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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传意胜似有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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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宣传不仅要从正面宣传自己的各种观点、主张、以影响广大读者和公众，更重要的是有时还要驳斥谣言，澄清事实。在这方面，由于文字宣传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因而其作用是其他宣传方式所不能企及的。
1942年5月，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一次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造谣：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抗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在周恩来声明驳斥了这种谣言后，一向标榜中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大影响的《大公报》，竟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谣言。
周恩来当即写信给该报的张季鸾等人，严肃指出：
“我可负责警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以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能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能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意，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惟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信中列举八路、新四军的战绩，巧妙地暴露了国民党没有给之任何补给，并讥讽国民党竟为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抱怨”。他这样写道：
“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坚持团结抗战。去年阜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
“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也不会以此抱怨别人。”
《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阜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周恩来在信中指明：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敌寇所以难渡黄河，“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扼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周恩来最后写道：“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现在日寇正欲“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还“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因此，他提出一个《大公报》难以拒绝的要求：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大公报》在5月23日全文刊登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信与文（指《论目前战局》——引者注）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
后来，国民党中央社仍然造谣，周恩来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列举事实，加以驳斥。
一封公开信、一个声明，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词以对。这两期《新华日报》增刊，前一期销售一万七千多份，后一期达到两万份，均打破了以往的发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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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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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佚名外国评论家对周恩来的评价
突发事件是指那些事先没有预料，突然发生的事情。因突发事件而形成的公众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称之为临时公众。每个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都难以预测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产生；有时即使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阻止或处置不当，还是会产生突发事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需要赶紧应付。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共关系的问题。处理不当，会使组织蒙受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由于没有正视社会公众对事件热切希望了解真相的要求和情绪，失去了引导公众舆论的时机，使自己越来越被动，最后只好辞职下台。事后，尼克松在总结水门事件的教训时认为，这完全是“公共关系的失策”。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搏击风浪，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过无数意外事件，有个人遇险、组织危机、党内变故、敌人突袭，还有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除个人遇险外，当组织发生危机、党内出现叛徒、敌人发动突袭和社会出现动荡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周恩来都必须面对十分复杂的公众，有同志、朋友，也有旁观者、敌人，即顺意公众、逆意公众、边缘公众，他们都是因突发事件发生而形成的临时公众。怎样应付突发事件，实质上就是，为使情况恢复正常而避免进一步恶化，围绕已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怎样处理与方方面面的关系的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办法，首先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其次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么人因什么事而发生的，分清公众中的敌、我、友；再其次果断采取行动，用制止、回击、解释、疏导等方法，处理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和人事；最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我们之所以称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方法为艺术，是因为周恩来在采取这些方法时，无不闪耀着他独到的富有创造性的智慧，所谓公关艺术，便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公关方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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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变不惊，急中生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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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意外事件突然降临时，当事者首要做到的是保持镇静，否则就会慌中出错，忙中添乱，更不说从容应付了。但不是任何人面对“祸从天降”都能泰然自若的。周恩来就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胆识过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领导人，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既是他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表现，也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练就的作风。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这样的事例在周恩来身上太多了。1937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和三十多个警卫人员乘一辆卡车，由延安赶赴西安，途中突然遭近两百多名土匪的袭击，完全被敌人包围了，周恩来一边指挥警卫员还击，一边指挥大家安全撤退，看准机会冲出伏击圈。经过紧张的战斗，周恩来等四人突围，其余同志全部牺牲了。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周恩来得知廖仲恺被无理扣押了，立即驱车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论理，刚到门口，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打死了司机，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立即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不再开枪。处变不惊、急中生智使周恩来闯过了一次次死亡大关。
如果说个人历险的经历表现出周恩来超人的英勇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背景复杂的突发事件面前，周恩来则充分地展示了他超人的谋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比个人脱险也许更为艰难，因为它牵涉到复杂的人和事，周恩来的谋略就表现在他能冷静分析形势，理清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找到化险为夷的对策，这种公关艺术不是常人都具有的。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云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云龙派中山舰到黄埔时，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云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此即“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突发事变，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最后，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一、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二、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
面对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这些反共排共事件，周恩来和聂荣臻、陈延年等曾在一起讨论。周恩来认真分析了与事情相关的彼我力量对比，指出：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牢固，国民革命军中只有第一军直属蒋，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即使第一军的三个师，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有七个共产党员，团长中也有两个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黄埔军校内一部分革命师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在广州及其附近，共产党直接掌握着叶挺独立团，还有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行动，仍带有试探性质。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打掉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应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等人也主张给予反击。
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等人面对突发事件，冷静分析所面对的临时公众——蒋介石方面、国民党左派、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之后，所作出的明智判断。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暴露身份的两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为此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等的分析和主张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让步使蒋介石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彭湃被捕后
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多钟，在沪西经远里一家小楼，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等人，正在开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也要来参加会议，只是临时有事未能前来。正在等待周恩来之际，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敌人围了上来，如狼似虎的法国巡捕和上海警察局的中国警探冲了进来，把彭湃等五人抓了起来。
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三、立即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理清了与之相关的四类公众——叛徒、被捕同志、其他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营救人员的关系，并落实到了行动中。很快，中央特科查清了叛徒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场营救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方面，他派人与狱中的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部署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化装成过路人，红队队员则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并安排了装好大米用于拦住囚车的卡车，准备在路上营救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彭湃等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疏忽，装在一个皮箱里的武器送迟了，加上准备工作不够周到细致，枪支内的润滑脂没有清洗，在营救现场临时没有攻击武器，结果营救没有成功。彭湃等人两天后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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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变不惊，急中生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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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牺牲后，周恩来悲痛之余，采取了三条措施善后：一是部署中央特科击毙了叛徒；二是提出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建议每周开会一次，变更开会时间，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个保留在外，以防万一；三是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面对众怒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周恩来着眼于民族利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主张。一天，主张杀蒋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向周恩来发出请柬，邀请他到王曲军官学校去。
