奴武器落后，就更不是秦帝国的对手。匈奴弓箭的箭头是用比较锋利的骨头做的，马刀异常驽钝，因为他们缺乏铁器以及炼铁技术。
　　秦对于东南沿海和岭南的族群也采取了进攻战略。春秋末的越国一度灭掉了吴国，称霸中原。但以后遭到楚的蚕食，最终被灭。秦灭楚后，降服了越族的一些首领，建立会稽郡和闽中郡，任命东越和闽越的首领为郡守。秦又进军岭南，起初非常困难，给养不足，遭到惨败。灵渠修通以后，秦于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设桂林、南海、象三郡。遣五十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在攻取岭南的同时，秦派兵修筑通往贵州的道路，宽五尺，称“五尺道”。秦军通过五尺道进入云南，收服当地部落，设郡立县，委任官吏，秦始皇大大扩展了秦朝的疆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西周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张的第一个高潮，打破了夏商一千年间拘囿于中原的狭小范围，将诸夏的影响力通过分封扩展到中原外围，这种扩张是据点式的扩张。那么秦朝则是大规模面的扩张，而且其方向远远超出了周人的想象。向南达到了越南北部，向北打败了匈奴，夺回了赵国在河套的失地。奠定了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主体舞台。
　　二、混一天下
　　秦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进行了疆域的扩展，更在于它进行了文化经济上的统一。为以后中国主体族群的形成作了不可或缺的准备。两千年前左右汉朝的强盛，是我们祖先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达到的强盛的最高峰。汉武帝自然成为汉朝强盛的杰出代表，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五千年而没有灭绝，主要是两个伟大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就是秦始皇，其二就是汉武帝。秦始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伟大国家，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连黄河流域都没有统一，而秦一举统一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这也就成为以后中国统一的核心，以后不管风云如何变化，三大流域基本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三大流域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族群——汉族群形成了。秦为汉族群的形成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秦朝首先提供了共同的地域，即广阔的三大流域。其次就是统一了文字，秦朝以前各国均有文字，相差极大，字体本身就有极大的差别，语音相差就更大，如果再持续几百年，中国可能和欧洲一样，语言文字很相近，但毕竟不是一种语言。体貌特征也很相似，但却不是一个民族。秦始皇统一文字为汉族群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由于秦朝历时很短，统治残暴，三大流域人们的心理素质还没有完全整合的话，那么到了汉朝，这一历程基本结束了，三大流域的人们统归于“汉”这个名称。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汉朝开始了大规模的拓边战争所带来的荣耀将三大流域的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由于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而最终成为一体。
　　可我们今天对秦以及秦始皇没有达成认同，在个别人的意识中，秦以及秦始皇不是整个中国的，而是属于西北的，其他地区提起秦的武功时，总是把自己换位到两千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战乱、灾荒，几乎没有两千年居住在同一地区而不迁徙的居民。秦是汉族群形成前的一个部族，它应该和夏族、商族、周族、苗族、黎族、楚族、越族、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匈奴大部、乌桓、氐、羌、鲜卑、羯、契丹、女真大部等共为中华民族的先祖。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还有东西南北的偏见？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必然成为世界上最没有凝聚力、最衰弱的民族。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着秦的文字的延续，如果秦没有统一中国，那么汉字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统一的汉字。
　　秦朝的疆域非常辽阔，就是以后的两汉、隋唐、明朝的疆域都是极其辽阔的。可我们总有这么一种看法，就是喜欢把他们拿来与元朝、清朝、今天的疆域比较，认为也不过如此。纵向的比较是可以的，但仅仅这样就太片面了，我们更应该横向比较，一个国家、一个人的发展是要与同时代的对手竞争，而不是与古人、古国、后人竞争。只要是同时代的强者，就是伟大的。在当时的世界上，能够与秦帝国相比较的只有亚历山大帝国和印度的孔雀帝国。三个帝国看起来都是昙花一现，但却有重大的不同。亚历山大帝国灭亡后，马其顿人再也没有强盛过。孔雀帝国灭亡后，印度长期分裂，直到成吉思汗的子孙入侵印度，建立莫卧尔帝国，印度大体上才第二次屈辱地统一起来。而秦帝国虽然灭亡，但随之崛起的汉帝国却持续了四百年，疆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张，这只能说明秦帝国的制度较之其他两国是非常高明的，而秦帝国的疆域也成为以后中国最核心的部分。汉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罗马人建立的罗马帝国可以与之相比较，两个帝国衰落以后，中国又有隋唐帝国崛起，与之对应的是法兰克人建立了查理曼帝国，而查理曼帝国只有四十岁的生命。中华自古傲视全球的伟业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人们对秦始皇过于苛求，始皇固然由于征伐太多而伤民，但与其伟大功绩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纵然由于征伐而危机统治，毁掉了自己苦心经营王朝的根基，但他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度。
　　三、秦长城
　　对于秦长城的修建，时至今日，议论不一。有人认为他是封闭的象征，限制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人认为不是封闭的象征，尽管它是一种防御工事。理由是今天每个国家都有防御工事，美国仍在构件自己的防御体系，构建防御工事本身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长城完全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尤其是军事智慧的象征，乃至民族精神的象征予以弘扬。这些观点似乎都有看点，但我们必须明确：第一，秦长城与明长城的区别。秦长城是在打败匈奴后建立的，是在战略进攻下的以守为攻，秦长城远在明长城以北几十公里。能够表明秦长城是一种战略进攻的表现就是秦帝国控制着今天明长城以北的战略要地——河套，甚至阴山。明长城虽然占据河西走廊，但却失去了河套，河西是右翼，河套是中坚，失河西是肢体之损，失河套则是心腹大患。河套是中原与游牧族群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游牧族群控制河套，直接可以威胁中原的心脏。中原控制河套，以河套优良的牧场为基地，便可统一草原。占有河套的秦隋两朝，其卵翼下的汉唐异常强盛，而失去河套的西晋、明朝只有走向衰落。明长城是在国力衰落以后，与蒙古族群对抗中处于守势的情况下修建的。丧失了反击能力。而秦军是在打败匈奴以后修建长城，这更是一次完全的胜仗，主动进攻，而且占领大片领土。胜利的战争有两种，一种是自卫反击的胜利，一种是主动进攻的胜利，后者的含金量更高。
　　第二，长城是否给人封闭的象征，关键看这个防御工事建立以后，能否大规模进攻。如果以长城为依托，向北大规模开拓，那么它就是开拓的象征，胜利的象征。如果仅仅以长城为依托，进行单纯防御，那它就是封闭、保守的象征。秦长城是开拓的象征，因为秦军以长城为据点，不时出击，控制了长城以北大片领土。但遗憾的是，后世的长城多为单纯防御，这样，人们也误解了秦长城，提起长城，也不管哪个朝代了，大体上长城是防御的，人们也就把长城看成是防御的象征，进而引申为封闭、保守。加之魏晋之际陈琳《饮马长城窟》的名言：“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整个长城史的形象就更压抑了。
　　四、秦民东渡
　　《史记》记载，秦始皇为求得长生不老药，派山东一位方士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去追寻东海中的三座神山，一去不返。他们找到了一片平原，方士徐福自立为王。在日本也有很多传说，据说徐福曾在日本佐贺市的金立山住过，因此当地人建立金立神社奉祀它，佐贺市每50年举行一次隆重的“徐福大祭”，最近的一次是1983年。自此，日本逐渐被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明治维新前，日本上层主要学习中国经典著作，精英们撰写的严肃论文或日记都使用汉语，直到今天，日语中使用了一千多个汉字。
　　第二节 北败匈奴
　　在苏联社科院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中写道：“最近几年来进行的考察和研究告诉我们，无论在南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上，或者在中国北部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上，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同的地方。中部叶尼塞河和阿尔泰的卡拉苏克时期的特殊文化的产生，是与大批居民从中国北部向这里渗入有关，这些居民可能就是生活在戈壁和黄河之间的畜牧部落。”由此可见，秦汉以后塞外直到南西伯利亚的游牧族群，至迟在西周前期基本上还都生活在秦晋草原、内蒙古草原，即以前獯粥、鬼方、土方、白狄、赤狄、诸戎居住之地，只是由于中原政权向北方开拓，他们才退往更北方。《史记 匈奴列传》写到：匈奴是炎黄子孙，匈奴的始祖是淳维，又叫獯粥，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死后，将父亲的众多小妾收为己有，流落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炎黄部落从游牧逐渐转向定居，历尧舜禹夏商周而秦汉一统，游牧部落在秦统一前后也实现了北方统一，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匈奴。游牧部落自殷周以来，一向就是北境的强部，春秋战国时，随着秦、赵、燕三国向北方的扩展，一部分游牧族群被兼并，其余的退向大漠南北。秦末混战，匈奴趁机坐大，汉初的三、四十年间，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匈奴的武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它东灭强胡，占有大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败浑庾、屈射、丁零诸部，拓地远至贝加尔湖；向西驱走大月氏，并征服楼兰、乌孙等二十多个国家，祁连山、天山一带全都归匈奴统治；南面攻占秦所建置的河南地，与西汉北部边郡连接，亚洲东部的草原沙漠，全属匈奴所有，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治联合体，疆域东西一万四千里，南北七千里。而当匈奴开始强大的时候，中原族群经过几千年的缓慢发展也开始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争夺中国统一的领导权，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汉朝经过河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击溃了匈奴主力，匈奴势力顿衰，南匈奴内附。
　　一、屈辱和亲
　　战国末年匈奴经常越过河套地区进入内地骚扰，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上抗击匈奴，收回了河南地（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不能敌，向北退却700余里，转移到蒙古高原中部。为防御匈奴，在河套一带建44个县移民屯田。秦末楚汉相争，国力衰弱，匈奴乘机强大，建立了大漠南北空前强大的国家。冒顿单于把匈奴分为左中右三部分，中部由单于直辖，左部在东，由左贤王统领，右部在西，由右贤王统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属于匈奴右部。
　　公元前176年，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踌躇满志的信，宣扬自己“以天之福，吏率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子木，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特意强调使楼兰、乌孙这几个西域强国臣服，只是想证明他已经完成了对汉帝国的钳形包围，从北方、西方都构筑了扼制汉帝国向外扩展的壁垒。这封信对西汉朝野上下震动极大，如果不想沦为二流国家，就只有走向西北，断匈奴右臂。汉高祖白登之围败于匈奴之后，汉朝不敢与匈奴公开对抗。汉武帝即位前，汉朝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即将宗室的女子冒充公主远嫁匈奴单于，每年定期对匈奴馈赠大量的丝织品、粮食、酒，以换取边境的安全。这种作法虽有一定的屈辱性，但如果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以图东山再起，就无可指责，后来汉朝的反击就证明这一点，可耻的是某些朝代会把妥协当作基本国策，那就是败类。如北宋，向辽、西夏、金大量“馈赠”，以满足贪欲，试图换取永久的安全，而没有反击的打算。再如匈奴起初并不强大，而受制于东胡，强悍的冒顿也是对东胡屈尊，进献牛羊，最后当实力强时才打败东胡。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汉朝的实力渐渐增强，但仍然实行和亲政策，汉匈关系依然汉朝处于被动，但在抵御匈奴的的战争中，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将军李广，匈奴人闻之丧胆。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大举反击。
　　二、南风乍起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匈奴骑兵侵扰上谷（郡治北京怀来东南）地区，杀掠吏民。武帝决定进行反击，汉军分兵出击。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河北尉县）；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呼和浩特西南）；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袭击在边境互市贸易的匈奴人。匈奴放开两边，集中兵力围歼中间两路。公孙敖与匈奴主力激战，被打得大败，损失7000骑兵。李广在雁门被匈奴重兵包围，负伤被擒，在被押送途中夺马而逃，几乎全军覆没。西出云中的公孙贺部没有遇到匈奴，全军撤回。东路的卫青因匈奴主力集中在代郡、雁门一线，乘虚而入，直捣匈奴祭天和大会诸部的首府龙城，杀俘七百多人，凯旋而归。从整个战局来看，匈奴取得了胜利。但这是汉朝七十多年来的首次战略进攻，失败也是进攻中的失败。况且卫青深入匈奴后方，这也是汉军首次进入大漠后方，给匈奴的威慑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又侵扰上谷、渔阳一带，武帝命韩安国为材官将军，屯守渔阳。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大举进犯辽西，杀辽西太守。接着又攻克渔阳，打败韩安国，韩退守右北平，不久病死。匈奴又西进攻克雁门，杀掠数千。面对这种局面，武帝东守西攻。命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防御东北。将军卫青率三万大军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郡，与卫青互为呼应。卫青斩获匈奴数千人，暂时稳定了北部局势。
　　三、收复河朔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武帝决定夺取河南。河南即河套、鄂尔多斯一带，水草丰茂，距离长安仅千余里，经济军事价值极高。此地在战国时属于赵国，是赵武灵王与李牧先后从北狄族群夺取。战国末年，匈奴夺取河南。秦统一六国后，大将蒙恬又夺回河南，设九原郡。秦朝灭亡后，匈奴又重新占领河南。武帝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卫青、李息率数万骑兵先向东北进发，作驰援上谷、渔阳的假像，北上出云中郡，再突然向西，夺取高阙（内蒙阴山山脉中断处的缺口），切断西部匈奴的退路，然后南下。屯居河南的楼烦王、白羊王万没有想到汉军会从北方而来，慌忙逃命。卫青挥军掩杀，斩杀数千，获牛羊百万余头，收复了被匈奴占领80多年的河南地区。此战扭转了汉朝对匈奴作战的不利形势，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而且为向匈奴腹地发动进攻提供了战略基地。此后汉匈战争进入了汉对匈奴大举反攻的阶段。河南战役后，汉朝在此地设朔方和五原两郡，移民屯垦，使之成为塞上重要的粮食和军马基地。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军臣单于死，伊稚斜单于立。为报复河南之败，对汉朝边郡的攻掠更加频繁。为了巩固河南战役的胜利果实，武帝决定发动主动进攻。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朝发军十余万大举讨伐匈奴。卫青率三万精骑由高阙出击匈奴右贤王，右贤王北逃，卫青部斩杀无数，活捉副王10余人，士兵15000余人，夺得牲畜10余万头。这是汉朝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最大的胜利，卫青被拜为大将军，所有将领均归其节制。该年秋，右贤王率领万余骑袭击代郡，杀郡守朱央，掠走边民千余人。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二月，武帝大举反击。命卫青率六部十余万人，以张骞为向导，从定襄出发。匈奴见汉军强盛，立即退兵。卫青挥军追杀，斩首3000余人，匈奴主力远遁大漠，卫青率军回定襄、云中、雁门休整。该年夏四月，武帝令卫青又率六部十万大军出定襄，北伐匈奴。汉军进入匈奴境后，卫青令各部寻找战机。其中四路大军杀获匈奴零散部落万余人，另两路全军覆没，霍去病暂露头角。
　　四、开拓河西
