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点受到当时心理学家们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意识天生就能解释其感知。他们用天生论观点解释的一个关键的功能，就是来自眼睛的两个图象合并起来形成了一单个三维图象。有些人说，视网膜上的每个点都接受同样多的信息，正如另一个视网膜上相应的点一样，而且，两根视觉神经因此就把图象合并起来形成了一个图象。一位反对亥姆霍兹观点的人说，每个视网膜都有天生的“符号”，可以区别高度、左右方向，以及深度，因而使神经系统可以在到达大脑前将图象合并起来。
亥姆霍兹驳斥了这种看法。他写道，先天论是“一种非必然的推想”；它依赖无法证明的假设，而且对实验理论可证实的事实没有作出任何贡献。他用来证实经验就是一些使我们能够把成对的图象作为一个单一的图象来感知的东西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立体镜。这个仪器是1833年由查尔斯·惠斯通发明的，通过这个仪器，观察的人看到的不是两个同等的图象，而是两个从稍有不同的角度取来的稍为不同的图象。这些图象投射在视网膜上，因此并不能够形成点对点的偶合，可是如果一个新来的观察者在立体镜里面看一阵子后，他或者她突然看到一个图象——三维的图象。两种并非等同的图象的合并得出了一个与任何一个图象都不同的图象，这是发生在大脑里的经验导致的结果。
最后，亥姆霍兹并没有完全击败反对者，先天论以一种或另一种掩护存活下来，包括格式塔心理学和更近时期的基因心理学和对气质的分析。可是，自亥姆霍兹时代以后的心理学主流大部分都是实证主义和实验性的。他本人认为自己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可是，他将会吃惊地发现，他对心理学产生的深远影响超过了他对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贡献。
心理物理学：费希纳
正当通情达理、正常而年轻的亥姆霍兹开始积累大量证据，证明他自己对神经及心理现象的机械主义观点时，莱比锡大学一位富于幻想和神经质的中年教授也在努力工作，他要证明，宇宙内所有的人、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物质和灵魂构成的。居士塔夫·西奥多·费希纳（1801－1887）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不过，在收集数据来显示刺激（物质世界）和所得的感觉（意识或者灵魂的世界）之间的数学关系时——他认为这种关系可以证明他的泛心灵哲学——他却发展出了一套研究方法，自他以后的实验心理学家都使用这个方法来发展他所要证明无效的物质主义心理学。
费希纳出生于德国东南部的一个村庄里，他父亲是村里的牧师。这位父亲把宗教信仰与坚定不移的科学观结合了起来，正如他的儿子一样。他用上帝的语言布道，却使村里人大惑不解，因为他在教堂的尖顶上安装了一根避雷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份小心谨慎是对上帝信心不足的表现。上帝难道说连他自己也保护不了吗？
费希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了医学，可是，1822年，拿到学位后，他的兴趣转到了物理学和数学上。有好几年他通过把一系列用法语写的物理学及化学手册翻译成德文来养活自己。几年之内，费希纳共翻译了九千多页，之后，从1824年起，他开始在大学讲授物理学，在电流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并写作了无数的专业文章。这种忙碌的节奏使他在物理学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开始出现头疼病，并一阵阵子失去了对思想的控制，这使他经常心醉神迷地忙于一大堆琐屑之事。
尽管他只有30出头而且是飞黄腾达之时——他于1833年结婚并于1834年获得全职教授职位——可是，他的身体状况却持续恶化。“我无法入睡，身心疲劳，不能思想，甚至引起我失去了对人生的信心”，他后来评述这一时期的生活。他去温泉浴场寻求治疗，可没有效果。然后，他想通过研究余象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心理学研究——中途，他戴着太阳镜长时间观测太阳。他对余象的研究得到认可——亥姆霍兹，如我们所知的，使用到了他的一些数据——可是，作为观察的结果，费希纳患上了严重的恐光症，情感全线崩溃。
费希纳几乎就失明了，他在暗室里让自己避光，忍受着疼痛、情感压抑、无法排遣的无聊和严重的消化道毛病的折磨。（他从大学退休了，尽管只教了几年书，可还是得到了一笔养老金。）在他3年病痛生活的最低点，他把自己的房子漆成黑色，白天黑夜呆在里面，什么人也不见。各种泄药、冲浪治疗、催眠术、两种休克治疗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还是反复不断地为琐事所烦扰；另外，他还受到两种感觉的折磨，一方面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很接近发现这个世界的秘密而喜悦，另一方面又因为得用科学方法来证明这些秘密的正确性而担心。
最终，他自己慢慢好起来了，过了一阵子后，他就可看见东西而且眼睛不疼，而且还能与人讲话。他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第一次到花园去散步时，花儿看上去更明亮，色彩更鲜艳，比以前更美丽，他感觉到自己对这些东西施予了内在的光，他立即就抓住了这一点的意义：
我毫不怀疑我已经发现了花朵的灵魂，并以我极奇怪的、受到魔力影响的情绪想到：这是躲藏在这个世界的隔板之后的花园。整个地球和它的球体本身只是这个花园周围的一道篱笆，是为了挡住仍然在外面等待着的人们。
费希纳不久写了一本书，讨论植物的精神生活，在余下的几年里，他寻找办法来宣传自己的泛灵论，即意识与物质在整个世界里是共同存在的。
正是这个神秘的信仰使费希纳进行他那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心理学的。1850年10月22日的早晨，他躺在床上考虑如何向机械论者证明，意识和肉体是一个基本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这时，一道灵光一闪：如果他可以显示在刺激的力量与他们产生的感觉强度之间存在数学关系，则他就显示了灵肉的统一。
或者在费希纳看来是这样的。这个推理的逻辑也许会逃过非神秘主义者。可是，他倒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效和重要的问题，即意识感知外部世界的准确性：刺激的强度与它产生的感觉之间是否存在前后一致的数学关系？从直觉上来说，可能是这样的：光线越亮，我们看上去就越觉得亮。可是，如果你让光的亮度翻一倍，感觉的强度是否也强一倍呢？或者某种别的、好像是真实的关系存在着呢？
费希纳接受过物理学和数学的训练，他感觉到，当刺激的强度增大时，它应该要求更大的差别（绝对值上的差别）来产生一定大小的感觉增大。从数学上来说，刺激在长度上的几何增大会导致感觉的算术增大。一项临时的示意：按照传递到耳朵上的能量，一阵雷声的响声比日常谈话的声音要响好多倍；按分贝——分贝是指人耳能够分辨的最小响度差别——来说，它只是响两倍而已。
为了通过实验确立他的直觉，费希纳得解决一个看上去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可以很容易地测量刺激强度，可是感觉是个主观的东西，而且无法测量。可是，他推想，尽管他不能直接地观察和测量感觉，但他可以通过灵敏度的指导而间接地做到。他可以确定在感觉者刚刚能够注意到的、任何水平上最小的刺激力量增大。因为“刚刚能够注意到”在任何水平上都意味着同一个东西，这将是一个感觉的测量单位，借此可以与产生这种意识所必需的刺激的增加进行比较。
费希纳后来说，他不是从韦柏那里得到这个想法的，尽管韦柏是自己以前的老师，他在“刚好能够注意到的差别”上所做的工作几年以前就发表了。可是，他迅速意识到，他会使用到韦柏定律的推广形式。韦柏已经发现两项刚刚能够注意到的差别刺激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常数，不管这种刺激的大小如何。费希纳却说，尽管两项刺激之间绝对的差别随着刺激的强度增大而增大，可感觉者对一种刚刚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的感觉却仍然是一样的。
费希纳后来写道，想象一下，你用太阳镜看着天空，并在刚刚可以注意到的天空的背景上挑一片云来看。然后，你戴上一副黑得多的眼镜；云彩没有消失，但几乎只能够注意到：因为，尽管强度的绝对水平在透过黑镜片的过滤后会低得多，但云彩与天空之间的强度比却没有变。
为了表达刺激强度与感觉强度之间的关系，费希纳从数学上转变了韦柏定律，重新加以调整然后写出来：
S＝k log R，
这意思是说，在英语中，分段式的感觉强度增大是刺激强度翻倍的结果（乘以某个比率或者系数）。费希纳拼命要把这份荣誉还给他以前的老师，因此，他把这个公式称作韦柏定律——是他本人给韦柏的公式和他自己的公式命名的——可是，后来的心理学家按照这些公式各自的归属把修改后的公式叫作费希纳定律。
费希纳余下的9年花在辛苦的实验工作当中，收集着大量能够确证这个定律的数据。尽管他的性格当中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和诗人的气息，可在实验中，他是一位有强制力和严厉的研究者的榜样。他不知疲劳地让受试者们举起重物，注视光源，听各种杂音和音调，观察彩色样本等等，并宣布它们是不同的或是同样的。在这些年里，他对每种刺激的强度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实验，使用到了测量这些判断的三种方法。仅在这些方法中的一种里面，他便列出了24576种判断的表格和计算结果。他认为，第一次系统地探索物理和心理学王国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科学专业，因此命名为“心理物理学”。
在他使用过的三种实验测量方法当中，他从前人那里借来了两种并使之完善，然后自己发明了第三种。直到当时为止，没有人曾使用过这种极仔细、可能准确控制和数量测量方法来探索心理学的反应。他的方法很快就被广泛接受，而且在今天心理学的每一个实验室里还在经常使用着。
一种是极限的方法，费希纳本人管它叫“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法”。为了确定一个刺激的临界值，实验者一次提供一个刺激，从最低的量开始逐渐加大强度，直到受试者可以感受到刺激为止为了确定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实验者提供一个“标准的”刺缴和一个“比较用的”刺激，以小幅度增大两种之间的差别，直到受试者说可以感觉到为止。
第二个方法是常量刺激法，费希纳本人叫它“正确和错误情况法”。实验者一次又一次提供等量的刺激——在临界值上的单个刺激或者成对相似的刺激。受试者回答说“有了”（意思是说，他感受到了它，或者两者有了不同），或者说“没有”（表示他没有感觉到，或者两个刺缴没有什么不同。）受试者的回答得出平均值，而这些平均值会指明，在任何指定的刺激水平，或者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别上，受试者有没有可能会感觉到这些刺激，或者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别。
