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延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 000人，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4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7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恩来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他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儿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叫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的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消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心里装着百姓苦(2)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
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哇！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大家正犹豫中，总理就让工作人员把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
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公社领导汇报有假。
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自己。“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场子还是很静，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狠狠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地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哇。老百姓在食堂里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呀！“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顿时陷入难堪的沉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再过两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壮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边喊着二廷的名字，边跨进了门。二廷还躺在床上，见总理进来连忙爬了起来。周恩来拍拍二廷的腿说：“二廷你辛苦了。”“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侧过头来一看，床里边一溜排睡着几个孩子，有两个醒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从被窝缝里朝外张望。总理摸摸他们的头问：“二廷，这4个孩子都是你的吗？唉，不容易呀！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呀！”二廷连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一个小一点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你带，我养得过来。”二廷说到这儿，两行清泪顺着这位才三十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农民的脸颊淌了下来。
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
“甚？总理也有过辫子？”当今总理与农民开始了无拘束的谈话。听说要解散食堂，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周恩来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
在伯延的几天里，周恩来总是想法一个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视线，独自去串门。以前在中南海，身边总是跟着工作人员，他也不嫌受约束。可一到农村，也不知是回归大自然，还是他的天性返璞归真，外出时，周恩来总想争取“独立自由”，有时刚还见他歪在椅边休息，转眼就不见了，大家好紧张，赶快分头去找。
心里装着百姓苦(3)
杜修贤到底是记者出身，眼睛观察快，发现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烟囱冒烟，没准儿总理上那户去了。走近一看，总理果然在和人家谈话。原来，那时只让社员吃食堂，不让在家里做饭，住家的烟囱冒烟是不正常现象。冒烟那户的老人不认识总理，觉得他是干部，就递木凳给他坐。总理刚想坐，见有个姑娘刚下工回来，就一把把凳子递给了那姑娘坐，还说：“你劳动了，你比我累。”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和主人一个在里，一个在外聊了起来。杜修贤一见，上前就是一个“咔嚓”。
周恩来冲他摆手，“别跟着我，你那个‘咔嚓’，把人家吓住了。”
杜修贤只好转到总理看不见的地方，等他再“行动”时上前抓拍。一会儿，周恩来随主人进了屋，见锅台冒热气，就揭开锅盖看看，屋里黑，他看不清，还以为烧的是水。他要走时，发现了地上的榆树叶，马上预感到什么，又折回身，第二次揭开锅，用嘴吹吹热气，定睛一看，原来是榆树叶和粮的稀糊糊。总理轻轻放下锅盖，重重地叹了口气，出了门自言自语：“有了食堂还‘两头冒烟’，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
杜修贤跟在后面好笑，总理这次下农村，学了不少“民间文学”，刚才说的“两头冒烟”就是当地百姓形容在食堂吃，又在家吃的人。平时在中南海，总理说话严肃、认真，很少与工作人员开玩笑。但在伯延，周恩来却像换了一个人，话多了，尽管他每天夜半三更才休息，精神却好得很。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总理和一个老农一段有趣的谈话，竟是那样坦诚直率：“你多大岁数了？”
老农答：“65岁啦，老了，不中用了。”
“属什么？”
“鸡。”
“比我大一岁。我属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还挺长的。”
“甚？总理也有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入食堂？”家常一拉，总理马上就切入正题。
都是留过辫子的人，老农陡生亲切，说话也多了：“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还在家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点。那年头，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粮？这不，遭报应了不？要是不办食堂，种地的庄稼户谁能不省着点过？粮多少还会有点的，也不会饿成这德行！”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人多，不方便哪，没几天我也退了食堂。”总理感慨着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谁敢怎么样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周恩来苦笑了，万般苦衷只有他自己知道。到河北的前一段时间，中国乒乓健儿荣获多项世界冠军，总理非常高兴。他请小将们到中南海作表演，中午中南海食堂供应的饭菜有限，总理就自己掏钱让工作人员去外头买回一些食品，请几位运动员在家里吃了一顿午餐。
“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你是社会主义，我也是社会主义。唉，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
老农张开豁了牙的嘴乐呵呵地笑，“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总理也有疙瘩的时候。咱这点斗争算个甚？”
5月6日，也是周恩来在伯延的最后一天。临离开伯延的时候，他又召集社员开会，他要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当时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本该朝北走，因他的车子停在北村口，可群众却拥着他往南走，警卫人员拦都拦不住。总理一看，原来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他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走到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磕头搞蒙了，连杜修贤这个“快手”也愣着不动弹了。还是周恩来反应快，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老乡，有话好好说……”边说边弯下腰要替老汉掸膝盖上的土。老汉拽住周恩来的衣袖，死也不肯，竟文绉绉地自责：“我失礼了，失礼了。”
如果不是县城有会议等着周恩来，他是准备跟老汉好好聊聊的，问他为什么会拦道磕头，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委屈。
周恩来上车后，还显得不安，就叫身边的秘书留下来，嘱咐道：“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明天再来伯延。”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吃不饱，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一早就奔到伯延来，没想到总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还有什么苦好诉？他挤了半天，才挤到总理跟前，将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为两行清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秘书找到老汉，还没问几句，老汉动气了，觉得这秘书好生不懂事，不知祖上礼节，“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这就对了。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这个礼了……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究礼节似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不像话！”
心里装着百姓苦(4)
老汉气呼呼地好一顿责备年轻人不懂规矩。秘书一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老汉一番祖上礼节经，虽说像老古董，背了时，但是他爱总理的心却是淳朴自然的。周恩来听秘书绘声绘色一描述，他也忍不住仰面大笑了起来。慢慢收住笑后，脸上却浮现了愧疚的神色。大家以为总理会批评老汉这种封建礼仪的做法，可他什么也没说。
回到寝室，已是凌晨。周恩来却无法入眠，几天来的调查和思考，他觉得应该向毛泽东
汇报下面的情况，不管以后他自己的处境会怎样。
凌晨3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挂通了电话。电话内容较长，简单归纳为4点：“第一，食堂问题，社员愿意回家做饭。我已经搞了解散食堂的试点。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第三，群众要求恢复评工记分，我认为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第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后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周恩来的报告，不得而知。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着，毛泽东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陈云上来后，他提出：首要问题是“退”，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不退无望，不退则亡。
