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头脑，才会培养出李世民卓越的政治才能，李世民登基后，才能开创贞观之治这样的盛世。回顾历史，唐朝建立的过程中，李世民家族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其中起兵反隋是关键的一步。但说来奇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李家是跟隋朝皇室有着密切联系的既得利益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和李世民为什么会走上反隋的道路呢？
说起来还是很蹊跷的，李渊正式决定起兵反隋，是因为一个偶发事件。以前，天下乱象纷纭，大家彼此说说悄悄话，但是并不等于真的要起兵反隋。发兵反隋是件大事，稍有不慎，就是株连九族。这样的事，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敢贸然动手的。隋朝灭亡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李渊家族继承皇位，在当时是没有任何迹象的。
李渊是在大业十二年（616）的年底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就职以后，他干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镇压了一个外号叫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当时有几万人，已经占领了西河郡，西河郡处于太原和长安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李渊没费多少力气就打败了历山飞，打通了太原与长安的联系。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却是一次失败的战斗。大约在大业十三年（617）的正月，北方突厥来犯，在太原以北的马邑郡（今山西朔县)，唐军与突厥展开战斗。当时李渊派副手高君雅统兵，与马邑郡守王仁恭联合，结果被突厥打败。按照隋朝的法律，战败是要受到惩罚的，江都（扬州）隋炀帝派人前来，要处决王仁恭，同时也囚禁了李渊。所谓囚禁，其实是就地免职，等候进一步处分。
李渊受到羁押，下一步朝廷会如何处置，李渊心中没有把握。推测起来，大约有三种可能：第一，平安无事，虚惊一场，一切恢复原状；第二，严肃处理，要么降级处分，要么免职；第三，李渊更担心的是，皇上会不会借机杀掉自己。在这几种可能性中，李渊总往坏的地方想，他担心皇帝六亲不认，因为先前皇帝对自己就起过疑心。李渊对李世民说，他担心“家破人亡，为英雄笑”，李世民感同身受。他们对于皇帝没有把握，对于未来更没有把握。他们又联想起一个人，叫李金才。他是隋炀帝的故旧，当时“李氏将兴”的传说广为流传，隋炀帝怀疑李金才可能会是这个“李氏”，因此李金才惨遭灭族之灾。
隋炀帝杀人是不讲理由的，李渊向来不认为自己与皇帝关系密切。没有缘由时，隋炀帝还找过李渊的麻烦，现在李渊作战失利，是送给皇帝一个处罚自己的机会。李渊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的恐慌引发了大家的恐慌。与其被皇帝白白地杀了，不如干脆起兵反隋。这就叫转祸为福。即使不被杀掉，免职或者降级使用，对于李渊而言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合法拥有军队的权力可能永远丧失。当初李渊去山西任职，格外兴奋，因为这里是陶唐故国的发祥地，李渊认为这冥冥之中是有暗示的。
马邑兵败是一个突发事件。当时全国各地烽烟四起，胜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山西北部的一次战斗，会掀起如此波澜，会对隋朝的命运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李渊等人开始暗中着手准备，寻找时机，众人分头安排。李渊赶紧通知远在河东郡的李建成秘密联络民间豪杰，准备起义。但是，李渊没有想到，他估计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隋炀帝没有继续追究，而是派使者来，让李渊官复原职，继续统帅太原兵马，王仁恭也到马邑复职。但是，李渊准备起兵，核心成员都已经知道，并且定下了起兵的日期，已经联络了天下豪杰。这么重大的事情，哪能说停就停呢？万一这个计划被泄露出去，照样是死路一条。既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干脆就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李渊开始部署起兵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日期了。推算起来，大约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二月王仁恭被刘武周杀死之前。
李渊是行事谨慎之人，让他干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巨大的压力是很难的。如今，周围的人都很积极，他也不能后退。反隋这件事，只好将错就错了。
这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之处。本来一个很平常的战败处分，却引发了背叛朝廷的巨大阴谋，历史因此而改变。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会把它吹翻。
虽然李渊平时礼贤下士，给人的印象不错，但是反叛朝廷，问题实在太严重，所以方方面面必须考虑周全。除了身边的支持者以外，老百姓怎么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若要起兵，百姓不支持，连召集兵马都会很困难的。所以李渊非常重视顺应民心。太原起兵计划正在推进中，忽然从江都传来了皇帝的最新命令。传达命令的士兵昼夜兼程，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皇上的新命令让太原立刻陷入惶恐之中。
皇上的诏书，实际上是一纸战争动员令，宣布：在太原、河西、雁门、马邑四郡的百姓，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准备参军，在当年年底，也就是617年的年底集合完毕；队伍要到涿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去集合，然后去攻打高丽。打高丽是典型的穷兵黩武行为，从一开始就遭到民众的抵制，大业九年杨玄感反叛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大业十一年，隋炀帝雁门关被围，为了赢得百姓支持，隋炀帝宣布取消征讨高丽计划。结果事后，隋炀帝出尔反尔，又要继续征讨高丽。隋朝攻打高丽，没有一次取得胜利，原因很复杂。但是民众不支持，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隋炀帝再次发出战争动员令，根本不考虑百姓的死活，百姓对于朝廷的反感可想而知。百姓反感朝廷的社会气氛，对于李渊产生两个好处：首先，李渊的反隋因此获得群众基础；其次，李渊如果合法招募军队，百姓一定会踊跃参加。为什么？参加了李渊的军队，就不用年底当兵到高丽前线了。
隋炀帝确实没有放弃征讨高丽的计划，但是，这个时候到太原来宣布年底征兵，未免太巧合了。实际上，一点都不巧合。诏书是在李渊的授意下由手下刘文静撰写的，因为伪造巧妙，没有人发觉。目的呢？就是为李渊反隋制造社会气氛，为李渊募兵夯实基础。
李渊起兵，皇上在三千里外的江都，不能构成有力的威胁。但是，李渊身边并不都是刘文静、裴寂这些支持者。后来李渊胜利了，这些反对李渊起兵的人大都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但是，仔细寻找，还是会发现几个反对的人。比如，太原副长官王威、高君雅。这两个人是朝廷的虎牙将军，特别是高君雅跟隋炀帝的关系密切，在隋炀帝还是晋王的时候，已经伺候在左右了。李渊当然心知肚明，王威和高君雅被安置在他的身边，本来就有监视的作用，是朝廷对李渊不放心的具体表现。
所以李渊起兵，必须防范这两个人了解实情。起兵准备过早暴露就等同于失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隋唐时代，即使地方大吏，手里日常能够动用的兵力也是有限的，只有发生战争，才可以根据朝廷的指示招募军队。隋唐的制度一脉相承，我们通过唐朝的情况可以了解隋朝的制度。比如，宣布招募军队的人必须是皇帝，包括规定招募军队的数量、目的和统兵将军。法律上有“擅兴律”，严惩擅自发兵。如果擅自发兵千人，就处以绞刑。擅自发兵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上报朝廷而发兵，二是没有得到批准而发兵。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敌人兵马来进攻，或者附近发生反叛，可以招募军队，“得便调发”，但同时必须立刻上报朝廷。
