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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作 者:(日)实松让

实松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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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作 者:(日)实松让
  前言
  光阴似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晨七对日本广播协会的前身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以激动的语调反复播送大本营发布的第一号临时新闻公告:“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八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把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消息告知全体国民,从此,如同梦游一般地度过了二十八年的漫长岁月。
  回顾这场战争,它给人们留下许多疑问:为什么在开战之初去进攻珍珠港?当时日本海军把优秀的航空母舰都投入进去,采用世界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远洋奇袭战术直捣敌营。为什么一定要孤注一掷、断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究竟是谁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一作战设想的?在使之具体化和执行这一计划时,经历了哪些曲折?为达到作战目的,曾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如何?..等等。
  现在已经清楚,提出这一夏威夷作战设想的人,原来就是当年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而他第一次正式表明这一设想的是在一九四一年元旦后不久的一月七日。
  本书系根据作者当时在华盛顿担任驻美海军助理武官工作时的亲身经历和日美两国公布的资料写成的。主要以夏威夷作战为中心,把从山本表明他的设想以来直到进攻珍珠港为止的十二个月——确切地讲十一个月零两大——这段时间里日美关系经过了哪些历程?发生过什么事态?这些事态怎样朝着悲惨结局一再恶性循环而终于发展到一场最大的战争悲剧?既然美国自开战前一年夏天以来,就完全破译了我国的外交电报,对日本政府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为什么在珍珠港遭受袭击时却一败涂地?凡此种种,按时间顺序一件件加以汇总。
  也就是说,本书以山本提出设想的一月七日为起点,以十二月八日开战为终点,把车子开往珍珠港时一路上时刻映现在车窗上的一些主要情景,根据经过记述下来。
  为使读者了解开战前一年间双方活动的大体经过,书末附有一份按时间顺序编写的大事记资料。这份资料对读者,特别是对太平洋战争感到象古代史话那样陌生的读者来说,如能起到一些参考作用的话,则是十分荣幸的。
  实松让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译者的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凌晨(夏威夷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和平谈判掩护军事上突然袭击的一个典型事件,也是当年美国统治集团推行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没有认真备战,招致了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典型事件。
  本书作者实松让当时为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处助理武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日美双方的情况较为了解。本书就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回忆,并参阅了大量有关文件档案资料所写成的。
  本书采用日志形式,援引了当年大量的函电、记录、日记和密码文件等资料,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国际形势、日美关系等作了详尽的介绍。今天,我们研究当时日本为之进行长期准备和突然袭击的这段历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作者站在日本海军的立场上看待偷袭珍珠港这一事件,因此对某些事实或者回避要害,轻描淡写,或取其一点,大肆宣扬。例如,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问题避而不谈;对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的侵略阴谋也很少提及。反之,却对当时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等人所率领的偷袭珍珠港的海军部队,甚至对以外交官身分作掩护进行间谍活动的海军人员着意渲染,大加描写,把他们吹捧成为偷袭珍珠港的“功臣”和“英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
  书中,对个别地方作了删节;有关资料,不少未指明出处,有的前后还有出入,读者引用时,务请查找和核实资料来源。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译文定有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围绕夏威夷作战问题的讨论经过山本五十六的设想
  一九四一年元旦刚过不久,一月七日的那一天,千叶县木更津基地的海军航空队雄鹰,迎着寒风,首次飞行,对帝国首都进行访问。飞在机群前负责指挥的是该航空队司令海军大佐久迩官朝融王,尾随在他后面的是在日华事变①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三十六架“越洋轰炸机”。
  这一天,强大的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正在旗舰“长门号”——停泊于丰后海峡(四国和九州之间)佐伯湾内——的司令长官室里,聚精会神地挥笔疾书。
  山本司令长官正以他那特有的犀利笔锋,写着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他在这九张海军公文纸上写成的,是上书给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②大将的“关于战备意见”。这些意见是山本经过长时间的周密研究和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在这封信中,山卒第一次正式表明了自己对夏威夷作战的设想。
  ① 指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七·七”声沟桥事变。——译者
  ②及川古志郎(1883—1958),1940 年9 月起到1941 年10 月,在近卫内阁期间任海军大臣。——译者
  山本的信,开头这样写道:虽然任何人对紧张的国际形势都无法正确预测,但是,“作为海军,特别是联合舰队,毋庸置疑,应该以对美英作战之决心,转入认真备战并制订作战计划之时期”。接着,他便分为“战备”、“训练”、“作战方针”和“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四部分来阐明自己的信念。
  关于“作战方针”,山本摈弃了日本海军传统的正统派战略,即:(日本舰队)待美国舰队前来进攻后再在西太平洋迎击美国舰队,并通过舰队决战予以歼灭,主张“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与美国人民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接着,山本强调指出,在实行这一作战计划时,“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败之思想准备。”在第四部分的“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中,他还把具体进行作战的要领,分三种情况作了详尽的论述:
  第一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的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则“用飞机编队将其彻底击沉并封闭该港”;第二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外,则“按第一种情况处理”,第三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提前从夏威夷出发前来进攻,则“出动决战部队予以迎击,一举将其歼灭之”。
  关于在第一、第二种情况下使用兵力及其任务问题,山本这样写道:
  一、使用第一航空战队(舰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航空母舰“苍龙号”、“飞龙号”),万不得已则只使用第二航空战队,在月明之夜或黎明之时出动全部航空兵力,对敌舰进行强攻(突然袭击),以求全歼。
  二、一个鱼雷舰战队——它在航空母舰遭到敌机反击而不可避免地沉没时,负责营救舰上人员。
  三、一个潜艇战队——它逼近珍珠港(及其他停泊舰只的地方)附近,迎击仓皇出动之敌舰,若可能,则在珍珠港口断然击沉敌舰,以此来封闭港口。
  四、运输部队——它由几艘加油舰充任,以便供应燃料。
  如回顾一下,我国早在一九○七年四月就制订了守势作战方针。这一方针是:日本海军根据我国确定的“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指陆海军根据国防方针的用兵大纲),把美国视为假想敌国,并以美国海军作为主要目标来调整军备,迎击美国舰队于日本近海。另一方面,美国早在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年)爆发两个月后的一九○四年四月,就已经着手研究《橘子计划》(对日作战计划)了。因此,美国方面要比日本早三年就做好了应付日美之间一旦事态恶化的准备。
  尽管如此,但我国海军的对美作战要领,却因为武器和技术的日甚一日地进步和发展,特别是飞机和潜艇的迅速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也清楚地反映在日美两国舰队预期进行决战的水域上。
  日本起初采取的方针是:在小笠原群岛一线配备警戒部队,以搜索前来进攻的美国舰队,而在奄美大岛附近待命的我主力部队则朝敌主力的前进方向出击,并全力以赴地进行决战。后来,这条警戒线逐渐向前推进,原来所预期进行决战的水域也就随之东移。在一九三四年左右,这个海域已移到小笠原以及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在内的以西一带;而到一九四○年左右,又向前推进到马绍尔群岛以北和马里亚纳群岛以东的东经一百六十度以西的水域。
  这样,对美作战要领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从一九○七年开始确定国防方针以来,对横渡太平洋西进的美国舰队进行迎击作战——日本海军称之为“邀击作战”——的这一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却没有任何改变。于是,它就被当作日本海军传统的正统派的对美战略思想而发展起来,结果,我国海军军备、舰队编制、教育训练等等都是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
  然而,在日本海军中,即使已为这种迎击作战的思想所统一,后来由于航空的迅速发展,还是有人对这种传统的对美战略表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在航空人员中间,抱这种不同意见的人特别多。
  到了一九三四年左右,他们认为用空袭的办法可以击沉战舰,于是开始主张“发展飞机,停造战舰”。一九三五年左右,一部分航空人员甚至设想对珍珠港进行空袭。然而,这种想法尽管还不能动摇那些信奉“大舰巨炮主义”的海军主流派的思想,但也不能否认,它在用兵思想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在对美用兵思想发生如此混乱的一九三六年所取得的成果,正是由于我国海军大学这一研究海军用兵作战思想的最高学府进行了“对美作战研究”;而不是部分航空人员等所鼓吹的——从大舰巨炮主义的主流派看来——那种“唯我重要论”。在这次研究中,明确地提出了在开战之初就对珍珠港进行空袭的设想:
  “在敌之主力舰艇,特别是航空母舰停泊于珍珠港内时,要有这样一种开战的思想,即乘敌不备,用飞机进行袭击。..”
  当时的海军航空兵本部部长山本五十六认为:过去正统派对美国的战略思想——待敌舰队前来进攻后,把它引到我国近海,然后舰队以战列舰为核心进行决战,歼灭敌舰队——是被动的,要是采取这种“被动打法”,不但难以取胜,而且还会陷入持久战和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以致最后不得不投降。特别是在今天航空发展的情况下,也许不会出现象日本所期待的那种舰队决战的情况。作为日本来说,它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方面部远不如美国,除了在开战之初就积极作战,先发制人,迫使敌人始终处于守势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他可以战胜美国的办法。
  在一九三九年的平沼内阁时期,日本国内曾围绕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一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当时担任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就曾提出:我国不应为德国火中取栗,不能围攻英美,把它们推到对立面去,也就是说,不要结成一个必然导致太平洋战争的同盟。这是他怀着一片忧国的真诚心意和以远大目光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客观判断,他就是根据这一判断,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山本甚至在遗书中这样写着:“..在战场上英勇奋战,慷慨捐躯并不难,难的是一贯忠心耿耿、力排庸俗议论,死而后己。”他顶住来势凶猛的潮流,在赞成结成同盟的那些人的法西斯攻势面前巍然不动。
  山本从次官室——面向海军省的院子——的暗淡气氛中解放出来后,被任命为海军士官最高荣誉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当他来到为海面的反光照射得很耀眼的“长门号”旗舰就职的第二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爆发了欧洲战争,它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坚持反对日美开战的山本,不得不认识到:战局这样日益扩大,如万一再发生意外事态,日本的主要敌人恐怕就是美国了。
  如果真这样,日本海军想要依靠过去那种传统的迎击作战方针取得胜利,看来是相当困难的了。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肩负起指挥大型舰队来保卫海疆之重任呢?
  山本自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来,尽管对自己啼笑皆非的命运牢骚满腹,但他迫于形势,不得不日夜默默地冥思苦想,以构思出一个能稳操胜算的对美作战方案。一九四○年三月,山本通过靶舰看到一队队机群在统一指挥下出色地进行白天鱼雷攻击的训练,心里十分高兴,不由得自言自语地对他身旁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说:“参谋长,难道就不能用飞机进攻夏威夷吗?..”
