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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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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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征途，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从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多少人为之心碎、为之恸哭。当周总理的灵车驶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旁聚满了告别的人们，人如潮，哀如潮，泪如潮。真可谓“清明时节尚未到，举国皆是断魂人”。到了清明时节，为了纪念周恩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以反对当时“四人帮”对人民悼念活动的压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山诗海，构成了壮丽的历史画卷。当时人民怀念他的诗文，后来曾被编成《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等出版。
有的诗写道：
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还虑身后名。愿将骨灰还中华，明朝故国花更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平民爱，唯独总理第一人。
有一首题为《总理和人民》的诗被广为传抄，并谱成歌曲：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还有一首题为《永远矗立的纪念碑》写道：
周总理啊周总理
地上，没有专门为您老人家砌下的坟墓；
陵园，也没有保存您老人家的骨灰；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没有为您树立一块纪念的石碑。
但是，
全国的黄土都是您的坟墓，
江江河河都有您的骨灰，
全国人民子孙万代的心中
都将为您铭刻一块
永不磨灭的纪念碑！
这块碑，永远不会风化剥落，
这块碑，永远不会被人摧毁！
这块碑，胜过钢浇铁铸，
这块碑，犹如泰山的青松常翠！
这无形的碑上有无形的文，
这无形的文比任何词汇都更美！
……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也震动了全世界。世界各国的报刊纷纷以显著版面刊登这悲痛的消息，电视台、电台也不断播送消息、哀乐；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无数唁电、唁函飞向北京；许多地方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认为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联合国获悉噩耗，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位魅力征服了世界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
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周恩来去世后，各界友好人士约三千人举行了“周恩来总理国民追悼会”。据说只有为那些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声望，对日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会召开这么大规模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除各友好团体、友好人士外，还有政府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和各县知事。
周恩来离开这个世界越久，这个世界就愈加怀念他。人民对他的赞誉历久而弥深、弥新、弥真。1991年3月5日，日本“纪念周恩来出版发行委员会”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三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隆重推出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日本电气检定所理事长、原备忘录贸易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安田佳三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心醉》的纪念文章，典型地反映中外人士的心境。
他写道：
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的令人尊敬的人物可以列举出许多。通过史书、传记、言行录等等文字记载，通过影视媒介的传播，或是听别人介绍，使我们了解到某些人的优秀业绩、高尚思想以及崇高的品格并肃然起敬。但是，如果说这种尊敬就是“心醉”或是“倾倒”，恐怕还是不恰当的。从尊敬进而达到令人“心醉”的心境，如果在对方与自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无机物质的或是间接性的媒介物时，所谓“心醉”就肯定不是很充分很彻底的。
我认为，所谓心醉，就是要用自己人的眼睛、耳朵和手等感官，亲身直接感知和体验所尊敬的人的业绩和品格，并且经过第六感官的升华之后才能达到的境地。因此，令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比较多，但能令人达到“心醉”地步的人物却很有限。如果要举出最令人心醉的人物，而且只允许举出一个人的话，我会毫不踌躇地答道：那个人就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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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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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芬克斯之谜
对于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西方人士来说，周恩来曾经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
现在人们开始接受公共关系学概念，专心于政治的国人也认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在敬仰周恩来之余，他们也想学习周恩来的艺术，但他们似乎只把公共艺术视为是一种技艺，一种塑造良好形象从而可以名利双收的技巧，而不是天然本色的流露。
“公共关系”一词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怎么现在谈起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了呢？或者把“公共关系艺术”同人民总理周恩来联系起来，合适吗？“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一种思想与活动方式，是源远流长的。所谓公共关系，就是公众关系，是组织与其内外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构成公共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作为客体的内外公众，作为过程的信息传播。追溯历史，人类从事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早已有之。西方一些公共关系学者把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视为最早的公共关系著作，把古罗马统治者凯撒的《高卢战记》视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在中国，人们历来相信这样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追求和谐一致的公共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公共关系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诸侯招揽了大批以宣传游说、唇枪舌剑为己任的“士”，这些“士”的主要职责是树立本国君主诸侯的形象，谋求本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苏秦的“合纵”主张，张仪的“连横”建议，都曾经改变了当时“国际间”的力量对比。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对公共关系存在许多误解，试举三种典型的论调：
第一，关系庸俗论。
许多人认为关系是庸俗的。“这个人专门靠拉关系”，这类话表达的蔑视之情，常常溢于许多人的言表，而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许多他们，往往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拉关系”。其实，“关系”本身是严肃的，关键在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庸俗地对待它。公共关系作为理论，是科学；作为实践，应该是艺术，与庸俗无缘。
第二，关系万能论
也有许多人认为关系是万能的，“有关系”的人“吃得开、玩得转”。常常有人说：“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有关系便有一切，一切以关系为上。其实，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法纪、规范，是靠不住的。公共关系学的任务之一，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关系，正确对待关系。
第三，关系模糊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关系问题太复杂，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是一个模糊概念，既不清楚也不必去弄清楚，随波逐波、随遇而安便是。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是一种客观存在。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作为公关艺术大师的周恩来和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非常自然协调地合二为一。
斯芬克斯终究难不倒俄狄浦斯，世界没有解不开的谜。与其说周恩来的伟大一生及其化腐朽为神奇的公关艺术是个谜，不如说这个谜可以通过向他学习并不断完善自身而向他的境界迈进。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家庭环境的熏陶，生活的多方磨炼，革命实践的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自我修养，使他的公关艺术形成并发展，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周恩来在后来政治生涯中所形成的公关艺术，与这个家庭的孕育不无联系。他幸运地有两个性格不同的母亲。嗣母陈氏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由于年轻守寡，陈氏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教育上，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是个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的人，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她调解。而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生母，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到了十岁时，两个母亲均已故去，父亲、伯父又出外谋生，童年的周恩来便挑起了“当家人”的生活重担。到周家来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回来尚可应急，借贷无门时，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但是，素来好面子的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一点也不能少。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完成这些事情，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磨炼出“当家人”的性格、素质。熟悉中国民俗风情，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维系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生存、应酬，与今天主持国务活动其实并无性质上的差异。可以说，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当家”、“管家”，周恩来的公关素质和艺术在童年时便开始养成了。
