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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他谈了多久？”
“就一小会儿。”
“有笔录吗？”
“当时没有。”
取证继续进行。詹姆斯·戈兰说，他曾将此次谈话中关于“友好法官”的部分告诉过其他警察、记者、亲友，甚至“大街上的市民们”。
“你还告诉过检察长办公室的其他人吗？”
“是的，我给科罗检察长写过一张条子。”
…………
“就是这张你亲笔写下的条子吗？根据你刚才的证词，这是星期四才写的？”
“是的，先生。”
“也就是说，前天？”即7月24日，被告方撤回“无罪”抗辩之后。克拉任·达偌逼视着警探：“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友好法官’的故事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大有恫吓法庭之嫌？”
“我不知道，先生。”詹姆斯·戈兰汗如雨下，但显然不光是因为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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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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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星期三上午，公诉方宣布取证结束。
克拉任·达偌的第一位证人是威廉·崴特博士，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主席。崴特博士在证人席上宣誓后刚刚入座，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便振振有词地提出抗议：“当你断案的时候，你并不需要一只显微镜去探究罪犯的大脑，以其神经系统是否有病变来决定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需要的只是事实。譬如，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此人曾勾引过他的老婆？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此人曾到处散布谣言对他进行诽谤？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两个人酒后互戕，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然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桩性质极其残酷的预谋杀人案。在被告承认‘有罪’，并逃避陪审团审案之后，再引入‘精神病抗辩’，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天的辩论。
在本次庭审之前，被告方只能在“无罪”辩护中引入关于其神经不正常的证据，而且必须由陪审团对法庭是否应该采纳或拒绝这些证据作出最后裁决。
正如某记者在报道中所言：“当法庭内的听众们被炎热的暑气，还有双方发言中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学术语催眠得昏昏欲睡时，本案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力图揭开美国司法史上新的一页。”终于，在约翰·加维利法官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1924年8月1日，星期五上午11点，法官驳回了公诉方的抗议，允许威廉·崴特博士等作为专家证人在本案中出庭。
崴特博士在证词中说：“理查德自小便感觉，他的家人对他多少有些忽略。”当他在14岁进入大学时，同学们都比他大了4到8岁。“他开始摹仿大孩子们喝酒”，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理查德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大人物，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在小时候最喜欢“装扮成牛仔或警察照相”，稍大一点则幻想自己“是一个让人们闻风丧胆的罪犯，一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在因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被捕入狱后，尽管民众对凶犯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理查德却相信不少年轻人会将他视为英雄。他认为“在铁窗中身着囚服”才是自己一向希望的形象。
“纳森则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他的孤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演变为“自我中心”。“但在智慧的外表下，纳森实则十分脆弱”，因此也不像理查德那样“具有犯罪倾向”。
两名被告的共同之处，除了智力、年龄和家庭背景外，还因为他们虽然都在学业上成绩斐然，但就其性格和社会经验等等而言，却是“非常的不成熟，甚至幼稚，只相当于正常儿童8到10岁的水平”。尽管纳森和理查德都没有明确地承认过，但崴特博士认为，他们在一群大孩子中间肯定受到过某种形式的欺负，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反社会情绪”。
比如理查德：“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他说他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活非常满意，但生活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更多，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生活的全部。”“理查德所有那些犯罪活动都是他自我毁灭的一部分。”
这位专家指出，勃比·范克斯命案是两名被告合作的结果，或“他们性格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我不能想象单凭纳森自己会萌发出绑架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的个性中没有犯罪的因素。我也不能想象理查德独自一人会作下这么轰动的案子，”因为他“是需要观众的。在他的幻觉中，犯罪团伙是他的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纳森是他的观众。”更重要的是，纳森这位观众并不是被动的。他不单是在一旁观看，他也是演员之所以成为演员的理由。往往在演员遭受挫折，准备卸装退场的时候，这位观众便会挺身而出，堵住演员的去路，鼓励、甚至是逼迫着演员将已经开场的戏继续演下去。因此，“在勃比·范克斯命案中，是纳森首先提出编排好不在现场的说辞。当二人得知尸体已被发现，理查德准备罢手时，是纳森坚持要按原定计划打电话到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同样，在接受警方审讯的过程中，也是纳森矢口抵赖，顽抗到最后一刻。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以你之所见，博士，你认为是谁动手杀死了勃比·范克斯？”检察长稍事停顿，又加上一句，“他们中的哪一个？”
“我想应该是理查德。尽管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而不愿向当局承认。”事实上，无论是纳森或理查德将凿子戳进勃比·范克斯的额头，从法律的观点，两名案犯都应该承担同等的罪责。威廉·崴特博士继续道：“我没有问。但在为他们作完检查和测试后，我就知道了。或者说，我认为我已经知道了。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但是我并不好奇。”
来自波士顿的韦尔·赫利博士是研究少年犯罪行为的专家，他在本案中也兼主持对纳森和理查德的各种试卷测验。
赫利博士作证说，纳森的默读测验得分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高分，纳森的记忆力也相当惊人，有过目不忘之能事。赫利博士曾随手写下20个互不相关的单词，纳森看完一遍便能够倒背如流，而且第二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赫利博士说，纳森在“实事判断”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他的得分之低，令我惊讶。”“100分的满分中，他只得了565分，那是12岁孩子的平均水平。或者说，10岁的孩子中有25%的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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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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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纳森固执己见，对他人非常苛求。“他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据纳森的父亲说，他经常会在家里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而争论不休。”
最让这位精神病学家感到震惊的，是纳森的如下论述：“我决定是否杀人，在本质上，和我决定是否在晚饭后吃甜点一样，完全取决于此举能否让我获得享受或满足。”
在谈到理查德时，赫利博士的口气就不一样了。尽管小伙子的智商测验得分高达160，但该专家以为其智力程度只能算中等。赫利博士还注意到理查德时有面部抽搐，语言表达能力欠佳等等。在他的印象中，理查德生性懒惰，没有动力，从不想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也很少能够圆满地完成一项工作。但在另一方面，理查德待人接物却颇有风度。比如在狱中接受专家们的面谈时，每到吃午饭的时间，他总是殷勤周到地关照所有的人都点完了菜，最后才点自己的。
赫利博士和被告方的另一位专家伯纳·格鲁克指出，纳森和理查德经常表现出一些有别于常人的言行举止，虽然不能笼统地说他们神经有问题，但正是这些异常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导致了本案的发生。
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佐证，被告方传唤了纳森和理查德的几位同学朋友。这些年轻人在证人席上谈到理查德的幼稚和神经质，谈到他毫无节制的抽烟喝酒，谈到他在学校因酗酒而受到警告处分，谈到他对所有侦探犯罪类读物的着迷，谈到他在一次新年除夕夜的狂欢中因饮酒过量而晕倒，醒来后逮谁揍谁。理查德的女朋友萝兰琳·那珊说，理查德开车非常野蛮，从不为行人让路，他出过好几次车祸。就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前不久，理查德撞坏了他父亲的豪华礼宾车。萝兰琳讲到有一次理查德去她家，正巧她父母的几位朋友也在那里，理查德就跟小孩子发“人来疯”似的，独自一人在屋子中央跳舞，用手指头摁遍盘子中的每一块巧克力，又将客人们挂在门厅里的帽子挨个儿试戴一遍。还有几次，理查德一到萝兰琳家就开始偷东西，临走的时候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去，为自己的行动能瞒过众人的耳目而兴奋不已。
就是在这些证人中，记者们发现，雅各布·范克斯收到的那封赎金索取信上，左下角的GKR原来是理查德的另一位女朋友婕梅·K·荏哈德的英文缩写。在一般的公务信函中，这应该是执笔或打字秘书的签名。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证实，婕梅与本案没有关系。
纳森的一位教授谈到，这位聪明的学生特别爱钻牛角尖，经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的同学们则作证说，纳森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奉行实用主义，有用的就是好朋友，没用了就一脚踢掉。能与他长期相处的只有理查德，因为纳森对理查德的态度更像是“恋人”。出庭的专家们证实，纳森与理查德之间确实发生过同性恋行为。
被告方也请到了一位本地的专家。在芝加哥西郊挂牌行医的豪洛德·休勃博士指出，两名案犯之所以胆大妄为，犯下如此滔天的大罪，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才华出众，智力超群，警方逮不着他们。
克拉任·达偌的最后两位证人是阿尔伯特·洛易的秘书卡瑟琳·菲茨拉德和纳森的哥哥迈克·里奥普。
卡瑟琳说，她的老板曾授权于她，任何时候只要理查德需要钱，她都可以开给他250美元以内的支票，而无须经得阿尔伯特的同意。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这就是他被惯坏了的原因之一？”卡瑟琳支支吾吾，说以她的身份，不便对此事作出评论。克拉任从被告席上起身道：“我方承认这一点。”
迈克·里奥普在证词中说，纳森每月的零花钱是125美元。此外，如果有其他需要，家里可随时给他更多的钱。事实上，里奥普先生不久前刚刚给了纳森3000美元，让他在今年暑假去欧洲度假。
