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越“障碍”(7)
---------------
“我们从没有来过这里，OK？”戴文对杰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戴文加重了语气。
“怎么回事？”杰已经是第三次问同样的问题了。
“别问。”戴文重复道，“记住，我们没有来过这里，所有的这一切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戴文，我特难受。”黛安娜一边说一边揉着她那只还打着石膏的左手。
“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戴文安慰道。他和黛安娜说话时的口气显得温和多了。
戴文问他和黛安娜可不可以用一下卫生间，杰说当然，没问题。
杰不用指点，戴文知道卫生间在哪里。事实上，戴文对这里的一切熟悉得就跟自己家一样。在戴文和黛安娜约会之前，他放学以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戈林家里度过的。
听着戴文和黛安娜蹑手蹑脚地朝卫生间走去，杰躺回到自己的地铺上。他让圣诞树上的彩灯亮着。
卫生间里的水哗哗哗地响了一会儿，戴文出来问杰借一条短裤。杰给了他一条黑色的。
又过了很长时间，大约30分钟左右，戴文和黛安娜一起出来了。戴文穿着杰的黑短裤，但没换T恤。戴文搂着黛安娜在书桌旁边的地板上躺下，没有铺垫子，也没有盖毯子。杰能听得出来黛安娜在瑟瑟发抖，过了一阵，又开始低声啜泣。
杰迷迷糊糊正要睡去，戴文和黛安娜便起身说他们该走了。杰送他们到窗口，又伸出“反扣手”，把戴文顺到底下的地面。
“记住，这一切从没有发生过，”戴文说，“这是最高机密。绝密，OK？”
“知道了。”
“谢了，哥儿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早晨，杰赶在父母起床以前查看了卫生间，心想戴文和黛安娜不要留下什么脏乱或不合适的物件才好。但卫生间里擦拭得干干净净。
戴文没有归还杰的短裤，杰也没敢向他问起。显然，两个人都不愿再谈起那个夜晚。“绝密，OK？”
在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交往之前，两边家里的父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婚变。
那年初夏，戴文的母亲离家出走，留下年过花甲的丈夫和小儿子相依为命。格兰蒙是一个保守的家庭，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戴文也从不跟人谈起这件事。只是很快，戴文便在加拿大遇到了海伦，不久又开始和黛安娜约会，并有了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
黛安娜则是在那年夏天第一次撞见了父亲的情人。期末考试期间，一日，黛安娜比平时放学早了点，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正在和情人鬼混。黛安娜躲在外面听了一阵，然后怒不可遏地破门而入，吓得那女人跳窗逃走。黛安娜这一闹非同小可，原本还碍着面子的母亲先是将丈夫撵了出去，然后又带着大女儿一起打上那情妇家的门，反被情妇告到法院，说她们母女俩骚扰她。在母亲最痛苦难当的那段日子里，黛安娜正好放暑假，遂整天陪着母亲以泪洗面。
后来有专家们认为，戴文和黛安娜开始约会时，双方都由于这些家庭的变故而处于某种失落状态，都需要抚慰，需要倾诉，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支撑点，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一把抓住身边的随便什么物件。这种以寻求慰藉为目的的关系，与在战乱、灾难和不同形式的危机中发生的感情一样，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因而也包含了很大的不健康成分。
所以在他们一开始的关系中，在外人看来，黛安娜似乎处处占着上风，戴文对她差不多是百依百顺，甚至不惜得罪朋友。以前每周二晚上的空军少年后备队活动时，戴文都要顺路接送他的两个小兄弟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两年多来，一直是三个好朋友挤在戴文的卡车里有说有笑。自从黛安娜进入了戴文的生活，杰和约斯福便被扔到了卡车的露天后厢，戴文自己则在驾驶室里和黛安娜又搂又抱。
其实黛安娜也有自己的心事。一方面，戴文对她关爱有加，无微不至，但是很明显，戴文根本就瞧不上扎摩拉家的人，每次去黛安娜家里总是大大咧咧，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神色间颇有鄙夷之意，而且从不作自我介绍，或主动跟人打招呼，也很少与其他人聊天交谈，自始至终只和黛安娜呆在一起。扎摩拉家的亲戚们虽然也不喜欢这位自视颇高的年轻人，但都说只要黛安娜愿意，他们就会为她祝福的。
更要命的是，戴文不断地向黛安娜提出性要求。和她母亲家的女人们一样，黛安娜视贞操为生命。10年级时，她曾经有过一个小男朋友，后来就是为了这个掰了。尽管黛安娜一再告诉戴文，要等到结了婚才能做爱，但戴文却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反复争执交锋的结果，最后，双方各让了一步：戴文同意与黛安娜订婚，黛安娜也放弃了她苦守多年的道德防线。
就这样，约会不过一个月，戴文和黛安娜便匆匆宣布订婚。这则消息使他们周围的不少人深感意外，但除了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有一些看法外，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两位少男少女真正是坠入了爱河。订婚的那天，黛安娜兴奋异常，她不停地告诉女友们，她和戴文已经将结婚日期定在了五年之后的2000年8月13日，届时他们俩都已经从军校毕业，并被授予少尉军衔。
//
---------------
跨越“障碍”(8)
---------------
差不多一年以后，《得克萨斯月刊》记者思季普·霍兰沃兹在他的报道中写道：“他们计划租一辆豪华大巴，把所有得克萨斯州的亲朋好友们都接到空军官校那座著名的教堂。教堂里面，戴文将身着笔挺的军礼服，他的新娘则披戴着洁白的婚纱。婚礼的结尾处，这对新人将手挽着手，一起从其他军校生交叉的剑锋下走过。”
这简直就是只有在小说里或电影上才能出现的场面。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不像他们想象得那般美妙和浪漫。黛安娜第一次和戴文做完爱后，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她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母亲和几位姨妈们。差不多就在这同时，黛安娜出了那次车祸。
黛安娜惶惑、不安，她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太随便、太轻易就放弃了少女宝贵的贞操。所以，她一面反反复复地对戴文强调，他们的爱情必须是多纯洁，多完美，多专一，掺不得一点儿杂质，他们双方都必须信守自己许下的诺言，永远忠实于对方，永远是对方生命中的唯一；一面又——多半是在她心情欠佳的时候——无休止地追究盘查戴文过去和现在与女孩子们的交往。尤其是，戴文和黛安娜上的是不同的学校，又不住在同一座城市，这无疑更加重了黛安娜的担心和多疑。
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戴文带黛安娜外出后送她回家。他们把车停靠在扎摩拉家门前的街边，两个人坐在车里。
以下章节中戴文和黛安娜对当时事件的描述和追忆引自后来他们各自向警方的供词。
“我又开始追问他和一些女孩子的关系，”黛安娜交代说，“因为他无意中说起，我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
黛安娜要戴文列举出他所认识的全部女孩子的姓名。谈话过程中的某一刻，戴文提到了亚蒂安·琼斯。但因为是和别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所以并没有特别引起黛安娜的注意。
当这对情侣的谈话变得不那么甜蜜，不那么顺利时，戴文建议他们下车进到屋子里去。戴文想换一个话题。
“我们又吵起来了，吵得很凶，”黛安娜说，“因为他要我复习SAT大学入学考试，但是我不愿意。”
几分钟后，两个人好像开始安静下来时，戴文转向黛安娜，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他要说什么，从他的语气，和他看我的眼神儿。”黛安娜回忆说。
“你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孩儿，”戴文接着说，“我以前还和别人做过爱。”
黛安娜惊呆了，瞠目结舌：“你是说，当你和我约会时，你已经不是处男了？”
“不，那时还是。”
但这个回答更糟，也就是说，戴文在与黛安娜交往之后，又和别的女孩子发生了关系。
戴文讲到了11月4日的那个星期六，学校越野队到卢勃克参加中学生越野长跑区域赛。卢勃克在得克萨斯州的西北部，距曼斯菲尔德大约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学校派了一辆校车送他们。去的路上，戴文和亚蒂安·琼斯偶然坐在了一张椅子上。亚蒂安活泼健谈，两个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回来的路上，他们俩又坐在了一起，但这次倒不见得是偶然的了。
亚蒂安没有车，所以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停车场，是戴文主动提出送亚蒂安回家。戴文后来说，他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提出要送亚蒂安，因为他不能想象自己和一个女孩子聊了一路，然后不打招呼一拍屁股就走，将女孩子孤零零地扔在停车场。戴文历来被认为——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是有一点骑士风度的。
亚蒂安上了车，坐在戴文右手的副驾驶座上。她告诉了戴文她家的地址，然后一路指点着戴文在什么地方如何拐弯。最后，亚蒂安将戴文指点到了一个荒僻的去处，一所小学校后面的停车场。多年前，戴文的父亲曾在这里当过校长。
接下来的事情便可想而知了。
但令戴文不可想象的是黛安娜的反应。“当我说完后，我感到黛安娜的生命似乎从她的身上剥离掉了。她愤怒、狂暴，而且彻底地崩溃了。”戴文后来告诉警方。
等到生命重新回到黛安娜的身上，她便变成了一场狂野的风暴，或者用戴文的语言，“一场核爆炸”。“我发疯似的尖叫着，质问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一面又痛骂自己。我记得伸手去抓那个铜的东西，那支铜棍，照着他就劈了下去。”那是壁炉前的一把铜质火钎。“戴文将它从我手中夺走。他试图安慰我，让我冷静下来，因为我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他想保护他自己不受伤害，也想保护我不要伤了自己。我不听，拼命地把头往墙上撞，等后来倒到了地上，又在地板上撞。我当时只想把我的头骨撞裂，因为我真的不想活了。”
戴文终于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是为时已晚：“至少有一个钟头，她不停地嚎，不停地哭。我简直都不能想象人类会发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声音。那不是嫉妒。对黛安娜而言，在11月的那次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她被欺骗了、背叛了、出卖了，被完完全全地冷落了、忘记了、抛弃了。她苦心维系的纯洁和完美也在那一刻被野蛮地玷污和撕碎了。”
而黛安娜觉得，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全部生活和生命，她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无情地摧毁：“我觉得我失去了一切。我的左手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我的家庭被经济拮据压迫得快要支撑不住了。现在，他又来告诉我，我视若神圣不可侵犯的贞操被毫无价值地践踏殆尽。我已经丧失理智，我已经无法思考，事实上，我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思考。我对着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杀了她，杀了她。’”
//
---------------
跨越“障碍”(9)
---------------
“对我来讲，索取亚蒂安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后，戴文对警方解释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对我提出那样的要求。但是，黛安娜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常常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她，也从没有想过要失去她。说实话，我对亚蒂安并无恶感，但是，我和黛安娜之间绝对容不下第三个人。”