十二岁后，周恩来辗转漂泊东北、天津、日本等地，上学、求索、立志。在东北，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他立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念书的宏愿；而南方人的客居身分，迫使他进一步学会了交朋友。到了天津南开学校，他参加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还先后担任过《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部干事和班中干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1917年9月，周恩来写下了那首抒发他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东渡日本，探索救国的方案。在日本，他痛苦过，彷徨过。“人间的万象真理”仿佛是“愈求愈模糊”。但就在这种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使他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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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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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返回中国。从“五四运动”起，他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他主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革心”、“革新”的主张，并说：“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他倡议成立了有二十名成员的觉悟社，并同时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0年1月，天津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在狱中，他带头主办读书团，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经过近半年的羁押，他获释出狱。同年11月赴欧洲勤工俭学。在英国和法国，他考察工人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事了许多公共关系性质的活动，如为天津《益世报》撰写大量通讯，致力于团结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积极投入反对中法借款和占领里昂中华大学的斗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组织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在活动中，他注意策略，讲究方法，有勇有谋，显示了很强的公关能力。1924年7月下旬，他从法国回国时，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回国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军委书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事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所作的最早尝试，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工作中，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后来毛泽东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武汉分共的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周恩来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军事部部长等职。1931年底，他离开上海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时，他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对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览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全部活动，应该说这是他的公关艺术在实践中受到磨炼、日臻成熟的时期。
第一，经历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磨炼了他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的公关艺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党领导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奋斗，很快建立了红军和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新的革命局面。但是，这个时候的党还不够成熟。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对敌斗争外，党内也出现了因意见分歧或处理不当的多次激烈斗争：如托派与反托斗争，“左”倾错误者的派别活动与反派别斗争等，党内发生了许多事件。在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面前，周恩来没有躲避，也不是卷入，而是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党内团结，一有可能便正确处理，或先调和待后处理，使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始终没有颠翻中国革命的航船。
第二，经历了时局由国共敌对到合作的风云变幻，磨炼了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处理党外关系的公关艺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与此相适应，国内时局逐渐出现变化。周恩来敏锐地把握局势，1933年他曾建议中央配合、支援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但未被理睬。在长征前夕，他和朱德派出代表，同广东陈济棠部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和必须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长征到陕北后，他主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与张学良谈判，在西北建立了共产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赶赴西安，完满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此后，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月。谈判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成熟。全民抗战的到来，使党摆脱了在少数根据地孤军奋战的局面，为广泛团结全国各爱国民主阶层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创造了条件，也为周恩来施展公关艺术才华提供了舞台。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的最高职务，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即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力量的工作。可以说，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民党统治区，面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风貌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炉火纯青、外圆内方的公关艺术表现在提出了一整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公关活动的方法、守则；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巧妙处理好国共关系；通过广泛结交，团结了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等。这个时期，由于周恩来能充分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对公众作出清醒、透辟、有系统而又多层次的分析，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对策，尽管各种斗争波涛汹涌，高潮迭起，中国共产党还是赢得了民心，还广泛结交各界朋友，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许多人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团结、争取军界特别是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山西王阎锡山，湘军程潜，滇军将领龙云等，他都亲自做过工作。他还同各方国际友人、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朋友。比如，美驻华使馆官员、美国总统的代表，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甚至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他都常有往来、时有过从或有所交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造成了导致蒋介石在国统区大失民心、军心的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是周恩来的公关艺术继续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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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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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在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的。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了高峰。建国以后，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带来了新的考验。面对新的考验，周恩来的公关艺术更加成熟，更加光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执政的条件下更加重视公关艺术的作用，并能运用自如，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的在野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大的强制性影响力。周恩来也成了具有最高强制性影响力和崇高威望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在执政的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逐渐骄傲和自满起来，摆架子，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愿或不善于同各方搞好关系，不愿或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地位变了，作风不变。他一再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要主动和各方面搞好关系，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这使人们对他愈加心悦诚服。他的公关艺术感人、动人。
第二，他的公关活动面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他在国际公关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艺术水平，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伟大的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他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他实事求是，说话算数，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他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赢得了广泛的敬重。他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这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和尊敬。
第三，在党屡犯“左”倾错误的情况下，他仍然维系了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良好合作关系，成为凝聚、团结广大党外朋友的一面旗帜。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共产党搞了一些“左”的运动，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伤害了不少党外朋友。尽管他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总的来看，周恩来是“左”倾错误的反对者和抵制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维系党与各方人士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造成民族劫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劫难中再次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真正形象，许多党外朋友在受到伤害时，出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和衷心敬仰，仍然对党给予谅解，继续与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不变初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党外朋友中，特别是在中间阶层的朋友中，能够这样深得人心，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和威望，无论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史，能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是今天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学习公关艺术的最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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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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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
