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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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肯纳法官先和杰罗打过招呼。他俩的交往始于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代，迄今已30余载。“费歇尔先生，你也对这个案子有兴趣？”
“我代表一方被告。”杰罗欠欠身，又补充一句，“但这并不是我的动议。”
“就我个人而言，”司肯纳法官开始说，“我对‘第11款’兴趣匪浅。事实上，鉴于大量的‘垃圾案件’侵吞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税收，我认为律师们应该更经常地、更充分地使用这一条款。”
简恩起身道：“我想提请法官大人注意动议中的一个章节，在‘起诉教唆’的条目下。契士曼先生称他有‘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起诉教唆’？”司肯纳法官有些迷惑，“是哪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谈话？”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委托人是比却斯集团，J·J·瑞勒皮革厂的母公司。”
果然，法官拿过动议翻阅了一阵，然后说，“我对‘不宜提交法庭’的东西不感兴趣。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
“但是，法官大人，”简恩还不想就此罢休，“你觉得如果我戴着‘起诉教唆’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罪名，我还有资格代表我的委托人吗？我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在我们继续进行之前，我要求被告方或者公开事实，或者收回指控。”
司肯纳法官叹了一口气：“费歇尔先生，你愿意公开你们和委托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吗？”
“所谓‘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是他的措辞，”杰罗·费歇尔指指威廉·契士曼，“不是我的。不过如果法官大人希望的话，我可以再和我的委托人核实一下。”
“你可以在外面的楼道里找到公用电话。”
杰罗耸耸肩。他其实并没有想现在就去核实，但既然法官如是说……杰罗转身缓步离开了法庭。
“好，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法官又重复了一遍，“这场听证要搞清楚的问题十分简单：原告方到底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足以对被告方提起起诉？现在请契士曼先生向原告提问。”
威廉·契士曼站起身来，翻开手里的笔记本，就仿佛准备传唤证人一样。
简恩·希莱曼抗议道：“我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就必须依法回答所有的提问，如此一来，便不可能在本案中作为律师代表我的委托人了。”
“契士曼先生将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希莱曼先生，并不会影响你继续为你的委托人工作。”
一番争论之后，简恩向法官建议道：“我们可否变通一下，由法官大人你来向我们提同样的问题？”
“契士曼先生，你意下如何？”
威廉·契士曼犹豫片刻，很不情愿地带着他的笔记本朝法官席走去。简恩听见他对司肯纳法官说他的字迹很潦草，两个人接下来就威廉预先拟定的问题讨论了很久。简恩禁不住暗自得意，因为他看得出来，司肯纳法官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果然，法官照着威廉的笔记本提了几个问题后，便问众人在休庭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
“最后一点，”简恩说，“我想费歇尔先生已经和他的委托人谈过了。”
杰罗·费歇尔早就回到了法庭，并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暂时无法提供新的情况，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不过我可以再和他们联系。”
两个星期后，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做出裁决：“原告方的起诉乃基于与本案有关的间接证据，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起诉基础的某些证据尚待发展和收集。因此，本法官裁定，‘第11款动议’不适用于本案，并就此否决被告方《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
此后的一年半里，简恩·希莱曼把沃伯恩案搁在了一边。他很忙，挣了很多钱，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先是巴瑞·里德揽来了一桩饭店失火案，一位商人在火灾中丧生。简恩主动请缨接了这个案子。他的助手中自然少不了凯文·康威，还有一位新近加盟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比尔·克诺利。他们聘来全国有名的专家，花了15万美元制作准备在法庭上展示的各种照片、图片和模具模型等等，他们把肇事饭店的律师和保险公司请到一家高级酒店协商调停。三天的谈判结束后，简恩·希莱曼拿到一张面额225万美元的赔偿支票。
巴瑞·里德取走了报酬中的绝大部分，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出席任何一场谈判。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由简恩、凯文和比尔三个人分。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电话采访时，巴瑞就此案侃侃而谈，把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
“你至少应该提到我的名字！”简恩读完报道后找到老板的办公室。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简恩·希莱曼在里德-缪里根的职业生涯，凯文和比尔也和他一起辞职。
三个人新开张的律师事务所就叫希莱曼-康威-克诺利。他们在联邦法庭大楼附近租下一套办公室，把从饭店失火案中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室内装修和购置高档办公家具。简恩还要求秘书每天向花店定购鲜花。开张那天，100多位同行登门助兴，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也带着他们的夫人们前来祝贺。
除去各种各样的开销和打点，三个人囊中所剩无几。一向谨小慎微精打细算的凯文·康威成了事务所的把门人，每一件案子都须先经凯文过目，由他判断胜诉的可能，并决定是否受理。所以一开始，他们只接了一些小案子，大都是病人告医生医院的，收入不多，倒也不愁温饱。但是这种小打小闹根本就不对简恩的脾气，他生性喜欢大手笔，玩的就是高投入，高回报，自然也少不了高风险。他盯上了一桩已经被两家大事务所拒绝受理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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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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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保尔·卡立的年轻人在车祸中受伤后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只消十天半月便可痊愈，结果保尔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出院时成了只能靠轮椅代步的残疾人。
简恩花去了足足半年的时间和20多万美元，总算搞清楚了保尔的案子。保尔在车祸中伤在头部，而后全身严重浮肿，医生给他开了甾醇类药物，这本是治疗浮肿的常规方法，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当浮肿因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而加剧，持续不见消退时，医生未能及时对感染作出诊断，只是一味地加大甾醇类药物的剂量，而且连续使用三个星期，大大超过了规定的用药期限。据相关的医学文献报道，大剂量长时间地服用甾醇类药物，将导致骨质疏松败坏，特别是髋骨。
和饭店失火案一样，简恩包下一家高级饭店的会议室，请医院的律师和保险公司坐下来谈判。不出两个回合，原本一毛不拔的保险公司主动提出愿按最高标准支付1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被简恩拒绝了。
消息在业内圈子里传得飞快。有相识的律师们在大街上叫住简恩，问他这一切是否属实。等到被证实后，有人摇头表示惋惜，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简恩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伯。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简恩为区区一桩医疗事故案投入了二十几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保尔·卡立伤残案的庭审一共进行了15天。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当简恩·希莱曼开始他的总结性发言时，法庭内座无虚席。和简恩的新老同事同行们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的，还有一位人称“毕特大叔”的银行家，简恩花出去的二十几万美元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毕特大叔”的本名叫乔治·甫里格，波士顿银行副总裁。自从简恩拒绝了保险公司的100万美元报价后，毕特大叔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的那一大笔贷款很可能就此打了水漂。
陪审团进到了审议室里。简恩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法院，在审议室门外的走廊里坐立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简恩想到了他的声誉和事业，想到了那些在大街上骂他愚蠢的律师们，也想到了保尔·卡立。这时的保尔正坐在轮椅上，和简恩一样苦苦地等候着陪审团的裁决。
第三天下午，审议室那两扇厚重的、似乎将无限期地关闭下去的大木门终于打开了。陪审团认定医生和医院“玩忽职守”，裁决院方赔偿保尔·卡立470万美元！
