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讲唐史
吴宗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贞观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激情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处在南北朝到唐宋社会变迁的历史转折点，旧的社会阶层和集团衰落了，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兴起，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经历了隋末长期动乱的贞观君臣，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理想追求和思想风貎。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历史上真正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到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唐太宗贞观时期了。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君人者以天下为公。”他并且明确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魏徵和王珪也强调国家和皇帝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些都突出了“民为贵”这个主题。以民为本，关心民生，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动的事实，而这在其他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唐太宗贞观时期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魅力。这个时期尽管经济还不发达，但是，由于处在王朝初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奋发向上的，心情是乐观开朗的，如同少年儿童，具有一种美好的天真和单纯。
贞观时期，即使在开元天宝盛世，也被看成是超越尧、舜、禹、汤、文、武，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对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唐太宗和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人在贞观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对这个时代的关注甚至向往。这也是人们怀着极大的期望去观看相关题材的电视剧和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电视剧和历史小说可以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但由于体裁的限制，不可能充分展开。因此，人们还是希望通过历史著作比较深入地了解贞观之治。
说到历史著作，人们往往将其与教科书、史学专著联系起来。其实这些只是历史著作的两种体裁和形式而已。历史著作的体裁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把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表现方式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所谓的文史不分家就有这个意思。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细致的分析研究，通过具体生动的叙述来展现历史,同时紧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资治”的写作目的,让读者通过历史受到启迪。因此，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千古传颂的史学经典，雅俗共赏的历史著作。用生动的故事说明深刻的道理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只是真正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往往是有了比较深刻的内容和学术性，就不能通俗易懂。通俗了又变成了单纯的讲历史故事。因为二者不可兼得，为了争取观众和读者，很多作品只好舍学术而取通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就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但其中除了少数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如今已经难寻踪迹了。这主要是低估了广大读者对历史著作的要求。仅仅是历史故事，那只是孩子们的要求。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除了想从历史故事中了解历史事实，还希望能够了解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并从中得到启发。这是摆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电视节目，特别是一些知识型的栏目，也面临着这样的抉择。
孟宪实长期以来埋头隋唐史研究，有许多优秀的成果问世，受到学界的好评。前不久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先后开讲《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把隋唐史学界和他本人的研究成果用生动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不仅有人所共知的历史故事，而且有他个人的学术思考。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一些见解也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一种重要的尝试，也是一次可贵的探索。用通俗的文字传达学术的研究，他的这种努力一定会受到肯定和欢迎的。
本书是孟宪实“百家讲坛”讲稿的结集，相信可以满足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这一段光辉历史的需要。这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扬，也圆了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梦：把历史的智慧送到大家手中，让大家也能享受历史。
2007年4月10日
公元626年，是唐朝第一位皇帝唐高祖李渊统治的第九年。这一年的六月四日，朝廷爆发了军事政变。秦王李世民设伏于玄武门，杀死了亲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随后控制首都长安，控制了李渊和他的朝廷。两个月以后，李世民代替李渊成为唐朝的皇帝。他就是历史上的明君唐太宗。从此，一个围绕唐太宗的中央政府带领唐朝走向繁荣。因为李世民的年号叫做“贞观”，所以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君臣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政治奇迹，以后的中国历朝历代，常把贞观之治作为帝王学习的典范。在帝国体制下，唐太宗创造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始终难以逾越。但是，贞观之治的前夜，竟然就是血腥的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绚丽的朝霞，是穿过玄武门之变的淋淋鲜血才普照大地的。
资源的有限性，是人类内部争夺的根源。所有资源集中的领域，无不引发斗争的旋涡。二桃杀三士，特别凸显人类在利益面前的矮小。帝制时代，人类斗争的最集中的领域当然就是政治，因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是一切利益的集中体现。
在最高的权力面前，一切道德的底线都会面临挑战。兄弟手足，父子情深，一切道德的森严壁垒都会显得脆弱而低下。
权力形同祸水。
但是，权力和权力斗争并不能因此被打入丑恶的深渊。这如同战争，任何战争都携带毁灭，但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丑恶的。烈火可以毁灭一切，但是凤凰却可以在烈火中诞生。政治斗争受人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它的戏剧性，是非善恶亦在其中。
这是历史的缺憾还是历史的辩证法？
贞观年号一共使用了二十三年，即公元627年到649年。贞观之治是一种历史评价，用来肯定贞观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这类肯定已有先例，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但是，如果在中国古代挑选最典型的统治良好的时期，则只有贞观时期。虽然贞观时期的中国，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在中国古代存有记录的漫漫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贞观时代是唯一的。
贞观时代，创造了君主时代最文明的政治环境，最融洽的君臣关系。唐太宗是历代皇帝中最圣明的君主，心胸开阔，大度能容，理性知性，聪明智慧。魏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贤臣，有胆有识，尽忠尽职，耻君不如尧舜，强调以民为本。
贞观时代，创造了君主时代最和谐的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从此成为理想社会的写照。
贞观时代，中国具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从唐太宗开始，唐代皇帝被周边民族推为“天可汗”。
贞观时代，制度建设卓有成效，法制观念突出，不仅奠定了唐朝三百年的制度基业，也为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树立了楷模。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中国忽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唐朝以后，这成了历代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还是愿意从人的角度切入，展开我们的观察。很多朝代，最高当局的内部杀戮，往往引发更大更残酷的政治斗争，兵连祸结，此伏彼起。但是，玄武门之变的明天，却是贞观之治的辉煌灿烂。
让我们从核心人物李世民开始，了解玄武门之变的深远背景。
让我们从这场血腥的政治斗争中把握贞观之治的历史缘由，看贞观之治这只美丽的凤凰，是怎样从烈火中涅槃的。
这里呈献给大家的这部小书，原是我在“百家讲坛”所作的《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讲座的讲稿，经过了再整理再加工，最后成为如此这般的一个模样。讲稿本来是备课的材料，写明要讲的线索、要介绍的资料等。讲座的时候，会有临时发挥，会超出原来的准备。所以，这里的内容与讲座的录音稿不是完全吻合的。毕竟以讲座稿为基础，文字比较口语化，行文也不按学术习惯。对我，这还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是否符合读者口味，心中不免忐忑。