执掌国家权力，必须面对整个社会公众，必须发生广泛的公共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不能争取广大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不能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执政者就不可能执政下去。可以说，公共关系是执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者沟通和协调内外关系的强有力手段。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在执政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执政过程中，始终认为执政者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执政的过程就是人民支持和信任的过程，是政府与人民沟通共识、相互理解的过程。他所倾心追求的是政府目标与人心所向的一致性，是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全国人民的亲密团结与和谐共处，是政府所有人员的齐心协力和诚恳合作。他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敌的。依靠群众，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不足怕。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对周恩来说，执政者的权威乃是立足于“人和”的基础，维系于人心之背向。周恩来在执政过程中所运用的公关艺术，至今仍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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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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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那就是“无我之境”。
任何执政过程，按照执政主体对于执政客体的把握方式和作用方式，按照执政的主客体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结构起来的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强求之境，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依仗强权手段，迫使社会公众以奴仆的身份臣服于自己，迫使社会公众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主体自由意识，绝对地服从执政者的驱使。这种执政的过程，完全忽视了公共关系，执政者也毫无公关艺术可言。
有我之境，是以合理控制、合理调节为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以理性代表的身份出现，社会公众以服从理性的名义服从执政者。各种法规、原则、规范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执政体系。帮助执政者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公共关系。人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体制理性的工具。
无我之境，是在理性控制基础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和谐一致、情意相通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尽管执政也是按照各种法规、原则的要求在正常运行，但社会公众并不感到自己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反而处处觉得自我个性的存在，一切过程都成为自己人的有效努力，一切成功都可以说是我之自然。这种执政过程，依仗的是在法规、原则基础上的公共关系，是执政者绝妙的公关艺术。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其所言，意在使执政者要善于得人之力，而不专仗自己之力；而要善于得人之力，就不能凌驾于社会公众上，而要居于其下，要谦卑礼下，搞好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老子这番话，说的就是执政者依靠公共关系，造成“无我之境”的执政过程。对此，老子说的另一句话可以引为注脚，那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治国格言告诉人们，它不认为执政是执政者对于社会公众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执政的整个过程应是社会公众自觉行动的过程，从而使全社会公众自动地为实现执政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执政者要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公关艺术。
周恩来在世执政的二十六年，中国也经历了众多的灾难——既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天灾有三年自然灾害，人祸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深重的浩劫。但是，人们在当时并没有失去对他的信任，乃至于周恩来的名字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号召力和巨大组织力的行政力量，能够在人民心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感情冲动所引起的自我驱动和自我约束是任何理性制约所难以达到的。为了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这样一件影响人们切身利益的大事，不但没有引起骚动，而且被减者都很愉快。而周恩来的逝世，在国内形成了一次任何理智的宣传都无法企及的行政动员。他去世后，人民仍然亲切地感觉他的存在，把他引为亲人、朋友、兄长。
周恩来十分重视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他曾经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周恩来说过一句最能表达其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精髓的话。“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他指出，对群众“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造成了“无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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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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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就是决策。决策是执政过程的首要职能和核心环节。无论是提出执政目标，还是组织指挥，以及监督控制，选人用人，都离不开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事关执政的得失成败。
决策离不开公共关系。所谓决策，是人们选择某种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的活动。对执政者来说，正确决策的过程，就是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一切为了公众，一切依靠公众。周恩来正是这方面的楷模。
细察众心了解实情
决策首先要考虑公众的需要，了解公众的情况。对于执政者来说，由于掌握着国家权力。很容易高高在上，脱离公众，这是执政者之大忌。怎么样了解公众的情况呢？仅仅通过材料和汇报间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并非是材料不真实，汇报不可靠，而是说这些材料、汇报作为一种信息，已经过了筛选、过滤和传递，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信息可能被筛选掉，真实的信息也可能变形，甚至被歪曲。执政者如果不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就决策，就可能出差错。要避免失误，最有效可靠的方法就是和公众见面，直接倾听公众呼声。这种倾听不是一般地开座谈会、调查会，而是深入公众之中，像学生一样去听公众的意见。这样，公众就会信任你，愿意把真实想法告诉你，使你获得真实的信息，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周恩来就是善于深入公众，倾听公众呼声的执政者。
1954年的一天，正是下班时间，周恩来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
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公共汽车北京图书馆站等车。一会儿车来了，周恩来随着群众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过了几分钟，站在他对面的一名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人员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他身边凑了凑，恐怕他被挤倒。
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乘客们要他坐下，他坚决不坐。借此机会，他与乘客们攀谈起来。乘客问他：“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一句话，沟通了他们之间的心灵。周恩来亲切地问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只顾和他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他面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他告别。车上虽挤，气氛却很活跃。随行人员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他不肯。后来，下了公共汽车，他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很快解决了问题。
周恩来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他曾经多次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出去体察民情。
有一次，他想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调查了解情况。身边工作人员不让他去，劝他说：“你的目标太明显。”他说：“不要紧，化化妆，或戴个大口罩不就行了。”
看他那个执著劲，警卫人员只好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局领导坚决不同意，要求制止，说：“可以等关了门再去。”
周恩来说：“那我去干什么？我就是为了去看看群众。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隔开。隔开了，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去了。”
后来，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稍晚一点，百货大楼的顾客少一些时再去。
暗访不行，周恩来就利用一切机会明察。可以说，全国除了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外，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958年2月，为了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周恩来刚从国外出访回来，就带领有关人员，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考察长江。
三峡水利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对于这一工程，他从规划设计原则到一些重要数据，从工程坝址到地质岩芯都亲自过问，亲自勘察。他说：“设计方案必须十分安全可靠。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对初选的几个三峡工程的坝址，他都徒步察看坝址的地形和岩石的情况。在察看火成岩区的三斗坪坝址时，因为这里的花岗岩很坚硬，是最理想的坝址，周恩来对它很满意。在视察另一个坝址时，为了了解这一带石灰岩的溶蚀现象和观察坝址的全貌，他沿着长而陡险的石梯，登上半山腰，进入石洞勘察。随后又登上山垭，查看整个坝址的地貌。