　　霍去病将军自小精于骑射，少年就当了皇帝侍卫。霍去病不仅作战勇敢，而且胆略超群，作战不拘于古法，动辄大胆迂回包抄，给匈奴以突然袭击，往往出奇制胜。元朔六年，霍去病随大将军卫青出征，那一战他年仅18岁，率八百虎贲之士，以无所畏惧的精神，远离大军阵营，直捣匈奴指挥中枢，一举获得“斩首二千二十八级，斩单于大父行籍，生捕季父罗古比”的辉煌战绩，被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年仅二十岁的霍去病被封为骠骑将军，第一次独立领兵出征。率精骑万余从陇西出发夺取河西，逾燕支山一千余里，所向披靡，杀匈奴折兰王和卢胡王，擒浑邪王王子和相国当户，斩首八千余级，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两个铜人，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受到沉重打击。武帝为了扩大战果，不使匈奴有喘息之机，发动了规模更大的夏季攻势。命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塞进攻河西，命张骞、李广率14000精骑从右北平出塞，牵制匈奴左贤王，配合作战。霍去病命公孙敖率一部，沿焉支山北麓向休屠王、浑邪王王廷正面进攻。自己率部采取大迂回行动，向西直插居延海，然后由北向南进攻，与公孙敖部合击匈奴于祁连山地区。公孙敖因迷失道路，未能与霍去病配合作战。骠骑将军孤军挺进，与休屠王、浑邪王的军队展开激战，匈奴大败，2500人投降。骠骑将军乘胜连续作战，大获全胜，共斩杀和俘虏30200人，汉军损失仅十分之三。这次作战，骠骑将军以超人的胆略，在后方无援和缺乏其他部队配合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骑兵机动灵活、迅猛快捷的特点，长途奔袭2000余里，取得了河西战役的伟大胜利。这种远程奔袭的作战方式，为以后的漠北战役积累了经验。同年秋的河西受降仪式再一次显示了骠骑将军的伟大气魄。骠骑将军率领万余受降部队渡过黄河，向等待的匈奴大营挺进。浑耶王虽然决心归汉，但一部分人不服，骠骑将军当机立断，率军直接冲入浑邪王大营，亲自与之谈判，并指挥汉匈部队拦截要逃走的人，当场斩杀八千。待局势稳定后，骠骑将军亲自押解四万匈奴降兵入长安。
　　东路军的李广被四万匈奴骑兵包围，激战一昼夜，援军赶到，匈奴退去，东线受挫。休屠王、浑邪王降汉以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广大地区。公元前120年，武帝迁徙内地70万人到河西屯垦戍边。公元前115年，汉朝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这样，汉朝既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交往，又打开了进入西域的门户。
　　五、决战漠北
　　匈奴失去河西以后，虽受沉重打击，但中部的伊稚斜单于和东部左贤王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就在汉军占领河西的第二年（公元前120年）秋，匈奴分兵两路，大举攻汉，每路各数万骑，攻入右北平和定襄，杀掠千余人。武帝在夺取河西以后，就筹划对匈奴更大规模的打击，彻底将伊稚斜单于和东部左贤王的势力赶出内蒙古。公元前119年，汉匈大决战开始了，武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经济上实行货币改革，盐铁官营，征收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奖励民间捐款。军事上，下令征选用粟米饲养的战马10万匹，选拔精骑善射、骁勇善战的将士10万名，组成两个军团，每军5万人，分别由卫青和霍去病指挥。允许官兵自带私马，计有14万匹。另外征集步兵数十万人，负责押运粮草。
　　卫青军进入漠北后，与单于主力接战，经一天激战，匈奴大败，单于逃遁。汉军占领赵信城（外蒙古乌兰巴托西），得到匈奴囤积的大量粮袜，人马饱食，停留一天，剩余全部烧掉而还。此役斩杀捕获匈奴兵将19000余人。霍去病与左贤王主力接战，大败匈奴。擒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等83人及部众、士兵74000人，大获全胜。为了庆祝大汉帝国的武功，骠骑将军率军至狼居胥山（乌兰巴托东北肯特山），在山顶筑坛祭祀天神。在姑衍山下辟地，祭祀地神，称为“封禅”。接着大军北进，至瀚海，中国俗称北海（贝加尔湖），与众将士登海边之山，揽大海之胜，大汉帝国的辉煌达到了极盛。
　　骠骑将军一心为国，汉武帝曾问他想在什么地方修建府邸，将军回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也。”可惜骠骑将军只有三十三年的春秋，死后葬在汉武帝的陵前，永远守护着汉武帝。为了纪念他，奉汉武帝的命令，负责建造陵墓的左司空府从祁连山上运来许多巨石，雕刻成虎、象、牛、马、熊等动物，以模拟当年祁连山深处骠骑将军征战经过的景象。墓前还雕有将军心爱的战马，最令人振奋的是那尊“马踏匈奴”的英雄石像，更显出大汉帝国的天威。踏马昂首挺立，恬静自若，马蹄下的匈奴人满脸胡须，面目凶恶，虽然手持弓箭，却被马蹄践踏在下面，垂死挣扎。那马蹄下挣扎的贵族打扮的是伊雅科单于的叔父罗古比。马踏匈奴的英雄石像比长城更有资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只要我们心中铭刻那渭水河畔沉寂了两千多年的踏马，我们就能在先烈勇武精神的感召下团结起来，无敌天下。
　　漠北大决战，匈奴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将士被杀俘达八、九万之众，经济遭严重破坏，元气大伤，不得不远徙漠北。从此漠南无王庭，强盛近百年的匈奴从此日益衰弱，汉朝建国以来近百年的边患基本解决。此战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匈奴无法对汉朝发动大规模进攻，自秦末以来边境战火不断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善。汉武帝调整战略，对匈奴不再作大规模出击。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对匈奴进行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治拉拢分化，在不断削弱匈奴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围绕争夺西域控制权，与匈奴进行了综合较量。
　　六、宣帝武威
　　此后数年，汉匈反复争夺西域门户楼兰、车师等地，在祁连山、杭爱山（外蒙古）、天山等广阔地域数次交战，互有胜负。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派16万大军与乌孙夹击匈奴，汉朝五路大军无功而返，乌孙获胜。随后汉联合乌孙、乌桓、丁零从四面夹击匈奴，匈奴死伤无数，国力大衰。汉朝乘胜拔除了匈奴在天山北道的据点龟兹，威逼占据天山南道的匈奴日逐王投降。从此，匈奴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消失，汉朝在西域设都护府，管辖各国，西域正式归属汉朝。
　　在汉朝各种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公元前60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呼韩耶单于降汉，并派儿子到长安作质子，自己到长安朝觐。郅至单于向西迁徙，打败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咸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它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盟邦，他甚至侵犯康居人，在楚河和怛罗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胚芽。但汉军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机会，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府副都护陈睦假传皇命，发西域各国兵及汉朝车师屯田兵共四万人，分兵两路，攻破西匈奴固守的郅至城，杀郅至单于，他的头被砍下，送回了长安。陈睦之所以要假传王命，是因为汉元帝生性软弱，朝廷可能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呼韩耶单于闻讯，再次入朝，愿为汉婿，元帝以宫女王昭君嫁之。以郅至灭亡，呼韩耶入朝为标志，汉匈战争基本结束。这样，跟随郅至到达咸海边的匈奴人消失了，直到4世纪末，当他们的后裔度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侵入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领袖巴拉米尔和阿提拉再现于古典历史。
　　七、后汉一统
　　东汉时，东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北匈奴与汉为敌，汉朝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北匈奴。汉朝对南匈奴的纳贡制度更加严格，不仅要向长安派质子，而且单于在汉朝使节面前要跪拜接受皇帝诏旨，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已经明显是一个“臣”。匈奴每年年底都要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一位使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庭。汉朝设计这种轮换质子的制度，就是要扩大汉朝对匈奴领袖的影响。为了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下，公元50年，汉朝设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官职——使匈奴中郎将，职责除监督单于的动向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之间争端的司法裁定，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这时东汉朝廷已经突破了西汉呼韩耶时代的纳贡体制，匈奴单于已经不能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汉朝有计划的将南匈奴南移定居，使之居住在边境八郡，即今陕西、甘肃、内蒙古、山西一带。汉与南匈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政治上，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公元143年，匈奴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而空缺三年，汉朝将一位居住在长安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早从50年起，单于每年在秋季祭天的同时，还要向汉朝已故的皇帝供奉祭品。总之，南匈奴迁入汉境，与汉人杂居，完全成为汉朝内部的一部分。
[7]第四章 秦汉帝国（中）
八、欧亚震动
　　受到汉朝二百多年的连续打击，匈奴大部分内附，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南下，对欧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迁的匈奴人首先进攻居住在欧亚交界处的阿兰人，在勇猛驰突的匈奴骑兵面前，阿兰人大败，匈奴进入欧洲东部。374年，匈奴人击败了日耳曼人在东欧建立的东哥特王国，接着又击败了西哥特王国，把他们驱赶到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并在东起南俄罗斯草原，西到匈牙利草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匈奴帝国。匈奴人的势力在国王阿提拉统治时期（434～453年）达到了顶峰。阿提拉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他和他的铁骑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胆战心惊，他们给阿提拉取了一个“上帝之鞭”的绰号。453年，阿提拉第三次进攻罗马帝国，不幸突然暴卒。他的儿子们为了瓜分庞大的帝国发生纷争。原阿提拉亲信、吉皮底人国王阿达利克趁机联合其他日耳曼人，打败匈奴于匈牙利的诺都河畔，杀匈奴3万余人，匈奴帝国终于瓦解。匈奴人便和多瑙河下游及俄罗斯南部的其他民族融合了。
　　南迁的匈奴称白匈奴，455年他们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侵印度次大陆，占领喀布尔、旁遮普、克什米尔，460年为印度笈多王朝击败。484年，白匈奴打败波斯萨珊王朝，杀其国王菲罗兹，实力大增，成为占有中亚及北印度部分地区的强大帝国，首都巴儿克（阿富汗北部）。6世纪初，白匈奴占领印度笈多王朝印度河流域的领土和恒河流域的马尔瓦，其后继续东侵摩揭陀地区，占领华氏城。567年，白匈奴在突厥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联合攻击下灭亡。
　　第三节 西进中亚
　　神秘的西部上古时对中华先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西王母的传说、周穆王西巡等一直广泛流传。在早期的文字中留下了“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河出昆仑”的字样，中华先民认为自己的祖先诞生于西部一个叫昆仑的地方，怀着对祖先圣地仰慕，汉朝开始大规模向西部扩展。进入西域以后，汉武帝即派人寻找昆仑、河源。
　　一、凿空西域
　　任何一个国家在蓬勃向上的时候，支撑他们的就是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伟大国家的军队还没有开拓的时候，大都有更勇敢的探险家走在了前面。当俄罗斯的势力还没有到达东西伯利亚的时候，俄罗斯的探险家早已经考察完了整个黑龙江，当英、法等殖民者还在非洲海岸掠夺殖民地的时候，美籍英国人斯坦利已经完成了对刚果河流域的“探险”，法国的探险家曾经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完成了全部航程后宣布此流域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娜”。伟大的探险家总诞生在积极进取的国家中，成为该国前进的向导。令我们非常自豪的是，早在汉朝我们就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探险家——张骞。正是沿着他的足迹，汉军才开始向中亚大举开拓，将中华文明沿着丝绸古道传向了西半球，使大汉的声威远震世界。
　　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尽管当时国家经济实力非常强大，但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非常慎重。他密切注视着汉朝四周局势的变化，寻求机会进行反抗。一次从一名降汉的匈奴兵口中，他了解到居于匈奴西部的月氏人，曾经遭到匈奴的征服，其王头颅被匈奴单于当作饮酒的器具，迁往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对匈奴痛恨万分，一心要报仇雪恨。汉武帝由此萌生出一个对付匈奴的大胆设想，就是派谴一个使团前往大月氏人处，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当时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南接羌，隔汉道”，如能联合大月氏从西边夹击匈奴，就可断匈奴右臂。出使西域异常艰辛，为寻找最佳人选，汉武帝公开悬赏应募使者。张骞以前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为了报效国家，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于是应募从征。张骞去月氏要经过匈奴的地方，尽管行踪非常诡秘，还是被发现并全部俘获，被送往单于庭（呼和浩特一带）。单于得知张骞是要去联络大月氏，便勃然大怒，把张骞关起来，这一关就是10年。张骞在匈奴单于的威胁下毫无畏惧，坚守了汉使的尊严和骨气，加之张骞为人勇敢、正直、坦荡，匈奴人都很尊敬和喜爱他，单于为了软化张骞，把匈奴的女子嫁给他，并且生了孩子，但张骞并没有因为在匈奴成家而忘了自己的责任。
　　当张骞被关押起来以后，外面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在大将军卫青的带领下，由云中出发，一举收复河套地区，第一次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其次是大月氏开始南迁，大月氏曾与乌孙为敌。月氏强盛时曾打败乌孙。当月氏西迁后，乌孙在匈奴的支持下进攻月氏，大月氏无力抵抗，只好南迁至中亚大夏人活动的地区，即今阿姆河以南诸地。
　　匈奴人觉得张骞在营中已经生活了近十年，而且有了妻子和孩子，相信他彻底归服了匈奴，所以对张骞日渐放松了警惕。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监视有所放松，逃出匈奴大营，张骞并没有立即归汉，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自己曾带出了汉朝第一个访问西域使团。他又继续西行，终于到达西域，为了找到大月氏，张骞历尽千辛万苦。而大月氏人说什么也不想东归了。因此张骞惆怅地踏上了归汉的道路，途中经匈奴，又被俘，关押了一年。张骞趁单于死去造成的动乱才得以逃出。张骞终于回到了离别13年之久的长安城。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战略，但张骞却给汉武帝带回了西域各国的地理状况、部族分布、习俗、兵力等重要信息，所以张骞不但未受到处罚，反而加官晋爵，被升为太中大夫。由于张骞在匈奴营中和西域生活十几年，深知匈奴的活动范围和作战方式，因此大将军卫青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率10万大军北击匈奴，张骞从军。此次战役，大败匈奴，匈奴单于远逃，汉朝地域向北扩展了百余里，张骞立有大功，被封为“博望候”。张骞后来又一次出使西域，东归后被汉武帝封为大行，位列九卿，以作为对他一生功劳的肯定。汉元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和政治家因长年奔波，身劳心悴，于长安逝世，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德国人夏伦和俄国史学家都将张骞西行与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
　　二、远征费尔干那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率军数万，讨伐楼兰和车师，赵破奴获胜，扬威西域。西域各国受到极大的震动，心存恐惧，再也不敢轻视汉朝，纷纷和汉友好往来。但大宛以西的国家由于迫近匈奴，惧怕匈奴，认为汉朝远在千里之外，不向汉朝进贡。汉武帝听说大宛有汗血宝马，比乌孙马还要好，更增强了征服大宛的欲望，大宛远在今天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那盆地一带。在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巴克特里亚国时期，大宛都未被征服，而是一个独立国家。公元前104年，李广利率军6000西征，但由于沿途小国坚壁清野，补给不足，许多人死于半路，李广利只好率几百人返回。汉武帝大怒，不许他们进入敦煌。如果打不下大宛，汉朝将无法在西域立足。汉武帝下令赦免囚徒，征发品行不良的青年和边境骑兵，不到一年，便有六万多人入李广利帐下。汉武帝又征调了十万头牛，三万匹马，以及充足的粮食和武器装备，全国震动，人们互相转告着要奉命征伐大宛。汉武帝又征调18万兵进驻酒泉、张掖以北地区，并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以护卫酒泉，李广利踏上了二次西征之路。汉军铺天盖地的压过来，傲慢的各小国闻风丧胆，打开城门迎接汉军，主动拿出粮草供应军需。只有轮台不识时务，与汉军作对，闭门不开。李广利血洗轮台，其他小国见状，无不胆战心惊。三万汉军所向无敌，直抵大宛城下。汉军在城外打败大宛军，大宛王逃回城内，李广利包围了大宛城，连续攻城40天，大宛贵族杀掉大宛王向汉求和，并拿出粮草供应汉军，向汉军贡献马匹。汉得良马数十匹，中马三千匹，与大宛定了盟约。汉朝打败大宛，在西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国纷纷入朝。李广利班师时，各国派自己的子弟从军贡献方物，并留作人质。汉武帝派出十几批使者前往大宛以西各国，索求珍奇异物，并趁机宣扬汉朝征伐大宛的国威和德行，汉武帝通过战争，终于在该地区树立起高度的权威。
