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婚离得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快，他说要盘算盘算怎么弄才能尽量减少损失，我看是又开始心疼钱了。我不管，反正我告诉过他，我会嫁给2001年第一个向我求婚的男人。一年的时间，总应该够了吧。”
“万一到时候他离不掉，你怎么办？”
“到了那个时候再说，我现在总得先给他点压力吧。就象我们订工作计划，管它完得成完不成，先要写得像那么会事。”
一个月之后，Chris和我的合作项目结束，他凭借其中的出色表现升了一级。他慷慨地请全部门吃了一顿饭，然后向老处女提出要求和我调换办公室，理由是他现在高我一级，按照级别，应该拥有一间转角办公室。
那个星期五下午，我用会议室的转椅把办公室里属於我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推到了Chris 那间其实小不了太多、只是窗户没有那么大的办公室里。原来差点把那张人体工学椅也带走，后来想想还是留在了原地：人家一定已经想了很久了，何必扫兴，只是不知道那句“这张椅子谁坐谁倒酶” 的咒语会不会应在他自己身上。
过了没多久，Chris 笑嘻嘻地来找我，这个笨蛋有本事把椅子占过去，却不知道该怎么调高度。我试图教他不果，索性趴到地上帮他调。我把椅子调好，站起来朝他笑笑，拍拍身上的灰，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力争上游” 最现实的意义 -- 有时候，一扇稍微大一点的窗户，一把稍微舒服一点的椅子，在特定的环境下，代表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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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虽然刚工作的时候傻乎乎地一心求成又没找对门法，吃了亏受了委屈也不知如何应对，那一段时间却还是很值得怀念的。当时，公司好像很有钱，大概又一心要留住员工，动辄找名目组织活动：新项目要开始了吗，庆祝一下，找个地方吃海鲜；刚刚达到一个里程目标吗，庆祝一下，全部门一起看球赛；夏天到了吗，庆祝一下，到海边烧烤，公司报销一切费用外加汽油；秋天到了吗，庆祝一下，去葡萄酒园品酒，加州的葡萄酒久负盛名，品完了每人带一瓶回家；项目结束了吗，而且居然还提前了两天，了不起，每人发一张礼品卡；圣诞节吗，废话，一年一度，不好好开个酒会怎么对得大家？
伴随着物质而来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人们都好像很乐观，很多中流砥柱级的人义无反顾地从大公司跳到小公司，怀着“只要公司股票一上市我就能赚个满钵”的信念；留在大公司里的人，年纪大的想着熬到退休拿公司丰厚的福利，年纪轻的想着“稳定中求发展，在这里混上一两年，等有点资本再跳出去，身价更高” ，上班时大家忙里偷闲瞄着自己买的股票看是不是又往上涨了。每个人都向前看，每个人都觉得有盼头，每个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 。如果时间也有颜色，那么，那是一个带着点粉红色的、短暂的片段；称之“流金岁月” 并不为过。
一个同事说，“我在公司已经快十年了，从来没有见它这么好。你们现在进来，运气不错。” 然而，花无白日红，任何东西，好到了顶，就自然会走下坡路。
有人说其实2001年才是真正的所谓“千僖年”，我没有考证过，但我宁可它不是，因为，2001年在我的记忆里是严酷的一年，它粉碎了很多东西。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空气竟然真的开始带着“粉红色”了，新闻里、报纸上、杂志上、网上漂浮着一个久违的单词，叫“粉红条”。在英语里，给某人一张“粉红条” 用来比喻通知一个人他丢了饭碗。2001年上半年，公司里第一次飘起了“粉红条”。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公司赋予它一个煞有介事的名词“资源重组”，听上去很有学问，郑滢说那个名词是一堆真正的狗屎，加了奶酪，西红柿镶边、再浇上一朵奶油花，还是一堆狗屎，发明那个词的人应该自己先吃一口，看他说不说“味道好极了”。
