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创业潮
挑战盖茨神话--中国大学生创业潮
序言：创业在激情与风险的浪尖上
激情还是泡沫？
“中国为什么没有人赶超比尔-盖茨？”初看之下，这是个很幼稚的问题，但追究下去，却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样，为什么在世纪末，中国会突然第一次涌现一大批风险投资，越过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去支持更大风险的创业活动？为什么会凭空第一次涌现一大批甘冒风险的创业者，满怀激情地去追求创新和变革？这是一时的泡沫吗？
1999年，随着互联网热潮的崛起，一股“大学生创业”热潮也平地而起，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这些无钱、无权、无势的典型“三无”者，凭着知识和激情，纷纷汇入创业大潮，成为中国社会的全新景观。是盲目的冲动？是仓促的赶潮吗？
不幸的是，这一切热闹持续得实在短暂。随着美国Nasdaq的波动，资本市场的乐观精神转化为全面的悲观情绪。刚刚涌起的资源纷纷退潮，更加脆弱的学生创业自然不能幸免，率先遭遇了资源枯竭的危险。一则则创业失败的消息使得人们对学生创业的看法蒙上了新的悲观色彩，于是，当初的反对者和悲观者更有理由幸灾乐祸。
这场创业挫败的“寒流”使刚刚萌芽的高科技创业精神笼罩在巨大的危险中，因为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们会简单地以现象来否定一切，尤其是否定内在的精神与文化。
魔鬼出了瓶子
但无论如何质疑，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一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是中国社会第一次焕发出全局性的创业激情，也是真正纯粹的现代创业精神的萌芽第一次在中国破土而出。
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以高科技为发动机，以风险投资为燃料的新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竞争标准。新经济的特点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它是产业经济与金融市场第一次大规模的紧密联姻。新经济的核心就是新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和经济运行状态，将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的潜力最大发挥出来。
新机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冒险、激励创新，是一整套环环相扣的运作系统。新机制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年轻的创业团队，这些人具有创新的活力和动力。他们所建立的是更具有速度、效益、灵活性的新型企业机制，能够通过风险投资来推动自主创新的发展，使创新理念在幼苗时期就能获得很大的资源，然后通过合理的推出机制，来完成社会资源转移。
过去，在中国似乎只有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才有创业的条件；过去，企业家失误一次就会被舆论和债务永远打入地狱，再也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过去，无法想象一个年轻的只有创意的公司能够获得巨额资本的支持；过去，也无法想象一批年轻人会如此没日没夜地疯狂工作；过去，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新点子、新创意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转化为一个公司转化为一种商业……而现在，一切都有了可能。透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新现象，我们就不可否认：一种新型的创业机制和文化已经出现了！虽然还很幼稚，还不成体系，虽然还不够规模，但是一切真实地开始了。
而且，魔鬼一旦放出瓶子，就再也不会回去！
高科技创新文化与校园文化是血脉相融的，而与过去主导中国企业界的“半个老板加半个政治家”的传统企业文化隔阂巨大。这也是为什么斯坦福的校园文化与硅谷的创业文化，能够相互融合、互为促进的根源；也是互联网开放、创新、平等竞争的精神与校园文化如此相吸相近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中关村发展多年，却没有真正融入校园文化，没有提供真正创新动力的根源。
因此随着中国创业浪潮的起来，与高科技有着天然亲和力的年轻学子以及众多刚刚跨出的毕业生，率先敏锐地感知到了它的脉动，纷纷投入创业大潮，成为主导性力量，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同道路的抉择
自己作为学生创业的一员，我一向低调甚至尽可能回避学生创业的说法。因为在中国，过于强调学生创业，反而让别人带上色彩，另眼相看，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而且，自己也不能局限于学生创业的观念，要尽量引进有丰富经验的人一起创业，使自己的创业公司与社会普通人创业是完全一样的，不能特殊。否则，无疑是自设樊笼。
1999年，中国互联网大潮初起，进入规模化增长，各种新兴商机初露端倪。其中，一个新兴的商机进入我的视野，那就是围绕互联网公司和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的研究与咨询。这一切正是自己的强项。显然，这是一个不可错失的大好时机。在那几个月里，创业的冲动炙烤着自己。于是，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建了国内第一家专业互联网咨询公司——互联网实验室(www.chinalabs.com)。
关于未来发展，有两条泾渭分明的道路可供我们选择：一条是走传统模式，从三两个人起家，利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步建立业务基础，逐步积累经验和发展资金，与众多的企业一样，维持在十人、八人的规模；而另一条则是利用风险投资，快速扩展，占领更大的市场，在一两年内不求盈利，加大投入，争取成为这块新兴市场的第一品牌，并且谋求上市。第一条路，十分轻松，几位创业人员每年挣个几百万应该不成问题，可退可进，从容自如；第二条路，一旦启动就要承受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因为我们必须争取到足够的资金和人才，去挑战一个从未有过的难题：在中国，如何将最难规模化的咨询企业做出品牌，成为一个大型企业。如果不能成功，则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就很难获得很好的回报。
两条道路，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最具挑战性的道路，踏上了一条前人从未实践过的新路。如今，互联网实验室已经发展成近50人的企业，在同行中遥遥领先，在业界也建立了影响力。但是，我们的担子却依然越来越重，发展的风险依然十分巨大，前面的难度更加巨大。我们还得毫不松懈，全力以赴。
未来几年，我们也许能够创造奇迹，也许会面临挫折，不得不退回传统的发展模式。我们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现代创业的一个典型缩影，与依靠自身原始积累的传统创业模式截然不同。这种模式是一面双刃剑：集巨大的机遇与巨大的风险于一体！
对失败的宽容和理解是关键
因此，这场创业浪潮的内核，不是技术本身，也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一种全新的机制。这种机制是对投资者、创业者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一个新兴企业、新兴产业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验，同时更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创新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验。
在这场浪潮中，成功者是少数，失败者是多数，但是“屡败屡战”的创新机制将会对技术发展和经济推动产业巨大的影响，而这种机制与文化跟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的抵触比比皆是。
创业要与各种堡垒斗争，最难斗的就是大形势。如今，学生创业遭遇极大的挫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本身不是学生创业自身的原因，而是整个环境恶化的结果，因此不仅仅是学生创业，而是整个社会创业都在承受巨大压力；不只是中国的创业遭受了打击，就是美国的创业活动也正遭遇恶退的危险。我们必须承受这种压力，必须随着形势做出理智的调整，也可以收缩、转型甚至破产的方式度
过难关。我们可以暂时接受失败，但是我们的创业精神必须活着。等到形势好转，我们可以借势重来，因为资本市场的走势不会永远是(禁止)，也不会永远是低潮——起起伏伏的走势正是活力的体现。
我们有过这样的冲动，就不会这样甘于平淡；我们有过这样的激情，就不会这样承受失败。创业精神的本质就是要敢于跨越界线，包括传统文化的界线，包括世俗观念的界线，包括现有秩序的界线，包括现有机制的界线……当然在跨越的同时，我们必须能够承受风险，能够坦然接受一次失败，而不被失败压跨，可以卷土重来，更有经验和信心地东山再起。社会能够形成这样的环境与机制，有胆识和眼光的人才能轻装上阵，不断创新，不断为社会提供新的可能。这是人类活动的延伸，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支持的探索。
创业可以失败，精神不能失败
张宏杰不是在创业的热潮当中，而是在创业的低潮中创作此书，尤其值得称道。因为他明白，这不是时尚，而是短暂的潮流和热点，可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精神。创业会随着形势起起落落，但精神一旦在年轻的校园中激起，就必然有延续的生命，有成长活力。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命运，这是全世界的趋势。这些故事本身都很精彩，但精彩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因为目前记录的，仅仅是这些主人公们创业的一段历史，而他们的未来远远比现实的文字要久远得多。这些人的历程将会延续数十年，一切仅仅是开端。但开始了，就不会停顿。包括这些人的创
业，包括张宏杰的笔触。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创新是偶然的，创业是必然的。当我们的社会能够以平常心来看待创业中的成功和失败，能够以建设性
的心态来透视这场融合理想和冲动的浪潮，那么这些文字的价值就超越了书籍本身，而真正在中国大学生的心中回荡起新的理念号角。
我可以肯定，这些人当中会有许多人会失败，而且不只是一次地失败；我也可以肯定这些人是创业浪潮中的代表，但不是杰出的全部。仅仅从故事、仅仅从财富上赶超盖茨并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如何借鉴国外最先进的创新机制，如何学习国外最成功的创业经验，真正在中国孕育出高科技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机制，这才是中国发展新经济的真谛，才是真正创业精神的财富。
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让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只为自己眼前活着，只会因循守旧，只会回避风险，只图安逸保守，不敢冒险进取。这是一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著名IT评论人、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 方兴东)
2001年3月1日于北京
前言(一)：大学生创业与盖茨现象
一位父亲问在清华读书的儿子：“你知道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吗？”
刚上大学二年级的儿子回答说：“不知道。”
父亲加重语气说：“是盖茨！美国的比尔·盖茨。”
儿子却说：“比尔·盖茨没什么了不起的！”
三年后，这位清华学生和几个同学创办了一家注册资金达1000万元的软件公司，并出任总经理。上面的一番对话是我在清华创业园采访他时他跟我讲的。当时他父亲感觉到他还没找着自己的未来方向，就想通过比尔·盖茨的创业故事来激励他。
我听完后禁不住慨叹：“真的是年少轻狂啊！竟然说比尔·盖茨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赶紧解释说：“其实，我现在觉得比尔·盖茨特了不起，当时是因为我不知道比尔·盖茨是谁才说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原来如此，逗得我直笑。他认为盖茨是一个改变世界命运的人，是一个可以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的人，他对盖茨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位清华学生上大学二年级还无所事事的时候，盖茨在二年级就从哈佛大学退了学去创办自己的公司，缔造了后来的微软帝国！微软帝国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同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道德与情感的世界。盖茨是时代的宠儿，是时势造出的英雄。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比尔·盖茨”这个时代符号已经逐渐出现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了物质上的满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盖茨更像一尊神，而非人。他所创造的神话正激励着我们这一代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意义的阶段中的大学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将科学技术转化为财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会向盖茨看齐。盖茨是知识经济的代表，他的出现创造了将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奇迹，这也正是他最值得当代青年人学习甚至是崇拜的地方。在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弘扬盖茨的创造力和知识至上的精神。
1999年被媒体誉为“大学生创业年”，大学生创业是在1999年的下半年火起来的。记得1999年6月至7月我做清华和北大毕业生留学美国的系列采访时(写成一书《寄托的一代》)，他们没有一个提到“创业”这个词，这批留学美国的精英把自己毕业的去向定为三个：出国、工作和留在国内读硕读博，而他们选择了出国。出国潮一直很热，如今出现了创业潮，这是我们企盼已久的。
可以说，没有互联网的兴起，没有风险投资的引入，也就没有这股创业浪潮，因为大学生没有金钱没有权势，有的只是知识。而各种规模的创业计划竞赛正是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创业种子破土而出，引来社会各界的注意。
创业计划竞赛起源于美国，又称商业计划竞赛，自1983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首届商业计划竞赛以来，美国已有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十多所大学年都举办这一竞赛。Netscape、Excite、Yahoo！等公司就是在斯坦福校园里的创业氛围中诞生的。其中麻省理工的“五万美元创业计划竞赛”已有10年历史，从1990年到现在每年都有五六家新的企业从大赛中诞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商业计划”被附近的高新技术企业以上百万美元的价格买走。这些由“创业计划”直接孵化出来的企业中，有的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长为年营业额数十亿美元的大公司，一批批的创业者在竞赛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创业计划竞赛可谓姗姗来迟。在中国率先举办创业计划大赛的大学是占了绝对优势的清华大学，1998年5月首届清华创业计划大赛由清华的一个学生社团——清华大学学生科技创业者协会发起并举办。由于比赛本身的性质和它在中国的首创性，它受到了众多媒体、专家、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的密切关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恩危认为“清华大学在新世纪中应成为创业者的摇篮，而不仅仅是政治家、工程师的摇篮”。一花引得万花开，1999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等国内著名高校也开始举办创业计划大赛。
第二届清华创业计划大赛于1999年3月1日正式启动，参赛人数达250名，经过预赛、复赛，于10月30日进行决赛。视美乐、FanSo、乐都和博创在此次大赛中脱颖而出，注册成立了公司。清华园中第一批学生创业公司就在这样的创业氛围中诞生了，它们作为第一批学生创业公司进驻清华创业园。
1999年底，清华大学承办了首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全国200余所大学共同发起，于2000年1月18日在清华大学落下帷幕。FanSo是此次大赛最为耀眼的明星，于2000年1月17日获得第一期风险投资660万元，由此标志着中国第一家由清华大学在校大学生停学创办的互联网正式投入运营。FanSo总裁鲁军和网站总监刘颖获得清华大学的休学创业申请，成为中国大学生休学创业第一人。
第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于2000年1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同样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他们在大赛的精彩表现，让国人欣慰地感到江山代有人才出。
我们相信，各个高校、各个地区以及全国性的创业计划竞赛会一直继续举办下去，以知识创造财富的“盖茨现象”也将不断涌现出来。创业计划竞赛在全国是一次启蒙教育，它将推动中国教育体制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的改革。通过竞赛，创新创业的意识深深根植在参赛者的心中，它对数百万高校学生的影响是广泛深远而前所未有的，于是当代大学生无不欢呼雀跃：“属于我们的时代到来了！”
前言(二)：改写世界网络巨富历史的中国大学生
根据1998年美国著名的《福布斯》杂志出版的《福布斯ASAP》技术增刊公布的年度统计名单，美国高技术行业100位最富有的创业家中，从事与Internet有关业务的大约占三分之一，6年中Internet估计产生了1500多亿美元的财富。该刊公布的从事与Internet相关业务的年轻人，从1997年的7人增加到1998年的28人。排在名单前三分之一的人员主要是软件行业的经营主管人员。
该杂志1999年9月23日推出的美国富翁排行榜的400名最富有者中的35位是新增加的亿万富翁，而其中的19位就是从事与Internet相关的业务发财致富的。英国《卫报》最近访问了50位著名的电脑界巨子，发现他们在短短的4年内，惊人地积聚了13亿英镑的财富，部分人还是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7月12日公布全球最大的1000家公司排行榜时也说，凡是那些财产与数字世界(特别是Internet)联系在一起的公司，都几乎在顷刻之间成了市场的明星。而作为这些“明星公司”的创办者和首席执行官，都在个人财富的排行榜上有他们的位置。
电脑网络是创造富翁的摇篮，它给人获取超级财富的机会。比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这些花上一辈子才完成原始积累的故事，网上巨富们都算得上是新时代的神话，比如说……
美国网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安得森，一位改变Internet历史的青年，刚大学毕业时还没找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编写互联网浏览软件，开发出了Mosaic浏览器。1994年4月与硅谷风险投资家吉姆-克拉克联手创立Mosaic通讯公司(网景公司的前身)，克拉克投资400万美元，把安得森和他的伙伴们都拉到了硅谷，集中全力开发网络浏览器。不到两个月，安得森和他的伙伴们就成功地开发了Mosaic的新版本，并把它命名为“Navigator”(领航员)，随后新浏览器的销售在互联网上突飞猛进，一下就占据了80%的份额。
1995年8月9日，成立还不到16个月、从未赢利过的网景公司在纽约上市，这家创始资金只有400万美元的小公司一夜之间成为20亿美元的巨人。年仅25岁的安得森也仿佛神话般地从一文不名到拥有5800万美元的“互联网富翁”。1997年7月，美国《旗帜》周刊把安得森称为“无限制资本家”，预言“技术马克思主义”已经到来。而身为网景公司董事长的克拉克在公司上市的第二天身价就达5.65亿美元，这位出身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教授，正是敏锐地感觉到Internet的强大潜力和发现了安得森这样的一位优秀年轻人身上的价值，才有这一天的。
提到雅虎，人们马上就会想到杨致远。1993年底，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在上网浏览器问世的时候，他整天都泡在网上，博士论文也不做了。他和学友戴维·菲洛决定创办一家网络公司，但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也不能从父母或朋友那里找钱，所以想到得找有眼光的风险投资家。他们很顺利，第一个就找到了硅谷成功的企业家、国际购物网络的创始人亚当斯，一拍即合，成立了Yahoo！
1994年4月12日，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一天之内雅虎的市值达到8.5亿美元，是一年前准备收购者估计的200倍。上市为雅虎筹集了20亿美元的资金，年仅28岁的杨致远也因此成了亿万富翁。今天雅虎的市价已接近75亿美元，用美国《商业周刊》的话说：“Yahoo！就像在沙滩上搭起的楼阁，然而一夜之间四周就建立起了摩天大厦。”
在美国，创业者们总是在他们的创新之中创造奇迹，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创建了微软公司(Microsoft)，威廉姆·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创建了惠普公司(HP)，史蒂夫·沃兹尼亚和史蒂夫·乔布斯创建了苹果公司(Apple)，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创建了英特尔公司(Intel)……创造神话的还有，32岁的迈克尔·罗伯逊以1000美元买下Mp3.com，今天他拥有9.03亿美元；加里·威尼克在创建全球有线通信公司之后，仅仅18个月就加入了亿万富翁俱乐部……
在英国，一位16岁男孩哈德菲尔，整天关在房间里玩电脑，自创一个足球网络，以8000万英镑将网权售给报业协会。今天，他和父亲另创一电脑业务，控股60%，拥有资本达2500万英镑。
在以色列，有3个年仅25岁的电脑天才，两年前创建了一家名为米拉比尔斯(Mirabilis)的网上“聊天”公司(Internet软件公司)，后来出售给实力强大的美国联机公司，获得2.87亿美元的收入。美国联机公司看中的是米拉比尔斯的主要产品——网上寻呼机(ICQ)。这是一种瞬时通信软件，它可以使因特网用户知道自己的朋友或与自己有商业关系的公司是否在网上，从而使娱乐或业务性的实时通信更为便利。还有，由4名以色列青年于1994年创建的专门从事因特网安全业务的公司，目前在华尔街的身价已超过10亿美元。
