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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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丹·伽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起话筒，照着《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号码摁了七个键。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听见一个柔和的女声：“少年儿童保护处。请问您是——”
太快了，凌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她慌慌张张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又慌慌张张地说道：“我想报告一件……”
凌丹想，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该把这称作是一件“事”，或一件“案子”。
对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仍是柔和地：“没关系，您请讲。”
这似乎给了凌丹一点点勇气，那些早已积攒在舌尖上的话便趁势溜了出来：“有一个七年级的男孩子，才12岁，被他的老师……跟他的老师……总之，那个老师怀孕了，是他的孩子。那个老师的名字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对方很有兴趣地听完凌丹的故事，又仿佛和旁边的人商量了一阵，才说：“对不起，您应该向有关的学区报告，因为她是一位教师。”
什么？凌丹想，我告诉你一个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你让我找学区？
几句例行的客套话之后，电话挂断了。凌丹手里还握着话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凌丹是在一个月前，跟着丈夫卡尔·伽顿参加一位亲戚的订婚仪式时才听人说起这件事的。论起来，凌丹和玛莉·莱图纽算是两表妯娌，因为卡尔和玛莉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姑表兄弟。凌丹那天在聚会上没有看见莱图纽夫妇，她先只是随口一问，一位表妹刚说了一句便被站在旁边的舅妈拉走了。又问了几个人，尽皆闪烁其词。回到家里再问卡尔，才发现，丈夫那边的上上下下早在去年秋天就都知道了，只瞒着几位外姓的媳妇和女婿。
卡尔说：“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先向我起誓。”
凌丹很认真地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
“玛莉·凯有了外遇。”在亲戚们中，大家都管玛莉叫玛莉·凯，以与她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相区别。
这不奇怪，凌丹心想，思蒂文自己早就有了外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卡尔又说：“她怀孕了。”
“哦，是吗？”
卡尔接下来的话对凌丹无异于晴天霹雳：“和一个12岁的男孩。”
凌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只嗡嗡着一个反反复复的声音：“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啊！”
卡尔说，众人守口如瓶只是为了顾全思蒂文的面子，也为了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小思蒂文，11岁；玛莉·科蕾儿，9岁；尼克，5岁和嘉娣，3岁。思蒂文业已收集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玛莉·凯的日记以及她与“那个男孩”之间的往来书信。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其实也在希望玛莉·凯能去做人工流产，但现在看来这个可能越来越小了，因为玛莉·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
凌丹担心的更多。35岁的玛莉·凯是小学六年级老师，她的班上应该有至少十几个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她会不会对别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性侵犯行为？还有她自己的两个儿子？
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不举报，我就会举报。这种事绝对不能任其发展。”
凌丹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尔。卡尔深知妻子的脾气，说，你要做什么不必问我，只是，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
果然，凌丹没有告诉卡尔。她趁着卡尔上班的时候打了这个电话。凌丹很害怕，也觉得对不住思蒂文和莱图纽家的孩子们。她知道这个电话一打，玛莉·凯肯定会丢了工作，说不定还得蹲监狱，莱图纽的那个家就算散了。
凌丹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海莱茵学区办公室。海莱茵学区下辖着五六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凌丹甚至不知道玛莉·凯学校的名字，也不敢保证她听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一定属实，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当事人名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还有那个男孩的名字：贝利。
好在对方并不多问，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的。”
这天是1997年2月25日，星期二。
玛莉·凯工作的小学叫肖尔坞，位于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中南部。美国有两个叫做华盛顿的地方，一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东海岸，再就是这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两地相距3000多英里，各在美国的两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华盛顿州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有点名气，因为这里出过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先生。西雅图也很有名气，当人们提到西雅图时，便会联想到蜚声全球的波音飞机公司、微软电脑公司和亚马逊网络公司，进而联想到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们。但西雅图中南部这一片名为“白色中心（WhiteCenter）”的区域，却不但与“富豪”二字相去甚远，而且，用当地居民中早年自嘲的说法，“你就是翻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找不出一个白人”。“白色中心”住的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杂以南美人、南亚人和被称为“萨摩亚人”的南印度洋岛民。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噪音源——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简称西塔国际机场。每当有飞机起飞或降落，在其阴影扫过的地面，引擎轰鸣之声震耳欲聋，以至于居民们不得不调大电视机的音量，老师们不得不暂停讲课。但是近年来，“白色中心”的人口成色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来自俄罗斯等国的东欧移民的介入，这里的白人数量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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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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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凌丹·伽顿的那通电话前一周，学区办公室曾经收到过一个举报，只不过内容远不及凌丹讲得详细。有关方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类似的举报，说某某老师和某某学生如何如何。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只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但在女老师和男学生之间发生这种离谱的事，却是闻所未闻，令人咋舌。
凌丹打电话的次日，便有肯恩地区警署来电核实情况。一位名叫帕笛霞·梅勒的女警官在电话上说，根据凌丹提供的线索，当事人之一的男孩子是七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刚刚从肖尔坞小学毕业，升入卡斯卡地中学。但是警方查对的结果，玛莉·凯去年教的六年级班上没有叫贝利的学生。美国的中小学一共十二年，其中小学六年——一至六年级，初中两年——七、八年级，高中四年——九至十二年级。
海莱茵学区办公室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此时，消息已经在职员们中悄悄传开，有人想起了大约八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1996年6月19日，星期一，学校刚开始放暑假。那天半夜，正在德斯莫因码头巡夜的保安大卫·谢尔兹看见一辆家用面包车在停车场的附近转悠。车上挂的是阿拉斯加州的牌照。车开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几次倒车时，后轮都骑上了人行道，或碾进路旁的花圃里。大卫怀疑司机酒后驾驶，遂用步话机召来了德斯莫因警署的巡警。
很快，面包车离开了码头，仍是歪歪斜斜地开到不远处的“安东尼家常菜”餐馆，绕着餐馆转了几圈之后，在停车场筑有围栏的角落里熄了火。
两名巡警陆续赶到，他们先和大卫一起站在黑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下，车上似乎空无一人。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女人从车的后部坐起来，移至驾驶座。
巡警一左一右地朝面包车包抄过去。距离大约10英尺处，他们一齐打开手电，亮出警徽。透过驾驶座的窗口，巴勃·契达看到了一位模样极标致的年轻女子，亚麻色长发，橄榄绿眼睛。巴勃拉开车门，见女人身穿长长的T恤衫，底下露出一圈短短的薄呢裙，光着脚。女人不肯下车，也不肯回答巡警们的提问，过了半日才说出，她叫玛莉·凯·莱图纽，是肖尔坞小学的教师，家住诺曼底公园。
巡警们将电光射向后座，但见座椅的靠背已经全部放平，做成了一张床的样子。一个男孩蜷缩在“床”上的睡袋中，一动不动，任凭巡警们如何叫如何推都不待睁眼。巡警们只得再次转向玛莉·莱图纽：“你和这个男孩子在车后面做什么？”罗伯特·柯林斯问。
玛莉·凯说，威利·伐拉奥——那个男孩的名字是她的学生。他母亲今天上夜班，委托她照顾孩子一晚上。威利本来是要在莱图纽家过夜的，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玛莉·凯和她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因为什么事大吵了一架，她就带着威利出来了。
“我想教训教训他，”玛莉·凯说，“所以决定要在外面等到他上班以后再回去。”玛莉·凯又解释说，思蒂文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管理行李，上班的地点是西塔机场。他这个星期上早班，每天凌晨三点半离家。“我们俩只是想在回去以前稍微打个盹儿。”
“你的年龄？”巴勃·契达问，一面作着记录。
“32岁。”玛莉·凯说。
巴勃再次将手电朝玛莉·凯脸上晃了晃，觉得她看上去不到32岁。
“他呢？”巴勃用手电指了指睡袋中的男孩。
“18岁。”巴勃想，他看上去也不到18岁。
德斯莫因在白色中心南面约15分钟的车程，中间隔着诺曼底公园。罗伯特·柯林斯马上打电话给诺曼底公园警署，请他们派人到莱图纽家查对。20分钟后对方回复说，莱图纽家没人接听电话，也没人应门。