面对这张请柬，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前往。有的同志说，训练团净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要杀蒋介石，而咱们主张不杀，他们心存不满，鲁莽草率，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最好不要去赴这个鸿门宴。杨虎城知道后，也劝周恩来别去。
周恩来知道这张请柬的来意，但他对突然冒出来的“临时公众”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周恩来认为，王曲青年军官们是爱国的，他们痛恨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恨不能乘机杀了他。咱们主张不杀蒋，他们思想上一时拐不过弯。既然他们来请，我们正好做做他们的工作嘛。
这样，周恩来单刀赴会，驱车到了王曲。一下车，见王曲军官学校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摆出了吵架寻事的架势。周恩来从容自若，面带微笑，穿过这愤怒的通道，其风度震住了大家。进到礼堂，周恩来在台子中间站住，礼貌地问候过了，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各位的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蒋介石丧权辱国，为什么不杀？”
“不杀他，捉他干什么？”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军官们愤怒地你一言、我一句追回。
“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周恩来的回答一出口，全场人都怔住了，因为出乎他们的意料。但周恩来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完后又自然地回到原来的主题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逼蒋抗日。前一阵，何应钦不是还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蒋介石多少还有用处，所以还是不杀的好！”
青年军官们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疑团慢慢散开了。但还是有人不明白共产党与蒋介石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置蒋于死地。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抑制住激动的感情，深深地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说起来，你们都很熟悉，他叫徐海东。他全家三十六口人呐，除了他，三十五人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是够深的了吧！可是，他这次还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场的青年军人鼓起了掌，他们被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征服了。
周恩来面对临时公众——王曲青年军官的不怀好意的邀请，冷静分析军官的思想动态，首先肯定他们的爱国之心，毅然赴会，然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了青年军官，充分显示了有效沟通的公关艺术。
杀机四伏中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一心想营救西安事变后被扣留在南京的张学良，不顾大局，竟将主张和谈、团结抗战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打死在家中。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杀气腾腾地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情况来得突然，危险迫在眉睫。但周恩来毫无惧色，猛地站起，一拍桌子先发制人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几个青年军官原是一时冲动，把本应针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到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上，甚至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没有救回他们的司令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满腹怒气。现在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不对，非常惭愧，流着眼泪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说服了这些人，事情远未平息。此时西安城内已经谣言四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了西安城，杀机四伏。
周恩来沉着镇定，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带李克农、刘鼎赶往被害者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一边慰问王以哲的家人、亲属，一边安排李克农等料理后事，设置灵堂，祭奠死者。王以哲夫人激动地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消息传出，东北军高级将军深受感动，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消除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少壮派等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扎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离西安仅几十公里的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久等肇事者必须离开西安。
怎么处理这些少壮派又成了一个问题。杀害王以哲的少壮派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此时也慌了，向杨虎城提出三个方案：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杨虎城请周恩来提看法。在这样复杂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便毅然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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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变不惊，急中生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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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情的全过程看，周恩来面临的主要公众和他们的态度是：肇事者少壮派，他们要杀高级将领为营救张学良，同时也怨恨共产党没有尽力营救张学良；被害者王以哲的家人朋友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他们要求惩处杀人者，也怀疑刺杀是共产党指使的；得知王以哲被害后要替他报仇的广大官兵，他们要少壮派血债血偿。这一切都和西安事变有关，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与共产党密切相关，事件本身也牵涉到了共产党。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三种公众不同的态度和特点，沉着机智，一步步使事件导向平息。首先，周恩来痛斥了杀气腾腾的青年军官，指出他们错误行为是仇者快、亲者痛；其次，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被害人家中哀悼，谴责了肇事者，安慰了生者，又用行动表明了共产党对王以哲及东北高级将军的态度，使“中共指使刺杀”的谣言不攻自破；再其次，周恩来采取果断行动，让孙铭久等三人离开西安，避免报仇的官兵兵戎相见，酿成内战，又使在西安事变中有功的少壮派其他人相信共产党不是过河拆桥的人。这三个步骤，充分照顾到了三方公众的心理要求，理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同时也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
当众怒斥特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因国共谈判而在重庆住了很长时间。蒋介石的爪牙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制造反共事件，逮捕进步青年和学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常常遭到特务们的跟踪盯梢。每当身边出现这种突如其来的“敌意公众”，周恩来也采取出其不意，突然揭穿他们面目的方法，让这些“不速之客”在广大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敢生事。
1946年的一天，“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详情。正在这时，保卫的同志悄悄地走进来，对周恩来说：“大门口来了好几个持枪的特务。”周恩来一听大怒，同时想到这是记者招待会，不如当面揭穿这些家伙的面目。便大步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呵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特务一看身份暴露，自觉在中外记者和众人的注视下难呆下去，一溜烟地跑了。
还有一次，蒋介石指使其爪牙，欺骗了一些青年学生，制造了一场反苏反共游行的丑剧，并且派一群暴徒冲击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毒打我工作人员。周恩来闻讯，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于当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事情的真相。会场设在一间大房子里，楼上就住着特务。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暴行，然后气愤地指着楼上大声对记者们说：“我这楼上就是国民党派来监视我的特务。楼上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听着：刚才那些揭露蒋介石的话，就是我说的！你们赶快去汇报吧，就说是我周恩来说的！”会场的记者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钦佩地望着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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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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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要害，旁及其他：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
不能预料的突发事件从时间、起因、范围和处理方法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时内突然爆发的事情，起因简单，牵涉的公众不多，处理时着眼于制止，主要靠随机应变，姑且称为短促突发事件。另一种虽然发生是突然的，但苗头早已存在，原因由来已久，涉及的公众多而复杂，处理时要着眼于全面，不可能马上根本解决。在处理这类发生突然但消失缓慢的突发事件的公关过程中，面对众多的关系，复杂的人事，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行的方法是弄清谁是最主要临时公众、临时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围绕这两点，抓住中心问题不放松，就能找到解决事件的钥匙。
在周恩来经历过的突发事件中，西安事变算得上是一次发生突然但结束缓慢的大的突发事件。在事变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参加处理此事的全权代表，运用了他那非凡的胆识、过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和张学良谈心，与蒋介石谈判，做东北军官兵的工作，把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的主张通过高超的公关活动，变为实际行动，终于使事变朝着于人民、民族有益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一场险将危及全国的大内战。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公关活动中处处显示出巧妙的公关艺术，如谈判的艺术、说服公众的艺术、宣传的艺术、演讲的艺术等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周恩来的公关活动史上，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应付突发事件的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值得大书特书。成功的关键是周恩来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一两个小问题而转移注意力，始终抓住最主要的公众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来处理与事变相关的人事和问题。这是一种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公关艺术。
事变骤起，谁是主要公众
各路公众纷纷亮相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下，在西安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人。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像平地一声春雷那样突然爆发了。
一时间，西安吸引了与事变相关和关心事变的各方公众的注意力，他们纷纷表示出自己对事变的态度：
事变发动者张、杨所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大部分中下层军官积极支持两位将军的义举；也有一部分军官情绪动摇；还有一部分人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投靠南京；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则软禁了主张联共抗日的副军长黄显声。
南京国民党内部也分成两派：亲日派何应钦等，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于死地，自己替而代之；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