克拉任·达偌博士在此想要证明的是，以两名被告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为了图谋钱财而杀人，就像公诉方所指控的那样。
被告方听证结束后，公诉方要求重新取证，以利用这次机会和法官8月1日的新决定传唤他们自己的专家证人。受雇于公诉方的三位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从总体上讲，纳森和理查德心智健全，精神正常。休·派骓克博士指出：“除非我们认为，所有在作案之前精心部署周密策划的杀人凶犯全都是神经病，否则很难证明，这两名被告确实有什么神经方面的疾病。”
阿契巴德·丘尔其博士告诉法庭，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结果，理查德在作案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以及当时的日期、时间等等的一切。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所表现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我看不出他的神经有什么毛病”。丘尔其博士补充说，纳森的情况也是如此。
几位公诉方专家的共同结论是，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自小便生活在极其优越的环境，他们富有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了锦衣玉食，他们住大房子，开好车，特别是，他们在学业上的卓越表现，使他们自我感觉处处高人一等。他们鄙视周围的人、周围的物和周围的事，进而发展到蔑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与众不同也包括了他们可以不受任何规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或者说，他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而这一点，才是导致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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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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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告方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博士几次向法官表示，纳森和理查德被捕之后，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为了让公诉方的专家们完成他们对两名被告的评估诊断，一再拒绝被告方律师与委托人见面的要求，直至法庭下达命令。克拉任指出：“扣押委托人并强迫他们招供绝对不是执法。”
科罗检察长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说话……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一旦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们筹划的这桩所谓‘完美犯罪’是多么的聪明巧妙，周密细致。”
在克拉任·达偌的追问下，检察长终于恼羞成怒：“我不否认我的行动违反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只要我还坐在地区检察官这把交椅上，我还将继续这样做。当一个人被控犯罪时，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人找他谈话之前，就打电话告诉他请什么律师。”
克拉任·达偌也火了：“你以为市民们会选举一位公开扬言要违反宪法的人做他们的地区检察官？”众所周知，罗伯特·科罗将在即将到来的11月大选中竞选连任，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中如此不遗余力的原因之一。
克拉任一语中的，媒介也借此大做文章，甚至把这段对话中的画龙点睛之处挑出来，做成报纸上的大幅标题。后来，科罗检察长不得不在法庭上就自己的上述言论作一番“解释”。
在1924年，“蒙然达权利书”尚未问世。直到30年后的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蒙然达案的裁决中指出，有关当局必须向犯罪嫌疑人通告他们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当记者们就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采访芝加哥著名律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侄子威连·科罗时，他承认克拉任·达偌博士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先见之明。（“蒙然达权利书”全文见笔者所著《美国8大名案》中《被亵渎的母爱》一文）
8月19日下午，当公诉方的最后一位证人退出法庭之后，约翰·加维利法官宣布总结性发言开始。
首位陈词的是助理检察长汤姆斯·马歇尔：“鉴于本案前所未闻的恶劣情节，和作案人前所未闻的残忍手段，公诉方的立场是，对两名被告只可能有一种惩罚，即处以极刑——死刑。”汤姆斯讲了整整一个下午，几乎数遍了历史上所有判绞刑的案例。
另一位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对加维利法官说：“现在在您面前的，是两名最冷血、最残酷而又最懦弱、最卑鄙的罪犯。”他们甚至不曾给被害人勃比·范克斯反抗的机会。“他们从背后袭击勃比，那是一种完全懦夫的做法。”现在，当他们栽到了警方手里，当他们被带到法庭上受审，他们用重金聘来的律师便开始侈谈什么宽容和仁慈。“当他们用拳头在勃比的头部连击四次，又将他拖到车后座用凿子活活地戳死时，他们对勃比表现出了任何的宽容和仁慈吗？法官大人，您难道不觉得，当他们对一个活生生的男孩下了那样的毒手，如今又到法庭上乞求宽容和仁慈，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吗？”
旁听席上，呜咽和叹息之声渐起。雅各布·范克斯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离开了法庭。
“绞死他们！绞死这两个狼心狗肺的杀人犯！”约瑟夫·萨瓦其最后说，“如果我们不以法律的名义对他们处以极刑，我们便是亵渎了法律。而且，我想对您——尊敬的法官大人说一句出自肺腑的话，如果这两名被告不被绞死，以往历史上所有的那些被绞死的罪犯都会觉得冤枉。”
据说在约瑟夫·萨瓦其发言结束后的休庭期间，纳森·里奥普一改开庭以来向公众展示出的轻松、随便和无所谓，在哥哥迈克面前痛哭失声：“哦，我的上帝！……迈克，你觉得我们真的会被送上绞刑架吗？”
与约瑟夫·萨瓦其的激愤形成鲜明的对比，被告辩护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发言则非常冷静，非常学究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法庭内的听众们讲解当时新兴的弗洛伊德学派对人类精神状况的解释，说“精神疾病主要是指患者不可能对其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此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处理这类案子需要的是学识与理解，而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在其发言中却只是一味地煽动民众的成见和敌对情绪。
8月22日，星期五下午，当法官约翰·加维利午饭后返回时，发现刑事法庭大楼内外人山人海，几乎万人空巷，他必须左冲右突，才能上到六楼。等他终于进到了自己的审判室，加维利法官愤怒地命令法警立刻关闭大门。
用一位记者显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半个芝加哥都涌到了这里。人们是想亲耳聆听克拉任·达偌在本案中的总结性发言。
2点12分，克拉任·达偌博士站起身来。门外的嘈杂声，窗外的喧哗声，此起彼伏。克拉任讲了不到十句，便无奈地举起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法官大人……”后面的话淹没在新一轮的声浪之中。旁听席上观众们只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加维利法官厉声命令法警必须在十分钟内将整幢楼里的人们全部撤空，并打电话给芝加哥市警署署长摩根·柯林斯请求增援。克拉任·达偌又试了两次，才得以在2点40分左右重新开始。
克拉任首先谈到了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全美造成的轰动。“当一个案子激起了民愤，舆论纷纷要求严办凶手时，人们只会想到一种惩治方法，那就是死刑，而不会考虑被告所犯具体罪行的轻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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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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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任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关于“百万美元辩护”的议论。“我们曾公开地告诉过大家，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绝不会花高价聘请专家，也不会花高价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次公开地告诉大家，我们信守了这一诺言。”克拉任声称，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酬金标准和公诉方的专家们完全一致。“如果我方在本案中败诉，其缘由将不会是因为钱太少，而是因为钱太多。”克拉任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是两个穷人家的孩子，则伊利诺伊州的任何一位检察官都不会在他们承认“有罪”之后，再要求法官判处其死刑。
事实上，克拉任·达偌指出，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30岁以下的被告在承认“有罪”之后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听到的只是以血还血的呼声，我听到的只是被检察长办公室愈煽愈烈的仇恨，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援引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原始酷刑，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敦促法庭将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而无人屑于认真地去考虑本案提供的证据，考虑可资参照的史实，考虑两名被告人的年龄。”
克拉任列举了若干统计数据，列举了芝加哥历史上的90例绞刑判决，其中只有三例被告承认“有罪”。而在过去的30年里，“芝加哥共有350人被指控谋杀并承认‘有罪’，其中只有一人被绞死。”“将此人送上绞刑架的那位荣耀无比的检察官，便是我们在本案中的首席公诉人朋友。但是请注意，他的那位‘受害人’已经年满40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听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的对手。
达偌博士接着说：“在我经手过的案子中，公诉方对案情的形容无一不是‘有史以来最冷血、最恐怖、最凶残、最不可饶恕’等等等等。”“如果是一桩谋杀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血腥的。如果是一起抢劫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如果是一宗策划阴谋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险恶的。”克拉任直言，以他的经验，勃比·范克斯命案其实算不上十分残酷，虽然凶杀本身是残酷的。“可怜的小勃比实际上并没有太遭罪。从他进到车里开始，所有的一切在15分钟内就全部结束了。”
克拉任·达偌再次分析了公诉方关于二犯“谋取赎金”的作案动机，“这两个从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孩子，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杀人？”“不，这一切不是为了金钱。这一切只是两个孩子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无用处，也毫无动机可言的恶作剧。”
