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鼠标在屏幕上乱点：不会是怀孕了吧？
我心乱如麻，终於忍不住告诉郑滢，“我已经推迟了五天，有没有可能？”
她歪着脑袋煞有介事地思考了一会，一本正经地问，“你觉不觉得想吐？”
我哭笑不得，“就算真的怀孕也没这么快吧。”
下班后，她陪我去药店买验孕试纸。我趁左右无人，从柜台上取下一盒，拉起郑滢就要走。
“急什么急？又不是做贼，这个牌子在买一送一呢。” 郑滢堂堂正正地背着双手研究保险套的广告。
“郑广和不是妇科医生吗？还用得著自己买保险套？”
“什么话，他给人看病用这个？不吃人家的耳光也要吃我的耳光。”
我推推她，“我很怕是真的。”
她抬起头来看看我，我当时大概显得很紧张，於是叹口气，安慰我，“小姐，不要自己吓自己，你以为怀孕那么容易？告诉你，美国有七分之一的夫妻想生孩子都怀不上呢。”
“别忘了我不能吃药的。”
她把两盒保险套放进推车，“那又怎么样？真怀孕了，你们就结婚，年底生个孩子，有什么不好？”她说得顺理成章。
“那我今年的升级肯定敲掉，搞不好连位子都保不稳。”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小杜养不起你？还是不肯养你？不想生就说不想生好了，假模假样。走吧!”
我看看她，说不出话来，心里很迷惘。
验孕的结果是：没有怀孕。两天之后，我的月经来了，它，不过是跟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这一次月经来的时候，我居然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随后像有一样什么东西重重的、钝钝地在我脑门上敲了下：原来，我真的很害怕怀孕。并不是为了工作，为了升级，为了保位子，而是因为一旦怀孕就要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一切就木已成舟。我不要木已成舟。
四月份，我陪郑滢去现代艺术宫拍婚纱照。他们关系发展实在迅猛，导致了眼看这位老兄要把我的好朋友娶回家，我才有幸跟他见上第一面。郑广和长着一张产妇看了能够舒缓压力、婴儿见了会觉得世界很美好的脸，他的长相揭开了我悬在心头多年的一个疑问：小时候看动画片“聪明的一休” ，总是想那个可爱的一休小和尚将来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见了他，我茅塞顿开，明白了，就是这个样子! 难怪他可以做妇产科医生。
他们拍了大半天，到将近傍晚时分，眼看着天阴沉下来才告一段落。我突然记起浪管风琴应该就离这里不远，於是叫他们先回家，“我想到海湾旁边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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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天气很奇怪，早上到下午都阳光灿烂，四点多钟却开始下起小雨。我在现代艺术宫后门的博物馆门口找到个工作人员问他知不知道浪管风琴在哪里，他伸手指指路对面，“过街再走一段就到了。”
我走过街，沿着旧金山湾往前走。慢慢地，雨越下越大，海湾上的风吹过来，透过我身上薄薄的开斯米毛衣，我开始发抖，心里非常后悔没有带件风衣。
这一路上人很少，走了很久，已经差不多到了金门大桥下面，却还是什么都没看见。我觉得很不对劲，绕到停车场旁边的一家纪念品商店去问路，才知道我转错了弯，早先过了街，应该朝右，而我，想当然地朝左转了。
我已经没有力气走回去，身上的衣服也差不多湿透，只好搭公共汽车回艺术宫去开车回家。转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对着观后镜里的自己苦笑一下，笨啊，近在咫尺的东西都找不到。
郑先生和郑小姐的婚礼极其浪漫，在位於富兰克林街的哈斯. 莉莲索屋举行 -- 那所典型安女王式的老房子始建于十九世纪，奇迹般地幸存了1906年大地震，是旧金山两栋对外开放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中比较精美的一栋。
我对郑滢说，“你老公花样真不少。” 随即发现她毫不逊色 -- 她的戒指上面不仅有一颗麻将牌一样的钻石，而且，那家珠宝店为了拉生意，出奇制胜附送了一个终生承诺：日后，如果她愿意，可以随时把戒指拿回去换一颗钻石，只要份量相同，式样自选。郑滢说她打算五年去换一次。
我笑她，“你当心人家以为你五年嫁一个新老公。”
郑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美国不是流行女人再嫁次数越多身价越高吗？我呢，再嫁就算了，不过，做做样子也好啊。”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奇特的虚荣心。