威利·伐拉奥终于“醒”来了。巡警们让他穿好衣服，说要带他去警署。在事情弄清楚以前，他们有责任“监护”未成年人。玛莉·凯竭力反对，指责警察们小题大做。她说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伐拉奥家的朋友，她和威利并没有在车后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巡警们说，你讲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无懈可击，但你们的装束却颇有些令人生疑。
玛莉·凯开着面包车跟到了警署，她说伐拉奥太太既然将孩子托付给了她，她就必须对威利负责。在警署办公室里，小伙子告诉警察们，他今年14岁，因为尚不满16，所以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如驾驶执照等。他说莱图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正在莱图纽家。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讲了一些话让他很不高兴，一赌气他就跑出来了。他跑到莱图纽家附近海景街的QFC商店时，玛莉·凯开车追上了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德斯莫因码头。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因为太困了，就在车后面迷糊了一会儿。
警察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辗转找到威利的母亲松娜·伐拉奥，她正在普拉希面包房上夜班。松娜听完警察的报告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说她非常信任莱图纽夫人，“只要威利和她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她要求警方立即将威利交还给莱图纽夫人。
因为无法获取确凿的证据，德斯莫因警署不得不在当日凌晨4点左右，放走了玛莉·凯·莱图纽和威利·伐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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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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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莫因警署一位警官的妻子在海莱茵学区办公室工作。第二天，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事和学区的保卫科长。但因警方并未正式立案，学区办公室也不曾收到相关的报告。
时隔多年，威利·伐拉奥才道出了实情。他在QFC商店门口上车后，玛莉·凯便为她丈夫的粗鲁向他道歉。玛莉·凯看上去很压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为了安慰这位比自己年长22岁的老师，威利伸出胳膊搂住了她，见玛莉·凯没有拒绝，又趁势亲吻了她。很快，玛莉·凯开始回吻。等她终于安静下来，威利要求换到驾驶座。威利把车一路开到德斯莫因码头，两个人在那里的停车场做了爱。后来在“安东尼家常菜”前面被警察们截住时，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真的就只是想睡一小会儿。
所以，那个男孩子的名字不是“贝利”，而是与之谐音的“威利”。英文和中文不同，没有四声平仄。“威利”和“贝利”除了第一个辅音外，其余发音完全一样。
1997年2月27日，星期四上午，女警官帕笛霞·梅勒驱车前往位于白色中心的卡斯卡地中学。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梅勒警官与威利·伐拉奥的这一次谈话，连同警方所有其他关于这位七年级学生的材料一起，被作为“未成年受害者”档案而严加保密。威利生于1983年6月26日，当时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等到后来小伙子长大成人，人们才得知了这些谈话的内容。
初次见面，梅勒警官感觉有些意外，她不曾料到威利是个“黑孩子”。后经交谈才了解到，威利并非黑人，而是肤色很重的萨摩亚裔——南印度洋岛民。根据梅勒警官的记录：
我问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沉默少言，一开始几乎一言不发。我又问他是不是类似于男女朋友那样的关系，他回答是。我再问他是不是比一般的男女朋友更进一步，他说他们还发生过性关系。
梅勒警官马上将威利·伐拉奥带回警署，并会同一位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一起对威利进行讯问。
他说那天他住在她家里，一切就身不由己地发生了……玛莉的丈夫上班去了……孩子们都在睡觉。他说他们俩在起居室里看一部电影，他记得好像是摩尔·吉普森主演的《勇敢的心》。他说她开始对他讲巫师巫术什么的，说有一位巫师替她算过命，说她的命苦，还说她会遇到一位深肤色的男子，并和他共同生活……然后他们就发生了性关系。
那是玛莉·凯第一次和威利做爱，时间是1996年春天，威利当时12岁。后来他们又多次发生性关系，威利那天告诉梅勒警官是“30到40次”。一年以后，威利将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他向一位小报记者吹嘘说，是300到400次。其中有一次，威利的哥哥勃利也在莱图纽家。勃利从卧室的门外经过，正好看见师生二人在床上厮混。
威利还谈到，他和玛莉·凯相互交换过戒指，写过一些爱情书信。威利说，玛莉·凯抱怨她的丈夫经常虐待她。她告诫威利他们俩的事不可以向任何人说起，否则她会丢了工作。但威利还是告诉了他的哥哥和最好的朋友。
谈话完毕，帕笛霞·梅勒开车送威利·伐拉奥回家，又马上赶往肖尔坞小学。梅勒警官请办公室秘书将玛莉·凯从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叫了出来。此时是下午4点30分。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叫你出来。这一切还用我再解释吗？”身着警服的帕笛霞·梅勒问。
玛莉·凯垂手站立了一会儿。她那天穿着很宽松的红色绒衫和黑色百褶裙，高高隆起的肚子一目了然。
“我想我能猜到。”她说。
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肯恩地区警方以“强奸幼童罪”拘捕。经过了最初的惊骇之后，玛莉·凯很快强作镇静。在学校的停车场临上警车前，当梅勒警官问她有什么问题时，玛莉·凯只问了两件事：威利·伐拉奥怎么样？她班上的学生们会怎么样？梅勒警官告诉她，威利现在一切都好。至于她的工作，校方作出决定后会尽快通知她的。
一跨进警署审讯室，玛莉·凯就再也撑不住了。她呜呜咽咽地告诉办案人员，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她想知道威利的家人对这件事和她本人是什么看法，她想知道是不是思蒂文告发了她。这一次，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当被问及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时，玛莉·凯说：“999%不是思蒂文的。”
据梅勒警官当时的记录：“我说我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而不是一个13岁男生的。她说恰恰相反，她不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
玛莉·凯哭着说，她的丈夫早有了别的女人，冷淡她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那情妇有名有姓，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这对奸夫淫妇还瞒着两边的家人养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玛莉·凯对警方说，“凯丽·瓦伦告诉她丈夫那是他的孩子，但是我知道不是。我猜思蒂文和那个丈夫比较相像。”意思是，两个男人都是白人。
玛莉·凯接着说，她受够了孤独，过够了没人关心、没人理睬的日子。她在和威利·伐拉奥的关系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爱情，也找到了自信。她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她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她和威利确确实实是相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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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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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被思蒂文“偷”走的书信日记时，玛莉·凯说思蒂文是一个卑鄙小人，想用这些东西来“讹诈”她。
鉴于玛莉·凯的身体状况，在孩子出生以前，警方不打算羁押她。当天晚上从警署出来，玛莉·凯没有直接回家，她先去了肖尔坞小学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那里。50多岁的贝丝已经与丈夫离异，她最大的孩子和玛莉·凯年纪相仿，小的正在上中学。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贝丝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和我心灵相通，一种女人对女人的理解。我跟她非常亲近，因为她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我和威利。”
玛莉·凯在贝丝家一直呆到凌晨3点过，她不停地哭泣，不停地打电话。玛莉·凯在电话上告诉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父亲约翰·希密兹，说思蒂文不再允许她开那辆面包车，因为他认定那是“犯罪现场”之一。希密兹先生答应将尽快给女儿送一辆车过来。
玛莉·凯回到家里没敢惊动任何人，自己悄悄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对付了一宿。从此，那只沙发就成了她经常过夜的地方。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以后，玛莉·凯没有如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梳洗，匆匆忙忙地吃早餐，匆匆忙忙地送孩子们上学，再匆匆忙忙地赶到肖尔坞小学的39号教室。正像她对威利说过的，她失业了。
对警方而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案子。帕笛霞·梅勒警官不费吹灰之力便取得了威利·伐拉奥的证词和玛莉·凯的供词。至于玛莉·凯正怀着的娃娃，那更是一个确凿得不能更确凿的“证据”了。
构成英文的问句有六个最常见的句首词，亦称六“Wh”。办案人员在短短的几天里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其中的五个：Who（何人——案犯和受害人）、What（何事——作案事实）、Where（何地——作案现场）、When（何时——作案时间）和How（如何——案情经过）。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Why（为何——作案动机），却是比他们办过的任何一桩案子都更加复杂费解，扑朔迷离。
办案人员开始走访玛莉·凯和威利周围的人们，他们选定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
交谈中提到了1996年6月19日，思蒂文说他还记得那件事。他那天其实是上的常白班，傍晚回家后看见威利·伐拉奥正在和他的大儿子小思蒂文一起做一件什么小学生的手工工艺品。威利那天穿着那些犯罪团伙的孩子们常穿的“口袋式T恤衫（baggyshirt）”和很肥大的长裤。思蒂文向来不喜欢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他不明白学校已经放假了，这个孩子也已经从肖尔坞小学毕业了，为什么玛莉·凯还隔三差五地把他往家里领？不过他当时只是以为妻子可能想非正式地领养威利，当个教母什么的，因为据说这孩子有绘画方面的才能，玛莉·凯大概是希望等威利今后出名了，好跟着沾点光。提起画画，思蒂文又是一脑门子官司，他早就腻味透了玛莉·凯成天在她耳边吹嘘威利有多棒多棒。依思蒂文之见，威利确实比不少同龄的孩子都画得好，但他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威利会像玛莉·凯说的那样，成为“第二个毕加索”。
思蒂文从壁橱里搬出一纸箱家里未付的账单和需要处理的文件，“砰”地放在厨房的饭桌上：“学校已经放假了！”他对妻子吼道，“你也该干点儿正经事了！”