现在，李渊急需的就是集合兵马的理由。这是一个乱世，理由很快就出现了。大业十三年二月，王仁恭被部下刘武周杀掉，刘武周占据马邑郡，投靠突厥。三月，刘武周攻破楼烦郡，进入汾阳宫，把给皇帝准备的女人掠走，献给突厥始毕可汗。同月，刘武周攻下雁门郡，始毕可汗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雁门郡和楼烦郡就在太原的北面，李渊再不准备，刘武周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太原。另一方面，作为隋朝的地方长官，临近发生如此严重的叛乱，如果不采取一定对策，朝廷也会追究责任的。
李渊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召开会议，装作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说：形势很严峻，刘武周叛乱投靠突厥，已经占领雁门关，距离我们太原只有三百里。皇帝远在江都，距离我们三千里。我们当然应该立刻向皇帝汇报，但是恐怕等皇帝知道再发兵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刘武周和突厥来进攻，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只能束手就擒。就算刘武周不来，面对汾阳宫事件，朝廷追查下来，也不得了。可是，我们现在如何准备呢？等朝廷同意一切都晚了，可是不等朝廷的命令，我们也不能擅自招募军队啊。唉，真是让人犯难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共同想个办法吧。
李渊一席话，大家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王威、高君雅首先表态，积极主张集合军队，说您是太原的留守，一方的最高领导人，不能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啊。您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力挽狂澜，不能放任不管啊。他们的态度比李渊都积极。李渊故作无可奈何之状，顺从了他们两个人的要求。有了皇帝的亲信支持，李渊便正式发出动员令，要求成年男子都尽快来报名参军。结果呢？不出所料，人们非常踊跃。前面提到的那个伪诏书起了作用。李渊充分利用了隋朝的法律，很好地钻了法律的空子，也很好地调动了身边的隋炀帝亲信。很快，各路人马纷纷集合到太原。
这简直就是一出戏。王威他们私下里一定得意：你李渊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态度暧昧，不能积极发兵杀敌；要不是我们积极促进，太原说不定也陷入刘武周的魔爪了。或许，王威和高君雅都准备好了如何打李渊的小报告呢。
王威等人的笑容大概没有保持几天，就发现情况有些反常。李渊主持集合兵马，太原周边百姓投军踊跃，队伍一天天迅速壮大起来。李渊这次招募军队大概是三万名，这应该就是李渊拥有的合法军额。可是，王威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招募来的军队都交给了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那也就罢了，那个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什么人啊？那是朝廷的罪犯啊。
长孙顺德是李世民夫人的叔叔，他不想到高丽去打仗，就跑到太原找李渊请求庇护。刘弘基也是这么一个人，本来他的任务去前线打高丽，他不想去打。他就故意犯了一个罪，在行军过程中把老百姓的牛给杀了。对方没有发现，他就主动找地方官，说老百姓的牛被他杀了，结果他被关到地方监狱里。他虽然坐了监狱，但心里高兴，因为这样就不用到前线去了。后来家里人把他给赎出来。他出狱后不敢去别的地方，也跑到了太原，让李渊来庇护他。
王威、高君雅怀疑李渊有问题，焦点集中在具体的领兵人长孙顺德、刘弘基两个人身上。李渊为什么要让这些朝廷的罪犯领兵呢？这是不是表明李渊的动机有问题呢？他们是知道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身份的，所以想逮捕这两个人，顺藤摸瓜。这个主意被武士彟的说法打消了。武士彟不如女儿名气大，他女儿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武士彟当时是李渊的手下，管军事装备的。他显然跟王威、高君雅关系不错，但是他反对他们的做法。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客人，你要逮捕这两人，一定会大起纷扰。王威、高君雅并没有真正的把柄，他们更没有决心跟李渊摊牌。若真是引起很大纠纷，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只好放弃。
到了五月，兵马大集。此时，王威、高君雅终于明白了李渊的动机，他们没有办法，想先发制人，刺杀李渊，消灭这次叛乱。但是，他们的企图再次暴露，一个叫做刘世龙的乡长向李渊告了密：王威他们要乘李渊到晋祠祈雨的时候动手。一个微不足道的乡长跟留守李渊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天壤之间。他为什么会替李渊着想，向他报告呢？李渊的一贯行事作风在此时发挥了作用。李渊平时，“贵贱俱得其欢心”，什么人都能很好地与他交往。老朋友裴寂领刘世龙来见李渊，李渊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小小的乡长而冷淡他，而是像朋友一样热情款待。乡长刘世龙见李渊这么高的地位，对自己这么好，十分感激，只担心没有机会报答，没有想到高君雅他们送上了门。小人物有大作用，这可不是孤证。
李渊决定先下手。他先让李世民领兵埋伏在城外，早上召集王威、高君雅开会。会上，一个基层军官刘政会告密，李渊故作不知，让王威看，刘政会说只能给唐公看。李渊接过状子看了看，还故弄玄虚，说：王威、高君雅勾引突厥入侵，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高君雅一听就知道完了，大声叫道：叛乱者要杀我啊！两人立即被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抓起来扔进监狱。
李渊忽然把两名副留守抓了起来，在小小的太原，当然成了大事。一时间，肯定是满城风雨。王威真的犯了大错吗？高君雅呢？听说，他可是皇上的亲信啊。敢抓皇帝的人，真不知李渊在想什么。
李渊必须回答这些提问，或者用语言，或者用行动。他不能永远保持沉默。可是，李渊如何回答呢？皇上的亲信勾引突厥，这是有人告发的，但是，任何告发都是可以怀疑的啊。李渊总不能说，我要反隋起兵，王威他们不同意，所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这当然不行。可是，夜长梦多，总是不回答，会不会生发出其他事端来呢？比如有人告发李渊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李渊还不希望反隋起兵暴露，他的为难可想而知。谁知道，天意如风，说来就来。如同计划好的一样，又有人前来配合。两天以后，突厥人几万人真的来进攻太原。所有的太原人都相信，这些突厥人肯定是王威、高君雅招来的。借突厥这把刀，李渊顺利杀掉王威、高君雅。
可惜王威、高君雅这两位隋朝的忠臣，或许他们也知道大厦将倾，或许他们也知道独木难支。但是，他们还在用最后的一点气力抵抗汹涌而来的造反浪潮。即使他们能够解决李渊，他们也逆转不了隋朝的灭亡。忠诚，这个所有朝廷都拼命鼓吹的道德，如今竟然变得如此弱智可笑，这些禀持忠诚的人竟然成为历史的可怜虫。
历史的逻辑和力量，让人变得渺小。
那些缺乏忠诚的人们，反而成了历史上的英雄。一个更有诱惑力的概念吸引了更高尚的道德情操，救民于水火比拯救一个坍塌的朝廷意义更重大。所有的历史聚光灯都打在李渊脸上，没有人希望李渊失败，李渊的每一次阴谋得逞都会换来一阵赞叹。为什么？因为李渊被选中成为历史的主人公。
李渊借刀杀人，解决了王威、高君雅，再使用疑兵计，突厥撤退。李渊连续渡过难关。处处险象环生，却能峰回路转，连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也为他捏着一把汗。