我实践了九年之前在学校浴室和她挤一个淋浴喷头时许下的诺言 -- 当她的伴娘，杜政平做伴郎。礼成之后，郑小姐，不，郑太太，也不知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还是有意表达她的“美好祝愿”，学了美国人那一套把手里的百合玫瑰花束从脑后朝着我的方向扔过来，花束在空中划了个优美的弧线，在我和杜政平都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屁股(如果花也有屁股的话) 稳稳当当地坐在了我们两个人前方正中的地上。我们眼看着它掉下来，却不知怎么搞的，谁也没伸手去接。
一屋子的人都把目光投在我们身上，几秒钟之后，我反应过来，碰碰杜政平的手，他如梦方醒地立即低头去捡起那束花递到我手里。身后几个女人拍着巴掌呱呱大叫起来，她们大概觉得这个场面十分浪漫；我的脸涨得通红，心里只是恨郑滢怎么也不事先提醒一声：幸亏她不准备再嫁，否则，下一次自己去找伴娘。
哈斯. 莉莲索屋是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里面荡漾着一股旧时代特有的、溶和了许多可知与不可知往事的和婉气息，让人不由跟着温柔起来。
在一间卧房的墙上，我看见了一张古老的结婚证书。泛黄的纸张上字迹由於经年历久，已经变成一种淡淡的紫灰色，却还是清晰可见。上面写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市政府颁发此证书，证明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自一八八O年七月三十日开始结为夫妇，地址就是这栋房子，下面有证婚人的签名。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纸，文字是一样奇妙的东西：当所有的人都作古，甚至连屋舍都已经易主，它还在万分固执地、坚强地、死硬地对每一个走过的人倾诉一段许久许久以前的姻缘。两个人把名字写在一起，便是一个最郑重的约定。婚姻，是值得尊重的，非但尊重，简直肃然起敬。
这个时候，我的手被人拉住了。我转过头，正好碰到杜政平的目光。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突然，好像有一阵风从心里某个角落吹过来，像地铁将来时隧道里夹着滚滚车声的那一阵风；我能感觉到，有一个问题，虽然谁都还没开口，但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虽然还不知道是哪一条线的车，能不能去得了目的地，有车总比没车好。
六月份，我升了一级，而且很意外地当上了项目经理。起因听说是老处女和部门里势力最大的项目经理之间有点摩擦，好像觉得他“功高震主” ，於是出了一个新花样，把部门像比萨饼那样切成小块，从基层选“秀女” ，提拔几个项目经理分管，变相来个“杯酒释兵权”。於是，我和 Chris，还有其他两个同事一起被她“提拔” 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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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选上的“秀女” 们心情激动地去参加所谓的“部门核心讨论”，也就是关于下半年度工作和人员分派的会议。老处女用投影仪“嗖” 地放出一张标得密密麻麻的箭头图，箭头上烤肉串一样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方格，红方格代表产品新版本当前的重要里程日期，绿方格代表旧版本的各式补丁，方格叠方格，红红绿绿，煞是神气。
老处女把箭头图解释一番，然后巡视一周，“你们有什么想法？”
鸦雀无声。那个烤肉串显示了史无前例的工作量，大家四顾会议桌前的小猫两三只，再把没来开会的小猫凑在一起，实在想不出那些方格怎么搞得定。
老处女一眼洞透小猫们的心思，斩钉截铁地消灭了大家最后一个幻想，“我已经试过去别的部门借人，一个都借不到，现在每个部门都人员短缺；但是，这张图上所有的日期都已经定了下来，除非出现意外，不大可能再改动。也就是说…”
然后她跟我们讲了一通“理想” 和“现实” 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拼了老命或者小命，也要在年底之前把肉串给烤熟了再抹上点沙爹酱，让她老人家去向上级表功“看，我的部门用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力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工作” 。
当时，所有与会的人已经多多知道自己会负责什么项目，不知道的，是自己会分到什么样的人。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和Chris 都颇为沮丧，因为他分到一个实习生和一个由於去年工作表现欠佳而从另一个部门转过来的同事，而我，分到一个实习生和一个怀孕的女同事，预产期就在明年一月份。部门里比较得力的人都被几个资深的项目经理不由分说地瓜分了，就好比他们把比萨饼中间堆满了料的部分吃了，抹抹嘴，然后把帮子推给我们。