第三个方法，即费希纳本人的创造性的贡献，叫作调节法，他把它叫做“平均错误法”。实验者或者受试者调节比较刺激，直到它好像（对受试者来说）与标准刺激相等。这边或者那边总是会有一些错误存在的，不管多么微小。每一次错误都记录下来，许多次试验过后，把平均错误加起来，它也是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的尺度。这个方法确立了了这个有用的原则，即测量数据可变性可以跟测量集中趋势一样得出信息来。
1860年、费希纳出版了两卷本的《心理物理学纲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他已经59岁了，在这个年纪，科学家一般很少会拿出有创见的东西来的；可是，《心理物理学纲要》的确是富于创见的，并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兴趣是浓厚而且广泛的——不是对他信奉的泛灵论，而是对它的实验和计量方法学。如波林论及费希纳的成败时曾说过的，“他攻击物质主义的铜墙铁壁，但又因测量了感觉而受到赞美”。确切地说，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心理物理学的方法学是一个可怕的话题。许多年以后，伟大的威廉·詹姆斯写道：
如果像他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会用他的怪想使这门科学永久地背上负担，而且，在一个充满各种容易产生成果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的世界里，如果迫使未来的学者们在这些繁杂的田地里耕耘，不仅要去研究他的作品，而且得研究那些反对他的更枯燥的作品，那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
可是，很多人并不持这样的看法。尽管对费希纳说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都是相等的这个假想的有效性存在激烈的争论，可是，他的方法一般却都认为是天才的突破。对刺激和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许多心理学家几乎立即就开始利用费希纳的三个方法了，这三个方法将肉体的生理机构与它们所引起的主观的经验连接起来了。（费希纳本人尽管仍然还在写文章为他的心理物理学辩护，可是；他把漫长余生的大部分都贡献给美学、轻度异常现象。统计学和泛心灵哲学的研究上了。）
后来的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有错误，甚至驳倒了他的发现中的每个地方，可是，他的方法不仅仍然有用，而且是感觉测量中最基本的方法。波林总结了费希纳相互矛盾的成就：
没有费希纳……也许仍然会有一种实验心理学……可是，在实验体中，却不可能出现如此广泛的科学范畴，因为，如果测量不能成为科学的工具之一，则我们很难认为某个课题是符合科学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和他做这些事情的时代，费希纳创立了实验计量心理学，并把这门学问从其原来的途径搬回来导入了正轨。人们也许可以称他做实验心理学“之父”，或者，人们也许会把这个称号送给冯特。这没有什么关系。费希纳种下了肥沃的思想之种，它生长起来，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第五章 捷足先登：冯特
恰逢盛世
根据大部分权威的说法，心理学诞生于1879年12月的某一天。这以前的一切，从泰勒斯到费希纳，全都是其祖先的进化史。
心理学的诞生是件默不出声的琐事，未曾有一丝张扬。这天，在莱比锡大学一栋叫做孔维特（寄宿性的招待所）的破旧建筑物三楼的一间小屋子里，一位中年教授和两位年轻人正张罗着一些器具准备实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装了一台微时测定器（一种铜制的，像一座钟一样的机械装置，上面吊着一个重物，还有两块圆盘）、“发声器”（一个金属架子，上面升起一只长臂，有只球会从这里落下来，掉在一个平台上）和报务员的发报键、电池及一台变阻器。然后，他们把这五件东西用线连接起来，这套电路比今天开始电气培训的初学者用的那套不会复杂到哪里去。
这三位是威尔汉姆·冯特教授，一位47岁的男人，脸长长的，一身简朴的装束，满脸浓密的胡须；他的两位年轻学生，马克斯·弗里德里奇，德国人，及G·斯坦利·黑尔，美国人。这套摆设是为弗里德里奇做的，他要用这套东西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数据。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知觉的长度”——即受试者感知到他已经听到球落在平台上的时候，到他按动发报键之间的时间。 没有记载写明那天是谁负责让球落下，谁坐在发报键跟前的，可 是，随着那只球砰地一声落在平台上，随着发报键喀地一响，随 着微时测定器记录下所耗费的时间，现代心理学的时代就到来 了。
当然，人们可以持反对意见，说它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韦柏在进行仅仅可以注意到的差别研究；也可以说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亥姆霍兹在对神经传递的速度进行测量，费希纳也在进行第一次心理物理学实验；或者说是在1868年，当时，东德斯也在进行反应——时间方面的研究。甚至如罗伯特·沃森所言，应该是在1875年，因为在这一年，莱比锡大学批准冯特使用孔维特里面的房间来存储和演示他的器具；哈佛大学也在劳伦斯大厦里辟出一间屋子来，供威廉·詹姆斯实验之用。
可是，1879年是大多数权威认可的一年，而且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在这一年，第一次实验是在孔维特的房间里进行的，而冯特从那以后管这间屋子叫他的“私人研究所”。在德国大学，正规组织起来的实验室叫作研究所。）几年之后，这个地方成了想当心理学家的人必去的麦加圣地，而且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最后还被命名为这所大学正式的心理学研究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间研究所，冯特才被认为不仅仅是奠基人之一，而且是现代心理学最主要的创始人。正是在这里，他进行了自己的心理学研究，并以他的实验室方法和理论培训了许多研究生。他还从这里送出了新心理学的干部——他亲自指导了近200名博士的论文答辩——把他们送往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机构。另外，他写作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卷帙浩繁的著作，使心理学作为一个有其自己的身份的科学领域确立下来。他本人是第一位可以合适地称为心理学家，而不只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者哲学家的科学家。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冯特把有意识的精神过程带回到心理学中来了。这些有意识的精神过程一直是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从希腊哲学家的时代起就是如此，到英国联想主义者的时代依然如此，因为这些联想主义者跟他们的前辈一样，是通过传统的内省方法探索这些问题的。可是，德国机械论者在寻找办法使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办法时，已经排斥了内省的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是主观的，而且只处理不可观察到的现象。他们认为，解决心理学问题的科学方法，只能是处理神经反应的生理方面，而且，按照其中一位的说法，它只能是“没有灵魂的心理学”。
千真万确，早在冯特实验室进行的第一次实验之前，弗希纳和东德斯都曾利用实验方法来测量某些精神反应。可是，正是冯特完整地开发出了这些方法，并使它们为后世两代心理学家所利用，精神过程可能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这个观点最著名的倡导者也是他。事实上，他早在1862年就开始思考这个观点了，就在他的《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的序言中：
实验方法最终将在心理学中产生的重要性，目前很难被人们全盘认识到。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感觉和感知是实验方法惟一可能得到利用的领域……（可是）很明显，这是一种偏见。一旦灵魂被看作一种自然现象，而心理学也被看作一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也一定能在这门科学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
他在心理学与化学之间做了一个比较。正如化学家通过实验得知，一种物质如何受到其它物质的影响，而且也知道它本身的化学本质是什么一样，在心理学中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形……说实验只能确定（刺激）对灵魂产生的作用，这是相当错误的。灵魂对外部影响的反应行为也可以确定下来，而且，通过变更这些外部影响，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定律，而这样的灵魂生命是会受到其影响的。简单地说，感觉刺激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实验的工具。通过在感觉刺激里一边制造多重的变化，一边不停地研究灵魂现象，我们就可以应用这个原则，而它又是实验方法的精髓；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言：“我们可以改变现象发生的环境。”
在冯特于实验室进行他的第一次实验的十几年前，他已经就因为是想把生理学和精神过程连接起来的桥梁建筑师而闻名了。有关他的观点的话早就传到了美国，威廉·詹姆斯于1867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写道：
在我看来，心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某些测量已经在一些领域里进行起来，这些领域位于神经的生理变化与意识面貌（以感觉感知的形状）之阶……亥姆霍兹和海德堡大学一位名叫冯特的人都在进行这项工作，而我希望……今年夏天去拜会他们。
（这年夏天，他没能访问冯特，不过，几年之后他去了，这时候，他本人已经成了心理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
一些不喜欢“英雄”史观的现代史学家可能会说，心理学这门新科学不是由冯特创立的，而是由19世纪中期总体的社会和知识状况引起的，也是行为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状态使然。包括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后来的《人类及动物的情感表达》）中的动物心理学，圣奥古斯特·孔特的社会学研究，人类学家针对生命、语言和尚未有文字的民族思想越来越多的报告，以及其它相关因素，都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有可能想到人类的本质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