  这句话,山本第一次说出了要通过航空兵力进攻夏威夷。山本也许已作出这样判断:要是对夏威夷进行突然袭击的话,我海军航空部队的攻击力量能够取得其所期望的战果。
  然而,不管怎么说,夏威夷毕竟太远,而且又是美国海军的重要基地,它肯定戒备森严。要接近夏威夷,那就得在三千海里以外发动进攻,而这样的进攻很难掩饰我方的企图。因而可以想象得到,进行这种作战是相当困难的。但作为山本来说,也不过是得到一些启发罢了,他井没有再说什么。
  两个多月后,五月七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东太平洋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与往年不同,舰队在结束演习后并没有驶回美国西海岸,而是奉命全部停泊在珍珠港内。美国总统罗斯福本想让这支舰队开进夏威夷,用这种架势来制止日本针对南方的行动,从而迫使日本政府放弃利用欧洲战局的大好时机——荷兰战败,英法陷于困境——向南方扩张的念头。然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开进珍珠港的这一行动,对正在暗中盘算“如何进攻夏威夷”的山本来说,却是一个极好的诱饵。
  后来局势日益紧张。看来时局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美开战。在这种形势下,山本一直为对美作战的设想所苦恼。可是,他现在所考虑的唯一办法——即在开战之初通过航空母舰突然袭击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由于太危险和过于投机,所以连山本自己也难以作出决断。
  但在这一年十一月下旬,山本从进攻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图上作战演习中,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占领荷属印度尼西亚,那就必须看到:迟早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同美、英、荷三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一开始就得准备同这三个国家作战。否则很难制订出具有胜利把握的作战方案来,何况对南方资源地区发动进攻战,需要投入我国海军的大部分兵力。倘若在这一作战中,美国舰队的主力前来进攻,那就得抽调在南方作战的决战兵力去迎击美国舰队。这样一来,南方作战将因此停顿下来。另外,可以估计到,在南方作战中将会消耗大量兵力,而作战结束后,要恢复那些消耗了的兵力以便作好迎击美国舰队的部署,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使山本痛切感到,无论如何也得挡住强大的美国舰队的进攻。而且他还感到,在此期间美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将会有空袭日本本土的危险。因此,山本经过反复考虑后,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同以往所考虑的那样,在开战之初,抓住最好战机,孤注一掷,断然对夏威夷的美国舰队进行袭击,并予以沉重打击,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取胜办法。山本得出这一结论的时间,从他致及川海相的信中所说“同我在去年(一九四○年)十一月下旬口头向你建议的内容大体雷同”的那段话和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致岛田①海相一信的内容来看,估计是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下旬。
  突然袭击珍珠港这一设想,完全是根据山本五十六的独特见解而形成的。至于这一见解的动机和理由,可以从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和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先后写给当时的及川海相和岛田海相的极密信件中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作战方针之研究,以往都以光明正大之大规模迎击作战为对象。然而从几次图上作战演习之结果观之,帝国海军未曾取得一次大胜..一旦决定开战,此种情况极难避免。”
  “总之,自去年(一九四○年)以来屡次进行图上作战演习和沙盘作战演习,从中可以看到:不管南方作战多么顺利,但当战争行将结束时,甲级巡洋舰以下之小型舰艇已遭受相当损失,特别是飞机已丧失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亦几乎破损不堪,无一架完好),所谓海军兵力,恐怕也已到了捉襟见时之地步:而空军兵力之补充能力却又微乎其微。因而不得不承认,在此种情况下很难适应随之而来之海上正规作战。
  “只要观察一下敌将领金梅尔之性格与最近美国海军思想状况,我未必认为它(美国)只是依靠逐渐采取正面进攻之战术,而想到我军在南方作战时..万一敌机突然袭击东京、大阪,..国内舆论(一群愚人之见)将会对海军提出何种责难?只要回顾一下日俄战争,那就可想而知。
  “因此,经再三考虑后,我认为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办法,即在开战之初以强大之空军力量摧毁敌巢,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其在一个时期内无法复原。”①所谓“回顾一下日俄战争..”云云,是指当年俄国海参威舰队的三艘军舰闯入东京湾后,在伊豆的川奈和大岛之间横冲直撞地来回游戈时引起日本国民惊慌一事。
  然而,夏威夷作战包藏着极大的危险。这一点从该作战方案的起草人山本自己的谈吐中也能清楚地看到。他在给及川海相的信中说:
  “要取得此次作战之胜利虽则不易,但只要有关官兵上下一致,抱有为国捐躯之坚强决心,当仰天保佑,获得成功。”
  山本希望亲自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来直接指挥这一无比艰巨的战斗,以尽“最后之效忠”。他还在给岛田海相的信中写道:“对华作战说来已有四年之久,在疲惫之余又要对英、美、中三国同时作战,而且还要考虑对付俄国。这种要在大于欧洲数倍之战场上,通过持久战,自己独立维持十几年之想法是非常靠不住的。要是一意孤行,不,迫于形势不得不挺起身来,作为一个舰队负责人来说,对那种极其一般的打法终究感到毫无希望,最后将不得已把历史上的桶狭间之战②、鹎越之战③、川中岛之战④等打法结合起米进行。..我认为,以上种种保险、正面进攻、顺序渐进之打法,不过是缺乏信心的穷极之策而已。因此,若有合适之负责人,我将毫不踌躇地欣然让位。”①
  总之,山本司令长官的作战设想,其真意是:先在开战之初动用全部空军兵力对敌人进行战略性的突然袭击,一举摧毁美国舰队的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果敢地攻占南方资源地带,尔后竭尽全力自主地不使美海军兵力恢复元气,以便使我方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从山本对及川和岛田两位海相所强调的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开战时通过沉重打击,使美方丧失斗志这一点寄予很大期望。
  山本已把珍珠港一战看成是关系到对美作战胜败的一场关键性的重大战役。而且他承认,进行这一战役是极其困难而危险的。他甚至向岛田海相表示了这样异乎寻常的决心,如果航空部队缺乏足够战斗的勇气,他想挺身而出,亲自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直接指挥这一战役。
  塔兰托事件的影响
  与寒风怒号的佐伯湾相反,夏威夷却是终年常夏。就在山本司令长官给及川海相写完信后,陷入片刻沉思之际,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上将在停泊于珍珠港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上,正批阅着第十四海军军区(夏威夷)司令布洛克少将于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报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的一份报告。他同意报告意见,并在上面签了字。
  保卫珍珠港的海军负责人布洛克,早已对陆军方面的防空措施极不完备感到担心。后来由于英国海军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袭击了塔兰托军港,这就使他更为担心。于是,布洛克就同理查森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和夏威夷陆军司令一起视察瓦胡岛,并向该岛负责人了解有关装备等实际情况。
  根据这次视察,布洛克司令于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了一份报告,指出珍珠港在防御方面的一些弱点,与此同时,他要求作战部部长斯塔克迅速改善珍珠港的防御状况。布洛克在这份报告中写道:
  “可以通过航空母舰对珍珠港进行空袭。要使这种攻击无效,有两个方法:第一、在敌机起飞前发现敌人的航空母舰并予以击沉;第二、以高射炮火和战斗机击落前来空袭之敌机。”①
  ① 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原注
  那么,塔兰托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当山本司令长官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才构思出来的“打破常规”的设想——在开战之初用飞机轰炸夏威夷——逐渐形成时,即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在地中海进行了一场与山本设想相似的战役,当然,它在作战规模和进攻距离上都大不一样。
  虽然,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很早以前就夸口“地中海是我意大利的内湖”,但他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海军却根本不是英国舰队的对手。相反,地中海似乎已变成了英国的内湖。因此,意大利舰队紧紧龟缩在本国基地——塔兰托军港的里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起闻名的塔兰托事件。
  在欧战爆发后一年左右的一九四○年夏,各交战国的海军司令本来就有一种攻击对方舰队的设想,特别是意大利的一些海军司令和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上将,已对这种攻击方法作了认真研究。最先将这种设想付诸实现的是意大利,它用飞机施放鱼雷攻击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英国“格罗斯达号”巡洋舰,但是,由于飞机施放的两颗鱼雷沉人海底而未获成功。
  一九四○年九月,英国航空母舰“光辉号”编入了地中海舰队,A·L·莱斯特海军少将任航空母舰战队司令。他向坎宁安建议:对经常停泊在爱奥尼亚海塔兰托军港的意大利舰队主力以飞机施放鱼雷进行攻击。于是英国海军在十一月十一日夜晚便采取了代号为“审判”的作战行动。英国每隔一小时出动一批飞机,两次共出动二十架鱼雷轰炸机和八架轰炸机,它们在四架飞机的照明和导航下施放鱼雷并进行了轰炸。
  全世界的报纸用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一划时代的作战行动——用飞机施放鱼雷攻击停泊在军港内的主力舰。我国报纸也不例外,全文刊登了英国海军部发表的战报,虽然对意大利来说,这是一桩丢脸的事。例如,十一月十五日《朝日新闻》晚刊就作了这样的报道:
  主力舰大半损伤英公布轰炸意舰队成果【伦敦十三日专电】十三日下午
  据英国海军部报道:坎宁安司令指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所属空军于十一日深夜突然袭击了意大利塔兰托港内的海军基地,两艘意大利战列舰遭重创,另一艘被破坏。意大利海军所属六艘战列舰中已有一半瘫痪。事后经英国侦察机空中拍摄的照片证实:一艘里特利奥级战列舰(三万五千吨)右舷严重倾斜,前甲板已沉入水中;另一艘康蒂迪卡·布尔级战列舰(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吨)尾部下沉,后炮塔进水,右舷倾斜。还有一艘卡布尔级战列舰也处于损坏状态。此外,两艘巡洋舰已在四周漂浮的一片柴油中向右倾斜,两艘特务舰①的尾部也都浸入水中。
  ① 指海军舰艇中直接担任补给乒员、装备、燃料、弹药、粮食等特殊任务的舰艇;其他如教练舰和靶舰等也总称为特务舰。——译者
  另外,参加这次空袭的海军飞机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专事采访海军的英国报纸记者有这样看法,他们认为英国飞机可能不是用炸弹而是用飞机施放鱼雷进行袭击的。
  塔兰托事件造成的后果,使意大利海军的主力舰,除残存的三艘外都已瘫痪。因此,英意两国海军力量在地中海的对比上,英国方面已完全占绝对优势。夸为“意大利的内湖”的地中海,业已名副其实地成了英国的内湖。这一行动除了具有上述战略意义外,用飞机施放鱼雷袭击停泊在港内的主力舰使之蒙受巨大损失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世界海战史上,飞机施放鱼雷,对停泊在港口内的舰艇进行袭击,这还是第一次。
  通过塔兰托一战的刺激,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将军在这次战斗后不久的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给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过去我对贵舰队在珍珠港的安全问题一直十分关心,而自塔兰托海战以来,我对这一问题则更为关心了。..我认为,要对夏威夷水域进行突然袭击,舰队兵力可能成为最有利的目标。”
  接着,他就珍珠港内要不要布设防鱼雷网和加强防空能力等有关舰队安全问题纠正了理查森的看法。
  另外,斯塔克还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写信给日内即将接替理查森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金梅尔将军,信中说:“说不定[敌人]哪一天会在我们的大门口埋下地雷,说不定我们在看到若干舰艇被炸后才会醒悟,或者说不定我们会被卷入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旋涡中去。”
  光天化日下抢走密码本
  一月十六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召开首脑会议,与会者有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会上讨论了德国和日本会不会有突然对美国或者两国同时对美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总统认为,出现这种事态的机会看未不多,但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
  罗斯福在提出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谈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后,就要与会者发表意见。当谈到美国陆军面对日德两国同时采取行动的那种危急局面应如何对付时,总统提起了《虹计划》(它由美国最初的《橘子计划》发展而来),并且批评说:“我们处理事情一定要现实,不能光让几个月后才能实行的计划浪费精力。”接着,他又补充说:
  “我们现在要马上作好行之有效的行动准备。”
  另外,罗斯福就对日态度和向英国提供战略物资问题应采取的态度表示极大的关注。总统说:“即使日本和德国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美国也还有八个月的备战时间,因为英国将能坚持六个月;而德国要打过来,则还需要两个月时间。”接着,总统下令不得削减援助英国的补给物资,并作了如下指示——这些指示就是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战略方针:
  一、我们通过夏威夷基地的舰队,要在太平洋上采取守势方针;
  二、关于菲律宾基地使用到何时,以及在什么时候下达撤退舰队的命令等问题,应授权给亚洲舰队司令,由其自由决定;
  三、海军将不对菲律宾进行增援,
  四、海军应考虑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的可能性;五、海军要在大西洋(直到英国本土为止)继续作好船舶护航准备工作,并从缅因州(美国东海岸)到弗吉尼亚呷角一带的沿岸作好巡逻准备工作;
  六、陆军在未作好充分准备前不采取进攻行动;七、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维持这一基本精神:继续向英国提供物资。
  一九四一年元旦刚过不久,一月四日,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接到一份从东京拍来的电报,内云:“望就‘浅香号’特务舰通过巴拿马运河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取得美国政府的谅解。”
  “浅香号”是根据盟国德国元首希特勒的好意,为了运送德国向日本提供的机床而特地从民间征用过来的,它作为一般特务舰,飘扬着舰旗,正打算赶紧驶回西班牙。但这一谈判陷入了僵局。其原因是,美国坚决主张外国舰艇通过战略要地巴拿马运河时要让其武装人员登上舰艇。们是,由外国武装人员上舰进行监督,这无异是侵犯国际公认的军舰航行特权,而且有损于国家的威望。因此日本不能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就在谈判陷入僵局时,一月二十日突然发生了一桩梦想不到的重大事件。
  华盛顿的冬天比东京寒冷,而且积雪很深。东京的纬度是三十五度四十五分,而华盛顿则是三十八度五十五分,与岩手县一关的纬度大体相同,这也许是因为美国有点接近北极的缘故吧。
  这天,华盛顿上空,一早就阴云密布。晌午一过,便开始下起小雪来。夜幕降临后,好容易才做完一天工作的寺井义守少佐,正在收拾办公桌上的文件准备回家,忽然他向窗外望去,大吃一惊他说:“实松君,这雪可下得真不小啊!这种天赶夜路,要是碰上汽车打滑,说不定会遭到麻烦..”