第五章
追寻历史的足迹(1)
杜修贤为周恩来拍摄了一张手搭凉棚的精彩瞬间，照片上周恩来忧国忧民的深情跃然纸上。难道巨人有先知？没有多久，邢台地震和“文革”接踵而至。
周恩来在他的共和国总理生涯中，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海南、广东、广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上海、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也
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这传奇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烘托出共和国总理的平凡与伟大，悲喜与忧欢，睿智与风采，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新中国不平凡的历史进程。
进入1966年，刚开始大家都没有感觉今年和往年有什么不同。春节过后，周恩来到玉泉山休息几天，说是休息只是工作挪了地方而已。摄影记者杜修贤在他身边6年，几乎没有看见他有过休息日，就是去外地疗养，也是带有视察的任务，有时甚至比在北京还要忙，白天到处跑，找人谈话，晚上回来还要开会，或是看文件。
周恩来到玉泉山以后，杜修贤的拍摄工作就少了一些。一天早晨，他起床想到外头走走，因为长期职业习惯，即使在外头散步也喜欢手里抓个照相机，以备万一遇到有新闻价值的镜头，不是可以顺手拍上几张吗？他慢慢沿着石子小路往总理住的小楼走去，转过一个弯，就看见周恩来一个人站在门前的空地上，迎着初升的朝阳，用手搭了凉棚，好像在看远方什么东西，又好像看不清，费劲地张望。杜修贤顿时被周恩来带有忧愁和不解的面容所震动，他很少有这样的表情，杜修贤赶紧上前快手抓拍了一张，照相机咔嚓声惊动了总理，看着他，奇怪地问：“老杜，你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不多，就多休息一会儿。”
“你刚才看什么呢？”杜修贤还是不能忘记刚才总理那独特的表情。
“没看什么。好像远处有群羊，白白的，看看又好像是浮云，老是看不清楚。”
杜修贤赶紧也顺着总理指的方向看，但他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嘛，只有黄秃秃的山坡和一簇簇干枯的树林。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就转身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后来杜修贤将照片洗出来，感到很不错。人就是很有意思，当拍一种表情多了，就想拍出其他效果的照片来，果然，总理这张照片和他以往的照片不同，凝重、忧郁而且显得有些焦虑。没有想到仅隔两个月，河北邢台地区传来地震的消息，又隔一个月，中国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多年以后，杜修贤十分疑惑，那时的总理内心是否有所预感，否则他为什么要愁眉紧锁着远眺，而且视力所及处，留给他的却是模糊的景物？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竟然是杜修贤拍摄总理的最得意之作。也是许多朋友最想得到的照片之一。
周恩来从玉泉山回中南海不久，即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电波传到中南海。9日，北京南苑机场已经备好了一架直升飞机，不一会儿，周恩来急速来到机场，登上了飞机。
当直升飞机飞临邢台上空时，便看见机翼下地震带来的惨象。田地裂缝，一道道深沟里翻出白花花的沙子，房倒屋塌，村庄像一个个碎瓦烂砖堆。严重的灾情，让周恩来无比揪心，他目不转睛望着下面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舍……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总理一下飞机就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他拉住灾民的手问寒问暖。当天晚上，周恩来在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
突然，房屋剧烈晃动，泥土刷刷直落。这是5级以上的余震，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周恩来看看墙壁，见余震已经过去了，便说：“没什么，继续谈吧。”在这墙壁开裂的楼房里，周恩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赶到受灾最重的隆尧县白家寨去慰问群众。
飞机在村北小桥头旁边的一块空地上降落。两千多名群众聚集在这里等候。
周恩来一下飞机，就看到了群众眼中的泪水和脸上的泪痕。
这泪水，有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哀，有见到共和国总理亲临灾区的激动。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总理来了，我们就有救了！”
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着口号。没有人布置，没有人带领。这是那个年代发自群众内心的呼声。
从当时拍下的影像资料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当时的表情：他一脸的忧心和焦虑。群众的灾难就是国家的灾难，看着这一片废墟和凄苦的灾民，忧国忧民的周恩来仿佛心都快要碎了。
周恩来同前来白家寨帮助工作的城关公社几个大队的干部握手，说：“你们来支援他们，很好。就是要互相支援，过去打仗也是这样，这个连队受了损伤，那个连队立即支援。”
周恩来又同迎上前来的群众握手。
一个老大娘激动地走上前，“扑通”一下跪倒在周恩来面前，哭着说：“总理，你来了，我们就有救了！”
周恩来连忙搀扶起老大娘，说：“大娘，你们遇到了灾难，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到总理，听到总理的讲话，一位解放军战士找来了一个装救灾物资用的空木箱，放在场子上。
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周恩来登上木箱，大声喊道：“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群众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上空。
追寻历史的足迹(2)
周恩来继续说：
“昨天夜里，我到了隆尧县城，听了地委、县委的汇报，今天又来到这里。这次地震来得突然。你们这个地方在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多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作斗争。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有损失。付出了代价，也取得了经验。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你们这个地区有30个公社、三四十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10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万家来帮助。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壮年去做。”
没有扩音设备，周恩来全靠自己的嗓子，努力使声音传得更远些。
“我不能到每个庄子去了，请你们庄子做代表，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我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现在大家一起呼口号。”
说着，周恩来激动地举起右手，高呼：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在场的干部群众都齐声跟着周恩来高呼起来。
周恩来的讲话没有讲话稿，没有套词，没有空话，全是实实在在的内心话，给灾区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人们一下子觉得有主心骨了，不是那么感到失望和无助了。他们真切地感到，在他们的背后，有党和政府，有千千万万的全国各族同胞！
周恩来讲完话后，在村干部的陪同下，一连走访了7户受灾群众。
强震后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一片凄惨。破碎的瓦砾之间，不时还有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年幼的小孩哭喊着寻找自己死去的父母，满脸灰尘的老人在哭喊着自己死去的儿女。这场面，让周恩来撕心裂肺，脸上一直挂着深深的焦虑。
周恩来在碎砖烂瓦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那些临时搭起的简易窝棚，见了老乡就关切地问：
“家里损失如何？”
“蒸饭的锅和吃饭的碗有没有？”
“窝棚挡寒不挡寒？”
……
在贫农协会主席王根成的窝棚里，周恩来询问过他家的损失情况后说：“你是个老党员，要带头干，还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干劲，重建家园。”
王根成说：“总理放心，在抗战时期和敌人作斗争，我都没有怕，现在遇到地震灾害，也不会怕。一定拿出抗战打鬼子的劲头来，和自然灾害作斗争。”
在军属于小俊的窝棚里，周恩来了解到她家受灾比较严重的情况后，指示当地干部：一定要好好帮助受灾严重的群众解决困难。
从一家窝棚出来后，周恩来见有个小女孩坐在一截断墙下，想到这断墙随时都有在余震中倒塌的危险，便急忙上前将小女孩抱了起来，深情地问：“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呢？”
一旁的村干部连忙汇报说：“小孩的父母都没事。”
周恩来放心地对小女孩笑了笑，嘱咐小女孩：“不要在墙底下坐着，墙倒下来会砸着你。记住了吗？”
小女孩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这时，余震又起，那截残墙“轰”的一声倒塌了，砖头土块滚落到了周恩来的脚边。
时间接近傍晚，自从下飞机后，周恩来没喝一口水，没歇一分钟。
天快要黑时，周恩来乘飞机离开白家寨，返回北京。
老天似乎不满于人世间的混沌，继3月8日地震之后，3月22日下午4时50分左右，邢台地区的宁晋县又连续发生6.7级和7.2级的强烈地震。
这次地震，比前一次范围更广，波及90多县，破坏更大，宁晋、冀县、巨鹿、束鹿等县近300万间房屋都倒塌和破坏了。只是由于有上一次地震的经验，人们都有警惕，加之地震又发生在白天，人员伤亡没有前一次那么严重，死450多人，伤5000余人。
一个月之内，连续两次大的地震，这对早已是久旱无雨的邢台人民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村民的情绪迅速低落，有些人简直都要挺不住了。
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1966年的天象确实有点怪，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不过，回过头来细细一琢磨，天象与人世还确实有点关系。
1966年，当华北的两次大地震过后，紧接着就是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席卷全国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1976年夏，河北唐山又发生7．8级的大地震。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相继撒手人寰。
不过，1966年邢台地震时，人们恐怕都没有想到这场大地震会是席卷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兆。
为了安定灾区群众的情绪，从3月31日至4月5日，周恩来再次赴邢台、邯郸视察灾情并部署救灾工作。