站在南京国民党两派背后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它灭亡中国的野心，因而它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驻日使节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除公开威胁亲英美派外，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分子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的义愤，煽动杀蒋。英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对自己不利，因而支持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英美驻华使馆在事变发生后，一直同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密切联系，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派人到西安。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都密切关注事变的动态，他们有的支持张、杨义举；有的耍两面派，妄图坐收渔人之利；有的从中挑拨，煽动杀蒋。
西安的群众热烈庆祝捉蒋胜利，拥护张、杨的抗日主张。
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都支持张、杨捉蒋兵谏，但对如何解决事变有不同看法。
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欢呼抓蒋胜利，如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闻讯大呼“打倒蒋介石！”
一场事变牵动各方公众的心，有反对，有赞成，也有观望。
当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张、杨两将军之邀，来到古城西安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势！
谁是主要公众
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要使命，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来观察和了解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和形形色色登台亮相的公众，周恩来始终抓住一个中心——事变的主要公众，并由此入手展开政治公关活动。
谁是事变的主要公众？周恩来从事变发生的远由和近因进行分析，对事变有着清楚的认识。
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前夜，决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占领热河、觊觎华北，胃口大到旨在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大声疾呼，奋起抗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将领也纷纷要求对日抗战，马占山、李杜先后在东北率部抗日，赵博生、董振堂拒剿“红军”起义，蔡廷锴、蒋光鼐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等，都是抗日救国的举动。但是，蒋介石却死死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枪口对准要求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和红军以及蒋介石认定的异己势力——地方实力派，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造成一种“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反常气氛，令爱国之士无不气愤发指。
蒋介石对张、杨从来就不信任，先后派晏道刚、曾扩情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和政训处长，监视张、杨。1936年10月，蒋介石解决了两广地方实力派发起的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后，匆忙赶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如不“剿共”，就把他们调离西北，肢解东北军、西北军。但张、杨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早已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蒋介石大怒，一面仍威逼张、杨，一面调兵遣将，将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统统调回，准备对付西北军和东北军。自己则借“避寿”为名，带了二十余名高级军政大员，坐镇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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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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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也下定了决心：一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他们研究的对策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抱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却换来蒋介石“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迷惑”的训斥，蒋并且一拍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之后，杨虎城又去“进谏”，也无济于事。一连几天，张学良天天去谈，杨虎城也不时去说，均毫无效果。
“哭谏”，慷慨陈词、委婉劝说都归失败，张学良、杨虎城被迫无奈下决心“兵谏”。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进步和反动的矛盾等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张、杨和蒋介石两方则是这些矛盾具体化的代表，即上述矛盾以张、杨和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形式来了个总爆发。因此，他们自然成了这次突发事件的主要公众，也就是周恩来所要接触的主要公众。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抓住这两方主要公众，展开了讨论、说服、谈判等公关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
问题众多，公众关心焦点何在
杀蒋还是放蒋
西安事变的爆发暴露了许多矛盾，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公众从各自的角度对事变提出了不同的疑问和担心：
发动者张、杨关心的是能否就此逼蒋抗日。
国民党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蒋介石本人的命运。
日本人想知道能不能乘此机会扶持亲日派上台。
美、英国人则担心失去蒋对自身利益不利。
全国人民希望由此进入一个全国抗战的新局面……
公众提出问题的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杀蒋还是放蒋？而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即：内战还是抗战？
周恩来在抵达西安的当夜即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他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处理结果可能有两种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坏。
周恩来不仅抓住了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对解决问题的两种办法可能引起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为解决事变指明了前途。但是，明确了“杀蒋还是放蒋”是解决事变的关键和公众关心的焦点，并不等于公众都明白这两种做法引起的不同后果，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东北军的官兵中有不少人坚决要求杀蒋，连杨虎城也是准备杀蒋的，至于张学良，他不杀蒋是从忠孝义气出发，对于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的认识也不十分清楚，这就需要周恩来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有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至于蒋介石，他既怕死又不愿轻易就范，逼蒋抗日也需一番艰巨的谈判。
因此，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就是围绕公众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与事变的主要公众——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等人进行政治公关的过程，既要说服发动者，又要与蒋介石一方舌战交锋。由于周恩来始终抓住主要公众围绕中的问题来进行，终于和平解决了事变。
说服张、杨及其部下
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情绪高涨，大多主张杀掉蒋介石，然后举起义旗，抗日救国。一方面南京政府兴师问罪，各地方实力派或作壁上观，或反目侧视。张学良对蒋介石兵谏不遂，欲杀不能，欲放无辞，本意又不为各方理解。周恩来的到达，使他在精神上有莫大的安慰。他们已经算作老朋友了，两个月前，两人曾在延安天主教堂共商抗战大事。
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示而来，关键在逼蒋抗日上要和张、杨及其部下取得一致。抓住这个主要问题，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到达当晚，他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做准备。
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他认为，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进一步提出：这次事变震惊中外，捉蒋出其不意，但蒋介石既不是滑铁卢战败被流放的拿破仑，也不是被群众暴动推翻的尼古拉沙皇，蒋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杀不杀蒋会导致内战和抗战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一席话使张学良的心里透亮。他原来虽也主张和平解决，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认识，并没有想得那样深远，因此他也说服不了部下为什么不杀蒋，现在他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更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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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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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共识，周恩来和张学良随即又商定了五项与南京谈判的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公开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天，周恩来又去做杨虎城的工作。这比说服张学良就要困难得多。杨虎城是爱国的，坚决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事变前，他多次与亲信干部商讨如何捉蒋。12月11日晚他下决心捉蒋时说过：“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但杨虎城对捉蒋之后，又要放蒋的问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周恩来把头一天晚上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之后，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认识。
杨虎城说：“蒋介石是个政治大流氓，阴险狡诈，中国少见。他向来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今天他的命在我们手里，他会答应得好好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明天他一回去，没准一下飞机就要变脸。放他走，一定要慎重！”
周恩来说：虎城兄的看法很有道理，蒋介石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也曾经想过你说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日，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希望他抵制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在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促使他改变政策，实际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虎城又说：您的意见很对，但我还有点想法。蒋介石手腕多，据我所知，中国的军阀都斗不过他，谁没吃过他的亏！贵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那处境可就与你们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个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实现。
杨虎城终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接着重申：“如果蒋介石要整你们，红军一定全力以赴援助你们！”
杨虎城激动地说：“我杨虎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周先生，你们说放，我绝无二话！”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口舌。除委派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和宋氏兄妹谈判，逼蒋抗日
从抗日的立场来说，张、杨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对周恩来和平解决事变来说，他们是内部公众。内部的意见比较好统一。蒋介石方面则不那么好办了。不过，周恩来在与宋氏兄妹谈判中，抓住对方弱点，充分展示他那无与伦比的谈判公关艺术，终于逼蒋就范。
蒋介石被捕后，先是惊恐万状，以为张、杨这回准要他的脑袋。当张、杨出于好意让他搬进一个安静宜于警戒的地方时，竟误以为要拉他去枪毙，面如土色，龟缩床角，不肯挪窝。后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反而装腔作势摆起了架子，以“死”相威胁，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给宋美龄写了一份遗嘱。张、杨与他谈话，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说放他回南京后再说。直到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信，他才被震住了。原来信后附语：“南京方面戏中有戏。”蒋明白了何应钦进攻是假，要蒋某人的命是真。但蒋介石毕竟老奸巨猾，又生一计。一方面害怕何应钦进攻危及个人性命，另一方面仍想利用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这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因此他给何应钦的手令中只限停止军事冲突三天。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周恩来认为，从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及与蒋个人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很有必要。便抓住这个时机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陈述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努力。
12月21日，宋子文在会晤张、杨并见到蒋之后回南京。22日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