电视讲座与大学课堂上的讲课有很多不同之处。在电视上讲座，不能指定参考书，不能让观众预习和复习，所有内容都要一字不少地讲出来。同时，不能提供太多的学术信息，否则就会影响叙述的主线，让观众失去兴趣。适应这样的讲座，需要经过一番磨砺。感谢“百家讲坛”的编辑们。他们其实是一个“教练组”——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主教练”是张长虹。他们很耐心，很专业，很辛苦，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是电视传媒的专家，对电视观众的需求、兴趣等也很有研究，所以能在你讲话的习惯中发现哪些是观众欣赏的，哪些是观众不喜欢的。他们不仅要改正你讲话习惯中的不适合部分，还要时常给予鼓励。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能够在讲座内容上提供很专业的建议。称他们为“教练”，算是我的“发明”吧。想起他们的默默贡献，作为一个参与讲座的“运动员”，内心充满感激。
因为不能适应电视讲座，我曾经当过“逃兵”。是一些领导和师长的热情支持，让我坚持了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先生特别肯定“百家讲坛”的这种推广国学的方式，冯先生认为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是学者的社会责任。还有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师长，特意找我谈话，甚为赞赏“百家讲坛”这种讲座方式及其效果。他说国学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的衰落，是因为群众远离了国学。振兴国学不仅要研究国学，更要普及国学。“百家讲坛”用电视普及国学知识，把它广推到亿万群众中间去，必将在国学的振兴中书写浓重的一笔。我的导师吴宗国先生给我的支持更加全面，不仅提示我电视讲座的意义，而且还从讲课内容上给予指导。我跟吴先生的电话，经常有几个小时不断的记录。其实，本书的一些说法就是来自吴先生的。吴先生还为本书写了序言。同在一个课题组进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的北京大学荣新江先生，还主动分担了我的工作，以便让我更好地完成讲座。国学院的领导孙家洲、王宏伟先生，为支持我的讲座，经常提供具体方便。讲座暂时告一段落，看看书稿，也有一点成就感。诸位师长同事的鼓励与帮助，必将铭刻在心。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升平之世”。察今必鉴往，研究和了解这些历史，从中可以得到启示和借鉴。编写《贞观之治》电视连续剧，意犹未尽，所以愿意再来讲一讲。以往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在治世理政的政治史方面下过工夫，通过这次讲座，感到对唐初的政治史的了解确实有了长进。除了讲座技巧的学习，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刘瑞琳女士、杨晓燕师妹，更是操心多多。责任编辑为书稿的完成做了大量工作。无以为报，献上由衷的谢忱吧。
2007年4月7日于北京老营房路
时间：2007年5月15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何林夏：
各位下午好，我们今天的发布会现在开始。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是《孟宪实讲唐史》新书发布会，主题是“专家讲史与电视传播”，这是我们这个发布会与一般发布会不同的地方。自从有了历史学以后，历史学便是象牙塔的学术，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更多的百姓有了解历史的要求，多懂一点历史可能对社会建设、文明进步的意义非常大。过去说学历史的人，都有比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以我们当下让更多的人懂得历史、了解历史、知道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做了这样一个工作，我想是天大的好事，让专家学者从口中笔下的历史走入了千家万户，但是实际做起来并不像我们坐想得那么简单，并非专家讲的历史大家都愿意听，因此把专家讲史和如何利用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这种强势媒体，我想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或者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也许大家的心得会给当下的大众，或者未来的大众带来一点启发。
首先请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制片人万卫先生为我们先说几句。
万卫：孟宪实讲史开辟了新的讲述方式
今天是《百家讲坛》盼望已久的日子，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现在我们栏目和主讲人共同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专家讲史和电视传播的问题，其实就是学术如何通过传播实现大众普及，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我们主要听专家学者的意见，倾听高见，主要是学习，这是其一。
其二，关于我们《百家讲坛》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我觉得这是第一家大学的出版社和我们《百家讲坛》的合作，因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在业界的口碑非常好，读书人都非常喜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书，包括陈丹青老师也是，我们与广西师大出版社达到一个品位、品质上的共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障碍的进行了合作，另外，和孟老师三方很顺利地达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成果。
其三，关于孟宪实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唐史，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一共讲了两个系列，一个是《玄武门之变》，一个是《贞观之治》。孟宪实老师治学非常严谨，讲解幽默，是很有大众人缘的主讲老师，讲座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受大众的喜欢。从目前播出到现在的反馈来看，大家对贞观之治这个系列的爱好程度非常高，具体的收视率，由于是滞后一周，所以这个礼拜四我们才能知道收视率情况，在这里我们还不能给大家公布，但是我觉得孟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史开辟了一个新的讲述方式，打破了过去单线索的讲述，他是按照问题来讲，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目前社会发展到现在百姓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很有现实意义，而且这个现实意义不是直接面对现实来讲，而是通过讲当时唐朝那段历史，让观众看到今天社会当中的问题，非常吸引人。我们准备继续推出孟老师的讲座，下面我们还在录制关于唐代的历史。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期待孟宪实老师的讲座。
谢谢。
何林夏：
贞观之治虽然是很辉煌，但是因为它更多是政治史层面的东西，跟《百家讲坛》过去那些故事性很强、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在孟老师的演说下为更多的老百姓所接受、感兴趣，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有机会和孟宪实老师面对面交流，我们更需要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孟先生。下面请孟先生发言。
孟宪实：历史属于全民所有
在北大这个环境里，我的一些老师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在我感觉有点像论文答辩，也是这个环境，也是这些老师，让我来讲两句，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离开学校以后继续研究、继续学习，回到母校答辩的日子还长，看来以后要经常这样做。
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到了《百家讲坛》去讲唐史，现在讲了两个系列，对我来讲这也是很新鲜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20多年以来研究唐史，学习历史，其实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学界或者在我们历史系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很多人或者不说，或者不明白地说，就是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学术界轻易不说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过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的历史学走入一种畸形，表现出很不好的倾向，因此现在不怎么说了。第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历史学转化成现在的生产力、变成经济效益这一点很困难，所以历史学的老师也不便于直截了当跟同学讲历史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只要有历史学，它的意义追问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学科对现实生活没有意义，那它应该被抹去，不应该存在。
历史学在中国是很发达的学科，而且有很多专业从业人员，有很多专家，它的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大概有几个方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是什么，历史的真实是什么。第二，我们怎么样认识真实的历史。第三，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观。其实历史既然是本民族、本社会经历的故事，如果历史是一种知识，历史是一种经验，历史是一种珍贵记忆的话，它就不归研究者所独有，我觉得历史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历史是属于全民所有，它是一种宝藏，是一个矿藏，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开矿，但是把这个矿开出来了并不是自己享用，因为所有权属于全社会，它应该传播出去。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有几个传播渠道，除了在专业的课堂上讲授，在专业的杂志上发表，或者发表专门的著作，这都是历史研究成果的一种社会化的表达。但是在当今的情况下，这种传播的方式相对而言还是很传统的，所以我们就遇到了现在的问题，现在网上传播历史研究的知识或者成果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自己当自己的编辑就可以发布成果。另外就是向大众的介绍，我有幸跟吴先生学习，吴先生一再强调一点，历史知识必须让大众拥有，那个知识才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们也比较注意这个问题。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知识、传播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传播比较正确的历史观，我觉得就是历史学家或者专业从业人员的一个社会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至于用什么样的媒体，用电视还是用广播，还是用什么媒体，其实媒体只不过是手段，最主要的还是要传播内容的准确。