黛安娜也清楚地知道她对戴文可以影响到什么程度：“他吓坏了，根本就不可能说出一个‘不’字。我还在往楼板上撞头。戴文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快息事宁人。而以当时的情形，能使我平静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答应我的要求。戴文当即承诺说他一定照我说的做。戴文对我从来都是恪守诺言的。”
后来有记者评论这一段时指出：“且不讲黛安娜自欺欺人，她明知道戴文已经违背了他们作为未婚夫妻的诺言。更令人费解的是，黛安娜似乎从没考虑过向戴文复仇，只一味地要求惩罚亚蒂安。”
几天后，亚蒂安·嘉西卡·琼斯的遗体告别仪式。
戴文·格兰蒙本来是极不情愿去的，但是他躲不掉，琼斯夫人琳达专程到曼斯菲尔德中学邀请了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女子足球队和越野长跑队的队员们。
现在，戴文身穿黑色西服，和他的队友们一起站在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中靠后的地方。讲台上，死者的父亲比尔·琼斯先生正在发言：“你将永远不可能再设计、塑造、创造或重造出比她更纯洁、更善良、更聪明、更具有献身精神和独立意志、也更美丽的孩子。”琼斯先生背后的墙上，挂着亚蒂安几个星期前刚刚拍摄的那张艺术照。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柔美的头发，熠熠生辉。亚蒂安面带微笑，显得既俏皮可爱，又楚楚动人。琳达·琼斯悄悄地放大了这张相片，原本是想作为圣诞节礼物给女儿一个惊喜的。没想到，却用在了她的追悼会上。
戴文流泪了。他突然很希望亚蒂安还活着，很希望时光能倒流。“但愿我能够开车送亚蒂安回家，”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自己也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在12月3日早晨醒来，让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开始，因为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有许多孩子是平生第一次经受同龄人的死亡，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亚蒂安的影子。“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一位11年级的女生说。
每一个人，只除了戴文·格兰蒙。当亚蒂安的不少朋友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二知己，相互倾诉和倾听时，戴文保持着沉默。“他只是坐在那儿，”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听着别人的议论，自己却很少插言。”孩子们想，戴文一定和他们大家一样悲伤，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一些和亚蒂安比较接近的女孩子则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有人猜测，她也许是因为知道了什么事情才被人杀了的。”爱波儿·格罗曼说，“所以我们想：‘凶手会不会认为她也将秘密告诉了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杀掉。’”
“而且好多人都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漫步，在楼道里行走，甚至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爱波儿补充道。
感觉恐惧的不光是孩子们。自从在自家的牧场上发现了那具尸体，加利·福斯特夜不能寐。福斯特家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原野草场之间，周围有密林环抱。来过他们家的客人都夸这儿景致好，又幽静，又闲逸。但是现在，这种静谧却令人窒息，仿佛隐伏着杀机。
“我最担心的就是，”加利告诉记者，“万一案犯以为我们看见了什么。这一带方圆几百码只有我们一家，谁要是想对我们下手，简直易如反掌。”
当谈及对本案的看法时，加利说：“这很可能和毒品有关。”得克萨斯州南面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国际贩毒活动十分猖獗，“若果真如此，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并且，凶手只要杀了一个人，再杀十个八个对他来讲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其实都用不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单是想一想这些，便会令不少人毛骨悚然。从此不管白天黑夜，福斯特家皆门窗紧闭。福斯特夫妇本来是有枪的，但是加利说：“一旦有情况发生，我恐怕会吓得连那些枪放在哪儿都想不起来了。”
福斯特夫人薇蒂下班较晚，又正值冬季日头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就是从下车到家门口的那段不足10英尺的距离，她也不敢一个人走。“总感觉有人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盯着我们。”所以薇蒂每次都要等到加利出来接她。
加利自己更是杯弓蛇影。据薇蒂·福斯特说，整整两个星期，每当色登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她的丈夫无论正在做着什么，都会惊恐万状地一跃而起。而且那段时间，色登路上的车又特别多。人们都想到亚蒂安·琼斯最后倒下的地方亲自凭吊一番。
悼念这位16岁少女的另一个去处是在她的家门口。亚蒂安的房间临街，琳达·琼斯每天照例要到那里打扫收拾，但房间的窗帘却是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而且通宵达旦地亮着灯，故而人们可以从外面看见亚蒂安的梳妆台、书架，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那些极富少女特征的装饰。
在亚蒂安曾经工作过的“金牌炸鸡”餐馆，经理婷娜·多伦说，“亚蒂安是我们的明星店员，她非常风趣，她有本事给她身边每一个人的脸上放上微笑，深得顾客和员工们的喜爱。自从她出事以来，我们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店里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所以顾客进来后看不到一张笑脸。”
//
---------------
跨越“障碍”(10)
---------------
在曼斯菲尔德，提心吊胆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喜欢户外锻炼，琼斯家的邻居中原有不少人每天下班回家或晚饭后都要出门跑一跑，跳一跳。然而现在，天一擦黑大街上就几乎看不见人影，因为一名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对记者说，亚蒂安·琼斯可能是在跑步时被歹徒劫持，而后惨遭杀害的。严格地讲，警察的这一席话没有什么根据。但在当时，市民们并不知道亚蒂安的跑鞋其实还留在家里。
一位司法界的专家曾经说过：“市民们感到了不安全，便意味着警方工作的失误。”
曼斯菲尔德和大草原的警察们也知道，能够安抚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缉拿凶犯归案。当不少家长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时，警署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他的孩子会受到伤害。”
记者们就像一群接嘴很快的孩子，随即在报道中指出：“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警方会在近时期内破案。”
案发的第二天，大草原和曼斯菲尔德两地警署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由来自大草原的两位名叫丹尼斯的警探，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以及曼斯菲尔德方面的茱丽·贝恩共同负责。专案组设在曼斯菲尔德警署，却是受大草原警署凶杀处的指挥，因为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地面儿，而受害者的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等等又是在曼斯菲尔德。通常，这种跨辖区的合作都不会是十分圆满的，但因为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已经成为当地各报的头版新闻，这在客观上给警方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媒体盯着呢，”所以双方倒都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以高姿态携手办案。况且，一方出男的，一方出女的，这本身就奠定了愉快的合作基础。
大草原更靠近大都市，犯罪率相对高，那里的警方不单在人员上多出曼斯菲尔德五倍以上，而且经验丰富。但曼斯菲尔德亦非世外桃源，特别近十几年来随着达拉斯-沃斯堡的急剧膨胀，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犯罪率也以差不多相同的速率上升。如若把亚蒂安·琼斯命案算给曼斯菲尔德，便是该市历史上的第50桩凶杀案，或1995年的第三（或第四）桩凶杀案。是年年初，一个已经与老婆分居的男人先开枪打死了老婆的男朋友，而后绑架了老婆。
几个月后，20岁的詹妮佛·叶科尼谋杀了她的父亲和继母，以攫取其人寿保险。
另一起案子实际上发生在1993年。38岁的离婚男人司笛文·罗巴孜当时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直到几个月前，他十几岁的女儿，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学生的玛莉·罗巴孜偶尔跟朋友说起，其实是她杀死了老爸，因为她想和母亲住在一起。玛莉从学校的化学课上偷来乙酸钡，在司笛文的饭里下了毒。
联合专案组很快便着手查访亚蒂安·琼斯的同学朋友。
“一般来讲，一个成年人的朋友圈子大约是20人左右，”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对记者说，“但是高中学生就不得了了，可以从100人到150人不等。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不同的课堂上遇到不同的同学。”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一样，实行选课制。“像亚蒂安这样的女孩儿朋友就更多了。她本身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的各种运动队和俱乐部，还在‘金牌炸鸡’餐馆里打工，那里也是一个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
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孩子们非常踊跃地接受警方的询问，也主动提供情报。当时，奥维顿信用银行已公开悬赏一万美元，征集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但在警方看来，学生们的热情其实和赏金没有太大的关系。警察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孩子远不如大人成熟，也不懂得负责任。”恰克·沙契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因此，他们把不管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全都报告给我们。事实上，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因为对孩子们而言，任何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想法，哪怕只是一闪之念，都可能会被当作是事实。”
所以，有的孩子认为亚蒂安之死与毒品有关，尽管谁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亚蒂安吸毒，但是某某电影上曾经描写过如此这般的情节，对不对？
有的孩子猜测亚蒂安是在丹顿的“通宵夜宴”上被杀的。丹顿在沃斯堡北面，离曼斯菲尔德开车一个钟头。但像亚蒂安这样喜欢热闹的“派对动物（PartyAnimal）”，无论多远都会去的，是吧？