开始，宋美龄咄咄逼人，说委员长蒙难是共产党背后策划的。周恩来知道她救蒋心切，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不肯放下架子罢了，便直截了当地回敬：“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西安事变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何来此不愉快之事？至于说我党背后策划，有什么根据？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
宋美龄话锋一转：“可是，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以卵击石，结果并不见得对西安好。”
周恩来不紧不慢地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又制止出兵。这种戏中有戏的复杂情况，夫人一定比我更知其中原因。”
宋美龄被击中要害，脸也白了。周恩来又继续说：“如果说要打，我们已经奉陪十年了。对共产党、对红军的厉害，我想夫人不会不知道！何况如今的国内形势已非往昔；南京面对的敌手，也非一个共产党、一支红军，而是全国所有要求抗日的人民和军队。蒋先生无视这一事实，导致了今日的不幸。如果有人还不引以为戒，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哪方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
宋子文担心再争执下去不好说话，蒋介石还被扣着呢，便插话圆场，对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表示感谢。周恩来也顺势给对方一个台阶，为下面谈判铺道：“我辛苦原是责无旁贷的，说到感激是万不敢当的。”
宋美龄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
周恩来看出她的用意，反问道：“你的意见是说，我们党会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罢，平静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但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在此民族危亡之刻，我们共产党除了抗日救亡，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此话可以公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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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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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兄妹至此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内容与同张学良商定的五项主张基本相同。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耐心诚恳的说服，与宋氏兄妹经过两天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双方谈判基本协议达成之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了我党对抗日救国的政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并严肃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原先认为张、杨扣留尚无一线生机，共产党来了则必死无疑。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现在蒋介石从无精打采地听周恩来说话，到脸色渐渐开朗，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沉默了一会儿，他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军）作战等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为今后的工作铺平道路。
围绕主题做公众的工作
抓住主题做主要公众的工作，是周恩来在事变中进行政治公关的主要方面，同时周恩来围绕“和平解决”这个主题也做了不少其他公众的工作。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有些人很不理解。周恩来注意到这点，鉴于当时有些地下党员身份不能公开，便专门在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房，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和他们一起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指出：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及时用电报向杨部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鼓励所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对群众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周恩来也很重视。他说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方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亲自做群众工作，并启发各界民主人士都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到达西安的头两天，周恩来单独会见了民主人士杜斌丞；又通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徐彬如等，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如杨明轩等二十余人谈话，指出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周恩来认真对待群众的态度。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有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传中充满了狂热的口号，宣传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口气不像是敌人搞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提供了口实。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指示查找这个电台。找了几天才知是东北军学兵队几个青年偶尔发现了个秘密电台，便自编自发了几十条消息，还以为是为革命办了一件好事呢！周恩来没有责备这些年轻人，反而检查自己工作不细致，忽视了对群众的引导，他指示有关同志不要过多批评指责，给他们讲清楚，指出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耐心说服他们停止活动，排除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干扰。
为使国内外尽快知道西安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又亲自抓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邀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列搞国际宣传。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
由于周恩来的细致安排，认真工作，广泛宣传和发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很快深入人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观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中的政治公关活动，他首先抓住主要问题和主要公众，围绕二者进行了全面、细致、周密、深入的工作，或彻夜谈心，或谈判交锋，或耐心解释，或广为宣传，真的是废寝忘食，昼夜奔忙，有时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东北军中去做军官们的工作，费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段，终于赢得了和平，避免了一场内战，为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开辟了道路。据说，宋美龄在随蒋飞回南京的机上向蒋介石说：“为什么国民党中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如果有，打败共产党就不成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口才、辩才，他的敏锐、机智，他的风度、气质，倾倒了中外人士，连他的敌手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可以说，有很多人，正是从西安事变中认识了周恩来和他的魅力，这种魅力的外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超人的公关方法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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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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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突发事件，一般是当时当地解决，尽管这个“当时”，可能长达几个月，“当地”可能范围较大，但总是发生了就采取措施应付。而有些突发事件来得快，结束得也快，不可能随机应变当时当地解决，只能设法补救，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备后患。周恩来很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大批革命党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周恩来多年后痛心地谈到这件事说：那时我们年轻，经验不足，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从这以后，周恩来在长期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锻炼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方法，并显示出高超的处理艺术。当事情已经发生，失去了随机应变的可能性时，周恩来采取及时补救的方法，使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尽量控制在小的范围内，同时以积极的行动创造出好的结果来。这里我们将叙述周恩来在著名的“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从中看出他不同于前面已叙述过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另一种公关艺术。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先后遇难。
周恩来一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抗议。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离，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工作，三昼夜未曾安枕。
然而，尽管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惨重损失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蒋介石武力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既定方案。
事变已经发生，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离渝”。但是周恩来断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留下来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公关活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挽回事变的损失。
首先，周恩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质问和抗议，表示我党对事变的态度。他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发动事变的敌对公众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指出国民党应对此负全部责任。
其次，利用新闻媒介向国内外公众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以正视听。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发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周恩来义愤填膺，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发为事变所写题词，借此向全国公众说明真相。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的版面，一种给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看，没有登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版面加紧编排印刷，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已送到广大读者手中。上面第二版、第三版分别是周恩来的题词和一首诗：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轰动了重庆，也轰动了全国。毛泽东赞扬周恩来巧妙的斗争艺术。
第三，在重庆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发起全面进攻。用南方局军事组起草而经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在重庆秘密散发。周恩来与中间派人士、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如冯玉祥、章伯钧、左舜生、黄炎培、侯外庐、翦伯赞等会谈讨论时局，争取了各方公众对我党我军的同情与支持，甚至连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这是蒋的排除异己的伎俩。人心的这种变化使“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党）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毛泽东语）。周恩来的努力使公众的天平倾向了我党。
第四，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争取国际舆论。2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的代表居里，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并随后向蒋介石正式声明，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周恩来又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通过斯特朗在美国纽约一些报刊上披露事变真相；同苏联驻华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政治公关活动，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我党在军事上的损失虽已无法挽回，但在政治上却赢得了空前的主动。