为了使得内容更准确，知识更准确，方法更可取，观念更正确，从我做了《贞观之治》这个电视剧，还有这次《百家讲坛》的演讲，我感觉到两点。一个是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在社会上是有需要的，它可以部分地转化成某种生产力。有一些栏目，比如像天涯有一个“煮酒论史”，一个唐史爱好者有一个网站叫“沉醉唐风”，他们都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他们的专业性和认真精神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这更证明了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有价值的。要把这种传播坚持下去，不仅要选择更好更有责任的媒体，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以后还会做类似的工作，但是有一些基本观念还是要保持的。不管最后做成什么样，讲了多少历史，专业的信念不能改，我们还是以专家的身份在讲史，应该有历史学家应有的本分。第二，即使讲史占用很多时间，也应该不能脱离历史研究本身。第三，这种讲座和这类活动应该有自身的专业发展。
谢谢大家！
吴宗国：
学者的责任：用生动而通俗的方式把历史介绍给群众
刚才孟先生说有答辩的味道，我觉得他是为这次答辩交了一份很好的答卷。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播讲以后，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人反映都很好。
孟宪实是一个做学问非常执著的人，他放下了副教授不做，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然后孜孜不倦地一直埋头学习，很不容易。我觉得还有一条，他的夫人在这方面也是起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很不容易。他能够走到今天，在学术上，在为大众的传播上达到这样的成绩，是付出了很大的艰辛。现在大家看到他的头衔，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这个头衔本来十年前在新疆大学就可以得到，他放弃了这些名利，他的追求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很明白。
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我在序中差不多都讲了，我想再补充几点。第一点，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而历史正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我们要深刻了解传统文化，不懂历史是不可以的。我们今天的史学、现代史学就是说能够搞清楚我们祖先怎么样从远古走到今天，在这里面有什么创造、有什么艰辛、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有什么东西在今天对我们有启发，可以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第二点，重视历史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历朝历代都有人对本朝和前朝的历史进行编撰。特别是隋唐以后，每一个新建立的王朝在开国以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编撰前代的历史，所以中国是历史上唯一的历史记载不断的国度。第三点，重视历史教育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比如《三字经》中都有丰富的历史记载，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等都是读书人必读的。这些史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雅俗共赏，既有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又有通俗而生动的语言，即使是现在的高中生只要破除思想障碍也是能够慢慢了解的，我们做过实验，问题就是这个高中生思想障碍很严重，他觉得看不懂，其实你硬着头皮看一遍两遍三遍是可以看得懂，至少可以了解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第四点，热爱历史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故事，但是有很多专家进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这样一部历史故事它实际上是植根于历代人们喜爱历史这样一片沃土之上。大家都很喜爱历史，从小孩到年轻人一直到老人，没有不喜欢历史的，但是喜欢和喜欢也不一样。少年儿童喜欢历史是喜欢历史故事，这是少年儿童的天性。成年人喜欢历史是一种追求，他们不是单纯地要听历史故事，而是希望了解更多的历史以及掩藏在历史事实背后的真相，希望了解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说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的需求，仅仅是具体、生动和通俗是不够的。
我觉得历史必须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史识，培养正确的历史观，具有历史的观点、历史的眼光，掌握历史的方法，学会从历史中吸取知识、吸取经验教训，并且用历史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满足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目前群众接触历史最多的恐怕还是一些文艺作品，电视剧、历史小说之类的东西，电视剧和历史小说是形象地反映历史，但是由于题材限制不可能充分展开，而且由于是文艺作品，其中势必贯穿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而其中有些看法可能距历史的实际差距很远，为了剧情的需要还会编造一些离奇的情节，甚至把人物和时间加以颠倒，或者是加以合并。我觉得这些都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不必说这个历史剧有多少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个历史剧有多少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通过这些文艺作品是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时代，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人们希望通过具有权威性的历史讲座、历史著作来了解一个时代和人物。
用生动而通俗的方式把历史介绍给群众是多年来历史研究学者的一个心愿，至少是我和我接触到的一些学者的心愿，而且也写出了一批意在通俗的作品，但是都没有广泛流传，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正如冯友兰先生所写的“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为了向广大群众传播历史知识，如果对史料不精熟恐怕也是不行的。而你有没有见解，能不能具体到历史作品当中，能不能把历史背后的东西、更深层次的东西展示给观众，我想这是更重要的。看来这是历史研究者都必须具备的，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学术有专精，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专门的领域，他不可能博古通今，什么都知道。而且80年代以后学术界为了弥补六七十年代丧失的时间，在很多领域下工夫去补课，所以说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发展，真正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有些著作本身可能停留在讲故事上，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能够引人入胜的东西。另外一个原因，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还是写得比较好，但是由于宣传不利、发行无门，特别是没有和现代传播相结合，所以说影响不大。宣传不利、发行无门，这跟我们出版部门有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而以前有些出版社把书出版以后往仓库一放，过若干年处理掉，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学院路那边以前有一个书店，专门卖这种处理书的。在这点上《百家讲坛》确实做了一件好事，让学者有一个展示学问、把研究的成果奉献给读者的机会。
回到孟宪实讲唐史，我觉得作为一个专家学者讲唐史，孟先生确实讲出了他的特色，他确确实实是建立在对唐史有一个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以他在讲授的时候不是停留在一个一个简单故事的叙述上，而是能够旁征博引，有些问题能够跟制度相联系，有些问题跟其他的背景材料相联系。比如他讲魏正进见，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如果没有对唐代制度有深刻了解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他对唐代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而这种分析如果没有对唐代各方面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进行的。所以说孟宪实在讲唐史的过程中，不仅仅运用了他的唐史知识，把他所讲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而且还有很多的创造、很多的创新，有很多观点过去是没有人提出来的。所以说他在讲课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把讲课和研究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
最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广西师大出版社这样一个讲坛和出版相结合的模式，对于我们今后历史的普及，把历史还给人民大众，让人民群众也能够欣赏历史、运用历史，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刘苏里：与历史和解
“与历史和解”，谁与历史和解呢？当然是活在当下的所有人，为什么和解呢？我们与历史紧张得太久了，很长时间历史被我们曲解、篡改、隐瞒，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应当重视。历史虽不能还原，但受众渴望真相，这是历史写作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也是历史走出学府讲坛、研究大院，走向报纸、杂志、电视的大背景。此外，民族国家建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一个由不同族群构成的庞大国家认识基础出了问题，爱国从何谈起？走向共和从何谈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何谈起？今天的专家讲史正是在以往大背景下兴起的，借助电视传播走向千家万户。主讲人、受众、传媒本身，今天讨论的主题有了其中的两个，在座的主要是主讲人和传媒机构，包括大量的纸媒。