为了稳定灾区群众的情绪，周恩来冒险再次赴邢台。4月1日上午，周恩来在河北省副省长郝田役的陪同下，乘直升飞机来到宁晋县东汪公社。宁晋县的县委书记赵安芳及一万多名干部群众聚集在这里等候周恩来。
东汪是这次7.2级地震的中心，全大队的房屋基本夷平，化为一片废墟。从镇子东头一眼可以望到西头。
周恩来揪心得眉头紧蹙。在村北的寨墙上，周恩来对在场的一万多名干部群众讲话：
追寻历史的足迹(3)
“3月8日你们这里损失小，22日损失大了。第一次我到了隆尧，没有到你们这个庄子上来。22日地震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派代表团来慰问你们。当时因为我忙，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来宁晋，没到你们这个地方，今天我来补看你们。
“地震是个自然灾害，是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呢？不是的。你看，3月8日地震范围小，损失大，3月8日以后，天天有些小震动，22日大家提高了警惕，有了准备，损失就小了。……
……大家有了防备，房子倒了，伤亡很小。同一件事情，有了准备，就和没有准备不同。
“对自然灾害，不管是天上来的气候、地下来的震动，只要有准备，就有办法对付。我们派来很多人，研究地震规律。地震怎么对付，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
“救灾主要靠自己，国家要帮助。3月8日我到白家寨，他们提出首先靠自己，自力更生，大家帮助。国家是大家的，要依靠大家的力量搞好。我们是新中国的人民，是社会主义的农民，是有志气的，现在恢复生产要靠大家。
“麦子返青了，地该种了。干部要带头，党团员要带头，贫下中农要带头，把生产搞好。特别是党的支部，要带头把生产搞好。我过去说的四句话要改一改，应改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把生产搞好了，家园就会建设得更好。你们说对不对？”
这时，在场的干部群众高呼：“对！”
周恩来讲话后，县委书记赵安芳代表全县干部群众表决心，说：“房倒志不倒，地动心不移。你震你的，我干我的。你冒水，我浇麦，你冒沙，我盖房。”
周恩来当即赞扬：“讲得好！说出了新中国农民的志气。现在就是要抓紧抗旱，浇地春播，赶季节，别耽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搞好生产，重建家园。”
随后，在赵安芳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穿行在残墙断壁、碎砖烂瓦之中，挨家挨户察看灾情，一连慰问了140多个伤病员。
在贫农贺全胜老人的身旁，周恩来摸一摸褥子厚实不厚实，又轻轻地掀开被角察看老人的伤势，劝慰老人安心养伤。
贺全胜激动得热泪盈眶，哭着说：“总理呀，是解放军把我救出来的。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赶来看我们，这可叫我们怎么报答您呀！”
周恩来说：“为人民服务嘛，应该的。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乡亲们也没有啥招待总理，有村民给周恩来端来了一碗水，碗是那种粗瓷黑碗，水面上落了一层灰。
周恩来接过碗来，吹了吹，一饮而尽。
后来，这只周恩来用过的碗被村里的群众一直保留着
……
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奋斗奔波了一生，他把最后的足迹留在了牡丹的故乡。这是他和大自然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流，他带着对洛阳牡丹的未了情，离开了人世。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行前来洛阳访问。杜修贤那时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也跟随他外出视察。
专列是上午11时30分开进洛阳车站的。一进车站，映进眼帘的是五彩缤纷的欢迎队伍。周恩来已经走访了河南几个城市，这是最后一站。自从周恩来去年查出癌症后，特别容易疲倦，身体也日渐消瘦。但他向来有很强的自制力，只要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及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次，尽管他十分疲劳，但下车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时，依然笑容满面地和站在欢迎队伍前列的省、市委负责同志握手。和以前一样，目光直视对方，手掌有力一握，让人感受到他由衷的热诚和真挚。
周恩来陪同贵宾来到洛阳友谊宾馆。据说这个宾馆是第一次接待外宾，服务人员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周总理进门后，好像揣摩到大家的心情。他环顾大厅，眉眼间露出笑意。
“这个宾馆很好哇！这里还有这样好的一个宾馆。”
总理的表扬如同让宾馆里的同志吃了定心丸，个个喜上眉梢。
周总理将贵宾送到房间休息后，在回自己房间时，路过一个长廊，见两旁花池里的花株一片枯黄，就问：“这是什么花？”
身边一个同志答道：“是牡丹花。”
“牡丹花，几月开？”
“4月底5月初开。”
“我来的不是时候哇，明年五一我来看牡丹。”此时的周恩来，心中有着无数的明年，然而，他哪里知道，无情的病魔正在一天一天走进他身体深处……
下午，摄影记者带着照相机，跟随周恩来，驱车前往著名的雕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游览参观。
周恩来和宾客在龙门下车后，可能是阳光太刺眼，他用手在眼眉上搭了个凉棚，环视四周风光，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河水，一边是依山密密麻麻的石窟。的确，这是一处少见的精美古迹。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平静的微笑，这样的闲情在一国总理的日程中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流露出流连山水的神情。在陪同外宾顺着岸旁的大路向南走时，他看着碧波粼粼的河水，自言自语地说：“伊水，这是伊水呀！”
镜头里的周恩来出现了返璞归真般的率真和宁静。
当他漫步来到禹王池旁，看到泉水涌起的涟漪在阳光下闪闪泛光，就问：“这水很好吧？”
“这泉水四季恒温，常年都是20度。”
周恩来好奇地弯腰蹲下身子，把手伸到水里划了划，点了点头，“是，温温的。”
周恩来和贵宾走进宾阳洞中。这个石窟的雕像是释迦牟尼，窟顶刻着华丽的莲花宝盖，挺健飘逸的伎乐飞天迎风翱翔，是北魏的代表作。当讲解员讲到洞口两壁有名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在1934年被帝国主义分子普爱伦贿赂国民党政府，勾结奸商凿盗走的时候，周恩来脸上浮现了气愤神情，嘴里不断地说：“可耻！可耻！”
追寻历史的足迹(4)
看了宾阳洞，来到禹王台。这里正在出售龙门碑刻拓片，周恩来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当他知道这是魏碑拓片后，就拿起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拓片反复地看，有些爱不释手。他问：
“多少钱一套？”
“500块。”
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有多少钱，秘书面露为难，轻声说带得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
秘书向总理建议说：“是否到北京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
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了秘书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
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市委领导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总理喜欢我们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我们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连给总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那也太寒碜了。他马上向总理提出，送一套！
“嗯—”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怎么能这样呢！”
市委领导不好再提“送”了，因为这是周总理最忌讳的“礼节”之一，也是他铁的纪律，更是他为人清廉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反复看了半天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大家心里酸酸的，却无能为力。身边的人都知道，周恩来绝不会带走一样赠送的礼品。即使出访在国外，外国元首送给他的礼品，回国后他也要统统上交外交部礼宾司，自己绝不留一样礼品在身边；不仅自己不留，身边工作人员接受的礼品也得一律上交。跟他出访除了外表风光外，实惠的内容一样没有。清白和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工作人员最独特的感受了。
石窟山壁下有一个潜溪寺，紧邻它的石壁有一块清代草书碑。在石碑前周恩来问省外办的一位同志：“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写的吗？”
“不知道……我不懂这方面的东西。”这位同志脸有些微红，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说：“这是清代一位进士写的。”
看罢潜溪寺，来到万佛洞。万佛洞是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建成的，因壁上刻有上万尊佛像而得名。周恩来认真地听文物保管所同志的讲解，当说到万佛洞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建造时，周恩来问：“你读过骆宾王的《讨武檄》吗？”
有人回答：“读过。”
周恩来又问：“记得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吗？”
“记不清了。”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我记得是：‘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他接着背诵：“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琅琅的背诵，使大家心里太敬佩总理了，觉得他不仅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而且学识渊博，从古至今的事情没有他不知道的。
周恩来补充说：“不过，唐代初期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
离开万佛洞，周恩来陪同贵宾又连续看了莲花洞、古阳洞、药方洞。然后，在奉先寺下边稍事休息。
休息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高兴地向周恩来讲起他小时候的幻想，说他小时候就喜欢考古，爱好研究，曾经想从加拿大地下挖个洞到中国来。大家不由得被这个外宾的天真幻想逗得乐不可支。周恩来也一阵哈哈大笑，但他毕竟是出色的外交家，话锋一转：“这说明你很早就想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友好往来。”
大家一阵谈笑后，就信步走上奉先寺的石阶。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重要石窟。从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开始建造，到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竣工，费时3年9个月。从设计到施工可说是独具匠心，中间的“卢舍那佛”高达17.14米，一个耳朵就将近两米高。卢舍那佛的宁静庄严，弟子的虔诚持重，菩萨的端严矜持，天王力士的刚健暴躁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面对历史巨匠的精美作品，作为今天的人们，心情并不轻松，因为这些文物在“文革”中再次遭到洗劫，许多石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