经过实地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周恩来在重庆对治理长江问题做出了充满真知灼见的结论。他指出：治理长江应“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要求正确处理好远景和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不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据此，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周恩来注意实地了解情况。当没有时间出去时，他就寻找其他办法弥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翼城县西梁大队党支书吴春安，1954、1955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每次都接见了他，向这位来自第一线的代表做调查。他问吴春安：“你们的棉花搞得好，是怎么种的？”吴春安向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管理等一套植棉情况。他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有时为了弄清植棉中的一个细节，常常问几次。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调查研究国内情况。一有机会，他还向外国来宾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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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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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中国访问。起初外事部门并没有考虑请总理接见这个团。当周恩来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又是基层工作人员时，为调查了解日本农村情况，他决定接见这个团。他说：“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做调查嘛！”在这次接见中，他同日本外宾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使用的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等，都一一详尽地做了调查。
周恩来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虚心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也深深打动了外宾的心。该访华团成员常山升回国后，又专门找了从事农村研究的菅沼正久教授一起再次访华，向中国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
周恩来了解情况很强调实事求是。他指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调查前，他先在邯郸听了三天汇报，然后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了五天调查。五天中，他找了公社、大队、生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每天坚持同社员群众同吃一锅饭，结果获得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他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说：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这样，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
周恩来对工作汇报看得很仔细，总要圈圈点点。同时，他不仅听部长司长的意见，还常常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他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我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1969年9月30日夜，周恩来刚刚结束国庆二十周年宴会，就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报时”问题。当时，新华社写了一篇稿件，报道中国“报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稿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决定先征询有关方面意见，调查研究后再批示。
在会上，周恩来先问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什么叫标准信号？标准时间在科学上怎么解释？那位同志站起来，坦率地说他也不清楚。
“好吧，坐下来。”周恩来看看参加会议人的名单，其中有南京、上海天文台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他询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学历和工作职务后，高兴地说：“我们就请这两位青年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上海天文台的同志由于是第一次和总理见面，说话有些紧张。周恩来和蔼地说：“我们都是同志，不要紧张嘛！今天我是向你请教，我是你的学生。”这位青年同志消除了紧张情绪，侃侃而谈起来。周恩来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接着，周恩来又询问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的标准信号是从哪里来的、精度是多少等问题。当他了解到我国报时台是使用石英钟，每天定时收听日本东京报时台来校正时，严肃地说：“你们播放东方红，可是它的精度来自日本，你们又说我们报时精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人家揭穿了，说东方红来自日本，你们怎么回答？”
沉寂了片刻，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矛盾没有解决，矛盾在于我们的标准钟不先进，不要靠洋拐棍来校正，你们要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准钟，赶上了，超过了他们，甩掉了洋拐棍，到那时再发布，不要急嘛！”
最后，周恩来对在座的同志亲切地说：“我有很多重要工作，为了这件事，我都放下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们的标准信号还是来自日本。”又说：“这件事本来不用我来管，国家科委没有搞清楚就上报，为什么要在‘十一’发表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要抓紧研制铯原子钟、更先进的原子钟。我们解决了，确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再发布消息有什么关系！说定了，这条新闻不发表了，电台也不要广播。”
散会时，周恩来对上海、南京天文台的两位青年说：“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学到了知识。”散会后，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有关负责人嘱咐：“安排这两位青年同志到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他们是我请的客人。”他想得这样周到，使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过了十五年，我国的报时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如实给予了报道。
百家争鸣博采众议
决策离不开发扬民主。发扬民主，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种方案都提出来，才能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都集中起来。
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是执政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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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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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
1954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伟诗篇。一时间，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代表的争论双方，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考察了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一面，很容易走向反面。他在成都主持通过的关于三峡工作的决议，是会上通过的唯一没有“大跃进”味道的决议。决议中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很稳健。
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执不下。1958年4月21日至2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三门峡现场会议。他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周恩来将原计划设计蓄水位360米，改为大坝楼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很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争更加激烈。1964年12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方案，变原来蓄水拦沙改为滞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常务会议。每次会议，周恩来都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把话讲完。他鼓励大家大胆讲话，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还鼓励几句，或者点点头表示赞许。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不正面批评，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讲道理的态度，使发言者自己领会哪些意见不正确。遇到有争论的问题，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做出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1956年1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周恩来看见一位姓葉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做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进行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
周恩来不仅善于听取党内的各种意见，而且善于听取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他认为，只听共产党内的意见，就会闭塞，犯片面性的错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正确地决定方针、政策及具体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二分之一。周恩来称赞政务会议“不像单开党内的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顶多有一点补充”。在这个会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开明士绅的，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批评有些党内同志总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在一起，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思想有点闭塞。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请民主人士发言。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之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总理作结论时，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划线，而唯真理是从。
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的日子，他都要参加。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