我们都做过实习生，也对曾经提携过我们的人心存感谢，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公司景气的时候，人手足，无所谓，到现在已经瘦身瘦得差不多，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实习生相对来说就很不好用了：不在正式编制，公司严格控制加班时间；很多实习生进来的时候对产品一无所知，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训练，等训练好，实习期也快结束了；最要紧的是，这些孩子们关心的是未来的工作 -- 当然应该关心，一旦发现公司不招员工，立刻就松懈下来，惦记着张罗自己的前程，不可能跟你休戚与共，而你又不能逼得太紧，毕竟，人家是来“实习” 的，有三分客人的味道。
Chris 说，“你比我好，轮到一个博士生。” 他分到一个硕士研究生。
我苦笑一下，心想，博士生长两个脑袋四只手吗？
郑滢听了我的“部下” 阵容，立刻一翻眼皮，“你亏大了。想想看，他那个人再不济，还可以管，可以骂，可以告状，出了问题，实在不行就把责任推下去；你呢，不要说骂，讲话都要小心，万一逼狠了，人家搬出‘一尸两命’ 来威胁你，你告到老板那里她都不敢帮你。”
我越听越懊悔，“别说了，谁叫我没用，抢不过人家。狗咬狗，小狗只好啃没肉的骨头。”
郑滢摇摇头，点着我的鼻子，“看好了，你这个‘监工’做得连‘长工’ 也不如。”
七月份，一个大项目收尾，老处女出人意料地弄到一笔钱，组织她手下的几个基层部门的人去一个葡萄园“尝酒”，所谓“尝酒”，其实不过就是大家跑去看看风景，稍微搞点活动，喝几杯当地产的葡萄酒而已。本身并不太稀奇，可这一次大家趋之若骛，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下一次机会。
那是一个星期五。早上我有点睡过头，又碰到堵车，等开到那个葡萄园，露台前面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车。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知道假如这里没有车位的话就要一直绕到后面山腰上的另一个停车场再走下来；於是我一连转了两圈，希望能有一个空位。
终於，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空车位，可是对面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另一辆车也朝它开过去，离得比我近，眼看就要转进去。我恨恨地念了一句倒酶，正要掉头，那辆车却突然调转了方向，车里一个戴墨镜的男人示意我用那个车位。我喜出望外，以为正好碰到哪个有绅士风度的男同事，立刻二话不说开过去。两辆车缓缓擦过，我隔着车玻璃朝他微笑，笑容却突然僵在脸上。因为，那个人是程明浩。
他来旧金山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公司是主办方之一，在会议最后一天邀请一些有长期关系的客户来这儿活动。葡萄园有两个尝酒的大厅，我们包了一个，他们包了另一个，难怪停车场那么挤。
我心不在焉地应酬了一会儿，就到露台上去，他正好站在那儿，而且是一个人。我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看着他，不知该往脸上摆什么表情。他对着我微笑，很大方地说，“你好。” 他的态度很沉着，仿佛我们以前所有的事情都一笔勾销了。
程明浩穿一件米色棉衬衫，胸口有他们公司的标记，很配那条咖啡色卡其布裤子。一年没见，他黑了一点，显得比以前更结实、也更精神了；只是他把头发剪得很短，不仅短，而且还用发胶定型，使之一丝不苟，脑门前的几乎根根直竖。现在很多男人留这种发型，也挺好看，但他也“怒发冲冠”，却让我心里生起一份莫名的难过 -- 璐璐再不可能把他的头发弄乱了。
我们开始聊天，名副其实是聊“天”，我们从加州的天气聊到明州的天气，再从明州的天气聊回加州的天气，待所有与天气有关的事情都聊完，终於不可避免地要回到“人”。
“你不如把头发再剪短一点，不像香港特首也像澳门特首。” 我说。
他笑笑，把声音压低一点，“你们公司还好吧？前一阵子我看到好像又裁员了。”
“好，裁归裁，至少现在还能跑来喝酒，” 我抿了一口酒，“不过，说真的，这酒好酸。”
“加州的红酒都偏酸，” 他也抿了一口，“你等一下。”
他走开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七喜，“其实用雪碧效果会更好，不过七喜也可以。”
我们把七喜打开倒进酒里，果然可口许多。
“人家看见会不会笑我们？”
“笑什么，这样明摆着好喝多了。要是在家里，我会直接往里面加糖。”
“土包子。”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摇摇头，又喝了一口搀了七喜的酒，抬起头，发现他正在凝视着我，眼光很温柔，里面有一些东西，像酒一样让我感到微微的眩晕，本来想说什么都忘记了。
