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流的概念（或者，按照它更为人所知的说法叫意识流）在心理学家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成为研究和临床工作中非常有用和重要的东西。它还被很多作家立即拿去写作意识流风格的小说，其中有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娅·吴尔夫和格特鲁德·施泰因。（施泰因实际上还在哈佛跟詹姆斯学习过。）
自我：就连意识的间歇，比如在梦中发生的，也不能中断这个流的连续性；当我们醒来时，我们都不难在意识的流中做好这个连接，就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可这是因为意识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它的个人本质。思想不仅仅是思想，它们还是我的思想或者你的思想。有一个个人的自我能区分自己的意识和其他人的意识，而且一时时，一天天都知道，我就是几分钟、一天，10年或者一辈子以前的那个我，同一个我。
自从心理学诞生以来，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挣扎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谁或者是什么知道我就是我，知道我的经验都是发生在同一个我的身上的。是什么物质或者实体，是什么观察者或者监测者解释自我的感觉或者连续身份的？詹姆斯把这个问题称作“最令人困惑的难题，而心理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古典的答案是，灵魂或者超验的自我。可是，一个世纪以前，休谟和康德都曾表明，我们不可能对这样一个自我产生实证主义的知识。哲学家们也许还可以就此思辩，可心理学家们不能够观察研究它。相应地，19世纪的实验心理学家们甚至都不谈论自我，英国联想主义者们抛弃这个问题，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些倏忽而过的思想之链。
可是，詹姆斯感觉到，“对一种明确的自我原则的信仰”是“人类常识”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且找到了一条将一种有意义的——而且可以研究的——自我概念归还给心理学的办法。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单独的自我，我们认为某些事情是我或者我的。这些感觉和与它们联系起来的行动可以进行调查，因而就是“实证的自我”。
实证的自我有好几种元素：物质的自我（我们的身体，衣服、所有物、家人、家庭）；社会的自我或者我们（我们是谁，我们与生活中的不同的人处于相互关系时如何行动——一种对社会心理学的预测，这作为一个专业几十年后才出现）；还有精神的自我，一个人的内心或者主观的存在，他整个的心灵功能或者性格的集合。所有这些只能通过内省的办法和观察的办法加以探索；实证的自我总体来说是可研究的。
可是，这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最令人困惑的难题。什么东西解释这个我性的感觉、自我状态和归属感，即我就是刚才那个我这种纯粹的确信？詹姆斯辨别了像属于“纯粹的自我”这样一个完全是主观现象的思想，并提出，它对连续个人身份的感知来自于意识流的连续性：“感觉（特别是肉体的感觉）的连续统一体的各部分的相似……构成我们所能感觉得到的那个真实、可证明的‘个人的身份’。”
詹姆斯说，既是这样，心理学就不需要假设有一个观察者或者灵魂在观察这个了解一切的意识并保持身份的感觉：“表达实际的、如它们所出现的样子那样的、意识的主观现象时，（灵魂）无论如何是不需要的。”他在吉米一书中把这个有力的结论说得更斩钉截铁：
意识的状态就是心理学完成其工作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形而上学或者神学也许能证明灵魂存在；可是，对于心理学来说，这个单一体实在的原理的假设完全是多余的。
意志：有些同时代人说詹姆斯对心理学最有价值的贡献是他的意志理论，即有意识的、能引导自愿活动的过程。
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对意志的大部分讨论都是神经生理学方面的，处理的是意志如何生成神经脉冲，脉冲如何产生所需要的肌肉运动。可是，他所捡起来的有趣得多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一开始就想到自愿采取一个行动的。关键的因素，按他的观点来看，就是要提供有关我们获取所欲求的目标的能力这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我们想要感觉、拥有、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当时并没有被感觉到、被拥有和被完成。如果伴随着这个欲望的还有一种感觉，即获取是不可能的，则我们就只是希望，可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目标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就会产生意愿，即所欲求的感觉、拥有或者完成就应该是真实的；而目前它就变得真实了，要么是在意愿产生的时候立即发生，要么就是在某些先决条件已经形成之后。
我们如何感觉到所欲求的目标就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通过经验；通过我们对自己的不同行动会达到什么效果的了解：“提供各种可能的、不同的运动的想法，这是意志生活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这些想法是由经验根据它们不是自愿的行为留在记忆里面的。”婴儿想要抓住一个玩具，因而手足作出无数随意的运动，这迟早会与想要的玩具连接在一起的。它们最终会能够产生合适运动的意愿的。做个类比的话，成人积累了不同行动及其可能后果的大量的想法，我们行走，谈话，进食，并执行无数其它的行动，都是通过产生合适行动并获取所欲求的目标的意愿来进行的。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毫不犹豫地产生日常行动的意愿，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与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不矛盾和冲突。可是，在其它一些时候，互相冲突的一些想法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我们想做甲，但我们也想做乙，这是互相矛盾的。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什么东西决定我们产生采取哪一个行动呢？詹姆斯的答案：我们将两者的可能性相比较，决定除一个以外，其它的一律放弃，因而让这一个成为现实。当我们做好决定后，意愿就接过来了；或者，人们也可以说，选择放弃哪一个想法，注意哪一个想法这个动作即是意愿行动本身。
詹姆斯举了一个独特的个人例子。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躺在床上，他说，知道如果不起床就会迟到多少时间，就会让好多事情放在那里没人干，可是，他不喜欢因为起床而带来的那种感觉，而宁愿选择继续留在床上将会带来的感觉。最后，他有意禁止所有的想法，只考虑那天必须做什么事情。哎呀呀，这个思想成了他的注意力的中心，因而产生了合适的行动，他马上就坐起来，下了床。“意愿的基本成就，简单地说，当它是最为‘自动的’时候，就是注意另一个不同的对象，并让它在意识面前保持足够长的时间……注意力的努力因而成为意志最基本的现象。”
有时候，做决策是立即和简单的，有时候很长时间而且是因为决意、推理和决策结果。不管过程如何，在每种情况下，意识是行为的原因，是因果关系中的干扰者，而不是对外界影响被动的自动反应。自动的行动暗示着脱开意志。
詹姆斯本人，如我们所知，后来在他的情感危机中也相信自由意志，这个信仰曾帮他度过了难关。可是，他仍然得用科学心理学的基本信条与这个信仰调和起来：所有的行为都是，或者最终都将是可以解释的，每一种行为都有其原因所在。如果每个行动都是可确定的原因的结果，怎么可能有任何自由让我们从好几种可能的未来当中选择一个并非完全确定的未来呢？然而，我们做一个决定，去做或者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事情是琐屑无聊的还是事关重大的，我们每次都能体验验到某种象是意志的自由。
詹姆斯是很坦率的：“我自己的信仰是，自由意志这个问题，从严格的心理学立场上来说是不可解决的。”这位心理学家希望建立一门科学，而科学是一种固定关系形成的系统，可自由意志不是固定的、可计算的关系；它超越了科学，因而最好留给玄学家们们去鼓捣。心理学就是心理学，不管自由意志是不是真实的。
可他又坚持说，相信自由意志在实用主义方面看来是有意义的，也有必要。他从心理学转移注意力以后就发展了实用主义的哲学，可它的种子还留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并没有像一些粗暴的简单化评论所断言的那样，说什么“真理就是能起作用的东西”。不过，它的确说过，如果我们将解决一个问题的各种方案的含义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选择相信哪一个，采取哪一个行动。如果完全相信决定论，这会使我们消极和无能；完全相信自由意志，就会让我们考虑各种其它办法，来计划，来实施方案。因此，这是实用和现实的：
大脑是各种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工具。然而，意识，因为有展现在它面前的自己的目的，而且也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可能性，经过什么方式，如果它有一种因果的功效，将会强化有利的可能性，压抑不利或者不相关的那些可能性……如果（意识）是有用的，它是通过其因果功效来实现这一点的，就像自动机器人理论必须屈从于常识理论一样。
这些观察意见虽然很有道理，也经久不衰，可是，詹姆斯讨论意志的某些部分，在今天听上去却很是奇怪，而且老掉牙了。在他讨论“意志的不健康”、嗜酒者或者吸毒者“被夸大的癖好”或者不能动弹的人“被阻碍住的意志”时，人们会听到他对罹于病痛中的人深刻的关心——也听到道德说教性的反对意见：
没有哪个阶级（的人）比无望的失败者更能理解人生的金光大道或独木桥之间的差别，那些感伤的人，那些醉酒的人，那些谋士、那些“欠债的”，他们的生活是知识与行动之间长期的矛盾，他们完全懂得字面的道理，可总是没有想到要让自己软弱的性格坚强起来。
詹姆斯的意志心理学在许多年里都是美国心理学中的重要特征，可是，在行为主义长期的统治下——从约1920年到1960年——这个话题从美国心理学中完全消失了；在这样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当中，任何由有机体本身启动的行为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那以后，意志论也没有能够卷土重来，至少在这个名字下是没有的；这个词在现代许多的心理学教科书中甚至找不到索引的条目。
然而，詹姆斯心理学有关意志的论述在事实上是现代心理学主流的一部分，其名字是：“有目的的行为”、“意向性”、“决策过程”、“自我控制”、“选择”、“自我功效”等等。现代心理学家，特别是临床心理学家都相信行为是，或者最终必将是完全能够解释的，可是，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指导他们自己的行为的。如果心理学家没有能够回答这两个概念为什么能够同时都是正确的，那么，他们经常就来找詹姆斯自己的解决办法：即这样一个信仰，我们不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因此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如果能够，则会产生有益的成果。
无意识：詹姆斯心理学关心的几乎全部都是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在《心理学原理》的某些部分，人们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根本就没有无意识的精神状态，大脑里面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根据定义都是有意识的。可是，在许多地方，詹姆斯都曾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的看法。在谈论到自愿行动时，他小心地区分我们有意识地命令的肌肉运动和其它的运动——即自愿行动的大部分——这些运动长期以来被执行和进行着，会立即和自动地跟随心理的选择，就好像是自己作出的选择一样。我们谈话，爬楼，脱掉或者穿上衣服，根本就不考虑所需要的身体运动：“心理学中的一个普遍原则就是，意识会放弃所有不再有利用价值的过程。”在许多种熟悉的活动中，我们都实际上在根本不考虑需要的运动时效果更好：
我们投出东西，抓住东西，射击某物或者砍下某物时，接触得越少，肌肉用力越少，我们反而做得更好，我们的意识也反而看得也更加清楚（更远的东西）。盯住你瞄准的地方，你的手就会抓住它；想着你的手，反而就会错过它。