听见思蒂文发了脾气，威利马上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走出去。玛莉·凯也很快跟了出去，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跳上了面包车。那时还不到7点。
思蒂文十分爽快，他对警察们承认玛莉·凯说的他的那段外遇确有其事，但鉴于他和妻子目前的关系，他并不想结束“那件事”。思蒂文说他也曾考虑过离婚，但律师费实在是太昂贵了，于是就拖了下来。
思蒂文还十分爽快地交出了他私自扣下的玛莉·凯的书信和日记，甚至没等警察们亮出搜查令。
玛莉·凯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自己正在越来越快地坠落，朝向那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玛莉·凯曾在1996年初冬到芝加哥参加一位娘家亲戚的婚礼，思蒂文在她到达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给岳丈和岳母，警告两位老人说，他们的女儿正在把自己搅进一宗丑闻。思蒂文没有在电话上透露更多的细节，只说“这件事最好由她亲口对你们讲”。后来，玛莉·凯在她的那则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都很担忧。他们说如果被人发觉了，我恐怕会身败名裂。”
但在写给威利的信中，玛莉·凯却言不由衷：“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孩子！我和他们详细地谈到了你，甚至告诉了他们你尚未成年（但没有提到具体的年龄。我想在他们的印象里，你大概有15岁）……我说你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父亲马上说他记得好像见过你。……我母亲则表示她非常喜欢你。”“……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你的亲吻，但你却不在这里。我思念我们在一起时发出的那些声响。我想象着你的胳膊环绕着我，拥抱着我，永远永远……”
另一封信中，玛莉·凯要求威利“以你的生命起誓，无论别人如何盘问你，你都不能说出我们之间的事——连一个接吻都不可透露！”
在他们交换的一些小纸条上，威利写着：“谁告诉你可以用两条腿缠绕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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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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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凯回答：“因为我乐意！”
另一张条子上则写着：“我看得出来，我也感觉得出来，当你在你的那些学校女朋友的身上得不到性满足时，便想到了我。告诉你，我并不是她们的替代品！请别在你需要替代品的时候来找我！”
玛莉·凯还在她的日记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地引用一首爱情歌曲中的歌词：“为什么在感觉上是如此正确的事情，却实际上是错误的（Howcoulditbewrong，ifitfeelssoright）？”
在肖尔坞小学，办案人员们了解到，玛莉·凯1989年从西雅图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任教，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家四口住在白色中心东面约30分钟车程的肯特市。后来为了上下班方便，玛莉·凯不顾思蒂文的坚决反对，卖掉了肯特市的公寓房，在诺曼底公园买下了一座很旧的老房子。
玛莉·凯说，她从小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当一名老师，也自认是天生“教书匠”的材料，因为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此话确实不假。玛莉·凯在学生中备受欢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愿意被分到莱图纽夫人的班上”。一位家长说。在美国的小学，每个学年开始时学生们都要重新分班。玛莉·凯最早是教二年级，她特别善于寓乐于教，寓乐于学。肖尔坞小学的孩子们都知道，莱图纽夫人班上的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很少出来玩，因为那是他们特有的“舞会”时间。假如有人在这个时候推门而入，便会看见师生们在教室里载歌载舞，其乐融融。
玛莉·凯说：“每天放学时，我都会站在教室门口依次和每一个孩子道‘再见’。我们或握手，或击掌（High-Five），或拥抱。这是我从华盛顿大学一位老师那儿学来的。我坚持每天必做，从我的第一个二年级班开始，从未间断过，因为这种交流形式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事们都认为，在与孩子们进行接触和沟通方面，玛莉·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教师。但她也有她的弱点——不懂得约束学生，不懂得执行纪律，所以她的班上时常是乱糟糟、闹嚷嚷的。
玛莉·凯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发现学生们的专长。如果有某个孩子作文写得特别好，或歌唱得特别好，或是有体育方面的天才，玛莉·凯便会竭尽全力鼓励和扶持，而这些有专长的孩子们便也成为了“老师的宠物（Teacher’sPets）”圈中的一员，受到莱图纽夫人格外的青睐。在她1991年教的二年级班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被玛莉·凯认为颇具艺术才能的学生，这位皮肤黝黑的男孩子小小年纪便画得一手好画，他就是威利·伐拉奥。
四年之后，1995年新学期开学时，玛莉·凯因教学出色而被一举晋升为该校六年级教师。在那张晋级表格的评语栏里，校长写道：“玛莉·莱图纽不仅在肖尔坞小学是一位优秀的人才，而且在整个海莱茵学区也堪称得一位优秀人才。”
俗话说，小孩子一年一个样。二年级和六年级差了四年，俨然就有了天壤之别，俨然就有了“小小孩”和“小大人”之别，更何况肖尔坞小学的学生们又全都是来自“白色中心”这种地方。开学第一个星期，玛莉·凯显然有些不适应。她需要时间了解孩子们，也需要时间调整自己。幸运的是，她在几十张陌生的甚至带有敌意的脸庞中看到了一副熟悉的眉眼儿——威利·伐拉奥又被分到了莱图纽夫人的班上。
威利不仅比四年前高了壮了，而且“厉害”了。尽管警方后来的调查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少年团伙有关，但他却在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上故意摹仿那些帮派中的孩子们，处处流露出一种霸道劲儿，显得好像很有“背景”的样子。玛莉·凯当然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了。果然，拢住了威利·伐拉奥，也就拢住了全班的孩子。
和所有的“上班母亲（WorkingMothers）”一样，玛莉·凯经常处于既想照顾家庭又须顾及工作的两难之中。她在所有的熟人朋友里都是出了名的“老迟到”，无论是上班，或在约定的时间看医生，或是参加派对聚会。但在所有这些场合中，玛莉·凯又常常是最后一个走。她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留在教室里，备课，改作业，直到很晚很晚。或是在派对上跟人聊天，一定要聊到曲终人散。玛莉·凯的朋友们轻易不敢给她打电话，因为她煲电话粥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有人根据玛莉·凯的电话账单作过统计，她的平均通话时间是40多分钟。
玛莉·凯每天下班后留在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逃避家庭矛盾的困扰。除了丈夫的不忠外，莱图纽夫妻还经常为了经济问题吵架。平心而论，思蒂文和玛莉·凯工作都很努力，对一个六口之家而言，他们的收入也不算低，但用朋友们的话说，出生于政治家家庭又来自南加州——好莱坞的所在地——的玛莉·凯太过于注重仪表，追求时尚。即使家里未付的账单码成了高高的一摞，即使有关公司因他们长期拖欠各种费用而断了莱图纽家的水电或电话，玛莉·凯还是会不惜最后一个铜板为自己和家人添置新衣，或是在周末带着全家人到西雅图最豪华的饭店进晚餐。没错，他们参加聚会时经常迟到，但这一家子又经常是聚会中最出色最夺目的一群。思蒂文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玛莉·凯虽然生养了四个孩子，却依然保持着“模特儿似的身段”。儿女们也都随了父母，一个个金发碧眼，金童玉女一般。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上，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像是“肯尼迪家族”的一支。玛莉·凯被捕后，学校为她的学生们请来一位代课老师。当校长问孩子们对这位新老师有什么意见时，一个女生说：“要是她的穿着也像莱图纽夫人一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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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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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凯虽然在1995年晋了级，可也在这同一年流过一次产。不久，她的父亲又被诊断出晚期癌症。玛莉·凯自幼与父亲亲密，接到电话后悲痛不已。她本能地转向思蒂文试图寻求慰藉，但思蒂文还没等她说完，便耸耸肩拂袖而去。
很快，玛莉·凯在她的六年级班上“发展”了三名“宠物”。不用说，有绘画天才的威利·伐拉奥荣登榜首，还有一位“今后可能成为作家”的女生卡蒂·霍顿，以及威利的表弟。这些孩子们常常在放学以后留下来帮莱图纽夫人改卷子，查资料，出墙报等，其中最积极的威利还不时地去莱图纽夫人家里替她干些家务。
到1996年4月，玛莉·凯和威利的关系已经明显地超出了师生的范畴。一次，一位老师听见威利对莱图纽夫人直呼其名，管她叫“玛莉”，这在西方国家的学校里是不允许的。还有两位老师分别在不同的时候看见威利在学校的停车场上用莱图纽夫人的面包车学习驾驶。
6月，学校放假了，玛莉·凯和威利反倒来往得更加密切。据诺曼底公园的邻人们反映，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常常有两个“黑孩子”——人们分不出萨摩亚人和黑人——在莱图纽家进进出出。玛莉·凯说那是替他们做家教照管孩子们的学生，但几个邻居的小孩去莱图纽家玩了回来，告诉大人们说两个“黑孩子”当着玛莉·凯的面抽烟喝啤酒，玛莉·凯居然不管。后来有街坊问起这件事，玛莉·凯称威利和勃利两兄弟帮了她不少忙，她拉不下脸来。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初夏之夜发生在德斯莫因码头的事件，但不少人却听说了玛莉·凯和她那位会画画的学生一起在海莱茵社区学院和西雅图画院进修艺术课程。按照美国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中小学教师必须定期利用寒暑假选修一定学分的高等教育或专业课程，以更新知识，也更新他们的教书执照。这对师生除了上课之外，还一起逛画廊，逛博物馆，逛艺术用品商店，一起在莱图纽家做作业。也是在那年夏天，玛莉·凯带着威利飞到阿拉斯加州，参加了她丈夫家族的一次聚会。
10月，玛莉·凯打电话给她在南加州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娴·任那特，说她“爱上了一个人”。据美娴后来的回忆，“玛莉·凯非常兴奋，她对着话筒滔滔不绝，抛出一连串的赞美之词。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的人。……她说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一份绝对纯真的爱情。……他们的感情完全是建立在精神上的，他们之间尚未发生属于物质的性关系，不过他们正在考虑这一点。……玛莉·凯说：‘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是我的灵魂伴侣（SoulMate）……’”玛莉·凯还用了一些很华丽的词藻，诸如“我们总能踏着相同的节奏和旋律，我们总能用相同的目光捕捉蕴藏于生活中的美妙”等等。美娴想，玛莉·凯真不愧是当老师的。
美娴·任那特深知莱图纽夫妇之间的疙疙瘩瘩，她当时很为玛莉·凯感到高兴。然而，和玛莉·凯在电话上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美娴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关于那个人的具体描述，比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在何处供职，以及女人们最爱谈论的那人个子有多高，开什么样的车等等。美娴几次想问，无奈玛莉·凯是那种讲起话来别人就甭想插嘴的主儿——这也算是她当老师的素质之一。不过，玛莉·凯确曾说过“他是一个学生”。所以在美娴的印象里，她好朋友的新情人应该是一位20来岁的大学生。