李渊担心他的计划过早暴露。为什么？原来，李渊已经派人去通知家人，河东郡的李建成、李元吉，还有长安的女婿柴绍等都还没有赶到太原。这个时刻，李渊还不敢轻举妄动。李渊借刀杀人成功，正暗自庆幸。突厥确实是一把刀啊，李渊忽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危机。在此之前，他怎么一点都没有想到呢。
什么问题？就是突厥。
突厥支持的刘武周已经占据了太原以北地区，不管是突厥还是刘武周，他们要进攻太原如同到邻家散步，实在太容易。这就是说，如果李渊进攻长安，他的太原后院根本不安全。行军打仗，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李渊一生谨慎，思考周密，他可不希望后院失火。
五月底，李渊长子李建成率领全家终于从河东赶来。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来自长安的柴绍，于是一同到达太原。他们从河东出来，也不是一帆风顺，大概当地政府闻到了什么味道，李建成的弟弟李智云没有赶来，后来被当地政府解送长安杀死。
李渊放心了，现在可以放手大干了。但是，现在他被突厥问题搅得寝食难安。李渊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刘文静向李渊提出建议，联合突厥以增强兵威。李渊当然同意联合突厥，因为利害得失太清楚了。
突厥对于李渊，不外是支持还是反对两个方面。如果突厥支持，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最小的好处是突厥可以提供军马；其次，突厥可以保障太原的后方安全；最后，突厥军队加入，可以增加李渊军队的威力。如果突厥反对，后果只有一个：李渊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与突厥联合，不仅有利，而且有历史依据。从北朝后期以来，北周、北齐都与突厥和亲，隋文帝时候和亲效果也很不错。后来，隋朝采取强硬手段，分化了突厥。隋末北方的各种势力，也都是积极争取突厥支持的。
要获得突厥的支持，必须付出什么代价呢？李渊能够想到的有：第一，是物资方面，一定要满足突厥的愿望；第二，要在精神上给足突厥面子。政治家必须精通利害计算。李渊现在要做的是大事，必须当机立断。通过史籍，我们现在知道联合突厥的计划是刘文静提出来的，最后由李渊拍板。
李渊给突厥可汗写了一封信，向可汗说明自己要拯救中国，出兵到江都把皇上迎接回来，继续恢复隋文帝时候的和亲政策，希望得到可汗的支持。最后用“李渊启”这个字样。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表达方式，《资治通鉴》称之为“卑辞厚礼”，随信可能还附有贵重礼物。有的人建议，反正突厥不懂汉文，为什么要用“启”字啊，至少用“书”也可以表达平等啊。李渊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这个启字值多少钱？甭说不值千金，就是突厥想要千金，我们也得给啊。
对于李渊而言，联众突厥是一个战略问题。李渊站得高看得远。但是，突厥需要的仅仅如此吗？始毕可汗收到李渊的低姿态来信，自然很高兴。可是他表示不能同意李渊的建议。他说，隋炀帝这个人他是了解的，如果真的迎接他回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唐公。干脆，唐公你就当天子算了，我全力支持，需要什么比如兵马，你只要开口就是了。始毕可汗就这样回了信，还要李渊尽快答复。
李渊获得这样一个回信，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反正周围的人都很高兴，大家巴不得李渊当天子呢。李渊犹豫不决，不肯表态，说：这样怎么可以呢？我是隋朝的臣子，我要谨守臣节啊。大家就跟着着急。裴寂、刘文静都出来说：现在突厥如此支持，多不容易啊。万一我们不同意，他们再反悔，麻烦不就太大了吗？李建成也来劝说。
知道李渊为什么犹豫不决吗？他真的是对当天子没有兴趣吗？或者他是认为现在当天子为时尚早？全不对。李渊犹豫的是突厥让他当天子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向突厥称臣。起兵反隋，大旗还没有树立起来，先向突厥称臣，这多不甘心哪。李渊前思后想，左右为难。
后来，集合起来的军队派人表态：如果唐公不做天子，我们也不干了。李渊看看这个阵势，害怕了。内部要是出事，那可比称臣麻烦多了。军队的后面是谁呢？据考证就是李世民。李渊只好表示同意。李渊当时说了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么做犹如掩耳盗铃，但是逼于时事，不得不如此啊。
李渊不接受突厥的条件，联合就不能达成。当时情况下，李渊只能接受突厥的称臣要求，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接受了突厥的条件，等于稳定了后方，然后才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行动。后来的李唐历史记载，很少透露高祖称臣的史实，内心还是把称臣于人当作见不得人的丑事。其实，历史向来如此，时代的主持者必须以大局为重，适当的妥协是必须的，一味蛮干肯定不会成功，与国与民都没有好处。
与突厥的联盟建立起来了，李渊制定了基本策略。第一，宣布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第二，用红白两色旗帜。开始，刘文静建议用白旗，因为是突厥的旗帜颜色，让突厥看了高兴。李渊不同意，认为那样太突厥化，不利于中原行军，主张白旗之上加大红色，于是成为双色旗。红旗，是隋朝的旗帜，白旗是突厥的旗帜。现在的李渊，既是隋朝又是突厥，既不是隋朝又不是突厥。花色的旗织，为后来的再变化提供了便利。
大业十三年六月，一切准备就绪，李渊正式召开誓师大会，宣布隋炀帝的多项罪状，表示自己要拯救隋朝，救民于水火。以人民的名义，李渊开始了自己煌煌帝业的伟大征程。
李渊宣布成立大将军府，自己任大将军，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成立三军，中军自己统领；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属；李世民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属。晋阳起兵宣告完成，今后的岁月就是李家父子如何征服天下，建立李唐政权了。
不管李渊高喊什么口号，高举什么旗帜，谁都知道他这是叛隋。很多人拥护李渊的做法，成为李渊的追随者。但是，就在山西境内，也有人反对。西河郡是太原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现在的平遥、介休都在当时的西河郡境内。西河郡不听李渊号令，李渊必须将它拿下，为下一步进军长安扫清道路。山西是李渊的根据地，李渊必须采取手段巩固根据地。
六月五日，李渊派遣李建成、李世民统兵进攻西河郡。这次战役很顺利，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很争气，与战士同甘共苦，对于百姓秋毫无犯，来回九天，顺利拿下西河郡。
晋阳起兵，是李渊集团开始脱离隋朝夺取最高权力的历史亮相。从此以后，李渊集团开始了平定天下、建立李唐政权的过程。晋阳起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漂亮而成功的阴谋，从时机的选择，到起兵方式，到旗帜口号，到内外联系，凡是重大问题都没有任何漏洞。
唐朝建立第一件事就是晋阳起兵。晋阳起兵谁是首功，历史上有两个答案，或者是李世民，或者是李渊。在建立唐朝这个问题上李渊和李世民谁的功劳大？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对于唐人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李世民首谋论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
《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这些对于中国人历史观有着重大影响的史书，既然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绕过，更不能一言否定。让我们先看看在晋阳起兵的问题上，当时的李世民都做了什么事情。综合起来，李世民做的准备有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狱中密谋。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确，大约在年初的某一天深夜。李世民悄悄地来到太原监狱，打发走狱卒，与一个坐牢的人秘密商谈。这个人就是晋阳令刘文静。刘文静坐牢是因为与李密是亲戚，而李密开始随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潜逃，最终上了瓦岗寨跟翟让合伙，成了隋末一大军事势力。