千真万确，没有哪一位冯特可以在德尔图良时代或者阿奎那时代，甚或笛卡儿的时代登高一望，振臂呼出实验心理学来；没有电池，没有发报键，也没有微时计定器，只有很少的人类行为景观可以当作一组现象加以实验研究。可是，在任何知识领域里，就算是时间和地点正好，脱颖而出的绝不是几千人，几百人，而只是少数几个佼佼者。甚至只有一个：一个伽利略，一个牛顿，一个达尔文，它们启发了另外几千个跟随者（后来还出现了妇女），他们向这些人杰学习，并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也只有一个冯特，他具有天才和驱动力，成为欧洲和美国新心理学的指路明灯。
可在今天，他好像成了一位奇怪而矛盾的人物。尽管他有崇高的声望和长期的影响，可是，他的名字现在除了少数一些心理学家和学者外，很少有人知道；大部分可以轻易地认出弗洛伊德、巴甫洛夫和皮亚杰的外行，却不知道冯特是谁。哪怕的确知道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的人，对冯特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们也拿不出个一致的意见；不同的学者对他的系统的总结好像得出不同的冯特来。而且，虽然有一阵子，大部分心理学家都感到冯特的心理学范围过于狭窄，但这个领域里的少数几位史学家最近却重新估量了他的工作，并宣称他是一位有远大眼光和宽广胸怀的心理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事情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使他成为难解之人的原因在于，他是19世纪德国学者的缩影：无所不通、顽固、专横，而且在他自己看来是一贯正确的——一个理想和一位今天难以理解的人物。
第一位心理学家的成长
有关冯特最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是，这孩子怎会长成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看上去完全不像个会有半点出息的人，没有动力，也缺乏那份才气，更不用说会成为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一位杰出的巨人。事实上，他看上去直冒傻气。
冯特1832年出生于曼海姆附近的内卡劳，在德国西南部，可算是书香门弟。他父亲是村里的路德教牧师，可他的祖辈上有大学校长、医生和学者。在许多年里，冯特一直没有显出才气来，对学习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当孩子的时候，惟一的好朋友是一个弱智男孩，而在学校里，他习惯性地走神打野，神情恍惚。冯特读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父亲来学校看他，发现他心不在焉的样子，盛怒之下竟当着同学的面煽了他几耳光。冯特永远也忘不了这件事，可这并没有改变他什么；还在13岁的时候，他在布鲁西萨尔上天主教专业学校，仍然是这么一位不长进的白日梦患者，他的老师常常公开煽他，另一位教师也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嘲笑他——而这些学生多半都是些农家子弟，他们本身也不是读书的料。教师的惩罚也不起作用；他这年没有及格，满面无光。
接着，冯特的父母送他去海德堡的学会。在那里，在一些他觉得趣味相投的同学中间，他慢慢控制住了自己走神的毛病，并通过了中学时代，尽管一向也不过是成绩平平。毕业时，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不过，因为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只有很少的养老金，他只得准备找一份工作，以保持住体面的生活了。他选择了医学，并报考了图宾根大学；他瞒着母亲玩耍晃荡了一年，什么也没有学到。
可当他于年终回到家里，意识到几乎没有钱可以供他读完3 年大学时，他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在这年秋天去海德堡大学重新学习医学，带着满腔热情一头扎入学习，竟在3年时间内完成了学业，并在1855年的医学全国会考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可是，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临床实践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他对课程表中的理科课程反倒极有兴趣。185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在柏林大学花了一年时间跟随乔安·穆勒和文弥尔·杜布瓦·雷蒙学习，再于1857年被指定为海德堡大学的生理学讲师。次年，当著名的赫尔曼·亥姆霍兹来到该校建立生理学研究院的时候，冯特申请当他的实验室助手，并得到了这份工作。他为亥姆霍兹所做的工作进一步集中了他对生理心理学的兴趣。
这时，他才20出头，尚未婚娶，冯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工作狂。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外，他还讲课，编教科书挣钱，进行他自己对感官知觉理论论的研究，并开始起草这个课题的大部头，即《感官知觉理论论文集》，这本书出版于1862年。在该著作中，只有30岁的冯特向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和机械论生理学家们提出了挑战，他说，心理学只有在它以实验结果为基础时才能成为一门科学，还说意识的确是可以通过实验手段进行探索的。
1864年，冯特被提升到助教的位置，然后辞去了当亥姆霍兹的助手的工作，专心进行自己的研究。他不再有机会进入亥姆霍兹的实验室，因此他就在家里建了一座，收集并自己动手制作必需的仪器，并进行自己的心理学实验。他继续教授实验生理学课程，但他的课里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材料了。直到30快进40岁，他才离开工作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去追一位女郎，最后与她订婚，不过，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只得推迟婚期。
亥姆霍兹1871年离开了海德堡大学。冯特好像是他最符合逻辑的继位人，不过，虽然该大学不断派给他很多亥姆霍兹的工作，但只给了他一个自助教授的教职，工作只有亥姆霍兹的四分之一。这次提升使他和女朋友可以结婚了，不过，他比以前更加刻苦地工作，长时间撰写他的《生理心理学原则》一书，指望这本书能够让他离开海德堡大学。
真的做到了。在第一部分——这本书以两个部分的形式出现，分1873和1874两年——冯特毫不含蓄地说：“本人在此奉献给公众的作品，是想要划出一门科学的界线。”这部著作带给了他所希望要的东西，即苏黎世大学的教授教席，一年以后又在莱比锡大学得到了更好的教职。
冯特于1875年去了莱比锡大学，想法占到了孔维特房间用于存放物品和演示，4年之后便开始用它作为私人研究院了。他的讲座十分吃香，个人名声和实验室的名气吸引了许多助手来到莱比锡，1883年，大学增加了他的薪水，给他的实验室一个正规的地位，并给了他额外的空房，让他把实验室扩建成了有7个房间的套间。
他本人花了较少的时间在实验室，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讲课、管理研究院和写作，并修改厚厚的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后来又写作了很多有关逻辑、伦理学和哲学的著作。他的每一天都严格规定好了，就跟依曼纽·康德一样。他早晨花大部分时间写作，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咨询，下午访问实验室，散一会儿步，一边考虑下次讲课的内容，把课讲完，然后再去一下实验室。他的晚上是安静的，除了音乐会以外，他避开公众生活，几乎从不旅行，可是，他和妻子经常招待高级班的学生，而且在大部分星期天里让助手们来家里进餐。
在家里，冯特亲切和蔼，有些正规，但在大学里他是很教条的，而且很书呆子气；他行动起来就像大人物，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一种人。他讲课的时候——大学里面最受欢迎的——他会一直等着，直到大家都坐好了，助手们也都到齐，而且都在前排落座。然后门会突然打开，他一步跨进来，一袭黑饱很是学术气，根本不看左右，径直就沿着走道奔向讲台，在讲台上摆弄一下粉笔和纸张，最后面对焦急的听众，手扶讲台滔滔不绝。
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激情昂扬，根本不看自己的讲稿，虽然他在文章里总是艰涩沉闷而且语义不明，但讲课时，他会以稳重的学术方式逗人开心。比如他就狗的精神能量讲的一番话是这样的：
我曾花费大量时间试过我自己那条狮子狗，想看看它能不能肯定地表现出有没有经验上的概念。我教这条狗把一扇开着的门关上，要它在听到我“关上门”的命令时用前爪按通常的方式合上门。一开始，它在我书房一扇特别的门上学会了这一招。有一天，我希望它在书房的另一扇门上重复这个动作，可是，它吃惊地看着我，什么也没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教会它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重复他的小把戏。可是，这之后，它毫不犹豫地听从命令，遇到像这样的两扇门它就能关上……（然而，尽管）某些特别主意的联想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相似——联想，可没有任何最小的指示，可以说明它的意识里面存在概念形成的主要特征——也就是特别的物体可以替代性地代表一整个物体的范畴的意识。当我命令它去关上一扇从外面打开的门时，它只是简单地做同一个动作：打开门，也就是说，它不是去关上它，虽然我不耐烦地重复命令，还是不能让它做任何别的事情。不过，它很明显因为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而极感沮丧。
这就是冯特最为和蔼的程度，就连冯特最专心的弟子之一爱德华·泰切纳也觉得他通常“毫无幽默感，不屈不挠，极具进攻性”。因为极为博学，他认为自己就是权威。威廉·詹姆斯挖苦地对一位朋友写道：
因为这个世界上必须得有教授，冯特也就是最值得称赞 和永不可能敬仰过分的那种人。他不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位 教授——一种其职责就是要知晓一切的存在，他必须对世间 万事万物有所看法，而且还得与自己（的专长）联系在一 切。
对他的研究生，冯特极愿给予帮助，关心他们，充满慈爱——但也十分专横。在一个学年开始时，他常常命令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到研究所集合，他们要站在他面前形成一个队列，由他宣读该年度他必须看着完成的一些研究项目的单子，把第一个课题安排给站在队列边上的第一个学生，第二个课题交给第二位学生，如此类推。按照雷蒙德·番切尔的说法：