几个星期后，美娴接到另一通来自西雅图的长途。“我怀孕了。”玛莉·凯宣布道，“而且不是思蒂文的。”但是，玛莉·凯接着说，她暂时还不想和思蒂文道破这一点，她仍希望思蒂文“认为”这是他的孩子。不过，等孩子生下来就瞒不住了。
“为什么？”美娴·任那特问。
“那将是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玛莉·凯答。
然而，思蒂文·莱图纽很快便得知了真相，因为他们夫妻已经有些日子不行房事了。思蒂文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阿拉斯加的父母家人，但要他们都发誓保密。
办案人员也去了伐拉奥家。威利的母亲松娜今年刚38岁，两鬓却已经冒出了白发。自从前夫在十年前进了监狱，她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五口。松娜同时兼着两三份工作，比如这些日子，白天在墨西哥连锁餐馆“塔可钟”的车上服务（Drive-through）窗口接单，晚上在“得克萨可”连锁加油站收银。每周七天，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左右，却因为在每个地方都做不长久，到现在还拿着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但是松娜并不孤独，她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都非常有人缘。几年前伐拉奥家失过一次火，就是全靠肖尔坞小学和卡斯卡地中学的师生们慷慨相助，捐赠若干衣物钱财等才撑过来的。伐拉奥家的四个孩子都各有一技之长：威利的画画得好，勃利有一副不错的歌喉，列娜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法瓦耶的数学总是能得A。只不过和白色中心的许多孩子一样，这些在小学里展露出来的天才，到了中学毕业就黯然泯灭了。伐拉奥家唯一的女孩列娜曾拿到过一笔体育奖学金，但因家境贫困，终究也没能上成大学。
其实从上一年级开始，几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看出了威利·伐拉奥在绘画方面比别的孩子出色，但谁也没有像莱图纽夫人玛莉·凯那样对此推崇备至。不少老师还记得，玛莉·凯有一次谈到威利的天才，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尽管没能在同事中引起共鸣，但玛莉·凯以为那只是因为别的人艺术修养皆不及自己，所以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慧眼”。而那些稍有一点资历的老教师们则在背地里议论说，玛莉·凯毕竟年轻，刚教了几年书，不像她们，见识过太多“未来的艺术家”们。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后来长到二三十岁，不也只能空怀一身“绝技”，在“迪斯尼动画制片厂”门外的加油站里替客人擦车，或某家著名广告公司对过的餐馆里端盘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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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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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在莱图纽夫人班上做过义工的学生家长回忆说，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水仙百合花的摄影图片，威利是全班学生中临摹得最为逼真的。但据这位家长的看法：“他充其量只是一台‘复印机’，因为他缺乏创造性，只会重复别人的作品。”
威利曾送给卡蒂·霍顿——玛莉·凯在六年级班上的另一只“宠物”一张他的自画像。按照卡蒂的评论：“什么都好，就是鼻子被故意画小了两号，看上去像极了‘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做完整容手术后的鼻子。”
谈到威利·伐拉奥本人，不少学生直言不讳地说，威利具备“双重性格”，这可能是他除了绘画以外的另一份“天才”。威利可以循规蹈矩，懂事听话，而且处处替人着想，周到体贴，这通常表现在老师们的面前。他也可以冷酷无情、欺小凌弱，这通常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关于威利的后一面，卡蒂形容说：“威利向同学们表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是小流氓，我是G（即Gangster，黑帮团伙成员——笔者注），我不是好惹的。’……威利很聪明，他只要和你打五分钟的交道，就能判断出你会喜欢他的哪一面，然后他就表现出哪一面，让你印象深刻。……他跟你谈话时，非常注意你脸上的表情。……我一直都知道他在为人处事中利用他的双重性格。……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看透了他。”
“威利·伐拉奥相当出众。”另一位同学表示，“学校里人人都认识他，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他。”
办案人员想，这或许就是玛莉·凯十分赞赏的“威利比他的同龄人都聪明、成熟”的一面。
显然，松娜·伐拉奥也了解她小儿子的“双重性格”。与警察们谈到这一点时，松娜忧心忡忡：“在我的四个孩子中，威利恐怕在这一点上最像他们的父亲。”威利的父亲鲁亚瓦·伐拉奥曾是一位技术不错的汽车机械师，也是教堂里受人尊敬的传道士，但同时又是一个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罪犯，他的身上也结合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在威利两岁时，警方以数项性骚扰罪和伤害罪依法逮捕鲁亚瓦以后，松娜才得知，她的丈夫是18个孩子的父亲。那时威利尚小，记不得家里的事，但从哥哥姐姐们的谈话中，他知道父亲喝醉了酒揍起人来是很可怕的。他虽然也跟着家人一起去探过几次监，但正如卡蒂·霍顿所说：“他心里充满了对他父亲的仇恨，很深很深的仇恨。”
思蒂文·莱图纽的同事们都看得出来他这两天心绪欠佳。工间休息时，思蒂文把他的好朋友乔·本狄克叫到一旁。本狄克一家以前也曾是莱图纽夫妇在肯特市的邻居。思蒂文说：“报纸和电视上很快就会有一些关于玛莉·凯的报道，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想还是先亲自告诉你为好，谁知道那些记者们会添油加醋地胡诌些什么。”思蒂文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玛莉·凯和她的一个学生发生了性关系。”
“哦，思蒂文，”乔说，“你知道，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也和美娴·任那特一样，以为是玛莉·凯以前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对方显然还没明白，思蒂文只得把话说得再透一些：“那孩子只比我们家小思蒂文大一两岁。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
乔顿时哑然。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抱歉你们家出了这样的事。不过我想，事情总是会有办法的。”
思蒂文不幸而言中。没过几天，这件性丑闻果然被添油加醋地捅上了报纸电视，而且其范围很快从西雅图扩展到了全美国。一时间，流言蜚语，街谈巷议，似乎每一个人都会讲出一套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在世人的口舌中，玛莉·凯成了电影《毕业生》中的“男孩杀手”罗宾逊夫人，或《42年之夏》中被丈夫遗弃的孤寂怨妇，成了“男生们的美梦，家长们的噩梦”，她“窃取了一个男孩子的童贞，把他变成了一个男人”，等等等等。
值此闲言四起之时，玛莉·凯的老父亲约翰·希密兹如约为女儿送来了一辆大众·福克斯轿车，也送来了为父的一片关爱。只是不承想，希密兹先生以花甲之年，病笃之躯，竟也成为媒体不择手段、不留情面的揭短对象。记者们很快便发现，玛莉·凯对威利·伐拉奥之作为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希密兹家族的一段也曾轰动一时的绯闻。
玛莉·凯瑟琳·希密兹生于1962年1月30日，她的母亲也叫玛莉。玛莉·凯是玛莉和约翰·希密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和最大的女儿，所以从呱呱坠地，便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尽管希密兹家后来又添了两女一男，但希密兹先生在他的七个孩子中一直偏疼着大女儿。
玛莉·凯从她的双亲那里承接了永远年轻的美貌和永远苗条的身材。她的父母都很瘦，据说约翰·希密兹当年更是瘦到了几近于皮包骨头，但长相却是难得的英俊，只要留上一圈胡子，便酷似电影明星戴维·尼文。约翰·希密兹曾是美国空军中的飞行员，后来又做过飞行教官。玛莉·凯出生时，他已经从军中退役，在洛杉矶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因为希密兹夫人没有工作，所以约翰也利用假期和周末到附近的“迪斯尼乐园”做业余保安，以贴补家用。
玛莉·凯两岁那年，约翰·希密兹开始步入政界。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立法委员一举成功，希密兹一家也随即搬到了加州首府沙加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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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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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起，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7岁时，她看到了一个哥哥的“那话儿”，还伸手摸了摸，她哥哥也摸了她。但玛莉·凯随即补充道：“我们只是出于好奇，没有谁强迫谁。后来我感觉这样做不对，就说‘不！’你猜怎么着？从此便停止了。”
1970年，约翰·希密兹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一家九口又随着父亲政治舞台的转移而东迁首都华盛顿特区。玛莉·凯还记得，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带她去过国会山，非常骄傲地向同僚们夸耀他的女儿多么聪明漂亮，乖巧懂事。
在华盛顿的两年里，约翰·希密兹以其雄健的谈锋而颇受媒介的关注，他还在这期间出过两本书。希密兹夫人玛莉也和许多政治家夫人一样，利用各种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频频露面，向公众们展示自己对时事的评判能力，以及对妇女、儿童、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1972年，约翰·希密兹被他所代表的极右翼保守派组织“美国独立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他绝对不可能敌过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对手，但在当时的一亿多名选民中，约翰·希密兹还是获得了100万多张选票，占总数的1%。
大选揭晓后，约翰·希密兹带领全家仍是很体面地撤离华盛顿，回到阳光依然明媚的南加州。他们在斯拜格拉山庄买下了一幢带游泳池的豪华大宅，约翰继续从政，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夫人玛莉也不甘再进厨房，便做起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
1973年8月11日，希密兹夫妇约请了几位朋友在家中聚会，希密兹家的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被分派了各自的任务，11岁的玛莉·凯负责照看3岁的小弟弟菲利普。突然，玛莉·凯在人群中急急地乱窜，逢人便问：“你看见菲利普了吗？”“菲利普在哪儿？”宾主们马上停止了交谈，大家四下里寻找，最后在游泳池底找到了小男孩。他已经淹死了。
多年后，当时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还记得，玛莉·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只离开了他一分钟，就一分钟。”
多年后，玛莉·凯跟人提起这场家庭悲剧时总是说：“我父母说了，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她的知心朋友们都知道。玛莉·凯一直认为她的父母在心里责怪她。