周恩来神情凝重，默默站立在这些巨大的、也是支离破碎的石像前。他对文物所的同志说：“古人留下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我们要精心保护哇，不然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人。”
走过长长的石窟山壁，到南门出口已是下午4点多钟。周恩来上车由龙门回宾馆。一到宾馆，一直跟在周恩来身后的保健大夫张佐良，赶紧递给周恩来一片药，请总理服下。因为在这些人中间，他是最知道总理病情的人。对于总理的身体情况，他也是最担心的，并时刻惦记着总理的服药时间。
周恩来接过药片，没有送到嘴边，药片却突然从手指缝间掉到地上，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保健大夫要再拿一片，可周恩来不让，和大家一起在地毯和沙发下找。后来，终于在沙发下面发现了它。服务员移开沙发，把药片捡了起来，周恩来伸手接了过去。服务员心想，药片已经脏了，不能让总理再吃，忙说：“总理，这药——”
周恩来却说：“没事，没事。”用手帕把药擦了擦，就放在口中服了下去。
周恩来服罢药进里间休息，坐在床边吩咐说：“6点半走，提前叫我。”今天总理拖着病体，走了那么多路，实在太疲惫了，想用活动间隙的半个小时恢复一下体力。
时针走得太快了，眨眼快到6点了，但是，大家总想让总理多睡一会儿，就一眨不眨地盯着钟表的时针，静静地一秒一秒地读。当大家在外间数到6点35分时，只听见里屋“哎呀”一声，进去一看，周恩来已经坐了起来，正在看手表，“就剩5分钟了！让你们提前叫我，为什么不叫呢？我是来陪外宾的，外事活动我们要带头遵守纪律。以后可不要这样了。”
追寻历史的足迹(5)
临行前，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宾馆大厅，向贵宾赠送礼物，其中有精美的汴绣嫦娥奔月。省外办的负责同志向贵宾讲述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嫦娥奔月的故事，特鲁多总理的夫人听得非常有兴趣，她说：“嫦娥长得真漂亮！”
周恩来和外宾就要走了，和来时一样，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表示谢意。大家说：“欢迎总理再来洛阳！”
周恩来兴奋地回答：“明年五一，我来看牡丹！”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奋斗奔波了一生，他把最后的足迹留在了牡丹的故乡，而这次握手告别，竟然是和总理的诀别。
周恩来这次在洛阳，是和大自然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流，此后，病魔使他停止了视察大江南北的足迹。两年两个月后，周恩来带着对洛阳牡丹的未了情，离开了人世。
第六章
大树参天护英才(1)
周总理专程来看演出。第一幕时，大家还见他炯炯有神地观看舞台上的表演，可是到了第二幕，他突然从座位上消失了。
周恩来总理作为一位政治家、国务院总理，却能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中，抽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指导文艺工作。有时就像一位专职的文艺界领导和专家，亲临指导一个剧目，策划一项文艺活动。所以，直到今天，文艺界许多人怀有无限敬佩的心情思念他。
新中国刚刚建立，周恩来就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文艺工作上。他为了使延安来的一批歌唱演员，在新形势下提高演唱能力，特地指示有关单位，从苏联请来专家给他们上声乐课。几年后，为了检验学习成果，他让苏联专家做顾问，由中央歌剧院排演了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给我国观众的第一部西欧古典歌剧《茶花女》，主角是专家学生和张权、李维渤、李光羲等，演出获得成功。
不久，周总理专程来看演出。第一幕时，大家还见他炯炯有神地观看舞台上的表演，可是到了第二幕，他突然从座位上消失了。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祝贺，陪同的人才知道，他在看戏中间，换了楼上、楼下几个座位，为了了解剧场视线和声音效果，乐队是否造成了“音墙”，影响了演员的发挥等问题。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记得一次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演唱，国务院外办的人对总指挥说：这次节目是总理审定的，除了民族民间的，还让演唱柴可夫斯基的“连斯基的咏叹调”，向外宾展示我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成果。
20世纪60年代初，湖北歌剧团演出了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轰动了全国。周总理不仅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后，还上台和全体演员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周恩来唱了十几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喜欢的是“洪湖水”。“文革”中，他不能公开和大家一起唱，就一人悄声地哼，直到他去世前还深深地喜爱着这首歌。
许多歌唱家无法忘记一个日子─1962年12月29日。政协礼堂里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独唱音乐会，就是当年称为十一大女高音独唱音乐会，参加的有王昆、张权、张利娟、孙家馨、刘淑芳、梁美珍、王玉珍、张越男、苏盛兰、徐有光、仲伟。
著名女高音王昆从1954年到1963年9年间，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理想的唱法”。这位在延安就以《白毛女》红遍解放区的歌唱家，有一段时间在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上来回“拉锯”。经历了一段“不上不下”、“里出外进”的痛苦过程。直到周恩来亲自点拨她才醒悟过来，找回了自我。
那天，王昆反复问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来唱？是用《白毛女》和陕北民歌的唱法，还是用学了欧洲发声法之后的唱法？她想《白毛女》那种唱法5个月前总理刚听过了，新的唱法虽然还没掌握好，但“丑媳妇终归要见公婆”，就决定让总理听一听学的新唱法！
王昆唱了维族歌《解放了的时代》和印度歌《摇篮曲》以及印尼歌《宝贝》。本来她对自己这种唱法就缺乏信心，内心也隐约觉得周总理是不会承认这种唱法的。心理上有了压力，一有压力，精神就更紧张，唱出的声音“忽忽悠悠”的，结果紧张出了一身大汗。
演出后，周恩来没有说她什么。但是在联欢舞会上，周总理没有和以前那样邀王昆跳一场舞，而是和其他几位歌唱家说话。看得出来，周恩来对王昆有意见，可能考虑这个场合不便说。王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总理面前，接受批评。周恩来先是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非常严肃而且是不留情面地说：“你终于学成这个不洋不土的样子了，关于‘洋嗓子’‘土嗓子’问题你们音乐界什么时候才能纠缠得清呢？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嘹亮的嘛！《宝贝》是刘淑芳的曲目，你唱它做什么？你要走自己的路嘛！”
王昆当时受到极大的震动，难过地要掉下眼泪，9年心血，9年苦觅，竟然得到的是这样的评价，而且是周总理的评价！晚会结束后在大厅走廊照相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是和往常一样把她安排在周总理的右边。这一次，王昆无论如何是笑不起来了。
她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也别无选择了，决心把“自己”找回来。
1963年5月初，也就是政协礼堂独唱会4个多月后，王昆写了一封信给总理，告诉说她要在苏联展览馆演出独唱节目，请周总理和邓大姐来看。
没有想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真的来到了剧场观看王昆的演出，那天她唱的是《夫妻识字》、《南泥湾》、《北风吹》、《扎红头绳》和《秋收》等老歌。落幕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从台侧走到舞台上来。只见周恩来满脸兴奋，握着王昆的手说：“今天你唱得好，我很高兴。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到了延安！”
“为人民歌唱”是周恩来当年在延安送给王昆的一句话。在王昆几十年的歌唱生涯中，不论是在农村土台子上，或在前线医院紧凑在伤病员的耳边，还是在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都是这几个大字在鼓励着她，鞭策着她。
女歌唱家张权也难以忘怀这一天。她自1957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发配哈尔滨，这次成为11名女高音之一，第一次在周总理面前表演，内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那天张权演唱特别动情，演出很成功。按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她是一个摘掉政治帽子的人，也是不可亲近、不可接触的人，当她唱到第二首歌时，周总理从座位上举着一杯茶，走到台前，双手递给了张权，顿时四座为之一震，一杯茶说明了周恩来对一名歌唱家的尊重与理解，甚至是支持和关怀。热泪盈眶的张权事后请求工作人员把那个茶杯赠给她作为纪念。
后来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出席北京饭店举办的晚会，特约来北京开会的张权参加。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为了给大家助兴，请张权和男歌唱家演唱《饮酒歌》。张权因很久不唱歌，再加上激动，忘了歌词，事后很不安。她到总理跟前表示歉意。周总理没有责怪张权，而是当场批评了统战部负责人，说：“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做工作，首先要懂得尊重人，不能强人所难。”总理懂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作为领导人，懂得尊重艺术规律，善于团结人。文艺界的老同志都记得，周总理在看演出上台祝贺时，总是带着诚意注视着与他握手的演员，不让人感到仅仅是礼节、应酬。尤其令大家感动和惊异的是，他能记住并叫出许多许多演员的名字，甚至有的人过去只见过一次面。
大树参天护英才(2)
以大国总理的身份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深知凡与他见面的人，都有想留下纪念的愿望。每次会见或是活动，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主动建议和客人一起合影留念。每当此刻，总是令大家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这种和洽、真诚和亲密情绪几乎能从每一张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合影中散发出来，强烈地感染了今天的人们。不难想像，当年的周总理已经走进每一位艺术家的心田里，他的音容
笑貌定格在一个时代的相框里。
1961年8月，周恩来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访问上海期间，观赏了一场演出，节目有音乐、舞蹈、沪剧等。上海交响乐团的副首席提琴手陈慧尔独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原是中国传统剧目，这次用西洋乐器演奏，格外动人。台下观众被这首优美且凄婉的曲子深深地打动了，全场鸦雀无声。音乐指挥手中的指挥棒刚刚落下，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涌向了舞台。
演奏的演员们相信，那热烈而长时间的掌声中一定有周总理执着的击掌和他真挚的笑容。
演出结束后，参加这场演出的主要演员走上舞台向观众们谢幕。
这时周总理和外宾走上台来和大家一一握手。这是演员们第一次这样近距离面对周总理，和周总理握手，情绪非常激动。
周总理的情绪也十分高昂，他走到陈慧尔跟前时，停下脚步，握住她的手问：“你是哪里人？”
“浙江人。”
“你几岁开始学琴？”