正当简恩·希莱曼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卡立伤残案中时，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两位教授完成了对沃伯恩白血病的研究。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在1981年春天，安妮·安德森和布鲁斯·扬格牧师应邀参加了公共健康学院的一次研讨会。该学院的摩文·泽拉伦教授听了他们的发言后颇有感触，便和一位同事一起着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在长达153页的研究报告中，两位教授写道：“综合考虑所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可以肯定，G号井和H号井的水污染造成了当地居民中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两井之水与该地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份报告后来被通称为沃伯恩案中的“哈佛健康报告”。
《波士顿环球报》就此研究发表了题为《沃伯恩白血病与水污染有关》的报道。简恩·希莱曼深知，虽然他们的案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光有“哈佛健康报告”是绝对不够的，他和安东尼·罗思曼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卡立伤残案结案后一星期，简恩还沉浸在名利双收的喜悦之中，便接到威廉·契士曼向法庭提交的第二份动议，《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自从“第11款动议”被否决以来，威廉一直没有闲着。他先是走访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两位世界知名的血液病专家，其中之一的詹姆斯·柬德尔博士新近刚刚完成了他的《血液学教程》一书中的白血病章节。柬德尔博士重新查阅了有关白血病的医学与科学文献，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TCE会引发白血病。当威廉向他们问及国家环保署为何将TCE列为致癌物时，两位专家非常权威地回答说，国家环保署此论的依据得自动物试验。严格地讲，动物试验的结论不可以生搬硬套到人类，因为两者的代谢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威廉·契士曼在新的动议中引经据典，并再次敦促司肯纳法官驳回沃伯恩案，“因为TCE导致白血病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其实，威廉·契士曼“即速裁决”的真正动机是再清楚不过了。沃伯恩的白血病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像摩文·泽拉伦教授一样的“管闲事者”，还会出现多少类似于“哈佛健康报告”的研究专著？
威廉曾在电话上和杰罗·费歇尔谈起过他草拟的“即速裁决动议”，但是和上次一样，杰罗对此不感兴趣。
收到“即速裁决动议”之后，简恩·希莱曼立即投入了工作。安东尼为他推荐了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免疫学专家亚伦·列维博士。列维博士曾多次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案子中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他对沃伯恩的白血病一案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长期摄入低浓度的TCE可以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使癌细胞得以繁衍与扩张。
这种理论令简恩耳目一新，但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证明这一论点？列维博士说，他认识哈佛大学的洛博特·科尔文教授，一位免疫病理学家，他的实验室专事长期监测器官移植病人的免疫系统。但是，列维博士警告说，做这种试验非常昂贵，而且，他也并不能确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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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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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大手一挥，做！他请亚伦·列维博士当即打电话给洛博特·科尔文教授。
科尔文教授知道“哈佛健康报告”，也听说过沃伯恩的白血病案子。他问列维博士想做哪些试验，列维博士答曰，淋巴细胞计数和系列T细胞化验。淋巴细胞计数即检测体液中的白血细胞数量，这种相对简单的试验在一般的实验室里都能做。但系列T细胞化验就比较复杂了。T细胞的学名全称为胸腺产生细胞。所有的T细胞都非常貌似，但生理作用却各不相同。比如T细胞H的功能是鉴别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等，T细胞K负责向这些有害的群体发起攻击，而T细胞S则在有害群体被消灭之后及时抑制T细胞K的行动，以免破坏其他正常细胞。要将人类免疫系统中的所有这些T细胞逐一分辨开来并非一件易事，而且系列T细胞化验指的是一组实验，并非一个单一实验。科尔文教授使用了在当时极为尖端的激光技术。
其后的一周里，作为原告方的所有28名患者家属全都抽取了血样，科尔文教授将每个人的血液化验了两遍。等结果出来了，列维博士对简恩解释道：“简单地说，科尔文认为，这些人的免疫系统中有超乎正常数量的T细胞K，也称杀手T细胞（K即Killer，杀手的意思——笔者注）。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体内存在有致癌物，逼迫其肌体分泌合成出大量的T细胞K，以与这些入侵者对抗。而那些死于白血病的孩子们，则是在这场对抗中被致癌物击倒或拖垮了的牺牲品。”
列维博士还查到了三篇医学文献。第一篇是一份关于干洗店的研究报告。干洗店也是经常使用TCE的地方。在对330名干洗店职工的调查中发现，几种不同癌症的发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而白血病的发病率更高出150%。另外两篇为动物试验论文，其作者认为，TCE破坏了骨髓中的血液再生细胞，从而引起病变。
现在，简恩的手里有了“哈佛健康报告”，有了列维博士的理论，有了科尔文教授的血检结果，还有那三篇相关的医学论文。虽然这一切还远不能称作TCE引发白血病的科学依据，但足以对被告方的“即速裁决动议”发起反击。在简恩向法庭提交的辩护状概要中，亚伦·列维博士亲自执笔写下了一段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井水中的TCE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当地居民一系列严重病变，包括免疫系统功能失调和白血病。”
状纸递上去的第四天，司肯纳法官驳回了威廉·契士曼《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
许多年后，简恩·希莱曼回忆说，如果不是威廉·契士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各种动议，他恐怕早就听信凯文·康威的忠告，放弃沃伯恩案了。威廉的那些动议一开始总是搅得他心烦意乱，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其他案子，像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地去走访专家，查找资料，在证据日臻完善的同时，也使自己在这个“无底黑洞”中越陷越深。简恩说，他一直到后来才悟出了杰罗·费歇尔的功夫和修炼。倘若威廉也能像老谋深算的杰罗似的，不急不躁，不动声色，对案子不闻不问，能不碰就不碰，沃伯恩案最后很有可能就和其他几桩环境污染引起的伤病索赔案一样，历经长年累月的无人问津不死不活之后而自生自灭。
1984年8月，司肯纳法官宣布，暂定在第二年的5月份开庭审理沃伯恩案。
接到消息后，凯文·康威提醒简恩·希莱曼说，虽然他们的事务所在本案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用于验血的数万美元，但是从原则上讲，沃伯恩案仍然是律师公益协会和安东尼·罗思曼的案子，因为根据当年签订的协议，律师公益协会将收取全部报酬的三分之二。简恩懂得凯文的言外之意，他还是希望简恩就此罢手。别的不说，据亚伦·列维博士的建议，简恩应当聘请各方面的医学专家——神经病学家、心脏病学家、毒物学家、内科学家等等——对所有的28名原告作全面彻底的体检。凯文·康威说得不错，沃伯恩案确实是一个“无底黑洞”。面对这样一个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时间和金钱的庞然大物，谁不会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那年秋天，简恩应邀列席律师公益协会在威斯康星州缪瓦克市召开的年会，顺便带去了沃伯恩案的初步预算：在开庭之前还需要将近50万美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东尼和简恩坐在一家酒吧的吧台前，安东尼说：“董事会今天开过会了。鉴于沃伯恩案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由你和你的事务所做的，我们决定把整个案子转让给你们。至于律师公益协会已经做过的一些早期工作，在事成之后收取12%的酬金，你觉得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简恩还想继续干下去，从今往后他就将是孤军作战。
威廉·契士曼发现他的委托人W·R·格拉斯公司没有跟他讲真话。国家环保署调阅了沃伯恩食品机械厂的进货记录，该厂实际上前后共进过四桶55加仑的TCE，而非原来说的一桶。而且据职工们反映，大约10年前，厂子里的一位经理曾让工人们将六只装过废液、包括TCE的铁桶埋在了厂房后面的地沟里。国家环保署责令W·R·格拉斯挖出那六只铁桶，《沃伯恩每日时报》的一位摄影记者拍得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人们从照片上看到，一台起重机正吊起一只锈迹斑驳、被挤压得歪扁不成形的大铁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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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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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想，完了，单凭这一点，任何陪审团都会对W·R·格拉斯公司作出“有罪”的裁决，以及上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
虽然以前的两项动议均被驳回，但这并不能阻止威廉向法庭提交第三项动议。事到如今，撤诉就免谈了。在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若干企业里面，还有一家使用TCE的，那就是与食品机械厂毗邻的联合第一制服厂。该厂生产各行业的职工工作服，需要用TCE清洗布匹等物。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承认，他们曾误排过一次废液。
也许不止一次，威廉想。
威廉于是提笔写下了《关于联合第一制服厂应被列为沃伯恩案联合被告的动议》。如此一来，便有了三家，而不是两家来分担今后的赔款或罚金。而且，也大大地增加了原告方的工作量，因为简恩必须一个一个地调查核实，收集各方被告的证据。