说来也奇怪，虽然已经听过好几次，有了一定心理准备，当“粉红条” 真正飘起时，每个人的心里还是像经受了一次大地震。老处女召集我们开会，带着她招牌性的微笑缓缓告诉我们，很遗憾，从今以后，我们部门将“失去” 两名员工，其他人还是各居各位，她真诚地祝愿那两位员工在别处能有更好的机会。当然，这个美好的“祝愿” ，那两个人已经听不见了，因为半个小时前，他们已经在人事部门员工的“陪同” 下，离开了公司。
剩下来的半天谣言四起，有人说这和第一季度业绩有关，裁员是为了把股票拉上去；有人说裁这么些人杯水车薪顶什么用，立刻被人一眼瞪回去“你难道还希望多裁点吗”；有人说裁的主要是年纪将近退休的人；也有人说某个部门新招进公司的某某某和某某某跟着上司一起滚蛋了。听得所有人心里加倍发慌。
我坐在办公桌前越过电脑屏幕看着窗外碧蓝的天空，那天只是一味地蓝，毫不含糊，没有一丝忧伤，也没有一点同情心。我想起就在去年，公司招我进来时还发给郑滢六千块钱的推荐奖金，觉得美国不愧是一个让人“经风雨，见世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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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晚上临睡前和程明浩通一次电话。我喜欢钻到被窝里，把手机放在枕头上，然后把音量调大一点，耳朵凑在它旁边，有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告诉我西雅图天气不好，三天两头下雨，我说，“谁叫你自己喜欢跑到那儿去，记住，我在哪里，太阳就在哪里” 。
偶尔，我打开他的电子邮箱看看，他的电子邮件并不多，无非是从前的同学和朋友，都很简短，也从来没有看见张其馨的。几次下来，我也就懒得去看了。
一转眼两个多月过去，公司第二轮裁员让所有人彻底弄清了形势：“过去的好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相比几个月前的那一次，这一轮“资源重组” 涉及面更广，来势更凶，而且，走路的员工获得的待遇更差。整整一天，公司里气氛沉重得像压了一块铅，大家彼此见面要先端详一番对方脸色再开口，唯恐人家刚刚被裁而自己说出什么会导致“不必要的刺激” 的话来。
我在电梯间和那位客户服务部门的冤家不期而遇，自从那次被当众出卖，我见了他都绕道而行，今天不巧，迎头碰上，只好尴尬地笑笑。他手里抱着一个大纸盒，电梯门刚关上就开始骂娘 -- 当然用的是英语，先骂公司过河拆桥，后骂管理层利用裁员整人，再骂员工之间内部倾轧(他大概已经忘了和我之间的过节)，最后扔下一句“看好了，那帮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 ，原来他们部门被裁掉了足足三分之一，他属於那倒酶的一员。
等电梯到了底楼，我已经不再恨他，也不再那么恨 Chris, 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些人，不过都是一棵大树上的小猢狲，为了抢那么一两个香蕉或者桃子你争我夺，然而，当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危险，我们的命运，都不握在自己手里。
公司这一波裁员的确声势浩大，以至蒋宜嘉都打电话来关心我是否丢了饭碗。
我说，“到现在为止，我和你的老情人都还平安无恙。对了，你哪里得来的消息？”
“网上看见的，你们公司这一次下手好像很酷啊。”
“你很空嘛，还有时间在网上逛。”
“哪里，我是在随时关心有没有我自己公司的坏新闻。现在到处都在裁员，人心惶惶，公司要动手的话总是把消息封得死死的，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让员工知道，所以往往外面传开了，公司内部的人才知道。真他妈的活见鬼。”