到了中学，玛莉·凯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希密兹夫妇很重视儿子们的教育，玛莉·凯的几个哥哥都先后进了斯坦福等名校，但两口子对女儿却不是那么认真，所以玛莉·凯也由着性子，只在学校参加一些如啦啦队之类的活动，任自己的成绩一再滑坡。
玛莉·凯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娴·任那特，学校男生们眼中的另一朵花。玛莉·凯和美娴因为相同的兴趣而走到了一起，她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派对、男孩和旅游。两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出游，动辄便跨越边境到墨西哥去转一圈。两个人还经常出入周围几所大学的校园，在学生宿舍里通宵达旦地泡派对。两个人都不缺男朋友，而且三天两头地更新换代。
就在她的大女儿忙于享受青春之际，希密兹夫人玛莉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聘请，参加每周一期的时事评论专题节目《自由论坛》，就各项国家大事和热门话题等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士辩论。有行家认为，希密兹夫人在辩论中“思路清晰，机智诙谐，逻辑性强，而且咄咄逼人”。
玛莉·希密兹一如既往地利用《自由论坛》宣扬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价值观，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妇女儿童的利益。但是，有一位也许是最应该听到这一切的妇女，却没能够欣赏玛莉的这些真知灼见。
时年43岁的卡拉·司达克尔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今步入中年，身边又多出了一双小儿女：两岁多的约翰·乔治和不满周岁的尤金妮。卡拉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自己带着两个婴孩，一面又打着双份工，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
1983年某日，卡拉发现约翰·乔治的小鸡鸡又红又肿，遂赶紧往医院里送。大夫检查后告诉卡拉，里面缠绕了一根头发，而且那根头发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大夫动手术取出了头发，一切顺利。然而，有关部门却不允许卡拉带约翰·乔治回家，因为据说卡拉有虐待孩子之嫌。一般来说，大人给孩子换尿布时可能会不慎将头发或纤维等掉在里面，从而引起类似的感染。但大夫认为，那根头发是有人故意缠上去的，因为头发上“还打了一个交叉的十字结”。
卡拉·司达克尔被带到警署，她逐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只是当问到孩子们的父亲时，卡拉犹豫了。警察威胁她说：“不讲也行。不过在我们把整个事情弄清楚以前，你恐怕必须呆在拘留所里。而且，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孩子们的父亲是约翰·希密兹。”卡拉后来说，她一开始没有回答警方的这个问题，一是不想把约翰·希密兹牵扯进来，再者也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的答案。
果然，警察们瞪大了眼睛：“约翰·希密兹？”
“约翰·希密兹。”卡拉又说了一遍，“州参议员。”
卡拉说，20年前，她曾是希密兹先生的学生。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直到最近几年才热火起来，因为她离了婚，也因为希密兹夫人忙于上电视，忽视了丈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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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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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样，警方必须对这一情况进行核实。约翰·希密兹正在开会，办案人员把他叫到外面，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然后问：“他是你的儿子？”
“是的。”约翰倒是没有抵赖，但接下来讲的话就不是那么中听了：“我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在经济上对他负责，那是她的责任。”又说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头发，或那件“故意伤害案”是怎么发生的。
几天后，约翰·希密兹“养外室”的新闻出现在各地报纸的头版，他的政治生涯便到此画上了句号，希密兹夫人也被迫从《自由论坛》退出。夫妻俩分居了一段时日，后来又搬回到一起。
这就是媒体大肆渲染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女俩如出一辙”。记者们比较说，约翰·希密兹和他的爱女玛莉·凯都与自己的学生发生了婚外情，而且都生养了非婚子。
约翰·希密兹和卡拉·司达克尔故事的终曲是：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卡拉虐待儿童，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家庭在卡拉上班时照顾过约翰·乔治和他的小妹妹，共计有十几人有作案机会。1994年，卡拉·司达克尔病故于困扰她多年的糖尿病后，约翰·希密兹拒绝认养当时才13岁的约翰·乔治和11岁的尤金妮（也有人说是他的妻子不许他认养）。后来，孩子们被希密兹夫人玛莉的好朋友、著名巫师静妮·笛克逊收养。1997年静妮·笛克逊病逝，小兄妹俩便被送去了孤儿院。
每当希密兹夫妇发生分歧时，玛莉·凯总是站在父亲一边，这次亦不例外。她对朋友们说，她的母亲生性冷淡，缺少人情味和女性的温柔，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是她把他逼到那一步的”。
其实，这段使希密兹夫妇大起大落的丑闻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玛莉·凯，她当时离家很远，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念书，并继续着她的“派对女孩（PartyGirl）”的舒心日子。
年轻时候的玛莉·凯几乎从未在情场上失过意、失过手，她和思蒂文·莱图纽也是一两次约会之后，便住到了一起。玛莉·凯后来说，她当时是被思蒂文的长相给迷住了。
思蒂文·莱图纽出生于华盛顿州，他是谢蓉和狄克·莱图纽夫妇的长子，家里还有一个小他4岁的妹妹。思蒂文10岁左右，全家人随莱图纽先生的工作调动搬迁到阿拉斯加州。不久，莱图纽夫妇离异，两个孩子自愿选择跟了父亲，但母亲也总是住得不远，经常可以见面。
美娴·任那特对玛莉·凯和思蒂文的交往可说是知根知底儿。据美娴的讲法：“有的男人是Mr.Right，有的男人是Mr.Now，而思蒂文则是玛莉·凯的Mr.RightNow。”按照英文的字面意思，Mr.Right即“合适先生”，指可以考虑婚嫁的。Mr.Now是“此刻先生”，即只是一时玩玩，交交朋友，并不认真的。Mr.RightNow，“马上先生”，是必须尽快完婚的。
美娴这段话指的是玛莉·凯的未婚先孕，以及不得不与思蒂文匆匆结婚。希密兹家信奉罗马天主教，当听说女儿怀孕后，希密兹夫妻想都不想就催着玛莉·凯赶紧出嫁。其实一直以来，玛莉·凯并没有真正爱过思蒂文，他只是她的Mr.Now。玛莉·凯私下里认为思蒂文不够成熟，也不够聪明。不过，思蒂文倒是有足够的聪明可以了解到玛莉·凯对他的态度，这也为他们尔后的夫妻不和埋下了伏笔。玛莉·凯明白，思蒂文婚后外遇不断，除了他的相貌使然，也是在报复玛莉·凯当年对他的不屑。
玛莉·凯和思蒂文一面办理结婚手续，一面办理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学的手续。几个月后，玛莉·凯在阿拉斯加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小思蒂文，思蒂文也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公司内部人员调整，思蒂文又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西雅图。这对夫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经济上的窘迫，伴随着一笔接一笔的债务。玛莉·凯是靠着娘家财政上的支持，才勉强念完西雅图大学夜校，取得了一纸教书文凭。
一位热心的邻人为玛莉·凯介绍了一名律师。戴维·戈尔克也住在诺曼底公园，以前曾在街坊们的聚会上和玛莉·凯见过面，算是她的半个熟人。
1997年3月8日，星期六，玛莉·凯与律师相约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戈尔克家里。玛莉·凯当时并没有太把这一切当回事，她觉得自己更像是去邻居家串门儿，因为她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律师。
“我不认为两个人相爱有什么不对。”玛莉·凯开口便说，“当然我知道，当老师的绝对不可以爱上学生，因为这亵渎了神圣的师生关系。我准备马上退职。但是要说这是犯罪，”玛莉·凯很坚决地摇摇头，“那简直是荒唐！”
戴维·戈尔克也摇摇头，悲天悯人地。他觉得玛莉·凯太无知，太不懂法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处境的严重性。
“你说的也许不错。”戴维字斟句酌，他知道他的话将会给玛莉·凯当头一棒，他只希望那棒子砸下去的时候不要太沉重。“糟就糟在这一切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戴维先给玛莉·凯进行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基本普法教育。他解释说，第一，法律根本就不会承认、更不用说考虑一个35岁的成年女人和一个13岁的男孩子之间会存在什么“爱情”；第二，华盛顿州刚刚修正了相关的法律，将StatutoryRape——发生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经过双方同意的性关系——由原先定义的“强奸幼女”改为“强奸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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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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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戴维继续道，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StatutoryRape法修正之前，玛莉·凯不会被起诉。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其他州，比如加利福尼亚，玛莉·凯也不会被起诉，因为加利福尼亚等各州仍沿用着“强奸幼女”的说法。比如，加州法律定义的StatutoryRape为“与非行为人妻子的女性发生的性关系，并且该女性的年龄在18岁以下”。
关于StatutoryRape法原始定义为“强奸幼女”的考虑是，在“强奸”这一特定的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被普遍认为是女方，因为如果强奸导致受孕，承受怀孕和生育痛苦的将是女方。而对于未成年女子，她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尚未成熟和健全，这种痛苦较之于成年女性将更为深重，甚至可能遗留下终身的疾患或缺陷。所以即便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仍被视作犯罪。
然而，这一定义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长期以来，StatutoryRape法对男不对女，被不少人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性别歧视”。80年代，此一争端曾附着几桩类似的案子递交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亦很难做出明确的裁断，案子后来又都返回到了各州。近几年，已有若干州先后将StatutoryRape的定义修正为“强奸幼童”。“不幸的是，”戴维·戈尔克对玛莉·凯说，“华盛顿州也是其中之一。”