当世界上一些年轻创业者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时，我们中国的这一代青年人在干什么呢？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缺少智慧，也并不缺乏这样的“野心”，可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中国青年在25岁之前赚到100万？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先生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普遍缺少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2000年11月8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了中国大陆前50名富豪名单，名单中只计算每个人的资产。其中前国家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荣毅仁(84岁)以19亿美元身价居首，最年轻的是网易创始人丁磊，年仅29岁，个人资产1.34亿美元，排在第20位。还有搜狐的张朝阳(37岁)以6700万美元排在第37位，新浪的王志东(33岁)以5700万美元排在第42位。而在软件行业，科利华软件集团创始人宋朝弟(39岁)以2.7亿美元排在第10位，北京用友软件集团的王文京(36岁)以6000万美元排在第41位，四川托普集团的宋如华(38岁)以5000万美元的排在第45位。
在中国大陆前50名富豪名单中，除了丁磊还勉强称得上“年轻”外，其它的都已经有一定岁数了。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在时代的脚步跨入21世纪门槛的时候，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批非常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涌现出来，于是国人的目光投向了大学校园，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正在改写世界电脑网络巨富历史的创业者！
“视美乐”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家大学生高科技公司，核心技术产品叫做“多媒体投影机”，是由清华大学材料系学生邱虹云发明的。1999年5月，邱虹云、王科和徐中三位清华学生靠打工挣的钱和朋友、家人的资助，筹集50万元注册了公司。王科说：“当时还不知道可以用转账支票，那个大热天，我书包里装了一大包钱，由徐中护送着去工商局办手续，当时真是提心吊胆，汗如雨流。”两个月后，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与“视美乐”签定分两期注入5250万元风险投资的协议，这是中国第一例本土化的风险投资。其中第一期资金250万已到位，第二期资金5000万未到。1999年12月，“视美乐”的专利产品——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机中试成功。2000年4月，澳柯玛集团投资3000万元与“视美乐”合资注册成立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澳视)，开发、生产、销售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机及相关视听产品。2000年6月，年产10万台多媒体投影机生产基地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成，该投影机涉及光学、电子、机械等多方面的尖端专业技术，可播放计算机、电视等多种数字及模拟信号，是与Internet相连的领导世界新潮的产品，目前产品已顺利投放市场。
“科大讯飞”地处安徽省合肥市不太引人注意，但其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
1999年11月11日，中国科技大学博士生刘庆峰(出任公司总经理)和另外5位中科大学生因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获得总计668.85万元的技术股权。1999年12月，成立不到4个月、注册资金只有300万元的安徽硅谷天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美菱集团和合肥永信电脑有限公司投入3060万元，使公司的注册资金达6000万(人民币)，并正式改名为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有个国际大公司准备向“科大讯飞”投1200万美金，只占公司15%的股份，等于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6个亿。“科大讯飞”的产品在语言跟语言应用的这个市场占着垄断的地位，而且预计到2001年销售额会达到1.7个亿左右，到2002年会达到10个亿……刘庆峰说：“将来国家真的想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有野心，真的做出一两个企业帝国来跟他们(指微软、IBM等国际大公司)比！”
“易得方舟”(FanSo.com)于1999年9月注册成立，是国内第一家由在校大学生停学创业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创始人有清华学生鲁军、刘颖和童之磊等，于2000年1月再次成功融资660万元。
“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始人方兴东过足诗人瘾又做IT界主治大夫，如今成了当代创富神话的一个主角。2000年6月，方兴东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中国重要的高科技企业家”，国内的业内人士甚至给他打个价，说方兴东的名字至少值486万元。互联网实验室的首席理论家姜奇平这样评价方兴东：“盖茨、杨致远和安德森，至少要等到离开学校才获得他们的第一个100万。这一点上，方兴东(清华在读博士)显得更成功。”国内另一位运用“注意力经济”的高手张朝阳说过：能否得到社会的注意，关键看谁手头有多少吸引人的话题。
“迈思威”成立之初只有30万元注册资金，这是陈旭光和几位清华同学辛苦编程序挣来的。半年后，韩国SK集团投资700万元人民币，使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身为董事长年仅25岁的陈旭光敢这样叫板：“张朝阳肯定没有我活得happy，你公司挣钱了人家才认你！”
还有“慧点科技”，几个清华学生创办的软件公司，才一年多就值一个亿；还有V2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采访得知，这些公司都要争取上市。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如美国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也没有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但是这批创业公司已经运营起来，而且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已经许诺，要放宽高科技企业进入股票市场的条件，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现实。一旦上市，这些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以持有的股份就有可能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
前言(三)：媒体如何炒作“大学生创业”概念
没有人不对媒体畏惧三分的，最近复出的风云人物史玉柱说最怕的依然是媒体。2001年2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刊出的该报记者对史玉柱的专访中，史玉柱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没想到这次媒体对我们的兴趣还是这么浓，原以为几张报，大家报道一下就算了，没想到一下子全国，这两天几百篇文章都出来了。每个省的报纸，日报、晚报都有。一看这个来势太猛我有点儿害怕了。枪打出头鸟，只要你出头，就会有枪对着你。我觉得那个扣扳机的人就是媒体。当年是媒体把我搞死了，搞休克了。1997年初，我们的净资产还有两个多亿，媒体突然一说巨人破产了，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破产，然后再造几个谣，第二，史玉柱的护照已经扣押了；第三，巨人大厦已经停工了。”
媒体对“大学生创业”的报道可谓是铺头盖地，我自己在一个月之内收集到的全国性报纸的报道就有一百多篇，而我未能收集到的地方报纸的报道就更多了。在我所采访的比较有名气的大学生创业公司，它们都有一本厚厚的装订起来的关于公司或创业者报道的剪报。我去合肥市采访“科大讯飞”的总经理刘庆峰时，办公室的秘书小姐打开电脑给我看，上面关于公司和刘庆峰的报道已经有88条。连名气不是很大的南京“世纪通”公司，总经理任良告诉我也有50多家媒体报道过，虽然尽是些“豆腐块”。
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播放了FanSo的创业历程，我没看到。有位南京大学的创业者看完“东方时空”后打电话问我：“FanSo是不是散伙了？倒闭了？”天啊！我大吃一惊，心想：前两个月我去采访FanSo的鲁军、刘颖和童之磊时，还看到FanSo好好的，怎么就倒闭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童之磊，可是又不敢直截了当地问：“FanSo是不是倒闭了？”怕这样太冒昧，况且春节刚过就这样问人家非常不礼貌，所以我就不敢问。
第二天，我去公司找刘颖和鲁军拍照片(供此书中使用)，FanSo已经从清华创业园的学研大厦搬到只有一公里远的创业广场，员工们依然在上班，一切看起来都好好的，一点也看不出倒闭的迹象。我拐弯抹角地小心翼翼地问刘颖：“公司目前处境是不是比较艰难呀？”刘颖瞪着双眼说：“公司一直都很艰难呀。”我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了。
过了几天我去学研大厦找童之磊，他目前负责“中文有线”这一块。我俩谈了一下午，我终于把外面的“风声”告诉他，他解释说：“东方时空播放的是FanSo怎么样从辉煌走到离开清华创业园这一过程。”我好奇地问：“那FanSo搬到创业广场去拍了没有？”童之磊说：“拍了，但那一段没播。”当时搬家的时候，很乱，乱糟糟的，观众看了可能会想FanSo是从清华创业园黯然而去的，而不是光荣出园。
从“辉煌”到“破落”，这对观众的确能产生强烈的冲击力，起到轰动的新闻效应，但新闻工作者是否想到：这样做(有点断章取义)会不会给观众一种误导？对创业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
还有，对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的李玲玲的创业报道，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特地去武汉采访她时，她对一些媒体不真实的报道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苦不堪言。
创业之初，各大媒体把李玲玲捧得有天那么高，把她誉为“中国女大学生风险创业第一人”。李玲玲在后来创办的“天骄网络公司”的网站个人主页上这样说：“我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我不愿看到那些莫须有的花边新闻。不知道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者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传闻已经伤害了一个原本无辜学生最起码的尊严。”现在人们一说起李玲玲，第一反应就是：天行健公司停摆了，李玲玲创业失败了！我想，能够与李玲玲面对面交谈过的人极少，大家一般都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她的创业的。
2000年7月，大学生李玲玲的无行健公司对外正式宣告瘫痪，10万风险投资收回无望。我感到非常可笑的是，不就是10万块钱嘛，有什么可以小题大做的？10万块钱怎么办公司呀？不停摆才怪呢！李玲玲上中央台《对话》节目后，视美乐总裁王科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期《对话》节目我看了，我觉得媒体有误导。很难说她落败吧。因为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三年级的新闻系女生，去实践自己的专利，没有别人的帮助，成功了才怪呢。对‘李玲玲事件’这样的宣传，对她个人以后的创业不太有利。慧点科技、视美乐、易得方舟的创业者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摸索，为创业储备，融资成功，便如鱼得水，而不是拿了10万风险资金就让媒体炒一把。视美乐现在3000万注册资金，我们也没去炒什么所谓的‘第一’的概念，10万块钱能干多久？”
我去武汉采访李玲玲时，她跟我说：“像我当时创业吧，是在不经意中被推上来的，不能说我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应该说当时是很不成熟的。前几天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组来找我，最后走的时候跟我说：‘李玲玲好好干，我觉得你已经具备了一个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我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听到的最感动最让我高兴的一句话。”
近日，李玲玲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喜事”，说有一家公司准备跟她合作要把“天行健”重新做起来。在话筒里听到她开心的笑声，我心里是万般滋味，也许我应该在黑夜里默默地为她祈祷……
说到媒体炒作，慧点科技的总经理姜晓丹这样说：“前段时间媒体的报道我很不高兴，我觉得新闻记者也好，媒体也好，它是个放大器，当创业这个事好的时候，把它吹成一朵花……我觉得清华创业园里面的公司整体都不错，就有那么个别的公司有困难的时候，报道的调子马上就翻过来，这可不太好……是小孩嘛(把刚成立不久的创业公司比喻为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感冒发烧，什么扁桃体发炎呀，明儿什么磕呀碰呀……老是病假。不能就说：‘不行，他已经死了。’或者说怎么着，然后到处去报丧，让孩子更觉得没有希望，本来是一个感冒，然后转成肺炎，到最后真的让他死掉了。”
V2科技有限公司(乐都)的CEO叶滨说：“如果在普通缺少勇气的情况下，你去打击那些有勇气出来做事的人，我觉得这对社会发展是很不利的。至少你应该先鼓励人家，先让一批创业者涌现出来，带给广大学生一种新的希望，而不是还像过去那样上大学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不会想着去创造一个好事业。”
我写这本书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是什么报社、杂志社或电视台的记者，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做这个系列采访的，所以不会受到所属单位报道方向的制约。我没有单位，不会受制于人，写得很真实，很客观。很多接受过我采访的创业者都说我跟那些记者不一样，意思是说我比较理解他们，能跟他们谈到一块。我跟他们可以说是同龄人，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采访他们时我也只有26岁，加上我也是属于特别有追求的人——26岁就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长篇纪实文学，所以大家有共性，有心灵的感应，能达成一种默契，我最能传递他们的心声。上海同济大学的创业者宫海这样对我说：“我的很多想法和内在东西，是靠你去挖掘出来的，然后传递给后面想创业的人，把我们创业先行者站在潮头的感觉告诉他们，对他们创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我采访完这批走在最前面的创业者后，再去看看那些报纸或杂志的新闻报道，发现有很多实在是太简单了，甚至是太肤浅了！只是陈述一下公司发展得怎么样了，大概由于报纸版面不允许的原因，很难把创业者的理念和内心感受更详细地告诉读者，而作为容量很大的书就能做到这一点。有的媒体靠吓人的标题来炒作，我认为这是对读者的一种愚弄！
前言(四)：“休学创业”不等于“辍学创业”
我有每天看报纸的习惯，突然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休学创业”这几个醒目大字，我心里就在想：嘿，又要热闹一阵子了！
先是南方某大报显著位置有大标题为“教育部颁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下面副题是“清华大学为三名在读研究生发展企业首开绿灯”。该文称“教育部公布了一项新政策：大学生、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休学保留学藉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碰巧的是，那三位清华研究生的停学创业申请已获校方批准，于是大家对这个关于教育部颁发文件的消息信以为真。
然而2000年1月21日的《北京青年报》以题为“大学生休学创业真能盖过盖茨取代戴尔”的报道纠正了教育部颁发文件的消息，报道这样写着：
“我们并没有发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当记者问起报上所谓的新政策时，教育部学生司综合处的张处长说：“那只是科技司下发的文件中的一句话，与学籍管理没有什么关系。关于休学的规定早就有，但其中没有大学生创办公司的提法，因为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
北京市教委学生处甘北林处长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连问了两遍：“教育部颁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记者又把报上的大标题念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发毛。
“这样说恐怕不太妥当，我要给你们媒体泼点冷水。”甘处长说，“大学生不够成熟，应付社会的能力不强，我们并不提倡学生休学个人创业。”
“1999年，清华学籍管理制度改革是教委特批的。他们的学生素质比较高，能力比较强，很多理工科专业易于拿出较成熟的创业方案，在社会和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大一些，但清华中少数人的创业行为并不具有普遍性。再说，这也不是我们一提倡就能推广的。事实是，本科生创业成功的连1%都没有，研究生的成功率也不到50%。现阶段，我们不会鼓励学生去冒这个险。”
清华大学在1999年9月份开始，有次把“创业停学与复学”列入学籍管理规定，目的是想给有创业机会或经济困难的同学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前有病才休学，现在学生根据各自情况提出申请，导师和系里同意，就可以办理停学手续，但停学期间不享受研究生待遇，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三年。
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以自己的优秀学子为荣，他说：“尽管有不少成功的创业者是在校大学生，但更多的还是学业有成者。清华2万学生，真正出来休学创业的只有10人，因此，在校学生应该克服浮躁，不要梦想百万富翁速成。”清华休学创业的学生代表有FanSo的鲁军和刘颖、互联网实验室的方兴东。
北京大学以文科见长，但学生创业的热情和校方的支持一点不弱。北大教务部李部长说：“如果学生认为有必要休学，北大会批准其休学一至两年。到社会上实践之后，学生会知道自己还需补充什么，这有利于促进学习。我们相信学生判断，支持他们自主地发展。对特殊人才会特殊对待。这些灵活的管理，既是对受教育者的认可，也是现代教育的需要。”
除了北大以外，全国还有许多高校也纷纷效仿清华允许学生休学创业。我以前在浙江大学做采访，听到学生说：“我们浙大的口号是学清华一百年不变！”看来，此话一点不假，创业便是最好的佐证。
2000年2月18日《中国青年报》刊出一篇叫“给休学创业盖茨梦泼盆冷水”的文章，这篇文章摘自新浪网，是一位身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留学生写的，其中这样写到：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可是，美国教育部从来没有颁文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相反，一直把帮助全体公民完成大学教育作为首要任务。今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所有竞选人打出来的第一面大旗都是全民教育。在国内，如果“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属实，那么，那种做法是否正确实在值得深思。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恳切地希望各方人士能够审慎考虑“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
最后，我也想从大洋彼岸向国内校园的青年说几句心里话：你们的正业是学习。创业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你们的人生还处在学习阶段，这个黄金阶段是一去而不回返的。目前，在美国计算机信息产业，代表新技术发展方向的领衔科学家大多是三十刚出头的人，他们的成功都是在校学习的黄金阶段开始的，而不是休学创业。因此，你们的创业活动应该为你们的学习和黄金时代服务，而不应该让你们的学习和黄金时代为神化了的“盖茨梦”服务。走快从“盖茨梦”中苏醒过来吧！
在我看来，这位留学生过于担心了，大学生并不是小孩子，他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做出判断该不该创业，还有，并不是你想休学创业就能休学创业，还得学校和系里批准呢！而学校主管部门又不是白痴，难道他们会随便批准吗？如果把做“盖茨梦”仅仅理解为像盖茨那样放弃学业而去编软件赚大钱，那就太肤浅了！简直是庸人之见！我们是要学习盖茨的那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就像我们国家倡导的学习雷锋，并不是说我们也像雷锋那样去参军入伍去开解放牌汽车，而是要学他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涉及到各行各业。同样，盖茨的创新精神也是可以在各行各业推广的！
也许是媒体炒作的缘故，使大家产生“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的错觉。其实，休学创业的大学生毕竟是少数，既然他想蹦出来那我们干嘛要死死把他拴住呢？中国人是不是太看重文凭了？况且，学校还给他保留着学藉，两三年后他还可以回来继续念学位拿文凭，只不过是推迟两三年拿到文凭而已，有什么好担心的？难道人们担心这些人创业后就堕落了就变得弱智了就完成不了学业了？“休学创业”不等于“辍学创业”，休学与辍学是有天壤之别的。盖茨可是“辍学创业”，他放弃了哈佛大学的文凭！
2000年12月18日《北京青年》周刊登出了一篇叫“检讨大学生休学创业”，看到印在封面上的这一行醒目标题，我简直是吓了一跳！心想：大学生休学创业干嘛要检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检讨的意思是：找出本人或本单位的思想、工作或生活上的缺点和错误，并追究根源。