克拉任历数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他们为了物色目标而在哈佛学校附近长时间地逗留，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出他们；他们劫持勃比·范克斯的地点就在范克斯家的视野范围之内，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四周围任何一扇窗户的后面都可能有眼睛”；他们带着尸体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穿行将近20英里，甚至停下车来吃晚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丁点儿的差错，一丁点儿的疏忽，一丁点儿的事故，甚至一丁点儿的霉运，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交通违章，都可能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所有的这一切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我所能想到的，只有《李尔王》中那个傻瓜的疯狂举动，可以与我的两位委托人相媲美。”事后，他们又跟朋友、记者，甚至警察大肆谈论此案。“没有人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做出如此蠢事。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他们的神经出了问题。”“他们在本案中自始至终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正常人的行为。”
“当本案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呈报法庭之后，公诉方的立场依然是，如果不绞死这两名被告，整个宇宙都会塌陷。我必须指出，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对死刑如此狂热的推崇，尽管此前曾有过上千宗比本案恐怖不知多少倍的、动机险恶的凶杀案。是的，以前已经有过了上千宗，今后也许还会有上千宗，无论这两个孩子是被绞死，还是坐牢。如果绞死他们可以阻止未来更多的谋杀，我或许会亲手将他们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如果杀一真的能够儆百，我会赞同所有的死刑，只要被绞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那些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就像它们曾经发生过一样，至少就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法律中写进了考虑减刑的变通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年龄。为什么？”达偌博士环顾四周，而后自问自答，“很简单，因为孩子们不可能对生活对社会作出和成年人一样的判断和决定。”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知道孩子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幻想，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梦一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并非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孩子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敬，不懂得负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幼稚，还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弱小，还需要成年人的保护。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9岁（克拉任在这里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理查德·洛易的生日是6月，他刚刚满了19岁。也有一种解释说，克拉任指的是他们作案时的年龄——笔者注）。法律尚不允许他们签订合同，不允许他们未经父母同意私自结婚，不允许他们投票选举，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成熟，还不具备可靠的判断能力，因此，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在1924年，参加投票的法定年龄是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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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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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想象，像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醒来，换上一套干净的囚服，走上绞刑台。在那里，他们被蒙上双眼，捆缚手脚，推到活动踏板上。绞索徐徐地降下来，绕过他们的脖颈，在后面打一个结。然后，行刑者一摁机关，脚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象，他们在空中坠落，又陡然被绕在脖子上的绞索止住。”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死刑：火烧、水煮、凌迟、分尸等等。在英国，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让所有的人们都能看得到。……一个小偷被绞死了，结果在围观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钱包。一个杀人犯被绞死了，结果有人在前往观看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
“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死刑，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而变得安全和平了吗？”克拉任·达偌悲哀地摇摇头，“没有。”
“这三个月以来，我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竭尽全力想要抵挡住铺天而来的大潮。我盼望着风能够停息，海能够平静。我相信它们终究会的。顺便说一句，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这场官司中，最简单，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们会为这样的判决鼓掌，一些心胸狭窄或生性残忍的人会为这样的判决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宽更广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父母们，无数心地善良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他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以及后代中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也会站在纳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现在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直至他们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这样做了，您便是将您的脸转向了过去。……您也可以拯救他们，同时也拯救了现在和今后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我祈求未来，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残忍不再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时候，人们将学会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时候，人们将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地值得挽救。那时候，人们将懂得，仁爱与宽恕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达偌讲了整整三天。当他说完时，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包括约翰·加维利法官。
在后来的年代里，许多法学教授要求学生们熟读达偌博士的这篇总结性发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约翰·加维利早晨5点半就起来了，6点以前吃过早饭后，由两名警员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听证结束后的十几天里，约翰·加维利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的威胁说，如果法官不判处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毁法庭大楼。有的则宣称，如果法官胆敢将二人送上绞刑架，他就将会被电缆线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门参加一个葬礼，有人打电话到公寓通知加维利夫人说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赶到葬礼上，发现法官安然无恙。从此，加维利夫妇掐断了电话线，摩根·柯林斯署长为刑事法庭大楼增派了50名警察，为法官安排了保镖，还在他们夫妇住的公寓楼派了持枪门卫。
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Theyarejusttooyoungtogetthedeathpenal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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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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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后，这一判决赫然出现在纳森·里奥普自传的封面，书名就叫《终生监禁加99年》（LifePlus99Years）。
记者们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一个发现是，约翰·加维利法官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周之后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都住进了医院。据说加维利夫人是因为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审理期间受到过度的惊吓，至于法官本人，他在出院后递交给刑事法庭的辞呈中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由本人主持审理的六桩大案中，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两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本人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有关方面根据他的请求，将加维利法官调到了民事法庭，而且只主持离婚判决。约翰·加维利法官于1939年8月去世，享年78岁。
克拉任·达偌博士后来又在名噪一时的所谓“猴子案”中免费为21岁的青年教师约翰·施柯普辩护，此人因在田纳西州一所学校的课堂上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捕。克拉任·达偌博士于1938年3月13日去世，享年81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接踵而至的连任竞选中如愿以偿，1928年离任后又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他曾在1940年被选举进入民主党在伊利诺伊州的执行委员会。罗伯特·科罗于1958年1月去世，享年78岁。
1924年12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和摩根·柯林斯署长联合宣布了本案中赏金的分配。各家报纸在案发初期拿出的资金仅用于购买独家新闻，所以，可供警、检两方支配的实际上只有范克斯家的5000美元和柯林斯署长后来追加的1000美元。