在明了了这一大前提后，玛莉·凯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不承认“有罪”，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只是威利·伐拉奥的单相思和幻觉，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玛莉·凯苦笑一下，打断律师的话：“我已经怀孕了。”戴维·戈尔克偏着头打量了一会儿玛莉·凯臃肿的腰身，好像这才看出来了，然后提笔将纸上写着的“无罪”二字划掉。二、向法庭承认“有罪”，同时寻求一些监外执行的途径。戴维认为，以玛莉·凯的条件，他应该不难替她争取。玛莉·凯没有犯罪前科，没有其他犯罪行为，警方业已查明，本案中除了威利·伐拉奥，没有其他受害人，而且学校和邻居们对玛莉·凯的评价还不错。但是，玛莉·凯必须向法庭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因为“监外执行”包括了心理咨询、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和长期受管制。而且，玛莉·凯还必须被司法机关注册为“性侵犯罪犯”，也就是说，她的名字将被列到一张“黑名单”上。今后无论她申请什么工作，这一款都会出现在录用方对她的背景调查资料中，无论在何处居住，当地警署都会向附近的居民们通报，此人有这方面的犯罪倾向。
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有期徒刑7年。
1997年3月12日，星期三，“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第一次听证在肯恩地区法院进行。主持本案的法官是一位华裔女性，姓刘，英文名字叫琳达。虽然在威严庄重的法官席上神情肃穆，但接近她的人都知道，刘法官其实心地很善良，感情也颇为细腻。
那天，法庭上记者云集，许多人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玛莉·凯本人。“她看上去那么秀丽，那么端庄，又那么甜美，而且身怀六甲。”当地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卡伦·俄丽丽在现场报道中说，“正是玛莉·凯的身孕使不少人对她被指控的罪名产生了怀疑。人们不禁要问，受害人真的是一名‘幼童’吗？”
在此之前，曾有记者多方打听，找到了威利·伐拉奥和他的母亲。但报道中既无照片，亦未提及姓名，只称他们是“该少年和他的母亲”。据说母子二人都坚决否认威利是所谓的“受害人”。松娜·伐拉奥表示，她虽然不赞成儿子与莱图纽夫人的关系，但她相信威利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主动的。松娜推理道，既然本案中不存在“受害人”，就没有理由对莱图纽夫人提起诉讼。威利则对记者说：“请不要妄下结论。你不懂得我们，也不懂得我们的感情。”事后，松娜·伐拉奥曾试图通过律师状告海莱茵学区和肖尔坞小学泄露了她儿子的身份，但终因证据不足，被法庭驳回。
法官琳达·刘根据有关法律条文下达的第一道法庭命令（CourtOrder）是，作为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玛莉·凯不得与受害人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与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
同时，根据被告方律师提出的动议，刘法官同意先对玛莉·凯进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测试和评估，以决定她是否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但鉴于她已经怀孕这一事实，这项工作要等到玛莉·凯生完孩子后才正式开始。
回到家里，玛莉·凯做了两件违反法庭命令的事。她先是打电话给她的学生卡蒂·霍顿，请卡蒂替她向威利·伐拉奥捎个话儿。卡蒂马上把她和玛莉·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她说只有三个字……她说，不，我不能要求你那样做。但是如果你向他转达三个字，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霍顿夫人接过电话，委婉地拒绝了玛莉·凯的请求。
卡蒂后来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威利。她说她不知道那三个字的内容，但是她一直在琢磨，那三个字会不会是“我爱你”。
然后，在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被分别送往各个亲戚家之前，玛莉·凯带着他们回了一趟南加州。
4月，威利·伐拉奥和他的一个哥哥因“抢劫罪”被警方拘捕。他们以扫帚柄为凶器，从一个男孩身上剥下了一件“非尔拉”牌夹克和一件NBA篮球运动衫，还威胁男孩的同伴说，如果报警“就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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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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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诺曼底公园警署接到玛莉·凯打来的911电话。当警察们赶到莱图纽家时，看见玛莉·凯高耸的腹部有一条4乘2英寸的伤痕。玛莉·凯说那是她丈夫打的，但她坚持不许警方拘捕思蒂文。
同日晚些时候，玛莉·凯听见思蒂文又开车回来了，便出门在车道上截住他，告诉他警察刚来过。两个人正争执着，思蒂文突然猛踩油门，擦过玛莉·凯身边，将她带倒在地，然后驾车扬长而去。一位邻居把玛莉·凯送进了医院，大夫经检查发现玛莉·凯盆骨脱臼，左肩青肿，左腿及左肘擦伤。
过几天，玛莉·凯和思蒂文通电话时，思蒂文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小黑鬼！”
玛莉·凯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和思蒂文计较：“他输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
思蒂文的表嫂凌丹·伽顿则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个指头，下大狱的就是你了。”
1997年5月29日，玛莉·凯足月产下一名重9磅10盎司、合44公斤的女婴。她给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起名奥迪璐·罗克兰妮·伐拉奥。“奥迪璐”取自玛莉·凯一位姑妈的名字，“罗克兰妮”是萨摩亚语，意即“天国里的玫瑰”。孩子的父亲威利·伐拉奥不顾法庭命令的约束，混杂在一大群萨摩亚亲友中间，悄悄到医院探视。
玛莉·凯这边就显得比较冷清了，只有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和从南加州专程赶来的美娴·任那特。
7月，玛莉·凯按照法庭的要求，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为“希特勒集中营式的”心理评估过程。参加评估的心理学家必须有公诉方的认可。他们逐一审查了玛莉·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儿时的经历，当学生时的表现，她的家庭，以及最主要的，她的婚姻和她与学生们的关系。
每天回到家里，玛莉·凯就在电话上对着朋友们大发牢骚：“他们想方设法地要肢解我的大脑，让我彻底崩溃。他们想一步一步地制服我，逼我就范。”
“他们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意志。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转弯抹角，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他们对我说：‘你必须认识到你的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们你患有严重的恋童症。’”
“他们逼着我承认我和威利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
“他们事无巨细地盘查我，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他们问遍了我几十年来结交过的所有异性，以及我每一次做爱的所有细节。他们抓到一点小辫子就大做文章，任意发挥，无限上纲。”
“这些人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罗织我的罪名。”
“他们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无礼、最冷酷、最没人性的一群无耻之徒。”
“我情愿坐牢，也不愿再看见他们。”
但是不行，心理评估一旦开了头，玛莉·凯就得走完这段“地狱”的全过程。再说，这也是她和她的律师自己要求的。
到后来，对玛莉·凯的“侮辱”更是发展到了公开的地步。“他们对我说：‘如果你看见了任何一个孩子，哪怕只是一张孩子的相片，都必须向我们汇报。’”
一日，玛莉·凯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进来。“他们告诉那位妇女马上离开，因为我是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可能会伤害她的孩子。老天爷在上，她抱着的只是一个婴儿！”
美娴·任那特是听玛莉·凯发牢骚最多的人，她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从头到尾都是在为公诉方收集证据。玛莉·凯所说的一切也都只是在加重自己的罪孽。……他们让玛莉·凯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中越陷越深。”
1997年8月7日，玛莉·凯休完产假后，即被关入肯恩地区监狱，和别的案犯们一起，在狱中等待自己的案子开庭。入狱前一天，她请人做了头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专题节目《日界线》的采访，又赶到西塔机场，趁前夫思蒂文带着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回阿拉斯加，在西雅图转机的机会，匆匆与儿女们见上一面。玛莉·凯此时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会再见面了。晚上，玛莉·凯如约将小女儿奥迪璐送到伐拉奥家，交给了孩子的祖母松娜。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报道说，在当时的肯恩地区监狱中，玛莉·凯是所有犯人里受教育程度最高，言谈举止最有教养，也最漂亮的。“她看上去完全不像该进监狱的人，但她却在监狱里了。”
1997年11月14日，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所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肯恩地区法官琳达·刘的法庭，注视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判决。”案子本身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业已经过多次洽谈达成了协议：玛莉·凯承认“有罪”，服用专家们开给她的药物至少6个月，以换取监禁180天，而非7年的判决。刑满释放后，玛莉·凯将定期按时参加对“性侵犯罪犯”的治疗和管教至少3年。
玛莉·凯看上去依然秀丽、端庄、甜美，但却是少有的苍白和瘦弱。继双方律师和心理学专家们的发言后，玛莉·凯站起来，照着一张预先写好的稿子，开始了她向刘法官的忏悔。玛莉·凯后来对一位朋友说，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事前告诉过她，发言时一定要显得难过、懊悔，最好是痛心疾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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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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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大人，我做下了一桩我无权做的、有违于道德和法律的事。我已经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我在此向你保证，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第二次。请帮助我，帮助我们大家。……”
玛莉·凯哽咽着，很费劲地想把眼泪憋回去。
因为刘法官不允许现场直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直到同日晚间才看到了玛莉·凯在法庭上的镜头。然而，判决结果却是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公之于众。法官琳达·刘接受了双方律师拟定的协议，但附加了两项条件：一、在玛莉·凯刑满以前，她必须放弃奥迪璐·伐拉奥的抚养权。孩子交由松娜·伐拉奥抚养；二、玛莉·凯不得与威利·伐拉奥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和接触。被告玛莉·凯当场表示，同意接受法官的两个条件。