这时陈慧尔又激动又紧张，竟然一下子没有回上话来。大家在一旁急忙插嘴：“慧尔，回总理话呀！”她还是没有反应过来，瞪着眼睛望着周总理傻笑……周总理也笑了起来，鼓励她说：“多努力吧！”又和她握了一次手，带着微笑和别的演员握手去了。
事后大家得知，周总理对这次演出很满意，对提琴手陈慧尔尤为满意。因为周恩来一直关注上海交响乐团，要求他们写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交响音乐作品来。《梁祝》就是实践民族化、群众化思想取得的可喜成果。在周总理的提议下，《梁祝》多次为来访的国宾和外宾演出，反映一直不错。当时有人这样评价说：“听了这首协奏曲，好像在潮湿的空气中闻到一阵芬芳！”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国庆总是要选调一些优秀剧目作为献礼作品。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宝莲灯》成为舞台上的“宠儿”。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的女儿赵青成功地扮演了剧中主人公“三圣母”的角色。
该剧一登舞台，便轰动了海内外。1959年上影厂拍成电影，成为国庆十周年十大献礼片之一，并参加了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大典献礼的演出。当时有一个200多人造型的大宝莲灯，场面之宏伟，好似表达了新中国十周年的伟大气魄。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举行宴会答谢参加国庆大典演出的文艺界全体工作者。赵青恰好与周总理坐一桌，但是不挨着总理坐。周恩来见“三圣母”坐在自己的对面，朝她招招手，叫别人与赵青换了座，让她紧挨着自己身边坐。
周总理问赵青：“你知道谁叫你们演出大宝莲灯的？”
赵青实话实说：“不知道。”
周恩来哈哈大笑，“这总导演是我呀！陈荒煤同志介绍了舞剧电影《宝莲灯》，我心想舞剧怎么拍电影呢？后来把影片调来看了，我看了很喜欢，看到了你们庆祝沉香百日那场戏好不热闹，我就建议国庆大典演这场戏，而且人加到200多人的大场面。”
周总理这样兴高采烈，喜不自禁，让赵青好感动。事后赵青回忆说：我们年轻人每取得一点点成绩，周总理就像看见自己亲生孩子取得成绩一样高兴。
或许赵青和周恩来的关系还多了一层父亲赵丹的缘故，自然感到亲切许多，就连她的婚姻也是周总理做主，越过了她父亲定下的“戒律”，有情人终成眷属。
1961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起来，周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随同去的还有中央歌剧舞剧院，赵青作为主力演员也去了苏联、波兰等地演出。舞剧院带去了三部舞剧《宝莲灯》、《小刀会》和《雷峰塔》，赵青领衔主演了前两部舞剧。
这次去苏联已经失去了以往两国间轻松友好的气氛，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周总理在莫斯科委托中国大使给在列宁格勒的全体团员打长途电话，一语双关地关照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冷暖。”当团长向全团传达时，大家感动得几乎落泪，总理自己在困境中还这样关怀大家。后来周总理先回国，舞剧团在苏联各地转了一圈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宝莲灯》。这是中国人的舞剧第一次进入了他们神圣的艺术圣殿。演出获得极大成功，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观看，苏联观众在大剧院留言簿上留下了千万句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谊的语言。
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传到了周总理的耳中。演出人员归国后，周总理和陈老总特意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舞剧团全体领导和演员，为大家接风庆功。周恩来还把赵青的父亲赵丹也请来当陪客。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指着一桌素菜为主的宴席，直向大家道歉：“没大鱼大肉招待大家，让大家清苦了。”
周总理边吃边听大家叙说在苏联演出的盛况，当大家说到苏联老百姓把米高扬比作剧中“哮天犬”时，周总理和陈老总乐得几乎要把饭菜喷了出来。周总理说：“看来艺术也有很大政治现实意义，以后应该多出访演出。”
周总理这样兴高采烈，喜不自禁，让赵青好感动。事后赵青回忆说：我们年轻人每取得一点点成绩，周总理就像看见自己亲生孩子取得成绩一样高兴。
大树参天护英才(3)
这一天，赵青觉得总理看她眼神有点特别。原来周恩来有话要问她，但是没有直接问，而是先问演“刘彦昌”的演员是谁，赵青向他介绍了付兆生同志，总理又问演“沉香”的是谁，赵青又介绍陈云富同志……周总理实在憋不住了，只好直接问：“你爱人到底是谁？”赵青红着脸将刘德康介绍给他，周总理好像不相信谜底一样，疑惑地说：“我一直听说你爱人是《宝莲灯》的男主角。”赵青解释说：“以前是，演我儿子沉香，因为身体不好，换了别人演。”
周总理扭头问赵丹：“听说你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呀？”
赵丹理直气壮说：“搞艺术就应该有所牺牲，尤其是搞舞蹈。”
周恩来点点赵丹的鼻子问：“阿丹！你不是20岁就开始恋爱了吗？你为什么反对你女儿谈恋爱呢？”
这一问，弄得全桌人哄堂大笑。周总理的话真管用，赵丹以后再不反对女儿的婚事了，直到临终对这位女婿还是非常满意的。
从苏联回国不久，赵青的膝盖出了毛病，几乎不能跳舞了。周总理从赵丹口中知道赵青住的是水泥地。一次在北京饭店舞会上把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叫到跟前，他脸色很不好，当着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面动了火：“我们死了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是十分可惜的。可活着的艺术家我们却不去关心、爱护！”
周总理特派周巍峙到赵青家去证实，并下令专门将盖大会堂中宴会厅剩下的地板为全体舞剧团舞蹈演员盖起两幢木地板楼房。
以后几年里，赵青演什么戏，拍什么电影，无论在国内，还是出国，每一步计划，都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所以赵青是众多幸运艺术家中的一个，她在艺术成长道路上得到了一个理解艺术家心灵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的帮助，成为一名能代表中国民族舞剧而且有盛誉的年轻舞蹈家之一。
1963年赵青去日本访问演出，周总理亲自来大会堂中小礼堂审查节目，看后给大家讲了话，特别夸奖了赵青：“赵青，我看你跳长绸舞多次，今天是跳得最好的一次，把中国古代妇女含蓄内在的美表达出来了，而且表演很有层次，但你千万别骄傲！”多么恳切的教诲！永不骄傲，永远想到这是党和人民哺育的结果，这句话一直鼓励着赵青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永远不能停下“红舞鞋”。
“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这是1970年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到东方歌舞团演员留下的话。
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它的成立还要归功于周恩来。
1960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带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去仰光参加缅甸的国庆，同时出席中缅边界条约的会议。代表团包括一个人数众多的综合艺术团，其中有电影工作者及战友歌舞团、总政歌舞团、新疆歌舞团和北京舞蹈学校东方班的演员们。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招待缅甸吴努总理和驻缅各国使节，艺术团除表演中国民族民间歌舞节目之外，还表演了14个亚洲国家的歌舞节目，反响极为热烈。
许多国家，把中国艺术家表演他们国家的节目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每演到哪个国家的节目时，他们的使节和代表都来和周总理及中国代表碰杯，说些千感万谢的话，甚至当场跳起来、唱起来。当晚也有些国家的使节打电报回国，作为一个政治消息向国内首脑报告。
“你们是没有大使头衔的大使”，这句话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给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褒奖。
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的路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与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主任张致祥进行了研究。在飞机上做了一个决定，成立“东方歌舞团”。
周总理回国之后，亲自主持从几个自治区商调最好的演员，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阿依吐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傣族著名舞蹈家刀美兰和已在北京的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都是这次调到东方歌舞团来的。
周总理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节目，以促进我国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增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建团时有30多个演职员，团长暂时空缺，后来从广州军区调来了戴碧湘，副团长是田雨，王昆是艺术委员会主任。
1961年到1962年是“大跃进”的后期阶段，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反右派”仍心有余悸，对于东方歌舞团所演出的节目也有些人认为不能接受，或冷眼观看。因此团里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直接请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有一天，两位总理都在场，大家问：“嚓嚓嚓，是古巴民族舞，埃及舞要露出肚皮，非洲舞大幅度地扭胯，这些舞蹈我们学不学？如果不学，那是人家的典型舞蹈；如果学，国内的人肯定接受不了。”
周总理双手抱臂，这是他的习惯动作，想了一下说：“你们对别的国家的艺术应作些调查研究。第一，看看他们有没有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舞蹈；第二，如果没有，再看有没有比较健康的舞蹈，如果都没有，也可以学一些他们国家典型的传统舞蹈。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非洲舞蹈是扭胯的，这是他们民族的特点。你们给人家改了，就不叫非洲舞了，但在我们国内如何演，也要看情况，你们可以扭得含蓄些。”
陈毅是个乐天派，这时他操着纯粹的四川话，大大咧咧地说：“噢！我才不信，我们这么大一个中国，扭两下子肚皮就把中国扭垮了。”
周恩来一听不由得哈哈笑起来，“总之，以我为主嘛！以我为主，是以我们国家的需要为主，以对我们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有利为主。”
大树参天护英才(4)
有一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客人在人大小礼堂看东方歌舞团表演朝鲜舞蹈《鼓舞》，由于演员服装上飘带的花纹和他们原来的不一样，客人向周总理提出了意见。为此，周总理特地向歌舞团查询：“为什么会不像？原因出在哪里？他们反对民族艺术中掺进洋的东西，是否你们给人家改了？过去我同你们说过，一定要学好学像，因为这不仅是艺术问题，如影响了人家民族自尊或习惯，就是政治问题了。”
“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这是1970年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到东方歌舞团演员留下的话。