  的确,这么大的雪在华盛顿也是罕见的。
  “把链条绑在汽车轮胎上也实在太麻烦,今天我们是不是就留在办公室里,舒舒服服地打几副桥牌,快活快活!”“好主意,这就叫做‘忙中有闲’嘛!”海军武官处设在奥尔班·特瓦兹大厦四楼。我们在底层餐厅进完晚餐后,就马上打起桥牌来了。时间过得很快,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玩到十一时左右,电话铃声尖叫起来。“我是松平,有急事相告,想马上见你..”
  “请来吧,我等你。”松平是大使馆一等秘书。“有什么急事?”
  “怎么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一定是发生了与日本海军有夫的重大事件。”我们停止打桥牌,一面这样那样地胡思乱想,一面等待他的到来。从大使馆到武官处,平时不用五分钟就可走到,然而此刻也许是下大雪的缘故吧,我们等了十分钟还未见到松平的影子。“恐怕是因为下大雪的缘故,路上不好走吧!”不一会,松平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他一面快速他讲着事件的大概经过,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驻;日金山总领事武藤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一月二十日,日本船‘日新丸’为了装运石油,驶入了旧金山湾内的萨克拉门托河口,美国官员如同往常一样,进行检疫。当时他们仔细地检查了船上是否藏有可卡因等违禁品。当然,船上是不可能有这类东西的。
  “最后,他们要求打开船长室里的保险箱进行检查,船长未产生什么怀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圈套。当他们看到保险箱内放着一叠《船用密码本》等重要机密文件后,竟不顾船长的拼命阻止,抢走了这些文件后急忙离船而去。
  “脸色苍白的船长,急忙向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报告了情况。经我方抗议后,隔了几小时,这些密码本等‘平安’地送回船上。”
  谁都知道,商船是海上兵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船用密码本》等机密文件是海军发给船上备用的,目的是在战时或非常时期海军与商船之间可以进行秘密联络。它一旦落入美方手中,哪怕是几小时,也意味着密码本的内容已完全被人偷看了。更严重的是这样一来,不仅密码完全失效,而且他们掌握了我海军密码的特点后,也就等于获得了一份珍贵资料,从而可以破译我保密程度更高的海军密码。
  “日新丸”事件显然是美方、特别是美国海军的一种“预谋行动”。战后才知道,原来抢走该船上密码本的“凶手”,就是装扮成为海关人员的那个名叫L·费勒戈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工作人员。这个“强盗”马上就把拍成照片的“日新丸”密码本送到华盛顿。他在他的《被盗走的密码》①一书中写道:“它为美国海军通讯谍报部破译日本海军密码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资料。”
  ① 原著名《TheBxokenSeal》。——原注
  这个问题姑且不谈,且说“日新丸”事件发生时,作者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件事,即日本宪兵曾潜入驻神户的美国领事馆,从保险箱中取出密码本,并拍成照片,然后又放回原处,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起来这些还都属于“小偷”之类的行为,可是,这次美国方面的行径确实应该说是一种“光天化日之下的强盗行径”。
  作者不由得握紧拳头,对美国这种为达到其目的而采取不择手段的做法表示愤慨。
  “畜生!美国佬,你这一手干得好厉害呀!”
  二、在日美关系恶化的旋涡中奇怪的密码急电
  当时的外相松冈洋右曾三顾茅庐,恳求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出马担任驻美大使。“野村君,你不是说即使到凑川去也在所不借吗?..”①野村被外相的那番令人掉泪的甜言蜜语所说服,终于答应出任驻美大使一职。一月二十三日,野村搭乘“镰仓丸”从横滨出发前往美国赴任。
  ① 凑川即今神户。意惜这样一个典故:1333 年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武将楠木正成拥护后醍醐天皇,灭北条氏,参与所谓“建武中兴”,一度压服足利尊氏。1336 年足利尊氏再起,楠木正成在凑川兵败自杀。后被宣扬为武士道精神的典型。——译者
  当船离开横滨时,野村对局势的看法,想努力从好转方面着眼。他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甲板,笑容可掬地向码头上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接着,他笑着对记者发表谈话:“日本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打仗,我打算在本国政府所授予的大使的权限内,努力使两国不发生战争..”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其他原因,他脸上有点发红,然而又补充一句说。
  “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要战争还是要和平?野村肩负着打开日美之间的僵局这一历史使命,但他在离开祖国时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为“最后一任”的驻美大使。但是也有人挥泪送野村离开鹿岛,说野村担任了苦差使。此人就是野村的同乡、前辈、前大使本多熊太郎,他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家,对他来说,恐怕已经看出野村正被置于“牺牲的切菜板上”。
  一月二十四日,正当新任驻美大使野村乘坐的“镰仓丸”东渡太平洋驶往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时,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已给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写了一封有关加强夏威夷防御问题的信。诺克斯在信的开头部分写道:
  “在过去数周内,海军部和舰队就停泊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和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安全问题,再次进行了研究。促使这一研究的理由之一,是由于日美形势日趋严重,以及听到国外有关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对停泊于基地的舰艇成功地进行了袭击的情况。①这就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如果发生对日战争,可能是从突然袭击珍珠港内的舰队或海军基地而开始的。”
  ① 指塔兰托海战。——原注
  在研究中所设想的几种危险,按其严重性和盖然性,依次判断如下:一、飞机轰炸;二、飞机施放鱼雷进行袭击,三、破坏港口;四、潜艇攻击;五、水雷袭击,六、军舰炮轰。诺克斯在信中还说到:除上述第一和第二种危险外,对于其他危险都已作了令人满意的防御,因此在研究中主要是讨论对付第一和第二种危险。他认为,这两种攻击可能是通过航空母舰及其后面增援的舰艇来进行。敌方用于攻击的飞机也许最多可达十二个航空中队,最少也有两个航空中队。于是作为对付前两种危险,他提出下列几种办法:
  一、在空袭前就发现敌航空母舰及其后面增援的舰艇,并予以攻击:
  二、在敌机尚未到达轰炸目标前将其发现,并予以击落;三、使用对空炮火击退敌机:
  四、施放人工烟幕掩蔽重要设施;
  五、设置气球阻塞网,保护重要设施。
  最后,诺克斯就加强珍珠港防御以适应形势需要的问题,向史汀生提出下列建议:
  一、陆军部要最优先考虑增加在夏咸夷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并建立防空警报系统;
  二、为了改善珍珠港的防御,陆军部要考虑在那里使用气球阻塞网、烟幕以及其他特种装置等问题;
  三、制订一个现场协同作战计划,以便在敌机突然袭击时,海军和陆军、舰艇和地面部队要在空战和防空火力上进行有效的合作;
  四、同意在瓦胡岛上的陆海军部队进行适当的准备,以防御敌机偷袭珍珠港;
  五、只要目前不稳定的形势继续存在,瓦胡岛的陆海军部队就必须母周至少进行一次预备性的联合演习,以防御故机袭击。
  第二天,一月二十五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把有关《太平洋舰队作战计划》的一封信,送交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信中提出了一个有可能成为太平洋上的美国舰队行动基础的“假想”,他说:
  “一、日本说不定不予警告就开始攻击,而这种攻击说不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或是由悬挂德国或意大利国旗的日本水上舰艇进行攻击,或是由冒充德国或意大利的潜艇进行攻击。
  “二、日本的攻击也许是针对船舶、远离美国本上的领地或海军兵力,也可能突然袭击珍珠港或封锁其港口。”
  就这样,由于塔兰托海战,美国海军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冲击,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珠珍港当地,都在一月下旬对改善和加强珍珠港防御、确保夏威夷美国太平洋舰队和海军基地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正是在这个时候,山本司令长官对一月七日向及川海相提出进攻夏威夷的“革命性”设想,采取了措施,使它从模模糊糊的轮廓中进一步具体化。
  山本把他致函及川海相的要点,写信给他所十分信任的基地航空部队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少将,命令他对这次作战行动进行研究并制订出一个初步的作战计划草案。
  大西是个道道地地的“航空专家”,他富有独创精神和杰出的实践能力,是日本海军航空界的一个人才。因而,他可以说是制订这一计划之最合适的人选了。
  大西收到山本的信后,立即赶到停泊在有明湾的旗舰“长门号”上,同山本司令长官进行了密谈,然后又返回设在鹿屋(鹿儿岛县)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在参谋长办公室里,他一边凝视着珍珠港的海图,一边苦心孤诣地将山本提出的夏威夷作战设想使之具体化。就在此刻,东京的一些地方传出了不着边际的流言蜚语。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万里晴空。位于东京赤坂的一幢白色建筑物——美国大使馆屋顶上的星条旗迎着朔北寒风飘扬。以“日本通”而著称的约瑟
  夫·C·格鲁,从一九三二年以来长达十年之久一直是这幢建筑物的主人。这时,他正仰身坐在大使办公室的安乐椅上,专心致志地倾听一等秘书E·S·克洛克神情紧张的谈话。克洛克所谈的,都是与日本上层社会有密切联系的秘鲁驻日公使R·R·舒里巴告诉他的。格鲁听到这个报告后,对其内容吃了一惊,同时又不能轻易相信。于是他连忙把海军武官史密斯哈顿叫来,问他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不过是街头传闻而已。”
  “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啊!”