这一次，司肯纳法官批准了威廉·契士曼的动议，简恩·希莱曼对此也毫无异议。但被威廉强拉进来作陪葬的联合第一制服厂却不乐意了。作为联合被告，联合第一制服厂本应与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合作，现在却调转枪口，给了威廉·契士曼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代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哥德温-普洛特-霍尔律师事务所私下里与简恩谈成了一笔交易，愿以150万美元的赔偿费换取原告方对其撤诉。双方商定首期付款40万美元，余者分五年付清。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简恩把原告方的几户人家请到他的办公室。众人欣然接受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调停方案，也认可了简恩的提议，将这第一笔钱作为继续打官司的基金。
案子正式开庭以前，有一段被律师们称为“摸底”的调查期，即原被告相互查验对方可能提交法庭的证据，传唤对方可能出庭的证人，并向对方索取某些必要的资料。
理查德·奥费诺是第一位被“摸底”的原告兼证人。198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理查德和妻子劳拉起了一个大早，他们要在上班的时间赶到波士顿的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到了那里之后，简恩·希莱曼请劳拉在办公室里等候，他和凯文·康威一起陪着理查德去不远处的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在一间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他们见到了代表两方被告的杰罗·费歇尔和威廉·契士曼。
杰罗先提了一些有关奥费诺家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医生是否说过你们有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的问题？”
“没有。”理查德答道，“但当我儿子死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殆尽。”
杰罗翻阅着嘉洛德·奥费诺的病历：“这里提到他的死因是伤寒，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嘉洛德的直接死因确实是伤寒。但医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对白血病的化学治疗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这种小小的感染本不至于致孩子于死命。理查德说：“他一直好好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刚刚三个月，就死了。”
杰罗点点头，说：“你是说，在他被诊断出白血病以后，一开始，治疗是很有成效的，你们都感到非常乐观。但他突然病倒，马上就死了？”
“是的。”
“他死在医院里了？”
“不，在93号高速公路上，我正在开车。”
杰罗·费歇尔以前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所有的惊讶都写在了他的脸上：“你是说，嘉洛德死在了去医院的途中？”
“他死在93号高速公路上，”理查德又重复了一遍，“快到桑蒙维尔的出口。我们赶紧拐下高速公路，找到就近的一处消防站……”理查德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凯文·康威则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一时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杰罗·费歇尔总爱对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说：“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有的案子是不可能输的，而有的案子，也许是不可能赢的。”现在，杰罗想，我面对的恐怕就是一个不可能赢的案子。原告方一共有八户人家，也就是说，有八个揪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故事。用不着任何想象力便可以想得到，听了这样的故事，慢说是陪审团里的大叔大婶们，恐怕连法官也会伤心落泪。杰罗想，我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原告们出庭作证，尽管这很难做到。
对原告中11位成年人的“摸底”耗去了整个一个月，简恩·希莱曼一次不落地出席了所有的听证会。现在，轮到他传唤被告方证人了。简恩决定，先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下手。
保罗·沙林是该厂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主管，有13年的工龄。但经过两天共12小时的听证之后，简恩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否认和回避。保罗甚至说他不知道被国家环保署责令挖出的那六只废液桶是怎么回事。他在撒谎，简恩想，但我迟早会把真话从他嘴里给逼出来的。
第二位证人叫托马司·巴勃斯，食品机械厂的油漆工。简恩请他来是因为，机械部件在刷漆之前需用TCE清洗，所以厂里的TCE都由油漆车间保管。托马司承认在1961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往厂房后面的排水沟里倒过TCE废液，“后来我向老板建议，先把废漆和废液集中在桶里，再采用合法的方式一起处理掉。”
“你告诉沙林先生不应该把废液泼在地上？”简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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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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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巴勃斯先生，你是否参与过在厂房后面的土沟里掩埋那些废液桶？”
“没有。”
“你是否知道这件事？”
“除了后来在报纸上读到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管把废漆和废液装进铁桶里，至于如何处理，那不是我的事。”
4月初，食品机械厂负责收货的仓库保管员奥尔·拉维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他告诉律师们他家住在沃伯恩城东的派茵街社区。他和托马司·巴勃斯一样，1961年就进厂了。在调到仓库之前，他一直是油漆车间的清洗工。奥尔根据公司律师威廉·契士曼的旨意，尽可能简单扼要地用“是”或“不是”回答简恩的提问，而不可多言多语添枝加叶。
当被问及有谁参与过在厂房后面处理那些废液桶时，奥尔吞吞吐吐地道出了两个名字：约·默洛和托马司·巴勃斯。奥尔不愿意打小报告，他和托马司从小就认识，但他更不愿意撒谎。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先把桶里的废液倒进沟里。”
“什么沟？”
“排水沟，一直通往一条小溪。”
简恩话题一转：“你在城东住了多久？”
“19年。”
“你有孩子吧？”
“八个。”
“一个大家庭。”简恩点点头，笑了，“当你听说两口井被污染，一定很担心，是吧？”
威廉·契士曼举手表示抗议。
简恩换了一种说法：“你担心家人的健康吗？”
威廉再次提出抗议。
“你的家人中有没有谁得过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
威廉对简恩提出的所有这类问题都表示抗议。奥尔始而大惑不解，继而大为反感。他不顾威廉的阻止，一口气回答了简恩所有的提问：“是的，我非常担心家人的健康。我最小的儿子心脏有毛病，我的一个女儿流过产，还有一个孙女一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
奥尔·拉维吃不好睡不好，他思前想后好几天，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安德森家的门。奥尔和安妮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安妮问他是否愿意单独找简恩·希莱曼谈谈，奥尔说愿意。
第二天晚上，简恩应邀来到拉维家。奥尔告诉简恩，厂里有谣言传出来，说到70年代初期，总共埋掉的废料桶有50多只。奥尔还说，他知道托马司·巴勃斯没有讲真话，因为他亲耳听见托马司和一位名叫弗兰克·凯利的工长谈起过埋在土沟里的废料桶。奥尔最后说，已经跳槽的电气技术员诺波特·帕奎里拉也知道这些事。
诺波特·帕奎里拉说话很快，还喜欢不时地重复一些词句：“没错，就是我亲自扔掉的。对，我亲自扔的。艾狄·俄拉任，装配线的工长，让我把那些废液都倒进沟里。都倒进沟里。那一带简直是寸草不生。我当时并不知道那玩意儿有毒。我有时候用它清洗零件，你知道，清洗零件。每次用过之后手都翻白了。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我不懂化学。不懂化学。”
“三氯乙烯。”
“对，就是它。就是它。”
“那托马司·巴勃斯呢？”
“托马司·巴勃斯呢？他往沟里倒油漆的稀释剂。”
“但他说他从没干过这些事。”
罗伯特嗤之以鼻：“他干了好多年。好多年了。”
很明显，保罗·沙林和托马司·巴勃斯都在听证会撒了谎，而且W·R·格拉斯公司也对国家环保署撒了谎。按照联邦政府的法律，对国家环保署隐瞒实情者犯法。简恩·希莱曼相信他有足够的理由请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进行调查。他带着奥尔·拉维一起去了检察机关。
一个星期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给简恩：“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再次传讯托马司·巴勃斯。他说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他记得他曾经把桶里的废液倒进了排水沟里。”
保罗·沙林的记忆也恢复了，他承认在威廉向原告方律师提交的物证中，有一张字条是他亲笔所书。这张日期为1973年9月30日的条子上写着：“截至九月份，共使用三氯乙烯150加仑。”如此说来，简恩在心里估算道，至少在1974年以前，该厂每年使用大约四桶55加仑的TCE。十多年累积下来，应该有50多桶，与“谣言”的说法完全一致。50多桶！足以污染G号井和H号井！简恩想，这就叫做铁证如山了。
对W·R·格拉斯的“摸底”持续了整整六个月。1985年7月，应双方律师的请求，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批准将开庭日期推延到第二年的2月18日。
要说W·R·格拉斯已经够难对付的了，J·J·瑞勒皮革厂更是难上加难。全厂自上而下，从老板到员工，竟无一人肯在摸底会上透出丝毫口风。杰克·瑞勒矢口否认起诉书上所有的指控，既不承认曾经使用过TCE，也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记录——化学配方、定货单、发票等等，说是因为没有地方存放，所有这些单据均已被销毁。