1956年，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各部委传达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讲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时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辨明是与非、好与坏。”他劝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史良同志“以民盟为终身”。他说：“有些朋友未入共产党前所听到的事情，入党后就听不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提不同意见的人。史大姐入了党，与邓大姐、钱大姐、蔡大姐不是一样了？很多民主党派同志的作用，比入中共的作用大得多，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好处。”他要求在座的党的干部，不但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还要寻找、发现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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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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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但善于听取正面的意见，而且还善于听取反面和批评意见。1954年2月21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作风，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了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一个首长如果养成一种使下边同志不敢批评他的空气，日子久了，非摔跤不可。”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指出，如果下边同志群起而递条子就好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公检法会议上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他说，一鼻孔出气，看一种东西，听一种话，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主张要从制度上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例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到人民中直接视察工作，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可以去“找岔子”。他认为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也许会从他们的看法中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会议”。会后，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来家吃便饭。席间，他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面前毫不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有的说，我们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洗到旧了，颜色还是挺鲜的；有的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穿不下去了；还有的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作陪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像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
周恩来见妇联的几个同志态度不大友好，就对妇联一位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还是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周恩来又问另一位同志：“你的意见呢？”这位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
周恩来当场严肃批评了妇联的这两位同志，他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事后，周恩来立即把这些意见告知轻工业部负责人，要他们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周恩来曾经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他郑重要求大家对他的讲话提出意见，但是，如果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他就不看，因为看了没有意思。1962年2月17日，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
周恩来提倡和善于引导大家争辩。他说：“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他在主持工作时，总是提倡争辩，从不听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更不以势压人。
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做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周恩来就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深受感动。
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会。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对上葛洲坝工程有不同意见。林一山的性格认真而固执，只要认准了的问题，他都敢坚持，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争辩，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会都让秘书通知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到会，而且在会议开始后总还要关心地问一句：“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会间，他还经常说：“林一山同志，你谈谈看法。”林一山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那“不识时务”的发言，有时常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
12月16日那一天，会散了，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了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径直向林一山走去。
“林一山同志，刚才你没把话说完，是吧？”
“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
林一山已经冰凉的心被周恩来的几句话温暖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总理的理解更值得珍惜的呢！
林一山激动地从1958年修坝设想的提出，到三峡大坝和建葛洲坝的关系，以及如今对葛洲坝的准备情况，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一向总理作了说明。他说得是那么认真，总理听得是那么仔细……
后来，会议讨论的结果按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拟出了一份报告，就要上报毛主席了。这时，周恩来依然在思考林一山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让林一山连夜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边，一并报毛主席，再最后一次请毛主席定夺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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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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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后，林一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微，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心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他在鼓励大家要敢于提意见时说：‘敢提就是好，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
周恩来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执政者。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虚心接受正确建议。
1956年初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总政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应邀到中南海去接受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编写一个反映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
对剧本的编写，周恩来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编剧刘大为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很好地向领导汇报，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忙回答说：“这剧怎么写，你们要多作调查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仅供你们思考讨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不是什么指示。我讲的也不是全对。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商讨，或者就用你们的作品发言、讨论，请大家再提意见。”
周恩来审查彩排时，编剧刘大为心情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因为后来的设计和当初总理提示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后，刘大为向周恩来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说如果不同意，再改过来。周恩来听了刘大为的阐述，安详地对他说：“我前次讲的，我再三说是我个人意见，是个人言，你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创作了这个戏，是众人言。我反对一言堂，提倡众言堂。”
对自己已有的意见和看法，周恩来一旦发现不全面或不正确时，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是立刻修正。
1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事宜，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了。但后来根据外界反映，这个生产项目不该搞。在一次会议上，这个部门的领导同志把有关反映向他作了汇报，但碍于他已经批准了这项生产任务，也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当时，秘书在旁边看出了部门领导同志的矛盾心理，便附在周恩来耳边说：“总理，你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周恩来马上领悟了大家的意思，便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栋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两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这时，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总理争执。
他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最后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
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更能切中要害。你们看，刚才的争论就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欣慰。他说：“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够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常常能谈出挺有见解的意见。”
周恩来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研究电影故事片创作的会议期间去看望生病的黄宗英同志，赵丹也在场。赵丹谈起会上讨论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热烈。赵丹自己持小说好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向赵丹借来小说阅读。
两天后，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作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比小说好。但赵丹还是坚持认为小说好。
7月1日，当周恩来和代表们共度党的诞辰时，赵丹又和周恩来议论起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意见？”