主讲人端什么菜非常重要，你是讲故事还是讲历史？你是娱乐受众还是启发受众？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受众是需要启发的，不是说受众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你是只讲史事，还是史实并重？据我观察，历史写作，包括专家讲史，整体上的欠缺是横向纵向都不够，就事论事，娱乐受众，史观陈旧或根本没有史观。即使就事论事，给出的真相也不是没有可疑之处，比较起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孟宪实讲唐史如果不是例外的话，比起其他很多好很多，这本书我花了一天的时间读完，但是比起吴思、李超先生的作品，还需要打磨。
吴宗国先生是研究中国史的，我读过吴先生的书，读者的评价不低，我本人也很喜欢。孟先生讲唐史的史事、史实部分可信，各史家有争议的部分他并不妄下结论，说自己观点的时候很谨慎，但该书史观的部分躲躲闪闪，我以为与传媒有关。传媒是把利刃，用它来切割什么？要说娱乐受众，这十几年的戏说一点都不少，大多是借电视传媒风行的。原本电视传媒有自己的榜样，70年代的《对话哲学大师节目》，每周星期六的《凤凰大讲堂》，我想说的是《百家讲坛》作为现在影响大的节目要有担当意识，要有对受众、对历史负责的意识，而我猜想孟先生的讲唐史本可能更上一层楼，与《百家讲坛》有关，史观部分躲躲闪闪。我看过《百家讲坛》几个人的演讲真是“演讲”，你让专家讲可以，你怎么让他表演呢？怕是所讲受制于所演。如果我说错了，请大家不客气地批评。
最后我们看受众，我们的受众实际上很可怜，基本上是你给什么看什么，没有选择余地。当历史真相太长时间被掩没情况下，受众不仅早已失去分辨真假的能力，甚至被剥夺了了解真相的能力。《百家讲坛》可以长期办下去，但如果媒体、专家真心实意地讲历史，受众会抛弃你，自觉不自觉把自己当工具糊弄受众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受众缺少一台讲解历史的娱乐节目吗？我们已经看到的专家讲史节目真是那么寓教于乐吗？或还可再问，受众现下的鼓掌在何种意义上代表节目的成功？
最后，我向孟宪实先生道谢，他的书《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简洁而可信。也谢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给我这样一个说话的机会。还要感谢《百家讲坛》，谢谢你们的大度和宽容。
谢谢大家！
何林夏：
虽然是大众媒体，但是不可能任何一个媒体都能畅所欲言，因为历史这个东西不可能完全还原，对历史的宣传需要各种各样的媒体。
张国刚：挂名顾问，有苦难言
看《百家讲坛》，听真实的历史
非常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举办这么一个活动，也感谢《百家讲坛》给我们搞唐史的人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刚才孟宪实讲历史的作用，之所以《百家讲坛》得以成功，就是因为历史。人们对知识有一种求真的需求，大家看多了电视剧、电影，他会想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历史是没有用的。哲学是抽象的思辨，历史是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思想融入真实的故事中，这也是《百家讲坛》讲史能够吸引人的一点。为什么大家不看电视剧、不看电影呢？前不久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看了一个电视剧以后问我是真的吗？尽管他被这个电视剧吸引，他希望这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他会认为太没意思了，原来都是假的。如果没有戏说相辅相成，也就没有正说。讲史一定要是专家，专家给读者受众一个信任感。易中天讲《三国》，真真假假大家都不知道，本来就是一个创作，你搞了半天好像是真的一样。讲史一定要是专家。演讲需要好的口才，孙立群在《百家讲坛》讲《秦始皇》，他在学校里不一定是课业上最冒尖的老师，但是他历来讲课的口齿清楚，而且能够讲得很好，所以口才也是非常重要的。电视媒体有自己的一套程式，和在大学讲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做好了，专家讲史可能会更好。西方的《历史之谜》，它不是讲课形式的，运用了很多电视的手段，很受欢迎。
历史知识有三个形态，资料形态、学术形态、知识形态。资料形态就是文献，我们这些人的工作是把资料形式转化成学术形态，让它成为一个原创的研究成果。从学术形态到知识形态，这个过去我们没有做，其实我觉得应该有分工，应该好好加强这一块，就是如何从学术形态向知识形态转化。历史知识是潜移默化的，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一个教师，或者一个人，他获得历史知识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变成一种创造力，能够起到非常直接的影响力。历史知识向大众传播非常重要，让专家演讲可以减少谬误，使受众感到一种权威性，所以我希望《百家讲坛》能够再接再厉。
前段时间热播两个电视剧，其一为《贞观之治》，是孟宪实老师编剧的；其二是《贞观长歌》，大部分人以为《贞观长歌》不符合历史事实，我被稀里糊涂挂名为顾问，其实是有苦难言。吴先生、李斌成等唐史学者都被挂了名，其实，我们并不十分了解这个剧本。真正的顾问，是剧组在拍摄之前应该把剧本让我们过目，把不符合历史的部分提出，并加以订正。但是因为电视剧是创作，你不能要求它是真实的，不让它创作是不行的。但是电视剧也不能胡乱虚构，比如，《贞观长歌》中的安康公主就是完全虚构的一个人物，这有点离谱。电视只是一种表现手段，历史搭台、文学唱戏。但是《百家讲坛》不一样，你讲得再感人，但是如果说是假的，大家的感觉一下就没有了。现在大家闲暇时间没有太多的娱乐，他看电视剧全都是编的，所以他就愿意看《百家讲坛》这种讲真实的历史，而且是专家演讲，之后再推出一部分书，像孟宪实先生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历史的东西如何能够引起人们思想的启迪，我想这也是《百家讲坛》以后需要加强的。
郑炳林：给观众一个真实的历史
我和孟宪实是老朋友，交往很多。吴宗国先生的课我也听过。
我看了几期《百家讲坛》，总的感觉孟先生的演讲还是比较成功的。《百家讲坛》与正在播出的历史电视剧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还原一个历史的真实。《大敦煌》我只看了一集就不再愿意看了，都是编的，历史剧编撰的东西也太多。《百家讲坛》是给观众一个真实的历史，完全真实地讲述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
更多的历史专家有借助大众传媒传播历史的责任，让大家有辨别历史真实的能力，《百家讲坛》在这方面可以说超前一步。在这里，我对《百家讲坛》表示祝贺，也对广西师大出版社表示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李孝聪：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怎么生活？
《百家讲坛》孟宪实的讲座与我偶尔看到的易中天的讲座不一样，他确实是一个专家，是一个专家在讲史。我听了前面几位的发言以后才大概认识到今天让我们来说什么。我谈几点感觉。
第一，媒体和专家的结合不容易。我在北京大学讲课，下面百多号学生听，我讲的学生们听过，底下开始议论，那我面子挂不住，我必须讲他感兴趣的。但是在媒体上讲不一样，我最怕看的就是《春节联欢晚会》，没到鼓掌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百家讲坛》作为一个媒体和专家结合，我觉得你们很难，我很佩服你们，也佩服广西师大出版社。为什么我说媒体难？媒体脑袋上悬着一个尚方宝剑。老师讲课讲错了，不至于把我从岗位拉下来，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的选题首先得上面同意，你找的专家要让观众觉得你很权威，而且他讲的要让大家能听进去。孟先生这次讲的真是不错。媒体还有一个定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太长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企盼和对于历史的真实性要求比较高。中国人和英国人不一样，吴芳思写过《马可波罗》，他提出马可波罗是不是真到中国来过？因为触动了一些史学家和民族心理很重的人，接下来又出了《光明之城》，2002年又说郑和第一个完成环球航海，为什么都是英国人提出的？英国人他们接受这样一种形式，可能就像中国的戏说一样，他不觉得怎么样？再一个，他们跟历史太远，中国人讲中国史太近了，所以首先专家有一个责任，要讲真的。《百家讲坛》和拍电视剧是不一样的，很难。观众只要觉得不好马上就把频道换了，很重要的，你们要把观众吸引住。《百家讲坛》的手法可不可以稍微有点改变？我很佩服一个大师朱国坤，九年前跟中央电视台有过一个合作《中华民族之光》，朱国坤老师和陈来讲《易经》，两个人不是一代的，都是专家，别人可能觉得这个形式不好，但是我觉得特好，因为他谈的是真的，不是戏说。《百家讲坛》如果定位在专家讲史，要和戏说的节目分开，你不能上面一个讲台下面是听众，因为这种节目其他电视台都有，江西、上海都有。《百家讲坛》找什么人来谈，怎么谈，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一讲专家讲史就讲真实性，现在大家都知道历史，无论是玄武门之变还是贞观之治，大家都非常关注。孟宪实老师讲得很好，对历史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专家。但是如果在选题和主题上还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事，我不知道能延续多长？其实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我们面对学生的时候，学生有时候会问我，李老师，以前唐代人是怎么生活的？宋代人怎么生活的？现在西方开始讲精英、讲家族的问题，我们的专家也开始讲这个。真正中国历史上老百姓怎么生活？这些事情没有人讲，因为大部分的史书不谈这些。下一步，出版社和媒体在关于讲史方面，是不是能够有意识在这方面开拓一些题目？看看哪位专家能讲？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另外，只要天气转冷，游牧民族一定南下，必定会有冲突。不见得是这样。你还是这么讲，尽管你讲得很吸引人，但是你跳不出一个框子。我们从选题上也要考虑，考虑观众的年龄层次等等，当然这样会比较难。我提出的这些仅仅是自己的感受，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观众提出的一点感受。作为策划人来讲，我们不太敢给您出太多招，只能是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自从受到荣老师的批评之后，我一定每天11：30看《百家讲坛》。
荣新江：孟宪实的讲座是我最喜欢喝的红酒
我从来不看电视，只看天气预报，但是我看了孟宪实的讲座。曾经溜过一眼易中天的讲座，没有超过五分钟以上，但是孟宪实的讲座我从头看到尾。我们在一起工作一年多，他很少谈《百家讲坛》。今年我受到《百家讲坛》的极大冲击，躲也躲不开，无论是于丹还是钱文忠，钱文忠是我的小兄弟，非常不错，我到处在听人家说《百家讲坛》。而且于丹你对她再怎么批评，人家绝对是打破了中国出版界的纪录。
我觉得“坛坛都是好酒”这话说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坛坛酒都有滋味”。酒有白酒、红酒、啤酒，有的受众喝了会醉、会晕，啤酒喝太多了也难受。我觉得孟宪实的讲座是我最喜欢喝的红酒，恰到好处，滋味、量都很好。如何能够恰到好处？这是电视媒体、平面媒体要掌握的。中央十台刚开办的时候，很多人找我都找不着，我跟他们打游击，因为我不愿意接受那个。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定位是要让大家都听懂，中学生也能看得懂，最近发现我书架上的《三国志》没了，跑我儿子那屋了，我想他最近可能在看易中天的书有疑问，就把我的《三国志》拿过去了。现在的媒体做《百家讲坛》正好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恰到好处的需求，不能太高，又不能通俗，又要告诉人家他不知道的东西，所以要有一些系统的知识。网上写历史的非常多，但是知识不系统。通过《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可以把知识系统化，另外还要有一些思想的火花，大家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一点，毕竟你是一个专家。