我们默默地各自喝酒，过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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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了一惊，抬头看看他，发现他正盯着我右手无名指上的那个“情绪戒指”。那个戒指，最早是杜政平买给我的，后来我还给他，再后来重归于好，他又还给了我。那个戒指大概正好就是六号的，戴在中指上有点嫌紧，我就一直把它戴在右手的无名指上。
我把手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这不过是一个玩具。再说，这是右手啊。”
他看看那个戒指，笑笑，“很漂亮。”
我说，“谢谢。” 突然意识到他大概还不知道我现在又和杜政平在一起了。我一边琢磨假如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的话该怎么说，一边黯然地想：他知道了，说不定会怀疑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就还想着杜政平，所以跟他分手之后又兜回原地，我说也说不清。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可是看起来却实在很像，换了我或许也会这么想。
正在出神，程明浩下一句话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我以为你和小杜已经结婚了呢。”
我望了他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你怎么知道…”
“噢，去年底，好像是十一月中旬吧，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是他接的。他告诉我你们大概会今年结婚，还准备去大溪地度蜜月。”
“杜政平？” 我叫起来，杯子里的酒差点泼了出来，“他说我们要结婚？”
程明浩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介于诧异和尴尬之间，好像在说，“难道不是吗？” 过了半天，他点点头。
“他… 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你们公司很忙，你经常要八九点钟才能下班。”
“还有呢？”
“还有，他说你们圣诞节去太浩湖滑雪，然后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其它也就没什么了。”
我呆在那里，脑子里像有本日历，一页一页飞快地翻回到去年十一月份，十一月中旬，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刚刚给了杜政平我公寓的钥匙，他有时候下了班就直接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那一段时间，我比较忙，经常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难道？
不错，我们公司是很忙，我经常要八九点钟才下班，去年圣诞节我们的确去了太浩湖滑雪，而且玩得很开心，但是，但是，谁说我跟他今年要结婚的呢？
自从几个月前和他一起看见那张老掉牙的结婚证书之后，我的的确确开始想，就这样把名字和他写在一起，或许就是我需要的幸福 -- 幸福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经历过，事先怎么会知道呢？我甚至想，假如他提出结婚，就答应吧。可是，早在去年十一月份，他怎么就未卜先知了呢？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杜政平做了一件不光明正大的事情 -- 一句谎言夹在好几句真话当中，变得像真的一样，换了我是程明浩，也会相信。然而，说那是谎言，好像也不完全正确，他不是在我家接我的电话吗？我们不是一起出去度假吗？我不是跟他上床吗？
我定定地看着程明浩，原来，他找过我的，只是我没有接到那个电话。
我木木地说，“我们还没结婚。”
“噢… 那，有计划吗？” 他有点意外，认真地看着我。
