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2)
刘志坚等人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剧组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
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他人听。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请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萧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些，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3)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陈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会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比前一次说的充实一些，缺点是长了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天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问题。据刘志坚回忆：
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这就算定下来了”。并交代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4)
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改时，在这一段话的后面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纪要》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在这里，毛泽东修改时，又加写了一段文字：“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乃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5)
杨永直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l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毛泽东还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彭真责问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何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一事，毛泽东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6)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这几次谈话内容。
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前者说：“《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后者称：“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康生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运动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并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错误”，以此说明彭真在此次运动犯“错误”的必然性。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的草稿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语，并为《通知》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毛泽东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并说：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毛泽东对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做法很不满意，甚至认为已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又多次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毛泽东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①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了工作，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彻底打倒。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7)
由于中宣部在这场大批判中也试图将之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并对“左派”的文章有过“压制”，因而不止一次被指责为“阎王殿”，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既然如此，作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无疑成了“阎王殿”中的“大阎王”，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曾与叶群同学，了解叶群的历史与为人，对叶群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从1964年6月至1966年2月写了23封匿名信，揭发林彪、叶群的许多劣迹。为此，严慰冰于1966年4月，被林彪、江青一伙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并说陆定一与此案有密切联系，实际上写匿名信与陆定一无关。但这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是一个打倒陆定一的重要突破口。1966年5月8日，陆定一从外地一回到北京即遭软禁。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遭到“揭发”和批判。归纳起来，陆定一的问题有：
（一）对毛泽东思想无感情，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贴标签；
（二）在文艺、教育、体育等领域贯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针锋相对；
（三）反对搞阶级斗争，在文艺方面提倡题材自由化；
（四）反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咬牙切齿；
（五）在庐山会议上态度消极，从来就与彭德怀搞在一起，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德德”，其中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
（六）从来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左”不反右，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是大学阀，《二月提纲》也是陆定一的思想，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有共同点，三人互相勾结，互相配合，是桃园三结义，大三家村；
（七）反对林彪，是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的幕后策划者、指使者。①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1)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到1966年3月底4月初，彭真的处境日渐艰难之际，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突破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而北京市的另外两名领导邓拓和廖沫沙又成了批判的对象，他俩和吴晗构成了有名的“三家村”。一时间，各地报刊充斥着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邓拓和廖沫沙获罪的原因，则是两本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邓拓是党内一支笔。抗战时期，他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解放后，曾较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夕，一直办报的邓拓似乎跟不上形势，被毛泽东批评为《人民日报》过去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意即政治敏感性太不强。受到批评的邓拓感到很委屈，觉得自己是一介书生，还不如搞个人的学术研究算了，何必担这么多的风险。但邓拓最终还是放弃了搞学术的想法，在《人民日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到了北京市委任文教书记。
与吴晗相比，邓拓从事政治的时间很早。早年的邓拓，一面从事政治，年仅18岁就入了党，做党的地下工作；一面从事学术，20多岁便写成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救荒史》，这本书到现在仍有它重要的学术价值。解放后，他虽然身居要职，但仍对学术不能忘怀。1950年，他还发表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的长篇论文。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在1957年提交《1957年年度的研究题目计划》时，曾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作为年度研究计划，表示要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集，并编出资料集。1957年夏天全国大反右派之际，他还对《中国救荒史》作了修改，准备再版。可见，成了政治家的邓拓，依然是保持着强烈的学术情结。
1961年，应《北京晚报》的要求，邓拓在该报上开设了一个新的专栏：《燕山夜话》，署名马南。为什么办这个栏目和起这个笔名，邓拓曾解释说：“燕山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当年办报（按：指《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
《燕山夜话》开篇的文章叫《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这篇短文的最后，作者说：“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这实际上是他写作的指导思想。
在《燕山夜话》出版合集的时候，邓拓在“自序”中又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汁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轻松，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今人。”这便是邓拓写作“夜话”的动机。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2)
从1961年3月19日“夜话”发表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到1961年9月2日发表《三十六计》为止，邓拓一共写了153篇“夜话”。
《燕山夜话》创办以后，颇为读者称道。受此启发，邓拓主持的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为了活跃版面，给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增加一点文化知识，或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有所针砭，邀请邓拓、吴晗和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共同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对于《三家村札记》的开办情况，廖沫沙后来回忆说：
在1961年的9月以前，《前线》将开辟这个专栏的事，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9月中旬或下旬，《前线》编辑部的工作同志来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请我到四川饭店聚餐。我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将有什么人参加……到时我就去了。在座的人并不多，邓拓、吴晗两位之外，只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同志。
入席以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同志随便地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指吴和我）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三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既是三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他所说的“三个人”就是指邓、吴、廖三人……
吃饭的中间，话题并不集中，东拉西扯，扯到吃完，才又回到本题。所谓“本题”，也不过是三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后确定一人出一个字，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邓拓的笔名叫“马南”），我出“星”字（我当时的笔名是“繁星”）。专栏的名称与合用的笔名“吴南星”就这样定了。至于文章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如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来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只是相约：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度，每期在《前线》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为了备忘，由编辑部派人在集稿前向作者联系、取稿；为了防备临时因事耽误写稿，每人各自先交稿一篇，以为储备；万一作者因公离京，就请旁的同志代笔。所以现在出版的《札记》中有五篇是其他同志写的。①
《三家村札记》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前后办了三年，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思”。②同时，“夜话”和“札记”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的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专治健忘症》等，成为风传一时的名篇。这种文章，一般仅千儿八百字，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引申，不作长篇大论，不故弄玄虚，都是闲聊家事式的交心谈天，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一些省市报刊也开办了类似的栏目。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3)
在1966年4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
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按语是由《北京日报》的总编辑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编者按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同一天，《解放军报》登出江青操纵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声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断定《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4)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所指，已昭然若揭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言：“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①那么，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人物”是谁了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