指控J·J·瑞勒皮革厂的关键，是厂房和阿波卓纳河之间那片15公顷的不毛之地。简恩·希莱曼曾经去过那里，亲眼看见了大约10来个已经生绣的55加仑铁桶，也闻到了那股子略带甜腻的化学溶剂的气味。简恩还在州卫生部查到了一份日期为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当时州卫生部接到周围居民的投诉，说皮革厂附近老是有一种难闻的怪味，遂派了环境卫生工程师A·C·博尔得前去调查。博尔得和杰克·瑞勒一起顺着一条小路走到了那片空地。博尔得后来在报告中称：“地上的淤泥中动物毛发随处可见，从毛皮上刮下来的肉扔得到处都是，有的离阿波卓纳河只有几英寸。”博尔得要求杰克·瑞勒立即进行清理，杰克说这是他的地盘，他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于是向他指出，”博尔得写道，“不管这块地皮属于谁，对空气和河流造成污染都是与本州的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杰克最后勉强同意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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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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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使简恩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请来私人侦探挨户走访皮革厂附近的居民，但是几个月下来几乎一无所获。J·J·瑞勒皮革厂不愧是瑞勒家经营三代的百年老厂，在沃伯恩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颇具“地头蛇”的架势。不但厂子里所有的工人三缄其口，绝不说出对老板不利的话，而且周遭的人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番忙碌的结果，简恩只得到一条已经断了线的线索。多年前，有一家与皮革厂相邻的巴诺尔公司，专营回收各种工业用包装材料，包括55加仑的化学品铁桶。巴诺尔公司后面就是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两家有时候不分彼此。杰克·瑞勒说，简恩看到的那些锈铁桶就是巴诺尔公司遗留下来的。一位该公司当年的员工告诉简恩，老板韦特立·巴诺尔曾让他们把桶里残留的农药等直接倒进通往阿波卓纳河的排水沟里，把一些“不知名”的有毒液体泼洒在地上。这位员工还说，巴诺尔公司在对金属包装重新刷漆之前，也要先用TCE擦洗一遍。但是，韦特立·巴诺尔已病故多年，巴诺尔公司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无论是谁“具体”地污染了那片空地，比却斯集团都必须对在其名下的地皮上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但是，简恩也知道，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曾亲手所为，要说服陪审团恐非易事。
简恩·希莱曼为八户原告重金聘请的第一位医生是来自芝加哥的雪莉·康尼贝尔博士，环境及职业病专家。体检的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家属的健康状况惊人地相似，28个人全都有胃痛、腹痛、恶心呕吐、嗓子痛、皮疹、头晕目眩等慢性化学中毒症状。
第二位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学专家索尔·科恩，他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对原告中的所有11名成人及3名高中学生逐一进行检查，发现这14个人无一例外地患有心律紊乱，一种典型的TCE症状。科恩大夫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检查的结果令我非常震惊。”
根据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科主任罗伯特·费德曼的检查结果，大多数患者家属患有不同程度的运动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失忆和忧郁症。
简恩还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儿童医院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生物化学家芭薇莉·佩金博士，她曾参与过国家环保署主持的几次水污染调查。在对八户人家住宅内的空气进行取样分析之后，佩金博士得出结论，当人们使用热水，譬如淋浴时，水中的TCE随热气一起蒸发，使得滞留在空气里的TCE含量高出水中两至三倍。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一位毒物学家则发现，TCE还有可能从皮肤渗入，这就是患者皆出现皮疹的直接原因。概括起来，TCE进入人体的渠道一共有三条，除了饮用水以外，还有呼吸和毛孔吸收。
至此，简恩自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受污染的自来水导致了当地居民的慢性化学中毒。就算TCE直接诱发白血病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也会使病情加重。而最关键的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W·R·格拉斯属下的食品机械厂和比却斯集团属下的J·J·瑞勒皮革厂没有污染地下水源，那些孩子们就不会这样白白地死去。
简恩前后聘请的医学专家共多达12人，足够装备一座小型医院，账单的总额也十分惊人。到1985年9月，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中的投入已经突破了100万美元。四年前，凯文·康威曾预言沃伯恩案是一个“无底黑洞”，现在看来，真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
简恩又想到了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但他从不独自一人去申请贷款，每次都要拉上凯文和他们的会计师詹蒙·戈登。
在简恩的眼里，詹蒙简直就是一个数字的天才。他俩的交往可追溯到“派普箭”号失事案。当时保险公司在谈判桌上答应，按最高投保额付赔。他们给了简恩一个非常复杂的40年分期付款方案，说是价值150万美元。简恩对此一窍不通，他连自己支票本上的账都算不清爽，便将单子交给了詹蒙。詹蒙在键盘上劈劈啪啪一阵敲下来，算出保险公司实际上只付了33万，其余的都是由本金生出的利息。从那以后，简恩每一次的调停谈判都要请詹蒙到场，凯文更是在接手每一桩案子之前都务必要与詹蒙商量。
简恩缺钱用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找过毕特大叔，有时还带上房契车契。毕特大叔总是要先数落一番简恩花钱如流水、有一千花一万的陋习。遇到毕特大叔和颜悦色的时候，简恩也照例要重复一遍他的“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再赚”的理财哲学。然后，毕特大叔又总是把房契车契推到一边，说我用不着这些玩意儿，大笔一挥，就贷给他们十万八万。
但是这一次，毕特大叔真的虎了脸，说咱们先不谈贷款，把以前的老账清一清再说。
“一共是20万美元。”毕特大叔把最后的数字递到三个人眼前，“联合第一制服厂的第一期赔偿应该够了。”詹蒙答应过毕特大叔，等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头款一到立马还债。
众目睽睽之下，詹蒙用了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口气，满不在乎地说：“花了。”
毕特大叔后来跟人回忆起这一段，说他当时气得恨不能把办公桌对面的三颗脑袋一颗一颗地揪下来，却瞥见简恩又开始故伎重演，一张一张地往外掏他的房契车契。毕特大叔说：“等等，都花到哪儿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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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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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恩案。”詹蒙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胸有成竹地递上从计算机里打印出来的栏目清晰、条理分明的账目册，上面一条一款地列着用于沃伯恩案的全部花费。根据詹蒙的预算，至少还需要50万美元才能挨过剩下的五个月“摸底”和预计将持续至少六个星期的庭审。
毕特大叔带着所有的这些纸张上楼去了一趟，下来时告诉“孩子们”，董事会同意再贷给他们50万美元。他又把简恩的房契和车契推到了一边，然后让三个人在一张《贷款合同书》上签字。合同书上写着，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愿以联合第一制服厂的五年分期赔款偿还波士顿银行的这笔贷款。
毕特大叔起身与“孩子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好运，又把詹蒙拉到一旁，请他务必随时通报有关沃伯恩案的进展。“银行家不喜欢意外。”毕特大叔警告詹蒙说。
杰罗·费歇尔听说联合第一制服厂用150万美元换了一个撤诉，觉得此计甚妙，便打电话到简恩·希莱曼的办公室：“听说你已经拿到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赔款。”
“是的。”
“我这儿还有，想要吗？”杰罗给出的价码是200万。电话另一头的简恩笑了笑，不置可否。杰罗又说：“据我所知，你对比却斯集团的指控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纸上谈兵，空口无凭。”
简恩承认，针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确实不如W·R·格拉斯那般确凿，但也决不是空口无凭。
在挂断电话之前，杰罗说：“你以为你有本事让那些个原告在法庭上痛说他们的悲惨境遇，惹得陪审员们一个个掏出纸巾，跟着他们一块哭天抹泪儿。告诉你，门儿也没有。你的那些患者家属永远也别想走上证人席！”
放下电话，简恩想，这老小子急了，恼羞成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些什么。他怎么可能不让原告们出庭作证？不过说到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那倒确实需要再下一番功夫。简恩和他的同行兼好友、当年在纽勃利港的小渔村里就认识的汤姆·凯立聊起这件事，汤姆建议他去请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查尔斯·纳逊教授，联邦证据条例（FederalRulesofEvidence）专家。
纳逊教授40多岁，年富力强，也是个大忙人，而且行踪不定。几经周折，简恩终于打听到，纳逊教授将应邀在波多黎各召开的一个法学界的会议上讲演。
讲演结束后，简恩和一帮子年轻人团团围住了纳逊教授，但教授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只顾与一位长者无休无止地扯着闲篇。简恩耐心地等到了一个插话的间隙，急忙向纳逊教授伸出手去，用早已在脑子里练习过多次的台词自我介绍说：“我手里有一个案子，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纳逊教授很敷衍地握了握简恩的手，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崴任斯基法官。”说罢便转身快步离去。