隋朝天下大势已去，天下大乱需要拯救。刘文静说需要汉高祖、汉光武这样的英主。李世民说当然有了，就是人们还不认识而已。言下之意，这样的人近在眼前。于是刘文静为他分析：天下如何，皇帝如何，太原如何，强调太原可征集十万兵，而尊公有兵数万。李世民一句“君言正合我意”，表明他已经有刘文静一样的考虑。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特别注意：这段文字强调高祖李渊不仅不知道，李世民还担心李渊反对。所以，他暗地里部署宾客，都是在李渊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李世民“首谋”概念就成立了。这就是狱中密谋，然后开始部署。晋阳起兵的进程从这个监狱密谋开始。
第二，暗中准备。“阴结豪杰，招纳亡命”，这是暗中储蓄力量，准备造反。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资治通鉴》记载：“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炽之孙也，亦亡命在太原，素与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
请注意，这些行动，仍然是李世民暗中进行的，李渊根本不知情，更无从支持了。但是，这个行动很重要，这是在组建造反的基本班底，建立骨干队伍。以上所列举的三人，后来确实发挥了骨干作用。
第三，劝说李渊。为了说服李渊起兵，李世民绞尽脑汁，想了种种办法。他发现裴寂和李渊关系密切，于是想办法与裴寂接近。《资治通鉴》如此记载：
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这段记录是刘文静从中联络，才使得李世民与裴寂结交成功。《旧唐书·裴寂传》是另外的一种记载：
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李世民拉拢裴寂有两个说法，一个通过刘文静，一是自己亲自指挥高斌廉。
《资治通鉴》又记载道：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这些记载有一个问题是矛盾的，到底是谁第一个跟李渊说起的呢？
一个“先是”，我们知道是裴寂先跟李渊说了李世民的计划。那么李渊为什么会回答“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说明李渊在听裴寂谈起之前已经了解李世民有起义计划。既然已经知道了李世民的计划，为什么在李世民再说出来的时候，李渊还要“大惊”，还要告官呢？
如果是李世民自己说的，那么他对裴寂的公关意义顿时降低，不就是因为看中了裴寂与李渊的良好关系才拉拢裴寂的吗？同时，“先是”这个时间标志词还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同一部书，《资治通鉴》本身就有这些矛盾呢？
这些记载中，李世民和李渊成为两种人。李世民处心积虑，多方谋划，准备起兵，而李渊夜以继日与裴寂等吃喝赌博。为了完成起义，李渊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障碍，李世民必须想办法先说服李渊。父子二人对待起兵问题上，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一个多方准备，一个糊里糊涂，李渊甚至差一点要把李世民送押官府。李渊最后同意了，但是很勉强，说什么“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在事情开始以前，都把责任推给李世民了。
如此说来，完全可以说晋阳起兵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而李渊不过是在李世民多方作用下，勉强同意并参加而已。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说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当然是不错的。首谋，就是首先谋略策划。晋阳起兵的首谋者，当然获得了建立唐朝的首功，没有这个谋划，唐朝自然不会产生。
李渊主谋论
我们暂时承认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那么我们看看，在李世民的发动起兵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渊充当了什么角色？
第一，在刘文静的第一份计划书中，李渊是什么地位？刘文静分析国内局势，皇帝居于江都不归，天下豪杰并起。只要有汉高祖、汉光武这样的人物出现，不过半年，帝业可成。“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刘文静的总体战略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化，是谁来领导这次行动呢？是李世民吗？不是，还是李渊。是谁有“一言出口，谁敢不从”的威信呢？当然不是李世民，还是李渊。所以，虽然刘文静与李世民谋划，但是他们预设武装起义的领袖不是李世民而是李渊。
第二，李世民开始暗中布置宾客，准备起义的干部队伍。应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也是这个重大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没有名字的人物我们无从了解，从现在已知的人物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背景。有三个人物是被提出来的。他们是长孙顺德、刘弘基和窦琮。这三个人后来成为基本的军事统帅，在李建成和李世民手下担任统军或者副统军。他们是什么来历呢？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来晋阳与刘弘基一样，“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窦琮，也是亡命晋阳的。他们三人，都是投奔李渊的，不是投奔李世民的。平心而论，这样的逃避兵役的人，按照隋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能够保护他们的是李渊还是李世民呢？对于这三人而言，在造反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是听从李世民的，还是更听从李渊的呢？
第三，李世民积极活动，联络豪杰大侠，拉拢裴寂这样的官员，许多地方都需要花钱。别的方面不知道，仅仅为了拉拢裴寂，就花费了很多钱。《旧唐书·裴寂传》和《资治通鉴》都说李世民“出私钱数百万”拉拢裴寂。为什么叫“私钱”？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不是政府的钱，二不是李渊的钱。请注意，这里的“百万钱”只有数词，没有量词。所以，用意只在表达“多”。百万枚还是百万贯，大不一样。李世民与李渊没有分家，按照当时的法律，家产都属于家长。当时李渊才是家长。同时，李世民没有公职，也不从事工商，哪里来的私钱？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李世民用来准备起义的钱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渊。
第四，在李世民是首谋的这个说法中，我们看到，李世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说服李渊，甚至其中还存在一些矛盾，但是，李世民的这些行动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相：如果李渊不同意，李世民可以单独行动吗？答案是：不能。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这一年李世民二十岁。当时高祖李渊五十二岁。李世民一名不文，既没有官职，也没有军职。他最响亮的头衔是李渊的二公子。李渊，爵位唐国公，做过朝廷中央、地方大员，现在更是太原军政一把手。除了祖先的荣耀以外，李渊更有统兵作战的经验。李渊与李世民父子之间，领兵造反，无论是谁也应该找李渊。
现在我们想问：晋阳起兵，即使李世民是首谋，那么换一个词汇，请问，晋阳起兵谁是主谋？是李世民还是李渊？换个角度，如果这次起义失败，朝廷要对李世民和李渊判刑，李渊和李世民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任谁做法官，也不可能判李世民为主犯判李渊为从犯。
所以，千百年来，那些力图为李世民歌功颂德的说法，都是在“首谋”问题上打转转，谁也不敢挑战“主谋”这个更重要的概念，更没有在“主谋”这个问题上动手脚。