因此，詹姆斯预测了现代学习研究，而这些研究证明，通过实践，更复杂一些的自愿动作，比如像弹钢琴，开车或者打网球都是“学得过熟了”，而且很大部分是在有意识的思维发出一个总的命令之后很快无意识地完成它的。
他还看到，当我们不注意体验时，我们也许会对这些东西不太注意，尽管它们对我们的感官会产生正常的影响：“我们醒着时，对习惯性的噪音等无动于衷，这证明，我们可以忽略否则会感觉到的东西。”
詹姆斯还很清楚无意识在非正常人心理学中的特殊现象的作用，比如，引用了法国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比奈报告的一些歇斯底里盲目的例子：“比奈先生发现，他病人的手无意识地写下他们的眼睛正在无效地努力着要‘看见’的东西。”可是，詹姆斯的注意力集中在有意识的心理生活上，他不能想象完全无意识的知识；他感觉到，不管什么形式，不管在什么地方，所有的知识都是有意识的。他跟随另一位法国当代人，即彼埃尔·让内的思想，认为这样的些似是而非的无意识知识都是一种分裂人格的结果；主要的人格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却是为分裂的第二人格所“意识到”的东西。
詹姆斯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催眠状态下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催眠后的暗示，在这样一些情形之下，病人在恍惚的状态中接受了一些指令，在醒过来之后就执行这些指令，可还是对按照指令所进行的事情一无所知。分裂的人格假设是很差的，非常有限，而且经不起实证的检验，可是，詹姆斯在无意识作为一种现实被普遍接受很早之前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至少承认，某些精神状态是发生在主要的意识之外的。
在《心理学原理》出版之后的许多年里，詹姆斯扩大了他的无意识观点，并依靠这个扩充来解释梦幻、自动写作、“魔鬼附体”和《宗教经验种种》中报告的许多神秘体验。弗洛伊德已经开始发表自己有关无意识的一些观点了，可詹姆斯不一样，他不认为无意识是动机的来源，或者是思维想从意识中驱除不能为社会所容忍的性愿望的方法。可是，早在1896年，詹姆斯就讲到了弗洛伊德发现的歇斯底里症状减轻办法的可能用途，而且，在听说1909年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演后，他说：“我希望弗洛伊德及其弟子们能够把他们的思想运用到极致……他们一定会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投下一线曙光。”
情绪：詹姆斯提出过一个很不起眼的理论，这个理论远远没有前面所述的大部头理论著名，但却引向了更多的研究。这就是他的情绪理论，它很简单，但也同样具有革命性。我们感觉到的情绪，并不是引起像快速跳动的心脏或者汗流不止的手掌这类肉体症状的那些东西，反过来，是对外部刺激产生反应的神经系统产生这些生理症状的，而我们对这些生理症状的感知就是我们叫做情绪的东西。这个说法如此有趣，如此具有说服力，它值得我们长篇大段地引用它：
我们自然的思维方法……就是，对一些事实的心理感知激发心理叫做情绪的心理效果，而后面的心理状态又会产生肉体表达。我的理论正好相反，即说是，肉体的变化直接跟随对引起刺激的事实的感觉，而且，我们对这同一些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常识说，我们失去了财产，我们会痛苦和哭泣；我们会见一头熊，会感到害怕而逃走；我们受到竟敌的侮辱会生气，然后反击。这里要辩护的假设说，这个顺序是不对的，一个心理状态并不是直接由另一个心理状态引发的肉体的表达必须首先放在中间，更为合理的表述应该是，我们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哭了，感到愤怒，是因为我们反击了，感到害怕，是因为我们在发抖。
他把这个理论建立在内省的基础上，人们只需要仔细地朝里瞧一瞧就知道，人们的情绪是从生理表达中发展而来的：
如果没有跟随感知而来的身体状态，则感知在形式上就会是纯粹认知性的、苍白、无颜色、缺乏情感的温暖。我们也许会看见这头熊，并想着最好是逃走省事，接受侮辱并觉得奋起反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应该在事实上感到害怕或者愤怒。
几乎就在同时，同样的理论由一位丹麦生理学家卡尔·朗格提出来了，他的工作詹姆斯是予以了承认的。尽管他和朗格并没有在这个理论上进行合作，但它很快便被确认为詹姆斯－朗格理论，并在今天的教科书中以这个名字进行讨论。
这个理论有一个奇怪的历史。它很快引起争议和研究，最终被认为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沃尔特·坎农是位哈佛生理学家，他在1927年显示，有些不一样的情绪都伴随有总体上是同样的身体反应；生理反应不一定具体到能够解释不同情绪的程度。比如说，愤怒和害怕都伴有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另外，坎农说，内脏反应时间很慢，但情绪反应却经常是立即产生的。坎农的结论是，情绪刺激会激发丘脑（更新的研究已经精确地指出了下丘脑和边缘系统）；从大脑开始，信息会向外发出，一方面向自动的神经系统，从而在此生成内脏变化，一方面向脑皮质层，在这里生成情绪的主观感觉。
可是，詹姆斯－朗格理论仍然受到心理学家们的高度注意。它在假定情绪有生理成因上是正确的，尽管现在这些成因都被确认为自动的神经过程而不是内脏变化。而且，尽管这个理论有不精确之处，它还是具有实际的应用的。我们可以控制对刺激的生理反应，也就可以在同样程度上控制联想情绪。我们可以数十来控制愤怒，可以吹口哨而保持乐观勇敢，可以跑步或者打网球以区除烦恼。许多现代心理医疗家都教病人进行放松锻炼以减少焦虑或者害怕，还可以用自信的态度练习站立、行走和谈话，以获得对自己的信心。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及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同事最近显示，当志愿者有意做一些与某些情绪相关的面部表情时——惊奇、讨厌、悲伤、愤怒、害怕、幸福——这些会影响到心跳和皮肤温度，并诱发少量合适的情绪。情绪的生理表达引起某种程度的情绪；总起来说，詹姆斯－朗格理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詹姆斯式的矛盾
大凡读过詹姆斯心理学作品的人一定会时常感到困惑：詹姆斯总是清晰明白而且很有说服力的，可是，在同一个话题相反的方面，他也是如此。詹姆斯经常是自相矛盾的，不是因为头脑混乱，而是因为他在学术问题上太过宽泛，无法使自己局限在一个封闭或者连续的思想体系内。著名的心理家研究者和几十年前的一位理论家戈登·奥尔波特总结了詹姆斯变色龙一样的习惯：
光是在《心理学原则》一书中，我们就能找到极明显、使人迷惑、公然的矛盾之处。比如，他既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也是一位现象主义者。星期二、四、六，他会指向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不过，在星期一、三、五他好像更富有才气，这时候，他会写到意识流、宗教体验的种类和战争的道德名称。
可是，奥尔波特却认为这种前后不一致是一种美德，自有其好处。他谈到詹姆斯“高产的矛盾之处”；认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经常会揭开问题的盖子，好让后来人加以攻破。
可是，结果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影响虽然很大，却是一阵阵子的；虽然流传甚广，但从没有处于主流地位。詹姆斯避免创立一个系统，没有形成任何学派，很少培训研究生，也没有追随者。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他的思想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成了主流心理学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美国。詹姆斯在实验室方法和实验方法学上面输给了冯特，可詹姆斯的心理学极其丰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用途，从整体上胜过了冯特系统。如雷蒙德·番切尔说的：
詹姆斯将心理学从某种深奥难解和抽象的科学，其内省式方法学的难度使一些学生避之不及，转变成了一门直接谈及个人兴趣和关心的问题的学科。詹姆斯让心理学产生了一种特征，使它成为一个“下三流的小课题”，它排除了大家想知道的一切，但在他自己论述心理学的著作中，却与这种特征极不相符。
在主流之外，詹姆斯还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心理学，这两个方面都是实际的。一是：他建议将心理学原理应用到教学当中去，这已经成了教育心理学的核心。另外一个是：1909年，作为“国立精神卫生委员会”的高级执行委员，詹姆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让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它一些财团将成百万的美元分配到了精神卫生运动、精神医院的发展和精神卫生职业人员的培训中。
当美国心理学协会1977年庆祝其75岁生日时，开幕式讲演人戴卫·克莱奇说威廉·詹姆斯是“培养了我们的父亲”。谈到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解决由詹姆斯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努力时，克莱奇说：“就算我把一切的收获和成就全部加起来，再乘以希望这个系数，所得的总数还是不足以作为足够丰硕的贡品供奉在詹姆斯的脚下。”
第七章 灵魂深处的探索者：西格蒙·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本色”
在心理学的年鉴上，没有任何哪位人物会像西格蒙·弗洛伊德这样倍受吹捧而又惨遭诋毁，既被目为伟大的科学家、学派领袖，又被斥责为搞假科学的骗子。他的崇拜者和批评家都一致认为，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对心理治疗的影响，对西方人看待自己的方式的影响，比科学史上的任何人都要大得多；而在其他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谈论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知识体系。
社会学家和弗洛伊德研究学者菲力普·里夫1959年说，“这个人的伟大之处不容置疑，这使他的思想更加伟大”，而他的写作“也许是20世纪汇成著作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可是，几年之后，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人文学教授艾里克·海勒却在《时报》文艺副刊中说，弗洛伊德是我们这个时代吹捧太过的人物之一；诺贝尔桂冠的彼德·梅达沃爵士称心理分析理论为“本世纪最惊人的知识欺诈”。政治科学家保尔·娄森认为，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保尔·蒂利希认为他是“所有深层心理学家当中最有深度的一位”。可一位英国学者索顿却收集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按她自己的意见，是可以证明“（弗洛伊德的）重要的假说，即‘深层意识’不存在，他的理论毫无根据而且荒唐可笑”，说他是在可卡因的毒力影响下编制出这些理论的，说他是“一个虚伪而且没有信仰的预言家”。
弗洛伊德的崇拜者，包括他最近的传记作者，历史学者彼德·盖依在内，都把他看成是一个大无畏的人，是真理的勇敢卫士。恶意毁谤他的人却视他为精神病患者和野心勃勃的人，企图通过发表耸人听闻的理论哗众取宠。不过，出语不凡的一位学者杰弗里·梅森却宣称，弗洛伊德实际上还有重要的发现没有照直说出来，因为那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损害，这个发现即是，精神病是一个成人（通常是父亲）对孩子进行性虐待造成的后果。
大部分心理学史学家都把一长串有影响的发现归功于弗洛伊德，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原动无意识的发现。可是，科学史学家弗兰克·索罗维曾颇有见地地评论说，弗洛伊德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已经存在于神经学和生物学当中的一些思想的“创造性的转述”，而学者亨利·埃伦伯格也颇费心思地提出，弗洛伊德对原动无意识的发现，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或者同时代人早已提出来的一些流传中的思想明确化了，并给它们一个清晰的外型而已。
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看法，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也是这样看的，既他自己是一位局外人——一位在反闪米特的维也纳被隔离开来的犹太人——勇敢无畏地与保守医学作斗争，希望他的发现能造福人道精神。贬诋他的人却说，他在夸大自己周围的反闪族氛围，企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位勇敢战斗的英雄，而且，无论怎么说，他的许多思想皆来自他的朋友威尔汉姆·弗莱亚斯，可他却全部据为已有。