在总共6000美元的赏金中，《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两名记者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各获得1500美元。他们后来又因为在本案中的贡献而被授予当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那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首次获奖。
发现小勃比尸体的波兰移民托尼·曼考斯基得到了850美元，拾得眼镜的保罗·科尔夫工长获750美元，其余三名铁道信号工各300美元。
最后的500美元发给了一位名叫勃纳德·亨特的巡夜人。5月22日，案发第二天的凌晨1点30分左右，勃纳德看见一辆车沿格林坞路南行，在快到49街处慢了下来。车后座上的一名男子将身子探出车外，扔了一件什么东西。勃纳德马上走过去，借着昏暗的街灯在地上摸索了很久，终于在路边干涸的水沟里找到一把带血的凿子。
15名警、检方的有功人员获得了上峰的口头表扬。同时受到表扬的还有福兰克·布莱尔，在杰克逊公园附近的小河沟里找到那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的潜水员和嘉可夫·温司顿，奥蒙·珂宜光学公司某分店的经理。事后，该公司总裁奥蒙·珂宜亲自写信给报社表示不满。信中认为，嘉可夫·温司顿前后花了整整36小时，查阅了所有54万张单据才找出了眼镜的买主，该雇员理应获得比口头表扬更高的奖赏。
判刑次日，1924年9月11日，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递解到地处芝加哥西南远郊的约利埃州立监狱，开始了他们的铁窗生涯。入狱第一年，两个人都生了一年的病。有一段时间，外界传言说理查德真的疯了。一年之后，他们习惯了在水泥台子上睡觉，习惯了在桶里大小便，习惯了被关禁闭时只有水和面包的一日三餐。1931年，纳森和理查德携手开办了监狱学校，为其他犯人教授不同题目不同层次的课程，后来又创办了狱中图书馆。
1936年1月26日中午，理查德在监狱的澡堂里被同监犯人基米·德袭击。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澡堂里只有理查德和基米两个人。理查德身受重伤，血流如注。狱方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到了10名医生，但终究未能挽救他的性命。三小时后，理查德·洛易死在了手术台上，年仅30岁。
理查德是被剃刀活活割死的，他的身上一共有50多处刀伤，最深、也最长的一处从左耳下方划过脖子，几乎割断了他的咽喉。纳森后来在《终生监禁加99年》一书中写道：“他的全身上下，身体和四肢，到处都是伤口。他身上最大片的完整皮肤还不足六英寸。”而且，在理查德咽气后数小时，其尸体一经挪动，仍流血不止。
基米·德说，他杀死理查德是正当防卫，因为理查德企图对他性骚扰。但同监的其他犯人却反映，基米其实早就对理查德怀恨在心。当时的监狱发给犯人们的月津贴是每人3美元，洛易家每月给狱中的儿子寄去50美元，理查德便拿了这些钱收买人心，其间不免厚此薄彼，也就招来了一些人的嫉恨。基米其人形容猥琐，行为下作，虽然常常为了几个钱上赶着巴结，但理查德很不愿意理睬他。天长日久，便酿成了祸端。因为证据不足，基米·德最后被无罪开释。
理查德死后，纳森的日子更加难熬。他在监狱里又学了12种语言，选修了不少医学方面的函授课程，包括当时很时新的X光技术，并写完了自传。1953年，纳森·里奥普依法申请假释被驳回。四年之后，纳森再次申请，并写信给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州长。这一次，假释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他的请求。
据说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临终之前转变了他对纳森·里奥普的强硬态度，并准备写信给假释委员会替纳森请愿，但终因健康的缘故，未能成就。
1958年3月13日，一个风平浪静而又春寒料峭的早晨，杰克逊公园一座没有名字的桥上聚集了大约四五十人。20年前的这一天，克拉任·达偌博士谢世。后来，他的骨灰就是从这座桥上洒进了下面的湖水里。湖水经过一条小河与不远处的密执安湖汇合。克拉任·达偌的传记作者亚瑟·韦伯代表众人将一只花环抛向湖中。那天的湖面实在是太平静了，花环在原处滞留良久，才非常缓慢、非常不情愿地依依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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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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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一个时刻，在距离杰克逊公园西南约35英里的约利埃，52岁的纳森·里奥普跨出了州立监狱的大铁门，自1924年5月29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两名警探将他“请”到拉撒尔酒店后，第一次获得自由。纳森那天穿的是请监狱里的裁缝们缝制的蓝色西服和花呢大衣，口袋中揣了一共639美元。根据由他亲笔签名的现金收讫单，其中有狱方发给被释放人员的公共汽车交通费1美元，和出狱后第一周的食宿费25美元，还有613美元是纳森自己在狱中的积蓄。
据几天后《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计算，从那把罪恶的凿子插进勃比·范克斯的头颅，到纳森·里奥普离开监狱的高墙，已经过去了33年275天又18小时。
纳森在监狱门口向等候在那里的几十名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为了躲避媒体的滋扰，纳森出狱的第二天，即在家人们的安排下飞往波多黎各，从此再没有回过美国本土。他先在一所医院的X光室工作了两年，同时就读于波多黎各大学并获取了一个硕士学位，而后到该校教书及从事医学研究，其间还出版过一本《波多黎各鸟类》。1961年，纳森娶了当地一位医生的遗孀，原巴尔的摩市民政部工作人员楚迪·德奎尔达女士为妻。10年后，1971年8月30日，纳森·里奥普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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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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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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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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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21年后的1971年，安妮已经成了安德森夫人，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再次听到的“白血病”这三个字，是医生对她儿子病情的诊断。
吉米·安德森是安妮和乔尔斯的小儿子。那年一月，他和他的哥哥姐姐同时病倒，而且具有相同的感冒症状：咳嗽，流鼻涕，低烧。几天后，两个大孩子基本痊愈了，但三岁的吉米却始终不见好转。他脸色苍白，身上出现好几块紫血斑，而且胃口越来越差，体力也越来越差，到后来只能终日卧床。安妮和乔尔斯把孩子带到了当地医院的唐纳德·麦克林大夫那里。
吉米的情形使麦克林大夫十分不安。苍白，紫斑和低烧不断，这都是血液病变的临床症状。麦克林大夫怀疑到了白血病，但他没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安德森夫妇，因为白血病非常罕见，每年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低于十万分之四。那天是星期六，麦克林大夫仍安排实验室在当天下午化验吉米的血样。“等结果出来就清楚了，”他对安妮和乔尔斯说，“四点以后给我打电话。”
当乔尔斯·安德森依言拨通医生的电话时，麦克林大夫的声音显得异常沉重：“恐怕你儿子的血液出了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才能做结论。”仍旧只字未提白血病。麦克林大夫说，他已经为吉米·安德森预约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主任约翰·杜鲁门大夫，时间是两天后的星期一上午。
马萨诸塞总医院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医院。杜鲁门主任为吉米·安德森做了骨髓穿刺化验，发现其中枯萎状白血球（blastcell）的比例高达32%。这类白血球分裂繁衍极快，但还等不及充分地发展和成熟便业已开始枯败萎缩。毫无疑问，吉米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那天下午，安妮·安德森和丈夫一起坐在杜鲁门主任的办公室里。她记得那天特冷，从窗玻璃斜射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刺眼。当听到那令她极其恐怖的“白血病”三个字时，安妮觉得她的心脏猛地抽紧，之后，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飘浮在阳光中的尘埃在她眼前不停地飞舞旋转。杜鲁门主任的声音变得非常遥远，仿佛从太空深处徐徐传来。
杜鲁门主任说，今后的四周至关重要，他将要对吉米实施药物和化学综合治疗。病情好转的把握相当大，但也有10%的几率发生意外。最大的危险其实并不在白血病本身，而是来自任何可能的感染，因为化学疗法在杀死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的同时，也将大大降低肌体的免疫能力。随便一点小小的疾病，哪怕只是非常轻微的感冒，也可能致命。
杜鲁门主任说，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时，儿童白血病还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不治之症，小患者们一般在诊断后数周内死亡。最近的两年里，白血病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药物和化学的综合治疗法也称圣尤德疗法，是由位于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市圣尤德儿童医院研究而成的。如果吉米·安德森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个月的疗程，他在今后五年里存活的可能性将高于50%。
至于病因，杜鲁门主任坦诚地说，他不是很清楚。有研究者发现，核辐射和某些化学物质，如苯等，导致急性骨髓细胞白血病，但那和吉米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因为已经证实某些动物，如猫、牛、鸟等所患的白血病是由病毒引起，一些研究者也正在试图找出人类白血病与病毒的联系。
安德森家居住的小城名叫沃伯恩，地处波士顿以北约12英里，人口36万。沃伯恩历史上以鞣皮制革著称，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曾拥有过20多家皮革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皮革厂在外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下倒闭。到20世纪60年代末，只有位于城东阿波卓纳河西岸的J·J·瑞勒厂还在生产皮革。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沃伯恩市有关当局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和93号高速公路之间规划开发了一片空地，命名为“工业公园”。那片50多公顷的区域里除了几家制造业小厂外，还有联合第一服装厂和跨国公司W·R·格拉斯新建的一座食品机械厂。
安德森家是在1965年搬来沃伯恩的。在这之前，他们住在波士顿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里。安妮儿时的好友卡·格莱和她的丈夫在沃伯恩买下了一栋房子，他们喜欢那儿离波士顿不远，又能尽情地享受本应属于乡间的原野、山林和河流。安德森夫妇去格莱家玩过几次，便认定沃伯恩也是他们理想的安家之处。
安妮和乔尔斯挑选的房子在城东南的派茵街社区附近，阿波卓纳河流到了这一带变得比较宽阔起来。那年2月，当吉米·安德森从马萨诸塞总医院掉光了头发回到沃伯恩后，邻居们带了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前来看望。一位妇女告诉安妮，在她居住的格里格街上，有两家人家的孩子也患了白血病。其中拿戈尔家的儿子在化学治疗后恢复得还算不错，但是另一个男孩，佐纳家的迈克，却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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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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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安德森和那两位母亲通过几次话，又见过几次面。她思前想后，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这三起发生在方圆不到半英里之内的病例只是偶然的巧合。她和周围的人们谈，和约翰·杜鲁门主任谈，但众人只是礼貌地倾听、点头，谁也没有认真考虑她的想法。