无论从政治影响、军事经验、经济实力还是从社会地位来比较，李世民都无法与李渊相提并论。即便是有人愿意结交李世民，也是因为看重了李世民背后的李渊。李世民要结交那些非法的豪杰大侠，没有背后李渊的政治经济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是，以李渊为首的军事政治集团，看到隋朝大势已去，于是开始谋划夺取最高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当然是李渊，作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不过是李渊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而已。因为父子关系，李渊信任李世民，李世民很早就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谋划，并且承担某些具体任务。但是，只有李渊才是主谋，这个地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
虽然我们主张李渊主谋论，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作用。帮助李渊定策、联络豪杰大侠、联合突厥等三个方面，李世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几个核心人物，大业十三年，李渊五十二岁，刘文静五十岁，裴寂四十八岁，李世民二十岁。李世民的表现实在是很出色了，没有必要再人为拔高。就凭李世民的表现，仍然当得起“少年英雄”四字评语。
在李渊晋阳起兵的过程中，除了李世民以外，裴寂和刘文静是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当时，大约有一个四人核心小组。他们就是李渊、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李世民与父亲一体，同呼吸共命运，那么另外两个人呢？他们为什么要反隋？
刘文静的传记中说他：“伟姿容，有器干，倜傥多权略。”形象英俊，有才干，善谋略。刘文静是晋阳县令，对当地情况熟悉。所有主张起兵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隋朝大势已去，必须立刻动手逐鹿中原。刘文静有一个具体问题是特殊的。他是李密的亲戚，朝廷已经命令将他捉拿入狱。李密是当今天下反隋的第一块招牌，而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日益占据上风。正是因为李密这些强大的反叛势力存在，导致隋炀帝不敢返回中原。如果隋朝最终取得胜利的话，对于李密必定坚决追究。刘文静是李密的亲戚，这事既然已经在朝廷的掌握之中，刘文静的下场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李渊起兵，推翻隋朝就多了一层把握，对于刘文静而言，正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时刻。一个小县令，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资源独立反隋，但是推动李渊反隋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太原，与李渊关系最密切的是裴寂，即使是刘文静也不如裴寂。有一种记载是李世民要推动李渊，自己不敢说，就通过刘文静等先结交裴寂，然后通过裴寂说服李渊。这是裴寂与李渊关系密切的一个证明。裴寂与李渊关系亲密，是因为在太原，只有他与李渊有旧交情，他们两人都有中央为官的经历，他们的关系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
裴寂在太原，是晋阳宫的宫监。晋阳宫是皇帝的行宫，皇帝如果到太原，就住在晋阳宫中。皇帝虽然很少来，但是皇帝的威仪不可少，所以这样的行宫是时刻准备着迎驾。因此，晋阳宫在太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一切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所以财大气粗。
裴寂当然明白这一切。老朋友李渊到太原当第一把手，裴寂当然高兴，因为晋阳宫里应有尽有，所以经常请李渊到晋阳宫，裴寂出面招待，使用的当然都是给皇上预备的。如果仅仅是吃吃喝喝也就罢了，裴寂高兴的时候还让宫女伺候李渊，这就太出格了。这些宫女可都是为皇上准备的啊。所以，如果这个事情被朝廷知道，裴寂和李渊都是死罪。
裴寂是河东裴氏，属于大姓。但是，他父亲去世早，他从小就是孤儿，是在兄长们轮流照顾下长大的。长大以后，一直穷困，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要说骑马，连骑驴都做不到，只能徒步走来走去。他有一次经过华岳庙，希望了解是否永远会这样贫困下去。当天夜里，他还真的做了一个梦，一个白头老先生对他说：你三十以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这个梦，对于渴望改变命运的裴寂而言，真是上天的启示。对于相信命运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暗示，这种暗示会成为他们选择机遇的心理基础。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裴寂参加起义，是因为拿了李世民的钱，或者说中了李世民的圈套，不得不做。这是一种有意贬低裴寂的说法。裴寂虽然早年贫困，但是李世民给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只要参加起兵，改朝换代，裴寂会立刻飞黄腾达起来，李世民的几百万钱真是一个小数字。比如，太原起兵，裴寂干了什么，其他密谋都不算，他把晋阳宫的东西献了出来：有上等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此外还有五百宫女。这些东西都是“以供军用”，粮食可以做军粮，绸缎可以奖励战功，盔甲用来武装战士，只有五百宫女不知道做什么用。这些物质，当然是最急需的，而李世民当初给裴寂的那点小钱，比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九牛一毛。
一个动乱时代，每个人都在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紧张的盘算。多数人的计划与大局无关，而这些野心家的计谋则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隋朝的皇帝龟缩在江都不敢回长安，一个泱泱大国，谁也不知道，在什么角落正发生着怎样的阴谋。一贯宣称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官员们，如同李渊周围的人们，都在如此诡异地忙碌着。而后世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最后究竟能走多远。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近乎完美的时代，它留给后人太多美好的追忆。这里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警句，也有“房谋杜断”的君臣佳话。贞观的辉煌几乎让人忘却了李世民皇位得来的不正当性，那么贞观的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贞观之治？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在痛苦中做出了决定，立他并不满意的儿子晋王李治当太子。随后，唐太宗又竭尽余力帮助太子摆平后顾之忧，以求给太子留下一个稳定的基业，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此后，太宗的生命连续受损，英雄末路，进入落日光影之中。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驾崩，享年五十二岁。
唐太宗家族有家族病史，当时叫做风疾，有人认为可能属于高血压之类。唐太宗早年驰骋天下，能文能武。贞观十一年十月，唐太宗在洛阳围猎，那一次主要是猎杀野猪，合围之后，野猪向太宗这边突围，太宗一箭一头，四头野猪当场毙命。但是，一头雄野猪凶猛迅捷，已经突进到唐太宗的马镫旁边。兵部尚书唐俭一见，立刻手忙脚乱上来援助，还没有等他到来，唐太宗手起刀落，那头野猪断为两截。而这时的唐俭则是狼狈不堪。唐太宗哈哈大笑，说你这个天策府的长史，没有见过我这个天策上将杀敌吗？为什么这么胆小？唐俭也不示弱，说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陛下以神武定天下，现在又跟一头野兽逞威风，有这个必要吗？那时候的唐太宗不仅雄姿英发，而且心胸开阔。他对唐俭说，好，你说得对，咱们这就罢猎。