由于在狱中表现不错，玛莉·凯得到减刑30天的奖励，她于1998年1月初出狱。但因她是以接受治疗为条件换取在牢中服刑，所以其身份仍为保释人犯。
刘法官将已经颁布的法庭命令再次延期，内容仍是不允许玛莉·凯与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法庭命令的有效期一般是6个月。
此时，莱图纽家在诺曼底公园的房子已因长期拖欠贷款而被银行收走，又是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出面，在自己家里收拾出一间空房，让玛莉·凯有了栖身之处。
玛莉·凯没有工作，幸亏有几位慷慨的朋友和支持者不时接济，倒也是吃穿不愁。她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总要玩过了半夜才回来，以至于美娴·任那特每每从加州打来长途都找不着人，留了言，玛莉·凯也不回话。美娴觉得纳闷，想玛莉·凯蹲监狱时，两个人三天两头地通电话。现在没人监听了，可以畅所欲言了，反倒找不着人了。
一天，凌丹·伽顿的一位朋友在超级购物中心看见了玛莉·凯，觉得好奇，便一路跟着，反正玛莉·凯不认识她。玛莉·凯进了一家时装店，凌丹的朋友也凑了过去，正好听见玛莉·凯在对店员小姐说：“嘿，我已经落后潮流6个月了。有什么最新的时尚替我介绍介绍。”
玛莉·凯挑了几件少女式样的T恤、宽松裤和带拉链的绒衫。玛莉·凯后来对人说：“我这么一打扮，人家都认不出我来了。从背后看还以为我是中学生呢。”
差不多同时，在白色中心的伐拉奥家，松娜也经常找不到威利。松娜听说了玛莉·凯提前释放的事，也知道刘法官的法庭命令，而且当地警署曾告诫过她，如果管不好自己的儿子，民政部门就会把她的小孙女奥迪璐·伐拉奥带走。松娜不愿意失去奥迪璐，所以每次威利“失踪”，她都要兴师动众，支使几个大孩子挨户敲门，挨家打电话，甚至不惜“在大半夜里把全白色中心的人都叫醒”。
1月30日正好是个星期五，玛莉·凯满36岁。几个朋友做东，在美加餐馆替她过了生日。临散时，一位朋友把玛莉·凯拉到一旁：“谁帮助你安排和威利见面？”
玛莉·凯说出了两个朋友的名字。
“你听说过‘玩火者自焚’这句成语吗？玛莉·凯，你这是在玩火！”
1998年2月3日，星期二，凌晨2点24分，气温已经降到了40华氏度，相当于5摄氏度左右。西雅图警署巡警泰德·哈里斯正开着警车在瑟瓦得公园一带巡逻。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泰德不紧不慢，悠悠地转游。经过华盛顿湖畔南49街贝丝·阿黛尔的住宅时，泰德看见门口的路旁停了一辆没熄火的大众·福克斯牌轿车，驾驶座上有一个女子的身影。
女子显然不是一个人。她侧转着头面向副驾驶座，正在跟人说话，身子抵着门，头发蹭到窗玻璃上，将凝结在窗户上的雾气画出一团纷乱的图案。泰德看不见副驾驶座上的人，也看不见车座的靠背。想来那人是把靠背放平了，正跟那儿躺着。
值夜班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泰德喜欢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解闷儿，其中之一便是随手将看见的车牌照号码输入一个像计算器模样的小型仪器中，一按回车键，显示屏上便会跳出来车主姓名等资料。
这一次，车主的姓名是“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资料上注明“在册性侵犯罪犯”。
泰德·哈里斯马上掉转车头，回到大众·福克斯旁边。雪亮的手电光中，女子打开车门走出来。当问及姓名时，女子犹犹豫豫，半天才报出“泰莉·希密兹”，那是玛莉·凯的妹妹在娘家时的名字。
女子说她是自己一个人。但她惊慌之中忘了关车门，泰德从她身后的车门洞开处刚好能看到副驾驶座上躺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
听见女人的话，男孩子大概觉得那是一句很愚蠢的谎言，便主动起身钻了出来。他也报了一个假名字。巡警问起身份证件，两个人都说没有带，没有。男孩子补充说，他今年16岁。
泰德·哈里斯在大众轿车内迅速地搜了一遍，找出一本玛莉·凯的护照，一只加锁的小盒子，内有63张百元美钞和一份卡斯卡地中学关于吊销威利·伐拉奥学籍的通知，理由是，该生多次在学校违章抽烟，屡教不改。
面对这些“证据”，师生二人方才道出了他们的真名实姓。但在警方后来发布的消息中，因为威利·伐拉奥尚未成年，按规定不得提及姓名，只称其为“一名16岁的少年”。实际上，威利刚满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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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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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署审讯室里，玛莉·凯交代说，那天晚上，她先是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去“诺兹装”时装店买了衣服，回来看见威利正在等她。他在家里跟母亲吵了架，就跑到她这儿来了。巡警查到时，他们刚在车里坐了6分钟。
泰德·哈里斯摇摇头，他还清楚地记得大众·福克斯的几扇车窗玻璃上又厚又密的雾气。他们在里面肯定不止6分钟。
另一间办公室里，威利的版本却是：他在傍晚时分用传呼机给玛莉·凯发了一条短信息，玛莉·凯便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接上他，两个人一起去看了电影、逛了商店、买了啤酒，然后在车里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泰德想，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至少，他们俩的口供不一致。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床头的电话铃声响起时，还不到凌晨3点半。线的另一端传来夜班值班编辑有些亢奋的声音：“你可能会以为我是在说梦话。玛莉·凯又被捕啦。这一次，是和一个16岁的男孩！”
“什——么——”卡伦顿时睡意全消。玛莉·凯一直声称她只爱威利·伐拉奥，警方的调查也表明，本案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么说来，以前的一切全错了？
被误导的不止是卡伦·俄丽丽，也不止是一家电视台。那天早晨，威利·伐拉奥对巡警的那句谎言充斥于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直到中午时分，警方发现了他们的错误，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猜测和议论，才将那名少年的年龄更正为14岁。
然而，无论是14岁还是16岁，无论是威利·伐拉奥还是别的哪个男孩子，对玛莉·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震惊、不解，到惋惜、痛心，他们感到被那位貌似柔弱、貌似因为爱情而铸成大错的女教师欺骗了。看来那些认为玛莉·凯应该被打入大牢的检察官们是正确的，那些相信玛莉·凯有病、必须长期接受治疗的心理学专家们是正确的，那些依法将玛莉·凯注册为“性侵犯罪犯”的警察们是正确的，那位坚持以法庭命令对玛莉·凯约法三章的琳达·刘法官是正确的。在玛莉·凯第二次被捕之前，所有这些司法人员对玛莉·凯采取各种形式的惩罚和帮助的决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们的抨击。一位名叫托尼·豪利克的英国人更是从大西洋彼岸不断地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过来，列举出专家们处方上药物的种种弊病和副作用，指责法庭要求玛莉·凯长期服药和接受治疗是为了给她“洗脑”，甚至说玛莉·凯没有病，那些专家们自己才是有病的。玛莉·凯和她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听信了托尼的煽动，便合伙对抗法庭判决。她们阳奉阴违，找来一些外观相似的维生素等代替专家们开出的药片，结果出狱一个月来，玛莉·凯压根儿就没有好好服过药。现在，这些人在反省自己作为的同时，不禁想，假如玛莉·凯能够严遵医嘱、按时用药，也许她真的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至一错再错了。
凯娣·斯铎尔是玛莉·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学，为了支持她而不惜与自己的丈夫翻了脸。2月3日那天，当她接到玛莉·凯从狱中打来的电话时，忍不住发出了连珠炮似的质问：“你到底要任由自己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这么不顾后果？你以为你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所以你就和他在一起厮混了一整天？看电影，喝啤酒，对法庭说‘去你妈的！’？”
亚碧·堪培尔是暗地里帮助玛莉·凯和威利·伐拉奥见面的两个朋友之一，威利给玛莉·凯发信息的那只传呼机就是她送的。玛莉·凯出事以后，亚碧立即带了几位朋友，赶在警方到达之前，将玛莉·凯在贝丝·阿黛尔家的房间“收拾”干净，因为威利曾去过那里。
当亚碧·堪培尔打电话将玛莉·凯被捕的消息告诉美娴·任那特时，美娴气儿不打一处来。
“她活该！”美娴对着话筒叫道，“她这是作茧自缚！”
亚碧大吃一惊：“你怎么这么说话？”她一直以为，美娴应该是玛莉·凯最铁的“姐儿们”。
“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美娴挂断了电话。
媒体倾巢出动。性欲，乱伦，犯罪，外加美女，现实生活中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脍炙人口的组合了。美国三大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网络（CNN），以及《48小时》、《奥普拉脱口秀》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专题节目制作组纷纷派出自己的精兵强将赶赴西雅图，赶赴肯恩地区法院，在琳达·刘法官的法庭内外“架设了多如中国面条的电缆线”。
那天是1998年2月6日，星期五。那天的玛莉·凯一反常态地不再秀丽，不再端庄，也不再甜美。没有梳理的头发胡乱拢在脑后，没有化妆的面容显得苍白而苍老。玛莉·凯甚至懒得换衣服，一套不合身的橘红色囚服晃晃荡荡地挂在她瘦削的肩头。一句话，“浑身上下乱糟糟的”，但却别有一番楚楚动人。
一开始，照例由各位警察讲述案情经过。公诉方根据在大众·福克斯轿车中搜到的护照和大额现钞，认定被告在被捕前正准备逃往国外。警方还在车内找到了两卷胶卷，冲洗出来后是玛莉·凯、威利·伐拉奥和奥迪璐三个人的照片。从背景、服饰、发型等判断，他们见面不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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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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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被告方辩护律师声情并茂的发言。戴维·戈尔克那天的情绪十分激动，他分析了案子的各个方面，千方百计地试图打动女法官的恻隐之心，再给玛莉·凯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他指出，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玛莉·凯和威利·伐拉奥在这一个月的保释期间发生过性关系，他请法官在量刑时务必要考虑这一点。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法庭里的人们都看得出来，刘法官主意已定。“你确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刘法官对被告说，“但是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我们的法制是否健全。我要告诉你的是，由于你的愚蠢，由于你的自以为是，你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机会。”
刘法官参照“强奸幼童罪”的最高限，宣布判处玛莉·凯瑟琳·莱图纽有期徒刑7年零5个月，服刑时间从她第一次入狱算起。
在事后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戴维·戈尔克将矛头直指玛莉·凯的支持者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不少人在鼓励她、帮助她、掩护她。但是请看，这就是你们‘帮助’的下场！……你们替她收拾了房间，结果更让警方相信她确实是准备伺机潜逃。……”