文章一共写了三位创业者，分别是李玲玲、鲁军和王科，只有鲁军属于“休学创业”。而“检讨大学生休学创业”下面的副标题为“本刊记者专访第一批大学生创业弄潮儿”，那我就要问：“只采访了李玲玲他们三个人，却搞出这么一个副标题是不是夸张了点？”而且让我感到特别可笑的是，既然文章的大标题为“检讨大学生休学创业”，为何不多采访几个休学创业者多了解一下实情？他们这批休学创业者难道真的用得着“检讨”吗？方兴东也是“休学创业”，如果有人指着方兴东的鼻子斥问：“方兴东，你是不是该检讨检讨？”我想方兴东不骂这个斥问的人有病才怪呢！
更可笑的是，鲁军属于“休学创业”，可他那一部分专访的标题为“创业，每天都很难”，王科为“告别学生公司”，而不是休学创业的李玲玲的标题却是——李玲玲的“检讨”。我实在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看了整篇报道，我找不出一句“检讨”的话来。那么这篇报道对读者不是误导是什么？
《北京青年》周刊记者就李玲玲参加中央台《对话》节目采访了她，李玲玲说：“这次《对话》栏目定了一个基调，是我始料不及的，但如果仅仅因为我是大学生创业第一人，以我的成功或失败来认定大学生该不该创业的话，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成功了，大学生就可以出来创业了吗？我失败了，大学生就不能创业了吗？”
“我其实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那回中央电领台来录《对话》节目，是学校领导坚持让我去的。在《对话》节目实录现场我多少有点失望，因为我感觉现场嘉宾包括现场观众对我的背景、具体情况都不很了解，甚至对我们公司的名字都不很清楚，他们的一些好意的劝告我觉得甚至有点好笑。当然，我非常感谢他们给予我的真诚关心和建议，就我个人而言，我会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做自己的事，不被别人左右。”
周刊在写鲁军的那一篇，有这样的一句话：“一年前，他离开课堂的时候，大学的文凭压在很多人的心口，那是清华大学的文凭啊！停学。”一看到这句话，我就扑嗤一笑。这是什么意思？没必要这么担心吧？难道这位记者真的担心鲁军再也拿不着清华的文凭了？鲁军告诉我，两年后他继续回清华读书拿文凭！而最近我去FanSo公司找他拍照时，他看起来挺潇洒呀！拍了一张后，我准备给他拍第二张时，他说：“别拍了，有人在等着请我吃饭呢，没时间了。”然后赶紧跑了。
唉，有些新闻报道简直是庸人自扰！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太无聊了！倒霉的是读者，一个个被搞得满头雾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所以，我觉得该检讨的是某些媒体，而不是“大学生休学创业”。
五寄托着一代年轻人的梦想
这是一个崇尚知识和创造的时代，新一代知识经济的先行者，创造了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凭借着知识和远见实现梦想的奇迹。他们聚积财富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一些靠传统行业发迹的老牌经典富翁惊呼：Internet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叫人不可思议了！一个个神话的诱惑牵动着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心弦，怪不得大学校园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创业浪潮。
比尔·盖茨当年20岁从哈佛大学退学创业，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创立了今日的微软帝国。他的个人财产跟他所持有的微软股票涨跌有关，我在一份资料看到盖茨的财产一度达到960亿美元，股票一跌，他就一天损失好几十亿美元，但近年来他的财产一直都是在500亿美元以上。盖茨以世界首富而成为一些人的偶像，他的传奇经历早已传遍世界，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想着有朝一日象盖茨那样把自己的知识转变成财富。其实，这种神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在创造这种神话。
创业——这包含机遇与挑战的字眼，已经成为无数大学生心中的梦想，作为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创业者，他们掀起了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旗帜，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包括所有的年轻人)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就像史玉柱那个时代的人为史玉柱感到骄傲一样。从柳传志到史玉柱，从张朝阳、丁磊、王志东到这批大学生创业者，他们都是中国创业史上的丰碑式的人物。当我逐个采访完这批大学生创业者后，有些朋友问我有何感想，我非常兴奋地说：“他们将被载入史册！”也许话说大了点，但这绝对是我的肺腑之言！
2000年7月13日《北京青年报》刊出的题为“创业：人生必经之路”的整版报道，主题词这样写到：
随着“创业”一词在媒体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对于创业内涵的界定以及创业形式的探讨，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着。从人一生的生存和发展上看，每个人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不同环境里从事着创业活动，都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着其生活状况。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创业的社会形态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恰恰是每个人的创业活动，创造性、决定性和历史性地成就了人类的所有文明，并演绎着人的历史。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这样的诗句在如今看来愈发显示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准确的预见性。的确，当创业成为众望所归的社会主流思潮时，当大众有意识地将创业提升到价值观上，并广泛于日常生活的每样言行举止中时，当个人把创业作为生存的必要行为而周围也对这种行为给予充分的理解、尊重和弘扬时，世人是会对擅长创业的风流人物的倍增而习以为常的。
创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事业，为了实现更深层次的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以知识为经济发展核心的时代，历史给了我们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把握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勇气与智慧了。对于社会趋向潮流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这样认为：
“如今，是我国5000年来创业机遇最多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那种继承、世袭的传统。不管你有什么家庭背景，你本身的资源很重要，也就是文化资本将取代过去的社会资本。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本家、知识精英将代表着社会潮流出现在创业的重要领域，可以预见文化资本创业的意义将更大。”
大学生创业绝不是一种浮躁的表现，他们都很沉稳而清醒。在自己所在的大学里，他们都非常优秀，绝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是创业的先行者，按他们的话说就是：中国不缺科学家，中国真正缺的是创业者，为此，我们先走一步。
当代大学生去创业，不仅可以实行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行会，为中国的发展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
“科大讯飞”总经理、中科大博士生刘庆峰是一个非常有民族责任心的创业者，他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说能够生存下去，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堪称民族脊梁的读书人能够真的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而他自己就这样去做了，远大的目标是缔造一个“语音帝国”。
被媒体誉为“中国女大学生风险创业第一人”的李玲玲已经被一些人冠以“失败”两个字，其实，天行健公司的停摆并不意味她创业的失败，她现在在新的公司里干得挺好的，况且，她还这么年轻，她的路还很长，有一些挫折是难免的。李玲玲在中央电视台参加《对话》节目，在录制现场，节目一结束，她随即被许多同龄人包围着，围着她要签名、合影。《对话》栏目组的编导说，这样的情况好像只在大导演张艺谋来录节目时才出现过，少年作家韩寒都没有享受她这样的荣光。
我们的同龄人对李玲玲这么关注，为什么呢？我采访李玲玲时她跟我说：“其实我李玲玲只不过是创业的一个代名词，或者代表而已。我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就代表了现在大学生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想法！”
V2科技有限公司的CEO叶滨的一番话深深地震颤着我的心灵，他说：“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了解很多师兄师姐的走向，其实我特别希望有一面旗帜告诉我，让我觉得这个人的经历特别好，以后我就朝这方面去努力。我特别想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我就是没有看到那面随风飘扬的旗帜。
“当时在创业园的时候，每周有一个创业者沙龙，有一次在沙龙里，我就说我特别希望我们当中出现一面旗帜，这旗帜不仅是对我们兄弟公司的一种感召，对中国所有的学生也是一种感召，至少可以告诉这一代或者下一代的青年们：可以考虑去走创业这条路，这条路非常有前途，可以更好地发挥你的才能。”
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这面旗帜已经在蓝天下随风飘扬，它指引着一个方向。作为第一批大学生创业者，他们是光荣的，是勇敢的。敢于向权威挑战，向新的领域挑战；敢于走创业之路，去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普遍缺乏信仰的时代需要的。这批创业先行者寄托着一代年轻人的梦想，不管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无愧于这个时代！
2001年2月26日于北京
创立企业帝国的野心
创业者档案：刘庆峰，1973年生于安徽省泾县。1995年7月获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1998年7月获中国科技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学位，1998年9月至今攻读中国科技大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博士学位。
1999年6月出任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安徽硅谷天音公司)总经理，并任中国科技大学“讯飞智能多媒体实验室”副主任。先后被评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九届委员、安徽省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1999年被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授予“五四”优秀青年奖学金和“建昊杯”，同时被评为安徽省第五届优秀青年企业家。
2000年11月26日下午，我从南京坐长途汽车来到合肥，住在中国科技大学旁边的红绿蓝国际饭店，而在这一天，刘庆峰也刚好从北京参加完中央电视台二台的“对话”节目回到合肥。安顿下来后，我焦急地等着他给我打手机，这是我俩约好的，他说一回到合肥就跟我联系。三天前，我在武汉作采访，第一次跟他通上电话，本来打算马上到合肥的，但他说明天就去北京，我也只好先去南京采访了。由于我没有他的手机号码，而今天又是星期日，不能给他所在公司打电话，所以我只能干等着他给我打手机。
晚上九点多钟，我的手机响了，是刘庆峰打的，我顿时喜出望外，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真守信用！他说他到我所住的饭店来跟我见面，半个小时后，他来了。这段时间他极其的忙，除了公司的工作外，正在准备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的挂牌仪式，非常隆重。刘庆峰非常乐意谈论“学生创业”这个被媒体炒得火热的话题，他今年27岁，在校三年级博士生，无疑还有学生的身份。由于他刚参加完中央电视台二台关于“大学生创业”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俩就从这开始谈起。那一期的“对话”节目，主角是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李玲玲，按刘庆峰的话说，李玲玲坐在台上是大家发话的“靶子”，当时刘庆峰坐在下面。我前几天在武汉刚刚采访过李玲玲，对李玲玲有感性的认识，所以刘庆峰从这里开始正式的访谈，我一下就找到了感觉。
刘庆峰对中央台的那次节目感受很深，在场的除了创业者外，还有几位来自企业界和大学的特邀嘉宾，要多的是热情高涨对创业颇感兴趣的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的话，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呢？究竟要做哪方面的产业？做产业的同时是否做好了面对成功与失败的思想准备？做好思想准备后又要怎么样组建团队？谁做CEO，谁做CTO……产品要怎么样去研发？研发后又要怎么去开拓市场？开拓市场的过程中间又要怎么样去周转资金？刘庆峰一开始就跟我说了很多企业运作的问题，我注意到他满脸是青春的光彩，这是一位很有朝气而又很有野心的“知本家”。
1999年11月11日，对刘庆峰来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他和另外5位中科大的学生因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获得总计668.85万元的技术股权，给被称作“大学生创业年”的1999年刷上了一个浓重的惊叹号！在校大学生因技术创新而获得数量如此巨大的股权资本，这在我国高校中还是第一次。在这6名学生当中，2人是博士生，1人是硕士生，3人是本科生，他们都参与了中文语音合成技术的研制开发工作，以骄人的科研成果为我国在国际人机语音对话高技术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其中，刘庆峰因做出多项关键技术创新，为首次将中文语音合成技术推进到实用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获得个人最高股权奖励，并被聘任为新公司总经理。
研制能听会说电脑是智能计算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863”计划支持最早、持续最久的高科技项目。自1995年起，刘庆峰就作为项目主要成员参与中国科技大学“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所承担的国家86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攻汉语语音合成技术，在获得股权奖励的另外5位学生中，尹波是让电脑“能听会说”软件的主要设计者，黄海兵完成了有声电子邮件的系统设计，胡郁在汉语语音库设计等方面成绩突出，其他2名学生也在不同的技术研究岗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6位成为中国首批拥有百万资本的在校学生，并且都纷纷表示要与公司的事业一起成长。
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来讲，会有很多很多非常艰难的事情去做，而不是说像我们在校大学生想得那么浪漫的一件事情，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在这次中央台的“对话”节目中，《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社长就说，他采访过很多企业家，每一个企业家表面看起来都非常的光彩，很有成就，但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非常的艰辛，如果作为大学生的你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话，那你最好还是去念书。我也是持这种观点。
另外，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提出了这么的观点，把对大学生创业作为一个全新的模式来探索，所以他认为要打破常规，有别于传统企业的做法，需要学校和社会都来帮助他们，不要用对待社会传统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待他们，而是把他们扶上马再把他们送一程，以期做到一花引来万花开。但我是坚决不赞同的，我就出来反驳。原因是什么？因为一个企业对社会的作用比一个家庭对社会的作用还要重要。
企业的稳定与发展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企业，首先你要对股东负责，然后你要对你的员工负责，要对社会负责，对用户负责……如果你不具备对这几方面负责任的能力的话，根本就不应该来做企业。咱们国家有公司法、企业注册等等条例，就是因为要把办企业当作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所以，如果要想做一个尝试性的事情，你是学生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一开始就创建公司，自己来担当自己担当不了的责任。做企业可不是你一个人来学习和磨练的过程，你做得不好的话，可能会给社会等各方面带来很多的不良影响。
我比较赞同大学生创业，第一个前提是政策允许，但是呢？要适度地抑止。因为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做事情会有不同的重点。无论是学习，还是毕业以后工作，创业，自己当老板，整个都是你的事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一些就是作为你学业的阶段，是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的，是修炼内功的时候。如果你学业还没做好或者准备得不充分就去创业的话，实际上是浪费了你的时间。而且呢？我们有整个的人生资源的搭配，比如说从20岁到25岁是你人生读书最佳阶段，而你在23岁到25岁来创业，等到做不好你又想回来读书，这跟你现在一气呵成来读书体会到的东西可能不一样，还有你的学习能力等方面都会有所差距，所以，我认为在读书阶段还是要以学习为主。
从比尔-盖茨到杨致远，他们都是退学闯天下的，他们的创业史对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就像是一个神话。对于时下流行的学生创业，刘庆峰认为：只有当自身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火候，在某个领域内处于国内或国际的前沿地位，而且又有很多前瞻性的想法，并且具备比较好的整体把握能力时出来创业，应该是比较合适、比较从容的。相反，如果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匆忙上阵，反而错过了自身知识积累的黄金季节，那就得不偿失了。我说，不管做与不做，这种创业意识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说是应该要有的，至少得有这种意识，才能更好地把握机会。我提到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不同阶段的创业，念完本科是最基本的知识积累，按理说本科阶段最不适合创业，但本科生因为年龄小最容易冲动去创业。事实上，到研究生阶段创业会好一些，到博士阶段创业会更好一些。我认为大学生创业，如果仅仅靠那些小发明或者一个小的机会，而不足以形成将来很大的产业，或者形成所谓的喷泉效益这样的一个产业化方向的时候，你现在这样去做的话，就等于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影响了你长远的发展，那就没必要了。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自己对这个非常的痴迷，而且把握了它的真谛，比如你有一些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对产业的前景看得很明白，这个时候来做企业的话才有可能成功。还有一点，时机是不可等待的，如果可以等待，那我建议你再学一学，然后才来做。如果这个时机是稍纵即逝的情况，这个机会又特别大，那你当然要把它抓住了。
就说我本人做科大讯飞公司，我们是去年6月份创办这家公司的。在这之前，我在1992年就进了实验室，到现在有七八年了；从1995年开始就作为863项目组长，在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甚至有博士有副教授在我底下来做。我们在技术领域有很多创新点，这些创新点感觉在国内只做了一半，我们很明白下一步要怎么做。当时我们跟别人比是唯一一个达到实用阶段的，但大家进展都很快，那个时候假如我放弃了而去出国或干别的，那么很快半年一年以后国外的一些企业就会赶上来，所以这个机会非抓住不可，不然对科大对咱们国家这块领域都不是那么负责任的，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要创业。
如果这个机会能再推迟两年，那我情愿先到国外读个博士，把科研能力再提高一下，更好地掌握这些国际资源，那我相信到时候再来创业会做得更好一点，这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另外，对于大学生创业，不要看重那些小技术发明之类的东西，我们要做大，要做有层次的事情，这也是整个国家的民族希望所在，就是大家讲的科教兴国呀。如果你做的是社会上一个中专生甚至是一个普通毕业生也能做的事情，你在大学阶段是不断填充能量的时候就抢着跟他们去做，我认为是层次太低了点，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都没有好处。
如果大家都参与到低层次的创业中去，那我相信未来能参与国际竞争的这些更高新科技产业化方面是缺的，而且，这些大产业化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比如说，人最早的机器大生产，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然后到生物技术、IT行业的全面兴起……我们更需要一些人来做更高更新的技术产业。
刘庆峰停了下来，喝了喝水。我说，有一部分大学生往往不知道是继续把书读下去收获大，还是马上创业收获大。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搞创业大赛，不但学校在搞，地区也在搞，还有全国性的“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一届届地搞下去，一支支神采飞扬的大学生创业团队汇聚成了一股创业热潮，创业仿佛成了当代大学生探索自己人生之路的一面旗帜。