我们经常到外国，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美，专家写通俗的历史书非常多。吴芳思我和她非常熟，她是专家，她所写的叫“非小说”，在英美文体里有一个“非小说”，写的所有的都是历史真实。吴芳思真是一个活雷锋，雷锋出国了。她是1974年北京大学的留学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绝对不会把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弄没了，她本人就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出版界，没有大家写通俗读物。孟宪实这本书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希望能把这样的书继续做下去。
张国刚：
《百家讲坛》的做法其实也对历史研究有非常大的作用，历史研究有时候不注意细节，但是在讲坛上讲了以后，观众听了以后会想很多很细的东西，他会想唐玄宗为什么跟杨玉环吵架，我们专家研究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这样的问题。《百家讲坛》反过来会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更加细，也会推动历史研究深入地发展。
阿忆：
做电视节目：知识分子的批评，是表扬，卖菜的批评，就糟了
刚才我听几位老师说的都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我是教传媒的，唯一的一点历史知识是读研究生的时候读法制史，主要是法制，其次才是史。我想说一件事，三个小判断，四个小建议，主要是从传媒的角度说一下《百家讲坛》。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星期六北大搞了第七届演讲十佳比赛，我是评委之一。其实我们出题的时候三道中两道是跟《百家讲坛》相关，一个是“易中天忽悠”，这样的出题是非常不严谨的，即使是一个轻松的演讲。但是这在北大不大合适，因为带有我们的偏见，这个偏见更多来自于我们中国特殊的情况。甚至抽到这道题的讲演人演讲的时候，对他的鼓掌程度高于其他的演讲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思维定式当中，易中天这样很受受众欢迎的人就一定要跟忽悠联系在一起，即使他说的有错误，但是直接跟忽悠对上号这是相当错误的一种思维。
三个小判断也是跟这个小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中间我发现有些同学在微微摇头，我又延伸了一下。蔡元培、李大钊先生我们认为没有人攻击他们，但是其实当时对他们的攻击一点不亚于今天，其实这是在神圣化的过程中把一些必要的细节删掉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典型，看一下他们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兼职有多少，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当时存在的任何一种媒介向全国推广自己的思想。当时出版社、报刊他们全部没有放过，甚至没有放过当时的电影。我们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们习惯先声明我几乎从来不看电视，今天谈话的内容我也是偶然看的，这种话我们经常听，我觉得很奇怪。传播理论家最开始定了一个调子，说“电视是垃圾”，原来我们在文字上了解信息来龙去脉全都知道，这就是那个时代培养的学生都比现在的孩子显得聪明的原因，但是自从有了有形动态的电视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实际上一些老先生在晚年没有力气写书的时候经常上电视，如果我们想传播一个好的东西，出版社、报刊等传统的媒介还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做跟文化相关的电视产品的时候，我告诉部下一句话“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都不要听”，当场就会受到反击，因为他们会说“你不是知识分子”。我个人认为为什么也很重要呢？比如刚才我们认为电视媒介不是好东西，实际从传播学上讲，电视媒介是所有已存的媒介中从信息源出发传播信号耗损最弱的。比如我们看文字的时候需要调集自己的想象，想象力差一点的人就不会想背后的一些东西，报纸网络复制了一部分，但是我们不敢说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我们看不见图像。所以我觉得电视媒介不应该放弃，在我创办《世纪大讲堂》的时候，后来创办了一个读书节目《非常接触》，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告诉节目的同仁不要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我们自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我们民众化了以后要相信自己做的是符合大众利益的。我们一旦听到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的话，把他看作一种表扬，如果我们听到一个卖菜的批评我们的节目不好，就糟了，因为我们的节目是给他们做的，我们在给卖菜的看的节目中如果说到陈丹青老师，那一定是一个笑话，但是就在这个笑话当中前后中间会包藏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为什么请明星做广告？因为他能带动我们看里面的内容，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各种笑话的方式把陈丹青老师的书夹杂在里面让受众接受呢？这是一个判断，也可能不准，但是我一直坚持下来了。我在《世纪大讲堂》那段时间，从录像的过程中从头笑到尾，我也顾及到它不是一个娱乐节目，又怕大家听了一段时间都睡了，我就一直逗他们。现在录节目是一开始进场就拍观众的鼓掌、笑，然后在中间该插的时候插进去。现在换了几届主持人，前几届还是我提名的，实际从第二个开始已经不顾及传播效果了，只是觉得找了一个好的老师，他讲了一辈子课，但是毕竟还是一种电视化的东西，一定要从课堂上的东西降下来，降到卖菜的都能听懂。
另外一个判断。我在凤凰卫视长达六年的时间，它的历史专题片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我那时候形成一个判断，我不认为全世界的老百姓对历史的东西有某种期盼，我们要想给他们做节目可能会遭遇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不喜欢那种东西。（李孝聪：这儿是京城，京城里面你坐任何一个出租车，他三句话绝不跟你谈股票，准保是哪个人下台了；在上海坐出租车，他三句话准保跟你谈股票。《百家讲坛》一定要调查你的具体受众。）因为这个事儿比较复杂，涉及收视调查的标准。我如果写一个新闻专题片，一定会比历史专题片吸引人。（张国刚：为什么《百家讲坛》这么成功呢？）如果一个频道长期坚守做成一个有知识分子倾向的专业频道，里面的一些栏目又长期忍着台长和总编对他的迫害，他的收视率不会高。（张国刚：知识分子不看《百家讲坛》，很少看，知识分子看的东西收视率肯定上不去。）如果一个外围的知识分子，比如他是学物理的，他会看《百家讲坛》。我爸爸是学物理的，每期《百家讲坛》他都看。还有一些退休的人，仍然关心国家命运的，他以史为鉴，也会看《百家讲坛》。（张国刚：你说老百姓喜欢凶杀、**，你就做这种节目，这就糟糕了，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我在任何一次央视、北京台开会的时候，我都施展自己微小的力量说一件事，老百姓有他想要的，有他应该要的，我们做传媒的不能说老百姓想要的我们就专门给他这种东西。任何一个最差的法制节目收视率都会比文化节目的收视率高，因为这是老百姓想要的，他应该要的、他不知道的，我们有责任去做这部分，所以我坚决反对收视率是唯一的标准。我们有时候标准太高，我觉得要适当降低，但是又不能降得很低。
万卫：
我们《百家讲坛》综合排名是十套第一，有收视率指标，有领导、专家的打分，有时间权重、频道权重，还有经费，各方面的考核。
李孝聪：
80年代我提出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绝不能再要了。雅俗共赏没门，哪儿有什么雅俗共赏？要根据观众的需求。
阿忆：
雅俗共赏：大虾合白菜
我们祖先有一些应对的方法，比如饺子，把馅用皮一包，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如果我们吃白菜，白菜就是白菜，如果我们吃大虾，大虾就是大虾，如果我们把这两种东西包在一起，白菜变得高级了一点，大虾变得低级了一点。
李孝聪：
饺子这种东西是穷人吃的，富人不会吃。我也喜欢吃饺子，但我不会天天吃饺子。
阿忆：
四个建议。应该出版界和电视界针对未来的观众和潜在的读者联手做慎重反击。未来对在《百家讲坛》上演讲的人经费的考虑要明确一些，当他进入名利场以后不容易坚持。再幅度大一些地做电视化的处理。不能流于讲述，要注重内容。当时做《世纪大讲堂》的时候，我们有四分之一的篇幅给自然科学家，他们也不是像我们想的，实际上历史科学也不是老百姓能听懂的，历史能降到一般老百姓听得懂的，生物科学也能够降到，学者一上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想我得对得起这个位置，于是他讲的东西我们就听不懂了。我们一定要让学者们讲的东西老百姓能听懂，别让他们像在课堂上讲课，他要用一般的对话方式让我们能听懂。
我觉得应该让听众能听出兴趣，引起他们的探讨，还能带动产业，让未来的中国人多一点读书的气质。
李肖：
《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只是展示了孟老师才华的一小部分，这些年和孟老师一起做吐鲁番高昌博的研究，将来有机会，应该把这方面的才华更好地给大家展示一下。《百家讲坛》这种方式非常好，老百姓现在有一种历史遗忘症，你跟他谈历史，就是住在高昌城下的人，让他谈谈父辈的情况，什么印象都没有了。（阿忆：去年我们在北京的街头做了一个测试，卢沟桥事变是怎么一场战争？85％的人说不出来。）历史学家如果只是负责把所研究的成果给圈子里的人讲，而不是向整个国民，特别是向底层的国民用一种通俗的形式给大家讲出来，可能会导致一些很严重的后果。我有时候想，如果说解放以后文革以前的国民能有现在的历史知识，破四旧，砸那些东西的时候都是很认真地对待，所以我们更重要的任务还是要让大家以一种比较通俗的方式了解我们的历史。
任士英：
强强联合，强势媒体、强势出版社和真正的专家
我的身份很特殊，他们都是专家级的人物，我属于亲友团。今天大家谈得很高尖、很深刻，我反复端详了几个字“专业讲史与电视传播”，这里面有一个陷阱，真正谈的是《孟宪实讲唐史》新书发布会，我端详“发布会”这三个字之后，作为亲友团成员，我要隆重地向这个事件表示祝贺，首先祝贺孟宪实，辛辛苦苦做的一件事以这样的形式出来，要向他表示祝贺。再要祝贺广西师大出版社，更要祝贺《百家讲坛》，在《百家讲坛》里又多出来一家。真正要祝贺的是中国唐史研究学会，我们的会长、副会长都在此，我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看到以这样的形式出了这样一本书，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大家坐下来谈，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本身做这件事是强强联合，强势媒体、强势出版社和真正的专家，还在北大这样一个精神家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贵台、贵社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都是获得了骄人的成绩，宪实兄能够在这里占到一席之地是非常荣幸的。