这么多正反不一的意见，我们该采用哪一说呢？
可是，再一看，我们对一个本身就是一串矛盾的人说些什么呢？他关于人性的理论异常激烈，他还是一位强硬的无神论者，除了他的早年以外，他在政治上是一位保守派。他在性欲问题上采取了极为自由的学术态度可在自己又是一位礼仪的模范和采取性节制态度的人。他宣称自己通过有名的自我精神分析解除了精神烦恼，可他一辈子都在遭受某类精神症状的痛苦，其中包括偏头疼，尿道及大肠问题，对电话几乎病态的讨厌，在极度紧张的个人压抑时经常有晕倒的倾向，还有对雪茄几乎病态的着迷。（他一天抽20支，哪怕是上腭因此而得了癌之后还停不下来。）他不喜欢维也纳，从未参加到当地很随便的喝咖啡的人群里去，可又下不了决心离开这个地方去找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直到1938年纳粹占领了奥地利之后才搬到伦敦去。
有时候，他是个不顾一切的自我中心者，他把自己比作哥白尼和达尔文，而且还对一位称赞他的晚期作品的人说：“这是我最差的一本书，是一位老人写的书。真正的弗洛伊德是位了不起的人。”另外一些时候，他又像是极其谦逊，在他的晚年，在“一份自传性研究”中，他写道：
那么，回过头来，看看我这一辈子所做的些杂碎工作，我可以说，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将来，某些东西会从中诞生出来，不过，我自己还不能够说这东西是大是小。然而，我可以表达一个希望，即我打开了一条通道，沿着这个通道，我们的知识会有长足的进步。
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里，周围有很多忠实的信徒，可是，他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追随者进行了好多年的争斗。他在古稀之年还悲哀地写道：
许多人的爱我不能够指望。我并没有逼他们高兴，没有为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也没有给他们以熏陶。这些也不是我的本意所在，我只想去探索，解开一些谜团，揭开一部分真理。
在照片中，弗洛伊德总是一脸严肃，表情沉重——穿戴无可挑剔，发式整齐，肃穆而不苟言笑——然而，他自己的作品，还有了解他的那些人写的回忆文章里都证明，他是一个极为机智的人，他喜欢讲一些好笑的故事，把一种心理学观点带进故事里。这里有一个例子，是从他对幽默的研究《玩笑与无意识的关系》中选出来的：
如果（一位医生）问一个年轻病人，说他是否与手淫有关系，答案一定是：“O，na，nie！（德语：‘呵，不，从没有”——可是，在德语中，onanie的意思就是“手淫。”）
还有一个长一点的幽默故事，弗洛伊德很喜欢讲，讲得也不错：
沙申（犹太媒人）站在他推荐的姑娘一边，替她平息那年轻男子的不满。“我不在乎岳母如何，”后者说，“她是个不逗人喜欢的蠢人。”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并不是要去娶岳母，你想要的是她女儿。”
——“是啊，可她也不太年轻了，而且她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人。”
——“没有关系。如果她既不年轻，也不美，那她正好就是对您忠实的那一类。”
——“而且她也没有多少钱。”
——“谁在谈钱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跟钱结婚？你要娶的毕竟是个老婆啊。”
——“可她的腰也驼了。”
——“哎呀，你到底想要什么？她连一点缺点都不能有吗？”
很明显，弗洛伊德的本色最起码来说也算不上简单。可是，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吧。
本可成为神经科学家
关于弗洛伊德，有一点是非常明显也不容置疑的：他跟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有名望的心理学家不一样，他游离于自己文化的主流之外甚远，从背景上来讲，他也最不大可能成为学术界的泰斗。
他于1856年出生于弗赖堡，这是默拉维亚地方的一个小镇（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沿门叫卖羊毛、布匹、兽皮和生食的贫苦犹太贩夫的儿子。他在家里做小孩子的时候，从没有听说过科学这类事，更别谈现代心理学了。他的祖先当中没有哪一位曾经上过大学，连预科学校都没有去过，他翻十八个斤斗也只应该跟他父亲雅可布一样当个贩夫走卒。
在他最开始的多少年里，他跟年届中年的父亲——一位曾经结过婚，还哺养过另一个家庭的人——和他年轻的母亲生活在一间租来的公寓里，不久还添了位保姆挤在一起。当西格蒙4岁时，他家搬到了维也纳，虽然父亲的生意渐渐好转，可一家人在那里的生活——后来又增加到7个孩子——是在许多年的艰辛中度过的。
因此，弗洛伊德一辈子总对金钱有一种焦虑感是有情可缘的。再谈他的社会地位。尽管到19世纪60年代，帝国的法律改革已经解放了犹太人，他们不必再住在贫民窟里了，还可以进入预科学校和上大学，但是，他们仍然还是游于社会之外的流浪者，社会禁止他们从事大部分职业，也不准进入高层公职。
弗洛伊德更是双重的局外人。他的父亲早已抛弃祖辈的东正教信仰，成了一位具自由思想的人，也可能是空怀一腔热血，想进入非犹太社会的愿望所致。尽管弗洛伊德一向以犹太人自居，而且也与犹太人来往，但是，他曾对一位清教徒说过，他是一位“没有上帝可言的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也不参加犹太社区的任何活动。他后来想从心理学中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就毫不奇怪了，他所问的一些问题，是他年轻时代杰出的心理学家如亥姆霍兹、冯特和詹姆斯不会去问的。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意识是怎样起作用的？”而弗洛伊德却问：“我是什么，是什么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可是，他只是在努力了许多年，成为一名亥姆霍兹式的心理学家以后才会问到这些问题。
弗洛伊德出生后，一位农妇曾对他母亲说，他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他的父母也时常在他的儿童时代经常给他讲这件事。不管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很早就成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学习非常用功，他在预科学校的7年当中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法律和医学是当时对犹太人开放的两种职业，他在预科学校的最后几年当中读了哥德论自然的一篇很有启迪作用的文章，遂决定一辈子投身科学。1873年，他上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那里，他尽管受到班上反闪族同学的排斥——或者正因为这一点——他仍然是最好的学生。
可是，他发现，医学对他没有什么智力上的吸引力，而且从实际工作上来讲，他也觉得前途暗淡。在医学培训中途，他开始受到恩内斯特·布吕克的强烈影响，布吕克是生理学教授，还与艾米尔·布瓦雷蒙德一起是伯林生理学协会的共同发起人，这是当时统领了整整一代心理学人的机械论－生理学派的核心。弗洛伊德对布吕克的生理心理学讲演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他热情和长者风度的吸引。布吕克比弗洛伊德长近4O岁——如他自己的父亲一样——他对自己这位聪明的年轻学生产生了个人兴趣，并成了弗洛伊德科学上的师长和生活中的父兄。弗洛伊德后来说，布吕克“在我的一生中的重要程度胜过任何人”。这句话，对一位花了近50年时间形成一门与布吕克完全不一样的主观内省心理学的人来说，确属不易。
可是，弗洛伊德对内省法的关心还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作为一位严肃认真，勤奋好学的医学学生，还没有时间或者兴趣来研究内视心理学。的确，他被生理心理学深深吸引，甚至推迟自己的医学研究而去布吕克的生理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在这里，人们想象总会躲在一张躺椅后面听精神病人唠叨的这个人，把6年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解剖鱼类和龙虾，追寻它们的神经通路，透过显微镜观察神经细胞。
他醉心于学术上的生理心理学，希望成为一名生理学家而进行纯粹的研究。可布吕克却建议他不要这样做。弗洛伊德没有钱——他还住在家里，靠他父亲供养——当时，从事纯科学研究对一个没有额外进项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他能够指望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地位，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弗洛伊德放弃了这个梦想，勉强完成了医学课程，1881年拿到了硕士学位。
他在这个研究院呆了一段时间，可第二年，他邂逅并爱上了妹妹的一个朋友，是位名叫玛莎·柏恩雷的姑娘，不久就提出了结婚的事情。她被这位偏黑的年轻漂亮医生所吸引，并接受了他的求爱，不过，他只能在自立并保障一个妻子和家庭的生活之后才能结婚。对他最为合适的可行办法是去一家私立诊所，可他需要在一个他可以忍受的专业当中获取临床经验和培训。神经学是离神经科学最近的一个专业，因此，他离开了布吕克的学院，加入了维也纳总医院，在当时世界最有名的脑解剖学家西奥多·梅那特的指导下学习。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他对诊断不同类型的脑损伤和脑部疾病有了相当的专业经验。
（在这期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弗洛伊德进行了可卡因的短期试验。他自己使用了可卡因，并在医学圈里鼓吹它的止痛和抗抑郁作用，直到发现一位上了瘾的朋友遭受其毁灭性的毒害之后，他才戒掉了。可是，为时已晚，他已经在当时的维也纳医学圈子里遭到了怀疑。）
他在总医院的艰苦工作是孤独而令人倒志的；玛莎·伯恩雷跟她母亲一起生活在汉堡，而弗洛伊德很长时间才能偶尔看一看他的情人，再后来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他们靠鸿雁传书，几乎每天一封，他在情意绵绵、充满爱意的长篇情书里把自己称作在私营医院的神经科学家，西格蒙·弗洛伊德博士，薪水很多，幸福地与心爱的玛莎结婚成家。只在很少几封信中，他才透露出了内心的狂乱（例如：“一直以来，我感到无所适从，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情绪低落，一天接着一天，像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疾病，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可是，信中没有任何暗示，预示他日后会搜寻自己的灵魂，以理解自己感到压抑的根源所在，也不曾有一丝迹象预兆他在思想和生活当中都会让深层心理学胜过神经学。
催眠医师
弗洛伊德步入自己独特的职业生涯，缘自与约塞夫·布罗伊尔之间的友谊跟合作，后者是位成功的医生和生理学家，比他大14岁，是通过布吕克认识的。虽然岁数和地位各有悬隔，可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依然成了莫逆之交。弗洛伊德经常造访布罗伊尔。他们的友谊在弗洛伊德于总院获取了医学经验之后更是上了一层楼，他们甚至经常谈到一些病案。
1882年11月，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说，他的一个病人，一位年轻的妇女，患有歇斯底里症，他已经为她治疗有一年半了。这位妇女在历史上有一个个案研究的假名叫安娜·欧，她就是贝尔塔·帕本海姆，她的父母是富有的犹太人，她还是玛莎·伯恩雷的一个朋友，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弗洛伊德受这个病案的吸引，让布罗伊尔详细透露了病情，并在数年后与布罗伊尔一起写了一份报告，就是经常被称作心理分析学的第一份个案报告，不过，这只不过是一粒种子而已，心理分析学生根发芽开始成长是从这里开始的。
贝尔塔·帕本海姆是位漂亮而有头脑的21岁姑娘，她深深地迷恋着自己的父亲，在他生病期间仔细照料他，直到她因严重的歇斯底里症而病倒在床，她失去了胃口，肌肉无力，右臂麻痹，还有一紧张就咳的严重毛病。她的父亲两个月后故去了，她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她有遇见黑蛇和骷髅的幻觉，语言发生障碍（有时候，她不能讲德国母语，但是却能说英语、法语或者意大利语），哪怕渴得要死她也不能喝水，还有一阵阵的“缺失”，或者晃若梦中的时空错觉，她把它叫做“时间消失”。