没有人胆敢对这些分配提出异议，学生们都很有责任心地去完成一个个的任务，这些任务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成了他们的博士论题……（冯特）指导这些将要发表的报告的写作。尽管有时候，他还是允许学生在这些报告里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可是，他经常拿起蓝笔来大肆操练。他最后的美国学生之一报告说：“冯特表现出了远近闻名的德国人特性，他非常热烈地捍卫自己学术观点的基本原则。我的论文约有三分之一没有能够支持冯特氏同化观点，因此惨遭删除。”
公平而论，我们还得要说，晚年的冯特已经变得心地柔顺、慈祥可亲了。他喜欢在书房招待年轻客人和听课者，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一些趣事。他教课、写作，还指导心理学研究，直到1917年85岁退休为止。自此以后，他忙于著述，直到临死前8天，即1920年他88岁的时候还在写作。
孔维特楼上的稀奇事
如果我们在想象中参观冯特实验室，不管是早期的单间还是后来的套间，观察他们进行的实验，我们会觉得这些实验稀松平常，至多也只算得是一些不足称道的精神现象；我们通常认为人类心理学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些领域——认知、思维、语言技巧、情感和个人间的关系，他们一样也没有探索。
我们看见冯特的学生，偶尔还会碰到冯特本人，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听节拍器，他们以各种速度开动节拍器，从非常之低到极高不等，有时候几拍之后就停下来，有时候又让它拍好几分钟。听节拍器的人每次仔细检查他们的感觉然后报告他们的意识反应。他们发现，有些条件是愉快的，有些不愉快，快节拍引起激动的感觉，慢节拍引起放松的情绪，每次嗒地一响后，他们会体验到微妙的紧张感，之后又有极微妙的放松感。
这种看上去无足轻重的练习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在培训冯特所称的内省。他用这个词表示与自苏格拉底到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们经常进行的内省十分不同的东西，它由对他们的思想和感觉的思考构成。冯特氏内省是准确的，有局限的和受控制的，它局限于冯特称作灵魂生命之“要素”的东西——由声音、光线、颜色和其它刺激引发的直接和简单的感知及感情。实验者提供这些刺激，并观察受试者的视觉反应，当受试者集中注意力到感觉和感情上时，刺激会在他身上形成。
我们看见正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许多实验，多少都跟这个实验室里进行的第一次实验，即马克斯·弗里德里奇的实验差不多。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一天接着一天，观察者让球落到平台上，激起一阵刺耳的噪音，因而合上启动微时计定器的触点。受试者一听到噪音，立马就按下发报键，使微时计定器停下来。这些实验通常以两种形式进行。在一种形式里，受试者被告知，一旦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听到响声后立即按下发报键；第二种形式是，他被告知，声音一响就尽快按下发报键。在第一种情况下，指令集中在他对自己的感觉的注意力上面；在第二种情况下，注意力在声音本身。
不经意的旁观者兴许不会在这两种情况下看到任何差别，可是，研究者们经过许多次的试验后和微时计定器的检测后发现，第一种反应因为涉及一个人对紧跟着有意识的自发反应后对声音的感知的意识，因而通常要花约十分之二秒的时间；而第二种，因为涉及到纯粹的肌肉或者反射反应，只花约十分之一秒的时间。
这些发现好像只是心理学研究中的琐屑之举，但是，在两种实验形式中，还有其它的差别，比时间长度更有揭示意义。受试者已经学会了内省，他们报告说，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听到声音的意识上时，他们体会到一种虽然有波动但很清晰的心理图象，这个图象就是他们准备好要去听的声音，一种轻微的、波动的紧张感，当他们听到这个响声时，会有很轻的惊讶感，有很强的按动发报键的冲动。另外，在这个实验的反射形式里，他们体验到即将听到的声音的极微妙的心理图象，相当大的紧张感，当球落下来的时候会有很强的惊讶感，并产生了按下发报键的冲动而几乎没有有意识的意愿去按。因此，这个实验不仅测量有意识的意愿和反射意愿之间的时差，而且还能辨识有意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这个简单行动的自我意识情形下。
尽管研究者们的焦点集中在有意识的精神过程上，但他们只看这些过程的基本构件。几年以前，冯特曾大胆地宣布，实验可以探索灵魂，可现在，他感觉到他们只能对感觉、感知或者感情——即意识的基本材料——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上这么做。他说，较高级的过程，包括复杂思想，其特性都是“太过变化不定，因而不适合做客观观察的主体”。他说，语言、概念形成和其它一些高级认知功能只有观察观察才能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一些人群组的普通倾向中。
冯特对科学的心理学实验的定义是，在这种实验中，一个已知的、受控制的生理刺激——即他所说的“先质变量”——被施加进来，及一个人被观察到和测量到的反应。亥姆霍兹和其他人都已经做过这些事，可是，他们都局限于他们自己对一个人的视觉反应的观察上了。冯特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利用了他自己的内省办法来获取有关受试者有意识的内心反应的计量信息。不过，他把这些局限于最为简单的一些感情状态。
在这个实验室的头20年里，约进行了100种主要的实验性研究和无法计数的小型实验。许多实验都涉及感觉和感知，而且基本上与韦柏、亥姆霍兹和费希纳的传统相吻合。可是，这个实验室最有创意和最为重要的发现来自于它对“心理测时法”的研究，即测量某些特别的心理过程和过程之间相互作用所需要的时间。
其它的一些研究引入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过程，以便能够激发和测量好几种心理过程。比如，引入好几种可能的刺激和反应——一个刺激也许有四种不同色彩之一的形式，每种色彩都需要一个不同种类的反应——实验者就可以把探索的范围扩大，把区别和选择都包括进去。
其它一些研究涉及感觉和通感之间的界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实验者将一组信件装在旋转鼓的孔眼里很快地闪过；受试者“感知”到它们（在意识的周边看到它们，而没有时间去辨识这些信件）但在下个旋转时会对已经看到的东西产生“通觉”（有意识地记住并进行辨识）。主要的发现是注意力宽度的大小：大部分受试者在看到它们但没有时间去辨认后，可以产生通觉并说出4－6封信或几个单词。
更小一组研究探索了联想——不是英国联想主义者们讨论的那种高水平联想，可是联想基本的建筑模块。在一个典型的研究中，助手会念出单音节词汇，受试者要在听分辨出每个词的时候立即按下一个键；这可以测量到“通感时间”。然后，助手会说出一些类似的词，而受试者要在每个词唤起一个相关念头时按下那个键。这会花长一点的时间。从总时间里减去通觉时间将得出冯特所谓的“联想时间”——意识要找到一个与听到或者辨识出来的词相关的词需要多长的时间——这个数字在一般人身上平均是四分之三秒。
冯特同时代的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卡尔文爵士常常说：“当你能够测量你正在说的话，并且能够用数字表达出来时，你就了解了其中一些东西；可是，当你无法测量它，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达它时，你的知识就是贫乏和不能令人满意的那种。”冯特实验室里收集到的那些数据肯定符合这个知识标准，至少涉及心理过程的基本构件。
冯特心理学
冯特对自己的评价可不只是一位实验科学家而已。在他自己的著作和文章里，冯特担当了心理学系统组织者及其总计划的建筑师这个角色。可是，他的系统证明难以详细说明，而对它的主要特征的总结总是千差万别，莫衷一是。
按照波林的说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冯将的系统是一种分类方案，不能够通过实验证明或者反驳。它不是一种可检测的庞大理论的自然发展，而是有秩序的教育计划，是一些基于中期理论的课题，其中有许多不能够用在莱比锡实验室使用的方法进行探索。
总结冯特系统更大的一个障碍在于他不断地修改它，增添一些新东西，因此，它不是一件东西，而是许多东西。的确，在他那个时代，评论家们很难在他的系统的任何部分找到麻烦，因为他不是在新版本中作了更改就是转到了另一个话题。威廉·詹姆斯虽然赞扬冯特的实验工作，但他也抱怨说，他的作品和观点的庞杂，使他作为一位理论家的指导不能为人所用：
尽管（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利用他们的批评而把他的一些观点驳得体无完肤，但他却同时又在写另外一本主题完全不同的书。如果像切蠕虫一样把他断成几截，每一节自己都会爬行起来。他的大脑延髓里没有生命结，因此，你不可能一下子把他弄死。
可是，如果说在冯特的心理学中找不到中心主题，列举一些反复出现的散题还是有可能的。
一个就是他的灵魂平行论。尽管冯特经常被标上二元论者的标签，可是，他不相信任何叫做意识的东西能够存在于人体之外。他的确说过，意识的现象与神经系统的过程是平行的，但是，他认为前者是基于实际神经现象的合并的。
另一个主题是他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开始，他提倡它是，或者可能是一种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可后来又说他基本上是Geisteswissenschaft（有关精神的科学，不是指非物质的灵魂意义上的精神，而是指更高级的心理活动）。他说，只有直接经验的实验研究才是自然科学，其它的都是精神的科学。他就个人和社会心理学及其相关的社会科学写了很多长篇大论，可是，在写作中，而且没有承认甚或说明，严格的实验方法是可以在这些领域里发展的。
冯特心理学最接近中心的论题是，有意识的心理过程由基本的因素构成——直接经验的感觉或者情感。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冯特说，这些元素自动结合起来成为心理过程，有点像化学元素形成化合物一样。可是，不久之后，他说，用化学作比不准确，因为化合不是作为化学而发生的，而是作为注意力、意愿和创造力发生的。
尽管直接经验因其因果关系的规则——特别刺激引起特别元素经验——心理生命有其自身的因果关系：思维发达，思想一个接跟着一个，都有特别的规则。冯特给这些规则取了专门的名字，可是，这些名字基本上都是他对联想、判断、创造性和记忆的重新改造。
他的另一个心理学主题，特别是他后期著作中的主题是，“意愿的动作”对所有有意识的行动和心理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心理活动是一个愿意积极地以某种方式思想，说话和行动的感觉代表的结果。在他看来，哪怕简单的、非思想的动作也都是意愿性的，不过，他认为这些动作是强迫性的。来自更为复杂的精神活动的动作都是意愿性和自动的。尽管这个理论在如今的心理学中已经找不到了，可是，这是冯特本人这一方面的努力，为的是要超越机械论心理学的自动主义论，并建立更为完整的模型。
总的来说，冯特的心理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宽泛得多，包括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不过，平均来说，他是很严格和喜欢排它的，因而遗留下，或者禁止了许多的研究领域，这些在今天都被接受为这个领域最为基本的部分：