　　汉朝在征服大宛以后，又与匈奴展开了对车师的争夺。车师位于吐鲁番盆地，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早在汉初就臣服匈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必然成为汉匈争夺的焦点。自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首次攻下车师以来，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才最终占有车师。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围绕着车师，汉匈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争夺战。在第二次争夺过程中，起初楼兰王态度不稳定，傅介子奉命出发，很快到了楼兰王都。他此行的公开身份是汉朝赏赐西域诸国的特使，除了卫士，还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一开始，楼兰国王安归并未亲自接见傅介子一行，对它们比较冷淡。傅介子故作受了冷落而要离去的姿态，率随从离开王都西行。到达楼兰西部边界时，他对前来送行的楼兰国译员说：“皇帝派我以黄金锦缎遍赐西域名国，既然你们的国王不肯亲自来接受这些赏赐，我只好把它们送到其它国家去了。”说完还故意让译员看了所带的大量金币。译员立即向国王报告了此事，国王马上赶来见傅介子。傅介子设宴款待楼兰国王，在宴前还陈列着那些黄金丝绸。贪财的楼兰国王被美酒黄金弄的头昏眼花。傅介子说：“天子让我私下跟你谈点事。”楼兰王此刻已完全丧失了警惕性，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就屏退左右，随傅介子进入帐蓬中谈话。刚进帐蓬，两边埋伏好的武士就从背后行刺楼兰王，利刃穿胸，楼兰王立即毙命。楼兰王的亲信仆从得知其遇刺后大乱，傅介子镇定地大声宣布：“楼兰王安归对汉朝负有罪行，常受匈奴指使，拦杀汉朝派赴西域的使节，盗取大宛派赴汉朝的使节节印和献物。天子派我来处死有罪的楼兰王，并立在长安作待子（即人质）的前太子为新的国王，汉朝大兵压境，尔等若敢轻举妄动，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楼兰人被傅介子镇慑住了，乖乖地散了伙。于是傅介子持楼兰王安归的首级返回长安，受到汉昭帝的嘉奖。楼兰王的首级被悬于北阙，而傅介子则被封为义阳侯。汉朝势力又重新回到了西域。傅介子之所以仅凭几十个随从就慑服了一个国家，首先是由于他们的勇敢，他们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今天许多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更主要的是汉朝打击匈奴，使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
　　三、班超定远
　　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西域正式归属汉朝，一直维持到西汉灭亡、王莽建立新朝。东汉初，北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在东汉重通西域的斗争中，班超的贡献最大。班朝以前是一个文职小吏，他精研汉史，对西北的汉匈战史尤感兴趣。73年，大将窦固北击匈奴，班超毅然从军，被任命为假司马，从而开始了他长达三十一年的西域生涯。在这次战役中，班超率领一支偏师，进攻伊吾（哈密）一带，斩首很多。伊吾是北匈奴侵扰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汉军控制伊吾，揭开了汉匈争夺西域的序幕。窦固命班超出使西域，东汉帝国开始经营西域。
　　班超经营西域是从距离匈奴较远，匈奴控制较薄弱的南道诸国开始。南道东段的鄯善和中部的于阗号称南道两大国，控制了鄯善和于阗就可以控制南道、乃至整个西域的形势。班超到达鄯善，鄯善王非常热情，可不久却变得很冷淡，班固得知是匈奴使者到来的缘故。当时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很大，很多国家都成了匈奴的附庸。班超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马上带领十几名汉使，夜间冲进匈奴使者的营帐，把匈奴使者全部杀死，割下他们的头去见鄯善王，鄯善王非常恐惧，马上纳表称臣，归顺汉朝。这就是当时大汉儿女，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怕吗？那个令欧洲人恐怖的匈奴就是这样一次次被打败的，有多少两汉的优秀子孙战死在这千年古道，大漠的风沙可以掩埋他们的忠骨，而他们的英灵将永垂不朽！
　　鄯善归顺后，汉明帝擢升班超为司马，命其继续出使于阗。窦固愿多派大军，以壮声势，班超谢绝，只率三十六名骑士沿南道到达于阗。此时的于阗王广德，刚打败莎车，国势强盛，雄居南道，与匈奴关系密切，匈奴也遣使者常驻于阗镇抚。广德对班超等人的到来非常冷淡，并听信神巫的话，强索班超的坐骑，准备杀马祭神。班超假装答应，命神巫亲自来取马。神巫到达后，被班超杀死，班超将首级送给广德。广德大为惊恐，慑于班超在鄯善攻杀匈奴使者的显赫声威，广德马上杀掉了匈奴派来监视的使者，归顺汉朝。班超善言宽慰广德，厚赠财物，留居于阗镇抚。
　　南道诸国虽然归顺，但北道诸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下。龟兹王为匈奴所立，依靠匈奴，称雄北道，攻杀疏勒王，另立龟兹人为新的疏勒王。疏勒位于南北二道西端的结合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不控制疏勒，西行的道路仍然不通。74年春，班超率部下从于阗出发，从偏僻的小路进入疏勒境内，在距离王城九十里处停下来，派田虑一人前去劝降。疏勒王见田虑一人，毫无戒心，傲慢地拒绝投降。田虑乘其不备，突然将疏勒王劫持起来，左右卫士惊惧逃散，田虑挟疏勒王纵身上马，飞奔出城。班超见疏勒王被俘，立即率部进城，召集疏勒群臣，宣布其罪状，立已故的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疏勒人纷纷请求杀掉外来的疏勒王，班超认为杀掉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放了他以显示汉朝的恩德，于是将其放回龟兹。
　　在班超招降疏勒、南道被基本上打通的同年冬天，汉军又在西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窦固、耿秉率军攻破车师前后两国，重新控制北道东段。朝廷命陈睦为西域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兵于车师后国的金满城。关宠为己校尉，屯兵于车事前国柳中城。中断了六十年的西域与中原重新开通。匈奴不甘心，公元75年，北匈奴派兵两万进攻车师，耿恭将其击退。同年十月，焉耆、龟兹在匈奴的支持下，攻陷西域都护府，杀死陈睦和两千多汉军，柳中城也被攻陷。至此，汉朝在北道只剩下耿恭坚守的最后一个据点。车师这时也叛汉，与匈奴包围耿恭达数月之久，但不能攻破。公元76年春，汉章帝即位，派兵攻破车师，解救耿恭，耿恭部下只剩下二十六人。章帝于此役后再不愿用兵西域，于是罢除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命令班超回朝，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又告中断。
　　班超回到鄯善以后，违背皇命，重返疏勒，马上平定勒疏的叛乱。从78年到91年，班超利用大汉的声威，重用亲汉国家的兵力，经营西域，匈奴对西域各小国的统治是非常残暴的，而汉朝的赋税很轻，许多国家亲近汉朝。班超的行动最终得到朝廷同意，并派出数千军队协助班超。公元91年，东汉大将耿夔进攻北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匈奴西逃，班超统一西域的时机成熟，94年，班超统一整个西域，95年，被封为定远侯。
　　第四节 饮恨身毒
　　元光末年，为制服岭南越人和开辟通往西域的新通道，汉武帝一度将注意力集中到西南夷地区。汉时，在巴郡、蜀郡的西南外围地区，即今天贵州、云南、四川西部和南部一带，居住这几百个语言不通、习俗各异的小国，俗称西南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部的夜郎，夜郎的西南有滇国，滇的北部有邛都。武帝即位以后，秦时曾置于中央统治之下的西南夷，一直没有归顺朝廷，武帝很不高兴。此时，出使南越的唐蒙向汉武帝提出利用夜郎制服南越的建议，从而拉开了汉武帝经略西南的序幕。唐蒙早年出使南越，南越人拿出蜀地产的枸酱给唐蒙吃，唐蒙非常好奇。越人说，从西北方的北盘江运来的，该江从番禺近旁流过。回到长安后，唐蒙问蜀地商人，商人指出蜀人将此特产卖给夜郎，夜郎是靠近北盘江的一个小国。唐蒙立即认识到可以利用夜郎沿北盘江进攻南越，汉武帝闻言大喜，决定开发西南。公元前130年，汉朝在夜郎附近设立犍为郡。两年后，汉朝由于大修朔方城，无力顾及西南，西南开拓没有多大进展。
　　张骞通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讲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张骞在中亚的大夏国看到了蜀地产的竹子和布匹，他从当地人口里得知，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运过来的，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大夏距汉一万二千里，在汉西南，张骞大胆推测，从四川向西南即可到达身毒，而且距离不会很远，然后就可以开辟第二条通向西域的道路，身毒即今印度。汉武帝大喜，命张骞主持开通通往西域的第二条道路。元狩二年（公元前122年），张骞派人沿着蜀郡、犍为郡四道并出，寻找身毒。各路使臣走出一二千里以后纷纷受阻，无功而返。特别是昆明一带，部落林立，没有统一政权，盗匪众多。再加上他们怀疑汉使探路的用心，经常劫杀汉使，几批汉使无一通过其地。这次探险虽然没有成功，但汉使第一次到达滇国，受到滇王的热情款待。汉使回到长安后，认为应该争取滇国内附，由于汉使阻于昆明，汉武帝决定讨伐。
　　公元前112年，南越吕嘉叛乱，且兰国不服从汉军调拨，趁机反叛。汉武帝派中郎将郭昌、卫广率领本应攻打南越的由巴蜀罪犯组成的八校尉军队前去平定叛乱。汉军击败了且兰，诛杀其首领，各国震恐。郭昌又趁机杀掉了两个反叛小国的首领，夜郎等国全部归顺，只有滇国还在玩抗。汉武帝派人出使滇国，拿汉朝打败南越和剿灭西南夷的兵威劝滇王入朝。但滇王自以为人多势众，有好几万军队，特别是东北方有两个与之同姓的小国劳深和靡莫，之间经常相互支持，不肯屈从汉朝的压力。劳深和靡莫两国经常侵袭汉朝在西南的使者和官吏，汉武帝决定大张鞑伐。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命郭昌和卫广征调巴蜀军队，灭掉了劳深和靡莫。随后大军兵临滇国边境，滇王只好举国投降。西南夷大都内附，武帝在此设了七个郡。
　　汉朝开拓西南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征服身毒，打通通往西域的第二条道路。但由于横断山区地形非常复杂，特别是汉朝打败了匈奴，取得河西走廊，直接进入中亚，西南通道没有打通。但张骞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汉武帝随后进行的军事讨伐更体观了我们祖先经略亚洲大陆的伟大魄力，以后在大西南，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均没有打通印度洋。
　　第五节 汉风渡海
　　帝国不仅打败了匈奴，而且在东北、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均有开拓。公元前109年，汉灭朝鲜卫氏政权，于辽东设乐浪（郡治今朝鲜平壤）、临屯、真番、玄菟（均在朝鲜境）四郡。汉朝南部势力最远到达越南中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南越地区在秦时归中央直辖，秦末，南越龙州县令——原赵人赵陀，自立为王，占据桂林、南海、象三个郡，主要在今天两广地区。公元前104年，赵陀建南越国，自立南越武王，都城番禺（广州），赵陀对边疆的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南越建立以后，赵陀多次发兵，希望吞并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国家瓯雒国，赵陀的军队攻打到游仙山（越南仙山）和武宁（越南桂武）地区，但被击溃。赵陀采取各种策略，获取了瓯雒国的情况，经过充分准备，于公元前179年，灭瓯雒国。瓯雒国国王安阳王战败，跳海自尽。赵陀占领瓯雒国后，将其领土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越南北部），九真（越南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大大扩展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范围。汉朝初年，无力统一岭南，汉朝册封赵陀为南越王，使之成为汉朝的藩属国。但南越经常中断与中原的往来，独立发展。汉武帝早有将南越纳入版图的打算，只是匈奴一时非常强大，无力南顾。当汉匈战争基本结束后，汉武帝将目光转向了南越。
　　公元前112年，南越吕嘉叛乱，反对内属汉朝。先前的国王同意内属，汉朝向南越派了两千军队。两千汉军与叛乱者激战，全军覆没。武帝怒不可遏，誓灭南越。公元前111年秋，汉军五路讨伐南越：路博德为伏坡将军，率军从贵阳沿湟水进发。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军自豫章沿贞水进发。这两路军为主力，其他各军配合，直捣番禺。各军士卒均由囚犯组成，并调集江淮以南地区十万士卒乘船出发。又令南越降将何遗为第五路军，率巴蜀囚犯及夜郎兵取道西江，各路军汇合于番禺城下。公元前111年冬，汉军攻下番禺，经历五世九十三年的南越国灭亡。汉武帝在其地设立了九个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中南部，日南郡最远。直到汉献帝的时候，日南郡最南端的象林县功曹区氏杀县令，独立称王，建立林邑国，由此失一县之地。三国时期，今越南中南部的林邑国不断向北扩张，夺取了日南郡五县之地。南北朝末，日南郡全部丧失。
　　秦末，燕人卫满灭箕子朝鲜，建立卫氏朝鲜，方圆数千里。汉朝建立以后，卫氏朝鲜为汉藩属。卫满死后，传位其子，再传位其孙卫右渠，卫氏朝鲜招降汉朝的逃亡人员越来越多。卫右渠从未朝见汉武帝，武帝不悦。更不能容忍的是，真番附近的许多小国君想朝见汉武帝，竟受卫右渠的无理阻挠。武帝派使节去朝鲜，责难右渠为何不朝见天子，右渠根本就不听，武帝决定东征朝鲜。公元前109年，汉朝兵分两路，楼船将军杨仆率兵五万，从齐地出发，渡过渤海，由水路进攻。左将军荀彘出辽东郡，从陆路进攻。公元前108年夏，汉军开进王险城——卫氏朝鲜的都城，朝鲜被平定。武帝于其地设乐浪郡（平壤南）、临屯郡（咸镜道北）、玄菟郡（郡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真番郡，遏止了匈奴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帝国的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朝鲜终于成为大汉东部的疆土。
　　在朝鲜半岛东南、会稽郡东冶以东的大海中，有被汉朝称为倭奴的百余个岛国，其中大倭王居住在邪马台。汉武帝征服朝鲜后，又派船队出海，同诸多倭国交往，有三十余国同西汉通使。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王派使者进贡，愿意称大夫。光武帝接见了使者，并颁发了象征汉朝诸侯王权力的印章和绶带。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奴国王帅升亲率使团朝见安帝，并献牲口160人。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了一枚金印，印文为“汉倭奴国王”，这证明倭奴国曾为汉朝的附属国。
　　第六节 帝国铁甲
　　一、战马嘶鸣
　　为了打败匈奴，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汉朝非常重视养马。《后汉书 马援传》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为六畜之首，其使用范围比其它更为广泛，不仅经济功能，而且有重大的军事价值。西汉初年，马匹非常缺乏。西汉建立不久便在沿边郡县大力发展官营牧场，这种牧场在当时叫做牧师苑。沿边郡县（西北、华北、西南）有大片的草场。据《汉旧议》统计，汉代沿边郡县有牧师苑“三十六处，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与此同时，汉政府还在内地郡县建立官营马厩，由官府统辖，并建立一批养马场，招募人养马、驯马。仅在京城长安就有所谓的“天子六厩”，六厩规模都很大，均达到“马皆万匹”的水平。汉政府也鼓励民间养马，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如民人养马，可部分地代替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支出，养马达到一定规模，官府还可提供相应的牧区和草场，减免赋税的额度也会相应增加。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社会经济全面繁荣，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马匹大量繁殖和种群质量的提高。汉武帝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民间养马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盐铁率 西域篇》记载：“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汉朝十分重视马匹育种技术的使用，以更多地保留良马，繁殖和培育优良马匹。北方草原的蒙古马品种优良，形体虽然不是很高大，但十分强壮，耐力极强，奔跑速度极快，非中原一般马匹可比。汉政府有计划地引进这些优良马种，使中原地带马的质量大为改观。汉朝还从西北引进优良的乌孙马和大宛马。汉武帝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马而派李广利征大宛。当时马的重要性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由此产生了专门相马的人物。到了东汉末年依然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免”的说法。
　　汉军每次出塞，均以骑兵制胜。前127年，卫青率大军自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沿黄河北岸西进至高阙、陇西，击败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白羊王部和楼烦王部，获畜产马牛羊百余万头，汉军复得秦时的河南地，设朔方、五原两郡。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10余万骑，对匈奴大举反攻。汉军深入匈奴居地六七百里，俘15000人、畜产上百万头。次年，卫青再率六将军10余万骑从定襄（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出发，单于庭被迫移居漠北。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于河西大败匈奴，断匈奴右臂。公元前119年，汉匈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分道深入漠北，单于庭被包围，单于自率百余骑远遁，卫青军追至窴颜山赵信城（蒙古杭爱山南），烧城而还。霍去病越大漠，临翰海，封狼居胥山（蒙古乌兰巴托东）而还。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亲率十二部汉军将士北巡，登单于台，勒兵18万骑，威震匈奴。
[8]第四章 秦汉帝国（下）
二、溅血弓刀
　　汉朝之所以所向无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生产技术远高于四周，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汉朝拥有铁制兵器，而这在当时是汉朝的特产，因此汉军的战斗力非常强。汉元帝时冯世宽比较汉羌兵力说：按兵法，出兵击敌，兵数加倍，力量才能相当。不过羌人刀不尖利，四万汉兵一个月便可击败三万羌兵。汉成帝时陈汤比较汉胡兵力说：胡人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五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近来颇得汉人铸铁法，还是三个胡兵抵得一个汉兵。西汉