如此悠悠地过了两年多，1973年6月，沃伯恩城东南的又一个小男孩被送进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2岁半的凯文·卡恩和他的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姐姐住在亨利路，从他家的后门越过沼泽地便可看见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派茵街和安德森家在橘子街的红砖平房。杜鲁门主任对凯文的诊断和吉米·安德森一模一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安妮·安德森是从卡·格莱那里听到凯文·卡恩的。那年暑假，卡14岁的儿子揽了一份每天早晨在亨利路送报纸的活儿。安妮记得卡在电话上说：“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挂断电话，安妮找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写她的第一份患者名单。她详细地记下孩子们的姓名、地址、年龄和生病的大致时间，她再次思索这四个孩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吸入的空气和喝下的水是一样的。”多年后，安妮·安德森对律师们说，“水质一直很差。我当时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病毒，和白血病有关的病毒。那水喝上去怪怪的，看上去怪怪的，闻起来也是怪怪的。到了夏天就更糟糕了，根本就没法儿喝。每个周末我母亲从桑蒙维尔过来串门，我都请她捎点儿水过来，大约三夸脱（约合35升——笔者注），那就是我们喝的水。其他的时候，只要能用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橙汁的味道压过水里的怪味，我们就用自来水。水很厉害，毁坏了我们的洗碗机，整个门全被腐蚀了，关都没法儿关，只好换一扇新的。里面盛盘碟的筐子也锈得不成样子。厨房和卫生间水槽底下的管道总是漏水。所有的自来水管都关不严，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滴水。我们往往是这儿的毛病还没有修好，那儿又开始坏了。”
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见面总爱谈论天气一样，安妮的街坊们见面时总是在谈论水。而且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对水质仍旧是束手无策，就像对天气一样。
1961年，当卡·格莱一家人搬到沃伯恩时，水还是好好的。到1965年安德森家搬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记得在沃伯恩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你是不是也觉出了水的味道不对？还是我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后来人们想起，水质的变化始于1964年10月，沃伯恩市新钻的G号水井正式启用的时候。在这之前，沃伯恩一共有六口老井，分布在城市的中西部，按英文字母从A到F排序。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六口老井的水不够用了，有关部门便决定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J·J·瑞勒皮革厂和“工业公园”之间凿了这口G号井。三年后，当夏季供水再次成为沃伯恩市的一大难题时，与G号井相距仅300英尺的H号井也破土动工，并于当年投入使用。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部下令关闭G号井和H号井，理由是，“自从两井启用以来，自来水中的细菌含量一直超标”。经市政府再三交涉，州卫生部最后同意他们继续使用这两口井，条件是，必须长期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即加入漂白剂。
从G号井和H号井抽出的水虽然进入了沃伯恩市的整个供水系统，但主要是供应城东。氯化处理在1968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那年的春夏两季，市政府不断收到市民们关于水质的投诉。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称“水的气味闻上去和纯漂白剂完全一样”。而市政府的工程师们却反反复复地告诉居民们，水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作为饮用水绝对安全。
但是，市民们更相信由自己的感官得出的结论，他们在1969年春天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以敦促市长下决心永久性地关闭G、H二井。请愿书于是年8月递上去，10月，当夏季的供水高峰期过去之后，市长关闭了两口井。次年春夏之交，工程师们再次开井取水，市民们再次投诉请愿……从此，G号井和H号井时开时关，陷入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1975年9月，吉米·安德森旧病复发，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安妮每天到病房陪伴，也时常在那里过夜。那是11月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温暖傍晚，安妮独自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注视着窗外暮色笼罩着的波士顿。一位老妇人从近旁的病房踱出来，满脸凄凉。她也在窗前站下，目光也注视着窗外，不知是对安妮还是对自己喃喃而语：“刚才一个孩子死了，白血病。”
安妮没有答腔，甚至没有移动目光。她太累了，心力交瘁。她自己的吉米也正在死于白血病，使她无暇顾及别人的感情，也无力施舍同情和眼泪。
老妇人并未注意到安妮的冷淡，继续着自己的絮叨：一个小男孩，其实还只是一个婴儿。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病了。听说他家住在沃伯恩，姓里莱。
1976年10月，安妮·安德森从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那里听说，冬娜·卡能4岁的儿子罗比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冬娜家住在城北，那里的水质也不好，但比城东强多了。冬娜家一向不宽裕，吃不起现成的牛奶果汁和其他饮料，冬娜就买来大袋大筒的奶粉和浓缩果汁等，回家用水兑了喂儿子。有时水里的怪味实在太重，孩子不吃，冬娜就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去去味儿。罗比自小体质就差，磨人不说，家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医药费。丈夫卡尔先是三天两头地不着家，后来干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不久就和冬娜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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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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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安妮和冬娜常来常往，相互交流经验和心得。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起，守护着彼此的病孩子，给对方送去无言的支持，也从对方获取心灵上的慰藉。
1979年春，沃伯恩警署奉命调查一起乱扔垃圾废料案。一夜之间，184桶工业废料突然出现在离G号井和H号井北面不足半英里的“工业公园”附近。虽然警方始终没有抓到乱扔废料者，也没有查到废料的具体来源，但案子报到了马萨诸塞州环境部，工作人员马上赶赴现场，对包括G、H二井在内的周围环境进行取样分析。
5月22日，分析结果送到了负责东北地区的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的办公桌上。10分钟后，麦科尔主任让秘书接通了沃伯恩市政府的工程师，他在电话上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两口井水均已被严重污染，其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商业上叫做TCE，一种用于溶解油类和脂肪的工业溶剂，以及较低浓度的其他四种污染物，包括四氯乙烯，另一种工业溶剂。这两种溶剂都被国家环保署列为“可能的”致癌物。
安妮·安德森并没有特别地在意刊登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的关闭G、H二井的消息。文章花了大量的篇幅敦促市民们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厉行节水，因为市长已严令禁止各家各户洗车浇园子。记者在文中只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一句“性质不明的污染物”。
基拉德·麦科尔主任亲临沃伯恩查看那184桶工业废料。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桶里装的都是已变质失效的聚氨酯树脂，其成分与两井中的污染物全无干系。那TCE，或三氯乙烯，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市政府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托马斯·摩宁，住在城东的伍德街，距G、H二井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当麦科尔主任和他闲聊时，托马斯谈到了他的邻居图梅一家。图梅家的三个孩子长期患皮疹，每年要往医院的皮肤科跑好几趟，而且不管用什么药都不见效果。图梅夫人玛丽怀疑是水的问题，因为他们家的水管被腐蚀得很厉害，总漏。
1979年8月，G号井和H号井关闭后三个月，图梅家最大的孩子——其实是老二，老大已于几年前丧身车祸——10岁的派特病倒了。和当年的吉米·安德森一样，当地医生查出他的血液有问题，便将他送到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约翰·杜鲁门主任为他做了骨髓穿刺化验，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所有白血病种类中最为致命者。
那年9月10日，安妮·安德森接到卡·格莱的电话，卡只在电话上说了一句：“快看今天的报纸。”《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的大标题是《城北发现砒霜池》。一位名叫查理·瑞恩的年轻记者报道说，今年7月，一支施工队在一片已关闭多年的化工厂废墟上挖掘出了一处废品池。池深五英尺，面积一公顷。池内的污染物包括大剂量的砷（砒霜）、铅、铬和微量的其他重金属。当年，这家名叫麦瑞·马克的化工厂除了生产制革用的化工品外，也生产以砒霜为基体的杀虫剂。废品池里还有皮革厂扔弃的动物皮毛和残骸等物。文章说，专家们认为，极微量的砷便可能致癌，而金属铬则历来被认定与肺癌和呼吸道癌有关系。文章说，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些有毒物品是否已经污染了一英里以南的G号井和H号井，但有确切消息称，两井的关闭是因为：“水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或TCE，一种工业溶剂。”
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也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后来回忆说：“就在那一刻，安妮·安德森这些年来跟我说起过的那些话显现出了真正的意义。”安妮一直认为，孩子们的白血病源于那可疑的自来水。她先是在家里和丈夫说，日久天长，乔尔斯听腻了，他很不耐烦地打断安妮的话，说这么多专家学者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你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凭什么妄下结论？安妮只得去找好脾气的扬格牧师说。
