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平汉
一、走出困境 1
1.严重的困难 2
盲目的“超英赶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程度，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2.“八字方针” 22
中共中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不要那么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要大搞调查研究。
3.“农业六十条” 26
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他在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随着“农业六十条”的出台，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恢复，公共食堂被解散，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被取消。
4.“包产到户”的兴衰 37
邓小平说：“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在毛泽东看来，搞“包产到户”就会有滑向单干的危险。
5.伤筋动骨的调整 45
从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6.“备战备荒为人民” 61
越南战争的扩大，坚定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紧三线建设的决心。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打算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其源头进行考察。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设想，考虑准备打仗的问题。
7.工业学大庆 72
“铁人”王进喜应邀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他当场朗诵了自己作的一首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这时，整个大会堂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8.大寨红旗的升起 82
毛泽东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陈答：五十岁。毛泽东说：五十而知天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陈永贵没有听懂他的湖南话，只得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事后才知道毛泽东所说，后悔自己不该点头。
二、中苏论战 93
1.裂缝的产生 94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后,中苏关系便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2.“东风压倒西风” 104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长篇讲话，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目录(2)
3.“完全一致”的背后 112
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了问题。“共同舰队”一事在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 123
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5.“一场痛快的争论” 137
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
6.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145
在中苏两党论战中，中共中央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
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提出希望两党停止公开论战。此举没有为中国领导人所同意，并回答说，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
7.“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 160
毛泽东表示，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
苏方自然不甘示弱，也发表大量的文章对中共进行抨击。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对骂中，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越走越远，国家关系也日益恶化。
三、社教运动 169
1.“社会主义教育一抓就灵” 170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毛泽东插话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2.“前十条”与“后十条” 178
毛泽东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还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现象比做“蚂蚁”，说大踏步走路看不到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
3.“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 189
毛泽东对于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忧虑。他说，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脱离群众。他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提出了要“追根子”的问题。
目录(3)
4.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196
刘少奇说，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能够确实解决问题，锻炼干部。于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扎根串联、追根子，就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方式。
对刘少奇提出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做法，毛泽东虽然一开始时是“完全赞成”的，但不久他就改变了看法。
5.“桃园经验”与小站夺权 204
工作组对基层干部采取了完全不信任和撇在一边的态度，只有发现一点“四不清”线索，就穷追不舍，这就难免产生逼、供、信，甚至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致使一些干部自杀、逃跑。有的村干部动不动就躺倒不干，他们的家属也劝阻甚至哭闹着不让他们当村干部，理由就是一条，干下去没有好下场。
6.“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 215
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四、过火批判 231
1.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232
毛泽东在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中写道：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他建议文化部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2.所谓“坏影片” 243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遭到批判后，还有许多电影及戏剧被拉入这场批判运动之中。其实，当年对于有些文艺作品的批判，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显得十分无奈。
在这一过程中，自称为“文艺战线流动哨兵”的江青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251
杨献珍对“大跃进”中盛行的浮夸风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嘛……
过了两年，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便降临到了杨献珍头上。
4.上纲上线的“学术批判” 262
1966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
面对文艺和学术领域政治批判日益加剧的形势，邓小平提出要赶快刹车，改变这种局面。他说，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
目录(4)
5.围绕《海瑞罢官》的斗争 272
吴晗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那个在庐山会议上提意见的彭德怀，就是当今敢于犯上的海瑞；他更没想到，有人会将他写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被罢官联系起来。
当时，彭真还想力保吴晗。他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五、山雨欲来 283
1.罗瑞卿遭打倒内情 284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2.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 291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3.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299
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
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4.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 310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主要参考文献 317
简介
本书共分为“走出困境”、“中苏论战”、“社教运动”、“过火批判”和“山雨欲来”五个部分，系统介绍了“文革”前夜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作者对“大跃进”运动后中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苏两党的冲突与摩擦、作为“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在中共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因等历史事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作者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客观、实地介绍了这些事件。
“东风压倒西风(1)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长篇讲话，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毛泽东此行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活动；二是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毛泽东带来了一个阵营强大的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主要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等。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苏联方面给予了最高的礼遇。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安排到了列宁山等处，只有毛泽东下榻在克里姆林宫，并住在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王的寝宫里。