还有的孩子怀疑上了亚蒂安的一位朋友，因为亚蒂安曾向那女生的母亲打小报告，说她女儿在一个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从此两个人就有些不对付。
专案组也找了越野长跑队的每一个队员谈话，包括戴文·格兰蒙。当时警方已经从琳达·琼斯那里听说在亚蒂安被害前的晚上，有一个“越野队的戴文”曾打过电话。但是在访谈了那么多“颠三倒四”的孩子们之后，戴文的说辞显得特别令人信服。何况他又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说话就要上军校了。
根据警方当时的记录，戴文告诉办案人员，那天晚上，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他一直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
此话不假。只是没有说，他们在一起干了什么。
戴文幸运的是，黛安娜·扎摩拉和杰·戈林都既不在曼斯菲尔德，也不在大草原，否则警方真的有可能会问出点什么来。
//
---------------
跨越“障碍”(11)
---------------
按照常规程序，警方先要从亚蒂安·琼斯的父母家人查起。
办案人员找到比尔·琼斯：“你知道，所有有作案机会的人，我们都得一个一个地查，其中也包括你。我们不是来这儿给你添堵，只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比尔·琼斯通力合作，他当即就答应了专案组的要求，同意到警署做测谎试验。恰克·沙契处长特别迷信测谎试验，倒不是说这试验有多精确，但它至少可以衡量一个人与警方合作的诚意。“当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时，你通常就会遇到麻烦。”沙契处长说，“是的，按照宪法，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做测谎试验。但一般来讲，一个人若是清清白白，他便不太可能对警察说：‘不，我不做。宪法并没有规定我一定得做，对不对？’他会说：‘如果需要我效劳，请随时通知。’”
比尔·琼斯就是这种态度。“他的孩子被杀了，他知道他有作案机会，他也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他说：‘好，没问题。’非常爽快。”沙契处长回忆说。
办案人员重点调查的另一个人是特藜莎，一位被曼斯菲尔德中学开除的女生，因为不少孩子都向警方提到了她。大约一年前，特藜莎怀疑她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女孩子克利丝蒂·克拉克约会，便操起一根棒球棍，打断了克利丝蒂的鼻梁，打碎了她的颧骨，砸开了她的后脑勺，后来送去医院缝合了一共45针！警方相信，特藜莎确有置人于死地的暴力行为，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作案动机。克利丝蒂是亚蒂安·琼斯的好朋友。在法院就开除特藜莎学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亚蒂安曾出庭作证。事后有人听见特藜莎威胁亚蒂安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但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特藜莎——还有她的前男友与亚蒂安·琼斯谋杀案毫无关联。
当然，办案人员也没有漏掉特拉瑟·史密斯，亚蒂安的新任男友，特别是，据琼斯夫妇报告说，亚蒂安出事以后，特拉瑟便再也没露过面，甚至没有打电话问候，十分可疑。
警方马上传来了特拉瑟·史密斯。特拉瑟承认在案发当晚，他确曾给亚蒂安打过电话，但那天晚上他哪儿都没去，一直呆在家里，他的父母家人和邻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经查实，特拉瑟讲的是实话，而且，他也通过了测谎试验。
令警方感兴趣的是特拉瑟·史密斯提供的一条线索。他说在他和亚蒂安通话的过程中，亚蒂安又接到了另一个电话，她告诉特拉瑟那是“勃莱恩”打来的。
“你确定她说的是勃莱恩，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比如，戴文？”办案人员问。
特拉瑟很认真地想了想：“她说的确实是勃莱恩。”
亚蒂安还说，勃莱恩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情绪低沉，想找人聊聊。
亚蒂安的朋友中有不止一个叫“勃莱恩”的，她当时在电话上并没有对特拉瑟提到“勃莱恩”的姓。警方后来在亚蒂安记事本的通讯录上发现了一个“勃莱恩”的电话号码：勃莱恩·麦克缪伦。
“金牌炸鸡”餐馆的另一位同事也证实，亚蒂安在12月3日那个星期天曾说起过，晚上要见一位“勃莱恩”。
而且，根据亚蒂安弟弟加斯汀·琼斯的证词，他在12月4日凌晨两点到亚蒂安房间关闹钟时，看见窗外有一辆家用卡车。勃莱恩·麦克缪伦开的就是一辆铃木牌家用卡车。
所以，警方的手里曾有过一通电话和两个来电者，琳达·琼斯说是“戴文”，特拉瑟·史密斯说是“勃莱恩”。两相比较的结果，专案组更愿意相信是“勃莱恩”，便也就不再对“戴文”深究了。
17岁的勃莱恩·麦克缪伦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三。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体质较弱，又因为自小有些发育上的障碍，长期服药，造成了某种性格上的偏颇。勃莱恩其实是很乐意助人的，邻居或同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总是随叫随到，不少人都说他温和、善良，但与同龄人相比又显得不够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因而不善于与人交往，在学校里常常被欺负、取笑，以至于落得了一个“小丑”的绰号。如此种种的不顺心，使勃莱恩年纪轻轻便染上了忧郁症，但又不是那种只憋在肚子里面的忧郁。勃莱恩心头一犯闷就想找人说话，而且特别愿意找女孩子，大概由于女孩子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勃莱恩原先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学生，但在一年前上10年级的时候辍了学，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心理症状，怕热闹，周围人一多就浑身不自在，甚至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样子。
勃莱恩·麦克缪伦很不懂得察言观色，所以他虽然经常做好事，却也经常讨人嫌。比如他在街坊中是出了名的热心肠，但又因为喜欢在家门口弹电子吉他而搅扰得四邻不宁。某年独立节的前两天夜里，勃莱恩突然兴致大发想放炮仗，便不顾夜深人静地弄出一片响。更糟糕的是，他竟然拿出家里的手枪对着鞭炮射击，结果招来了警察。再比如，勃莱恩在“艾可德”杂货店工作，亚蒂安·琼斯曾在旁边的一家三明治店里打工，因为在路上遇见过几次，聊过几句，他便缠上了亚蒂安。到后来，亚蒂安一看见勃莱恩进三明治店就往柜台底下躲。
就是这样的一个“麻烦多于朋友（withmoretroublethanfriends）”的问题少年，被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警署，先是在曼斯菲尔德，后来又去过大草原。勃莱恩的父亲告诉专案组，谋杀案发生的晚上，勃莱恩一直在家里，但警察们不相信。因为在警署办公室，勃莱恩先对办案人员说他不认识亚蒂安，后来承认认识了，又不记得12月3日晚上他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勃莱恩说那天晚上他在外面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也许他确实在半夜两点去接过亚蒂安，但他真的想不起来了。又说自己得了忧郁症，是因为看到别的男孩子都有了女朋友，唯独他没有。
//
---------------
跨越“障碍”(12)
---------------
勃莱恩的父亲拒绝让儿子做测谎试验，这又引起了警方更多的怀疑。麦克缪伦先生说，由于药物的作用——勃莱恩同时服用四种不同的抗压抑类药物——勃莱恩的神经十分脆弱，是那种只要见到警察，没事也会给吓出事来的主儿，所有无论他做没做过坏事，通过测谎仪的可能性极小。
办案人员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思维混乱而又自作多情的小伙子遇到一位漂亮姑娘后发生的故事。于是在12月14日晚上，两位丹尼斯警探找到了法官彼利·密尔施。他们要求逮捕勃莱恩·麦克缪伦的理由之一是，勃莱恩告诉办案人员，亚蒂安头部被头击伤，这在当时是一个警方不曾公开的事实。另一条理由是，办案人员问勃莱恩，如果他杀了人，将会把尸体扔在什么样的地方，勃莱恩描述的假想地点与真实的案发现场非常相似。
12月15日凌晨2点，密尔施法官签署了逮捕令。
几分钟后，六辆警车悄悄地包围了麦克缪伦家。那天晚上出动的是警方的特别行动部队，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配备了激光装置的全自动武器。
“鉴于勃莱恩对亚蒂安所实施的暴行，他被认为是一名危险的嫌疑犯。”警方发言人第二天对记者们解释说，“我们曾请教过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勃莱恩的个性特征基本符合这类案犯的行为方式，所以应尽快逮捕归案。因为他的情绪极不稳定，我们告诉行动组的成员不要敲门，否则他可能会狗急跳墙，伤人伤己。”
行动组在凌晨2点30分撞开了麦克缪伦家刚刚挂上圣诞花环的前门。勃莱恩那两天正患着流感，警察们只往他的肩头上扔了一件外套，勃莱恩便被戴上手铐，光着脚，穿着裤衩带走了。在去大草原警署的路上，小伙子呕吐了两次。
当曼斯菲尔德的市民们惶惑不安的时候，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也同样惊魂不定。现在，周围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对情侣却仍然没有得到解脱。
那天半夜从杰·戈林的房间翻窗出来后，他们即开着黛安娜父亲的绿色马自达车去了扎摩拉家，顺便把戴文染了血的牛仔裤扔进路边的一只垃圾桶里。当他们把车泊进车库时，才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看见喷溅在车里的亚蒂安的鲜血。戴文赶紧捂着嘴跳了出去，黛安娜看得出来他脸色煞白。
“从此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戴文都不敢坐进那辆车里。那段记忆实在是太恐怖了。”黛安娜在向警方的交代中描述道，“所以那天晚上是我洗的车，趁着他在卧室里睡觉的时候。我让他进去躺下，因为他完全挺不住了，去卫生间吐了好几回。”黛安娜洗完车后回到屋里，“我把他挪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上，我们俩靠着炉火睡了一宿，一宿都在担心着警察会不会敲门进来拘捕我们。”
警察没有来。恰克·沙契处长后来谈到这桩案子时说：“我一直都对他们讲，如果有不止一个孩子参与作案，那案子就肯定破了，因为总有一个孩子迟早会讲出来的。”
但在当时，警方没有考虑到的，或者说，根本想象不到的，是本案的作案人和知情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除了戴文，另一名案犯黛安娜住在20英里开外的克罗利市，而且在案发之前从未见过被害人亚蒂安，也不曾接触过她的朋友们。曼斯菲尔德中学没有任何人知道戴文和亚蒂安的那段艳遇，戴文只告诉了他的两个好朋友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他们又都住在柏尔逊市。
“所以，只要他们俩守口如瓶，这个案子对警方来讲，就可能永远是一个谜。”沙契处长说。
然而，戴文和黛安娜并不知道这一点。根据黛安娜的供词，“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吃不好饭，他也是。他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状态，脸色永远苍白。我们俩每天都在想，也许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教堂，祈求神明的宽恕，更祈求还我们往昔的平静和安宁，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和罪恶感中。”
戴文遭遇的压力更大。如果亚蒂安之死在孩子们中间造成了一场地震，他便是处于震中地区。在曼斯菲尔德中学，“他们在大广播里宣布了这件事，我的同学们全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不论我走到哪儿，不论我朝哪个方向张望，都能看见孩子们在哭泣，或者只是站在那里发呆。而我知道，我便是导致所有这一切的罪恶之源。……我在精神上倍觉煎熬。与之相比，空军官校的新兵训练简直就如同在公园里散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么深重的愧疚”。