  “反正我不相信。”
  “不管怎么说,还是报告华盛顿吧!”
  格鲁便把听到的内容作为最重要的情报之一起草了一份电文交给发报员,这份令人吃惊的密码急电是在当天下午六时发出的。内容如下:
  绝密电第一二五号
  国务卿:
  据秘鲁驻日公使告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说,他从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那里获悉,日本军队正在计划,一旦日本与美国发生事端,它试图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珍珠港大举突然袭击。他还补充说,这个计划似乎没有什么根据,但因为是从多方面探听来的,所以才向你传达这一情报。
  格鲁大使的确,这是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当天夜里,格鲁一面思忖着自己拍给国务院的那份破例的电报,一面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但愿在夏威夷的我方官兵不要高枕无忧。”
  格鲁听到这一“街头传闻”,是在山本写信给及川海相提出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夏威夷作战设想之后二十天,也是在山本写信给大西的信墨迹未干的时候。那封信是山本命令大西根据他的这一设想要点制订作战计划方案的。
  当时知道山本这个“设想”的,只有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和大西,山本给及川海相的信是极其秘密的。他在正文以外的地方用红笔写着:“仅限于大臣阁下一人阅看,阅后请立即烧毁。”因此,这一机密究竟从什么地方泄露于海军部外,使之成为“街头传闻”的,确实难以想象。
  如果不是“隔墙有耳”,这一谜底如何才能揭开呢?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日本报纸详细报道了塔兰托事件,而这一事件也给日本海军带来很大震动。因此,在那些关心海军的“街头战略家”中间,便产生了一种想法:“英国海军能干的事,日本海军也能干。”这种想法也井非是不可思议的。对此,他们添油加醋地予以夸大,以至变成为“日本军队将在开战之初进攻珍珠港”这样的说法,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国务院把上述格鲁大使的电文抄件送到了陆军部和海军部,要求海军情报局对这份电报的内容进行译解并提出意见。专家们的意见是秘鲁驻日公使所说的内容纯属“虚构”。但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却主张:无论如何也要将该电报拍给珍珠港以供参考,并命令在电文后面附上海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麦卡勒姆中校的意见。这份电报于二月一日拍到太平洋舰队司令手里,电文内容如下:
  一、现将美国驻日大使一月二十七日给国务院的电报摘要通知如下,以供参考;(略)
  二、美国海军情报局认为这种流言蜚语不可信。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日本陆海军部队目前配备和行动的资料来判断,并不认为它对珍珠港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在可预计的将来也看不出有这种计划。
  那时,在终年常夏的珍珠港内平静的海面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任和前任司令,正在旗。舰“宾夕法尼亚号”的后甲板上,在三十六公分口径的三联炮长长的炮筒下,隆重举行交接仪式。卸任的是理查森司令,接替他的是赫斯本德·E·金梅尔司令,他将腐负起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指挥庞大舰队保卫祖国安全的重任。
  本来,理查森的战略判断是:从世界现状来观察,确保西半球,这对美国的安全来说才是必不可少的;而被卷入于太平洋战争,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即使纯粹从海军战略观点来看,舰队进驻夏威夷也有许多不利之处。理查森认为美国舰队与日本舰队相比,它不仅处于劣势,而且在战备方面,无论是人力或物力都还没有完全作好准备。他对单凭这样一支舰队的实力就想收到制止日本采取行动的效果,表示怀疑。
  基于上述观点,理查森一直主张舰队返回到便于整顿、补充和训练的美国西海岸。而这一主张正是他卸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这个职务的一个最大原因。
  这个问题姑且不谈,不过对金梅尔司令来说,这天举行的司令职务交接仪式,则是他一生中最引为自豪的时刻,他两眼炯炯发光,整个面部表情流露出对未来充满希望。
  这天正好是星期日。金梅尔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个月以后,十二月七日这一大(也是星期日),他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候将要来临了。
  山本的设想进入具体化
  二月初,金梅尔还沉浸在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这一光荣职务的兴奋之中,这时,大西已经接到山本的命令,要他制订一个进攻夏威夷计划的初步方案。为了慎重起见,大西给与自己私人交往密切的、第一航空战队空军参谋源田实中佐写了一封信:
  “因有要事,望即刻来鹿屋..”当源田根据大西的要求来到鹿屋空军基地的参谋长办公室时,大西以严
  肃的态度提醒他说:“源田君,因为这件事极为机密,你对谁也不能说。”随后,大西把山本司令长官的一封信拿出来给源田看,托他对进攻夏威夷的计划进行初步研究。
  源田全神贯注地看了山本的信。他对山本司令长官的大胆计划和勇气表示钦佩。山本的这种富于魄力的独创精神和攻敌不备的思想,也给他留下了启己“略输一筹”的深刻印象。源田看完信后,一面抬起头来凝视着大西那副逼人的面孔,一面轻轻地说:
  “研究这样一个计划虽然很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大西满意地点了点头。二月七日,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给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写了一封回信,答复他所提出的关于敌人突然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和海军基地问题。史汀生在信的开头就写道:“鉴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为了对付这种敌对行为,我完全同意,我们要立刻作好最充分的准备。”接着,他保证:“最优先地考虑做好珍珠港的防御工作。”然而,珍珠港的防御工作,果真象史汀生所保证的那样得到了“最优先”考虑并付诸实现了吗?
  既然,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强调了加强珍珠港的防御工作,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也“完全同意”诺克斯的意见,即使不能满足当地指挥官的全部要求,至少也要给珍珠港的防御力量以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补充。可是实际情况却与海军部部长和陆军部部长来往信件中所谈的完全相反,珍珠港的防御能力依旧极其薄弱。不妨举几个例子看一看:
  一、信中说要给夏威夷陆军部队配备一百八十架B17 型飞机,但实际上是十二架,其中能用于执行巡逻任务的只不过六架。
  二、当地指挥官要求三百架水上飞机,但只给配备了五十架,其余两百五十架由于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政治影响,转让给了英国。也就是说,如果要每天进行三百六十度整圈巡逻的话,珍珠港基地的巡逻能力只有两、三天限度。
  三、预定配备给珍珠港的六座移动式雷达虽然已运到,但使用时间很短,因为操作雷达的技术军官都不熟练,同时,他们也不相信雷达的作用。四、预定配备给珍珠港的六座固定式雷达,只运到三座,并且尚在安装中,不能使用。在史汀生函复诺克斯的那一天(二月七日),美国陆军部的高级副官把海军部部长给陆军部部长的信和陆军部部长复信的抄件送到夏威夷方面的陆军司令手里,并通知他说:“同当地海军当局合作,使共同防御手段切实有效。”
  海军方面于二月十一日也由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把两位部长来往信件的抄件转送给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和第十四海军军区(夏咸夷)司令布洛克。
  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布洛克和夏威夷方面陆军司令肖特,为了加强夏威夷方面陆海军飞机的战斗能力和提高防御敌机的效果,早在二月四日就已建立了有关空战、通讯、防空、化学战和武器等问题的联合委员会。陆海军两位部长之间的来往信件,推动了夏威夷的陆海军部队之间达成一些协议和制订出各种计划,而这些协议和计划都是为了保卫以珍珠港为中心的地区,谋求舰队的安全。
  就在斯塔克把两位部长来往信件的抄件送达金梅尔的那一天——二月十一日(前称纪元节),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到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大门——联合车站。作者当时也是前往车站迎接这位大使的人们之一。
  大使乘坐的“镰仓丸”自一月二十三日驶离横滨后,于一月三十日在檀香山停泊。轮船进港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两艘驱逐舰驶到港外迎接“镰仓丸”。船一靠岸,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等人马上前去拜访大使。另外,大使在檀香山逗留期间,曾在日本当过翻译官的太平洋舰队情报参谋莱顿少校还被派去当联络副官,如此等等,洋溢着一片友好的气氛。
  二月六日,“镰仓丸”驶抵旧金山。这一天欢迎场面之盛大,说它是日美两国建交以来所空前未有的,也不过份。同檀香山一样,美国海军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这位曾任过舰队司令长官的大使,也极为郑重地派出两艘驱逐舰到港外迎接。更有甚者,当野村回访普莱西迪奥兵营时,美军出动了一队由一名上校指挥的仪仗队,金门湾的要塞还鸣放了十九响礼炮等等。这样的欢迎场面实在非同寻常。
  这天,旧金山的报纸都在头版版面刊登了野村大使的照片,并以通栏标题报道他的到来:
  “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海军将领受到热烈欢迎,和平可望来临。”
  “日美关系大有希望,决非暗淡无光。”
  “野村海军将领是伟大的美国朋友。”
  可是,几天以后,抵达华盛顿时的情景却同这里空前欢迎的盛况完全相反,气氛十分冷淡。
  华盛顿这个地方原是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海军武官的旧地,当时日美两国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共同对德作战。
  然而,现今的世界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德、意三国已经缔结了同盟条约(一九四○年九月)。美国认为,日本已投入美国之不共戴天的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怀抱里。因此,野村到达华盛顿时,除礼宾司司长萨马林外,国务院只派了一个人去车站迎接。与此相反,德国驻美大使馆临时代办托姆辛和意大利大使馆参事罗希隆吉却都到车站迎接。对此,美国报纸曾以《轴心国代表在华盛顿车站示威》为题作了讽刺性的报道。
  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对待野材,当然是由于美国政府认为:日本缔结三国条约,它已公开变成了德国的盟国,而三国条约的主要目的则是以恫吓来阻止美国对日本采取咸逼性行动,并阻挠美国加强对英国的援助。
  就这样,野村大使在抵达气氛严肃的华盛顿——它与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那种暖人心怀的欢迎盛况截然不同——以后,连换下旅途服装的时间也没有,终于成了一位挺身于为打开日美两国之间的僵局而进行谈判的人物。
  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二天,野村前往国务院,对国务卿赫尔进行礼节性的拜访。隔了一天(二月十四日),他又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按照惯例,递交国书时通常由国务院礼宾司司长陪同,而这天国务卿赫尔却亲自到场,甚为破例。
  二十多年前,在日美关系融洽的时代里,罗斯福总统作为海军部部长助理与海军武官野村结下了深交,如今总统以深切关怀的心情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表示慰问。他说:
  “我是日本的朋友,你是美国的朋友,你很了解美国,因此我们能坦率地进行交谈..”