原则上讲，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你一直读下去对你各方面能力的提高肯定有好处，只要你在大学里不虚度光阴，而是真正去学东西，学专业知识。虽然到社会上也可以学习，就像毛主席讲的那样，所谓的在打铁中学会打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但毕竟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所有的老师都会毫不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你，在社会上就比较难有这种机会。
如果你无法判断自己现在学习下去将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发展，还是做公司将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你要把握一点，这个公司如果仅仅是靠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或者仅仅是靠小想法来做，那我就觉得不值得。我相信你读了几年书后还是可以赚到这个钱，你所看到的机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应该说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我认为做企业要有办法做到对你从事的产业也好对你个人也好有一个积累的效应，而不是简单的一加一、一加二、一加三慢慢地累积，这不行！我的感觉就是刚才讲的喷泉效应。我所关心的是，你第一年所做的事情对第二年会有很大的影响，在第二年看来，你第一年所做的会变成5份；到第三年，第一年跟第二年加起来可能是50份；而第四年可能是500份……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喷泉一样。必须有这种积累的东西才值得去做，否则的话，我的感觉意义不大，就像一条平滑的线，你随便在哪一点作为起点的话都不算太迟，所以没必要非得在大学期间去创业。
我问刘庆峰从公司去年6月份成立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困难，他若有所思地说每一步都不容易，从现在回过头来看，讯飞还是做得很成功的。这时，刘庆峰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神色，我从心底里也替他高兴。公司刚成立时注册资金是300万，做了4个月不到，进行了首轮增资扩股，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5000万，新的股东(指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美菱集团和合肥永信电脑有限公司)投入3060万资金进来。从今年7月份到年底，预计销售额会达到5000万，利润有1000万。最关键的是，目前我们的产品在语音跟语言应用的这个市场占着垄断的地位，而且预计到明年我们的销售额会达到1.7亿左右，到后年会达到10亿……语音是有很大潜在市场的一个产业。
我们讯飞最根本的产品就是提供一个语音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让普通老百姓使用电脑会更加方便，用语言来操作，跟电脑对话呀，既方便又有趣味性；另外一个是解决了信息时代的交流与沟通，比如说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听电子邮件，通过打电话就可以了解网上的各种内容。可以说，语音平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把这个平台提供出来以后呢，让各行各业的软件开发商、运营服务商或者设备制造商把它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去，每卖一个产品都要给我们付费，就象英特尔的CPU一样。
现在我们的平台已经有了五十多个开发商，包括中国最大的PC厂商联想，最大的呼叫中心厂商华为，还有大唐、中兴都是我们的客户。中国电信、全球最大的电话语音卡厂商……这些厂商基本上覆盖了在社会生活跟IT相关的各个领域。最近在今年的深圳高交会上，当时我们讯飞在那么多的公司中被选中唯一的一家国内公司参加有深圳常务副市长在场的签约，我们讯飞跟加拿大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签约，他们用我们的语音技术推广到北美地区3000多万的华人中去，这个影响也非常的大。
我们的目标在明年对语音市场在家用方面要占到40%以上的份额，在电话接入平台要占到60%，在电信要占到80%，基本上要处于垄断，这是从产业化方面来讲的。我们预计在未来5年内利润至少会在20个亿以上，而且每年是翻番的。
刘庆峰果然是个大忙人，即使是下班了也闲不得，访谈还进行不到二十分钟，他的手机频频响个不停。公司有急事，他必须马上回公司去。我只好送他坐电梯下楼，我俩约好明天再见面，我到公司去。我很想去参观他们的公司，亲眼看一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公司。
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打车来到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大蜀山下的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讯飞公司就在开发区的留学人员创业园2号楼里，这幢漂亮的大楼有五层，讯飞公司占了两层，即第四层跟第五层，面积一共有一千多平米，而且装修得十分气派。这是我采访那么多公司见到过的最大最豪华的，干净又亮丽，我想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肯定很舒服。据刘庆峰的秘书介绍，公司刚从另一个地方搬过来，在这里高新区给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刘庆峰不在公司，我一直等他到下午四点多，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昨晚的访谈，我颇有感触地问：“公司发展这么快，你作为总经理要负责很多事情，可你又这么年轻，你觉得自己能吃得消吗？”刘庆峰不慌不忙地说：从我自己感觉能力来判断是能够胜任的，将来要做的呢？最主要的还是想办法去招人。公司的发展比人员的招聘要快，所以总是面临着缺人。目前一个非常强的管理团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现在非常磨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磨练我们的耐心，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其实有些人是讨人烦的，甚至是看不起他的，但还是耐心地跟他讲。有些人把你当成大学生的企业，以为你的企业刚刚起步什么都不懂，很多都是他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跟你合作的，绕很多弯子来讲话，讲得让我觉得非常累，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学会随便他什么年龄随便他什么职位，一旦我感觉他在浪费我的时间，就一针见血地跟他谈。但是，有些时候你还是要忍耐，如果说得太直接了，可能会得罪人家，因为有些客户可能带给你很多合作机会，也有可能会带给你很多危害——这些客户总不能得罪吧。
我现在感觉倒不是事情应付不了，关键是时间不够。由于时间不够，有时面对一些人很烦躁，所以你得有很好的耐性，我觉得这是应该培养的。而且，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要逐步认识到这一点，你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这是肯定的，你只能挑重要的来做。还有些事情如果一时解决不了，你暂时只能放过，不要去想它。如果老想着，对你没有好处，对公司的发展也没有好处。哪怕是睡觉的时候你也要想着高兴的事情，不要去想烦恼的事情，不要去想解决不了的事情，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我问刘庆峰在公司的生活和日常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分别占多少，他说目前事业占了80%的时间，毕竟在创业阶段。我又问刘庆峰有没有感悟出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哪方面的能力或素质，刘庆峰加重语气说：
做IT的最根本的两个素质，就象《三国演义》里的那样，第一，你要有刘备的心胸，该三顾茅庐的时候你得三顾茅庐，该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第二，你要有曹操的能文能武。现在你想领导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来做事，如果你自己的能力不够，没有人会服你；如果你只有能力而没有心胸，也没有人会团结在你的周围。所以，要有刘备的心胸，要有曹操的能文能武，这样你才能做好事情。
讯飞公司目前有员工总数120人，平均年龄25岁，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职工总数95%，其中博士6人，硕士20人，本科80人。公司拥有一支12人的精干、高学历的中青年领导班子，其中博士、硕士学历占50%，领导班子奉行现代化管理理念，坚持“科技为本、人才为本”的管理宗旨，大胆创新，力行开拓，正在将公司建设成为高效规范、高度灵活和鲜明个性化的现代化高科技软件企业。公司具有严整的技术和软件研发队伍，直接从事基础技术和软件开发的人员58人，其中教授级高工4人，高级工程师16人，工程师38人。公司拥有中国科技大学讯飞智能多媒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声学所讯飞语音实验室等联合实验室强大的技术支持力量，联合实验室共有46人，其中包括教授(研究员)7人，副教授(副研究员)8人，博士6人，硕士12人。
中午我在公司长长的走廊走来走去时，发现宽大的多功能厅坐满了来参加应聘的大学毕业生。刘庆峰告诉我，公司今年准备招50人进来，我问刘庆峰从创立之初到现在这个团体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发展很快。公司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我作为总经理，既做市场，又做资本运作，又做技术。后来我们技术有了个总监，是科大赫赫有名的黑客，在技术方面完全能把握得住。当时CEO的工作要我来做，行政总监要我来做，市场总监也要我来做，财务这一块也要我做，所以说一个人要管四个人的事情。在增资扩股使注册资本达到6000万的时候，这个组合变得健全一点，我们有了负责技术的副总，有了负责市场的副总，也有了负责行政的总经理助理，在财务方面也有相应的负责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人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架构，但还不是最强的最好的团队，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充电或换血。整个在随着人才的发展在变化，但在分工上越来越规范化了，有些权力逐步放出去，只是放出去的速度没有公司的规模扩大那么快，因为公司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
我在《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报道中看到，一位商业风险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将中国企业家划分为三代：1985年至1991年为第一代，称之为体力型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少，学历低，一般在35岁以上，其结果是“万元户”；1992年至1998年为第二代，称之为知识型小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小，资金中等，有学历，一般在30岁以上，其结果“10万元户”；1998年至2004年为第三代，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特点是规模大，和资本市场挂钩，高学历，一般在25岁以下，其结果是“100万元户”。
我说，现在一批有知识的年轻人靠创业来积累自己的资本，这是时代的发展产生的，这批人非常引入注目，你也是其中的一位了，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知本家，从知识这个无形资产转化为财富这个有形资产，结果从知识到资本都具备了，这当然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进步了。在早期的社会竞争不是很规范，市场也不规范，有很多的空缺，很多的漏洞，这时候那些一穷二白的最胆大什么都敢去做，结果成了暴发户，但这些暴发户从整个的知识层次和道德观念来看都不是很强，他们也是社会上所谓的一些腐败的主要群体源。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的规范，不管是技术竞争，还是岗位竞争，越来越强调你的真才实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真正最后脱颖而出的用知识发家致富的一些人，都是经过多年积累的有文化层次的，这真的是社会的进步呀，说明这个社会越来越看重科技的含量。而且，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这些人能够发家致富逐步地显露出来，对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国家的对外形象对外的贸易呀是非常有帮助的。必须有这样的一批人出来，才能够体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觉得这也是物质文明的建设朝着规范化来发展的一个现象。
访谈差不多只进行了十五分钟，刘庆峰又不得不要走了。他说晚上到我住的饭店去，安安稳稳地说上一个小时。他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不敢占用他太多的时间，但是为了有一个让双方感到满意的访谈，是不得不要占用他的时间的。既然这样，只好等到晚上再谈。
待到晚上九点多，他象昨晚一样来到我的客房，落座后，我俩便切入正题。我说，成功往往就在于关键的几步，你们的公司能做到今天的规模，你个人能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在创业的过程中，你是怎么抓住了那关键的几步的？
从我的性格上讲，我是属于比较喜欢挑战的那种人。举个例子，上高中或初中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学生当老师在他旁边的时候，他会受干扰，做题会变慢，比较紧张，但我是越有老师看着做得越好，就是思路更活跃。另外，那些数学竞赛，每一次看到很难的题目，一看上去就不知道怎么解的题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兴奋，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些题目使我跟对手拉开差距的地方。如果一份卷子从头到尾做下来都很轻松，那我会很失望，因为我感觉别人都会做，最后大家都得100分，多没意思！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现在我们做的语音，包括作为产业化的切入点的语音合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叉科学。很多科研院所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在1998年的时候，在我们提出的几个创新方法的基础上，科大讯飞的产品首先达到了可实用阶段。当时觉得这个课题很难，是个硬骨头，但我愿意去啃它。我不像别人那样翻一些参考呀翻一些国外的资料来做，我就是自己在摸索，提出创新的方案。能够接触到比较好的研究课题是幸运的一件事，但绝大多数的人绕了一圈根本就没有找到突破口就出去了。如果当时没有突破，那现在我就不敢做语音这个产业。
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是产业化。在1997年年底的时候，我曾经跟我的导师(现任公司董事长)有过一次谈话。科大有很多学生毕业就出国了，我的本科成绩非常好，班上数一数二；保送上研究生以后，在研究生阶段，我发表的论文是我们班最多的，而且做了863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又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获得了“挑战杯”科技竞赛二等奖等一系列荣誉，当时我要出国的话比较简单。可我感觉到，出国太可惜了，我出去以后肯定要顺着国外的老板思路来做，我作为一个机器给他编程序；在国内，有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有副教授在我挑头的组里一起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还有，我已经看到了几个创新点，刚刚走了一半，再往下走一定是可以突破的。最终我留了下来，我跟我的导师讲，留在国内搞科研待遇比较差，说实在的现在年轻人谁都不甘心接受待遇那么差，我就象我的导师提出来两点：第一，如果我要留下来，研究照样做，但我要做产业化，你要大力支持；第二，做产业化所获得的利益，有我该得的一份。我的导师很开通，非常爽快地答应，并且帮我去谈这些事情。
最开始是福建一家集团公司跟我们合作做产业化，当时是福建那边买了科大的技术来做，我作为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一摊子的人。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科大的这摊子研究做成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就够了。我们在跟外面合作的时候，管理、市场等等我们统统不管，我们只做技术，做好以后把提成拿过来就行。这样做了一年以后发现不行，对方虽然有很强的实力，但他们不懂这一行，产业化思路不太清晰，另外技术开发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所以做得很累，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到1999年我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当时条件很不好，有一个月我是借钱给大家发工资的。和我一起干的人非常优秀，有少年班的第一名，有省高考状元，有黑客版的版主，科大BBS站的站长……我还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大家团结在一起来做。成立公司以后，技术还要从福建那边来买，虽然技术是我们做的。如果产业化做得不好，大家就要散伙。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跟公司签了三年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没有一个人提待遇，没有一个人提福利，只要我带头签，他们都签。在1999年6月成立安徽硅谷天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核心技术的使用权，核心技术是福建那家公司的。我们开发产品要买他们的技术，然后给它付费我们做应用。
做了4个月不到，我们就把产业化的方向确立得很明确，这时候有很多人要给我们公司投资，北京和上海也有几家，合肥市的市长知道这个消息了，市长就亲自带着美菱集团的董事长、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等一批人到公司来，科大的校长也在场，希望我们把公司留在合肥，他们会给我们大力支持等等。
最后决定跟省信托、美菱集团、合肥永信三家合作，这时，硅谷天音公司由原来的300万注册资产升值为5000万，他们要投钱是基于你有技术，但前期的核心技术又不在我们手上，将使无形资产评估缺乏完整的内容。这样我们又从福建那边把核心技术买了回来。福建当时在科大投200万不到，我们以700多万的代价买回了所有的权益。
这样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断层，这边是看到了技术有资本评估才能把3000多万的钱给你，那边是必须把700多万给他们才能拿回技术，可我们原来的300万注册资金用了4个多月后只剩下几十万，不可能给福建那边700多万。当时经过一个非常艺术的操作，终于把这个事情做成了，等于用了投资方的钱给福建那边，打了个非常高明的时间差。资金到位后，1999年12月，公司正式改名为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硅谷天音”到“科大讯飞”，不能不说充满了戏剧色彩。
3000多万的资金到位使公司真正进入到产业化的快车道，资金一到我就马上做了一件事情。当时我意识到，做语音技术在国内基本上是各地为阵的局面，各有一些特长，但没有聚拢到一个整体的力量。我把跟我们科大最有互补性的几个科研院所团结起来，合并起来，由我们公司投钱建立联合实验室，而且把在那一块做得最好的专家当实验室主任，在讯飞公司拥有股份。本身我们技术就领先，而又有钱，又把国内这方面的资源整合在一起，马上就被公认我们公司在这方面是个龙头。
科技部批了我们公司为国家863计划产业化基地，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在语音方面的产业化基地，也是安徽省唯一一个863计划产业化基地，这样马上安徽省、合肥市等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讯飞。中国的语音技术接口标准由我们来制定，这等于我们把握了龙头的地位。现在很多需要用这个技术的公司或部门都知道讯飞做得最好，而且讯飞代表了民族产业。我一有钱第一件事做的是把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资源聚拢在一起，等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不到两个月，又有很多外国的公司来挖他们。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我这样做是对中国的民族语音产业最大的贡献。
前期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想做的，只要用心去做没有做不成。我经常跟我的师兄开玩笑说，如果我在农村没有念书，我现在肯定是个非常棒的养鸭专业户，我就觉得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俩同时都笑了。刘庆峰认为自己在研究方面做得好，跟他原来极好的数学基础很有关系，他对数学和物理非常的有兴趣。当年进科大入学摸底考试时，他的数学以94分得了第一名，当时全班及格只有5人。在大学阶段，当班长为刘庆峰锻炼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能力。现在刘庆峰非常满意和自豪的是，讯飞公司有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年轻人，可以说是大学里精英中的精英，每一个都是宝。我问刘庆峰，他们愿意加盟刚创建不久的讯飞公司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第一，在讯飞里面有一群在他们看来很有感召力的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科大搞软件搞硬件赫赫有名的都在这；第二，我们都是年轻人，相互之间沟通比较容易；第三，在这个公司能够让他们真正看到做事的空间，你要是去华为去联想，可能要从底下往上爬有得走，但到我们讯飞来，只要你能干马上就是项目组长，你不能做的人起薪是两千，能做的人起薪就是四千五千，那他有成就感；第四，他想追求年薪8万10万，那他去外企，但如果他想将来在三年之内有一天能挣到500万，讯飞可以给他这样的机会，象讯飞这么蓬勃发展的公司极有可能很快在国内或海外上市，你拥有了股权才有可能拿到这么多。我们一直有一个口号，既要振兴民族的经济，也要振兴自己的经济。