　　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匈奴和西域的贸易非常谨慎，法律用死刑禁止铁器、兵器、铜钱出境。就是为了防止匈奴改制兵器。铁器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发明，铁器和勇武精神相结合才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根源。绝对不是那些导致我们衰落了一千多年而愈加怯懦腐败的礼乐诗书，只有能够富国强兵的思想和技艺才是最重要的。
　　汉军对匈奴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弩，《武经七书讲义》中指出，弩是对付骑兵最有效的武器。自夏商以来，中原人就发明了弩。弩由弓发展而来，但增加了发射用的发射机，即增加了延时装置，拉弦后可用弩机牙扣住，将动能蓄为势能，待机扣悬刀（扳机）即可发射。弩的第二个优点是有瞄准器，即“望山”。有了规定发射方向的箭槽，可提高命中精度。第三个优点是可用脚、机械力张弦，提高射程。战国时，韩国即以弩著称，可射800米。而秦国的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弓的射程最远只有300米，有效杀伤力150米，而最强的弩如秦弩射程可达一千米。现代步枪的射程是1500米，弩是古代兵器中最远的远射武器。春秋末期，弩已经装备军队。大规模集中使用，组成专业部队，则是战国的事情。公元前314年，齐魏马陵之战时，齐军在马陵道两侧埋伏了一万多名弩兵，当魏军赶到时，万弩齐发，大败魏军。赵国的李牧，曾以十万弩兵，五万步兵，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骑兵，依托长城，全歼匈奴骑兵十万，使匈奴十余年不敢近赵边。
　　西汉的晁错分析道，用弩对付骑兵有三个优点：一是射程远，在匈奴骑兵射程之外，可以先行射杀。二是可以穿透革甲木盾。三是与步兵、骑兵、车兵组成合成军阵，互相配合，使习惯于各自为战的匈奴骑兵难以抵挡。汉代在秦代的基础上，对弩进行了重大改进，主要表现在弩机上。一是有了铜部，可以提高弩的初速度。二是望山高度增加并有了分度线，类似近代步枪标尺的分划。在空气阻力和地心吸引力的影响下，弩箭在空气中飞行的轨迹，和一切空气中的弹道相同，成抛物线状。在弩的射程较近时，可以不计偏差。但当射程较远时，必须掌握准确的射角，才能命中目标，分度线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出现。刻度的出现，说明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就已经懂得物体自然下落的规律，知道弩箭在空气中是以抛物线的轨道飞行的，并掌握了射程与射角的关系，这在射击学和物理学上都是一大成就。汉代的单人弩，除“臂张”、“蹶张”外，还出现了“腰引弓”。弩手坐于地上，两足向前蹬弓，用系于腰间的拴钩拉弦上牙，这种弩的射程更远。弩虽然射程远，杀伤力强，命中率高，但不如弓轻便。为了避免弩的缺点，在秦朝就发明了轮番射法。即射手分成三排，则可连续发射。这种轮番迭射的战术，直到近代后堂步枪出现之后，欧洲人才使用。公元前99年，李陵以步兵五千被匈奴三万骑兵包围，李陵以大车为营，当匈奴冲击时，汉军千弩齐发，匈奴兵应弦而倒，匈奴骑兵败退，汉军追杀，杀数千人。匈奴骑兵后又增加至八万，汉军被迫撤退。途中多次战斗，均获胜利，并曾发连弩，使单于逃走。转战十几天，直到弩箭全部用完为匈奴所败。虽然此次汉军最终失败，但以绝对劣势对付绝对优势，首战告捷。撤退途中，多次击败追击的敌人，直到箭尽援绝才失败，足见弩对付骑兵的重要性。
　　第七节 尚武风潮
　　秦汉士人在生活理念上恪守并坚持奉行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汉人对气节的理解不是虚幻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以触及的真实精神，这就是对正义、信念、道德、情操、自尊、自重、自强、刚毅、果敢等精神品质的物质再现。司马迁在《史记 游侠列传序》中说：“赴土之厄困，既已存之生死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不仅游侠如此，士也是实样。
　　信陵君无忌屈尊对待候赢，当信陵君北上救赵时，为报信陵君知遇之恩，候赢北向自刎。荆轲为刺杀秦王，要樊无其的首级，为了能报仇，樊无其很快就拔剑自刎，让荆轲把头拿去。秦汉时人们为了名节、大义，以身赴死的事例不胜枚举。汉朝自进入对匈奴的战略反攻阶段，士民斗志空前高涨，“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公元前119年，汉匈大决战时，汉发军十万骑，而争先恐后的志愿骑士有十四万，配合大军。虽然有时他们非常任性，不合法制，但这就是中华的先祖，正是他们的强悍尚武，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发展，延续至今。
　　秦汉全民皆兵的体制也保证了汉军的不断胜利。在册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秦朝二十岁开始，西汉中期改为二十三岁。法定服役为两年，两年后，每个成年男子还要随时准备应征入伍，参加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得抗拒。正式服役第一年在本郡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由于地区不同，训练的内容也不同。西北与北部边境地区，人们崇尚武力、骑射，半农半牧或以牧为主，并且处于与游牧族群直接对抗的前沿，训练内容以骑战技术为主，其正卒多为骑士。内地平原、山地、丘陵地区，以农为主，因地形便利，训练内容以步战、车战、射技为主，故多出材官（步兵）车士。江淮及沿海河湖众多，民多习船，训练内容以水战技艺为主，兼习步战技术，故多出楼船士。从西汉根据不同地区而设立的不同兵种，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自产生之日起就兼有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予一身的特点，只是农耕文明的比重大了一点。秦汉正卒训练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能驾车，骑士技艺不佳，不仅本人受罚，督训官吏也要受罚。但刘秀建立东汉后，下令罢“骑士、车士、楼船”，成年男子的兵役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开始实行募兵制。这种政策贻害无穷，是导致东汉军事力量衰落的原因之一，东汉最强盛时也没有超出西汉的版图。
　　为了激励人们的勇武精神，伟大的国家一定会颁布明确有效的军功制度。中国的军功爵制起源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中国后已经非常完备。西汉时，军功爵制与秦朝稍有不同，但没有废除。从汉高祖到汉武帝，17位丞相都是将军出身，军人的地位得到巩固。汉元帝以后，重用儒生为丞相，军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由崇尚军功到崇尚使人懦弱的儒术。东汉时，军功爵制彻底废除，人们的铮铮铁骨逐渐被软化。
　　第八节 腐儒乱国
　　汉武帝用兵四十多年，虽然取得辉煌的胜利，但也导致了“海内空虚”，社会矛盾尖锐。在他逝世前三年，下罪己诏，渴望与民休息，社会开始稳定下来，汉朝转危为安。汉武帝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大规模的开疆拓土，更在于他晚年保持着极为清醒的头脑，作真正的“自我批评”。从这一方面看，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等少数几位可以称得上伟人，伟人的伟大就在于他的谦虚和求实，而不是刚愎自用，到死仍然执迷不悟。汉武帝和唐太宗进行的是拓边战争，而以后的人们基本进行的是内战，不可同日而语。汉昭帝即位以后，复行汉初的无为政治，与民休息。汉宣帝通达黄老刑名之学，整顿吏治，考核实效，农业又成兴盛气象。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降汉，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峰。
　　儒学从宋朝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准则，对维系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但应该注意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早就形成了，而这个族群形成的时候与儒学并没有直接关系。宋朝以后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成为至尊，华夏族群彻底丧失了祖先开疆拓土的雄心和勇气，致使一败再败，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华夏族群衰落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中，没有灭亡只是由于人多势众。儒家思想在中国没有占据至尊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威镇四方，人人勇赴战场，为国捐躯，“汉奸”一词在唐朝以前是不存在的。有人说，汉武帝不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汉武帝只不过把汉朝前期的黄老无为思想转变成儒家学说装饰的多欲政治，并不是纯儒学，儒学不能用来全面治国。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中国史纲》中说：“汉武帝推崇儒家，但他却不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董仲舒应举后，即出为江都相，终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学阿世’的伪儒公孙弘，而是‘以峻文决理著’、‘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括能手桑弘羊、孔仅等。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影响甚小。儒家说：‘远人不来，则修文德以来之’，他却倾全国的力量去开边，他对匈奴的积极政策，董仲舒曾婉谏过。儒家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他的朝廷却‘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输、平准、盐铁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谓‘与民争利’，违反‘天理’的。”董仲舒所谓的不与民争利就是要国家不要压制地主豪强，任由他们膨胀。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前期强盛的高峰，但面对这样辉煌的战绩，犬儒们在汉武帝在世的时候，就对汉武帝的大政方针非常不满。朝野对时政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汉武帝去世后，这种分歧在汉宣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全面爆发了。在经济方面，犬儒们主张废除盐铁官营，汉武帝时，为了保证反击匈奴战争的顺利进行，任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改变西汉初期盐铁任由民间经营的做法，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设立盐官和铁官，统一经营盐铁。对于犬儒的这一主张，桑弘羊坚决反对，认为盐铁官营扩大了财源，堵塞了豪强大家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在军事国防方面，腐儒们把汉匈战争的爆发曲解为汉武帝好大喜功、开地拓边的结果，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防。对于汉朝军民即将赢得的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战争，犬儒们却认为是亡十获一，“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间，民不能自守”。犬儒们无视历史事实，造言战前汉无匈奴南下扩张之患，诸夷纳贡，一片升平和乐景象，汉军反击匈奴的战争谈不上自卫性和正义性。他们诋毁桑弘羊执政十余年，低估了匈奴实力，建议武帝用兵西域，得不偿失。汉武帝又因张骞夸谈大宛天马的原因，才兴师伐大宛，这更是“万里攻人之国”的不义战争。因此腐儒们要求执政者去武行文、废力尚德，“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那些败类甚至欲将秦汉帝国四海之地限定为：“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整个是要搞试验田了，实在是为华夏族群设计了再好不过坟墓!
　　针对犬儒们的指责，执政官员阐述了政府相关的军政方略及史实真相：汉兴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屈辱的和亲政策助长了匈奴贪欲及其南侵的野心，以致汉文帝时烽火通甘泉，和亲之约无世不订，但匈奴背信弃义，“百约百叛”，和亲政策根本不能阻止匈奴南侵。因此汉军对匈奴的反击，具有进步性和正义性。早在秦统一以前，燕、赵“尚犹却寇虏以广地”，武帝之世，国力强盛，对匈奴进行战略反击是由当时客观形势和帝国长远利益决定的，必须如此，“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此长患”。
　　关于西域用兵问题，桑弘羊指出，西汉前期，匈奴势力扩张，西夷大宛、康居，南与群羌通，汉武帝派遣汉军占领河西，才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西域诸国纷纷反抗匈奴，这是折断匈奴右翼势力的决定性胜利，有利于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至于汉军攻伐大宛，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大宛在匈奴的挑唆下发起排汉活动，“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通过这次战争，匈奴远逃，西域诸国纷纷要求内附。如果帝国稍微有所疏忽，“是弃于胡而资强敌也”，那将使即将成功的千秋大业毁于一旦。在盐铁会议上，除了停止酒类专卖，其他一切政策继续进行，腐儒的想法没有得逞，汉宣帝继续汉武帝时的军政方针，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成就了“汉宣中兴”。
　　汉宣帝以后，统治思想变成了纯儒学，所谓的纯儒学就是依据孔子所传，在周天子统治下承认封建割据合法性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宽厚温柔的《诗学》最为盛行，皇帝不懂刑名法术之学，就无法驾驭群臣，只能导致中央集权的削弱，中央能够集权，就能够驾驭地方，国家就不致分裂、混乱，所以中央集权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是非常积极的。汉宣帝教训汉元帝说：我们汉家的制度，一向杂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学习西周政治学纯儒呢！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汉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以重任，又使通一经者可以免除赋税，腐儒地位迅速提高，但帝国的吏治和社会风尚则每况愈下。他们的为官之道是：“多受禄赐，美食大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腐儒们懒于奉法行事，随着儒学的兴盛，法治思想日益衰弛，帝国逐渐衰落。
　　第九节 胡汉一家
　　一、朝纲紊乱
　　汉朝实行察举制度，本来是选举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请托舞弊已经非常严重，察举制度也完全失去其始创的本意，加之那时人们读书的机会非常少，当时书籍都是用竹帛书写的，很少用纸张，更没有印刷术。印刷术自唐宋时才开始，因此抄一本书费用就很大，读书受到很大的限制。当时一个读书的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的家庭，同时也就有钱有势。谁若是做了某个郡的太守，各地经他荐举的便都是他的门生故吏，如在政治上得意了，少不了对原来荐举他的人报些私恩。汉代的选举制度是分名额的，于是每郡有限的几个名额便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这样就造成了以后的世族门第，也就是魏晋时期的士族。加之西汉后期实行纯儒政治，朝纲不振，而士族是极端腐朽的，这样汉族群就开始慢慢地衰落了。东汉虽然继续对外扩展，但由于朝纲不振，宦官、外戚、士族纷争不休，东汉就这样内耗殆尽，结果引起了天下大乱。
　　东汉末年，经过汉朝的长期打击，北匈奴日渐衰落。漠北草原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强大的族群——鲜卑，鲜卑吞并了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占领了北匈奴故地。势力强大之后，鲜卑又重蹈匈奴的覆辙，将目标对准了富庶的中原。156年，鲜卑进攻辽东郡被击退。后来他们又进攻归顺汉朝的南匈奴，没有赚到便宜。后来他们一度与南匈奴达成协议，共同进攻陕西、甘肃的东汉边境，但他们在强大的东汉军队面前退缩了。公元220年，当汉朝在内战中灭亡后，国家大乱，但北方的游牧部落没有趁机南下，逐鹿中原。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汉朝三百多年对北方草原的沉重打击，游牧部落或是心怀恐惧，或是虚弱不堪，仍然敬畏地注视着中原发生的一切。尽管三国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内战，但是西域诸国依然忠于三国之首的魏国。晋国取代魏国，统一中原后，西域诸国又忠于西晋。279年，鲜卑人进攻凉州附近的甘肃边境，被西晋大将马隆击退。
　　如《草原帝国》的作者勒内 格鲁塞所说，“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占据其位置的鲜卑人已经表明他们无力恢复对中原边境的攻击。当中原似乎不再受到草原威胁的时候，4世纪的蛮族大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内似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这次入侵不是由于蛮族之地的骚乱而引发的，也不是由于某个阿提拉（威振欧洲的匈奴领袖）的行动而引起的，仅仅是由于中原力量的衰落而引起的，中原的衰落像一根真空管，把当时驻扎在西晋边境，作为西晋盟邦的蛮族吸入中原。”
　　二、中流砥柱
　　在大乱中，一些杰出的人物试图挽救帝国的衰落，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曹操。当董卓为乱的时候，他募兵数千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董大军，袁绍等人共有兵十几万，谁也不敢跟董卓作战，只有曹操带领几千人单独进攻，虽然大败，但却证明曹操的胆略和气魄是非凡的。曹操重视农业，提倡节俭，严禁厚葬和淫祀，实行法家政治，建立起国家的法纪。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保证了农业生产的进行，黄河流域遭到破坏的经济在曹操的统治之下逐步恢复。
　　曹操在疆土方面最大的功绩就是北征乌桓。乌桓是当时东北一个比较强大的族群，部分已经居住在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不断参与汉族群军阀的斗争。汉族群军阀竭力争取乌桓帮助自己攻击敌人。一些汉人逃入乌桓境内，为乌桓运筹谋划。乌桓曾趁天下大乱，攻破幽州，掠有汉民十余万户。205年，袁绍次子袁尚被曹操击败后，胁迫幽冀军民十余万投奔乌桓，企图借乌桓力量夺回冀州。曹操为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安定东北，解除南下、西进的后顾之忧，遂决定北征乌桓。207年，曹操亲统大军北征，乌桓全军崩溃，首领被杀，乌桓及汉民先后降者二十余万。一些乌桓贵族逃到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同年十月，代郡行单于曹富卢、上郡行单于那楼率各王谒曹操于易水，北方尽服。曹迁三郡乌桓于幽并二州一带，选其壮健者为骑兵，参加征战。这不仅增强了曹魏的军事力量，也促进了汉与乌桓融合的过程。曹操及其继位者对乌桓还是采取伐叛柔服、恩威并施的方针。218年，上郡及代郡乌桓叛，曹讨之。以后乌桓融于鲜卑，又随鲜卑融于汉。