赵丹说：“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
赵丹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两人意见统一不起来，谁也没说服谁。赵丹最后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偏过头微笑看着赵丹，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赵丹后来很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周恩来认为，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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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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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中缅两国发表了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时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他原计划在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他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另作报告。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他邀请了云南许多位负责的人士来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他在3月16日作了《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的研究。他进一步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的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公开政策共商决策
决策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决策的实施也要靠人民群众。能不能把决策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也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的内容。
周恩来一贯强调要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把政策交给人民群众，实行政务公开化。这样，使人民更多地了解政府工作的各种情况，增强人民议政参政意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提高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使人民自觉服从政府的领导，主动配合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里最早主持政权工作的人。1925年11月21日。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地区的行政工作。他主政东江时间虽短，却多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发挥人民参政作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也请人民代表出席，这种作法在当时相当引人注目。1926年2月1日，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权。为此，各县议会、商会等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方可图谋发展，否则可以取消或改组。第二天，他提出了“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的行政方针。从此，这种引导人民参政议政的做法，在他一生政治生涯中贯穿始终。
周恩来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他强调：“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不仅善于把政策适时交给群众，而且善于与群众共商决策。
1962年6月的一天夜里，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入睡。只有市区的点点灯火，和大海的波涛伴随着这深沉的夜色。但是，周恩来不顾一天视察的疲劳，仍在灯下为国为民忙碌着。
服务员小刘给周恩来送水来时，周恩来亲切地请她坐下，用拉家常般的语气，从问多大年纪，到家里有几口人、做什么工作，攀谈起来。
周恩来问她：“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小刘回答说：“基本够吃。”她接着说：“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
“你说得很好。”周恩来对她的回答表示满意，接着又说：“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
看着小刘那副惊异、激动的面容，周恩来满面笑容，缓缓地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
“懂。”
“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小刘立刻回答：“我们保证做到。”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
周恩来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总理汇报了调查成果。一天一人节约三钱多，每餐只一钱多一点，也就是一两口饭，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说能办到。
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找中共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提出了城市人民节食支援农村夏锄的办法。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他指示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并再三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
周恩来的指示，旅大市委通过文件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批转东北三省，东北各个城市很快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的节粮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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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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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共关系系活动都是为了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对于执政者而言，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几乎不存在提高知名度的问题。因此其主要任务是提高美誉度，树立起为公众所喜欢的政府形象。
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包括沟通信息，使民情上述、国情下达，相互理解，彼此沟通；另一方面是做，包括勤政为民，为政清廉，既为民造福，自身又廉洁无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分注意树立人民政府的新形象。在他的二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把自己主持的政府称作“人民自己的政府”。他认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的世纪到了”，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执政期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但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感很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很高。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是值得称道的。请看一看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描述的新中国政府的形象：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这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组成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是各民主阶级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分子。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欺压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已经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包括许多内容。为避免与其他章节重复，下面着重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
勤俭节约率先垂范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就在中南海的老式平房里办公。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也是栋老式旧平房，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扩大这个会议室，周恩来不同意。
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国务院机关的有关部门的同志，自己动手，将室内隔墙打掉，稍加修理，增加了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
1956年，一些部委领导同志提议修建政府办公大楼，并作了规划，找好了地方。他们一个劲地鼓动周恩来，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国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对此，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在任期间，就不盖政府大厦，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提出了在府佑街两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后，就把国务院副秘书长找来，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也主张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就这样，国务院办公大楼的建筑计划被撤销了。
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究”、“排场”的思想作风。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对会外宾的会客室，他要求布置朴素大方，什么鲜花、糖果之类都不要。宴请外宾，也贯彻了“四菜一汤”原则。
1951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送给周恩来审核。7月8日送去，当天就批下来了。他指出，接待所用“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具体内容批示了具体意见。例如，《办法》中提出“水果按季节一律用国产”，他批示：“以少为好，不要多。”《办法》中提出“菜仍中餐西吃，材料用国产”，他指示：“数量亦不宜大。”《办法》中提出了用酒的品种，他批示：“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
在实际执行中，周恩来都是严格按朴素节约的精神掌握的。1953年国庆前夕，政务院负责专家的工作部门向周恩来报送了宴请专家的计划，周恩来审查时，除对宴请程序和宾主名单做了改动外，并对菜的样数和每人费用标准作了削减。
有的单位在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时，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指示用当地土特产，按当地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这之前，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程从北京到大同，检查接待准备工作的全面情况。在谈到欢迎宴会的准备时，邓颖超嘱咐：要搞点地方特色，并说：总理很喜欢吃高粱米。高粱米是大同地区人民几乎每天都吃的家常便饭。宴会上，周恩来和客人高兴地吃了煮玉茭、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
周恩来的行动，在中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了人民政府勤俭节约，廉洁无私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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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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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朴素以身作则