很快，周围的人们也察觉到了戴文和黛安娜的变化。戴文在学校里“变得更寡言，总是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几乎是自我封闭了。但大家都没有往别处想，以为他也是受到了惊吓，极度悲哀。不过他从没跟人谈起过”。一位同学回忆说。
亚蒂安的好朋友爱波儿·格罗曼在艺术课上画了一张亚蒂安的画像，她拿给戴文看。“画得不错，爱波儿。”戴文只说了一句。
当戴文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用两只胳膊环绕着她，好像生怕她逃掉了似的。”黛安娜的一位亲戚说，“两个人仿佛互相包裹掩盖着对方。”
“只要有戴文在场，你简直就不可能单独和黛安娜说话。”另一位亲戚说，“圣诞节那天，她带了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对黛安娜说我们爱她等等，你知道，就是逢年过节的那一套。最后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单独和她在厨房里，刚讲了没两句，戴文就进来了。”
//
---------------
跨越“障碍”(13)
---------------
亲戚们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这对情侣表达爱情的方式。
麦克缪伦一家也备受着煎熬。他们从渥兹堡为勃莱恩请来律师理查德·派司，不久，便从律师那里传出话来说，所谓勃莱恩·麦克缪伦谈到用头砸伤亚蒂安的头部，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办案人员的问话。
另一方面，警方也始终无法从勃莱恩口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交代”。他们将小伙子关进大草原警署的禁闭室，那是一个只有2米高，2米长，12米宽的小房间。没有床，没有毯子。水泥地中央挖一个坑就算是犯人的马桶。据勃莱恩后来说，禁闭室的墙上遍布干涸的口痰、鼻涕、血迹，以及呕吐的秽物，电灯24小时通亮。按照有关规定，被惩罚犯人在这种地方关闭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但勃莱恩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天。四天里头，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水服药，还经常挨饿。然后看守就对着门上的小窗口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的凶手，我们就给你汉堡包和炸薯条，或是睡觉的床垫子。办案人员也不允许勃莱恩给家里打电话。当小伙子要求请律师时，警察们说，如果你是无辜的，就用不着律师。
至此，专案组唯一的指望就是那辆铃木牌卡车了。在勃莱恩被捕的同时，警方也拖走了他的车，以查找种种亚蒂安曾在车上的证据：发毛、衣服上掉下来的纤维、甚至血迹等等。待勃莱恩在监狱里孤零零地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查验结果出来了。泰兰特地区犯罪现场实验室宣布，他们没有在铃木牌卡车和麦克缪伦家中发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线索，也没有搜到作案工具，如手枪、子弹或头类重物。
同时，理查德·派司与有关方面接洽，为勃莱恩安排了一次测谎实验，小伙子顺利地通过了，并且如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主持本案的助理检察长亚伦·列维所指出：“他不是勉强通过，而是差不多完全通过……我们问了他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相信，勃莱恩·麦克缪伦与亚蒂安·琼斯命案毫无关联。”
就这样，在美国人阖家欢乐的圣诞节长假期被囚禁了三个多星期后，勃莱恩·麦克缪伦的案子于1996年1月7日撤诉。
但办案人员们对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不服，他们坚持认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本案的真凶，坚持对勃莱恩的调查将继续进行。勃莱恩的律师理查德·派司闻听此言后据理反驳道：“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的委托人……警方在本案调查中的所作所为粗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果大草原警署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在法庭上见到勃莱恩·麦克缪伦，那便是作为被他起诉的对象——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
亚蒂安·琼斯谋杀案从此逐渐降温。到1996年5月，当地的报纸上几乎再也看不见任何关于本案的报道或文章，仍在孤军奋战着的，只有受害人的母亲琳达·琼斯。她打电话给《沃斯堡星报》说：“我感觉警方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找到了杀害劫夫·多利特的凶手（1996年3月的案子——笔者注），他们抓到了那么多的杀人犯和抢劫犯，比如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什么就抓不到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吗？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安迪·可林的案子（发生在同年2月的谋杀案——笔者注）两天就破了，为什么我们的案子就始终破不了？”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琳达·琼斯也有无穷无尽的懊悔和自责：“直到警察向我了解情况，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对自己的孩子竟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尽管我关心着亚蒂安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却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不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是谁，不知道她课余和周末都在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她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
琳达·琼斯开始怀疑大草原警署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破案能力，“如果现场往这边挪动两个街区，案子就应该交由曼斯菲尔德警署办理。……仅仅两个街区！也许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曼斯菲尔德的警察了解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社区里的成员。而且，所有的公众压力都来自曼斯菲尔德，大草原警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
事到如今，大草原警署也有了同感，恰克·沙契们甚至希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接手过这桩案子。12月15日勃莱恩·麦克缪伦被捕以后，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就不再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上班，现在小伙子被释放了，两位警探也没有打算要搬回去。他们只是每周一次和曼斯菲尔德的同行们讨论一下案子的“进展”，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讨论案子的“没有进展”。
琳达·琼斯相信这个谜团的答案应该是在曼斯菲尔德，“亚蒂安是曼斯菲尔德人，她的朋友们都在曼斯菲尔德……我敢打赌，假如有朝一日真凶落网，他一定是她认识的人。但是直到现在，那个人还在大街上逍遥，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愿罪恶感能将他的灵魂活活吞噬。”
这篇电话采访发表在《沃斯堡星报》上，戴文·格兰蒙读到了。他后来说，从那时起，琳达·琼斯的最后一句话就浸透在他的骨子里，令他昼夜不宁。
很快，扎摩拉家的亲戚们便感觉到，戴文和黛安娜的形影不离并不只是爱情使然，他们好像有意要避开众人，或者说，戴文一直在监视着黛安娜，不许她与外人接触。不过，一直到后来，亲戚们才领悟到了戴文此举的真正意图和良苦用心。
//
---------------
跨越“障碍”(14)
---------------
当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戴文和黛安娜之间便有了越来越多、愈演愈烈的争吵，以至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拳头、动皮带、动刀子。他们因为共同拥有的肮脏秘密而不堪重负，相互叫骂，相互拳打脚踢，相互折磨。他们谁也不愿意再和对方呆在一起，但却又谁也无法逃离对方。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起，戴文最近总跟她发脾气。”黛安娜的一位姨妈说，“但她马上又说：‘这其实没什么关系的。’我问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打算跟他结婚？她回答说她从不说谎。我不明白，她又解释道：‘我答应了要嫁给他就不能反悔。’”
“她给我们看她膝盖上的伤疤，说是他们俩打架时被戴文用刀子扎的。”黛安娜后来在海军官校的一位同学说，“她说还有一次，戴文把皮带绕在她的脖子上，扬言要勒死她。她说戴文的脖子上也有很深很深的指甲印，是被她掐的。”
到1996年6月，在走访了300多人次，查验了上百件物证之后，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为亚蒂安·琼斯凶杀案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所有的档案资料等物都被锁进了库房，只有丹尼斯·克莱被指定继续追踪此案。也就是说，如果有新的举报进来，就转给他。但什么也没进来。
比尔和琳达·琼斯夫妇不甘心，他们自己掏钱，在温-狄克斯超级市场的停车场靠近大街的地方租下了一幅大型昭示牌：
重金征集
任何有关亚蒂安·琼斯命案的线索
电话：469-TIPS
Tips意即线索。琼斯夫妇选择了这个地点，是因为离曼斯菲尔德中学不远，又是不少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地。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戴文·格兰蒙就在这家温-狄克斯店里打工。
后来，市政府有关部门经开会讨论后，决定替琼斯夫妇出了这笔广告费。
6月，对于琼斯家人是一个沉重异常的月份。亚蒂安·琼斯的生日就在这个月的18号，如果亚蒂安还活着，应该满17岁了。
6月，又是学校开始放假的日子。亚蒂安的朋友们都在兴冲冲地策划暑期活动，或安排度假事宜。亚蒂安·琼斯似乎真的被人们遗忘了。
6月，也是12年级学生毕业的时候。不时有谁家的孩子被某所大学录取，或被授予某项奖学金的消息传来。当孩子们的成就一旦超出了这些远郊市镇的版图时，便会有当地报纸的记者找上门来。不日，消息就变为了印成铅字的报道。
戴文·格兰蒙被美国空军官校录取，这本来算不上是新闻的，因为他周围的人们早就预料到了。但是后来又有经过证实的消息说，他还得到了被副总统奥·戈尔提名上西点军校的殊荣，人们的兴趣便被炒起来了。当朋友们拿着报纸找到他时，戴文只是浅浅一笑：“我不想当陆军。”
在美国，进三大军校都必须有高官保荐。举荐戴文和黛安娜的分别是得克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马丁·弗洛斯特和彼得·季任。这些高官们的手下通常会有几个人或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鉴定审查军校生候选人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参与各种学生团体活动和社区服务的记录，以及在毕业生中的总体排名等等。送往校方的推荐书最后由高官们亲笔签名。
黛安娜·扎摩拉因为左手在车祸中受伤而未能如愿以偿进入空军官校。那年海军官校的报名期限较晚，刚够她体质恢复后参加体育考试。戴文收到录取通知那天，黛安娜跟着格兰蒙全家到一家高级餐馆庆贺，临走时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开信箱，晚上回到家里就看见了海军官校的录取通知。她当即打电话告诉戴文的母亲，老太太高兴得连连“感谢上帝”。