这些是周恩来及时对外部公众进行政治公关活动的结果。对于内部公众，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动，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不测和损失。为了准备和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对我地下党的同志、党外进步文化人士，除少部分留下外，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对于即将疏散的人员，周恩来亲自一一询问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随时给他们指出漏洞。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社会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安排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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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补牢，犹未为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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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坚持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纪律教育、气节教育，并指定童小鹏、袁超俊等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准备应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委员会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的外出行动和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作了明确规定。周恩来要求他们做到：各部门严格清理机密文件；有些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及时烧毁文件；在机密文件多的三楼，安装了焚毁文件的炉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出门要请假，两人同行。不当问的事既不问也不说，夫妻之间也不能谈论党的机密，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也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周恩来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采取各种措施挽回损失，清除事变对我党我军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此展开了全面的政治公关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说惨案发生无可挽回，但亡羊补牢，以备后患。这也是应付突发事件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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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党内关系的公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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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应付自如。——尼克松
一提起公共关系活动，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向外看”，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如何处理好同外界的关系，把公共关系等同于外界关系。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任何一个组织要实现其公共关系目标——建立自身良好的形象和声誉，获得社会各界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首先得从内部做起。内部公共关系是组织公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组织开展各类公共关系活动的基础。周恩来的公关艺术，也表现在他对党内关系的正确处理上，既包括党内的纵向关系，也包括党内的横向关系。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历过多次巨大风波，出现过严重分歧和纠纷。但是，党始终没有分裂，总是在党的内部解决了问题，总是作为一个团结奋斗、充满理想的集体出现在人民面前。这对党的事业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有着重要意义。周恩来入党后，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参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党内出现的分歧、纠纷，他很少能置身事外，相反，他经常处在党内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为一个寓刚于柔、融韧于忍的政治家，他遇事不走极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常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采取调和的中庸态度，扮演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和事佬”角色，为党内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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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乱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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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遭受了严重摧残。由于接连遭受挫折，党内许多人相互抱怨甚至攻击。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中央和省委的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组织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行其是。这种状况就像一团乱麻，束缚了许多党组织的手脚。显然，不梳理清乱麻，党的工作就很难前进一步。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他抓住两个“麻团”进行梳理。
第一个“麻团”是顺直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平（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而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比这大得多，曾包括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广大地区：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也就越发展越严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极端民主化、个人意见、互相猜疑、互相攻击、宗派主义、经济主义、唯成份论、雇佣观点等小资产阶级意识泛滥。1928年1月省委改组后，直隶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同年7月再次改组后，北京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省委。许多人灰心丧气，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也有不少党员抱着这种情绪：7月后的省委既然有错误，便应该取消。顺直党的干部都有错误，都很落伍，便应由中央另派人来组织。
显然，顺直问题这个“麻团”，是一个在党的工作全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棘手问题。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所说：“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地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解决。”1928年11月9日，周恩来由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时，便提议解决顺直问题。同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天津。他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省委几个领导人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的工作。
12月18日，顺直省委的油印党刊《出路》第二期出版。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和周恩来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中共早期论述反对错误倾向的重要文献。在这些文件中，周恩来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作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整顿北方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他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精神，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他认为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同时，他也劝说一部分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顺直党内同志：7月后的省委有错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要停止职权。7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
其次，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感情。
周恩来批评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他针对有些党员强调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任意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省委决议；有的不承认指导机关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乱跑；因为京东四县笼统地反对省委，大家便也笼统地主张解散省委，等等情况。批评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作风，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取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如不纠正这种情况，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他极有说服力地教育大家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求领导机关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深入基层支部，把党的决议、政策和策略交给党员去讨论和实行，而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不能要求上级处理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一般党员同意后才实施。
周恩来批评了在反机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他针对有人把反机会主义变成专门攻击个人，以为把犯错误的个人打倒了，或把工作换一下，机会主义便可肃清，因而放松了对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和指出产生的根源与正确的解决办法。指出：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绝不是排除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说，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造成党内无穷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像的。”他申明：“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总之，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原则性和纯洁性，而决不允许这种错误倾向的泛滥。
周恩来批评了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当时，顺直省委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而且分配工作和提拔干部，只相信自己头脑中的几个熟人，尤其错误的是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认为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甚至提出要不客气地排斥党内的知识分子。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严肃批评说：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要求大家破除狭隘观念，维护党员的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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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乱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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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克服经济主义的偏向，周恩来还帮助大家分清雇佣观念和为党工作的界限，剖析了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周恩来解决顺直问题的方针，不是用命令的手段，也不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而是依靠政治上的说服。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种做法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讲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原来像一团乱麻那样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了。
1928年12月底，周恩来在天津秘密召开了北方党的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主要是传达党的六大的精神。他说，这次会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分析了革命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给顺直省委以指导，并采取有效步骤，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陈潭秋、刘少奇也在会上做了报告。1929年1月10日左右，宣布了新的顺直省委名单，顺直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麻团”是江苏省委问题。