被称作“崴任斯基法官”的长者开始跟简恩说话，但简恩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扔下法官，一路追上纳逊教授。
“你是想要征求我的意见？”教授头也不回地说道。
“正是。”简恩点点头。
“那我对你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当一位联邦法官和你说话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扭头就走！”
飞机从波多黎各机场起飞不到10分钟，简恩便不顾空姐们的劝阻，跌跌撞撞地踱到查尔斯·纳逊的座位旁。纳逊教授正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在简恩说话的自始至终，他一直没有睁一下眼睛。简恩无奈，只好将一大摞“沃伯恩案”的资料轻轻地放在教授的膝盖上，反正这本来也是为他准备的。
飞机在波士顿机场降落之前，纳逊教授来到简恩跟前，“OK，”他说，“我很有兴趣。你们打算付我多少钱？”
到1985年底，詹蒙·戈登账簿上沃伯恩案的花销总额已经到了180多万美元。几个人又跑了一趟波士顿银行，这一次，毕特大叔收下了他们带去的所有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简恩是单身汉，可以自己说了算。其他的几个人，凯文、詹蒙，还有比尔·克诺利，都是瞒着老婆干的。詹蒙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默默祈祷上帝保佑庭审如期举行，他听说杰罗·费歇尔曾先后两次向司肯纳法官要求延期开庭，因为他尚未做好准备，幸好都让法官驳回了。真的，简恩们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拖延了。
开庭的日期近在眼前，两方被告通过司肯纳法官提出，愿意再次与原告方协商调停。法官在通知简恩时说，请他们事先草拟一个付赔方案，到时候拿到谈判桌上讨论。
谈判的地点定在四季宾馆的宴会厅，按照惯例，由原告方埋单。詹蒙·戈登亲自点菜，定下了一桌丰盛的自助早中餐（Brunch）。
杰罗·费歇尔晚到了10分钟，他一面道歉一面似不经意地说，他是从哈佛直接赶过来的。这天早晨，那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刚刚授予他“一把椅子”。
“什么椅子？”这消息似乎令查尔斯·纳逊教授非常吃惊，他简直不能想象，一把在靠背的铜牌上刻有“杰罗·费歇尔”的椅子会和其他著名学者的摆在一起。
“黑色，带扶手。”杰罗轻描淡写地答道。
“祝贺你。”纳逊教授微微一笑。
宾主在各自指定的位子上一一就座，简恩·希莱曼代表原告方发言。他说他们计算赔偿金的依据是，除了保障28名患者家属今后的生活，还要足以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事实上，他们的委托人们更需要的是两家公司以实际行动向整个社区的居民们道歉。说话之间，简恩瞥见杰罗拿了一块薄荷糖，剥开纸，送进自己的嘴里，很津津有味地咂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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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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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说了15分钟，然后由詹蒙讲解赔偿方案：2500万美元用于设立白血病研究基金，2500万美元头款，八户原告家庭每户每年150万美元，一共支付30年。
威廉·契士曼和他的同事们不停地记着笔记，只有杰罗一直在把玩一支精美的钢笔，那是宾馆为每位与会者预备的。
威廉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一共是41亿美元。他问詹蒙：“这是30年的合计。按现在的利率，本金应该是多少？”
“我还是不说的好。你们的会计师会告诉你的。”其实詹蒙计算过：175万美元。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1985年的总收入合计为65万美元左右。
杰罗又拿起一只炸圈饼，用餐巾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
威廉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提问，简恩们还在耐心地回答着。杰罗突然开口了：“我可不可以……”等所有的目光都转了过来，杰罗晃了晃手中的钢笔，“带走这支笔？”
众人愕然。
杰罗把钢笔插进衣袋里。“好笔，”他说，“谢谢。”一边披上大衣，径直朝门外走去。
威廉和他的同事们也起身收拾东西，跟了出去。
凯文·康威看了看表，整个会晤前后不过37分钟。被告方碰过的食品就是一块薄荷糖和一只炸圈饼，连咖啡都没人喝一口。
简恩耸耸肩，说：“还有两个星期，挑选陪审团。”
走出四季宾馆的大门，凯文对比尔·克诺利说：“我好像听见杰罗说了一声‘操！’你听见了吗？”
“没有。”比尔想了想，“也可能说过，不过……”
他俩争论了一路。
审议挑选陪审团的工作仍然如期进行。依照简恩·希莱曼的想法，最好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每个人都有半大不小的孩子，就和安妮·安德森一样。杰罗·费歇尔不希望陪审团听到那些白血病孩子们的故事，特别不希望像安妮那样的母亲们听到那些故事。但是六天的筛选下来，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进入陪审团的第一位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最后一位是一个20来岁的姑娘。当然，12名陪审员也并不个个都是被告方的理想人选。他们想要的是那些供职于大公司的单身汉，有点像简恩一样的工作狂。
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给了双方律师两周的时间，要他们各自提出一个庭审的议程方案。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建议，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传唤证人。先请几位原告述说他们的孩子们从被诊断出白血病到死于白血病的经过，最后一名出庭的患者家属应该是安妮·安德森，因为她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除了吉米的故事之外，安妮还要讲述她所收集记录的患者名单和资料，以及她对自来水的怀疑等等。之后，便可向法庭提交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污染当地水源的证据。然后，便是若干的医学专家们出庭论证两井中的污染物与白血病和其他疾病的联系。
代表W·R·格拉斯的威廉·契士曼则希望首先进行TCE是否会导致白血病的法庭辩论，他认为这是原告方最薄弱的环节。
而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却主张，先要搞清楚两家工厂是不是真的污染了G号井和H号井。J·J·瑞勒皮革厂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不一样，后者与两井同在阿波卓纳河的东岸，而皮革厂却是在河的另一面。如果原告方不能证明该厂排放的废液确确实实地到达了河对岸的两口水井，则对比却斯集团的审判就不必再往下进行了。
方案交到了法官手里，他又花了一个星期比较权衡，最后制定出一个与杰罗的方案大同小异的议程。瓦尔特·司肯纳将庭审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命名为“供水系统”和“医学论证”。法官解释说，鉴于沃伯恩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审理，他会在两个阶段之间安排休庭的时间，届时双方都可以放松一下，并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
其间，杰罗·费歇尔的副手尼尔·雅各布把简恩约到酒吧里，请他再单独给比却斯集团开一个价码。
“1800万美元。”简恩第二天在电话上告诉尼尔。
“谢谢。”尼尔说，“我请示了老头子就给你回电话。”
但是，尼尔一直没有回电话。
简恩·希莱曼站在法庭的中央，面对12名陪审员。他那天穿一身炭灰色暗花条纹西服，系红色赫美丝领带。其实他的目光并没有朝向陪审席，而是注视着脚底下的地板。在他右边的旁听席上，他知道，最前面的几排早就已经被媒体包围了。后面的席位上，除了事务所包括前台小姐在内的全体员工和他们的妻子丈夫外，还有简恩的母亲，他的前后三任女朋友，还有来自沃伯恩的布鲁斯·扬格牧师和当地其他居民，还有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当然还有专程分别从芝加哥和纽约赶来的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的头头脑脑们。连杰罗·费歇尔的一个女儿也来了，因为这是她父亲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案子”。
唯一缺席的，是本案的原告们。简恩曾表示希望患者家属们回避。简恩的意思，整个庭审可能会持续数周乃至数月，如果这些令人注目的未来证人们在旁听席上显出了怠倦、无聊，或在不该笑的时候笑了，不该愤怒的时候愤怒了，或只是因为不管什么原因时来时不来……“想一想，”简恩说，“那将会给陪审团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要知道，记者们的后脑勺上都是长了眼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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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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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简恩抬眼望着陪审席后面的窗户，开始了他的开场发言，“在波士顿的北面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沃伯恩。沃伯恩，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城镇一样，有住宅，有学校，有教堂，有工厂。但是沃伯恩，它还有一样，就是发病率高乎寻常的各种疾病。”
简恩把发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着它们。原告席上还坐着凯文·康威，比尔·克诺利，查尔斯·纳逊教授和汤姆·凯立。汤姆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在简恩需要的时候，也抽空过来帮帮忙。
简恩娓娓道来。他讲述了沃伯恩的八户人家和他们的遭遇，讲述了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他说他将向法庭证明，两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把有毒的化学废液泼洒在地上，或倒进沟里，这些废液通过地下水渗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统的两口水井，并继而进入了城东居民的自来水管道。“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然而，他们却照做不误。”
当简恩结束时，法庭内悄无声息。过了好久，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钟。