在这一轮裁员中，我们部门又“失去” 了三个人。老处女召集几个项目经理开会，把他们的工作摊给剩下的人；大家各就各位，毫无怨言地接过分到自己手上或多或少的额外工作，好像那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可观的，不知不觉间，大家变乖了，变勤奋了，变得任劳任怨了 -- 至少面子上都做得像那么回事。再没有人星期五早下班，再没有人一顿午饭吃两个小时，就连那个爱情至上的漂亮女孩子也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坐在办公室里；人们开始周末把电脑带回家有事没事发个电子邮件出来表示“我在干活” ，人们开始耐心地揣摩主管的心思，原先的“我要如何如何” 变成了更明确、更基本的“我要讨老板高兴” ，而后突然发现，老板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容易不高兴的生物了，据说部门里的那个马屁精加包打听甚至专门写了一套高深的代码，输入同事们的大致年龄、工资、年审评分等参数，凭之计算每个人相对於他被裁员的机率，以确定要对付的对象。裁员居然比海鲜烧烤球赛酒会礼品卡加在一起更能提高工作效率，这一点公司人事部门大概始料未及。那种情形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叫“棍棒下面出孝子”。
工作比以前更加忙，人少了，所有原定的里程日期却还维持原样，虽然如此，我还是在五月底请了两天假，加上长周末，我打算去西雅图看程明浩。我记得，那个周末正好是他的生日。
我给他买了一块手表做生日礼物，长方形的表面，暗灰的表盘，指针在上面闪闪发亮。我觉得这块手表很“像”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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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郑滢笑眯眯地递给我一样东西，用粉红色的礼品纸和缎带包得像模像样。
我打开包装，是一盒避孕套。
她怕我不识货，还凑上来补充一句，“这一种是这个牌子里最高档的了。”
我红着脸骂她，“神经病。”
“骂归骂，你肯定用得着。关璐，我已经想好了，将来你结婚，我给你陪嫁一打三十六个大包装的避孕套，以平均一周四个计算，多退少补，可以用差不多两年，两年以后呢，我看你也差不多应该生孩子了，” 她得意洋洋，“是不是想得很周到？”
郑滢自作主张的一片好意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因为，飞机一到西雅图，我就发现“老朋友” 来了。我的月经通常很准，那是一个例外，也不知是因为长途旅行，还是临上飞机前吃的那一杯冰淇淋，抑或是某种奇特的心理暗示，总之，它提前了足足一个星期。
程明浩摸摸我的脸颊，说，“你瘦了。”
我说，“因为巧克力吃得少了，你又不在，没人给我买。”
他笑着说，“我以后补给你。”
程明浩和一个刚毕业不久、在西雅图一家电脑公司工作的人合租一套公寓，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看见床边的地上另外铺了一个床垫。他说，“晚上你睡床上，我就睡这儿。”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一点说不大出来的味道：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讲明，他这么自然地解决了，我不由得想，难道他真的一点都不想要我？
我在他房间的窗边看见一个很别致的风铃，用贝壳串成，看得出是手制的，风吹过，声音十分悦耳。我问他哪里来的，他说是一个同事做了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是女同事吧？”
“是的。”
“她为什么要送你生日礼物？”
“前两个月我曾经帮她搬过一次家，她大概是感谢我吧。”
“她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她自己做的风铃？”
“这… 我不知道。”
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只是，我并没有从他的眼光中找到期待的那份坦然。
“你们关系很好？”
他点点头，“只是工作上的。你不要乱想。”
我突然愤怒起来，“工作上的好朋友碰到了生日送 Starbucks 礼品券，不是什么活见鬼的风铃!”