周恩来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吃得很简单，从不大吃大喝，还时常到职工食堂用餐；他穿的衣服，有的补了又补，修了又修，一穿就是一二十年；他住的房子，是老式旧平房，设备很简陋。
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以及周恩来临时召集的工作会议，有时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有时吃窝窝头或烙饼；副食，一般是大烩菜或四菜一汤。大烩菜也好，四菜一汤也好，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有时有一盘肉片（丝）炒菜，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一盘鸡或者鱼。周恩来常讲：这样的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参加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例会吃完饭以后，还必须交钱、交粮票，才能离开食堂。未带钱和粮票的要记账补交。
周恩来请人吃饭，一般都是一个大锅菜，四周摆几小盘小菜，再加上主食。1963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留大家吃饭就是这样的饭菜。大家入席后，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他看了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周恩来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自己吃饭，一般是一荤一素。他吃饭，桌子上特别干净，只要桌子有饭粒，他就一颗颗拣起来吃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常用这句话来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吃完饭，碗里还剩下一些菜汁，他总是要拿开水泡着喝，尽量做到一点东西也不浪费。
1962年五六月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后，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他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和一个汤。
周恩来的一套睡衣和睡裤，是1951年做的。他一穿就是二十多年。穿破了就补，再破就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每次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给他添置新衣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穿旧鞋，夏天是穿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春、秋、冬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两双鞋也是一穿就是二十几年。他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恩来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带着，一直到去世。从60年代起，凡属大的国务活动，他也总是使用国产汽车。
周恩来住的是多年失修的老式旧平房。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经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1959年，主管的同志趁周恩来外出，对住房进行了修缮，添设了必要的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品。周恩来回京发现后，立即严肃批评，并退回新添的东西。他对主管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我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以后，为了修房这件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了自我批评。
此外，周恩来外出总是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不住高级宾馆、饭店，从不提出额外要求。
60年代初，天津市搞了一个高级宾馆。周恩来恰好到天津检查工作，天津市领导人便安排他住到新宾馆去。
周恩来是老天津了。在车上，他见汽车开的路线不对头，不是向着他平时的老住处的方向开，他忙问：“哎，这是上哪去呵？”
陪同的天津市领导说：“有一个新的地方，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
“不行！别去！我不去！”周恩来马上就感觉出这里头有问题。他生气地说：“快，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
汽车只好开到老地方去了。那位天津市的领导遭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周恩来就是这样，以他的模范行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严于律己延及亲属
周恩来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还很严格地要求亲属。
周恩来有个胞弟周同宇，上个世纪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在民主革命时期用经费支持党的工作，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过意见，又在会上讲了这件事。周恩来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
会后，周恩来又对曾山讲：“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我讲的绝不是客气话，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给胞弟做补贴。
1956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淮安县老家的婶母患病，县委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除表示感谢外，周恩来在信中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二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又寄信淮安县人委，寄去安葬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的垫款25元。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要求也很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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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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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后，就在周恩来的鼓励支持下到内蒙古去了。1970年12月，周秉建参加了解放军。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她迅速回牧区去。周秉建照办了。周恩来对她说：“你回去以后，还要住蒙古包，住到生产队去。”还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后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周秉建最终在内蒙古落户安了家。
周恩来的所有亲属，没有一人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
周荣庆是周恩来的侄儿，在国家刚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他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他告诉侄儿：“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儿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后来，周荣庆当了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
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儿周尔辉，1960年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1961年，周尔辉结婚，妻子仍在淮安县工作，学院为了解决其两地分居问题，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但不赞成，反而亲自动员侄儿回淮安县工作。经过他的劝说，周尔辉回到淮安县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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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公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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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谈判者。——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社论
世界是张谈判桌，人人都是谈判者。大到国际政治舞台，小到人与人之间平常生活中的讨价还价，谈判，这种人类使用最古老最广泛的交际艺术之一，作为协调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之一，无时无处不在。作为一种复杂的公关活动，谈判是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公众之间经常进行协商、沟通的有效途径。周恩来的一生，有许多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民主革命时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经常和国民党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经常进行各种外交谈判。谈判，耗去了周恩来无数的心血和智慧；谈判，使周恩来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谈判艺术，如抓住时机，掌握主动，创造条件，打破僵局，坦诚相见，寻找共识，互谅互让等，周恩来因此在国际上得了“谈判高手”的美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的公关艺术在谈判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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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者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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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把谈判和下棋相提并论。其实，二者除了都是在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这点之外，相同的地方并不多。棋有明确的规则，而谈判过程不拘一格、风诡云谲，大多无规则可言，主要靠谈判者的胆识和智慧。谈判，作为对立双方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协调，需要双方的合作，而合作的前提便是双方都有谈的意愿，否则孤掌难鸣。怎样判断对方有否谈的意愿，什么时候开谈，这是一个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在谈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提出问题，什么时候作适当让步等，同样也是一个把握时机的问题。谈判作为非单方面的合作行动，总是需要一定的时机。高明的谈判者首先就高明在看准“火候”，把握时机，及时开谈，此所谓“巧者善度”。
在公共关系舞台上，有些谈判是在双方已有共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交流、协作；也有一些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为了不同的利益进行激烈的斗争之后，一方无可奈何作出和解姿态，另一方见好就收，双方于是在谈判桌边坐下，舌战取替其他形式的交锋。“见好就收”就是及时把握住了时机，否则，错过时机，争执也许就旷日持久的了。