从“科大讯飞”的词眼里我立马想到“清华同方”、“清华紫光”、“北大方正”“东大阿尔派”等著名企业，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科大讯飞”会很快上市的，而那时候，讯飞将真正诞生一批“年轻的百万富翁”，甚至是“千万富翁”。科大讯飞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最大最好的中文语音和语言技术提供商，对于这个目标，刘庆峰充满信心地说肯定能实现。目前公司已经推出语音应用服务平台、电话应用平台、老师家长一线通Ver1.0、畅言2000、听网、开口上网、eVoice有声电子邮件、证书防伪查询系统和KD2000语音合成技术等产品。刘庆峰说不但要做中文的，将来还要做英文等其它语种。听他详细的介绍，让我强烈地感觉到“讯飞人”要掀起一场信息服务的革命。创业是艰辛的，更何况是如此大规模的创业，刘庆峰谈起了往日的艰辛：
在去年年终的公司总结大会上，我讲了很有意思的关于公司发展的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走着弯曲的直线，另一句话是我们用爬的姿势实现了飞的速度。回过头看来，每一步都是曲折的，但结果发现走得很快。
1998年5月，跟福建那边合作的时候，我们在合肥的西苑新村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作为基地，然后买了几台电脑，拉了几个同学来干活。我弟也来帮我，他在科大上研究生。大家白天上课，晚上干活，经常干到凌晨三四点钟，累了就吃黄瓜，而且黄瓜特别好吃。夜宵都是我弟烧给我们吃，他也一样跟我们感受创业的滋味，他现在还在读书，我不希望他加盟讯飞。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做出了一个产品叫天音话王，这个产品在1998年8月的国家火炬计划十年展中被选在特展位上，当时在特展位上只有三件产品。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我们就想：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竟然能做出这么好的产品？！特别高兴。
我们的员工增加到10个人，我们在三室一厅的工作台一圈摆了满满的六台电脑接着在干，也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在上面摇。我们当时在讲，这是全合肥市温度最高用电最密集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叫做“星星工作室”，因为都是晚上干活，朝窗外的天空望去可以看到星星。
接着，我们在科大的电子工程系六楼里面借了两间实验室的房子，我们就搬到这边来，等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但就借了几个月。
我们是做语音研究的，所以当时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请了一个播音员小女孩来。我们有了12个人，平时一起吃饭，由于没钱，我们在附近农村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家庭给我们做饭，然后到点时把菜饭送到楼里面来，我们都自己端着盆到楼下蹲着吃。吃了两天以后，我们的播音员小女孩跟我讲：“我怎么感觉是跟一群民工在一起呀？”
刘庆峰说到这里又笑了，我也一样在笑。我看到过民工们蹲在地上吃饭的情景，正是有了民工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才有今天一幢幢高楼大厦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矗立起来。“民工”成了干苦力、低收入、最底层的代名词。在印制精美的讯飞公司介绍本上，每一页的页底都印着一行醒目的红字：民族信息产业是中国经济长城的基石。既然是做“基石”的，我们就应该能看到“讯飞人”身上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工精神”。
后来到9月份，我们在科大终于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叫智能多媒体实验室，有一百多平米，有空调，有很好的工作，人数将近20人。到1999年6月份成立硅谷天音公司的时候，我们在华山路上租了一层三百多平米的办公场所，我们非常高兴。当时我们被认定为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所以我要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一点，“中央研究院”。然后，我们在想，这个牌子要挂哪里呢？我们公司在三楼，一楼是个超市，还有餐馆，二楼是些小公司。我们如果把“国家863智能计算机成果转化基地·中央研究院”挂在这个地方岂不太丢脸了，没地方挂。后来，我们的人就讲，如果在几年以后公司拥有自己的大院子或者一幢楼，在门口挂上这个牌子那多好呀。
到了年底增资扩股，3000多万到了以后，现在在开发区已经有了一千多平米占两层楼的办公地方，还有一块四五百亩的地，要盖楼的话现在随时可以盖起来，但现在还是想把钱用在刀刃上。省市领导支持我们搞创业联盟批了一块地，有四五百亩，过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导师到东大阿尔派去参观，看一看他们的软件园是怎么搞的，我们将来也要建。
刘庆峰兴致勃勃地跟我说了公司下一笔增资扩股的情况，在这次深交会签了个协议，有个国际大公司准备投1200万美元(这回人民币换成了美元)，只占公司15%的股份，等于公司的资产被认定为6个亿，短短的两年内，公司的注册资本从300万到5000万再到6个亿，听起来你难道不觉得像个神话吗？
这就是飞的速度！但事实上每一步都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在今年9月份签了第一个1000万的单子，当时非常高兴，那个单子利润才200多万；这个月又签了一个1180万的合同，利润有八九百万，这就是公司真正发展起来。
我笑着对刘庆峰说，你和一群年轻人正在创造一个神话。他满意地笑了，脸上浮现的是欣慰的笑容，非常灿烂。
两年前我根本没想过要做公司，两年前我只一心一意在科大做个中国的贝尔实验室。如果福建那边的产业化能做得好，那我给我们博士一个月两万块钱的工资，我可以把最好的博士留下一起来做最好的研究，但他们的产业化没做好，于是被逼出来自己来做产业化，大家一致推荐我来做总经理。
但现在还远远不能讲成功，因为企业即使比现在发展大10倍、20倍，甚至是100倍，都还有可能倒。稍有不慎，这个企业发展太险恶了，江湖就是这么回事。目前我们一步步走得还不错，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有一件事情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羞耻，整个中国的信息产业界加在一起的销售额比不过一个IBM公司。所谓中关村的神话，联想呀，方正呀，同创呀，还有北京之外的浪潮等等，加在一起的年销售额在去年才400个亿，比不上美国硅谷一个中等偏小的公司，一个公司都比不上！所以我想，中国将来真的能站起来，一定要有一批年轻人不要再去循规蹈距，不要看重那些传统企业的模式，而是要有更大的思维，要更早地跟国际接轨，而且一开始定位就要定在国际舞台上跟他们拼。你想想，在国内一个企业一年赚几千万你认为很多了，一年赚几个亿的利润就觉得很好了，这你怎么跟别人比呀？人家一个人的资产就是几百亿美金呀！将来国家真的想强盛，一定要有一批人有野心，真的做出一两个企业帝国来跟他们比！
我还觉得，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说能够生存下去，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堪称民族脊梁的读书人能够真的为这个民族做些事情。在我创业之前，就有一些研究院挖我过去，一个月5万，而且工作很轻松。我现在做得非常累，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生活，时间全部绑在公司里。我现在年薪12万，一个月一万，没什么钱，而且我跟公司里的人讲，我现在只拿60%的工资，到公司赢利的时候才把工资拿全。所谓的公司股份，到现在来说还是空的，必须上市才能兑现。我愿意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如果我到外企外国研究机构去，那我是帮他们在跟中国人打。凭我掌握的技术，在国外帮他们做的话，就有可能比国内这些人做得好，那中国在语音这一块会被打垮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所以我要有民族的责任心。
在谈到如何看待目前冲出校园围墙的大学生创业浪潮时，我问刘庆峰是不是要呼唤这种创业的意识，他这样说：
这类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具有开拓、进取精神，他那种所谓的创新和创意，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冲动，他就要去做，那你给他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表现出来，仅此就可以了；另一种是大多数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并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多大的事情，那他需要的是在实验室有好的导师，告诉他最适合做什么；如果从大学出来后，那最好能加入到一个集体里面，有好的领导，需要别人给他指引一段时间，并且给他一个环境试探试探，而不是自己一开始就担当很大的责任，这样肯定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因为有很多创业失败，又有很多人去效仿，而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是很强，他失败了可能就一撅不振，对自己的健康发展不利。
另外，对于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来说，就算有100个员工的规模来看，做CEO的只能有一个人，这就是金字塔结构。如果每个人都想做塔尖，那就是一盘散沙，每一个人都是塔尖每一个人都是一粒石子，必须是真正能成为塔尖的人给他一个平台成为塔尖，绝大部分的人要教会他在社会上怎么定位该做什么事情，这样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才能冒出来，只有形成很多的金字塔结构，中国才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宏基的老总很遗憾地讲：为什么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手下很难做事情？为什么最优秀的中国人往往都是在外国老板的领导下工作？因为他们不懂得游戏规则，不懂得要怎么做。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当老板的意识，强调自己创业，那我估计反而不是好事。我的建议就是，让大多数的人要有一颗平常心，把他的本份工作做好。该创业的人自然会去创业，没必要去鼓动。
我忽然想起了在大学里谈恋爱，想谈恋爱的人自然会去找男朋友或女朋友，而没必要鼓动或抑止。但愿不久的将来大学生创业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再作为“新闻”存在。在美国，在硅谷，大学生创业根本不算新闻，但正是一批又一批充满创造力的大学生创业者，缔造了硅谷的奇迹。在中国，由于创业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真正成功的创业模式需要一批人去探索。刘庆峰很希望创造这样一个模式，让优秀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年轻的优秀学生、老一代的专家学者；把分散的实力和局部的优势集中起来，抛弃门户之见，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做好。刘庆峰最后说，创造一种管理模式，比我们自己挣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钱，意义还要大。
人物印象：
第一次看到刘庆峰的照片是今年上半年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翻阅报纸时，某一期的《南方周末》有对他的专访，整整半个版面。照片中的他俨然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派头：穿一件白衬衫扎一条领带，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双手敲击笔记本电脑键盘，戴着一副眼镜，目光炯炯有神……我对他有几分敬畏，觉得他是个很严肃的年轻人。第一次见面后，才发现他是个很随和的人，而且对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非常尊重。
他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外加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看起来像是一个在风雪中穿行的赶路者。
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愿意跟我推心置腹地交谈，他那清晰的思路、微笑的眼神、坚定的语气和弘扬的手势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尤其是他的智慧和睿智，让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做金字塔尖的人。到讯飞公司参观后，惊叹办公楼的气派同时，我对他说：“你的总经理办公室是我采访过那么多公司当中最大的，有四十平米左右，比一些小公司的整个办公场所还大。”他只是微微一笑。
我提到了“微软帝国”这个词，问他是不是也想创立一个企业帝国，他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要创立一个语音帝国……”这决非是年轻人的轻狂，他是凭实力说话的。
我俩断断续续进行了三次访谈，这是在我采访过程从未碰到过的。他说：“既然答应接受你的采访，我就要跟你说全面一点，透彻一点，要不就不接受你的采访。”这种为人处事的风格我非常欣赏。在最后一次访谈中，他的手机又响了，他索性把手机关掉，说别再受干扰。这是我采访那么多公司老总唯一一个关掉手机接受我采访的，我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一次我俩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结束时他才告诉我：“司机在楼下等，我得走了。”在寒冷的冬夜，让司机在外面等两个小时，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送他下楼，走近那辆本田牌轿车时，我惊讶地发现司机已经睡着了。昨天下午在刘庆峰的安排下，正是由这辆公司的高级轿车送我回饭店的。
刘庆峰对媒体的采访通常都是很友善的，但最近有两家媒体歪曲事实，让他很烦恼，他希望我在这篇专访里能替他讲讲话。第一是某报用他的名义讲，说IBM、微软和英特尔做语音这个有缺点那个有缺点，并且这些缺点刘庆峰他们都知道，一定会打败它。刘庆峰很气愤地说：“这些话说是我讲的，那就显得我这个人很张狂，其实我就没说这些话！这样让读者误认为我是个年轻学生说什么都无所谓，讲话很轻狂。那些外国公司富可敌国，而讯飞刚刚发展起来，只能说跟他们竞争，让自己不断壮大。”第二是湖北武汉某著名畅销生活类杂志《XX》，刊登有他情感生活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博士富翁真情赢得美人归”。当时该杂志的记者要采访他，但他因工作太忙而拒绝了，可文章登出来后说对他进行独家专访过，里面胡编乱造，串了一堆故事。用刘庆峰的话说，这些故事让人啼笑皆非，都是假的。这对刘庆峰造成了很大烦恼，因为那本杂志极其畅销，几乎全中国的每个报刊亭都有。
做企业本来就很难，还有这些不该有的苦恼，我非常体谅刘庆峰这种心情。刘庆峰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我就在做我这个事情，不要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干扰我。在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在不工作的时候就做个普通的人，我就担心，沿着这条曲线发展下去，有一天变得没有自己的生活了，那我这一辈子就亏了。我觉得事业和生活都很重要，只不过是因为目前我处在不进则退的阶段，只好把全部精力放进事业来。将来真正有一天，企业做到一个稳定的规模，有很好的团体，当公司的总裁不应该是这么辛苦的，应该是至少有30%的时间属于自己的。”我也企盼着那一天的到来，到时候我和刘庆峰等几个朋友可以在一个咖啡馆里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生活的浪漫。
别把我当花瓶
创业者档案：李玲玲，女，1978年生于湖北宜昌，1996年至2000年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本科，2000年9月至今念本校本系硕士研究生。发表有近十万字作品，出版有诗集《为梅等你》。先后获得过首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亲自颁发奖证奖牌)、第七届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首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优秀奖。
1999年获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学金”及“建昊杯”特等奖学金。拥有7项实用新型专利，部分专利正在开发投产过程中。2000年5月被评为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7月领取大学生风险创业基金10万元，成立武汉天行健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媒体誉为“中国女大学生风险创业第一人”，但不到一年公司陷入停顿状态；2000年5月与武汉某公司合作，成立武汉天骄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00年11月22日上午，我从武昌自己所住的宾馆坐公共汽车来到汉口，花了一个多小时。李玲玲的新公司在汉口，我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见到李玲玲，虽然至今还未跟她通上电话。这两天我给李玲玲的总经理办公室打过无数次电话，可就是没人接。我是在华中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网吧上网查到电话号码的，李玲玲开了一家网络公司。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帮我找到该公司建立的九通网网址www.9tong.com。网上有个栏目叫“玲玲工作室”，首页是李玲玲的一张照片，还有她长长的自述：
如果说曾经的鲜花和掌声把我捧到了一个自我不可及的位置的话，那么后来的诽词，甚至人生攻击，应该是将我推到底谷。
曾经一度，我对自己说的最多的几段话是：我没有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自己，我也不应该在荆棘和坎坷中失落自己，现在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经受住了鲜花和掌声的考验。同时我也经受住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经验。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能击跨我，阻碍我前进的路呢？
我是一个善于遗忘的人，留在记忆深处的事情并不太多。记忆深刻的不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发言，不是杨振宁博士的颁奖，不是在鲜花和掌声中领取大学生创业风险金……我深深的记住的是我签署成立网络公司协议的场面。
其实那只是在东湖边写字楼的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
没有鲜花掌声
没有人捧场喝彩
没有摄像机和镜头
甚至没有任何声音。
我，还有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除了看协议，就是修改了。在投资方去打印修改好的协议时，我一个人静静的站在窗边，看着东湖面，东湖很静很静，就象会场。我感觉，我真的好希望拥有一份宁静。已有太久，我没有宁静的环境了。而我的心灵却好象经历了深海中狂风巨浪的洗礼，又站在平静的湖边，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感触。
我原本是象牙塔里一个爱写诗爱幻想的平凡女孩，如果说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的话，那也只是爱好和好动的产物。只因一次偶然，媒体将我推向了社会的焦点。在不经意中，我从一个平静的港湾被抛入了大风大浪中。其实我的羽翼并未丰满，我的双翅还不够坚强。虽然，年轻人不应该拒绝风浪，可也应该让自己慢慢地成长。
在新闻媒体中曾经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种站在马路中黄线上的感觉。在媒体大肆宣传一个文科学生作发明时，我正在为一些简单的模具图烦恼；当新闻报道大学生办公司时，却不知我正为选修的经济课疲于奔命。那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真的很单薄，很单薄。部分大学生朋友近乎于将我当成神了，虽然我是那样无奈，却又不得不配合各种宣传报道，就象站在马路中黄线上，进退两难。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有一片自己宁静的天空。我想我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我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没有施展的舞台，没有施展的空间——时间是别人的时间，舞台是别人的舞台。
同时我也是如此的迷惑：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公司在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都没有表态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宣布拍卖？为什么签了字的资金还无法到位？为什么没有经过任何采访，报纸就可以上头版头条？
我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我不愿看到那些莫须有的花边新闻。不知道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者是否意识到，他们的传闻已经伤害了一个原本无辜学生最起码的尊严。
我不愿卷入任何纠纷，也许纠纷原本就是一种炒作，一种力图贬低对方来抬升自己的宣传。我疲于应付外界的种种传闻，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创作，来工作，来学习。为了对自己负责，为了对关心支持我的朋友们负责，我退出了原有的空间，虽然那里有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无形资产，虽然，那里已树立了企业形象。为了不再当花瓶，为了验证自己还能做一点事情，我愿意从零做起——约一批朋友，搭建属于自己的舞台。
如今的网络公司，我们都做的很辛苦，可是我们都很努力，我们珍惜这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这里是我们真正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看看以前，我们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看看将来，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