  总统是把野村当作者朋友来欢迎的,他补充说:
  “今后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愿意高兴地会见你。”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罗斯福总统向野村表示那种关切之情,以及在美国西海岸和夏咸夷受到空前欢迎的盛况的背后,却潜伏着一股冰凉的暗流。
  罗斯福总统当时的判断是,日本将向海南岛(中国广东省南部)、斯普拉特利岛(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印度支那和泰国进军,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日本的南进时急时缓,但它大体上已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要想制止日本的这种行动,单靠迸驻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那是不够的。他认为:有必要把舰队的部分兵力(约四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派往远东活动。
  关于这个问题,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对总统的想法表示反对。在二月十一日野村到达华盛顿的那一天,他曾向总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说:
  “向远东派遣一支小部队,恐怕非但不会收到抑制日本的效果,反而会有促使日本采取敌对行动的可能性。”
  对此,最后决定派遣部分舰队前往澳大利亚进行“友好访问”。
  华盛顿海军当局未能同意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的这样一种看法:敌人在战时不可能将航空母舰驶到珍珠港附近活动,因而没有必要设置那种使珍珠港的使用受到更多限制的防鱼雷网。于是,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便把二月十七日的一份机密文件发给各海军军区司令,命令他们:
  “对使用防鱼雷装置来保护自己管辖区内的港湾,特别是保护停泊在舰队主要基地内的大型舰艇这一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
  斯塔克在这份文件中谈到:“不能因为舰艇停泊在水深十寻(十八点三米)的水域中,就自以为太平无事,不会遭到鱼雷轰炸机的攻击了。”接着他又补充说:
  “英国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在塔兰托海战中施放的鱼雷,大多在水深十三寻(二十三点八米)到十五寻(二十七点五米)之间,只有几枚鱼雷在十一寻(二十米)乃至十二寻之间。”二月十七比夏威夷方面陆军司令肖特中将通知其所同的各部队,为了使夏威夷地区的飞机作好最大限度的准备,建议他们根据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夏威夷方面陆军部队和第十四海军军区联合制订的《夏威夷沿岸海域联防计划》,就下列几个方面制订出详细计划:
  空中联合演习;
  通讯;
  共同使用机场,
  识别飞机;
  警戒和值勤;
  为飞机提供各种弹药之类的装备;
  警报和发现敌机;
  使用气球阻塞网和烟幕:
  增加战斗机和高射炮以及配备防空警报;
  陆海军飞机对敌机空袭采取作战行动,有效地调整舰艇和地面防空武器;
  陆海军部队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旨在防御敌机空袭的联合演习。
  第二天,二月十八日,金梅尔在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的一份关于太平洋舰队现状的详细报告中写道:
  “我认为,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用潜艇或飞机,或两者兼用)是有可能的。为使这种突然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重创来犯之敌,我正在迅速采取切实措施。”
  一星期后,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斯塔克写信给金梅尔,希望他在制订太平洋舰队作战计划时“不要忽视对容易起火的日本城市(表面上是针对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这一问题的研究”。
  同时,他说明了这样的理由:
  “这种袭击将影响日本国民的士气,也许能牵制日军对‘马来防线’的军事行动。”
  接着,斯塔克又补充说:“从利害得失看来,这种冒险也许被认为是不妥当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严加保密的),你和我或许会被命令去这样干。因此,希望你考虑一下这方面的计划。”
  不用说,这样干,是要由陆海军总司令——总统来“下令”的。
  斯塔克所以在信中特意这么说,可能是考虑到一月十六日罗斯福总统在关于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战略方针中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海军应考虑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的可能性。”
  此间,第一航空战队参谋源田中佐,自从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少将秘密委托他对山本司令长官的进攻夏威夷设想进行初步研究之后,就一直利用“加贺号”旗舰上的官兵就寝后的时间埋头进行研究。到了三月上旬,他才好容易搞出了一个方案。于是源田前往鹿屋基地拜访大西,并把方案交给了大西。
  源田的方案是:为了取得进攻上的彻底胜利,一定要进行轮番轰炸,而不是一次轰炸。当时因为水平轰炸的命中率不高,再加上“浅水鱼雷”(珍珠港水深十二米)的技术问题一时还未能马上得到解决,所以由舰载轰炸机进行俯冲轰炸,以航空母舰为第一目标,以主力舰为第二目标。投入战斗的舰艇为“赤城号”和“加贺号”(第一航空战队)、“苍龙号”和“飞龙号”(第二航空战队)等当时所有的大型舰空母舰。出发基地暂定为父岛(小笠原群岛)或厚岸(北海道)。
  攻击机队待这些航空母舰驶近夏威夷两百海里时再行起飞。
  书记员森村到达檀香山
  三月八日,野村大使前往卡尔顿饭店的赫尔国务卿寓所拜访赫尔,他们两人单独会谈了两小时。从这次拜访以后,直到战争爆发的九个月时间里,野忖与赫尔一共会谈了四十五次(与罗斯福总统会谈了九次)。
  在赫尔眼里,野村这位谈判对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赫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对野村这位人物作了这样的评论:
  “野村身材高大,魁伟健壮,宽阔的脸,面容温和,体格不同于一般日本人。他英语讲得相当流利,但有时也表达得不够确切。他的特点是态度严肃,虽然有时也作出不自然的笑容,但彬彬有礼。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要避免日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并在这方面作出了认真的努力。”
  三月中旬,美国太平洋舰队搜索部队的巡洋舰群指挥官牛顿司令接到“返回萨摩亚(南太平洋)待命”的密令后,便率领四艘重型巡洋舰和九艘驱逐舰驶出了珍珠港。他率领舰队驶进萨摩亚港后,又奉命将舰队一分为二:一队驶往澳大利亚东岸访问,一队驶往新西兰访问,然后再经苏瓦驶回珍珠港。
  在这次航行中,各舰都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装载数量极多的炮弹、鱼雷和深水炸弹,并卸下装在鱼雷上的训练用弹头,换上实战用弹头,等等。另外还禁止一切无线电发报,夜间航行实行灯火管制。
  派遣这支舰队出访,完全是出于罗斯福总统想阻上日本南进这一政治意图。后来(四月十四日),野村大使在同赫尔国务卿会谈时曾对这个问题进行指责:
  “这是一种煽动战争热的行为。”
  赫尔却假装糊涂地回答说:
  “不,这是应澳大利亚的要求。”
  十二日,松冈洋右外相离开东京车站作访欧之行。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为了缔结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关于这个问题,外相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给陆海军的《对德意苏谈判方案纲要》第一条中写道:
  “要使苏联接受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初步方案,并要使苏联同意日、德、意三国打倒英国的政策,与此同时,调整日苏两国之间的关系。”
  所谓里宾特洛甫方案,就是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里宾特洛甫所提出的日德意苏四国条约草案。这是个以德日意为一方,苏联为另一方的条约,苏联承认三国同盟和三国的新秩序。缔约国双方不同另一方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结成联盟。另外,条约内规定双方将来的势力范围如下:日本是南洋,苏联是伊朗和印度,德国是中非,意大利是北非。
  松冈的设想是:纵然把日本从日俄战争中获得的捕鱼权和从西伯利亚事变(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中获得的库页岛北部(现在的萨哈林北部)的石油、煤炭开采权都出让给苏联,也要把苏联拉进日德意三国同盟中来。特别是在攻占新加坡问题上,松冈似乎很想得到统帅部的允诺,然后把它作为一件礼物献给希特勒。为此,松冈在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上曾再三要求统帅部表态,但统帅部根本不予回答。不,统帅部倒是以即使前往德国也绝对不提及此事为条件,才批准了松冈的《谈判方案纲要》。
  关于松冈外相从东京出发时的情况,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种村佐孝中佐在他的笔记中这样写到:
  “车站里人山人海,但外相却没有携带象样的方案就赴欧了。他将会见希特勒,也将会见斯大林。但他到底能得到什么东西呢?..“当开车的铃声响起来时,松冈突然径直地走到前来送行的杉山(参谋总长)跟前,说道:‘是不是坚决不打新加坡?’“杉山只是回答‘无可奉告’。“回到参谋本部后,杉山吐露出这样一句话:‘松冈这家伙真讨厌。’”当时,松冈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已在极密的范围内下达了决定命运的第二十一号元首指令(《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这就是:
  “德国武装部队即使在对英作战结束以前,也必须通过迅速交锋击溃苏联。陆军有必要调用一切可能动员的全部兵力(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个师团)。..准备工作预定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前完成。应十分谨慎,防止事前泄露进攻的意图。”
  另外决定,最后的作战命令将于一月底下达。希特勒自信能通过一系列的闪电战粉碎苏联。他断定:布尔什维克政权由于开战之初的失败,它必然会崩溃或瓦解。他对于苏军拥有后备力量的一些话,根本听不进去。他狂叫:
  “怎么样?你们要知道,关键问题是要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列宁格勒,当《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开始执行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目瞪口呆!”
  松冈外相一行在苏满①边境车站满洲里换乘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特地派来的专车——“红矢号”,以后一路驶向欧洲。由于“万语就寝居士”——不讲上一万句话就不能入睡——松冈外相的健谈,在一望无际遍地是雪的西伯利亚旅途中,随行人员也并不感到枯燥乏味。
  ① 指我国东北。——译者
  松冈外相的欧洲之行(主要是访问德国),早在以前就有一些风言风语的传闻,并引起了各方面注意。野村大使认为外相访欧会给日美关系带来极为不利的因素,因此他曾于二月二十五日拍电报给外相,要他推迟此行。
  美国方面则把松冈视为“阴谋家”。三月十四日,野村在同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也在场)举行会谈时,不得不绞尽脑汁,把松冈的柏林之行冠冕堂皇地说成为“不过是对德国政府的礼节性访问而已”。就在这次会谈中,赫尔要求日本用言行来证明自己的意图是真诚的。他说:“当然,松冈还在前往柏林途中,他扬言要在轴心国进行广泛活动。另外,日本的海军和航空部队已开到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附近,这只能引起我们的不安,除此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野村)一定会认识到这一行动已严重伤害了美国的感情。”
  松冈外相从三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每天都和里宾特洛甫外氏举行会谈。会谈中心一直是新加坡问题。里宾特洛甫外长强调:日本即使进攻新加坡,恐怕美国也不会进行干涉,而苏联方面则会承认下来。他喋喋不休地拼命说服日本进攻新加坡。他说:
  “我曾向大岛大使要一份新加坡地图,因当代世界最杰出的军事家希特勒元首可以把进攻新加坡的最好办法告诉日本。德国的空军专家也能起些作用。他们将根据在欧洲战场取得的经验,就怎样使用由空军基地起飞的俯冲轰炸机对停泊在新加坡的英国舰队进行轰炸这一点,给日本作些示范。”
  对于这个问题,松冈在出访前未能从陆海军那里得到明确表示,所以他说:“遗憾的是我没有掌握统治日本的大权,..我不能代表日本帝国保证在当前的这种环境下采取行动。”松冈没有提出保证,不过与此同时,他却表示了这样一种信念:“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一点:日本如果不占领新加坡,恐怕就无法解决南
  洋问题。日本必须勇入虎穴,力擒虎子。”松冈表示,他打算在回国后对各方面做些工作。与华盛顿相比,在夏威夷的当地指挥官,对设置防鱼雷网,以便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只免遭鱼雷袭击这一问题,并不那么关心。金梅尔司令在三月十二日给斯塔克部长的信中说:“在操作简便,效果显著,既能适应紧急需要,又能迅速设置的那种设备研制出来之前,我建议你不向珍珠港供应防鱼雷网。”另外,第十四海军军区(夏威夷)司令布洛克于三月二十日在给斯塔克部长的报告中,也以下列理由建议不设置防鱼雷网:一、珍珠港停泊处水深不超过四十五英尺(十三点七米);二、出入抛锚地带的舰艇航行将受到限制;三、大部分抛锚地带靠近主航道,那里铺有海底电缆和管道;四、保护舰队停泊处的有关装置将会严重影响舰艇在航道上通行。三月二十七日,日德两国外相开始会谈。就在这一天,美英两国参谋会
  议(从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九日起在华盛顿举行)制订了一项《美英参谋协定(ABC—1)》。这个协定规定了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相互合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其主要战略目标为:一、迅速打倒轴心国中实力最强的德国。因此,要把美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放到正面决战的大西洋和欧洲。二、一旦日本参战,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三、为了削弱日本经济实力,使日军不敢进攻马来亚,从而以此来支援马来防线的防御工作,就要采取最稳妥的计算方法,以进攻的姿态使用美国舰队。
  在制订出上述协定的当天,日本邮船公司的“新田丸”以七天零五小时三十六分的创纪录速度,从横滨驶抵檀香山,停泊在第八号码头。当时,前往檀香山总领事馆赴任的外务书记员森村正就搪乘在这艘船上。码头上有个象是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前来迎接。
  “你是总领事馆里的人吧,我就是森村。”
  “欢迎你来,请上车,你辛苦了。”
  “今后请多多指教。”森村和他一起乘上领事馆的轿车驶往努阿努街日本总领事馆。抵达领事馆后,森村在他的陪同下来到了总领事的房间。森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说道:“森村正前来到任。”总领事喜多长雄笑咪咪地请森村坐下,并压低声调说:“你是吉川君吧!我已接到军令部的委托,情况都知道..”