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说，他一直定期为她看病，可无能为力，直到有一次碰巧撞上了很奇怪的一种新方法。在她发生“缺失”的时候，她常会呢喃地说出一些从一长串思想当中冒出来的词，而布罗伊尔发现，给她稍加催眠的话，他就可以让她以这些词为起点，为他重现他思想意识里的一些图景和幻想故事——这之后，很奇怪，她会有好几个小时不再有精神混乱。第二天，她也许又会进入另一种缺失，可布罗伊尔又可以通过稍加催眠而驱赶走这种缺失。她把它叫做“谈话疗法”或者有时候叫“扫烟囱”。
布罗伊尔告诉弗洛伊德说，谈话疗法比暂时使其脱离精神混乱的意义大得多，如果他可以让她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某种特殊的症状最早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的话，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例如，有一次，她追踪自己为什么不能喝水，想起以前某个时候曾看见一条小狗在水杯里喝水，因此而十分恶心。她醒过来以后，就可以喝水了，这个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样地，谈话疗法还使她摆脱了右臂麻痹——她想起来，有一次，她在照顾父亲的时候，她的那只肢膊垂在椅背后面麻痹了，这之前，她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条黑蛇向她爬来而她却不能用胳膊赶走它。
通过这个方法，布罗伊尔一个接一个地攻下了她的病症并控制了所有的病情。可是，有一天夜晚，他发现她又一次发生了混乱，因腹部痉挛而疼得打转。他问她是什么毛病。“布医生的孩子要出生了。”她说。他惊愕地意识到，她正经历着歇斯底里的怀孕幻想，是从有关他的狂想中产生的。他突然把她交给了一位同事，与妻子一起外出旅行，不再管柏莎·帕彭海姆的病案了。
事实上，她并没有从谈话疗法的宣泄中康复过来，而只是暂时性地消除了症状。这提醒弗洛伊德在几年以后发现，这些病人不仅仅需要回忆起引发了各个症状的事件，他们得寻找隐藏在其背后的一些意义。他将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的背后是有关性欲的，如在“布医生的孩子”情节中一样。可是，布罗伊尔对性欲这个话题深感不安，尽管在歇斯底里的怀孕情节发生时，他已经“掌握了那个钥匙”（如弗洛伊德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把钥匙丢掉了……（井）因为传统原因而害怕，选择了走为上计的办法。”
（贝尔塔·帕本海姆在精神病院呆了一段时间，最终在那里治好了病。她继而走上了一条成功的事业之路，先在一家孤儿院当养母，后在一个专为未婚母亲和少年妓女服务的机构当领导，再后成为一项长期保护“濒危少女”运动的领袖。她从未结婚，也没有有记录的爱情生活，在她的歇斯底里之下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治却得以升华——这个过程弗洛伊德会在以后详细说明——在为沦落女子服务的工作中得以升华。）
1886年，布罗伊尔告诉他有关这个病案的事情4年之后，当时31岁的弗洛伊德开了一间诊所（这年晚些时候娶了玛莎），作为一位神经和大脑疾病的专家开始了私人营业，用当时已有的医疗方法治病。可是，很少有病人来，因此当他得到布罗伊尔推荐来的歇斯底里病人时当然就很高兴了。这之前，他在这个课题上刚刚进行过专科进修，他从布罗伊尔的神经学研究院得到一小笔资助，去巴黎接受让·马丁·夏尔科的指导。夏尔科当时是著名的神经病理学专家，还是萨佩特里尔医院的院长。除开其它的方面以外，夏尔科还是歇斯底里现象的发现者。他还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催眠师，可他只是在向学生展示病人的病情时才去引发歇斯底里。他相信，虽然可能是某种创伤性事件，如铁路上发生的事故等引起的，可是，歇斯底里是一种遗传造成的神经系统软弱，而且他认为这种病是进行性的，并无法逆转。
弗洛伊德一开始受到夏尔科的观点的影响，他处理自己的歇斯底里病人时也如此，就好像精神病的确是由神经上面的毛病引起的一样。他多半使用“电击疗法”，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疗法。他把电极接到身体受影响的部分，放出一种轻微的电流，使其产生微颤或者肌肉抽动。他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初期疗效，但是，由于他熟悉催眠术，因而就怀疑，这些效果归因于电流的程度没有暗示的大——他对病人保证说，这种疗法会驱除病症。
想到这里，他开始更直接地使用催眠暗示，不过，这在当时维也纳医学界中是没有得到认可的，且被认为几近江湖骗术。弗洛伊德知道，法国“兰西学派”的成员是医学催眠师奥古斯特·里尔波的信徒，这人我们在前面已经听说过，他们在用后催眠暗示法治疗歇斯底里症。他们会让病人进人催眠状态，并告诉他们说，当他们醒过来时，所有的病症都会消失。弗洛伊德接近了这个疗法，也因为其结果而沾沾自喜。1887年12月，他写信给当年认识并已结下深厚友谊的柏林耳鼻喉科专家威尔汉姆·弗里士说：“在最后的几个星期，我一头扎入催眠术里，并得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成就虽小，倒也特别。”
可好景不长，他很快悲哀地发现，病症的解脱都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因此他改换法子，用布罗伊尔诊治柏莎·帕彭海姆的办法使用催眠。有好几年的时间，弗洛伊德摧发了歇斯底里症，然后要病人回忆并讲述第一次引发病症的“创伤性事件”。对有些病人，他得到了相当满意的结果，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病情的好转要么是暂时的，要么一个病症立马又被另一个病症所代替。另外，这门技术对许多无法催眠的病人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尽管有这么多的局限，他和布罗伊尔还是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讨论了一系列病案——贝尔塔·帕本海姆和弗洛伊德最近的一些病人——最终慢慢形成了一种与夏尔科不同的歇斯底里理论，就是整体意义上的心理学理论。他们的结论是，“歇斯底里症受到回忆的影响”——就是一些痛苦的情感体验的回忆——它们因为某种原因从意识中排遣出来了。在这样一些回忆保持被遗忘的时候，与此相关联的情感被“纠缠着”或者被拴住并被转换成一种生理能力，表现为一种形式的病理症状。当记忆通过催眠而得以恢复时，情感可以被感知到并表达出来，症状也就因此而消失。
这是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于1893年发表的一篇简短文章，和1895年发表的、有很多细节的长篇大论，即《癔病的研究》的要点。这些文章报告了布罗伊尔的一个病案和弗洛伊德的四个病案，提出了他们的歇斯底里理论，并讨论了解脱病症的办法，即通过催眠宣泄——以及由弗洛伊德发现的一种更好的办法来进行，后者可以一次根治歇斯底里症，它不是暂时的解脱，而是实际的疗效。
心理分析的发明
在科学进程中，没有哪一种历史和社会学的论述足以解释心理分析学的突然出现，也无法解释其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发现。19世纪末期，许多在维也纳和主要的欧洲城市长大的人们都接受过医学的培训，并浸润在生理心理学的传统之中，可是，只有弗洛伊德一个人继续进行神经科学的实践，然后使用歇斯底里症催眠医术，最后发明了心理分析学。他的思想的进化有一部分受到了社会条件和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知识的滋养，可是，也有一部分是他的天才和个人问题引起的，这些个人问题使他对别人身上类似的问题非常敏感。
弗洛伊德向心理分析学的发明迈出的第一步不是靠预先设计，而是针对其中一个病人的需要作出的反应。她就是男爵夫人凡妮·莫塞尔，一位他在《癔病的研究》中称作弗劳·艾米冯恩的40岁的寡妇。她于1889年请来了弗洛伊德，当时她面部抽搐，幻遇扭动的蛇和死老鼠，做一些有猫头鹰和可怕野兽的恶梦，由于口唇痉挛发出嘘声或者卟卟声而经常中断说话，害怕社交，讨厌陌生人。
弗洛伊德利用宣泄式的布罗伊尔法，经过一段时间治好了她的一些症状——她是第一位接受他这种疗法的病人——还使用了兰西学派的后催眠暗示法。如他后来在《癔病的研究》中所言：
从整体上来说，这种疗法颇为成功，可是，疗效并不长久。病人在新的创伤的影响下，以类似的方式再次病倒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除。任何希望治愈类似歇斯底里症的人，都必须比我更进一步，更彻底地深入这种复杂的现象。
然而，他从弗劳·艾米这里得知了某种异常重要的东西。请她回忆引发了某些症状的创伤性事件时，她常常百无聊赖地唠叨不停，说不出一点对路的东西来。有一天，弗洛伊德问她，为什么会有胃疼，是什么引起的：
她非常勉强地回答说，她也不知道。我请求她第二天一定要想出来。她就带着明显的抱怨口气说，我不应该问她这问她那，而应该由她来把想说的东西告诉我。
这一点给了他启发。弗洛伊德感觉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请求，应该让她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下去。她开始谈到她丈夫的死亡，她从这里开始东扯西拉，最终讲到了夫家亲戚和一位“意图不明的记者”对她的诽谤，大约是说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虽然这与她的胃疼毫无关系，可还是使弗洛伊德想到她为什么会与人隔绝，不爱交际，以及她为什么会讨厌陌生人。以前催着问这问那并没有讨出个真口信，可让她自己由着性子讲开去，反而得着了重要想法。他于是就想到，尽管让病人东扯西拉听起来很乏味，可让病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倒是个比直催诘问更为有效的路径，可收曲径通幽之妙。久而久之，他最终就想到了要使用这个对治疗和研究都是至关紧要的方法，即“自由联想法”。
弗洛伊德还想到，这个技巧可能还会省去一些麻烦，特别是那些催而不眠的病人，此法可派大用场。他请这些难以催眠的病人——不久之后让所有的病人——都在诊所的躺椅上躺下（弗洛伊德觉得，使用躺椅会帮助病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思想上面而不是去注意分析师，可是，他承认这也是出自个人动机：“我无法忍受一天8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让病人瞪着眼睛看我”，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回忆，把随便想起来的任何东西讲出来。可他们常常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想起来的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这当然自有原因：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凡是很难想起来的一些记忆，都是病人力图忘记掉的东西——这些记忆涉及一些羞耻的事情、自责、“精神痛苦”，或者是实际上的伤痛。不愿回忆起创伤性情节的病人都在无意识地保护自己不受痛苦的折磨。
弗洛伊德把这种不能回顾痛苦记忆的现象称作“抗力”，并发明了一种办法来打破这种抗力。他首先在1892年使用了这个办法，当时，一位少妇不能够催眠，也讲不出任何有用的回忆细节。他用手按着她的前额，向她保证说，这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记忆。事实也如此。她第一次想起来的事情，是她回忆到了有一个夜晚，当她从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回家时，她站到了父亲的病床边上。从这里开始，她继续想下去了，很慢，东一句西一句的，可她想到了一些相关的思想，过一会儿之后，她想起来，她曾感到非常内疚，父亲深卧病床而她自己却在开心聚会。最终，经过很大努力之后，弗洛伊德使她认识到了其中一个症状的原因，即她腿部的疼痛，那是因为要防止作乐，以免带来内疚感。她后来完全恢复了，并且结了婚。这个过程最关键的部分，倒不是弗洛伊德用手做到的事情，而是病人同意去做的事情。如他后来解释的：
我（向病人）保证，只要额上有压力，他都会看到眼前有一个图片形式的回忆，或者在他的思想里面，将出现一个突然想到的想法，我还请他把这个图片或者想法告诉我，不管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应该把这个想法保留在心底，因为他可能碰巧认为那不是所需要的东西，不是正确的想法，或者因为这个想法或者图片太令人不快，他不愿讲出来。不要对它作出批评，也不要因为情感上的原因，或者因为认为这东西不重要而沉默不语。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找到需要的东西，而只要掌握了这个方式，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地找到它。这样想出来的东西很少是一个已经忘记的痛苦记忆，而多半是一个联想链中的一段，如果加以追索，会慢慢导向一个病源性的思想，和它隐藏的意义。在《癔病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叫做“分析”，次年，即1896年，他开始把它叫做“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迅速得出结论，仅仅是另一种暗示形式的掌压，作为技巧是不值得推荐的，因为它让人想起催眠，而且，在病人试图集中精力进行回忆的时候，会使医师在现场过于突出。到1900年，他已经抛弃了这个方法，从那以后就完全依靠口头暗示了。