以上的文字是直接从网上抄录下来的，一字不变，只稍微改了几个在我看来用得不当的标点符号。不管你是否完全认同里面所有的观点，在这篇长长的文字确实反映了李玲玲目前的心情和处境。
见到李玲玲是在下午一点多钟，我小翼翼地走进她的总经理办公室，她正和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商量着什么，她先让我坐在沙发上。大概过了十分钟，他俩谈完了，我便坐上前去。李玲玲爽快地答应跟我谈一谈，但她现在很忙，所以不会给我太多的时间。我说谈多少算多少，但尽可能说多一些，因为很多关心你的人想从我对你的专访中了解你的近况。
我们这个新公司从一开始来讲是比较顺利的，这跟我们以前已经有了这个想法有关，我们拥有了一个可以自由发挥的舞台，所以我们的很多想法在这里可以得到实现，或者是大胆地尝试，而目前的趋势是比较好的。
你来我们公司会发现我们这里的人员不是很多，公司设在汉口，汉口是商业气氛比较浓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点在武昌，主要在华工，那里的人员比较多，有一个150平米的办公地点，我们的设计部和编辑部在那地方。我们这边完成把内容传上网上的工作，还有审核和把关的工作也在这里做。我们市场部的十来号人平时都在外面跑，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两个下午到公司本部报到碰面就行。
刚才办公室主任给我一张有A4打印纸那么大的公司简介，一目了然，很简单。上面是这样介绍的：
武汉天骄网格信息有限公司是在共青团中央、湖北省团委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由李玲玲发起并与武汉三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成立的一家以经营互联网业务为主业的创业型企业，公司的员工大多数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南名校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担任，并有20余名教授、专家作技术后盾，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灵活的管理方式。
公司立足于武汉和中南地区，主要从事国际域名注册代理，互联网站点建设及维护，企业主页面建设及维护，网络集成，系统集成，应用软件开发软件等业务。在此基础上，天骄公司还以推进企业商务电子化为目的，为中南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上网提供品牌和技术支持，构建一条基于信息高速公路、立足武汉、服务湖北中小企业的专业商务信息渠道，这主要包括网上企业黄页的建设，商务信息的处理。
我问李玲玲，现在的新公司跟原来的“天行健”有没有关系？她马上说没有任何关系。我又问她这算不算是创业的一个转折点，她想了想回答：
这也算不上是转折点吧。不管是别人的评价，还是在我看来，都觉得以前的公司有点畸形，因为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都是我，但是我只占40%的股份，而对方有两个董事，我只有一个董事，这是矛盾之处；另外加上媒体的大肆炒作，公司真的不好发展。
现在的新公司，就象我们的投资方老总所说，是按正规的市场经济的操作模式来做的，不是风险投资的那种模式。我占35%的股份，投资方以房产(办公场所)和流动资金(20万)作为股份参与进来。对于公司的前景，我们的团队和公司的员工都挺有信心。我们公司有的员工是从别的公司跳槽过来的，放弃了原来月薪两三千块钱(在武汉算比较高)的工资到这边来，而我们的工资都是几百块钱，包括我个人的工资也很低，因为我们的做法是，等到公司发展起来才能谈到你个人待遇的问题。我们是一群想创业想实现梦想的年轻人走到一起来，我们做得很辛苦。
对李玲玲创业报道的媒体很多，我在最近一份报纸看到，标题为“创业女生初战受挫”，下面还有两行醒目的字：“女大学生风险创业第一人，李玲玲另谋他就令人深思。”正文写到：“世博公司(原天行健公司的投资方)免费为李玲玲提供的办公室已是人去屋空，大门紧锁。天行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运营了，目前账面上只剩下100多元，李玲玲则去了她创办的新公司另图发展，临走时，她与世博公司的意见闹得很大。”(就在采访李玲玲后的第二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武汉科技术会展中心，原来的天行健公司就在这里。我还采访了由世博公司以风险投资形式创办的一家名叫“中国大学生创业网”的商业网站。李玲玲告诉我说，这家网站的最先设想是她提出来的，可现在被别人做了。我想，李玲玲跟原“东家”世博公司真的是扯不清。)
我不太愿提起原来的投资方(世博公司)，自己觉得不太好评价。从私人立场上讲，我对世博是存有感激之情的，不管怎么样，世博将我领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世博的几位领导也是我的长辈，教了我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我很尊重他们。主观上，我不愿卷入任何纠纷中，更不愿为了辩解什么而伤害其他人。目前的新闻报道让我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从新公司成立到现在，我没有接受过采访(作者算是第一位)。如果让我回过头来看，我还是坚持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任何一个公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把它做起来的。而对我本人，我也可以很坦然地讲，去年我可能犯了很多的错误，或者某些方面没有做好。其实，我作为一个学生，我能够做到那一步，应该是做了很多了。暂且不谈我的人品怎么样，但你要是从我的人品方面来攻击，认为这是我没有把公司做好的终结原因，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虽然当时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对我家庭进行攻击，但通过这么长的时间观察，我发现大部分大学生还是支持我的，还是站在我的身后的。我们学校华中科技大学也是一直在支持我，包括学校的领导等等都非常支持我。
我说：“昨天到了武汉我才知道你办了新公司，而且是网络公司，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惊讶。现在是互联网低迷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做这样的公司呢？”众所周知，做网络公司的门槛比较低，想进入这个行业很容易，但要做得好相当难。李玲玲解释说：
我觉得我并没有靠网站来挣钱，为什么推出这个网站呢？可以简单地说，这可能是鲜为人知的。去年在天行健的时候，资金没有到位，造成产品根本没办法去做，后来投资方说我的产品没有什么含量，说什么太轻信我的为人，说什么太轻信我得了这个奖得了那个奖……到后来为了验证我的产品，我在武汉乡下的一个工业区找厂家合作，那里有一个厂专门生产我的专利产品，那么现在试生产一个月已经销售出去三十多万的产品，这点或多或少可以验证我的专利产品还是能够被社会承认的。
另外，因为当时天行健没有钱来开发产品，我想到了新的出路，比如说做这个咨询呀，投入比较少回报较快，我就想到了做一个网站，为公司做一个窗口。我的产品我自己很清楚，我不能说它科技含量很高，但日常生活实用性很强。我是学文科的，我不可能做很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产品出来。说白了，我的产品都是一些小工厂来生产，这对于创业不是很适合。说句实话，去年我提出要做网站的时候，大学生做网站还不是很多。
去年元旦我去团中央领“五四奖学金”，当时我就提出要建一个中国大学生创业网站，立马得到团中央的支持和认可。当时获奖的人都给我出谋划策。回到武汉后，又请了几个北京的、哈尔滨的朋友过来帮我完成一个很详细的商业计划书。本来我想寻求别的合作伙伴，但是我想，既然第一次跟它(世博公司)合作，那第二次跟它合作会好一些。当我把计划书交给世博后，世博非常满意，后来我又按世博的要求，写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操作方案，但后来因各方面的原因未能合作。
现在做网站，我的想法是想做一个公益性的网站，比如我会配合团省委配合基金会做事情，整体来讲是给大学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舞台，让大家在上面展现自己的才华。做这个我们公司得不到利润，但这毕竟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关于“中国大学生创业网”的背景，我从现任该网站的CEO那里得到一份资料得知一些情况，资料上这样介绍：
中国大学生创业网站(www.cucnet.com)是在东湖高新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由武汉世博科技项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风险投资形式创办的一家商业网站，自2000年3月15日开通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企业家杂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全国性各大媒体均有详细跟踪报道。武汉总站开通以来的短短四个月内，已接受本地注册会员数万名，日访问量达到5000余人次，一场大学生在校创业的浪潮已，巍然成风。
中国大学生创业网站的宗旨在于为大学生提供一个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网络创业平台并以其强大的网上地面网络为企业提供一个开发高校市场的电子商务平台。现在已经开设的栏目有创业信息港、创业广场、创业项目市场、社团沙龙等等。
该网站现任CEO是刚毕业于湖北大学的硕士生，参加世博公司的招聘后进去的，他告诉我说，该网站运行得很好，目前专职人员只有5个人，过不久就要注册成立公司。
关于李玲玲所在的新公司建立的九通网站，宣传资料上这样写着：
九通网(www.9tong.com)立足于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中南地区大学生自建的首家综合性门户站点。该网站在早期主要面对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以构建一个基本Web的精神家园为主旨，提供信息服务，逐步建成一个具有浓郁楚汉特色的网上虚拟社区，或为中南地区首家大众LCP站点。
九通网站为网民提供新闻、文化、娱乐、生活、商情等各方面的综合信息服务，同时推出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一系列特色频道。其中“玲玲工作室”为所有向往创业的青年大学生提供一个交流空间，同时还开辟了“特别沟通”栏目，邀请院士以及知名企业家、学者光临九通虚拟社区，与网民在线沟通，另外还推出了“清新校园”、“文学书城”、“影音世界”、“创业园区”、“九通商情”等栏目。
把这两个有微妙关系的网站作比较，不难看出，有很大的相似性。不敢妄加评论谁是谁非，商场如同战场，我只希望，既然已经摆出了竞争的姿态，那就去拼吧。其实，李玲玲也不必再抱怨什么，因为对于弱者的同情和怜悯都仅仅是一种“理解”而已。我问李玲玲创业至今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困难，她皱了皱眉头说：
其实困难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我当初选择来创业就已经料到肯定会有困难，每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任何一个来创业的学生，哪怕不是我，他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那他会怎么做？如果想好好地做的话，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挺过来。
有时我到大学去跟同学做交流，教室挤得满满的，走廊站满了人，窗台上也站满了人。有人问我：“李玲玲你是什么人格魅力把我吸引到这个地方来的？”我就说，绝不是靠我个人魅力，假使第一个拿到“大学生创业风险金”的人不是我的话，而是张玲玲或者王玲玲，那她到这个地方来，那你们同样会过来。其实我李玲玲只不过是创业的一个代名词，或者代表而已，那我想做的只不过是把我这个代表做得更好而已。我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就代表了现在大学生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想法。如果我做的不好的话，那很可能会在头脑里留下一个印象：大学生做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不行！我现在尽可能把我这个创业代表或者说形象代言人做得更好一些，那么“大学生”在社会上的定位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我说，咱们这一代大学生真的希望看到你，还有其它创业的一批大学生能够成功，我们会为你们感到骄傲的。李玲玲绕开话题说了一句：“其实今天你来公司一定要跟我谈一下，我是非常高兴的。”然后又说起了自己的苦恼：
我这个新公司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筹划了，从4月份以后我并没有接受过什么记者的采访，但是后来断断续续报纸登出来的关于我的新闻的报道让我感到很惊讶，有很多是很有名的报纸，而且还发头版头条，我就觉得很奇怪，在没有采访过我连我面都没见过的情况下，这个文章竟然可以写那么长，而且可以上头版头条？我是学新闻的，为这事觉得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包括报上一直说，帐户上(原来的天行健公司)还剩多少钱？当时协议签的是，投资方(世博公司)不参与经营管理，当我看到这所有报道的消息，我才请财务人员帮我做这个整个年度的财务报表，我才知道帐户上还剩多少钱。在没有任何财务报表情况下，大家怎么会知道这里面还剩100多块钱呢？而且这100多块钱本来就是个错误的数目。
我说，不管是从媒体看到的，还是从社会上听到的，已经有人评价你创业失败，在我看来，用“失败”这个词戴在你的头上有欠公正，我是不赞成的，因为现在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别人对你的这个评价呢？
我想这个不能怪大家，可能是前段时间媒体炒作的问题。当时我在吸引另一个新的投资，投资公司(世博公司)在没有任何商量的情况下，向媒体第一个提出了“停摆”这个词。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词对公司的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去年我自己跑了很多贷款，其中有一个30万的贷款，在最后作财务评估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以前的投资公司没有担保资格，因为他没有独立的法人。导致了这钱不能进来，所以我只能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新的融资渠道。
当时谈的时候，对方希望我来做一个大学生产品的品牌，比如说做大学生的化妆品呀，现在有那么多的化妆品，但没有专门的大学生化妆品。为什么李宁能做个体育界的服装品牌，而我李玲玲就不能够做个大学生的品牌？当时谈得很好，可在没有任何商量的情况下，原来投资方(世博公司)在报纸上宣布说天行健停摆。当时是我和另一个合作伙伴商量好明天下午4点钟做进一步的洽谈，第二天上午报纸出来了，对方看了报纸说，这已经没法做了，本来冲着“李玲玲”这个牌子想跟天行健合作，但报纸上说天行健跨了。这对合作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没办法谈下去了，根本就没办法谈了！
外面有关于我的种种不真实的传闻，我并没有出来辩解，我挺喜欢邓小平的那句话：“发展才是真道理。”如果我能把公司做好起来，可能是最好的辩解，而没必要对外宣布，谁谁谁的话是错的。我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做公司上，而不是耗费在跟人辩解上。
我说，现在大学生这么关注着你，我也希望你的创业形象依然在闪光，你对大学里的创业潮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大学生创业还是应该慎重一点，比如说大街上流行什么服装，大家都去买来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你不能因为现在流行创业，而大家都跑去创业。对于创业如果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出来。在创业之前，应该很理智地权衡一下，到底是跟着一个潮流在创业，还是自己确确实实具备了这个实力，或者具备了这个很强烈的意念，同时也要考虑自己是否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
像我当时创业吧，是在不经意中被推上来的，不能说我具备了这方面的素质，应该说当时是很不成熟的。在这一年来，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东西，也经历了很多东西，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前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组来找我，他们跟我说，你很会保护自己。因为他们找了我大概有一星期都没找到我的人，后来跑到武汉来了，通过我们校团委找到我，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最后走的时候跟我说：“李玲玲好好干，我觉得你已经具备了一个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我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来听到的最感动最让我高兴的一句话。李玲玲又一次停了下来，我微笑着对她说：“你已经成熟了。”她有点着急地说：“也不能说完全成熟吧，至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像以前那么盲目。”大家都知道，媒体炒作是能把一个人炒红的，我问李玲玲真正发自内心的想创业的愿望到底有多少。
当时的创业念头也不是很强烈，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小发明，心里特别想把这些专利变成产品，能拿到社会上去推广。当时真正要做的时候，我已经想过会很难，但没想到会这么难，当时上马应该是很匆忙的。
不管结局如何，我还是很感谢世博公司，它给我十万块钱的创业风险金，让我获得了尝试学习的机会，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肯定感谢他们。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李玲玲开始了新的创业征程，也许这条路也布满了荆棘，但愿她能一路走好。她最后这样跟我说：“如果你选择放弃的话，永远也没有成功的机会；如果你始终在坚持的话，你总会有成功的机会。”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对李玲玲说：“做企业是天天难过年年难过，但即使你是天天难过也要天天过，年年难过也要年年过。”李玲玲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她说人生永远是一架天平，在天行健的时候，她买了一个日记本，在本上第一句话写的就是：人生就是一架天平，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话，你付出的也要更多。
人物印象：正如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组的人所说的那样，李玲玲不好找，我也体会了一把。去武汉之前，我想方设法要跟李玲玲联系上，可未能如愿，那只好去武汉找了，可是武汉我一个人都不认识，而且我又没有什么“来头”(指中央台的那样大单位)，所以为能否找到李玲玲心里一直在打鼓，但按我的性格来说，既然到武汉来了就一定要找到李玲玲，总不能白跑一趟吧！
终于在网上找到李玲玲的总经理办公室电话，可是打了一天都没人接，我只好往公司的行政部打，一位先生接了电话，并详细问了我的来意。他把我的手机号告诉李玲玲，并对我说李玲玲会给我来电话的。我不敢冒昧向那位先生要李玲玲的手机号，那只好等李玲玲的电话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李玲玲还是没有来电话，我只好在赶去公司的路上向那位先生要李玲玲的手机号。
见到李玲玲，多少有点让我吃惊，一是她看起来很普通，剪着一头短发，素面朝天，衣服很朴素，那个手提包也是大街小店随处可见的；二是她的总经理办室，也很简单，她那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那个写有“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字样的奖牌，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两盆塑料花和一艘由无数张一分钱纸币折叠成的“钱船”。
在短短的半个小时访谈中，李玲玲边回答我的问题，边整理自己的东西，我注意到她的手一直没有离开那本名片夹，她不停地翻名片，偶尔还打几个电话。我想我来得很不是时候，她有很多业务要联系，还要为明天去北京参加中央台的“对话”节目作些必要的准备。她只能给我半个小时，也许她并不知道，这半个小时是我从西安(也是采访)坐了十七个小时的火车换来的。我不辞辛苦来到武汉就是为了采访她，把她最真实的一面告诉读者，告诉那些关心她的人。
她匆匆忙忙要去武昌那边的华中科技大学，而我也要回武昌那边的宾馆去，她说那一起走吧。她带我去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她想坐公共汽车，一块钱就到。我说打车吧，她说打车太贵了，要好几十块钱呢。我马上又说，没事，我来付车钱。于是，我俩上了一辆富康出租车，一起坐在后座。
出租车朝武昌方向开去，我俩聊起了文学。刚才在她的办公室，我送给她一本我的新书，她送给我一本诗集。我说我喜欢写小说，她立马跟我谈了她的家族史，说自己很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当出租车开上长江大桥时，我投眼朝江上望去，一条条小船在江中逆流而下，看似停滞不前，其实一直都在移动。
我送李玲玲到华中科技大学，她一个人下了车，跟我道了声“谢谢”。她已经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系研究生，当出租车驶出校园时，我突然想起忘了问她为何还要读“新闻”，是为了拿个硕士学位，还是别的？按理说，既然选择了开公司做企业，那应该读个经济类的研究生才对呀，我实在不明白读“新闻”对她开公司做企业有什以帮助。其实，我想问李玲玲的问题很多，但我俩只有半个小时的交谈，所以只能如此了。
刚才在路上李玲玲向一位朋友打电话借钱让我听到了，对方说没钱，我很惊讶，因为李玲玲只开口借“一千或八百块钱”。李玲玲说，她自己的一万块钱积蓄投入到生产她专利产品的那个工厂去，现在经济紧张，而又要马上买三张(和母亲、大学老师一共三个人)去北京参加中央台“对话”节目的飞机票，虽然到北京后飞机票能报销，但现在必须拿自己的钱去买。她身上连买三张飞机票的钱都没有，我心里酸酸的。
其实，从下午的接触中，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她背后的辛酸，她说自己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母亲跟她说的那句话：“当你遇到100个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出101个的解决方法。”真的，我已经没有理由不相信李玲玲会成功，连出租车司机都说：“刚才那个女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女强人的。”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李玲玲在网上的自述：“为了不再当花瓶，为了验证自己还能做一点事情，我愿意从零做起……”“花瓶”这个词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我不禁要问：有多少大学生创业者没有充当过作为学校或地区宣传创业形象的“花瓶”角色呢？