第二天，扬格牧师打电话给安妮，说他拟好了一个计划，准备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请所有在过去的15年里有孩子被诊断为白血病的家长到三一圣公会教堂参加一个调查性的会议。G号井启用于1964年，到现在正好15年。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有30多人来到圣公会教堂开会。扬格牧师向与会者们分发了一份由马萨诸塞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帮助起草的关于白血病的问卷。调查结果，一共有12起儿童白血病例。扬格牧师买来一张沃伯恩地图，按12处地址画上记号。12个孩子中有8人家住沃伯恩城东，彼此间最多不过半英里的距离，其中6人在派茵街附近，差不多就是隔壁邻居。
扬格牧师带着这张地图到马萨诸塞总医院登门拜访约翰·杜鲁门主任。牧师问：“15年中出现12起病例——也许还有更多——这算不算‘异常高发区’？”
杜鲁门主任答：“毫无疑问。”
其时，查理·瑞恩又在《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据披露，州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中期，沃伯恩死于癌症的人数在五年内上升了17%，其中以白血病为最高，肾癌其次。但是，文章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癌症发病率的剧增是否与城北发现的含毒废料有关。”
布鲁斯·扬格牧师读完这篇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沃伯恩每日时报》，告诉查理·瑞恩他和安妮·安德森关于儿童白血病“异常高发区”的发现。1979年12月12日，查理·瑞恩发表了第三篇头版调查文章《找寻儿童白血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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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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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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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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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的时候，简恩·希莱曼从不曾想过要学法律，尽管父亲说他合适当律师，因为他特别擅长于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在马萨诸塞大学，简恩读的是哲学。1972年毕业后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然后一起去了罗得岛州，妻子在那里的一所学校念研究生。哲学系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简恩开始向研究生们兜售人寿保险。因为口才好，半年就卖出去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保险，但他还是不喜欢这份工作。适逢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丑闻被媒体爆炒，简恩索性呆在家里，天天守着电视机看国会的调查听证。三个月看下来，便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在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做了一阵，接触到了一些民事官司，简恩更觉得自己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这时候，他们夫妻感情已经开始恶化，年轻人又容易头脑发热，吵了两架就闹离婚。简恩遂离开罗得岛，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法学院。
从法学院出来，简恩先在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了小一年，专办与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关的案子，处理诸如电话公司的违章操作和与客户的纠纷等等。他生性讨厌与政府部门的官僚打交道，也不耐烦只给那些名律师们打下手干杂活儿，连在法庭上说句话的机会也捞不着，便想着要自己开事务所，接案子。大城市里僧多粥少，简恩决定先到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开始自己的事业。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几个州转了一圈下来，简恩最后落脚在了一个叫做纽勃利港的渔村。
事务所开张一年多，简恩·希莱曼只接到了一些诸如遗嘱、离婚、酒后肇事之类的案子，而且入不敷出。正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时，洛尔·伊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洛尔说，他的独生子，3岁的斯图尔特，五年前淹死在他家近旁的一个废弃的石料坑里。那天是星期六，他和妻子都在制鞋厂上早班，就请了孩子的祖母临时过来照管。祖孙俩在后院玩了一会儿，老太太进厨房拿点东西，出来孩子就没影儿了。后来在石料坑里找到时，斯图尔特脸朝下浮在一汪脏水中。石料坑是一个建筑公司施工后留下的，经过一个雨季就成了水凼。孩子出事的第二天，那家建筑公司派来几辆推土机把坑给填平了。伊顿家已经请过一位律师，律师也向法院递过状纸，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不久，老太太便过世了。几年来，洛尔不时地给律师打电话，最后一次律师劝他算了，说老太太一死，没了目击者，案子就更难办了。但洛尔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简恩·希莱曼接了这个案子。这是他接到的第一桩“真正”的案子，需要录证词、请证人、上法庭，需要挑选陪审团、对对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还需要准备开场发言和总结性发言，等等等等。简恩雇来摄影师乘直升机从空中拍摄肇事现场的图片，又根据当地报社提供的线索，从外州找到出事当天曾到现场采访过的记者，还请了医生和土木工程师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到七个月后正式开庭时，简恩已经为本案花费了15万多美元，而且拖欠了数月的房租和秘书的工资。
简恩在开场发言中指责建筑公司渎职，没有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填平石料坑，或修筑篱笆将水凼围起来，或竖立昭示牌告诫人们小心。被告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律师，根本就没把乳臭未干的简恩放在眼里，他一上来甚至矢口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坑。八天的诉讼下来，当简恩提交了一件又一件的证据，传唤了一个又一个的证人之后，对方妥协了。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将双方律师召到法官席前，说被告方提出调停，表示愿意支付75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了结此案。简恩说他需要征求一下委托人的意见。
在法庭外的楼道里，一位工作人员把简恩叫到一旁，忠告道：“一个醉鬼把车开进了人家的园子，撞死人家的小孩，才赔了2万。75万不少了。”
但是，在经过了大半年的辛勤工作后，简恩·希莱曼着实想听听陪审团的裁决。他如实地告诉了伊顿夫妇对方的提议，然后说：“我感觉我能赢。”
洛尔说：“我们听你的。”
双方的总结性发言在午饭前结束。当陪审员们在审议室进行审议时，简恩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紧张得吃不下饭。陪审团只用了1小时15分钟便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裁决：25万美元赔偿，外加5万美元利息！按协议，简恩提成三分之一。
简恩用这10万美元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给秘书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又去裁缝铺里定做了几身像样的西服。简恩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重返大都市的条件，遂向波士顿的几家专事个人伤病赔偿案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求职信，其中就有里德-缪里根。但是一连数月都没有人搭理他。
就在简恩等着的时候，碰上了一桩大案子。一位纽勃利港商人开着他新买的单引擎飞机“派普箭”号，带着三个朋友去大西洋赌城度周末，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飞机一头栽进纽约长岛的海滩，四个人无一生还。其中一位女士不久前刚离婚，4岁的儿子跟了前夫。孩子的爸爸与简恩的秘书在酒吧里邂逅，聊起这件事，说他准备请一位律师代表儿子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的老板就刚好是你所需要的律师。”简恩的秘书说。
简恩·希莱曼正开始着手这件案子，便接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收到了他的求职信，问简恩是否愿意到波士顿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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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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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简恩的是事务所的大老板巴瑞·里德。他把简恩带到培根山庄一家极高档的意大利餐馆，这里经常有州长、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跟着侍者穿过厅堂时，巴瑞不时地停下来与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气的巅峰，他写的一部小说《裁决》刚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50多岁的巴瑞本人也长得不亚于一位电影明星，依然健硕的身材，依然浓密的波浪式鬈发。电影在波士顿拍摄期间，当地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艺界的种种传奇。现在，他又跟简恩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些故事。简恩心里纳闷，这位老板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两个钟头过去了。签单的时候，巴瑞·里德仿佛突然想起一样，说哦，那起飞机失事案中有两名遇难者的家属刚和我们签了约。“派普箭”的主人生前为乘客投保了上百万美元，只要我们能证明他在出事之前有违章操作，保险公司就得付七位数字的赔偿金。听说还有一位家属委托了你？我看咱们这么办，孩子。你把案子转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你就等着拿钱，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头别的案子。
“我手头没有别的案子。”简恩·希莱曼很固执地说，“如果你真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
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见简恩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巴瑞·里德说：“OK，你搬到我的事务所办公。我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你挪出个角落。”
简恩·希莱曼开始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过会议室时会不时地探头看一眼“孩子”在做什么。通常在巴瑞上班时，“孩子”早已经到了，在巴瑞下班时，“孩子”还没有走的意思。偶尔，“孩子”也会消失几天，回来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发现。就这样，简恩从大西洋城的赌场带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证明在星期天晚上6点驾机起飞之前，他一直在喝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调控中心带回了失事前的通话录音，说明商人当时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调控员指示他右转时，他却向左转，他马上道歉说：“Iamsorry。”然后就是一片尖叫声，然后，“派普箭”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过了三个月，案子递进了法院。保险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立即打电话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双方谈判的结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额付赔。