简恩·希莱曼掐着指头算了算，他大约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时间传唤原告方所有三十几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但是他的关键证人，也叫“明星证人”，只有两位：地质学家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水文学家乔治·平德尔。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比较好办，奥尔·拉维、托马司·巴勃斯等等都愿意出庭。至于比却斯集团的J·J·瑞勒皮革厂，大概就只能依赖于旁证了。
第一位走上证人席的便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佐宾斯基博士率领他的地质小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厂的辖区内钻了二十多口试验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样品。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仑的锈铁桶，采集到了被TCE等化学废液饱和浸透的泥土，这些泥土的样品编号为Z，所以也叫Z样品。他们还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选举公告，1967年从医院开出的药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据这些发现，再加上几张50年代至60年代从空中拍摄的沃伯恩俯视图片——图片上清晰地显示出15公顷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废料和锈铁桶——这位科学家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块土地已经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宾斯基博士和简恩事前的演习，他出庭的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但结果却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因为杰罗·费歇尔不停地用抗议打断佐宾斯基博士的作证。杰罗曾经在他的哈佛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当你在法庭上陈述一桩案子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完整，是流畅，是一气呵成。而破坏这种完整，这种流畅，这种一气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议，或者异议。”
现在，杰罗就扮演着这种破坏者的角色。比如，当佐宾斯基博士向陪审团展示一幅用手捧着的Z样品的照片时，杰罗起身抗议道：“这照片放得太大。”
“当然，”司肯纳法官说，“如果你想在讲解的同时，让每位陪审员都看清楚，你当然应该放大照片。这很正常嘛。”
“我是说，它大得变了形。看看这只手，它比一把网球拍还大。”
“如果你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手，那你无疑是对的。”
杰罗还对博士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提出异议，对州环境部的报告提出异议，对其他旁证材料提出异议，说它们与本案毫无联系。
佐宾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皮革厂的垃圾坑。
“我抗议，”杰罗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上面的废料是人为伪造的。”
“是吗？”简恩转向杰罗。
“绝对没错。”
“你难道忘了吗？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师拍摄的。你认为你的工程师‘人为伪造’了这堆垃圾废料？”
被告方对佐宾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证又花去了另外的两个星期，往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简恩传唤了几位沃伯恩的居民，他们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亲眼看见过皮革厂与阿波卓纳河之间的15公顷上堆积如山的动物废料和几十只装过化学溶剂的废旧铁桶。他们还说，15公顷空地原先叫做野树林，但是自从50年代，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而且寸草不生，连虫子蚂蚁都没有，人们于是改称那儿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乐意，后来就干脆叫了“15公顷”。
第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走上证人席。简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简恩后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认这一切，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杰克·瑞勒表现得非常镇静，他摇摇头说：“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博尔得工程师，也没有和州卫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过15公顷。”
在休庭前的几分钟，简恩问起了J·J·瑞勒皮革厂的簿记档案：“瑞勒先生，你的厂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们所使用过的化学品的文件记录，是吗？”
“没有，”杰克答道，“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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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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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都被销毁了，是吗？”
“是的。”
“厂里现存的最早记录是到1979年，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的那一年？”
“是的。”
“瑞勒先生，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销毁这些记录的？”
杰克·瑞勒终于发火了，他愤怒地大声说道：“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在什么时候被销毁的。但是我再告诉你一遍，先生，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三氯乙烯！”
“不，不，不，”司肯纳法官打断他的话，“他并没有问你三氯乙烯，他只是问你在什么时候销毁的这些文件，你说你不知道。请问下一个问题，希莱曼先生。”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法官大人。”
开庭第六周的一天，简恩从法庭回到事务所，发现电话不通了，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及时交费，让电话公司给掐了线。詹蒙·戈登说，他已经做了安排，通知花店停止送花。其实前段时间，詹蒙已经背着简恩把每天的鲜花改成了每周两次。詹蒙说，他在年初预付了花店六个月的费用，所以花店会有一些钱退回来，正好先补上电话公司那边的欠款。
詹蒙说，既然你今天来了，有些事情我就一并跟你汇报一下。第一，我取消了你们在几个律师联谊会和律师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每月可节省开支若干。第二，从今往后，所有的员工因公外出只予报销公共汽车票，不能乘坐出租车。第三，我已经中止交付跟你有关的两笔每月分期付款：一是你当年在康奈尔大学上法学院时借的学生贷款，还有就是你购买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
詹蒙说，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比尔·克诺利手头正在办理的一桩误诊案。
八个星期之后，法庭上的时间就仿佛过得快起来了。一个个的证人，一件件的证据一晃而过，如同人们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风景。
简恩·希莱曼还剩下了最后一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即普林斯顿大学的乔治·平德尔教授。平德尔教授在业内名望颇高，堪称水文学权威。他的最强项是“地下水的运动和走向”。
简恩知道，杰罗·费歇尔的手中有一张盾牌，那便是横贯于J·J·瑞勒皮革厂和G、H二井之间的阿波卓纳河。依照杰罗的理论，两井之水取自阿波卓纳河。资源丰富的河水既满足了泵水的需要，又阻止了河对岸被皮革厂污染的地下水的进入。
但实际上，有关的地质学资料表明，阿波卓纳河河床底下的地层质地疏松，渗透性很强。平德尔教授将沃伯恩城东地区的水文及地质学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模拟系统，结果显示，根据G号井和H号井的井深，两井之水并非来自阿波卓纳河，而是从更深层的地下水源抽取。流经皮革厂的被污染了的地下水可以顺利地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并夹带着那里的泥沙和碎石一并进入G、H二井。
当原告方聘请的专家们在阿波卓纳河畔打眼钻井时，国家环保署的一支勘察小组也在那一带忙碌。1985年12月4日，勘察小组重新开启G号井和H号井进行模拟抽水实验，平德尔教授则带着他的人马在J·J·瑞勒皮革厂的一口试验井旁边安置了各式仪器，监测抽水时的地下水状况。平德尔教授从仪器上看到，该井的地下水在四小时中降低了一英尺，和他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完全一致。
但是有一点却让简恩心神不定。12月的马萨诸塞州已是天寒地冻，阿波卓纳河面上这儿那儿漂着些许浮冰。简恩和平德尔教授发现，在两口井抽水的同时，靠近河岸的浮冰从水中来到了岸上。所以很明显，河水也在下降。按照平德尔教授的理论，阿波卓纳河床周围的地质属泥炭层，河水是不应该这么快就进入二井的。既然如此，这些水到哪里去了呢？
平德尔教授解释说，除了沙漠和高原，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河流是由地下水形成的。地下水源和河流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供水”的关系，即地下水渗入河流，而河水一般不会返灌入地下。当G号井和H号井开始抽水时，地下水源被迫满足抽水的需要而大幅度下降，使它没有“余力”再向阿波卓纳河供水。“所以，简恩，”平德尔教授说，“阿波卓纳河其实并没有‘失水’，只是再没有地下水源向它供水。”
简恩想，我倒是明白了，到时候陪审团的大叔大婶们会明白吗？干这一行的律师都喜欢在背地里管陪审员们叫大叔大婶，因为他们的案子，无论是交通肇事、医疗事故，还是其他伤亡，总会涉及到一些医学、科学或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般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弄懂。