现在如果不善于利用媒体传播学说、传播历史，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一个傻子。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字的人不懂得利用媒体，我觉得不太让人理解。这件事情是一个俗事，因为俗，所以接近平民、百姓，以平民的视角讲历史，非常好。更关键的，这本书是一个学者的积淀。这本书我们现在说好，肯定要有人批评，如果没有人批评光赞成肯定是不好，与其让别人批不如我们自己先批一下，我今天没有想好批点啥，等我想好了再说。首先，以专家讲史为出发点，给老百姓传达一些真实的历史观念，首先要真，既然是真就不能胡来，我相信这本书没有胡来。这本书和《百家讲坛》上讲的内容有一些细节上的不一样。出版社做这本书也是非常认真，我在看到最后倒数三页之前没有看到错字，这是我要批评的，为什么做得这么好，让我没的挑。但是目录的题目上还要再琢磨琢磨，比如99页计中计、谋中谋，下面都是四个字，是不是可以改成“计中巧计、谋中良谋”呢？因为著书是一件遗憾的事，一下印15万册，至少这15万册是不能修改的。当然我的意见不一定对，因为我喜欢这部书，喜欢孟宪实，当然也喜欢广西师大出版社，也非常喜欢《百家讲坛》。苏里刚才批评万卫，我觉得万卫就是《百家讲坛》的“唐太宗”，他很会和学者打交道，他的灵活性非常高，因为他要照顾到上下，还要照顾到收视率，我很理解他。《百家讲坛》不是让你们知识分子看，就是让初中生看。你们这些大学教授批评，是抬举我们，不要害怕，能经得起批评才是高水平，所以大家尽可能批、尽可能骂。但是如果说谁骂《百家讲坛》就被认为是炒作自己，这才是我担心的。现在面对批评，特别是学界面对一些不规范的做法无能为力，而媒体面对炒作缺乏政策的引导，特别是强势媒体，特别是完全可以给受众以引导的强势媒体不作为，单纯地强调收视率。口味是引导，一百个鱼香肉丝一百个味道，媒体面临炒作缺乏有力的引导。
现在在专家讲史和电视传媒结合上还需要深层次的理解，这个话题完全有文章可以作。广西师大不是第一家跟《百家讲坛》合作的出版社，我衷心希望借这件事情，把专家讲史和电视传媒之间的结合变得完美起来，这种完美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发行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收视率的问题，是让多少人能够端正对这个联合的态度和认识，让我们那些非亲友团的人也喜欢这样一个联合，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点什么，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带来的。大家来的时候有一个启发，研究中心外面断壁残垣，一进来以后感觉非常幽静富丽，这是一种具象，给我们很多启发。让学者的深刻在《百家讲坛》这个平台上变得有为。要能够发挥在公共领域当中，媒体和出版社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主导作用，让我们能够在非常安详而且正确的方向下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个知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大家在追求正确这就够了，求真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孟宪实讲唐史，广西师大出版社做这本书，把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这个选题是非常成功的，带给很多人，特别是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一种联想。玄武门之变大家联想是一种权谋，贞观之治首先想到一个时代，进而会联想到稳定、发展，把完全不相干的两种色彩搞到一起，这反映出出版者高超的设计。贞观之治在玄武门之变之后，讲到唐太宗的民本思想，讲到老百姓的期盼，这涉及人物评价的问题，带给读者更多的知识。而且因为是专家写的，只说对的，不管贵不贵，内容是对的，25块钱不算贵。
高昌这段历史其实和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很有关，孟宪实是研究高昌（吐鲁番）的专家，这一章恰恰增加了这本书的可信度，阐述历史的瞬间，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孟宪实在高昌方面有丰厚的历史修养，这不是他的缺点，恰恰是他出彩的地方，这是作者很有发言权的领域。伟大的时代自有伟大的精神和智慧，通过这本书我们能看到贞观精神，也能看到现代治学者的智慧。
陈丹青：
遭报应：卷入百家讲坛
我真的没有资格谈史，我连初中的历史课都没有上过，我只能谈关于电视传播，回国以后变成一个电视上的熟脸，最近我被卷进《百家讲坛》。去年五月份我带学生到内蒙，我已经知道电视上有人讲三国，我的研究生天天晚上看，我很好奇也跟着看，就看了易中天讲的。因为我没有上学，所以任何人讲都会觉得很有水平，立刻被吸引。七八月份的时候，《南方周末人物周刊》要采访我，问我对易中天上电视怎么看？我大约的意思是说，孔夫子也好，蔡元培、鲁迅先生也好，到今天绝对会上电视。我为什么回国以后立刻上电视呢？我觉得媒体就是空气，大家在媒体中几代人生活过来了。
自从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大规模、全民族失去历史的一个国家，因为我居然在美国的电视上看到世界史，看到了中国史，看到了先秦史，看到了汉唐，一直到改革开放史，他们的电视做到这一步。我女儿在美国上学，我非常惊讶，她到了初中，学校里就教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上古史、中古史，我女儿莫名其妙也喜欢这个，上大学也常到历史系听课。我回国以后是有话要说的。去年年底我的报应就来了，媒体问我对学者上电视怎么看？我说学者上电视没什么好谈的，太正常一件事。第二天重庆晚报上就登“陈丹青：易中天上电视是*事”。今年关于于丹的事，因为我没有看到于丹讲论语的书，我自己也读不懂《论语》，记者又问我对学者上电视怎么看？后来我在采访中说于丹给我的印象是能说会道，其实这样的人在国外非常多，当然她肯定研究过《论语》，虽然很多学者教授批评她对《论语》讲得不对。我自己感觉她像共青团能说会道的宣传员，有非常强的央视腔，央视对我来说任何节目都有腔。易中天有央视腔，于丹有央视腔，所有上中央电视台的人都有央视腔，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报应就来了，我前不久去重庆签售新书，记者采访，问我对十博士攻击于丹的看法，我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结果第二天，重庆晨报报道《陈丹青：于丹是被训练出来的》。后来媒体采访于丹的时候又说，陈丹青说是你是被训练出来的。后来媒体又问易中天，易中天大怒，我怎么能跟于丹一个样。我遭报应了，又被卷入《百家讲坛》。
讲讲我对《百家讲坛》的看法。我关心的不是讲的历史是不是真的，我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五四是一次反传统的运动，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尤其是1949年以后，再加上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国到了2006年、2007年，开始用媒体，用电视的方式又开始讲孔子、讲曹操、讲贞观之治、讲清代12个皇帝，我关心的是这些事情。对中国的事情我只有一个愿望，让它发生，不要太快的界定它对还是错，事情刚刚发生，中央台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现在只做了一小点，大家就揪住当中的一个人、一段事批评它对错，我觉得这不对，重要的是让它发生。我在乎的是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做了，像孟宪实、易中天、于丹将来都会被历史记住了，这帮人开始上电视讲历史了，此后还会一拨一拨的人上来。
解如光：希望学界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
今天来的时候，万卫说原来就要讨论一下《百家讲坛》，后来改成这样的题目。我本来正在办一件很俗的事，突然要来说这么很高雅的事儿，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大家的发言，视野非常非常开阔。其实《百家讲坛》就好像是一件工作，我们在那儿挣钱养家糊口的一件工作，同时也是一个挺大挺大的事儿的开头。对待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应该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是说单纯为了吃饭，确确实实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种努力，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搞传媒的，我们必须还要有许许多多的框框要遵守，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把这件事争取做好。我们的苦衷，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有许许多多大家不太满意的，想必大家都可以原谅。这样一件事任何人做起来都会有压力，但是事情开了头。在今天史学专家、传播专家、文化专家面前，我想说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宽松的环境，好好支持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能把这件事支持下去。这句话不是作为《百家讲坛》策划人说的，而是作为我个人说的，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至于说到专家讲史和传媒的关系，《百家讲坛》自从改版以来，我们把史学当成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史学毕竟是我们文化当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史学的情结是非常重的。我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方针，偏重文史，注重经典，这是《百家讲坛》所有工作的基础。我们给自己设了一个套，让专家为大众服务，这件事非常复杂，而且还要请真正的专家、大牌的专家，让他们去做他们不太愿意做、而且他们觉得做起来很困难的一件事。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不近情理、非常不好办的事儿呢？很显然，我们要讲历史，要讲真正的历史，要讲那些真的历史，这些非得是大专家不可。但是我们要让大专家去写小文章，让大专家去教中学生，很为难。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拿你们去碰撞、牺牲，说不好听的，到《百家讲坛》演讲的很多专家在此做出了许许多多的牺牲。我们说到《百家讲坛》的专家有一个很痛苦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大专家来做小事。既然是小何必一定要让大专家做呢？一定要保证这件事情的严肃性，他们讲的是真的，我们不能贻误百姓、我们贻误后人。但是对专家们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都上了一条贼船，不仅他们痛苦，其实我们也痛苦。现在实践证明，我们这条路走得还算可以，总算开了头，开得好不好，让后人评说。我们也不想说我们做得很好，尽管我们这一年得了很多很多奖，有一个新周刊一下给了我们三个奖，但是这都不代表什么。更重要的是丹青先生刚才讲的，我们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开了头，尽管这个头开得很困难，但是我们还会做下去。