  那么,这个真名叫作吉川的外务书记员森村正究竟是何许人也?而喜多从东京的军令部又接到了什么委托呢?
  原来这个军令部是掌握日本海军“国防用兵事务”的机关,与此相应的陆军机关是参谋本部。军令部内共设四个部。第一部负责作战;第二部负责军备;第三部负责情报;第四部负责通讯。而第三部内又分为四个课:第五课搜集美国情报;第六课搜集中国情报;第七课搜集德国与苏联情报;第八课搜集英国情报。
  一九三九年九月爆发了欧洲战争。交战国两大阵营在那年秋冬两季都未发动进攻,双方隔着马其诺防线和齐格菲防线互相对峙。这一场“假战争”到了一九四○年春便宣告结束。德军继四月占领挪咸和五月侵入荷兰、比利时后,终于在五月下旬逼近英法海峡①。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这一事态,为“使日本政府抛弃他们趁荷兰战败和英法处境因难之机南进的念头”,便命令迄今为止一直以美国西海岸为基地的太平洋舰队进驻夏威夷。罗斯福总统的意图是,想通过这支舰队待命而动的无声压力来遏制日本的行动。
  我国对太平洋舰队的一举一动必须了如指掌。因此,军令部曾考虑委托驻檀香山的日本总领事馆搜集海军所需要的军事情报,但是要外务省官员干这种非专业的工作,当然是不适宜的,再加上这种工作带有巨大的危险性,因此,在他们看来可能感到为难。既然如此,那就有必要配备一个海军士官专职情报人员。为此,军令部极为秘密地取得了外务省的谅解——派遣一名海军士官作为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以便经常而又准确地掌握以珍珠港为基地的美国舰队的动向和其他军事情报。
  ① 多佛尔海峡。——译者
  当时军令部情报部第八课有个预备役的海军少尉,名叫吉川猛夫。任少尉时,他因病后身体欠佳而退伍。一九四○年五月的一天,第八课课长掘内大佐把他叫去说:
  “吉川君,第五课课长要跟你谈话,你去一下。”他去后,第五课课长山口大佐对他说:“吉川君,我想派你到夏威夷去,你看如何?”吉川虽不知道去干什么,但他认为顶多不过是做做联络工作罢了。
  “好,我去..”
  “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学习一下美国舰艇方面的知识..在这期间,我们将同外务省进行联系。”
  “是,知道了..”
  “你对你的家属有什么挂念吗?”
  “没有。”几天之后,山口大佐又把吉川叫了去,并对他说:“你实际上已是外务省的工作人员了。目前,希望你上午在外务省,下午在军令部办公。我已同外务省谈妥,你到那里以后美国局局长会给你作指示的。大概今冬或明春你就去夏威夷。但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国家大事,你要切切注意..”
  外务省美国局局长要吉川改用假名,但吉川想不出合适的名字来,于是局长便给他起了个外国人难读难记的姓名——森村正。就这样,他的名字就被端端正正地记在外务省工作人员名册里。这就是“海军少尉吉川猛夫”这个人物所以成为外务省正式工作人员——“外务书记员森村正”的原因。
  肩负重大秘密使命的森村,在到达四季常夏的夏威夷后,身穿夏威夷衫和绿色裤子,随随便便地戴上一顶镶着羽毛的夏威夷帽子,以观光为名,坐着出租汽车向珍珠港方向驶去。
  三、松冈一手操纵的外交对形势的出色估计
  森村书记员刚一上任就开始活动。三月三十一日,正当他密切注视着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艇时,夏威夷方面陆军航空部队司令F·L·马丁陆军少将和夏威夷海军基地防空部队司令P·F·L·贝林贾海军少将写了一份《关于陆海军在敌人突然袭击瓦胡岛或夏威夷舰队时采取联合行动的综合估计》。
  在这份《综合估计》中,对形势发展的要点叙述如下:一、美国和“橘子”①的关系正处于紧张和变化之中。二、“橘子”以往在采取敌对行动前是不宣而战的。三、对我方舰艇和瓦胡岛上的海军设施进行突然袭击要是成功,那就有可能影响我部队在西太平洋进行长期攻势作战。四、当前,我舰队的主力部队要经常在作战海域行动,以便迅速对具有敌对行动的敌本上部队或潜艇部队采取进攻行动。
  ① 指日本。——原注
  五、我们认为,“橘子”的潜艇和高速空袭部队也许有可能在我情报部门发出警报之前就侵入夏威夷海域。另外,在第二部分“关于对‘橘子’之兵力的考察”中的第二条,就防卫夏威夷的空军兵力问题,作了如下说明:
  “我们能够使用的航空兵力,取决于定期由美国本土派来加强力量的飞机架数。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能够保持大约半数飞机使之进行飞行的物质准备。但要使‘橘子’的舰载飞机无法飞抵瓦胡岛,从而达不到其全面发动突然袭击的企图;而我们的飞机又要从瓦胡岛基地起飞,充分进行长期的巡逻搜索,这从夏威夷的飞机配备情况来看显然是不够的。至于正在计划使用的孤岛空军基地,现在还不能支援对空作战。“巡逻机对远距离的海上搜索具有特殊价值。今天凡能用于这方面的机种都最适合于这种作战。如果使用现有的飞机去轰炸那些防守严密的目标,将来可以利用的飞机数量恐怕会感到严重不足..”
  在其第三部分“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中指出:“一、[敌人]在宣成之前,说不定会采取下列行动:“(一)通过潜艇对停泊在夏威夷海域内的美国舰艇进行突然袭击;“(二)对瓦胡岛(包括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和有关设施)进行突然袭击:“(三)上述两种行动同时进行。“二、看来对瓦胡岛最可能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攻击方式将是空袭。现在看来,这种攻击极有可能是通过驶近瓦胡岛三百海里以内的航空母舰来进行。“三、(略)“四、(略)“五、如果(敌人)在拂晓时进行空袭,那么,下列可能性很“尽管我们也许进行巡逻搜索,但敌人仍然能成功地进行全面的突然袭击,或许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对开始进行迎击处于迟缓状态,或许是敌人成功地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第二批袭击部队引开。但是对敌人最为不利的是我们能在四十六小时内发现并攻击敌之航空母舰。
  “如果敌人在黄昏时发起攻击,那么敌之航空母舰就能利用黑夜撤退,到第二天,也许它已不在我方飞机所能进行空袭的范围附近。黄昏时发动进攻的不利之处,就在于敌人为了发动进攻得在白天接近(我地区),因此很可能被我们发现。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也许这并非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为在敌人公开行动前,我们恐怕不会对其采取进攻性行动,要避免的不过是敌人的全面突然袭击而已。
  “至于白天进攻,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不利的,一点没有上述那些有利因素。“夜间进攻虽有某种有利因素,但拂晓和黄昏进攻恐怕不仅比白天进攻安全一些,而且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巨大成功。“潜艇攻击可能与空袭同时进行。”本来,华盛顿的作战参谋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估计到:一旦日美开战,日本就有可能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这种估计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作出的,也可以说是美国海军军官的一种“常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①。日美关系以这一事变为转机突然恶化起来。翌年一月七日,美国提出了“史汀生主义”。这就是当时的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任美国陆军部部长)发出的一份“不承认武力夺取的任何东西和不承认日本侵略‘满洲’的通告”。由此,日美间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顶点。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在此情况下,美国舰队于第二年二月在太平洋举行了一次夏咸夷防卫演习。在演习中,假想负责珍珠港防御的部队配备了海岸炮兵部队、一个步兵师、一百架飞机和许多潜艇;假想发动进攻的“橘子”军部队则是对航空深感兴趣的哈里·E.亚内尔海军司令指挥的舰队。该舰队的编制与当时的那种主力舰第一主义不同,是由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和四艘负责警戒的驱逐舰组成。
  这次演习,“橘子”军于二月六日星期六夜晚,在完全未被守军察党的情况下从东北方接近瓦胡岛。七日,在日出前三十分钟到达离瓦胡岛一百零八公里的地点。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日出前三十分钟,舰上的水平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等共计一百五十二架飞机,为了轰炸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队,从两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突然袭击,它从理论上说明,可以在防御部队的飞机一架也未起飞前,就将地面上所有防御用的飞机全部击毁,并把停泊在港年的几乎所有主要舰艇船只击沉。
  从此以后,如何防御日本对珍珠港突然袭击,实际上已成为美国海军进行各种演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即使是美国陆军,也不能对日本突然袭击的这种可能性孰视无睹。
  在读者中,恐怕有不少人会直觉到:亚内尔部队的进攻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与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指挥进攻夏威夷的机动部队所采取的进攻方法“非常相似”,这将在后面详尽叙述。
  的确如此,在南云部队进攻夏威夷的那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夏威夷时间)也是星期日。我机动部队丝毫没有被美国方面察觉,就在瓦胡岛以北大约三百六十公里的地方,于日出前二十五分钟,从六艘航空母舰上先后起飞了两批(袭击珍珠港〕的飞机(第一批为一百八十三架;第二批为一百七十一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辉煌战果。这两次的攻击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难道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也许有人还认为山本司令长官是“向亚内尔司令学习”的哩。这个问题姑且不管。但日本海军也曾“观看”过亚内尔部队的演习。那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满洲事变”逐步发展,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当时,我国海军有一艘特务舰。“襟裳号”(油船)借口派往美国西海岸购买石油,中途要在檀香山停泊,在大体上估计那次演习即将举行的日期后,这艘特务舰便从横须贺军港启碇出航,以便了解美国舰队的演习情况及其舰队的动静和战备等情报。