威廉·契士曼的同事，佛雷-侯格尔-埃利奥事务所庭审部主任迈克·凯顿代替威廉成为了W·R·格拉斯公司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花了两天的工夫向平德尔教授交叉提问，但依然于事无补。食品机械厂不像皮革厂那般幸运，它和G、H二井之间没有河流的阻隔，而且从地势上看，食品机械厂位于高处，那里的地下水在流向阿波卓纳河的途中正好经过G号井和H号井，于是，那些倾入土壤中的有毒废液也通过地下水道，像弹子球滚入洞中一样流进了两口水井。
杰罗·费歇尔照例在平德尔教授作证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出他百玩不腻的“抗议”。当回答杰罗的交叉提问时，平德尔教授承认，如果两口井连续抽水数月，阿波卓纳河水也会进入城市的供水系统。但他仍坚持认为，G、H二井中有大量来自J·J·瑞勒皮革厂地底下的掺有化学溶剂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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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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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进行到第12周时，比尔·克诺利经手的医疗事故案胜诉。按协议，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拿到了59万美元赔偿金中的40%。要是照以往的惯例，几位年轻人应该在一起开香槟、下馆子、喝个通宵达旦，再给办公室里的上下人等分发红包。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庆贺。到手的钱还没来得及焐热乎，便让詹蒙·戈登一分不剩地拿去付了账单。
6月4日，星期三，开庭第54天的上午，杰罗·费歇尔开始了他为比却斯集团的辩护。杰罗在开场发言中说：“伤亡索赔案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专办此类案子的律师们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一个字，一个赤裸裸的‘钱’字。”“钱能抚平伤员的伤口，钱能消除病人的病痛，钱甚至能使死者复生。”
杰罗一共只有三位证人，其中之一便是沃伯恩市政府工程师，在图梅家隔壁住了13年的托马斯·摩宁。多年前，正是这位摩宁先生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城东的居民、他的邻居们保证，自来水质绝对没有问题，不就是点儿异味吗？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压压味儿，或者煮煮开就好了。
在简恩·希莱曼看来，杰罗传唤托马斯·摩宁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像他这样的内行尚不能确知工厂的废液会污染当地的生活用水，杰克·瑞勒作为一个外行又怎么可能知道？
但后来，托马斯·摩宁的出庭成了本案可能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细节。托马斯在证人席上显得苍白无力、羸弱瘦削，简恩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病了。这段时日，简恩看到了太多的病人。
果然，一个月之后，摩宁先生就被诊断出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和图梅家的儿子派特一模一样。过了不到6个月，托马斯·摩宁病故，年仅49岁。在他的葬礼上，社区的人们原谅了这位工程师。看来他并不是有意欺骗他们，他只是实实在在地无知。
到6月底进行上半年的结算时，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上的花费已经高达240万美元。更让詹蒙·戈登担心的是，自沃伯恩案开庭以来，事务所所有的律师全线投入，没有一个人再有闲暇接别的案子。也就是说，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有任何进项。
在美国，对信誉良好或收入不菲的顾客，总有不少信用卡公司不断地给你寄卡，巴望着你能在忘情的消费中稀里糊涂地欠他们一屁股的高利贷。詹蒙以前收到这些卡都顺手拿剪子一剪两半，扔进垃圾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大约半年多前吧，詹蒙开始收集信用卡。“以备不时之需，”他自嘲地对自己说。现在，果真就到了有“不时之需”的时候，詹蒙便拿了这些卡满世界赊账。上个月秘书和清洁工的工资就是这样赊来的。
波士顿银行的贷款已经欠到了百万美元以上。尽管有几个人的房契、车契和人寿保险等等作抵押，毕特大叔的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他担心有一天，日积月累滚雪球似的利息使债务总额接近所有这些抵押品的价值时，他就不得不扮演逼债人的角色，强行剥夺几位年轻人的身家财产。
詹蒙·戈登又来了，愁眉苦脸地坐在毕特大叔的办公桌对面。
“真的不能再给你们贷款了。”当毕特大叔无可奈何地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时，他看见詹蒙把手伸进了鼓囊囊的外套口袋里。“你没有带枪吧？”毕特大叔欠欠身子。他真的有些紧张。在银行里干了大半辈子，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见多了。
詹蒙慢慢抽出手来，是一把金币，一把光灿灿的金币！詹蒙把金币放在桌子上，又一枚一枚地码整齐。“我就剩下这些了，”詹蒙疲惫地说，“你看着给吧。”
第61天，迈克·凯顿代表W·R·格拉斯公司出庭辩护。迈克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不假，食品机械厂的工人们确实是把一些化学溶剂倒在了地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稍有一点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溶剂具有极强的挥发性。他们把这些溶剂倒在地上是为了让它们挥发，而且确确实实挥发掉了不少。不假，食品机械厂底下的土壤和地下水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被TCE污染，但这并不等于说，同样的TCE也污染了两口水井。”这位被告方律师说，他将向陪审团证明，是被上游其他厂家污染了的阿波卓纳河，而不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污染了城东的供水系统。
迈克的证人中也有一位地下水专家乔恩·嘉希瓦，他不仅与乔治·平德尔教授认识，而且“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我都非常敬重他。但是我不能不在此指出”，乔恩话锋一转，“平德尔教授关于阿波卓纳河的理论是错误的。当两井抽水时，阿波卓纳河水也被抽入了其中。而这，便是两井被污染的原因”。
然而，乔恩·嘉希瓦首先要证明的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并没有流进G号井和H号井。乔恩的研究生论文写的是冰川，他说在一万两千多年以前，地质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的末期，属于现今美国东北部的陆地表面上覆盖着一块厚达一英里的巨冰。由于这块巨冰经年累月的重压，底下的土层形成了在地质学上叫做冰碛的硬土，也称地岩。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就是建在这样的一片地岩上。因为土质的密度极大，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运动极为缓慢，就好像让水从一根完全被水垢堵塞的管道中流过一样。乔恩用计算机模拟程序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他告诉法庭，“即使在1960年食品机械厂开张的那一天，地下水就已经被污染，也要等到1979年5月才能流到G号井和H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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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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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简恩始料不及的。他和平德尔教授花了大力气去证明J·J·瑞勒皮革厂污染了两井，却完全忽略了W·R·格拉斯公司，以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切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简恩想，乔恩·嘉希瓦肯定在哪儿弄错了，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在事务所里花了几个钟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乔恩的证词。乔治·平德尔教授去了欧洲开会，没法儿跟他讨教。临走时，纳逊教授带走了平德尔教授留下的几本水文学教科书。
第二天，乔恩·嘉希瓦继续出庭。他说当水泵开足马力时，G号井和H号井每分钟的抽水量为1100加仑。就算W·R·格拉斯的地下水真的到达了两井——乔恩实际上并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最多不过是每分钟5加仑，占水流总量的05%，相当于成语中讲的沧海一粟。
查尔斯·纳逊教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乔恩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了几笔，便匆匆起身离开了法庭。
纳逊教授一走就是两天，事务所的秘书不停地打电话，但到处都找不到他。没办法，简恩只好硬着头皮独自面对乔恩·嘉希瓦。在他的交叉取证中，简恩不敢去碰W·R·格拉斯的地岩，便将话题转到了与之一江之隔的J·J·瑞勒皮革厂。简恩想玩一招借刀杀人。
简恩拿出国家环保署进行模拟抽水实验那天，平德尔教授在J·J·瑞勒皮革厂的地盘上测得的地下水水位数据，请乔恩·嘉希瓦当庭计算地下水的流向。结果，乔恩把皮革厂的地下水算进了G号井和H号井。
司肯纳法官饶有兴趣地听了一阵，他打断简恩的取证，自己向乔恩提问道：“依照你的观点，阿波卓纳河会在两井和皮革厂的地下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吗？”
“不会的，法官大人。”乔恩说。
“那么以你之见，地下水会从皮革厂流经阿波卓纳河的河床底下，到达两井的所在地了？”
“完全可能。”
“法官大人，”杰罗·费歇尔起身抗议道，“你不能提这样的问题。”
瓦尔特·司肯纳挥挥手，示意杰罗坐下，或者说——闭嘴。
简恩成功了。他成功地操纵了一方被告的证人去攻击另一方被告。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简恩在心里头纳闷，纳逊教授到底去哪儿了？
查尔斯·纳逊教授躲进了哈佛法学院的教职工图书馆，他知道只有在那儿才不会被人打搅，才可以塌下心来做他的学问。