我今天来是祝贺孟先生的书出版。孟先生是我们专家当中较为严谨的一个。我们说专家写小文章，可能专家对这件事的理解有很大很大差异，易中天是这样理解的，王立群是这样理解的，孟宪实是这样理解的，其实这里面的空间非常之大，我们只是给人家划了一条道，怎么走还要靠专家自己走。我们就说这儿有一条路，你走吧，他们就走了，甘苦自知，大概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条路不是好走的。刚才阿忆说小心名利，我们心里知道已经有人在我们这儿做了这种打算，而且所采用的方式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杜绝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让那些真正有才气、有成就的专家走上《百家讲坛》，我们一定要坚持用这些专家向我们的老百姓讲历史、讲文化。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更希望你们能够谅解我们，在中国做这件事确实非常难，人们会从各种不同的方向对《百家讲坛》进行消解。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我把自己的心里话和大家讲一讲，确实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同盟军，包括在座的专家、教授们，媒体界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做这件很伟大，对我们自己而言是很具体的事儿，争取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谢谢。
万卫：
我们整个栏目现在大家非常安静，并没有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评价、议论的影响，原因是因为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干这件事是什么样的事，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怎么才能够顺利地生存下去。所以我们是清清楚楚地在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又是如履薄冰、胆战心惊，因为毕竟各种规则在制约着我们。解老师代表我们栏目说得非常好，我们特别希望得到学界的支持，如果说学界不支持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伤害。今天能够请这么多学者到这儿来，而且我认为学者们都是支持我们的。
解如光：
希望各位先生能够看一看《百家讲坛》，这是我们的期待。如果你们没时间，我们给您送盘也可以。我们特别需要学界的支持！
何林夏：
批评来自各方面，角度不一样。《百家讲坛》定位给初中生看，我觉得大家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认识问题可能会更全面。
万卫：
我们说的是跨学科，并不是说大众都是初中生。因为中国学历史的人很少，你学物理的也许你是博士生，但是历史的知识很少。
吴宗国：
初中文化水平，跟初中生不是一个概念。这个节目定位是成年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
刘瑞琳：
当时定位是初中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看懂。
解如光：
我们问了一些搞自然科学的人，他们都在看《百家讲坛》，可见他们在历史方面也都是初中水平。
吴宗国：
我们第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很多都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很多甚至考取了研究生，因为他经过了七八年的社会实践，他考取了研究生，所以每个人的理解能力完全不一样。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要考虑这一点，不是给小孩讲故事。另外还要接受一个教训，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在80年代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后来除了《上下五千年》以外适合小孩看，小孩甚至也都不看，其他的全部销声匿迹了。太浅薄了，没有内容，人家看了以后没有味道，对于成年人来说，不适合成年人的需要，只适合小孩看故事。所谓的通俗，史实更加重要，要讲一些道理。
张国刚：
“初中文化水平”这个概念要重新界定一下，专家教授一看是初中文化水平看的东西，他可能就不看了。
万卫：
孟老师的节目播完，这个礼拜六开始我们推出一个新的系列，《百家讲坛》近两年来观众比较喜欢的16位主讲人每个人讲一讲《我读经典》，易中天第一讲，于丹第二讲，孟宪实老师也讲了使他受益的经典。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搞的一个命题大家共同做作业，持续三周。如果各位媒体能够帮助宣传一下，对大众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何林夏：
感谢各位专家的光临，感谢《百家讲坛》，感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大家！
是什么成就了一代帝王的伟业？古人常用天命来解释，现代常用时势来说明。我们认为，人格适应了时势的要求才会走向成功之路。了解一代领袖李世民，必须从他的早年生活开始，必须从他的家庭开始。这是现代心理学教给我们考虑人格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
唐朝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血缘高贵，喜欢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家族血统，高远其来者。皇家也不例外。李唐皇室，就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李耳（老子），其实是无稽之谈。至于追溯到十六国时期的西凉皇帝李暠，同样也经不起推敲。李唐的真正起家，要从北周李虎谈起。李虎追随宇文泰，在北魏末年建立西魏，官为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后来在建立北周的过程中功劳显赫，有佐命之功，所以李氏家族成为当时的一个核心家族。北周正式建立时，李虎已经去世，他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氏是北朝后期最有威望最具实力的集团成员，这个集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关陇集团”。建立北周、吞并北齐、统一中国的英雄人物，都源自这个集团。
与李虎同时代的大人物，有独孤信、杨忠（隋国公）。我们可以从独孤信的亲家看到这些家族之间的关系。北周是宇文泰创立的，他的长子周明帝的皇后是独孤信的女儿。杨忠的儿子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娶的也是独孤信女儿。李虎的儿子李昞，也就是李渊的父亲，娶的也是独孤信的女儿。独孤信三个女儿都嫁入皇家。
政治家族的基本心理状况是向来看重自我。
与李虎同时代，还有一位大人物叫李弼，他是李密的曾祖。李密是隋末的英雄人物，虽然后来失败，但是向来自命不凡。
李渊称帝后的武德三年二月，李渊的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反，事发被捕，连同党羽都被斩首。独孤怀恩是李渊的表兄弟。他的谋反说来奇怪，居然是因为李渊的一次玩笑。独孤怀恩统兵打仗总是失利，李渊切责，甚至讽刺他说：你姑姑的儿子隋炀帝和我都当了天子，下面是不是该轮到我舅舅的儿子你了？这个说法刺激了独孤怀恩，也挑起了独孤怀恩的野心。他私下扼腕说：我家难道只有女子富贵吗？于是暗中准备谋反。这件事被大臣唐俭所知，可唐俭当时正被尉迟敬德俘获，在千钧一发之际，唐俭的报告才送达，当时李渊已经登船，正准备到独孤怀恩的军营中去。独孤怀恩的阴谋于是败露。
李世民家世，如果从独孤氏这里论，李昞与杨坚是连襟，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李世民应该称隋炀帝为表叔。这样的家世与这样的家庭，对于孩子会有什么影响？除了政治还是政治。他们很小就有机会接触核心政治问题，如同从小学习某种技术一样，对于政治有着很专业的考虑。种瓜得瓜，这样的家庭环境，最容易孕育政治人才。
这些，从李世民的父亲母亲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
李渊的爷爷李虎在北周时代被封为唐国公。爵位父死子袭，经父亲李昞，李渊七岁的时候就袭爵唐国公。国公虽然爵位崇高，地位显赫，但这对于七岁的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那意味着父亲过早去世，孩子从小就丧失了靠山，是很可怜的。少年失怙，这对于李渊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李渊后来的个性与他的少年经历相关。李渊母亲留下的记录很少，估计也是去世较早。
李渊从小受到他的姨妈——隋文帝皇后独孤氏的照顾。皇后再爱护，毕竟不如亲妈。李渊没有养成贵族青年常有的自以为是、偏激孤傲的性格，反而是性格豁达，所以能够广交朋友。这是作为政治领袖的重要品质。
史书记载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人缘好，性格好，既潇洒又大度，朋友众多。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活动，有意识地结交各色人等。各朝开国之君一般都有类似的特征，即亲和力特别强，不仅广结善缘，而且能够结交各路英雄。这些，都会成为他们未来征服天下的重要资源。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人才就是人心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渊从什么时候开始积极结交豪杰？他为什么要结交豪杰？这就要说到李渊性格的另一面：敏锐。虽然隋朝看起来依然强大，但危机此起彼伏，刚刚建立三十年，其末日即将到来。所以，李渊早就有所准备。他虽然有所准备，但并不贸然行动。就在杨玄感大业九年（613）造反的同时，李渊统兵陇右（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他大舅哥窦抗鼓动他乘机行动，结果遭到他的呵斥，但李渊也没有告官。这说明李渊对隋朝状况的总体把握要比杨玄感高明许多，他政治的观察很敏锐，火候把握很有分寸。他并不是隋朝的真正忠臣，他没有检举窦抗就是证明。但是，他也不同意窦抗的观点，因为他认为还没有到起兵反隋的时候。
杨玄感起事虽然以失败而告结束，但却真实地反映了隋朝高层内部的矛盾尖锐。窦抗的建议，李渊的态度，都很能说明问题。与此同时，隋炀帝也疑心颇重。有一次隋炀帝召见李渊，李渊因病不能来，隋炀帝就问李渊的外甥，外甥说他病了。隋炀帝说：病了，能不能死啊。一副盼望李渊死的口气。这个话传到李渊耳朵里，他也很烦闷，知道皇帝对自己有看法了。从此以后，李渊就采取一个办法来保卫自己，什么办法呢？就是每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还干了很多违法的事情，比如说纳贿。这是中国古代一个传统做法，一个人要想让君主放心，就得自诬，让皇帝觉得你这个人胸无大志，不会有什么政治威胁。这都是李渊政治敏感的一个标志。伴君如伴虎，在皇帝身边，特别是在隋炀帝这样喜怒无常、充满猜忌的皇帝身边，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小心谨慎总不会错。只有先保全自己，才能谋后事，这一点李渊做得很到位。
李渊敏感谨慎，而且高瞻远瞩。从事政治，当然要敏锐，善于观察，这样就可以把握先机。同时，官场如战场，特别是高层，行动必须谨慎，否则你的把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被人利用。成就大事业，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没有长远目光，当然就没有远大前途。
李世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父亲的潜移默化，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除了父亲的影响之外，母亲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那么，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从小时候的故事说起，窦氏比李渊似乎更富传奇色彩。