　　东汉以来，南匈奴内附，曹操将入居并州的二十余万匈奴分为五部，每部派汉人司马进行监督。这使南匈奴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匈奴原来部落组织逐渐解体，部落酋长对部民的直接统治，逐渐变为曹魏对部民的直接统治，南匈奴的部众逐渐变为政府的“编民”，要缴纳赋税，经常被征调守塞、保边，甚至参加征战。有的部落民沦为豪族的田客或奴婢。222年，曹操的继承者平定河西走廊，后在楼兰设西域长史府，对西域广大地区行使有效管辖。
　　为了打破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曹操试图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微贱人来冲淡士族的势力，减轻取代汉朝的阻力。但士族势力依然很大，曹操只好决心做“周文王”了。曹丕行九品官人法，取得士族的拥护顺利代汉。曹丕在洛阳建都，在汉宫的基础上兴修宫殿。魏明帝大造宫殿园囿，掠夺民间美女，荒淫无度，从此库藏空竭，百姓怨苦，曹氏政权进入衰落期。继起的司马氏政权不是不腐朽，而是不敢过度腐化，中原地区的经济逐步发展，加上汉、吴统治集团衰落不堪，到晋武帝时中国又重新统一。晋朝代魏又对士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士族的势力更大了。司马昭死后，晋武帝不听群臣苦劝，要仿照儒生坚持行三年丧礼。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士族。西晋门阀士族坐享各种特权，不思进取，安于现状，追求享乐，士族以世代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经做过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护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人类具有的所有恶习如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的最为充分。陈寅恪先生说，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司马氏是地方豪族，儒家信徒。曹魏则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曹操厉行节俭，儒家豪族崇尚奢侈，曹操唯才是举，希望摧毁儒家豪族的精神堡垒，重法术，司马氏重门第。这样汉族群上层彻底衰落了。随着北方游牧族群内迁，族群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陷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混乱，直到隋朝统一。
　　西南的蜀国在疆土方面也有重大贡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提出“西和诸戎，南抚百越”的方针。当时的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一带称南中，居住着许多部族，统称“西南夷”，内部出现豪强大族。刘备曾设置都督府对他们进行控制，但夷陵战败后，南中豪酋与东吴勾结叛乱，对蜀国的后方形成严重威胁。经过一年的准备，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很快渡过金沙江，进入不毛之地，对西南夷进行全面的军事政治攻势。诸葛亮恩威并举，对豪酋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服，这样初步控制了南中，巩固了秦以来在西南的疆域。
　　即使占据东南的吴国，活力依然不减。孙权平定了九真、交趾的多次叛乱，牢牢地控制着九真、交趾、日南三郡。吴以水军立国，有船五千余艘，水军主力在长江，但航海规模也很大。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兵士的舰队到达夷州（今台湾岛），掳得夷州人数千。233年，将军贺达率兵到达辽东。239年，将军聂友率军击辽东，掳得大量男女。
　　三、羌胡归汉
　　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汉族群遭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冲击，北方的汉族群直接面临其他族群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冲击不但没有消灭汉族群，反而为汉族群的再一次强盛蓄积了力量。汉族群并没有全部沦陷，东晋南朝成了所有汉族群的归向和留在北方汉民反抗其他族群压迫的精神寄托，淝水之战后，其他族群对东晋南朝的存在也有所顾忌，即使他们一时建立了国家，对汉族群并没有完全的征服感而仰慕汉文化，尊敬汉族群上层分子并为己所用。首先反晋的匈奴贵族刘渊就是一例，它不只希望恢复自己统领部民的特权，他认为以匈奴单于的名号反晋得不到汉民及其他族群的支持。而汉朝历时四百年，自己姓刘，在名义上还是刘氏的外甥，理应以复兴汉室为号召，以招揽人心。因此称自己的政权为汉，自称汉王，追尊汉高祖、汉光武帝、及三国蜀汉刘禅等人，按汉朝制度建立起政权。
　　对于族群起源的同一性也是汉族群与其他族群融合的原因。其他族群与汉族群融合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进入北方的族群不是一个，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众多的族群，这些族群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当一个族群建立政权自称国人而压迫其他族群时，汉族群与其他被压迫族群就有了更多的一致性，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建立的政权更替是非常频繁的，这样汉族群与所有族群的接触面就更广了，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其他族群同归于汉而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汉族群本身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就是汉族群的血统发生了变化，其他族群不能用少数来表述，当时的关中地区人口百万，而氐、羌两族群就占到了一半，其他地区也低不到哪里去。当汉族群第一次衰落的时候，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进入中原，给汉族群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适时去掉了汉族群的腐朽堕落气息，拯救了汉族群，使汉族群再一次以隋唐盛世的姿态震惊了世界。元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感慨到：“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子孙十居其六，民族之辨，果何益哉？”从姓氏来源看，隋唐时的重要人物固然多是鲜卑人，从文化水准看，他们已是优越的汉族群，实际上再也没有必要辨别他们的族群。
　　唐朝灭亡后汉族群再一次衰落了，而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相继南下的蒙古和满洲彻底征服了汉族群，虽然不同程度接受了汉文化，但都注意保持本族群的特色，所以汉族群一直衰落至今，尽管今天的物质力量超出了几十万倍，但精神却一直萎缩，以至于影响到全体中国人的形象。汉族群第二次衰落以后，尽管有女真、契丹大批南下，金朝灭亡后被统称汉人，加之元朝武风的熏陶，明朝前期表现出了唐朝灭亡后少有的开拓气息，元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力是罕见的，一部分红巾军竟然跨过鸭绿江，攻入朝鲜打击元朝势力。明成祖时北征蒙古，南并越南，东北统辖整个黑龙江流域，一时国威大振。但是由于没有找到自己衰落的根本原因，以四书五经为范围的科举制所形成的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使刚刚有所好转的病情又迅速恶化了，终为满洲所灭。
[9]第五章 隋唐帝国（上）
第五章 隋唐帝国
　　两汉曾经建立了北包大漠、南抵越南中南部、东括朝鲜半岛北部、西到帕米尔以西费尔干纳盆地的庞大帝国，隋唐的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自己是两汉的继承者，大汉的武功激励着他们奋发图强、开边拓土的雄心绝不衰弱。
　　第一节 大隋帝国
　　秦隋两朝虽然为时短暂，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隋朝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张鞑伐，使中华国威远播四方，留下永久的荣耀和辉煌。
　　一、南征占婆
　　两汉时期，交州是帝国的南疆，即包括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三国中的吴、西晋、东晋、依然控制着交州，但南朝的几个朝代却无力控制交州。6世纪初，一个拥有汉、越血统的人割据交州，称王。602年，隋文帝派久经战阵的将军刘方收复了交州。在交州的南方，有一个占婆国，由汉末的林邑国发展而来，以后称占城，位于今越南南部，都城在今舰港以南，它早已中断了与南朝陈朝的朝贡关系。595年，占婆国王小心翼翼的向文帝进献方物。当时隋朝人传说，占婆国多珍奇异宝，取之不尽，隋文帝派刘方率领水陆大军进攻占婆国。占婆国王梵志部署巨象作战，但不敌隋军，都城被攻陷，隋军掠走了占婆王室列祖列宗的金牌位。在凯旋途中，隋军遇到了一次瘟疫，包括刘方在内的大批官军丧生。隋朝占领了占婆北部大片领土，但为时短暂。梵志不久重新执政，马上遣使入朝谢罪，朝贡不绝。隋文帝打算直接统治占婆的努力失败了，聊以自慰的就是掠取的占婆祖宗牌位，几箱佛经，和一批被俘的乐师。为了恢复两汉的势力，炀帝于大业元年一举灭了占婆国，于其地设置比景、林邑、海阴三郡，前两郡在日南郡旧地，海阴郡在日南郡以南，只是为时太短，仅维持数月，得而复失。
　　二、北败突厥
　　隋朝统一全国后，经过隋文帝二十多年励精图治，国势一时非常强盛。与此同时隋朝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北朝后期，突厥灭柔然之后成为北方游牧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北周与北齐对立，各送重赂求突厥援助。隋文帝即位，不再送给突厥礼物。隋文帝下令修整长城，加强北部边防。北周公主嫁给突厥时，送亲副使长孙晟曾深入突厥考察了山川形势，以及各部落强弱。他向隋文帝建议，应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隋文帝采纳。命他为车骑将军，携带大量财物联络东北的契丹等族，并离间突厥各部落。这样，突厥各部互相猜忌。随后突厥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漫长的战线上对隋朝进行骚扰。开皇二年，沙钵略可汗率本部骑兵十余万及所属四可汗之兵，共四十余万大举南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掠夺人畜，百无一留。第二年，隋文帝命杨爽为行军元帅，率兵分八路反击突厥。杨爽出朔州，大破沙钵略军，窦荣定军出凉州，击败阿波军。突厥败走，接着发生了内乱，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被隋朝打败，又连遭西突厥的攻击，两面受敌，形势危急。不得已于开皇四年（584年）向隋朝请求“和亲”，让他的妻子原北周公主给隋文帝上书，申请改姓杨，求隋文帝认她做女儿。隋文帝答应，封她为大义公主，这个封号含有大义灭亲的意思。隋文帝取代了北周，公主曾请求沙钵略可汗为报杀父之仇出兵伐隋。兵败后，不得已认仇敌隋文帝为父。585年秋七月，突厥沙钵略可汗西面遭到达头可汗重兵攻击，东面受到契丹进逼的威胁，向隋朝告急，请求将部落迁到大漠以南。隋文帝同意，派统辖北边的晋王杨广领兵前往接应，并送去大批粮食和衣服，赐予沙钵略隋朝仪仗。沙钵略依仗隋朝的支持，打败了阿波可汗。这时，北方的阿拔部落趁沙钵略可汗后方空虚，偷袭其大本营，抢走了沙钵略的妻子和儿女。隋军进击阿拔部落，为沙钵略夺回了所有的家属和财产。沙钵略非常感激，向隋文帝表示，永远臣服隋朝，并派第七子进京送表。此后，沙钵略年年进贡不绝。沙钵略死后，东突厥出现了几股势力争夺汗位，隋朝的方针就是支持弱小的势力，打击强大的势力，不使东突厥统一，隋始终掌握着对突厥的主动权。
　　隋朝扶植的最后一个突厥可汗是启民可汗。隋炀帝继位以后，继续厚待启民可汗，启民也竭诚相报。大业元年（605年）秋，契丹侵扰营州（辽宁朝阳），隋炀帝任命通事韦云起领突厥兵出征。启民可汗派出两万骑兵交于韦云起指挥。韦云起偷袭成功，俘获契丹四万人，隋与突厥平分了战利品。615年突厥叛隋，这时的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隋朝无力抵御突厥的进攻，从此边境一再告急。
　　三、西灭吐谷浑
　　鲜卑人的后裔在青海地区建国吐谷浑，北周末年，周太子曾率大军征讨吐谷浑，到达其腹地伏俟城，吐谷浑元气大伤。北周政权衰微，无力经营青海边陲，吐谷浑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实力。隋初无暇西顾，吐谷浑进一步发展，屡屡进犯凉州等边郡。隋文帝派兵征讨，大败吐谷浑，在许多部落降服的情况下，隋军由于国力有限，无意征服吐谷浑，随后退出吐谷浑，加强西北防务。开皇二年（582年），吐谷浑又寇西边，隋文帝命凉州守将娄子干讨伐，隋军深入吐谷浑境内，大略其国，杀男女万余口，使吐谷浑遭受重大损失。但随后吐谷浑对隋还是不断入寇，对隋朝构成一定的威胁，隋朝的政策比较温和。589年隋灭陈朝以后，对吐谷浑震动极大，至此，吐谷浑不敢再寇掠，西部边境得以安宁。吐谷浑向隋朝进贡方物，与隋友好，终文帝之世，朝贡不绝。
　　隋炀帝即位后，决心开疆拓土，征服吐谷浑。大业四年（608年），隋朝大将宇文术大举进攻吐谷浑，攻拔头曼、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掳男女四千口而还。隋军撤出湟水流域以后，吐谷浑王伏允率亲信返回湟水以北地区，收拾残部，以图东山再起。大业五年，隋炀帝亲自统军西征，经过狄道的时候，当地的党项首领向隋炀帝进献方物。最后炀帝到达河湟地区，隋军彻底攻灭吐谷浑。隋朝在吐谷浑的的故地上设立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隋朝的疆域以至扩展到唐古拉山，这也是中原政权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大规模的扩展。隋朝除留兵将镇守四郡之外，还把全国的罪犯发配到青海，释放为戍卒，大开屯田。
　　隋灭吐谷浑对西域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隋炀帝又把目光投向了西域，伊吾（哈密）是通往西域的要道，突厥在此设土屯设镇守伊吾。609年，隋炀帝击破吐谷浑后，在张掖召集高昌王、土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大会，土屯设献地数千里投隋，这样隋朝在今哈密附近设立伊吾郡，这是秦汉以来第一次在西域正式设置行政区划的地方，也是中央辖区向西的又一次开拓，这样隋与西域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四、东征高丽
　　高丽自汉武帝以后就是中国的郡县，归中央直辖。可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辽东的疆域日渐缩小。西晋末，313年乐浪郡为朝鲜北部新崛起的高句丽所占。同时，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吞并了带方郡。这样自汉武帝前108年在朝鲜半岛设置郡县以来，至此全部丢失，共维持420年。其后由于中原内乱以及高句丽和北方其他部族的强大，又夺取了辽东、玄菟二郡，从而直逼今长城一线，自战国燕昭王于公元前300年开拓的辽东地区全部丢弃，共统治了700年左右。
　　隋炀帝以两汉的继承者自居，汉朝曾经建立过北包大漠，东至朝鲜半岛，西到帕米尔以西的费尔干纳盆地，南到越南南部的辽阔大帝国，隋炀帝要恢复乃至超过这一切，自然不能容忍高丽在辽东膨胀。高丽王室以高为姓，隋文帝继位以后，高丽王派使臣朝觐。隋灭陈以后，高丽害怕隋朝下一步会进攻自己，马上增加军队，储备粮食，做防御准备。598年，高丽王高元率领一万靺鞨骑兵入侵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打败。隋文帝命汉王杨谅率水陆三十万大军东征，进军途中，大水泛滥，粮运不继，军中缺食，大军难以行进。水军由东莱渡海，向平壤进发，遇到大风，船只大多沉没。高丽王高元听到后非常害怕，派使臣向隋文帝谢罪，隋朝就此罢兵。
　　隋炀帝继位后，高昌王、突厥启民可汗都到洛阳朝觐。隋炀帝征高元入朝，高元害怕，这就违背了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藩礼颇阙”。从大业七年（611年）起，隋炀帝下诏讨伐高丽，隋朝发兵一百多万，水陆齐进。在辽东，每当高丽的一座城池被攻破后，城中人就投降。前线将领不敢见机行事，只能向隋炀帝请示。等待隋炀帝的答复送到军前，城里的高丽军重新做好防御准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高丽诸城皆久攻不下。大将军莱护尔率领的水军渡过渤海进入贝水，在去平壤的途中，遭高丽军埋伏，大败而回。隋军粮尽，士兵疲惫，只得无功而返。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在大军进军途中，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隋军攻辽东城正急，不日可下。隋炀帝得知后方造反，马上连夜秘密撤兵。隋朝已经平定青海，南定交趾，北败突厥，只剩下高丽没有攻下，隋炀帝是不会甘心的。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下诏征全国兵，隋军在辽东大败高丽兵，随之向平壤进发。高丽王高元害怕，遣使投降，并将逃往高丽的隋朝兵部侍郎押运给隋军，隋炀帝班师回朝。隋炀帝三征高丽，由于内部问题没有处理好，导致了帝国的崩溃。隋朝没有完成的任务，只能由唐朝完成。
　　对于隋征高丽，今天我们不能认为就是侵略，站在当时的角度看，应该是国家统一。因为从汉武帝时期起，辽东、朝鲜半岛北部就归属中央政权，长达四百年。再加上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对时人的感召，朝鲜理应成为中国核心地区之一。北朝末年高句丽在该地区崛起，只能算作割据政权，应该统一，以后唐太宗、唐高宗的军事行动依然属于统一战争。676年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后，历时较长，朝鲜的版图逐渐形成，中国不应该再对朝鲜北部有领土要求，朝鲜基本独立了，唐以后各代对朝鲜的战争应该属于侵略战争。如北宋末年越南脱离中国一样，北宋以前对越南的战争应该算作统一，而元、明、清对越南的战争应该带有很强的侵略性质。
　　隋代的流求即今天的台湾，隋炀帝意欲经略流求。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和海师何蛮率众出访流求，他们虽然到达，但由于语言不通而返回。第二年，隋炀帝再派朱宽率队前往流求招抚，但流求不从。隋炀帝两次招抚没有成功，但并未因此罢休。大业六年（610年），又命大将陈陵和朝议大夫张镇周率东阳兵万余人再往流求招抚。陈陵到达后，对其进行劝慰，但仍遭拒绝。陈陵率军进攻流求部落，焚其宫室，俘虏了几千男女，返回大陆。
　　第二节 天可汗
　　一、灭东突厥