巴瑞·里德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乔·缪里根：“这孩子就像一只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打死都不松口。”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乔·缪里根在下班前邀请简恩·希莱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两个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车厢里坐定，乔对简恩说：“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由你来办。”
第二天，一只文件夹放在了简恩在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写着：沃伯恩案。
简恩·希莱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时，距五家人家与乔·缪里根签订合同已经八个月。会晤的地点安排在安德森家里。吉米刚刚病故不久，安妮看上去苍白而憔悴。简恩花了两个多钟头向他的委托人们解释说，几个月工作下来，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提起诉讼。他已经查阅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有关资料，包括不久前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提交的调查报告，但是，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G号井和H号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被告方应该是谁；二、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那些污染物会导致白血病。
简恩离开安德森家时心里充满了内疚。在开车回波士顿的路上，简恩总忆起理查德·图梅说的一句话：“我们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是要讨个说法。这么多的孩子病了，死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恩想，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这个案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太复杂了，也太昂贵了。我力所不能及。
在这之前，乔·缪里根已经指示秘书将安妮·安德森和冬娜·卡能的电话转给简恩·希莱曼。很快，留言条叠成了高高的一摞。简恩强迫自己不去看它们，也不去想它们，强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埋头于其他的案子。
一个秋天的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拧开车里的收音机。WRKO台的主持人请来了两位律师作为嘉宾，回答听众的提问。安妮把收音机开在那儿，也没有认真去听，但突然，她听到了简恩·希莱曼的声音。其时，安妮刚刚拐进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又匆匆忙忙地退出来，以允许驾驶的最快速度直驰家中。安妮推开房门，冲进厨房，抓起墙上的电话。
“我想问希莱曼先生一个问题。”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请讲。”主持人的声音。
“如果律师不回你的电话，你该怎么办？”
“等等，”简恩·希莱曼说，“我知道这个声音。是安妮吗？”
“简恩，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但从来找不到你。”
简恩当即答应，明天一定给安妮去电话。
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个人伤亡赔偿案的原告方从事发之日起三年内若不提起诉讼，便算做自动放弃。按官方的算法，沃伯恩案的起始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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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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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82年，简恩·希莱曼知道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打算放弃，就得亲自去沃伯恩对委托人们当面说清楚。如果准备起诉，则必须在5月22日之前把状纸递到法庭。
简恩选择了前者。
2月的一天，简恩·希莱曼来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的三一圣公会教堂，这是他与患者家属们的第二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简恩对自己说。
临来之前，他在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兼好友凯文·康威问：“当你从沃伯恩回来时，所有有关沃伯恩的档案都可以封存入库了，是吗？”简恩点点头，说：“是。”凯文一直在规劝简恩放弃沃伯恩案，他形容沃伯恩案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无论扔进去多少钱都几乎见不到任何动静。
简恩向他的委托人们重复了一遍上次讲过的那些话：没有被告人，没有科学证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然后又说起了斯图尔特·伊顿的案子。那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尚花去了简恩七个月的时间和一万五千多美元。简恩无奈地摇摇头，说你们的案子确实太棘手了。
众人无语，等着律师起身与他们握手言别。这时候，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扬格牧师说话了：“假如我告诉你我能弄到一笔钱呢？”
简恩心想，一场诉讼的花销可不是靠教堂的募捐和义卖就能筹到的。
扬格牧师继续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接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新成立的民间法律机构——律师公益协会——获得了一笔赞助基金，想请参议员办公室替他们寻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方面的案子，肯尼迪参议员便想到了沃伯恩。参议员的秘书当即安排扬格牧师和律师公益协会执行主席安东尼·罗思曼的三方电话联席会议。一切都没有问题，安东尼说，但是，他不能插手别的律师正在办理的案子。
这简直是天作的巧合！简恩·希莱曼详细地询问了电话会议的细节，告诉众委托人他将尽快与安东尼·罗思曼取得联系，向对方表明他的合作意向。
安东尼·罗思曼40多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卡特政权期间曾任司法部有害物品处处长，其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简恩与安东尼一拍即合。两个人通话的第二天，安东尼即从华盛顿飞抵波士顿。双方讲定各自承担一半的花销，律师公益协会拿三分之二的报酬，另外三分之一归简恩和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安东尼还指派他的一名助手专事查阅收集与本案相关的污染物的科学及医学资料，安东尼自己则通过关系获得了尚未正式定稿的国家环保署关于沃伯恩污染物来源的调查报告，其中列举了G号井和H号井周围方圆一英里内的几家工厂，但是对污染物的具体来源并未作明确的结论。
安东尼又请来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地下水污染及有害物品研究专家乔治·平德尔。平德尔教授对各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井水中的三氯乙烯，即TCE，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位于两井北面的W·R·格拉斯公司食品机械厂，二是阿波卓纳河西岸一块属于J·J·瑞勒皮革厂的约15公顷的空地。J·J·瑞勒的母公司即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比却斯集团，它和W·R·格拉斯当时都在全美500强公司中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它们都非常有钱。
5月14日，离起诉的最后期限还差八天，简恩与安东尼代表沃伯恩的一共八户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后来又有三家人与事务所签订了合同——向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提起诉讼。为避免路上耽误，简恩亲自将起诉书送到法院。起诉书上说，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下属企业排放的有害化学废液污染了原告的生活用水，其中浓度最高的TCE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可导致一些严重的症状如头晕、厌食、动作不协调，以及肝脏病变和癌症等等”。污染的自来水“造成了该社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造成了五名儿童的死亡，并损害了其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
5月底的一天，比却斯集团派人将沃伯恩案的起诉书送给了波士顿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庭审部主任杰罗·费歇尔。60出头的杰罗瘦小精明，脾气古怪，已经灰白的鬈发剪成极短的平头。在过去的20年里，杰罗还一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庭审实践》（TrialPractice）课。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占据了国务街60号摩天大楼中的10层，但杰罗却只拥有一间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小小的办公室。事务所几次提出给他换间大一点的，都被杰罗谢绝了。他用不着大办公室，因为他并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只是每天早晨来这里取取邮件，听听电话留言，然后就消失在了他的不知哪一处“藏身之地”。其中之一是在21层走廊尽头，一扇大铁门的背后。铁门里面是一间巨大的灯光暗淡的储藏室，这里那里堆放着成箱成架高及天花板的行将销毁的过期资料。杰罗在房间中央用三张桌子拼成了一张大办公桌，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甚至蔓延到了旁边的一张沙发上。每当杰罗接到了案子，他就这样孜孜不倦地蜷缩在这些故纸堆中，每小时收费数百美元，每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到目前为止，杰罗·费歇尔一共在法庭上打过60多场官司，绝大部分都赢了。经他手的更多的案子则是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在谈判桌上调停解决。这也难怪，有人讲，民事诉讼的要旨实际上就是双方坐下来谈条件。若能谈成了，至少可以节省一笔上法庭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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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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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费歇尔的手头通常都有三四十个齐头并进的案子，他也有若干固定的大公司主顾，比却斯集团便是其中最大、也最富有者。然而这一次，杰罗却没有把沃伯恩案放在眼里。他听说过好几起这种与环境污染有关的伤病索赔案，一开始声势浩大，引人注目，因为都是些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时髦案子，很招记者们的青睐，但到后来却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不过，既然人家送来了起诉书，总不能不予理睬。杰罗遂派了事务所的一位年轻律师，他从前在哈佛的学生尼尔·雅各布去沃伯恩的J·J·瑞勒皮革厂“跑一趟”。尼尔回来后起草了一份针对起诉书的复函，杰罗·费歇尔匆匆读过一遍之后便OK了。