这样一来，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方法的基本内容就是让病人在躺椅上放松，医师重复一些暗示，说自由联想会得出有用的想法，病人同意说出任何想起来的事情而不收回去或者实现自我查禁，通过这种方法会在病人的记忆和思想当中得出无意识的联想。这个方法证明不仅对歇斯底里症有效，而且对别的精神病也有作用。弗洛伊德用这种方法治了几十年的病，可是，它的基本内涵，即旨在通过仔细探讨心理动力无意识状态而获取治疗性的洞察力，却是在他不用催眠术治病的十多年间确立的。
当然，关于心理分析的技巧，还有很多的东西，许多还非常隐晦复杂。但是，由于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心理学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精神疾病的治疗，我们不必在此久留而去探讨心理分析的方法，也不能去了解后来在方法和理论上都与他分道扬镳的弟子们所设计的一些变化方法。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其它两个由弗洛伊德发展出来的心理分析因素，因为它们不仅对治疗病人非常重要，而且对他把心理分析法用作调查方法，并通过它形成最主要的心理学发现也十分重要。
第一个是移情现象。弗洛伊德早先在《癔病的研究》中曾简要而且以有限的定义提及这个概念，可是，5年以后，即1900年，一次失败的治疗使他更进一步地探讨了这个概念。这时候，他开始治疗一位18岁的女孩子，在他的研究病案报告中称作多娜。他们一起把她的歇斯底里症追溯到了她的邻居，一位K先生，对她所发动的性接近，并追到了她对这位先生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是感到恶心，同时又感到了他在性上面对自己的吸引力。可是，多娜只在3个月后就中断了治疗，其时她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弗洛伊德大感困惑，他想了很长的时间，深入地探讨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重新检查了她做的一个关于逃避治疗的梦——这是对她在K先生家受到性抚摸时从他身边逃出来的一个类比，他终于发现，他自己，作为一个烟劲很大的人，说话中带有很浓的烟味，会使她想起K先生，因为K先生也是一个抽烟的人，他还发现她也许开始把她对K先生的感情转移到了他本人的身上。由于他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就没有以建议性的方法来解决她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说：
我自己早就该听一听这个警告了。我早就该对她说：“听我说，你把对K先生的感情转移到我身上了。你有否注意到任何让你怀疑我有与K先生类似（不管是公开的或者是以某种升华后的形式产生）的恶意？或者，我身上是否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你，或者你了解到我身上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你的幻想，就如同以前发生在K先生身上的情形一样？”
他说，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让多娜清除掉对他自己的感情，继续进行治疗，并进一步探索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更多的回忆。
移情作用，他说，不能够回避，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最为艰难的一部分任务，可是，要打破抗力，把无意识揭示出来又是必须要采取的一个步骤：
只有在解决了移情作用之后，一位病人才有可能最终相信在分析期间建立的各种联系是有效的……（在治疗中）病人所有的倾向，包括一些充满敌意的想法，都被激发出来了，把这些倾向揭示出来，使其进入有意识的思想里边，接着被转换成对分析目的的解释……移情，它好像是心理分析医师最大的障碍，如果每一次都能够注意到它的出现，并向病人作出解释，它就会成为最有用的盟友。
从治疗的角度来看问题，对移情的分析是一种纠正的经验，它会把创伤暴露出来并加以修复。弗洛伊德如果及时采取了行动，多娜可能早就看出来，他（其他许多的人也应该如此）与K先生不一样，他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她也不必害怕他们对她的感觉，也不必担心她对他们的感觉。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移情的分析是一种调查的办法和可以起证实作用的假设，可以推想不可解释的行为后面一些无意识的动机。
分析技巧的第二个要素后来成了弗洛伊德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就是释梦。尽管他没有能够看出多娜的梦是她向他移情的迹象，可是，5年来他一直在利用病人的梦来获取无意识的材料，而且很有成果，后来，他把释梦叫做“通往了解精神生活中无意识状态的成功之路”。
对梦有兴趣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远远不是第一个，在《释梦》一书中，他列举了115处对此话题的讨论。可是，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把梦看作低级荒唐和无意义的一些思想，认为它们的来源不是精神过程，而是一些干挠睡眠的肉体过程。弗洛伊德却认为，无意识不仅是清醒状态之外的一些想法和回忆，而且是被强制遗忘的一些痛苦感情和事件的积淀，他认为梦是在保护性的清醒自我不在岗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隐蔽的重要材料。
他提出假设，认为梦会满足一些愿望，否则我们就会醒过来，梦的基本作用是要使我们能够继续睡眠。有些梦满足简单的肉体需要。弗洛伊德在（释梦）中说，任何时候，只要他吃过很咸的食物，他在晚上就一定会感到口渴，而且梦到大口喝水。他还引证了一位学医的年轻同事的梦。他喜欢晚睡，有一天早晨，房东在门外喊他：“起床啦，佩皮斯先生！该去医院啦！”那天早晨，佩皮斯特别想留在床上，于是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位病人，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时，他对自己说：“我已经就在医院了，没有必要再到那里去了。”说着，扭头又睡。
可是，许多梦所满足的愿望却复杂得多，也更深奥。经常的情况是，深藏在无意识里的一些愿望威胁着要挣脱封闭状况，在睡眠的轻松状态下进入有意识状态，如果成功的话，它们会产生压抑，足以唤醒睡眠的人。为了保护睡眠，弗洛伊德假设，无意识的思维会把造成干扰的一些因素隐藏起来，再转换成相对不那么刺激的一些因素。梦的确是非常神秘的，因为它好像要讲述什么事情，而实际上却又不是那么回事。可是，通过自由联想，把我们能够记得起来的梦的内容想出来，我们或许就可以认出躲在后面的真正的内容，并制探我们自己无意识的思想。
弗洛伊德是在对自己的一个梦进行分析过后得出这个观点的。1895年7月，他做了一个梦，是关于他所治疗的一位名叫“艾玛”的少妇的。这个梦很复杂，弗洛伊德对它的分析很长（达11页之多）。简单来说，他是在一个大厅里遇见她的，客人们都到来了，并从她那儿得知，她的喉咙、胃和腹部都很疼，他担心他自己没有仔细地看病，可能疏乎地轻视了她的一些机体毛病。还有很多其它的细节，之后发现，他的朋友奥托，一位年轻的医生，曾用一支不清洁的注射器给艾玛打过针，而这就是她的毛病根源所在。
通过自由联想来追寻这个梦的许多构成部分的真实意义，弗洛伊德想起来，头一天，他曾见到过他的朋友奥斯卡·莱，他是位足医，认识艾玛，并曾对他说过：“她好些了，可还不是好到那样的程度。”弗洛伊德曾感到有点生气，他把这话当作掩盖起来的批评，认为他在艾码的治疗上只取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在梦中，他把奥斯卡转变成奥托，以掩盖这个事实，再把文玛剩下的精神症状变成生理毛病，让奥托来负这个责任——奥托跟自己不一样，他自己总是对针头这类的东西十分仔细的。下面是弗洛伊德的结论：
奥托事实上惹我生气过，他说艾玛的病并没有完全治好，因此，梦就让我去报复他，把责任都推回到他的头上。梦把我应该对艾玛负的责任推卸掉了，说这是因为其它一些因素造成的……梦代表了事物的一种特别的状态，是按我希望的样子表现出来的。因此，它的内容就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的动机就是一个愿望。
通过对自己的一些不那么高尚的动机进行残酷的自我检查，弗洛伊德发现了一个其价值不可比拟的技巧。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分析了一千多个病人的梦，并在《释梦》一书中报告说，这个方法是心理分析治疗和有关无意识思维的研究当中最为有用的工具之一。
使用心理分析方法来实现研究目的一直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它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自由联想引导病人和分析师去解释一个梦，可是，人们怎么能证明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呢？在少数几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有历史证据，即一个从梦的符号当中重构的创伤事实上出现过，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在弗洛伊德的艾玛之梦中，没有办法能够客观地证明，对梦的解析就是梦的真正内容。
然而，任何在治疗中解释过他自己的梦的人都会知道，总会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个震动，他会产生顿悟，产生灵现，产生一种突然摸索到了情感真实的感觉。到最后，梦的解析就会因为受解析者自己的反应而显得很真实——“啊！这一定就是真正的意义，因为它感觉起来就像是真的一样！”——而且因为这个反应使他或者她能捕捉引起梦的那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情况下，自由联想和梦的解析只不过引导他去了解到了突然的理解这类经验，并把他从一个严重的科学错误中解救出来。在他进行心理治疗的最早期间，他猜测到，性欲上面的麻烦问题往往处在大部分精神疾病的根基上面。他可能是从《时尚》杂志上得知这一点的。尽管维也纳社会当时在性欲问题上持假正经和虚伪的态度，可在医学及科学圈中，它却已经是一个很多人感兴趣的事情。里查德·冯克拉夫特·伊宾已经发表了很长的一篇有关性偏差的文章，人类学家也在报告世界各地一些民族的性习俗。
可是，这些著作都是关于成人性欲的，儿童被认为是天真、纯洁的，没有受到性欲望或者性经验的污染。可是，弗络伊德却不断地听病人在经过很大努力之后回忆起儿童时代的性感觉，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曾受到成人的性玩弄，他们的经历，从被抚弄到被强奸不等。歇斯底里是一个解脱的出口，很严重的精神病，恐惧和偏执是另外一些出口。这些有罪的成人是保姆、管家妇、家仆、教师、兄长——而且，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女性病人的情况下，还有父亲。
弗洛伊德深感迷惑，他认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发现。到1896年，在进行过五六年的催眠治疗和分析后，他在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和由伟大的克拉夫特·伊宾主持的当地精神病和神经学协会上，宣布了他所谓的引诱理论。这次讲座的反应平淡如水，克拉夫特·伊宾告诉他说：“听起来像是一篇科幻故事。”这次讲座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弗洛伊德感到自己被医学界所排挤，感到完全被孤立起来，推荐来的病人数量剧减。可是，尽管他有一阵子还坚守自己的发现，可最终自己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怀疑起自己的理论到底有没有效。