第二天，就有《克罗利观察报》的记者打电话到克罗利中学。当时校长和记者都感觉奇怪，像黛安娜上海军官校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事前一点儿都不知道？通常孩子们做出了些许成绩，学校和家长就会通知报社，有时候孩子们自己也会给记者打电话。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黛安娜闭口不谈她的家庭，却三句话不离“戴文”。那位记者后来说：“给人印象好像没有戴文她就一事无成似的。”
真正的轰动是当人们听说这两名军校生是一对情侣。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分别为戴文和黛安娜举办的派对上，两位年轻人手挽着手，微笑着接受校报记者们的采访和老师同学们的祝贺，也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的目光。发表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校刊《曼斯菲尔德呐喊》上的文章说：“据悉，在美国空军官校收到的8736份入学申请中，只有1239人被录取。美国海军官校的这个比例更低，全美有9962名中学毕业生瞄准了安那坡里，但只有1212名幸运儿接到了通知。”
后来，空军官校的道格·麦科易中校告诉记者：“戴文·格兰蒙是我们2000届最优秀的新生之一，他的排名在5%以内。”也就是说，在全体新生中，戴文排在前60名之内。
很快，便有更高层的报社给格兰蒙家和扎摩拉家打电话约时间。《渥兹堡星报》记者罗珊娜·瑞兹刚好赶上两位军校生临行前在曼斯菲尔德的格兰蒙家中替戴文打点行装。戴文捧着一大摞小说、录影带和音乐磁带等对罗珊娜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收进储藏室里，因为“按照规定，你的箱子里只能装必需的换洗衣服”。
//
---------------
跨越“障碍”(15)
---------------
罗珊娜问两位热恋中的情人如何熬过今后四年的分别，“戴文马上说，他们所有的寒暑假和春假都会在一起度过。”“黛安娜则说：‘还有电子邮件，那总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昂贵的长途电话账单。’……黛安娜还说，一俟时机成熟，她将尽快转学到空军官校。”
6月28日，亚蒂安·琼斯生日后十天，罗珊娜·瑞兹的采访见报，题目是《一对情侣将携手行进于军鼓声中，而后行进于婚礼进行曲中》。整个故事写得就如同一篇现代童话。
两天后，戴文离开得克萨斯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又过了两天，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如罗珊娜在她的报道中所言：“开始了他们的军旅生涯。”
军鼓声中，迎接他们的是严峻得近乎残酷的暑期新兵训练——入学前的最后一场考试。到8月1日，美国空军官校淘汰掉了新生中的5%，戴文·格兰蒙与其余966名男生和204名女生一起，顺利地度过了四周的“炼狱季节”，成为该校1996级正式学员，并开始领取除学费和食宿费外，每月5804美元的预备军官津贴。但据学校有关方面透露，在扣除掉例行的理发、洗衣、教科书等费用后，学员们最后实际上剩不下多少零花钱。而且就是这笔钱，假如学生在三年级以前退学，必须全部如数归还。
与此同时，地处东海岸的安那坡里，黛安娜·扎摩拉和她的同学们还在早出晚归，摸爬滚打。他们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晚上10点熄灯，中间也没有午休。美国海军官校的新兵训练为期六周，淘汰率高达10%。现在刚过了四周，已经有80多人被遣返还乡，或者用学员们自己的话说，“被枪毙”了。新兵训练的内容包括100小时的操练、射击、航海、野外训练等，以及在和长官说话时，每句话都必须以“先生”或“女士”结尾。比如长官若是问起黛安娜的家乡在哪里，她的回答应该是：“得克萨斯州克罗利市，先生。”事实上，长官们经常考问的是同一团队中其他学员的家乡，这也是他们的训练项目之一：熟记同团队中所有其他学员的姓、名及其家乡的州名和城市名。此外，还要背下厚达100多页的海军官校历史、现状、各种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等等，特别是，学员们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忠诚条例。美国海军官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39届总统吉米·鄂尔·卡特。
黛安娜非常努力，她不想“被枪毙”掉。令她无法忍受的不是体力上的筋疲力尽，而是精神和心理上的空虚和折磨。现在她总算明白了，《沃斯堡星报》的罗珊娜·瑞兹为什么问了那么多关于她和戴文将如何面对四年分别的问题。这位18岁的少女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别离的痛苦，而且又是和自己的未婚夫，又是在那样的热恋之中。
新兵训练期间一切从严，黛安娜和远在科罗拉多的戴文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电子邮件。无论多累多困，黛安娜几乎每天都要给她的未婚夫发邮件，当然也要求戴文同例行事。只要戴文没有及时回复，黛安娜就开始胡思乱想，变得焦躁不安。虽然她有坚强的毅力克服训练中的种种艰难，却摆脱不了相思所带来的孤寂、猜忌，甚至绝望。这时候，同期的学员们已彼此熟悉，黛安娜便开始向人诉说。
黛安娜的第一个诉说对象是他们团队的队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捷·盖尔德。“她喜欢讲戴文，”捷后来在回答警方和校方的讯问时说，“她特别想念他。但她谈到他的方式有点让人觉得奇怪，好像她并不信任他，却又离不开他。挺荒唐的。”捷摇摇头。
捷是一位不错的听众，他只是听，很少插言，也从不跟其他人讲起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当时尚不明白，这在美国海军官校却是不允许的，因为有悖于他们宣誓遵循的忠诚条例。
一次，黛安娜又是两天没有收到戴文的回信，便对捷说起她想解除和戴文的婚约，要捷做她的男朋友。“她开始和我约会，”捷说，她还给戴文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她已经和捷接过吻了。
果然不出黛安娜之所料，戴文很快回函，警告捷·盖尔德离黛安娜远点，否则将报告军校有关部门调查他对黛安娜的“性骚扰”。戴文还在信中央求黛安娜忠实于他们的诺言，并提醒她别忘了“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现在你总算了解了我的感觉。”黛安娜在回信中说。
但是太晚了。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黛安娜已经告诉了捷说，她和戴文之间共守着一宗“只能带到坟墓里的秘密”。
“她说戴文欺骗了她，她就逼着戴文把那个女孩子杀掉。”捷追忆道。黛安娜并没有讲出太多的细节，“只是说她要求戴文这样做，而且她看见戴文这样做了……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这些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想引起别人对她的注意，所以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想搞清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后来，她又反复提到这件事，前后一共不下10次吧。”
暑期新兵训练总算结束了，8月24日，星期六晚上，为了庆祝她们“能够活着走出新兵营的地狱”，黛安娜约了她同屋的女孩儿简妮·摩可尼外出饮酒作乐，回到宿舍已是凌晨1点30分。同宿舍的另一个女生蔓娣·葛契躺在床上，但还没睡着。
“我听见简妮和黛安娜有说有笑地走进来，”蔓娣后来向学校当局报告说，“她们在谈论黛安娜的未婚夫戴文，那是黛安娜百谈不厌的一个话题。黛安娜正在说，当时她的父母身无分文，又被收走了房子，她每天晚上只能睡在车里，是戴文把她接到了他们家住……又给她买衣服等。她出了车祸以后，戴文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还替她缴了一大笔医药费……戴文卖掉了那辆肇事的卡车和几支枪，凑钱给她买了订婚戒指。……过了一阵，简妮问：‘你还是处女吗？’黛安娜摇摇头说不是。又说如果她和戴文之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事情就会容易多了。”
//
---------------
跨越“障碍”(16)
---------------
简妮·摩可尼：“黛安娜说正是由于她把她的贞操交给了戴文，才会惹出来那么多的麻烦。”
蔓娣·葛契：“黛安娜一遍又一遍地讲她是多么地爱戴文，如果有人碰了他，她就会把她们都杀掉。我们又问了她更多的问题。我和简妮都能感觉到，她一定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出来。”
简妮·摩可尼：“我们问她惹出了什么样的麻烦，她说戴文辜负了她对他的信任和托付。又说他们之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因为他们各自的手中都掌握着对方的把柄。她说假如戴文把她惹火了，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毁了他。”
蔓娣·葛契：“然后简妮就问，半开玩笑地：‘你们是不是真的杀了谁？’黛安娜看着简妮，愣了一阵，才说：‘我并没有杀人。不过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因为我，有人死了。’”
简妮·摩可尼：“我们再往下深究时，她就开始闪烁其词。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地把谈话继续下去。”
渐渐地，黛安娜讲到了“那个女孩”，但没有说出名字。讲到了“那个女孩”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模样儿极标致。讲到了戴文对她的不忠和背叛。讲到了某天夜里，先是由戴文给“那个女孩”打电话，然后他们把“那个女孩”骗进了车里，“那个女孩”很害怕，哭着问：“你们是不是打算杀了我？”黛安娜说：“是。”讲到了是戴文扣动的扳机，“但没有说打在哪儿，估计是打在了肚子上”。还讲到了“那个女孩”最后倒在了一片牧场上。
三个女孩子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简妮和蔓娣却是再也无法入睡。蔓娣·葛契在床上辗转反侧，后悔自己好奇心太强，不该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如今知道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谁敢保证不会出事，谁敢保证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简妮·摩可尼则反反复复地推敲着黛安娜说过的每一句话，想这会不会是她一时心血来潮，或酒后胡言，杜撰出来的故事？但话说回来，谁会把自己编进这样的故事里？
第二天，两个女孩子将黛安娜的故事报告了上级，并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马上搬到了其他宿舍。海军官校法律顾问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亲自找黛安娜·扎摩拉谈话，但黛安娜推说她讲的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她只是告诉了简妮和蔓娣“一个典型的得克萨斯传奇”。
麦克阿瑟少校调来黛安娜的档案，开始往她的家乡打电话。黛安娜当年在克罗利上学时是住在她的外祖父家中，后来她父亲找到一份工作后带着全家搬去了渥兹堡，所以黛安娜在“家庭住址”一栏里填的是渥兹堡的地址。“我们拨打了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室，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拨打了达拉斯警署、渥兹堡警署、克罗利警署和泰兰特地区警署……得到的回答差不多总是：‘知道吗，这是一个大州。除非你能提供被害者的姓名，否则无从查找。’”得克萨斯州的人口是马里兰州的4倍多，面积则大出25倍。
麦克阿瑟少校不肯善罢甘休，他又四处打探黛安娜未婚夫的情况。一位教官交给他一份黛安娜在训练期间写的自传。那位教官说，一般来讲，新生的自传应该主要讲述自己曾经做出的成绩和今后的打算，但黛安娜却花了很大的篇幅记叙戴文·格兰蒙和他们的订婚，让这位教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然，自传中的不少地方提到了曼斯菲尔德。
麦克阿瑟少校当下即挂电话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他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位接听电话的警察、侦探，甚至秘书、办事员叙述黛安娜的“得克萨斯传奇”。经过几小时的周折，电话终于转给了曾参与负责亚蒂安·琼斯命案的女警探茱丽·贝恩。