——他一无例外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心理学实际用途；他最有才干的一位学生恩内斯特·莫曼转向教育心理学时，冯特认为他这是放弃这边而转向了敌方。
——他还反对除了他自己规定的内省法以外的任何别种形式。他猛烈地抨击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工作——即沃滋堡学派的成员，关于这个学派，我们不一会儿会了解更多一些。这个学派要他们的受试者在实验期间讲出他们想到的任何东西。这种方法，冯特说，就是“假”实验，即不是实验方法学上的，也不是内省式的。 －儿童心理学刚一出现他就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些研究的条件不能够得到足够的控制，因而其结果也不是真正的心理学。
——他摒弃了同时代的法国心理学工作，因为法国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催眠法和暗示法。因为这种研究缺乏严格的内省，他说也不是心理学的实验。
——最后，他特别反感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而后者的心理学却更为完整，更有洞察力，更有个人特色。读完了詹姆斯极受全世界普遍欢迎的《心理学原理》一书后，冯特酸酸地说：“这是文学，它很美，但不是心理学。”
原来如此的转变
有关威尔汉姆·冯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他对心理学的影响奇怪——广泛得很矛盾，然而又不是太大。
广泛：
——他是这个领域里的博学之士和大计划的决策人，他给这片学术领土划分了疆界，并定义它为一门新的科学。
——他个人培训了许多人，这些人后来在这门科学的前几十年都成了德国和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他把生理心理学开始阶段最有特色的方法论引入了实验心理学。他的实验室及其方法都是下半个世纪许多实验室的模范。
——通过他厚厚的、权威性的教科书，冯特影响了头两代美国心理学家及其学生。在20世纪初期，美国心理学的学生都可以把他们的历史渊源追踪到冯特那里去。
可又不是很大，冯特的思想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中不起任何作用。主要的原因有：
——冯特就心理学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写作，包括按照他自己的实验方法无法通过检验的许多话题，比如灵魂因果关系、催眠术和通灵术。结果，一些年轻的心理学家认为他是某种二元论者和玄学思辩者，因而，对一些可以进行科学调查的心理现象更加热烈地采纳了实证主义的标准。他们的观点将在行为主义中象征出来，而行为主义认为内省、哪怕是冯特形式的内省，都是非科学和无价值的。
—一可是，其他的许多心理学家，都反对他们认为是过于狭窄和生硬的冯特心理学。他们被吸引到了带有实际应用目的的研究领域，其中有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学测试和临床心理学。所有这些领域，虽然都超出了冯特心理学的界限，但都成长并发达起来。
——在冯特的晚年，一些新的心理学研究流派出现了，是对他的心理学系统特征的一种拨乱反正。这些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实验心理学不应该局限于基本的直接体验，而应该探索更高级的心理活动。
比如记忆。在柏林大学，赫曼·艾宾豪斯（1850－1909）发明了调查记忆活动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排除了主观和一个人以前的经验影响。他发明了23O0个没有意义的音节——由一个元音间隔开的两个辅音组成的无意义组合，比如bap、tox、muk、rif等，并用这些词进行一系列的记忆实验。
比如，他读出一组音节，然后尽量记忆其中的音节。通过一些调整，如增加长度，阅读的速度、阅读的次数，他很有激情地探索这些课题，如，音节的数目与阅读的速度如何发生关系，而且必须能记住（记忆住这个单子的难度比记忆其长度增长快多了），遗忘与学习及复习之间的时间间隔有什么联系，重复及复习对学习与遗忘产生的影响。
艾宾豪斯如此专注于研究，竟至于让自己背负了无法想象的劳动。有一次，为了确定重复的次数如何会对记忆的保持产生影响，他背诵了420排16音节，每个音节背诵34次，总共14280个，这是心理学上的高峰。他的方法虽然听上去耸人听闻，但极为成功，从这以后，它成了实验心理学的标准。（最近几十年来，他从工作当中得出的一些预测已经在其重要性上下落了许多；对最近记忆的研究，重点已经从无意义的内容转到有意义内容的记忆上了。）
哥丁根大学的乔治·艾利亚斯·穆勒（1850－1934）在艾宾豪斯的方法里面加入了内省法，以便检查统计发现结果后面的心理活动。穆勒发现，无意义音节的回记忆远不仅只与排的长度有关系而且与重复的次数及类似因素有关系，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受试者积极使用自己的方法呈偶然关系，比如成组、节奏和甚至有意识地将一些意义安放在这些词上。简短地说，学习不是一种消极的过程，而是积极和创造性的过程。这些发现也有助于心理学从在莱比锡大学强加上去的局限中解放出来。
还有其他一些心理学家，包括冯特的一些学生，发展出更为激进的实验研究方法。奥斯瓦尔德·克尔普（1862－1915）尽管是在冯特指导下完成学位并跟他当了8年助手，但他慢慢觉得，不仅记忆，而且其它许多的思想过程都可以在实验室里加以研究。1896年，他在沃滋堡大学成立了一个逻辑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很快产生了影响，地位仅次于冯特实验室，他和学生也成了沃滋堡学派。他们最有特色的贡献在于使用到了“系统实验内省法”，受试者不仅报告自己的感觉和感情，而且要报告进行心理测试工作时的想法。
克尔普利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东德斯的假想，即复杂的心理活动由简单的活动组成，结果是，一级级的心理活动在反应时间实验中经常会完全改变思想过程，得出一个与将所有涉及的步骤简单相加不同的反应时间。
沃滋堡学派其他一些人的工作——卡尔·马尔布、纳希斯·阿什和卡尔·布勒-使这个学派的名字与人类思想实验研究等同起来。在典型的沃滋堡实验中，受试者也许会得到作为刺激用的一个词，然后要他产生一个更为复杂的相关词，或者一个更为具体的相关词。如果刺激用的词是，比如说，“鸟”，则处于“较上位”的词（更综合）可能是“动物”，“较下位的”词（更具体）可能是“金丝雀”。之后，受试者要重述执行任务的几秒钟时间内脑子里想的所有事情——他对刺激词的辨识、对这项任务的反应、由刺激词唤起的心理图象、对合适词的搜寻和合适词的样子。这些回顾活动，写下来后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线索，了解记忆工作的机制。
（最近几年，这个方法被人工智能专家们采用来创造“专家系统”——计算机程序，可以刺激人类解决问题的活动，如通过计算机语言复制人类专家推理的步骤进行医疗诊断。）
沃滋堡学派的成员们作出的另一项奇怪的发现是，受试者有时候在内省中找不到心理图象的痕迹。比如，增加或者减少数字，或者判断一句话是否正确，可能不会涉及图象。研究者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无图象思维”；它表明，与冯特理论不一样的是，有些思维过程不是由基本感觉或者通感构成的。
一位名叫亨利·瓦特的研究者也属于沃滋堡学派，他为这个学派找到了另一个极有价值的发现。他发现，如果在把刺激词告诉受试者之前，把任务告诉他——也许是“找一个综合词”，内省会显示，受试者并没有去找这个词，而这个词却自己显现出来了。瓦特在这之前曾发现“确定倾向”，或者叫“心理定式”——思维通过无意识的方法为完成一项任务作出的心理准备。
沃滋堡学派根据这些方法扩大了实验心理学，远远超出了冯特规定的范围，并使心理学朝着更完整的方向迈出了步伐。
到20世纪20年代，冯特心理学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鲁迪特·本杰明教授是这个领域的历史大家，他作出了一个总结：
最终，冯特心理学以及他同时代的心理学都被更新的心理学方法所替代了。尽管这种心理学系统的一些部分还存在于现代心理学中……我们还能记住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看到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和希望，并在19世纪迈开了大步，确立了这门新科学主要的原则。
可是，他还说，最近的研究发现，冯特具有“深刻的理解和广泛的兴趣（例如，他在文化、法律、艺术、语言、历史和宗教上的论著）”，而这方面一直为大众所忽略。
尽管如此，波林对冯特的评价却好像是无懈可击的，这个评论最早是60年前作出的，1950年还是如此：
艾宾豪斯而不是冯特……在如何研究学习上面闪耀出天才的火花。有关情绪、思维、意志、智力和性格这些大问题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成功的解决，但冯特实验室尚没有准备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我们不应该轻视我们的遗产，因为，是在这些遗产的帮助下，我们才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远远超越了它。
第六章 无心插柳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这不是科学”
一位在心理学这门新科学里成了出类拨萃的教授，可又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的人，应该归入哪一类呢？他赞扬实验心理学家们的发现成果，可又不情愿进行实验，尽量少做实验；他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19世纪晚期）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可他从没有上过心理学课，甚至有时候还否认自己是一位心理学家。
听听这位怪杰威廉·詹姆斯的话：
对一位写诗的朋友，他以对德国机械论者的新心理学不无嘲讽的口吻写道：“科学现在可以确认的惟一灵魂，就是一只砍掉了头的青蛙，这只青蛙的抽搐和扭动表达出比你们这些怯懦的诗人所能梦想到的更深刻的真理。”在给他兄弟，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信中，他说心理学是一种“讨厌的小课题”，只要是人们想知道的，它都不去研究。在他完成他自己卷帙浩繁和权威性的《心理学原理》后不到两年时间内，他写道：
听到人们骄傲地谈论“新心理学”，看到人们在编写“心理学史”，真是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词所涵盖的真实元素和力量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一点清晰的影子都找不着。只有一串纯粹的事实；一些闲言碎语和不同意见的争执；仅只在描述水平上的小小分类和综合；一种强烈的偏见，说我们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说我们的大脑控制着这些状态；可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不像物理学能够给我们列出一些定律那样找出规律来，没有一条命题可以拿出来用以从因到果地推断一个结果出来。这不是科学，它只是一门科学的希望。