在国际公关——外交舞台上，周恩来为了使中国走向世界，不止一次地适时开展我国与外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不断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众所周知的中美、中日建交谈判，都是在周恩来亲自谋划指挥下进行的。中美建交谈判，选择在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美国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牵制苏联的时候；中日建交谈判，则选择在中美关系出现松动之后，使一向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日本抛开顾虑，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中，及时把握谈判的时机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在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中，周恩来看准机会，适时开展停战谈判，为我们理解“巧者善度”，适时掌握火候，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
1951年6月30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年零五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突然发表声明称，愿同我方举行停战谈判。谈还是不谈？周恩来和毛泽东研究之后，毅然表示：谈。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便以声明的形式答复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代表会晤。表面看我方的答复似乎异乎寻常的迅速，实际上是周恩来认为火候到了。5个月前，1951年1月11日，美国也曾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当时，志愿军已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国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方提出和谈并无诚意，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企图借和谈阻挡我军的攻势，伺机反攻。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洞悉美国的意图，认为谈判还不是时候，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征得同意后，志愿军调集兵力，组织了几次大的反击，决定彻底打消美国假和谈的企图。到1951年6月，志愿军和人民军并肩作战，已进行了五次战役，歼敌二十二万余，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此时，美国不再那么神气了。他们在侵朝战争中吃到了苦头、尝到了厉害，其兵员和物质消耗比他们在“二战”头一年的消耗还多一倍，国内已无增兵可派，英、法等国也不愿再随美国打无希望之仗，美国人民更是怨声载道，反战厌战呼声日高，美国统治者集团感到很难在军事上取胜了，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于是，通过李奇微，美国再一次抛出了和谈的气球。周恩来立即接住了，到这时，他才认为时机成熟了。因为一是美国人真的想和谈了；二是从我方军事力量来看，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武器装备落后，这一劣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长期打下去的确对我不利。经过综合分析、反复推敲之后，周恩来认为既然速胜不可能，那么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应当抓住这个时机。
这样，李奇微6月30日发表声明，金日成、彭德怀7月1日作出答复，李克农、乔冠华7月2日启程赴朝参加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一切都那么从容、顺利，这完全是周恩来安排有方的结果。在送李克农、乔冠华等人离国赴朝时，周恩来引用了一句古话，叮嘱他们在谈判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句话也正好表达了周恩来自己掌握火候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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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伴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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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要有伴奏，音乐要有过门，谈判需要气氛。事实上，任何谈判都是在一定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判的气氛往往直接影响到谈判的成败。气氛是可创造的，正是谈判者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谈判气氛。谈判者的形象礼貌、举止言谈、表情动作等，都是对谈判气氛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热情接待，可能使谈判者身心愉悦；一段妙语连珠的开场白，会使谈判者如坐春风；一个会意的笑容，可使人心相通；一句中肯的格言，能切中谈判主题；而一个严肃的表情，则使人感到你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态度。善于创造气氛的谈判者犹如一个高明的琴师，或快或慢，或紧或松，配合得当，总能让演出圆满成功。周恩来在谈判中既是演员，又是琴师，该唱的时候唱，该拉的时候拉。周恩来特别善于创造有利谈判的气氛，使谈判顺利。犹如拉出美妙的伴奏，促使演出成功。
在谈判还没开始前就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
1971年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专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等前来迎接。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都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冷峻，握手是例行公事的礼貌。基辛格等一行人脸上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意。
下午4时半，周恩来出现在基辛格等下榻的国宾馆客厅门口，一番交谈之后，气氛完全变了。
见面时。基辛格抢先一步伸出了手，动作还有些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着，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令他们吃惊的是周恩来对每个人都那么熟悉。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又介绍：“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基辛格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十分钟前紧张、拘束的神态从基辛格一行人的身上消失了，周恩来的翩翩风度和轻松的语言令他们大开眼界，也为之倾倒。共产党中国的总理不是也颇具风趣么？但愿谈判时也是这么轻松。他们在内心期望。
谈判开始了，基辛格照本宣科念了一通早已写好的讲稿，未了，才离开讲稿，随口道来：“已经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一直从容倾听的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很多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众所周知，造成两国关系紧张根源的主要是台湾问题，周恩来这时没有就此多作发挥，只是点到为止，说：“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基辛格等人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谈判伊始就揪住台湾问题不放，甚至发生争吵，那样谈判就会进行不下去，现在悬在他们心上的这块石头落了一半。周恩来当然知道台湾问题是中美谈判的焦点，而且迟早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第一次会谈在轻松缓和的气氛中进行，以后才好继续。
有人说，外交是人类虚伪的登峰造极，这种观点有其观察事物的角度。但在周恩来身上，人们看不到“虚伪”和逢场作戏，周恩来尊重谈判对手，哪怕是敌手，并尽可能体谅人家。因为他知道，谈判桌上利益虽不相同，但也需要相互信任，否则不会有结果。尊重、理解有时比动听的言词更能创造和谐的气氛。因为它包含着心灵相通。
周恩来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不久。周恩来说到这样一段话：“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演讲？五极？基辛格和助手们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基辛格对于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是知道的，尼克松曾多次和他商量过，认为从苏美为首的两极世界到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已演变成了中、美、苏三极的局势了。但基辛格来华谈判后，尼克松又正式在公开场合推出“五极”理论，却没有给他打招呼。此时此刻在谈判中由周恩来指出，一下子使基辛格处于不利境地。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尴尬地点点头。
周恩来随即真诚地为他们介绍尼克松的观点。第二天早晨，基辛格的助手们正准备吃早餐，宾馆服务员送来早餐的同时，托盘里还捎了一份英文稿子。服务员将稿子交给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这是周总理叫我交给你的。”
基辛格一看，正是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稿子上有周恩来在旁边写的一行小字——“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他们传阅着，一边抱怨尼克松事先不打招呼，一边感叹说：中国怎么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看了还要送还。周恩来倒是很真诚。基辛格更是十分感动地说：“我看如果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如此体谅，能不赢得人家的信任尊重？这次会谈是成功的。基辛格离开北京时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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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伴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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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当尼克松伸出手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并面带微笑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寓意深刻的话语使尼克松立即感到了周恩来的友好和不凡。在欢迎尼克松一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又笑着说送两只熊猫——中国的国宝给美国人民，此举不仅令尼克松夫妇十分惊喜，而且通过电视直播把美国人的心也征服了。正是这一系列看似平常、实则不凡的举动，为尼克松访华及中美谈判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气氛。
在和尼克松的交谈中，周恩来也总是从容自如。尼克松这样描绘说：“随着非正式的宴会和观光活动增加，我们的互相了解加深了；周恩来的姿态也更加开朗，表情更加丰富了。他经常靠在椅背上，用富于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谈话效果。当要扩大谈话的范围，或是从中得出一般性结论时，他经常用手在面前一挥；在搁浅的争议有了结果时，他又会把两手放在一起，十指相对。在正式会谈中，他对一些俏皮话暗自发笑；在闲聊时，他又变得十分轻松自如了，有时对善意的玩笑还发出爽朗的笑声。”显然，尼克松对自己和周恩来相处和交谈时的气氛是十分满意的。
原日中贸易促进会事务局成员森川和代曾回忆60年代周恩来在关于中日贸易三原则的一次会谈中如何消除日本客人的紧张心理的情景。
1960年，森川和代随铃木一雄来到中国，就周恩来提出的日中贸易三原则进行会谈。当周恩来出现时，和代的眼里闪现出异彩。廖承志介绍完客人后，周恩来用汉语对秘书兼翻译、坐在最边上的森川和代说：
“你是在哪学的中国话呀？”
“在中国学的。”
“噢！中国的什么地方？”
“是！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区医院跟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伴们学的……”森川和代有些紧张，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嘴却不听使唤了。
“那么，这很不得了嘛。你吃过窝窝头吗？”
听到周恩来这句话，森川和代顿觉窝窝头这个词十分亲切，于是笑着大声回答：
“是的，吃过很多。”
“好吃吗？”
“是！很好吃。”对窝窝头记忆犹新的森川和代条件反射地答道。
周恩来笑着说：“还是不要勉强的好。”接着又和蔼地点着头说：“你尝过窝窝头的味道，你是对于我们的解放事业给予过帮助的国际友人呐，非常感谢。”
森川和代与在场的人都被周恩来吸引住了，会谈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开始。森川和代回忆说：“周恩来总理的微笑中，和蔼与慈祥同在，而且，他总是悉心地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
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善于创造友好、和谐气氛的天赋所倾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