茱丽·贝恩后来谈到这一段时，用了相当于中文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说法。她放下电话马上就拨通了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的专线，恰克又亲自与麦克阿瑟少校通过电话后，便疾步走进他的直属上司唐·希尔曼的办公室。
但是唐·希尔曼却不像办案人员们那么兴奋。“第一，我们没有这笔差旅费的预算。第二，”唐压低了嗓子，“如果你逮捕了别的人，就得给勃莱恩·麦克缪伦开一张很大的支票。”
沙契处长是大草原警署的元老了，所以他明白，上司这番话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也明白，警方的工作常常必须配合政治，甚至妥协于政治。就亚蒂安·琼斯凶杀一案而言，只要案子没破，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头号嫌疑人。而只要他还算是嫌疑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不能够起诉警方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当然也就不能够向官方索取赔偿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冤假错案一旦错到了逮捕判刑的程度，就很难再予纠正的原因。
沙契处长听得出来，唐·希尔曼实际上也给他留了一条后路：只要你们能自筹资金，我就放行。今后万一有上面怪罪下来，就算是你们自己要去的，和警署无关。
沙契处长回到办公室对两位丹尼斯说：“嘿，伙计们，我可买不起600美元一张的机票，但我们一定得去走一趟，对不对？”
警探们开始自己往各个旅行社里打电话——平时出差都是由秘书订票——像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一样跟人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用800美元买下了四张往返机票。等他们从安那坡里回来后，大草原市政府替他们报销了这笔费用。
//
---------------
跨越“障碍”(17)
---------------
8月30日，星期五晚上，黛安娜·扎摩拉正在海军官校的体育场里观看该赛季的第一场橄榄球比赛。其时，学校已经开学，4000多名军校生济济一堂。比赛进行到一半，一位身着军服的教官挤过欢呼呐喊着的人群，来到黛安娜跟前，请她立刻跟他走一趟。教官将黛安娜一路带进了学校行政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围坐在会议桌旁的是若干海军军官和几位穿便服的男女。
便装者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来自得克萨斯州大草原警署的恰克·沙契、丹尼斯·克莱、丹尼斯·梅耶和曼斯菲尔德警署的茱丽·贝恩，他们想找黛安娜核实一下她曾对同屋的女伴们说过的话。那天早些时候，四位专案组成员已经和捷·盖尔德谈过了。
黛安娜承认她说过那些话，但一口咬定那一切并不是真的，不过是她一时兴起信口开河，编派出来以博得众人对她的关注与同情。谈话进行了数小时，黛安娜死不松口，校方和警方只得作罢，但通知她在本案调查期间，她必须离开军校，回原籍待命。
第二天，8月31日，星期六，距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不到两个月，由两名教官开车送她到了附近的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从那里，黛安娜应该直接飞回沃斯堡。然而，中途在亚特兰大转机时，黛安娜自作主张，登上了去科泉市的飞机。
“警方已经猜到了她会去空军官校，”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后来对记者说，“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希望她去，因为无辜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只有案犯才会想到要赶快与同伙商量对策，订攻守同盟。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名侦探没有和她一道上飞机的缘由。”
黛安娜在科泉市呆了三天。据她后来的交代，她和戴文在从机场到军校的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把车开进路旁的原野里，停在一片灌木丛中做爱。他们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合影。也许是感觉到了这确实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日子，两个人都十分珍惜，很少吵架。只有一次例外。当时戴文说黛安娜已经被海军官校开除，何不将所有的罪名承担起来，以保全警方尚未怀疑的另一个人？黛安娜说她闻言勃然大怒，戴文从此不敢再提这茬儿。
四名侦探也在8月31日回到得克萨斯，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根据在安那坡里的两天里，从简妮·摩可尼、蔓娣·葛契和捷·盖尔德那里掌握到的情报，专案组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每天连续工作18小时，对原有物证重新进行鉴定，并分别走访了本案中各位可能的证人，包括杰·戈林。据说黛安娜曾对她的母亲和好友谈起过亚蒂安·琼斯命案，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暂时没有找她们。
9月4日，星期三，黛安娜前脚离开，办案人员后脚便跨进了空军官校。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三天的工作颇见成效，戴文·格兰蒙业已成为瓮中之鳖，不可能再像上次黛安娜那样轻而易举地溜掉。
不出众人所料，戴文一上来也和他的未婚妻一样，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但他却非常君子风度地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只是没有通过。警探们这才向他一件一件地亮出证据。等茱丽·贝恩念完杰·戈林的证词，戴文举手示意停止，说不必往下念了。此时已是9月5日，星期四的傍晚。
戴文被带到一台打开的电脑前，他熟练地用鼠标点了两下文字处理软件，开始在空白的屏幕上敲入他的供词。戴文字斟句酌，从傍晚打到晚上，又从晚上打到了深夜。军官们和警探们耐心地等待着，也在戴文需要帮助的时候，走过去指点他几句。
这是一篇一共400多页的自白。之后的日子里，其中的文字被反复地在警方报告和法庭辩论中引用，并被不断地改编为新闻报道、杂志文章，以及至少三本书和一部电视剧。
在这篇自白里，办案人员第一次了解到了亚蒂安·琼斯谋杀案的真相：
…………
我们的计划是，给亚蒂安打电话，编造一个随便什么理由骗她出来，再让她上到我们的车里。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开车带她到乔·普尔湖附近，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我很难写下计划的这一部分），扭断她的脖子，再在她身上捆绑几只杠铃，然后沉到湖底，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黛安娜躲在车的后厢，当时已经很晚了，大约是1995年12月4日的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本想摹仿好莱坞影片中那种迅速而无痛苦的杀人手法，没想到真正做起来，却吓得我和黛安娜灵魂出窍。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她死就是我们死。我紧紧地抱住亚蒂安使她不能动弹，黛安娜举起一只杠铃朝她的后脑部砸去。
我能看见黛安娜的眼睛，惊骇而困惑。她最初充满了愤怒和冲动，现在却是在与逐渐苏醒的良知搏斗。不知怎么的，我们一不留神，亚蒂安竟爬出车窗逃到了外面。我顿时惊慌失措，抓起那支9毫米的马卡洛夫便跟着冲了出去。幸好，她头上伤得很重，只跑进不远处的牧场就跌倒了。我当时很想奔回车里赶快逃走。我们俩浑身瑟缩，似乎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黛安娜和我都不是性情暴戾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我想我当时已经有些神志混乱了，就像寓言中那只无头鸡一样在牧场上乱跑乱跳。我又开了一枪，便赶紧钻进车里。当我和黛安娜一起仓促逃离犯罪现场时，从我们口中冒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黛安娜又说：“我们不该这样做的，戴文。”我心里一沉，想，谢谢你到现在才告诉我。我也希望那只不过是一场梦。我们抄最近的路线开车到了I-20州际高速公路。我们在路上决定先去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戈林让我们翻窗进入他的房间（那是他房间的“正常入口”），让我们将身上收拾干净，定下神来，还借给我一条短裤。我的衣服上全是血迹，我们后来把它们都扔进了黛安娜家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
//
---------------
跨越“障碍”(18)
---------------
…………
戴文·格兰蒙写完后，办案人员要求他在每一页的顶上和底下签署自己的姓名缩写D.G.，戴文照办了。时间已过中夜，戴文被直接带进军校禁闭室。军校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去过戴文的宿舍，收走了他的全部私人物品，尽数交与警方。
差不多也在此时，9月6日，星期五，凌晨2点，黛安娜·扎摩拉在她的外祖父家中被捕。警方这次没有动用特别行动部队，而是由恰克·沙契处长亲自带了几位侦探。听说戴文已经交代，黛安娜如释重负般地吁了一口气，眼泪随即滚落下来。
几小时后，黛安娜也写下了她的自白。她写得很快，只用了一个钟头：
……1995年12月2日，整个星期六，我们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一直就在想办法给亚蒂安打电话。我们其实并没有预先策划什么，因为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不可能冷静地思考。所以案发之后，我们一直以为警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因为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把一切都想想明白。如果说真有什么预谋，大概就是有一次，戴文坐在我身边，一共5分钟吧。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往他的包里捡东西。我们商定由戴文扭断她的脖子，然后把尸体沉入乔·普尔湖底。大约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在戴文家里。戴文本来和亚蒂安约的是12点30分，所以我们晚了。我们那天开的是我父亲的绿色马自达·普鲁泰靳。戴文只是稍稍想了一下大概如何行事，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认真考虑。前一天，他花了很多时间安抚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琢磨他到时候该怎么做。不止一次，我在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脸，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他和亚蒂安在一起的镜头，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们是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点35分，在她的家门口和她见面的。戴文是在1995年12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打电话约她出来。她以为戴文约她是又想和她做爱。她上了车，我躲在车的后厢，戴文开车。我记得当时我吓得不行，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将会发生什么事，你在那种时候就不可能信任任何人。我记得我很想倒回去，记得我躺在车后厢里，不敢动弹。戴文后来告诉我说，他也是同样的心情，他很想将车调头，送她回去，但又怕我过后跟他闹。戴文的身上几乎总是带着枪的，我知道他那天带的是9毫米的马卡洛夫。我也知道他带了杠铃。我不认为他真正清楚他将会做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开车出去，把该做的做完了事。戴文并没有说过我们要去的具体地点，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会把车开到哪儿。我们接上了亚蒂安，带着她开了15到20分钟。车后座的上方是空的，所以你如果把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从后厢通到后座。