  在这艘特务舰上有几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个是深町让少佐,他是由军令部特派来的通讯谍报专家,在舰上担任通讯长职务;另一个是军令部第五课(对美情报课)的小川贯玺少佐,他是这艘船上的“临时船员”。不仅如此,海军方面还在舰上配备了几个精通通讯谍报工作的下级士官,充当深町少佐的部下,并在舰内安装了一套特别无线电监听装置等。
  当这艘特务舰驶离横须贺港后不久,一月二十八日终于爆发了“上海事变”①,日本海军陆战队和中国第十九路军发生冲突。日美双方的广播电台都对这一事变的种种情况作了多次报道。这样一来,那艘舰艇上的船员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任性地说:
  ① 指1932 年1 月28 日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攻击的“一·二八”事变。——译者
  “‘上海事变’已经发生,我们为什么还要乘坐这艘非武装的油船去游山玩水观看美国舰队的演习呢?也让我们赶快上战场吧!”舰上的干部花了很大力气向这些年轻人讲明道理,并做了一些稳定情绪的工作。
  “襟裳号”特务舰渐渐驶近美国舰队进行演习的海域,通信谍报班人员便拼命监听美国方面的无线电波,努力搜集资料。军令部整理研究这些由深町带回日本的资料,结果终于破译了美国舰队使用的密码,从而掌握了美国海军这次演习的规模、部队编制和演习经过等重要情报。
  这里顺便讲一讲,由于“满洲事变”,日美关系突然恶化,因此在一九三二年六月,我海军便派出海军士官常驻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和洛杉矶两地,主要搜集下列几方面的情报:
  一、监视美国舰队,弄清其行动计划和临战准备情况,二、舰队训练情况:三、美国西海岸建造和修理舰艇船只的情况;四、舰队船员的对日感情。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对日本海军的演习也没有袖手旁观,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看看:
  一九二七年秋,日本的教练舰队(由“浅间号”和“磐手号”组成)访问美国,因此,作为回访,美国决定让其亚洲舰队的一艘轻型巡洋舰“玛布尔赫德号”驶往长崎和神户港。
  这一年的八月三十日,美国方面正巧获得日本海军要进行演习的情报,并得知在这次演习中将有最新型的航空母舰“赤城号”参加,所以美国海军对此非常关心。
  当时,扎卡赖亚斯海军少校利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四楼里的一套监听设备搜集情报,他通过监听到的不断增加的电报数量,断定这一年日本海军的演习要比往年重要。他认为,监听这次参加演习的舰艇所发出的电报,也许能搜集到日本海军战术情况和其他方面的资料。可是地面监听地点离演习的海域很远,因此他要求华盛顿派一艘军舰驶往日本海军演习的海域附近进行活动。
  就这样,华盛顿方面便决定利用那艘访问日本的“玛布尔赫德号”轻型巡洋舰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奉命伪装成该舰“临时船员”的扎卡赖亚斯,则把上海的那套监听设备和有关人员全部转移到“玛布尔赫德号”舰上,并计划在该舰驶往神户途中通过日本海军演习的海域。
  十月二十日,驶抵日本海军演习海域的“玛布尔赫德号”军舰,监听了许多无线电讯,经研究结果,获得了大量有关日本舰队的重要情报。
  这艘军舰于十月二十八日驶入神户港,接着使返回上海。在抵达上海后,扎卡赖亚斯写了一份详细报告送往华盛顿。美国海军通信部部长收到这份报告后,给扎卡赖业斯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他的努力作了充分肯定。内云:
  “我认为你的报告很好,它包含了对我们说来极为重要的有关日本海军方面的情报,它的价值,对你怎么表示感谢也不过份”。
  别有用心的弹痕
  四月一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向各海军军区司令拍发了如下的电报:
  “务使各军区情报部工作人员注意下列事项:迄今的经验表明,轴心国通常利用周末、星期日或有关国定假日的欢乐时刻开始行动,在这种日子里有必要特别引起注意。”
  斯塔克所以要拍出这份电报,恐怕是在他心里想到了有关过去我国在日俄开战时突然袭击旅顺口的那件事情吧!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三十八年,揭开了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年)序幕的旅顺口之战,正好发生在明治三十七年①二月九日圣母节那一天。
  俄国有一种习惯,凡取名玛丽亚②的妇女都要在这一天接受他人的祝福,上层社会则按照惯例还要举行舞会。由于俄国的旅顺舰队司令斯塔尔克中将的夫人,她的名字也叫玛丽亚,所以,当时陆海军首脑们都聚集在旅顺的长官官邸大厅里、愉快地跳着舞。正当伏特加酒宴方酣之时,在近在眼前的旅顺口外,数十门大炮如同雷击般地轰鸣起来。
  ① 1904 年。——译者
  ② 圣母名。——译者
  “小日本夜间偷袭了!”停泊在港口外的“采扎列维奇号”战舰等三艘舰艇因遭到了我驱逐舰队的鱼雷袭击,蒙受损伤。
  四月四日,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又向各舰队、有关海军军区和海军兵工厂发出指示,要各舰艇除因执行经常性的补给任务而正在航行中的外,其他一律作好临战准备。
  根据这一指示,各舰决定按出师准备要求,装足规定数量的弹药、鱼雷以及深水炸弹;有的舰艇驶进船坞,以便修理和调整;舰上非急需的物品也都全部卸下。但是,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却接到指示,不要其返回美国本土,以便作好临战准备。
  日本海军的临战准备又做得怎样了呢?我国海军鉴于日本周围的形势紧张起来,所以早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就部署了“出师准备第一步的战斗行动”。
  这种出师准备工作分为第一步的战斗行动和第二步的战斗行动。第一步的战斗行动是作战部队等在开战第一天所采取的必要行动,要求在下令进入战时状态前作好准备工作。而且一旦发起这种出师准备的战斗行动后,各有关部门就处于战争状态,储存起来的战备物资即可动用,征用商船等的手续也加以简化。因此,它对于促进战备工作是非常有效的。
  当斯塔克指示各舰艇作好临战准备时,大西少将已经收到了源田中佐对山本司令长官的夏威夷作战设想经研究后所提出的初步方案。大西少将以此作为参考,又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用舰载攻击机对(敌之)战舰进行水平轰炸,并把进攻珍珠港部队的出发基地定为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的单冠湾。
  山本对大西的方案略加修改后,就叫大西送到军令部。大西到军令部后,把山本的意图向福留繁少将——他于四月十日从联合舰队参谋长调任为军令部第一部部长(作战部部长)——作了一番说明,并将此方案递交给他。这份作战方案虽是山本命令大西,要他写好后提交福留保管的,但它不是公文,所以福留就把它存放在第一部部长的保险柜内。
  一到四月上旬,美国方面打算制止我国海军在美国所进行的情报活动,特别是美国海军,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采取对策。华盛顿是美国的樱花胜地。这个城市栽种的樱花,原是已故老人尾崎行雄任东京市长时作为日美亲善的一项贡献赠送给美国的。
  现在,这些樱花已在波托马克河畔含苞欲放。可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天,驻华盛顿工作人员司城正——兵工厂的大尉——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实松中佐,我的汽车上有子弹痕迹,是在停车的时候不知道被什么人用手枪打的。”我听到这一报告后,却不以为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我说:“恐怕是哪个恶作剧的人用气枪随便乱打的吧!..”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几天前自己的一只汽车轮胎被人用锋利的刀子割了三分之二。然而司城对我的这种态度感到无比焦急。他说:“不是用气枪打的,从弹痕上看,分明是手枪..”司城根据他所掌握的造炮的专门知识,作了这样的判断。“那么就去看看那辆车子吧!”于是,我们两人一起走到海军武官处附近的停车场,仔细查看了那辆汽车。
  经过查看,确实发现有两处弹痕,一处在后座的玻璃窗上;另一处在右后车轮的轴盖上。弹痕并非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为气枪所打,正如司城所判断的,它是用手枪射击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为美国警察所佩带的那种大型手枪所射击。此外,在汽车坐垫底下还找到了子弹头,那就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看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单纯的恶作剧。不管怎样,我已经直觉到这一点:说不定此举是他们别有用心的卑劣阴谋。
  因为不能把汽车停放在那里不管,所以司城就驾车去修理。快到第二天的时候,美国宪兵突然闯进了司城住的房间里,在他本人不在场和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
  我国海军武官处立即向美国海军部提出严重抗议,谴责美国当局的这种非法行为,并要求美国当局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可是这种抗议一点效果也没有。
  此后不久,美国警察要求司城前去报到。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美国方面的真实意图是要在弹痕问题上找碴子,如果可能的话就对司城进行处罚。
  象司城这样的驻外工作人员,不享受武官和助理武官那样的外交官特权。因此,如果他有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就要依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受到惩处。
  美国方面的经办官员责问司城:“你在某月某日去过哪些地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他们好象在跟踪司城,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面对这种讯问,就连司城也感到有点紧张,不过,因为他没有干过什么违法行为,所以很但然地作了回答。于是对方又问道:“你在哪些地方没有听从警察的警告?”