　　唐朝建立初期，对突厥称臣，终唐高祖之世均如此。由于突厥的进攻，唐朝差点迁都。唐太宗即位后，忍辱负重，认真备战，机会终于来了。629年十月，唐太宗令唐军分六道出击东突厥，六路总管兵力共有十几万，由兵部尚书李靖任前敌指挥，大举向突厥发起进攻。任城王李道宗首先在灵州打败突厥，俘虏人畜上万计。630年正月，李靖率精锐骑兵夜袭定襄，攻破大利城，颉利可汗将牙帐向北迁到碛口。同时另一支唐朝军队在通漠道总管李勣的率领下从云中出击，与突厥大战于白道（呼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颉利可汗连遭惨败，逃到包头北固守，人马还有好几万。突厥人的习性是得胜趾高气扬，深入劫掠；失利则卑词求和，不以为耻。颉利可汗于是派人到长安求见，低声下气的向唐太宗赔罪，请求突厥臣属于唐朝，唐太宗同意颉利可汗投降，并派唐俭等人去传旨，命李靖等人率兵去迎接。颉利可汗虽然口头上表示投降，实际上心里自有打算，他想等到开春以后草青马肥的时候，再逃到漠北草原深处，卷土重来。李靖和李勣在白道会师，认为颉利可汗逃到漠北以后，就无法追击了。太宗派人去见颉利，突厥必然松懈大意，如挑选精锐骑兵一万，带二十天口粮长途奔袭，一定能捉到颉利可汗。并认为只要能捉到颉利可汗，死一个唐俭没有什么可惜的。唐朝大军一到，突厥军队立刻土崩瓦解，唐朝使者唐俭趁机逃脱。李靖军杀敌上万，俘虏数万，缴获各种牲畜几十万。颉利可汗带着一万多人想穿过大漠北逃，然而李勣率领的另一支唐军赶到碛口布好阵势，颉利可汗南逃，最终被俘，押往长安，被软禁在太仆寺里，634年郁郁而亡。颉利可汗被俘后，颉利可汗的叔叔苏尼失也投降了唐朝，至此，东突厥汗国灭亡，唐朝的版图由阴山扩展到大漠。唐朝灭亡东突厥的战争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大的震动。630年，周边各国各部国王、酋长共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勒内 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这样写道：“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太宗）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收买他们撤兵，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在以后的52年（630～682）中，东突厥臣属唐朝，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上记道：“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訇，弃其突厥名称，承用唐官之唐名，遂服唐皇，臣事之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西征远至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唐朝以突厥军队为辅助，实力大增。
　　二、扫平漠北
　　东突厥汗国灭亡以后，漠北的薛延陀汗国逐渐强大，形成对唐朝新的威胁。646年，唐朝出兵漠北，灭了薛延陀汗国。是年九月，唐太宗巡幸灵州，接受铁勒诸部使者数千人的朝拜，并刻石纪念。647年，唐朝在漠北设立羁縻都督府州，称“六府七州”，同年设燕然都护府，后迁漠北，称瀚海都护府，管辖漠北。薛延陀汗国灭亡以后，东突厥余部、阿尔泰山北部的车鼻可汗势力有所发展，不肯入朝。649年，唐太宗派兵征讨车鼻可汗，大败之，活捉车鼻可汗，押往长安。时唐太宗已死，唐高宗赦免了车鼻可汗，让他住在长安。唐朝将车鼻可汗余部迁到于都斤山，设狼山都督府管辖。至此，东突厥领地全成了唐朝版图。唐朝又设立单于都护府，管辖漠南。此后三十年，唐朝北方没有战争。
　　三、败吐谷浑
　　隋末中原大乱，吐谷浑趁中原衰落又恢复了他们的故土，并再次袭击西北边郡。唐朝兴起以后，吐谷浑伏允可汗曾率兵帮助唐高祖进攻西北的李轨，唐朝将隋炀帝扣押的人质、伏允的儿子伏顺送还，作为报答。634年，吐谷浑又进攻西北边郡，唐朝于同年命李勣、侯君集率军进攻吐谷浑。唐军分兵西进，深入吐谷浑腹地几百里，在青海湖东北的黄河源头追及吐谷浑军，俘获贵族多人和几十万头牲畜。伏允可汗经过沙漠逃到于阗，唐军没有追上，但被士兵杀死。唐朝立伏顺为可汗，他在唐朝长大，容易受到唐朝政治的影响。吐谷浑归顺唐朝，青海中北部大片领土归唐，唐朝河西的威胁解除，得以全力经营西域。
　　四、征高句丽
　　隋文帝征高丽失败，已经表现出开拓的趋向。隋炀帝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点，但在征高丽的问题上以惨败告终。隋炀帝三征高丽，使高丽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唐朝建立以后，高丽再度承认唐朝的宗主权，并向唐朝纳贡。几年后，双方交换了隋朝远征时的俘虏，631年，唐朝派长孙师到高丽埋葬隋代阵亡将士的遗骨。但高丽害怕唐朝进攻，从扶余城起，西南到海，筑起了一道千里长城。唐高祖时，唐朝忙于平定内乱，无力远征。高丽也希望与唐朝和好，以便集中精力收复在对隋战争中被南部新罗、百济趁机所夺取的领土。
　　唐太宗继位以后，即着手收复失地。642年，高丽大将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掌高丽军权，而且对唐态度强硬。一向对唐朝恭顺的新罗，受到高丽和百济的联合进攻，新罗向唐朝求援。唐太宗派使臣劝高丽不要侵略新罗，行动无效。泉盖苏文扣下了唐使，太宗决定征讨。645年，唐太宗率大军直趋辽东，同时大将张亮率水军43000人分乘300只船从海道进攻高丽首都平壤。开始一切顺利，在辽东取得重大进展，唐军攻克了顶住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高丽重镇辽阳（辽东城）。但唐军被阻于辽阳西南的重镇安市城，在进攻两个月无效后，冬天即将来临，唐太宗被迫撤军。
　　唐太宗讨伐的失败，使泉盖苏文更加傲慢，他开始四处扩张。重新侵略新罗，而且进攻契丹，契丹已经归顺唐朝。647年，唐太宗再次东征高丽，唐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没有彻底击溃高丽军。唐太宗决定第三次东征，一举灭掉高丽，但还没有出发，太宗就于649年去世了。唐太宗征高丽没有成功，是他个人的一大遗憾。但丝毫没有影响唐帝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力量。由于帝国边境的扩展和声威远播，边远的民族如中西伯利亚的骨利干族，住在东乌拉尔东的高加索种族吉尔吉斯族，开始源源不断的向长安进贡，波斯帝国的最后一个国王派儿子来长安，请求唐朝帮助他们抵御日益强大的阿拉伯人，东罗马帝国也派使臣来长安。长安成了国际大都市，唐的学院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高昌、吐蕃的王室子弟提供学习的机会。
　　第三节 称雄东亚
　　唐太宗没有攻下高丽，高丽开始大举侵略新罗，占领了新罗三十多个城镇。新罗向唐高宗求援，请求唐与他一起消灭高丽。唐与新罗决定先消灭百济国，作为进攻高丽的基地。660年，唐朝大江苏定方率军十万从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同时，新罗的军队冲破了百济的防线，包围了泗沘城。百济国王逃出都城，他的儿子以都城和国土投降了唐军。百济皇室成员在长安作了人质，唐朝留下一万多军队控制了百济全国，并派官员治理。
　　夺取百济以后，唐高宗策划利用百济和辽东两个基地进攻高丽。苏定方率领远征军从辽东出发，长驱直入，包围了平壤，发起进攻。但百济发生了叛乱，没有派军参加会战，苏定方被迫撤回。百济的叛乱者一度恢复了王室，但最终投降。叛乱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早在4世纪中叶，当日本国家刚刚统一的时候，就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它把矛头直接指向朝鲜半岛。大和朝廷统一日本时，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给日本入侵以可乘之机。4世纪60年代，日本出兵朝鲜，侵略新罗，征服了弁韩之地，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而百济成了日本的朝贡国。6世纪，新罗北逐高丽，西攻百济，南灭任那，彻底将日本的势力驱除出半岛。但日本恢复统治任那的野心并未泯灭。日本于600年进攻新罗，攻陷五城，一度恢复了对任那的统治。但日军主力撤出后，又被新罗收复。日本在朝鲜肆意掠夺200年的历史暂告结束。646年“大化改新”后，日本又一次侵略朝鲜。百济与日本关系和好，随着新罗的强大，百济与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公元660年，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受到西南部百济国的进攻，向唐朝求援。唐派大将苏定方率水陆军10万渡过渤海进攻百济。百济被平定后，苏定方留下名将刘任轨驻守新罗。663年，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精兵27万进攻新罗，百济改变与高丽的关系。这样，日本、高丽、百济形成针对新罗的同盟。面对强大的压力，新罗向唐朝求救，为了灭掉高丽，唐朝需要新罗，东北亚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早在632年，唐朝派高表达赴日，要求日本向唐朝进贡，但日本不从，双方关系冷淡。659年日本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救，为了阻止唐朝干涉，日本派遣第四次遣唐使。唐朝将使者全部扣留。唐灭百济，不符和日本的利益。唐军主力班师后，百济残余势力向日本求援，日本先后派兵四万余人赴百济。百济唐守将刘仁轨兵力不足，唐朝两次派兵支援刘仁轨，唐日矛盾激化，走上了兵戎相见的道路。665年，唐军在锦江口的一次海战中大败日军，烧毁了日本海军四百多条船。百济的叛乱势力被镇压下去，日本干涉半岛的政策彻底失败。日本援救百济好几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惨败而归，这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日本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一方面接纳百济逃难的臣民，另一方面增设国防线。以对马、壹岐、筑紫为第一线，常门（今山口县）为第二线，赞岐屋岛城（香川县屋岛）为第三线，大和高安城为第四线，对唐进入了惊恐万状的防御状态。
　　666年，泉盖苏文死去，高丽内部发生内讧，唐朝趁机发动水陆进攻，新罗的一支军队从南面配合。668年九月，唐军攻下了平壤，唐朝在东亚的胜利达到了极点。大将李勣带着20多万俘虏返回长安，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派两万军队驻守，管理高丽故地。安东都护府分高丽故地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安东都护府到唐玄宗年间，增加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和渤海都督府，统辖大同江流域、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对外代表朝廷应付百济、新罗、日本诸国事变。670年高丽发生叛乱，虽然被镇压，但反对唐朝占领的抵抗持续不断。高丽的抵抗得到了新罗的支援，新罗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与唐为敌。新罗开始侵占百济的故土，由于吐蕃的势力日益强大，唐朝在朝鲜半岛开始收缩，后来治所移到辽东，但唐朝与新罗仍然以大同江为界。这样唐朝基本收复了汉末的失地。新罗很快修改政策，与唐和好。
[10]第五章 隋唐帝国（下）
第四节 征战天竺
　　一、吐蕃入朝
　　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634年入贡唐朝。吐蕃得知突厥、吐谷浑都迎娶唐朝公主，遂于638年向唐朝请婚，唐太宗没有答应。吐蕃认为这是吐谷浑从中离间所致，遂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向青海北部山区逃走，人畜多被吐蕃掠夺。吐蕃又打败党项、白兰诸羌居地，今青海玉树、果洛地区全为吐蕃所有。638年，吐蕃兵二十万进攻松州，被唐军击败，吐蕃想以武力威胁，迫使唐朝下嫁公主，这是不可能的。吐蕃又马上上表谢罪，一再请婚，唐太宗同意，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这样唐蕃建立甥舅关系，松赞干布尽力维持与唐的友好关系。646年，当得知唐太宗征高丽得胜回朝时，松赞干布马上派大相奉礼道贺，太宗大加赞赏。贞观二十二年，唐朝出使天竺的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受到天竺王抢劫，王玄策向吐蕃求兵，松赞干布派军和王玄策一起打败天竺，获胜后，马上向唐朝献捷。
　　二、征战天竺
　　汉武帝征服身毒的夙愿落空，但唐太宗却弥补了这一点。606—647年，印度北部兴起了戒日帝国，国王尸罗逸多征服了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636年，玄奘到达戒日帝国，得到尸罗的嘉奖。641年，尸罗遣使朝聘，643年唐太宗遣使报聘，派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取道吐蕃和尼婆罗（尼泊尔）出使天竺，关系良好。648年，唐太宗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再度出使戒日帝国。当唐朝的使团到达印度时，戒日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大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为王。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婆罗门种姓集团，对戒日王倾向佛教的政策不满，因而促使阿罗那顺发兵半途截击中国使团，王玄策从骑三十人与他们交战，寡不敌众，箭射尽，全部被俘。乱兵把各国贡献的物品全部抢走。
　　王玄策设法逃走，逃到尼婆罗，再走吐蕃，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势力还没有到达青海中北部，唐蕃和亲后，向唐朝贡，关系友好。吐蕃遂发精兵1200人，加上尼婆罗国（尼泊尔）7000多骑，由王玄策和蒋师仁指挥，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领二国兵向曲女城进军，讨伐阿罗那顺，连战三日，斩首三千多级，掉到水里淹死的还有将近一万人，阿罗那顺弃曲女城逃跑，纠集溃兵再战又败，被蒋师仁追俘，并俘虏男女12000人，缴获牛马3万多头。王玄策与蒋师仁缴回被劫各国聘礼，协助降兵安定了曲女城的秩序，天竺各国震惊，王玄策等人带着阿罗那顺回国。王玄策等人回到京城，唐太宗十分满意，宽容了阿罗那顺，命有关部门祭告祖庙，拜王玄策为朝散大夫。阿罗那顺客死唐朝，太宗下葬昭陵之后，刻石画阿罗那顺的雕象，列在玄阙之下。对天竺的战争是汉藏第一次自觉以中华民族为整体而进行的，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虽有冲突，但在外国面前，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第五节 跃马西亚
　　一、灭西突厥
　　在统一大漠南北的同时，唐朝又向西北进军。这时西北的割据势力就只剩下西突厥。隋朝末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不归，大臣们就拥立了他的叔父射匮可汗作了大汗。射匮当上大汗后，致力于开疆拓土，把地盘向东扩展到了阿尔泰山一线，向西到了咸海。射匮死后，弟弟统叶护继位，在北边吞并了铁勒，在西边与波斯抗衡，称霸西域。但统叶护死后，西突厥发生内乱，这为唐朝统一西域提供了良机。640年，唐军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城。借着平高昌的余威，唐太宗命阿史那社尔、契比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领唐军，并发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等十万骑西征，一举攻灭龟兹、焉耆二国。至此，以疏勒、于阗为代表的西域小国纷纷内服。从642—648年，唐朝在西域设置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都督府，称“安西四镇”，唐朝建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唐朝的目标又投向天山以北的西突厥。
　　649年，唐朝设立瑶池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任命阿史那贺鲁做了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是投降唐朝的突厥将领。唐太宗赐给他唐朝的仪仗大旗，授权他招讨未降服唐朝的西突厥部落。阿使那贺鲁打着唐朝的旗号，召集离散的故旧部众，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当他听说唐太宗死后，马上发动叛乱，向西吞并了乙毗射匮的部众，进攻唐朝庭州，攻陷金岭城（吉木萨尔）和蒲类县（奇台）。继位的唐高宗虽说软弱，但对外决不手软。唐朝令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和右骁卫大将军契比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兴发秦、成、雍、岐四州三万府兵及回鹘五万骑兵前往西域进行讨伐。从651年到657年共七年间，唐朝共三次大规模的出兵讨伐阿史那贺鲁。在讨伐中，屡建奇功的大将有梁建方、程知节、苏定方以及回鹘将领。657年，唐朝发动了第三次讨伐阿史那贺鲁的战争，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兴发漠北回鹘等部兵，自北边进击讨伐。又命令投降的西突厥将领从南边去招降。
　　苏定方在今塔城附近仅率一万军队击败突厥七万之众，打败阿史那贺鲁，贺鲁逃往伊犁河大本营。苏定方冒着二尺深的积雪，出其不意的攻入贺鲁牙帐，俘虏、斩杀数万人，缴获物资不计其数。贺鲁落荒逃命，逃到了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苏定方追击到碎叶水（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彻底征服了他的部众。而塔什干人将贺鲁等人全部抓起来，唐朝大将萧嗣业正好追到了石国，石国人把贺鲁等交给了他押回长安。苏定方下令解散西突厥汗国的军队，各部落都回到自己的游牧地，恢复生产，西突厥汗国灭亡了。原西突厥汗国的领地全部变成唐朝的疆域。657年十二月，唐朝在西突厥故地分别设立了蒙池、昆陵两个羁糜都督府，隶属安西大都护府。唐朝又把安西大都护服从西州迁往龟兹，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体制逐渐确定下来。以连接河西走廊的伊州、西州、庭州为后方依托，以唐军镇守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都督府为基地，对周边地区进行经略。此后，唐朝四次在原西突厥统辖的地区设置羁糜都督府、州。
　　至此，唐朝的势力向西最远到达咸海，咸海距离欧亚大陆的界海里海以及伏尔加河下游只有几百公里，这是继张骞通西域后，中央王朝向西的又一次大拓展。从朝鲜半岛到咸海，从外蒙古到越南中部，唐帝国的铁骑震撼了整个亚洲大陆。
　　二、波斯设府
　　661年，吐火罗前来投诚效忠，并应波斯王卑路斯的请求，唐朝派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担任吐火罗道置州县使，前往西域。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设置都督府、州、县和军府，最远的波斯都督府在今阿富汗和伊朗交界的扎兰杰，这些地方全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王名远还特意在吐火罗立了一座石碑纪念这一盛举，就连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城邦国家在这时也承认唐朝的宗主权。这时唐朝在中亚的疆域西到咸海、波斯边界，距离欧洲只有几百公里，远远超过了西汉的疆域。唐朝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他们对亚洲内陆的霸权，建立起对西域的有效统治。
　　三、再征岭外