一方面，他自己在治疗一些曾挖掘出少年时代受到性戏弄回忆的病人时，只不过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事实上，有些他认为已经开始好转的人，病还没有治好就放弃治疗了。另外一方面，他越来越难相信父亲对女儿的倒错性行为普遍到了那种程度。由于在无意识当中没有无可争辩的真实指示出来，这些有关受引诱的回忆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这个想法真令人灰心丧气，他以为是一项重大发现和“几千年来一个老问题的治病良方”的东西竟然可能是个谬误。尽管到目前，他已经把家庭成员不断增多的家搬到了伯格斯19号一个宽敞的公寓里，而且进展非常顺利，可以享受一份安宁的生活，每年去一次意大利，可是，他还是有很多其它的原因使自己感到很压抑和焦躁不安。1896年，他父亲去世，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比预期的大得多（他感到自己“被连根拨起”）；布罗伊尔对他的一生帮助甚多，可不能够接受他越来越激进的精神病理论与治疗方法，他们之间的友谊分崩离析；尽管他在大学里一直担任着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位，虽然十多年来不拿工资，可这是份值得人尊敬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就没有被评为更受人尊敬的教授，否则会对他的事业大有帮助。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弗洛伊德的精神症状开始加剧，特别是他对钱的事情担心，对心脏病的担忧，挥之不去的死亡念头，还有对旅行的害怕，这使他不可能去参观罗马，尽管他极想去，但一想到这一点他又产生了无法解释的恐惧感。
1897年夏天，41岁的弗洛伊德开始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企图理解并解决掉自己的精神毛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在分析自己的一些梦的时候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可是现在，他每天耽于对自己的详细分析，非常卖力，非常有系统。笛卡儿、康德和詹姆斯——甚或还有苏格拉底——都曾检查过他们各自的意识思想，可只有弗洛伊德想到要去揭开自己的无意识思想的秘密。
自我分析在词汇上可能是个矛盾。一个人怎么可能指导又被指导呢？同时既是分析师又是被分析者？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病人也是治疗者，他这个病人是怎样把感觉传过去给自己的医师来分析的？可是，没有任何人受过这样的培训，或者有资格去当弗洛伊德的分析师，他只好自己来做了。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请威尔汉姆·弗里士来做他的代理分析师，因为他对威尔汉姆有很强的依赖感。弗里士虽然是位耳鼻喉科专家，可他也有很多方面的兴趣，包括心理学，还就此发展过自己的一些理论，有些理论非常不错，还有一些是神密和荒诞的。弗洛伊德经常和定期给弗里士写信，把他的研究和自我分析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告诉他，还不时地与他见面，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开会”——两人聚在一起两三天，激烈地讨论他或者弗里士的工作和理论。弗里士给弗洛伊德的回信不复存在，他们在聚会中的谈话也没有记录留下来。可是，一般相信，他在自我分析中是帮了忙的，或者至少，弗洛伊德在把自我分析的结果告诉一位可信赖的人的时候，是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的。
一连数年，弗洛伊德每天花时间用自由联想和对每天晚上做的梦的检查，来寻找隐藏的回忆、早期的经历和隐藏在每天的愿望、情感、说话走题和很小的记忆消失后面的一些动机。他要了解自己，并且通过他自己来理解全人类共通的心理现象。“这种分析比任何别的分析都要困难些，”他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对弗里士说，“可我相信，应该做这件事，而且也是我的工作当中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一次又一次，他以为已经做完了，哪知发现并非如此。一次又一次，他走入了死胡同，努力找寻一个出口——终于找到了，如他后来在一封信中所言：
在我的内心，我现在体会到了我自己作为第三方看到在我的病人身上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一天接一天，我陷入情绪的谷底，因为这天的梦、幻想或者情绪我一点也没有理解，可在别的日子里，当一束亮光把一种连贯带到图景之中时，以前消失的一切又一次作为目前的铺垫而显示出来。
毫不奇怪，这工作很难做。他是在揭示他自己的“粪堆”，如他所言，是一些因为令人难堪或者会产生内疚感而深藏起来的记忆，比如他在儿童期对一位兄弟的妒嫉（他在摇篮期就死掉了，从而在弗洛伊德的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内疚感），他对父亲又恨又爱的矛盾感情，而且特别是有一个时期，约在两岁半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母亲光着身子，而且自己有了性冲动。
欧内斯特·琼斯在他为弗洛伊德写的一篇划时代的传记中说，这次自我分析并没有产生什么神奇的效果，弗洛伊德的精神毛病和对弗里士的依赖，实际上在一些令人烦心的材料曝光出来的头一年左右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可是，到1899年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症状有了很大的好转，感觉比四五年以前好多了。到1900年，这个任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不过，在他后来的一辈子当中，他还是坚持把每天最后半个小时用来分析自己的情绪和体验。
这次自我分析，据大多数弗洛伊德研究学者的说法，尽管不太完善，可产生了很多个人好处，而且得出了一个更大的成果。弗洛伊德通过这个方法形成了很多有关人类本质的系列理论，或者确证了他与病人在一起时体会到的一些理论。
这些理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儿童，哪怕是在其早年，的确就存在很强烈的性感觉，他们特别容易包含受到父或母的性吸引，通常都是与自己性别相反的父或母。可是，儿童感觉到，这些欲望和幻想在父母和别的成人眼中是如此的邪恶，以致于他们只得将这些东西深理进无意识之下，并忘记掉自己曾经有过这些冲动或者欲望。
现在，弗洛伊德终于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都说自己在儿童时期受到过引诱。他们所揭示出来的“记忆”是一些儿童期的幻想，而不是事实上的引诱。他一直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是没有前进到可以探索精神真实的地步。杰弗里·梅森宣称，弗洛伊德放弃了他的引诱理论，是因为它得罪了他的医生同行们，而且于营业不利。可是，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发现他的新儿童性欲和乱伦欲望理论比引诱理论更令人产生敌意。当时，弗洛伊德尽管对钱有所顾忌，尽管有孤立感，还有他希望得到尊重的欲望，还是感到非把真实情况公布出来不可，而且也的确这么做了，一部分是在1900年发表的，1905年更全面地发表了这个主张。
到1900为止，他已经不止发明了一种新的精神疗法和发现了儿童期性欲。他还研究出了一系列高度连贯的人类心理学理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心理学都在内。尽管他吸取了一些心理学家最新的发现和一些观点（法国心理学家彼尔·热内甚至可以起诉弗洛伊德剽窃他所谓的“潜意识”观点），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当中很有创意的部分——而且绝大部分就是的——都是来自他对自己和病人的思想通过一种形式的探索而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史上没有任何人超过他。
动力心理学：早期的陈述
使弗洛伊德极为出名，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理论，描述的是纯粹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过程。弗洛伊德曾经是机械生理学的门徒之一，这种理论把所有的精神现象都说成是可以使用，或者以后可以用生理学术语来解释的。直到他放弃了这个观点之后，他自己才有了重大的发现。
弗洛伊德在转入催眠疗法和心理分析法以后，曾依附过生理学的一些理论。1895年，即他和布罗伊尔发表主要用生理学方法探讨歇斯底里症的《癔病的研究》的那一年，他起草了8页的“科学心理学项目”的草稿，在这份草稿里，他雄心勃勃地要利用在大脑里发生的生理学现象来解释精神过程。虽然他的“项目”当中包含了他自己的一系列刚露芽的心理学理论，可是，它解释这些理论所用的术语却都只是下面这些物理学上的术语，如运动法则、神经元当中的神经激发数量、这种能量的惯性，或者释放，释放的通道，以及能量守恒的原则。
弗洛伊德把草稿送给弗里士，可他自己却狠劲地批评它，而且还没有写完。他发现，神经科学还没有先进到可以使用这种方法的程度，跟威廉·詹姆斯一样，他感觉到，心理学在目前还只能以心理学的方法去对付思想和感情。弗洛伊德在把他的“项目”寄出去之前写信给弗里士说：“我再也不能理解我借之筹划出来的思维状态……它好像就是纯粹的胡言乱语。”几年以后，他又说：
我一点也不想让心理学就这样悬在空中，没有一个有机的基础。可是，在这个确认的感觉（即应该有这样一个基础存在在那里的）之外，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理论上的也好，治疗方法上的也好，都没有，无法借此进行工作，因此，我只好假装自己所面对的仅仅就是心理学上的因素。
尽管他放弃了找出一个统一理论的努力，他还是没有回到以前的传统二元论调上，即意识是一种与肉体分开、也各不相同的物质。他经常使用Seele这个词，在正式出版的作品中，他把这个词翻译成了“灵魂”，可是，这个词在德语中有很多意思，心理分析家布伦诺·贝特尔海姆曾很有说服力地说，弗洛伊德的意思实际上是指“精神”，即一个人的精神和感情方面，或者简单地说，思维和情感的整体作用。弗洛伊德一辈子都坚信，思维的任何哪一方面都不可能与大脑分开而独立存在，而且，其神经元中的生理过程是思想现象的材料。同样，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彻底的决定论者，他相信，每种精神活动都有其根源，自由意志只不过是个错觉。
弗洛伊德放弃了在生理学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精神活动的理论的努力，这之后，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仅仅5年时间内（1895－1900），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心理疗法，并形成了若干有关人类心理学的革命性理论。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会对这些理论进行扩充、修正和增补，但是，假若他1900以后什么也没有做，对心理学也会带来一个新的景象。他有关意识的理论散见于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各种文章里，其主要内容如下：
动力无意识：弗洛伊德之前的心理学家们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研究和理论归纳，都是解决意识精神过程的，比如感知、记忆、判断和学习。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和西方文化所做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套有关无意识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关键作用的理论。欧内斯特·琼斯说，一般认为，这是他对科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确切地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发现了无意识。两个世纪以来，思想家们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从理性主义者莱布尼兹，到19世纪的催眠大师们，从浪漫主义运动中的诗人和哲学家到亥姆霍兹，到沃兹堡学派的成员们和威廉·詹姆斯。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人都只是把无意识看作是一个存储器，一个存放经验和信息的仓库，等待着被人调用。弗洛伊德经常把这个相对蛰伏但又很容易进入的精神生活区域叫做“潜意识”，并认为它与无意识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在弗洛伊德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特别是催眠大师们的作品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线索，说是无意识在人的精神生活当中起一种积极的作用。还有些人甚至把“动力学”这个词运用到上面了。弗洛伊德采纳了这些思想，并以他的临床经验和自我分析为基础，把它们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他认为，意识有三种功能层次：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最后一种是最大也最有影响的一部分。它远非一种处于不活跃状态的材料仓库，而且一个极活跃的区域，而且是非常有力的原始驱动力及被禁止的欲求，它们会对有意识的思维不断造成压力，其形式是掩蔽的或者变形的，因而也促成和决定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行为。