戴文将车开到路边停下，亚蒂安已经把她的椅背放平了。戴文伏过身去，我猜他是假装要吻她，一面又和我打着手势。我记得从后厢爬出来时，正好瞧见他们俩那样，我更加生气。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吻她，但那一幅幅丑恶的画面马上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她看见了我，顿时慌了。戴文压在她身上不让她起来，说：“没事儿，我们只是想找你谈谈。”我觉得当时听着他的口气，好像他准备放她一马。我问亚蒂安她和戴文做爱的事，她说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我想可能是她说话时看着我的眼神，使我特别愤怒。直到现在，我也只能想起她的眼睛，想不起她的脸。我记得我又开始冲着戴文叫喊，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变得如此真实。我想我当时已经歇斯底里，我叫道：“动手啊，快动手啊！”亚蒂安挣扎着想要摆脱戴文，戴文便和她扭作了一团。我记得当时我很害怕她伤了他，就伸手在背后摸索。我知道杠铃在哪儿。我举起杠铃朝她砸去，但是落空了。我太紧张了，手直哆嗦。大概直到第三次，杠铃才砸到了她的头上。似乎顷刻之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但我还在瑟瑟发抖。我问自己到底做下了什么事，但也明白，现在想要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且，就此罢手似乎比彻底解决更可怕。我想不起戴文为什么背转了身去，亚蒂安便趁势爬出窗户逃掉了。我们赶紧开车跟着她。但是没跑多远，她就摔倒在路旁的牧场草地上。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他跟着她追，还没等追上她就又跌倒了。他跑回到车里说：“她死了。”我特别害怕，我说：“你敢确定吗？不，她没有死。”我告诉戴文必须开枪，她还没有死。他慌乱得不行，想赶快逃掉，但还是又走回去，因为我逼着他回去。他朝她的头上开了两枪。他跑回来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我记得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亲爱的。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我说：“是的，我相信你，我也爱你。”我又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他说：“我不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真的干了。”我们就开车走了。……
后来，警方拿着黛安娜的交代找戴文证实时，他只指出了其中的一点。他说亚蒂安的原话不是讲“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而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做成……”
次日，曼斯菲尔德警署署长约翰·扬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6日，星期五，黛安娜·扎摩拉和戴文·格兰蒙因涉嫌亚蒂安·琼斯凶杀案而分别被依法逮捕。……曼斯菲尔德警方和大草原警方根据戴文·格兰蒙的交代，在格兰蒙家中查抄到了本案的凶器：几只从25磅到10磅不等的杠铃和一把俄国造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手枪子弹与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在亚蒂安·琼斯的体内和头发里找到的子弹完全相同。”
//
---------------
跨越“障碍”(19)
---------------
当时，曼斯菲尔德市长杜恩·摩斐正在科罗拉多度假。他记得那天观光后回到他们在丹佛的旅馆房间，杜恩让妻子打开电视，转到当地新闻台。杜恩其实对科罗拉多州的当地消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知道明天的天气。科罗拉多州海拔一英里，即1600米，气候变幻无常。气象预报还没有开始，所以杜恩先忙着做些别的事儿。突然，他听见了“曼斯菲尔德”几个字，心里好生纳闷，想自己的小镇怎么会从科罗拉多州的播音员嘴里念出来。
杜恩·摩斐后来对记者说：“曼斯菲尔德难得闹一次新闻，却是因了这样的一出悲剧……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他指的是媒体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
消息传到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星期一那天，好多孩子都哭了。没有人幸灾乐祸，甚至也没有人义愤填膺，大家都为曾经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感到痛心，感到惋惜。特别是，当孩子们后来得知，戴文告诉办案人员，他其实根本没有与亚蒂安·琼斯发生过性关系。不错，在送亚蒂安回家的路上他们确曾拐进了一所小学的停车场，也确曾差点儿就要做了，只是在最后一刻，戴文的理智战胜了欲望。戴文的不理智之处是，他后来故意编撰出那一套虚实参半的故事，企图试探黛安娜的反应，或刺激一下女孩子的嫉妒心。因为黛安娜过分看重自己的贞操，每次和戴文做爱都要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不痛快，让戴文觉得很扫兴。
就是这样的一句“无稽之谈”，葬送了三个年轻人的青春、前途和生命！
得克萨斯州的孩子们当时尚且不知，被这段公案毁掉的还有第四个人。捷·盖尔德因知情不举而在9月9日被美国海军官校除名。1998年初本案开庭以前，公诉方把他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才几经周折，在芝加哥郊区一家比萨饼店里找到了捷。他在那家店里送外卖。人们也许会说，捷还年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他关于海魂衫和飘带帽的“光荣与梦想”却是一去不返了。
曼斯菲尔德一位退休法官司各特·默尔在谈到本案时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重大原因之一，是孩子们不懂得珍惜生命——自己的和别人的。”
《时代周刊》的马可·辛普森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本案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他们在课堂上和运动场上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一样，他们把亚蒂安·琼斯也当作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障碍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是：“空军官校和海军官校？那可是掌握着国家安全的特殊优秀人才！”
9月中旬，戴文·格兰蒙被从科罗拉多引渡回得克萨斯，关押在位于沃斯堡东南的泰兰特地区监狱。黛安娜·扎摩拉也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按照狱方的有关规定，他们不得见面。这对自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昔日情侣咫尺天涯，只能靠书信传情，也全靠相互之间的书信支撑着，度过了最痛苦难熬的第一年铁窗生涯。双方各自的律师曾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书信都要经过狱方审查，律师们不想授公诉方以把柄。也因为律师们业已与公诉方达成协议，将戴文和黛安娜的案子分案审理，到时候替自己的委托人争取较轻的判决，也许就全仗着指责他或她的同案犯了。然而，两位年轻人置律师们的忠告于不顾，在本案开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1000多封信，平均每人每天一封以上。律师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案子很快转到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并被指派给了助理检察长麦克·帕里奇。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核实，1996年11月11日，公诉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分别指控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极刑”谋杀罪（CapitalMurder）。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谋杀即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而“极刑”谋杀罪则适用于以谋取财产为目的的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如绑架、抢劫、强奸、纵火、妨碍公务等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认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亚蒂安·琼斯从她家门口到福斯特牧场之间的那一段应该被算作“绑架”，因为第一，亚蒂安虽然是自愿上车，但却是被从家里“骗”出来的；第二，在路途中的最后一段，亚蒂安肯定是“被违反其意愿地扣留”在车上，这便符合了“绑架”的标准定义。
同时，两名案犯还涉嫌“妨碍公务”，因为他们违反了在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禁杀证人”的条律。麦克·帕里奇在对起诉书进行诠释时指出，亚蒂安·琼斯头部受伤并翻窗逃离马自达后，她当时的身份除了“被害人”外，还是本案的“证人”，因为她亲历和目睹了凶犯们作案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戴文和黛安娜“本来是可以给她留条活路的，但他们却选择了杀人灭口”。两名案犯也分别在其供词中承认，“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戴文·格兰蒙），和“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黛安娜·扎摩拉）。
“极刑”谋杀罪，亦即“死刑罪”或“死罪”，顾名思义，其罪犯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得克萨斯州素以执法严厉著称，该州的死囚犯人数和死刑执行的数目一直都是全美最高的。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其他各州的温和派政治家们宣称：“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得克萨斯。”但是在本案中，考虑到戴文和黛安娜在作案时尚属未成年人，麦克·帕里奇明确表示，公诉方不准备在庭审期间寻求死刑或极刑。
//
---------------
跨越“障碍”(20)
---------------
促使公诉方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人的父母比尔和琳达·琼斯曾表示，他们所要求的对案犯的最高惩处是终身监禁，他们宁愿看到戴文和黛安娜在高墙背后无谓地、毫无价值地、甚至是痛苦地消耗掉自己的一生。
但对于两名案犯的父母，琼斯夫妇却寄予了真切的同情。在刚刚得知戴文和黛安娜被捕的消息后，琳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九个月前，当警方通知我那具牧场上的尸体是我女儿时，我失声高叫：‘不不不！那不可能是我的孩子。’现在，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说……他们生儿育女绝不是为了这个。事实上，没有哪个家长会指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罪犯。”
麦克·帕里奇说，比尔和琳达·琼斯“饱尝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中没有了亚蒂安的缺憾和煎熬。他们不希望戴文和黛安娜的父母经历同样的不幸”。
1998年2月2日，对黛安娜·扎摩拉的审判先行在沃斯堡开庭。其时，黛安娜刚刚在一月份过完她的生日——两年前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不难想象，这又是一起令媒介轰动的事件。
记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陪审团将如何定位这名20岁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她到底算是一位——如某些人所争辩的负心男友的受害者，还是妒火中烧的驱动者？