　　唐玄宗时期，吐蕃成为唐朝的劲敌，唐与吐蕃争夺的焦点之一便是青海湖区。唐玄宗即位初年，由于唐朝政局动荡，吐蕃在吞并吐谷浑之后占领了青海湖区，并夺取了湖区东部的战略要地石城堡。石城堡三面是高达数千尺的悬崖，只有一条山路盘旋而上，是青海湖通往兰州的要道，吐蕃在此建筑要塞，号称“铁刃城”，吐蕃以此为据点，可以威胁河西走廊。开元十七年（729年），玄宗下令夺回石城堡。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袆，出其不意的发动长途奔袭，夺回了石城堡，吐蕃军队退出了青海湖区，唐朝得以拓境千里。十二年后，吐蕃发起反击，夺回了石城堡。天宝八年（749年），哥舒翰调集六万多大军进攻石城堡，经过三天激战，攻下石城堡。哥舒翰遂在赤岭以西的青海湖区部署屯田，设置据点，维护唐朝在该地区的统治。但六年后，安史之乱发生，边防军被调回中原平乱，吐蕃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青海湖区。
　　吐蕃在青海被唐打败，遂在帕米尔地区扩张势力，与唐朝展开争夺。吐蕃要求帕米尔以外的小勃律断绝与唐朝的朝贡关系，并且带动了周围二十几个国家与唐朝断交，唐朝的安西节度使几次讨伐均以失败告终。747年，高仙芝带领一万余骑兵，从库车出发，经过两天行军，在特勒满川兵分三路，出其不意的袭击吐蕃要塞连云堡，击溃了吐蕃的抵抗，杀士兵五千多。高仙芝留下三千多伤兵固守连云堡，自己亲率余部前行，通过了最危险的兴都库什山脉的达克特山口。阿弩越城的君主，见唐军越过了天险，不敢抵抗，出城迎接高仙芝。高仙芝以阿弩越城为据点，攻占了小勃律国，国王和吐蕃公主逃到了山洞，被抓住当了俘虏。这样，唐帝国在玄宗时期的版图扩大到了帕米尔以外。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玄宗朝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唐朝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
　　当时与唐朝角逐中亚的有吐蕃、突骑施、大食（阿拉伯帝国），吐蕃、突骑施先后被迫退出。自651年大食遣使通唐到751年怛罗斯战役，大食始终不断在中亚扩张，最终与唐发生了战争。749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应吐火罗叶护的请求，占领羯师，重新凿开了通往乌浒水域通道。750年，进军石国，大食册封的石国国王车鼻施特勒及依附大食的突骑施黑姓可汗都被俘送长安。751年，大食将领齐雅得统兵反攻，高仙芝率安西军主力及葛逻禄、拔汗哪二属国属部兵迎战，在怛罗斯与大食军相遇，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乱，与大食军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所谓“天下精兵之最”的安西劲旅损失惨重，所余数千人还主安西，唐在西域的统治初步动摇。怛罗斯战役唐朝虽然失利，但仍牢固的控制着西域的局面，各属国、藩部朝贡、册封依旧，大食向东扩张也到了尽头，唐与大食关系恢复。但这毕竟距安史之乱只有四年的时间，安西军的战败，无疑刺激了安禄山，加上杨国忠伐南诏战败，更加速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帝国顿时由盛而衰。
　　第六节 残阳夕照
　　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征召四方亲王兵入关平叛，使得边疆兵力空虚，仅北庭大都护府一次性就调走七千精兵。760年，庭州一度被吐蕃攻占，河西节度使杨预果敢出兵，收复北庭。763年以后，唐蕃战争全面展开，吐蕃一度进军长安，退兵后仍常驻原、灵二州以西地界。至此，原为统一体的大唐疆域被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分，唐朝虽然组织了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但安史之乱后唐弱蕃强的局面已成定局。766年，甘州（张掖）陷落。767年，肃州（酒泉）又被攻陷。781年，沙洲（敦煌）被吐蕃攻占。自此，大汉孝武皇帝开拓的河西大地，在历时近九百年的统治之后首次全部丢失，吐蕃遂移兵西域。
　　安史之乱后，与中原失去联系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朝廷命官、留守军卒并地方军民，历经艰辛，奋力抗击吐蕃，保全西域免受分割。768年前后，西域偶然与朝廷联系上，唐朝始知漠西大军仍在坚守，西域尚存，朝廷上下无不对西域军民“忘身报国”的事迹感动。唐代宗诏令褒奖：“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柔，张我右掖。”784年，分别任命坚守西域的曹令忠、郭昕为北庭和安西两大都护，加封为宁塞郡王和武威郡王。但唐朝已无力打通河西，西域军民又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孤军奋战。791年，北庭（吉木萨尔）陷落。803年，西州（吐鲁番）陷落。808年，安西城（库车）陷落，西域全部丢失。吐蕃取代唐朝接管西域后，就义无反顾地替代唐朝肩负其保卫祖国西陲的重任，为保卫佛教区免受侵袭，继续与大食抗争，长达半个多世纪，阿拉伯帝国没能再越雷池一步，吐蕃为保卫中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吐蕃在河湟、河西汉族聚居区的统治是比较残暴的，赋税沉重，因为游牧社会税收很少，占领的农耕区就成了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不像中央政权统治边疆，对当地人民征收的赋税很少，加上对中原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仰慕，边疆族群，尤其是底层人民欢迎中央在边疆设郡县。后来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落，导致边将混战，互相残杀。这为该地区的汉族群以及其他族群摆脱吐蕃残暴的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沙州（敦煌）人张议潮利用吐蕃统治松懈的有利时机，率众起义，进行反抗吐蕃统治的斗争。沙州本为唐地，781年，唐朝守将阎朝在抗击吐蕃的斗争中因械尽援绝，以不把沙州城百姓迁往其他地方为条件，接受了吐蕃的统治。吐蕃统治沙洲后，由于当地百姓不堪忍受残酷的压榨，经常进行反抗斗争，但大都以失败告终。842年，吐蕃赞普达磨遇害，王室内洪，斗争波及边地，使驻守在沙州一带的吐蕃将士无所适从，战斗力低下。
　　848年，张议潮举起反抗吐蕃统治的义旗，号召当地群众共同起事。经受六七十年吐蕃统治的沙州人，积极响应张义潮的号召，投奔到张议潮的旗下。张率众攻打沙州城，得到城中唐人的支持，很快攻下了沙州。吐蕃守将带亲兵逃走，摄州事被逐。当张议潮攻破沙州吐蕃后，马上派手下高进达上表长安，但由于路上土匪横行，无法前行。不久，张议潮率义军攻占河西走廊沿地的肃、甘、凉等州。其他各州也纷纷响应张义潮的义举，起兵反抗当地的吐蕃统治者。851年，张义潮派其兄张议谭奉沙、瓜、伊、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十二州图籍入长安，献给唐朝，请求唐朝认可。唐宣宗为表彰张议潮的忠诚，命其军队为归义军，擢升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至此，沙州等地归附唐朝。由于唐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并没有因为西北边郡归附而中兴。
　　840年左右，回鹘被黠戛斯打败，部落分散各地。回鹘的一支部落脱离乌介可汗，前来天德军塞下请求内附，唐朝赐给其粮食二万斛。842年5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叛部等要求，遭唐朝拒绝。此后不听唐朝警告，一再到边境剽掠。同年8月，回鹘越过包头地区进攻大同云州等地。唐武宗赞同李德裕的主张，派兵讨伐，以刘沔为回鹘南面招讨使，张仲武为东面招讨使，李思忠为西面招讨使，诸路军马在太原会师。843年，回鹘乌介可汗率兵进犯振武，李德裕亲自为刘沔制定了奇袭乌介可汗的策略。唐军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乌介可汗的牙账，乌介可汗措手不及，深受重伤，只率百余骑仓皇出逃，回鹘兵丧失主帅，乱成一团，刘沔率大军赶到，浮两万余人。此役维护了北境安全，回鹘南下无望，只得西迁甘肃河西走廊、新疆。
　　自楚成王时遣庄蹻率兵进入云南，以滇池为中心，扩地千里。后来庄跤便在云南自立为王，称“滇王”。历秦、西汉、东汉、蜀国、西晋、隋唐前期，云南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但不是全部，真正使今天云南全境成为一个行政区域，贡献最大的则是南诏政权。为了牵制吐蕃，唐玄宗支持南诏统一六诏，唐衰落后，南诏不断扩张，占有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的部分地区，可谓极盛，后来大理取代了南诏，疆域基本保持，元朝灭大理后设立的云南行省就在此基础上建立。可见，云南各族对开拓西南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朝时云南的面积基本保持元朝规模，明朝后期由于缅甸的崛起，云南边界大大后退，清朝沿袭明朝云南的边界。
　　第七节 马背唐诗
　　隋唐前期国力非常强盛，一方面是在继承着北朝时游牧族群注入的尚武精神，同时也激活了汉族群固有的尚武精神，汉族群整体并没有衰落，羯族的悲剧就是明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文化腐蚀的只是统治阶级，而广大人民根本就没有多少机会接受儒家教育。直到北宋的时候，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教育得到了普及，最终广大人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整个族群就彻底衰落了。石勒的赵国是羯族为国人的国家，压迫其他族群，以汉族群为主体的各族群推翻了羯族的统治，为了泄恨，羯族整个族群遭到了屠杀，有些人虽然不是羯族，但胡子比较多，眼睛比较深，也被误杀，从此羯族作为一个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这足以说明广大人民远没有被文弱的儒家文化感染，依然保持着秦汉时期的尚武精神，更没有发展到“以德报怨”的地步。
　　一、牧马
　　隋唐前期在适宜的地区大力发展牧业，前面已经说过，今天中国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界线基本上以长城为界，但并不是自古这样，大体上中国农业区是逐步向北开拓的。而直到隋唐时，这一趋势还没有完成。在当时的北方存在着大量半农半牧地区，基本上在西北各处。具体来说相当于甘肃全部，内蒙古阴山、狼山以南，以及陕西、山西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这些地方远古时本来就是游牧区。西汉司马迁曾经划分当时国内经济区时，列出一条界线，由龙门走碣石。也就是从今天陕西省与山西省之间的龙门山斜向东北，到今天河北省昌黎县南的碣石山，这应该是当时的游牧地区的南界。以后这些地方游牧族群控制的时候，就成为草原，农耕族群控制的时候就成为半农半牧地区。从气候来说，这些地方本来就可农可牧。隋唐两代前期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其中骑兵占有重要地位。唐代非常重视养马，养马地区跨陇右（治今甘肃陇西）、金城（治今甘肃兰州）、平凉（治今宁夏固原）、天水（治今甘肃天水）四郡，幅员已达千里，犹为狭隘，不足以容纳。以后又扩展到歧（陕西凤翔）、豳（陕西彬县）、泾（甘肃泾川）、宁（甘肃宁县）。在著名的唐三彩的动物造型中，马最多，这正是唐朝前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男儿壮志、多立马边陲、建功塞外的反映。
　　唐人以刺激的竞技活动为时尚，狩猎、出游、打马球，都是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充分表现了唐人奔放开朗的性格。唐代妇女不从属于男子，她们不拘礼法，骑马出游、打猎、拔河、打球、下棋非常普遍。妇女骑马握弓的勃勃英姿常见于绘画和雕塑作品中。母强子壮，唐人格外剽悍。
　　二、贵族铁甲
　　隋唐前期强盛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它的兵制：府兵制。府兵制源于西魏北周，隋文帝进行了改革，废除过去兵农分离制、胡汉分离制，推行与均田制紧密结合的兵农合一制，府兵除外出执行任务，不得脱离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和农业生产，被选为府兵的，不用缴税，但必须自备军服、兵器、军粮，以减轻国家负担。府兵的任务有三：分批轮班宿卫京师、戍边、出征。隋文帝将这种制度推行全国，极大地促进了军事、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二十年间户口增加两倍，隋军取得“北迫突厥、西灭土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的巨大胜利。
　　唐太宗时府兵制达到了鼎盛，总兵力达68万。唐朝的尚武风气依然很盛，官员和有产者的子弟比较容易成为府兵的骨干，唐朝的府兵带有极强的贵族性。唐朝府兵有内府和外府之分，内府卫士由二至五品官员的子孙充任，外府即折冲府，士兵由中等以上农民及六品以下官员子孙点充。服役年龄为20—60岁。府兵中以官员和有产者子孙为骨干，说明当时士大夫尚武之风很浓。府兵平时散习骑射，每年检校一次。贞观年间，训练非常严格，唐太宗曾亲自率京师诸卫教习骑射，优者奖励，赐以弓刀绢帛，将帅也记功嘉奖。教习不精者，所属州府折冲府都要受罚，将士莫不发愤努力。经过多年教阅训练，兵强马壮，大唐府兵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劲旅，战无不胜。
　　三、边塞诗
　　秦汉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反战诗，有人据此认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是弱的，中国人应该也很容易被征服。这是错误的，反战诗恰恰说明了我们祖先的英勇好战，由于频繁地发动开边战争，才会有一部分人的反战情绪。就像现在，我提倡重振武魂，并不能说明当代中国文化武风浓厚，恰恰是因为现在异常文弱。为什么唐朝以后不再有反战诗了？由于唐以后文弱了，不再好战了，也不需要反战了。杜甫等人可以瞑目了吧？恰恰不能，杜甫在九泉之下被气死了好几回，这回更惨了，以前也就在沙漠戈壁战死些男人，死得光荣、壮烈，本土还是安全的，国威依然强大，赢得了周边的畏惧和尊重，得到了较长久的和平。而现在不仅男人死，妇孺也无一幸免，数量是以前的几百倍，而且死的屈辱，他们不仅是屈辱地死去，他们的子孙还要继承这种屈辱。杜甫是寿终正寝了，可陆游、辛弃疾却被气得吐血而死。
　　盛唐几十年间涌现出几十位大诗人，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性情，掀起了诗歌创作的高潮。追求昂扬的基调和宏大的气势是当时诗坛的主流，讴歌青春少年则是诗歌共同的题材。唐帝国的尚武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边塞诗，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人将诗歌的视野引向东北边塞和西域地区。北风卷地，金戈铁马，胡语驼铃，全是一派异域风光。他们歌颂原始蛮荒的自然力，表现出人对自然的开发，充满了进取者的豪情，同时也表现唐帝国对四边的征伐，流露出血腥与狰狞。唐人从征战中得到了美的享受，他们坚强的意志和赤胆忠心得到了升华。如“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帐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孤塞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陈子昂《送魏大从军》“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男儿事长征，少小幽燕客。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李颀《古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当时的社会精英几乎都有从军的经历，因此他们的性格是强悍的、健全的，就连没有从军的李白也整日仗剑漂泊。
[11]第六章 大元帝国（上）
第六章 大元帝国
　　“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木尔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从忽必烈到康熙皇帝，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推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
　　——〔法〕勒内 格鲁塞
　　唐灭亡后，中国陷入了200多年的战乱、分裂，无论是辽、北宋、西夏、西辽、金、吐蕃、南宋、大理等政权，无一具有统一国家的实力，无一能够代表中央政权，以往成为国家统一核心的汉族群彻底衰落了，偏居一隅。最终蒙古族群崛起漠北，超越了以往的匈奴和突厥，最终统一全国。
　　第一节 儒学全盛
　　一、崇文抑武
　　宋朝建立以后，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以及五代武人篡权自立的事件频频发生，赵匡胤本人就是以掌握了后周的军队而当上了皇帝，对武人的防范成了赵匡胤的心腹大患。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宋朝开始推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开始疯狂地崇儒，大搞科举，最终窒息了整个族群的活力。昔日立功域外，气吞八荒的豪壮气慨渐渐消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投笔从戎的观念也不复在了，只有到灾难来临的时候，才能听到岳飞、陆游微弱的泣血的呐喊。隋唐时，人们对战神的崇拜不仅仅局限于他们的孔武英勇，也非常重视他们的谋略智慧和赫赫战功。唐玄宗在位时，就专门给周初的军事家姜太公建立了一座祠庙，每年春秋两季像祭孔老夫子一样祭奠他。唐肃宗即位后，不仅追谥姜太公为威武王，还挑选了历代名将白起、韩信、诸葛亮、张良、李靖、李勣、田穰欹、孙武、吴起、乐毅陪在他的身边，称为“亚圣十哲”。宋以后，尚武精神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中消失，代之以纸醉金迷的奢侈之风。反映在战神的崇拜上就是战功赫赫、善用谋略的姜太公及“亚圣十哲”被请出了庙堂，代之以刚愎自用、战败被杀的三国将领关羽。
　　宋朝时，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为防止士兵逃跑，官府在他们的脸上、手臂上刺字染靛，以便在任何时候分辨出来。这种带有人格侮辱的做法反映了军人地位的衰落。也使文人士大夫“耻于谈兵”的现象更为严重，这种丑恶现象影响了以后中国九百年。宋太祖即位后就解除了将领的带兵权，逐步用文臣代替武将。宋太祖对赵普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守卫边防。同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指挥权，需要依照皇帝制订的阵图作战，在行动上要受到皇帝派去的监军的种种限制。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这一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太监领兵或监军，以挟制武将。他说道：“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而已，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北宋初年伐辽失败，而且政府开支浩大，宋太宗询问盐铁使李惟清如何可以节省开支。李认为开支浩大是由于“边事未宁，屯兵致广所致”，建议以汉唐为榜样，“望国家精择将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则可收到“边事息而支用减”的效果。宋太宗答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之俨狁，群众变诈，与古不同。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信）彭（越），虽古之名将，若以彼事件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事，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所未悉。”宋太宗对燕云十六州虽然念念不忘，但仍以集中兵权防止割据为基本国策，以后的宋朝只能对辽采取守势了。