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全省和上海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因此，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全国各省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周恩来去解决顺直问题时，中央和江苏省委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争执。1929年1月初，根据向忠发、李立三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从原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但这一决定暂未通知江苏省委。周恩来返回上海后，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立刻觉得是不正确的。他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经过他的说服，政治局决定不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了。但是，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从小道传到了江苏省委。他们误认为中央对省委不信任，反应十分强烈，并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正当周恩来等开会重新研究时，收到团中央的书面报告，江苏省委已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到部分省来上海联系工作的代表那里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这样，事态发展得严重起来。
周恩来坚决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也同样反对江苏省委的做法。他认为这破坏了党的组织，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甚至会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直接危及党的生存。政治局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江苏不过是各地问题的积聚和反映，促成这次问题的大爆发，中央要有坚决的态度。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随后，他同向忠发、项英等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做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严肃指出：江苏省委对中央派人来参加工作持不同意见，但“未向中央抗议而先行向下级机关报告与讨论”的错误做法，危害了党的团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会后，他与项英又找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江苏省委在1929年1月19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24日，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等三人。次日，周恩来向江苏省委七个负责人宣布了中央决定，并作了详细说明。他们表示接受，并谈了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一场轩然大波，由于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教育说服办法，终于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并使全党受到了教育。
顺直省委问题和江苏省委问题两大“麻团”的解开，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了能正常运转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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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红四军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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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1929年2月7日，根据对红四军处境艰危情况的了解，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四军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曾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随着红四军境况的好转，经周恩来修改过的中央第二次指示信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改而提出“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但是，“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传达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1929年5月，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不熟悉，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6月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然而，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分歧。就连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当时争论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6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在重新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争论的问题也没得到正确解决。于是，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不再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1929年8月下旬，根据中央要求红四军来一个得力的人出席各地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的精神，陈毅奉命到上海。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陈毅的汇报，弄清楚了红四军面临的危机，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解决红四军因内部分歧而产生的危机。
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特地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央“九月来信”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并着重提出了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任务，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信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说：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经过周恩来的正确处理，红四军摆脱了危机。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任前委书记，他报告中共中央说：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仅标志着红四军胜利地渡过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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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派别纠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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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民主革命时期，派别纠纷曾经严重地阻碍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周恩来也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处理派别纠纷上，以至于有些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称他为“中共的和事佬”。
反对并解决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问题，是周恩来主持进行的。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党所遭受的暂时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党领导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甚至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或正在担负地方领导职务的重要干部，他们以陈独秀为首，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小册子，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联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到1929年，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起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托派活动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
周恩来指出了托派活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通告指出：
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1929年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托派产生的原因，提出要把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找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反对派首领陈独秀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要求他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没有听从劝告，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于是，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解决了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活动问题。
解决托派问题与处理由于“立三”路线引发的派别问题相比较，算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离国后，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不久就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立三路线”。1930年8月，周恩来回国。他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使全党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轨道上来。9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但是，共产国际却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留苏回国不久的王明等人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力，借机开展了派别活动；一些原来对中央不满的人如罗章龙等，也到处制造纠纷。对此，周恩来认为在处于极端秘密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要求王明等人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
王明等人却有恃无恐，罗章龙等人也继续活动。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干唇焦，也无法平息风潮。
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他支持王明、罗章龙等人，召集了四中全会，造成了统治中央领导机关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会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针对当时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仍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指出：
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
当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全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分裂的现实威胁。
尽管周恩来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他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没有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
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他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
后来，鉴于罗章龙、王克全不向党做出回答，中央政治局采取了坚决措施，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使党内局势稍为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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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派别纠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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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开始，中央苏区在敌我双方异常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面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许多地方在反对“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的斗争中，滥施刑讯，大搞逼供信，轻信口供，任意捕杀被怀疑对象，牵连范围很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有的地方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周恩来对苏区出现肃反扩大化十分焦虑。他在1931年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情况，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强调：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把AB团扩大化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到苏区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取积极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他一进入苏区，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信中谈到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他曾向苏区干部耐心地解释道：“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1932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还指出了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就这样得到了制止。