业余爱好成就大事业
创业者档案：邱虹云，1977年生于四川，1996年考入清华大学材料系，1999年5月参与创办北京视美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2000年9月直读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硕士研究生。“视美乐”被媒体誉为中国第一家大学生高科技公司。2000年4月，视美乐与青岛澳柯玛集团共同组建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澳视)，双方各占50%的股权。
在众多学生创业公司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视美乐公司，媒体上似乎每谈学生创业必谈“视美乐”。1999年夏天，视美乐因获得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的5250万元风险投资(一期250万元用于中试，二期5000万元用于批量生产)而一夜成名，其主打产品“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的发明人就是邱虹云，可以说没有邱虹云的这项技术就没有视美乐。
1999年5月，邱虹云、王科和徐中等三名清华大学在校大学生创办北京视美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最初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是邱虹云、王科几个人东挪西借筹集到的。注册公司之后，他们开始购置设备、研制产品、做市场调查。公司最初的办公地点是一间学生宿舍，后来又搬到一间学生活动室，让人联想到当年诞生过许多美国著名IT企业的车库。在第6次搬家以后，视美乐公司终于拥有了清华科技园的几套办公室，以及一个1000多平米的研发中心，开发人员也猛增到40多人。
2000年11月7日晚上8点钟，我来到同方大厦对面四层小白楼的澳柯玛视美乐公司研发中心，在第四层的一间小办公室见到了邱虹云。这间小办公室门楣没有挂牌，所以我不知道叫什么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办公桌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电子元件，凌乱不堪。邱虹云说就在这里谈一谈吧，我自己搬了张椅子坐在他的前面。桌上的东西没有收拾，乱得我一时不知把采访机放在哪里才好，不免有一些尴尬。调整好状态后，我立马问，在外面的人看来，你个人和视美乐公司一步步发展过来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你自己对个人和公司怎么评价呢？
从开始到现在还是走了一段比较艰难的过程，目前公司也是处于艰苦创业的过程，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产品也马上要推向市场了，但我们越做公司越明显地发现这个难度很大，一方面是技术上的难度很大，另外方面是管理、市场，整个创业的难度都很大。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大胆，后来是越来越谨慎。
我说，你是公司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掌握着公司的命运，而公司发展到现在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困难？
也有，大概有几个吧。第一个困难期是从有这个创业想法开始到第一批资金到位，当时要获得一批资金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当时风险投资概念在中国也不是那么广泛，很多公司也并不那么容易接受这个概念，当时要找到创业板那样的一家投资公司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我们在两天时间谈了三十多家投资商，虽然我们的项目很好，但真正认这个风险投资的在三十多家投资商中没有一家。这跟很多方面有关系，一方面就是说，风险投资的理念大部分人并不是理解或认同，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们对我们能否把产品做出来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风险资金到位后，新的困难又来了，发现要把产品做出来是非常困难的。要把产品拿出来给别人评测，给别人使用，压力很大。生产这种产品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质量的控制，能不能被消费者接受被市场认可。
对于公司的发展前景，困难依然会有，但我们还是很乐观，因为产品的使用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可能在一两年以后，我们公司会进入鼎盛时期。
我说，你是公司的总工程师，负责研发中心，这个研发中心目前状况如何？刚才上楼时，我感觉这个地方很神秘，刚粉刷过的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幅木框水彩画。在一个走廊的尽头传来乒乓球声，有几个年轻人正在活动室打乒乓球。
研发中心的开发人员有刚大学毕业的，还有以前退休的——这种人算是发挥余热吧。我们公司最大的部门是研发部门，这里的环境虽然没有那么完美，但我们尽可能把真正搞科研的气氛营造出来。我们不断地研发，不断地学习。
大概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公司的产品就可以投向市场，到时会召开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发布会。
我说，当初你选择创业，在现在回过头看来，是不是你最好的选择？
当时选择创业，是受了一种气氛的感染。我自己还是喜欢发明创造，如果做公司的话，除了研究发明以外，可能还要做一些我不擅长的事情，比如管理呀，我心想通过做这个事情来全面提高我的能力。我们公司发展比较顺利的话，我们可能会进入新的领域去研究，或者进一些更基础的研究，有很多事情以后去做吧，现在我们最高目标是把我们公司做成国内比较知名的专业的制造商。
视美乐的诞生，还要从清华创业大赛说起。1999年，第二届清华创业计划大赛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关心和支持下，历时7个月，获得圆满成功。以Acer宏基董事长施振荣、杜邦全球副总载彭定中、亚信集团总裁田溯宁、万通国际集团董事长王功权等为代表的企业界、投资界人士纷纷来到清华园参与创业大赛的各种活动。Acer明基电脑公司为本届大赛提供了赞助，施振荣先生为选手们作了题为“创业之路”的专题报告；世界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咨询公司担任本届大赛的管理咨询公司；北京共和律师事务所担任本届大赛的法律顾问。
5月中间以来，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对清华学生中的创业行动和学校的创新培养、创业教育作了全面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四十多家企业和投资公司来人或来电对大赛表示关注并表示了对学生创业团队的投资意向。在这次创业大赛中，视美乐、FanSo、乐都和博创四个团脱颖而出，真正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实践，在清华科技园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全国人大成思危副委员长对清华的创业大赛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清华大学在新世纪中应成为创业者的摇篮，而不仅仅是政治家、工程师的摇篮。”
视美乐公司的主要产品——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是集光学、电子学、机械等多领域专利技术合成的结果，它将广泛应用于家庭、教育、商业等领域，它具有清晰度高、性能先进、功能齐全、价格低廉的特点，是影音界具有革命意义的产品，正式投产后完全能取代普通背投电视、投影仪等显示装置。
我问邱虹云，做公司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可以获得物质上的回报，比如股份，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两方面的结合的？你将来的个人打算是什么呢？
我希望经过这个过程以后能够进入一些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至于将来，有可能一直在公司做研究发明，也有可能到一些学校呀研究所呀等单位做科研。反正我的最终理想，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其它的科研单位也好，希望能够从事一些新的这样的项目科研。
我刚上研究生，这学期的课比较少，只有两门课，下学期的课会多一些。我的硕士导师对我比较支持，认为我所做的工作比较前沿，让我自己来定毕业设计的课题，这样我可以把自己在公司所从事的研究跟研究生课题结合起来。
在我们创业的时候，有一位同事跟我说，你这样会很累的，压力也很大，你就先休学一段时间吧。当时我想过要不要休学，家长和老师认为应该把学业做好，很多人都不赞成“休学创业”这个观点，所以我最终还是读下去。
我说，你作为创业的实践者，又是怎么看待“大学生创业”这个现象的？
创业各种方式都有，有边读边创业的，也有休学创业的，这跟每个人的自身情况有关。比如说他在公司所从事的跟他在学校里所念的专业无关，而他有非常强烈的创业愿望，那他选择休学创业也是符合他的实际情况的。对于那些休学创业的，在我看来他们非常有勇气，也是非常有希望成功的。他们也会失败，但从他们这种勇气来看的话，他们即使现在失败了，以后也是会成功的。我上本科时业余爱好就是搞科研，经常搞一些发明。现在我在公司里白天不能处理太多事情，否则就不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很多计算的事都是晚上来做，基本上除了这些没有其它事情。最近我妈到北京来了，她在生活上可以照顾我一段时间。
我禁不住问邱虹云：“业余看电影看小说吗？”他腼腆地回答：“电影看得比较少，小说也看得比较少。”我忽然笑了，在我笑声的感染下，他也笑了起来，但笑容很快在他脸上凝住了。
我说，你在公司里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将来公司发展得很好的话，那你就是百分富翁，甚至是是千万富翁，你现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知识转化为财富”的？
大部分情况下，这只是一种股份，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钱。假如某一天有那么多钱，我会建立一个实验室，或者开一个新的课题研究。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我也希望能够回报社会。
我问，可以不可以说你现在所做的是你最喜欢的事情？
从广义来说，应该是吧。做一个研究者的工作自己也是喜欢的，最初的时候，我出于自己的兴趣搞发明，但发展到一个产品的时候，有时所做的会偏离这个方向，有些时候你所做的并不是你很满意的事情，但你不得不去做，比如说有些工艺，我们做出来好多东西，但那边并不认同，我们就感到很灰心，很失望。
当时“上海一百”第一次注入资金是看重我们的实力我们产品的科技含量，后来“澳柯玛”跟我们合作也是看重我们的实力……归根到底，我们公司所从事的是一种制造业，非常传统的产业。
在2000年5月19日的《北京青年报》里，有一篇专门关于“视美乐”的报道，大标题为“大学生创业身价3000万”，里面分为五个小版块，分别是“学生公司长大成人”、“大学生借钱当老板”、“风险投资启动创业引擎”、“雏鹰正在孵化”和“各地大学生热衷创业”。在“学生公司长大成人”的版块里写到：
你能相信吗？清华大学的几名大学生白手起家办公司，在短短的10个月的时间里，就把公司变成了拥有3300万元资产的巨人企业。4月25日，清华的这家学生公司——视美乐公司对外宣布，他们已经和国内著名家电企业澳柯玛集团达成了合作意向，成立了新的公司，资金也从最初的50万元注册资金一下子变成了3300万元。(原第一百货的第二期资金5000万元没有投进来。)
青岛的高新技术企业澳柯玛集团号称“中国电冰柜枉”，集团董事长鲁群生听说了视美乐的技术后，马上被它的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住了。作为传统彩电的替代产品，这种多媒体大屏幕可以广泛应用于众多的领域，有着强大的竞争力，而且由于技术设计上的突破，大大降低了成本，国内还没有其它企业能够自行生产。
正是看中了这些优势，澳柯玛集团抢在别人之前拍出3000万元，与视美乐公司共同组建新的公司——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双方各拥有50%的股权。
从公司刚开始成立发展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地发现我们一起创业的人是缺一不可的。公司做大了，分工就越来越细了，每个人所做的越来越专业化。一起创业的几个人当时天天在一起，到现在为止，不可能天天见面了，见到对方的时间少多了。
正如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满足于在象牙塔里死读书本了，他们正跃跃欲试地投身到创业热潮中去。清华创业园罗茁主任说：“今天的创业，决不是当年经商热的翻版，而是学生们把自己的创造性想法付诸于实践的冲动和行动。”
我想，邱虹云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技术发明能够被那么多专家和企业家所赏识。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赞誉他为“清华爱迪生”，但愿由他发明的产品能早日进入到每家每户。他说搞发明创造原先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从他的创业轨迹看来，我们至少应该受到这么一点启发：假如自己有什么业余爱好，可别轻易把它丢掉，说不定那个业余爱好就是你未来的人生，你丢掉它意味着你丢掉了自己的人生。
人物印象：
大概看了太多关于邱虹云的媒体报道，我对他充满了好奇，于是试着跟他联系，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他上本科时住在二十三号楼，那幢楼我太熟悉了，有一个学期我在二十三号楼的建筑系宿舍住过，二十三号楼是清华建筑系和材料系本科男生宿舍，平时在楼梯上上下下，碰到不少材料系的学生，可见到邱虹云后，我对他没有似曾见过的感觉，他实在是太普通了。我是个平时非常注意观察别人的人，也许在二十三号楼的楼梯我曾经跟邱虹云擦肩而过，但他就是没有引起过我的注意。
推开邱虹云的办公室，他正要送一个人走，我想跟他打个招呼，可他一句话也没说，跟那个人走了，我只好尴尬地笑了笑。我以为他会很快回来，料不到让我一个人在屋里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访谈过程中，出现很多次冷场，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只说了几句就算完了，然后缄默不语，其实这是我事先料到的，因为从媒体报道中我知道他是个不善言谈的工科学生，在清华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学生。只是现在我希望他能跟我说得更多，由于期望太高，所以难免有些失望。
他太忙了，他把心思扑在研究发明上，我想那里才是他最自由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赶紧收拾东西匆忙离去，一秒钟也不敢多停留。
土鳖派比拼海龟派
创业者档案：姜晓丹，1973年生于北京，1991年至1996年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读本科，1996年至1999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读研究生，1999年3月获硕士学位。1998年8月参与创办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姜晓丹创业的最初念头是在1997年清华“3-8”舞会产生的，他的女朋友是舞会的组织者，他只好带一帮哥们儿去捧场。可是他们都不爱跳舞，就在门口聊天，聊着聊着就决定要一起干点什么。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一共有7个人，都是清华本科同学。公司刚成立时他每月只拿800元，而香港一家大公司给他开出了50万元的年薪，还承诺送他去美国读MBA，但他还是留在这个团队里继续创业。
公司的简介这样写着：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领先的电子商务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提供商，致力于世界级的电子商务应用平台的开发和国际水平的专业化电子商务技术服务的提供。公司自1998年创立以来一直进行Internet/Intranet应用研究，以企业用户为主要市场对象，致力于研究并引入当前国际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软件技术，并以之导引应用软件开发过程，力求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满足企业实际需要的管理、艺术、技术有机统一的软件精品，在国内率先将知识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导入企业信息系统和电子商务系统的实施。
慧点人的奋斗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好的软件企业，使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合适的人，以实现最佳的决策。慧点科技的技术主体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的十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构成，目前公司有员工62人(现在还不断地招人)，21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发人员中16人具有硕士学历，2人具有博士学历。公司主要产品有：Indi.web 2.0虚拟Internet系统管理软件、Indi.office Universal通用办公自动化系统和Indi.image1.1文档扫描管理系统等等。企业获得的荣誉有：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获得者、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首批创新基金获得者、北京市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全军后勤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863/CIMS主题目标/产品承担单位等等。
姜晓丹说公司业务是帮助企业向电子商务转型，如果把电子商务当作房地产，我们就是设计院和建筑队。
2000年11月8日下午四点半，我按约好的时间来到海淀六道口创业广场慧点科技公司，在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见到了姜晓丹，他热情地让我在他办公桌前面的沙发椅坐下来。由于他晚上8点钟要和清华一位老教授要乘飞机去沈阳，我们抓紧时间切入了访谈的正题，我第一个问题问他目前公司的状况怎么样。
从发展这一点来讲，我们还是非常自豪的。这两年来按创业园老师的话说，慧点走的是稳健发展的路。我们确实在一步步地成长，到现在来看已经摆脱了创业期的这种稚嫩。我们不是说企业是法人吗，法人也是人，现在慧点应该属于会走路的这个阶段了。为什么说刚出生的小孩要过百日呀？因为百日之内的小孩生命力最差，最容易夭折。慧点现在看来差不多是一岁样的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学会奔跑，学会认识新的东西。
我说，你们公司主要靠什么发展下去呢？
第一个是团队，慧点是一个软件公司，它可能最关键的靠的是人，就是我们这个团队，而我们这个团队也是非常自豪的，有二十多人是清华毕业的，我不想跟清华创业园里的其它公司比了，我们这个团队的层次水平在国内来讲都是比较高的。尤其令我非常自豪的是，也是我们这个团队非常好的地方，这两年多来，大家都一直在努力，没有只顾着眼前的得失或者怎么样，每个人的参与意识都非常强。你也能看得到一些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了，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它的内部团队分裂等问题。我们的最初团队有10个人，到现在我们团队不但没有分裂，而且大家还在保持着一直有的这种热情，这种凝聚力，并且越滚越大，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现在公司员工扩充到八十多人了。
第二个是观念，刚才说人是我们的基础，但是呢？为什么能够把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慧点做的一个相当不错的事情是，慧点创造并维持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企业文化，我们在不断地吸引并期望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管理者进来，加入到这个团队来，而且这个团队非常的开放，能够融汇在一起。我们现在董事会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原来我们团队之外的，而且这一半在公司的决策里面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我们经理层里面也有一半是创始团队之外的，大家磨合得非常好。
第三个是现实给大家发展的速度，慧点能发展得这么快也是非常幸运的，社会环境给企业创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其实，对于企业来讲，企业给员工创造的价值应该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那么我觉得在慧点工作体现了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在物质上，刚开始创业最好的时候拿八百块钱，不好的话就不拿钱，我们叫生活费，供济制……那么到现在，大家可以按正常的薪金标准来走。过去在精神上，大家在不断地挑战自己，完善自己。我强调的是大家工作一定要开心，如果不开心的话，我也不勉强大家留在慧点。
我说，公司发展到现在有没有经历过比较大的困难，而你自己在此当中有没有受过比较大的挑战？
其实，各种各样的困难都经历到了，一直都存在。前段时间媒体的报道我很不高兴，我觉得新闻记者也好，媒体也好，它是个放大器，当创业这个事好的时候，把它吹成一朵花，清华创业园成立的时候，那么多人来报道，我觉得奇怪呀，有什以好报道的？一种就业形式嘛，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觉得创业园里面的公司整体都不错，就有那么个别的公司有困难的时候，报道的调子马上就翻过来，这可不太好。
还是回到刚才说的人的例子上，是小孩嘛，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感冒发烧。咱们也一样，我以前身体不太好，当然现在不怎么常生病了，但小的时候呢，什么扁桃体发炎呀，明儿什么磕呀碰呀……老是病假。不能就说：“不行，他已经死了。”或者说怎么着，然后到处去报丧，让孩子更觉得没有希望，本来是一个感冒，然后转成肺炎，到最后真的让他死掉了。
慧点在有“大学生创业”这个媒体概念之前就创立了，现在发展得也比较快，我不希望在宣传把我们跟学生创业连在一块，我们是创业公司，和所有的创业一样。
前两天看到一份报纸我觉得挺逗的，说创业有两派，一派叫海龟派，海外归(归与龟谐音)来的；一派叫土鳖派……