11月6日，出席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大会开了一天，上午由赫鲁晓夫作报告，下午各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致词或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话的。他说：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如何对待苏联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问题，强调：“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①
在毛泽东讲话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②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可谓关怀备至，每天早上都到克里姆林宫来看望，并且迎来送往，这也使毛泽东对其增加了几分好感。他当面对赫鲁晓夫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还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①意思是对赫鲁晓夫还是要多加帮助。
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多次同兄弟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仅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就谈了三次，与英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谈了两次，此外还有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内容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革命道路问题等诸多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了解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的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①
“东风压倒西风(2)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②
根据事先的协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将发表一个宣言。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了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稿。中方认为，这个稿子中仍保留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的一些片面观点，照着这样的观点发表宣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于是，毛泽东决定，中方也准备起草一个宣言稿，并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和修改，最后由他亲自审定。
从11月6日起，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负责，开始讨论双方各自起草的宣言稿。经过讨论，双方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再进行修改和补充。
在修改宣言稿的过程中，双方争论最大的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也多次谈过，并且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观点，但赫鲁晓夫固执己见。为此，毛泽东提出，他与赫鲁晓夫都不再谈这个问题，而由邓小平同苏方有关人员来谈。邓小平在同苏斯洛夫的会谈中，代表中方严肃批评了苏方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
“东风压倒西风(3)
但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中共代表团同意保留宣言草稿中的“和平过渡”的提法，并在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的主要观点是：现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是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有实际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
尽管如此，中方对“和平过渡”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为阐明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出：“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①赫鲁晓夫对中共这个提纲是不满意的，但因中共的提纲既未公开发表，又未向其他兄弟党散发，因而也不便说什么。
11月16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继续举行，毛泽东第一个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这个宣言，认为宣言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①
11月16日，又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8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到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东风压倒西风(4)
他又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他接着列举了十件大事，如苏联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叙利亚事件，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及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等，来论证“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
“东风压倒西风”确实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其次，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只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调，他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于是，他说：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①
苏联领导人本来就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就不敢认同，现在毛泽东又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说，如果帝国主义摔原子弹，社会主义也可以摔，而且“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那就更不敢认同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发表了一次演说，……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②
“东风压倒西风(5)
11月21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大增。与之相比，赫鲁晓夫不免黯然失色。
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云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次盛会，但就中苏两个大党而言，在空前团结的表象之下，却潜伏着某种危机。第一，苏联党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中国党则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联党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中国党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
“完全一致”的背后(1)
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了问题。“共同舰队”一事在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莫斯科会议之后，一时间中苏之间确实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1957年12月，中苏签订了新的科学技术协定。1958年4月，两国签订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和1958年的货物交换议定书。与此同时，对于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中国方面也是积极予以响应。关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也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苏联发动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批判后，中国方面也积极给予配合，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联盟”。
这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评价颇高。周恩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有的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份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所写的批示中说：“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可是，中苏之间这种“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问题了。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成长波电台所需要的费用约为1.1亿卢布，由苏联出7千万卢布，中国出4千万卢布。
苏联方面为什么要提这项要求，据赫鲁晓夫后来说，主要是为了便于苏联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个想法对苏联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而且苏联领导人觉得，既然在此前苏方已答应帮助中国建造潜艇，且已把设计图纸给了中方，还派出了专家帮助中方选择制造潜艇的地址，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②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中国有求于苏联，所以也一定会满足苏联的要求。