舞蹈演员李亚媛是“文化大革命”前不久从舞蹈学校分配来团的演员，那年她被借调去为一个晚会报幕，那天周总理陪外宾观看。当周总理知道李亚媛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之后，像久别的老朋友重逢似的，对她十分亲热。周恩来对她说：“东方歌舞团的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当周总理知道他亲手建立起来的东方歌舞团已被江青解散，下放军队农场劳动好几年了，他知道以后再见到东方歌舞团的人已很不容易了。这两句话是他对东方歌舞团从1962年至1966年4年业绩的肯定；是对“四人帮”解散东方歌舞团的不平；是对未来东方歌舞团的重大嘱托和希望。
打倒“四人帮”之后，1977年9月东方歌舞团恢复了原建制。周总理最后的嘱咐“保持东方歌舞团的光荣”成为全团人员的座右铭。
周恩来经常到杭州的梅家坞茶村，在青青茶园里他得到灵感，建议改动歌词。以后《采茶舞曲》按照周恩来修改过的歌词登台亮相。
《雨前曲》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出越剧，《采茶舞曲》是其中的主题调。
浙江省越剧团演出的这个剧目，反映的是江南茶村的劳动生活和技术革新活动。全剧七场，作为主题调的这首《采茶舞曲》，叠用了多次，几乎每一场都有其旋律飘荡其间，渲染着它的艺术魅力。
周恩来第一次听到它是在北京的长安戏院。他在聆听之中，不时抬眼凝望台前打出的歌词字幕，似乎从中留意琢磨着什么。看到那些描写采茶劳动的精彩优美的词句，比如“姐姐呀，你采茶好似凤点头”，“妹妹呀，你摘青犹如鱼跃网”等，则不由得流露出了赞许的微笑。演出结束，他接见剧团全体人员。他了解到，《采茶舞曲》的词曲都出自剧团团长周大风之手。于是他热情地称赞说：
“谢谢你呀，大风同志！你创作的《采茶舞曲》很生动，很活泼，很亲切，我看是成功的嘛！”
周大风深受鼓舞，对周总理说：“我们的演出还不成熟，尤其我的这些习作，还远远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平。请总理多多批评、指示。”
周恩来头一歪，表示自己是个外行，“哎，歌曲创作我不在行，说不上什么批评、指示。只是歌词中‘插秧插到大天光’这一句，没有注意劳逸结合嘛。还有，‘采茶采到月儿上’，最好也得修改一下。要知道，黄昏之后的露水茶不好采，炒出茶来也味道淡薄，是不好喝的呀。”
大家听周总理这么一说，更加感慨，周总理不仅有很好的音乐素养，而且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连采茶这样精细、季节性很强的农活他都知道，真是一国总理，事无巨细，事事知晓，行行精通！
最后，周恩来在跟周大风握别之时，还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杭州离梅家坞茶村很近，我建议你不妨到那里去深入生活一段时间，这对你的创作也许会有很大的帮助。”
周恩来说到的梅家坞茶村，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他每一次到杭州总是要去那里看一看，走一走。周恩来喜欢绿色，更加喜爱这里的茶树。特别是春天，清亮的阳光下，一行行翠绿、浑圆的茶树和散落其间红红绿绿的采茶姑娘，将江南丘陵装扮得格外妖娆。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正逢采茶的大忙时节，周恩来再次来到梅家坞茶村。刚刚走进村口，就听见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采茶舞曲》。倾听之中，他觉得那么熟悉而亲切。
原来浙江越剧团的《雨前曲》，先后在上海、北京公演之后，根据京剧大师梅兰芳和舞蹈艺术家戴爱莲的建议，把其中的主题调改编成歌舞演出，它成为剧团的保留节目，不断上演，深受城乡群众欢迎。
不久，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便将舞蹈《采茶舞曲》的主题曲作为每天播音的开始曲，从此它就家喻户晓。
周恩来刚进村，就听说这里的“双手采茶十姐妹队”的十姐妹都在村前茶园里忙采茶，就兴冲冲往茶园走去。
此时十姐妹们不知道周恩来的到来，待她们突然发现远处走来的身影，正向她们频频挥手时，随即一齐欢呼雀跃起来。
“总理来啦！总理看我们采茶来啦！”
周恩来走到队长沈顺招身边，顺手摘下她的笠帽，戴在自己的头上，接着又把茶篓拿过来，挎在腰间，用当地的方言说道：“今朝我也来学学双手采茶！看，你们都采得介快，介好，那就请你们能者为师，教教我吧！”随后又招呼站在茶园边的随行人员：“来，我们大家都来学一学嘛！”
眼看这里的大片茶树比前两年长得更加葱茏，株株蓬顶枝上都绽满雀舌般的春芽，满园清香，煞是喜人。
十姐妹看到周恩来专注地采茶，而且采得又快又好，不禁露出惊喜的神色，“呀！总理采得真好！”
“不好，不好，我都采碎了，这双手采茶到底没有你们灵光，我得好好拜师才行啊！”周恩来摊开双手，让大家看他采的青芽。
这时不知是谁问总理喜欢不喜欢《采茶舞曲》，周恩来说：“当然喜欢啦，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不过我还不会唱呢。”十姐妹便一齐亮开江南女子特有的高音嗓子，唱了起来：
大树参天护英才(5)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
……
姐姐呀，你采茶好似凤点头，
妹妹呀，你摘青犹如鱼跃网。
……”
歌声在茶园里荡漾，舞台上的采茶歌到了真正的茶园里，变得特别有滋有味。周恩来听到民风淳朴的《采茶舞曲》，欣喜不已，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大伙唱起来，不时还挥手打几下拍子。
这天采茶一直采到正午时分，周恩来才跟大家回村。村里在几年前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已经办起了茶叶技术学校；茶园试验田上也安装了自动灌溉的扬水器；姐妹们都上了夜校学文化、学技术，还学会了跳采茶舞呢。
周恩来听说后奇怪地问：“你们的采茶舞是谁教的？”大家七嘴八舌告诉总理说：“去年春上，村里来了一位青年作曲家，又教歌，又教舞，采茶舞便是他教的……”周恩来听到这里，忙问：“哦！那位青年作曲家名叫什么？”
“周大风。”
“这么巧？现在他在哪里？”
“就住在村子里。”
“那好，快去把他喊来，就说我有事情要找他。”
周大风参加北京调演回来之后，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梅家坞茶村深入生活，吃住都在茶户家中，跟大伙一起劳动。当他听说周恩来在这里视察，有事要找他，便赶紧来见总理。上次周恩来要他修改的歌词，虽然几经琢磨，几番修改，都不太满意，怎么向总理交代呢？不免有些忐忑不安。
一见面，周恩来就对他说：“大风同志，你到底来梅家坞了。《采茶舞曲》那两句唱词你改好了吗？这样吧，我建议你不如这样改吧：前一句改成‘插秧插得喜洋洋’，后一句改成‘采茶采得心花放’，你看怎么样啊？”
周大风豁然开朗，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歌词。
以后，《采茶舞曲》就按照周恩来修改过的歌词登台亮相。
“文革”中，《采茶舞曲》成了“大毒草”，被禁止上演。1970年，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来梅家坞茶村观光，并在杭州访问。招待贵宾的文艺晚会演出些什么节目呢？颇让浙江省领导为难，不得不事先请示周恩来。结果令他们一惊，周总理指名要请贵宾观赏《采茶舞曲》！
这条指示传达下来时震动更大，尤其是省越剧团更是喜出望外，《采茶舞曲》重见天日啦！
演出之前，贵宾接待室里充溢着清芬之气，那是西湖龙井茶从茶盏中冉冉溢出的清香，馥郁袭人。
亲王平素嗜啜绿茶，这回啜上绝品之茶，更是赞叹不已。他呷了口茶，微笑着告诉周恩来说：“我这回可把西湖龙井啜过瘾啦，从梅家坞啜到楼外楼，从宾馆啜到剧院，真是无处不龙井啊！”
周恩来略带神秘地说：“是啊，是啊，我们马上还会从《采茶舞曲》中品得龙井之绝味呢，那可真叫‘味外之味’咧！”
演员们格外珍惜这次演出机会，《采茶舞曲》的演出非常成功。周恩来凝神地倾听这久违的旋律，脸上洋溢着当年在茶园采茶时的欢快和宁静。
能在西湖龙井茶的产出之地，也是《采茶舞曲》的诞生之地，边喝极品茶，边欣赏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茶味浓厚的歌舞，这在西哈努克亲王来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是从未经历过的。演出之后，亲王在周恩来面前连连赞许说：“精彩，精彩，果然不失西湖龙井的‘味外之味’呀！”
这次演出之后，因为有周总理的撑腰，许多出国访问的中国艺术团体，都把《采茶舞曲》作为重点演出节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亚太地区民族音乐教材，更引起了世界乐坛和舞坛的注目。
可是，国内外观众却不知道，这首《采茶舞曲》的最初发现者，并且亲手为之修改唱词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
第七章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1)
上海一部大歌舞启发了周恩来的灵感。他心中开始酝酿一个大创作。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
1964年国庆节，周恩来亲自指定并且具体导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有3000多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壮大和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誉。
提起《东方红》，当年参加这部史诗创作和演出的文艺工作者们不约而同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然而，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案卷重新审视这部史诗诞生的那段历程时发现，周恩来为《东方红》耗费的心血及其包含的意义，远非一般纯粹艺术上的“总导演”这个职衔所能容纳得了的。
进入1964年，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人民生活也渐渐地好了起来，各项文艺活动也多了起来。
1964年7月13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上海，他这次不是陪同外宾来到上海，而是受陈毅邀请前来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上海之春”是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倡议的，主要是为了鼓励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理论活动，自1960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为期10天左右，由上海市文化局牵头，与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主办，一般于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日开幕，展示贯彻《讲话》的成果。第五届“上海之春”正逢上海解放15周年，为了庆祝上海人民的节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献演了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表现党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由上海的专业乐团，合唱团，歌剧院，音乐、舞蹈、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参加演出。此剧以不同形式的歌、舞表演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佐以在舞台两侧的大合唱队和舞台前的管弦民乐混合大乐队演唱演奏。文化局副局长许平是大歌舞的艺术指导。全剧不间断演出，一气呵成。
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如此大型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在上海还是第一次，这主要是借鉴了朝鲜表演大型歌舞的经验。这场大歌舞在“上海之春”期间演出了两场，深受观众欢迎。闭幕后，又重演了7场。
6月18日晚，陈毅副总理陪同一位非洲国家的元首观赏了大歌舞重演，看到外宾对大歌舞很有兴趣，便指示上海市委：“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