当时的唐太宗，身手多么矫健，连续四次射箭之后，又放下弓箭，拔出御刀，及时而准确地砍下。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要求熟练，而且要求镇静，更要求力度，而这一连串动作完美地完成，证明唐太宗那个时候的身体十分强健。
贞观十六年以前，唐太宗有过多次外出行猎的记录。那是一种准军事行动，对于军事训练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皇帝来说，也是一项体育运动。但是，从贞观十七年到他去世，唐太宗只有贞观二十二年正月进行过一次行猎活动。贞观十九年，他勉强去讨伐辽东，回来就大病一场。这之后，他就大病、小病不断，甚至一次风寒感冒也持续三个月。
贞观十七年是唐太宗的一个坎，俗称生命的关口。这一年，他的精神遭受巨创。太子问题，给唐太宗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精神上。此后，他对于天下事情的看法，也随之发生改变。他过去的从容不见了，他急于解决问题，急于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太子不敢倚重，对于生命似乎也不再有信心。御驾亲征辽东及其失败，则让唐太宗的身体遭到重创。
两次打击，让唐太宗的生命状态迅速下降，很快进入英雄暮年。
生命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曾经见过长孙皇后如何理性地对待死亡。对于唐太宗，我们如果作为观众和读者，也希望他能同样理性。唐太宗早年谈古论今，对于秦始皇、汉武帝迷信长生的行为，都曾经给予很理性的批判。但是，他自己的晚年却也沦为同样的下场。眼看就是覆辙，为什么还要走上去？对自己的身体丧失信心，对那些莫明其妙的理论和行为才会燃起幻想。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去世。唐太宗要亲自参加葬礼，长孙无忌来劝阻，理由就有陛下服金石，不宜临丧。可见，当时唐太宗已经在吃丹药。贞观二十二年，从天竺来了一名方士，自称二百岁，号称有长生之术。于是，他开始在宫廷里炼制丹药，经过一年的时间，丹药炼出来了。唐太宗服了这个“洋药”，中毒而死。如此愚昧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唐太宗一方面是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是放心不下身后事，更没有想到事与愿违，本来希望长生，反而促成早亡。
总之，促使唐太宗过早死亡的原因很多，但是，以下三个方面应该是最重要的：第一，贞观十七年太子废立之事对他精神的沉重打击；第二，辽东战役对他身体的严重损害；第三，“长生丹药”的服用最终葬送了他的生命。
一代明君的陨落，应该如同落日般辉煌。但是，唐太宗的死，不是这样。这让我们有些感伤，有些遗憾，就如同对待朋友的逝去，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惋惜。
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创造，取决于他们的建设成就。对此，作为这个时代的领导集团，他们必须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
作为皇帝，一位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言行，每时每刻都可能对国家的未来产生影响。所以，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有明确的历史意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国家的领导人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那么国家的治理成绩是可想而知的。古代帝王，多数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很平常的庸人，指望他们把国家引向发展几乎就是天方夜谭。
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皇帝，无不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他们知道国家的现状，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清醒的意识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
过去，历史研究者比较重视贞观君臣来自隋朝、经过隋末动乱这个事实。大家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让贞观君臣产生了自觉性。这虽然是不错的，但是，有一定的问题。比较隋朝，很容易满足，因为隋朝毕竟是一个灭亡的朝代，他们的问题实在太多。而一个真正具有历史创造的朝代，他们的领导人当然应该明白怎样可以导致政权灭亡，这样就可以保证政权的存在。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避免了灭亡，不等于就明白了发展。所以，历史的创造者更应该懂得发展。这就是说，历史的教训固然重要，历史的经验同样重要。
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意识呢？因为历史的创造，作为人类的文化活动，它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
在唐太宗的心目中，重要的历史人物主要有三个，秦始皇、汉武帝和东汉光武帝。他一直在努力，要与这些帝王比照。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现在天下无事，四夷咸伏，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共同的功劳。所以，我们应该有始有终，要我们的子子孙孙互相辅佐，永远持续下去，让后代读史书的人知道，我们的“鸿勋茂业粲然可观”，超过西周、西汉和汉光武帝和汉平帝的时期。
我们看到，唐太宗心中有理想，就是以历史上评价最高的时期做样板，要努力超越。他的历史意识十分强烈，他是希望后代在读史的时候，有这样的评价。这个心理十分能够理解，一个人已经到了皇帝的这个位置，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历史评价。
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
唐太宗说这个话的时候，大约是贞观十二年。他自己的评价，是从个人和国家治理几个方面来看的。他自己认为，武功方面已经超越古代，文治方面也超越古代，在国际地位上也超越了古代。这不是唐太宗自吹自擂，他的话是中肯的。
唐太宗治理天下，可以叫做求治心切。而向古代帝王学习，是他努力的一方向。也是贞观十二年，他跟魏徵有一段谈话，被记录下来：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徵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踪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唐太宗明言自己向历史学习，但仍感觉不满足。他要争取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君主。此外，唐太宗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谈话更多：
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念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这就是历史意识。他认识到古之名主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对照自己，希望取其所长，避其不足。善于向历史学习，才能更好地创造未来。
当然，在贞观时代，不仅皇帝李世民有如此清醒的历史意识，他的大臣们同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著名的魏徵，我们可以称他为没有帝师头衔的帝师。他是什么立场？叫做“耻君不如尧舜”。那也是一种历史意识的结晶，他希望自己的君主是最优秀的。