“有可能，有可能明年吧，” 我感觉好像回到小学课堂里，躲在下面看连环画被老师措不及防叫起来，连问题是什么都还没听明白却又觉得不得不给个答案，心里又急又窘就随便说一个凑数。我又喝了一口搀了七喜的红酒，味道却已经不对了，好像又酸又苦，“你找我干什么？”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看了好一会，才说，“讲出来你不要笑我。” 他自己先微笑了一下，淡淡地说，“当时，我是想跟你说对不起，然后问你我们能不能再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很讨厌我说对不起，可是又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说，所以我想，索性被你痛痛快快骂一顿也好。”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他舔舔嘴唇，接着往下说，“记得吗，你跟我分手的时候说我不适合你，还说我没有小杜好，当时我一气之下跑掉了，临走之前还叫你去嫁人，后来想想实在混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其实… 其实那天我开车去明尼苏达，在路上就老在想你，好几次恨不得马上掉头回去，又觉得那样太没面子。可惜，” 他苦笑一下，“等我明白过来，小杜竟然又把你追回去了，那个家伙真是无孔不入。现在我倒是承认他比我好，他不是为了你到加州来了吗？我呢，有了台阶也不知道怎么下…” 他摇摇头，“不过这样也好，正好让我断了念头，把心思统统放在工作上，去做该做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都当你们是朋友，结婚的时候通知一声。”
我看着程明浩，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平静，到最后，平淡到几乎没有什么情绪。他眼睛里曾经闪现过的刹那温柔 -- 那种往日的温柔，又不见了，换上一份亲切，像是对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诉说从前犯过的错误，随后泰然地一笔抹去“都不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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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喉头发涩，嘴唇发干，刚刚喝下去的酒溶进血液一阵阵往脑门上涌。照那么说，他并非如我想的冷酷无情，在我想念他的时候，他或许也在想念我，而且的确打过电话希望重新开始，只是，晚了一步。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一样地接着往下讲，“去年感恩节前几天，我和一个同事去佛罗里达一家公司看仪器，回程在亚特兰大转机，正好碰到机场发生紧急事件关闭，我们在那里等了五六个小时。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但当时乱糟糟的，大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都很紧张。我那个同事的太太知道了，急得要命，每十分钟给他打一次电话，问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到后来，他都有点不耐烦了，我却在旁边越看越羡慕，因为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当时，差不多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所以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我在那里想，如果我们没有分手，你大概也会那样的吧…你一定也会那样的…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后来呢？”
他停了一下，看看我，“后来我突然心血来潮，就给你拨了个电话过去。照说不应该，而且，就算我们没分手，我也不愿意让你担心，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真的很想知道你究竟还会不会为我担心。”
“然后你没等接通就挂掉了，对不对？” 我盯着他问。
“我拨了号码以后，又觉得自己很可笑。再说，要还是碰上小杜接，我怎么说？”
“那天是我在家，我去接电话的，结果你自己挂掉了，” 我轻轻地说，“还有，当时我如果知道了，会担心的。”
他不说话。我低下头，问，“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好？”
“没什么不好，人总要往前看，我们都一样。” 他平静的语调像冰水一样慢慢地浇到我的心里。我怨恨地看了他一眼：刚才那些话，为什么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告诉我，或者索性就不要告诉我？反正无论如何不该现在告诉我，现在告诉了我，然后加上一句“人总要往前看”，让我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他自己大概是想通了，不在意了，於是和盘托出，大概觉得了却一桩心事，也不去管人家想通没想通，在意不在意。我觉得他很自私。
“太阳出来了。”我说。“人” 的话题聊得差不多，只好又回到天气上去，天气总是比较容易聊。后来，他告诉我，他买了一本花生漫画，“史努比的确招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