就在毛泽东率领红军取得东征胜利时，又被“左”倾领导者错误地打击。“左”倾领导者召开了宁都会议，批评毛泽东右倾、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有组织观念的错误。周恩来大力维护毛泽东，他指出了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提议仍让毛泽东主持军事，并为毛泽东对待批评的态度作了辩护。当“左”倾领导者们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后，周恩来仍尽力保护毛泽东。正是周恩来的全力支持，后来才确保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及会后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最终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
周恩来处理派别问题是很有艺术性的。张国焘在长征中曾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开展分裂活动。1936年11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当时，由于张国焘长期欺骗宣传，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心怀叵测。处理上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周恩来从容沉着。他除了热情欢迎张国焘并介绍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形势的巨大变化外，花了更多的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则是到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他的讲话内容主要有：第一，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肯定四方面军是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战功赫赫。对他们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表示慰问和鼓励。第二，宣传团结。他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第三，介绍形势。周恩来热情而诚挚的谈话，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说，语言艺术水平是许多人经过磨炼可以达到的话，那么，周恩来营救被张国焘迫害者的斗争艺术和讲话水平之高超，恐怕是空前绝后的。那时，张国焘关押了一批反对他的重要干部，廖承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恩来一直在打听这些被迫害关押者的消息。他深知张国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在监禁中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时说：这下可有希望了。结果，张国焘立刻下令把他秘密杀害了。周恩来为营救廖承志，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一天，周恩来在路上遇到了被押送的廖承志。对早就熟识、而现又处于危险之中的廖承志，周恩来装着若无其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话，但同廖紧紧地握了手。当晚，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找到了司令部。
司令部里人很多，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知周恩来认识廖承志，但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做了回答。周恩来便将廖承志留下来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丝毫不理会廖承志。吃完饭，周恩来仍不动声色地叫廖承志回去了。
从此，廖承志的待遇明显改善了。不久，他就获得了释放。后来，廖承志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写道：
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
这个在特殊环境下营救被迫害者的办法，可以叫做“欲擒故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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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不自居，权重不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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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创立了丰功伟绩。然而，他总是把功劳归功于党，归功于党的领导集体，归功于毛泽东。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唇枪舌剑说服了各派政治力量，出生入死挽回了内战局面，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建奇功。当他从西安返回延安后，同志们都祝贺他打了个大胜仗回来，周恩来却说：“话不能这样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呵！”他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并和毛泽东合影留念。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至今还在毛主席旧居陈列着。周恩来在离开延安近三十年后，又陪同外宾到延安访问。看到这幅照片，他谦虚地对外宾说：“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全国解放后，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送周恩来审阅时，他主动提出不把“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列入名单。1959年，周恩来去军事博物馆审查，讲解员介绍序言时，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举行的，他一听到，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径直去看以后的内容了。1961年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大家要求他谈谈南昌起义，他却说，要宣传井冈山，当时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只有毛主席。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创作的。在讨论怎样表现南昌起义的情节时，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专列一场表现南昌起义，他说：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这是我党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昌起义不要专门表现了。对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立下的革命业绩，周恩来也在《东方红》做了细致周到地安排和表现。因此，陈毅同志对周恩来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你都表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周恩来只是笑一笑，又一次拒绝了这种重复提了多次的意见。
对于南昌起义，他不仅从不表现自己，反而常常严格地、认真地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审定《八一起义》编写提纲时亲笔写道：
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农村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致使起义部队到达广东东部三河坝、汤坑、汕头地区的时候，在汤坑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加以敌人军舰向汕头猛击，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周恩来对待所有的外交使命，都能以对历史事件所需求的勇气和艺术，负责地、灵活地、彻底地完成。因此，每次出访胜利归来时，同志们向他祝福，他总是婉言谢绝，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1964年他出访亚非十多个国家，取得外交的丰硕成果。许多同志热情祝贺他凯旋归来，他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一同出国访问的陈毅副总理积极努力的结果。
周恩来身为新中国的总理，权力不可谓不大，但他仍很注意自我约束，从不越位。有一次海战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情况，总参指挥机关为应付意外，提出了一个方案。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凌晨3时亲自打电话给总参机关，他说：你们的意见是积极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超出了毛主席过去规定的原则，我不能批，等天明后我请示再定。但为了使总参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他在电话里耐心地讲了四十分钟，才放下电话。
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时，周恩来不仅从不擅作主张，而且总是尽力在不影响毛泽东休息的情况下才作汇报。在1969年9月进行核试验时，发生了一个情况。国防科委当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清晨，周恩来到国防科委和有关同志研究解决办法，他说此事要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但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他先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秘书，关心地问主席已经睡了几个小时，直到毛泽东起床后，才将此事向他汇报。
毛泽东每次要会见外宾或有重要会议时，总要事先想很多问题。这样，中午就不能很好休息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就一再提醒有关人员，一定要等主席休息好了以后，再去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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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照顾，战友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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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在领导群中，他处处关心照顾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总是以战友的浓厚挚情处理领导群内部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他每次外出回到延安，总要详细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伙食好不好。有些什么吃的东西，他总要先送给毛席和朱总司令。有一次，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领了点水果，他马上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没有？听说送去的比这还多还好，周恩来才高兴地吃了。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行前，他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起草了中共中央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指示电，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安排。在毛泽东外出时，他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里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就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物。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
毛泽东到重庆时，最初住在国民党安排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工作和休息，周恩来指示大家收起了木板拖鞋，把住在楼内的孩子们也迁出来了。他亲自检查给毛泽东准备的床铺，到炊事班告诉炊事员注意饭菜卫生，嘱咐说：毛主席喜欢吃辣椒，你们每餐要准备一小碟。他自己特意搬到毛泽东住室对面的房间，随时协助毛泽东工作，照料毛泽东，同时还组织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加强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检阅、开会或有重要活动，凡是毛泽东要出席的，周恩来总要对场地、道路、设施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连地毯平不平，地板滑不滑，椅子稳不稳，他都要亲自走一走，坐一坐，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发现毛泽东要经过的一个门槛有暖气回水管，便立即嘱咐身边的警卫人员守在门槛边，防止毛泽东到这里绊倒。周恩来走了后，警卫人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服务员，自己就跟着周恩来去了。周恩来一见他，就批评说：我不是要你守在那儿等候毛主席吗？快回去。
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一般都要拍照拍电影。周恩来常常先把摄影记者、摄影师召集在一起，亲自交代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连什么时候去拍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去干扰毛主席，都讲得详详细细。他还经常提醒拍电影记录片的同志，不要把灯光打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指示电视记者要练基本功，要又红又专，做到用最短的时间拍好毛主席的镜头。
摄影必须要有强光照射。周恩来担心灯光损害毛泽东的健康，就指示有关部门改革灯具。他还亲自过问灯具在毛泽东会客处的安装角度。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既能照片，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灯具。
有一次，毛泽东患了眼病。医生决定使用一种新眼药进行治疗。周恩来亲自把眼科医生找来，详细询问这种眼药的性能，是否有刺激性。医生一一回答后，他还不放心，叫医务人员先给他点在眼睛里做试验，亲自体验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才同意给毛泽东送去。
1972年后，周恩来自己身患绝症，仍时刻将毛泽东的健康记挂在心。毛泽东患病后，他经常探望守候，细心听取医疗组同志的汇报，并作指示。对于医疗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亲自处理，热情鼓励和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周恩来和朱德的友谊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朱德的女儿朱敏一直住在成都外婆家。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和教育问题，周恩来在1938年就派人找到了朱敏，准备亲自带她到延安。邓颖超专程去成都接，但由于外婆舍不得而未成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到朱敏外婆家搜查，并抓了她的姨妈，试图查出朱敏的身份。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设法将她救出虎口。他还亲自出面，为朱敏准备了国民党签发的从四川去延安的通行证。此事他从不对别人讲，甚至连朱德本人也不知情。