可是，这位直言不讳的不服从者并非对心理学抱嘲笑态度，反而对它有极大的期望。他看出，它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生理的“大脑状态”与相应的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真正的理解将是“科学的成就，在这样的成就面前，以前所有的成就就相形见绌”。可是，他说心理学还没有准备好实现这个目标；它的状态就像伽利略宣布运动定律以前的物理学，拉瓦锡宣布质量守恒律以前的化学。在这门科学的伽利略和拉瓦锡出现以前，它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解释有意识的心理生活的定律，可是，“这一天最终必将来临”。
令人敬慕的天才
詹姆斯的话虽不是正式的评论，也没有自命不凡的意思在里面，不过，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位与冯特完全不一样的人，难怪他们对彼此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好话可说。詹姆斯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蓝色的眼睛，脸上有少许胡须，他长得眉清目秀，还有一个有贵族气的前额，他喜欢穿一些不那么正规的衣服，比如诺福克夹克、浅色的衬衣和宽松的领带，这跟他的教授身份不怎么相符。他为人友善，风度迷人而且还喜欢外出经常跟学生一起走过哈佛园，与他们谈话非常投机，这景象让严肃的教授感到害怕。作为一位讲课人，他又活泼，又幽默，以至于一天上课时，一位学生打断他的讲课，请他严肃一些。
尽管他总挂着一脸微笑，看上去有孩子气甚至很顽皮，可是，这是一位复杂的人物：他很坚强，可有时候又很脆弱，工作勤奋，也喜交际，心情开朗，但有时也受一阵阵子忧郁的困扰，对学生很友善，对家庭也充满爱心，可他很容易感到厌倦，而且喜欢夸大其事，干一些像校对之类的琐事时喜欢挑挑剔剔的。（对此他曾写道：“别再让我校对了！我会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再也不跟你说话。”）尽管他有绅士风范，行为也极有教养，可他有时候也会十分恶毒，比如前面引用的他评说冯特的那些话，可是，通常他只在私人信件里说这些，而在他的公开著作里却是谦逊有礼，客客气气的，哪怕是在批评别人的时候。
他行文极为流畅，很轻松写意，有关私人的话也说得很多，这是他同时代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德国人，做梦也绝不会做到的。在一些制约着一个人的好多功能社会性自我的不同规则中，他说：“总体来说你不能撒谎，但是，当问及你与某位女士的关系时，你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面对一个同行，你必须接受挑战，可如果是比你差的人，大可一笑了之，聊表轻蔑即可。”为了示意一个人对不喜欢的课题很难集中注意力，他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可能就是他本人）：
人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手头上不想干的事情，不管这无意到手的借口是何等的琐屑和与己无关。比如，我认识一个人，他宁愿去拨火，剔地上的污渍，清理桌面，翻报纸，翻一翻眼睛能看到的任何书，修理指甲，简短地说就是磨磨蹭蹭地浪费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为的只是他所不喜欢的形式逻辑学，而中午时分他应该做的惟一事情就是为这门课备课。对此，您有何高见？！
有时候，詹姆斯会用一些幽默的故事和笑话冲淡他作品里面的严肃性。在描写亥姆霍兹和冯特对一位刚刚错误地应用了他们的无意识参考原则的教授作何感想时，詹姆斯写道：“很自然，（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故事里那位水手对那匹马的感觉，因为这匹马把他的脚伸进马镫里了，水手说——‘如果你要穿上（往前走），我就只得脱下（下马）了。”’
詹姆斯有时也相当敏感，富有同情心。当海伦·凯勒还是个小女孩子时，他就买了一个估计她会喜欢的小礼物送给她，而事实上她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礼物——一根鸵鸟羽毛。
（海伦·凯勒为盲人、聋人和哑巴，凭惊人毅力学会数种语言，并成为作家。她的故事在全球传颂——译注。）
难怪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总结他时说：“威廉·詹姆斯，那是位可敬的天才。”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市，他家境富裕，可万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了纨裤子弟，不算花花公子也只能算个浅尝辄止的玩家。
他祖父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是从爱尔兰来到美国的，他是位精明强干的商人，还是伊利湖运河的发起人，赚了好几百万美元。结果，他的儿子亨利（威廉的父亲）根本就不需要去工作。亨利上了两年的教会学校，但因为觉得这里古板的长老会教条令人难受而辍学，可是，他还是持续对宗教及哲学问题感兴趣，一辈子都是如此。33岁的时候，他遭遇到严重的情感危机。晚餐后，当他闲看着火堆时，突然被一阵莫名的恐惧感笼罩住了——“一种完全失去理智和可怜的恐惧，没有任何显然的理由”；他后来说——虽说只持续了10秒钟，但却让他受到极大的打击，在以后的两年内持续受到反复发作的焦虑影响。看医生，旅行和其他一些分神的办法都不起太大作用，可最终，他在瑞典神秘主义者依曼纽·斯维登堡的哲学里找到了救助的办法，因为斯维登堡本人也曾受到这种焦虑感的打击。
恢复健康后，亨利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神学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作品（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哲学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一方面用于对孩于们的教育上。他对美国学校不太满意，时不时带家人去欧洲——威廉·詹姆斯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以增长见识，补充教育，再把孩子们带回他们在纽约华盛顿广场的家，以保持与自己文化的接触。
结果，威廉·詹姆斯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都上过学，还接受过私人教育；他对随家人去过的那些城市的大博物馆和画廊都很熟悉；五种语言都说得不错；与梭罗、爱默生、格里利、霍桑、卡莱尔、丁尼生和J·S·密尔等经常造访他家的名人见过，交谈过，并听过他们的高论；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阅读广泛，有了哲学的基础。这并不是说老亨利·詹姆斯就是位工头和严守纪律的人，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他是位极不平常的随意者，是位可亲可爱的父亲，因为他允许孩子们在餐桌上随便谈论任何话题，而且，使他的朋友们万分吃惊的是，他竟允许孩子们去剧院。
可是，一位可亲可爱的和蔼父亲可能也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17岁的时候，威廉·詹姆斯希望当画家，可是，老亨利·詹姆斯却不同意这件事，并带全家去欧洲呆了一年，以冲淡此事，因为他希望孩子在科学或者哲学里面谋一份事业。只是因为威廉坚持要这样，他才勉强让他跟纽波特的一位画家学画。半年之后，威廉觉得自己缺乏这方面的大才，也许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欠疚感而不是才气的缺乏，他遵照父亲的希望进入了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化学。
可是，繁文缛节的实验室工作考验了他的耐心，他很快转向当时的热点生理学，主要是因为穆勒、亥姆霍兹和杜布瓦·雷蒙在欧洲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使然。可不久，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开始转坏，威廉意识到迟早得自己谋生，因此，他转向了哈佛医学院。医学也没有能够唤起他的热情，因此，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跟著名的哈佛博物学家路易·阿加西兹一起去了亚马逊河，希望自然史会成为他真正喜欢的学科。结果没有，他不喜欢收集标本。
他回到了医学院，可又受到各种疾病的折磨——腰疼、视力欠佳、消化不良，还有一阵阵的自杀冲动——所有这些或大部分都因为他对未来的担心而加剧。为了寻找解脱办法，他去了法国和德国，约有两年的时间，在那里沐浴，在亥姆霍兹和其他著名的生理学家手下学习，结果对新心理学相当熟悉。
最后，他回来了，并于27岁完成了医学院的课程。他没有想办法去行医，因为他身体不太好，可是，他花时间研究了心理学，因为对前途的担忧而心情暗淡，再加上他有关意识的科学观点与这个世界及其父亲的神秘主义和精神追求相差甚远，因而郁郁寡欢。1870年28岁时，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郁闷后，他突然产生了与父亲极为相似的情感危机。许多年以后，他在《宗教经验种种》，通过由一位匿名的法国人为他写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这种体验：
有天晚上，我在夜色中去一家成衣店买一件衣服，突然间，一阵可怕的恐惧感没有预先的警告就袭击了我，就像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一样。这恐惧感就是对自己的存在的害怕。同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癫痫病人的形象，我以前在疯人院里曾看见过他，一位长着一头黑发的青年人，皮肤发绿，完全是个傻子，整天坐在凳子上，或者坐在墙上的架板上，双腿抱膝坐在那里。这形象就是我本人，我心里在想。我害怕得发起科来。这之后，宇宙对我的意义完全改变了。我每天早晨醒来时，胃底会有非常可怕的恐惧感，一种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人生朝露感。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了。
威廉成人后曾解释他父亲的危机，说那是对他那暴君般的父亲长期压抑住的敌对情绪总的爆发，可威廉从没有暗示过他自己的危机应作何解释。雅克·巴赞曾提出过一种假设：“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猜想，这是因为无法忍受的压力所致，因为他无法反叛一位从没有对他施过暴而只有爱的父亲。”
这次攻击使詹姆斯有好几个月神情颓丧。在这个期间，他特别受到德国生理学家对世界的机械论看法的困扰，这就是他自己的父亲一向反对的加尔文教的决定论观点在科学上的等同物。如果机械主义论真实地反映了意识，那么，他所有的思想、欲望和意愿都仅仅不过是一些自然粒子间相互的影响，都是事先决定好了的；他对判定自己的行动毫无办法，就像精神病院里的那个癫痫病人一样。