  此刻,司城已直觉到就要进入正题了,不过他斩钉截铁地否认了这一点。
  他说:“这种事情一次也没有过。”可是经办官员对他施加了压力,并提出责问:“不,你有违法行为。不但如此,你还不听从警察的警告就逃之夭夭。
  因此,警察出于不得已才开枪射击。在你的汽车上一定有弹痕,难道你想佯装不知吗?你到外面修理汽车恐怕就是为了消除车上的弹痕吧!”对此,司城这个规规矩矩的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猛然反驳道:“请你不要装模作样了。美国方面想要在我汽车上的弹痕问题找碴子来处罚我吗?我是一个兵工厂的士官,是造炮专家。一目了然,那些弹痕是在停车时射过来的。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有违法行为,说我不听从警察的警告就逃之夭夭,因而才遭到警察开枪射击的?希望你当场把证据拿出来。”
  司城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他的汽车右后车轮的轴盖上所留下的弹痕是直线的,这就清楚地证明它是在停车时开枪打上去的,倘若汽车正在行驶的话,那么弹痕就随着车轮转动的速度必然成为曲线。
  司城这番咄咄逼人的话,驳得企图找碴子的美国方面哑口无言。结果,这个问题就这样了结了。
  在这次讯问司城时,好象有一个身穿西装的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上尉在场。这是什么道理?我们断定:在司城事件的背后一定有美国海军在进行活动。
  《日美谅解方案》的背后
  四月十一日,夏威夷方面的陆军司令肖特中将和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布洛克少将制订了一个陆海军在夏威夷《沿岸海域联合防御计划》。这个防御计划已成为平时和战时的联防计划和动员计划的基础。这样一来,以珍珠港为中心的夏威夷防御计划,便一步一步落实下来。
  这时,松冈外相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在莫斯科就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举行会谈,但依然没有达成协议。就在认为谈判快要破裂时,双方商定隔天再举行一次会谈。十二日,斯大林也参加了会谈,于是会谈急转直下,双方很快就无条件缔结中立条约问题达成了协议,第二天——十三日便在条约文本上签了字。
  松冈外相一行结束了匆忙举行的宴会,旋即驱车前往白俄罗斯车站。他们走进车厢不久,便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大事。原来是斯大林前来送行了。车站上的外国使节和苏联要人都大为震惊。松冈和斯大林这两位主要人物先是握手,接着彼此面对面地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随后互相拥抱。他们那种紧紧拥抱的样子简直象在搏斗。站在旁边的人们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景只是紧张地屏住了气。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并且都想在自己的头脑中理出一个答案来。的确,斯大林的这番表演,对松冈来说真是终生难逢。
  鉴于日德意三国同盟和诺门坎事件(指一九三九年五月日苏两国军队在外蒙古和满洲边境的诺门坎地方发生冲突的事件),松冈没想到,会这样容易地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他对苏联的行动又惊又喜,签字结束后,他在莫斯科车站和斯大林相互拥抱,此后,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喜气洋洋地坐西伯利亚火车回国。
  当时,苏联最关心的一件大事是担忧日本会不会同德国遥相呼应,从背后进攻苏联。苏联把“当代大间谍”里夏德·佐尔格派往日本,可以说,其最大目的也在于此。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佐尔格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联系:
  “日本有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的意向,希望作好准备。”
  佐尔格的这种联系,当时的背景是,因为他的得力助手尾崎秀实已经洞悉日本政府(特别是近卫首相)想派松冈外相出访的心情。克里姆林宫对佐尔格的这份电报欣喜若狂,那是不言而喻的。
  正当松冈犹如凯旋将军般地乘坐“红矢号”专车匆匆回国时,克里姆林宫给佐尔格拍来一份谢电,内云:“对你所作的巨大努力深表感谢。”
  松冈本来就很健谈,素有“万语就寝居士”之称,如今由于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他更加喋喋不休了。四月十七日,当他乘坐的专车在西伯利亚辽阔的原野上向东奔驰时,日本国内已通过了大本营陆海军部的一项方案——《对南方的对策纲要》。
  该纲要规定:“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过程中,帝国对南方所采取的对策,其目的就在于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迅速扩充综合国力。”为此:
  一、在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泰国之间,确立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密切关系;
  二、在日本和荷属印尼之间确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并规定,在对南方采取对策过程中,如发生下列两种情况而又无法打开局面时,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就得使用武力:
  一、由于英、美、荷等国的对日禁运而使日本的自存受到威胁时;
  二、美国单独或与英国、荷兰、中国等进行合作,逐步加紧对日本包围,使日本在国防上难以容忍时。
  于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上极为秘密地通过的、以“抓住大好时机对南方使用武力”这一思想为主导的《时局处理纲要》,就这样完全失效了。现在不妨略举一例来对照一下上述两种《纲要》。《时局处理纲要》的设想是,通过同英国的武力冲突一举建成大东亚共荣圈:而《对南方的对策纲要》的设想,则在分阶段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方针下,眼前暂将其范围定在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另外,前者打算用武力占领荷属印尼;与此相反,后者则停留于用和平手段来强化经济关系。
  那么,《对南方的对策纲要》所以获得通过的动机或理由是什么呢?主要可以举出下列三点:
  第一,自一九四○年七月通过《时局处理纲要》到一九四一年四月为止,这段期间欧洲战局出现了新的情况,英美的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因难以使英国在短期内屈服,欧战持久性的趋势变得显著起来;由于通过援外武器法案,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大起来了。另外,美英的对日政策已渐趋强硬;而在以新加坡为中心的东南亚则出现了一种形成为对日共同阵线的动向。
  第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三月所作出的对国家物质力量的判断是:“帝国的物质力量对完成同英美的长期作战来说感到不安。”这个判断给陆军的积极派的论点泼了冷水。关于这个问题,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种村佐孝中佐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天以来,陆军省战备课课长冈田大佐就假想对美开战后的国家物质力量的变化情况,根据他的判断及其研究结果,两次向参谋总长所属的领导部门作了说明。
  “最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南方采取对策的意向,似乎已趋一致,大势已定。这样一来,为‘不要误了班次’的一时急躁情绪和要求所驱使,希望抓住良机向南方出击的那种使用武力的轻率想法总算被肃清了。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具体考虑了战争带来的影响,估计了国家物质力量以后,很自然地倾向于稳健派的论点,最后不得不赞同稳健派的意见。”
  第三,具有决定性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往争论达一年之久的英美两国可分不可分的问题,如今已得出了不可分的结论,因此认识到,不下决心对美作战就不可能对南方使用武力。当陆海军之间将《对南方的对策纲要》内定下来时,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四月十六日)已经在华德门花园公寓同赫尔国务卿举行会谈。
  赫尔说,他已经接到了那个解决日美间问题的非正式建议——日本人和美国人(日本朋友)制订的所谓《日美谅解方案》。接着赫尔问道:
  “听说,你自己也参预了这个建议..”
  野村回答说:
  “关于那个建议,我全都知道。虽然它尚未送交本国政府,但我认为政府也会赞同的。”
  于是赫尔说:
  “希望你设法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可以按此方案举行谈判。”
  随后,他又补充说:
  “如果这一谈判进行之后而遭到东京方面的破坏,那么美国政府的处境就会困难起来。”
  于是,野村马上把《日美谅解方案》电告东京。这份电报送到外务省的时间是四月十七日下午到十八日早晨这段时间。全文长达四千字,主要精神是:美国承认日本八紘一宇之理想,承认满洲国;美国总统将有条件地致力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和平,而且在通商和金融方面也给予援助;日本如采取和平手段获取南方资源,美国也予以承认。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野村在他的《出使美国》一书中写道:
  “对于那个《日美谅解方案》,早已在内部进行工作,并对美国方面的诚意作了试探,大体上已能证实赫尔国务卿对此也无异议,所以我又就这个问题同大使馆干部、陆海军武官以及岩畔大佐等人多次开会商量,经仔细反复研究,又同各方面进行了种种交涉,终于取得了成果。
  “我大体上是按上任时的训令精神行事的。我想这一《谅解方案》即使达成协议,恐怕也未必违反天皇对三国同盟问题所下达的诏书精神。这是维护太平洋和平的第一步。另外,我相信这也是他日日美合作重建欧洲和平的一块基石,于是我马上向东京拍电,并要求回电。”
  原来在这个《日美谅解方案》的背后有两个神父在进行活动。
  这两个神父名叫华尔什和德劳特,都是属于天主教美利诺修道院的。他们带着纽约康·莱普公司经理施特劳斯的介绍信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底从美国悄俏地来到日本,要求同当年任财政官员时曾与施特劳斯有过一面之交的产业工会中央合作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会面。会面后,他们两人把美国热心于对日美邦交打开局面的实力人物的意向告诉了井川,并补充说:
  “如果日本有意这样做,他们也许会提供某些方便。,
  这两个神父还会见过松冈洋右、野村吉三郎、池田成彬和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寺峙等人。另外,也会见了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
  井川和近卫首相关系密切,他在十二月七日把两个神父来日后的情况详细地向近卫作了汇报。两个神父虽于十二月底返美,但以后一直同井川保持联系,最后终于导致了井川赴美。
  另一方面,野村在接受驻美大使这一重任时,痛感到有必要让陆军方面派遣一名熟悉中国问题的人物前往华盛顿,因此,他委托参谋总长杉山和陆军次官阿南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结果选中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岩畔于三月二十日到达旧金山。他的合作者井川已先行一步,当岩畔到旧金山后,他马上去拜访了岩畔,并把有夫美国的情报告诉了他。其中主要一点是:先前来日的那两个神父,他们的背后有邮电部部长弗兰克·沃克,此人是一位天主教徒,曾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主任达二十年之久。
  三月三十一日,井川和岩畔在纽约会见了那两个神父,井同两个神父进入了正式谈判。岩畔和井川说:“我们想,两国谈判要有一个基本条件,基督教的教义认为最大的罪恶是背离道德。作为日本来说,它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尚为时不久,不能对此背信弃义,美国也不会强行要求日本退出三国同盟,因此,我们希望以此作为谈判的前提。”由于这两个神父对此表示了谅解,所以双方决定对调整两国关系的原则问题进行讨论。
  于是,井川和岩畔便前往华盛顿,向野村大使和若杉公使对此事作了汇报。野村和若杉虽然很感兴趣,但似乎都有这种想法,认为形势并不怎么好,不宜马上把一些条件定下来,因此,希望在五、六个月后,待日美两国间的感情慢慢缓和下来时再举行正式谈判。
  因为当时日美之间还没有一个具体方案,所以井川和岩畔又于四月二日同华尔什神父等人举行了会谈,直到五日才拟订出一个方案。日本方面也对此方案进行了研究,参加研究的,以野村大使为首,有若杉公使、陆军武官矶田少将、海军武官横山大佐、书记官松平,还有井川和岩畔等七人。四月十五日搞出了初步方案,那就是《日美谅解方案》。
  就这样,过去以神父等人为媒介而订出来的《日美谅解方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式纳入外交途径的阶段。
  大发雷霆的松冈外相
  当外务省接到野村拍来的有关《日美谅解方案》的内容以及要求答复的电报时,松冈外相结束了欧洲之行,已乘坐苏联政府的“红矢号”专车正在回国途中。因此,外务次官大桥在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向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近卫首相作了首次汇报。下午四时半译好电文后,他马上又去拜访近卫。当晚八时,近卫首相召开政府和统帅部的联络会议,就《日美谅解方案》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决定待松冈外相回国后再决定应采取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由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因此已大体上倾向于准备接受。
  在四月十八日的《种村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一天,驻美武官矾田突然来电。内云:‘调整日美两国外交关系问题可能达成协议,望政府速回电指示。’
  “要同美国调整关系!这几年来,不论是棘手的中国问题抑或最近出现的南方问题,我们总对美国的态度最感到担心,如今却要我国同美国调整关系!这到底是根据谁的命令开始举行日美两国之间这一谈判的?
  “就我们这些下级官员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晴天霹雳,而且事情又发生在松冈外相出访欧洲至今尚未回国的时候,我觉得问题实在太严重了..”
  联络会议结束以后,陆海军和外务省对《日美谅解方案》又进行了研究。关于当时的气氛和结论性的倾向,内大臣木户孝一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四月十九日星期六晴
  “..晚上八时二十分,近卫首相来访。彼此以野村大使请求回电问题为中心,畅谈到九时五十分左右。一致的结论是:对德意两国不失信义;也不与我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新秩序这一方针相抵触;可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努力使之实现的。”
  参谋本部从二十日傍晚开始召开各部长会议,会上,确定了这样一种思想:“应在不违背三国同盟精神这个限度内调整对美关系”。
  接着,第二天(二十一日)上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局部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前一天晚上参谋本部的态度一致表示同意。随后,当天下午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又对野村大使的来电抱何种态度问题进行了协商。协商结果一致同意:
  一、要不违背三国同盟的精神;
  二、要对解决中国事变问题作出贡献;
  三、要不损害国际信义;
  四、要有益于扩大帝国的综合国力;
  五、要有益于重建世界和平。
  于是,在二十一日召开的政府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决定了下列几个要点:
  一、虽然,通过《日美谅解方案》会给三国同盟关系带来几分冷却感,但对此要以容忍的态度迅速谋求达成协议。二、我国的立场是要以下列准则举行谈判:
  (一)谋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
  (二)日本接受必需而重要的物资供应;
  (三)在给三国同盟关系多少带来一点冷却感的问题上,虽无多大关系,但明显的背信弃义必须避免。
  由于已经作出了上述决定,所以,对以《日美谅解方案》为基础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大体上已无异议,于是便决定给野村大使拍回电。不过外务次官大桥提议:因松冈外相明天就要回国,希望给华盛顿的回电留待明天拍发。联络会议同意了他的这一提议。
  二十二日下午,松冈外相一行搭乘的飞机降落在东京郊外立川机场的跑道上。松冈这位“凯旋将军”,身穿黑色西装,左手拿着一顶礼帽,右手执着一根竹手杖,戴的眼镜闪闪发光。他以无比愉快的心情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了下来。
  他一边向左右两排欢迎的人群微微招手致意,一边径直走到近卫首相面前,同首相握手。
  “我回来了。”
  “你辛苦啦,一路上累了吧!身体怎么样?”
  “不累,我一直很好。”
  看来,松冈确实很愉快,也颇有点精神抖擞。他向近卫寒暄了一番后,当即放了事先准备好的“回国首次讲话”录音。人们都一声不响地倾听着松冈的这一讲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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