　　历史其实对中国很公平，可以说厚赐中国。秦汉的时候，中国人较早发明了铁制兵器，我们的军事技术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的祖先不负历史使命，以精良的铁制兵器纵马天下、开疆拓土，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盛汉文明。宋朝的时候，鉴于中国以前的卓越表现，历史老人又给了中国一次机会，中国在这个时候发明了比以前的铁器更为威猛的火器，可中国人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们贪生怕死、荒淫无耻，最终辜负了历史的使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菲利普 杨先生在《中国为何没有工业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孔子之祸。他指出，儒学著作被纳入科举制度之后，致使社会的精英们无不咬文嚼字，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因循守旧，创造力日益枯竭，中国开始从核心部分腐朽变质。更为要命的是，儒家思想严禁冒险。历代少年儿童都能背诵的一句古训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弱不禁风的中国精英们除了握笔之外，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虚弱被奉为有涵养的标志，柔顺的中国成了一个“阴”性的国度——温和懦弱、不愿冒险、害怕变化……中国人失去了进取心，变得闭关自守、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美国总统约翰 肯尼迪说过：“沾沾自喜、懦弱无能、自我陶醉的社会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西方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阳性文化”，把冲突和竞争变***类进步的沃土。
　　我英语不好，可对英语中的一个单词“aggressive”非常感兴趣，在英语中它的一个意思是“侵略的”，但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积极进取的”、“顽强拼搏的”意思。胡适先生说过，遍观世界，以欧罗巴人最优，欧罗巴人中，日耳曼人最优，日耳曼人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英语实在太伟大了，英国人真不愧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盎格鲁撒克逊人。“aggressive”这个单词简单的两个意思，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一个富于开拓精神的民族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也是一个最有活力的民族，为了对外，它的内部组合会达到最优化而尽量减少内耗，一个外向的民族就是一个高效的民族，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一个自信的民族，一个无往而不胜的民族，即使偶有挫折。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日本战败了，今天又成了世界强国，这是对二战中被侵略国家最大的嘲讽。在今天提倡尚武精神不可能再去侵略扩张，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尚武精神已经内化为一种坚毅的品格，即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道德正义的强力捍卫。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国家。
　　二、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就是要富国强兵，他推行了很多重大的举措，如将兵法、保马法等。宋朝不许武人领兵，生怕将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会逐渐培养自己的势力，因此弄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军队不能上下一心，结果战斗力极差，与辽、西夏的对峙中败多胜少。
　　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坚持下去，在推行的那段时间，还是显示了巨大的成效，与其他政权的战争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首先是对夏战争取得重大进展。熙宁四年（1071年），宋朝收复河湟地区六州之地，取得了西河大捷。斩断了西夏的右臂，实现了联合吐蕃包围西夏的战略计划，逐渐取得了制夏战争的主动权。
　　其次是取得对交趾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从汉到唐长达一千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越南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在越南置郡设县。自唐末五代开始，越南独立。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王朝就是李朝，仿唐宋模式建立的“中国式”的国家，首都昇龙（河内），其统治者虔心佛教，但却把“大慈大悲”抛却脑后，对内残酷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东南亚史学家G 塞岱斯在《印度支那文明史》中这样对李朝评价：“李朝是越南独立初期一个强大的王朝，它的历史被充满军事纷争占领。”宋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李朝分兵三路，大举侵略北宋。水路渡海占廉州（合浦）、钦州，陆路于次年正月攻占邕州（南宁）。九年二月，宋任命郭逵等统兵五万进行反击，失地相继收复。同年十一月，宋军攻入交趾境内，击败交趾象阵，宋军逼近河内，李朝投降，宋军北返。李朝对宋称臣纳贡如故，但是已经不能像汉唐那样直辖了。
　　李朝曾经三次侵略南方弱小的占婆之国。越南历史上第二个强大的朝代是陈朝。元朝时，镇南王脱欢三次大举侵略越南的陈朝，由于热带雨林非元军铁骑驰骋之地，加之陈朝统治者的坚韧，三次挫败元军。打败元军三次侵犯以后，陈朝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国力，又相继发动了侵略占城和老挝的战争。越南自独立后，征南讨北，妄图称霸中南半岛。
　　宋朝的海外贸易依然发达，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有江阴、镇江、溆埔、明州、温州、秀州、福州、泉州、漳州、广州、琼州等地，而以广州的对外贸易最盛，以上各地，都普遍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中国的大型商船频繁往来南洋各地。宋朝时，中国商人逐渐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到宋代晚期控制了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贸易业务。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民族的性格，这对以后中国历史乃至今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边地争雄
　　唐朝灭亡后，五代继起，全国陷入混乱。继之在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政权——北宋。从这个政权的中心区域看，似乎它是唐朝的继承者。但如果从唐朝的疆域看，它失去了西域河西、阴山以南及鄂尔多斯、幽云十六州、辽东，在南方失去了中央统治一千多年的交州。如果从社会文化看，它更不能代表唐朝，汉唐人尚武、进取，而宋人尚文、保守，简直就是两个性格相反的族群。而保持了汉唐人尚武精神的是位于唐朝边疆的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由于宋人已经没有了汉唐人的魄力，边疆的势力获得了千年一遇的良机，迅速壮大。他们与宋朝一起，共同肩负起了大唐帝国在全世界的责任。契丹、女真、蒙古在建立一个帝国前后，其政治和文化上都相当成熟。他们熟悉中原制度，他们渴望获得汉唐“天子”的地位，他们也渴望进行封赏和接受贡物，唐朝初年辽阔的世界帝国皇帝的形象，无形中也影响了临近部落联盟的领袖，他们也渐渐凭借手中的权力最终登上皇帝和天子的宝座。
　　把以宋为一方，以辽、西夏、金、蒙古为一方的战争看作是中国内战的特殊形式是合适的，其中的一方是在非汉族统帅的指挥下作战，他配置了人数上略占多数的非汉族群军队。当金朝的海陵王动员全国于1159—1160年与宋朝交战时，作为主力的猛安谋克军队为12万人，被征来参加这场战争的汉军却不少于15万人，此外还有在华中进行水战的三万水军，他的军队中占多数的不是女真族，而是汉族。金国翻译了《论语》、《孟子》、《春秋》、《史记》、《汉书》、《新唐书》等。西夏翻译了《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女真铸造的钱币从来都只有汉文，党项钱币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元朝的钱币按汉文表示，但用八思巴文字。
　　一、契丹
　　契丹是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北魏拓拔曾打败契丹，契丹年年向北魏进贡。突厥强盛后，契丹又臣属突厥。自7世纪以来，契丹就被羁糜在隋唐的势力范围内，他们必须带着当地的特产进贡朝廷。605年，契丹人对隋朝的东北边界大举入侵，隋朝联合突厥进攻契丹，获男女四万余口，隋朝与突厥平分，使契丹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人口一时锐减。唐朝不仅是强大的中原王朝，在630年击败东突厥后，成为北方草原的霸，契丹继北朝后又被纳入中央王朝控制之下。623年，契丹一个首领入朝长安。628年契丹召开了一个部落首领会议以后，另一个首领到长安请求正式臣服。645年唐太宗伐高丽，一些契丹部落参加唐军作战。647年，以窟哥为首的大贺氏八部联盟正式臣属于唐，被赐姓李。649年，唐朝在东北松漠地区为契丹人设置了都督府，属自治性质，但封号给其首领带来空前的威望。后来柔然、回鹘强大以后，契丹便会依附他们，否则，便臣服中原王朝。当回鹘灭亡后，草原上没有强大的政权，唐朝内部藩镇割据，走向衰落，契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机。阿保机建立政权后，开始向外扩张。向南攻占了阴山以南原唐朝的领土及幽云十六州，向西亲征吐谷浑、党项、沙陀诸部，一度攻灭了甘州回鹘，臣服了高昌回鹘，在东北征服了女真诸部，金朝阿骨打的祖先几代人都曾担任辽朝边疆等级制度下的节度使。阿保机又于926年灭渤海国，渤海国建立于698年，占据了东北大部及朝鲜半岛的北部一带，立国以后，唐在其地设置忽汗州都督府进行管辖。北宋建立以后，宋太宗想收复幽云十六州而发动了两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被迫对契丹采取守势。1004年契丹南下，攻打到黄河岸边的澶州城，双方互有胜负，定下“澶州之盟”，宋朝每年向辽输送大量岁币，宋辽维持了120年的和平。
　　西夏对辽宋议和不满，认为辽违背了辽夏联合对宋的政策，随后支持和接纳辽西北部边境部族的叛降。1044年10月，辽兴宗率军西征，元昊在辽军连续获胜的情况下，一面遣使请和以示弱，一面退守贺兰山，沿途坚壁清野，烧光野草，使辽军马无草可吃，当辽军马饥士疲之际，发起攻击，辽军大败，辽兴宗险些被俘。西夏在获胜后遣使求和，辽兴宗不得已许和，同时加强对西部地区的统治。1048年，西夏元昊死于内乱，未满周岁的琼祚即位，外戚擅权。1049年7月，辽兴宗乘机攻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由于萧惠轻敌，为西夏击败。后来辽军又连续进攻，在西夏多次战败后，没藏太后遣使要求依旧降附，1053年，辽夏重修旧好。
　　辽对漠北鞑靼诸部统治比较牢固，1004年，在漠北腹地建了三座城以镇抚，分别是镇州、防州、维州（皆在今外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此后，辽设西北路招讨司，驻镇州（今外蒙古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西南），最高长官为招讨使。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最高的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辽大康十年（1084年）向辽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辽国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令祥。如成吉思汗五世祖察剌孩被辽国封为令稳，四世祖必勒格被辽国封为令祥。
　　渤海灭亡以后，并不是所有的渤海移民和渤海地区都受辽统治，在鸭绿江南北就有一些不受辽国统治的渤海和女真部落，渤海人和高丽人有血缘关系，高丽收留了许多渤海难民，并支持辽国统治下的渤海人叛乱。992—993年，辽派大军征高丽，要求得到鸭绿江南北的领土。辽军经过几次战役后虽然推进到了清川江，但高丽军民在将军徐熙的领导下，越战越勇，最终高丽与辽达成协议，高丽名义上是辽的附属国，断绝与宋朝的关系，高丽国王受辽朝皇帝的册封，但高丽被授权处理鸭绿江南部的女真部落。徐熙于994—996年率军进入该地区，建立起一批堡垒，扩大高丽北方的疆土。1009年，高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国王被杀死，辽国为了惩罚篡位者，派军远征高丽。这次辽军占领了开京，焚毁了都城，但高丽军又重新集合起来，与辽军激战，加之严冬到来，给养不足，辽军被迫撤回。高丽王向辽请和，但辽国要求高丽王亲自朝觐作为履行附属的义务，还要求割占重要的边界区，高丽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的敌对关系。辽国于1014年、1016年、1017年进攻高丽，胜负参半。1018年，辽国又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远征高丽，几乎全军覆没。1019年，辽又派军远征，依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20年，高丽国王向辽称臣，并开始进贡，直到辽国灭亡，高丽始终是辽忠实的附属。
　　辽国为了管理大量的汉人和渤海人，在全国实行两种制度，用汉法治汉人，用辽法治契丹人，吸收汉文化有益的部分，吸收汉族群精英来维护统治。契丹人翻译了《旧五代史》、《贞观政要》。随着契丹贵族的腐败和对女真残酷的族群压迫，1124年，辽为金国所灭。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部十万人西迁，在今新疆额敏县称帝，群臣上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为了巩固统治，耶律大石开始扩张。不久他率军南下进入高昌，迫使高昌回鹘王国成为西辽的附庸。1134年，耶律大石灭东喀喇汗王朝，于巴拉沙兖建立都城。1137年，他又率军进攻西喀喇汗王朝，西喀喇汗王朝战败，向塞尔柱王朝求援。1141年，西辽在撒马尔罕北方打败塞尔柱军队，西喀喇汗王朝成了西辽的附庸。不久，西辽又征服了花剌子模，成为中亚强国。
　　西辽是中原辽朝在西域的延续，它的政治制度保持了辽朝的传统。耶律大石通“辽、汉”字，他极力使西辽保持中原文化和契丹文化的优良传统。整个西辽五位君主均采用汉文尊号、年号、庙号。西辽的官方文字有两种，汉文和契丹文并行，所铸钱币也用汉文年号。西辽在中亚统治不到一百年，却使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在欧亚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契丹”一词成为中亚各族称呼中国的名称。这个词从中亚传到欧洲和俄罗斯，俄语中的“中国”一词和英语中的cathay，都是“契丹”一词的对音。1218年，西辽为蒙古所灭，遗民融于维吾尔、哈萨克等中亚民族中。
　　二、西夏
　　西北地区在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是吐蕃人的占领区，而到了十世纪则演变成军阀分裂。有敦煌的汉人，吐鲁番、甘州、肃州的回鹘人，凉州的吐蕃人，鄂尔多斯南部边界的党项人。到了十一世纪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就逐渐消灭了西北地区所有的割据者。党项人不是入侵中国领土的外来者，他们是定居在唐朝边界的非汉族群人，他们长期以来就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党项源于西羌，世居四川西部、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一带。隋开皇六年（586年），党项拓拔部请求内服，但时反时叛。唐太宗时，屡次大败吐谷浑，党项全部归唐，唐于其地设置州县。吐蕃兴起以后，击败吐谷浑，进攻党项诸部，在唐朝的允许下，党项拓拔部向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迁移。安史之乱后，吐蕃攻占了陇右，进一步威胁党项，党项只有向陕西北部、河套一带迁移。东迁的党项人在汉族群的影响下，向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过渡，部落人口有显著增加。唐朝末年，聚居在夏州的党项首领拓拔思恭，带领部落军队到长安附近参与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唐朝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将夏州（陕西横山）、绥州（陕西绥德）、银州（陕西米脂）、和静州（甘肃静宁）等地交给他统治，唐朝还赐拓拔思恭姓“李”。唐末五代的统治者默认了党项李氏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李氏则趁机将统治扩大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又利用吐蕃衰落的机会，向河西走廊扩大影响，力量进一步壮大。北宋建立初，忙于统一战争，对党项李氏维持现状。公元982年，党项首领李继棒归附宋朝，宋太宗封他为彰德军节度使，后来又赐姓“赵”，改名赵保忠，要他忠于赵宋王朝，并给予大量财物。
　　李继棒的族弟李继迁为首领时，臣服辽朝。为了惩罚，宋朝禁止与西夏的贸易，使得矛盾激化。1002年，李继迁联合党项42族，攻占了宋朝西北重镇灵州（宁夏灵武）。1004年，李继迁在与宋军的交战中死去，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为首领，鉴于力量不足，同意与宋议和。宋朝封他为平西王，授以定难军节度使虚衔，开放边界贸易。李德明及其子元昊利用30年的和平时期，向西发展，将统治范围扩大到甘肃西部的敦煌。元昊继任首领后，积极为创立自己的政权做准备。他取消了先辈从唐、宋统治者那里接受的“李”姓和“赵”姓，意识到自己和鲜卑人有血缘关系，改姓元氏。他用各种方法提高党项人的族群意识和凝聚力，他虽通晓汉文，却又命人仿照汉字创造出本族群的文字系统，称为“国书”，后来称西夏文字，下令境内使用，地位高于汉文。1038年，元昊正式称皇帝，以兴庆府（银川市）为都城，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以党项为主体建立的西夏，居民还有汉族群、回鹘，汉族群人口超过了其他。
　　西夏建立以后，与宋朝进行了激烈的战争，宋朝在连续的溃败后，由范仲淹主持西北军务，招抚当地各族群众，开展屯田，稳定了西北形势。西夏统治者感觉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于1043年主动提出议和的要求。次年，双方议定：宋朝封元昊为夏国主，元昊取消皇帝称号，向宋称臣，宋朝每年给西夏白银7万两，丝绸15万匹，茶叶3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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