仅仅有思想当然不够。贞观君臣的历史意识，是他们审视自己的坐标，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看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机遇。因此唐太宗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最出色的皇帝之一，他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
评价一位皇帝，需要看很多条件。就武功而言，很多时候要看历史是否给你这样的机会。所以，武功方面，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机会。不是生逢乱世，再高的军事才能也没有用武之地，这就是历史条件和机遇。所以，我们应该更强调文治。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更需要的是文治的功夫，毕竟战乱的时间属于少数。
就唐太宗而言，文治方面，我以为两个方面最突出，其水准之高是空前绝后的：第一，以人为本；第二，克己纳谏。
民为邦本，是先哲的观点，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真正高举这个旗帜，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要数贞观时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唐太宗多有阐发，他轻徭薄赋的政策，建立在治国必先养民的前提下。这个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叫民本主义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一种最重要、最闪光的思想。它虽然建立在君主制度的体制之上，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最好的一种理论了。所谓好的理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制订政策、设置制度的时候，它能考虑到百姓的位置。它的考虑很重要，如果它不考虑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它能够以人为本，考虑人的性情考虑人的因素，在那个时候，就更有利于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到国家建设上来。唐太宗的思想和实践，比较朱元璋删改《孟子》来，更是高下立判。朱元璋时期，因为太反感孟子，说，如果“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他坚持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去，后来大臣钱唐坚决为孟子争辩，最后达成妥协，孟子可以依旧呆在孔庙中，但是《孟子》一书必须修改，怎么修改呢？就是把那些朱元璋看着生气的句子删掉，成为《孟子节文》，一共删去八十五条。而凡删掉的部分，“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删去的都是哪些话呢？民贵君轻自然不用说了，还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等等，都是今天看来令人拍案、令人钦佩的文字。
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为方针政策，可以更多地动员社会资源。古代中国不是贵族政治，没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家族势力作为国家的统治基础。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是与官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官僚的来源由选官制度决定，如科举制度等。参加科举也有一些限制，但是它比贵族制度的限制要少得多。事实上古代中国的帝国，要比同时代的其他国度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参政的社会广度要远远高于贵族体制下的其他国度。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总是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体制，与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帝王纳谏，以唐太宗为最，是贞观时期理性行政的集中体现。理性运用权力，行使权力，贞观时代，典范可称。明代的皇帝，抗拒臣下的不同意见，使用“卖直”来攻击大臣，为国尽忠成了道德上的污点。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唐太宗说治国若治病。理解纳谏问题，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长孙皇后总结的，魏徵善于“以礼制主之情”；二是纳谏的制度化。需要说明的是，纳谏不是限制君权，而是支持君权，是使最高权力运行更加合理的一种保证。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对这一点都是清晰明白的。
在唐太宗看来，做一个好皇帝，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呢？
他曾向大臣们介绍他是怎么教太子的。太子吃饭，他就对太子说，你知道种地这件事吗？太子说，不知道。然后他就给太子讲，种地是怎么回事，春天一颗种，夏天怎么收拾，到秋天收上来多不容易，所以应该珍惜粮食，还要注意节约民力。农时很重要，你要是乱役使百姓的话，农时耽误了，你就没得可吃了。教他重视农时这个问题，尊重农业发展的规律。太子骑马，他就问，你知道马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就说，这个马是能代你走路的，你要注意节约你的马力，你不能一下把它的力量用光了。使用老百姓也是这样的，要注意节约。这都是以民为本。然后唐太宗又说，坐船，你知道船吗？太子说，我不知道。他说，一般比喻民是水，皇帝是舟，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你要想使船能够安稳地划下去，就要好好对待那个水，要不然水给你翻过来就麻烦大了。太子站在一颗歪脖子树下，太宗就问：你知道这个树吗？太子说，不知道。太宗就说，那我给你讲这个树是怎么回事吧。别看树是歪的，但是按照尺子量还是可以变直的，皇帝没有天生的，他一定是有错误的，所以要听大臣们正确的话，要听从他们的教导，改正自己。这样天下就有希望了，只能这样治理下去才好。唐太宗就这么教导太子。李世民还写过一本叫《帝范》的书，内容是怎么样做皇帝。我觉得核心就两条，就是跟太子这番讲话：一是以民为本，一是克己纳谏。就这点而言，唐太宗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的皇帝体系中，李世民绝对是独一的。后代的人崇敬他，崇拜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做不到啊。
作为一位皇帝，他的主要对象，无非是对民，对下，对自己。以民为本，重视民心民意，重视民众利益，在古代，这已经是最佳表现了；对臣下，能够用其所长，听从他们的正确意见，让他们的付出有所回报；对自己，尤其不容易，就是克制欲望，以身后名声为重。
贞观时代的唐太宗，交出了一份让历史满意的答卷。但是，正如李世民说的那样，贞观时代的成绩是大家共同的功劳，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功劳。那么贞观大臣们是怎么做的呢？对此，我们在有关的地方，都讲到过，大臣守法，大臣进谏等。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那就是贞观大臣们很少敛财。有的大臣，位置重要，品阶很高，但是他们的家庭却一点都不富裕。
中书令岑文本，已经是中书省的长官了，但是自己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甚至连帷帐这样的东西都没有。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产业就是家业。岑文本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写文章就担任了这么重要的官职，这已经让自己很担心了，哪里有心思搞什么产业。我们看到，岑文本想的不是自己的家产，而是自己是否对得起这个重要的职务。中书省的机密最多，因为任何重大的事情首先是中书省知道，皇帝的什么想法，也总是先通过中书省草拟诏敕。在当中书令之前，岑文本当中书侍郎多年。如果要经营产业，他早就有机会。但是，他为什么情愿保持这样的生活状况呢？因为他的心思不在这个上边，他一心考虑的是朝廷。