这一点，在弗洛伊德的临床工作当中已经是很清楚明白的了。他的精神病人在接受分析之前的思维和行为，都是受他们自己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也无法掌握的一些力量所控制的。心理分析的目的，乃是要给病人的“自我”、“自行决断的自由”。这并不是说要有自由意志，而是要了解自己的无意识动机，并使自己处在一个可以由有意识的思想作出选择决断的状态里。
弗洛伊德慢慢相信，对精神病人适用的东西，对正常人也同样适用。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他们不可为人接受的欲望，藏在清醒头脑之外的那些东西，都转变成了可为人接受的行动方式。因此一来，健康的行为，如同病态的行为一样，都在很大程度上由无意识的力量来促发和引导。
原初过程及二级过程：
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无意识思维不仅仅只是我们用来羁押思维当中原初和不成熟部分的不可忍受的思想和欲望的地方。他把发生在这里面的精神过程叫做“原初过程”，它们是要通过行为，或者，在这些行为因为现实世界的力量而受阻的时候，通过像儿童时期的引诱概念或者梦想这类幻想来打破禁忌，实现愿望。无意识的内容虽然不是来自现实世界，却是促使我们行动的精神现实。
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得知，不能按那些不受控制的原初过程的催促来行动。我们得知哪些是在现实世界里可以被接受，可以成功实现的，哪些不能。有意识的思维操作的方式，是按照“二级过程”来进行的，即我们构想并实现一些满足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一些欲求的办法时所需要的那些思想、认知和解决问题的精神活动。
快乐原则：
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人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趋乐避苦所致。弗洛伊德把这种理论归入他的无意识理论里去，但改变了其重心。他说，整个精神机关的基本促进动力，来自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或者没有得到平息的激动——一个释放由此而产生的未满足感（不快）的愿望，从而消解紧张，得到快乐。在早期，弗洛伊德把它叫做“不快乐原则”，可后来重新命名为“快乐原则”，这个标签后来成为心理学词汇的一部分。
“快乐和不快乐原则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是最基本的概念，”琼斯说。“它自动调节精神贯注的过程。”“精神贯注”在弗洛伊德的写作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这个词是标准版的译者詹姆斯·斯特雷奇根据弗格伊德所用的Besetzung这个德语词改制的，原来的意思是“全神贯注”或者“充满”，弗洛伊德用这个词表示“精神能量的装载”，或者，按后来的说法，是“情感投入”。
饥饿是一个典型的愿望。当原初思想（想象食物，梦见食物）不能达成画饼充饥的效果时，二级过程思维便会接过驱除苦痛的任务，会神贯注或者精神能量会被转移到现实世界的活动上去，如购买食物，烧制食品等，这些活动过一阵子就能排除饥饿感，并带来轻松快乐。因此，原初过程是按快乐原则来行事的，而二级过程是按现实原则行事的。可是，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补充的那样：
用现实原则来替代快乐原则，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掉快乐原则，而是它的防护。一种暂时的快乐，由于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愿望的那些结果），会被放弃掉，可只是为了便于顺着这个新的路径在稍后一点的时间里获取确定的快乐。
性欲：俄狄浦斯情结：
尽管弗洛伊德有关性欲的一些思想直到1900年以后才初具成熟的形式，或者在他的系统里才开始显示出重要性，可是，我们知道，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慢慢地相信，性欲驱动力是最威猛的力量之一，它甚至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正常人格和精神病人格的形成过程当中都起很大的作用。
他认为，这个驱动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儿童时期，它通常因为原初过程而导向异性的父母。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把这些驱动力叫做俄狄浦斯，因为在希腊神话中，这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杀了亲父并娶了生身母亲。在小男孩中，这种导向母亲的性驱动力伴随着对父亲这个情敌的仇视，还有甩掉他的恶劣愿望。可是，通过现实的二级过程思想，这个孩子认识到，他的父亲远较他为强，在彼此的争斗中父亲必赢无疑，而且，俄狄浦斯式的愿望包含了很严重的危险。结果，这种愿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不可忍受的焦虑。弗洛伊德直到1910年才把这个东西叫做“俄狄浦斯情结”，可在90年代末期给弗里士的一些信件当中，他已经开始把这个类比引向俄狄浦斯神话了，在1900的《释梦》中，他已经以简单的形式公开论及这个理论了。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人类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把最初的性冲动导向我们的母亲，并把最初的仇恨和我们最开始的谋杀愿望导向我们的父亲，这也许”——他后来把“也许”砍掉了——“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我们的梦告诉我们，事情就是这样的。”后来，他又形成了有关女孩子当中一些不同但类似现象的理论。
抑制：
为了排遣俄狄浦斯情结造成的焦虑。孩子只好抑制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把它们藏在无意识里。抑制是思维最重要和最紧要的机制，是精神自我防范的基本方式，以避免由于原初愿望和会在现实世界里受到伤害的担心而产生的焦虑引起的冲突。琼斯说：“它可能很确定地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最为重要和富于创造性的贡献。”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弗络伊德会把俄狄浦斯情结及其通过抑制来解决问题的理论扩展开，使其成为儿童成长理论中的核心。
衡定原则：
虽然弗洛伊德不再用生理学术语来解释心理过程，可是，他仍然相信，亥姆霍兹的能量守衡原则——任何一个封闭系统中的能量总和为常数——可以应用到精神现象当中去。如他和布罗伊尔在《癔病的研究》中所说的：“在这样一个有机体内，存在一个使脑内激发保持为常数的倾向。”当一些事件引发过多的激发时，比如发生了某件使我们很生气的事情时，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来消解这种愤怒，以保持我们正常的激发平衡。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由二级过程思维所管束——或者有时候是突破它——的原初过程思想发生作用的结果。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
“当俾斯麦必须在国王面前压抑他的愤怒时，过后他往往把一只昂贵的花瓶摔到地上泄愤。”
衡定原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本信条，这是他对精神病和其它一些现象的解释中最基本的部分。其它的一些现象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位移。由于精神激发保持为一个衡定的总量，如果在一个思想当中受到了削减，它会在另一个相关的想法当中增补回来。它是被“移了位”。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依靠这个概念来解释精神症状和梦想，在这两种例子里，得不到允许的一些愿望中蓄积的能量被移位至一个允许的活动中去了。以后，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到“升华”的解释中去——即，用积极的方式将没有能够实现或者受到压抑的一些愿望中的能量去从事建设性的活动。例如，敌对的冲动，可以重新导入为了获取成功而进行的努力。弗洛伊德一向善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或者文学例子来说明问题，他在这里引用了海涅想象上帝解释创造的一首诗：
创造之冲动
源根于病痛；
借由创造，我康复；
借由创造，我硕健。
成功
1900年，尽管已经完成了他的自我分析，已经年届44的弗洛伊德却有很多原因感到元气大泄，颇不如意。他原指望自己的得意之作《释梦》会哄动一时，可后来，他说：“这样的见解命当如此，可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然而，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即1899年12月，虽然听到一些恭维话，在维也纳还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评论，而在别的地方却没有丝毫反应。从商业角度看，这本书亏成了无底洞，6年时间只卖出去351本。
弗洛伊德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感到无人问津，孤立无援。他的门诊业务，原指望这本书会有所帮助的，哪知还是要死不活，他仍然遭受着害怕贫穷的痛苦。他与布罗伊尔的友谊早就断了线，他对弗里士作为自己的密友、支持者、合作人和偶象的、非常热切的亲密和无法独立的依赖也在崩溃之中。在他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曾仔细地分析了他对弗里士近乎崇拜的感情，发现这里面有几乎精神病的倾向和一种掩盖起来的、含有同性恋成分的因素在里面。当自我分析使弗络伊德从对弗里士的情感依赖中解脱出来的时候，后者变得很容易激怒，经常是鸡蛋里面挑骨头。1900年8月的一次大会上，他们彼此疯狂地攻击对方的观点，弗里士告诉弗洛伊德说，他怀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研究有什么价值。他们再也没有碰过面，他们通信往来的热情也逐渐消失。几年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突然间完全终结，当时，弗里士谴责弗洛伊德把他尚未出版的万有遗传双性论理论透露给哲学家奥托·魏宁格（他然后在出版物中使用了这些观点），而又没有指明这是弗里士的观点。
但是，从这年起，弗洛伊德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了。1902年，他终于被提升为维也纳大学的特命教授，他余下来的一生都是以弗洛伊德教授闻名于天下的。这项荣誉来得是迟了些，可是，从名分上和实际上都还是雪里送炭，使他受益不浅的。
也是在这一年，维也纳的一位医生威尔汉姆·斯特克尔给弗洛伊德出了个主意，这人曾患阳萎，被弗洛伊德治好了。他建议弗洛伊德每周开一次晚会，让一些对他的工作有兴趣的同事来参加。弗洛伊德喜欢这个主意，向其他3位医生发出了邀请函。1902年秋天，这5位把自己叫做“星期三心理学会”的医生开始在弗洛伊德的办公室内定期碰面。一位成员交一份论文，之后，几个人一边喝咖啡用茶点，一边讨论这篇论文和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和疗法。按其中一位成员的说法：“最初几年，这屋子里有某种宗教盟誓的气氛。弗洛伊德自己是它的新教主和预言家，他使当时心理学调查当中的一些方法流于肤浅。”
这个团体慢慢成长起来，它早期的成员包括奥托·兰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山达·弗伦茨和欧内斯特·琼斯，后来注定都成了心理学运动中的大腕。到1906年，共有17名成员，两年后，这个不断成长的团体组成了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不过已经分出了教派，争吵不断。这时期，在欧洲和美洲也冒出了许多类似的学会，到1910年，在纽伦堡的一次大会上，国际心理分析协会也成立了。