代表另一方被告W·R·格拉斯公司的，是波士顿佛雷-侯格尔-埃利奥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威廉·契士曼。与杰罗·费歇尔不同，威廉当即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W·R·格拉斯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士要求“全公司自上而下都必须高度重视此案”。公司在纽约的总部于收到法院通知的次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强烈谴责”起诉书中对他们的“不负责任和不公正”的指控。
事实上，W·R·格拉斯并不是第一次卷入类似的纠纷。一年多前，马萨诸塞州的另一个小镇阿克顿也曾状告W·R·格拉斯污染了他们的地下水，但涉及到五个孩子的人命官司就是完完全全另一回事了。而且，沃伯恩案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媒介广泛的兴趣。就在简恩亲自去法院递交起诉书的第二个星期，《波士顿环球报》即进行了报道。紧接着，当地两家电视台派记者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专访简恩·希莱曼。对于W·R·格拉斯这样的500强公司来说，真正要命的是，那些触目惊心、极具煽动性的大标题足以把本案炒成一桩丑闻。
威廉·契士曼面对沃伯恩案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把这个令人生厌的案子扼杀在萌芽阶段。这是威廉的拿手，也是他在事务所的声誉所在。到目前为止，威廉接手的案子中只有四起上了法庭，因为他总能使用一些聪明的手段迫使原告方撤诉。
威廉很快便了解到，W·R·格拉斯在沃伯恩的食品机械厂始建于1960年，现有职工100多名。该厂生产的食品包装机械——用塑料保鲜膜包装各种肉类的机器——只用于W·R·格拉斯内部的几家肉类加工厂。
食品机械厂曾于60年代初期定购过一桶55加仑，合250升的TCE，供手工擦拭较小的金属部件之用。工人中可能有人把使用过的溶剂泼洒在了厂房后面的空地上，一次顶多一茶缸。据厂子里的技术人员讲，这样的排放量根本不可能污染半英里外的两眼水井。
在W·R·格拉斯送给威廉的资料中，还有一盘简恩·希莱曼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录像带。屏幕上的简恩两眼直直地盯着摄像镜头，很铿锵有力地说：“首先，我们要求这些公司对患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的赔偿，要求他们停止排放化学废料，要求他们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简恩还说，有证据证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自建厂以来的20多年里，一直在排放未经任何处理的化学废液。
威廉·契士曼看着看着便忍不住地想乐，他觉得这个名叫简恩·希莱曼的年轻人果真是稚嫩得很，言谈举止一点儿也不专业，一点儿也没有一个律师应有的派头。威廉想，我要是给这小子一个下马威呢？让他知道知道应当怎样和W·R·格拉斯这样的大公司打交道。威廉于是提笔给简恩和安东尼写了一封咄咄逼人的信：“你们最好现在就撤诉，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敦促有关方面驳回此案。而一旦我们有所行动，你们不仅必须支付我们所有的开销，还必须按照我们的收费标准支付律师费用。”
信发出去了，原告方一直没有回音，法院也没有撤诉的通知。威廉·契士曼等到10月，等来了简恩·希莱曼一份长达52页的问卷。上百个问题囊括了食品机械厂从内部体制到操作程序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求被告方律师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所有的答复还必须受到誓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如与事实有出入，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威廉·契士曼当然是无心回答这种愚蠢的问卷了。他按部就班地开始实施已经构想好了的第二步方案，“采取必要的措施”——反起诉。在他起草的《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中，威廉写道：“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作为原告的沃伯恩家庭、地下水中发现的污染物和作为被告的两个公司之间有任何关连。”第一，在医学和科学的文献里查找不到有关TCE或自来水中的其他污染物可能导致白血病的依据，这一点在全国疾病防治中心和国家环保署的两份报告中均有明确的陈述。第二，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并没有将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列为污染物来源。如果这两家权威性的国家机构尚无定论，试问简恩·希莱曼和安东尼·罗思曼在起诉书中的结论从何而来？
威廉·契士曼这一动议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程序条例》中的第11款，该款要求杜绝那些“无意义的和不负责任的诉讼”，后者指的就是证据不足的起诉。所以在业内人士中，这类动议一般又称为“第11款动议”。
写完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将动议的内容通知了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的尼尔·雅各布，并请他转告杰罗·费歇尔。在威廉看来，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既然是联合被告，就应该尽可能多地互通情报互相合作。而且威廉对杰罗的名声早有耳闻，有了这样的盟友，无疑又增加了几分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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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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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沃伯恩白血病患者都是儿童。1980年夏天，35岁的罗伦·加马齐也被诊断出了白血病。罗伦和他的老婆孩子住在派茵街社区，和佐纳家只隔了一个门。罗伦一开始并不知道打官司的事，直到1982年4月，简恩和安东尼准备把案子递到法庭前的一个月，一天晚上，佐纳夫人登门拜访，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到原告方阵营，罗伦说他愿意。
几个月后，秋天，罗伦8岁的儿子央求父亲带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去看布鲁恩熊队的曲棍球比赛。整个赛季的球票已经全部售出，而罗伦只有两张票。他打听到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手里有两张和他联座的票，便想着要拿出两张紧俏的凯尔特队篮球赛票去和瑞勒先生交换。
罗伦打电话到皮革厂时，杰克·瑞勒正在开会。散会后看到秘书交给他的电话留言，杰克立即认出了罗伦·加马齐的名字。他很奇怪罗伦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他做这种交易。他对秘书说：“你约个时间请他来一趟。”
罗伦来了。杰克·瑞勒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一边在起诉我，一边又要跟我换球票？”
“起诉你？”
“不错。”见罗伦满脸的疑惑，杰克又问：“你不是患有白血病吗？”
“是呀。”罗伦更疑惑了，心想瑞勒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联名控告J·J·瑞勒皮革厂的几户原告之一。也许你还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现在是比却斯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罗伦·加马齐惊呆了，过了好半天才说：“我只是不希望市政府重新开启那两口水井，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再喝那种脏水，如此而已。”
“那两井该死的水本来就不适合饮用和家用，它们只够工业用水的标准。J·J·瑞勒皮革厂一向都对排放的废料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和治理，所以你看，周围那么多的皮革厂都关门了，只有我们还在这里。”杰克说着把两张球票递给了罗伦。
待罗伦离去，杰克打电话告诉尼尔·雅各布说：“这家伙连他起诉的对象都不知道，显然是律师在煽动他们闹事。”
几天后，尼尔·雅各布给威廉·契士曼回电话，说杰罗·费歇尔的意思，他们不便参与威廉提出的“第11款动议”，但作为盟友，愿意向威廉提供一个可能有用的情况。尼尔讲述了杰克·瑞勒和罗伦·加马齐交换球票的事，说：“也许可以在你的动议中增加一节‘起诉教唆’。”
“起诉教唆”是指某些律师以花言巧语诱骗不明真相的委托人参与打官司。威廉·契士曼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从理论上讲，杰克和尼尔之间的谈话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不得透露给原告方。所以威廉在动议中使用了一些闪烁其辞的文字，诸如：“我们有非常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但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目前尚不宜提交法庭”云云。
当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接到沃伯恩案时，他的案头上还堆积了500多件其他的案子。56岁的司肯纳法官也是从哈佛大学法学院出来的，与大多数的同学和校友一样，毕业后就留在了波士顿。虽然在接手之前，司肯纳法官对分派给他的许多案子知之甚少，但沃伯恩案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在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本案的消息，还在电视的晚间新闻上看到了简恩·希莱曼答记者问的镜头。
瓦尔特·司肯纳对威廉·契士曼送来的“第11款动议”很有兴趣，因为这是他当法官9年来接到的第一份“第11款动议”，也因为他和其他的法官们一样，长年受诸多“无意义的和不负责任的诉讼”——在同僚之间被叫做“垃圾案件”所累，因而感触颇深。但《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写得太长了，就像佛雷-侯格尔-埃利奥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其他法律文件一样。司肯纳法官只匆匆地翻过一遍，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起诉教唆”一节。
“第11款动议”使简恩·希莱曼大为光火，他操起话筒就和威廉·契士曼吵起来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通话。
“简直莫名其妙！什么‘起诉教唆’，那纯粹是对我个人的攻击和诬陷。”简恩嚷嚷道。
“你的那份起诉书才是对我委托人的攻击和诬陷。”威廉的声音显得异常冷静，但却是火上浇油。
“听着，混蛋，你现在就撤消动议。”
“除非你撤消诉讼。”
简恩“砰”地挂断电话，仍兀自气得直喘。凯文·康威从没有见到过他这副德行。“少见的混蛋！”简恩还在嚷嚷，“要是法官听信了他的胡言，我就会被吊销律师执照。”
安东尼·罗思曼专程从华盛顿赶来商量对策，因为司肯纳法官在他下达的指令中明确要求简恩或安东尼在关于“第11款动议”的听证中出庭作证，并接受被告方的交叉取证。
毫无疑问，威廉·契士曼切中了他们的要害，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就在两个人冥思苦想而始终不得其要领之时，凯文·康威出了一个点子，他建议在法庭上转移视线，把法官的注意力引到关于“起诉教唆”的指控上，因为威廉·契士曼没有可以提交法庭的“明枪”，而法官们向来是不喜欢“暗箭”的。
1983年1月6日，星期四，一个阴霾的冬日。午饭后，简恩、安东尼和凯文一行三人走进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民事庭，在原告席上坐定。和他们一起到庭的还有事务所的两位老板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以及五六位同事。被告席上也坐了三个人，简恩都不认识，但他听出了一位40多岁蓄长发者的口音，那是曾和他在电话上交过锋的威廉·契士曼。另外两位，简恩猜想，应该是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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