窦氏父亲窦毅，为定州总管，封爵神武公，娶的是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出生以后，因为周武帝很喜欢，就养在宫中。周武帝时的北周，已经有了统一北齐的实力，但是事奉突厥却十分谨慎。周武帝就迎娶了突厥公主为皇后。这种政治婚姻当然没有感情基础，所以周武帝并不喜欢这个突厥皇后，日常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大约也很冷淡。这一点被小小年纪的窦氏看在眼里，她对舅舅周武帝说：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突厥还很强大，舅舅应该抑制自己的情感，好好对待突厥皇后，只要突厥配合，江南和北齐就容易对付了，统一大业也容易实现。她的童言无忌，显示出超常的政治智慧。
如果是大人，看到这一点并不困难，难的是无法跟皇帝说。而窦氏一个小女孩，竟然说出这番深明大义的话，证明她是一位很早熟的政治女性。周武帝一代枭雄，听了这话，如雷贯耳，乖乖地听从了小外甥女的指点。
这件事证明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一位善于政治思考的女性。无论什么时代，只有大人物才会运用这样的大思维。这么小的孩子，就有这么高的见解，表明她的政治智慧很早熟。一定是后宫的特殊环境培养了窦氏的政治智慧。为什么说李世民的家族是一个政治世家呢？请看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的曾祖父，现在还有他的母亲，全是政治人物。这是李世民成长的最重要的家庭背景。
杨坚是篡夺北周政权而建立隋朝的，窦氏听说杨坚称帝的消息，眼泪喷涌而出，一头扑到床上，发狠说：“只恨我不是男儿，不能拯救舅舅家。”他父亲窦毅赶快来捂她的嘴，低声说：不要乱说，这是会被族灭的啊。这件事证明了窦氏的胆识。有见识，还要有胆识，才是政治人才的标志。
窦氏见识、胆识如此卓尔不群，父亲窦毅很欣赏，与夫人商量：“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到了婚约季节，窦父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暗中约定，能射中孔雀眼睛者当选。应试者众，无人命中。李渊后到，两发两中，于是双方订立婚约，可见李渊箭法之高超。反观窦毅要为女儿挑选“贤夫”的标准，显然最重视的是武功。这也是这个核心政治集团内部的价值取向：重视武功可能带来的远大前途。
窦氏与李渊结婚以后，帮助李渊渡过很多波云诡谲的政治难关。
李昞与杨坚关系很好，隋炀帝杨广与李渊兄弟经常在一起。可能是隋炀帝更有才华，加之是皇上，有时会仗势欺人。有一次，隋炀帝当众说李渊是“阿婆面”，因为李渊长相是“高颜面皱”，所以说他长得像老太太。李渊十分气恼，回家见到夫人默默无言，心中感到屈辱，流泪不止。李渊因为受到隋炀帝的当众嘲笑，认定是皇上轻视自己，由此便感到前景暗淡，甚至担心儿孙日后都难以自保。这些核心政治家族，因为距离皇帝太近，比别人更了解政治运作的规则，更明白受到皇帝轻视的可怕后果，所以不免暗自神伤。我们在李渊的伤感中再次感到李渊的政治敏感力。
李渊在夫人面前流泪，可以证明夫妻感情很好，也可以证明李渊对夫人有一种依赖。当然，这位夫人很不简单，确实也值得李渊依赖。知道情况后，窦氏用什么办法让情绪低落的丈夫高兴起来呢？
试想，窦氏使李渊情绪继续低落的办法很多，她可以说：本来就是一副阿婆面嘛，说就说了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或者说：你过去不注意跟皇上搞好关系，以后怎么办啊，等等。如果是这样的反应，那么窦氏也就不是窦氏了。窦氏的反应是：啊，这样啊，这事值得庆贺庆贺。李渊说：你就不要安慰我了。窦氏说：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她的意思是说，阿婆就是堂主，堂是厅堂，即一家之主，“堂主”谐音“唐主”，就是说你是唐朝之主啊。李渊立刻高兴起来，全家搞了一次宴会以示庆贺。阿婆意为母亲，北朝民歌说：“阿婆不嫁女，哪得孙儿抱？”窦氏的解释，是典型的偷换概念。隋炀帝说李渊长得阿婆面，缺乏阳刚形象，重点是相貌。而窦氏重点强调的是读音，阿婆—堂主—唐主的逻辑推衍，这个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但却是一个政治预言。
请注意，李渊夫妇的高兴，是因为他们可能拥有天命，暗示唐朝即将兴起。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庆贺，只能“私相贺焉”。他们内心最隐秘的心思是什么？是主宰政治。想一想这个神秘兮兮的家庭宴会，看看父母眉宇之间的尽量抑制的兴奋，这对李世民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窦氏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她对政治的那种观察力，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李渊。我们知道，爱好武艺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舞枪弄棒，也喜欢骏马。李渊当太守的时候，就有好几匹骏马。他夫人就说，皇帝也喜欢骏马，你手中有如此好马，应该想法送给皇帝，否则很麻烦的。李渊舍不得啊，好不容易得了这么几匹马，送给皇帝？不愿意。果不其然，过不久，皇帝就找他麻烦了，他才后悔，不该不按夫人的说法去做。后来李渊学乖了，主动四处搜罗好马、猎鹰，献给皇帝，隋炀帝龙颜大悦，结果李渊很快被封为大将军。李渊便跟儿子们说，如果我早就按你们母亲的说法去做，这个将军的位置早就是我的了。说这话时，窦氏已经过世，而李渊眼含热泪。可见，在李渊的婚姻生活中，窦氏是典型的政治顾问。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隋朝时期一个显赫政治世家的面貌，家中的男女主人都跟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有着精明的政治头脑，都有着不安分的野心。李世民出生在这样一个政治世家，有这样城府很深、政治热情高昂的父亲和母亲，这对他的成长方向，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这样的家庭，不仅影响李世民的社会价值观，具体到他的婚姻，其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李世民的夫人长孙氏，她的父亲叫长孙晟，是隋朝的大官，长孙家族也是名声赫赫。长孙家族，其实就是北魏的拓跋氏，拓跋氏是北魏的皇族。长孙晟在隋朝，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地运用远交近攻战略，分裂了北方的突厥。长孙晟的哥哥长孙炽，是隋朝的尚书，三品大官，对李世民的母亲印象特别深刻。窦氏幼年劝说周武帝的故事，长孙炽早有耳闻。他跟他弟弟长孙晟说，这样的女人培养出来的孩子，一定不简单，应该跟他们联姻。长孙晟就照他哥哥的指示办了，找人跟李家说亲，一桩影响深远的婚姻就这样谈成了。于是，长孙晟的女儿嫁给了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她就是贞观时代的长孙皇后。长孙家族看重了李家的什么呢？看中了李家的家庭教育。可见，他们知道人才与家教的密切关系。这样的眼光，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同凡响的。长孙炽的眼光真的没错，李世民后来果然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父亲、母亲，有这样的家族背景，李世民才会在政治道路上飞快地成长起来。
李渊与窦氏育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平阳昭公主，下嫁柴绍。李玄霸十六岁就死了，没留下什么事迹，但也有小说如《说唐》，把他塑造成大英雄，这是不符史实的。
李世民出生于陕西的武功，传说他出生的时候，有两条龙来到他家的门前，游走嬉闹，连续三天才离开。这可是一个神奇事件，一定是李世民的降生感天动地，上天派了神龙前来祝贺。李世民四岁时，他家来了一位神秘的算命先生，他看见李渊说：“你可是贵人啊！贵人必有贵子。”他又看到李世民，立刻神情肃然，说：这个孩子不得了，他的姿态如龙凤一样，是太阳的化身，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这下泄漏了天机，这是说李世民有天子之命啊。李渊一听，喜忧交加，心想，你要是把这话跟别人说了，我们李家不是要倒大霉了？于是就想杀掉这个算命先生，可是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转眼一看，算命先生忽然不见了。李渊于是用“济世安民”这几个字为次子取了名字叫李世民。
这样神秘的故事，几乎所有的帝王本纪都有记载。中国古代很早就告别君权神授的思想时期，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政治思想就以人本主义为主流，但还是残留了一点神授观念，这集中体现在帝王本纪中。不用这种神奇故事，不足以体现帝王的“神性”。使用了这样的故事，大家其实也不信。
关于李世民早年的生活，记载很少。《旧唐书·太宗本纪》有一段记载，真是弥足珍贵：“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这是概括李世民性格的一段著名的话。聪明那就不用说了，小时候大家都一样聪明。关键是“玄鉴深远”，就是见识很远，我们以后的述叙都能证明这一点。李世民确实见识很高，非同常人，“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这样的概括，不会是指李世民的童年时代，应该是少年时代，但这也十分了不起了。李世民能获得如此评价，可不仅仅因为他后来当了皇帝，至少“临机果断”李世民是当之无愧的。这些性格特点，对于一个人的长远发展而言，特别是成就帝王事业而言，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品质。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片言只语来证明少年李世民的不凡秉性。
贞观时期，有一次李世民写给魏徵的手诏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
《旧唐书·太宗本纪》还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看李世民的行为特征，再看他所交的朋友，竟然都是群盗、大侠。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心安。”这些当时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竟然都是李世民的朋友，那么我们对李世民的为人也就有所了解，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侠就是大盗，对于尚武的社会而言，不过所申述的角度比较高尚而已。在世人的一般观念中，李世民的这些行为，就是一个纨绔子弟的常见行径：行为不端，结交非人；斗鸡走狗，聚众赌博，飞马行猎，还免不了打架斗殴，等等。但是，对于一个乱世来说，这些习见的观念就太老套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要找造反的领袖，只能反其道而行了。
李世民从小重武轻文，是少年领袖。在一般人的眼中，不是一个规矩的孩子，但是乱世出英雄，却让他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玄鉴深远，既得益于母亲的教育，也得益于政治世家的熏陶；临机果断更是得益于他的尚武修为，当中肯定还有父亲言传身教的耳濡目染。爱好武艺的人，一定是临事果断；读书人可能见识也不错，但是做起事情来，不免拖拖拉拉。因为有远大志向，所以小的事情就不顾及了，这就叫不拘小节。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李世民的父母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孩子会差吗？我们不得不钦佩长孙家族的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