弗洛伊德的教授地位和组建星期三心理学会的工作，使他在门诊业务和收入上都获得了丰收。他单独开了一个办公套间，与他家宽敞的住宅完全分开。他开始收藏罗马和希腊小雕像及他喜爱的其它一些古董，把它们摆放在视线所及的桌子上，他自己就坐在病人的躺椅靠头那一边的后面。他现在还有钱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过更豪华的度假生活。他习惯于非常努力地工作9个月，再休3个月的暑假。他与全家——玛莎、他们的6个孩子、玛莎末嫁的姐妹明娜——一起先到山区度过假期的前面一部分。尽管他在照片里显得神情严肃，甚至目光可惧——有人说他的眼神有穿透力，还说他颐指气使——可在私人生活当中，他可以是个热情、豁达散荡、不拘小节的人，度假的时候还背一个背包，穿上远足衣和长靴，带着稍大些的孩子们行走在森林里，爬山，找蘑菇，还钓鱼。这样过几个星期之后，他会离开家人去到意大利，拜访罗马市，这也是他自我分析的成果之一。玛莎不跟他一起去，弗洛伊德是个很保守的维也纳中产阶级家长，他的妻子是个家庭女主人，她惟一的人生目的就是要为“我们亲爱的家长”服务。她保持住了安宁与次序，让弗洛伊德从烦琐的俗务中解脱出来，替他整理衣物，甚至为他把牙膏挤在他的牙刷上。有这样的支持，怪不得弗洛伊德这位特别喜欢工作的人会取得如此多的成就。尽管他每天看病长达八九个小时，可是，他在晚上和周末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他一生的心理学作品共有23大卷。
弗洛伊德在新世纪头几年完成了大小不一的许多著述，其中有两部特别重要，一部使他声名大噪，另一部令他恶名昭彰。
第一部是1901年发表的《普通心理病理学》。它谈论的是诸如遗忘、说话走嘴和做事笨手笨脚这些话题，弗洛伊德认为这些不光是一些小毛病，而是有非常重要的无意识原因的。尽管该书的目的非常严肃，可是，满篇都是从弗洛伊德自己的生活、病人的生活和从报刊及其它来源收集到的许多逗笑的材料。有个例子是弗洛伊德最喜欢举出来的，他后来在其它一些作品中也引用过的。说是，奥地利国会众议院的主席知道，特别召集的一次会议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因此暗地里希望它早点结束，会议开始时，他正式宣布：“先生们，我注意到占合法大多数的出席者已经到场，因此我宣布，会议到此结束！”《普通心理病理学》成了弗洛伊德最为畅销的书，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出了11版，并且翻译成了12种外语。
第二部著作《性学三论》是1905年出版的。这部著作在把性描述为人类行为当中最为根本的力量时，比以前的作品走得更远。第一篇论及性错乱行为，认为这是不完整或者扭曲成长的后果。第二篇论及婴儿性欲，这篇文章进一步扩展了弗洛伊德早年对这个课题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所有的人生而具有倒错的潜能，只是在健康的成长中，这种倒错欲被控制了而已。第三篇文章讲青春期性欲和因解剖学差别而形成的男性人格与女性人格的差异。
《性学三论》里有很多显明的细节，书中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思想触犯了欧洲和美洲的中产阶级中一些思维受约束的小镇居民们。弗洛伊德被称为思想肮脏的泛性论者和“维也纳的浪荡子”，他写的书被定性为“色情作品”，是对儿童纯洁本性的玷污。按琼斯1955年的说法：“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声名大败，非难雀起，到现在仍然如此，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本书被认为是对儿童天真无邪的诽谤。”可是，该书却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在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人们广泛地讨论此书，再版了好几次，并被翻译成9种外语。詹姆斯·斯特雷奇说，这本书，连同《释梦》一书，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知识领域最为重要和最具开创性的贡献”。3年之后，弗洛伊德接受了一项邀请，准备去充当心理学大会的主讲人，该活动是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对他个人和他的工作第一次的肯定。他接受了邀请，去了麻省的沃切斯特市，同行的还有两位同事，圣多尔·弗伦兹和卡尔·荣格，并在由处于领导地位的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组成的听众面前宣读了5篇论文，论题涉及心理分析学历史、其主要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有一些听众觉得这些材料大不敬（著名医师威尔·迈克尔说弗洛伊德是个“肮脏可恶的家伙”，一位加拿大校长说，弗洛伊德好像是要提倡“回归到野蛮状态”），可是，大多数听众，包括威廉·詹姆斯在内，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演讲在各家日报和《国家报》的讨论中受到好评，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使弗洛伊德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这次会议以后，弗洛伊德名声鹊起。
并不是说，这就给他带来了片刻安宁。弗洛伊德是个骄傲、敏感、倔犟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跟其他许多伟大的开拓者一样，他埋头扎入由他开创的这个运动之中，企图控制这个运动之内因为理论和治疗方法而产生的纷争。他好像感觉到，维也纳心理学会不应该以一视同仁的方法来运行，而应该分成层次来，这个态度对一个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可是，这个观点也许还是合理的，因为一个有了很多发现的人肯定希望保护这些发现，使它们免遭扭曲和玷染。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些争斗，因此而产生的一些裂痕，一直就是心理分析学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个模式也许只是其开创者人格特征在一个机构中的反映。弗洛伊德曾是布罗伊尔，然后又是弗里士的密友，可后来，他们的友谊都冷淡下来，而且，在别人发展出一套与他自己不同的理论时，彼此间竟恶语相向，直到不相往来，他与两个人的情况都是如此。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与最亲密的门徒和同事间都出现了类似的裂痕。
阿尔弗莱德·阿德勒慢慢认识到，影响儿童成长的最主要的一些因素，与他或她在家庭中的位置有关，与父母的育儿方式也有关系。如果这些位置和方式有造成病态的倾向时，它们会在儿童身上形成“自卑情绪”，从而导致希望进行补偿的行为。阿德勒对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在性格形成和精神病的发作当中所起的作用的观点不敢苟同，他认为，打个比方说，女性的性格并不是因为阴茎缺失造成的，相比对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嫉妒要弱得多，而且，男孩在约5岁时的冲突，在俄狄浦斯情绪上的根源相比他的竞争渴望和无权的感觉要浅得多。阿德勒与企图用自己的理论来包容阿德勒理论，而又不成功的弗洛伊德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之后，与其他几个门徒于1911年退出了维也纳学会，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学会。
瑞士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有关精神病的性欲起源的重要理论。他认为，精神病是当前调节不良的表现，而不是婴儿期或儿童期的创伤由起的疾病。荣格还坚信宗教和神秘主义的信条，相信所有人共有的“集体无意识”精神现象。这些学说是他和弗洛伊德之间产生争论的根源。荣格曾经是弗洛伊德热切的信徒，可是，他慢慢地退了出来，1914年，他从弗洛伊德运动中正式分裂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
奥托·兰克在许多年里一直都是弗络伊德的忠实信徒和亲密助手，他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认为焦虑的主要根源是出生的创伤，男性性渴望是希望重返子宫的欲望。弗洛伊德希望用自己的观点来调和兰克的观点，但没有成功，两人的关系开始紧张，最后于1926年结束了。
有一次，在弗洛伊德家的餐桌上，大家谈到了他无法团结信徒这个话题，弗洛伊德的一位姑姑说：“你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了解别人。”
可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些令人不快的日子里，弗洛伊德还跟以前一样高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清苦的生活，以及因之出现的社会混乱使他的业务急剧下降，而战后的通胀把他一辈子存的钱都吞掉了。
他继续通过与病人进行的临床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并通过信函和国际会议与同行们交流思想，不过，他再也没有与任何人进行与他和布罗伊尔或者弗里士那样的合作。他不断地通过文章、病案史和著述来丰富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
当然，弗洛伊德心理学只是人类心理学的一部分，弗洛伊德自己也是这么看的。这门学问并不关心所有那些似乎是作为进化和文化最高成就的、有意识的学习过程、推理过程、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创造性。关于行为主义理论，关于严格以外部探索的方法来解决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它也只字不提，而对于20年代风行美国各大学心理学系的东西，弗洛伊德本人在一个脚注中说完全不予考虑。
弗洛伊德心理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完全内窥的方式和好像没有时间的方式来探索的，它与发生在他周围世界里的那么多东西形成鲜明对照。电能、内燃机、汽车和飞机、电话和无线电，都在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模式；战争和革命摧毁了帝国，孕育了新的民主和独裁政体；等级结构和家庭生活的维多利亚基础分崩离析，并导致更广泛的选举权、社会流动性、女权和离婚。在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里，弗洛伊德还是专注于原初和永恒的内在真理：性欲和其它的本能，它们与外部世界要求之间的冲突，儿童期的事件及其对他们的人格和情感造成的影响。
然而，也许因为社会变化的速度，因为传统的解体，因为突然出现了令人困惑的一系列社会选择，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反而特别令人着迷，尤其是在美国（除开学术界和行为主义论者的圈子外）。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它陈述了人性中不变的一些方面，在一个极重物质利益和实用科学的时代，它强调了人的一些精神现象——欲求、挫折、良心、道德价值；面对一个强调个人主义和乐观精神的文化中，它指明了行为当中的个人禀性，并提出了一些理论和疗法，借此支持人可以改变自身而向善这一观点。
不管出自什么原因，心理分析学作为一种疗法和一种心理学获得了成功，弗洛伊德本人的名声也自1909年起扶摇直上，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达顶峰。他的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了。尽管只有很少的人真正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但是，每一位读过书的人照理都知道他是谁。他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常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许多著名的学者都给他写信或者找机会攀龙附风。媒体业巨头试图以他的名字和声誉大捞一把。1924年，审理里昂波德和里欧波谋杀案的时候，《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人罗伯特·麦克哥米克上校出资25000美元，请弗洛伊德到芝加哥来分析这两位年轻的谋杀犯，可弗洛伊德拒绝了。萨缪尔·高德温提出给弗洛伊德10万美元来帮他制作一些描述历史上著名的爱情故事的电影，弗洛伊德的答复使自己的名字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弗洛伊德婉拒高德温。维也纳心理分析大师对高额电影协作款不动声色”。弗洛伊德对这些显赫声名兴趣不大，可是，1930年他被授予哥德奖的时候，他说那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人生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