乔恩·嘉希瓦在法庭上用了很复杂的电脑模拟程序，以纳逊教授的条件，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此进行验证。他所有的工具，就只是那几本水文学教科书。纳逊教授翻开第一页，从最基础的开始阅读。也许是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是几个月来在平德尔教授那儿的耳濡目染，纳逊教授读起这种专业书籍来竟并不觉得生涩。
纳逊教授找到了平德尔教授曾提起过的水文学中最基本的达瑟定律（Darcy’sLaw），也是计算地下水流量的基本方程：
Q=K·A·I
该定律说，通过某一地层横截面的地下水流量（Q）应该等于水在该地层的渗透率（K）与横截面积（A）和水流倾斜度（I）的乘积。纳逊教授把乔恩在法庭上列出的相关数据一一代入，发现方程的两边并不相等。你可以在模拟过程中附加上这样那样的条件，或预定这样那样的假设，但基本定律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纳逊教授想。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天一开庭，简恩·希莱曼在黑板上写下经过纳逊教授变换的达瑟定律：
A=Q/K·I
“假定你所使用的K值是正确的，即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极低的渗透率。”简恩对证人席上的乔恩·嘉希瓦说，“假定你的I值也是对的，即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与G号井和H号井之间的坡度。请你把你用计算机模拟程序算出的地下水流量代入等式的右边，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乔恩计算出了面积A。简恩又让他除以食品机械厂的占地宽度——那也是取自乔恩自己的数据——结果应该是横截面的高度。
“59英尺。”乔恩从计算器上抬起头来。
“59英尺。”简恩重复了一遍。乔恩自己制作的食品机械厂的大幅地下岩层构造示意图就在旁边的架子上立着，简恩请他按图上的尺寸比例从基岩开始往上丈量。
“比地面高出10英尺。”
也就是说，运用乔恩自己的数据进行计算，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的位置应该在水下10英尺的地方。
事后，报道本案的记者们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水文学的计算错误竟然是一位法学教授发现的。
乔恩·嘉希瓦是沃伯恩案第一阶段庭审的最后一位证人。7月1日，星期二，应陪审团的要求，司肯纳法官安排他们去沃伯恩实地考察，法官本人和全体律师也陪同前往。之后，陪审团将有近两周的假期。
法官和律师们却不得休息，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草拟出供陪审员们裁决的问题。通常，在这类案子的审理中，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是赞同原告方，还是赞同被告方？”复杂一点的，如简恩这次拿出的方案：“你认为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是否应该对1979年5月22日之前G、H二井的污染负责？”1979年5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的日子，从那以后，两井再未作为居民生活用水重新开启过。但是杰罗·费歇尔和迈克·凯顿送来的却是一长串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司肯纳法官认为，TCE和其他化学污染物到达两井的具体时间对本案第二阶段——“医学论证”——的审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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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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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庭外辩论，最后由司肯纳法官总结为对两方被告的四个相似的问题，每个问题虽然都只有一个句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的分句、从句和逗号等等。譬如第一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是否认为，在1968年8月27日以后，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它所拥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并且，这些化学污染物在1979年5月22日之前对G号井和H号井造成了污染？（请对问题中的三种化学污染物分别作出回答。）
因为杰克·瑞勒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本人是一直到1968年8月27日，他自己请的工程队凿地钻井时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的地下水位因G、H二井抽水而下降，司肯纳法官因此而要求陪审团不必考虑皮革厂在1968年以前的行为，也不必考虑原告方提交的有关1968年以前的种种证据，如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对于W·R·格拉斯公司，这个日期是1964年10月1日，即G号井首次启用之日。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在这些日期以前对自己的地盘、从而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统统不算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如简恩·希莱曼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指控的那样：“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但是，他们却照做不误。”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八个问题，陪审团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裁决。有记者后来评论这些问题“就像是有人把它们从英文翻到了日文，又从日文翻回到英文”，晦涩难懂自不必说，连念起来都很费劲。
而简恩·希莱曼更是觉得，他前后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准备的案子，如今已被几个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法庭老手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先是司肯纳法官划分的两个阶段，然后是杰罗·费歇尔在法庭上的一连串“抗议”，现在又是这些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天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更重要的是，陪审员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案子的全部，没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原告或受害者们，他们能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有生以来第一次，简恩感到力不从心，感到束手无策。简恩变得不自信了。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简恩·希莱曼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对方自称是一位警察，说简恩已拖欠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数月，除非他能马上付清欠款9203美元，否则这位警察将在半小时内登门收车。
简恩这才想起来，詹蒙·戈登几个月前曾经给他说起过这件事。他赶紧给詹蒙打电话，没有人接。
警察准时摁响了门铃。简恩带他到了车库，又将车钥匙交到他的手上，然后自觉地站在一旁。警察很熟练地掏出一把改锥旋下牌照，又抖开一条绿色塑料垃圾袋收拾属于简恩的个人物品。在保时捷的后座上，警察看见一叠法律文件，封面上写着“安妮·安德森等诉W·R·格拉斯公司等”的字样，他把文件也捡进了垃圾袋里。警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经验告诉他，在执行这类公务时，没有多少人会对他表示出热情，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好奇：“你是律师？”
简恩点点头。
“这是你的案子？”
简恩又点点头。
警察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里看见过这位安德森女士。警察把垃圾袋递给简恩，请他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然后很费劲地把自己的大块头塞进驾驶座里，点火，换挡。警察抬眼看着简恩，摇摇头：“挺棘手的吧，这案子？”
简恩笑了笑。
“那就，祝你好运了。”
保时捷拐过街角，消失了。简恩对自己说：来得容易，去得容易（Easycome，easygo）。
两天后，传出话来，说经过两个星期的审议，陪审团终于作出了裁决。
简恩·希莱曼赶到法庭时，众多的记者们已经先他而到。司肯纳法官展开陪审长交上来的一张条子，看了一阵，然后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所有的陪审员都对比却斯集团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所以，比却斯集团在本案的第一阶段胜诉，不必再参与第二阶段的庭审。按照四个问题的设计，如果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则不必考虑后面的三个问题了。
杰罗·费歇尔立时绽开了满脸的笑容，简恩则把脸深深地埋进手掌中。
“至于W·R·格拉斯公司，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中的三氯乙烯回答‘是’……”司肯纳法官依次念完所有的答案，最后说：“所以，对W·R·格拉斯公司的审理将继续进行。”和几位律师商议之后，法官暂时将第二阶段的开庭日期定在9月15日，并要求律师们在9月5日那天来法庭见他。
简恩依然一脸愁云。这一个星期以来，他一下子苍老了10岁，头发也变得花白了。临分手时，司肯纳法官试图安慰他。他拍拍简恩的肩膀，说了一句谚语：“有半袋面包总比没有强，是吧？”
简恩勉强点点头：“是。”心里却想，其实连半袋面包也没有。对于W·R·格拉斯公司的第四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认为，在第三个问题中叙及的污染从何时（同样，请给出具体的年份和月份）开始是由于该公司的不负责任和明知故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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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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