失望归失望，愤怒归愤怒，华盛顿州立女子监狱的第769014号囚犯仍不乏众多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爱慕者。他们争辩道：“她和一个13岁的男生发生了性关系，那又怎么样？十三四岁的孩子发生性关系的多了，威利也不例外，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进监狱。不错，她是成年人，她是教师，她犯了禁忌。但是，有必要判她7年吗？”
然而，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监狱中的玛莉·凯平均每天都要收到30多封寄自全美乃至全球的来信。一个俄亥俄州的男人还在信中夹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说是作为玛莉·凯的诉讼费用。唯一没有音讯的是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
戴维·戈尔克很忙，忙的还是和玛莉·凯的案子相关的事宜。他带着他的妻子、助手等飞赴纽约等地，接受各大电视台的连轴采访，在芭芭拉·瓦特斯、戴安·索亚、宗毓华（ConnieChung）、拉瑞·金等全美一流电视访谈人的节目中频频露面，以至于有记者称，哪里有摄像机镜头，哪里就有戴维·戈尔克。
两星期以后，戴维·戈尔克终于回到了西雅图，还给他的委托人带来了好消息，说他已替她安排妥当，马上就会有几次高水平的电视访谈。
但是玛莉·凯不着急，她说她病了，恹恹地，不舒服。戴维·戈尔克想，她大概还没有从被判刑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再说，初进监狱，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适应的。
“我很快就听说，芭芭拉·瓦特斯取消了对我的访谈。”玛莉·凯后来回忆说，“戴维·戈尔克这一次是真火了：‘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才争取到的机会，现在全让你给搅了。……你怎么可以让芭芭拉·瓦特斯等你？……还有拉瑞·金，你上次让他的制作人白等了五个小时！’”
伐拉奥家也瞅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挣钱机会。一星期后，松娜·伐拉奥出现在《美国日志》的电视镜头上。案发一年以来，广大的读者和电视观众第一次得知，玛莉·凯深恋着的少年情郎原来不是和她一样的白人，而是一个萨摩亚人！
记者们又有事情可做了。他们深入到西雅图各个萨摩亚裔聚居区的大街小巷，向超市、车铺、理发店、甚至过往的路人们打听，直至终于揭开了威利·伐拉奥的庐山真面目。不久，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相继登出了关于威利和奥迪璐的报道，并从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交融的讨论。
多年后，当人们谈到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为什么会备受媒体关注时，有人说，除了本案的性质和所涉及的人物外，其情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整个案子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后浪推前浪，不断地带给公众一个又一个的惊奇。
人们还没来得及从威利·伐拉奥的真实身份带给他们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便又听到另一则更令人震撼的消息：玛莉·凯不是生病，她又怀孕了！3月初，监狱医院的大夫替她看病时，用超声波扫描出玛莉·凯腹中一个已经6个星期大的胎儿。
据说威利听到这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哦，操！”
不知是意味着他尚未作好再次当父亲的准备，还是因为这一事实戳穿了他们在玛莉·凯保释期间不曾做爱的谎言。
人们马上将目光投向公诉方和法庭。很快便有消息传出来：鉴于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已经被处以最高惩罚，公诉方认为没有必要根据这一新的“犯罪事实”对她再行起诉。
对玛莉·凯而言，新生命的孕育缓解了她在狱中的孤独和对漫长7年的绝望感。毕竟，她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还有一个与她血肉至亲的人时时刻刻陪伴着她，她“深爱着的”威利的一部分——而不光是那些关于他的回忆也时时刻刻陪伴着她。更重要的是，母性中天生的舐犊之情，使她至少暂时不去理会自己眼前的困境。
5月5日，时年14岁的威利·伐拉奥正式向公众亮“相”，也就是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的脸。在当天发行的“超市小报”《环球》的首页，一张玛莉·凯与威利的合影占去了整个版面的将近三分之二。然而，更醒目的是用特大号字体打出的标题，《被囚禁教师的8年级情人和盘托出》。刊登在内页长达四版的独家采访中，威利·伐拉奥详尽地描述了他与玛莉·凯“上百次的爱情冒险”，称他们“曾在莱图纽家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做过爱，包括后院（为孩子们架设）的秋千上”。威利还谈到，保释期间，玛莉·凯“曾数次”在朋友们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威利偷带到贝丝·阿黛尔家中她的房间里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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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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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松娜靠着这桩臭名昭著的案子赚了第一笔钱，曾经空徒四壁一贫如洗的伐拉奥家便一发不可收。精明的松娜很快发现，但凡与玛莉·凯有关的一切都能跟媒体换钱。她不仅从此把牢了儿子和孙女的照片等物，还多次怂恿威利将玛莉·凯所剩无几的私人财产据为己有。
不久前，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11个月的奥迪璐·伐拉奥受洗。美娴·任那特专程从南加州赶来参加洗礼，因为玛莉·凯诚请她做孩子的教母，教父是威利的一个哥哥。走进教堂，美娴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我就像是在参加一个黑手党的聚会”，美娴事后对朋友们说。几名打手模样的黑衣人正逐一查看教堂里的每一排椅子和庭院里的每一丛灌木，因为松娜不希望有任何“暗藏”的记者偷拍照片。美娴自己带了相机，临离开洛杉矶前，她答应给玛莉·凯年迈的父母带回几张外孙女的照片。然而，仪式结束时，松娜·伐拉奥竟强行要求所有的宾客交出胶卷，但她许诺以后会寄些照片给他们。美娴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家报纸预付5万美元定金，买下了奥迪璐洗礼的独家报道权。
怀孕的玛莉·凯在狱中也没有闲着。戴维·戈尔克的助手，后来成为伐拉奥家律师的巴勃·霍夫与一家法国出版商菲克索特谈成了一笔25万美元的交易，由英国作家罗伯特·格兰姆执笔，用法文撰写一本玛莉·凯口述的自传。书名已经拟好——《唯一的罪，爱情》。
与其说是为了赚钱，玛莉·凯其实更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讯息。有关规定严禁在押犯人进行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务活动，也就是说，出版商付的钱不可能进入玛莉·凯的腰包。但据玛莉·凯告诉一些朋友的说法，她“已为她的每一个孩子设立了一笔教育基金”，即上大学的费用。
州立女子监狱的会客室里，身着囚服的玛莉·凯和罗伯特·格兰姆面对面地坐着。由于监狱里严格的规章制度，采访玛莉·凯并非易事，要提前数日递交申请，要填写繁琐的表格详述采访的目的、内容、方式等，还要根据狱方指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其他安排。
但是玛莉·凯并不了解这些，她循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她想告诉人们，她和威利·伐拉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就像罗西尼一部著名歌剧的咏叹调主题一样，是“为了艺术，为了爱情”。她想告诉人们她在这整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变迁，那是一种超越物质享受和肉体欲望的精神境界。当然，不能笼统地讲其中毫无性欲的成分，但那仅只是在爱情达到高潮时，情感的自然流露方式，而非像不少报刊杂志文章和电视报道一味渲染的那样，纯粹是出于性的要求。
罗伯特·格兰姆可不愿这么想。或者说，他怎么想，玛莉·凯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想在这本书中读到些什么。罗伯特于是打断玛莉·凯的话。
“想一想，一名狱卒就在旁边看着，”玛莉·凯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朋友，“他却向我提出一些非常‘个人’的、属于隐私的问题。我看见他的话一出口，那狱卒顿时兴致勃勃，两眼发光，死死地盯着我。”
几次之后，玛莉·凯觉出了她和罗伯特志不同道不合，采访变得不那么顺畅了。罗伯特问：“你好像对我不是很信任？”
玛莉·凯在心里回答“是”，却没敢讲出口来，因为她知道，罗伯特·格兰姆是由法国出版商指定的执笔者，她也明白，采访还必须进行下去。
但是，罗伯特·格兰姆却从此再没露过面。
随着玛莉·凯预产期一天天地逼近，她开始着急了，她担心出书的计划不能按时完成，甚至会搁了浅。玛莉·凯左等右等，终于在10月上旬的一天，等来了巴勃·霍夫。
玛莉·凯后来说，当她问到那本书时，巴勃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他“正在考虑”去一趟法国，“搞清楚有关出书的一些事宜”。
巴勃·霍夫没有告诉玛莉·凯的是，《唯一的罪，爱情》已经出版，而且他和威利·伐拉奥都已经拿到了样书。只不过，口述者除了玛莉·凯，还加上了威利。由于与监狱有关方面打交道的费时费力，由于玛莉·凯在访谈中和执笔者罗伯特·格兰姆的“不甚合作”，更由于出版商菲克索特认为，此书颇具“时效性”，必须抢在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热度还没有降温以前推出。所以他们已经没有耐心，没有时间听玛莉·凯“口述”她的故事，只滥竽充数地草草找威利·伐拉奥谈了几次，再填充进一些律师们的印象和看法，预定的字数就算凑够了。这段公案的微妙之处在于，被访者是一位在押囚犯，不曾直接与出版商签约，也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因而使她周围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翻云覆雨，随意改变原定计划，而不必担心遭到“口述者”的异议或阻拦。
更让玛莉·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的是，巴勃·霍夫“居然没有告诉我他们第二天就要启程去法国。他在言谈中闪烁其词，听上去好像只是要去和菲克索特澄清一些业务上的纠葛，只字不提他们是被邀请专程去参加那本书的首发式。他，带着他十几岁的女儿，还有戴维·戈尔克和威利。我完全不知道书已经印出来了，以为还没写完呢。”这时，戴维·戈尔克已经不是玛莉·凯的律师，她另聘了一名来自波士顿的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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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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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16日，当玛莉·凯临盆发作，被急救车送往西雅图圣约瑟夫医学中心时，威利·伐拉奥正在巴黎夜夜笙歌。36岁的玛莉·凯于当日生下她的第六个孩子，她和威利的第二个女儿，雅列克莎丝·荞琦亚·伐拉奥。
为了孩子的名字，玛莉·凯与松娜·伐拉奥公开吵了一架。一年多前奥迪璐出生时，玛莉·凯有心给女儿的中间名字取成安妮，但松娜一定要塞进一个萨摩亚语的“罗克兰妮”，玛莉·凯勉强答应了。自从玛莉·凯进了监狱，将奥迪璐交给了祖母，松娜越来越不把玛莉·凯放在眼里，昔日家长对老师的那点尊重早已荡然无存，玛莉·凯有时候在背地里称她是“萨摩亚女皇”。这一次松娜又想好了一个萨摩亚名字，但是玛莉·凯坚决不让步了。
玛莉·凯对孩子的父亲也很失望。因为有法庭命令管着，威利又远在欧洲，他不能像上次一样偷偷到医院看望也就罢了。在记者们从巴黎发回来的照片上，威利与巴勃·霍夫正值妙龄的女儿出双入对，谈笑风生，还对记者们说什么：“我仍然爱着玛莉，我还戴着她送给我的戒指。但你们不能指望我坐在那里傻等，欷歔感慨，直到把眼珠子都给哭出来。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