周恩来对文艺一向很关心，加上共和国建国15周年在即，北京方面已经着手庆祝活动，但是还需要一些重点节目唱“压轴戏”。他听陈老总兴致勃勃一番讲述，决定亲自去一趟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大型歌舞的情况。7月13日晚，访问缅甸刚刚回到上海的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在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下观看了上海文艺工作者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这部大型歌舞以不同形式的歌舞为主，用幻灯投影作背景，表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面对亲身经历过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就在观看演出时，周恩来的心中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创作设想：在国庆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搞出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歌舞一直是周恩来的心愿。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他几次谈到中国在歌舞方面，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建国初期看大秧歌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
演出结束后，数百名演员在台上谢幕，他们盼望周总理能上台接见。周总理和陈老总起身退场时，场内约一万多名观众欢声雷动，簇拥着周恩来一行人缓步行走。周恩来在人缝中走到舞台一侧，没有想到被童声合唱队的小朋友们团团围住了，小朋友不像大人容易指挥，无论怎么疏导、阻拦，天真的孩子们又叫又跳，就是不让周恩来爷爷离开。而周恩来只要一看见孩子，就格外兴奋，抱抱你，亲亲他的，忙得不亦乐乎，比正式接见还要热烈许多。
台上的演员们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孩子们和周恩来总理在台下亲切“会见”。因为时间关系，走出孩子包围的周恩来无法再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了。他在台下向演员们挥手致歉，然后在维护会场秩序人员的保护下，离开了演出场。
这回周恩来是下了决心，准备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但是这时距离国庆节还有3个多月，时间不等人哪！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接着他又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公开透露了他的设想。
他对到会者说：“我们这回国庆要大庆祝一下。上个月我到了上海，陈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
周恩来一向办事有头有尾、认真负责，既然他的决心已定，就要善始善终办好事情，决不会冷一阵热一阵的。这既是他一国总理应具有的素质，也是他性格的必然。既然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公开了他的设想，那么接下来便是事无巨细，亲临现场，一一落实。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2)
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研究“北京音乐节”问题时，借机将他搞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想法在外事、文化圈内透了个“风”。大家一听开始很振奋，但是静下来一掐指头，有点胆怯，对时间怀有顾虑。毕竟这个创作任务是跨越共产党40多年历史长河的宏篇巨作，舞台上的表演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幕后的工作量却不是三朝两夕能完成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恩来见大家沉默不说话了，却爽朗一笑，胸有成竹地对大家说：“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周总理亲自打气撑腰，大家的积极性很快调动了起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仔细研究，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是可行的。
7月24日，也就是周恩来“透气”的第三天，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供国庆演出。报告还就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周恩来仔细地审阅并修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最后拍板定夺，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会上，周恩来与大家谈定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并就大歌舞的领导组织工作亲自点将，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后来，工作小组又称为大歌舞指挥部。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考虑到上海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个题目太长，会上有人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眉头一挑，露出了赞赏的笑容，立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很好，既精练又切题。
一部反映深受苦难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宏伟诗篇在周恩来的策划下，终于启动。
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对演出队伍、朗诵词等问题作了具体批示。
此后，《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不久，12位参加上海大歌舞的同志奉命进京，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工作。
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想通过这个题材给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家加上一层保护色。
用现在文艺界的行话来说，周恩来是《东方红》的总策划。周恩来的这一策划，固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但也包含了他的一些良苦用心。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自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哨兵”、中宣部文艺处的特殊“处长”的江青在文艺界到处插手。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不切实际的“左”的估计。这种估计又被江青、康生之流所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对文艺界大张挞伐。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周恩来策划并批准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其用意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想通过这个题材让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文艺界权威参与《东方红》的创作与演出，一是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也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艺术家的强大阵容和实力。因为《东方红》主题鲜明，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将此打倒、推翻。
周恩来的这一用意在他当时的一些讲话中及对有关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明显。如在参加《东方红》创作与演出的队伍问题上，考虑到当时毛泽东提倡大学解放军，他决定以军队文工团为主。但是，周恩来又特意强调说，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但不能骄傲，中央歌剧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等政府所属文艺单位都要参加。这样一来，部队的各大军区文工团，地方系统的专业、业余文艺团体都加入了演出行列。
这大概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大聚会、艺术家大汇合了！
在挑选专业人员问题上，周恩来强调说：要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毛主席的诗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曲，用最好的演员来唱。周恩来指示在《东方红》中选用大量的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因贺绿汀和田汉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有人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对此，周恩来不以为然，“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30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我们就没有失误？”
的确，在《东方红》的创作与排演中，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总导演。从作品主题的确立到艺术表现手法和原则的把握，从某些细节的处理到道具的使用、服装颜色的选择，周恩来无不亲自过问。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周恩来具有的丰厚的文艺素养和深入细致的领导工作作风，真是十分难得，令人倾倒。
关于《东方红》要表现的主题，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整个作品要贯穿毛泽东思想这条红线，要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3)
但是，艺术不是对历史进行简单、机械的复写，《东方红》也不可能把党史上每次重大事件都搬上舞台，艺术需要集中，需要典型化。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抓住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直接关系到能否彻底充分表现作品的主题。对此，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在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正确理解这三个法宝及其关系，就等于正确领导了中国革命。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正确表现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主题确定了，但在艺术上如何表现，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在当时，用艺术形式，特别是用歌舞这种形式来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还处于探索阶段，有相当的难度。