最后，跟他父亲一样，他通过阅读从这阵压抑中解脱出来——不过，他读的不是斯维登堡的书，而是法国哲学家查尔斯·赫努叶论自由意志的一篇文章。詹姆斯在日记里这么写道：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他的自由意志定义——“在我兴许会有别的思想时，偏偏保持住我选择的这个思想”——改为错觉的定义。不管怎样，我会暂时——直到明年——认为这不是个错觉。我的第一个自由意志行动将会是相信自由意志。我要随我的意志再进一步，不仅以这个意志来行动，而且还要相信它，相信我自己的真实性和创造力。
他相信自由意志的意愿果真起了作用，他开始慢慢恢复了，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一辈子都是脆弱的，而且他还时不时地有短暂的压抑情绪出现。他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进行了生理学和生理心理学的广泛阅读，使心理健康也得到恢复。1872年，他快30岁的时候经济上还依靠父亲的支持，而且对未来也没有什么计划，这时，哈佛大学的校长，也是他的邻居——詹姆斯一家曾在剑桥生活了一段时间——查尔斯·埃利奥邀请他去哈佛教授生理学。他接受了，在以后的35年中，他一直呆在那里。
但不是作为一位生理学教授呆在那里的。3年后，他开始教授生理心理学课程，并开始在他与劳伦斯·黑尔的小实验室里为学生们进行演示。他继续杂乱地读书，形成他自己玄妙的心理学概念，并在下个3年时间里写了大量文章和书评，极力鼓吹他的思想。出版人亨利·霍尔特提供给他一份合同，让他写一本有关这门新的科学心理学的教科书。詹姆斯签了合同，但说了声对不起，因为他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该书。结果他花了12年时间，于1890年完成了该书，但是，他写作的这本书非常成功，远远超出了出版人原来的希望。
詹姆斯开始写作这本书的那年，即1878年，在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里程牌。36岁时，他结了婚。尽管他相信自由意志，可是，他好像已经是某种在配偶的选择上不是位自由的代理人。两年之前，他父亲从波士顿激进者俱乐部开会回来时宣布，他已经遇到了威廉的未婚妻，即艾丽丝·吉本斯，波士顿的一位小学教师和小有成就的钢琴家。威廉尽管是拖着两条腿去见她的，可是，一旦见到，树已成船，生米搞成了熟饭。追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艾丽丝成了他忠实、坚强的妻子和好帮手，她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抄写员和终身的智力伴侣。她欣赏他的天才，理解他的情感需要和气质上的反复无常，而且，尽管有很多时候是剑拨弩张，关系不轻松得很，特别是在威廉每次要进行长时间旅行之前——他有时需要分开一阵子——但是，他们是一对忠实和互敬互爱的夫妻。
一旦结婚后，詹姆斯还残留着的一些神经和生理上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尽管他的身体总不是尽善尽美的，不过，他对生活的态度却是大为转变了，那种热情和能量是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他最后终于成了一位经济独立、有自己的身份的男人，有家，有收入，有追求自己的目标的自由。两年后，哈佛承认了他的特别兴趣和才干，让他当上了哲学系副教授（他对心理学持有的大观点在这个系里更合适一些，而不是生理学系），并于1889年最终把他的称号改变了，变成心理学教授。
创立之父
詹姆斯于1875年开始教授心理学之前，美国大学里不存在心理学教授。当时，美国大学里教的课程中，惟一的心理学形式是颅相学和苏格兰心理生理学，这是联想主义的一个分枝，主要用作天启教的辩护。詹姆斯本人从没有上过新心理学课程，因为没有这样的课程可以上，如他所嘲笑的：“我听过的第一次心理学讲座是我自己讲的。”
但在20年内，至少有20多所美国大学开设了心理学课程，出版了3本心理学杂志，还成立了一个专业性的心理学学会。心理学到达花期有三个原因：许多大学的校长希望效法德国心理学机构的成功，冯特训练出来的心理学家来到美国，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詹姆斯的影响，他通过教学，通过他的十几篇极受欢迎的文章和他的杰作《心理学原理》，把这些影响扩散出去了。
詹姆斯把实验心理学引进了美国。他至少是与冯特同时向学生进行实验演示的，如果不能算更早些的话，詹姆斯和学生开始进行心理学实验的时候，与冯特与学生一起做实验是同时的。可笑的是，詹姆斯一方面极强调实验的价值，一方面却觉得它十分无聊，而且在学术上也太过局限了。他通常只花两个小时进行实验，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天生不喜欢实验工作，”而且，谈到莱比锡大学实验室的工作风格时说，“一想到心理——物理学实验和完全的铜制仪器及代数公式，我就对这种心理学恐惧已极。”
然而，他相信实验心理学，而且让学生进行广泛的实验。他们让青蛙飞速旋转，以探索内耳的功能；他对聋哑人也做同样的实验，以检测詹姆斯的假设，即由于他们的半圆形通道已经损坏，他们对晕眩的敏感度比正常人就应该少一些（他是对的）；他们在青蛙腿上进行反射实验，在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反应－时间和神经传递速度的实验；而且，他们远远超出冯特生理心理学的范畴，还进行了催眠和自动写作的试验。
尽管詹姆斯不喜欢做实验，但当证明或者驳斥一个理论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实验时，他还是迫使自己做一些。在他写作《心理学原理》一书有关记忆力的一章时，他希望检测“功能”心理学家们仍然相信的一个古代人的信仰，即记忆跟肌肉一样，它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加强的，而且，记忆任何事情因此就会不仅改善对被记忆材料的记忆力，而且会增强记忆所有材料的能力。詹姆斯怀疑这一点，便让自己当了受试者。在8天时间内，他背诵了维克多·雨果《讽刺》一诗的158行，每行平均约花50秒的时间。然后，他开始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在38天的时间内，他每天花90分钟时间进行背诵，直到背诵完全诗（798行）。如果练习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个长时期的努力应该能够极大地加强他的记忆力。他又回到《讽刺》一诗，并背诵了158行——发现每行背诵的时间比第一次多花7秒时间。练习并没有增强他的记忆力，反而减缓了，至少是暂时的。（他让几位助手重复这个实验，结果大致相同。）一项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被广泛接受的的心理学理论，而且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外行人相信的东西被彻底驳倒了。
可是，詹姆斯自己的实验对他的心理学思想来说只是一个来源，而且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来源。他把在哲学和生理心理学领域读到的书全部利用起来；1882－1883年在欧洲呆了半年多时间访问各大学，参加实验室活动，听各种讲座，与几十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其它科学家们会谈；与他们定期通信，并收集了对不正常思维和正常思维在催眠、药物或者压抑情形下进行的临床研究材料和报告。
他通过内省得到了许多主要的见解和推想，这个极为不同的来源与冯特和学生所说的内省法有很大的差异。在詹姆斯看来，通过冯特内省法捕捉和分离思维过程中的一些单个元素是一定会失败的：
正如一片雪花落在热手上就不再是一片雪花，而只是一滴落物一样，在我们想抓住某个正在结束的关系的感觉时，会发现我们抓到的是某种实在的、固体的东西，通常是我们发出来的最后一个单词，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而且以其功能、趋向，特别是在句子中的意义来看，经常就消失得没有了。在这些情形之下，内省分析的办法事实上就像是抓住某个旋转着的东西来感受它的运动，或者试图飞快地打开煤气灯，以看看黑暗是个什么样子。
可是，他觉得，博物学家的内省法——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实际上的样子来观察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精神生活的东西。在詹姆斯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调查方法，他把这些方法定义为“搜寻我们自己的脑海并报告在那里的发现”。（他是在指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的内省。当时，他自己和其他心理学家都不知道，我们的心理活动有多大的一部分是在意识之外发生的。）
这样的内省法需要精神集中和实践，因为内在的状态一个接一个挨得很近，经常还混合在一起，因而很难把彼此区分开来。然而，詹姆斯说，这是可行的，他把这个比作感官司感觉。正如人们可以看到的实践一样，人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命名然后给外在的物体分类而达到与探索内在现象一样的目的。
确切一些说，当时，关于这一点是否可能是有一个古典问题的。有意识的思维可以观察外部的物体，可是，它如何观察它自己的？是否有第二个意识来观察第一个意识？我们如何知道这样的第二个意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能观察到它吗？如何观察到它？詹姆斯对这些复杂问题有一个答案：内省实际上就是立即回忆；有意识的思维会向回看，并报告它刚刚体验的事物。
他承认内省是很困难，也容易出错。当感觉飞速地发生时，谁能保证它的精确顺序呢？当感觉大同小异时，谁能保证它们之间的比较强度？如果两者都只是在瞬间发生的，谁能说哪一个占的时间长一些？谁能把像愤怒这样一种复杂感情中所有的成分都列举出来？
然而他又说，某种内省式报告的有效性可以通过至少56种已经验证的实验方法来测试和检验。比如，简单心理活动的时间长度可以通过内省法进行估计，再通过反应－时间实验来验证；又如，一个人可以同时记忆下来多少数字或者字母的内省报告，是可以通过通觉实验来加以验证的。
而且，虽然有关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理状态的内省报告也许不可能通过实验方法加以验证，但是，詹姆斯相信，由于这些动作都是可以通过内省来观察的，因此，任何对此直接了当的叙述都可以被认为是文字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内省观察就是我们首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依靠的办法”。
詹姆斯心理学思想的另一个来源——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个人和非科学的来源：他对人类行为博物学的、感觉的和聪明的解释，以他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为基础。他许多的主要见解都来自“心理学分析”，这是杰出的心理学家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他权威性的《美国心理学》中所说的：