然而，赫鲁晓夫却把情况估计错了。“自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无论投资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很快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斯大林提议的苏联出资建立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③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实际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当然不能答应。
“完全一致”的背后(2)
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中国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归中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提出，长波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自己出钱办，平时可向苏联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派人来，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国的意见。①
第二天，彭德怀将与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呈送给了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建议6月上旬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探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探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作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毛泽东很快对彭德怀的报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但同时又表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电台建成后可由两国共同使用。如果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拖再说。毛泽东还特地在彭德怀的报告中加了这样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②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答复了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中国同意建立大功率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援助，但一切经费由中方负担，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然而，苏方仍然坚持电台由两国共建，费用可以各负担一半。此后，双方又就此进行了多次交涉，直到这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时，这个问题才按照中方的意见加以解决。不过，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个争论来争论去的电台，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
建立长波电台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对于双方都是不愉快的，事实上成为促使两方关系恶化的一系列事件的起点。本来，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一些问题出现争执，是很正常的，但这件事在中国领导人心中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它使毛泽东等人感到，苏联并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后来赫鲁晓夫一再辩白说，他并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想法，也从未考虑到要伤害中国的民族尊严，但毛泽东对此并不相信。
如果仅仅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中苏关系的发展也许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复杂。长波电台风波刚过，又发生了所谓“共同舰队”事件，“使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极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又在搞过去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①
“共同舰队”一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尽管核潜艇的制造，是当时苏联一项较为尖端的技术，但中方认为，既然中苏是同志加兄弟，原子弹、导弹的技术苏联都可以提供（根据1957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新技术协定”，苏方将在1957年年底至1961年年底，供应中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中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要求苏联提供核潜艇方面的技术算不上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完全一致”的背后(3)
可是，赫鲁晓夫当时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的技术，是因为在搞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党内元老后，又将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曾支持他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元帅朱可夫，而这件事他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朱可夫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立有赫赫战功，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1957年6月，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企图通过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解除赫鲁晓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因为主席团11人中有7人反对赫鲁晓夫）时，朱可夫急派飞机到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察委员接到莫斯科，迫使中央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而中央委员会中拥护赫鲁晓夫的是多数，结果赫鲁晓夫非但未被打倒，反将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俗话说，功高震主。赫鲁晓夫一方面感谢朱可夫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也从这件事中感到朱可夫太厉害了，下决心将朱可夫也搞掉。恰巧此时已快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赫鲁晓夫此举需要得到中国党的帮助。所以他才在搞掉朱可夫之前不顾党内和军内的反对，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技术。可是，到了1958年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的地位已经稳固了，他已无求于中共，当然也就不可能再不顾国内的反对，向中国提供核潜艇方面的技术了。但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要求，他又不好直接拒绝，就想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提出由双方共同建一支以中国为基地的“共同舰队”。认为这样苏方既不需要向中方提供技术，又可将带有核弹头的潜艇有效地靠近美国。
赫鲁晓夫自以为想出了一着妙计，不料毛泽东对此根本不买账。7月21日，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通报了赫鲁晓夫的提议。尤金说，大型军舰容易被击中，与其今后发展航空母舰，不如多发展原子潜艇（即核潜艇）舰队，但苏联的自然条件不可能充分发挥原子潜艇舰队的作用，黑海和波罗的海容易受到敌人的封锁，东部的海面又邻近南朝鲜和日本，不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今后打仗的话，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希望两国建立一支“共同舰队”。
听完尤金的介绍，毛泽东当时就皱起了眉头，“啊”了一声，然后说：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
尤金对毛泽东的话中话，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乃回答说：赫鲁晓夫特别嘱咐他，要中国考虑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
毛泽东这时已经很不高兴了，他说：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斯大林在世时，有过四个合作社（指四个合营公司），后来经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现在要办，也可以，定个期限，过几年可以取消。反正各个兵种都要消灭的，那时我们再分废铁。
“完全一致”的背后(4)
尤金这才发现情况不妙，连忙说，这只是一个建议，还要由两国商量后再作决定。
第二天，毛泽东又约见尤金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林彪、王稼祥等。毛泽东让这么多的中央领导人一起来参加谈话，显然是表明他所要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集体的态度。
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接着，毛泽东说：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毛泽东说：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
毛泽东还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①
除此之外，毛泽东其他的谈话内容大多是借题发挥，如讲到了1949年年初米高扬来时“摆老资格”，讲到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讲到米高扬在八大的祝词时“摆出父亲的样子”，讲到他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等向他进攻，等等。他还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从这篇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大党主义是很不满的。
“完全一致”的背后(5)
在谈话过程中，尤金一再解释，赫鲁晓夫同他谈的时候，没有谈到舰队由谁指挥，也没有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中国同志研究具体的措施，没有别的意思。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急性子，没想到一个“共同舰队”问题惹得毛泽东发了如此大的脾气。一个星期后，他急忙飞到北京，对此事进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