全国解放后，朱德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周恩来对于这位老战友更是精心照顾，体贴入微。一次，在北戴河开会。周恩来考虑到朱德年龄大、子孙多，便把他安排住在离海近、设备好的房子里，而自己却住在一所又小又暗、离海较远的房子里。
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条红色毛毯，是周恩来和朱德之间浓厚情谊的纪念品。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常常披星戴月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当时正值严冬，冰封雪飘，朔风呼号，朱德便把董振堂将军送给他的毛毯转送给周恩来御寒。抗战爆发后，朱德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就这样，一条普通的毛毯，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转来转去，伴随他们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周恩来对党内其他许多老同志，同样非常尊重，十分体贴。董必武、吴玉章在重庆时，周恩来亲自布置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他们房间里，自己却到食堂和大家同桌共餐。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周恩来看到吴玉章住的民房窗户纸破了，没有及时糊好，立即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总务处的同志。他说：天已经冷了，刮起风来老人最容易受凉，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应该赶快糊好，而且对所有老同志的房子统统检查一遍。
在革命斗争中，许多重要负责同志都壮烈牺牲了。对烈士的后代，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抚养。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鹏，从小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地关怀下成长。1945年11月，李鹏要离开延安上前方去，他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当周恩来知道李鹏已经入党时，很高兴地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父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和邓颖超把朋友特地从重庆捎来给自己的一床丝棉被套送给了李鹏，而自己仍然盖的是洗得发白的普通军用被。
周恩来处理领导群内关系就是这样：同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他时刻牵挂在心，桩桩件件安排妥帖。而他自己为人民呕心沥血，从不索取丝毫代价。一旦别人做了好事，哪怕是点点滴滴，他也始终铭记在心，永不相忘。
在充满艰险的长征路上，周恩来得了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吃不下东西，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当时，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给周恩来抬担架。在那荒无人烟的草地上，饥寒交加，干部战士也都身体无力。杨立三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他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十分痛惜抬担架的同志，他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十九年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去世，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但一定要参加杨立三的葬礼，而且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行。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真切的战友情、同志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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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苦撑危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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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灾难。周恩来是在风尘仆仆地忙碌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起初，对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做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尽管这样，他仍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从好的方面、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不久，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摆在他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二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前者从个人角度看，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曾对一位老战友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把党和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周恩来挺身而出，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十年。他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胡耀邦说：“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周恩来之所以能苦撑危局十年，与他炉火纯青的公关艺术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那么，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
当时，他的战友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毛泽东认识上的迷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局部性的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但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地位。这些情况异常复杂。要实现既定目标，就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
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群关系十分讲究策略，讲究分寸。
在对待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时，总的来说他不可能不跟着走，否则自己也难以保住，因此有时也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
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对毛泽东在某些局部性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周恩来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如1966年8月29日夜，某学校红卫兵抄查了著名人士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随即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机会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
（李宗仁）
同年9月1日，周恩来又命三○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1972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接到批示后，当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信中说：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 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 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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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负重，苦撑危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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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接见陈毅夫人张茜时，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与刘少奇不一样，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这件事直接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
同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当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另一方面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将原来的秘书、公务员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同年12月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为以后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作了铺垫。
在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由于他们当时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而且反革命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周恩来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内与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种形式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针对各地区各部门在江青一伙煽动下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几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在中南海，并把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严格保密。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指责这是不相信革命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情绪，保护了走资派。周恩来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敢保证吗？事后，毛泽东知道了此事，赞同说：“总理做得好。”江青一伙知道毛泽东赞同了，就再也不敢纠缠了。
另一种形式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1967年夏，鞍山钢铁公司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火，生产急剧下降。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自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当江青等人就这件事指责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
对这类事情，林彪、江青一伙感到很恼火，他们攻击周恩来搞“折衷主义”，是“救火队长”，“和稀泥”，但又无可奈何。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周恩来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遭到邓小平批驳，于是就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过一些同志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江青等人要整邓小平。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样，挫败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江青、张春桥等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教育、文化、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这种既坚持原则而又作必要让步的策略，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有时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还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继续自己的努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干部政策。1972年9月，周恩来抽出时间，数次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他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勾掉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努力。公开发表的社论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2年底，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并说林彪问题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就一个个具体问题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周恩来还常常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
当时，周恩来的一进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局，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则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他忍辱负重，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与林、江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决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许多同志甚至老战友都不理解。谭震林曾在反击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对于同志的不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他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证明，正是他这八个字，为党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创造了有利条件，换来了党的事业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