正如周恩来所说：“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它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
从内容取舍来说，要把中国人民革命这幅宏伟的长篇历史画卷浓缩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但如果处理不好，粗线条的勾勒往往容易流于平板、单调，成为某种政治说教，收不到深刻、打动人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和艺术指挥们一起商磋这个难题，就像科研人员攻关那样，拟订了几个方案，从几个方面把握和体验艺术的感觉。
周恩来以自己是创作者和一名观众的感受告诉大家说：“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是一个伟大的创作。文艺工作者要从中学习些名堂出来，这次要努力做到用艺术形式将这首史诗再现在舞台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所表现对象的特点，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平板、单调、贫乏的东西不仅不能使人受到政治教育，也不能使人得到艺术享受；不仅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反而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在谈到如何表现我党经历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五次武装斗争时，周恩来说，这五个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把握了这五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特色。他还说，表现这五次战争要注意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提战争就只是打仗，一提打仗就只是枪炮子弹。表现革命，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是刚的，因此，《东方红》这部作品的基调是刚的，这是统一，但也应该有优美抒情的歌和舞。革命是广阔的，革命感情是丰富的。
为了使《东方红》的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一方面或亲自或请熟悉党的历史的中央、军队方面的负责人给编创人员作党史报告；另一方面，在具体创作中一一进行指导、纠正。比如，在“星火燎原”一场中，原来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对我党来说，蒋介石的叛变只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了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写清楚这一点，不仅是为了正确表现历史，而且对国际国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表现“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起初编创人员认为难表现，就用几句朗诵词一带而过。周恩来看后说，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如果实在想不出好的艺术表现方法，就把遵义会议的现场搬到舞台上，用解说员向参观者解说的方式。后来，编创人员在舞台上设置了遵义会议的场景，加上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以表现红军战士渴望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来的迫切心情。周恩来审看后又提出，上场的战士人数太少了，可以增加红军女战士和革命群众。按照历史的真实来说，当时的广大群众，包括红军战士，不可能知道我们党正在召开这次会议，但是，周恩来是从艺术真实的高度上去要求创作人员跨越历史高度的。这样一表现，反而将毛主席思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体现了出来。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当时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很坏，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后来，三个方面军都表现了，欢庆三个方面军会师的歌也是周恩来亲自改定的。
周恩来对《东方红》的精心指导，实际情况还远远不止对主题和创意的指导。可以这样说，《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周总理审定，渗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然反复地看了5遍。每次演出后，周恩来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
周总理对文艺工作一直非常重视，特别在解放以后，他经常会见文艺工作者，了解他们工作生活情况。有时他还直接参与演出，和演员一道唱歌、跳舞，场面特别亲切融洽。文艺家们也将周总理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这次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为国庆15周年献礼的一项大工程，自然有更多的新老演员有机会接触、了解周总理。记得当时许多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作家、艺术家、演员们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敬佩不已，更多的敬佩还来自他民主的领导作风。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4)
周恩来一向强调艺术民主，他在指导《东方红》的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倡领导、专家、演员一起讨论，鼓励大家在创作中打破框框。他说，在创作上有许多框框，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30年代有框框，解放后十几年搞的也有框框。如果被这些框框框住，怎能搞好《东方红》？
在讨论中，周恩来谈自己的看法时总是先声明：“我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对很多问题不
可能没有感触，包括文艺问题。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得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一名年轻演员当时感叹说：“在总理面前，我觉得比在我们团长面前还受尊重得多。”
国庆15周年之际，首都文艺界隆重上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又将演出后的会场的气氛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1964年10月2日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到16日结束，共演出了14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举。《东方红》的演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的盛赞。
《东方红》还在前台如火如荼演出时，周总理却将慰问和鼓励送到了台后。10月10日夜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接见参加《东方红》工作的北京和上海的几位同志周巍峙、黎国荃、许平、董本一，还有三位首都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周总理在作总结报告时，他没有谈到自己如何关心《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更没有将《东方红》的功绩归于自己名下，而是强调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主要是：“朝鲜的影响，上海的基础，全国的力量。”面对掌声和赞誉，周恩来谦虚地说，这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再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964年10月15日，周恩来陪日本芭蕾舞代表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观看《东方红》，并领着他们到演出后台参观。清水和松山提出了许多绝对属于艺术上的专业问题包括灯光设置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周恩来娓娓道来，十分内行地一一作了使他们满意的解释。清水惊奇地睁大了双眼，“总理，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在一旁的中国演员自豪地回答说：“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哪！”清水和松山泪光闪闪，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
1964年10月16日晚，人民大会堂将最后上演一场《东方红》。这一次，周恩来将陪毛泽东观看演出。整个演出，毛泽东一边聚精会神地观看，一边将满意的目光传递给几位当年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和大家一起分享回忆峥嵘岁月的欢快。
演出人员谁也没有想到，在《东方红》热浪伴随共和国度过15岁生日时，中国西部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在等待着大家，就在《东方红》即将落下辉煌的幕布的当日，即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里如诗如画地展现，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也在悄悄临近……演出终于结束了，大家又兴高采烈相聚在大会堂接见大厅的四周，等待中央领导人走进会场中心……毛泽东笑容满面，周恩来宁静微笑，刘少奇面容和蔼，朱德眉眼带笑……洋溢欢乐情绪的领导人在掌声中快步走向演员……顿时欢快的掌声淹没了整个大厅……
周总理走到麦克风前，他用双手向四周作了个停止的动作，然后双目又环顾了一圈，才开口说话。但是他一讲话，不由得让熟悉他讲话风格的人愣怔住了。
“今天正式开会前，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点要求：第一，大家不要跳，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大家不要高呼口号，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周恩来话音刚落，3000多人中间也像丢了个大炸弹，全场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有人开始蹦跳起来，接着更多的人也跳动了起来，人排像起伏的浪头不断跃动，欢呼叫声似巨响的浪潮在大厅里发出轰鸣声……
周总理见人们的情绪失去了控制，不由得着急起来，他两臂不停地做往下压的动作，对着话筒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跳，不要跳，再跳楼板就要塌了！我再说一遍，大家不要跳！”
沸腾的人群，激动的总理，大家好像面对着原子弹爆炸的现场，情绪和感觉显得无法自控。
这个在接见《东方红》演职员前的插曲，将接见会场的气氛推向史无前例的高潮，所有在场的人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中国人，此刻是多么地幸福和激动！虽然原子弹爆炸场面在万里之外的大西北，但在场的所有人心灵都感受了它强烈的冲击波和震撼力。
这是我们中国人期待了一个多世纪的“蘑菇云”！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侧耳凝听的惊雷！