我的声音在小小的房间里显得尖锐，像一根被横空扯断了的铅丝，还在微微地抖，牵动着空气一起跟着发颤。我们两个人都吃了一惊，他动动嘴唇，却什么也没说。
我们面对面难堪地沉默着，每一秒都显得格外漫长，终於我无法忍受，脱口而出，“对不起，我忘记你的生日了，所以没有准备礼物。” 说完我又盯着他的眼睛，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不要紧，你来看我就已经很好了。” 他的眼睛居然还是那么平静，一点失望也没有。我的心像被刀子狠狠划了一道：他甚至都不在乎我记不记得他的生日。我想起包里那块手表，恨不得立刻把它拿出来砸个粉碎。我恶恨恨地瞪着那个风铃，“你把它还给人家。”
“这不大好吧？”
“你还不还？”
“这真的不好。璐璐，你听我说，我们的确什么也没有，只是比较好的朋友。”
“我不相信。” 我一把扯下那个风铃，扔到桌子上。
“璐璐，你要讲道理!”程明浩的声音也提高了。
“我讲道理，可是，就不跟你讲道理!”我火气高涨。
他不再说话。我更加生气，一个劲地摇他的手臂，可他就是不说话。我的心突然被一阵绝望攥紧，当一个男人不听你说话、甚至不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可笑而真切的事实：自从我认识程明浩以来，他的生活里好像总是有某些人、某些事，离他比我更近，我不知道那些人、那些事离他究竟有多近，所以只会害怕，变得有醋就吃，不管有没有道理。
开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只有伤心难过了，我才会不讲道理。你嫌我不讲道理，那么，你为什么要让我难过？
终於，我低下头，拉拉他的手指，“对不起，我今天情绪不大好。月经来了。”
他慢慢地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掌心里揉着，“那你还要发脾气。”
我的眼泪立刻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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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开始肚子疼，等躺到床上，已经一阵阵定时发作，痛得我脑袋发晕，靠做深呼吸来分散注意力。
虽然包里有睡衣，我还是穿着程明浩的一件衬衫钻进了被窝。因为衣服上有他的气息，我喜欢他的气息就这样包裹着我。
程明浩替我把被子塞好，说声“晚安” ，也去睡了。我裹着被子，久久不能入睡，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特别希望自己是个男人，可以免去这种无处去清算的烦恼；像程明浩，虽然躺在地上，我担保他老早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不知多久以后，痛经愈演愈烈，我不由开始辗转反侧，一连翻了几个身以后，我听见他问我，“怎么了？” 他居然还没睡着。
我打开灯，告诉他我肚子痛。他问我，“很厉害吗？你脸色很白。”
我勉强对他微笑一下，“还可以，” 然后把手按在肚子上揉，“不要紧，以前也经常这样，过一会儿应该就会好的。”
我关上灯，翻个身，一边揉肚子一边开始数羊。数到差不多一百二十只羊，我突然听见程明浩站了起来，轻轻地爬到床上，躺到我的身边，他说，“我帮你揉。”
我点点头。他从背后把我抱在怀里，一只手伸过来，缓慢而有力地替我揉着，像一只不会冷掉的热水袋。他用下巴蹭着我的头发，吻了一下我的耳轮，“这样是不是感觉好一点？”
我半闭起眼睛，“很好。谢谢你。”
过了好一会，果然舒服多了。郑滢曾经跟我津津乐道杨远韬如何体贴她，其中有一条就是她痛经的时候他会帮她揉肚子，当时我不以为然，现在才明白，一样是揉肚子疼，男人的手就是比较有效。
我对他说，“你对我真好。” 过了一会儿，又有点心酸，“你对谁都好，就像张无忌。”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是那样的。我和那个女孩子真的只是好一点的同事而已，她都从没来过我家。那个风铃，我只当是她的一片好意，没想到你那么在乎。要是真有什么，我为什么还要光明正大地挂在那里等你来发火？”
我说，“谁知道你跟人家好到什么程度。”
他叹了口气，“归根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
“算了，不要再提了，” 我说，“我喜欢你这样抱着我，像查理布朗抱着史努比。”
“查理布朗是谁？”
“你没看过花生漫画吗？”
“有人说过我是土包子。”