户部尚书戴胄于贞观七年去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房屋又破又小，连祭祀场所都没有，没有办法设置。最后，太宗亲自下令为戴胄修庙。户部尚书是什么官，是当时国家财政最高级官员，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银行行长、工商总局局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等中央一级长官之和。所有国家的预算、决算、税收、土地、人口等都在户部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谁会想到，掌管国家经济命脉的人，家里竟然如此贫困。
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也是一个家贫的官员。人死之后，应该在正房设置吊唁场所，但是，温彦博家没有正寝，只好安排在旁室。太宗听说，感叹良久，命令有关部分给他造正寝，并指示多给丧葬费。温彦博不是一般的大臣，他是皇帝小时候的朋友，是朝廷上有名的美男子。对于自己的家政，根本不关心，但是对于国家事情，则知无不言，他担任宰相以后，杜绝宾客，一心为国。宰相没有机会置办家业吗？当然不是。
这些都是当朝大臣，对于家中财产的态度很清楚。那么地方大臣呢？可以举李大亮为例。贞观十八年，五十八岁的李大亮去世。他职务是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和工部尚书，等于是国家的最高级将军，东宫的最重要将军和国家建设部部长。此前，还担任过剑南道巡省大使和凉州都督，那都是比现在的省长还大的地方官。可是，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朱玉可以为口含，只有米五石，布三十端（五丈为一端）。
不管是中央的大臣，还是地方的大臣，他们都绝对有机会为自己谋取私利，至少可以多置家业。但是，他们竟然如此清贫。然而，在他们的清贫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时代精神，看到一种精神财富。这种财富，在一千年以后，也能让我们感动。
也许人们会说，作为大臣，这样贫穷，朝廷应该有所愧疚。其实，也不是朝廷对不起这些大臣。以李大亮为例，他立有军功，朝廷赏赐很多很多，但是他都不据为己有，而是把这些散发给了亲戚和下属。他抚养的孤儿，如同父子的有十五人，其他的更多。有一次唐高祖赏给李大亮奴婢一百人，被他同时放良。
在这些事迹面前，我们只能承认是精神的力量。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像李大亮这样的人，合法的收入都情愿放弃，他们怎么可能去搞腐败呢？
李大亮还在做土门县令的时候，当地发生旱灾，民众没有力量救荒，李大亮把自己骑的马卖了，把钱分给贫弱百姓。李大亮是军人，军人的战马是战场上的双腿，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但是，面对灾民，他别无长物，只好卖马，毕竟灾民比战马更重要。据说，当年就感动了上苍，当年就取得了丰收。
这样的人和事，任何时代，都会动人心魂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太宗给萧瑀的诗，不正是贞观群臣的整体写照吗？
唐代历史对于唐太宗和贞观之治，几乎是众口一词，迭加称赞。其中，吴兢《贞观政要》的评价最具有代表性：
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
太宗生前因为政绩不如尧舜而心焦，死后，终于有了这样的评价。太宗在天之灵，应该满意了吧。
贞观时期，成为唐朝的一个榜样，凡是有太平景象，无不用“贞观”表述。比如到了开元的时候，唐玄宗重振唐朝，提法是“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唐宪宗读史书，看到贞观、开元的故事就爱不释手。宣宗的时候，喜欢阅读《贞观政要》，评论当时就说有贞观之风。
贞观精神、贞观故事，更在诗人的笔下广泛流传。杜甫诗句有“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白居易、李贺都写过歌颂贞观之治的诗歌。所以《旧唐书》总结说，到了五代的时候，“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后代君主，喜欢阅读《贞观政要》，都是想以唐太宗为榜样。《贞观政要》一书流传到日本等国，日本的清和天皇也给自己起了一个贞观年号（859－877）。宋神宗锐意改革，而当时王安石的改革名气很大。宋神宗终于见到了王安石，第一句话就说：你来做魏徵，我来做唐太宗。
魏徵家的房子也是又小又破，太宗几次要给他修，都被魏徵拒绝。直到魏徵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太宗不再听魏徵的意见，停止了正在修建的一个小殿，用那些材料迅速为魏徵修建了一个正堂。太宗为魏徵修建的这个正堂，在开元的时候依然存在，但是家人不小心把这个正堂烧掉了。子孙围着灰烬痛哭三天。当时朝中的大臣们也纷纷前往凭吊。大家怀念的不仅仅是贞观文物，更是贞观的精神。
贞观君臣的关系，任何时代，都会让人感动的。从此以后，贞观之治，成为后代看得清晰的历史榜样。
后代中国人，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顾贞观，特别是对照自身的状况，每每感到对贞观的需要。贞观时代不仅是中华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也是中华民族心中的一块圣地、一方净土。当我们的感情需要抚慰时，我们会想到贞观。当我们需要鼓舞勇气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贞观。
我以为，有三点，贞观让后人永久地怀念。当然，我必须说明，这是有主观情感因素的，是允许存在偏差的。
一是君臣如亲人。我们后来的历史，有过很多权力等同野蛮的事实。元明清时代，理性行政几乎是每况愈下，君臣关系混乱至极，权力斗争没完没了。像明朝打大臣，一板子下去打死多少人？贞观的时候，皇帝对待大臣彬彬有礼，大臣对皇帝对朝廷尽心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念贞观。贞观时代皇帝不是这样对待臣下的。贞观时代，权力不是这样野蛮的。
二是社会和谐。后来，我们看到过很多政府，对待自己的百姓如同对待敌人，凶狠残暴，如狼似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念贞观，贞观时代，政府不是这样对待百姓的，贞观时代的百姓不是这样不幸的。
三是国际地位崇高。天可汗，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每当我们又一次遭受侵略者欺凌的时候，每当国家再度割地赔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贞观。天可汗在的话，我们不会这样受气，天可汗在的话，我们不会这样低三下四。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不期而遇。一个时代因一个人而登上历史的巅峰，一个人因一个时代而名垂千古。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共生共荣，共创中国历史的一个神话。千年之后再回望，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可惜的是，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记录中，贞观这样的时代，实在太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什么时候，我们不用再梦回唐朝，什么时候，我们不用再靠回忆来增强信心呢？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历史的火炬已经传递下来，回望天可汗，不该只有惭愧啊。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化作一句期盼的诗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