第一位替公诉方出庭的证人是黛安娜当年的闺中密友克里斯丁娜·梅莘。在亚蒂安·琼斯命案发生后一周，黛安娜即与她谈到过本案。克里斯丁娜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黛安娜当时曾说，是她“命令”戴文杀了亚蒂安，以证明对她的爱情。
在被告方律师约翰·林伯格交叉取证时，克里斯丁娜又谈到她亲眼所见的一件事。那是在凶杀案发生后半年左右，1996年6月初的一个周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山里露营。那天晚上，戴文和黛安娜为了什么事吵起来了，不一会儿，黛安娜慌慌张张地跑进克里斯丁娜的帐篷，一边哭诉一边请求克里斯丁娜允许她在这里住一晚上，因为“她害怕戴文”。两个女孩子正说着话，戴文已经冲到了帐篷外面，并挥舞着一把近40厘米的长刀，把克里斯丁娜的帐篷划得稀烂。被告方想利用这个例子证明，在戴文和黛安娜的关系中，前者才是居主宰地位的，同时也证明了戴文的所谓“暴力倾向”。
接下来出庭的是捷·盖尔德，他说黛安娜曾告诉他，当她听说了戴文与亚蒂安之间的事情后，“她非常生气，要格兰蒙先生杀死琼斯小姐”。
“扎摩拉小姐说，她要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她憎恨她。”
“后来扎摩拉小姐问我，我是否认为她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被判处死刑，我则反问她今后是否还会再做类似的事情，她说会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曾多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当时她只是觉得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而且今后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还将如此行事。我问她真的还会再做吗？她说是的。扎摩拉小姐还说，琼斯小姐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在和扎摩拉小姐约会。”
“扎摩拉小姐说，她也曾向格兰蒙先生许下了诺言，假若她欺骗了他，她自己就会把那个人杀掉。”
“扎摩拉小姐说，她很同情琼斯小姐的父母，这使她心中十分不安。但她并不同情琼斯小姐本人，因为她明知格兰蒙先生是她的，但还是窃取了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她要让她付出代价。她说任何人想要插足于她和戴文之间，都只有死路一条。”
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另外两名同学，简妮·摩可尼和蔓娣·葛契，也先后走上证人席。
简妮·摩可尼告诉陪审团，黛安娜亲口说过，当她和戴文将亚蒂安骗上车后，亚蒂安“问他们是不是准备杀了她，黛安娜说是的，他们要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后悔，因为她对亚蒂安怀有很深的仇恨。”
“黛安娜说她在葬礼上看见了亚蒂安的父母，她为他们感到难过。但如果一切重新开始，她还是会照做不误。”
蔓娣·葛契则作证说：“她说她太爱戴文了，如果谁要是碰了他，她就杀了谁。”
当黛安娜得知戴文与亚蒂安睡觉时，“她告诉他如果想和她重归于好，就必须杀了亚蒂安。黛安娜说：‘我要你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和亚蒂安之间有深仇大恨，杀了她一点儿也不算罪过。”
“我们问她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她说亚蒂安长得很漂亮，她只是在这一点上为她觉得惋惜。她说：‘我想我是太恨她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形，我还会这样做的。’”
被告方法庭辩论的重点，是指责戴文并推卸责任。一上来，约翰·林伯格便向陪审团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黛安娜以及戴文-黛安娜关系。这位辩护律师在开场发言中指出：“在与黛安娜的关系中，戴文·格兰蒙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同时扮演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和她的情人……是戴文操纵着黛安娜，而非反之……黛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成年累月地照顾着她的弟弟妹妹们，她非常珍惜与戴文·格兰蒙的爱情，她视她的贞操为神圣。”
迈可·罗勃博士是被告方聘请的心理学专家，擅长分析各种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他的证词支持了约翰·林伯格关于戴文-黛安娜关系的论点——“一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男孩子控制着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他提供的女孩子。”罗勃博士说，他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对黛安娜的观察和心理评估，以及这对情侣之间的来往信函。罗勃博士在法庭上出示了1996年8月9日，当戴文听说黛安娜和捷·盖尔德接了吻后，发给未婚妻的电子邮件：
//
---------------
跨越“障碍”(21)
---------------
黛安娜，见字后务必火速回信。我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所以不要让任何别的人靠近你。你应该遵循我的规章，就像我遵循你的一样。我的规章如下，也请把你的发过来：
不得让任何男生进入你的房间。如果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去别的地方。
除非事关公务，不得与任何异性交谈。
如果任何人——无论男女试图拥抱你、亲吻你或触摸你，揍他！
每周至少给我写信30页。
爱你，你的骑士，戴文勋爵
但罗勃博士也承认，黛安娜“行为异常，患有妄想症或偏执狂。其对社会的看法等与正常人不尽相同。……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且好斗”。
2月10日，黛安娜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自我辩护。她在证词中一改当年写下的自白，指戴文·格兰蒙为本案的主谋。黛安娜告诉陪审团，1995年12月3日夜晚，她完全不知道戴文准备杀害亚蒂安，她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亚蒂安，她当时只是打算和被害人“谈谈”。至于那篇亲笔交代，是因为警方事先向她宣读了戴文的供词，她便依葫芦画瓢，照着戴文的意思写下来的。
黛安娜还在证词中列举了戴文对她的种种“虐待”，除了那些拳打脚踢，动刀子动皮带外，戴文还在某次做爱时，将手枪插入了她的阴道。
在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麦克·帕里奇向陪审员们指出：“生命是重要的，事实是重要的，亚蒂安·琼斯是重要的。所以你们能送回的唯一裁决应该是：有罪。”
被告方的约翰·林伯格则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再次将矛头指向法庭外的另一名罪犯。他说，戴文·格兰蒙为了将黛安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操纵之下，不惜“牺牲”亚蒂安·琼斯。“他于是精心炮制了一个阴谋，并将黛安娜拉入他的这个阴谋之中，一方面作为替罪羊，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钳制她。戴文的这个阴谋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
2月17日，经过两天的审议，陪审团一如公诉方所期待的，送回了“有罪”的裁决。黛安娜·丽·扎摩拉被依法判处终身监禁。按照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她将被允许在40年后的2036年申请假释。
“但是，公诉方的任务刚刚完成了一半，因为那位扣动扳机者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麦克·帕里奇在答记者问时说，随即又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孪生子。所以我相信，黛安娜的今天就是戴文的明天。”
公诉方的自信不无道理。戴文·格兰蒙的辩护律师丹·柯各达尔一直密切关注着对黛安娜的审判。他向媒体坦承道，黛安娜的裁决结果增加了替戴文辩护的难度。而且戴文不但和黛安娜一样，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交代，更有在他家里搜出的作案工具。
所以，在同年7月15日开庭的戴文·格兰蒙审判中，丹·柯各达尔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在法庭上对公诉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而公诉方的证人们——加利·福斯特、琳达·琼斯、地区法医实验室的葛萝莉·凡可和马科·克劳司博士、两地警署的若干办案人员，还有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们等——以及他们的证词，都几乎与五个月前的黛安娜审判完全相同，令媒界兴趣大减。
于是，记者们将报道的重点转向法庭内的“人物素描”。开庭的第一天，记者们注意到戴文新剪的军人式短发，以及保守而考究的深色西服，再加上人们从未见过的金边眼镜，使他不但英俊潇洒，更一改以往诸多报刊图片上的孔武形象，显出一种翩翩学者风度。戴文的举止也和他的衣着一样，得体中透着轻松和自如，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用耳语交谈几句。
记者们还注意到，戴文分居多年的父母同时出现在旁听席上。每天的庭审结束时，戴文都要和他的母亲长时间拥抱，再与父亲紧紧握手，然后在两位老人之间坐下，悠闲地跷起二郎腿。说话时，三个人手拉着手，直到法警过来将戴文带走。
记者们期待的高潮是7月22日，黛安娜·扎摩拉出庭作证。这一次，她是作为公诉方的证人，麦克·帕里奇希望她向陪审团重复在2月份的庭审中那些指责戴文的证词。而媒体和民众更想看到的，是这一对旧日情人相见时各自的表演。戴文和黛安娜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期间不但黛安娜已被判了刑，而且不知从黛安娜审判后的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不再有书信往来，偶尔跟记者提及对方时，也都在“未婚夫”或“未婚妻”前面冠以“前”字。
那天，黛安娜穿一身蓝地洒白色粉末状花纹的西服套裙，昔日齐耳的短发已经长过了肩，将她圆圆的脸蛋衬托出了几分以往少有的妩媚和娇柔，但却又显出了些许憔悴。黛安娜坐在证人席上，法庭内“至少有十家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她”，但这段戏剧性的场面仅仅持续了几分钟。黛安娜用颤抖的嗓音说，她已决定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赋予的权利保持沉默，拒绝为公诉方作证。
在第二天的《奥斯汀特快新闻》报上，记者妮可·佛伊这样描写她在法庭上的印象：“她自始至终将目光锁定在她的前未婚夫身上……脸上隐隐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虽然他也偶尔回赠扎摩拉小姐的凝视，但其轻松潇洒仍一如往日——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交谈。”
//
---------------
跨越“障碍”(22)
---------------
戴文的律师丹·柯各达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不错，他也看着她。但如果你把他连接上一台测定情感波动的仪器，那显示出来的一定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两天后，1998年7月24日，正如公诉人麦克·帕里奇所预言的，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并判处无期徒刑。与他的前未婚妻一样，戴文也将在狱中度过他的青年和中年，等到2036年，他年满58岁时，方才有权申请假释。
目前，戴文和黛安娜被分别监禁于泰兰特地区监狱和盖茨维尔附近的墨勒（女子）监狱。戴文当上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监狱报纸的编辑，黛安娜是监狱仓库的保管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