我笑起来，开始给他补课，“查理布朗是花生漫画里的一个小男孩，也是主人公，史努比是他养的一只小狗。史努比是全世界最最可爱的一只狗，它长得胖胖的，和人一样可以站着走路，高兴的时候耳朵会竖起来拧成两个麻花。它不会说话 -- 狗当然不会说话，可是很聪明，会通过表情和汽球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人家，它还会用打字机写小说呢，”我打个哈欠，“查理布朗其实是个挺倒酶的小孩，凡是他组织的球赛啊、游行啊，一定会下雨，他干什么好像都不大顺利，经常被人家嘲笑，但是他很善良，而且，在史努比的眼睛里，他是世界上最最厉害的人，因为他每天会定时把狗食放在盘子里。我想，史努比大概是唯一一个把查理布朗当回事的吧，” 讲到这里，我已经开始有点迷迷糊糊，“我真喜欢花生漫画，里面的人物一直都不变，永远长不大。想想查理布朗也挺不容易，一只狗养了足足五十年，不知喂掉多少罐头，难怪史努比崇拜他。”
我听见程明浩在我耳边说，“璐璐，我明白了。” 他的呼吸拂过我的脸颊，暖暖的。
“明白什么？”
“我明白… 查理布朗是谁了。”
我笑笑，“我现在好多了，你可以不用揉了。”
他的手停住，却慢慢地、温柔地向上移动，一直到我的胸口。他停顿了一下，轻轻地解开了我胸前的一颗衬衣钮扣，他的手已经触到我的皮肤，却在那里停住，过了一会儿，又把钮扣扣上，摸摸我的头发，“睡吧。”
那一夜，西雅图下着微微的雨，他就那么抱着我睡着了，像查理布朗抱着史努比。那是一个温暖厚实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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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没有送出的手表和程明浩的衬衫一起带回了旧金山。那件衬衫，我当睡衣穿了几次，脏了以后，却一直舍不得洗，因为现在那上面有他的气息和我的气息，难分彼此。於是我把它挂在衣柜的一个角落里。
至於手表，我打算当成新年礼物送给他，或者就作明年的生日礼物也可以，不愁没有机会，还可以顺便看看它走得究竟准不准。
公司裁员之后的一次部门会议上，终於有人忍不住斗胆提出了那个听似简单、其实难度绝不下于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 里价值起码五十万美元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被“资源重组”？问题一出口，大家的眼光齐刷刷地投向老处女，看她如何应对。
老处女耸耸眉毛，首先声明，任何“资源重组” 的决策都是上层再上层做的，她本人知情决不比我们早多少，更没有决定权，言下之意“哪天我叫你滚蛋你别怪我，要骂骂公司” 。随后字斟句酌地说，我很理解大家的想法，但你们也要明白，在现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下，公司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保持和提高竞争力，从长远来说，正是为了“我们大家” 。所谓“资源重组” ，以后可能会成为公司提高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希望你们能够顺应潮流。
这是个天大的坏消息，我们面面相觑，汗毛不约而同竖了起来，那一句“顺应潮流” 听上去更加像“节哀顺变”。是真的：不知什么时候，把我们当宝贝一样请进来的公司，现在，开始嫌弃我们了，如果赶走一些“我们” 可以把股票拉高一个半个百分点，它不会手下留情。
会变心的，不仅仅是男人。这种变心，连撒泼胡闹、“一哭二睡三上吊” 的余地都不给你留。
老处女看吓着我们了，又满脸笑容、安慰似地说，她“个人认为” ，在当今环境下，公司要“资源重组” ，涉及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技能已经不再为公司急需” 的员工，所以，作为员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努力工作，用工作成果去证明自己的技能是公司所“急需” 的。
我们又一次面面相觑。我想起一个成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曾几何时，每个人收到的录取通知上都写着“我们坚信您将成为本公司极有价值的资产” ，突然间，他们好像不再“坚信” ，“资产” 们就需要去证明自己还是有用的，而这种优胜劣汰，搞不好几个月就来一次。早知如此，当初废什么话？
当“资产” 们不约而同想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偷偷整理简历打算另觅东家的时候，没料到美国的“高科技行业” 本质上竟然和红楼梦里的大家族一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你被抄家了吗，那么我也气数将尽。很多小公司一夜之间倒闭，大公司基本都境况不佳、或明或暗地在裁员，101公路两边原本寸土寸金的办公楼宇开始不断出现空位，一批又一批失去工作的人搬离，在这个地方，没有工作是根本无法生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