姜晓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并且重复着说“土鳖派”三个字。土鳖是骂人的词，用在“神圣的创业”上面，确实好玩，我也偷偷地笑了。我想到了“土博士”跟“洋博士”的区别，没想到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年轻人创业被谑称为“土鳖派”。姜晓丹认为没有什么学生创业与非学生创业的区别，大家走到市场上是一样的。接着，我问姜晓丹，一个人怎么样才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说实在，我到这个位置(总经理)上来是一直有这个愿望的，我喜欢做技术型的干部，能把自己的想法实驰下去，凭能力办事，而不是算计人。
上本科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个实业呀，做这个公司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精神上的，我看重精神，我对物质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最近有人说：“不想当大款的可能就做不好企业家。”另一方面是理想，慧点里有很多人是把创业当作理想来奋斗的。
做为慧点来说有两块理想，一个就是信息化这方面的朝阳产业，IT技术。对于中国，如何没有制造业来支撑的话，谈不上什么强国，因为你没有根基呀。我们所做的就是用我们的软件技术给传统产业制造业服务，去帮助中国的企业加入到国际的竞争里面去，提高中国企业的利润。第二个理想是中国的软件业，这跟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偏好有关系，我们很喜欢软件技术。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电的地方就有Internet，带电的东西就有软件，那么未来软件它真的是一个产业，像现在的纺织业，它可能不再是个高科技的东西，随着产业的转型就变成传统产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软件甚至成了劳动力型的产业。在这里面谁能够解决成本、质量、效益问题，谁就能取得胜利。我们能够看到软件，美国在做，巴西在做，印度在做，还有爱尔兰呀，冰岛呀……在这方面都投了很大的力量。中国的软件业相对落后，我们慧点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做中国最好的软件企业。最好应该是最大了，我们是“土鳖”嘛，留下来了(指不出国)就应该为中国软件做点事。
我说，你自己认为不看重物质上的回报，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你的财富就已经不断地在积累，只不过还没有兑现成人民币或美元而已，你是怎么看待知识创造财富这个社会现象的？
我上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是知识管理，为什么叫知识管理呢？以前的管理是人、财、物，现在已经把知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有各别州提出立法，把知识作为财务化管理来体现，知识就是资本。
今年年初我有幸参加了中关村三代创业者的座谈会，探讨中关村的未来，我觉得我们已经是后来者了。会上出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不愉快，跟我们同辈的一个创业者认为，现在的时代是我们的时代了，所有的经济规则都是我们的规则了，你们那一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柳传志(联想总载)不这么认为，我也不这么认为。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但是所有的平台都是沿着它自有的规律在走的。你说经济泡沫呀，真实过去一样嘛。咱们上大学之前生物火得不行，其实那时就是生物泡沫的时候，这些年泡沫沉淀下来，但是你看，随着基因的突破，现在生物又开始仰上去了。所以，这不是什么IT的创造，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过去电子呀汽车呀都经历这么一个规律。我认为过去不存在的，我们在开创新的领域必然会有迷失自己的方向的时候。
我说，你刚才谈到中关村三代创业者的座谈会，你有没有比较欣赏的创业者？
在国内，我很佩服柳传志，他能够把一个企业管理成军团一样。人家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是那种不拘小节的、穿牛仔裤的、留泽楷头那样的……但是在联想，它是另外一种形象存在。国外的，我很佩服比尔-盖茨的技术天赋……反正我觉得我不如他们。
姜晓丹又一次哈哈大笑。我说，把企业做得很成功的故事称之为神话，你自己是不是也觉得在带领一批人在创造神话？
我刚才说了，我不如他们，但我想做的呢，我希望能去支持去服务一批有销售天才的人，有技术天才的人，大家在一起为慧点科技在做，所以说我看重的不是回报，而是我想把这个事业做得有多大，这可能也是我的特长，我也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将来慧点科技我想做得也不会比他们差得多。
前段时间我看过一样东西，叫土壤学说，就说你做这个企业呢，是做一个屋顶，还是做一片土壤？你做屋项呢，你很高很大很有能耐，你象一片屋顶把员工把事业罩在屋顶的下面，让它们去生长。你屋顶有多高，企业可能就会做得有多高，相对来讲，我更愿意去做一片土壤，我希望我这片土壤是非常肥沃的(姜晓丹低头瞧了瞧自己，笑着说自己挺胖的)，能够让大家在这片土壤里竞相成长，长得最高的那个人就是慧点科技最高的高度，我可能不是那个最高的人。
我说，你能够这么想这么做，也是你的魅力所在。接着，我问姜晓丹做为一个创业的实践者，是怎么看待大学里的创业热潮？
“大学生创业”这个概念有泛化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搞科技的，在国内算得上最早开始研究这个Internet的，探索了很长时间关于Internet是怎么定义的，后来得出结论，Internet是个商业概念，没有明确定义。我觉得“大学生创业”也是这样，它是个媒体概念，没有明确定义。你说我们算是大学生创业吗？沾边是吧。像鲁军(FanSo总裁)休学创业，那算不算大学生创业？那些在海外读完研究生回来创业的算不算大学生创业？就说那个算主流？感觉这里面是个筐似的，谁都可以往里面装。只要你念过大学，都可以算大学生创业。其实，创业就是在创造事业，我不喜欢“大学生创业”这个词。
对于去年爆炒的大学生休学创业倒有一些看法。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是我们系学生科协主席，在清华科协是个挺重要的组织，因为团委、学生会和科协是三驾马车。我们负责的是学生课余科技活动，一直到我毕业之前，也都叫学生课余科技活动，不是像现在所说的学生创业。在我上研究生做辅导员时，我常跟那些学生说，一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即使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不要人云亦云；二是要有深厚的知识体系，因为有了这个才能成为一棵大树，而知识体系的建立是需要在学校里积淀的。
我对休学创业不是很赞同，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选择放弃未完成的学业出来，就要义无反顾，不能想着：“唉，我回去念书该多好啊！”我觉得做人做事很多时候就怕脚踏两只船，脚踏两只船的大多数掉到水里去。
办公室里再次充斥着姜晓丹爽朗的笑声，我对他的的访谈结束了，正好半个小时。我想，外面的员工们听到总经理这么开心地笑，对慧点科技的未来会更加有信心的，因为从总经理的精神状态里就能看出一个企业的面貌，倘若企业做得不好，总经理还能笑得出来吗？姜晓丹最后跟我说：“我已经把全身心给慧点了。”我想他是属于脚踏一只船的那种人。
人物印象：
在见姜晓丹之前，我想象在公司里的他肯定是穿西装扎领带，满脸严肃，就象在《中国青年报》见到他的照片那个样子。可他不是，他穿着一件极其普通的灰色夹克外套，没扎领带，看不出老总的派头。他个子很高，身材魁梧。不知道是因为他最近有什么高兴事，还是因为性格是这个样子，在交谈过程中，他总是乐呵呵的，笑容可掬，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由于晚上他要去沈阳，所以只能给我半个小时，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本来时间就短，可老有电话打进来，公司的员工也常进来找他有事，他也跑来跑去，所以访谈一次次地中断，又一次次地恢复，以致在他坐回老板椅时，他不好意思地说：“我都不知道在回答你什么问题了。”我说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采访别的一些老总也是这样的。是啊，我不会计较这个的，我从来不敢奢求接受我采访的公司老总们能撇下公司业务完完整整地给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甚至更多……对方能答应接受我的采访，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慧点这家公司比我想象得还要大，而且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在公司我偶然碰见了以前在清华十四号楼经常见面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技术水平很高，念到研究生二年级因为申请出国而中途退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给他来了全额奖学金可他因为不喜欢那个专业不去了。离开清华时，他跟我说留在北京打工，没想到他跳槽到慧点来了。由此我可以想象，慧点确实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我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公司，但姜晓丹的最后一声感慨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他藏在笑容后面的苦恼。他本来准备让那位年纪已高的清华女教授坐软卧去沈阳的，于是联系买票，他放下电话后对我说：“唉，连票贩子也要打交道？！”我也无奈地笑了笑，我理解他的话，而且是非常的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有过相似的感慨。
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创业者档案：汤涛，1973年生于西安，1991年至1996年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读本科，1996年至1999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读硕士研究生。1998年8月参与创办北京慧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慧点科技的创业模式是很值得想创业的在校大学生借鉴的，10位志同道合的清华学生聚在一起，正如“慧点”取名所包含的意义一样，把大家的智慧汇聚到一个点上，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对于清华的学生来说，毕业去向都不错，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大家的能力很强。在目前盛行科技创业当中，清华学生明显又占了优势，难怪在中国各大高校的学生创业公司当中，打有“清华制造”的公司是最多的。
2000年11月3日下午两点半，我来到清华创业园，感觉这个地方很神秘，我坐电梯的时候也瞪着眼，希望能捕捉到异样的东西。慧点公司在创业园有办公地点，在六道口的创业广场也有地方，而且那边比这大得多。我来错地方了，汤涛不在这边。碰巧公司的一位行政人员也要去创业广场，于是她带着我一块去。两个地方离得很近，骑自行车一刻钟便到。
公司二楼靠楼梯的地方有一处茶几，我和汤涛相对而坐。他递给我一份公司材料，我很想马上就听到他和同仁的创业故事，于是闲聊几句就问到：你是不是认为创业是你面临很多种人生选择中最好的选择？
应该是吧。做为清华的学生来讲，会有很多的机会。上本科的时候我考托，上研究生的时候准备考G，后来没考。其实我们走这条路是有机遇因素的，它的起步跟别的创业公司不太一样，它最初在清华的时候是一个研究中心。1996年清华成立了一个中心，叫做广东南海·清华信息产业中心，是广东省科委、南海市政府和清华合办的，做Internet的研究，在1996年搞这个很新了。当时每年举办一个叫南海杯网络设计大奖赛，全校性质的，征集各种各样的网络设计，那时候的作品跟现在比可能很幼稚了，把几台机器联在一起干一点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当时我们有7个人做一个网络软件，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做的过程中学校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另外，有一个办公自动化的公司找到我，说有一个网络软件，你有没有兴趣做？我们就决定做点东西，就以这个项目为原型做了“北斗”，这是慧点之前第一个产品原型，然后，这个产品在1997年的南海杯上获得了一等奖。
从这以后，我们进入了这个中心，一直做到1998年。其实在这以前所做的事情都跟学生创业没有很大的关系，只是课外科技活动，学习知识。这个中心给慧点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它是以科研为目的的，气氛很活跃，可以接项目。
当时1998年决定成立一个公司，有十几个人，也有一些成果了。本来也想过大家毕业后才组建公司，但毕业以后要把大家聚到一块很难，因为出国的出国，进外企的进外企……于是选择在毕业前组建团体是合适的。
做公司风险最大的时候是在你开始有想法到产品出来之前研发阶段。这段是没有收入的，只有投入。慢慢地，我们有了一定的积累，市场资源的积累，开发技术的积累，产品的积累，还有我们自己资金的积累，所以公司做起来并不难，整个就是水到渠成。
那时候汤涛他们做公司还属于私活，不敢像现在的学生创业那么大张旗鼓。公司做了一年，学校和老师都被他们瞒得严严的。公司成立后不久，就有单可以接了，但这时候他们正面临研究生毕业，准备答辩，所以压力很大。
毕业以后，公司的规模开始扩大，大家全身心扑在公司上后，发现研发能力增强了，于是多接一些单来做，就招了一批程序员，公司从十几个人立马扩大到二十几个人，在这期间投入做新产品。
当时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做出了很好的产品，但在整个市场推广上非常费劲。公司的成本上来了，而产品又在研发又没法推广，1999年下半年我们非常艰苦。怎么样把我们以前用学生的眼光看这个市场的态度转变成商业化的公司管理？这个经历也是痛苦的。
在1999年的8月份，公司进入了清华创业园，在这以后感觉整个市场机会很好，但后来的总结是，那时候的机会更多的是融资的机会，而不是市场的机会。我们也引进了两笔融资，是2000年的春节前签完协议的，2000年的春节后资金到位，但这整个的运作是在1999年的下半年开始的。当时我们市场人员可以找，但资金跟不上，所以先找到钱。
有人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知识创新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而风险投资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或者“催长剂”。高科技与新兴服务企业的发展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谨慎的传统投资模式已不可能给其提供充足的资本，于是风险投资应运而生。
风险投资在美国出现于二战之后，硅谷是风险投资的诞生地，风险投资和硅谷的高技术创业者们一块儿成长，和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以及太阳微系统公司一块儿成长。风险投资和硅谷的创业者们一起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才铸造了硅谷今天的辉煌。
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国家科技部下属中国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于1985年注册成立，因各种原因于1998年关闭。最近几年，新的风险投资公司相继成立，新一轮的风险投资浪潮即将席卷中国，风险投资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热点。
我问汤涛，在吸引风险投资的过程中是困难还是容易？有没有深刻的感受？
不算太容易。我们公司有很多技术挺值钱的，但1999年下半年的销售业绩达不到你想卖的价钱，人家投资要看你的销售，所以比较麻烦。1999年学生创业掀起热潮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深，就是在清华创业园几乎每星期都有几拔投资人过来跟你谈，但大部分人都是用很陈旧的眼光来看待创业，他们不是想做风险投资，而是一种投资行为。比如我这个公司是50万，他们看了一眼想一想：那我是不是投资100万就可以控股呀？这种思想……他们过去很多是做房地产的，做期货的，做建筑材料的等等做传统行业的。当时我们公司估价是1000万，我们说我们公司值1000万，他们说不能接受这个价钱。现在这两家投资人投进来以后，一年的时间他们的投资翻了10倍，我们公司已经值一个亿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光的问题，当时那些投资方的眼光还没到这一步，他们还认为我投100万能占你们60%的股份，原来的50万占30%的股份，退一步说我可能占51%，你占49%，这样的话你也赚了。他觉得他投100万进来我们占大便宜了，他们很多是这种想法，但是到了今年就好多了，我们接触的投资人基本上都认同了这一点，风险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作为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个人接受的挑战或者考验有哪几方面呢？
首先是心理上的挑战，我接触一些毕业以后的同学，相比之下，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毕竟是自己的公司嘛，所以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一到下班点我就马上回家了，你永远不可能处于这种状态，你总是觉得要做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我几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想今天有个事情该怎么做明天有个事情该怎么做……两年来，我天天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对你心理上是非常大的挑战。
创业的激情是波动的，在你成立公司的时候激情肯定很高，通宵达旦地干，但这种激情能否一直持续下去是个考验。当你公司的业务发展不满意甚至退步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坚持这种激情，这对一个人的心理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两年来在这方面提高很多。
我说，很明显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追求必定有放弃，那你放弃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不甘心放弃的东西？
有啊。按我们的说法就是，我们是一群俗人。生活挺单调的，工作、吃饭、睡觉，基本上就这三个，很少有娱乐，连平时的爱好也基本上扔掉了，书也看不了，原来想毕业以后锻炼锻炼身体但也没时间了……我觉得年轻人干一番事业不得不牺牲一些东西，但是应该有一个发展计划，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时间是有限的，必须懂得如何分配时间。
要订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并不是伸手就可以拿到的，要努力去蹦，蹦着了这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会更高，这两年来我一直处于提高自我能力的状态中。
其实我觉得作为IT企业来说，所有的人不可能一辈子做技术，年纪大一点都会从做技术朝做管理转变。在一个刚创立的企业去做，会有很多尝试的机会；在一些大的企业或者外企，它会给你很正规的培训，这是很好的，但它们给你实践的机会比较少。你从做企业开始，很多事情都是你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学习，动脑筋去想，你老是这样的话，你各方面的能力肯定会提高很多。
我可以想象，我要是毕业以后去一个国企的话，那做得好的话，我现在也只是个科长。做企业以后，我经常出去接触的是某某公司IT的主管，或某某公司的副总这一级别的人，交流的时候我会学到很多的东西。他们好多是社会阅历比较丰富，跟他们去探讨一些问题，包括跟他们去讨价还价，签合同……所有这些都是你学习的过程。
我说，现在的大学生比较务实，你是怎么看待这一代大学生的？我觉得这是一代很有抱负的大学生，因为他们赶上了很好的机遇，外界环境的开放，新东西源源不断地进来……这一代大学生相对于五六十年代大学生，心会更高一些，自己会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大学生始终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涉及到的知识层面非常广，这一代大学生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应该是很强的。
现在大学生创业是个好事情，但是要慎重。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学生创业公司，也见过他们的作品，我感觉是学校里的事情跟社会上的事情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是以技术为导向还是以市场为导向？很多大学生他们所处的社会范围很小，所接触的人也很少，如果是做适合校园用的东西，也许会找到很好的定位，但是要做供社会上人们用的东西，那就会有很多问题出来了。很多大学生并不真正了解社会的需求，而是从技术角度设计产品的，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往往就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可以去创业，但如果你没有好的想法还要创业，那就不值得了。去年清华各个系的团委组织很多关于创业的活动，请创业园的老总或副总去跟学生讲一讲：创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参加了一个系里的座谈会，有一位学生就这么问我，他说：“我现在想创业，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想做什么，该做哪些东西？”他说不知道，纯粹就想创业。那我说我建议你先把你该学的课都学了，什么事情别去做，创业是水到渠成的，当你有一个想法逐渐成熟的时候，自然会有外界的推动力推
你去创业；当你没有好的想法，没有成熟的机制的时候，你想创业也创不出来。
我说，知识创造财富，创造神话，你对流行的“知识英难”和“知本家”两个概念有什么看法？
从做高新技术产业来讲，知识和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源泉。这块产业在拼什么呢？我用十万块钱做出来的东西，你十万块钱能不能做出来？知识的积累是很关键的，而作为一个企业的决策者来讲，要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你看不到这个方向，你只能道听途说，别人告诉你什么然后你做什么，前两天做无线手机好你就做无线手机，或者做网站好……都是人云亦云，你没有自己的判断，这样的企业很难说它有生命力，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特长在哪里你应该做什么，因此我觉得“知本家”这个词起得特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