进行“心理学分析”就是回忆日常观察，然后提供一个对相关经验和行为的可行的解释。一旦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些解释经常就是十分可行的，甚至于让详细的证明显得毫不相关，或至少烦琐得不值一试。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分析者”，他没有作出任何当一个心理学家的打算。在心理学家中，詹姆斯是一位超群的心理分析者。其结果是，他鼓励了一种全幅武装、热心快肠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无意于一些枝节琐事——一种坚强和重要的心理学勇敢地面对着心理学上最为令人困惑的难题。
经过12年的研究、内省、心理分析和写作之后，詹姆斯完成了《心理学原理》，这本书对他来说一直就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负担。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两卷本加起来近1400页——而且完全不适合用作教科书。可是，在两年时间内，他又从中改编出一本简写的教科书来。（非简写版以“詹姆斯”著名，简写本以“吉米”著名）《心理学原理》立即获得了轰动效果，而且对美国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60年后，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拉尔夫·巴顿·佩里还经常说到它：“心理学中没有哪一本著作曾获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其它的任何著作也没有赢得过如此经久不衰的名声。”
到1892年，当詹姆斯完成吉米时，他已经在心理学上教授和写作了17年了，对它已经有些厌倦了。从那时起，他把创造才能转到其它一些事情上去了：教育（他讲授心理学在课堂里的应用，并于1899年出版了《与教师一席谈》）；不同种类的宗教体验的实践结果（《宗教经验种种》于1902年出版）和哲学（《实用主义》出版于1907年，这使他成为美国著名的思想家）。
可是，他的确继续写作一些大众文章，把他在《心理学原则》中提出来的思想再宣传一番，并保持与心理学发展的步伐。1894年，他是唤起人们注意当时还不太引人注目的维也纳医生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美国人，而且在1909年，他尽管还在生病，但还是去克拉克大学看望了惟—一次到美国来的弗洛伊德，并听到说话。
作为一位一向反抗传统的人，詹姆斯情愿探索在可接受的科学范畴之外的心理学的形式。他对唯灵论和“灵魂”现象产生了深刻的兴趣，认为这些东西是非正常心理学的延伸；他还紧跟心灵研究者们的步伐；参加一些降神会；1884年还成立了美国灵魂研究协会。他曾经与一位垂死的朋友订下契约，约好在他死后坐在他的屋外等待与它界的朋友对话；没有什么对话发生。詹姆斯把对这类主题所抱的开放的态度与严格的科学证据联合在一起；后来，在他的生活中，他曾经总结说：“我发现自己相信在这些接连不断的灵魂现象报告中的‘某种东西’，尽管我从未曾掌握到任何确切的证据……理论上讲，我跟开始的时候相比没有什么进步。”
自1898年起，詹姆斯因为一项个人的原因而产生了对死后世界的兴趣。那年，他56岁，在阿迪龙戴克斯山区爬山时心脏劳累过度，从那以后就有了慢性心脏病。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1907年他从哈佛退休了，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内写了哲学方面最为重要的两本书，1910年就去世了，享年68岁。约翰·杜威当时评论他时说：“大家一致公认，他一直是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德国人和事不合情理的赞扬，我认为，他也就是他这个时代和任何国家里最为伟大的心理学家——也许是一切时代里最为伟大的心理学家。”
卓越心理分析者的思想
詹姆斯在心理学领域的每一个话题上都有很多话要说，这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看出来了，可是，他主要的影响还是因为下述几个概念：
功能主义：这个标签通常适用于詹姆斯心理学。与新心理学家不一样，詹姆斯认为，较高等的活动是因为其适应价值通过进化过程随年龄增长而形成的，而新心理学家们却认为，较高级的心理活动是通过简单元素在每个人身上积累而成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时候（1871）他才17岁，而《人类的祖先》出版时（1871）他已经29岁，因而对两本书都有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事情很清楚，意识的复杂过程之所以产生的进化，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保持功能，为了理解这些过程，人们必须询问他们要完成什么功能。
功能主义是个举手可得的标签，而且很准确，只是，它只适用于詹姆斯心理学的某些部分。他没有实际的系统，而且有意避免让自己的思想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因为他感觉到，现在让心理学形成一个宏大理论的时机尚未到来。如拉尔夫·巴顿·佩里所言，詹姆斯是位探险者，而不是制图人。在《心理学原则》中，他提供了有关每一个心理学现象的材料和理论，从最简单的感觉到推理，而没有强行把一切东西归结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
然而，他的确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德国生理心理学家们说，心理状态只不过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理状态，而詹姆斯却说这是“目前心理学状态下无正当理由的妄断”。他认为精神生活是真实的，而生理学认为人的意识只不过是对外部刺激的生理反应的观点是不值得信赖和争辩的：
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们能感觉到自己在思想，他们能区分作为内在活动或者激情的心理状态和它可以通过认知活动来处理的所有物体。我认为这个信仰是心理学所有基本条件中最为基本的，我会抛弃任何对其确定性的奇怪怀疑，认为那对本书的范围来说将是太过玄妙。
因此，心理学的合适主题就应该是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意识到的、和它们为这个有机体所要完成的功能的“意识状态”的内省分析。
（我们将掠过詹姆斯就生理心理学在《心理学原理》中所说的话，因为在这些章节中，除了一些清彻透明和诗意的散文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明确属于詹姆斯的。）
意识的本质：尽管詹姆斯排斥生理心理学中的物质主义，但他不能够接受另一种形式的古典二元论，即认为意识是与肉体平行或者不依靠肉体而单独存在的某种独立体的观点。这不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除了别人以外，费希纳和东德斯都已经显示，某些生理对刺激的反应引起了一些意识状态。
詹姆斯考查了就意识－肉体问题提出的每一种主要办法，最后确定了一种观点上的二元论。有外在的物体，还有我们对这些物体的知觉；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套与之相联系的意识状态。后者不仅仅是由外部事物引起的大脑状态，它们是心理状态，可以彼此间发生影响，而且，在意识的王国里，它们还遵守它们自己的因果法则。
不管意识状态最终的本质是什么，詹姆斯说，心理学家都应该把意识－肉体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心理学远远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能够理清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而它在目前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描述并解释如推理、注意力、意愿、想象、记忆力和感觉等的活动。从詹姆斯的时代起，这就是许多心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人格及个人差别的研究、教育心理学、非正常人心理学、儿童发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确，几乎是任何东西，只是实验心理学除外而已。这个学派的大部分人将会变成行为主义者和今后几十年当中的反“心理主义者”。
意识流：詹姆斯利用内省分析作为其探索有意识思维的主要方法，他强调说，这种方法感觉到的直接的现实就是复杂意识思维无法言说的流动：
大部分书都以感觉开始，它们都是最简单的心理事实，而且是按合成的方式进行的，总是从底下的那些建起更高的一些。可是，这就抛弃了实证主义的调查方法。没有人曾经拥有一个自发而来的感觉。从我们出生的那天起，意识就是许多物体和关系的集中复合。心理学有权在一开始就假设的惟一基本前提就是思维本身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来说，这个第一事实就是，某种思维还在继续当中。我用思维这个词来表示任何形式的意识，而不作任何分别。如果我们可以在英语里面说“它想”，就像我们说“（天）下雨了”，或者“（外面）刮风了”，我们就是在以最为简单的方式和最少的假定来宣称一个事实。因为我们不能，所以，我们都必须简单地说，思维还在继续之中。
詹姆斯认为意识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过程或者功能。正如呼吸是肺的功能一样，传递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就是大脑干的事情。为什么要干呢？“为了把一个已经变得过于复杂的神经系统导于调整自身的正规上来。”意识允许有机体考虑事物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态，而且，因为有了由此而来的预测能力，它可以事先计划并调整其行动，以适应环境需要。意识“无事不起早，可除非这事就摆在眼前，否则，许多事根本就算不得一件事”。最主要的事情是要生存，那就是它的功能。
就进一步的内省，我们可以注意到，意识是有某些特征的。在詹姆斯提出的五种特征中，最有趣的是——因为它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思维概念相矛盾——每个人的意识都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一系列相关联的经验或者思想：
那么，意识自我出现时并非一排砍碎的粉屑。像“链”或者“连串”这类的词并不能合适地描述它刚刚出现的样子。它不是接上去的某种东西；它会流动；一条“河流”，或者一条“小溪”是很自然地描述它们应该用的比喻。因此，本书再次描述它们的时候，让我们把它叫做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
虽然我们的思想或者知觉的对象也许好像是不同和分开的，但我们对它们的意识本身却是一种连续的流，它们就像是浮在小溪上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